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明诗歌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圣华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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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明诗歌研究试读：

序一

初识李圣华博士，缘于2002年冬末，我阅读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的《晚明诗歌研究》。此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辨析精微，论述透辟，行文中规中矩，有板有眼，颇具学者风范。读到《后记》，始知作者“年始而立”，竟有如此丰厚的学养和老到的笔力，这不得不让人由衷钦佩。

再识李圣华博士，缘于2006年夏秋之际，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古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周绚隆博士推荐，我有幸成为李圣华博士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站工作的合作导师。初次见面，他淳厚憨实的性格就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倾谈之余，我对他治学之勤奋、读书之广博、功力之扎实、为人之方正，更是赞叹不已。

2007年新年伊始，李圣华博士拟定博士后研究课题论证报告，以《明诗史》作为研究课题。他希望纵向探讨明代近三百年诗歌的历史风貌、嬗变规律与特征、风格艺术与审美风貌，通过“诗史”的全景式梳理分析，显现一代诗歌因变承续的轨迹。课题的研究重点，是在明代文学思潮的大背景下，考察明代诗歌的艺术旨趣与风格拓变及历史成因，流派群体的构成流变、分合互动、创作风貌、诗学思想。该课题成果拟分为三编，依次探讨明初之诗、明中叶之诗和明后叶之诗，每编有若干章。

李圣华博士确定这一课题，不仅表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也表现出“学海无涯勤作舟”的韧劲儿。因为这一课题一旦确定，研究者就不得不埋首于浩瀚的文献典籍之中，爬梳剔抉，冥思苦求，不坐十年“冷板凳”，恐怕难以为功。所以，在博士后研究课题论证报告论证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蒋寅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左东岭教授，都善意地建议李圣华博士，最好不要全面铺开地研究明代诗歌发展史，而是在《晚明诗歌研究》的基础上，选择明初诗歌或明中叶诗歌作为研究对象，集中全力，深入开掘。

李圣华博士接受了这一建议，经过慎重思考，将研究重点放在明初诗歌研究上。即使如此，他也耗费了近三年的时间。2009年10月，他提交了洋洋40余万字的《明初五派诗歌研究及其他》，作为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该报告获得参加出站报告评审会的专家一致好评，专家鉴定意见认为：“李圣华博士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明初五派诗歌研究及其他》，以明初越中派、吴中派、江右派、闽中派、岭南派五个诗歌流派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兼论元遗民诗和明初宗藩之诗，从而较为全面、系统地对明初诗歌流派群体构成、诗歌创作成就和诗歌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该报告在文献资料的搜集与辨析方面用功甚勤，引证极为丰富，体现出李圣华博士坚实的文献学基础和良好的治学作风。该报告尤其注意考察明初各派诗歌创作与诗心变迁、诗学思潮、流派演变、历史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坚持以个案研究作为诗史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有点有面，纵横交错，构成了极为详备而生动的明初诗歌史状貌。该报告内容丰富，论述清晰，结构完整，行文规范，是一篇优秀的博士后出站报告。”

在出站报告的《引论》中，李圣华博士参照唐诗分期的“四唐”说，明确地提出明诗分期的“四明”说，即初明、盛明、中明、晚明。初明，大抵始于洪武初，终于宣德末，共约七十余年；盛明，大抵始于正统初，终于正德末，中经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前后共约九十余年；中明，大抵始于嘉靖初，终于隆庆末，共约六十余年；晚明，大抵始于万历初，终于崇祯末，共约七十余年。与传统的明前期、明中期、明后期的“三期”说相比较，“四明”说的提出，绝非哗众取宠或花样翻新，而是综合考察了明诗发展变化、诗歌与政治文化之关系、时代特色、诗歌潮流的阶段性等因素，基本避开历史分期所造成的文学风气与诗歌创作的割裂问题，既合于明诗演变的历史规律，也便于诗歌批评与研究。因此，“四明”说无疑是李圣华博士带有原创性的学术观点。

在“四明”说的整体观照之下，李圣华博士用文学史家特有的犀利眼光，对明初诗歌进行了擘肌析理的论析。他认为，越中、吴中、江右、闽中、岭南五派为明初诗坛主流；以戴良、王逢、丁鹤年为代表的元遗民诗人，以袁凯为代表的松江诗群，以凌云翰等人为代表的杭州诗群，以及贝琼、詹同、刘三吾等，构成明初诗坛的重要支流。至永、宣间，值太平日久，台阁体派日臻鼎盛，成为诗坛主流。台阁派上承江右派，以至出现“天下诗人半江西”的局面。明初五派与明诗发展演变的关系，一是奠立明诗的基调，二是开启明诗的风气，三是肇开明代区域文学兴盛的先河。李圣华博士在整体文学史观的审视下，对明初诗歌流派的精到论析，的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2009年10月博士后出站以后，李圣华博士意犹未尽，持续不断地修改、充实博士后出站报告。直到今年7月初，李圣华博士才将一部近50万字的《初明诗歌研究》电子文档发给我。不难看出，博士后出站以后近六百个日日夜夜里，李圣华博士乃孜孜矻矻，笔耕不辍，五易其稿，终至杀青。《初明诗歌研究》与《明初五派诗歌研究及其他》相比较，面目焕然一新。李圣华博士不仅补写了杭州诗群、松江诗群、洪武诗人、永宣诗人四章，更重要的是撰写了近五万字的“台阁体派”一章。李圣华博士认为，从明初五派到台阁体派，代表着明初诗歌的主流变化。这一演变过程，一言以蔽之，即从以越中、吴中、江右、岭南四派为代表的由“元音”（即元诗风尚）至“明调”（即明诗风尚）的变迁，到以台阁体派为代表的“明调”的成熟。因此，只有深入地论析台阁体派，才能全面地梳理初明诗歌的历史轨迹，从而全面地评价初明诗歌的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在初明七十余年中，中国诗歌在“时”、“遇”的交互作用之下，从复古以求革新、宗唐以求新变、讲求诗之为用、远离批风抹月之习的“元音”，演进为热情颂圣、复古与宗唐合流、振兴诗教、崇尚高朗明丽之调的“明调”，从而迎来一个崭新的历史局面。《初明诗歌研究》生动地展示了这一历史演进过程。《初明诗歌研究》不仅对诗歌演进历史的梳理更为清晰、更为流畅，对诗人个性心理的发微、文化心态的抉隐和艺术承传的揭橥，也更为细密、更为深入。“知人论世”，“觇文见心”，这原本就是中国文学史家的优良传统。《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云：“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中国文学史家的这一优良传统，在李圣华博士的著述中得到发扬光大。在书稿中，举凡刘基的用世精神，宋濂的文宗诗心，方孝孺的文章气节，高启的胆识风华，杨基的遗世独立，张羽的闲默静远，徐贲的幽情孤怀，刘崧的清和之音，林鸿的沧浪遗风，高棅的高士志趣，王恭的“白云樵唱”，孙的轻脱野吟，王逢的激昂慨叹，丁鹤年的孤傲避世，袁凯的佯狂隐逸，三杨的“舂容和雅”，解缙的“率易狂愚”，贝琼的“乾坤清气”，如此等等，经李圣华博士如花妙笔的点染勾勒，无不生气勃勃，引人入胜。

在《晚明诗歌研究》一书出版之后，李圣华博士的这部书稿，不用“明初”之称，改题“初明诗歌”，绝非标新立异，实为水到渠成——可以想见，与此二书配套的“盛明诗歌研究”、“中明诗歌研究”，李圣华博士业已胸有成竹，蓄势待发了。在不久的将来，“四明”诗歌研究系列配套出版，这将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我热切地期待着。

是为序。2011年9月29日

序二

亭林先生尝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林琴南亦有言曰：“书序最难工，人不能奄有众长。以书求序者，各有专家之学。譬如长于经者，忽请以史学之序；长于史者，忽请以经学之序；门面之语，固足铺叙成文，然语皆隔膜，不必直造本人精微。”顾予近十年间屡为友人作序，三复斯言，益滋愧恧。

然予抑有说焉。寅昔尝读傅璇琮先生《濡沫集》，而深服存心之厚。盖士之生于此世，为学不易，知己良难，更值举世下海，全民皆商，鄙弃学术之际，守其业者益稀，持其志者日寡，苟得一笃志向学之士，非唯国家之幸，亦吾侪同道之慰乎？昔蒙叟固曰：“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此就治生而言也；若以治学而言，守业者穷，向道者损，吾人更不以沫相濡，则何足言同舟共济焉？先生葺累年序言而颜曰《濡沫集》者，此物此志也。

近顷世风微异，学术稍稍恢复，吾辈躬逢其时，不复如涸鲋之待沫濡矣。当其著述有成，授梓也易，则吾一而再、再而三之为序不已者，又何说乎？盖诚谓当世为学之士，芸芸而众，其有欲索予一言以为引者，岂非以予为能道其甘苦、言其所得者欤？是亦学术之发扬、文道之商榷，而治学之不可阙者也，顾可恤前贤之一言，而废亙久之传统于一旦已哉！是以李君圣华撰《初明诗歌研究》既竣，书来征序，予不以不学辞，而乐于引其耑也。

寅观朱明一朝，虽文学不及唐宋，学术逊于满清，而文物之盛，国力之雄，威名加于四方，治化流播遐迩，在实吾华夏数千年历史之仅见者也。即诗学一道，亦燦然可观。顾向来论者，耳食于一代有一代文学之固说，置明诗而不论，或一言蔽之曰模拟，遂致有明三百年之诗学久湮不彰。迨上世纪八十年代，学人稍知反正，略有涉猎，而又以文献流传之稀、检阅之难，不能不囿于闻见，粗陈大概，虽有规模，具体而已。及四库全书系列影印行世，难易顿改，昔日珍椠秘籍，悉为案头之本。学者恣意阅览，有所取材，见识既博，而深造有得之说亦从而出焉。顾今日之治明诗，非惟不惮乎文献之尠，而反慑于卷帙之浩繁难检，甚矣书籍流通之于学术风气之影响，如此之巨且速也！

李圣华君治明诗有年，上自晚明，下讫清初，多有涉猎。旧撰《晚明诗歌研究》，考论之精，为学者所称，已而发愿撰述一代诗史。迨负笈于北师大，从事博士后研究，尝拟以此为研究计划。而开题之日，郭英德兄偕吾辈相与讨论，咸谓计时仓促，不若分段措手。圣华虚怀接纳，姑以明初为限而论撰之。穷四年之力，成稿十三章，都四十万言，表里俱彻，部帙井然。刘子玄所谓才学识三长，叶星期所言才胆识力四基，君盖蕞其美焉。昔刘后村称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君具有之，而识见又能条理于才与学之间也。寅惟作史之难，不难于详密而难于贯通，不惮于疏简而惮其不得要领。如伐竹制器，知本而不知末，知本末而不知其孔节，皆不足言史也。圣华此编，举其纲而张其目，提其要而钩其玄，虽仅述明初之诗，而其后诗史之演进，固已成竹在胸，故概说所论四明之析，洵有高屋建瓴之识，足以成一家之言。至于诗史梳理之细致，风格辨析之精准，诗家批评之确当，则读者开卷可睹，固不待一一缕举也。

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然四十、五十而无闻，斯亦不足畏已。”今圣华年方不惑，已学有所成，《冷斋诗话》、《方文年谱》、《汪琬全集笺校》诸大著，络绎行世，见重于学林，诚后生之可畏者也。予每见后辈学人，好读书耽学问者甚众，如圣华读书之勤之广者亦不乏其人，而求其用志不分、积跬步以致远大者，则予尚未见其俦也。圣华撰明初诗史既成，贾其余勇，以数年涵养充积，更论纂明中叶之诗，俾鱼贯而成明诗史之全璧，则来日之大成，又岂可限量也哉？圣华勉旃。

昔予尝序圣华《冷斋诗话》，时方草《清代诗学史》第一卷，踌躇满志，欣欣然以为数年可毕其功，然后踵圣华之后尘，治明代诗学也。而日居月诸，倏尔齿逾知命，思竭驽骀，日暮途远，每念夫子假年学《易》之语，心有戚戚焉。家藏园先生尝有言：“夫炎炎戋戋，皆不足以喻道。惟读书阅世，更事既多，得行其志，有补于时者，其言为可传。”吾辈生于斯世，既不得以言为世用，唯有传前辈之教，述古贤之学，使吾先民之智慧灵光，不至澌灭于今世而得传于无穷，是吾人所可从事也。故常诵亭林先生序《日知录》之言以自励，曰：“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今举以奉圣华同勉。区区琐言，不足为序，谨书予所以倾倒于君者，并吾辈讲学之私衷，以告世之读圣华书者，俾知滔滔之中，亦有如吾等欲以学求安身立命之所者存焉。2011年11月2日改定于花莲

序三

诗之为用，悦性怡心。言志缘情，关乎世运；抚事兴怀，系于人伦。故康乐吮毫，尝怀登楼之怨；明远摛藻，偏拟行路其难。山中月下之咏，多属逸致；桑间濮上之音，无非闲情。蒙元季世，政弊民溃。千夫所指，未必溘死；百姓攸归，只切来苏。洪武崛起布衣，原本运命；庚申遁走瀚漠，亦是天时。何当逐鹿人远，庶几操觚者来。本拟重睹汉官威仪，观照休明之举；无奈复遭独夫暴虐，宣泄幽微之辞。时迁事异，三径竟谳冤狱；物换星移，四始翻酿杀机。二顷负郭，难觅桃源之路；三窟狡兔，安适乐土之居？颂圣随波逐流，高太史魂归碧落；仕宦委时任运，汪丞相命丧黄泉。战乱中犹能抚缶，承平日反遭杀身。栗里晦迹，总成赊望；赤松游踪，难为效颦。明初文人之厄，一至于此！“壮夫不为”，扬子之浩叹；“倡优蓄之”，史迁之幽怀。汉家已如此，馀世可知矣！更何况文人无行，汲汲人生之荣辱；青云有路，戚戚利薮之盈虚。祸福无常，士气斫丧殆尽；恩威难测，人心挫折已失。是故亡秦者秦，非刘项也；弱汉者汉，非莽卓也；乱唐者唐，非安史也；灭宋者宋，非金元也；至于明社之屋，亦当咎初明之政，非大顺、后金之力也。世有治乱，声有哀乐。或遐情远寄，或愁心自悼。宗唐摹宋，参伍相变；和陶法杜，因革为功。异代之诗，妍媸有异；共时之作，雅俗同归。是皆有可观者也，岂可忽焉？

李君圣华，山左俊彦。兰成射策之年，岐嶷早见；尼父而立之岁，风范初成。育才有方，中原司教数岁；诲人不倦，婺水迁乔期年。里仁为美，书室求洁；同学不贱，静者凝神。渭北春树依依，江东日暮；太行白云霭霭，山右风稠。原非痂嗜，刘邕怪癖安在；固是书淫，皇甫典型犹存。质文互成，逞潘陆之华彩；疏密相间，识齐鲁之遗风。持简驭繁，秉承良史传统；发凡起例，赓续前贤轨则。融会折衷于诗文，平心以论；取精用宏于典籍，任真而出。首倡“四明”之说，直须有故；继分“五派”之论，岂可无源？言务合矩，昔日座中惨绿；语必中规，今朝学界闻人。春草池边，会心处不必在远；黄花篱外，瞩目时未免多情。甚而仲则之誉才士，文章不尊仕宦；抑且定盦之过荒村，虫鱼远胜尚书。开口见胆，何妨痴儿说梦；望岫息心，不屑宋人守株。

继《晚明诗歌研究》一书，李君《初明诗歌研究》又成，发愤之际，责序于予。扬风扢雅，自当效力；附骥攀麟，诚可忘年。《诗》曰：“独行踽踽，岂无他人？”其李君之谓欤！

是为序。辛卯仲春赵伯陶识于京北天通楼

第一章 初明诗歌概说

明诗是中国诗史的重要一环，有其具体的历史存在与文学价值。所谓明诗，无疑是以朝代为界的一种诗歌分期。如果严格按朝代兴废来论，上限可以洪武元年为断，下限可以崇祯十七年明亡为断，共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然而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史学家不能尽守此以论明史，诗论家亦往往不按此界限以论明诗。

元至正间，红巾军起事，形成与朝廷对立的龙凤政权。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等政治集团崛起，促生群雄割据的政治格局，与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多有相似处。元王朝渐失去“正统”地位，大一统名存实亡。史学家一般依据大一统标准区别时代，是有元、明之分。史学家谈明史，诗论家论明诗，或不局限于大一统是否已实现。如《明史·文苑传》采入诸暨王冕，钱谦益《列朝诗集》也收录王冕诗。王冕能否列入明诗人行列，存在争议。同时又有大量诗人，或依朱元璋，或依陈友谅，或依张士诚，不奉元之“正统”，我们称之“元诗人”，其或有不受。《列朝诗集》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就是在“甲集”前设立“甲集前”之编，收录刘基归明前之诗与王逢、戴良、丁鹤年、王冕、黄公望、杨维祯等人诗。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明清易代之际。崇祯十七年，北都破，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小王朝，满汉对立、南北并峙格局形成。明年清兵下南京，而唐王、桂王政权仍然存在，直到康熙元年，桂王朱由榔死云南，清王朝大一统才真正名正言顺。如果将福王、唐王、桂王政权下的诗人称为清诗人，亦或有不受。诗论家使用南明、明遗民诗人之说，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朱彝尊《明诗综》即收录大量南明诗人与明遗民之诗。

如何认定易代之际诗人的身份，是一个错综复杂、难以措手的问题。这里接受通常所说的明代上下限，即从洪武元年到崇祯十七年。对于易代诗人，则倾向于使用“入明”以作区别。如王冕不曾“入明”，可不必视为明诗人。这种做法固有弊端，但也有助于避免一些说法上的杂乱。

即以明代二百七十六年历史来说，史学家、诗论家也有不同的时期划分。按朝代庙号来分，依次为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虽无太多疑问，问题是洪熙在位仅一年，光宗在位不到一月。史家称洪熙之史、泰昌之史，诗家谈洪熙之诗、泰昌之诗，难免拘泥。至于英宗复辟问题，当作何认识，也非易事。因此，论者或依据朝代长短权作区别，一种分法是洪武、永乐、成化、嘉靖、万历之诗各自成一段，馀则合两朝或数朝之诗以成一段，如将天启、崇祯合称启祯之诗。

诗论家时常抛开年号断限，结合政治文化、时代风尚、诗歌潮流等，按时段区分明诗。通常采用三分法，即明初、明中叶、晚明。关于三分的上下限，各家观点不尽相同。当然，三分法不是清人的发明，明人论明诗已常使用“国初”、“盛明”、“晚近”一类说法了。此外，还有五分法等。近人宋佩韦《明文学史·引言》就提出明代诗文可分五个时期：“一、明开国至永乐初；二、永乐初到成化、弘治间；三、弘治、正德之际；四、嘉靖、万历之际；五、从天启初以迄明清之交。”

