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长虹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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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集聚、关系建构与区域发展试读：
前言
获悉中华书局要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出版个人作品文库，心中有按捺不住的喜悦，也禁不住回想起自己近30年的学习与研究历程。从1982年考入河南大学地理系读书以来，我的思想和知识就一直在地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穿梭。在本科毕业之后，我有幸被免试推荐为河南大学人文地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师从我国老一辈地理学家李润田、尚世英和黄以柱三位先生。三位先生的学术方向各有千秋，李润田先生在农业地理和城市地理方面颇有建树，尚世英先生在旅游地理和产业布局方面则深有造诣，黄以柱先生则在城镇历史地理和国土规划方面享有盛誉。三位先生以地理学家的视野，将我引入到我国城乡关系与一体化发展这一非常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意义的重要领域。1989年，我以《论城乡经济一体化：结构、组织和政策》为题，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并留河南大学地理系任教。留校后，我有幸跟随我的大学老师、刚刚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归来的李小建老师从事河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河南农村工业发展环境研究”，并一起赴巩义、临颍等地从事农村工业调查和企业访谈，使我在我国城乡关系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关注我国独特的农村工业化问题。
1993年，我有幸考入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人文地理学专业，跟随我的博士导师、我国著名农业地理和非洲地理研究专家曾尊固先生，继续从事我国农村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其间，我专程到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拜见了我国著名农业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周立三先生。当时，周先生虽然已是八十多岁高龄，仍带领一批学者致力于我国国情的研究。周先生教导我，要理解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关键是要解决“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这两大难题。1995年底，我以《我国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工业化问题：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为题，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申请获批了我的第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工业持续发展机理与调控模式研究”（4950100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既给我增添了专心于学术研究的动力，也为我深化对我国农村工业和农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经费的保证。以该基金为依托，我出版了《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和《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与制度选择》（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两本专著，并开始较为系统地学习和梳理欧美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的最新理论进展。
为解释中国农村工业分散布局现象，促进农村工业集聚发展，2000年，我又申请获批了我的第二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全球化与地方化相互作用下中国农村工业集聚区研究”（40071029），并有幸在我国著名人文-经济地理学家吴传钧院士、陆大道院士、毛汉英研究员、刘毅研究员等学者的指导和帮助下，到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与樊杰研究员、张文忠研究员一起从事为期一年的访问合作研究，并开始将国际经济地理学有关产业集聚、产业区和产业集群研究的主流思想同中国农村工业发展实践相结合，尝试将现代经济地理学、新制度主义与演化经济学以及规范性区位分析三方面理论工具进行整合，来解释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及其集中与分散的区位布局，同时开始关注地理集聚与技术学习创新之间的关系。
2001年，我有幸被河南省社科联邀请，参加河南省领导与社科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参加会后组织的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化考察。由此，我的研究领域开始从城乡关系、农村工业化拓展到城市化、城市群研究。2003年，受河南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委托，我主持了“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发展战略与对策”课题的研究。2004年，在教育部的支持下，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正式获批为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作为该基地的执行主任，有幸主持了基地首批两个重大项目之一的“关中、中原、山东半岛三城市群形成发展机理研究”（04JJDZH016）。2005年，在河南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我又主持承担了河南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科学发展观与河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以这些项目为依托，我开始思考新世纪我国城市化战略与区域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并将重点放在了城市群培育、中心城市提升和县域经济发展上，相继出版了《中国城市群发育与中原城市群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河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等著作。
2006年，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我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理论界）人才。也是在这一年，我申请获批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同区位和发展环境下经济技术开发区技术学习模式研究”（40671049）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技术学习和自生能力的中部地区崛起的理论与对策研究”（06BJL063），并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下，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kee）从事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这些项目和经历，进一步扩大了我的研究视野，也进一步凝练了我的研究思路。
近年来，对城乡关系、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工业集聚区、城市化与城市群、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产业集群的持续研究，对国际经济地理学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演化转向等新进展的深入梳理，以及对主流经济学领域“新经济地理学”（新地理经济学）兴起后地理学与经济学两大学科之间对话和论争的密切关注，促使我重新梳理自己以前的研究，发现我对区域发展问题的思考，实质上是从空间集聚、关系建构两个重要维度来展开的，而这两个维度与当前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兴起的关系经济地理学不谋而合。基于这两个维度，我近来完成了两项成果，一项是我与美国犹他大学的魏也华教授、广州大学的吕拉昌教授合作撰写的《新经济地理学与区域发展》一书（科学出版社，2011）；另一项就是本书，我将其取名为《空间集聚、关系建构与区域发展》。这两本书总体上较为全面地体现了我个人的学术研究轨迹。
本书的出版，首先应感谢有关部门对“四个一批”人才的关怀和培养，没有这一出版基金的支持，本书的面世可能会延迟很多年。其次，我要特别感谢为我学术成长提供指导和帮助的诸位师长和学术同仁，名单上的人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出，本书蕴藏着他们的智慧和心血。再次，我要特别感谢为我提供项目和经费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教育部、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科技厅、河南省教育厅、河南大学等单位，本书正是在多个基金项目资助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同时，我要对为我学习和研究提供各种便利的单位：河南大学、南京大学、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表示由衷的感谢，也对我自参加工作以来所在的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原地理系）、河南大学科研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领导和同仁深表谢意。
值此本书出版之际，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二十多年来，她不仅在自己繁忙的工作之余操持家务、教育儿子，而且为我的学术研究贡献了无价的劳动和思想。她是本书许多章节的第一个读者，还为本书的一些文字表述和观点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本书各章内容大多取材于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成文时间跨越近二十年。为反映自己的学术轨迹，本书仅订正了原文表达中的一些错误。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是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巨大转型。本书仅从一个经济地理学者的视角，记录和阐释了这一巨大变化和转型过程中区域发展的某些侧面。错误和不足很多，敬请同仁批评指正！苗长虹2010年12月
第一篇 产业集聚与空间创新
第一章 “学习场”结构与空间中的创新
第一节 引言创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源泉和不竭动力。目前，创新已成为多学科学术研究的焦点领域和政府干预经济生活新的核心政策工具。在学术和政策领域，80年代以来先后兴起的产业区、创新环境、产业集群、国家创新系统、区域创新系统、学习型区域、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全球生产网络、创造阶级、创造场等研究，无不将创新同国家、城市、区域的发展与竞争力的提升结合在一起，并将创新看作决定和影响发展与竞争力提升的首要因素。然而，虽然人们都在强调创新并在着力推动创新，但对不同的国家、城市和区域，创新的内涵和重点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对技术领先的发达经济体来说，创新的焦点在于促进技术前沿的外移和技术租金的维持；而对于技术相对落后的经济体来说，创新的核心则在于加速技术追赶的步伐，形成本土技术能力，尽快缩小与发达经济体技术前沿的差距，并能与发达经济体一起来分享技术租金的收益。因此，空间中的创新是依特定的时空情景而变异并演化的。本章拟在已有空间创新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场”的概念与理论框架，来分析创新所依赖的“学习场”的性质和结构。第二节 从增长极到学习场：区域发展思想的演变“增长极”是上世纪60—80年代区域发展研究中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的“推进型单元”——推进型企业或产业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它不仅自身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
佩鲁关于经济空间“力场”的观点，被布代维尔等人转换到地理空间中，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会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城镇中出现。这样，增长极在地理空间中用于指在城市配置的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来支配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增长极概念的贡献是关注到了经济空间和地理空间本质上的不均衡性，并试图利用这种不均衡性来实施凯恩斯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政策，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是，增长极理论本身并没有解决推进型单元本身增长的内在动力问题，仅仅依赖政府的干预和支持，并没法保证增长极本身的持续增长；同时，在将增长极概念从经济空间转换到地理空间之后，也没有解决经济空间和地理空间之间内在的张力问题，因为在经济空间中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并不与地理空间中的极化与扩散效应相一致。由于以上两方面内在的缺陷，增长极政策在上世纪60—80年代的广泛实践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伴随着对资本主义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型的争论和各种类型产业区研究的兴起，在新自由主义政策背景下城市与区域发展问题再次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与增长极理论相比，新的城市与区域发展理论的建构，以制度主义和演化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如何促进城市和区域的“内生发展”为核心，并出现了“弹性专业化”、“新产业区”、“新产业空间”、“创新环境”、“产业集群”、“区域创新系统”、“学习型区域”等多样化的研究学派，从而形成了一个“以生产的技术和组织变化为基础，以提高区域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为目标”的“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运动。“新区域主义”赞成自下而上的、针对区域的、长期的和基于多元行动主体的、能够动员内生发展潜力的政策行动，强调政策的关键在于增强“合作网络”（networks of associations）和集体学习，它将地方化的投入产出联系和学习创新作为理论建构和政策行动的两个基本支柱，将区域看作通过新企业形成、学习、创新和增长等来塑造产业绩效的一个积极力量。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发达国家产业区发展的路径依赖和锁定问题和发展中国家沿全球价值链的升级问题，激发了学术界对上述“新区域主义”各种理论流派过于强调地方化因素局限性的反思和批判，跨区网络和学习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有关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与区域发展关系的研究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青睐。然而，与地方化学习相比，关于跨区学习动力机制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面对种种空间化的学习创新研究，国际著名经济地理学家Scott提出了“创造场”（creative field）的概念，用于整合上述有关空间学习创新的各种理论，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新经济”中创造活动的空间基础。他认为，创造力场（a field of creative forces）的概念可用于“描述任何塑造或影响人类聪明才智和创造力的社会关系系统，它构成了各种创新相伴发生的场所”，“表征由一系列产业活动和社会现象所组成的地理差异化的相互作用网络，这些相互作用网络产生了多样的创业和创新结果”。他提出，他的“创造场概念”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行动理论”具有相似的主张，其最基本的内涵是“场”和其对创业精神与创新的影响是反身性相互交织的，并且这种创业精神和创新的生成，是一个社会和空间嵌入并随时间而演化的现象。Scott认为，新经济是交易密集的生产系统，为将实际的和潜在的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转变成更密集的集聚经济形式，其新企业的布局和衍生具有内在的地理集聚动力，而产业的集聚又会在创新社会结构的支持下而进一步加强。尽管Scott关注的仍是产业区、区域生产综合体、城市经济系统等集聚经济结构，但他也强调产业活动更广泛的空间结构（如全球化）及其对创业精神和创新的影响。
显然，Scott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新经济”的发展，其创造场本质上是创业家与集聚地理结构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过程形成了新经济在特定地理集聚空间中的循环累计增长。可以看出，创造场概念有效解释了增长极理论所没有解释的“推进型单元”的内生增长问题和扩散效应的机理问题，强调创业家通过商业联系和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和网络对创业行为与新企业生成的影响，突出集聚经济结构，如专业化服务商、地方教育与培训机构、研发机构、工会、贸易协会等对实践知识生成和交换、技术与组织变化、文化产业发展的“孵化”作用。然而，Scott的“创造场”理论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致力于以少数处于技术前沿的新经济集聚区的经验案例，来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新经济”的地理集聚发展进行解释，而忽视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对技术前沿追赶过程中所出现的空间中的学习创新；并且Scott的“创新场”理论虽然以制度主义和演化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多尺度相互依赖、社会和空间嵌入、路径依赖和锁定在新经济活动地理集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创造场在具体地理和历史情景中的文化和空间差异，但他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理论建构脉络，其理论建构的核心是集聚而非创新。
为了理解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我们在Scott“创造场”概念和Storper“技术—组织—地域”三位一体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提出了“学习场”的概念，以分析更为普遍的以追赶技术前沿为特征的空间技术学习现象。我们认为，创新本质上是多样化的异质的行动者（如个人、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交互学习的过程，而交互学习依赖于地理接近、关系接近和制度接近在特定时空情景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必须联系地理尺度、嵌入和演化三个基本维度来进行分析，而近来兴起的新经济地理学的三个重要方向：尺度地理学、关系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则为这三个维度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图1-1）。与Scott创造场概念强调集聚经济并将区域看作优先分析的尺度相比，学习场概念强调的是各种尺度交互作用下的学习，特别是地方网络与跨区网络（如全球生产网络）的战略协同在技术学习和路径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我们的学习场理论，既可以调和创新地理研究中地理接近、关系（组织）接近和制度接近之间的争论，也可以将区域、国家、跨国乃至全球创新系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而为分析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空间化学习创新提供一个基本范式。第三节 “学习场”与“实践理论”“学习场”概念可以用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来分析。为超越某些导致社会科学长期分裂的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如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知识模式的对立，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对立，理论与经验研究的长期脱节，布迪厄通过构建惯习、场域、策略等概念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实践理论”。我们所建构的“学习场”概念，可以将“实践理论”作为知识生产的理论基础。图1-1 学习场分析的理论框架
首先，“学习”是“学习场”理论构建的核心，它依行动者的策略而存在不同的模式。有关技术创新的大量案例研究表明，创新本质上是一个交互学习的过程。在学习经济中，企业和区域的竞争优势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而创新过程被视为嵌入于社会和空间的互动的学习过程。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创新及领先优势，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追赶及后发优势，均依赖于“学习”这一过程。因此，相对于“创新”而言，“学习”作为一种遍在形式，对于所有国家或地区更具有一般性，用“学习”为核心来构建“学习场”理论更具有普适性。自从Arrow于1962年提出影响深远的“干中学”机制以来，学者们相继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学习策略和机制，如用中学，科技进步中学，产业竞争溢出中学，通过培训来学，通过交互作用来学，通过雇佣来学，基于联盟来学，通过创新和研究开发来学，共享学，通过模仿来学，通过搜索来学等。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来看，也存在着通过自主研发的学习、通过技术引进的学习、通过模仿的学习等不同的主导学习策略和模式。
其次，“学习场”以“场域”为根本理论基石，而场域就是一个包括制度、文化、社会结构等在内的社会关系或网络系统。布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它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是诸种客观力量被调整定型的一个体系，是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这种引力被强加在所有进入该场域的客体和行动者身上。因此，“场域”可以看作是由特定的社会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借助这个网络系统，社会成员或社会团体通过信息沟通、社会互动和社会资本的获取与占有，来改变社会关系及其中蕴含的资源,它要求抗拒我们骨子里那种用实体主义的方式来思考社会世界的基本倾向。因此，“学习场”概念的建构，意味着关系主义对实体主义的超越，旨在使地理学的传统实体论思维转向关系论思维，它要求从实践出发，既关注行动者在不同场域中的学习策略、关系建造和演化过程，又关注形塑这一实践过程及结果的手段和途径。
再次，“学习场”依“惯习”来运转并演化，而“惯习”则是制度与文化等“场域”形成并维持的认知基础。布迪厄认为，惯习是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它构成了一种结构形塑机制，其运作来自行动者自身内部，是外在结构内在化的结果，它以某种大体上连贯一致的系统方式对场域的要求作出回应。惯习是无意识的，但却是创造性的，能体现想象力，但又受限于其结构，因而同时包含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两个方面，是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的主观性体现，正是它产生了决定我们行为的实践逻辑。因此，“学习场”作为各种行动者在“场域”中的交互学习过程，并不是由制度、文化、社会结构等“场域”单方面决定的，而是通过“惯习”与“场域”的相互作用来完成的。“惯习”保存了知识，特别是保存了与技能相关的意会知识，它为个人提供了认识工具，借助这种工具，不断涌来的信息可以被解释和理解；而“惯习”又是在制度结构等“场域”之内被习得并被模仿的。这样，通过“惯习”这一中介，可以避免在机械决定论与自由决定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错误抉择，也可避免在结构的行动和无意识的行动之间做选择。
