作者：袁佩余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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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坎坷医生路试读：
前言
青年人往往眺望未来，憧憬美好，并为之而努力。而老年人常常回忆过去，守护今天，为经历漫长岁月的是是非非而唠叨。不过也好，这是送给青少年甚至壮年人的礼物和嘱托……
1996年5月22日，1997年6月25日《吉林日报》和《江城日报》曾用同一个标题【砍向结石病魔的一把神斧】，分别介绍了结石病治疗专家袁佩余的事迹。该两篇文章被大型文献《世纪之光》《创业者》等分别收录。《江城日报》报道的开头是：“四月春风送暖的季节，大洋彼岸的旧金山，‘世界传统医药优秀成果大奖赛’正在这里举行。
来自世界26个国家，360项优秀成果和3000篇论文的作者，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参赛者都是各国选出的优秀选手，他们的学历多数是医学硕士、博士、博士后，职称副教授、教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而大赛结石病的最高荣誉——金杯奖，却落到了中国吉林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有‘排石大王’称谓的袁佩余头上。他的论文《电学刺激配合中药制剂治疗结石病》在大会宣读，并当场解答了，为什么胆囊多发性结石和胆红素结石，排出后还会再生？为什么胆固醇结石不易排出？它的发病机理及其应对措施……”并向世界宣布，他在医学界首先开拓了电脉冲波与人体生物电相结合，治疗泌尿系结石的新途径，该疗法不仅获得了杰出的疗效，而且无损伤、无副作用，近期及远期疗效均可靠。引起在场中外医学界专家的轰动。其论文被争抢复印……
可谁知道这位在该项目中，登上世界之巅的金牌得主，他的登峰道路是多么跌宕和坎坷，执着和艰辛！
作为他的朋友，我要求袁佩余主任写一下回忆，和半个多世纪的临床治疗体会，献给正在学习或刚走向社会的年轻人。献给希望健康，或渴望早日恢复健康的患者，尤其是结石病患者。尽管袁佩余医生是在百忙之中。
参军
1961年秋，18岁的我在北国江城吉林市应征入伍，走父辈的路。穿上军装的第一天，我跑到照相馆，硬压抑住心中的兴奋，收敛了满脸得意的笑容，非常严肃的照一张全身像。
入伍前曾在吉林市西关一个军营的墙上看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我想这是对军人的要求，是军人应具备的素质。我应该有这一高标准素质，一定要严肃，那才像国家的卫士。所以我的第一张军人相片：立正站立、咬紧牙关、紧闭双唇、瞪大眼睛、目视前方，立意要做一个祖国的坚强卫兵。我要让敌人看到，解放军战士意志坚强，英勇无比。让人民放心：战士铮铮铁骨和明亮的眼睛，是祖国安宁的保证。
我们这帮新兵穿上军装的第二天早晨，坐火车离开了吉林市，6个小时的车程后来到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又徒步行走100里到达嫩江边上的新兵营，开始了新兵适应性学习和生活。这里绿草无边，天高地阔，更激起我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因为1961年只征城市兵不在农村征，所以我们这帮新兵来到草原兵营，给予两天适应过程。然后，紧张、残酷、严格的训练就开始了：练队列、练瞄准、练刺杀、练擒敌技术，摸、爬、滚、打，项项都学，样样都练……
一天午睡正香，营房外突然有枪声传来！连长喊“我们要撤出营房，敌人上来了，赶快打背包，到院里集合”。刚学会打背包还不熟练的新兵们，却把自己的脸盆等个人物品都捆到了背包上，我的背包后面还绑着一个小提琴。所以这次打背包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一分钟的规定。新兵们以为战争真要爆发了！纷纷向连长要子弹，因为新兵有枪没发子弹。营长说：“没有子弾，准备拼刺刀”！我们这些新兵们未免都有些紧张和遗憾，因为刚当兵，杀敌本领还没有学好就遇上了战争，有枪却没有子弹！敌人开枪把你打死了，还有机会拼刺刀吗！？有个体弱的新兵吓得哆哆嗦嗦地哭诉道：“刺杀我还没学好，怕刺不过他！”带新兵的班长说“刺不过他，也得刺，这是你死我活的决斗，你不把他刺死，他就会把你刺死。”听了班长的话，我也忐忑不安！心里想“刚当兵几天就当了烈士，未免太快了！”……
紧接着新兵营的全体新兵背着背包和全部仅有的那点家当，背着那杆没有子弹的空枪，全副武装，列队往北跑，大概跑了八九里路，进入一片玉米地埋伏待敌，在玉米地里，累得已很疲惫的新兵们，一下子瘫在地上，倚着背包，上气不接下气。躺在我身边的一位新兵对我说：“我实在不行了！一步也跑不动了，敌人追上来就让我牺牲算了。”
在密不透风旳玉米地里，更加闷热汗水流得更多了，不仅浸透了衣服，背包处的后背竟像水泡了一样。潜伏约半小时，忽然听副营长喊：“紧急集合及拉练演习到此结束，到地头集合回营房。”我们这些的新兵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一场特殊的演练，难怪带新兵的班长们只背一条被子打成的背包，再有一杆枪，其他什么也没带。我这个新兵却把个人那点家当全捆到了背包上，本来体力就比不上老兵，却比老兵的背包多背了不少东西……
在新兵营训练一个多月，开始改变了以往习惯，热爱上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营生活，并且隨时准备“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在新兵营的训练，实弹打靶两次，手榴弹实弾投掷一次，我和几名新战士射击成绩均为优等。还记得手榴弾投掷虽然就一次，却发生一个惊魂动魄的意外：一名新战士，实弹投掷时由于过度紧张，竟然将拽开拉火的手榴弹扔到了自己的身后，在这万分危急的生死瞬间，老兵，我们敬爱的班长，说时迟那时快，抬手捡起冒烟的手榴弹，一挥手扔了出去！一声轰响，在场的几十位战士和领导安全无恙。这件事情发生后，上级是否给班长请功奖励，己经记不住了；不过班长的感人功绩，却令我们又敬仰又感动，并永远记在心里。
我想入团，却不愿写申请
经过新兵营的学习和训练，几百名新兵全部分到了各个连队，这回真正是荷枪实弹了。在老兵的带领下，站岗、执勤、操练、军训，实行老兵带新兵，一帮一、一对红。一天，帮带我的老兵张海廷副班长问我：“愿意入团吗？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马上回答：“当然愿意啦”。副班长说：“那好，青年人就应该有上进心。你写个入团申请书吧，我争取做你的入团介绍人。”我一心上进，勤奋刻苦，处处事事从严要求自己，却不愿张扬，感觉过于表现自己是“显摆”，同时也不明白政治进步的一些“规矩”，听到副班长让我写入团申请这句话很有想法；便反问副班长：“为什么让我写申请呢？你看我夠团员条件，相中我了就让我入呗？如果没相中，我继续努力，达到团员标准就是了。什么时候达到团员标准了，就什么时候吸收我入团也行。让我先写申请再入团，我不能写；多不好意思呀！让別人知道也瞧不起我。”副班长听了我说的这些话，再三解释说：“不写申请组织上怎么知道你对团组织的认识呢！再说你得接受团组织对你的检验。申请入团是上进的表现，别人怎么能瞧不起呢？”我又问张副班长“你入团时写申请了吗？”副班长肯定地回答“当然了，不写申请能入团吗！不仅我，任何人入团都得事前写申请。”……
如今想来刚参军时，我对社会真的懵懂无知，是个一点社会知识也没有的单纯青年，有时尽办傻事，有一次到团部学习，因没有洗脸盆等，需到后勤处领；我每次去领或替别人领都找后勤“老方”，而老方每次都能满足我的要求。晚间我分到政治处一位干事的宿舍里住，这位干事对我说：“我发现你每次到后勤处管方副处长都叫“老方”，那不对呀！”我说：“怎么不对呢！团长、处长都管他叫老方啊！”这位干事认真吿诉我：“上级管下级可以叫姓和名，而下级管上级只能叫首长或职务。你是战士而方副处长是正营级首长，你怎能管他叫‘老方’呢！”我这才恍然大悟。而方处长是个非常平和平易之人，并没有在意我的“没大没小”，后来我改嘴叫方处长时，方处长却不那么好说话了，再请领东西，都审批很严。
领导和老兵们确实做到了传、帮、教、带，一个个都像大哥哥一样教我们军事业务、社会知识、努力上进、提高思想觉悟。
我们所在的部队是一支武装警察部队，主要任务是看押犯人，不仅站在岗楼里看着监狱髙墙，更是每天在野外看押犯人干活，防止逃逸。怎样才能明察秋毫，把犯人看好，作为一个哨兵要求有很高的技术和要领。如晩间犯人要抢修防洪坝，哨兵站在周围是看不清楚的，我们就蹲着或者趴在地上，就能瞅清犯人的举动一丝一毫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不过这项任务我执行的时间不长。
几个月后，我参加了卫生员训练班，学习医疗救护，常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连队卫生、疾病预防……紧接着在卫生员中选录几名到齐齐哈尔军医学校学习，选录的条件是：一、本人德才优秀，有培养价值。二、文化和业务考试择优录选。三、家庭成份好。四、其家族成员中，应该有党员、工人、农民，这些条件，我全部具备，于是顺利入选。
军医学员
学医，做卫生员，当一名白衣天使，为民祛除疾病，救死扶伤，曾是是我少年时代的又一理想和志向，想不到，在部队里我会实现自己的这一人生理想。接到入学通知，我真的欣喜万分。
在军医学校，我们这个班都是各部队卫生员经考试择优录取选来的，多数是大专学历。在班级，我也许是学习最用功、最刻苦的一个。虽然。因为我的基础较差，可是我下苦功学习，每天废寝忘食。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追上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也就是必然。学校有午休，我为了抓紧时间学习，和几位基础差的同学一起在校內园林假山上，利用午休时间死背硬记。由于睡眠时间较少，不免犯困，打盹，就会失掉控制往山下滾！当意识到往山下轱辘时，立刻就被惊醒，便又提起精神，继续学习。节假日，同学们多数都到市內商店或公园购物、游玩，我们一些人基础差、学习吃紧，自觉不能去，继续在校內抓紧补习。
学校为了让学员随时接受到医学知识的灌输和记忆，在教室、走廊、会议室、游乐厅、食堂，甚至校园里的墙上、树上、都有提示牌，如：“心脏的解剖……”“心脏的功能……”“大叶性肺炎的分期……”“高血压危象的治疗……”等等，都精选一段核心内容，作短小、精湛、易记的提示。隨着教学的进展，内容也随时更換。去203医院实习时，发现也都有这样的提示牌。那时候的学习空气和环境，真好。
一天，王老师刚豋上讲台，在黑板上首先写了一句锦言：“有几分耕耘有几分收获，埋头耕耘自有收获。”劝同学们集中精力，埋头学习，奋力攀登，定能获得好成绩。我知道这句锦言是老师的希望和嘱托。我把它认真写到了笔记里，特意标上了重点线。没想到，这句话在随后几年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成了我和老师的罪状！
2012年夏，我在门诊部接诊时，来了一位老年患者，有膀胱结石请我诊治。老患者敍述病史及病情时很內行，我一听便知道他是医生；并且是行家。我问他“是哪个医院的？”他说：“是吉化公司总医院肝病內科退休的，现在应聘在股骨头坏死专科医院”。这位患者说话诚恳而谦虚，很快就有共同语言，原来他是吉化公司医院的肝病科杨学臣主任。我与他越谈越投机，恰遇下班前患者少，便和他尽兴聊了一会。杨主任说他曾经服一段中药，那位中医告诉他说结石排掉了。“可是超声检査结石根本没变化！不知道他是骗我还是精神疗法或者是暗示疗法？”我说“结石病，真是实（石）病，不管是胆结石、肾結石、还是膀胱结石，均是能看得见的占位性疾病，是不能用暗示疗法的”。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在军医学校学习的一段经历：那还是在齐齐哈尔军校上学时曾经专门学习神经精神疾病的治疗，老师授课时曾讲到暗示疗法。我曾问老师：“什么叫暗示疗法？”老师说：“下午我们去一个病人家，对一位患者采用暗示疗法，大家可以亲自目睹一下。”我们选出8个学生代表和两位老师一起去郊外一个患者家去巡诊。该患者是位女性，35岁？因精神受到刺激，致精神失常，抑郁、不安、老是不停地说‘有鬼缠着她……’”
老师给她检査后说：“没关系，给你推一支进口药，鬼就化成气体通过你的囗腔跑了。”只推了一支硫酸镁，杨主任突然挿嘴，“当时说了一个拉丁药名：InjectiomagnesisulfasiiIV，然后让患者张嘴，问她冒涼风没有？她说冒了！告诉她病好了，下地干活去吧。”患者真的就一身轻松爽健地下地干活了，完全看不出有病的样子。说到此处，我顿时惊住了，问杨主任“你怎么知道这个过程呢？”杨主任说：“往她家去的半路上，看到陷在泥水里一台马车，我们帮他推出来，弄得大家双脚全是泥，只好用树枝子把泥刮掉。”这时我一下就明白了，他就是当年的那位年轻老师呀！“啊呀！近半个世纪啦！我们都不认识了！……”这一天，我们谈到很晚，才依依惜别。岁月流逝，物换星移，想不到半个世纪之后竟如此巧遇！一番感叹之后，我方才知道。后来学校合併到第一军医大学时，杨老师当时相当于副教授。转业到地方以后，那时候尚无评定职称，老师没有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区分，统称教员。根据杨老师转业时的教师级别相当于副教授。
2012年的国庆又适逢八月仲秋节是个长假，趁一天下午患者少，我借便去股骨头坏死医院看望杨学臣老师。已经83岁的杨老师与我一样没有休息，仍在医院接诊。虽然高龄年迈，进入古稀之年，杨老师依然思路敏捷，动作灵巧，尤其记忆力更是惊人！他能很详细的说出我们部分同学的名子和一些特征。我一时感叹杨老师当年将他的医学知识传授给我们，如果我们又能具有他那不老的脑细胞就更好了。
杨老师拿出几张XD平片，是股骨头坏死的典型病例；在观片灯下，他竟向我讲起股骨头坏死的病理特征：病患部位、病变范围、深度和程度……似乎又回到了半个世纪前，他在讲台上向我们讲解《人体局部解剖学》和《病理学》一样。虽然已是耄年老人，可老师老骥伏枥，精神矍铄地忙碌在临床一线，业务水平还那么精湛，实在让人佩服和敬仰。
岁月的沧桑，毕竟不饶人。时间的风霜爬到了他的肩上，也爬到了他的脸上，颜面皮肤干燥，布满皱纹，一顶白发！学生已经是70岁的老人，老师能不老吗！
我瞅着面前的老师，回忆起半个世纪前他站在讲台上：高个头、高鼻梁，略陷的眼窝內、闪烁着一双智慧的眼睛，一头黑发、伴隨着帅气……一去不复返了！
谁也留不住匆匆流逝的时间，谁也留不住像初升朝阳那样匆匆流逝的美好青春年华！谁能奈何得了岁月的无情！在命运里颠簸的人们，所能做到的，也只有好好的、好好的珍惜眼前的这一刻、这一分、这一秒……我的老师半个多世纪如一日，他做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反动学术权威”的“罪行”使他磨难不少。可是老师告诉我：“原谅你该愤恨的人，不然冤冤相报何时了；珍惜你该爱戴的人，正义、团结、为民、爱国，是我们师生的本分。”
此刻，我又记起在学校，我们边学习边实践，老师曾讲了一个让人痛心的错诊病例：“一位产妇，因为子痫，难产，虽然抢救无效，可是一时停止了呼吸，胎儿心音也消失。接产医生据此结论‘母子均死亡。’于是产妇被推进了太平房！
第二天早上运尸体时，打开太平房门，发现产妇跪在地上抱着婴儿冻成了冰人！产妇的双手己经磨掉了手指尖，太平房的铁门佈满了抓挠的血痕！……家属看到后当即昏了过去！接产医生目睹这个悲惨的现场，哭泣着跑到顶楼，跳楼自尽！从几十米高处摔到水泥地上的她，耳空和鼻孔都是血！后脑从骨折裂缝里流出了脑浆，脸面上滞留着那悔恨的泪水……”
最后老师提高了嗓门，用沉重的声音问道，“同学们：当你们走上临床治疗的时候，也会这样马虎大意吗！！！”
大家异口同声含泪回答：“不会。”“不会忘记这个血的教训，一定要认真负责，杜绝医疗事故发生。”
老师敲响的警钟，在我半个世纪的医疗生涯中，时时在耳边作响，作一种永远的警醒。“不会”“不会忘记这个血的教训，一定要认真负责，杜绝医疗事故发生。”同学们的誓言永驻我心中。
两代革命军人，父与子的不幸
军医学校的生活，改变了我的人生。每时每刻，一种庄严而崇高的使命感，都在激励我不懈地刻苦学习，可是意想不到的灾祸也在这时发生了。因为家庭成份被捏造和歪曲，给我带来了长期的麻烦、不幸和灾难！我的命运在那个年代因此走上了坎坷之路。
我父亲转业后回了山东老家。我从14岁那年在我叔家上学，18岁参军。因为叔、婶都是军人，我家军属待遇证明，由部队邮到了山东老家沂南县我父母、奶奶所住的村子，也是我的出生地和少年时期所在地。可是老家村庄的负责人拒绝给军属待遇，理由是：“不是从本村参军走的。”为此，我向部队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领导说“你写封信，问问那个村官，他们是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我们是不是共产党的军队？”年轻的我觉得首长说的有理有据、也有劲，便将领导嘱咐我的大概内容给那个村官写了封信，邮去了。不想，这一下惹了麻烦，那个村官见我这个小兵胆大包天，竟敢写信质问他，再加上平时与我父亲闹过纠纷有过矛盾，我的父亲一生耿直，嫉恶如仇，退休回乡后，看不惯村欺上瞒下官的一些不公平行为，在支部会上向他们提意见，这就此让村官怀恨在心。村官便发函告知部队，“袁佩余家是地主成份，其父亲想反攻倒算，袁佩余是混到部队的地主子弟。”
在那个年代地主子弟不能参军，更不能进入学校。为此部队派人去山东老家调查了多次，结果却是每次都不一样，给的证明一会说是地主、一会又说是是富农，还有一次证明为“破烂地主”。我的亲哥哥袁佩明向单位反映了我的情况，要求组织上去调查我们的家庭成份。哥哥所在的黄泥河林业局组织部派两名干部前往山东省沂南县展开调査。在县档案馆查明：袁佩明、袁佩余的父亲是离休老干部，1941年参加八路军，加入共产党，家庭成份为中农。又到公社调查，证明袁家的家庭成份为中农，是解放后土改时定的。最后到村里了解群众，询问村里的老人，都说袁家这一代兄弟俩在我们村里革命最早。父亲1941参加八路军，叔父1935年15岁就参加红军。由于哥俩都参军，家里大人只有爷爷奶奶和袁佩余的母亲。袁佩余的爷爷被坏人杀害。