明诗分期之法互有长短。这里提出一种四分法：初明、盛明、中明、晚明。

初明，或者说明初，始洪武初，终宣德末，共约七十馀年。诗坛名家辈出，如《明诗纪事》甲签序所云：“凡论明诗者，莫不谓盛于弘、正，极于嘉、隆，衰于公安、竟陵。余谓莫盛明初，若犁眉、海叟、子高、翠屏、朝宗、一山，吴四杰、粤五子、闽十子、会稽二肃、崇安二蓝，以及草阁、南村、子英、子宜、虚白、子宪之流，以视弘、正、嘉、隆时，孰多孰少也？且明初诗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出，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越中、吴中、江右、闽中、岭南五派为前期诗坛主流，以戴良、王逢、丁鹤年为代表的元遗民诗人，以袁凯为代表的松江诗群，以凌云翰等人为代表的杭州诗群，以及贝琼、詹同、刘三吾、宋讷等，为重要支流。永宣间，值太平日久，台阁派臻盛。台阁派以江右作家为主，以至出现天下诗人半江西的局面。

盛明，始正统初，终正德末，中历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共约九十馀年。英宗、代宗时期，台阁馀派尚存；理学兴盛，薛瑄、吴与弼、胡居仁不仅长于理学，亦能诗。成化以后，茶陵派兴起，“台阁体”因之一变。伴随弘治中兴与正德之衰，前七子复古兴起，成为诗坛主流。同时还有两大支流：一是学人之诗。陈献章、庄、丘濬等鼓吹风雅，陈献章、庄等还形成白沙一派，诗称“陈庄体”。继有王守仁倡导心学，与李梦阳复古并起，形成阳明一派，诗可称“阳明体”。二是才人之诗。以吴中四才子为代表的吴中诗人，与复古派、阳明派几成三鼎足。此外，尚有郑善夫闽派再兴，南园后五子岭南派再兴。

中明，始嘉靖初，终隆庆末，共约六十馀年。正德政治激变，具有偶然性历史因素。嘉靖继位，明王朝进入缓慢的衰落期。此期，诗歌与政治关联密切，后七子派与“嘉靖十才子”居为主流，阳明后学、唐宋派为重要支流，区域诗坛同样值得关注，吴中、闽中、岭南不乏杰出作者。

晚明，始万历初，终崇祯末，共约七十馀年。万历初，党争萌芽渐兴。随着政局动荡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诗派群体兴废匆遽，门户壁垒丛立，争鸣激烈。后七子派衰落，公安、竟陵继兴，启祯之际，复社、几社群体起而驳斥公安、竟陵，构成此期诗史演变的主要轨迹。闽派三兴、岭南派三兴、越中诗坛复兴、山人诗大盛，为重要支流。

唐诗素有“三唐”说、“四唐”说。元末杨士弘选《唐音》、明初高棅选《唐诗品汇》，严格区分初、盛、中、晚，数百年间，“四唐”说盛行。这里提出“四明”分期，与“四唐”说不无相近处，但并非抄袭。

首先，“四明”的分期，是在综合考虑明诗发展变化、诗歌与政治文化之关系、诗学潮流的阶段性等因素之上，归纳总结的一种分期方式，力求合于明诗演变的历史规律，便于诗歌批评研究。

其次，不沿袭“四唐”说的逻辑范式。在许多评论中，“四唐”说含有优劣高下之分。一般以盛唐最高，晚唐最低，由此唐诗呈现一种有趣的发展轨迹，即“兴—盛—衰—亡”。这一近于生长规律的理论存在不少弊端，甚至在一些诗史撰著中，唐诗俨然生来就为了向盛唐发展。“四明”说不包含这样的生长规律，而是根据创作实际，以为中明稍差一些，其他成就大抵相近。如将明初诗人“入明”前创作计入，将晚明诗人“入清”后创作计入，则前后两端最突出，中间两段有高有低。

复次，“四明”说基本避开分期所造成的文学风气与诗歌创作的割裂问题。以初明为例。明初五派代表人物大都是由元入明的作家，称得上第一代诗人。台阁派重要诗人多生于洪武改元前后，卒于宣德末前后，称得上第二代诗人。如杨荣、杨士奇、杨溥、解缙、梁潜、金幼孜、胡广、胡俨、曾棨、黄淮这十位台阁代表诗人，出生最早的胡俨，洪武元年仅八岁，最老寿的黄淮、胡俨享年八十三岁，正统改元前卒世者有解缙、梁潜、金幼孜、胡广、曾棨五人。即使三杨、胡俨、黄淮卒世稍晚，但创作黄金时代已过去。所以，以宣德末为明初下限，少有严重割裂流派与作家现象。“四明”说较“三明”说更为具体一些。当然亦有其弊端，但作为一种对明诗的分期认识、解读方式及研究方法，或未尝不可行。二、初明诗歌的演变

从明初五派到台阁派是初明诗歌的主流变化。这一过程，一言以蔽之，即从“元音”到“明调”。“元音”，即元末风尚。“明调”，指明初特殊历史文化形态下的诗风。（一）洪武诗坛与朱元璋之治

诗歌关乎世运与人生，创作风尚、诗学潮流变革皆有“时”有“遇”。所谓“时”，指时代环境，“遇”指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在“时”与“遇”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帝王政治的作用。对于易代之际诗坛来说，兴王影响尤其显著，初明诗歌与朱元璋的关系即是如此。

元失天下，群雄逐之。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在群雄割据中崛起，建立大一统王朝。《明史·太祖本纪》赞云：“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卫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评价不可谓不高。这里避而未谈的朱元璋另一大功绩，就是驱逐蒙元。从得民心上来说，恢复汉人“正统”，结束长期的战争，是他作为兴王得到民众承认的两大因素。朱明建立，改革社会弊端，兴文治，则是作为开国皇帝得到民众承认的两大前提。我们看到，朱元璋在宋濂等人建议下，欲广大教化，昌明文治。

诗歌作为兴王之治的一个重要层面，朱元璋做了大量尝试。解缙《顾太常谨中诗集序》载亲历见闻：“圣情尤喜为诗歌，睿思英发，神文勃兴，雷轰电逐，顷刻间御制沛然数千百言，一息无滞。臣缙辄草书连幅，笔不及成点画，即速上进，稍定句韵，间或不易一字。”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高皇帝神武天授，生目不知书，既下集庆，始厌马上。长歌短篇，操笔辄韵，有魏武乐府风。”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孝陵不以‘马上治天下’，云雨贤才，天地大文，形诸篇翰。七年而御制成集，八年而《正韵》成书。题诗不惹之庵，置酒滕王之阁，赏心胡闰苍龙之咏，击节王佐黄马之谣。《日历》成编，和黄秀才有作；大官设宴，醉宋学士有歌；顾天禄经进诗篇，披之便殿；桂彦良临池联句，媲于飏言。韵事特多，更仆难数。惟其爱才不及，因之触物成章。宜其开创之初，遂见文明之治。”朱元璋有《御制诗集》五卷，恐不乏文臣近侍的润笔捉刀，但这些作品并非纯粹附庸风雅，对初明诗歌走向影响不小。

一是平民皇帝诗，无华贵靡丽气。《牧羊儿土鼓》、《东风》诸篇，如《艺苑卮言》卷五所说“制词质古”。这位历史上少见的农民皇帝，尚俭素，喜用实，诗亦不喜浮靡。

二是推重唐人，时有禅趣。《横秋风吹笛》等诗一派唐人气象。朱元璋早年曾出家，称帝后不避讳这段经历，且有张扬之意，率群臣听钟山僧讲经说法，择用僧人，委以官职重任。他还喜好僧诗。解缙《顾太常谨中诗集序》载有宗泐进诗百馀篇，朱元璋“不竟日尽和其韵”之事。所作时见禅悦之趣，《游钟山》、《赓僧韵》即是。

三是标举宏大之音、高格朗调。朱元璋作为平民皇帝，诗无富丽之气，鼓吹佛教，诗有禅悦之味。这尚非其全部，兴文治仅靠这样的倡导还远远不够，故又标榜宏音朗调，以为天下先。解缙《顾太常谨中诗集序》：“上惟喜诵古人铿炳烺之作，凡遇咿喑鄙陋，以为衰世之制，不足观。故天下之士为诗，鲜有能得上意者。”如《钟山云》，气宇宏大，有君四海、主亿兆之气。

值得一提的还有朱元璋率群臣唱和，标举风雅，喜命文臣应制，甚至以诗作为选择人材之具。唱和例子很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甘露之咏，《醉学士歌》、《黄马歌》之咏。以诗择用人材，萧翀等以《指佞草》称旨授官即是。命文臣应制，不胜枚举。不少诗人由此获得高名，脱颖而出，林鸿就是一日诗名满京师。

上行下效，帝王风力甚巨。初明诗歌适应时运，颂圣大盛，宗唐高涨，传统诗教复兴，以及宗藩、僧家诗崛兴等，都与帝力鼓扬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此同时，朱元璋以峻法治天下。姜南《蓉塘诗话》卷一第一则《用刑》：“高皇初定天下，承胡元大乱之后，痛五教之大坏，疾四维之不张，于是用重典以治之，乃有刖膝断趾、钩背剥皮、腰斩坑醢之刑。盖不如是，则左衽之俗，染人之深，不易驱之。于礼义教化之中，亦圣人救偏拯弊之权，非众人所能识者。”《用刑》冠于全篇，自有深意。不过，单一肯定“重典”有所未当。朱元璋雄猜多疑、灭裂风藻的手段令人胆寒。洪武朝著名的案事就有魏观案、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郭桓案、刘三五科场案等，株连甚广。士人惧为君用，一时遁隐风气盛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苏伯衡、高启、王彝、刘永之退保全身，终未逃文人之厄。王行、赵介隐居不仕，仍不免于迫害。朱元璋自己也清楚，峻法重典是一种“暴政”，颁布《大诰三编》时附发诏令：“寰中士夫有不为君用者，即有背教，杀而籍没之，不为不公。”所以，《艺苑卮言》卷六叹说：“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易代之变都是空前浩劫，易代前如此，易代后亦然。少数民族政权取代汉人政权，文士沦为鸡豕，杀之易易。汉人政权复归，倡优以畜文士，杀之亦易。朱元璋以天下私有，肆以雷霆万钧之力屠戮士庶，亦是一“独夫民贼”。明初诗人惨遭杀戮流戍，数量之众，被祸之剧，惊人心目。此略举一二：越中派宋濂以孙宋慎牵入胡惟庸案，流戍卒，子宋璲连坐死；苏伯衡坐表笺罪死狱；张孟兼以傲睨吴印死；吴沉以懿文太子故宫人事被诬死；许存仁流放韶州，后逮死狱中；郑洧以诸生度田案代兄自诬服死。吴中派高启、王彝牵入魏观案死；徐贲以犒劳过境大军不周下狱死；杨基被谗夺职，供役京师卒；张羽谪居岭南，中道召还，投龙江死；王行牵入蓝玉案死；唐肃以侍食不敬谪戍临濠卒。岭南派孙以题画牵入蓝玉案死；黄哲以事诖误置于法；赵介以诬告逮赴京师，未及还家卒；黎贞谪戍辽东十三年始放归。江右派刘永之以家累谪戍，卒于道；萧翀被诬谪役河南十八年。《艺苑卮言》卷六历举刘基、高启、袁凯、宋濂等人不幸遭遇，叹说：“呜呼！士生于斯，亦不幸哉！”

士人还未从恢复汉人政权的喜悦中完全清醒过来，就要面临杀戮迫害的命运。朱元璋以一代明主面目示天下，又以残酷手段对待文士，可谓不仁、不武。《明史》说他“抱济世安民之志”，事实上，他对集权的兴趣要超过“济世安民”。蒙元崇尚武力，礼乐沦丧，愚民政策所造成的农民思想狭隘性，也给新王朝的士人带来深重灾难。朱元璋身上有很多劣根性，加上他本人的偏执狂，遂不惮于灭裂风雅。士人的抵制抗争大都采用辞归、遁隐一类消极手段。这也激起他忌恨士不为君用，不惜痛下杀手，从而揭开明代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幕。尽管洪武朝禁止宦官参与政治，但后来刘瑾、魏忠贤阉党敢于疯狂残害士人，朱元璋及其子朱棣实已开其端。

在洪武政治高压下，诗人面临两种人生选择：一种是甘作倡优，糊心眯目，颂歌升平。另一种是隐居山林，疏离政治。后者不免消极，却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二）明初五派与明诗的发轫

胡应麟《诗薮续编》卷一云：“国初吴诗派昉高季迪，越诗派昉刘伯温，闽诗派昉林子羽，岭南诗派昉于孙仲衍，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五家才力，咸足雄据一方，先驱当代，第格不甚高，体不甚大耳。”一般认为五派形成于明初，不免有所误解。除闽派出现于洪武中叶外，越中、吴中、江右、岭南四派都生成于元至正间。当然，我们使用明初五派的说法也未尝不可。

五派代表元明之际诗歌的主流。诗论家常批评其沾染元末馀习，即“纤缛”、“淫哇”、“卑弱”、“沙陲弓马”风气。其实，这也不免误解。最先批评元诗之习而求变化者，正是越中、吴中、江右派诗人。其说具见王袆《跋宋、戴二君诗》、王行《柔立斋集序》、王彝《高季迪诗集序》、陈谟《缙云应仲张西溪诗集序》等文。为振兴诗坛，他们力倡复古。越中派追踪汉魏、《诗经》，吴中、江右派鼓吹汉魏、晋唐。元末乱世中诗歌空前繁荣，已超过元诗四大家的时代。

越中、吴中、江右、岭南派沾染元末习气一类的说法不确切。四派所开启的风尚是“元音”的重要构成，与宋遗民、元诗四大家等都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有不同的内涵。概括来说，特征有四：复古以求革新；宗唐以求新变；讲求诗之为用；或沉雄高古，或噍杀激宕，或清逸淡远，远离批风抹月之习。

四派的形成亦有“时”有“地”。“时”即前所说时代环境，“地”则指区域环境。越中派以金华为中心，吴中派以苏州为中心，江右派以泰和、南昌为中心，岭南派以广州为中心，此其“地”。越中派与朱元璋集团关联密切，吴中派与张士诚集团关系密切，江右派疏离陈友谅集团，饱受兵燹之苦，岭南派与何真关系密切，此其“时”。

由于原来所处“时”、“地”不同，四派入明后感受也颇异，然所面对的时运则是相同的。其顺应时变，有意变化“元音”，与闽派一起鼓扬文治，倡立“明调”。所谓“明调”，一是颂圣，宣扬“台阁之体”；二是复古与宗唐合流，借唐音鸣盛；三是振兴诗教，有“情”有“节”；四是崇尚高朗明丽之调，变化噍杀悲怆之音。就鼓吹“台阁”与振兴诗教而言，这也是他们元末注重诗之为用的延续；就复古与宗唐而言，这也是他们元末振兴诗坛的延续。由于“时”、“遇”之变，无论诗之为用，还是复古、宗唐，都有了不同的内涵。从“元音”到“明调”，是由乱世到太平的时运变化所决定的。不过，不应轻视诗人的主观选择、主动参与。如果概括五派与明诗发展演变的关系，最值得注意者，即奠立明诗基调，开启一代风气，肇开明代区域文学兴盛的先河。（三）台阁之诗与永宣盛世

从上面所列洪武诗人惨遭屠戮迫害的名单中，就可知五派的命运了。五派衰落，标志初明诗歌进入另一个时代。

朱元璋为巩固统治，分封诸子藩王。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十六《分藩记一》：“明兴，高皇帝以宋为惩，内域削弱，边圉弗威，使胡人得逞中原而居闰位，于是大封诸子，连亘边陲。”藩王的权位势力当时就引起士人的担忧。建文帝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等人削藩之议，引起诸王强烈不满。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举兵，名曰靖难，建文四年陷南京。靖难之变从根本上说是朱明同室操戈的权力之争，也是朱元璋以天下私有遗留的一个问题。这场内战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也牵入一大批士人，靖难后的杀戮令人发指，齐、黄等身死，妻女给配，宗戚戮戍。文士被祸最烈的当属方孝孺、练子宁了。孝孺诛灭九族外，一时门生朋友亦被株连。孝孺为越中派殿军，其死直接关系到诗派存亡。靖难对明诗的影响远不止屠戮一大批文士那样简单，更大的影响在于改变了一代风气。初明诗歌的转捩即以此为分水岭，从此“明调”呈现出一种特殊的形态。

如何评价靖难之变，是史学界长期争论的话题。我们显然应抛开篡逆无道一类的史评，重新审视这一历史事件。方孝孺等人抗节死，反映了当时文人的一种抵制态度。我们还看到许多士人接受靖难现实，他们并非没有思想，或缺乏骨气。从某种意义上说，靖难后的一些举措称得上是对洪武政治的拨乱返正。朱元璋以天下人皆不当其意，推行重典，民众动辄取祸。及其鼎成，士人心理相当复杂。检明初之集，少见连篇累牍的哀挽之章，与集中大量应制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洪武政治之失，不惟士人甚明了，建文帝与朱棣皆心知肚明。建文采取诸多补救措施，颇变洪武法度，诏行宽政。假以时日，致太平不难，惜未几为靖难所挠，卒未著显。朱棣夺权后，顺应民情，改革积弊。政治上一大举措是避免重典治世。文化上一大举措是不轻易加刃于文士，不愿为君用者放之山林。另一举措是稽古右文，编纂《永乐大典》、《五经四书大全》等。《静志居诗话》卷一说朱棣践位“加意人文”，“内阁有三杨，翰林则有四王，尚书则东王西王，祭酒则南陈北李，观灯侍宴，拜手赓歌，呜呼盛矣”。诸如此类变化，尽管用意与效果各有不同，但补救洪武之失，还是得到士人认可的。

行伍出身的朱棣，不像其父那样标榜能诗，但亦喜赋诗以助雅兴。钱谦益极推重这位太宗文皇帝，《列朝诗集》乾集之上：“上靖难犁庭，神武丕烈，戎马之馀，铺张文治。敕修《经书大全》及《永乐大典》，昭代文章，度越唐宋。御制集藏弆天府，不传人间。恭录御赐荣公二诗，以见神龙之片甲云。”所录《赐太子少师姚广孝七十寿诗》，谈不上诗才。太子朱高炽倒是富有诗才，虚怀好学，与大臣杨士奇、曾棨赓和，有文集二十卷、诗集二卷，惜在位不及一年。宣德帝标榜文治，喜爱诗歌。有《大明宣宗皇帝御制集》四十四卷，收诗六卷。《艺苑卮言》卷五说“宣宗天纵神敏，长歌短章，下笔即就。每遇南宫试，辄自草程式文，曰：‘我不当会元及第耶？’”《列朝诗集》说：“运际雍熙，治隆文景，君臣同游，赓歌继作，则尤千古帝王所希遘也。”宣德御制谈不上很高明，为人称道的《离合藏头》七律大抵是文字游戏。《潇湘八景》、《瑞香花诗》、《水亭偶成》时有清和平澹之致。不过他对明诗的功绩不在此，而在作养循吏，柄清明之政，使诗人获得一个国尚文治的生存环境。《诗薮续编》卷一说：“宣庙好文，海内和豫，虽大手希闻，而名流错出。若曾子启、刘孟熙、张静之、李昌祺及闽中诸王辈，皆浸润明风，解脱元习。”