从更直接的思想基础看，“学习场”概念可以从制度主义与演化经济学来认识。在经济学思想史上，以凡勃伦、康芒斯等为代表的美国制度主义，试图沿着达尔文的思路发展一种经济和制度演化理论，它从有关人类能动作用、制度与经济过程的演化性质的一般思想深入到与特定经济制度和经济类型相关的特定思想和理论，从而为一种把连续与变化、惰性和新奇包容于其中的框架提供了基础。根据当代制度主义和演化经济学家霍奇逊的看法，制度主义自诞生以来，认知和学习就是其主旋律，强调行动者是交互作用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锻造的，他们在局部持久和自我强化的制度之网中相互缠绕在一起；认为学习远不只是信息的获取，它是有关认知、计算和评价的新手段和新模式的发展，因此是导致新习惯、新嗜好和新概念框架的创造的一种转变和重构过程；主张正是个人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制度，但个人的目的或偏好也被社会条件所塑造，因此个人既是环境的创造者，也是其环境的产物。制度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给习惯或惯习以中心的地位，认为习惯作为基本上是非深思熟虑地和自我驱使地采取从前行为模式的倾向，作为在重复的情景中自保持的和没有思考的行为，乃是人类行为和信念的基础，构成了作为社会行为一般规则的制度形成和维系的关键。因此，制度既是行动者头脑中“主观”的思想，又是他们所面对的“客观”结构，行为习惯和制度结构是相互缠绕、相互依赖、循环相互作用并相互强化的。对学习场概念而言，我们虽然致力于建构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在经验研究中，我们则主张发展情景敏感性的具体理论。在学习场中，一方面，学习策略、学习场域和学习惯习之间是相互依赖、交互作用的，任何学习策略的设计和选择都离不开学习场域与学习惯习相互作用的约束；另一方面，实践中的学习场本身又是时空特定的、随空间而分异的、随时间而演化的，因而具有多元地理尺度、嵌入和路径依赖等性质。因此，从空间入手来分析学习场的结构和演化，就必须将其理论建立在对时空情景敏感的尺度地理学、关系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础上。第四节 学习场组成的关键要素
在创新研究中，学者们从不同侧面强调了个人（创业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企业（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及相关服务企业）、中介组织、政府（中央和地方政府）、市场（全球市场与地方市场）、知识与技术流动、硬件基础设施、信任、规范和制度等要素对于空间技术学习的重要意义。
个人、企业、中介组织和政府都是重要的创新行为主体。自熊彼特强调创业家及其创业家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发展以来，创业家与创新之间的密切联系一直为学者们所关注。对创业家知识溢出理论（KSTE）的研究表明，创业家为把知识转化为新的价值以及最终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三方面的机制：一是把创业家精神看作知识外溢的通道，强调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通过知识外溢实现的，而创业家精神是知识外溢的主要传导机制；二是认为创业家精神的涌现能够提升竞争的激烈程度而带来竞争优势，如Porter认为这是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来源；三是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兴起，给特定区域带来了多样性，而多样性的提升有助于改进经济绩效。从执行熊彼特创新职能的主体看，创业家不仅仅来自于个人和企业，中介组织、政府在许多方面也可以发挥创业家的职能，东亚经济奇迹中的“发展型国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中介组织、政府和市场在技术学习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选择作用。创新行为主体能否将创新行为进行下去，关键取决于中介组织、政府和市场的选择。纳尔逊认为，企业作为具有“适应性”的实体，也是依“惯例”进行技术和其他实践的孵化器和载体，企业在给定的“市场”环境中的获利能力，取决于它和它的竞争对手的搜寻或学习过程，但也决定了技术和企业的“适应性”，因此正是市场为技术和企业的筛选提供了主导的选择机制。然而，对于诸如医疗或国防等部门，职业判断或政治过程决定了企业的适应性。
知识和技术本身的性质决定和影响着空间流转的难易程度。知识可分为编码化知识和意会知识，而后者的有效获得依赖于面对面的交流，因此为了提高创新收益，创新主体需要在地理上与相关知识源邻近，从而能够与之进行频繁互动。研究表明，知识溢出更可能在地理上相互靠近的地区内发生，而不是跨区域的自由流动；创新比生产具有更高的集聚程度；企业技术源在空间上的接近程度随着学习难度的增加而提升，那些涉及新兴技术和复合技术的创新活动尤其具有地理集聚的内在动力，亦即技术的可编码化程度越低，相关创新主体的地理集聚就越迫切。因此，高新技术产业倾向于集聚发展。Storper在分析了四种类型的生产系统——小规模定制、高科技、大规模生产以及大规模精益生产的运行特征后发现，每种生产系统都存在使技术学习活动本地化的动力因素，关键原因仍然是意会知识的存在以及面对面交流的必要性。但近年来，随着基于地理接近的“地域创新模型”不断受到挑战，一些经济地理学家认为，组织接近或关系接近在支撑意会知识的生产、辨识、占有、分享方面要比地理接近更为重要。
此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机构、作为“软件”的社会资本等要素均对学习场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新区域主义”认为，地理邻近形成的集体学习、社会文化产生的信任和非贸易的相互依赖，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非正式联系，都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区域发展的重要“关系资产”，它们对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促进创新扩散，具有独特作用。第五节 学习场的结构：关系与嵌入一、关系建构“学习场”是由多种行为主体和相互作用中介的关系所建构的。这种关系，在形态上表现为“网络”，而在功能上表现为“相互依赖”。一方面，根据Watts和Strogatz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群聚系数和较短的平均路径长度的小世界现象，不仅是社会网络的奇异特性，也是自然界许多大型稀疏网络的一种普遍现象。要分析这种复杂的网络形态，关系经济地理学强调，由法国巴黎学派领军人物拉图尔（B. Latour）、卡龙（Michel Callon）和劳（J. Law）等所开创和倡导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个新颖而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一理论以“一般对称性原则”（general symmetry principle）为基本纲领，用“行动者”（actor）来消除人（human）与非人（nonhuman）的鸿沟，将技术、机器、文本和资金的碎片“编入”“行动者网络”，并以转译（translation）来连接行动者网络，从而将人类实践活动看作是一个人类和非人类两者相互作用的场域，人类的力量与非人类的力量相互交织并在网络中共同演进。另一方面，关系经济地理学既描绘了关系邻近（relational closeness）和空间接近（spatial proximity）的共生现象（symbiosis），如Storper指出，区域不仅具有构成使用者—生产者关系网络的地方化输入—输出联系，而且具有导致组织和技术动态变化的非贸易相互依赖，其核心是意会知识、对实践的共同理解以及创新依赖于信任的和地方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网络；也描绘了网络的多样性、异质性和多尺度性，如Yeung（2002，2005）透过“关系几何学”（relational geometries）来建构行动者与行动者、行动者与空间、行动者与制度、微观—宏观结构、行动与结构五方面的关系，认为这些关系可以从互补性（complementarity）、专用性（specificity）、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彼此连接性（interconnectedness）、相互依存性（interdependency）来分析，从而将多中心性（multiplicity）和杂合性（hybrids）看作行动者关系网络的本质。当前经济地理学所进行的种种“关系思考”，如行动者网络概念，知识创造的去地域化观点，空间认同的关系建造，以情景性（contextuality）、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ce）和权变性（contingency）为特征的不同尺度空间的关系行为和关系过程等，迥异于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理论的传统方法，为认识学习场的结构提供了一种重要理论视角和方法。二、学习场的嵌入“嵌入”（embeddedness）是理解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经济活动的一把钥匙。Hess指出，“嵌入”暗示了“经济行为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它不仅包括网络嵌入，即用来描述包含个人或组织的行动者的网络，而且包括地域嵌入，即一个行动者受制于特定地方的程度，以及社会嵌入，即描述产生行动的个人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在产业区、产业集群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地方化的关系网络对当地社会结构、制度、政治和文化“嵌入”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分析，一些学者还对“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进行了区分，前者强调了集群内组织间关系的信任和社会文化基础，后者则强调组织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如Burt认为，从信息冗余看，处于结构洞中位置的组织往往具有更多的信息和控制优势。同时，“嵌入”理论也越来越多地被用来研究跨国公司与区域发展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有关“转型国家”利用外资的研究表明，由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外资在这些国家的“嵌入”很不一样。在捷克，“路径依赖”造成的“嵌入”十分明显，外资通常利用原有工业力量和传统；而在斯洛伐克，却是以建设与当地经济缺少产业联系的新厂为主，被Grabber形象地称为“沙漠里的教堂”。在中国，跨国公司则是在与国家力量的“博弈”中以“义务嵌入”而建立与本地企业之间的联结。
总的来看，以“关系”和“嵌入”等来透视“学习场”的结构，可以将学习场看作是由不同尺度的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关系空间、地理空间交互作用的场域，它呈现为“嵌入式关系网络结构”。这种复杂的、片段化的和杂合性的场域结构决定了“学习场”的多样性和杂合性。第六节 结论与讨论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技术学习的根本目标是如何使企业从前沿技术的追随者而最终成为领先者，而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如其所要解决问题的多样性，意会知识与地域性知识的重要性，变化的累积性、渐变性和连续性，在管理上对企业和地域的依赖性以及设计的重要性，使这一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学习场的结构、性质和演化的方向。正是企业和地域互动所建构的学习场，决定了企业本土技术能力的强弱和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
当前，知识、学习和创新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竞争要素。本章认为，“学习场”以“学习”为核心，以“场域”为基石，以“惯习”为中介，以尺度地理学、关系经济地理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以Storper的“技术—组织—地域”三位一体思想为核心，整合了“行动者网络”和“创造场”两种概念工具，能够为调和创新地理研究中地理接近、关系（组织）接近和制度接近之间的争论，为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空间化学习创新提供新的视角，而“关系（网络）”和“嵌入”是对学习场结构进行解析的两个基本维度，正是“嵌入式关系网络结构”决定了“学习场”的多样性和杂合性。
学习场概念为分析空间中创新的多样性和杂合性提供了一种工具。但实践中空间创新系统的性质还必须联系具体的时空来进行分析。同时，学习创新的演化本质决定了空间创新系统的性质是不断演化的，它虽然会受到路径依赖甚至锁定的制约，但也受偶然因素、环境涨落诱发和路径创造的导引。因此，学习场概念需要通过大量的经验案例研究来丰富和发展，其政策含义也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提炼。
第二章 学习场与技术学习的区域差异
第一节 引言国内外区域发展的实践表明，高新技术企业主要倾向集中于大城市，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许多案例表明，技术创新、技术升级等过程也主要集中在大都市区域。北京和上海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北京的中关村被誉为中国的“硅谷”，是中国智力最密集的区域，而国际化大都市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与北京分庭抗礼，其中，张江高科技园区是“上海市最具竞争力科技园区”，并形成以“本国研发机构+留学人员企业+技术创新基地”为主要发展模式的新生产空间。北京和上海高新区的建设和发展走在全国的前列，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对中国开发区乃至区域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北京和上海的高新区的技术学习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兴趣，技术升级、区域内部创新动力以及区域集聚是其关注的焦点：（1）以产业区方法为框架来分析中关村的发展，一个主要的发现是在早期发展阶段由具有创新性的内资企业所主导，而后来则由外资企业所主导，这种转变的结果是对国外技术更加依赖，而对本地知识的依赖程度减少；（2）Lu探讨了转型经济中的技术学习与创新，研究发现中国公司的发展是作为副产品而来自于本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并强调本地知识创造对于中关村发展的重要性；（3）Zhou和Tong基本认同Wang和Wang（1998）的观点，即中关村的发展由内生创新转向了由国外所主导的创新，但强调区域知识基础对于中国和外国企业的重要性；（4）Ingo Liefner、Stefan Hennemann和Lu Xin则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的中关村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大学/科研机构区域内外之间的合作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外国公司和大学/科研机构是技术学习过程中合作伙伴的主要来源，但空间上这些创新伙伴处于不同的区位，具有强弱不同的网络联系；（5）周伟林等对中国高新区的聚类及对比分析表明，分属第一类和第二类高新区的北京和上海在开发效益上有明显差异，北京中关村内的企业主要是内向型的，而上海张江则主要是外向型的；（6）曾刚等对京沪区域创新系统的研究表明，与外国公司的合作，对京沪两地高新技术企业开拓新产品市场、理清发展思路具有重要影响；与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新技术开发能力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此外，曾刚基于技术势能、技术合作伙伴之间的距离、技术扩散通道的内外环境等三个因子，从宏观、微观两个尺度分析了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技术扩散的特征。
上述以产业区框架及区域创新系统方法的研究较为深入地解释了京沪两地高新区技术学习特征、差异、原因，但仅仅关注内外资技术学习规模、能力及水平的差异、不同行为主体的网络联系的强弱，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技术学习背后全球化、地方化及政府等多种力量的相互交织、留学创业人员的大规模国际流动、历史机遇、政治制度等对技术学习具有重要影响的要素，其对技术学习差异原因的解释力度也远远不够。本章拟以学习场为分析工具，对中关村和张江技术学习模式的区域差异进行解剖。第二节 区域技术学习分析的理论背景
技术创新是交互作用的学习过程，这一过程需要供应商、客户、大学/科研机构等不同行为者及其前向后向关联之间的互动。对技术创新过程的理解反映在创新环境理论、区域创新系统、产业区理论等不同理论流派当中，尽管这些理论使用不同的概念、强调不同的要素用以解释技术学习/创新、技术升级及其区域经济发展，但都认同外国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大学/科研机构、内资企业等行为主体的合作以及知识/技术的交流对于技术学习/创新、技术升级的重要意义。
网络和关系概念则更加深了对技术创新这一过程的理解。Granovetter把社会网络的活动划分为强联系（strong ties）、弱联系（weak ties）和纽带联系（bridging ties）以表达关系强度和信息流动效率的差异。Ruef研究发现，创新的扩散和远距离技术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依赖于能够导致创新的弱联系（weak ties），同样，跨越不同网络的纽带联系（bridging ties）信息流动和知识创造至关重要。而Burt则用“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概念来定义虽然存在但没有关联的网络之间的距离，“结构洞”在此扮演“中间人”的角色，就中国高新区而言，内资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合作网络、内资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的合作网络即需要这样一个“中间人”来实现技术学习网络的联结。Walcott应用上述思想得出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区的演化模型，即从初始阶段纯粹由国外企业所主导进而到成熟阶段由创新的国内高技术企业所主导，然而，中关村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状况并不符合这一规律。
我们新近提出的“学习场”概念，作为技术学习的理论综合，旨在分析更为普遍的以追赶技术前沿为特征的空间技术学习现象，不仅认为创新本质上是多样化的异质的行为者（如个人、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交互学习的过程，而且强调这种交互学习依赖于地理接近、关系接近和制度接近在特定时空情景的有机结合。该理论对多样化、异质性及特定时空情景的强调，乃是本章分析的理论基础。第三节 北京与上海的区域学习/创新及竞争力水平
发展中国家在不断卷入全球性生产网络和融入国际知识网络的过程中，面临两种选择：第一是跟随工业化发达国家并采用其先进的技术，第二是创造自有技术。
一些成功的故事（如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表明，即使有依赖于国外技术的风险，但吸收和采用发达国家的技术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首选。对此，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强调内生要素对于发展中国家地域创新行为和过程的决定性作用，而区域学习系统理论则强调通过借助一系列学习过程以及对外部知识和技术的吸收、模仿、本地化而达到的技术改良，区域技术学习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更具重要意义。一般地，区域技术进步是区域创新系统与区域学习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技术发展水平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出明显的中心—边缘格局，国家内部不同区域的差异也相当显著。我国现阶段的中心—边缘地区发展差异显著，并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北京、上海等少数具有从事大规模研发和知识密集型产品生产的大都市区域成为区域的先导中心。
虽然北京和上海均具有相同的行政管理级别，人口规模相当，经济发展水平类似，基础设施也相差不大，但上海外向型更加突出，而北京政治地位和科技资源在国内首屈一指。
就其竞争力水平而言，已有研究表明，张江科技园区的总体竞争力略高于中关村，但远低于新竹科技园区，其竞争力指数大约只及新竹的1/3，且这种差距是全方位的。中关村在全员劳动生产率、国际市场占有率、地均产值方面高于张江，但在销售利润率和研发投入上低于张江。见图2-1：图2-1 中关村、张江与新竹科技园区竞争力指标对比资料来源：整理自刘春香（2006）。第四节 开发区技术学习的来源
一般认为，外资企业/外国公司（FCs）、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PROHEIs）和内资企业（CCs）是我国企业主要的外部知识和技术源泉。这三种知识/技术来源各有特点。
在全球化背景下，外资企业/外国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成为国际技术转移的主力。发展中国家的多数政府都把FDI视为向外国公司学习并升级其知识/技术基础的一种主要方式，但也不乏批评者的声音。
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但偏重于基础研究，缺乏与企业进行合作与技术转移的激励。然而，由于障碍因素较少，国内高校及科研院作为技术学习的一种来源，与国内企业的合作更加容易和顺畅。
内资企业的研发努力被视为知识/技术的第三种来源。内资企业的主要功能不在于直接产生新知识/技术，而在于吸收和模仿国外的先进技术。内资企业之间的合作虽然并不直接提供新技术却能够促进技术进步。
总体而言，外资企业/外国公司和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是企业外部知识/技术的两大主要来源，内资企业是其重要的补充来源。第五节 技术学习的区域差异：北京
中关村与上海张江的对比分析为了便于对比分析，一方面，文中主要采用200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联合对北京和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的调查结果，另一方面，文中主要采用曾刚、李英戈和樊杰对于技术创新阶段的划分，即技术创新过程一般包含一般信息交流、开发思路、样品研制、中试和市场开发等几个阶段（见表2-1、表2-2）。贯穿这一过程是构成学习创新网络的不同行为者，即外资企业/外国公司、国内高校及科研院所和内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一、历史起点的差异
中关村的发展起始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20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科学院（CAS）、中国工程院（CAE）、著名的大学（如北大、清华）及众多科研机构的重组、国家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等在中关村的企业技术学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Wang和Wang、Ingo Liefner等对这一点都有论述。而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则起始于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大量国外企业纷纷涌入浦东，特别是世界500强大型跨国公司，这为上海高新区的技术学习注入了很大的活力。
二、内向型与外向型
已有研究表明，北京高新区的技术学习特征偏于内向型，而上海高新区则更偏于外向型。但这个结论有些以偏概全，有失偏颇。从Wang和Wang、Liefner等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中关村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内向型的，即基本上依赖于北京为数众多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知识/技术转移，国外公司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而后来随着国外企业特别是很跨国公司大举涌入中国的各类开发区，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在下降，而对跨国公司的依赖逐渐在上升，表2-1基本上反映了这种状况。相对于北京而言，跨国公司则在上海技术学习/创新的各个阶段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见表2-1），外向型的特征十分明显。
从目前来看，北京、上海开发区企业的外向性程度在逐步加深，即其技术学习/创新明显依赖于跨国公司的活动，与此同时，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的作用也在扩大。
三、外部技术来源的区域差异显著
对于外部技术来源的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外国公司、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对企业技术进步所起作用各不相同，北京和上海两地企业之间创新合作也具有不同的区域特征。对于上海的企业来说，外国公司是更为重要的技术合作伙伴；对于北京的企业来说，与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关系则更为重要。北京、上海比较类似的一点是，本地企业与外国公司的合作主要发生在新技术开发思路、市场开发策划两个阶段。本地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则集中于技术难题的破解（即样品研制和产品中试）阶段，在市场开拓方面的合作很少（见表2-1）。表2-1 2003年北京、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在不同合作领域的合作伙伴重要程度差别（％）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03年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调查.北京：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2003年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调查.上海：2004年.