最后找到那位村官，村官坚持说是富农，调査人员拿出了县委和公社的证明材料，还介绍了村民的口碑旁证，村官无奈又改嘴说不知道他家是什么成份，也只好打了个中农成份证明。结果是胞兄袁佩明家庭成份是中农，其父是共产党员；给部队的证明却还是地主。亲哥俩得到了完全相反的证明材料，而这个截然不同的证实材料却出自一个村官之手、之嘴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可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这样荒唐事并无人细究。于是，我也就只能在荒唐之中遭难了。
被迫辍学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成份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而家庭成份在某些村官手里，如同一撮橡皮泥，随便可以把它捏成扁的、圆的和长的。而村民的家庭成份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利益随便给安上贫农、中农和地主。即使是一个现役军人也敢让他“当地主子弟。”可见这个小小村庄的土皇帝，多么无耻、霸道和嚣张。
1964年，我和同学即将毕业回返部队。同学们回部队不久都担任了军医、助理军医。唯独我这个“成份不好”的学员，早早就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政委和校长几乎同时说：“由于你的家庭成份问题，不符合军医学员毕业要求。根据原部队意见，停止毕业复习，回原部队接受安排。”
曾经的梦想：做一个充满理想的朝气青年，一个有崇高志向的年青军人，一个在练兵场上获得优异成绩的士兵，一个刻苦掌握救死扶伤本领的军医学员，一个決心为军內外伤病员做出贡献的未来医生……一刹时，竟真的如梦境一般飘散了。
猛然听到校长的这番话，仿佛五雷轰顶，大脑一片空白，如同从高峰跌入深谷，在云雾中沉降！周围一片苍白！
我不知道是怎么离开校长办公室的！醒来时躺在宿舍的床上……我意识到自己己经没有资格躺在这张床上了！我爬起来，背着行装带着书籍，步履蹒跚地向校门口走去！走着、走着，我发现身旁和身后有老师和同学在送行，大家心情沉重，也许是惋惜，也许是几年同窗的留恋，谁也不说话；只有班主任说一句：“袁佩余同学你要挺住，车到山前必有路。希望你有事要向组织，向首长如实说明”。我走出培养了我的学校门口，回头张望着象家一样亲爱的校园，瞅着尊敬的老师和同学，敬了一个沉重的告别军礼，右手举起，泪水流下！老师和同学马上还礼，仍旧都没说话！只有我的眼泪在流淌，我的心在流血！我知道大家在惋惜我，也在恨我，恨我“为什么对党不忠诚！为什么隐瞒家庭成份！”
我不想隐瞞家庭成份；我也没有隐瞒家庭成份。单纯质朴的性格决定了我襟怀坦白，单纯直率，对党和人民，我不会没有半点瑕疵和癖污。我愿意向党和人民倾诉衷肠！我应征入伍是为了保卫亲爱的祖国，我刻苦学习和训练，是为了掌握本领来回报祖国和人民。可是俺那家乡的村官却心肝全无，生生地欲陷我灾祸之中！
被诬陷的家庭成份，犹如一根芒刺扎进我身，又不偏不歪嵌顿在生命的要害处——心尖；平时隐隐作痛，精神惨遭重压；而不时又剧烈绞痛，肝肠寸断！
我被迫停学，被退回原部队……在返回部队的火车上，我背着叠得很规则的四方形行军背包，双手抱着几十本医学教科书和笔记。木僵僵的坐在车厢的硬座上。听着车厢里播放着的音乐，是白毛女和杨白劳的唱段。我憎恨狠心的地主黄世仁，深深同情杨白劳和喜儿的不幸……可是有人竟然狠心的把“地主子弟的帽子”扣到了我的头上，因此被停止了心爱的学业，不能拿毕业证书，回部队接受处理，天理何在？
按常理，每一处村庄的领导都希望本村出去的青年，尤其参军入伍的战士，工作好有发展，甚至立功当模范，为家乡争光。可是那个无良的村官却给我这个参军在部队的战士射来暗箭，射杀这个解放军军人！而部队不知道村官的恶毒用意，竟“相信地方政府”，终止了我的学业！退学回队！不白之冤，何时能伸？
我觉得火车的铁轮子不是压着铁轨在前行，而是碾着我的心在旋转，痛心的泪水随着喜儿悲哀的歌声在流淌，淌过脸庞，淌过下颌，滴到领章上，滴到军装上……
从军医学员到军人羊倌
回到原部队，领导当然不会让我到医院当军医，也没让我到连队站岗，而是让我到农场——放羊。
在科尔沁草原上，我每天都赶着十几只羊儿在放牧。羊群很小，羊也很瘦，所以都贪婪的啃草来消除饥饿。我这个和羊一样羸瘦的青年军人，却是仍然不忘学习。在绿色的草原上，不放过一点空隙，总在认真的啃书本，来巩固消化所学的医学知识、充填自己的头脑。今天端着《解剖学》，翌日攻读的是《生理学》和《诊断学》……
蔚蓝的天上飘着白云，绿色的草原上流荡着羊群，空气那样清新，风光如此美丽，让人心旷神怡。可是更让我陶醉的是图文并茂的教科书中描绘的人体科学那奇妙的风景。躯体的206块骨头在肌肉肌腱的驱使下，起着保护、支撑和运动作用。是那样协调一致……操作他的是人体最高统帅大脑中的中枢神经，通过下中枢，脊髓神经干、神经末梢，发挥着指导作用。
一个国家如同人的机体，从中央到地方，从最高中枢到基层组织，甚至每一个细胞，必须协调一致，主次都要尽职尽责，国家才能兴旺发达。人体也是如此。206块骨头，长骨、短骨、扁骨和不规则骨有机的结合，组成人体的四肢，起支撑和运动作用。短骨最小，组成关节，为连接骨。扁骨，分布于头、胸，保护着大脑和心、肺等内脏。不规格骨，则是在不规则中创造规则、遵循规则，根据分布的部位，按部就班地各就各位，不然就完不成它的作用。我这个小羊倌追着所学，是沧海一粟也是人体的一个细胞，，今天是在放羊的位置上，我仍在执着的攻读医学知识，也精心的放养着羊儿，将来就做一块有大用的“硬骨头”吧。
一天天过去了，天天如饥似渴的攻读医学知识，这情景被同在草场上放牛的一位附近村庄的王老汉看在眼里，老汉觉得我这位年轻军人忠厚老实，学习又如此刻苦，就不住称赞这个军人“有正事”。想把自己家的姑娘许给我，我告诉牛倌王叔叔：“我不能找对象，也无心找，人家说我家庭成份不好，虽然是被人陷害的，但也只能受辱。等村官良心发现，能给纠正过来，可是希望渺茫。再说部队不允许战士在当地找对象，我虽然经受着冤枉和屈辱，但没被开除军籍，也没有处理我复员，还是军人。是军人就就必须遵守部队的纪律。最低我也得做一个尊守纪律的好战士。”
那一段时间，虽然已从军校被退回原部队，可是在心里，我却一直盼着家庭成份的不白之冤能够获得改正。虽然，我也知道，要把成份纠正过来比较难，听邻居说，部队派去山东的调查人员，见村长后先敬个军礼，再问袁佩余家庭成份，村长张嘴给扣个地主帽子，让会计用笔写个证明，便成了一个村政府的证明文书；军队去调查的人员说一声“是”，敬个礼就返回来了，外调结束。让外调人员疑惑的是，几次调查，证明都不一致，这次证明是“地主”，下次是“富农”，但没有一次证明是中农。有人说，袁佩余的父亲和叔叔在当地解放前十几年就当了红军、八路军，他家那仅有的二亩地，他家人还能当地主啊？村长又改嘴说是“破烂地主”，总之成份不好。这就造成了“地主”“富农”“破烂地主”的帽子在我头上轮流戴。可叹的是，一个打击报复成性的地头蛇，再加上一对愚昧、单纯的调査人员，使地头蛇扣到我头上的“地主”、“富农”、“破烂地主”的黒帽子越戴越牢固，一直拖到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最后被打进冤狱！……还没摘掉冤戴的“地主帽子”，又被穿上了“反革命”的囚服……
不同的是我哥哥单位去调查，村官就不敢乱来，人家认真负责先了解群众，再到区里县里看档案，村官只好乖乖的如实证实了，所以调查结果截然不同。牛倌王叔叔很愤恨混账村官，更觉得我直得可怜和同情，也就更坚持让女儿跟着我，并且说；“什么时候部队处理你回家，什么时候再结婚，现在不要声张，省得再受影响。”
那时候我像一片绿叶被狂风吹落，不知道未来会飘向何方？可是王老汉还是不死心，并找到他的外甥盛广全，动员我接受他的女儿。我曾给盛广全的母亲，也就是王叔叔的妹妹看过病，因此认识。盛广全硬拉着我到老汉家相亲，说你即使不同意也得去看看。别不过他，我只好跟他去了。老汉家待我特别热情，张罗着准备饭菜。这时候姑娘从外边回来了，进门就在外屋烧火，帮母亲做饭，我们在屋里，王叔叔让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说：“当兵四年了，家乡说我家庭成份不好，部队送我学医，没学完就被退学，当然没让我当大夫，全怨家庭成份不可靠。”这时候老汉让姑娘进来听一听，姑娘在外屋说：“听到了”。老汉说“进来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姑娘说“不介绍”。
相亲就这样结束了，姑娘不同意父亲给她选择的这个未来的“驸马”，姑娘听说这人“成份不好”就确定拒绝了婚事。姑娘也没有看一眼这个兵长的什么样？我也只是看到姑娘进院在大门口时的模样。下身卷着裤腿角子，上身挽着袖子，右手握着猪鞭子，头上顶个草帽，脸长的什么样没有看清楚，因为离的太远。虽然没看清姑娘的面部容貌，但她勤劳、质朴、无惧脏累的农村妇女形象已尽显露；况且无产阶级立场很坚定，思想很坚强！尽管在父亲的劝说下是和一个解放军战士相亲，只因听说家庭成份不好这一条，就坚决拒绝了与“亲人解放军”的婚事。
回走的路上，盛广全对我说“我看你跟我表妹很般配，你岳父放牛，你放羊，你媳妇放猪，都是同行”。我说：“是，‘牛倌、羊倌、猪倌’，还是‘干部家庭’呢，比我‘地主家庭’强多了。”
部队农场没有会计，由后勤处来人代管，处长说：后勤处会计没有时间管农场的账，让袁佩余接替会计。可是我哪里是做会计的材料啊！会计账簿上有支出、有收入、还有什么贷方、借方，我都不懂，也不想懂。脑子里还是《生理学》、《解剖学》和《疾病治疗学》。沉重的压抑之中，做医生的梦，越来越强烈。
可是，不愿接还得接，这毕竟是领导的安排啊！一批夏粮卖完了，场长把很多钱交给了“袁会计”，我生平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钱，不知怎么办，一会锁到桌子的抽屉里，一会又放到书包压到行李底下，生怕丢了。一位送信的邮递员来了，对我说：把钱送到邮局存上还有利息呢，我听后认为这个方法很好，便带着满满一背包钱跟随邮递员到了邮局。当第二次存完后去后勤处办事时，碰上医院的王医生，他告诉我医院给一位胆结石病人做手术，你来看看呗。这一消息让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这时后勤处副处长喊：“袁会计，卖粮钱怎么没送到后勤处啊？”我说：“存邮局里了。”他很惊讶的说：“不能存邮局啊。”我急忙将存折递给了副处长，说你去取吧。转身又往医院跑，副处长在后面大声喊：“你往哪跑啊？你是会计，不是大夫。”
没管没顾的，我还是去了。结石取出来了，手术很成功。听说邮局的钱也取回来了。其实取不取回来我根本不考虑，只是反复琢磨，胆囊里一枚小小的结石，竟然动刀，用手术方法把胆囊摘掉，是不是损伤太重了？用药将它排出来多好啊！从那一刻起，这一信念成了我长期思考研究的一个课题。
一天，师里通知各后勤处长和农场会计到师部开会。处长和我顺着铁道往车站走，准备赴会。已经走了几里路了，我越想越觉得自己当不了会计，便说：“处长，我不干了。”处长惊讶地说：“什么事不干了？”我说：“还让我放羊去吧，会计我不干了。”处长有些生气“你早不说，晚不说，怎么走在开会的半道上突然说不干了呢？”我说：“会计我干不了”处长真的动气了，批评说“你心不在焉怎么能干的了呀？开完会再说吧!”
会后第三天，我辞去了“会计”职务，恢复了“羊官”的官职，心情轻松了很多。羊儿在草原上低吻着草香，羊倌在牧场上端着医学教科书，从那字里行间吸收着医学营养。
我和羊碰到了狼
有一次放牧时天气阴沉沉的。我赶着羊群到场部南边的一个小草场放牧，上午九点钟左右，羊儿正在啃着草，突然“哗”的一声，20多只羊瞬时跑到我周围，把我团团围住。我张眼一望，发现一只狼正向羊群跑来，便立即把雨衣蒙在头上，放开喉咙大声喊叫，迎头冲上那只狼，连蹦带跳恨不得将狼踩在脚底下。狼看我冲上来了，往回跑了有20米，又回身瞅着我。我把雨衣从头上拿下来，拽着一头，将雨衣在我面前来回甩动，一边甩一边喊，抽向那只狼，狼见我冲上来了，又往回跑了十米远，钻进了玉米地，却不时转过身来贪婪地瞅着我。我转回来领着羊群，一路往农场大院跑去，一边跑一边用手掌使劲的拍打着我的医学教科书，啪啪作响，吓唬狼，不要追上来，同时也为自己壮胆。当时看到狼我立即把雨衣蒙在头上向狼冲去，是因为我们班长曾讲过类似这样的故事，所以我就毫不犹豫的借鉴了。后来想。幸亏梁班长曾向我们讲过这样的故事，不然在狼面前，空手赤拳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当时我回到部队院里，由于紧张奔跑，周身就像雨淋过一样，湿透了。牙齿也感觉痒，我知道这种现象可能是过度紧张，周围血管收缩使牙龈血流减少或短暂消失，回到院里后缓解了紧张，牙龈血运恢复所致。对此以后我领了一支步枪，再回到那个牧场时，就打开刺刀，装上子弹，赶着羊群放牧。再回到遇到狼的那个牧场。可是羊儿胆量却变小了，我战战兢兢不敢往前走，我便走在羊的前面，嘴里不停地召唤着羊，学着羊叫“咩、咩、咩、咩，”羊群这才紧随着我回到那块地头小牧场。我端着钢枪，刺刀闪着寒光，扫视着四周，多么希望看到那只狼呀，好让它尝一下我的枪法，如果狼胆敢冲上来，我的刺刀必定把它扎死。我必胜，狼必败。然而没有一点狼的踪影，这时羊也一改常态，平时我跟着羊群走，这次羊跟着我走，今天我挎枪站在草地上，羊在我周围啃草不肯远去。回忆当时，当羊看到狼的时候，“哗”一下子跑到我身旁以求保护，我依稀觉得羊儿知道谁是它的朋友，谁是它的敌人，它的朋友强大无比，所以羊儿跟着我生怕分开。
第三天，有位战士跑来说看到那只狼了，连长立刻领我们跑到现场，真发现一只“狼”，等再三观察、我说颜色不对，再说狼尾巴是耷拉着，怎么还往上卷呢？连长说：“狼的皮毛随着季节变化而变化，也有卷着尾巴的狼。”他不让我们开枪，他却过了枪瘾。“咣”的一声，“狼”当场毙命。跑过去一看，竟是一只流浪狗。连长怕担责任，又辩解说：狼毛的颜色会随季节变化的，也有卷着尾巴的狼。我说才两天能变颜色么？他向我眨一下眼不让我再说。
草原上确实有狼，战士晚间站岗时，总能听到狼嚎，大草原的狗也怪，它不像其他地方的狗“汪汪汪”地叫，而也像狼一样拉着长音嚎！老班长说，你要背着枪，狼是不敢到你附近的，因为它闻到火药味害怕。能敢和你接近的是大草原会学狼叫的狗，它不怕火药味，因为你不打它。
突然不会跑步了
在科尓沁草原上，有一条河流，因为很小，不知道有没有名子。河流虽小但水很饱满，水面和地面相差无几，由于草原的平坦，水的流速很慢，在草原上蜿蜓迂曲，最终流入嫩江。
我在草原上放牧，常把羊群赶进一处c字形水湾里，我在c形水湾的门囗，羊在水弯里边的草地上啃草，周围是河流，羊是跑不了的。在河流形成的圆圈出口，我有时把雨衣铺在地上躺着看书，困了还能睡一会，感觉很舒适。可是，第三天竟然不会跑了！这天，放羊收工回家时，为了让羊群顺着道路走，不啃道边的庄稼，就要在羊群前后来回跑，突然间觉得我的两条腿不会跑了！两条腿，怎么也迈不开步了。回到宿舍，这一现象，学过医的我开始琢磨这是什么病：风湿病？截瘫？神经炎？……为有个初步诊断，我那几本书是翻遍了，翻来复去的进行症状对照，也没做出确切诊断来。晚上去请教老班长，在部队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习惯去问老班长。老班长就是老大哥。老大哥就是智叟，什么事都懂。
我的老班长叫梁真，1956年参军，抗美援朝赶个尾巴，到朝鲜没打仗就回来了。虽然军龄很长了，可是也没提干。不过尽管没提干，他在我们心中却是个高干，什么事我们都找他，他说的话都特别在理让人信服和钦佩。我与羊碰到了狼，把雨衣蒙到头上向狼冲去，把狼吓跑了，就是老班长传给我的经。
看到我双腿不会跑，老班长说：“你躺在湿地上受到了地下湿气的侵害，凉凉交攻打乱了你大腿小腿肌肉的统一行动，所以慢慢走路还可以，要是快走和跑步就不行了，如果你躺在湿地上超过八天，你连走都不会了”。班长烧了一块热砖让我烙腿，第二天又去医院烤电，郭医生要给我针灸配合，我第一次享到了针灸的感觉，麻的我双腿颤抖，从椅子上一下子跌落到地上！因为椅子旁露出来一个钉子头，把裤子划个大囗子露出了大腿。烤电、针灸共两天，效果不错，腿会跑了。
这件事后，我问了许多医生，受潮湿后为什么双下肢不会快速运动？到底有什么病理变化？神经的传导机理有何改变？当时假如做现在的风湿三项是否有阳性反应？对这个症状为什么烤电、针灸?烤电为什么效果挺好？应当认真研究。
既是放牧员又是卫生员
我在农场放羊，因为我学过医而农场没有卫生员，所以就让我兼职了。我做这两项工作心里很满足。早上赶着羊群去放牧，不影响看书学习，晚上回来给在劳动中受了伤的战士換药包扎，给头疼脑热的小病小灾对症治疗。虽然只是对一般普通病的施治，但在心里很有一种光荣感。
部队农场紧邻三面召国营农场，农场有个大夫比较有名，大夫姓宋，是转业军医。他对我的工作给了好多热情积极帮助。有什么不明白的病症，我总是就近请教宋大夫，他都不厌其烦的给予辅导。宋医生那时已是技术很精湛的全科医生，很受国营农场职工和家属的器重和欢迎，宋大夫对患者也真的如同亲人，有家长抱孩子来求诊，说“孩子不愿吃饭，总喊肚子疼”，宋医生接过孩子，抱着坐到自己腿上，双手抚摸腹部，然后双手触摸双肋下，便知道腹內是否有包块，是否有蛔虫，腹胀、鼓肠和肝脾大小。诊断及时、准确、全面，然后对家长细说病理病象。几十年来我一直采纳宋医生对幼孩的触诊法。实践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触诊姿势，清晰、准确。
如果碰到比较典型的病例，宋医生都叫我去见识一下，识别病种，充实诊疗知识。这样一来国营农场附近的农民和家属都和我熟了，经常找我去做检查和治疗。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一位患者得了肺炎，在国营农场卫生院治疗消炎几天后，已接近开始恢复，患者为了方便就近治疗，便在我这里继续用药很快就好了。结果农民们误认为：“部队的药好。在国营农场打针几天也无效，到部队农场，卫生员一针就好了。”这种误解使我变得更加忙碌，越来越多的患者为了能用部队的药都来找我看病。
我知道自己实践经验还少。再说一个部队卫生员，天天为地方患者诊治疾病，一旦出现医疗事故，那可就惨了！为此只好求助宋大夫来诊断治疗，我就做助手和实习医生。如果患者多，我便让“|牛官”王叔叔关照一下羊群，我回诊所帮宋医生做治疗。
我的良师益友——宋医生
宋医生是外科大夫，手术手法娴熟，有一些中小手术在卫生所就解决了，如阑尾炎切除、疝气修补术、肠吻合术等等。每次有这类手术他都让我当助手。部队农场的场长为了搞好军地关系，很支持我去，而国营农场的领导和医生们也很欢迎我来帮忙。