但应指出，朱棣的拨乱返正是有限的。即位初的杀戮令人发指，继兴厂卫，颇有监天下之人、钳天下之口的意思。《明史·刑法三》：“东厂之设，始于成祖。锦衣卫之狱，太祖尝用之，后已禁止，其复用亦自永乐时”，“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如果说明代敢于大肆屠戮士子，朱元璋开其端，则勇于杜天下之口，朱棣肇其始。既然如此，永乐诗人还是没有获得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

永乐间，越中、吴中、岭南、江右派式微，老成宿望凋零，以江右诗人为主体、以“三杨”为核心的台阁派继兴。台阁诗人文化心态是独特的，一方面既讲求世用，又好山林之趣；另一方面，既推重温厚和平，又不乏劲节。造成这一独特心态的原因，首先是他们未亲身感受元末乱离，青年时期对洪武政治则有切肤感受，向往开明之治；其次是值太平日久，经历大都不复杂；再次是与江右派多有师承关系，犹存前贤遗风。其诗称“台阁体”，有两大近源：越中派“台阁之体”；江右派和平之诗。其胎息尤在江右派。

洪武诗坛，颂圣是洪波巨流，但不乏隐然的哀怨、清逸的江湖、古质的山林，还有元遗民的易代悲歌，贰臣隐约含悲、欲言还止的吟唱。进入永宣后，尽管宗唐仍在延续，和平、温厚、清雅已成为主色调。“台阁”与“山林”合流也是时代的标榜。诗之为用职能范围缩小了，诗教一定程度上被庸俗化。当然，台阁派不乏名家，遁隐的山野诗人还有一些。宣德帝“夙夜念之”，《招隐歌》：“嗟尔贤人，何乐空谷”，“嗟尔贤人，无为徘徊。石泉麋鹿非尔伍，风雨天路为尔开。”不过，山野诗人已成盛世的一种点缀了。我们肯定“台阁体”的价值，但不得不指出此风笼罩诗坛，诗歌沦为政治的附庸、才学的展示、逸士的清玩，一定程度上剥蚀了明诗的生机活力。物极必反，这也为茶陵派、前七子派、白沙一派、阳明一派的兴起做下铺垫，积蓄了能量。三、关于初明诗人的失语

由元入明是明诗演变的大关目。在从“元音”到“明调”的诗史演进中，还形成一种典型的集体失语现象。所谓失语，指失去自主意识，或归于沉默。初明诗人失语，这两种情况都有。

前一种情况很普遍。历史进入新王朝，先行者歌功颂德，润饰太平，附丽者蜂拥附和，颂圣骤盛。颂圣，代代有之，明初潮流声势浩大，作品数量庞巨，远超前代，唐初、宋初皆远逊之。朱明创立是一种以新革旧的“革命”，百废待兴之际，新朝气象、大业勋绩是这个时代引人注目的话题。从诗之为用角度来说，写一些歌颂文字，制造一些气氛，即使场景很热闹，也无可厚非。问题是颂圣历久不衰，本来就像调和五味的盐醯，至此成了少之不得的食粮，充斥坛坫，甚者拿它装点门面，邀名逐利。当诗人无视现实，模山范水，咏史题画，作乐府、宫词也都离不开它时，问题就十分严重了。在颂圣洪流中，诗歌失去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难免被抽空灵魂，沦为庸俗的工具。因此，明初洋洋大观的颂圣多“呓语”。颂圣行列中不乏清醒者，如刘基、高启等。但刘基最终放弃元末所倡的“美刺风谕”精神，高启则改变往日鹰隼飞扬的气魄。他们对朱明新气象的称许，感情真切，但其以诗坛领袖身份参与颂圣，造成的负面影响难以估计。

后一种情况也很典型。沉默大抵是对现实有清醒意识或抵制情绪。经过数十年战乱，天下复归一统，而政治高压与种种不合理措施使得新时代又充满另一种血腥气息。重典威劫造成灰色调的社会氛围，诗人甫脱乱离，就陷入新的痛苦。许多人远离政治，啸傲山林，既为全身，亦为持守自由。沉默不意味全然消极，苏伯衡、袁凯的勇退难进，即是不肯随波逐流。他们寄情山水诗画，保持真我本色，置身颂圣洪流之外，与时代政治的调子不相合拍。朱元璋建士不为君用之法，非无来由。

初明诗人失语原因种种，前已述及，此再简作归纳：一是新朝创立，诗人迎来统一，实现汉人政权理想，卷入颂圣洪流，以至失却故步。二是兴王对颂歌怀有期望，并懂得颂圣的意义。朱元璋很早就明白文、武兼用的道理，与张士诚、陈友谅的争战，不仅在意土地的得失，而且留意人材的罗致。攻占婺州，即召用一时名士。江西内附，广征人材。洪武建元，屡下诏求贤，从他强迫杨维祯一至南京，就可见用意之深。此外，躬自赋诗，引领风雅。效果是很明显的，颂圣在其引导下盛极一时。三是政治威劫。按照朱元璋的意思，士不为君用即是不忠，杀之可矣。他重刑治天下的手段，使人避之有恐不及。诗人即使逃遁山林，亦非安居，岂有不失语的道理？四是文坛领袖的作用。刘基、宋濂、高启、刘崧、林鸿的颂圣表现以及小心谨慎的态度，对初明诗歌影响不小。诗坛大纛已不免，更遑论其他人了。

永宣诗坛仍未摆脱“失语症”，除时代政治文化、诗歌风尚等具体原因外，也与传承洪武诗风有着一定的关系。四、初明诗歌的价值

关于初明诗歌，褒贬不一，议论纷纭。赞者称可追比唐人，为明诗最盛。陈田《明诗纪事》即是。贬者谓沿宋元馀习，尚未一归于正，甚者称“明初无诗”。对于这种批评，连杨慎、王世贞都鸣不平了。初明诗未能大盛的说法，清代犹然流行，沈德潜、周准可为代表。沈德潜《明诗别裁序》：“洪武之初，刘伯温之高格，并以高季迪、袁景文诸人，各逞才情，连镳并轸，然犹存元纪之馀风，未极隆时之正轨。永乐以还，体崇台阁，骫骳不振。”周准《明诗别裁序》：“夫风裁不具，洪、永所以未极于盛，体貌徒存。”沈氏借助“四唐”说，综合陈子龙、钱谦益、朱彝尊之论，自谓公允。其说迄今犹多信奉者。然这由“大雅”、“诗教”衡量出来的明诗升降盛衰图，究竟有多少可信性呢？清代女诗人汪端就曾提出质疑。我们随手还可拈出不少疑点：沈氏批评初明诗斗逞才情、不脱元习，将复古归功李、何，殊不知刘基、高启元末已倡复古，刘基甚至鄙弃唐、宋，独推《诗经》。至于论晚明“正声渐远”，将亡国罪加于公安、竟陵，与钱、朱同出一辙，此不待辩。显而易见，他衡量明诗的标准本身就值得辨说，至于以唐诗标准来选明诗，此亦不论，仅着重指出明诗的价值不能单纯用“大雅”、“诗教”、“宗唐”一类准绳来品定。

近百年来明诗研究对前人之论进行了较深入的反思。不过，具体到初明诗歌的评价上，仍存在不少误解。这里简单提出几点看法：

一是元诗价值并非如明中叶以来诗论家所说的那样小。明末徐《张思廉玉笥集》：“胜国人才之盛，超宋接唐，当时善鸣者凡数百家，皆流丽逸宕，以情采风致胜。”为力排众议而夸大言之。乾隆间，沈钧德《元诗百一钞序》：“盖宋诗末流之弊也，为粗率，为生硬，元诗则反是。欲救宋诗流弊，舍元曷以哉！”辩驳苍白无力，原因就在借一派打击另一派。你借打击宋诗抬高元诗，他借打击元诗抬高明诗，自然会有人借打击明诗抬高清诗。这一批评方式实不可取。近三十年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元诗的价值。客观地说，明诗承元诗而来，是值得肯定的。

二是论者谈文学升降兴衰，喜称说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一度造成明清无诗说盛行。今溺于此者不乏见，反不若明人李东阳视阈开阔，《麓堂诗话》：“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言，秦、晋、吴、越、闽、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别，彼此不相入。此可见天地间气机所动，发为音声，随时与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近年来，学界重新解读诗史，以为元、明、清诗各具价值，不能为戏曲、小说所掩。笔者既持此说，又以为具体还可这样说：“四明”各有其诗，互不相掩，不宜厚此薄彼，而应重视各时期的“个性”及彼此间的“联系”。“个性”与“联系”本身就是价值所在，前者指向诗是载情之体、艺术创造，也指向诗是心灵史、精神史，后者指向艺术的承传与变化、心灵精神的变迁与动向。

三是或谓刘基等人好诗都在元末做完了。此非空穴来风。刘基元末诗不逊金元第一家元好问。归命朱明前所作编入《覆瓿集》，此后诗编入《犁眉公集》，后集奇气减弱。《列朝诗集》采前集诗最富，《小传》反复论之，以为入明诗远逊于前。初明诗人这一现象，被概括为“诗思渐减”。这关涉到一代诗歌价值的体认，有必要予以审析。首先，判断好诗的标准有待反思。刘基入明诗有变，奇肆不复，且很少创作乐府。但应看到歌行依然作，这也是他的擅长。其歌行题画，境界开阔，很有感染力。高启原本长于乐府、歌行、七言古，洪武初《姑苏百咏》则标志其绝句新境界。《凤台集》不少篇章不逊《青丘子歌》。因此，没理由说他们的好诗元末已做完。其次，诗人命运值得注意。洪武七年，高启被祸死，翌年刘基病逝。诗虽与研经不同，但以数年之力与数十年之功相比，自然不适当。而且将一个完整的诗人分割成两截，轻视诗歌人生的连续性，也不尽合理。再次，元末与明初是时间概念，也是历史概念，由于时代环境变化，创作发生变化，是极自然的。

四是从内容题材来看，初明诗歌价值是多方面的，包括咏史、题画、宫词等方面的创新，也包括纪实、写怀等方面的创新。对于颂圣，不必一概驳到，它毕竟是从雅颂传统来，对明代文治之兴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五是论初明诗歌，不只看艺术的高低，滋味的厚薄，还当重视它作为一代心史，承载时代精神、历史文化的意义。就诗以存史来说，即独具价值。正史的可信度是困扰史学家的大问题。《元史》、《明史》多诬说曲解，这很大程度上是由编纂者受限于特殊政治文化语境所造成的。如《明史》中的《张士诚传》、《陈友谅传》、《方国珍传》等，采用清人汪琬所撰列传稿。汪琬围绕朱明“正统”作传，虽有良史之才，却不免丑化张、陈、方等人。初明诗歌从另一角度反映这段历史，可纠补正史阙谬。尤其是，史书呈现一系列历史事件，史学家亦征引诸说以作史评、史断，但史学作为人学的一个层面，缺乏心灵的表达，也是不完整的。因此，初明诗歌不仅是一部知识分子心灵史，也是一部别具风貌的历史。

总之，初明诗歌有其重要的文学价值与人文价值。对历史上易代时期的诗歌，我们应多关注相关的人文复兴问题。旧时代把人变成鬼固然司空见惯，然新时代也极少能把鬼变成人。幸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致力人文重建，虽九死而不悔，始能见出时代的一些新来。洪武诗人以其热情参与政治，以其冷寂自处山林，所树立的礼乐、道德、人格典范，正是永宣文治形成的重要基础。台阁诗人由此推毂一代文治之盛。即使从诗以人存的角度，也应给予他们公允的评价。

第二章 越中派

越中派，即元末明初刘基、宋濂、苏伯衡、王袆、胡翰等人为代表的浙诗派。明清画论有浙派一说。至于浙诗派，史无成说，明人俞汝成仅有含糊的说法。事实上，元末明初浙人不仅以画著称，诗文亦世所重。胡应麟标举五派，有“越诗派昉刘伯温”之说。《明诗综》、《四库提要》承之。现代学者接受胡氏之说，以越诗派为明初五派之一。当前学界又多以浙派指称清代黄宗羲、厉鹗等人为代表的诗派。明、清两个浙诗派，无论诗学思想，还是具体创作，都颇有不同，因此不宜合称浙派。为区别之，此称刘基、宋濂一派为越中派。本章对越中派兴衰、复古思想、诗歌创作简作探讨。

第一节 越中派概说

越中派之兴，与金华之学、金华之诗关系密切。金华之学为朱子嫡传，《宋元学案》对此作了较清晰的梳理。北山何基、鲁斋王柏、仁山金履祥、白云许谦诸子上溯勉斋黄干，传习朱学。黄溍、柳贯、吴莱、吴师道等继之。元末，宋濂、胡翰、王袆、苏伯衡等接续之。明初，方孝孺、王绅、楼琏等复传宋、胡、苏之学。朱兴悌《宋文宪公年谱序》述一时盛况云：宋文宪公生于吕成公及何、王、金、许四先生倡明道学之后，金华人材为极盛，涵濡浸灌，彬彬然后先辈出。……同时岿然并峙者，公之乡前哲，金华有张公子长、闻人公应之，兰溪有吴公正传，东阳有陈公君采、胡公古愚，义乌有黄公晋卿、朱公彦修，浦江有吴公立夫、柳公道传。公早从闻人受业，长而游于立夫、黄、柳之门。公之友，金华为胡仲申氏、叶景翰氏、苏平仲氏、范景先氏，兰溪为吴濬仲氏、德基氏、徐均善氏，义乌为王子充氏、金德源氏、朱伯清氏，浦江为戴叔能氏、张孟兼氏、郑仲舒氏、浚常氏，最为卓卓表著者。及门刘君刚、楼君琏、王君绅，郑君渊、济、沂、楷、干、棠诸兄弟叔侄，皆婺产也。

当然，从北山四子到吴莱、吴师道、黄溍、柳贯、陈樵、朱震亨，再到宋濂、王袆、胡翰，金华之学不是一程不变的。其中一个显著变化就是黄百家所说的“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称“元婺中若黄文宪、柳文肃，皆以文名，而诗亦华整”。又说戴良、王袆、宋濂等人“皆以文章显，而诗亦工，当时不在诸方下。元末国初之才，吾郡盛矣”。全祖望也提及：“予尝谓婺中之学，至白云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婺中学统之一变也。义乌诸公师之，遂成文章之士，则再变也。”从理学到文学的发化，不是宋濂诸子的发明，只不过他们走得更远而已。

历来论者喜谈宋濂、王袆等人从学吴莱诸子，得文章学问之传。郑济说王袆习古学，黄溍慎许可，“独深器之，即属以斯文之任”。《明史·胡翰传》：“长从兰溪吴师道、浦江吴莱学古文，复登同邑许谦之门。同郡黄溍、柳贯以文章名天下，见翰文，称之不容口。”所说不虚，但需指出其诗亦得吴、柳、黄之传。

论者谈及理学家，多述及古文即止，似乎文与道尚不割裂，诗属“小道”、“馀事”，可以勿论。这种批评也是理学家轻视诗歌的一种结果，对金华学人却不适用。黄溍与虞集、揭傒斯、柳贯号儒林四杰，遇佳山水，觞咏终日。吴莱啸咏自得，赋长歌，“顷刻而尽，观者惊以为神”。《四库提要》：“王士禛《论诗绝句》有曰：‘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实举以配杨维祯。士禛所选七言古诗，乃录莱而不录维祯。盖维祯为词人之诗，莱则诗人之诗，恃气纵横，与覃思冶炼门户固殊。”柳贯诗“如老将统百万之兵，旗帜鲜明，戈甲焜煌，而不见有喑呜叱咤之声”。吴师道工词章，吴莱寄诗：“恢奇俊伟莫子若，便可上拂勾陈垣。”著《礼部集》二十卷，收诗八卷。又有《吴礼部诗话》。陈焯《宋元诗会》、顾嗣立《元诗选初集》选金华学人诗甚富，因持重其学，不欲诗人目之。如顾氏说“徒以词章论之，浅矣”。宋儒未尝废诗，金华学人长于声诗，讳言之，实有未妥。

金华之诗源渊有自，还应提及刘应龟、傅景文、陈景传。黄溍《绣川二妙集序》：“吾里中前辈以诗名家者，推山南先生为巨擘。傅君景文、陈君景传，其流亚也”，（山南）“览物兴怀，一寓于诗，悲壮激烈，有以发其迈往不群之气”，“景文之诗，精切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碧千里，而鱼龙光怪，隐见不常，莫可得而测也。景传之诗，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纤高下，杂植于名园，终日玩之而不厌也。其以气自豪则同，宜乎能接先生之俊轨。”山南即黄溍师刘应龟，字元益，义乌人。有《山南先生集》二十卷。此外，黄、柳又近承乡先贤方凤及金华流寓谢翱衣钵。

由此可知，金华之诗有两大来源：金华之学流而为文人；传承方凤、刘应龟等人衣钵。综合以上材料，亦知金华之诗“以气自豪”，“恢奇俊伟”，“喜为长歌”，“畅然自得”。刘基未亲炙黄、柳诸子，而与宋濂等人为友，追慕金华之学、之诗。

越中派近源，尚有元末大家王冕。王冕徜徉于世，画梅吟诗，隐会稽九里山，号煮石山农，“赋诗辄千百言，鹏骞海怒，读者毛发为耸”。有《竹斋集》。刘基、宋濂推重其人其诗，刘基序其集，宋濂为作传。王冕亦为越中派先驱。二、发展分期与成员构成

越中派兴于元至正初，衰于明永乐初，前后活跃诗坛长达半世纪，与吴中派并为元明之际诗坛重要派别。综观其形成、发展、衰落过程，我们可将其分作四个时期：（一）至正初至至正十八年，即自柳贯、吴莱、吴师道卒后至朱元璋攻占婺州，此形成期。元统二年，吴莱授经浦江。胡翰邀宋濂来学，又从柳贯、黄溍游。同学王袆、郑涛、戴良、张孟兼俱负一时才名。义门郑氏子弟年十六以上者皆从学宋濂。至元六年，吴莱卒。至正二年，柳贯卒。四年，吴师道卒。宋濂等人继主盟诗坛，与刘基共倡复古，形成越中一派。（二）至正十九年至至正末，即自刘基、宋濂、王袆相继赴朱元璋之召至元亡，此发展变化期。十八年，朱元璋改婺州为宁越府，置中书分省，召儒士许元、胡翰、童冀、戴良、吴沉等十三人会食省中。明年，宁越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叶仪、宋濂为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为训导。二十年，征刘基、宋濂至金陵。此期，除戴良等少数人外，越中派重要人物多参与朱明创立，诗歌与政事并举，渐呈宏丽淳雅之态。（三）洪武改元至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此开明初文学气象期。宋濂、王袆、刘基倡宏雅之调，引领颂圣，海内纷然响应。不过，越中诗人复多隐逸之思。二年，胡翰与修《元史》，史成还。明年，朱元璋擢苏伯衡翰林编修，以聩疾辞。四年，刘基请归。十年，宋濂请归，荐伯衡自代，伯衡以疾力辞。（四）洪武十四年至永乐初，此衰落期。十四年，宋濂流放卒。同年，胡翰病殁。先是六年王袆奉使云南卒，八年刘基病逝。刘、王、宋、胡既殁，越中派元气大伤。伴随洪武政坛萧杀时代的到来，诗派走向衰落。靖难之变，方孝孺抗节死，诗派后继乏人。越中派衰歇也标志浙诗之衰。幸赖有杭州诗群，浙诗之流不泯。