需要指出的是，外国公司、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作为企业的两大主要技术来源，其所起的作用还要结合企业本身的规模、经营时间、企业特性、吸收能力等进行具体分析。
四、合作领域与合作伙伴的差别
从表2-1来看，北京和上海的企业在不同合作领域的合作伙伴中，外国公司、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内资企业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对于北京的企业来说，外国公司在各个阶段的作用基本上20％上下，而上海则为40％上下，几乎是北京的两倍，说明外国公司对于上海的企业的影响更为突出。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当，北京更突出一些，同时，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在市场开发方面的作用很小，合作也很少。国内企业合作对于北京的企业而言，5个阶段所起的作用平均在50％以上，上海则要少很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北京偏于内向，而上海更偏于外向。表2-2 2003年北京、上海高新技术企业不同合作伙伴的合作领域差别（％）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03年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调查.北京：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2003年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调查.上海：2004年.
从表2-2来看，对于北京的企业而言，外国公司在一般信息交流、开发思路和市场开发领域所起的作用更大一些，而上海这主要在开发思路、样品研制和市场开发等领域。国内高校及科研机构对于北京和上海的企业而言，在不同合作领域所起的作用大致相当。国内公司的作用也略有差异，对于北京的企业而言，市场开发更加突出一些，而上海则在样品研制方面更加突出一些，说明北京的企业国内市场比重较大，而上海的企业则主要面向国际市场。
五、创新联系的区域范围及网络特征差异表2-3 北京、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过程中合作伙伴的空间分布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03年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调查.北京：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2003年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动调查.上海：2004年.
表2-3中显示，对于北京的企业来说，与其合作的外国公司大多数位于海外，这一比例达到76％，但有接近1/4的外国公司位于本地和国内其他地区，而与上海企业合作的外国公司比例为60％，本地的比例则达到23％，与北京相比，这种近邻效应更加便于国内企业与外国公司的知识/技术的转移与交流。
本地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在北京和上海都具有绝对优势，与上海相比，高校及科研机构在北京本地的比例占据相对优势，这与北京拥有为数众多的高校和实力雄厚的科研院所有着直接的关系。与国内其他地区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在京沪两地也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均超过1/3。与海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只占很小的比例，这一方面说明，国内的创新与国际的创新相脱节，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可能与国内企业的规模、实力有关，也可能与国外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合作意愿有关，当然，也不排除国外高校及科研机构对国内企业的情况及运营环境了解不深，而不愿意冒险把最新的知识/技术转移到国内的企业。
与北京、上海两地企业合作的国内企业的分布情况大致相同。除了本地的国内公司占有重要份额之外，国内其他地区则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分别达到59％和57％，这说明，京沪两地企业与国内企业的合作网络已经延伸到全国各地，十分有利于知识/技术的扩散和技术进步。第六节 学习场区域差异的原因分析一、多种力量的交织
上述技术学习的区域差异是多种力量催生的复杂产物，主要是全球化与地方化、政府与市场以及各种行为主体等多种力量的相互交织。
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成为国际技术转移的主力。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发展中国家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有利于技术的升级和进步。目前，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学习依然以吸收、消化和模仿为主，引进技术的目的在于技术的本地化，真正实现的技术创新很少。国家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提供的高科技产业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各种工程、计划等十分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学习。
然而，多种力量的交织和对比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很难实现平衡，因而上述差异是必然的和多方面的。二、知识/技术信息扩散与传播的地理邻近效应
接近（proximity）机制对于学习与创新的重要性已经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
意会知识具有强烈地方化的空间粘结性。这种特性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能够在近距离内进行有效的传播和扩散。
地理接近机制能够很好地解释北京中关村在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为高校及科研机构提供了契机，而中关村的发展即得益于这种近邻优势和效应，像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知名企业即衍生于这些高校及科研机构。上海则得益于优越的地理区位以及接近国家大市场的优势，因而有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三、归国留学创业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及跨国“实践社区”
地理的接近性并非是唯一的解释机制。全球化所带来的“跨国社区”的兴起和大规模的人口跨界“流动与迁移”，特别是大量的归国留学人员在北京和上海的集聚以及创业活动，则对跨界技术学习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
目前，归国留学人员在京创办的企业已近3800家，仅中关村就累计2200家。截至2007年底，在浦东新区工作创业的归国留学人员共有11000余人，创办各类创新企业900多家，其中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工作创业的归国留学人员6000多人，创办各类创新企业600多家。这种归国留学人员“个人的关系接近”及其形成的“实践社区”不仅具有流动性和多样性，而且具有国外先进的技术与国内优秀人才相结合的优势，十分有利于通过“全球通道”实现外国公司先进技术的转移。
归国留学人员在北京、上海两地的数量，创办企业的数量、规模和效益，以及创办企业的合作伙伴和领域均对技术学习区域的差异有显著影响。四、历史机遇、制度接近及政治嵌入
就历史机遇而言，北京中关村企业起步于改革开放之初，而上海则起步于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和更加国际化的20世纪90年代。20世纪80年代之初的特殊时期，中关村企业所能寻求的唯一技术来源主要是依托本地的高校及科研机构，即使后来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依赖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对中关村企业的科技投入和技术支持依然重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与北京的发展路径相反，上海浦东新区起步之始即充分利用了优越的国际国内日益开放的环境和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其知识/技术的首要来源是进驻的跨国公司，随着时间的推进，本地高校及科研机构才成为知识/技术的第二个重要来源。“制度接近”是跨国公司大量涌入浦东新区的重要机制。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下，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具有国内其他城市所不具有的优势，即与国际接轨的相对开放透明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而正是相似的制度环境促使跨国公司选择上海作为其技术转移的重要区位。而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政治色彩更为浓厚，在同等条件下，中关村企业的技术学习/创新活动更容易受到政府力量的介入。五、企业特征与吸收能力
外国公司、高校及科研机构的存在及其合作的意愿不是知识/技术发生转移的充分的前提条件，开发区企业吸收能力同等重要，即有能力接受、吸收来自外国公司、高校及科研机构的知识/技术。吸收能力是成功合作的前提，特别是当外国公司所提供技术并非满足国内合作伙伴的需要时，吸收能力尤为重要。因此，企业本身内在的研发努力和研发活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提升技术合作的效果并把外来技术转换为自身可用的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企业规模、成立时间等自身特性会影响到吸收能力，因为规模大的企业会更容易冒险投资一项新技术。另外，交流能力，即对根植于外国公司的文化的理解会影响企业的吸收能力进而影响技术的转移。第七节 结论与讨论
北京和上海具有相似的发展条件，但其技术学习的差异却是全方位的，具体体现在历史起点、发展路径、外部知识/技术的来源、合作领域及合作伙伴、创新网络等多个方面。
强调地理接近、关系接近和制度接近依特定时空情景有机结合的“学习场”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上述差异：（1）技术学习差异的背后是全球化与地方化力量、政府与市场力量等多种力量的相互交织。（2）北京、上海高新区企业的最初发展和技术来源均可以用知识/技术信息传播的地理接近机制来解释。（3）归国留学人员的大规模流动、创业活动以及由此形成的“跨国社区”可以用来解释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个人的关系接近”以及“全球通道”对于企业技术学习创新的重要意义。（4）历史机遇及其路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及区域的发展路径。更进一步，具有相似甚至全球普遍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也许更能解释跨国公司，特别是全球500强企业大量涌入上海浦东新区的现象。而用“政治嵌入”来解释北京企业的技术学习则更为合理。（5）企业特征与吸收能力对于解释技术学习的区域差异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 全球—地方联结与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
第一节 引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经济活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关系迅速成为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的焦点。一方面，围绕着“新产业区”、“产业集群”和区域发展的研究，许多学者重新发现并更加强调地方化的作用，并把区域看作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础，促进学习创新和培育竞争优势的重要关系资产；另一方面，围绕着“跨国公司全球化”、“全球商品链（价值链）”的研究，一些学者则更加强调全球化对经济活动空间与地方的影响。事实上，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在不同的区域、同一区域的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相互作用强度和相互作用关系。区域发展既不是受全球化的单向度影响，也不是受本地化的单向度影响，而是一个“全球本地化”（glocalization）的历史地理过程。虽然在全球化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衡性更加凸现了地方化因素在资源流动中的“粘结”作用，但若失去了地方与全球的经济联结，即使再强大的粘结功能也会因失去经济发展赖以进行的“要素”或“资源”以及更为重要的学习创新机会而停滞。因此，必须以辩证统一的观点来考察全球—地方联结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目前，产业集群或者“专业化产业区”业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地方与区域发展研究和政策实践中最为流行的理论工具之一，并日益引起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关注。但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社会生产体制不同，各国产业集群在发展机理和管制（regulation）、治理（governance）模式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由此形成了在如何实现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和产业升级这一问题上的激烈争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体制向现代市场体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快速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是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还是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近年来均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处于“高端道路”的集群学习模式不同，中国产业集群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普遍较弱。由此，这些产业集群能否以及如何从“低端道路”迈向“高端道路”，直接关系到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实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未来作为“世界工厂”的性质和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本章以产业区理论、管制理论（regulation theory）和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GPN）理论为基础，以全球网络和地方网络的扩展及相互作用为分析主线，以学习创新为核心，以中国中部河南许昌的一个传统外向型产业集群——发制品产业集群为案例，通过学习型产业区的理论建构和案例区的实地调查，来研究全球—地方网络联结的方式、层级、动态及其对技术学习的影响，以寻找转型时期我国产业集群技术学习与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第二节 理论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领域，区域经济复兴的观点以及围绕区域经济复兴而建构的理论学说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并形成了以“新区域主义”和“制度与文化转向”以及全球商品链（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等为核心的学术前沿。由于近年来国际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的主流学说，基本上都是基于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新的时空动态而提出的，考虑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现实，一些学者提出了“将产业区概念一般化”和“对亚洲的经济地理进行理论化”的呼吁，一些华人经济地理学家则进一步强调，我们虽然需要外来的特别是来自主流的观念来充实我们的理论及扩充我们的视野，但要避免被主流所吞噬，我们就“必须保有我们特有的学术身份”，以实地研究为基础，开发适合国情的理论，以与众不同的学术成果，批判主流理论之不足。
华人社会特别是中国在社会经济运行及其制度和治理机制上存在许多独特性。我们的理论建构，既需要借鉴西方的主流理论，又必须紧密结合华人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在西方主流理论对区域发展的阐释中，目前存在着一种将全球化与本地化进行有机理论整合的新趋势。一些学者以新区域主义区域发展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促进集群竞争力的“地方传言—全球通道”模型（buzzandpipeline model），认为无论是意会知识还是可编码知识，都可以通过高水平的传言在集群内部进行地方化交换，也可以通过全球通道的投资实现跨越集群的全球交换。因此，在集群的创新和知识创造活动中，在全球通道上进行投资与地方化结网一样，应该成为集群政策的核心。一些学者则以全球商品链（价值链）为基础，认为全球企业的生产系统，通过生产者驱动或购买方驱动，正在将区域集群和产业区纳入全球生产体系并对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施加重要影响。还有一些学者以全球生产网络为基础，将区域发展看作关系建构的过程或者相互依赖的过程，认为区域发展作为地域化的关系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在变化的区域治理结构下进行复杂相互作用的动态结果，其关键取决于全球生产网络和区域资产之间的动态战略协同及其作用下价值（经济租金）的创造、增强和获取。在对华人社会经济运行的阐释中，虽然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传统作为文化“基质”仍对中国的转型经济施加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全面推进，使得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的行为，也逐步嵌入到当代全球市场经济文化当中。就像海外华人社会走向“杂合资本主义”那样，经济全球化也为快速转型的中国带来了经济和文化的“杂合性”（hybridity）。因此，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相比，在对中国区域发展进行理论建构时，体制转型和经济文化的日益“杂合性”等“制度”因素值得特别关注。