宋医生是部队转业的军医，据说曾被划为右派，遭处理转业。后来因为表现好贡献大，已摘掉了右派帽子。他毕竟是部队转业的干部，对我这个军队卫生员很有感情，为了培养我，总是很细心地回答我的疑问。不仅如此还常常考我；比如术前医生洗手消毒他让我先洗，看洗手的程序和洗法对不对，洗完后看双手的摆放位置和方法对不对；还有洗手前取手术衣、穿手术衣的动作和方法正不正确。如果发现有不正确的地方，他会马上给予纠正。术中也如此细心指导，下刀的深浅、持刀的手姿、拉钩的方向、力度、止血、节扎、打结各种手法——真是诲人不倦！
有一次，有位男性患者右上腹剧痛，恶心呕吐，触诊腹部，胆囊明显增大，压痛阳性，因为那时候检査条件受限制，没有彩超、B超更谈不上CT等现代先进检査手段，根据临床症状和体征，考虑是结石梗阻性胆囊炎，需剖腹探査，立即手术。当即进行手术开腹后，胆囊很大，膨隆；可以触知胆囊内有大量泥沙结石，因为是泥沙性结石。很难取净，宋医生决定将整个胆囊摘除。
取出后剖开胆囊，发现胆內胆泥胆沙足有400克重。宋医生说，根据以往经验，这种结石即使手术取石或者将胆囊摘除，以后还容易再生结石，即肝內外胆管结石。我问，为什么还会再生结石？宋医生说他也说不好。他建议我多看看有关书籍，如《解剖学》、《病理生理学》等，在理论上找到依据，在理论指导下査找原因研究治疗。无疑宋医生的话，是老师对我这个学生布置的作业，为写好这篇作业，我几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刻苦努力着。
那之后的30年，我在美国召开的世界医学优秀成果学术会议上，解答了宋医生给我布置的作业。早已失掉联系的宋医生，不知是否满意学生迟交的答卷……
40年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第二届医师大会”上，卫生部老部长、医师协会会长钱信忠教授，询问了我对结石病的研治进展情况，并主动为我创办的吉林市结石病专科医院撰写了题词：“研治结石病，做排石尖兵”，极大的鼓舞了我和医院全体职工，成为我们工作、学习、研究、治疗的座右铭；是我们努力奋斗、劳做的动力及方向。
宋医生每遇手术，在术前总是让我填写病志，术后写手术记录，然后下医嘱，用药和主持护理。还让我注意手术中大出血怎么办，休克怎么处理等等容易发生的意外，我这个愿意学习的人又碰上一个愿意教我的老师，好象是上帝的特意安排，来弥补我失学的不幸。
宋医生和他爱人穆医生都是国营农场卫生院的大夫。他们对我的学习也很支持，47年后的今天我还保存着宋医生和穆医生送给我的医学书籍。我的医学知识的长进伴隨着多少老师的心血和关爱呀！
1965年是我在部队扬眉吐气的一年：军事上大比武获得了特等射手、神枪手的荣誉，医疗和救护比赛获得技术能手称号，政治上被评为五好战士。这多方面的好成绩，不知道宋医生是怎么打听到的，还知道了我的地址和所在部队番号，特意写信向我表示祝贺，并希望我继续努力，争取获得更大荣誉。在信中，他还说了预想不到的一件事：“你在部队农场时我们经常见面，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你那么好吗？这是因为我舅舅有个儿子，我的表弟。战争年代丢失了，我们都很想念他。我表弟的年龄、长相，都很像你，更巧的是他也姓袁。当我见到你时就觉得分外亲近，好似看到了我表弟，所以我和我的家人对你很好，就像亲人一样。”
我在部队农场时，业务关系与比邻国营农场卫生院接触很多，宋医生和他爱人穆医生不仅在业务上关心支持我，辅导我、毫不保留的传授技术；在生活上也特别关心我，确实如同亲人。这样的亲人，我永世难忘。那时候的一个疑惑是：我一直以为宋医生是转业军医，对我这个部队的卫生员很关爱是可以理解的。可当我看完这封信时，有点怀疑，宋医生真有一个和我一样的表弟吗？还是他的身份曾经是“右派”，怕对我有影响？怕我怀疑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好？
其实我始终认定：宋医生是个真正崇高的，作为转业军医，他和部队很多军医一样诲人不倦，有着人民解放军军医所具有的优良传统和高尚品徳。这方面，我在部队的医疗生涯，深有体会。
初涉医疗，尝到了教训
牧场的草高而密，有的地方真有风吹草低现牛羊的景象。
有一次，连续几天下雨，草地泥泞，草的茎叶挂满了水珠，在草地放羊的我，裤腿和鞋都是湿的，裤腿刮起那些带刺的草棍和草叶，将小腿皮肤划出密密麻麻的小伤口，没几天，腿部开始渗液和出血，后来竟至双下肢湿疹，皮肤瘙痒剧烈，晚间夜深人静的时候瘙痒更重。在农场我是放牧员兼卫生员，就把郭军医配的脚气水拿来涂擦皮肤止痒，脚气水用完了，接着又用碘酒涂擦，几小时后，涂药部位疼得如同火烧刀割，当天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配药的郭军医说：“咱俩犯错误了，我没有告知你药物成份不对，你不懂得药物是什么成份，为什么就混合用药呢？难道你对别人治疗也这么糊涂吗？造成了今天的伤痛就是你的无知买回来的教训。”
原来脚气水里面有升汞，后来又涂擦碘酒造成了碘化汞中毒，这属于医疗事故，幸亏发生在自己身上，这要发生在别人身上，会悔恨终生，后果不堪设想。外用药错误会致人残疾，内用药错误会让人毙命。此事件我很后怕，在心中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在我内心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痛。在后来五十多年的医疗生涯中，总是推敲再推敲，慎重再慎重，绝不能有半点疏忽和纰漏。
1993年5月3日《吉林日报》刊发新闻：“报道袁佩余医生健身排石有奇效”，文章详尽介绍了我创造的治疗结石病的“袁氏疗法”，不仅介绍了它的突出疗效，更阐述了该疗法的安全、可靠、及其健身作用。2001年10-12月，《北方新闻》以“全国百名民族医药之星、世界医学金奖得主、排石大王袁佩余”为题刊发连载文章，其中有三篇着重介绍了“袁氏疗法”在临床治疗上的安全性和可靠性。1996年，已经成为专家的我研制的几种药物也都特别注重了安全性，不仅有可靠疗效，而且必须安全可靠无损伤，从而受到了国家审批专家的好评。
一次失误终生记，患者健康大于天。我应该庆幸那次事故在我身上发生，并让我疼得焦灼难忍。谢谢郭医生他们对我的严厉的批评和质问，如同严师拿着教鞭，随时鞭策着他的学生“不准马虎、注意安全”！正是这些，让我在后来半个多世纪的医疗生涯中再无失误，确保了千千万万个来诊患者的安全，与疗效。
给羊做手术
一天有只羊忽然停止了啃草，腹部膨胀，口吐白沫，辗转不安，并且越来越重，呼吸困难，腹胀如球，由躁动逐渐纹丝不动，两只眼睛突得很高，凝视着我，似乎在向我告别。我急忙给它听诊，羊的肠鸣音亢进，知道这是肠梗阻。很显然这只羊病情严重，即将结束它孱弱的生命，我心情一时格外沉重！
羊倌和羊朝暮相处，已经产生了感情，就象羊那次碰到了狼，突然跑到我身旁，寻求主人保护一样，相互依存。这只羊嘴里冒着泡沫，极力忍受着痛苦，求生欲望很强。我不忍它就这样死去，急得转来转去，想办法保护这只羊，争取挽救它的生命。
我这人又是个犟人，那时为了保护一只羊，我曾和领导对着干。有一次，部队来一位重要领导，独立团要杀一只羊，慰劳这位领导及隨行人员，在晚宴上吃。后勤处石助理领两名军官来到羊圈，选中了一只最大最肥的羊，也就是我特别喜欢的那只叫“班长”的羊。因为这只羊毎次放牧都在羊群前边走，是领头羊，所以叫“班长”。我准备当羊群发展到40只的时侯，再任命它做“排长”。这两个人要把“班长”拉走，我当然不肯，拒绝他们抓羊，甚至骑在羊背上抱着羊脖子不让他们动手。“班长”通人性，而且在羊群里有绝对威信，它走到哪里羊群就跟到哪里。任何一只羊都不会走在它的前面。当羊群离我很远时，我就高声喊“‘班长’回来，”它就会率领羊群边啃草，边往回走。这两名领导要把“班长”拉走，我死活不让。两个人看我抱着这只羊不松手没有办法，只好空车去场部把场长拉来了，因为我拒绝他们抓羊，场长知道了很不高兴，让我松手把羊交给他们，又被我当场拒绝。场长看我敢对抗他的指示，也有些急了：“我命令你，把羊送到车上！”当时，我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反向场长吼道：“我命令你，把他们撵走！”场长看我举动如此异常，竟命令他把上面下来的这三位干部撵走，往后退了两步，很惊讶地对石助理和那两位干部说：“完了！完了，羊倌疯了！这可不好办。”场长是上尉军衔，他走了，那两位领导和石助理都是中尉，互相瞅着没说话，只好空车回到了团部。谁知他们回去不到一小时，却把后勤处长拉来了。
处长在我心中是位好首长，我去上学也有处长的推荐之恩，我在农场工作往往都是处长直接安排。处长没有动硬的下命令，而是耐心向我做工作，我解释说：“‘班长’是一只很听话的羊，它能听懂我的话，把它杀了，我受不了。”最后处长决定，让他们再另选一只。结果把第二只比较肥胖的叫“二肥”的羊选中。我流着伤痛的泪，把“二肥”送到了车上，“二肥”等于替“班长”走上了断头台，我心里很难过：实在对不起“二肥”，它竟然意外栽到我手里了！
时间荏苒，这个故事已经过去快半个世纪了！然而它还深深的刻在我的脑海里。至今我还奇怪，一个放牧战士，竟一次次阻止首长来抓羊，一次次把我的上司逼走，几位领导却没有处理我，也没有处分我……莫非是因为我家庭成份被诬而同情我？莫非是因为我在学校没让拿毕业证被召回而惋惜？莫非考虑到如果我家庭成份澄清，羊倌也将会与他一样是连级中尉军銜？莫非独立团首长或少校军銜的后勤处长有指示？这个真实的故事一直让我奇怪，首长为什么对我那么宽宏大量？
我要救这只患了肠梗阻的羊，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解除梗阻。可是，没有兽医也没有器械，怎么办？我心急如焚！这时突然想起来，向卫生院宋医生求援！我抱着这只几十斤重的羊，赶着羊群，回到部队院里，又急忙跑到宋医生所在的卫生院，宋医生看我衣服全让汗水溻透了，只好同意把必须的手术器械借给我。
借来手术刀、止血钳、剪刀和缝合针线等器械、材料，我给这只患了肠梗阻的羊做了手术。手术中，适逢后勤部首长来农场视察，看到我正在给羊做手术，便问：“羊得的是什么病？”按军纪规定，下级回答上级询问，必须立即站起，立正、敬礼，向上级汇报。可是我一心只做手术，仍蹲在地上只说了三个字“肠梗阻”，继续低头做手术，没看首长一眼。只听到首长说话不是本地口音。
手术做完了，羊站在旁边一动也不动，首长从地里视察回来，问我：“手术做完啦？”我仍然低着头，蹲在地上清洗器械，回答更简单，就一个字：“是！”这时后勤处处长说“我们羊官是大学生，学医的，全面负责羊的吃、喝、拉、撒、住和健康保健。这样得力的羊倌上哪儿找啊？！”
我救了一只羊，这只羊改变了我的命运。
第二天，独立团通信员骑马来到了农场，拿出一纸公文念道：“命令，农场放牧员袁佩余，调往三三七九部队医院任职。”院子里数十名官兵立正聆听了命令，迅速套上马车将我送往医院。
农场全体官兵，挥手目送战友踏上征程。这时，农场的羊群已由少变多，由瘦变胖。看着他的主人远去，刚术后第二天的那只羊，静静的瞅着我，“咩、咩”地叫喚两声，也许它在向我示意：“谢谢，再见。”我看到“班长”仍站在羊群的最前头，继续履行着领头羊、排头兵的重任。
我用手术疗法救活了一只羊，这只羊也回报了我，改变了我这个羊倌的命运。数十年后，我讲说这故事，听到这里时，我的80后的侄孙子袁琦恒说：“哎呀，救你的不是那只羊，是那个后勤部首长。不过你没送礼，又对首长不太礼貌，他能提拔你去医院吗？”我说：“能，我们是干战关系，无论是首长还是战士都没有送礼收礼的习惯，也根本没有这样的念头。那时候的首长不会徇私舞弊，战士也不懂得行贿买官，上下只会按章办事，肯做事的不会吃亏。”听后，我那个侄孙子半信半疑。
刚来到医院，院长张廷玉将一大摞处方和检查申请单、诊断书等交给我看，军医签字栏已盖上了院长科主任的手戳。院长说：“你调回医院，大家都很高兴，但因为家庭成份问题还没有弄清，暂时不能任命你为军医，尚无处方权。大家都知道你业务水平不错，所以我和主任都给你盖好戳了，暂时你是代理卫生员兼军医。”
不管怎么安排，我心里都很高兴，只要能从医、行医就行。至于成份问题，我相信早晚能澄清。
在医院里工作，觉得有使不完的劲。早上起床后，出操、洗漱、吃饭，然后就在诊室等候患者，一天天很有规律。每诊治一个患者，如果有时间，我都要找相应的书籍对照一下，看诊断处置是否准确，如有疑难，马上向其他军医请教。当时，我请教最多的是张院长、赵军医、裴军医、王军医等，他们业务能力强，既有高深理论，又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更让人尊敬的是诲人不倦的精神，他们把帮助下级医生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一些患者来院后，都找老医生诊治，尽量躲着我，嫌我太年轻没经验。
有时候，我自己在诊室看病，患者来就诊，发现我自已在屋，扭头就往回走，到别的诊室诊治，或等老医生来了再进屋就诊。有一个战士，我们互相认识，腿疼来找赵军医治疗，赵军医说：“让小袁医生给你针灸吧”，这位战士说：“我才不让小袁给我针灸呢！他那么年轻，才干多长时间呀！”这些老军医们，却执意树立我的威信，在患者面前，常是问对面桌的我，这位患者我考虑是细菌性腹泻，我给他开氯霉素行不行？我说“行”。“多大剂量？”我说“0.25”，好像我是老师他是学生，本末倒置了。有时候干脆对患者说“你这个病小袁军医很熟悉，让他给你检查治疗吧。”下午患者少了，军医们会把我检查情况给予评价和指导，张院长说：“刚工作，年轻，患者不让你看是正常的，但世界上没有处理不了的难事，只要认真学习，肯攀登，水平上去了，患者就会主动找你治疗。”赵军医的话更像哲人箴言：“路再长，不如脚长；山再高，不如人高。只要你执著的走下去，就会达到目的地，只要肯攀登，就能登上山的顶峰。”我很幸运刚工作就遇到了那么多高尚的老师。
一天，有位叫张庆国老战士弯着腰，双手摁着右下腹，来到医院，按压“马氏压痛点：”阳性，化验血白细胞增高，体温中度增高。诊断急性阑尾炎，必须尽快手术。当时的理论，为減少腰麻后遗症，大多采用局麻。手术中因为局麻，有时疼感强烈，患者躺在手术台上大骂术者，尽管如此，两位军医还是精心做完了手术，避免了腰麻后遗症的发生。两位医生服务第一、患者第一的态度让人钦佩。医者虽然挨了骂，但患者得到了最好的治疗，医生问心无愧，多年以后，我仍不时感叹，我的老师们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
医院的宗旨是救死扶伤，为部队广大指战员提供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但毕竟是军人身份，所以也有一定的军训任务：不仅经常演练“四大战救技术”，还要参加军事训练。军训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小军医、卫生员来说，不比连队的战士差多少。可是对岁数比较大的老军医来说，就是一个很艰巨的课题。老军医们医科大学毕业后，始终在医院从事医疗工作，军训时间相比较少，尤其是年龄差距很难逾越；即使是年轻时的军训高手——司令部的参谋们，跳跃、爬障碍等也不能与年轻战士相比了。但是老军医们却不示弱。最突出的是赵冠云主任军医把军训当成战斗任务，当指挥员发号令爬障碍时，年轻人敏捷地爬上障碍板跳到了对面，体弱和40岁以上的人爬不上去可以从障碍板下面的方洞里钻过去。可是赵军医却坚持翻越，把障碍板撞得咣咣响，把眼镜都碰坏了。还有跑独木桥，几次掉下来，把脸都磕破了皮！他爬起来又从头另跑。赵主任医疗业务在医院里是权威，在训练场上也不甘落后，结果训练结束时，主任伤情虽然不重，可是伤处可不少。
军训是残酷的，赵主任受伤的次数比较多，因为他太勇敢了，已经忘记了自已40多岁的年龄。一次训练下来即使年轻人不受伤的也不多。
一般训练前都換上旧军装，因为往往训练8天为一期；一期下来军装没有完好的。磨破，尤其被铁丝网刮破最普遍。训练是艰苦的，但心情是舒畅的。
我们的训练，不只摸、爬、滚、打，还有战救技术：包扎、止血、固定、搬运，头三项必须操作手法娴熟、操作技术过硬；最后搬运这一项，如果是冬天，往往棉衣都被汗水浸透了！是技术和重体力相结合。尽管很累很苦，当看到自己能很好的完成任务，打起绷带又快又熟练，打出的绷带既美观又牢固时，那心情就象得了冠军的篮球运动员一般而兴高采烈。
在医院，处处都有美好的感觉，但有时候也有让我伤心之处，医院里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是党团员，每到周六下午，党团活动他们轮流值班，其他都去学习。唯有我因为家庭成份之疑，非党非团，所以每次我都值班。周六下午来看病的多数都是干部家属，这些官太太们对我很满意，说小袁医生真好，每次都值班，为我们服务。她们的表扬是真心的，然而我听了却很难受！
——我渴望尽快澄清家庭成份，——渴望尽早加入党团组织，——渴望能参加组织生活。我渴望成为一个政治可靠，思想进步，工作出色的一名合格的革命军人。
——遗憾的是我那可爱家乡的村官，却恶狠狠冷冰冰的，不合情理的，硬让我充当我很反感的角色——“地主子弟”。
孟连长来就医
一天早上，孟兆学连长来到医院，向我介绍他昨晚夜间起床小便时，头脑突然发晕，瞬间就磕倒在地，右额头皮都磕破了。倒下后，当时就清醒了，发现额头有血，但很快就停止了出血。我看到他右额头有挫伤，並有凝血块，经检査没发现其他毛病，心肺、血压、神经都很正常。便向孟连长解释“这叫直立性晕厥，因为你个高体瘦，当突然起床时，水往低处流，心脏未能及时将血液排至头部，大脑暂时缺血造成直立性晕厥。今后夜间起床要有所准备，或者尽量低头，严重的话可以弯点腰，這样就不容易发生直立性晕厥了。”孟连长说：“不对吧？每次紧急集合，我爬起来急忙穿衣、打背包，一分钟就能跑出去。也没晕倒过呀……”我说：“晩间睡觉时，哪怕在睡梦中，当你忽然听到紧急集合的枪声或者军号声，大脑会惊醒，心情紧张，心跳加速，血管收缩，血流加快，血液被立即输送到脑袋各部位，为此大脑不贫血，不会出现直立性晕厥。”连长认为我说的很有道理，使他长了知识。
在和孟连长交谈时，连长关心地问我：“听说你家庭成份问题影响了你进步，不管怎么样应该尽快解决，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向他介绍了家庭成份的事。说“家庭成份问题对我打击很重，很痛心！”
五天后孟连长不知从哪儿找到一张《中国青年报》，上面有一篇文章，标题好像是：《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是敬爱的周总理对青年人讲的话。看到这个标题，让人倍感亲近。我感到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伟大的党，它不唯成份论，他充分体会到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心愿，。也给我这个遭受成份问题挫折的人力量和自信，只要坚定跟党干革命，用歪曲家庭成份来陷害我的小人是不会得逞的。看过那篇文章我很受启发，认为写的很好，说的在理，给不幸家庭成份的青年人指明了前进方向。