越中派以金华诗人为主，声势浩大，作者辈出。胡应麟《报李仲子允达》：“至黄晋卿、柳道传、吴立夫辈，联翩胜国，殆十数家，而婺之才遂以一郡踞海内者十之三。至王子充、苏平仲、胡仲申辈，驰骤皇朝又十馀家，而婺之才遂以一郡割海内者十之六，盖至于宋文宪景濂，而一代之才咸归吾婺矣。”刘基、宋濂为诗派宗盟，胡翰、王袆、苏伯衡、张孟兼为核心，方孝孺为殿军。戴良早期为诗派中坚，但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入明为孤节遗民。以下对越中派成员简作梳理，刘、宋、胡、王、苏、张、方，下文有专节考察，戴良入遗民诗专章，此不重复。

吴沉，字濬仲，师道子，兰溪人。洪武十二年授翰林待制，明年降编修，累历升黜。十九年归隐。以太子朱标故宫人事被诬，逮械至京。太子营救，竟不能免。有《应酬稿》、《濲川集》等集。《诗薮续编》卷一：“然初不以诗名，余往甚忽之。近得其遗集，虽儒生本色时露，而高华整肃，体格天成，合处讵出当时名家下？”

徐原，字均善，兰溪人。少从吴师道游，工诗文。朱元璋取婺州，与吴沉同聘训导，历主福建、江西之试。著《强学斋文集》、《五经讲义》。

朱廉，字伯清，义乌人。从学黄溍。王宗显辟郡学师。李文忠荐授钓台书院山长。洪武三年与修《元史》，史成乞还。六年与修《日历》，授编修。八年扈巡中都，进诗十章。朱元璋览曰：“佳诗！朕为汝和。”秋，擢楚府长史。十一年，以聩疾致仕。有《理学纂言》及文集十七卷。

傅藻，字伯长，义乌人。从学黄溍。洪武五年，由本县儒学教谕召对称旨，授编修，寻改应奉。出武昌知府，累迁河南按察使。尝按凤阳狱，赋《纪行诗》数卷，朱元璋嘉之，赐和四章。

金涓，字德源，义乌人。从学许谦，又尝受业黄溍。元末累辞荐辟，明初亦然。隐青村，授徒著书，学者称青村先生。所著《湖西》、《青村》二集，共四十卷，兵燹不存。嘉靖中，六世孙金魁辑成《青村遗稿》一卷。

朱文，字悦道，义乌人。从王袆游，学博才赡，性刚介。洪武六年，举明经，授星子知县，迁赣州同知。

杨芾，字仲彰，义乌人，徙东阳。早从陈樵游，复登黄溍之门。洪武初聘义乌学官，荐入都，辞归。著《百一稿》、《无逸斋稿》，选辑元诗为《正声类编》。子、璥俱能诗。

童冀，字中州，金华人。洪武中授全州教官，迁湖州教授，调北平，坐罪死。好和陶，趣在丘岑。宦燕蓟，与道衍唱和。有《尚斋集》五卷。

楼琏，字士连，义乌人。父光亨从吴莱学，有《梅溪诗稿》。楼琏师宋濂。洪武中授宣宁主簿，累迁监察御史。以事谪云南，有《居夷集》五卷。建文元年荐起翰林侍读。朱棣命方孝孺草即位诏，孝孺不从，改命楼琏，不得已受命，愧而自经死。

王绅，字仲缙，王袆次子。早慧能文，探研经史，名其斋继志。从宋濂学。洪武二十四年，蜀王聘成都府文学。建文即位，召授国子博士。二年卒于官，年四十一。有《继志斋集》三十卷。诗得宋濂、方孝孺指授，惜早逝。子稌，字叔丰，问业孝孺，文行重士林。有《青岩类稿》。

许元，字存仁，以字行，许谦子，金华人。通经术，有学行。朱元璋访求许氏后人，召授应天府学教授，寻擢国子博士，吴元年升祭酒。既而请归，浙江佥事程孔昭劾其寓杭娶妾，象牙饰床，失师臣体。洪武元年夏安置韶州，自号南华逸人，著书自娱。遇赦归，忌者复劾其不应在赦条，逮死狱中。弟存礼，亦有才学，尝任北平教授。

叶仪，字景翰，金华人。受学许谦。王宗显聘五经师，以疾辞，隐居养亲，安贫乐道。有《南阳杂稿》等集。

范祖干，字景先，金华人。从学许谦。尝会食省中，寻辟咨议，以亲老辞。著《柏轩集》、《群经指要》、《读诗纪》、《大学中庸发微》。

邢沂，字师鲁，金华人。洪武初应征，辞归。与邢俯、成睿号“山中三诗友”。子旭字景晹，亦能诗，永乐二年进士，累迁四川布政。

郑涛，字仲舒，浦江人。从学黄溍、柳贯，与同门宋濂相知。以布衣荐经筵，授检讨。明师下大都，例赴南京，得请归。洪武六年，召授国子助教。转太常博士。论张士诚不当赐谥，忤宰执归。

郑渊，字仲涵，浦江人。以古文知名。年三十八卒。性孝友，宋濂表其墓曰孝贞处士。著《遂初斋稿》十卷，编《续文类》五十卷。弟洧，字仲宗，通经学。洪武中诏天下度田，诸生有以贿败者，牵及郑洧长兄濂，请代自诬服死。乡人私谥贞义处士。有《师古斋稿》。从弟郑济，字仲辨，诗文能出人意表。洪武二十六年，简拔入京，授左庶子。郑沂，字伯与。三十年，荐除礼部尚书。明年乞休归。永乐元年七月入朝，命复前职，九月致仕。

郑棠，字叔美，郑洧子。与兄楷、弟柏俱受业宋濂，能文辞，郑棠才气尤长。与修《永乐大典》，授典籍，迁检讨，以疾辞归。著《道山集》二十卷、《金史评》。郑楷字叔度，永乐初，蜀王奏除王府教授，赐号醇翁，迁长史。有《凤鸣集》。郑柏字叔端，隐居著述，宋濂流放，敛所著以授之。著《进德斋稿》、《圣朝文纂》、《文章正原》、《续文章正宗》、《金华贤达传》。

郑干，字叔恭，郑渭子。永乐初荐授监察御史。十二年，年七十二，适靖平北漠，因进五言诗，朱棣曰：“可谓满朝诗伯第一。”是年十月致仕。有《如斋集》。

宋璲，字仲珩，宋濂次子。洪武九年授中书舍人。十三年，以兄瓒长子慎牵入胡惟庸案死。工书能诗，五言排奡妥帖，与王绅并称“婺中二隽”。

刘琏，字孟藻，刘基长子。洪武十年为国子监丞，兼试监察御史，出江西右参政。十二年卒，年未四十。有《自怡集》一卷。《四库提要》：“今观其诗，惟七言律诗颇涉流利圆美，不出元末之格，然仅三首，盖非所喜作。至于五言古体，居集中之太半，皆词旨高雅，而运思深挚，殆于驾两宋而上之，以继《犁眉》诸集，可谓不愧其父。而明人罕称道之者，殆转以勋阀掩欤？”王夫之酷赏其《自武陵至丁郭舟中杂兴》诗。弟璟字孟光，一字仲璟，号易斋。通经传，喜谈兵。尝与兄琏侍父入朝，朱元璋曰：“阿琏明秀，阿璟凝重，伯温有子矣。”授门使，迁谷王府长史。建文元年，闻靖难起，进献十六策，不能用，以病归。朱棣下南京，逮系至，犹称殿下。下狱自经死。所著《易斋稿》十卷今传。四库馆臣未见，《四库全书》仅录《易斋集》二卷本，《提要》：“诗文伤于觕率，颇逊其父”，“然其气势苍劲，兀傲不群，犹有《覆瓿集》之一体。”三、复古之倡

元末社会激变，越中派面临的时代已与黄、柳颇异。世运变化，诗亦因之。刘基、宋濂等不满诗坛现状，亟思变革，提倡复古，冀有补于世。（一）诗关世运

宋、元理学家不废吟咏，然轻视诗歌也是不争的事实。黄溍、柳贯、吴师道观点有所改变。越中派看法较宋儒更不同，强调诗之为用非小，关乎世运，与盛衰相表里。王袆《练伯上诗序》：“古今诗道之变非一也，气运有升降，而文章与之为盛衰，盖其来久矣。”苏伯衡《张潞国诗集序》：“夫文辞之盛衰，固囿于世运。而世运之盛衰，亦于文辞焉见之”，“公亡，不独诗亡，而元寻亦亡矣。文章、世运，固迭为盛衰者与！”他们不满足金华前辈之说，申论诗关世运，以求用世。

一方面，社会动荡凋敝激起其强烈用世之志。至正八年，王袆揽天下事势上书，时宰嫌切直，格不以闻。知世道不可为，隐青岩山著书。朱元璋来征，即往诣见，参预机务。张孟兼筑白石山房，意未尝以隐终。宋濂、刘基之隐相类，应征金陵，宋濂年五十一，刘基小一岁，雄气不减。刘基求为世用，宋濂则自命儒者。王袆尝作《儒解》，批评世人鄙弃儒者说：“有用之谓儒。世之论者顾皆谓儒为无用，何也？曰：非论者之过也，彼所谓无用，诚无用者也。而吾所谓有用者，则非彼之所谓无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公之道，尝用于天下矣；孔子虽不得其位，而其道即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也。……且世之所谓无用者，我知之矣。缝掖其衣，高视而阔步，其为业也，呫毕训诂而已耳，缀缉辞章而已耳。问之天下国家之务，则曰：‘我儒者，非所习也。’使之涉事而遇变，则曰：‘我儒者，非所能也。’嗟乎！儒者之道，其果尽于训诂辞章而已乎？”此儒非彼儒，越中派严分用世之儒与训诂之士，用意深矣。

另一方面，不满元末诗风。如王袆以为当世藻靡习气与衰世相表里。《书徐文贞公诗后》反思说至元、大德间，东平李谦、孟祺、阎复、徐琰以文学政事为世典型，徐琰长于诗，未尝雕刻藻缋，中原浑厚之意隐然可见，数十年来，士大夫气习益下，词章日堕纤靡，翰墨日趋颓媚，“词翰细事耳，于此不亦可观世变乎？”

主于世用，越中派不喜诗尚自适。或不赞同王冕“好为论刺”。刘基《王原章诗集序》辩云：“诗何为而作邪？《虞书》曰：‘诗言志。’卜子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诗果何为而作耶？周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国风。使为诗者俱为清虚浮靡，以吟莺花，咏月露，而无关于世事，王者当何所取以观之哉！”慨诗道之废，昌言复兴。戴良、宋濂古诗赋答，王袆叹赏，《跋宋、戴二君诗》：“嗟乎！诗道之废久矣。十年以来，学者士大夫往往诎于世故之艰难，溺于俗尚之鄙陋，其见诸诗，大抵感伤之言委靡而气索，放肆之言荒疏而志乖，尔雅之音遂无复作矣。二君素以古道相尚……或务简淡而其思远以切，或尚宏衍而其情婉以周。鲍、谢之微旨，殆各有之。至其托物连类，抚事兴怀，则又俱有陈子昂、朱元晦兴感之遗音焉。嗟乎！诗道之废久矣。吾读二君之作，于是有慨夫古诗之绪未终绝也。”（二）风雅之遗

吴莱、黄溍、柳贯不无复古倾向，推重唐音，远追汉魏。越中派承之，独力追汉魏、《诗经》。王袆不贬低其师柳贯以唐为法，同时以为世人拘泥唐人声律，专尚七律，难尽诗用，故标举古体与风雅之遗。江西新城黄肃，字子邕，长于古体。其《醉梦稿》专收古乐府、歌行、五言古。王袆《黄子邕诗集序》：其辞简质平实，一本于汉魏，而绝去近代声律之弊，殆几于古矣。……（《诗》）未尝有艰深矫饰之语，而天道之显晦，人事之治否，世变之隆污，物理之盛衰，无不著焉。此诗之体所以为有系也。后世之言诗者，不知出此，往往惟炫其才藻，而漫衍华缛、奇诡浮靡之是尚，较妍蚩工拙于辞语间，而不顾其大体之所系。江左以来，迄于唐、宋，其习皆然。是其为弊，固亦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漫衍以为简，屏华缛以为质，黜奇诡以为平，祛浮靡以为实。读其辞，知其于天道人事、世变物理之际详矣。

评价甚高，究其本意，在主于诗关世道，斥炫弄才藻、奇诡华靡，欲尽除“近代声律之弊”。之所以远追《诗》，他给出的解释就是“兴观群怨”。宁海钟舜举奉孔子之说，不敢稍怠，以学诗名斋。王袆《学诗斋诗记》：“诗道其微矣乎！以情性言诗，非余所能知。自章句言之，则余窃有疑矣。”以性情言诗，自非不能知，所不言者，盖着意“兴观群怨”。刘基思考“诗何为而作”，喜谈“美刺风戒”，有裨世教。《照玄上人诗集序》：夫诗何为而作哉？情发于中而形于言。《国风》、《二雅》列于《六经》，美刺风戒，莫不有裨于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验风俗，察治忽，以达穷而在下者之情，词章云乎哉。后世太师职废，于是夸毗戚施之徒，悉以诗将其谀，故溢美多而风刺少。……故为诗者，莫不以哦风月、弄花鸟为能事，取则于达官贵人而不师古，定轻重于众人而不辨其为玉为石。昏昏怓怓，此倡彼和，更相朋附，转相诋訾，而诗之道无有能知者矣。

批评后世弃置风戒，咏弄风月而不师古，风雅沦丧。越中派斥责沉溺声律辞藻，无论宣扬“兴观群怨”，还是“美刺风戒”，都本于诗以用世的观念。

正因持重诗用，越中派论诗歌升降，每以风雅之遗为说。王袆为江右派练高作《练伯上诗序》：“然至于今未久也，而气运乖裂，士习遽卑，争务粉绘镂刻以相高，效齐梁而不能及”，“杨公之言曰：‘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以唐为宗也。’黄公之言曰：‘诗贵乎平实而流丽也。’嗟乎！言诗之要，无易于此矣！”江右宗唐风气甚炽，王袆不否认音节以唐为宗、诗贵流丽，但担忧“无复古雅音”、“务争粉绘镂刻”，故强调取材汉魏、贵于平实。与王袆较平和的批评相比，苏伯衡辞论要激烈得多，《古诗选唐序》疾呼“诗之音系乎世变”，以为《诗》风雅篇什，出于文、武、成、康之时者谓之正雅正风，出于夷王以下者谓之变雅变风，“风雅变而为骚些，骚些变而为乐府，为选为律，愈变而愈下”；襄城杨士弘编选《唐音》，“盛时之诗不谓之正音，而谓之始音；衰世之诗不谓之变音，而谓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并谓之遗响，是以体裁论，而不以世变论也”，故有悖于《诗》之立义；平阳林与直有慨于此，编《古诗选唐》，专取五七言古，且谓“奈何律诗出，而声律、对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诗之所以为诗者，至是尽废矣。故后世之诗不失古意，惟有古诗”，其说论确识夐，选诗精当，远胜《唐音》。《唐音》影响一代风气，伯衡诘责其不以世变立论，悖于诗之本义；激赏林与直摒弃近体，专存古体。可以说，此序集中体现了越中派的复古理论与旨趣。四、诗为“文之精”

金华之学流而为文人，越中派诗人往往兼有三种身份：学者、文章家、诗人。以诗为“文之精”，就是他们合诗、文、道为一的结果。

宋濂等人较其师辈在文学道路上走得更远，成就也更著。鼓吹复古的同时，他们提倡诗乃“文之精”：言之精者之谓文，诗又文之精者也，夫岂易为哉！（苏伯衡《雁山樵唱诗集序》）物生而形具矣，形具而声发矣。因其声而名之，则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则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诗又文之精者，以其取声之韵，合言之文而为之也，岂易也哉！近之于身，远之于物，大之于天地，变之为鬼神，与凡古今治政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载者，取而永歌之，载赓之，不费辞而及乎形容之妙，比兴之微。若是者，岂非风雅之遗意哉！（胡翰《缶鸣集序》）

文以理为主，而以气摅之。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诗观民风，而知其国之兴废，岂苟然哉！文与诗，同生于人心，体制虽殊，而其造意出辞，规矩绳墨，固无异也。（刘基《苏平仲文集序》）

他们论文道合一不异宋儒，论诗为弘大诗用，提出诗文“同心”，也将诗视作经世之具。“文之精”的说法耐人寻味，诗文体裁互异，若诗以明道，又何须文章？所以，他们补充说诗是风雅之遗。“文之精”说有两大特点：

一是贵乎有本，理充气昌。宋濂《林氏诗序》：“君子之言，贵乎有本，非特诗之谓也。本乎仁义者，斯足贵也。”王袆《文训》称文必“主之以气”，“一本于道”。苏伯衡《洁庵集序》指出“理到矣，气昌矣，意精矣，辞达矣”，只有无所闻道才会“险涩其语以为奇，僻怪其字以为古，隐晦其意以为深，突兀其体以为高”。以上辩说俱合诗文言之。刘基说法更直截，《苏平仲文集序》称诗文“同生于人心”，仅体制相殊而已。越中派诗“以气自豪”，非徒驰骋辞气、夸逞才气，奇险外表下是内里的理到气昌。如刘基《苏平仲文集序》所说“贾疏、董策、韦傅之诗，皆妥帖不诡，语不惊人而意已至，由其理明而气足以摅之也”，“故有陈子昂而继以李、杜，有韩退之而和以柳，然后气复昌而理有所驾，诗文皆不让汉”。

二是济以博学，以文为诗。理充气昌离不开博学。宋濂《詹学士文集序》：“盖同文襟韵潇洒，济以雄博之学，故体物浏湸，铿铿作金石声。”《题许先生古诗后》又说“诗文本出于一原”，“沿及后世，其道愈降，至有儒者、诗人之分”。尽管越中派未明言以文为诗，但创作中有突出的表现：擅长叙事，精于议论。如宋濂《秋夜与子充论文，退而赋诗一首，因简子充并寄胡教授仲申》纯以议论成之，是一篇诗体的文论。刘基乐府“拉杂成文”。宋人严羽倡“妙悟”，鄙斥才学、文字、议论为诗。对观之下，越中诗学与沧浪之说格格不入：严羽以盛唐为法，越中派沿汉魏而上溯《诗经》，不欲专宗唐人；严羽排斥以才学、文字、议论为诗，越中派反其道而行之。五、诗风因时运而变