我们知道，新区域主义的核心命题是：在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如何才能获得并保持其长期的竞争力？在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的新的时代背景下，劣势区域如何才能摆脱依赖发展或不发展的宿命？“新区域主义”虽然将其理论和政策重点放在了区域内部资源的动员和内生发展能力的培育上，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其过分强调本地网络和本地根植性之外，对社会生产体制模式如弹性专业化模式的阐释也较为单一，忽视了不同技术和市场条件下生产体制模式的变异，也忽视了市场、网络、会团组织以及层级制等不同协调机制在不同空间层级上的配合。根据管制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协调与社会生产体制多样化模式的研究，并不存在一种永远可以借以提高社会生产体制竞争力的方法或者把资本主义经济有效协调起来的最好组织方式，任何社会生产体制的优越性不仅是由其制度安排而且还是由其竞争对手的制度安排以及它所在的宏观经济环境所决定的。因此，要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区的发展提供一种全面、系统、综合的解释，并为产业区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提供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有必要在“新区域主义”产业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主流区域发展理论将全球化与本地化进行有机整合的趋势，同时考虑中国制度转型和经济文化日益“杂合”的动态过程，来构建一个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在经济全球化和创新竞争的时代背景下，区域经济活力的源泉在于以知识创造和扩散为核心的学习创新，而产业区的学习创新既与其主导的社会生产体制以及其制度根植性息息相关，同时也与这种社会生产体制主导下的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的联结模式密不可分。由此，本章构造了如下的产业区发展的菱形分析框架（图3-1）。图3-1 学习型产业区的理论分析框架
本章认为，学习创新是产业区内生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根本来源，产业区的发展应以“学习型区域”为方向，而学习型产业区的培育与发展，关键取决于生产体系与生产体制、制度与协调机制、地方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这4方面因素的有机战略耦合。①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管制学派认为，不同的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具有不同的技术复杂性、技术变化速度、产品市场需求、地方和全球生产网络、制度与协调模式和宏观经济背景要求，因此对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新产业区——学习型产业区来讲，美国“硅谷”、德国巴登—符腾堡、“第三意大利”由于其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的差异，其学习创新模式虽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许多重大差别。②维持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的制度及协调机制。管制理论强调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是嵌入于制度和受社会管制的。在福特—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代，企业、国家和市场是制度与协调机制研究的核心，而在后福特—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社会、网络、会团组织和超国家组织则成为研究的焦点。实际上，由于任何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的运行均依赖于具体地理历史现实中不同协调模式相互之间的混合、共生和互补，因此在理论和政策上，过分偏执于某一协调模式或不同协调模式之间的替代是危险的。对于快速转型的中国，制度的变迁、经济文化的“杂合性”和巨大的区域差异，是理解地方网络和全球网络管制及治理的关键。③地方生产网络。产业区和产业集群的大量文献集中于地方生产网络的研究，一方面，这种网络受生产体系及其社会生产体制的约束，另一方面，这种网络又根植于或嵌入到地方、区域及国家等具有不同空间层级关系的制度文化中。作为由技术—组织—地域“三位一体”组成的区域关系资产，发达的地方生产网络会通过“贸易相互依赖”特别是“非贸易相互依赖”而形成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地方化经济、城市化经济等而促进地方化学习创新能力的提升。④全球生产网络。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服务业的迅猛发展，导致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就集中在各国的各个产业区中，并通过跨区、跨国活动的企业和机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生产、服务和分配网络而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正是这些企业和机构的全球生产网络建立了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经济的联系通道，并深化和改变着全球化生产分工及与目标市场的联结格局，同时也改变着各个产业区自身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长期竞争力和经济地位。从与地方生产网络的联结方式来讲，全球生产网络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外部置入型和本地嵌入型，前者是通过来自外部的企业和机构来实现与全球经济的联结，如全球商品链理论中的生产者驱动和购买方驱动，这些企业和机构一般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市场势力，但缺乏地域根植性；后者则是通过本地的企业和机构来实现与全球经济的联结，这些企业和机构既具有其自身的全球联系通道，又具有明显的地域根植性。因此，这两类网络与地方网络之间会具有不同的战略协同机制、本地和非本地根植性及治理模式，在研究中必须区别对待。
上述分析表明，通过以学习创新为核心，在吸收产业区理论、管制理论、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等有关流派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融生产体系与社会生产体制、制度与协调机制、地方生产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四位一体”的学习型产业区分析框架，无论是对区域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对各种产业区的经验研究及政策思考，均是有益的。下面的实证研究，将以这一框架为基础，将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看作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专业化学习型产业区，重点分析该集群全球—地方网络联结的形成过程、决定因素及其对集群技术学习的影响。第三节 许昌发制品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许昌现辖禹州市、长葛市、许昌县、鄢陵县、襄城县和魏都区5县1区。2003年全市总面积4996km2，总人口447万人。改革开放以来，许昌充分发挥政策、区位等优势，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已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地区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2004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8亿元，人均1.15万元，超出河南全省平均水平25%以上，已形成烟草、电力信息系统产品、金刚石及其制品、发制品、卫生陶瓷、鞋业等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主导工业部门。一、发制品产业的发端与发展
许昌发制品业历史悠久。就其成长过程和发展轨迹来看，可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清末至解放前夕。许昌是戏剧的故乡，清末时民间剧团很多，由此产生了对古装戏剧头饰用发及其加工品的需求。1900年，该地泉店的一位商人与一位德国犹太商人合伙开办“德兴义发庄”，瞄准西方社会日益旺盛的妆饰需求，动员农村货郎走街串巷，经由“德兴义发庄”买来梳理、扎把、简单加工后销往德国，再由德国商人深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假发套产品销往欧、美市场。“德兴义发庄”良好的效益和示范效应，带动了当地和周边农民纷纷从事人发收购和家庭作坊加工。到1949年，许昌已形成了以泉店为核心，辐射周边五十多个村庄，近万人从事收购加工，年加工能力近百吨的全国最大的毛发原料集散地。
第二阶段：建国始至1978年。这一时期，由于中国在国际上受到经济封锁，国内政治运动频繁，家庭工业遭到禁止，发制品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第三阶段：1979年至上世纪80年代末。在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下，部分农民重操旧业，开始到全国各地收购人发。少数有一定积累的农民，开始由自己收购变为坐庄收购，而后投资兴办加工厂，对人发进行粗加工，生产成档发，由外贸部门代理销往国外。到1989年,许昌已拥有45家档发加工企业,675家个体加工户,年出口交货值400多万美元。
第四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逐步将档发进行深加工，制成精细发制品，并开始生产化纤发制品。国家对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鼓励和政策优惠，促使一些有经济头脑、开拓意识强、敢想敢干、已完成原始积累的档发生产经营者，通过合资、合作或独资兴建发制品生产企业，开始直接生产美发制品，并逐步出现了由粗加工向深加工、由原料集散地向产成品基地、由人发制品向化纤发制品、由单一产品向系列产品的转变。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许昌发制品业迅速崛起，生产规模和出口迅猛增长（表3-1）。表3-1 许昌发制品产业发展的基本概况资料来源：根据作者对许昌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和瑞贝卡公司的调查整理。二、发制品产业集群的现状特点
1.生产与出口规模
2002年，许昌市发制品生产企业有92家，从事发制品生产经营的有1.28万专业户，从事加工的专业人员达5.1万人，其中原料收购从业人员2.42万人左右，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辐射到越南、柬埔寨、缅甸、印度等周边国家，每年为发制品生产提供2500吨的人发原料，成为全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制品原料集散地。截至2003年底，全市发制品生产企业达99家，集中分布在许昌县（47家）、禹州市（35家）和许昌市区（17家）。其中，有自营出口权的企业53家。2003年，全市发制品产值25.2亿元,销售额2.36亿美元,出口总额2.06亿美元。2004年，该市发制品出口额进一步增长到2.50亿美元。
从市场需求的地区分布看，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制品消费市场，欧洲则是第二大消费市场，非洲则是全球潜力最大的新兴发制品消费市场。许昌发制品出口的主要目标市场是美国，其次是欧洲，但近年来面向新兴市场非洲的出口增长速度很快。
2.企业规模
2002年，全市92家发制品生产企业中，年出口创汇1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60家，100—500万美元23家，500—1000万美元6家，1000万美元以上3家。到2003年，出口超过1000万美元的企业达到4家，这4家的合计出口总额达1.44亿元，占该市全部发制品出口的70%。其中最大的龙头企业河南瑞贝卡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于2003年在上海证交所上市，2004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77亿元,出口创汇达到8861万美元。
3.所有权性质与企业管理
许昌发制品产业起源于民间，基本上全部属于民营经济，其中一部分为合资企业。如禹州市2002年登记注册的34家发制品企业中，合资企业就有16家。目前，除生产和出口额较大的个别企业引入了比较规范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外，大量的中小企业基本上实施的是以出资人为核心的家族式管理。第四节 许昌发制品产业全球—地方
网络联结模式及其技术学习动态一、手工业生产与原材料、粗加工等初级商品出口
20世纪90年代以前，许昌发制品产业主要依靠当地农民收购人发的传统，发挥着人发原料集散地的作用。虽然伴随着国家对乡镇企业的支持，少数有一定积累的农民变自己收购为坐庄收购，而后投资办厂，开始从事档发加工，但在这些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社会生产体制中，其地方生产网络也仅限于个人收购—坐庄收购—挑选—分类—扎把—简单加工—外贸收购，然后由跨区网络——外贸部门代理销往国外。这一时期，购销、加工的历史传统和技术经验是许昌发制品产业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基础，而国家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制度转向则是其前提。其产品虽然面向出口，但很少发生全球—地方间的技术传播和技术学习。二、工业化生产与深加工产品的出口
1989年，是许昌发制品产业发展转换最有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国家轻纺投资公司在国家扩大出口的政策指导下，决定实施出口转换工程，招标鼓励出口创汇项目，为其提供专项资金贷款。而此时的许昌县灵井乡小宫工艺毛发厂的厂长郑有全，经过艰苦创业和与外贸部门、外商的多次接触，也已经发现了韩、日企业在低价收购头发和高价销售发套之间谋取丰厚利润的奥秘。这样，国家政策机遇和地方企业家精神的有机结合，使许昌县获得了210万元专项贷款而成立了发制品总厂，而投资公司的青睐、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冲动和企业家原有资本积累的共同作用，使郑有全成为这一当地投资规模最大的发制品厂的厂长。
发制品的中低档加工并不十分复杂，但初始技术从何而来？由于本地并无此技术，而国外企业实施技术封锁，国内企业如青岛有几家设备比较齐全的假发制造厂又不肯转让技术，因而只能在聘请的一些在青岛工厂里退休的老师傅的指导下，组织技术人员自己摸索，但这种摸索不仅使企业最终掌握了发制品生产的档发—色发—工艺发全套工艺和技术，将地方生产网络进一步延伸到附加值更高的深加工环节，也为当地有效造就了属于自己的技术和第一批技术工人。该企业制成的精美工艺发条，很快得到外商认可，从而实现了许昌档发百年历史的跨越，改写了许昌发制品原料和粗加工产品廉价出口的历史。而该企业的成功也带动了更多仿效者，通过地方产业群的“传言”和技术外溢效应，有力促进了集群规模的扩大。
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发制品生产—销售—消费的格局是：美国是最大的发制品消费市场，但经营大国却非美国而是韩国、日本，韩国、日本、中国是生产基地，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人发原料基地。在全球最大的美国市场，终端销售网点多为韩国经销商所控制，韩国人利用从中国购进的原料和半成品进行精加工，或直接在中国沿海地区（如青岛、深圳、天津等地）进行OEM生产，在国际市场贴上自己的品牌进行销售，从而获取发制品高额的市场垄断利润。因此，在美—韩—中三角生产关系中，韩国在发制品的生产技术和营销渠道上处于控制地位，而中国虽然是人发原料的全球集散中心，但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还处于原材料、半成品出口加工或分包、OEM生产的地位，地方产业群的发展深受来自韩、日的“外部置入型”全球网络的控制。如何打破这种三角生产关系，建立自己的品牌和营销网络，是发制品产业建立全球—地方联结和技术学习的关键。三、自有品牌的生产和面向消费市场营销网络的创建
自有品牌的生产必须依赖技术学习和创新才能实现，而自有品牌要得到市场的承认，就必须依赖特定市场营销网络的创建。为实现产业升级和全球—地方更直接、紧密的联结，1993年，许昌发制品总厂与美国新亚公司合资组建了中外合资企业——瑞贝卡公司。可以推断，许昌发制品总厂的这一合资行为，可能主要有两个意图：一是在国家对合资企业实施各种政策支持和优惠的情况下，这一名义上是集体实质上是私有的企业，通过合资，可以享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二是可以利用新亚公司在美国当地营销网络的创建，能够使企业的产品直接进入美国市场，通过双方共同研制发制品，并借助海外合作伙伴的资讯平台，加强与国外经销商的全方位合作。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正确的。瑞贝卡品牌的创建和其在美国营销网络的创建，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对美国假发市场的信息收集，扩大了与其他销售商在新产品开发和销售方面的联合，既从深加工、精加工和自有品牌生产方面拓展了地方生产网络，又实质性地迈出了创建“本地嵌入型”全球生产网络的关键一步。此后公司获得了自营进出口权，率先实现了产品向美国的直销。瑞贝卡公司1993年当年的出口就达到530万美元，1997年出口突破1000万美元，与美国37家大客户建立了紧密贸易关系。到2000年，该公司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达到了6.8%。而在瑞贝卡公司的示范带动下，当地有一定规模的企业纷纷在美国设立办事处，许昌发制品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得以迅速提高，2000—2003年的市场份额大约在25%，其中工艺发条的市场占有率在65%以上。四、产品和市场的多元化战略与原始设计能力的提升
发制品属于“时尚”消费产品，产品种类主要包括人发和化纤发两大系列，工艺发、女装假发、化纤发、男装发、教习头五大种类。从全球发制品生产格局来看，韩国、日本是化纤发原料的生产基地，并垄断着有关生产技术，韩国在高档女装假发、化纤发等产品技术上领先,日本在教习头、男装头套等产品技术上领先,我国则长期是人发原料的集散地，发制品生产主要集中在许昌、青岛、深圳、天津等地，但青岛、深圳、天津多是韩资、日资企业，产品依托韩、日技术，中高档产品居多，化纤发也占有相当比重，只有许昌长期是以人发为原料进行粗加工的生产基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较大生产规模的本地化产业集群。
发制品产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韩国、日本等传统发制品生产大国人工费用的上升，加之人发原料价格的大幅度攀升，其生产特别是以人发为原料的生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步向中国大陆地区转移，但韩国仍控制着美国假发市场从进口、批发到零售的完整销售体系，并对中国发制品企业采取了壁垒措施和技术封锁；而地处内陆的许昌由于具有人发原料优势、丰富的初加工经验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因而在全球发制品商品链和生产网络中处于较低级的地位，总体上其产品以人发的粗加工为主，经营规模普遍偏小，工艺技术设备落后，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狭窄，且出口市场主要依赖美国。即使是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发制品企业的瑞贝卡公司，以人发为原料的工艺发条仍一直是公司主导产品，2004年其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74%以上，而工艺发条以外的高档女装假发、化纤发、教习头、男装头套等产品的销售额虽然2000年以来快速增长，但占总销售额的比重仍不足26%。从毛利润率来看，2004年瑞贝卡工艺发条的毛利率为15.74%,但化纤发和女装假发的毛利率却高达34.92%和31.26%。因此，如何实施产品和市场的多元化战略，提高产品的档次和原始设计能力，就成为龙头企业瑞贝卡公司和整个集群必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了降低出口过分依赖美国市场的经营风险，从2000年开始，瑞贝卡公司开始实施“以北美市场为主导，以西欧市场为辅助，以其他市场为有效调节，大力开发非洲市场”的发展战略。目前，已有瑞贝卡、神龙、晶发、鑫源等4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分别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喀麦隆、贝宁、塞内加尔等国设立了子公司或分公司,建立了市场直销网点，对非洲市场的销售额已提高到许昌发制品全部销售额的10%以上。