家庭成份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家乡圈故事实，胡搅蛮缠，以折磨人欺负人为乐，总这样被不白之冤压着如何是好？
半个月后，我休假回山东老家，想去询问家乡领导、能不能把家庭成份给纠正过来。先到公社，公社工作人员拿出了我的家庭档案。档案材料证明，我的家庭成份1964年以前写着是中农；1964年以后写着是富农。这足可以证明有人给偷改了家庭成份。我又到村办公室找村领导，希望领导给纠正过来，写个成份证明，让我捎回部队。在村办公室，半躺半坐着一个40多岁的干部，脸黒红，较胖，个头不算太高，但也说不准，因为半躺在椅子上，双脚搁在桌子上面，根据他的长度考虑个头不会怎么高。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回答：“我叫袁佩余，在部队服役。1961年参军，因家庭没享受军属待遇，曾给领导写过信，当时村里给部队写信说我家庭成份不好。已经几年了，我今天来，希望领导能给写个真实成份证明给纠正过来”。这位将脚放在桌子上的领导说：他是“公社下来蹲点的干部、也就是主要领导者”，他说:“你们家要是在后屯、连个下中农都不夠，可在这个屯子就算是富农。一个屯子都是贫农，怎么搞阶级斗争啊?总得选个富农吧！”我说:“听说成份的划分是当地解放时往上推三年，根据经济和土地多少来决定。土改时划的成份，别说往上推三年，就是按当地解放往上推十年，我父亲和叔父早期投身革命，都是八路军，家里再没有劳力，又没有地，只有奶奶领着两个儿媳妇和几岁至十几岁的孩子生活，很困难，怎么就是富农地主啊！”那位干部没说话，我静立着象朝拜圣灵一样企盼他公正、合理的决定。他终于说话了:“你回去吧.既然来找我了，我给你写个好证明，把成份纠正过来，给你邮到部队。”我髙兴的连声说:“谢谢，谢谢;”並表示“回部队一定安心服役，好好干，绝不给家乡丢脸，争取做一个好战士。”随后还向这位领导敬了个军礼。
离开了村办公室，在回走的路上，忽然觉得自已的行为不妥，我向他敬礼，实际上是朝他的那双臭脚敬礼，因为他的脚比他的头还高。这是一种什么做派呢？人民公社的干部，应该有这样的做派吗？初一看，这个“公社下来蹲点的干部，主要领导者”，长得刀像当地普通农民，然而他没有农民的忠厚、质朴和诚实；也不像国家干部，从他嘴里吐出来的毎一句话，丝毫无视国家的政策法律，却像个占据了一座山头的土匪，天老大、他老二，一会说在后屯连个下中农都不夠的我们家庭，在这个屯就得算富农，目的是为了搞阶级斗争。一会又说给我写个好证明把成份纠正过来……好像他的行为就是宪法，他一番言语就是国家决策，可以隨心指认谁是地主、谁是贫农。他的那副官架子装得更吓人，他可以躺着发号施令，躺着冷眼对待一个向他敬礼的军人！
我见过我们党及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我也见过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他们是劳苦功高的国家和军队栋梁，是人民的领袖。论官职和功劳，他们是高山，是天空闪烁的星辰。而蹲点的这个“主要领导者”，顶多是垅沟里的一个小米粒。这个“小米粒”却装得像大山，比谁都大！而共和国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显得像平地，和人民在一起，爱民、为民，在人民面前不摆架子而做公仆，成了人民心目中的伟人。
尽管这样，我还是带着一丝企盼按期回到了部队，。到政治部报到时协理员还没等我开口.，就说:“你家乡来信了，说你强迫领导把你家成份改成贫农，还要号召群众起来斗村干部。”……顿时我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傻眼了！
我可爱家乡的父母官为什么不顾国法和道德.，硬要把他的子民——我这个兵往绝路上逼呢！
也许，正是受到这么多的欺侮，这么多的不公正的待遇，我养成了一种嫉恶如仇的性格。如今，将近半个世纪过去，风飞云走，世事如烟，我仍然不解：起初，知道我参军入伍，他们往部队写证明诬陷我们这个家庭和我这个战士，部队来调查时，又欺骗部队继续诬陷我们；当我亲自来询问这件事时，他们知道在事实面前难以继续歪曲，就说给写证明纠正过来，给邮到部队。年轻战士信以为实，不想这个村官还是继续歪曲我们的家庭成份，并且制造假像、编造谣言说我强迫他们把我家庭成份改成贫农，还号召群众斗村干部！满嘴谎言，信口雌黄。这些人良心良心何在？人性何在？
神枪手技术能手
那时候，部队开展郭兴福教学法，不管军医还是司除了参加本行业的比武外，还须参加军事比赛，军训和射击。
在我的努力下，加上年轻、身体好，成绩始终不错，尤其是射击，基本上都是十环。还是在新兵营时，射击就获得了优等射手的好成绩。以后又获得了特等射手“神枪手”的称号。因为我学医，所以参加军事训练时间相对较少；尽管如此，一旦有军训机会，我就像学医那样认真、刻苦地参加训练，一心练就一身硬功夫，做一个捍卫祖国拉得出、叫得硬的勇敢士兵。由于积极主动，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顽强精神，功夫没白下，不久就获得了“军事过硬”的评价和特等射手的美誉，有人说我是天赋，我想除了下苦功之外，大概还因为没有压力，和心态平衡，能正常发挥有关。
我还在齐齐哈尔参加了百名军医比赛，先比基础“四大战救技术”：包扎、止血、固定、搬运，这项比赛各科医生都得参加；然后本专业技术比赛。因为我放羊时有充足的时间专心学习，后来又进医院进一步学习，理论很熟，对常见疾病的处理准确恰当，所以被评为“技术尖子”。又因为我身份的特殊，既参加军医比武又参加战士评比，那年我赢得了大丰收：“技术能手”、“神枪手”、“五好战士”，三个光荣的奖励，如同三道光环系到了我的脖子上。
射击出名了。几乎所有连队，尤其新兵入伍发枪，部队都让院长“放人”，让我去给校枪。我只管卧在地上对着把子射击，打十环就换一支枪，如果打歪了，军械员修正枪上的准星和缺口，打了十环再换一支枪，频发的十环，不停的换枪。一天校兑几百支枪，由三名特等射手完成，子弹打了多少？没数。只见军械员一箱子一箱子的从车上往下搬。
外出演示多了，人的名气也大了。每次射击都是十环或九环，打五环六环的时候也有，但是极少。总之每次射击的总环数我都名列前矛，第一或第二。
然而智者千思必有一失，也曾有过遗憾。有一年春节前，白城地委原秋书记率领代表团来部队慰问亲人解放军，解放军就把我们几个特等射手调上来“向亲人汇报训练成果”。第一枪，我突然慌了！因为扳机太“皱”，对这支枪我很陌生，不习惯，屏住呼吸和扣动扳机的时间很难统一，结果第一枪打歪了！第二枪好容易打了个九环，现场指挥参谋长向观摩的首长说：“这就是神枪手的功夫，第一枪打歪了，发现这支枪有毛病，第二枪就纠正过来了。看吧，第三枪以后都是十环。”
参谋长的吹嘘让我心跳手颤，均是十环的鼓励性预言一下子把我压垮了！加上这支枪的扳机很不习惯，心里嘀咕怕没那么神，也怕打不好，结果真没打好。成了永久的憾事！
事后我想，还是技术不过硬，真过硬的话，那就象参谋长说的，后几枪都是十环。神枪手不神了，而且是代表部队，向地方党政领导和首长汇报的时侯丢脸的!我很內疚、沮丧！真想一下子钻进地缝里去……
后来我想，这是打靶，这要是治病技术不过硬，诊断不准，手术失误，或下错了药，造成后果那就不可设想，人命关天啊！我必须苦钻医术，练一套救死扶伤的过硬本领，做一个保证部队全体干战身体建康的坚强卫士。这才是我的本行。
破格提拔
1965年大比武后，部队对一批德才优秀突出者进行破格提拔。获得了“技术能手”、“神枪手”、“五好战士”，这三道荣誉的我，当然在破格提拔之首。独立团的政委和团长认为“小袁的家庭成份如果真是被人陷害，那么就证明小袁经得起挫折和考验。根据他徳才优秀的突出表现，按规定，可以直破三格。
参谋长当时评价：袁佩余如果不是成份害了他，现在的职务是正连级军医。如果破三格提拔，正是参谋长的位置。所以参谋长根据他本部门的工作需要，找我谈话建议我改行，当参谋。发现人才，顾全大局，宁肯让位；叫我准备接他的班。据说已向党委打了报告。参谋长说根据他的观察和考核，袁佩余没有专门参加军事方面的学习和培养，却有不错的军事理论和相当的军事技术，摸、爬、滾、打步步到位。就连匍匐前进的姿势也显得标准、到位、有力。
有一次，他有意让手下参谋，悄悄将百米靶改成105米让我射击，我站在射击位置，对参谋长说“好象超过100米？”参谋长问“超多少米？”我回答“大概五米左右。”参谋长惊讶地拍一下大腿说：“啊呀，神仙呀！”
参谋长认为，如果袁佩余改行从事军事方面的工作，再经过锻练和学习，一定是个杰出军事人才！将来必定会大有作为！参谋长推荐我，胜过关心他自已的提升和发展。
可是医院张院长坚决反对参谋长的意见。他守着参谋长对我说：“知道参谋长是为了培养你和提拔你，可是家庭成份解决不了，师长也不能提拔你呀！你如果没有成份问题早就任命军医了。当参谋不好办，即使成份问题弄凊了，当上了参谋长，那个村官不死心，一旦再弄点麻烦那就不幸了！枪打出头鸟，越是尖子越危险。还是当医生吧，即或因成份问题回到地方，还是医生，还会为百姓治病；还会有饭吃。当参谋长就不同了，那是军事干部，成份不清就得回家，回地方后连个民兵连长都不让你当。坐在旁边的小林助理医生挿嘴说：“哎呀！成份不好连当民兵都不行啊，还当连长呢！”
参谋长无奈转身往回走，很不服气的扔下一句话：“要是将来小袁当了将军，我就不信，小小地头蛇敢动他的家庭成份！”
我酷爱医学，愿意当医生，救死扶伤，为大众健康服务，再说穿着白大褂，在医院里治病多神圣啊！所以，这是我首选的人生志愿；並且己经苦心钻研了几年，不想半途而废。我辜负了参谋长等首长们的善意，没有改行。
我听了院长的话。当时、后来、直到今天，返望岁月流年，证明听对了，确实听对了。
游泳教练
毛主席再次畅游长江的消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游泳热潮。解放军也不例外，我所在的部队开始学习游泳。没有教员，便从省城体育学院请来了游泳教练，在嫩江选好了游泳场地，打一场水上战争。我和几名同事负责救护。
派我当救护医生是经过选择的，因为听说部队要学游泳，我曾在院长面前扬言：“我会游泳，曾经橫渡松花江。”并许诺负责教小王、小林等医生学会游泳。当部队通知院长出两名医生和各营连派出的卫生员构成医疗救护队时，院长第一个就就点了我的名。我爽快的回答：“是，保证完成任务。”信心十足，跃跃欲试，一副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之势。
我生在山东省农村，並在山东度过了童年，经常在水库里游泳玩耍。什么时候学会的游泳，我也不知道。记忆中好像从小就会。十几岁时，在吉林松花江模仿了别人的游泳姿势，知道了蛙泳、蝶泳、仰泳，还有潜水等。这次在教练指导下理论提高了，泳姿端正了，有时间就到江里游玩，在水里游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到现场视察的齐副师长看我游泳游的不错，与团长商量把教练请回，让我当教练。团长很高兴，当场就下令执行。当时只是说一说，没想到真让我当了教练，教大家学游泳。
我在高坡上做各种游泳动作，大家在平地上模仿。人多动作一致，如同风吹麦浪大片起伏，十分壮观。尤其做跳水动作，从岸上跳入水中数百人一个动作像地动山摇、翻江倒海、非常状观。五十多岁的团领导，也和大家一样虚心向我这等教练员请教，和大家一样都在勤学苦练。
那一刻，真的让人感奋：这支军队，团结一心，行动一致，官兵团结。就像营房的墙上写那八个大字“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真是威武之師、胜利之师。我忽然觉得，自已很重要，师长给了我一个发挥作用和释放能量的机会。面对滔滔奔流的嫩江水，面对数百名官兵，我既是教练员又是救护员，一定要负起责任。
学游泳的首长和战士们管我叫“老师”。从上小学、中学，一直到军医学校，我有很多老师，他们教我文化、知识和品行，是我心中的圣洁的导师。今天，第一次听到和看见那么多人管我叫“老师”，心里真的很激动！也有些飘飘然。为履行好这个崇高职责，恨不能把我这点游泳的本领，一下子全输注到同志们身上。我在陆地上做动作教大家，然后跳进水里一次次示范让大家看，希望大家尽快掌握。大家也都争分夺秒认真学习，刻苦演练，一个个进步很快。
这样荣耀的感覚，一共半个月就结束了。半个月的游泳训练，使数百名不会游泳的干部战士学会了游泳；有的人在游泳的速度和技巧上远远超过了我。仅仅半个月，学生超过了“老师”，我甘败下风！但是并不觉得丢脸，因为有句话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安慰我，给我撑腰。这段美好的往事，并没有被半个世纪的光阴尘埃淡化和埋没，至今还清晰的刻在我的脑海里。
人一生会遇到许多苦恼的事和开心的事，失败的事和获胜的事，屈辱的事和荣耀的事……事后不管多长时间，那怕到了老年，回忆起苦恼的事，心里依然伤心！回忆起开心荣耀的事，心中仍会心花怒放！过来的人为了有个好心情，要多回忆好事，少回忆孬事。我这个幸运事不多的人，即使近50年前那15天游泳“教练”的故事，也成了我经常回忆的幸福往事，并且自感荣耀常常挂在嘴上。
战士——代卫生员——兼代军医
二连是个大连队，地处场部中心地域，上级领导要在此设立一个营部，负责三个连队。按团里的排列为二营。二营没有营军医让我去担当，临行前张院长再三嘱咐我：“二营还没有建全，你先到二连当卫生员。二连是个最大连队，人多复杂，有几个落后战士成天泡病号，不好好学习和训练。你到那里后他们说不定会给你制造很多麻烦和困难。但是你要团结他、帮助他，争取让他们由后进变先进，要多协助领导做工作。”
来到基层，接触的都是战士。他们在连排长的带领下，训练、执勤，每天早上出操我都背卫生包到各营房，看看有没有因为有病不能出操旳战士。如果有，我会立即检査治疗，如果没有，我就跟着出操。我把战士视为亲密战友，经常和大家在一起学习、一起训练、隨时为大家旳健康服务。到了夜间，我常常背起卫生包到各营房看看战友们睡的怎么样，有患者就急时处理。有的蹬掉了被子我给轻轻盖好；夏天，有的战士蚊帐没掖好，我给掖好，防止感冒和蚊子叮咬。大草原蚊虫多，更要预防脑炎发生。
我还和当地新生农场分场卫生所建立了良好关系，这样就能使用他们卫生所的X光机和化验室。这个卫生所有几名业务不错的好医生，他们曾经是城市大医院的著名医生，多数都是因为犯了什么错误或当了右派被下放到这里的。碰到疑难病例，请他们会诊也是常有的事。
这个农场也有一个监狱，监狱卫生所有十多个医务人员。他们也经常做手术。手术前先由行政医生检査批准。管行政的武大夫是位谦虚、谨慎、责任心很强的领导干部，每次都希望和我一同去检查，两个人商量核计，根据病况决定手术与否。
我所在的部队原是公安部队，曾经叫武装警察部队，后来改叫解放军。穿的衣服刚参军时上衣黄色军装，下身是带红线的蓝裤子；后改为军装。但是不管叫什么名子，改什么着装，性质任务一直没变；守边疆、做內卫、保卫国家重要机关、企业、桥梁，还有看管监狱、看押犯人。
我一直努力钻研医术，提高自身医疗技术水平，让犯人医生知道部队军医医术很高，让他们不敢小视。
根据规定，营、连队毎周上卫生课一次。按照军队的条令，带队排长或副连长向上课军医敬礼：“报告军医同志，请指示”？军医还礼说：“现在上课。”这时带队领导向后转，命令部队：“坐下”。便开始上课。
上课结束后，带队领导再向军医报告：“请指示。”军医回令“下课”。这时带队领导后转，向听课队伍下达命令：“解散”。
可是轮到我上课时却很尴尬，我的职级就是士兵，带队首长向我这个战士身份的卫生员敬礼请示时，好在我有自知知明，就回答“我想上课。”或“请排长允许我上卫生课，”当上课结束，领导向我敬礼请示时，我则回答：“请排长同志决定。”有时由班长带队，由卫生员上连队卫生课，这就顺理成章了。有时由排长带队听课，就避免不了尴尬局面。
我是一个战士代卫生员兼军医处方权；实际就是一个战士，有什么资格命令首长“上课”或“下课”呢？可是带队的连排长都很谦虛，按照惯例向站在所谓军医位置上的讲课人请示工作，所谓“军医”的我实在不好意思，就象演戏。尴尬中，我也有时为此窃笑。
在连队充满了激动与感动
在连队战友们有很多事迹让我感动。
连队战士的年龄平均在18至24岁之间，这个年龄正是生长智齿的年龄段。所以对基层卫生人员来说，这里最常见的庝痛即“智齿冠周炎。”
李班长因冠周炎高热、头疼、牙庝。我给他肌肉注射青霉素（那时都肌肉注射），因为高热不思飲食，我劝班长尽量多吃点饭增加抵抗力。班长硬饭吃不了，挺着把四碗粥全喝了！为了不影响训练、早日康复，吃饭也像完成一次战斗任务一样。可是因为病重，勉强咽下的粥又吐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李班长还是坚持着又走向了训练场！
老战士朱万福因患智齿冠周炎，致牙龈肿胀和半面脸肿胀，一清早就来找我治疗。我发现他脸部肿的很重，眼睛都睁不大了，嘴也张不开，吃东西也困难，颈旁淋巴结也肿大，不敢扭头，多痛苦呀！就又埋怨又心痛的问他：“怎么不早来呢？”他说：“怕影响你睡觉；昨天晚上一宿也没睡，疼得我就在院子里转圈走。”
我听后，心里一阵难过！想着他人，自己忍着。脸都疼肿了，我却呼呼的在屋里睡大觉！实在过意不去。我再三请求朱万福和大家，不管什么时候有病一定要找我。像这样有事却不肯找我，事后知道我心里更难受，何必两人都遭罪呢！
战友们的顽強精神，令我感动。他们的病痛，我很心痛。我专门学习了冠帽切开术，为很多战士及时做了早期预防，减少了发病率。
感冒是最多见的常见病多发病。由于军营的集中性所以更显出感冒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为了预防，一旦有感冒发生，当时最常用的预防方法是往鼻腔里滴大蒜汁。开饭时医生和卫生员站在门口两侧给排队来吃饭的战士们点滴大蒜汁。可想而知，往鼻腔点大蒜汁特别刺激，引起粘膜疼痛不说，还会一连打几个喷嚏，眼泪都下来了。尽管这样，战士们都自觉主动接受点滴。一旦感冒了，往往“轻伤不下火线”。所以医生和卫生员平时注意观察谁脸红了，谁流鼻涕了，谁咳嗽了，都要检査一下，多数是感冒了。
如果战士主动来卫生所治疗，往往发烧己一天了，比较重。不过发烧是人体的一种自卫反应，发烧使心跳加快，热温不利于感冒病毒繁殖，增强了身体的抵抗能力，所以烧到38度以后，突然用上退热药，一身大汗后很快就会康复。一旦病情好转，大家都会主动去参加训练和执勤。
我和战士们感情很深，他们的健康和冷暖连着我的心。军营生活锻炼了我，我也和战友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常默默鞭策自己，一定刻苦钻研业务，掌握一套成熟的医疗技术，准确、恰当、适时的做好服务；让大家身体更健康，精力更充沛，军事本领更过硬!