越中派独爱古体，好古风，诗尚理、尚气、尚用，与吴中派尚才、尚意、尚趣形成鲜明的对比。尚理、尚气、尚用是一种自我选择，也是适应世运变化的结果。

元末，越中诗人愤世意深，用世思切，所作或简淡思远，或奥衍宏深，远离粉饰雕琢。一方面，抚事兴怀，奇峭奔轶，如张孟兼诗龙骧虎步之气不可遏抑；或偏嗜风戒，以求世用，如刘基乐府可以观世。另一方面，超然夐迈，不屑声律与矫饰，如胡翰五言古以简质胜，“正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总之，忧思深远，不徒流连光景。

在明初五派中，惟越中派积极参与朱明创立。宋濂、刘基、王袆等或佐军中谋议，或以文学受知，对朱明开国与兴文治卓有功绩。宋濂被推为开国文臣之首。栖迟林野者亦有之，以元遗民高标者仅戴良而已。气与时值，时运促生越中派诗变，简言之，即鼓吹休明，调趋宏雅。王袆讲求“纯”与“正”，《书刘宗弼诗后》：“诗贵乎纯，纯则体正而意圆。体正故无偏驳之弊，意圆故有超诣之妙。诗之可贵者，其不出于此哉！”宋濂主于“醇”与“精”，《王忠文后集序》：“惟其醇而精，则有非粗驳之流所能致者。”刘基归于“粹”与“深”，《苏平仲文集序》：“语粹而辞达，识不凡而意不诡。”又说朱明文学之兴，“金华之君子居多”，“他日征我朝文章言语之工，有以鸣国家之盛，而追配汉唐诸作者，其必于平仲有取也”。全祖望《宋文宪公画像记》：“公以开国巨公，首唱有明三百年钟吕之音”，“其一代之元化，所以鼓吹休明者欤！”全氏画像之评不惟适用宋濂，亦适用诗派其他人物。

作为明初颂圣文学先行者和鼓吹手，宋濂昌言“台阁之体”。洪武三年《汪右丞诗集序》：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惟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濂尝以此而求诸家之诗，其见于山林者，无非风云月露之形，花木虫鱼之玩，山川原隰之胜而已。然其情也曲以畅，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处台阁则不然……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而镗鞳。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

古代士人处庙堂之高有台阁之作，处江湖之远则有山林之吟。前人据以论诗文，区山林、台阁为二。宋濂熟知此说，迨朱明一统，以为兴文治，“台阁之体”不可或缺，率先鼓扬。诗序还说山林诗被其沾溉，“化枯槁而为丰腴”，亦有助一代盛典。黄佐论明代馆阁文章有“三变”说。其实，不惟馆阁之文导源于宋濂、刘基、方孝孺，馆阁之诗亦然。越中派由此也成为台阁派先声之一。

应指出，越中派入明诗由简质奥衍转为宏丽淳雅，雄迈奇放之气未尽脱，汪洋秀杰之韵犹存。皇甫汸以地域论诗云：“关中之诗觕，燕赵之诗厉，齐鲁之诗侈，河内之诗矫，楚之诗荡，蜀之诗涩，晋之诗鄙，江西之诗质，浙之诗啴，吴下之诗靡。”“啴”，盛大貌，指闲暇而有馀力。《诗经·大雅·常武》：“王旅啴啴，如飞如翰。”以“啴”形容浙诗，有一定的道理。浙诗“啴”之风气形成，越中派大有力焉。

当然，越中诗风之变，早在朱元璋召用宋濂等人时就已发生了。越中诗人引导一时颂圣潮流，终未成为台阁派。这大抵与其人生旨趣、复古思想有关。明王朝初兴，还存在严重的矛盾危机。越中派认识是清醒的，且无求于利禄，所以吟唱台阁之音的同时眷怀着山林。

第二节 独标高格，气昌而奇——刘基的用世精神与诗歌创作

刘基，字伯温，青田人。早通经史百家，知天文兵法。至顺四年进士，授高安县丞。揭傒斯叹其魏征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廉直不避强御。任江西行省掾史，与幕官议不合归。至正八年，授江浙行省儒学副提举，以建言不纳归。方国珍起兵，十二年，刘基起行省都事，议国珍首乱、掠平民，当诛，馀党宜招安。国珍重赂京师权贵，朝廷准招安，谓刘基擅作威福，编管绍兴。后国珍反，元廷莫能制。在绍兴间，放浪山水，诗文自娱。十六年起复，累迁行省郎中，归山中，著《郁离子》。他志在用世，《从军诗五首送高则诚南征》其四：“人言从军恶，我言从军好。用兵非圣意，伐罪乃天讨。”高则诚即同郡友人高明，《琵琶记》作者。志不得申，确使刘基受到不小的挫折。

至正十九年十一月，胡大海克处州，败石抹宜孙。明年，孙炎任处州总制，问才求贤，以刘基、章溢、叶琛伏匿山谷不肯出，作书招之。宋濂撰孙炎墓铭说：“刘君最有名，亦豪侠负气与君类，自以仕元，耻为它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宝剑奉君。君作诗，以为剑当献之天子，我人臣不敢私用，封还之，为书数千言，开陈天命，以谕刘君。刘君无以答，逡巡就见。君置酒与饮，论古今成败，如倾河决峡，略无凝滞。”刘基“自以仕元”不肯出，不过其忠元思想存在矛盾，在屡经挫折后，认为元朝气数将尽。同样，他的出山亦有深意：一则，在为元廷还是为天下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郁离子·瞽聩》中的狙公故事抵得上一篇原君论。他思想不迂腐，天下非属一家一姓，“破栅毁柙”不是不可为。二则，见天下益乱，忧思日深。元政衰颓，群雄四起是一副泻剂，士人自炫才智，奔走雄豪间，徒增乱离。《郁离子·千里马》譬喻说治天下犹如医，“当则生，不当则死矣”，“不知症，不知脉，道听途说以为方，而语人曰：‘我能医。’是贼天下者也”。他深谙世之“症”、“脉”及“为方”之理，与其使“庸医”害世，不若身自任之。三则，在群雄中，朱元璋贤明爱民、广求贤才、军纪严明，刘基倾向认为朱氏或能完成分久必合大事，遂投效之。游潜《梦蕉诗话》：“厥后元政益乱，四海糜沸，进不可为，退无所容，不得已乃转而为救民之举，出求真主佐之。”所论甚是。

刘基佐兴朱明的功绩，《明史》本传载记甚详，大者如朱元璋奉韩林儿为主，刘基谓：“牧竖耳，奉之何为！”为陈说天命所在；问征取计，称张士诚自守，不足虑，宜先图陈友谅，“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力赞捣友谅巢穴，复助鄱阳湖大败之；奏请立法定制，与李善长等审定律令。洪武三年冬大封功臣，授诚意伯。

刘基的鞠躬尽瘁不待详言，其功成身退值得一说。封诚意伯第二年正月，他告老还乡。朱元璋《赠刘伯温》：“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谟。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明史》本传说他山中惟饮酒下棋，口不言功，邑令微服谒访，惊起谢去，终不复见。以常情看，举止矫激，实则不然。首先，顺新命乃出于治乱，以张良为榜样，功成亦蹈隐。其次，刚直嫉恶，不善谐时。与李善长矛盾因斩李彬爆发，怨者交谮之。《明史》本传：“基谓宋、元宽纵失天下，今宜肃纪纲”，“人惮其严。”刘基所谓肃纲纪的对象，盖恃功自傲的官僚。这出于他一贯的嫉恶如仇，也出于巩固朱明统治的深虑，却引起不少人侧目。朱元璋欲用杨宪为相，刘基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又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朱元璋乃说无过刘基者，对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他关心国体，谠言无忌，与同官不合，归隐不失全身良策。复次，熟知朱明内部矛盾，对朱元璋刚愎雄猜当有所顾忌。那么，他急于请归，晦迹山林，自有深衷。

刘基《题枯木图》：“松以直而伐，桂以芳而攻。”《郁离子·千里马》：“郁离子以言忤于时，为用事者所恶，欲杀之。”虽明其理，终未免于迫害。洪武六年，为胡惟庸所陷，有旨夺禄。入朝谢罪，不敢言归，病笃始放还，洪武八年殁。二、美刺风谕

在大动荡的时代，诗学思潮同样处于急剧变化中。是恪守诗教，还是尚性情？是变风变雅，还是自适闲咏？是自树一帜，还是从众如流？刘基都有深入的思考，论诗主风谕，指斥时事，自见性情。这种诗学观与其用世精神互为表里。

诗为何物，何为而作？刘基的观点，《照玄上人诗集序》已揭明，即本于性情，关乎世用。他追溯诗之始，发扬《诗序》之说，高倡“美刺风戒”，认为后世不明本义，以诗为“谀”，为“谤”，风雅沦丧。

越中派不主宗唐，诸子看法又略异。刘基对唐以来诗歌批评态度怎样呢？他对风韵为胜的唐诗没有太多兴趣，盖以“溢美多而风刺少”。《照玄上人诗集序》提及诗之“谀”，非仅指阿谀，更指美多刺少。于宋诗，有直接的批评：“于是诽谤之狱兴焉。”对当世诗，严斥承唐、宋之习，吟弄风花雪月。如何纠弊？所给的答案就是师古，远承风谕传统，不取媚于贵人，不取名于时人，不定轻重于众人。他于唐独推杜甫，于宋专尊陆游，于当代服膺王冕。好杜陵，因其纪写丧乱与现实及心境合；好放翁，因其放笔成奇，真情淋漓；好元章，因其黜浮靡，质直奇豪，不俚俗怪诞。

在数十篇诗序中，刘基反复陈说“美刺风谕”、“情发于中”。《送张山长序》：“余观诗人之有作也，大抵主于风谕。”敢于风谕，则非空言，惟如此，其诗其人始不朽。颂、雅亦诗之体，刘基却不鼓吹，殆身处乱世，不愿自欺欺人。变风变雅，风戒尤多，故尤好之。《王原章诗集序》：“而《国风》多出于草茅闾巷贱夫怨女之口，咸采录而不遗也。变风变雅，大抵多于论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节南山》、《十月之交》之类是也。使其有讪上之嫌，仲尼不当存之以为训。后世之论去取，乃不以圣人为轨范，而自私以为好恶，难可与言诗矣。”或谓祸从口出，苏轼“以谤诗速狱”，不可不戒。刘基反诘道：“得言而不言，是土瓦木石之徒也。”

刘基持重风谕，不以唐、宋为宗，无疑是一种很高的标格。既如此，难免曲高和寡。诗人不幸生于衰世，或鼓扬大雅，用心良苦；或直面现实，欲求直谅，用心亦苦。前者或大言虚饰，后者多质直意真。刘基即属后者。三、诗标高格

刘基著有《覆瓿集》、《犁眉公集》、《郁离子》、《写情集》、《春秋明经》。《列朝诗集》甲前集第一：“公自编其诗文曰《覆瓿集》，元季作也。”甲集第一：“《犁眉公集》者，故诚意伯刘文成公庚子二月应聘以后，入国朝佐命垂老之作也。”《明诗别裁》卷一称其诗“允为一代之冠”。蒋重光《明诗别裁序》说“国初诸臣，青田、青丘，两雄并峙，开风尚也”。刘基长于乐府、歌行、古体，独标高格，气昌而奇。具体论之，前后又有所变化。（一）纪实写怀

生于太平年代的人们，很难洞解乱离的悲凉。刘基早年读杜诗，心知他身罹丧乱，但仍惊诧怨恨悲愁之深。迨亲历之，发言为诗，无不是凄怆愤惋之词，然后知杜陵“发于性情，真不得已”，世有治乱，声有哀乐，“相随以变，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强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悦以豫，秋虫之音凄以切”。他直面惨淡现实，一腔忧思寄于诗篇，以为风谕。

五言古《北上感怀》近于杜陵《北征》，描述惊心乱象：“去年人食人，不识弟与姊。至今盗贼辈，啸聚如蜂蚁”，“途行绝稀少，空车但墙倚。身行须结集，一寐四五起。”七言古《悲杭城》、《夏夜台州城中作》纪述东南战事，可为诗史。前诗描写“吴山浙河惨萧瑟”之状，对写往昔“钱塘富庶称第一”，歌呼“独客无声泪交溢”。后诗用白描手法刻画兵灾：“耕牛剥皮作战具，锄犁化尽刀剑锋”，“健儿斗死乌自食，何人幕下矜奇功。”生在鬼魅世界，诗人失声痛哭“一民一物吾肺腑”。

古乐府《孤儿行》、《病妇行》、《射虎行》、《苦哉行》、《筑城词》等数十篇，生动传写乱离与苦难，体现鉴世风戒之旨。《筑城词》远承前人《筑城曲》，近写世象：君不见杭州无城贼直入，台州有城贼不入？重门击柝自古来，而况四郊多警急。愚民莫可与虑始，见说筑城俱不喜。一朝城成不可逾，挈家却向城中居。寄语筑城人，城高固自好，更须足食仍足兵，不然剑阁潼关且难保。独不念至元延祐年，天下无城亦不盗。

元初为便于马上治天下，禁止筑城。元末大乱，又督促筑城防御。至正十九年，张士诚大发浙西百姓筑杭城。高启游吴越，睹其状，《筑城词》：“去年筑城卒，霜压城下骨。今年筑城人，汗洒城下尘。大家举杵莫住手，城高不用官军守。”二诗正可对观。从小处看，这类乐府具有现实意义；从大处看，与古今《筑城曲》共同构成诗史千古同悲的一景。

王冕“好为论刺”，刘基如之。《君马黄》批评元朝用人制度：君马黄，我马骊，二马八足争驱驰。回头顾影双骄嘶，尾端散作赪虹飞。黄马曜日黄金晶，骊马谓是玄天精。眼前好丑那能明？吾闻良骥称以德，不闻矜此骊黄色。世无伯乐识者谁，有德无色空自知。

蒙元选用人材，推行种族制度。《郁离子·千里马》借寓言批判说：“郁离子之马孳，得焉。人曰：‘是千里马也，必致诸内厩。’郁离子悦，从之。至京师，天子使太仆阅方贡，曰：‘马则良矣，然非冀产也。’置之于外牧。”“矜此骊黄色”，意即“马则良矣，然非冀产”，批评朝廷用人不重才德而重种族、肤色的荒唐可笑。这篇乐府借题发挥，在不胜其计的《君马黄》中堪称奇篇。

刘基还创作了大量悯农诗，以观风俗、明治忽。《野田黄雀行》写农夫之悲，内容无太多新意。现实如此，诗人何必非翻出新意始可成篇？《畦桑词》、《买马词》传载百姓遭受的种种掠夺与生活窘境，古乐府未见其题，当为新制，分录如下：编竹为篱更栽刺，高门大写畦桑字。县官要备六事忙，村村巷巷催畦桑。桑畦有增不可减，准备上司来计点。新官下马旧官行，牌上却改新官名。君不见古人树桑在墙下，五十衣帛无冻者。今日路傍桑满畦，茅屋苦寒中夜啼。驿官亭鼓冬冬打，驿使星驰买官马。府官奔走群吏趋，呵叱县官如使奴。一时立限限乡役，马价顿增无处觅。卖田买马来纳官，买时辛苦纳时难。县官定价府官减，骅骝也作驽骀看。归来拊膺向隅泣，门前索钱风火急。《明诗评选》卷二将《畦桑词》归入歌行，评云：“已入张文昌一派。用俗用腐，风华愈不可掩，犹非学杜者所得梦见。”《薤露歌》歌以咏怀，沉吟而哀。诗云：蜀琴且勿弹，齐竽且莫吹。四筵并寂听，听我薤露诗。昨日七尺躯，今日为死尸。亲戚空满堂，魂气安所之？金玉素所爱，弃捐箧笥中。佩服素所爱，凄凉挂悲风。妻妾素所爱，洒泪空房栊。宾客素所爱，分散各西东。仇者自相快，亲者自相悲。有耳不复闻，有目不复窥。譬彼烛上火，一灭无光辉。譬彼空中云，散去绝馀姿。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谁能将两手，挽彼东逝波。古来英雄士，俱已归山阿。有酒且尽欢，听我薤露歌。

乱世诗人对“生死”二字有着特殊的敏感。这首写怀名篇反复说人生如朝露，足以销铄英雄豪气。《明诗别裁》卷一录“人生无百岁”以下四句成篇，评云：“悲咽。”《思悲翁》反映知识分子沉埋民间，有“黄金弃砂砾，劬心炼丹铅”，“归来对妻子，尘灶午未烟”，“已矣复何道？吞声赴黄泉”之句。元代士人的贫困化是特殊政治形态酿成的一段痛史，读之酸楚。《苦哉行》自悼，多用譬喻，结句“鸿雁向天北，因之寄遐情”，将上达帝听寄望“鸿雁”。他期待圣人出世，寄望愈深，痛苦就来得愈猛烈。（二）气昌而奇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称明兴以诗为赤帜者两人，刘基以“声气之雄”与高启并立。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明诗不可以轻心抑之也。明开基诗，吾深畏一人焉，曰刘诚意；明遗民诗，吾深畏一人焉，曰顾亭林。诚意之诗苍深，亭林之诗坚实，皆非以诗为诗者，而其诗境直黄河、太华之高阔也。首尾两家，谁与抗手？”以“苍深”论刘基诗，可谓近矣。刘基自标高格，所作浩如奔涛，森如武库，峭如苍松。

刘基迥于俗流，即使“睘睘独立众所非”，非所顾也。他不屑近人习气，而心许王冕为同调。《题王元章梅花图》奇峭中透出冰寒之气，然非故求奇险，如所云“不尚险涩，不求奇巧，惟心所适，因言成章”。《梁甫吟》被沈德潜推为“《离骚》遗音”，颇见其言生于心，治乱与哀乐相随以变，出乎自然之意。有云：“外间皇父中艳妻，马角突兀连牝鸡。以聪为聋狂作圣，颠倒衣裳行蒺藜。屈原怀沙子胥弃，魑魅叫啸风凄凄。梁甫吟，悲以凄。岐山竹实日稀少，凤皇憔悴将安栖！”《列朝诗集》注云：“此诗云‘艳妻’、‘牝鸡’，亦为奇后而作。”《楚妃叹》一首，钱谦益称“亦刺奇后作也”，其说可信，此诗意不尽在此。诗篇入手便有惊人意，多发狂语，纵横奇宕。《明诗别裁》卷一评云：“拉杂成文，极烦冤瞆乱之致，此《离骚》遗音也。”“拉杂成文”是尚气的一种结果，胸中郁积苦痛，故多惊人句；不暇择言，故多拉杂；言之不尽，故不求简约。《上云乐》全诗近千言，亦“拉杂成文”，如“九天玄女说兵法，风云鸟蛇堂上排。教人斗阋逞雄杰，致使阪泉涿鹿之野它它藉藉撑枯骸。”诸如此类篇章，诙谐笑骂，精光棱棱，如在近前，气昌而奇。《二鬼》为元末歌行一奇，有云：天帝怜两鬼，暂放两鬼人间娭。一鬼乘白狗，走向织女黄姑矶。槌河鼓，褰两旗，跳下黄初平牧羊群，烹羊食肉口吻流膏脂。……一鬼乘白豕，从以青羊青兔赤鼠儿，便从阁道出西清，入少微，浴咸池，身骑青田鹤，去采青田芝。……忽然宇宙变差异，六月落雪冰天逵。鼋鼍山上作窟穴，蛇头生角角有岐。鳄鱼掉尾斫折巨鳌脚，蓬莱宫倒水没楣。欃枪枉矢争出逞妖怪，或大如瓮盎，或长如蜲蛇，光烁烁，形躨躨，叫鹿豕，呼熊罴，煽吴回，翔魌魑。天帝左右无扶持，蚊虻蚤虱蝇蚋蜞噆肤咂血图饱肥。扰扰不可挥，筋节解折两眼，不辨妍与媸。两鬼大惕伤，身如受搒笞，便欲相约讨药与天帝医。先去两眼翳，使识青黄红白黑，便下天潢天一水，洗涤盘古肠胃心肾肝肺脾。却取女娲所抟黄土块，改换耳目口鼻牙舌眉。然后请轩辕，邀伏羲，风后力牧老龙告泰山稽，命鲁般，诏工倕，使丰隆，役黔羸，砺斧凿，具炉锤，取金蓐收，伐材尾箕，修理南极北极枢，斡运太阴太阳机。檄召皇地示，部署岳渎神，受约天皇墀。生鸟必凤凰，勿生枭与鸱。生兽必麒麟，勿生豺与狸。生鳞必龙鲤，勿生蛇与。生甲必龟贝，勿生蝓与蜞。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荠葵，勿生钩吻含毒断人肠，勿生枳棘覃利伤人肌。