为支撑并实现产品和市场的多元化战略，就必须大力提高产品的原始设计能力。显然，集群中的中小企业由于其人员、技术、设备等诸多方面的限制，还处于与全球生产网络联结的低级阶段，因此无力承担原始商标制造和原始设计制造的重任。事实上，目前在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中，只有瑞贝卡一家企业形成了自己的商标品牌，并通过自己的营销网络，在美国和非洲市场赢得了一定的知名度。为了形成、巩固自己的品牌，瑞贝卡公司一直在致力于通过拓展全球—地方联结来实现技术学习和核心技术的升级。针对发制品市场具有色彩和款式多样化的特点，在本土技术研发人才高度缺乏的情况下，瑞贝卡公司重金从美国、韩国聘请有关技术人员并将其与企业的技术骨干有机整合，近年来先后研制、开发出1000多个新品种，使公司产品由建厂之初手工制作工艺发条一类产品5—6个品种逐步发展到今天利用半机械化全面研制工艺发条、女装假发、化纤发、男装假发、教习头五类产品1500多个品种，并使新产品产值占公司总产值的比重提高到了26%。同时，公司通过不断加大生产工艺技术的改造，在从国外引进工艺发条生产技术的基础上，逐步提升工艺技术水平和自主开发能力，先后开发出浅色号染色技术并自主开发出双色、间色等特种色号生产技术，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掌握特色号染色技术的生产企业之一。五、跨国投资与全球—地方联结网络枢纽的建造
全球—地方网络的建造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仅就瑞贝卡公司的发展历程来看，自从企业建立以来，就一直是地方产业集群全球—地方联结的中心枢纽，并通过全球—地方联结的枢纽作用，实现了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在中低档产品方面的技术学习，并由此获得了在一些细分市场方面的全球竞争优势。目前该公司在高档发制品的生产、营销方面，与韩国、日本的企业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充分利用原料和成本优势扩大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还必须在产品设计、生产工艺和营销渠道方面，通过若干关键枢纽或网络节点的培育和建设,建造更完善的全球—地方联结网络。为此，企业最近已开始实施有关的战略行动，一方面是通过组建公司的“发制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将研发费用占主营业收入的比重从2001年的0.86%逐步提高到5%，来加大公司的研发力度，增强原始设计的能力，提升其产品的档次和质量；另一方面是加大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如对原来的合资伙伴——美国新亚公司进行投资并控股，将有利于公司在美国市场扩展自己的营销网络；在非洲建立独资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公司，将有利于全面提升公司在非洲的生产和市场营销能力，迅速扩大新市场的市场控制力、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与欧洲如法国、英国的有关公司合资组建贸易公司，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对欧洲的销售业务。
发制品业是个极其特殊的行业，初级产品生产的资金、技术、市场方面的壁垒都很小，行业准入水平比较低，且产品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因此行业竞争格外激烈。但在高端产品上，如前所述，由于韩、日在技术和市场销售方面的垄断，中国的企业要想挤占国际市场，还必须尽快实现从原来的通过“引过来”战略的全球—地方技术学习向通过“走出去”战略技术学习的转换，从原来的通过“外部置入型”全球网络向通过“内部嵌入型”全球网络技术学习的转换，并通过主导厂商的技术创新、示范带动以及集群企业的地方化学习，最终实现整个产业集群从“低端道路”向“高端道路”的跨越。这样，跨国投资并通过跨国投资建造全球—地方联结的网络枢纽，就成为产业集群技术学习和升级的一个重大战略选择。第五节 结论与讨论
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目前正处于从技术学习“低端道路”向“高端道路”跨越的过程中，这种跨越能否最终实现，还有待于对集群特别是其主导厂商全球生产网络的营建能力和集群企业的地方化学习能力做进一步的观察。从该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发现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在全球—地方联结和集群技术学习与升级中值得特别关注。一、国家的制度转型与企业家、地方政府的能动作用
管制理论特别强调积累模式与社会管制模式之间的共生。由于管制过程的空间层级化，产业集群的发展一方面既受宏观制度结构的约束，同时又受地方制度安排的影响，而且这种宏观约束和地方影响是彼此交织的。在许昌发制品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转型中为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合资企业、出口企业、上市公司等所提供的一系列制度环境和安排与地方政府、企业家等行为者在传统和日趋“杂合”的经济文化中的能动作用的结合，是理解全球—地方联结和技术学习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仅就集群的“枢纽企业”——瑞贝卡公司的发展来看，无论是许昌发制品生产总厂的创建，还是与美国新亚公司的合资，无论是作为民营企业的上市，还是上市后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及对外投资，无论是从家族式管理向法人治理结构的跨越，还是从工场手工业的经验管理向“标准化、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现代科学管理的迈进，均离不开国家的制度转型及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也离不开企业家精神的激发与科学决策。伴随着国家制度向市场经济的进一步转型，枢纽企业规模和经济、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地方政府与枢纽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整个集群组织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探究。从政府支持的角度看，对扩大生产规模的支持比较容易实现，但能否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国际市场占有率和产品的附加价值率，从根本上还有赖于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同时，由于集群中大量的小企业目前还存在着家族管理、短期行为、恶性竞争、污染严重等问题，行业的自律性还比较差，行业协会的作用还非常有限，如何加强政府监管和地方网络的治理，实现枢纽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共生，也直接关系到集群的发展和动态竞争力的提升。二、基于地方制度文化的关系网络及其演进
许昌发制品产业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家庭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乡土中国固有的制度文化传统和人际关系网络，有利于技术在本地通过日常的社会交流（如传言）而快速扩散。但发制品进入工厂化生产之后，企业规模日益分化，技术创新和学习能力的层级差别逐步形成并日益扩大，大企业在技术上的垄断和小企业在新技术上的短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如许多小企业没有技术成熟的成套标准设备，其多数设备靠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自我积累的经验来制造，个别小企业为生存甚至掺杂使假与大企业竞争，直接影响本地乃至全国发制品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因此，在鼓励本地企业人员流动的基础上，如何构建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战略协同的关系网络，通过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为中小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支持，也直接关系到集群的发展和动态竞争力的提升。三、全球生产网络的构建与全球—地方网络联结的动态升级
许昌发制品产业集群的技术学习动力和从“低端道路”向“高端道路”的迈进，主要源于在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其优秀企业家不甘于长期作为原料、半成品等初级产品生产的分工地位，通过利用全球—地方网络联结所提供的技术学习通道，努力实现从“外部置入型”向“内部嵌入型”全球生产网络构建、拓展和学习的转换。与沿海发达地区韩、日发制品生产的转移企业相比，瑞贝卡公司的发展经验，一方面印证了全球商品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对发展中国家集群技术学习的指导作用，但也揭示了在全球—地方网络联结中，发展中地区和其本土企业在全球商品链和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并不是由发达国家的具有控制权的买方或卖方（即外部置入型网络）单向决定的，发展中地区和其本土企业通过能动作用营建“内部嵌入型”全球生产网络的战略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同时，发展中地区产业集群从初级商品出口、出口加工装配、零部件供应转包、原始设备生产、原始商标制造、原始设计制造的动态升级，并非一定是一个线性的过程，更可能是一个非线性的、复杂的、相互依存、可以跨越的过程。在当代全球化经济中，发展中地区的产业集群升级不能仅仅依赖“引进来”战略，还必须有针对性的实施对外投资的“走出去”战略。许昌发制品产业能否最终实现向“高端道路”的跨越，关键还取决于枢纽企业——瑞贝卡公司各个全球—地方联结枢纽的投资成效，特别是研发、对外投资的经营网络和生产基地的实际运行成效。
本章所研究的虽是一个较为特殊的行业，但透过这一案例可以发现，学习型产业区并非只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产业区和产业集群的发展，同样应该以学习型产业区的建造为方向。而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构建以主导厂商为枢纽的“内部嵌入型”全球—地方网络联结，加速集群持续不断的技术学习和升级，特别是企业家在国家制度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创新精神的激发和全球网络学习以及这种学习创新通过集群关系网络的扩散，发展学习型产业区不仅是可以预期的，而且也是切实可行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和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背景下，发展学习型产业区或产业集群应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一项重大战略和政策。
第四章 分工深化、知识创造与产业集群成长
第一节 引言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学术界开始复兴马歇尔产业区理论以来，有关产业区和产业集群发展机理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大体而言，有关学派对产业区和产业集群发展的阐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从劳动分工的视角出发，如弹性专业化学派对弹性专业化这一新型劳动分工模式的强调，新产业区学派对产业垂直分离分工和交易费用节约机理的发现，新地理经济学以及竞争优势和战略学派对产业水平关系和垂直关系及价值链的分析等；二是从知识创造的视角出发，如创新环境学派对集体学习的重视，区域创新系统和学习型区域学派对地理集聚与知识创造关系的强调等。虽然这些学派均强调集聚和外部经济对产业分工和知识创造的影响，但真正将劳动分工和知识创造有机结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不多见。然而，在产业区和产业集群成长过程中，劳动分工与知识创造决不是相互独立的，也不是单方面决定的，而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共同演化的过程。要对产业区和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机理做出全面系统的解释，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来分析二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将是一个可行的研究方向。本章拟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从分工深化、知识创造的关系出发，以中国中部农区的一个农业专业化产业区——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的发展为案例，来阐释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的内在机理，并阐释产业集群发展中竞争优势的来源。第二节 理论分析框架
美国著名企业史专家钱德勒在其1990年出版的《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一书中指出，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现代工业企业充分利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的能力是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动力。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产业集群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左右和影响着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和城市/区域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有两个重大的理论发现，一是“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二是“劳动分工”的原理。但斯密也发现，劳动分工会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杨格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分工是报酬递增和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分工包含3个方面，一是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二是不同的专业种类数（同生产链条上的产品种类数有关），三是生产的迂回度，即生产链条的长度。杨格的思想被后人总结为杨格定理：“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的大小决定分工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它说明分工是专业化、迂回生产和专业多样性的统一，市场规模扩大与分工效率之间是一个循环累积、互为因果的演进过程。而自科斯提出“交易费用”之后，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又发现，分工不仅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同时还受“交易费用”的限制，只有交易效率上升，分工的好处超过所引起的交易费用，分工才能持续演进。从分工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基于演化经济动力学，陈平认为劳动分工不仅仅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而是受市场规模、资源种类和环境涨落的三重限制。假如只有一种资源，则接近资源极限时，市场的规模也将因受到限制而走向垄断。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取决于新的技术更新能否发现更新更大的资源，以摆脱旧资源报酬递减的限制。而伴随着资源种类的增加，分工深化会使系统复杂性增加，进而，经济增长的结构不稳定性会增加，因此环境涨落也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因此，尽管分工可以取得比较优势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经济、专业化经济等诸多好处，但它也会受到市场规模、交易费用、资源种类和环境涨落的制约。
产业集群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无疑是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推动下市场规模扩张的结果。在全球市场规模扩张中，钱德勒在现代大型工业企业发展中所强调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同样是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只是这些经济形成的边界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企业内部，而是以整个产业集群为边界的。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和“产业区”概念就是对这种经济效应的一种描述。国际著名经济地理学家斯考特将劳动分工区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企业内的技术分工和企业间的社会分工，认为现代市场规模的扩张不仅是企业内技术分工所形成的企业内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结果，更是企业间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结果，特别是在企业趋于纵向分离、内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由社会分工所形成的密集的交易网络就会产生强烈的外部经济，这样企业间联系（交易）成本节约的驱动力与外部规模与范围经济的驱动力之间的交互增强作用，就导致了产业集聚或集群的形成。因此，产业集群本质上是一种“类企业组织”，它通过地方化生产网络的专业化、规模、范围和交易机制而生成集群整体的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反过来，虽然初始的比较优势经济和知识存量可以为产业集群的形成奠定基础，但对于任何一个产业集群的成长，如果不能有效拓展其市场规模，这个产业集群就会因缺乏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经济所带来的竞争优势而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持续生存。
另一方面，产业集群能否持续成长，还受资源种类、质量和环境涨落的限制。由于资源是技术的函数，而技术又是知识的函数，因此可将集群发展的资源约束看作知识创造的约束，而知识创造能够为企业和集群成长提供技术租金和递增报酬。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解决分工与交易费用的矛盾以及化解分工与竞争的冲突而需要引进“知识因素”。虽然新增长理论强调用知识外溢、产品种类扩大和产品质量改进所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来解释经济的内生增长，但如果不考虑知识的新陈代谢和环境涨落对集群知识创造的影响，产业集群的演化就会陷入路径锁定的道路并因难以实现路径创造而衰落。