“少校”不下火线
有一次，在练兵场上，我们的“少校”总往厕所跑，我问他：“你怎么了？”他说：“肚子不好。”“你腹泻了吧？”他说：“是”。我摸他脉博很快，额头烫手，测一下体温，41度！并发现他排出的是脓血便，我马上让他去住院，因为是中毒性痢疾。可是他拒绝住院。说“轻伤不下火线，你给我打一针管肚子疼的药就行。”这哪是小病呀！病情很重：肚子疼、发高烧、总想排便，却排不出来，（里急后重）是很难忍受的，还有传染性！我再三劝说无效，只好给院长打电话:“‘少校’中毒性痢疾，他拒绝去住院。”院长接到电话后以为是在训练场上指挥训练的参谋长，唯有他才是少校军銜。院长立即打电话要参谋长必须住院，并且隔离。参谋长在电话里告诉院长：“训练场上有兩个少校；那个少校很年轻、比我小近三十岁哟！。”
院长这才知道，这个“少校”原来是外号。他叫王忠华，参军后刚分到连队时，晩上突然紧急集合搞演习，连长说：“有一股匪徒要来袭击我们，我命令全连干战迎头还击，去消灭他们。”部队刚跑了约三里地，在荒野郊外，突然听到自已队伍里有两声枪响；连长命令部队全体干战臥倒。臥倒后又响了两枪。
原来是新兵王忠华开的枪。旁边的老兵顿时将王忠华的枪夺了下来。连长严厉批评了他。他却说：“敌人快到了，我开枪把他吓跑，双方都死不了人，有什么不好的？”他一番强词夺理，不服批评，让人哭笑不得。事后连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对他进行了批评，並给他警告处分。后来每次提到这件事，王忠华就会流眼泪。两颗泪珠掛在鼻子两旁，好象少校领章上的两颗星。从此班里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少校。”这个幽默的外号传到了全排，传到了全连。后來大家都直接叫他“少校”，已经成了习惯。刚來到连队的新兵或者后调来的人都以为他的名子就叫“少校。”
王忠华新入伍时，是一个简单莽撞的战士，可是上进心很强，也能干，不怕吃苦。由于是新兵，还不熟悉部队的一些规章制度，因而经常出些荒唐的笑话。如，部队要求战士爱枪支如爱自已的眼睛，每天都要擦拭手中枪，保持清洁。王忠华根据部队要求也很爱枪，可不知什么时候他缝了一个枪套。一天突然拉练，在长长的队伍里有一个战士背着枪却包着一个枪套。格外另类！排长命令王忠华立即把枪套拿掉，王忠华只好听命。
王忠华的枪套拿掉了，可是不久又有战士反映王忠华的枪眼里堵个塞子！连长教育王忠华说：“你爱手中枪是可嘉的。怕把枪磨坏了便缝个枪套，怕枪膛里落灰就堵个塞子，可这些都不可取；不符合战备要求。”王忠华认识到了，立即知错就改。
自从那次随便开枪并受到了多次批评，还受到了警吿处分，可是王忠华没有就此萎顿，一沉不起。后来尽管又发生了一些荒唐事，但他知错就改，接受教训，不辞劳苦勤学苦练，积极向上，后来成为一个优秀士官，兩次受嘉奨、一次立三等功。他的“少校”外号，成了一个尊称和褒奖。
村长在我头上绑了一道紧箍咒
被揑造的家庭成份，象个幽灵一样，几年来一直在我脑海里徘徊，摧残桎梏着我的心身！影响了我的学业，影响了我的晋级、提拔，更可怕的是恶梦附身一般，时时缠绕着我……
基层的医务人员每周六都要到医院进行业务学习。部队医院和新生医院联合用一个化验室，一个放射科；每周业务学习往往也在一起，共同学习，互相学习。每次学习结束，基层来旳医务人员会到政治部将报纸、文件、和信件顺便替通讯员捎回去，我也想顺路将材料捎回，这样可以使通讯员少跑一趟，但是一想，我实在又不敢代劳。因为隨着报纸、信件来的还有文件，而这些文件都印着“绝密”、“机密”字样，我这个成份不清的人，连营首长能信得着吗？通讯员能信得着吗？我没有资格呀！不敢象其他医务人员那样把报纸、文件捎回去！每次学习结束，总是带着沉重旳心情，非常自卑地返回单位。
被诬陷的家庭成份，又像是绑在我头上的一道紧箍咒，时时刻刻都咒得我头痛脑胀，成了我的软肋。唐僧在孙悟空头上戴紧箍咒是怕孙悟空犯错误，伤人杀生；而村长在我头上绑的紧箍咒是怕我在部队干得好，入党提升。也有类似我的军人，因家庭成份问题都被提前复员了，我虽然没被提拔但也没让复员。我知道，这都是因为首长的宽厚与关怀。可是，这也使我更着急澄清家庭成份。我给年迈的父亲写信，要他到村长家求个情，请如实写个成份证明。可我又担心，父亲已老糊涂了，反应也迟钝，行动困难，能一步一步的移到村办公室是不容易的，让村官训斥几句，回来可能找不着家！
我的文盲大哥和年轻的弟弟在村官面前早己逆来顺受成性，哪敢和村里的土“皇上”直面对话！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到来，国家各职能机关照常运转，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就是到县城找有关领导部门，也许会得到澄清，因为我二哥单位的外调人员就是先到县政府调查，才得到了公正回答。可是我二哥曾以个人名义给县政府写信反映我的情况，却未得到回答。
我大哥和弟弟连村长都不敢见，哪敢到县里去见大领导！而我这个年轻士兵，尊守军纪，身不由己，况且性格单纯，从学校到部队等于未曾进入社会，对地方社会很陌生，更不懂社会的复杂性！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和应对遇到的挫折！不辨东南西北，以为村官土皇上是家乡唯一掌握我命脉的上帝。
我父亲年轻时为拯救祖国，参加了八路军加入了共产党，跟隨队伍南征北战万千里，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今却遭人打击陷害，需要昭雪成份冤案，解放自已的时候，却己年老体弱，连45里远的县城都走不去了！
长期的战争创伤和年迈，使父亲脑细胞严重蜕化连话都说不明白，哪有能力解决成份冤案！有位乡邻告诉父亲，“现在不是讲理的时候，再冤枉也得服气，再不服，这个不可一世的村官，己经把你们的家庭成份由中农改成富农和地主，还没过瘾！再不服，下一步会把你们的家庭成份改成恶霸！”。
事实上，据邻居家的长辈们证实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的父亲和我叔父相继参军入伍，在共产党队伍里浴血奋战。我家一贫如洗，而村官的叔父却过着花天酒地的富裕生活，他叔家富有，所以这个村官过寄给了他叔父，他父亲共5个儿子，过寄出去一个还有4个。解放后土改时他们家家产被分，我叔家分到了村官家很多东西。村官的叔父土改后，已不再富有。之后村官又回到了他父亲的家，他父亲被定为中农。因为是村里的一霸，60年代竟当上了村长。当了村长有权有势，不知是阶级报复还是个人恩怨而报复，对我们袁家进行了打击陷害，肆意窜改了我们袁家的家庭成份。
弟弟来信告诉我，父亲说：“不要管成份好坏，只要学习好、工作好，上级满意下级拥护，跟党走就行。”老人以为，儿子在部队起码是个中层干部，还带着兵。
我的80余岁的父亲革命多年，忠诚、耿直，可是也有愚忠和保守固执的一面，接受新生事物能力极差，不能隨机处理什么事情，世界观也仍然在解放前后的思想境界，他仍旧要求儿子“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跟党走。”几十年来，几个孩子听惯了父亲反复不变的嘱托。受了委屈不会申诉，受到冤屈不敢抗争，意识不到恶势力在新环境下以革命的嘴脸仍在害人……
那以后，我也更清楚地知道，1935年后，我的叔父、父亲先后参加了革命，成为八路军。这就成了反动派和汉奸的眼中钉、肉中刺，敌人凶狠地把我的爷爷抓走，要他劝他的儿子脱离共产党、八路军。爷爷坚决拒绝反动派汉奸的要求，最后状烈牺牲！
爷爷被害死，我的父亲和叔父更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无论在战场上的枪炮交锋，还是在谈判桌上的唇枪舌战，都没有输给敌人。
然而，如今已年老身衰，脑神经严重蜕化……认输吧！
苍翠挺拔的树林里有两颗黄叶树
我来到基层，接触了军营生活，战士的精神让我佩服，很多事迹令我感动。不过也有另类，院长曾告诉我的那两个后进战士，确实另有表现，就象一片苍翠、挺拔的树林里有两棵没长直、东倒西歪的黄叶树，影响着茂密松林的苍翠，却也在“赖榆充数”。他俩总往诊所跑，一会头庝、一会又说腿软没有劲，大大小小多多少少总是有点毛病。然后要求休息，开病号饭、批病假条，就是为了不出勤不训练。我根据院长指示“团结他、不歧视他，协助领导帮助他。”尽管如此，当达不到他的目的时，还是提些无理要求。
有一次，一直很消极的后进战士赵春树因嫌不给他开病假条，就说给他开的药不好使，要开卫生所没有的药，否则就去长春208医院住院。实在没办法了，我只好打电话向院长报告，请领导来解决。结果院长亲自来了，院长给他开的药仍然都是卫生所里的药，他竟向院长要钱自己到外边买，甚至说了些气人的话。我看他有意难为院长，提些无理要求不说，还污蔑院长，太不象话了！我气愤至极，将他这个假病号推了出去，警告他：“你不知好歹，有意捣乱；既然不识抬举，今后我们对着干，从今以后再不会给你开病号饭、病假条！”
他也明白，我真这样办了，他也难受。他当场就服软了，对我很客气，从那时起，也不太泡病号了，到卫生所来也一改平日的“病态”，与我聊天，时间长了，关系变得很融洽。跟他在一起闲聊，我们谈时事、谈政治、谈生活，谈奇闻怪事。大家都说，小赵变好是我的功劳。
忘不了的是有个常正海，是在洮南县孤儿院长大的，后来上了学又参了军，性格孤僻，不愿和同志交往。有时还在板报上之乎者也的写点东西，让人看不懂什么意思，更显得怪癖。他常说头疼，总上卫生所找我要药，接触一多就，成了朋友。我还和他一起曾到浇水田的水库里教他游泳，他的泳姿难看，游不好，曾气愤的说：“我再游不好，就把水库给扒开把水全放净！”
我在卫生所大部分时间都在认真看书学习，看累了脑袋发胀时就拉一会小提琴，转移注意力，換一換脑细胞的使用面积，轮流休息一会再学习，脑袋就会清醒不胀了。常正海说小提琴好听，硬让我教他拉小提琴，我就手把手的教他拉琴，他学了好长一段时间了，成绩还是不理想，碰到新曲子就不会拉。让我莫名其妙的是，有一次在伙房烧火那屋练琴，他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怒气冲冲的说：“哪天开饭的时候，我拿冲锋枪架在递饭口，把这帮犊子全“突突”他（全毙了他）”。我听了，感觉这人好像有问题……
还有一次更让我心生厌恶，五棵树公社铁姑娘打井队给部队打井，其中有个比较好看的姑娘受点伤，几次来卫生所換药，常正海看她漂亮，硬让我将那姑娘介紹给他，事后我和那位姑娘学说了常正海的话，姑娘吓得从此再也不来換药了。常正海听说姑娘回家了，便追到了五棵树姑娘家，姑娘父母告诉他：“女儿到外地她姥姥家去了，几天就回来到打井队干活”。常正海回来说：“姑娘来上班时我要直接追求她，她实在不同意，我就把她整死！”幸亏姑娘再没来上班。
我的预感没有错。后来正是常正海把我害进监狱，跑到吉林市要和我未婚妻结婚，说袁佩余在监狱里再也回不来了。40多年过去了，回忆起常正海曾对我说的那些话，看来并非戏言，是他本性的透露。所幸的是他未能把水库扒开，没有拿冲锋枪架到递饭囗把全连人都杀死，也没得机会追求那姑娘不成“就把她整死！”我“未婚妻”拒绝了他的要求，没有进他这个虎囗！
人是社会动物，一生遇人无数。称朋论友者之中，有善友良友，也有恶友。现在想来，常正海把我害进监狱，都因我幼稚单纯，方才认贼做友，与狼称兄。最后被伪善的贼友害进囚牢，饱受囹圄之苦。人一生会有很多教训，这应该是我最大的教训。
1967年，我去207医院学习，结束后可以休息十天再回原部队。当时想回家看看，可是上错了车，本来回吉林市结果上了吉林往通化去的车，乘反了，只好下车。此时已是晚间，没有经四平到吉林的车。我决定不休假了，便上了回原部队方向的车。
回到部队，正赶上战士韩俊义闹情绪在绝食。连里领导让我给他看病，我去后知道他是闹情绪不吃饭，如果我直接劝他吃饭，他是不会听的。我便耍了一个愚蠢的小聪明，说：“指导员做你工作了没有？”“没有，”我说:“没有那就是不吃，看他管不管！”我假装和他站在一起。事后，我对副连长说，他主要是对指导员有意见才闹情绪。副连长给他送饭刚走，我也马上过去，劝他:“你现在再不吃饭可没有理由了，连领导已经给你送饭来了，也就是做思想工作了。你再不吃饭就不对了。”趁机给他一个下台阶的机会，劝他吃饭停止绝食。但事与愿违，他依然没吃饭。
我以自己的身份，肯定是做了一件傻事。不久，王指导员知道了这事对我这一举动极度不满，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也为我种下了受报复，遭打击的种子。想不到的是，仅隔一星期就开始了。
选反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几年，部队没有招兵也没有大批复员的，运动后期的1968年，已经都是老兵的部队才开始接新兵复员老兵。
那两个泡病号的老兵，深知自已在部队表现如何。复员鉴定决定着回乡后的工作安排，关系到今后的生活和前途。在部队当后进战士，还管吃、管住、管穿，到地方泡病号谁管呀！那时，一份好鉴定也真的影响着一个人的命运。可是，七年了，一直是消极落后错误不断，要想得到个好鉴定就得突然立个大战功。要是立了大功，当了功臣，一切缺点就变成了优点，消极落后就变成了有特色的积极先进。可是现在没有战争，如果真有战争让他上前线还真不敢去，为了保身可能会当叛徒。
驻地附近曾发生了几起火灾，战士们都去救火，唯有这两个正在泡病号的战士没有去。怕烧着，也怕熏着，不是自己家失火，烧就烧吧，不管。在长期的生活中始终很落后的人能立功吗？
千思万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借助那荒唐的年月去干荒唐的事！举报身边战友当反革命，自已不就立功了吗？举报别人不行，都是贫下中农的子弟，根子红、底气大，举报不成被反咬一囗怎么办？举报家庭成份不好的书呆子袁佩余绝对是个好人选……
那时候一个出身不好的人似乎就是“罪该万死！”如果说话多，说不定哪句话就会被上纲上线遭审査、受批斗。如果不说话，就会被认为负隅顽抗，或者在酝酿反革命策略。如果你努力学习，成绩好，那就是走了白专道路，想成名成家。如果你工作好、能干，那就是骗人的假象，用来隐瞒反革命真相。如果你写申请想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就更危险了！——企图混进党内篡党夺权。要想当兵参加解放军，那是里应外合向党夺枪杆子。造反派有一整套造反派的思维和造反派逻辑，也是那个时代的逻辑。
1966年开始的一场大灾难、一场大浩劫，黑风暴一样袭击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说，文化大革命怎么搞，实话告诉你我也不晓得，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连国家主席都不晓得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可见这场风暴将把中国刮成什么样！将给中国人民带来多大的灾难……
千千万万的学生停止了学业，好象瞬间失掉了人格，变了面孔，首先向他们的恩师发起了进攻，侮辱、谩骂、人身攻击、体罚、政治陷害，无无所不用其极。紧接着全国串联又开始学生斗学生，派别之间互相斗争，一时间烽火四起，硝烟弥漫，文斗加武斗，遍布全国。……工人停止了做工、农民停止了种地，都在喊，“造反有理”。“造反派大军”之间派系斗争越斗越凶、越打越烈！都在高喊保卫毛泽东思想，都在选用毛主席语录作为“语录弹”来轰炸对方。任何一个地方所有能干工作的好干部、好领导、劳动模范，甚至打下红色江山的老将军、老革命、功臣、教授，都被揪出来，当了“特务”、“内奸”、“反革命”、“走资派”！连老祖宗传下来的文物，也遭到了破坏……
国家在流血，人民在流血！作为保卫祖国的战士，我一头雾水，对这一切实在不理解。那时，战友间互相也说过不理解的话，当然都是私下议论的，而且都是互相说的。因为如果一方不说对方他也不敢说。谁都知道，尽管那是正义的疑问、善意的疑问，可是会惹来牢狱之灾，杀头之罪。
而另有一些人，却趁乱取巧，大出风头，靠着打、砸、抢、当上了造反大军的什么司令、军长、主任……这样摇身一变，一步登天的好事，太吸引投机分子了。当时像我们这样的非正规部队也卷入了文革，开始揪“反革命”。既然要揪，当然要选靶子，而那时，选我这个家庭成份不清的人选袁佩余当反革命当然是最佳人选，怎么看，他都应该是个天生的反革命。看吧，第一，部队里唯有袁佩余家庭成份不好，“是混到部队的地主子弟”。第二，走了白专道路，每次射击都是特等射手“神枪手”，还能讲一些军事理论。第三、参加百名军医大比武，比个“技术尖子”是技术能手。这不正是白专、反革命吗！指导员对袁佩余处理“绝食事件”不满，那时正在暗地里制造和收集材料……。常已看书，现在揪出袁佩余讨好指导员正是个好机会。别的罪行没有发现，抓不到证据，不是有言吗？在言论上抓句不就妥了吗？