共一千二百十六字，光怪陆离，奡兀纵横。《静志居诗话》卷二：“直欲破刘叉之胆矣。”二鬼中的郁仪为奔日之仙，结璘为奔月之仙。此喻指自己与宋濂。“左右无扶持”之天帝，喻元顺帝。“忽然宇宙变差异”云云，痛斥群雄争战。“两鬼大惕伤”云云，指扶持危危垂殆的元纲。《二鬼》与高启《青丘子歌》异曲同工，开篇写二鬼暂放人间，逢天地之变，欲助天帝履直屏邪，不意反囚于栅内。《青丘子歌》则从“谪仙”起笔，以“飞珮还瑶京”束笔，皆具匠心。所异者，二鬼竭尽心力维持天维地纲，青丘子“不问龙虎苦战斗”。刘基、高启诗才相埒，《二鬼》、《青丘子歌》足相媲美，并称一代歌行绝调。

沈德潜《明诗别裁》卷一：“元季诗都尚辞华，文成独标高格，时欲追逐杜、韩，故超然独胜。”称刘基学昌黎，盖有所自。《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第二说《二鬼》“盖拟昌黎《二鸟》而作”。程嘉燧又说：“奇怪直仿佛昌黎矣。”不过刘基奇笔虽近昌黎，而不以为宗。（三）前后变化《列朝诗集》甲集前编第一从《覆瓿集》中选乐府九十五首、古诗六十七首，前编第二选古体诗一百十八首，前编第三选今体诗一百五十二首；甲集第一从《犁眉公集》中选诸体诗一百二十七首，总体数量居明诗之冠。前后选诗为何如此悬殊呢？甲集前编所附《小传》解释说：公负命世之才，丁胡元之季，沉伦下僚，筹策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遭逢圣祖，佐命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斯可谓得志大行矣。乃其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硉矹之气，澌然无有存者。……孟子言诵诗读书，必曰论世知人。余故录《覆瓿集》列诸前编，而以《犁眉集》冠本朝之首。百世而下，必有论世而知公之心者。

甲集《刘诚意基》附录一段文字三申其意：余考公事略，合观《覆瓿》、《犁眉》二集，窃窥其所为歌诗，悲惋衰飒，先后异致。其深衷托寄，有非国史、家状所能表其微者，每衋然伤之。近读永新刘定之《呆斋集》，撰其乡人王子让诗集序云：“……嗟乎子让，其奇气硉矹胸臆……后扳附龙凤，自拟刘文成。然有作，噫喑郁伊，扪舌骍颜，曩昔气澌灭无馀矣。”呆斋之论，其所以责备文成者，亦已苛矣。……诵《犁眉》之诗，而推见其心事，安知不以永新为后世之子云乎？

钱谦益的细心发掘，自具道理。刘基顺命后，诗歌确发生一些较明显变化：

一是颂歌日多，风谕渐少。游潜《梦蕉诗话》：“或谓子房乃为韩报仇，伯温则尝委事于元，其出处不免有间。是盖未深论也。夫伯温生元世，岂能超出天地外，不为元人也哉？忧时痛国，每形于辞。”所辩诚是。刘基与宋濂、高启一样，元末渴望中兴，忧时痛国。既归新命，参与朱明创立，颂歌日多。如《侍宴钟山应制》：清和天气雨晴时，翠麦黄花夹路岐。万里玉关驰露布，九霄金阙绚云旗。龙文褭骖鸾辂，马乳蒲萄入羽卮。衰老自惭无补报，叨陪仪凤侍瑶池。《明诗评选》卷六评云：“无绽笔。”《明诗纪事》甲签卷三云：“青田此诗，词意迥别，盖以侍宴时，兰州方奏捷也。”又如《御柳二首》其二：“漫漫春风入舜韶，绿杨舒叶乳莺调。君王不为娱声色，无用辛勤学舞腰。”读这类作品，我们很容易想到其元末《江南曲》、《吴歌》。《江南曲七首》其四：“想得燕山风雪夜，断魂相语怨西湖。”《吴歌八首》其三：“破屋无梁难擎架，敝衣无线奈何修。”本是写情词，清丽哀怨为当行本色，刘基却摆不脱现实悲愤。相比之下，不难理解他入明诗心。《犁眉公集》风谕较少，难睹《买马词》、《畦桑词》一类清新警人的作品。一方面，讽世刺时与朱明气象不相合。另一方面，恐与帝王多疑善猜、大臣倾轧弄权有关。乱世中，刘基期待诗达上听，明初却陷入沉默，无疑构成一种反讽。

二是不复“拉杂为文”，少了一些“《离骚》遗意”。《潜溪图歌为宋景濂赋》开篇写金华山水奇绝，继赞宋濂修史功，接绘金华仙境可隐可乐，结句“何时上疏乞骸骨，寄声先遣双飞凫”，表白偕隐之思。《二鬼》奇气犹可捕捉，惜时过境迁，刘基已非昔日结璘，宋濂亦非旧时郁仪，二人辅佐的“天帝”更非庚申君。佐立朱明，刘基无意游戏“天庭”，思归“凡世”。歌行大有游仙意，果真天维地纲已正，再无“妖邪”，还是避而不谈？从洪武政治来看，他不吐写怨意，正因不合时宜、时多禁忌。那么，不“拉杂成文”，既是不欲，亦是顾忌。所谓情动于中，发言为诗，元末尚得从容，入明多拘忌，这恐怕是诗人的一种难言之隐了。

三是题材变化，多山水吟歌、书画题咏。刘基胸中雄气未随乱世远去尽消，更不会因朱元璋奖赐而化为酒色财气，此诗人禀性与品格使然。世易时移，他将笔底雄气移于山水书画。这类题材的代表作除《潜溪图歌为宋景濂赋》外，还有《青罗山房歌寄宋景濂》、《为詹同文题浙江月夜观潮图》、《送姚伯渊之清溪河泊所任》等十馀篇，体裁多歌行。如《为詹同文题浙江月夜观潮图》一气贯穿，富有奇思妙想。诗末嵌入“圣明天子御宇宙，威惠与天相比隆”两句，为“行当唱和三百首，永与潮汐流无穷”结篇作一铺垫，表明在“圣明”时归里观潮的快意，并非赘笔。刘基这类诗也开启明代山水诗、题画诗兴盛的先河，不无“蚌病成珠”的意味。

概言之，刘基后期诗收敛几分奇肆张扬，多了一些含蓄蕴藉；减了一些苦怨悲愤，平添几分平稳澹雅；化去一些奇峭之气，增了几分清泠之意。（四）兼擅诸体

刘基乐府、歌行成就最高，次五七言古，次律绝。《明诗别裁》卷一所说“乐府高于古诗，古诗高于近体，五言近体又高于七言”，确有真赏。

就乐府言，刘基堪称大家。《静志居诗话》卷二：“惟刘诚意锐意摹古，所作特多，遂开明三百年风气。”他元末所作甚富，入明渐少，这与不再主于风谕是分不开的。其乐府继承汉魏传统，形成古质意厚的特点。有几点尤可注意：一是借古乐府传写新意。诗人复古意在用世，不屑死前人句下，所作长于纪乱状情。如《静夜思》，《明诗评选》卷一评云：“知状情者，乃可许之绍古。文成起千年后，夺得《三百篇》、汉人精髓矣。”二是形象生动，警世感人。如《病妇行》：“小儿未识死别苦，哑哑向人犹索乳”，“不辞瞑目归黄泥，泉下常闻儿夜啼。”三是语言自然，《买马词》、《筑城词》绝去无病呻吟、雕饰藻缋。四是时见悲壮奇峭。如《战城南》“翔折悲壮”，《思美人》“亦峭，亦炼，亦丽，而统之以洁”，《走马引》“一浅一深，俱致极人心，太白尚逊其峭出”。

刘基歌行与高启相埒，《二鬼》、《题谢皋羽传后》或愤世急章，或长歌当哭。论者谓学韩愈，又称近卢仝，皆似是而非。诗人自吐怨懑，意不在摹唐。五七言古气昌而奇，并得沉郁之致。如《感怀三十一首》其二十：“天地一何阔，山川杳茫茫。众鸟各自飞，乔木空苍凉。”《明诗评选》卷四评云：“光力似阮公，沉勇过之，是以所就不等。”又云：“大景语极不易构，‘天地一何阔’四句，用何等心光拾取。”《悲杭城》声如裂帛，噍杀激怨。所赋四言古二十馀首亦可观，惜向来少有人留意。王夫之独具慧眼，《明诗评选》卷三选录近半。《秋怀八章》诗后评云：“密静缓至，变雅之后，得此者百之一二耳。陆清河以降，此音已绝。唐、宋有作四言者，腐吟浪语而已。公于此，讵不可云千岁一贤？”

刘基近体数量颇多，或奇峭，或苍深，或雄奇，风格不一。就诗趣而言，律诗未若绝句灵动自然。绝句大都劲节梅寒，宕溢清奇之气。五绝《题梅屏二绝》其一：“树杪过流星，轻霜落半庭。疏花与孤客，相对一青灯。”《题墨竹》：“风梢舞空烟，露叶滴晴月。折取寄情人，感此岁寒节。”时有妙诣。七绝亦以题画、咏梅最佳。《梅花七绝句》其四：“稀疏寒玉小楼东，骨冷魂清五夜风。惟有翠禽怜寂寞，一双相倚月明中。”风神不减高启《梅花九首》。

第三节 从乱世悲歌到台阁之音——一代文宗宋濂的诗心

宋濂，字景濂，其先金华潜溪人，迁居浦江。始师吴莱，继游柳贯、黄溍两大儒之门，学者称潜溪先生。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不赴，著书龙门山。朱元璋征召金陵，洪武二年任《元史》总裁，除翰林学士。迁国子司业。四年九月，坐考孔子祭礼不即上谪安远知县，十一月还朝，任礼部主事。明年迁太子赞善，六年升侍讲学士。九年擢学士承旨，明年致仕。十三年以长孙慎获罪安置茂州，翌年五月卒夔州。正德中追谥文宪。文名播宇内外，高丽、安南、日本争购其集。孙《送翰林宋先生致仕归金华》其六：“万丈文光北斗悬，清名不独域中传。东夷买得《潜溪集》，已向扶桑石上镌。”著《宋学士全集》，今人编有《宋濂全集》。他九岁能诗，《兰花篇》已有老成气象。屡删旧稿，且一度十年废诗不作，然诗传世尚有五百馀首。其诗与经史之学为文名所掩。事实上，他不仅是明开国文臣之首，也是越中派宗盟。明诗复古与“台阁体”肇始及以文为诗风气的流行，都与他有一定的关系。一、乱世悲歌

上文提及宋濂九岁作《兰花篇》，意在说明他很早就以诗人自命了。九岁这一年为延祐五年，时值尊崇儒术、向用科目，士子联衽交袂，刮摩淬砺。由于科举久废，江浙素为文学渊薮，风气犹盛，故未如明代科举业独盛而诗为许多举子所轻。这是宋濂早能赋诗的环境。从这篇少年之作可知他已努力学习汉魏，这种文学经历也成为他后来倡导复古的种子。

宋濂《猗欤诗》题记：予谓作诗必本于《三百篇》。自李陵专于五言，历代因之，鲜有复于古者。晋、魏之间虽有作者，音节韵趣亦有难于言矣。方与刘先生伯温同倡千古之绝学，适吴从善以其远祖墓铭求题，欣然援笔赋之。

与刘基共倡的千古绝学，即本于《诗经》的复古。早期虽作有《艳阳词二十首》“效唐人体”，《义侠歌》“效白乐天体”，但非所长。其诗多魏晋古风。如《清夜》：弱志苦清夜，奈此强虑婴。反侧不能寐，稍寐忽成惊。疏棂生遥素，恍疑曙光升。起行盼层霄，月华流空明。繁露方涂涂，嘉树尚冥冥。曳履步庭除，东西错纬经。寥落直至旦，飘零叹何营。

辞气慷慨，颇具风骨。《明诗评选》卷四评云：“如此作者，道气、雅情、骚肠、古韵备矣。”他如《和刘伯温秋怀韵二十首》等，与刘基同调。

复古每每蕴含革新因素，古人革新常以复古为外衣，宋濂、刘基也不例外。刘基指责时人批风抹月而不师古；宋濂认为当世诗远离《诗》旨，既无古人“声辞之真”，又无“音节韵趣”，不可谓真诗，欲求真，必归复古。他们推尊《诗经》、汉魏，生于末世，引为同调，“复出新篇什，自谓宗汉魏”，“所幸二三友，酸咸同所嗜。”

宋濂元末诗亦以苍深见长。《画山水图歌》开篇写画中山水，景色虽奇，尚能齐整。“恍如西上黟川滩”以下不能自持，“天曼曼兮气盘盘，融作玉瀣从空。服之龟鹤共长久，一任人寰日月双跳丸。白台为我梳仙鬟，双成为我开琼关。吁嗟乎吾将终老山之间，吁嗟乎吾将终老山之间”，游走翻舞，不可羁绁，直见磊落个性。陶凯《翰林学士宋公赞》：“粹若春温，运藻思以凝神；澹若秋云，俨丰仪之出尘。”贝琼《翰林学士宋公赞》：“落落昂霄之霜木，温温宗庙之文玉也。”所谓丰仪出尘、落落霜木，元末诚如此，然诸如粹若春温、宗庙文玉，原非故态。

烽火遍地，民被创痍，宋濂一介儒士，虽不像刘基有军国之才，但忧时拯乱之意不稍减。刘基主于风谕。今宋濂集中这类作品较少。我们推测其原亦富有，因故焚弃，未能多传。《出门辞为苏鹏赋》一首写照时代乱离，委曲毕尽，滴水可观大千世界。有云：忆昔出门时，营魂不相依。乱行忘户庭，欲东却从西。升堂拜严父，鹤发七十馀。欲语不成语，涕下如绠縻。老妻哭中闺，半世叹分违。孰意垂白后，亦复不同栖。妾病入骨髓，一命仅若丝。不知君还日，能有相见期。争如床下舄，反得随君之。不忍出门别，难禁君去时。言已咽就榻，见者皆嘘唏。

此诗作于至正十五年至十六年间，不必说学《三吏》、《三别》，但摭取所见，皆是实录。“争如”二句烘托无限悲凉意，真实再现了那个黑暗而苦痛的时代。历史悲剧重复上演，令人痛心。

宋濂咏怀倒保存不少，从中可读出他心底的迷惘悲愤。《答戴学正》十首是代表篇章。第一首“大运既如斯，何烦苦心竞。但我逆旅中，百感易交横”，旨通刘基“人生无百岁，百岁复如何”。第五首有“鄙我章句生，弃掷同粪丸”之句，第七首有“世间纷扰徒，如何学神仙”，“吾身无百年，先后终凋残”之叹。伤感书生百无一用，学仙亦不成，出语涕洟。在这个进退失据的时代，儒者实难措足。二、台阁之音

宋濂《杂体五十首》有二章云：温温荆山玉，刻作瑞世麟。系以补衮丝，相期佩君身。君身享遐福，四海归至仁。峨峨九天上，虎豹为守阍。惜哉不得献，袭之以文茵。（其二）英英匣中剑，三尺秋水明。上有七星文，时作龙夜鸣。铸此双雌雄，云是欧冶生。鹈膏久不施，绣涩玄痂成。愿借赤凤雏，衔上白玉京。为国斩佞臣，坐见泰阶平。（其二十一）

这两首诗作于至正十五年、十六年间，分咏“荆山玉”和“匣中剑”。玉示祥瑞，以文成；剑示扫除，以武成。宋濂怀着修齐治平的美好愿望，托物寄意。如果说其元末诗是“匣中剑”，时作龙鸣长吟，入明诗则如“荆山玉”，温润而美，可以“刻作瑞世麟”，庶几四海归仁之用。

历经沧桑的诗人，对太平到来有难以言传的欣喜。宋濂早就意识到建立一个全新的王朝，首要兴文治。对“荆山玉”的新身份，他有清晰的认识。文治必先从礼学复兴始，他希望用所擅长礼学佐兴一代礼乐文化，远接前代，弥补蒙元造成的缺陷。文治还需鼓吹，对此他也当仁不让。开国文臣之首并非帝王御赐就可为世认同，它的确立条件，如文学上开启气象，礼乐制度上卓有建树等，宋濂都做到了。礼乐建树不必详述，这里主要看其诗。明朝创立，他很快提出文治必有“台阁之体”为辅，“台阁之体”贵在用世，移风易俗。生于圣主留意礼乐之世，“岂不有撰为雅、颂，以为一代之盛典乎”是他立论的出发点。

古来君臣际会难。宋濂鼓吹“台阁”一大契机，即其与朱元璋的君臣际会。他以儒术文学结主知，侍帝左右，多所规益。奉命讲析司马迁论黄老，因劝说义理治心，学校治民，刑罚非所先。素不善饮，朱元璋强之三觞，行不成步。朱元璋《赐醉赞善大夫宋濂歌》：“宋生微饮兮早醉，忽周旋步兮跄跄。美秋景之乐，但有益于彼兮何伤？”命侍臣赋《醉学士歌》，曰：“俾后世知君臣同乐若此也。”洪武六年亲执金杓赐甘露浆说：“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沉疴而衍遐龄。”又诏太子赐良马，制《赐学士宋濂白马歌》，仍命侍臣和之。诰敕屡加称赏，将“真儒”、“首臣”殊荣赠之。宋濂感其际遇，力图“弘灿明文”，诸如修史制礼、开科取士、征召才士，皆与其事，不惮其劳。一代礼乐制作多属裁定，声誉烨然，刘基未能比。孙《送翰林宋先生致仕归金华》其七云：“头白勋庸列上卿，君王岂是重文名。朝廷礼乐新寰宇，半是先生撰次成。”