有关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学习与知识创造是新近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研究表明，学习、创新和知识创造是产业集群可持续增长和升级的中心过程和关键环节，而学习、创新和知识创造本质上是具有不同知识和能力的多种行为者为解决某些技术上、组织上、商业上或知识上的问题交互作用的过程。与那些从劳动分工视角强调产业集群中的物质联系和贸易相互依赖不同，产业集群中的知识创造更重视“非贸易相互依赖”特别是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的创造与扩散在集群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新近的一些研究提出，将意会知识看作地方的而将编码知识看作全球的这种简单化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无论是意会知识还是编码知识，在一定条件下均可以在地方和全球来交换。对于知识的创造和扩散而言，单纯的地方传言（local buzz）或全球通道（global pipeline）均无法保证集群创新的实现。正是高水平的地方传言和跨越集群的外部联系之间的交互作用，才是产业集群知识创造和竞争优势得以持续的基础。然而，在多种异质的行为主体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学习场”中，高水平的地方传言和密集的跨越集群的外部联系并非是自动形成的，地方结网和外部网络的建构需要特定的制度安排以及在社会资本和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特定的投资。
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不可逆的、因新奇的创生和影响而自我转变的系统，正是经济主体（个人和企业）的创造能力和市场的创造功能，驱动着经济的演化和适应；创新和知识具有核心的重要性，个人、企业、市场都是知识的携带者（贮存器）和知识联结的合成物；而创新和知识并不是外生的，而是内在于经济过程之中；技术、产业和各种各样的支持性制度或者说市场过程与创新体系过程是共同演化的；企业在创新过程的联结中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它是唯一拥有创新意图和战略利益并能将众多而分散的科学技术知识与市场和组织知识结合在一起的组织；正是知识和能量的自动催化过程产生了现代经济增长。以演化经济学的上述思想为基础，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经济景观——经济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空间组织，是随时间而转变的；经济景观不仅是经济演化的结果或副产品，而且本身就是经济演化的决定力量；经济景观演化或者说“创造性破坏”是依时空而变异的，在决定经济系统演化的性质和轨道方面，空间或者说地方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经济新奇的空间性、经济空间结构突变的微观基础、经济景观的自组织、路径创造与路径依赖相互作用塑造经济景观的过程以及这种过程的地方依赖性，构成了演化经济地理学关注的核心。
因此，从演化经济地理学来看待产业集群的成长，就必须以动态和交互作用的观点来看待特定时空情景及变化过程中劳动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之间的关系，突出特定的制度文化与环境涨落下集群劳动分工分化与知识创造之间的共同演化过程，将集群增长和知识创造看作集群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进行杂合的产物，同时也是劳动分工有效深化的结果。本章将这种共同演化的逻辑框架用图4-1表示，并在下述有关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发展的案例研究中，尝试以上述理论视角来阐释集群形成与演化的内部机制和竞争优势的来源。图4-1 集群成长中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的共同演化第三节 鄢陵县花木产业的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一、鄢陵县花木产业的历史与现状
鄢陵县隶属河南省许昌市，处于亚热带大陆性气候向北温带大陆性气候的过渡地带，是南花北移、北花南迁，南北花卉引种、驯化的理想基地，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经济。2005年，全县共辖7乡5镇，土地面积871.6km2，人口6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0万人。
鄢陵汉初置县，花木栽培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有着悠久的栽培历史和良好的知识存量。改革开放以来，鄢陵县花木产业得以迅速恢复与发展（表4-1），到2005年，鄢陵县花木种植已普及到全县12个乡镇，集中分布在柏梁镇、陈化店镇、大马乡和张桥乡4个乡镇，种植面积已达到26667hm2，占全县耕地面积的42%，创产值16亿元，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36%，专业村由原来的4个发展到122个，专业户达1.8万户，种植的品种由原来的400多个发展到2300多个，花木企业由1959年的1家国营园艺场发展到目前的各级、各类企业577家，其中38家具有国家颁发的二、三级园林绿化资质证书。花木从业人员在10万人以上，花木年生产能力达到13亿株（盆），已形成绿化苗木、盆景盆花、鲜花切花、草皮草毯（绿化苗木为主导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80%左右）4大系列产品，能够满足各种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的需求，产品行销我国27个省、市、自治区，成为我国最大的花木生产销售集散地，先后被国家林业局、中国花卉协会命名为“全国花卉生产示范基地”、“全国重点花卉市场”和“中国花卉之乡”，花木主产区花农人均纯收入达6400多元，花木业亩均效益4000多元，花木业已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表4-1 鄢陵县花木产业的发展资料来源：鄢陵县农业局。二、分工深化
分工深化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基本特征之一。鄢陵县花木产业的劳动分工有一个清晰的演进过程。由于花木产业的技术特点决定了其企业内技术分工所形成的内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并不突出，因而集群规模的扩大主要表现为相似企业的繁衍和企业间社会分工的扩展。劳动分工与从业模式的演化有力说明了这一特点（图4-2）。伴随着集群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一部分农民由开始种植花木而成为花农，而花农中有一部分人伴随着技术的积累而成为花工，在花农和花工中有一部分人又随着资金、技术和创业家精神的积累而成为专门的经纪人或企业经营者或专职的技术设计与服务人员。另一方面，伴随着生产多样化特别是种植品种的增加，上述新的分工和就业模式的多样性和专业化程度也在同时迅速增加，围绕花木生产和销售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专业化和多样性程度也在增加。图4-2 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劳动分工的进化
根据鄢陵县农业局2006年3月对花木从业人员的调查（表4-2），目前全县花木业从业人员总数已达10.60万人，占全县农业劳动力总数33万人的32.2%，其中男性从业人员78844人，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23%，占全县花木产业从业人员的74%；女性从业人员27395人，占全县劳动力总数的8.3%，占全县花木产业从业人员的26%。表4-2 鄢陵县花木产业劳动分工的基本状况资料来源：鄢陵县农业局2006年3月的调查。
在全部花木从业人员中，花农是从业人员的主体，占全部花木从业人数的63.4%，其次是本地花工和外出务工的花工，二者合计占全部花木从业人数的26.3%。显然，花工无论是在技术能力还是在专业化水平上均要强于花农，因此，这部分农民从花农向花工的转变既是集群生产规模快速扩张的结果，同时也是集群规模进一步扩大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再次是花木经纪人，其从业人数达8387人，占全部花木从业人数的7.9%。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集群的发展中，相比于生产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的拓展、产品的营销和专业化服务更为重要。鄢陵县专业化花木经纪人的产生及其人员的迅速增加，为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协同扩张、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降低提供了有效保证。再其次是花木经营者，全县种植花木面积在50亩以上的花木企业或花木种植大户的业主多达1318人，这一方面说明鄢陵花木产业的市场结构缺乏垄断性，属于垄断竞争甚至是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考虑到有多达1.8万的花木生产专业户和6.7万花农），说明鄢陵花木产业集群中单体企业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不突出，另一方面也说明鄢陵花木产业集群劳动分工的演化靠的是集群总体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这些经营者和专业化经纪人一道，为拓展全县花木产业的生产规模、市场规模，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提供了有效保证。最后是园林规划设计人员，其从业人员数仅有485人，对于577家各级各类花木企业而言，平均每个企业还不到一个园林规划设计人员。由于花木产业的高端市场是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鄢陵县花木产业高级市场服务人员的缺乏，说明集群产业的高级化水平还比较低。目前，全县还没有一家企业具有国家颁发的一级园林绿化资质证书，具有国家二、三级园林绿化资质证书的企业也仅有38家。三、知识增进
鄢陵花木产业集群的发展得益于其独特而深厚的地理禀赋和历史基础，在宋、明、清时期，鄢陵花木业的长盛不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本地传统与外部知识及市场需求交互作用的结果。如北宋（960—1127年）时期，由于有河流自汴河经鄢陵入颖河，通漕运，鄢陵成为北连京都汴京、南接江淮、水陆交通便利的重要军事、商业中心和南北物资交流集散地。宋代朝野上下辟园建圃和京都人养花之风盛行，为花木的生产和流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市场，促进了鄢陵花木生产的发展，并出现了专以养花为生的花农。
新中国建立以来，早在1959年，原北京林学院城市及居民区绿化系的104名师生曾来到鄢陵县姚家村一带实习，对鄢陵花木的栽培历史与现状作了长达一年的调查研究，科学、系统地总结了鄢陵花农栽培花卉的传统技艺与丰富经验，于1960年编辑出版了《鄢陵园林植物栽培》一书，被全国农林学院作为试用教材，后又被修订为《花木栽培法》。同时，他们把现代农业科学与鄢陵实际相结合，为鄢陵花木的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和许多建设性意见。自此，鄢陵县便在本地知识与外部知识的杂合中开启了花木生产知识创造与积累的现代化过程。
观察鄢陵县花木产业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鄢陵花木产业集群的知识增进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和形式：（1）建立在传统知识基础上的“干中学”和“用中学”。如腊梅是鄢陵花木品牌的典型代表，清代就有“鄢陵腊梅冠天下”的盛誉，近年来在全国梅花腊梅展中多次获得金奖。而腊梅的嫁接、修剪、盆景造型等知识的继承与更新，大多是在传统知识基础上“干中学”、“用中学”实现的。这种通过“干中学”、“用中学”而获得的知识，大多属于知识的适应性增长，而非突变性的知识创新，但这种知识却是学习和创新经济的重要源泉。（2）通过“花工”和经纪人对外部知识的引进、模仿和吸收。鄢陵县众多的花木经纪人和在外务工的“花工”，不仅将鄢陵县传统的花木栽培知识、技艺带到了全国各地，而且也从全国各地学习到了众多新的知识，搜寻到了众多的需求、生产、供给、营销、流通等信息。而这些人员的频繁流动和交流，成为鄢陵县花木产业品种积累和种植栽培知识积累的一条重要途径。而这种途径交流的知识，并不仅仅限于编码知识，有许多属于意会知识。（3）通过“科研院所”对外部知识的引进和吸收。近年来，鄢陵为了提高花木生产的科技含量，先后与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南农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院、河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等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稳固的技术依托关系，聘请了20多位专家学者组成了技术顾问团，开展技术指导、培训、咨询，重点推广了组织培养、现代化温室、日光温室、冷藏保鲜等工厂化生产的先进实用技术，已成功利用组织培养技术培育出腊梅、芦荟、提子、大枣、食用仙人掌等名贵花木，并先后引进了荷兰郁金香、美国凌霄、日本樱花、墨西哥铁树等30多种国外名贵花木。相对于本地传统知识，通过“科研院所”而引进和吸收的外部知识，编码性强，与本地知识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因而是突变性知识增长和创新经济的一个重要来源。（4）通过组织化机构和对“关键行为者”的内外部培训，促进知识的传播和扩散。鄢陵花木产业规模迅速膨胀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政府的强力推动和积极引导，其背后的基础则是得力的组织动员和广大干部群众及科技人员对花木产业发展的知识认同。如组建了“鄢陵县花卉办公室”，成立了“鄢陵县花卉协会”，各乡镇也都成立了花卉办公室和花卉销售公司等办事机构，在政府组织和督促下由县直单位、典型乡镇、典型企业建立生产示范基地；在北京林业大学举办乡镇领导干部花卉园艺知识培训班，选送100多名科技后备干部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花卉园艺知识，选送60多名大专以上毕业生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习，专攻组织培养和园林绿化设计。同时，全县382个行政村的“两委”班子也分九批在县委党校接受了系统的花卉园艺知识培训。相对于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外溢和有效扩散对集群知识的积累和生产规模的膨胀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这种通过示范和培训而扩散的知识，不仅包括编码知识，也包括意会知识，不仅有助于私人知识的增进，更有助于当地共同知识的快速积累。（5）通过加强科技投入和自主研发、市场交易体系建设，促进编码知识的快速创造和传播。如鄢陵县建立了中原地区最先进的“花木组织培养中心”；以“鄢陵北方花木集团有限公司”为载体，承建了“河南省园林植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办中原花木博览园并从2002年起每年均举办中原花木博览会暨鄢陵生态旅游节；创建“鄢陵县花卉交易信息中心”等。这种以私人编码知识为主体的知识创造，对集群自生发展能力的提升和产业升级具有关键的作用，也会直接推动集群企业规模结构的分化。而私人编码知识相互之间的交流和集群公共知识通过现代信息媒介的扩大，则对集群整体产业水平的升级和交易效率的提高、市场规模的扩大具有关键作用。
根据鄢陵县农业局的调查，目前鄢陵花木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还比较低，初中毕业人员占49.63%，高中毕业人员占29.98%，小学及其以下人员占16.11%，而中专及其以上的从业人员的比例仅为4.27%。这一方面说明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整体水平的升级还受劳动力素质低的严重制约；另一方面也说明，花木产业的技术是具有多层次性的，低水平的生产技术知识很容易在集群内部通过“传言”实现面对面的交流、模仿并为花农和花工所吸收。从知识增进和扩散的地域分布来看，围绕传统的生产和知识中心而发展的空间特征非常明显。地处柏梁镇的姚家村是鄢陵花木的传统生产中心，所以到目前，以该村为核心的柏梁镇仍是全县花木生产和知识创造与扩散的中心，并由此向西扩展到陈化店镇，向南扩展到大马乡和马栏镇，向北扩展到马坊乡。另一个生产中心为张桥乡，该乡为1958年姚家村花农迁移的5个公社之一，所以该乡虽然并不与柏梁镇毗邻，但却成为花木生产的重点乡镇之一。根据鄢陵县农业局的调查，在花木从业人员中，柏梁镇占24%，大马乡占17%，陈化店镇占15%，张桥乡占7%，其余8个乡镇占37%。四、分工深化与知识增进之间的互动关系
上述分工分化与知识增进之间是一个相辅相成、螺旋上升的过程。在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分工深化与知识增进之间的关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支撑着集群规模的扩展和产业的升级。从唐至清，鄢陵县花农和花工从农民中的分化，花木业在历史的沉浮中得以持续，本身就是劳动社会分工深化的过程与结果，同时也是知识遗传与增进的过程与结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以传统花木栽培知识为基础，不断学习和吸收新的知识，既促进了农民本身分工的深化，促使部分农民从花农发展成为花工、花木经纪人、企业经营者和专业技术人员，同时也在分工深化中迅速增加了私人知识和公共知识、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促进了劳动的专业化、生产的迂回性和生产的多样性。但这种分工深化与知识增进的交互过程，还受到市场规模、环境涨落和交易费用的制约。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全社会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城乡的绿化、环境的美化、居民生活品位的提升、西部大开发的生态环境建设等，均为花木产业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张提供了持续、强大而又稳定的动力和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鄢陵县花木产业的发展，无疑是这种外部市场需求升级和市场规模扩展所提供的难得历史机遇的产物。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是交换的产物，分工与专业化能够加速知识的积累，并通过知识沿时间的互补性和沿空间的互补性而带来收益递增和生产率的提高，但分工的深化会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而交易费用又取决于交易机制的效率，因此分工的好处与交易费用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和协调构成了社会自发演进的过程，人类对交易机制的制度性知识决定着分工与专业化水平，而分工与专业化水平又决定着专业知识积累的速度和人类获得技术性知识的能力。演化经济学认为，劳动分工隐含有协调之意，但市场却没有为知识提供有效的协调。知识生成和组织使用间的交互作用，典型地围绕网络而建构，网络内相互的利益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协调。显然，产业集群是解决分工好处和交易费用增加之间两难冲突的一种高效率产业组织模式，也是同时实现劳动分工协调与知识协调的一种高效协调机制。一方面，产业集群中的分工深化会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但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又内生了因地理接近、制度文化接近、知识与信息共享、区域品牌共建等交易费用节约和知识协调的高效机制。同时，根据前述的杨格定理，市场规模虽然限制分工的水平，但分工和专业化通过分工经济所带来的收益报酬递增，同样可以通过有效购买力的提高而扩大市场规模。对于任何一个产业集群而言，其对整个社会名义收入提高的贡献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但却可以通过收益递增而带来的产品成本和价格的降低而直接扩大其市场需求，同时还能够通过知识的创造而取得垄断技术租金，并进而通过技术和市场上的学习经济、创新经济、专业化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经济而获取集群整体的经济租金。因此，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的成长，本质上是以初始比较优势经济和知识存量所形成的劳动分工为基础，在外部的市场需求及其升级这一“高涨”的产业发展环境中，通过市场需求扩张引致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引致知识的创造与扩散及市场规模的扩大、知识创造和扩散及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引致分工的深化和技术租金的生产、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之间的共同演化进一步引致的收益递增和经济租金等非线性的互动、反馈关系而实现的。第四节 鄢陵花木产业集群发展演进的关键因素