哈巴狗看到穿破衣服的人就狂吠
我的同龄人曾对我讲：“鲁迅先生说过：‘每一个穿破衣服的人走过，哈巴狗就狂吠起来，并非一定是主人的唆使，哈巴狗往往比主人叫得更响。’”
此现像并不奇怪，因为这是哈巴狗的狗性。而有些人虽有哈巴狗的狗性，但他还不如哈巴狗，不懂哈巴狗的规矩，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熟人、朋友，只要穿上了“破衣裳”他一样狂吠、撕咬。而哈巴狗见到熟人和主人，即使其穿上了破衣裳也是不会狂吠的。
几天后，二连指导员为报复我“支持绝食”而无意引起的尴尬，，竟去找了常和赵。这两个人看到指导员一改以前的冰冷，由对他俩严厉批评突然变得眉开眼笑，尽管看书是假模假样，也足以使这两个曾受歧视的后进战士激动不已……
在指导员的组织下一切很快策划就绪。这天部队突然集合，主题是揪斗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袁佩余，主要由常、赵这两个人进行“揭发”。常、赵二人突然改变了平日一切靠后的状态，气汹汹的走上前台，尤其是常正海一边喊囗号一边说我“为刘邓陶喊冤叫屈，攻击文化大革命。”把当时民间私下流行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议论，包括我和他的共同议论，都作为所谓的“反动言论”，一股脑全加到了我自已身上，更可气的是，把他自己说过的“反动言论”也扣到我身上。还造谣说把陶铸打倒了我不满而谩骂领袖！
平时他是我的朋友，尽管落后可终究是一个军营里的阶级弟兄，后把我关起来让我揭发他，我一条也没揭发。那一刻，我在漫天的口号中，惶然不解，我曾真心关切过的一个人，为何突然变成了一条疯狗，向我咬来？真使我惊恐而痛心万分！
我把他视为战友，甚至相依为命，互相帮助，仁爱相处，可是我的这个战友，突然变成了一个魔鬼，张着血嘴要吃我！这些子须乌有的罪行从天而降，在自己的队伍里，如同一把杀人刀，乱杀无辜，一下子就把我打蒙了，在一阵又一阵的口号声中，我眼前发黒，失去了意识，昏厥了过去……
当我醒来时，被两个人架着，大汗淋漓，棉衣是湿的，不知道是汗水湿透了棉衣，还是我昏倒后，往我头上泼的涼水？后来有几位战友先后告诉我，就在那个情况下，我弯着腰被两个人架着，常正海跑过去向我心口窝猛击一拳，将我再次打晕！没想到他如此恩将仇报！
战友们还吿诉我，当天的揭发批斗会把我架走后，并没有散会，紧接着掲发批斗第二个“反革命”。他是七连的一个指导员，罪行也是“反动言论”；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林彪不满。更奇怪的是揭发他的人也是经常泡病号的两个后进战士。据说那个指导员后来被判刑5年。在当天的揭发批斗会上，一位首长在大会上向驻军3000名干战发出动员，提出要求“为肃淸流毒”要广泛深入地进一步掲发“袁白专”和那个齐姓指导员的罪行。可是广大干战对这“两个反革命”一点罪行也没揭发出来，共同的评论是：“平时表现很好，没想到他是反革命！”“我们没发现他们的反革命言行。”
被关进反省室
一个革命军人突然被关起来，被迫交代反革命罪行，即使挖空心思、过滤骨髓，也交代不出什么反革命罪行。我不解：为什么在自己的队伍里硬是制造敌人，制造反革命呢？这如同要在一个人的健康躯体内硬要挖出体內毒瘤，只能导致健康躯体变残疾，这是何苦啊！不理解，实在不理解！痛心，万分痛心！！
假如我也像一条狗一样到处咬人，那只能是狗咬狗一嘴毛，搅乱局面，变成一对疯狗，或一帮疯狗。假如我也变成魔鬼，把揑造的罪恶嫁祸到他身上，他会比我更惨！或者“群魔飞舞”，让那些造反者一网打尽。使他立大功，升大官……
但是不能那么干，那是鼠辈寸光的小人，不是君子，更不是革命军人。不过，我承认自已近于白痴，是懦弱的糊凃虫！当“战友”常正海公然一改常态突然进行政治陷害，往死了打我时，我不知道坚持事实和自我保护，更让失掉人性的常正海变本加厉，丧心病狂。造反者都很清醒，辨风向，识方向，明路线，而我呢，只知从人情事理上看待问题，这不是糊涂又是什么？
负责审我的人、是政治处一个政治干事，可能叫徐玉甫；徐干事说他是专门抓学“毛选”的，很忙。“现在我来抓你这个案子，你啥也交代不出来真闹心！难道你什么问题也没有吗！现在我们都在狠斗‘私字’一闪念，‘亮私不怕丑、斗私不怕疼、灭私不留情’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献忠心难道你就这么清白吗！”
我也想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挖来挖去，我终于挖出来两条“罪行”：一条是前几年处长让我代理会计，我不想干，还想放羊这样能有时间看医学书籍。这不是‘私’字吗？挖出的第二条是前两个月有个住院的战士，他母亲从南方来看他，我跟着院长去招待所看望那位战士的母亲；院长说“你放心吧、你儿子的病很快就会好的。在生活方面也不错，有时候燉豆角还放点肉，挺好吃的。”回来的路上我问院长“你说豆角燉肉干吗、你怎么不说芹菜炒肉呢？”院长说“你想吃的东西人家不一定愿意吃呀，”这时候炊事员问院长晚饭吃什么菜？我抢着说“芹菜炒肉”。院长说我“这是私心。”我这样狠斗私字一闪念，激怒了徐干事、他说我就轻避重、不交代大问题。
徐干事是个很要强的干部、不管干什么都想出人头地，成绩突出。他抓学习毛主席著作、总想多出一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份子，能发表许多惊人文章。他平时的表现和一般干部也不一样。他穿的衣服总是比别人的整洁新鮮，他配戴的领章好象比别人的长而平整。他像女人一样脸上总抹雪花膏，散发着香气。那时候的军人、去了女兵演员之外，不论干部战士没有涂脂抹粉的。
今天他抓我这个“政治案件、”也想一下子抓一条“大魚“，树立破了一个难案的典型。他反复让我交代出一些大问题。不过他没有逼、供、信，而是釆取了哄和骗。哄、骗这一招绝对好使。因为战士听领导的话是天职，已经成了习惯，雷打不动；听话和照办决不含糊。我听领导的话很想快点交代出问题，出反省室回去工作。可是实在没啥交代的，心里很着急！给自已编两条罪过，也不是那么回事，如同热锅里的蚂蚁、焦灼难忍！
因为我交代不出什么问题，团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炊事班刘丙仁班长拿着一张毛主席画象贴在我反省室墙壁的正面墙上说：“毛主席红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反省室也必须有毛泽东思想照耀、反省才能找到自己的汚点，检査才深刻，改造有方向。”可是第二天刘班长又悄悄地把毛主席象拿走了。原来副班长对班长的这一举动提出了批评。质问班长：“你把伟大领袖毛主席象贴到反省室什么意思？让谁反省？难道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犯错误了吗？”
刘班长听后害怕了，偷偷地跑到反省室把毛主席象又摘了下来。一边摘一边说：“考虑不周、考虑不周，我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
他打“走资派”成瘾，打我更狠
在反省室里，看管我的新兵李井志虽然来自农村，可当过红卫兵、打过走资派，有一身“勇敢”的斗争经验和传统。看管我的哨兵也是三班倒，两个人一个班，有时一个人当班。一旦轮到李井志一人当班，我就不好办了！他总是“教育我”，可是教育的内容谁也不理解，听不懂，东一句西一句，多数都是“老三篇”里挑出来的单句。比如:“白求恩同志.、共产主义”、“张思德是加拿大人”！“为人民服务”他到底想教育我什么？实在理解不了。他不让我说话、只许我立正听着，有时候他驴头不对马嘴乱说乱批判你一顿，问你听懂没有？你要是说没听懂，他就会进屋抓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或动拳头打，或用绳子把我梱起来。这种残暴场面有一次被团长发现，让警卫排长过来把反省室门锁上了，这样看押我的哨兵就进不来了。
有一次李井志让我写反省交代材料。当他看到标题“反省交代材料”时；立即大怒：“你反中央还反省，太严重了！太严重了！不打死你，你是不老实的，”可是他进不来了，就气极败坏的揭下走廊里的墙皮通过递饭囗一块一块的往反省室里扔，打我。一会就扔了一地。负责査岗的王仁班长发现了，严厉批评了他，并吿诉他“你的任务是看着他别出事，别跑了，其他事情和你无关。”李井志拿着我写的“反省交代材料”这六个字让王仁看，说：“他反中央又开始反省里了！这样的人不揍他他越反越大了。”王仁批评他“不认识字你就把嘴闭紧点，别丢脸。”
第二天，李井志和另一新战士一同当班，李井志问那位战士“复员后你准备做什么工作？”新战士说“刚入伍不久就谈复员的事是不是太早了？”“我李井志早准备好了，复员回家就做公安工作，当警察。”战士问“你说了算吗？”李说：“怎么不算，以前我是红卫兵，在社里斗走资派时他们只动嘴批判，我和我父亲上台就打他，有时把走资派打倒在地上啃泥。别人敢吗？——现在我看管这个反革命就是公安工作。我就是当警察的材料。”
晩上有位老战士给这两位哨兵送饭，李井志吃饭的声响很大，狼吞虎咽，饭量也大很有气势。送饭老兵问李井志“你家养了几囗猪？”“三囗猪。”“你经常看猪吃食吧？”李井志一边吃一边说：“那当然了。”老兵说：“你吃饭让猪给传染了，跟猪吃食没有区别。”李井志仍呱呱唧唧吃着。但不白吃、李井志，虎背熊腰，一身横肉。
李井志让我写一首诗颂扬毛主席，我写了一段顺囗流。第二天放风路过宣传板时，发现我写的诗上了战士颂扬毛主席的宣传板，下边落款是李井志。
李井志训斥我累了，一肚子东一句西一句不成内容的话倒没了，就让我劳动改造：没有条帚就拾个小草棍，如同一根火柴杆，蹲在反省室的地上一下一下的挨着划地；这种扫地方法我觉得好受多了，因为坐着闷在那儿反省实在难受！这种划地的改造方法可以让我分分心，活动活动，好受多了。
被逼到绝路，我想死
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內心极度痛苦、冤枉和委屈，如刀搅內脏。一次次想如实说明情况、阐明真相，但是又说我态度不好，企图顽抗到底，我就不敢说了。我挖空心思、掏心虑肺，也査不出对人民、对国家、对党有半点暇私和不尊之处。然而交代不出问题就是负隅顽抗。泼到我身上的汚水和罪恶，已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被逼到了生死线上；我想以死来解脫，可是怎么能死呢？上吊没有绳子、服毒没有药、自杀没有刀，只能自己撞墙，也只能撞得头破血流，死不了人。死都难啊！突然想到院子里有一囗井……
中午放风，路过院子里那囗深井，朦胧中我看到一股黒柱从天而降挿到这个黒洞里，只要顺着这个黒柱跳进去，井水就会把我送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欺凌和辱骂，没有陷害和栽脏，没有阴谋和杀戮，——我想跳进那个极乐世界，离开这个灾难深重的人生……当走近井囗，即将纵身跳进去的刹那间，迷茫中突然听到一声声“小袁”“小袁”的熟悉声音在喊我，我迎着声音回头看去，原来是医院的护士小张和医生小王他们在高声喊我。伙伴们来看我了！我不能离他们而去！否则，他们会难过、悲伤终生！
入伍近十年来，我已经和亲爱的军营骨肉相连无法割舍，和亲密的战友血脉相通更难断离！可是突然袭来的这股妖风，硬要骨肉相残，致骨折肉裂、血脉停滞，怎不让人肝肠寸断！
现在回忆，就在我跳井的瞬间，也就是我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片刻，我的同伴同行，他们突然出现在当场，并高声喊我，如果没有突如其来的这一生生呼喊，我已经死去几十年了。正是伙伴们亲切的高声呼喊，把我喊回到现实，挽留在这个世界上。
战友们把我从死神手里喊回来后，我们却再没有见面，因为我进了监狱，他们也去向不清。我一直很想念他们。在一起时，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为病人服务，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他们那么年轻、漂亮、那么有朝气。回忆他们就是一种享受和幸福，我经常品尝。
我为朋友两肋挿刀，朋友却把刀挿进我两肋之间的心尖上。
我被关在反省室未能闷出问题，实在是没有什么交代的，我着急，办案人也着急。他们便改换方法，让我到村外地头劳动。来到郊外，来到了曾经很熟悉的地方，觉得仿佛间隔了数载又相逢，变了、一切都变了。道边原本绿油油的树叶蒙上了一层尘土，灰蒙蒙的失去了光泽和朝气，再不那么俊美。
从闷在反省室到宽阔的圹野，我依旧交代不出问题。用什么办法和行动来证明自已呢？看到路上的马车，没有惊马，如果有，我就冲上去勇拦惊马，宁愿让车轮把我碾死、只求证明我不是反革命就行。地头的柴草垛有没有失火的，如有火灾，我一定冲上去英勇救火、我被烧死在救火现场，就好了，当不上英雄可也不当反革命呀。然而路上没有惊马、柴草垛没有失火，我没有立功的机会！只能当反革命。
我煞费心机，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证明我不是反革命。据说1942年美国派军队支援中国抗日，许多日本人为了保命假装中国人，使美军很难识别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是欧美人大鼻子、深眼眶、白皮肤好识别；如果是非洲人短、粗、胖、黒皮肤、大白牙也好认。可是和日本人比就很难鉴别他是哪国人？有位先生告诉美国兵他有好办法；即把可疑人弄来，冷不防往他身上猛扎一锥子，如果是中国人他就会喊“哎呦！扎我干什么？”如果是日本人他就来不及装假，会突然嚎叫：“啊、啊！巴嘎！”原形毕露。这个识別方法很准确。
如果这个办法也能鉴别是革命者或反革命就好了！如果能鉴别的话我渴望有人偷偷往我身上猛扎一锥子，再深也不怕，只要能识别出我是一个革命军人就行。再扎常正海、赵春树一锥子，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伤天害理，陷害战友？
我的劳动任务是薅野草，就是将地头垅沟里的野草拔掉。让我干这种活儿也许有政治含意，我不就是他们所说的“毒草”吗？一天，我正在靜俏俏薅草，突然听到有孩子的啼哭声，抬头望去，看见一位少妇领着一个幼孩子，孩子将一只胳膊半伸着，边哭边喊庝。因为道路上没有别人，孩子妈妈走到我和看管我的人面前哭着说：“我领孩子往前走，孩子突然就哭起来了！胳膊不让碰，手也不会拿东西了。我领他上医院，去医院的路还挺远，这怎么办呀！”母与子都在哭。我听后马上说：“没关系！没关系！从症状看，这是小儿肘关节半脫臼。我握一下胳膊肘和手腕轻轻一动就好了。”
我顺利给孩子复了位，孩子不哭了，手也会拿东西了。孩子妈妈惊讶我竟是医生，感激的连声说：“谢谢、谢谢、谢谢……”我也连声说：“谢谢、谢谢、谢谢……”孩子妈妈显然有些奇怪！医生医术高明，手到病除，患者感谢医生是正常的，怎么医生还紧着连声向患者说谢谢、谢谢呢？
我是应该向这对母子表示感谢的。反省二十天来，逼我交问题、却什么问题也交代不出来，被迫写点交代材料也毫无意义，什么正经工作也没干。今天为这个幼童关节脫臼复了位，算干了点正事。怎不让我好好谢谢这对母子呢！是他们给了我干点正事的机会。
我生长在一个普通家庭，也是一个爱国的革命家庭。我的父亲和叔父早年参加革命是红军和八路军即后来的解放军。是当地有名的革命最早、参军最早的唯一亲哥俩。只有奶奶、毌亲在家养活着她的孩子们。奶奶和母亲都很善良，宁肯自已受苦受累也帮别人不。村子里谁家死了人，她都很难过！奶奶会说：“多好的人啊，怎么就死了呢，老天爷怎么不让我替他死呢！”生活贫困，有点好吃的就分给孩子们吃，如果别人家的孩子在场，也同样分一份，奶奶和母亲自已却餓着肚子。
我上学后得到了老师的传统教育，参军后接触的是首长、老师和军內选出的德才优秀的学员，在医院接触的是军医护士等医务同事，在和谐的氛围里团结、友爱，互相学习和帮助，和连队战士亲如兄弟密不可分。这些纯洁的交往已渗入到我的血液，铸成了我的思维和灵魂。在我的世界里，没有整人害人的脑细胞。我的大脑皮层单纯得只有一根弦，清澈透眀、不含杂质。人生活在世上起码要有人性，母亲曾多次要求我们要本分；我想农民的本分是下地种田，耕耘收获。工人的本分是进厂做工，创造财富。学生的本分是尊师学习，掌握知识。战士的本分是为国执勤站岗，让人民安居乐业。可是在自已队伍里突然碰到了人妖颠倒的荒唐事，本分的我一头雾水，不知所措！