宋濂倡文治，美盛德，颂太平，写下大量颂歌，可归入“台阁之体”。李东阳《麓堂诗话》：“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诗或失之野，台阁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称台阁诗较山林难作，有得之言。宋濂所作合于世用，寓托深意，不腐不庸，难能可贵。《送钱允一还天台》可为例。洪武二年将大封功臣，议为铁劵，然未有定制。台州钱尚德，字允一，吴越王钱镠后裔，奉诏进家藏唐赐铁劵。及赐归，宋濂送别诗有云：忆初唐纲既解纽，恣舞鳝号狐狸。斗牛王气果凌厉，豫章占术元非欺。入都健卒猛如虎，指使不异驱婴儿。罗平鸟图骋怪幻，内黄外白跳狂痴。龙剑一挥赴水死，大勋星日同昭垂。因兹锡券代牲歃，彭城开府如三司。衣锦城空嘉树死，共守尚有三楼危。淳化元丰两进入，龙光曾受天王知。炎精讫录九鼎沸，一旦失去官河糜。岂伊神物欲变化？相逐雷剑为龙飞。孰知余且一举网，所获非鳖还非龟。终然鬼物所诃护，不使光彩埋荒陂。泥土沙砾幸免累，宝玉大弓欣有归。我知天意实有在，武肃弘烈何堪微！八州生灵数百万，拔出水火行中逵。子孙食报岂终极？政如稼穑随年肥。高牙大纛入黄阁，金章盭绶趋彤闱。不知堆床定几笏？但见肘印悬累累。七世珥貂未足拟，一门三戟终前衰。况翁文采烂五色，嗜古不管头垂丝。秦淮呼酒话离别，远盻官舸如星驰。于时同云羃四野，势欲酿雪增寒威。行行若过表忠观，好剔苍藓观残碑。

汉初赐功臣丹书铁券。《汉书·功臣表》载誓辞：“使黄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存，爰及苗裔。”唐昭宗赐钱镠铁券刻誓辞“长河有如带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将延祚子孙，使卿长袭宠荣，克保富贵”云云。明制铁券仿此，外刻履历恩数之详，中镌免罪减禄之数。此诗未铺陈朱元璋及功臣功绩，浓笔重彩还在纪述钱氏铁券，传达这样一层意思：树德于世，不专威福，始流芳于世，泽惠子孙。制赐铁券是明初最重要历史事件之一，纪咏纷然，深沉不浮泛者，此诗与高启《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歌》可当之。高启篇末云：“王家勋业至今传，不在区区一方铁。人生富贵知几时？泰山作砺徒相期。行人曾过表忠观，风雨断藓埋残碑。”寓写兴亡，宋濂则旨在弘扬德行，皆意深词厚。

要以美玉“刻作瑞世麟”，宋濂屡唱赞歌，《扈从至滁阳登琅琊山》、《扈从至清流关》诸篇温厚淳粹，可贵的是未放弃苍深之调。总体以观，宋濂入明诗醇厚雅粹，弊在拘束不灵，时流入空疏。

宋濂致仕，朱元璋赐绮帛说“藏此绮三十二年，作百岁衣可也”。宋濂为何请归呢？盖既怀“致君尧舜上”，又乐在山林；对朱元璋恩威莫测深有了解，对朝臣邀宠夺利有所不满。前此数年，杨维祯征至南京，旋乞归。宋濂《送杨廉夫还吴浙》羡云：“归心只忆鲈鱼鲙，野性宁随鸳鸯班？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洪武十三年十月，宋濂械至京师，距赐归不过三年光景，就已物是人非。失宠倒非不能忍受，老人所不能承受的是爱子宋璲及孙宋慎之死，还包括洪武政治与其文治理想背驰而去。他对现实早产生疑虑，只不过止于礼义，无意“字字似诉中心悲”。流放后作品罕见，我们想象其当抆泪而歌。此人情使然，止于礼义云云，不必尽然。三、古体、歌行、乐府不愧名家

宋濂学诗从“必历谙诸体”入手，最擅长的还是歌行，次古体、乐府，不愧一时名家。今总括如下：

一曰笔势纵横，苍深雄奇。宋濂认为诗才固然重要，还应济以博学。他学问宏富，所作奔流注坡，烂然成五采色。歌行奇拔，如《天麦毒行》：“纷纭白昼混人鬼，老死竟不分薰莸。当持《六经》炼为药，尽疗天下苍生瘳。”五言古音调宛整，慷慨沉郁。如《始哀》：“人生大化中，飘萧风中花。百年终变灭，感慨欲如何？”

二曰长于叙事，以文为诗。《出门辞为苏鹏赋》细笔传神，真实感人。《赠刘俊民先辈》逾五百字，历叙才士沉沦，抵得上一篇传记。宋濂以文为诗，也是追踪韩愈，传承金华之学，合诗、文为一的结果。他提倡文本六经，以时人专攻文辞为病。《示吕生》欲障末俗狂澜，从吕生质文写起，以勉励语束篇，中间论文为主体，全篇计五百字，可作一篇序文看。《秋夜与子充论文，退而赋诗一首，因简子充并寄胡教授仲申》逾千言，纵论文原、文理、文法。子充，即王袆，文亦经史并重。以上二诗与其《文原》互为注脚。以文为诗也是宋濂特殊的诗歌审美取向。任《元史》总裁的经历促生一首有趣的五言古《予奉诏总裁元史，故人操公琬实与纂修，寻以病归，作诗序旧》。诗逾五百字，近于一篇传记，俨然史官之笔。宋濂不少作品文心流为诗趣，别具一格。

三曰善发议论，意厚词警。宋濂以文为诗，多发议论，剖分必尽。赠吕生、与王袆论文之咏，全以议论成篇，不事情韵。他如《送刘赞府之官都昌五十韵》等篇，亦在阐说精见。

严羽力掊以议论为诗，我们不必尽信之，但对宋濂诗仍要指出弊端：诗文体裁不同，轻视体裁之别，以至诗沦为文之馀绪，反有悖所论诗为“文之精”，造成晦涩、枯槁、直露一类问题；专意阐明义理，造成诗趣匮乏、滋味淡薄一类弊端。这两类问题在宋濂集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宋濂律绝也有好议论的特点。《玄麓山八咏》为名篇，其五《饮鹤川》：“渴鹤忽飞来，爱此一勺清。五湖非不多，恐染凫鹜腥。”其六《五折泉》：“一级复一级，有若步云梯。终然投东意，万折不肯西。”托物为喻，仍以议论立题。写照闲云野鹤之性者，不乏思致。如《题倪元镇耕云图》：“看院留黄鹤，耕云种紫芝。天下书读尽，人间事不知。”尺幅虽小，却绘出高士倪云林绝世逸姿。《还潜溪故居》：“自入潜溪住，超然绝世氛。懒寻书作伴，长与鹤为群。千虑净于水，一身闲似云。梅花领幽赏，疏雪隔窗闻。”对读王袆《宋太史传》：“性疏旷，不喜事检饬，宾客不至，则累日不整冠。或携友生彷徉梅花间，索笑竟日；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堕松顶，云出没岩扉间，悠然以自乐。世俗生产作业之事，皆不暇顾。”高散令人向往。《元明事类钞》卷一采其事作“看雪堕松”之典，堪为诗坛趣话。

第四节 胡翰崭绝宏深之诗

胡翰，字仲申，号仲子，东阳人。少师吴师道、吴莱，复登许谦之门。游大都，余阙、贡师泰器之。或劝之仕，不应。既归，避乱南华山，著书自适。洪武初荐授衢州教授。二年与修《元史》，史成归。爱北山泉石，卜筑其下。十四年卒，年七十五。有《胡仲子集》十卷，收文九卷、诗一卷。文章稍逊宋濂、王袆，诗较刘基有所不如，崭绝宏深之气不下之。徐泰《诗谈》：“金华胡翰雄壮，苏伯衡丰腴，太牢之味，与藜藿自别。”一、胡翰诗观

胡翰学术精纯，述作古雅，文章卓有识见。如《慎习》：“由治而趋乱者其变易，虽一人，坏之而有馀。由乱而趋治者其变难，虽合天下之智力为之而不足。由秦以来，天下之变数矣。议者莫不慨然欲追复先王之旧，历汉、唐千数百年，而卒循乎秦人之敝者，此岂其势难而力不足哉！”他如《尚贤》、《井牧》、《五行志序论》、《皇初》、《广原道》、《二生对》、《越人对》、《择术》等，每一篇出，读者解颐。越中诗人尚复古，具体而言，各不尽同。兹拈说胡翰诗观如下：

感天地自然，会心取意。金华徐原父擅画梅，录咏梅古诗成《听香亭集句》。或问：香恶乎听？或答：梅香在鼻不在耳，以心言之，鼻与耳一。古人之诗或唐或宋，苟会于心，古今亦一。原父因问胡翰，答曰：“不知宇宙之大，古之为今，今之为古也”，“吾尝咀天地之粹，饮天地之和，探其精而玩其赜矣。阴阳相为消息，阴为冬、为杀，阳为春、为生。而是梅也，得春于冬，变杀为生，其孰权舆是乎？古所谓太极之妙者，亦有不能已者乎？”这就是说，天地万物变化，各得其真。诗人咀粹饮和，形之于言，无所谓唐、宋及古、今。洪武初为高启作《缶鸣集序》，进一步阐释这一观点：物生形具，形具声发，因而有言有文，文为“言之精”，诗为“文之精”。宋儒谈诗重道。胡翰得金华之学正传，上承宋人，但主张诗是自然之文。这与他悟道相合。如《云泉释》：“余尝观于云泉，油然而起，圛然而行，徘徊乎山泽之间，弥纶乎宇宙之际，变化倏忽，望之而成色，测之而不可为象者，此非云也耶？源源而来，混混而流，滔滔汩汩，不舍昼夜，行乎涧溪之曲，放乎江海之大，瀵疏瀹，听之而成声，取之而无不得其欲者，此非泉也邪”，“之二物者，岂尝有意于其间哉！尝行其所可行，而止其所可止，如是而已也。”悟道如此，无怪乎论诗取自然之意，探极人情物理，轻于研揣声偶。《屠先生诗集序》：“古诗变而为选，选变而为律，虽有作者，恒窘于声偶研揣之间，患不足驰骋，以极乎人情物理之妙。”

诗系一代之政，其用犹史。胡翰不惧诗害道，称其为“文之精”，所用与史等观。宋人郭茂倩编《乐府》百卷。胡翰采录自谓可传者，成《古乐府诗类编》，欲以见政事兴衰。《古乐府诗类编序》：“盖诗之为用，犹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无隐。诗系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辞义不同，由世而异”，“故古诗之体，有美有刺，有正有变，圣人并存而不废。”以为诗、史之用同，其异在一言事，“直而无隐”，一体政，“婉而微章”。对观汉唐乐府与世道，他指出汉代之辞犹“质而近古”，后世趋文饰纤巧，追琢襞积，难返正声。故序末叹说：“其治乱得失，是非邪正，虽去之千数百载，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见者，则诗之为用，岂不犹史之事哉！”论汉唐如此，其于当代诗看法可知。风雅之遗是他衡论作品的一大标准。在史馆览《缶鸣集》累日，以为可备史氏惩劝，“形容之妙，比兴之微”，不失风雅遗意。

胡翰有两篇合族诗序不应被遗忘。《赵氏合族诗序》谓周代美矣，然《葛藟》有“终远兄弟”之叹，《杕杜》有“独行踽踽”之怨，“以文、武、成、康泰和之风，陵夷至于如此，则所为‘秉彝好德’者，其心安在哉！”赵氏合族而居，胡翰嘉叹说：“人推是心，天下为公，大道之行，不在于古而在于今矣，吾犹得而见之乎！”《黄岩戴氏合族诗叙》载戴志道乱世中合族数十人共爨。胡翰叹说：“今天下不幸多故，民苦兵革，恒侧足危惧”，“男女剪为俘囚，杀戮相食。吾恐生人之类，且縻烂澌尽也。于是而得戴氏之事，以见天理之在人心，如青天皎日，而人类不至縻烂澌尽者盖有以也。”颇见其诗用犹史之观，惜向少有人留意。二、五言巨擘

宋濂将胡翰比作“学林老虎文渊鲸”。时又称“力扼虎，射命中”，尽管他谦逊不受，但后世自有定评。《列朝诗集小传》引吴郡朱良育之论说：“至于五言古诗，超然夐迈，虽潜溪亦莫企及，馀子何足道哉！”

胡翰感天地变化，诗自然成趣。如：冬日何可爱，夏日何可畏？矫首问羲和，羲和不停辔。寒燠相代更，天运自有常。但惜爱日短，不及畏日长。（《冬日何可爱》）南箕长好风，东毕复好雨。阴魄生自西，终夕成乖阻。悠悠望彼苍，脉脉不得语。起坐酌酒浆，北斗在庭户。（《南箕长好风》）今晨雨新歇，日出东南隅。草树有佳色，当轩散纷敷。欢言命童仆，治我园中蔬。幸此琴册暇，且复一荷锄。虽有黾勉劳，良足具中厨。但恐恶草长，不治成荒芜。世事每如此，岂敢忘勤劬。（《命童》）

抱悠悠之意，纯古苍浑。王夫之好胡翰《拟古》，《明诗评选》卷四评“白马谁家子”一首“此天壤至文，云容水派，一以从容见神力，非吞剥古人者，得十里外间香也”；“日长自爱惜”一首“言有象外，有圜中”；“昔闻昆山禾”一首“尽神运气，中无涯际”，“意简则弘，任其缭绕，皆非枝叶”。《拟古》固佳，尚难超以上三首。三诗合自然、性情为一，按胡翰的话说就是成“天趣”。《成趣轩记》释“天趣”说凡物之自得，有得乎己者，有得乎天者，“天也者，莫之致而致也，虽己亦莫知之也。曷从而得之，惟无所系累者得之也”，“余以为万物一体也，万古一息也，随其所在而自得者，皆天也”，“此天也，其趣固天趣也”。盖真趣不在形表，惟与万物一体，各适其适而已，故于渊明不必同，不必不同。因求“天趣”，所作自然流淌，浑浑浩浩。那么，他为何尚此趣呢？《天机流动轩记》释说：“吾尝观之天地之间，盖万有不同矣，而莫不各得其所焉”，“全其在我者而已矣。”原来是将摆脱尘累，寻求至性，达到“纯一”、“无私”。诗人含咀英华，天机流动，诗清而不枯。《游仙诗》：“夙志慕仙术，笑傲人间春。朝陪瑶池燕，暮扬沧海尘。道逢安期生，遨游乘采云。粲然启玉齿，遗我紫金文。天地此中毕，世人不得闻。受之今十年，留待逍遥君。青鸟从西来，飞去扶桑津。寄书久不到，白首悲秦人。”翩然高骞，卓而不群。王夫之批评世人未望见郭璞心迹，妄作游仙，沦为平庸步虚词。胡翰此非妄作。《明诗评选》卷四评云：“沉爽悲凉，足抗弘农之槊。”

胡翰五古不离越中派气昌而奇。《至正壬辰之春，余卧病始起，遭时多故，奔走山谷间，触物兴怀，忽复成什，合而命之曰杂兴》其四：“缘山列城郭，岁久亦已颓。羽檄来何方，工作殷如雷。六丁运巨石，泉扉荡然开。不知谁家坟，暴露骨与骸。古碑置城头，叹息三徘徊。死者何所知，但为生者哀。”红巾军攻城拔寨，大江南北急兴筑城，诗中所写正是掘冢运石的一幕。如此世界，恍非人世，江右派刘崧《掘冢歌》以“城中人欢，城外鬼哭，哭声寄语城中人，尔移我居当作邻”结篇，胡翰以“死者何所知，但为生者哀”作结，俱馀哀不尽。这类诗其用犹史，因重“婉而微章”，故不像宋濂那样以文为诗。

胡翰湛深儒理，诗情不凡，所作惜不多传。《四库提要》：“故卷帙寥寥，而格意特为高秀。”钱谦益、朱彝尊推尊之。《列朝诗集》选四十五首，《胡仲子集》一卷诗收录大半。《静志居诗话》卷二说金华诸子承黄溍、柳贯、吴莱之绪，“多以古文辞鸣，顾诗非所好。以诗论，吾必以仲申为巨擘焉”。“诗非所好”云云，未确，然以胡翰为一时五言巨擘，差可当之。

第五节 苏伯衡浩荡奔轶之诗

苏伯衡，字平仲，号空同子。苏辙十世孙。苏辙长子迟守婺州，遂家焉，是为伯衡始祖。伯衡父友龙受学许谦，官行省左右司都事。伯衡早工古文辞。朱元璋征授国子学录，吴元年进学正。洪武三年擢编修，以聩疾辞。十年，宋濂举伯衡自代，伯衡辞以故疾，遣归，欣跃就道。二十一年尝聘主会试。未几起处州教授，坐罪死狱。二子恬、怡救父并被刑。著《苏平仲文集》十六卷。与宋濂、王袆、胡翰皆文章名家，诗为文名所掩。集中诗一卷，计四十六首并《雪夜联句》一首，多作于洪武间。观其诗才纵横，所作当富，盖删存甚严。一、染指“二苏”，浩荡奔轶

刘崧《送苏平仲先生还金华序》描述伯衡其人，说他博硕介洁，容貌不逾中人，学问可兼天下，性恬逸深静，坐一室，或终月不出户，结游四方名士，非其人，不与往来，“平居正襟凝思，渊止山立”，“由是抽其绪于不可行之端，骋其词于不可言之妙，灿然如星芒而日丽，铿然如金鸣而玉振，沛然如河之下决而海之东注也”。这段载记不啻传神画像。

作为眉山裔孙，伯衡文传祖法。论诗不以唐、宋为宗，但对“二苏”还是有所承继。《周伯宁春晴江岫图》、《郭熙关山雪霁图》波澜奇肆，奔放汪洋，颇有几分“二苏”风貌。不过趣不尽同，其纵横雄放多源于理充气昌。

任国子学正，伯衡毅然以师道自任。著《空同子瞽说》四十篇，学者传诵。其中有一篇论文兼及诗歌的文字，文采斐然，动人心目，从中可见其诗观：诗本无法；诗必有本；尚奇肆变化、光景常新；好沉郁之气、冲静之境、隽逸之风；诗以为用，不假雕琢。其中尤可注意的是诗必有本。何谓有本？文中打了一个“如江河”的比方。关于如何有本，则指出六经百家之集朝夕讽味，“积于中而发乎外”。很显然，他将有本归结到有道上来。前引诸序已涉言诗有本，此不避重复，再略述之。《雁山樵唱诗集序》围绕“诗又文之精”辨析说：自古诗变而为选，选变而为律。天下之为诗者，不必皆本乎志，骛于茫昧之域，窘于声偶研揣之间，取声之韵，合言之文，斯不易矣。又况不能积岁月之劳，极其材力之所至，而徒模拟以为工，而欲驰骋以尽夫人情物理之妙，宜其愈难哉！是故知诗之作在言其志，则可谓善于诗者矣。