如前所述，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的发展演进是在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的互动中实现的。但是，与西方学者所强调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自发演进的产业集群不同，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的兴起是地方政府在地方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实施强力推动和政策引导的结果，无论是集群分工的深化还是集群知识的创造，均具有显著的“地方路径依赖性”。深入分析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在其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中，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当地创业家的兴起和知识传播通道的建设，对其发展演进发挥着关键作用。一、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
在发展中国家，地方机构对促进集群劳动分工和新知识的获取、创造和扩散具有重要作用。在中国，地方政府作为集群发展推进器和催化剂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鄢陵县花木产业生产规模扩张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特定时期强力推动的产物。1958年，鄢陵县政府为振兴社队经济，一方面鼓励广大花农种植花木，另一方面动员种植花木历史长、技术水平高的姚家村花农迁移到县内当时的5个公社，划拨专用土地种植花木，带动周围群众发展花木生产。县政府也于当年在姚家村办起了鄢陵县园艺中学。1960年，又在园艺中学的基础上组建了鄢陵县园艺场。这些都直接促进了技术的扩散。
改革开放以来，在花木栽培传统的基础上扩张全县的花木生产，促进分工深化和知识创造与扩散，一直是县委和县政府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从1983年县花卉协会和花卉公司的成立，到1986年县政府出台《关于建立鄢陵县花卉生产基地的意见》、《关于大力发展花卉生产的五项决定》，再到1996年县花卉办公室的成立，1999年中共鄢陵县委做出《关于全面实施“以花富县、依花名县”战略，加快建设花卉园艺大县的决议》，2000年由副省长带领省直14个厅、委召开现场办公会，无不体现出地方政府在战略制定、组织领导、示范基地和龙头企业建设、科技开发与技术培训、市场与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作为。如政府曾以行政命令和政绩目标考核的方式，要求县直各单位在311国道两侧建场办园做示范；为扶植龙头企业和示范基地的发展，政府不仅在用地、税收、工商管理、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实施了政策支持和优惠，同时每年还拿出专项资金进行直接补贴；为增强花卉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政府成立专门组织，并邀请科研院所的专家共同制定了《腊梅产品等级标准》等13项标准草案，其中《腊梅产品等级标准》、《桧柏苗木产品等级标准》、《城镇绿化常用苗木产品等级标准》三项标准成为河南省地方标准。正是鄢陵县政府行政和市场手段的同时运用，其花木产业集群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规模的快速扩张。二、当地创业家的兴起
产业集群是创业家群体的集聚体，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个体创业家创新行为引来创业家群体模仿的过程，产业集群的成长、创新与升级，是由不同类型的创业家的创新行为来驱动的，因此，创业家的兴起是产业集群成长的引擎。若单纯依靠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而没有地方创业家的自发创业，任何通过政府规划的产业集群都注定会失败。政府推动、创业家和群众基础的循环互动特别是知识的扩散和创造，是产业集群成长的关键。但地方创业家的兴起是由多种因素所激发的，除创业家个人的风险偏好特质和政府强力推动所激发的创业机会外，鄢陵县众多花木经营者和专业经纪人的出现，显然也是嵌入地方的制度文化传统、市场和创业机会、分工深化和知识创造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鄢陵作为一个传统的平原农业县，本身又缺乏像温州地区那样的经商文化传统，也缺乏像珠江三角洲地区那样的海外关系网络，其花木产业集群创业家的兴起，充分体现了一个建立在历史传统上的产业集群，在地方政府强力推动所创造的特定制度环境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所创造的特定市场环境下，通过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之间的互动而自然演进的过程。集群成长中劳动分工与就业模式的演进，既是创业家不断生成与繁衍的过程，也是创业家在知识学习与创新基础上不断实现创业路径由“低路”向“高路”跃升的过程。三、知识传播通道的建构
地方政府和创业家在集群研究中已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但知识传播通道的建构也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并且这种通道日益走向网络化和非本地化甚至全球化。在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生产规模扩张过程中，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在集群内部通过地方传言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示范基地、示范乡镇、示范村、示范农户的建设及其示范效应的发挥对集群生产规模的扩大是非常有效的。
但集群的升级和销售规模的扩大，仅靠地方传言的知识扩散是无法实现的，政府和企业还必须在与科研院所的关系建构、自主开发能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专门的投资。这种通过专门投资而形成的新知识的创造与扩散，是集群路径创造、保持持续竞争优势和活力的源泉，也是集群从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迈向垄断竞争甚至在部分产品上迈向寡头和完全垄断的必由之路。正是这种投资，部分企业才能获取因一定时期的技术垄断而形成的技术租金，整个集群才能获得整体的动态经济租金，集群的分工才能进一步深化。如在现代市场体系建设方面，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中不仅建立了沿311国道的“前市后场”型的生产销售长廊，还投资建成了占地1500亩的花木博览园、占地300亩的花木交易市场和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农业信息中心及花木信息交易中心，并在西部大开发和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市场机遇下，先后在甘肃、宁夏、内蒙古、北京等地建立了苗木基地，有效拓展了市场网络。第五节 结论与讨论
本章通过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的案例研究，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视角阐释了产业集群成长过程中分工深化和知识创造的过程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产业集群是解决“分工好处和交易费用增加的两难冲突”的一种高效产业组织模式，也是同时实现劳动分工协调与知识协调的一种高效协调机制，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之间是循环推动、共同演化的。通过技术和市场上的学习经济、创新经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等规模收益递增机制，集群企业不仅可以攫取在新知识创造上的技术租金，而且可以攫取整个集群在新知识扩散和市场规模扩大中的动态经济租金。
研究发现，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的发展演进，本质上是以初始比较优势经济和知识积累为基础，在外部的市场需求及其升级这一“高涨”的产业发展环境条件下，通过市场需求扩张引致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引致知识的创造与扩散及市场规模的扩大、知识创造和扩散及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引致分工的深化和技术租金的生产、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之间的协同演化进一步引致的收益递增和经济租金等非线性的互动、反馈关系而实现的。因此，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在特定地方及环境下的螺旋式互动演进——具有地方路径依赖的循环累积效应，是产业集群发展演化的核心机制；分工不仅仅依赖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购买力的增强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促进分工，更依赖知识创造和扩散而促进分工，经济增长是分工深化—知识创造相互依赖的演化过程。
在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地方创业家的兴起和知识传播通道的建构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有效促进劳动分工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与发展环境下的扩展与深化、编码和意会知识在内部知识传言与外部知识获取杂合中的创造与扩散。在集群规模扩张、产业升级过程中，地方政府不仅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强有力的政府推动对一些产业集群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府的强力推动，关键在基地示范、龙头培育、科技与基础设施投入、市场体系建设、生产标准制定、制度环境优化等知识传播和创造方面，既必须同市场需求的方向和规模相适应，还必须同地方创业家的生长及知识传播通道的建设有机结合。
当代经济地理学非常强调分析的情景敏感性和关系建构。鄢陵花木产业是以本地资源为基础的地方集群，它与传统的制造业（如制鞋）、现代制造业（如汽车）和专业化供应商（如软件）等集群存在明显的差别，如其单体企业普遍很小，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经济和专业化经济不突出，低水平的生产技术知识很容易在集群内部实现面对面的交流、模仿并为花农和花工所吸收。然而，由于产业的增加值日益为快速兴起的全球劳动分工、生产和价值链以及知识创造所驱动，如荷兰对全球切花市场的主导就不仅依赖于其长期的生产和贸易传统，也高度依赖于其复杂的生产、营销和配送系统，因而鄢陵花木产业集群对意会知识、地方集聚和外部研发与培训机构的依赖虽然有利于其初期的快速成长，但其长期的发展和分工的深化还有赖于自身知识创造与扩散能力的提升及对国家乃至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中谋取集群的技术和经济租金，是一个重大的发展课题。
第五章 多样性、创造力与城市增长
第一节 引言自斯密发现社会分工与专业化是国民财富的重要来源这一基本原理以来，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围绕该原理一直在探讨保持城市和区域长期繁荣的途径。马歇尔对“专业化产业区”的讨论和雅各布斯对“城市经济”的讨论，可以看作城市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两个重要里程碑。前者强调基于专业化的“地方化经济”的重要性，而后者则强调基于多样性的“城市化经济”的重要性。最近，国际城市经济学界重新燃起了对究竟是多样性城市还是专业化城市更利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的激烈争论。一些学者认为通过产业间的“动态知识外部性”或知识溢出，多样性城市更利于经济增长；而另外一些学者却认为，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经济多样性可能非常重要，但总体上城市的专业化更利于经济增长。造成争论的原因很多，其中关键的是，“我们目前仍然对知识溢出在什么方式下发生和其以何种方式促进创新活动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认识”。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审视有关地方知识溢出经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阐释人类创造力的来源与技术结合的过程，解析多样性的地方环境促进技术创新与城市增长的内在机理。第二节 有关地方知识溢出的经验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为了验证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知识的“产业内溢出”与“产业间溢出”对城市增长的作用，一些学者开始以实际数据为基础进行计量经济分析，试图从经验上回答是地方专业化或是多样性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这一基本命题。但是，由于学者们对如何定义和测度“多样性”和“专业化”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又由于不同的学者对“知识溢出”及其效应的认识与表征也存在着分歧，因而很难形成一致的意见。比如，一些学者用标准产业分类体系（SIC）和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的就业或人均GDP增长数据来表征知识溢出的效应，而另一些学者则运用技术分类的专利数据来表征知识溢出的效应。但是，这两类方法均存在问题。产业分类法的分析基础是生物学上的“差异”和“整合”，其中的产业是若干生产相同和相似产品的公司的集合。因此，使用产业分类体系来研究过去某一时点的经济发展也许是合理的，也有助于认识水平尺度上的产业联系。但是，它无法完全体现人类产品创新的事实，因为生产不同产品的公司常常使用相关的生产技术，并具有垂直尺度上的内在联系。此外，运用产业分类数据分析技术创新还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产业数据易掩盖大多数公司都生产多种产品以及人力资源具有多种能力的事实。因而，如果具有不同用途的人力资源的公司被划归于同一个产业代码下，地理区域真实的经济多样性就会大打折扣。专利分类数据突出了专利的功能和技术原理，可以较好地反映经济之间的联系，并且与使用产业数据相比，可以从创新者获取更多的信息。然而，使用专利分类数据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因为并非所有的创新都能专利化，并非所有可以专利化的创新都能获得专利权，况且专利的申请成功与否与产业新老、公司的大小和发明的类型有很大的关系，专利数据也存在着重大的可靠性问题，大多数专利其实并没有得到商业运用，有很多专利只具有纯粹的防御性，同时申请专利的必要条件可能随时间和空间发生巨大的变化。
除上述分析技术上的原因外，本文认为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多数研究者并没有很好地说明“技术溢出的具体过程”或“特定原材料、生产过程和产品如何在新环境中改变其用途的过程”。实际上，最近的文献很少能超出早期研究所采用的两条主线：一是产业间的技术流动，另一个是对多样化的测度。而这两条主线都缺乏令人信服的概念基础。正是有关概念和测度方法的多样与歧义，导致了地方多样性和专业化的主题“被所使用的测度技术所淹没”。因此，要更好地理解城市产业构成与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必须首先回答“人类创造力的特性与技术创新的本质”这一重要问题。第三节 人类创造力的特性与技术创新的本质一、雅各布斯的主要观点
雅各布斯是第一个从知识溢出角度对专业化有利于城市经济增长这一传统观点提出质疑的学者。她认为，技术创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技术（资源）组合，实质是“在其他已有工作上添加新类型的工作”，它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创造力之中。雅各布斯认为，个体一旦有了一个关于某种新装置的想法，也仅仅是向可行的商业产品迈进了一小步。要想实现成功的产品创新，还需要很多工作去做。而这些工作大多属企业家精神性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认为多样化的城市经济更重要。雅各布斯指出，“一个经济已经达到的劳动分工的数量和种类越多，其内在的添加更多类型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就越强。用新的方法组合劳动分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雅各布斯对城市多样性的分析，不仅包括人类创造力，而且还包括企业家精神和集聚经济等因素。
那么，人类“资源新组合”的思想来源于何处？雅各布斯认为，这源于两种不同的启示：一个是正在使用的原材料或技能，另一个是工作中出现的特定问题。来源于这两种启示的思想有时是重叠的，但不会自动产生。“当新工作从母工作中产生时，这本身并不能解释新工作产生的原因。很多人并不试图寻找解决工作中所出现问题的新方法，甚至没有看到其使用的原材料或技能的新用途的可能性。新工作的创造者必须有（一定的）洞察力，能够把思考或观察与工作中受到的启示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一个新的出发点。而这点是由添加新工作的人提供的。其逻辑结果部分来源于以前的工作，有时也来源于他所观察到的别人的工作”。“当新工作被添加到旧工作上时，这种添加常常无情地穿越工作的类型，而不管人们如何分析这些类型”。
因此，按照雅各布斯的观点，新工作被添加到旧工作上的逻辑，或者说技术创新的源泉，主要在于企业家对不同资源的组合，而这些组合的过程又常常穿越传统的分类体系。所以，她对运用经济分类体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警告，“对一些类型的经济分析而言，这些分类是有用的，但迄今为止，由于它们完全与我们所理解的旧工作怎样产生新工作无关，因此妨碍了我们的理解”。二、人类创造力的特性
研究表明，自然事物演化与人造物品演化之间的最主要差别，在于是否是以前并不相关的事物的组合。除微生物外，不同的生物种类间通常不进行杂交。相反，不同的人造物品却一直不断地相互组合而产生出新的类型。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人类学家A. L. Kroeber通过描绘生物和人造物品的家族谱系图，就已指出了两类物品演化的关键区别（图5-1）。他认为，生物家族谱系图中的不同分支的种类间一般不相互混合，但他们自身常能分化为新物种，且新物种与原有的物种保持分离。与生物不同的是，人造物品的家族谱系图中的不同分支却常常相互融合而产生新品种，例如，一旦人们有了把树木与牛和马相组合的想法时，就会创造出木牛流马，而新品种又会与其他品种发生融合。如此过程反复下去，结果就是一部人类创新的历史画卷。图5-1 生物与人造事物演化之间的差异三、技术创新的本质
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引入生产系统，以获得‘超额利润’的过程”。这种认识抛弃了把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发展外生变量的传统观念，摆脱了科学技术作用于经济发展的线性模式，从技术与经济有机结合的视角，拓展了对技术创新本质的理解，强化了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因为技术创新所要实现的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主要不是靠科研机构，更不是靠行政机构来完成的，而是靠作为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企业和个人等来实现的。事实上，技术创新作为一种以企业和个人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正是企业和个人为响应与满足市场需求，并刺激和重新创造市场需求，从而把技术进步与市场需求能动地、有机地、动态地结合起来，创造出体现这种结合的新产品与新工艺并开拓新的市场，以获得更大效益的创造性行为。因此，技术创新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人类现有设备和物质新的组合过程，或不同要素新的重组过程。这一过程可用图5-2简要表示之。图5-2 技术创新的基本步骤四、人类行为与资源组合