我并非单纯懦弱，如果是在保卫祖国的战场上，目标明确、敌我分明，我会以枪对枪、以牙还牙，决不手软，同入侵者决一死战。需要当黄继光、董存瑞，我会挺身而出绝不犹豫！可是在自己队伍里就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让我揭发常正海、赵春树的罪行，我一条也没揭发。宁肯自己冤死，也不肯和昔日的同志、战友拼个你死我活！我为朋友两肋挿刀，可我的“朋友”竟把刀挿进我两肋之间的心尖上！
是妖魔就没有人性
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在自已队伍里遭到自已战友的汚陷。受害者沉痛、迷惘、无法言表！“病号战友”他们好像专门为这个乱世而生，平日消极落后，怪话连篇，而到了这个复员关头、突然变得激进英勇，出卖灵魂，象个妖魔，失掉人性、出卖朋友陷害忠良。
办案人员求功心切，下定决心“非把这个牙膏挤出来不可”。当时病号到底揭发了什么言论根本记不住。徐干事提示性地又重复了病号的揭发內容；主要是常正海说我“攻击文化大革命。”说“林彪有野心。”“江青算老几！”“陶铸是天才革命作家也被打下去了，毛主席混乂！”经过详细回忆，一年多前在一起唠嗑时是互相说过这样的话。至于骂毛主席那句却是“病号”常正海凭空揑造栽赃嫁祸到我身上的。很可能他们之间闲谈时骂过。这个后进战士揭发时一拳将我打晕，实际上是威协我不准揭发他，也在威胁别人谁揭发他就打死谁！
卫生人员经常向各部队各単位征求意见，领导教育大家要牢记我们是服务人员，别人给我们提意见，要表示感谢，不管正确与否都要接受过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面对审查人员的反复引诱提示，这两个后进战士的所谓揭发，我也只好违心的接受过来。就象演戏我违心的当上了反革命的角色。按照徐干事说的承认了就回单位工作。我心里还盘算着回单位后“病号”会受不了人性的谴责，会良心发现，一定会纠正过来的。然而我“盘算”错了，没让我回单位，继续把我关在反省室，最后一纸判决，把我押进监狱，开始了七年之久的牢狱生活。
我被判决为“反革命”，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囚徒，就像一个小单位，有名头、有许可、有执照、有批准文书，是一个正式的牢狱里的犯人。当了九年兵没当上一个正式干部，今天却迅速被“提拔”为“正式反革命、国家罪犯”，每次运动，都会抓一批“冤大头”，我就是文革中名副其实的——冤大头。
这个“罪犯”18岁响应祖国召唤，应征入伍，在解放军队伍里为保家卫国，艰苦磨练成为特等射手；为军人身体健康，苦钻医术成为技术能手；努力做一名好士兵成为五好战士；假如真发生了战争或外敌侵略，把这个战士放到战场上，他会为祖国为人民与敌人决一死战，视死如归。就这样一个战士却被诬陷成“反革命”！可知诬陷者该是何物？
我还是要申诉。此后的七年里，我一直在申诉……
我的牢狱生活
入狱当天、同时进来的大概有几十人。管教人员在队前念犯人名单，分配牢房。念到大约约第30名时，只听到“袁佩余”，我往前一步走，回答“到”。当兵的人往队列前一歩走太熟悉了。出乎意外的是，没把我分到几号牢房而把我分到了犯人病院，当了犯人大夫。
在这个特殊医院里，我痛心、沮丧，两眼发呆，不会说话，只会不停的流眼泪。一个引以为荣的革命军人，突然遭陷害被打成了反革命阶下囚。巨大的悲痛令我崩溃！管教人员过来劝我：“有什么难过的，在这里有人给打扫卫生、烧水烧火墙取暖，你只管看病，跟外边没啥区别；就是黄棉袄变成灰棉袄呗，你看监狱医院那几个大夫，在社会时是有名的大专家，现在也适应了，不是也挺好吗！”站在旁边的那几个专家隨声应和：“半年以后就行了，半年以后就行了。”看来，他们已深有体会。
刚入狱，我心难受，胸痛得很厉害，解开衣扣，将胸紧贴到水泥墙上，冰涼的水泥墙把我的胸腔也冰得冰涼，大概神经传导受到抑制，胸痛減轻了，也好受了许多。我一天天的胸痛，我也一天天的胸贴水泥墙，没想到与水泥墙产生了不解之缘；离不开了。可是还得干活呀，总是胸贴水泥墙怎么能行呢！只好让专家咸玉山给我封闭前胸来止疼。咸玉山大夫将一根很长很粗的封闭针头扎进了我的前胸皮下，大量的普鲁卡因麻醉药注射到了我的胸壁下，药液将胸壁和皮肤分离开，一时间失去了知觉，暂停了庝痛。
犯人医生
我这个有名的“想成名成家，走了白专道路”的部队医生，到犯人医院后却不会看病了。一天，送来一个发烧的患者，说嗓子疼，吞咽困难，体温也高，检查扁桃体红肿、有脓点，颈旁淋巴结肿大；明显化脓性扁桃腺炎。给予青霉素注射，可是开处方时，我却写成安痛定。在用法方面却还写着先做试敏！护士不解，来问我安痛定还需先做试敏吗？
更严重时，给患者开的处方不是写上了药名而是写着“反省交代材料”！患者拿着处方到药房取药，药剂师却拿着处方又来找我了，“你写反省交代材料交给管教啊，交给和你同样身份的药剂我能处理吗？再说交给管教也处理不了呀，上面是反省交代材料，下面却写着每次2片、一日3次。唉，你真的精神不正常了。可是已经进来了，就想开点吧，你总这样身在曹营心在汉，神魂颠倒可不行啊，出事怎么办呀！”“出事怎么办！”这句话，让我心惊肉跳，如临深渊！本来没事却遭到诬陷，身陷囹圄，要是真出了事，那该命丧黄泉，太可怕了！
我害怕出事，便向管教要求：现时看不了病，请让我到药房做药剂吧。那几位老专家处方都写拉丁文，因为我的拉丁文还可以，当时医院所有的西药名我都能用拉丁文写出来，以后许多年，我也一直用拉丁文写处方。拿药、按药名投。、应该是没问题的。不过当真到药房当药剂师的时候，却总是张冠李戴，给人付错药。我也觉得自己已不能准确投药了！又向管教要求下地出工干活。下地干活只是皮肉受苦，不会有医疗事故风险。
管教人员答应了，却又给了我一个药箱，並告诉我有伤员和疾病就现场处理。当时正是严冬零下30多度，任务是兴修水力，冻土层有1·65米厚。我处理完伤病员就去帮助体弱者干活，拿着“洋镐”，猛刨硬如岩石的冻土层，甚至刨得火星四射。又拿起扁担，将刨掉的冻土送往50米以外的河堤上，来回跑、不停歇……过度的疲劳一时赶走心中的痛苦。虽然极端的疲倦和劳累，可是身体的倦乏比心痛好受多了。从而错乱的神经和精神抑郁强了很多。
不久，监狱里发生了流行性感冒，两天之內有200多人发烧。我负责狱内几个中队40多名发烧病人的治疗，把他们隔离到一个牢房，由两名医务人员负责。病人多，病情复杂，有人心衰、有人呼吸困难，有人痰堵塞了气管，咳不出来，有人高烧发生了惊厥……忙得我不可开交，24小时不能合眼。为了让病人快速退烧，只能用一支20毫升的注射器，一次抽10支安痛定注射液，每人換一支针头，注射2毫升，分别注到10个人身上。然后再注射下一批10个人。按现在的常规治疗，一管药连注10个人，是绝对不允许的。不过当时仅两名医务人员，面对众多犯人患者也只有这唯一选择。
一位肝硬化病人，感冒后病情加重，已经多器官衰竭。我坐到他旁边观察一下病情，结果就睡着了。当这位病人病危的瞬间，护士要叫醒我，这位在迷留之际的患者断断续续地说：“别叫醒他，他两天两宿没合眼了。”
由干昼夜不停的忙碌，在挤满感冒病人的病房里，我也感冒了，高烧、头痛、无力，也同样在大药管上換一个针头，注射2毫升安痛定，然后继续处理其他患者。因为我也是高烧患者，注射安痛定后退烧出汗是正常的，然而周围的犯人患者看到后感动地说：“患者太多了，把大夫累得满头大汗！”
有几个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患者，由于肺内感染，大量分泌物及脓痰极易堵塞呼吸道，喉咙堵塞说不出话来，一时没有吸痰器，我便把听诊器胶皮管拔出来套到注射器上吸，吸出了冲洗消毒后再用。就这样繁忙的劳作，共半个多月，终于从死神手中抢夺近百条人的生命。忘我的劳作中，我也逐渐就范了监狱生活，又回到了犯人医院。
一天，有一位患者被推倒了，手掌先着地，造成了手腕骨折。笫二天，管教人员找来一个刚入监的犯人，听说是“骨科名医。”这位骨科大夫翻来复去的捏、揉、搓、压患者的手腕，患者疼得呼喊不停，最后却说：“没有骨折。”
其实，伤者刚进屋时，医院里三位专家就发现伤者手腕肿胀“呈餐杈样改变。”根据这个特殊的形状，即可确诊为桡骨头骨折。也叫Coles骨折。后来实践证眀，那位骨科名医只不过是银枪洋蜡头，不是冒充的，也是徒有虚名。而这三位专家才是真正的“行家里手，”名副其实。
“我认识你弟弟”
犯人病院外科手术很多，而这两位专家硬是让我做主刀医生，给患者做手术，他们做指导助手。有一个犯人叫梁明生，胆道梗阻，由于病情复杂，从二分场犯人病院转来。
他面色灰黄，全身黄疸较深，消瘦、腹大、腹水、脐静脉怒张，可眀显触到坚硬的肝脏和肿大的胆囊。在二分场监狱病院他是个老患者，这次因为胆道梗阻，病情严重，又来住院，可是，该院的著名专家“马一刀”己出监回到了原地，现在他们已无能力做这个难度很高的手术。出于人道，转到本病院手术治疗。
这位患者本来有肝硬化病史，门脉增宽、门压很高，现在又添了新病，胆道堵塞，胆总管也扩张，在医学上，胆总管扩张再加上门静脉增宽，如同两根管子并列，好像两支枪管子，所以叫“双枪征”。而梁明生由于肝硬化严重，导致门静脉和扩张的胆总管并列，显示格外粗大！我给它起名叫“双炮征”……
我去探访病史时，患者却对我说：“我认识你弟弟。”我惊奇地问他：“你怎么能认识我弟弟呢？”他说：“你弟弟是军医，曾给我治过病；他是新生医院的军代表。有一次我们几个重病号由负责医生打报告，请你弟弟和医院主任汇诊；他虽然年轻，却医术很高。硬把我们几个重病号从阎王爷手里给夺了回来。他每次到二分场犯人病院检査时，当天病人的生活都能改善，吃细粮，能吃的飽一些。”
我听后已心知肚明：那其实是当年的我啊！告诉他：“那不是我弟弟，那就是我本人……”并说了当时那几个病人的病情和处理过程。梁明生听后，双手颤抖，眼泪夺眶而出，哽咽着说：“你那么年轻、帅气的军医，怎么也走到这一步啦！？怪不得一下子老了七八岁呢！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他哭出了声。
文化大革命初期时，我被派往新生医院支左担任军代表。我来到医院，要求全体医护人员必须在保证医疗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参加运动。在新生医院一边指导工作，也到下面各卫生院和犯人病院工作，主要是治病。我不允许不干工作，专搞运动。
当时部队派我到医院“支左”；主要选中我年轻，业务能力及理论水平还行。因为当时有例子，到医院后有些地方医生在业务上给出难题，使外行军代表难于应对，造成医院瘫痪。我刚来医院有的医生也给我出难题，以为我业务水平很差，但是低估我了……
我曾经在一次医护人员会议上强调说，各位医生护士“必须努力学习业务知识，提高技术水平，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光有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没有救死负伤的技术，在危重病人面前，袖手无策，即使掉几滴阶级感情的眼泪！能把病人哭好、哭活吗？”
我指着外科几名同事说：“昨天有位化脓性阑尾炎，经过同志们的努力将已经化脓的阑尾摘除了，转危为安。如果医生业务不行，造成误诊，致阑尾穿孔，那就危险了！或者打开腹腔后不知道阑尾长在什么地方，或者阑尾不是常见位置，怎么办？医生站在手术台上，使劲喊革命囗号，喊的再响亮，阑尾也蹦不出来呀！所以我们要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不要忘记业务学习。”
看到有的科室放下工作不干去搞运动，我很气愤。有一天早上，有一男孩是个五年级学生，头面部肿大，脖子粗的似“狮子头。”初步检查，喉头水肿严重，呼吸极度困难，如不及时处理就会窒息。这是巨大型荨麻疹。可在这危急情况下急诊室却没有医生，在会议室搞运动。我囗头告诉护士立即推注地赛米松和皮质激素喷雾吸入，跑到会议室高喊：“解散。抢救患者。”而当时还有三个急诊也在等着抢救。事后，我以这件事为例严厉批评了几个相关人。
有人说我压制群众运动，不让革命群众造反。但我毕竟是军代表身份，他们嚷着我“右倾”，却不敢造我的反，因为如果他们向我造反，另一派造反组织就会说他们要“毀我长城。”但还是有人向部队反映说我“唯生产论”、“压制革命群众造反。”部队为息事宁人，只得把我抽了回去，终止了我的“支左”任务。
死十字——回光返照
夏天，地里的香瓜熟了。今年大丰收，吃不了。农场拉了几大车香瓜进监狱，犯人可以买来吃。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犯人，有钱的买了很多，一天不停的吃，半夜起床继续吃，大量水分都尿出去了，可是麻烦也来了，吃瓜时抢的一般，瓜籽也舍不得吐，大量香瓜籽吸收不了，积满了胃脏，造成有的人胃扩张，腹部膨隆，呼吸困难，危及生命，必须立即手术。第一台是姜文志专家，第二台是专家咸玉山，我是助手。手术中发现患者胃壁可能己经坏死，呈紫色，给予热敷后，发现略有血色变化，便决定切胃取出瓜籽，解除胃内压力，缝合保胃。这样术后恢复胃的功能希望很大。但是病人已极度衰弱，增加了手术的复杂性。
由于手术时间长，加之咸玉山大夫身体弱，体力不支，晕倒在手术台上，手指上还套着止血钳子，把胃壁撕破了，造成大量瓜籽淌满了整个腹腔。术者倒下了！第一助手的我便成了术者。我把大量瓜籽一一清除，随即又清洗腹腔，因为时间太长，清洗量太大了，生理盐水用没了，蒸馏水用光了！最后只好用涼开水洗；制做涼开水的办法是：赶快烧一壶开水然后将烧水的铝壶放到涼水缸里，铝壶导热凉得快，当达到一定温度后，就可使用。这种清澈的温开水，虽然不能与蒸馏水及生理盐水相比，但起码也是无菌用水，解决了燃眉之急！
然而，很难洗净，这时主管的行政大夫过来说：“关上吧，不用洗了，”确实也洗不净。只好缝合了胃壁、腹膜、腹壁。正常给予术后处理。
第二天，行政大夫来病房，发现患者神态不错，还躺在那里吹囗哨呢！便表扬了我们：“把死定的患者救活了，这是你们立功表现，继续努力，我给你们往上级反映，创造了奇迹，争取减刑。”
第四天行政大夫又来病房，听说那位患者死了，就大怒说：“这里有问题，昨天挺好，今天怎么就突然死了呢！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说完，行政医生怒气冲冲的走了。走到门囗，忽然喊了一声我的名子，很自然是向我了解真实情况。我跑到院子里告诉他“昨天你表扬我们时，姜、咸两位大夫就说：‘今天表扬我们明天就该批评我们了。因为患者的体温和脉博已经出现了死十字’精神再好，也只是‘回光返照’，很快就死，是注定的了。能把出现“死十字的患者治好，在治疗史上还没有先例。”
我说什么，这位行政大夫都能听进去，并且相信，不怀疑。因为我是当地驻军的医生，而这位行政大夫曾是新生医院的医生，我们常在一起学习，互相了解，关系很好。尽管现在身份改变了，我是犯人，他是领导，但人的良心和本性并未改变。
犯人劳动现场规矩大
一年四季，犯人医生都要轮流下到各中队。背着药箱跟着出工，现场处理伤病员。即使没有伤病员，医生也不得离开犯人队伍，因为也是犯人，身着犯人服。犯人穿的劳改服是特殊颜色的，不准隨便脱掉，尤其是在工地劳动现场，任何穿囚服的人，胆敢私自离开现场，身背步枪或冲峰枪的哨兵就会鸣枪警告，再不归队就击毙。这是我曾经当哨兵时知道的。可是真发现犯人逃跑，开两枪将犯人击毙，到底是笫一枪毙的，还是第二枪毙的，就不好说了，当然最好不要逃跑，即使进的是冤狱，也不能跑。哨兵是有职责的。
犯人都得沿着自己分担的那条垅进行劳动。从播种到锄地然后收割，劳动不同，队形却一样，那就是“一”字形不变的横队。如果象天上的大雁，一会“丨”字形，一会又“人”字形，那是不允许的。
有时，我还是端着让我痴迷的那本“经书”：《临床治疗学》，象跟在羊群后面一样边走边学习。学累了我就帮着年老体弱者干活，认真卖力地干。他们对我的帮助百般感谢。夏季锄地，有时候管教人员在后边发现某条垅锄的不净，就会让他回来受一顿刑罚。也有这种情況：有人为了追赶速度就搞鬼，糊弄着锄一段追上“一”字形队伍，再正常锄。如果那一段被管教发现了，一顿体罚是注定的。有的犯人害怕体罚，哀求我让我承认是我没锄好。的确，说是我锄的，管教人员就不处理了。
我虽然帮他承认了，但对这人就在心里打了折扣，，告诉他今后不准再搞鬼。管教人员对我给予了照顾，我总帮其他犯人替他承认错误弄虚作假，于情于理说不过去。
中午饭后，就在地的中间休息60分钟。夏天热，太阳毒，晒得受不了。再加上地热烙的慌，即使休息也很遭罪。有的人把草帽盖脸上睡一会；有的人特意带个小床单，将四个角各绑一个小棍挿到地里，钻到里面睡一会。虽然象个小蒸笼，但減弱了阳光直晒，强多了。中午我也很困，不过强打精神坚持不睡；学习有关业务书籍，査找证据，晚上和那几位专家研究医疗业务做发言资料。
一天的劳动结束了，天黒之前必须收工，否则看押犯人的部队是不允许的，怕黒天影响视线，犯人逃跑。
每天的出工和收工，犯人都是排成四行队列的长队，约200多人为一个长队。不知为什么，只要我出工，队长、管教都让我当排头。队长看着我的步伐喊囗令，大家步调一致。队长或管教在队列旁喊“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犯人就跟着喊“一、二、三——四。”经过一天的劳累都极为疲倦，低着头无精打釆，还硬是迈着步伐走队列，队长不断地喊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疲惫的犯人有时候有一两个人神情恍惚，会无意识的多喊出一个“五”喊成“一、二、三——四、五。”无意识的犯人多喊了一个五字，谁都听到了，可谁也没笑，因为谁都无精打釆、疲惫不堪。
犯人吃饭很特殊
刚入监的犯人，吃饭时吃不惯，头两天吃不了，每次都剩下。有的新犯人拿着菜盆去领菜时，吿诉打菜的厨子：“给我少打点。”这在老犯人堆里，是晴天霹雳，不会发生的事。都吃不饱，不夠吃，想方设法多弄点，怎么会要求少打点呢！可是刚进来的犯人一闻到犯人喝的菜汤和猪食一样的味道，即使饿了，也吞咽不下去，所以让少给点。可是，过了三天后，尽管觉得菜汤味道不好吃，可是为了填饱饥饿的肚子，也都能喝得一干二净。而再隔半个月就会觉得那菜汤没有猪食味，而是香喷喷的，味道还不错。喝完之后还想再喝一盆，不过，每人只一盆。
犯人中午饭在地里吃。两台牛车拉一大车涼水，另一车拉玉米面做的窝头和一大桶菜汤，毎人一份，谁也剩不下。即使毎人两份也剩不下。但也有例外：一个年迈犯人，患了肺内感染，发烧吃不下饭，就把那个窝头给了同一个小组与他关系比较好的另一个犯人。当这个犯人病好了以后，接受那个窝头的那个犯人遗憾地说：“唉，我也不得病，要得场大病就好了！把窝头省下来好还你。”
犯人吃饭和常人不同。正常人吃饭都一口饭一囗菜，在嘴里搅拌、咀嚼咽下才有滋味。可犯人吃饭就不同了。一天三顿饭、不管在地里还是在牢房，早中晚三顿都一样。每人一个窩头、一盆菜汤，冬天是冻白菜，夏天杂一点；不管什么季节，菜帮、菜叶、菜根一起燉，全部入选，即使己经干透了的菜叶也是好东西，一点也扔不了。菜有咸淡，至于油吗，好象没有。刚入监时，闻到那菜汤味和猪场里的猪食味没什么两样。时间长了，不仅闻不出猪食味，却觉得香美甘甜，十分诱人。
犯人将菜汤和窝头领到手后，只要嘴一接触到那个小菜盆，只需一分多钟，那一大盆1000毫升容积二斤重的菜汤就呑进肚里了。菜汤首先充填了空洞的胃囊；然后就拿着那个金黄色的窝头干噎。可是那干噎可是有嗞有味的！是一小囗一小囗的品尝。多数犯人没尝过山珍海味什么味，但他确信，这个金黄色的窝头胜过一切美食。如果多品尝两个，那就叫幸福的享受了！啊哟！不对，那是梦想。
窝头品尝完了，下一步就是喝凉水，都不少喝，因为涼水不限量。有的人为了多喝点不限量的涼水，就往水碗里放一点糖精，甜味刺激了味觉，水欲，喝得肚子溜圆。犯人也知道糖精没有营养，那也没办法，因为家属接见时不准送吃的，包括糖；糖精那么一点点，发现不了，就不易限制了。
犯人睡觉铺位窄
我所蹲的监狱因为是在东北平原，天气寒冷，冬天零下30度。冬季时间长，和当地百姓一样睡炕。进入10月末，就开始烧炕取暖。不管冬天还是夏天，几十名犯人挤在一铺炕上，每个人铺位的宽度是45公分，如果炕大人少也规定45公分宽度，宁肯闲着一头炕。炕沿上都刻着记号。只能采取侧臥，不能都平臥。一个人肩宽平均50公分，都平卧是躺不下的。所以，因为睡觉的铺位宽窄，犯人经常争吵、打架。每个犯人的褥子也是45公分宽，早晨起床叠被也不能超过45公分。生活和饮食决定了犯人没有肥胖症，都很瘦，所以45公分的铺位，睡觉尚能维持。现在，无论在街头、小巷、饭店、商场……隨机找一帮人，连在一起，平均每人45公分的铺位，即使都侧位睡姿，恐怕也挤不下。
那时的牢房，一个很长的屋子，两边是炕，近百人住在里面，可以说人囗极度稠密，空气可想而知。所幸的是都睡炕，而能烧火的炕都有烟筒，对空气流动是有利的。近百人挤在一个屋內睡觉，有的人打呼噜声音很大，节律也不匀，不极度疲困是睡不着觉的。但是犯人们劳动一天，劳累、疲惫、困倦，使他们躺下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犯人睡觉，屋内外是不准闭灯的，这是为了安全防范，所以每个屋都有两个看灯的犯人。大墙一角有岗楼，楼內有解放军战士在站岗放哨。判刑前，在军队时，节假日我曾经替连队战士站岗，同样持枪、子弹上膛，在岗楼里注视着监狱的高墙和墙上的电网。今天，我却在监牢里烦劳战士们看着我和其他犯人。
犯人们都希望睡的鋪位宽一点，但是不允许。我也睡过45公分；不过大部分时间能睡的宽一点，因为我有个卫生包还有一堆药，需要搁在炕一头挨着我。为此我的铺位一边是药箱子一边是同犯，药箱子让给我很宽的面积，挨着我的那个犯人也借光了，两人都能有宽一点的铺位。
先后有两个同犯是我邻铺，他俩都是长春市人，大学毕业，很有才华。我们都是同龄人，平时关系也挺好。他俩先后与我邻铺，铺位能宽一点，心里感激我，可是没啥报答的。冬天犯人发棉帽子，春、夏、秋，没有帽子。多数犯人，家人给送或邮来蓝色单帽，帽子顶上监狱给印上一个“犯”字，就可以戴了。经过太阳晒一段时间，蓝帽子就变成了近似囚服的颜色。我入监后没有单帽子，部队的黄帽子犯人不准戴，也没拿进来。我在监狱从不管家里要东西，有罪自已遭，不愿给父母、哥兄弟带来负担。谁让自己命不好！
邻鋪任广东和韩在仁发现我每天都光着头，先后从家里要来大号帽子（我脑袋大）说：“啊呀！这帽子太大了，我戴不合适，给你吧，不然也得扔。”实际犯人的东西出监前是舍不得扔的，只是为了送给我，才说这样的话。犯人与犯人之间也交朋友，我蹲七年监狱戴过两个蓝帽子，都是同犯、狱友给的。
有血腥味的犯人，不是杀人犯
犯人都愿意挨着我与我邻铺，因为我靠一头，睡觉时自然能宽一点。可是有一年多的时间，谁也不愿意与我邻铺。原因是在我身上散发着很浓的血腥味，他们宁恳睡狹窄的铺位，也不愿意闻让人受不了的血腥味。这血腥味的来源说起来有一个怪异的故事……
1970夏天，监狱里又进来一批犯人，在这批犯人中，有一个人原来是某县医院的外科大夫，35岁左右。他的罪行是一桩医疗事故，用他的话说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从轻判了三年。也许是“人民内部矛盾，”刑期短，因而入监后就分到了犯人病院，当犯人大夫。他来到犯人病院和我们这几个反革命政治犯在一起，虽然都是囚徒，但是身份有区别。用他的话说：“你们是反革命，属敌我矛盾，我是犯错误的人，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种身份的医生在一起负刑，很自然他就主动担当了犯人头，成了我们的“领导”。
管犯人的犯人在狱内叫“记录员”；“记录员”官大小也不好说，在这个犯人病院，记录员手下共12个犯人，那么这个记录员相当于“班长”。而参加农业劳动改造的犯人编制是中队和小队；每个小队有一个记录员，人多少不相同，有的小队几十个人；而有的小队140多人，这个小队的记录员起码也是个“连级”干部了。然而不管是“班长”还是“连长”，都是犯人。任何一个犯人如若隨便走出监狱，或在工地擅自离开警戒线，哨兵都可以开枪将他击毙。
我们的“领导”——“记录员”进来后，不像我进来时晕头转向，痛心万分，一点精神压力也没有，好像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学习和担任领导工作，很负责任。为了减刑，提前出狱，表现很积极。
当时有些小报传闻，说毛主席对医生戴口罩给病患诊疗有看法，“记录员”活学活用，绝不含糊，他告诉我们：“为了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不脱离群众，与病患和群众建立感情，今后做手术都不要戴手套。”这道命令，我们都知道是很危险的，因为感染，不仅威胁着患者，也威胁着医生。专家们知道这是胡闹。可是不敢对抗“人民内部矛盾”的领导。
从此，再做手术都不戴手套，也不戴口罩。做完手术后，医生手上的血腥味很大，甚至洗都洗不掉。挨着我睡觉的狱友，闻不了我身上的血腥味，尽量离我远远的。
有一个同犯，是法院进来的。他说：“南方曾发生一起命案，受害者被肢解。破案时抓住了两个嫌疑人，但是两个人都不承认。技术人员发现其中一人身上尤其手上血腥味较浓，认定他就是杀人犯；最后这个杀人犯不得不交代了杀人经过，并交代了尸体肢解后所藏位置。我们知道你给患者做手术，有血腥味；如果不知道的话，还以为你是杀人犯呢。”
这位记录员大夫以身作则，自已做手术也不戴手套。有一位髌骨结核患者，记录员做了一个刮骨勺子，给这个髌骨结核患者做刮骨手术，让我给他做助手。他是腹部外科医生，却不让骨科专家做，亲自裸手做，不戴手套。他用手指探到缺损处，探查骨质损伤程度和骨面情况，其勇气让人惊讶！因为溶骨后的骨刺像冰刺一样很锐利，很容易把手扎破，造成互相感染。当然手术质量和后果是很遗憾的。
由于记录员的突出表现，成为改造表现好的积极分子。在犯人大会上大谈自己的改造体会和先进经验。他讲用的标题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些内容记忆犹新：“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那些草包教授们教育我们手术时医生要戴口罩、戴手套、穿隔离衣，就怕损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身体。现在我们抛弃了他们资产阶级的说教，裸手操作外科手术同样取得完好效果。这一成果和创举给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们一记响亮耳光。”
他又说：“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们不让我们劳动生产，怕把手磨粗糙了影响手指的触觉，手术就会影响效果。实际我们现在经常下地劳动，虽然手掌皮肤磨厚了，甚至磨出了茧子，但是我们裸手操作，不戴手套，不穿手术衣，手术更成功；并且与人民贴近了。”
记录员大夫的生动报告很“成功，”获得了热烈掌声。当然鼓掌人也包括那几位被定罪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教授。大家鼓掌时，不知道心里都在想什么？
“全国粮票”下来了
犯人都希望秋收。他们盼望秋收，并不是因为国家粮库会扩容，是因为“全国粮票”下来了，偷吃生粮的时机到了。
犯人们管这些生粮叫“全国粮票”，管偷吃生粮叫“闹粮荒。”玉米、黄豆、高梁、谷穂都不放过，收什么吃什么。这几种生粮，最受欢迎的是玉米，米粒大，好吃，也容易吃。其次是黄豆，虽然不像玉米那样可以大囗啃，很快能吃饱，需扒开豆夹，每个豆荚只能吃两三粒，要吃饱是很慢的，也很费工夫。。一边劳动一边吃，扒豆夾多了，劳动就会受影响，跟不上趟，再说豆棵矮，容易暴露目标，易被人发现。所以就连豆夾一块吃。犯人都知道黄豆营养价值高，是解饿“抢秋膘”的最佳食品。多数人吃黄豆的水平很高，掠几个豆夾扔嘴里，舌头和牙齿巧妙配合，轻轻一磕又一咬，立即将豆夾皮，吐出来，只留豆粒在嘴里，美味入腹。割谷子、高梁不如玉米和黄豆粒大、柔软、好吃，但人每天都需要吃饭，秋收期间，无论干什么活，犯人照样嘴不闲着，带毛刺的谷穂用手搓几下（犯人手掌干活磨得好像是木锉），再用嘴吹吹风，就可以吃了。
有的管教发现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有的管教一旦发现、绝不放过。这是“闹粮荒。”不仅当场刑罚，晚间回牢房，还开会批斗。犯人也有互相揭发的，主要是揭发他的仇人，或者想立功者自己偷吃生粮的同时却跑去揭发别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整对方。但不管怎么斗，秋收十几天后，犯人开始都胖起来啦，干活也有劲了，多干了不少活。认为对“闹粮荒”的犯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管教们，可能考虑的更全面：人要吃饱了才好干活呀！只不过他们佯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做没看见，却不会说出其中理由的。
那时有个特别喜欢生吃谷穗的犯人，我印象很深，他平反后在吉林一所大学任教授，现在已退休，与我还有联系。
饥饿、劳累是所有犯人的共同待遇。秋收期间除外。
下地干活的犯人，每顿一个五两窝头，象我们犯人医生和“看灯”打更的犯人，窝头是三两一个。卫生院离厨房很近，所以我们几个犯人医生虽然比不上犯人厨师可以偷吃窝头，有时候看完病，也会摸黒到厨房里偷土豆，用消毒锅煮了吃。那几位专家教授自从“被录取了来当犯人”，早就忘记了他们的高级职称。吃起土豆子来也津津有味。并且也不敢吃太多，为了细水常流，剩下的土豆就藏到棚顶上，留着明天再补充点“亏损”。偷土豆吃必定不是常事，一旦被发现，土豆的香味就变成“苦味”了。
有一位领导叫窦青山，他的“犯罪”与我们有所不同。我们都是由人揭发而被“录取”当“反革命”的，而窦青山是有意的“打抱不平。”文化大革命中期，有些老帅、老革命都被打下去了，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匿名信，劝毛主席不要再搞下去了，把自已的战友都打倒了，这不是“火烧庆功楼”吗！为了查这封信，关起来很多人，唯独没怀疑他，因为他是领导。许多无辜，被关了禁闭！并且都是他的手下。作为领导，心疼部下，他受不了啦！只好自己投案自首。要求释放被怀疑而受关押的无辜，他甘愿蹲监狱。
窦青山入狱后，没让他下地干活。给他分配的工作是“看灯。”“看灯”在监狱里是个“好职业”。这个名子，是监狱里多年留传下来的一个称呼。过去没有电灯，晚间监狱的室内室外都点着油灯。监狱管理部门在犯人中找比较可靠的人专门看着灯；没油了添油，風吹灭了再点上，所以叫“看灯。”也起着监视作用。犯人睡觉的屋里必须亮着灯。
现在有电灯，“看灯”的任务就是在狱內守夜打更。我也替别人看过灯，正赶上我有个邻居同学去监狱外调，顺便了解过我，听说我近日在“看灯”，白天可以睡觉。这个邻居回吉林后告诉我婶娘：“袁佩余改行当电工了，执夜班，看灯。”
窦青山进监狱后，“看灯”，不下地干活，也是吃三两的小窝头，吃不饱。不过窦青山却碰到了意外。他说在外面时胃病很重，天天胃疼，烧心。进监狱后胃病全好了。看来适当釆取饥饿疗法，减轻胃的负担，对一些胃病是有好处的。我当了七年犯人大夫，给犯人治了七年病，胃炎、胃溃疡等消化系统疾病确实没有或者很少。看来真是“粗茶淡饭、精嚼细咽；进食半饱，饿点为好；定量定时，胃病远离。”这是蹲了七年监狱的犯人医生，得出的防治胃病的经验。
青菜致亚硝酸盐中毒
晩春时节，菜园里收获了一批小白菜，部分卖给了社会居民，大部分拉到了监狱给犯人吃。平时犯人吃的是冻白菜，春天吃干白菜，今天吃上鲜嫩的小白菜，对犯人来说就是改善生活。
事物有双重性，这天的小白菜汤却出现了三重性。清香鲜美的小白菜固然好吃，量也还是那些，约1000毫升二斤重，准能把肚子撑起来，但是好消化，很快就饿了。饭后约一个多小时，有的犯人就“报吿班长、犯人放茅”。“放矛”这是犯人向哨兵报告要大便的规定术语，后来报吿“放茅”的人更多了。初步估计大概有30%以上的人发生了腹泻。有80%的人说今天没有力气，70%的人说恶心、欲吐，但真正呕吐出来的人不足2%。65%的人诉腹痛。我发现所有的犯人嘴唇发绀，意识到这是亚硝酸盐中毒，立即向带队管教报告，管教说：“啊呀！你的嘴唇也紫了。”毫无疑问，也就是说紫绀症状轻重不等100%。
这天发生的亚硝酸盐中毒居中度和轻度。所以没有看到重度症状的发生，是因为菜汤是限量的，如果放开量吃的话，这次中毒肯定得死几个，也许更多。亚硝酸盐中毒重的话会出现重度反应：如严重呼吸困难、呼吸急促、惊厥、血压降低，致心肺衰竭甚至死亡。
对发病的原因，狱医们也立即做了调査分析，食堂里用的食盐和平时用的盐是一样的。排除了误用亚硝酸盐之疑。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垛在一起存放了一天半的小白菜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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