经验表明，要把以前不相关的原材料、过程或产品组合在一起，创生出新的组合，大体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来实现。
1.多学科团队合作
由不同学科人员组成的团队这种正式的合作，是有效克服个体由于特定专长而造成的障碍，从而使某一技术与其他领域中产生的问题相结合，进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多学科的团队能把具有不同智力约束的个体聚集在一起，实现不同知识在个体间的流动与组合，从而产生协同效应和互补效应。这种合作不仅仅发生在公司内部和公司之间，也广泛发生在公司与其他公共机构，如大学、科学机构等之间。
2.公司增加或转换生产线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或解决生产中出现的特定问题，通过公司内外的合作，如“师带徒”、公司内的R&D等，创新性的企业家和雇员通常会开发出新技术（材料）。但经过一段实践，发现其还有其他新的用途。于是，扩大或转换生产线就成为所有公司的历史特征，产业间的知识流动与组合极大地促进了新产业的诞生。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迫于世界钟表产业特别是日本石英表的激烈竞争，一些原来专注于机械表生产的瑞士钟表商纷纷扩充或转换生产线，开始大量涉足外科手术器械、心脏起搏器、药用注射笔、胰岛素泵等产品的生产。
3.个体在不同公司间的流动
自马歇尔开始,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一直被认为是知识溢出的最重要机制。公司的破产、员工对公司的工作环境不满意、被迫的家庭迁移等，都会促使一些员工在不同公司间流动。这种流动既可能发生在同一产业内不同的公司间，也可能发生在不同产业的不同的公司间。但无论何种情况，个体流动都会促进知识、技术在企业间的扩散,都会有意或无意地把以前的生产知识和技能运用到新的生产活动中去。特别是具有专业技能、经验和创新意识的人员的流动，会将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相应地传播到其他企业，结果会大大提高劳动力的整体技能水平,进而促进不同技术的融合与创新。
4.个体在其他环境中的观察
有时候，员工个体有意或无意在其他环境中的观察，常常会得到很多难以通过社会化方式交流而取得的技能、诀窍和心智模式等隐性知识。而当员工个体再把这些隐性知识运用到其他工作上去时，就有可能导致重大创新。例如，福特汽车公司的流水作业装配线，就是参观屠宰厂、面粉厂、酿造厂等所采用的有效运输及包装生产方式，并把其思想运用到汽车生产中的结果。而Gutenberg对近代活字印刷技术中压印方法的发明，却源于他偶然一次参加的葡萄酒丰收节上，对葡萄螺旋压榨器和葡萄酒流动观察的感悟。但是，无论是哪种形式的观察，都需要创新者实现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以便能够快速捕捉到在其他环境中稍纵即逝的“创新火花”。
5.个体的非正式接触
隐性知识获取的另一种途径是人们之间非正式的面对面接触，地理临近性为这种知识的流动创造了条件。在经常性的非正式接触的情景下，由于知识的防御性较弱，不同人员之间更容易促进知识与信息的流动和融合。例如，在东莞电脑产业集群中，企业创新的许多知识与信息，就来源于台商在业余时间的聚会。通过在饭桌上、高尔夫球场上、饮茶时等非正式交流机会，企业就互通了许多信息，交流了生产经营的经验。第四节 产业多样性、专业化与城市增长一、产业多样性为何更有利于城市增长
目前，主张产业多样性有利于城市增长的学者，大多用以下逻辑来阐释“地理上地方化的产业间知识溢出”或“雅各布斯外部性”：多样化个体的空间集中导致了大量个体间的相互作用，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新思想、新产品和新过程的产生。例如，Glaser等人在其著名的《城市的增长》写到：“雅各布斯的思想是，城市中至关重要的外部性是不同工作中产生的思想的相互哺育。纽约的谷物商和棉花商认识到了国家和国际金融交易（的重要性），结果，金融服务业就产生了……。很多证据都表明，知识是在产业间溢出的。因为大城市汇集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所以促进了思想的扩散。”Henderson也指出，“雅各布斯效应被假定为来源于围绕某一产业形成的城市地方多样性环境。多样性提高了知识积累，因为某一产业的生产商可以通过社会和商业上的相互作用，吸收来源于其他产业的大量多样性的思想”。Feldman和Audretsch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雅各布斯……认为，知识溢出最重要的源泉是公司所经营的外部。城市是创新的源泉，因为这些知识的多样性源泉在城市里是最大的。这样，雅各布斯形成了一个理论，强调地理区域内产业的多样性促进了知识的外部性，最终推动了创新活动和经济增长”。
然而，根据上节对人类创造力特性和技术创新本质的论述，上述对“雅各布斯外部性”因果关系的推断并不令人满意。我们认为，就单体城市而言，长期来看，产业多样性之所以较专业化更利于城市增长和创新，关键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多样性的城市更利于知识溢出和资源组合。因为在产业多样性的城市中，有更多样的企业、科研机构和大学等机构，多学科团队合作的可能性更大；有更多挑剔性顾客的需求，刺激着公司不断增加或转换生产线；员工在公司间的流动量更大，频率更高；更多的具有启迪意义的成功或失败案例，甚至日常行为可用于观察；存在着更多可供不同行为主体非正式接触的机会和场所；不同产业中的不同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排他性更弱。
事实上，城市专业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其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和产业内竞争。这种观点在一个资源是给定的，资源的配置效率被看作区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静态世界里是合理的，并且在特定的城市体系中，专业化也可能会通过收益递增及与其他城市的互补来强化一个城市的经济优势。然而，在一个新事物不断地被创生、旧事物不断地被扬弃、知识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的动态世界里，长期来看，专业化城市可能最终会陷入“路径锁定”的泥潭。因为狭隘的专业化最终必然会“吸干”创新得以产生的源泉：不相关事物（资源）相互组合的潜在思想和技术人员。因此，专业化城市更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论断，只是一种“新思想只能在产业内是有用的”狭隘理念。
其次，多样性城市也较专业化城市提供了更多利于创新的其他条件。正如雅各布斯所言，知识溢出只是技术创新的一个必要条件。要成功地实现技术创新，还必须有更好的企业家精神氛围和更大的集聚经济。大量经验研究证明，大城市更趋于多样化，并且具有高于同样规模专业化城市的集聚经济，以及更好的企业家精神氛围和居住环境。例如，根据城市增长的3T理论（Technology-技术，Talent-人才，Tolerance-宽容性），多样化的城市一般比专业化的城市能够提供更多样的生产生活条件，能够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从而吸引更多“创新阶级”前来定居。
二、从专业化到多样性——匹兹堡繁荣、衰退与复兴的经验案例
匹兹堡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阿勒根尼河、蒙农格亥拉河在此汇入俄亥俄河，而俄亥俄河是通往美国中、西部的一条主要航道。因此，凭借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匹兹堡在18世纪已发展成为重要的军事驻地和商业中心。到了19世纪，附近丰富的煤、石灰石和一些铁矿资源的相继发现与开采,便利的交通，使得匹兹堡逐渐成为钢铁工业企业的理想集聚地。到了1850年，钢铁工业已成为匹兹堡的首要工业。在此后到20世纪上半期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匹兹堡一直以美国的“钢都”著称。虽然环境污染也使匹兹堡获得了“烟雾之城”的称谓，但在“钢铁时代”里，这种片面专业化的产业结构和糟糕的生活环境似乎并没影响匹兹堡的繁荣。
到了20世纪初，随着炼钢技术的改进和美国经济形势的变化，钢铁企业的区位选择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投资者越来越趋于选址于靠近铁矿而不是有丰富煤炭资源的地方。同时，在产业生命周期上，钢铁产业也开始由增长期转向成熟期甚至衰退期。此时的匹兹堡急需新的主导专业化产业来替代钢铁产业。然而，不幸的是，长期的片面专业化使匹兹堡的发展陷入了“路径锁定”，“烟雾之城”也使新产业的投资者望而却步。结果，多样性的缺乏扼杀了潜在主导产业的创生环境。据统计，美国1910年后出现的新工业，没有一种起源于匹兹堡。于是，匹兹堡开始呈现衰退迹象：企业固定资产老化，城市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对全国经济状况有很大依赖性，对经济周期十分敏感。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时生产的特殊性,匹兹堡经济增长和就业状况较好，但好景不长。二战后,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来自国外的竞争，使匹兹堡的经济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匹兹堡再次陷入经济衰退之中。
面对片面专业化带来的城市萧条和衰退，匹兹堡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着手城市的复兴。为避免过去单一产业所带来的脆弱性，增强城市的创新力和活力，匹兹堡确立了以多样化为基础的现代化经济目标。为此，匹兹堡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措施：①进一步培育原已存在的服务业，发挥非盈利部门在经济振兴中的作用；②治理环境污染，打造以高新技术为基础，规模小而更富竞争力的制造业；③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经过这些措施的有力实施，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匹兹堡已培育出一个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多样性经济环境，重工业已处于经济结构的边缘地位，而教育、文化事业兴旺发达，提供了很好的生活质量，医疗保健设施、计算机程序、机器人方面成就斐然。匹兹堡也因此被称作“美国最有希望的后工业化实验”。多样性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也使城市吸引力和竞争力大大增强。在1985年美国《地方年鉴》的城市排名中，匹兹堡因其较低的住房消费、低犯罪率,特别是在艺术、教育、医疗和环境上的极高得分而被列为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位次不仅在纽约、旧金山、芝加哥之前，而且也超过了迈阿密、亚特兰大、菲尼克斯等阳光带城市。复兴后的匹兹堡成为一个充满勃勃生机的后工业化白领城市，并成为美国一个重要的新经济中心。第五节 结语
本文通过对理论界有关是经济活动多样性或是专业化更有利于城市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争论的剖析，发现大多经验研究忽视了对知识如何从某一具体的应用领域“溢出”到其他领域的过程这一重要问题的分析。传统的研究方法，是运用经济分类（包括标准产业分类和专利分类）数据来探究产业构成与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种方法不能清晰地说明不同环境下知识溢出的具体过程，掩盖了许多重要的信息。因此，必须转向人类创造力的特性与技术创新的本质的分析。通过比较人造事物与自然生物的演化差异，发现人类创造力的特性与技术创新的本质在于把现有的、以前不相关的事物组合在一起。虽然专业化城市在特定城市体系中也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及经济增长，但从单体城市的层面看，产业多样性较专业化不仅有利于各种不相关的事物的组合，而且还能提供创新者所需的企业家精神氛围和更大的集聚经济，因此更利于城市的长期增长。
第六章 高新技术产业区财富积累战略
第一节 引言20世纪人类社会经济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剧烈变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伴随着冷战的结束、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复兴、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展，全球化、区域化、技术革命、新经济、财富积累、环境恶化、社会不平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现象与格局。由于跨国公司的地位上升、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民族国家的权力削弱、新城市和区域主义的兴起，对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模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全球经济的财富积累模式向“创新经济”的重大转向。高新技术产业区（这里泛指各种形式的科学—工业综合体，包括技术城、科学城、技术园、科学园、科技工业园、高技术加工区、高技术产业带等）作为创新经济的集聚地、温床和扩散源，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正在创新其财富积累模式。本章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和世界及我国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发展经验，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新技术产业区实现财富积累的主要战略进行分析。第二节 创新环境培育战略
创新是各种创新主体在特定创新环境中孕育、发展、成熟的。高新区是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没有适宜的创新环境的支持，即使有创新的萌芽也会夭折。伟大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A.F.Marshall）早在19世纪末就提出了“产业空气”在产业区形成发展中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大陆的一些经济学家组成的GREMI小组就高新技术产业区的发展，提出了著名的“创新环境”（Milieux Innovateurs—milieu）理论，强调区域的制度、规则和实践系统等在区域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独特重要性。萨克森宁（A.Saxenian）对硅谷文化的关注，吴敬琏先生对“制度重于技术”的呼吁，王缉慈对区域创新环境的强调，顾朝林、钟坚等对国内外高新区发展的经验研究，实际上都将创新环境放在了头等重要的地位，并将其看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必要条件。“硅谷”创新之树常青的根本，就在于其独特的“创新文化”与制度安排：拥抱科技新知、频繁人才流动、充满自信、无畏风险、崇尚创业、容忍失败、鼓励竞争、乐于合作以及完善宽松的法律环境等。因此，创新环境的培育是高新技术产业区财富积累的长期战略，也是最为根本的战略。对地方政府和高新区管理部门而言，除了致力于发达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人居环境的建设之外，尚需要倡导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远近结合，全面培育并积极引导促进创新的地方经济环境、民主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和服务环境。对中央政府而言，加大对智力资本、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财政、金融投资的政策支持，发展完善激发创新与扩散的基础设施体系，革除官僚政治，基于全球化的进程和市场化的要求而逐步放松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依照WTO规则有步骤地向世界竞争者开放市场和产业，促进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加速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交叉学习，鼓励个人追求财富并严格保护私人产权，营造崇尚创新、公平竞争、善于合作的社会经济环境，重视对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国家采购，在国家发展战略体系中赋予高新技术产业及产业区以国家战略地位，是创新环境培育战略中不可缺失的基础环节。第三节 创新主体结网战略
创新是一个多元创新主体交互学习的过程。区域创新系统的经验研究表明，创新不仅仅是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不仅仅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的商业化应用，也不仅仅是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的行为或研究与开发投入的结果。创新实质上是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经济活动内在紧密交织的网络化过程。因此，创新经济既离不开多元创新主体的培育，更离不开多元创新主体的集聚、衍生、结网。在创新经济中，多元化的创新主体不仅包括企业家、大学、科研机构、企业，而且还应包括客户、供应商、地方政府和创新服务机构（如中介组织、职业培训机构、金融机构、商业机构等），创新本质上就是各种创新主体之间交互作用、集体学习的结果。其中，企业家个人和创新型企业是创新的核心，客户、供应商、大学与科研机构则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地方政府、创新服务机构等是创新得以实现并扩散的重要保证。而多元创新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仅仅依靠市场或层级安排是远远不够的，虽然空间集聚和层级安排有利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但在高风险的创新经济中，高额的市场交易费用和缺乏柔性的层级安排，往往会使财富积累的链条变窄甚至中断，而在特定的创新环境中通过地理集聚和社会信任所建立的经济和社会网络，包括水平网络和垂直网络，如分包关系、合作关系、企业衍生关系、家庭与私人关系、社会关系、行业协会、商会、基金会、企业家协会、沙龙、各种促进会、联合会、报告会等，由于其联结的经常性、直接性、自发性、灵活性、开放性、互惠性、系统性，能够有效增强信任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促进信息在地方网络中的低成本甚至免费传播，加速可编码知识特别是意会知识的流转，促使个人和组织学习向集体学习的转化、静态学习向动态学习的转化，因此会更加有利于多元创新主体之间的相互学习，激发创新的产生与扩散。同时，创新主体的组成越多样化，知识和信息的互补性越强，相互之间交互作用的网络通道越多，网络中的能量流、信息流越强，网络对创新的激发效应和扩散效应就会越大。因此，加强对多元创新主体的培育，鼓励和支持多元创新主体相互之间的集聚、结网，发展并引导多元创新主体之间的“非贸易相互依存”和“面对面交流”，并将其与创新环境的培育战略有机结合，乃是高新区财富积累的关键所在。第四节 风险资本支持战略
创新经济的本质是高风险、高投资、高回报经济，它遵循的是拇指法则，十个之中只有一个成功者。由于人类内在的风险规避属性，要实现在高风险条件下的高回报收益，就需要一系列的风险支持与化解机制，敢于冒险的创新文化，地理空间的集聚，关系网络的拓展，虽然都有利于高风险创新，但若没有一个有效的风险支持与化解的正式制度安排，就很难使人们保持长期的冒险创新冲动，即使成功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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