此序与胡翰《缶鸣集序》、《屠先生诗集序》字句接近，意见相合。伯衡对古诗变选、选变律持否定态度，以为后世溺于声偶，模拟为工，古诗道丧。他总结的“病根”，一言蔽之，即“不必皆本乎志”。所给的疗方也就是言志了。《洁庵集序》提出必理到气昌，有风雅、骚些之遗。所论有本十分明了。他又好冲静，《冲静篇》借隐者之口释云：“天地之道，冲静而已矣”，“惟冲故淡，惟静故漠。淡故与物皆春，漠故与物俱息。夫是之谓得乎自然，知之者盖鲜矣。”这样看来，他的诗趣根本不在文辞之美、声偶之丽，或险奇怪诞、意晦体高。

伯衡诗心、文心合一。刘基好诵其诗，为之击节。如《送宋起居还金华》：“沆瀣晨三咽，雕胡昼九曝。从今猿与鹤，不复怨幽独。”得冲静之致。《送曹叔温赴淮安幕》：“三嗅落花共一噱，浩歌白石看青天”，“几年争战今休息，髑髅模糊土花碧。”属辞致意，浩荡奔轶。二、好古体，以文为诗

伯衡以古体为真诗，厌弃拘于声偶，创作上也偏爱古体。所存一卷诗，收录《送秦待制出守龙州》、《题张会稽扇》、《送金主簿赴吴江任五首》、《送饶彦材还旴江二首》、《陪诸公郊行》、《即日》、《朱泽民画》等律绝十馀首，随手写来，无意较工拙。如《即日》：“午门同出独归迟，立断铜壶漏下时。添得绿荷千万柄，雨声强半在西池。”已属佳者。越中派除刘基、方孝孺外，律绝多非所长，颇异于吴中派。此论诗使然，非才力所限。论者或坚称律诗较古体难作，绝句尤难。然古体何尝易作？伯衡等人不喜唐律，皆有深衷。

宋濂《苏平仲文集序》说伯衡诗不求似古人而未尝不似。郑瑗《井观琐言》却病其用意太苦，遣词繁缛，谓不可为法。伯衡确有繁缛之习。越中派以文为诗，伯衡也是一个典型例子。这既是诗文合一的结果，又是不屑声偶的结果。如《玄潭古剑歌》：“扁舟昔向玄潭过，闻有古剑留岩阿。欲一观之踌躇复不敢，只恐开匣踊跃入沧波”，“圣明御九有，妖孽俱授首。既不假道上断大蛇，又不用军中撞玉斗。明朝且赋归去来，彭蠡扁舟落吾手。”放笔抒写胸臆识见、人情物态，末又申之以歌“我知尔兮为赤虬，上帝有命兮下土留。为民捍患兮万岁千秋，彭蠡之奥兮蜿蜒所鸠。尔之归兮径中流，慎勿奋飞兮从尔俦。使我思尔兮离忧，舞蛟鳄兮与鳝鳅。”五言古《送李丞赴堂邑》前半章叙事，后半章议论，无意学长庆，实是以文为之。这些诗时常“拉杂成文”，可见他对诗法拘牵的厌恶。严羽反对以文为诗，伯衡反其道行之，就包括了对以“妙语”鼓吹唐诗的不赞同。元末明初的唐诗批评，由此呈现有趣的一幕：一面是高棅、杨士弘一类的沉醉唐音，一面是苏伯衡、林与直一类的独尊古体。在这个诗学思想自由而多元的时代，推崇唐诗并非唯一的强劲音符。三、伯衡之死

关于伯衡之死，《列朝诗集小传》：“以表笺忤旨，坐罪卒于狱。”《明史》本传：“坐表笺误，下吏死。”《静志居诗话》卷二述及“元时进贺表文，触忌讳者，凡一百六十七字，著之典章，使人不犯。其法良善。逮明孝陵，恩威不测，每因文字少不当意，辄罪其臣，若苏平仲、徐大章辈是也”，“惜未有为平仲调解者，竟瘐死于狱”。伯衡因何表笺死，史无确载。表笺之祸是洪武朝恃重典、广罗织的一场悲剧。伯衡当熟知元代贺表触忌，却未能避开新朝忌讳。洪武二十九年颁行《庆贺谢恩表笺成式》，可惜来得晚了一些。

伯衡对洪武重典是否有清醒的认识？答案是肯定的。他不赞同“尚刑”之治。《问刑》：“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后用刑，初未尝以之专造天下也。……夫不此之思，而戾戾焉有疾视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胜也，前刀锯而后鼎镬，左鞭棰而右桎梏，使无辜之徒骈首接迹以就死，岂刑期无刑之道哉！”由此可知他内心的愤懑。又曾劝说好友张孟兼“刚柔兼用”，不可一味使性负气。孟兼重忤帝意死，伯衡深痛惜之。许存仁死难，伯衡《祭许祭酒文》：“将善类之殄瘁，抑吾道之莫傧。”他还作有《畏慎训》：“畏不畏，慎不慎，未有不亡厥邦，丧厥家，失厥位，凶于厥身。”尽管如此，仍不免于死。其时法令之峻、网罗之密，令人难以周防。

伯衡之死是否还有他因？士不为君用，一直是洪武大忌。伯衡以警敏之性当深察其理，所以不复固辞处州教授之任。其时刘基、宋濂、高启墓已冢矣，伯衡凄凉景状可想。对于生死，他态度旷达。《祭许祭酒文》：“人生一世，盛衰戚休，虽云异境，自达人而观之，均梦幻与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荣，则失吾志也，又岂吾病？”君子作达，不损至性，虽死不顾惜。这样看来，他身上多有“二苏”豪气，不善藏身，与高启俱龙性难驯，以至罹祸。

遭逢末世是人生不幸，生于太平，身罹网罗，不幸亦甚。伯衡以诗为“文之精”，绝异视诗“馀事”者。今所传寥寥，深究缘故，令人叹惜！

第六节 王袆沉雅明洁之诗

王袆，字子充，义乌人。师黄溍，深为器重。上书言政，时宰嫌之，危素、段天祐等十二人荐于朝，不报，归隐山中。朱元璋征署中书省掾。至正二十一年冬征江西，进《平江西颂》。朱元璋曰：“吾固知浙东有二儒者，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洪武元年出判漳州。明年任《元史》总裁，史成多任其劳。六月，拜翰林待制。五年奉使云南，谕梁王君臣归化。蒙古使至，迫梁王杀明使。六年十二月死难，年五十二。建文元年谥文节，明文臣有谥始此。正统中改谥忠文。有《王忠文集》二十四卷等集。一、诗风三变

王袆文章“醇朴宏肆，有宋人轨范”，诗不以宋为宗，然明洁纯雅，与文相通。宋濂《王忠文后集序》称其文凡三变：“颇观其幼时所为文，幅程广而运化弘，光焰奕奕起诸公间”，“及齿逾弱龄，辄出游浙东西，复渡江涉淮，历齐鲁之墟，至燕代而休焉。所见乔岳长河，摩日月而荡云烟，精神翕然与之冥会。故其为文，波浪涌而鱼龙张，风霆流而雨雹集，五采竞明而十日并照”，“于是退藏重山密林中，愈沉酣于古而密体于方今，凡天人之理，性命之奥，皆肆其玄览，而养厥灵淳，其学遂底于成，而年亦已逾四十矣。故其为文浑然天成，而条理弗爽，使人挹之而逾深，味之而弗竭，其平日华绮豪放之习，至是刊落殆尽。”《四库提要》云：“可谓知袆之深矣。”王袆诗前后变化相类。《王忠文集》录诗三卷，数量不多，大抵早年恃才自放，不可羁绁；纵游南北，气象沉雄；四十以后明洁纯雅。

生于乱世，空有满腹学识、一腔热情，王袆内心积郁的痛楚难以融化，诗中淋漓渲泻悲情：凤皇无竹食，无以充朝饥。麒麟遇畋夫，乃比麕与麋。君子负道德，不遇将奚为？所以鲁中叟，终身竟栖栖。（《杂诗》其七）终朝饮醇酒，举杯易成醉。终日读古书，抚卷不成寐。义理一何深，岁月一何驶。功名实外物，山林乃吾事。昨夜西山云，秋雨生爽气。笑指二尺檠，终当勿相弃。（《杂赋》其六）

诗人坐观星河，蹙然不乐，《夜坐拟古》二首其一：“新月如弓弯，流星如箭长。惜哉弓不弦，况乃箭无铓。借问羽林军，何以射天狼？”补天乏术，难免消沉。世喜吟弄的风花雪月、男欢女爱，在王袆集中很难找到影子。扫平祸乱，理想遥远，他不得已抱独守残，《感兴》其四：“女贫适人难，士穷事人易”，“出门慎其随，大易著深义。所以古达人，隐约居乱世。我怀管幼安，高风邈难继。”

王袆纵游南北，《长安杂诗》十首感怀古今，如：我行咸阳野，但见多坟茔。大者王与侯，小者犹公卿。隧前无碑碣，莫得知姓名。想当在世日，贵富臻显荣。赏罚自其口，语出神鬼惊。焉知百岁后，泯然无所称。累累一抔土，仅与蚁垤并。圣否共堙没，后人为伤情。（其二）人生百年中，穷通无定迹。譬如风前花，荣谢亦顷刻。当时牧羊竖，尊贵今谁敌？憔悴种瓜翁，乃是封侯客。丈夫苟得时，粪土成拱璧。一朝恩宠衰，黄金失颜色。古昔谅皆然，今我何叹息。（其十）“悲咽”不让刘基。所作乐府大都平实真切。如《五禽言次王季野》其一：“力作力作，人言田家乐，谁识田家苦？养蚕一百筐，种田一百亩。田蚕非无收，不了输官府。”《筑城谣》：“朝筑城，暮筑城，筑城欲高高辄崩。江南五月盛霖雨，随崩随筑人人苦。大家筑城多卖田，小家卖产来助钱。朝筑一寸暮一尺，尽是齐民膏血积。争道城高可防贼，民力已穷何所益？”俞汝成评云：“忠文诗平易切实。”

王袆顺命，年未四十。宋濂说他年逾四十学底于成，豪华之习刊落殆尽。看来王袆文章萃于醇雅，不止是学底于成的结果，还因遭遇之变。其诗趋于宏雅沉稳：入得秦州境，川原生意多。春田无旷土，雪水有深波。鹃韵兼鹦鹉，驴纲带驼。州侯有佳政，五袴竞闻歌。（《秦州道中书所见简袁同知》）方期竭鄙能，忽尔蒙严遣。左迁责己轻，西迈程颇远。得灾或无妄，止谤在不辨。洪造本至仁，薄命信多蹇。渡江心摇摇，恋阙情宛宛。行矣复何言，赐环谅非晚。（《庚戌七月十五日离南京作》）

前诗与《长安杂咏》风格迥异。后诗洪武三年遭遣所作，无怨怼语。前此二年出判漳州，曾赋《临漳杂诗十首》，其七：“是处方言别，漳南觉更强。儿童皆唤囝，男女总称郎。不雨犹穿屐，因暄尽佩香。人人牙齿紫，尽为嚼槟榔。”其十：“郡署经年久，吾来为一新。重门森画戟，别驾俨朱轮。榕叶轩阴晚，梅花阁气春。只怜去国远，为政愧能循。”时南闽初平，政暇吟咏土风，饶有姿态。徐泰《诗谈》：“子充诗亦纯雅。”就王袆三变之诗言，“纯雅”之评十分准确。二、体制明洁《静志居诗话》卷二：“子充文，脱去元人冗沓之病，体制明洁，当在景濂之右。惟诗亦然。”王袆注重“平易切实”，炼意、炼句以蕲浑成，简净意丰，从而形成明洁的诗歌艺术。《次韵友人山居秋日，就述鄙怀八首》：山居亦何乐，所乐在泉石。盘桓抚松桂，兹乐岂易得？白云如飞鸿，过眼时历历。俯仰天地间，孤踪寄幽僻。（其六）天下兵未息，何当骋予怀。富贵非可待，少壮岂重来？百年亦偶尔，千哉真悠哉。惟应抱遗经，独立山岩隈。（其八）

宋濂、苏伯衡、胡翰诗须联篇以观，气盛言昌，摘句往往难尽高妙。王袆不然，有篇有句。如《吴门怀友人》：“江南春似海，客底日如年。”《京城春夜漫兴》：“春来天上浑无迹，月到花间似有痕。”《次韵高仲原钱唐寒食》“芳草自生兵后地，画船犹醉雨馀天。”《桐庐州中》“野果青包垂个个，水禽白羽去双双。”皆一时佳句，得锻炼之致。

王袆大篇亦力求简净明畅。《国宾黄先生之官义乌主簿，因赋诗奉赠，义乌乃仆乡邑，故为语不觉其过多，然眷眷之情溢于辞矣》计一千零三十字，摘中段数句如：“先庐在县北，栋宇就倾颓。老桂当北堂，高槐荫前扉。顷者处州军，肆暴如狼罴。毁我西南轩，以作军营围。吾母飒垂白，独在其中居。不知风雨夕，何以庇其躯？”末段数句如：“自我去乡里，三载于今兹。学殖反荒落，宦业亦何裨？惟赢髭与鬓，星星总成丝。未续《归田赋》，空诵《陟岵》诗。今晨送君别，令我惨不怡。奈此臂不羽，不得从君归。山川岂辽邈，梦魂庶相随。新寒入绤，别袂风披披。”当然，明洁不意味不以文为诗，这首五言古抵得上一篇送序。《长安杂诗》、《允载章生归括苍，赋诗四十韵赠别》多发议论，稍嫌冗沓。但我们还应从另一角度来审视它，诗家应有此一格。

王袆与宋濂并称一代文宗，开明文先河。所作《文训》与宋濂《文原》被后世推为正宗法门。其诗对浙诗也有一定的意义，俞汝成称首倡浙东，功不可没。王袆遗骨滇南，卒世还早于刘基二年。其实，即使生还，又能如何？宋濂犹不免于难，以王袆用世甚切的心态以推，恐难独完。

第七节 张孟兼肆笔奇宕之诗

张孟兼名丁，以字行，浦江人。少有俊才，涉猎经史，为乡里所称，然侃侃自许，负气傲睨，好面讦人。洪武三年征修《元史》。授国子学录，历礼部主事，迁太常司丞。刘基喜称说孟兼文，侍帝侧曰：“当今文章第一，舆论所属，实在翰林学士臣濂，华夷无间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让。又次即太常丞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气烨然。”

乱世每多生桀傲之士，忽忽若狂，行止为世不喜，而究其才学性情，大都非浅薄辈。孟兼元末筑白石山房，既非专乐林野，故身在江湖而心系当世。当朱明征用时，思展夙志。郑渊《跋张孟兼白石山房诗卷》：“其志岂欲隐哉？盖欲养其所学，以适当世之用耳。方今明良相逢，千载一时，孟兼负其所学，幡然而起。”孟兼自太常出山西按察佥事，纠擿豪猾无所贷。迁山东按察副使。钟山僧吴印，洪武九年选授山东布政使，宠遇甚厚。孟兼颇轻之，吴印劾孟兼陵侮，复请去官避其横。朱元璋怒斥孟兼“小人”，曰：“彼乃敢与我抗耶！”逮赴京师，命卫士捽发捶击几死，弃市，时洪武十年七月。既杀孟兼，诏吴印曰：“吾除尔害矣，善为之。”苏伯衡劝说孟兼“刚柔兼用”，终不能听。诗文传世有《白石山房逸稿》二卷。

元代，汉人士子民族抵牾情绪不绝如缕。迨元衰，“夷夏大防”观念再兴。孟兼怀此意识，推重宋遗民唐珏、谢翱、谢枋得，惧时代久远，其事湮没，遂为谢翱《西台恸哭记》、《冬青树引别玉潜》作注，作《唐珏传》。《释冬青树引别玉潜后跋》署时“丙午正月十日”，即至正二十六年。时元王朝行将朽木，孟兼力辩宋遗民事迹节义，蕴含深意。

作为一代狂士的表率，孟兼诗笔纵横。惜《逸稿》录诗一卷，多入明所作，难尽见元末心志。入明诗犹存豪气。《寄桃源郑征士》十四首，不阡不陌，大有奇气：沉忧岂相仍，浩然乐幽栖。山空夜花落，木密春鸟啼。我厌朝市居，揽衣起闻鸡。（《鸡字》）揽衣起闻鸡，寤寐恒展转。怀亲念已频，觐主颜觉腼。欲寻旧篱落，听吠山家犬。（《犬字》）听吠山家犬，烟霞故深窈。上拂穹宇高，下俯人寰小。泠然风露凉，落月林开晓。（《晓字》）落月林开晓，白云散幽舍。翩翩笙鹤回，井井神仙下。中有好修人，浩歌美清夜。（《夜字》）飞流落晴空，青云上可攀。念子冰雪姿，愧我尘土颜。长歌采芝曲，白云满前山。（《山字》）汩汩来何自，泉鸣昼寂寞。春暖涧草生，鸟弄林花落。山人盍归来，为伴林间鹤。（《鹤字》）为伴林间鹤，松老枝叶繁。石烂不复觉，丹成竟忘言。幽响亦何处，云萝自啼猿。（《猿字》）

自序：“予往山中时，赋诗寄桃源郑征士，有云：‘桑麻别境仍鸡犬，晓夜空山自鹤猿。’今来江左，每怀旧趣而不可得。乃以二句析之为韵，赋古体十四首。”方孝孺《张孟兼传》载：孟兼语宋濂：“先生曷不于上前荐我？”宋濂亦才之，会召孟兼，朱元璋熟视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进乃可耳，毋骤也。”这段文字留给人的印象是孟兼汲汲功利。检《逸稿》，卷上《题义门》：“丁兹受知圣天子，致荣膴，累显官。”孝孺似有所据。但应指出，孟兼非名利之徒，不谐于世，不畏强御，即是明证。宋濂《送部使者张君之官山西宪府序》：“天地正气，缊轮囷，不折不回，行乎太虚”，“在人受之，则为刚烈之士。刚烈之士，贵势莫能加，威力不能变。”孟兼仕明未改桀傲之性，不愿混同流俗，《寄桃源郑征士》十四首亦是明证。所谓“我厌朝市居”，绝非矫情，长期在山林养成的野性，使他不禁高歌“山人盍归来，为伴林间鹤”。詹同因云“谁谓野鹤姿，从心自饮啄。一落樊笼间，清梦绕岩壑”。惜志未遂，即及于朱元璋暴虐之难。

为才所累，乃至杀身，孟兼遭际近于祢衡。恃才自放是狂士故态，或责之不已，然实非病。孟兼诗沉丽奇美，在越中派稍见独异。《赋得可怜人度可怜宵》：“花房遣梦化为蜜，醒时不见蝴蝶飞。”颇见才情。《展闻人先生墓》：“十年灯火人何在，一代文章事已非”，“伤情更有山阳笛，吹彻梅花未忍归。”感人肺腑。《漫兴》：“梨花半开夜雨催，无奈李花如雪堆。门前美人不见来，东风杨柳吹千回。”别具情致。《登聚宝山分韵得春字》：“江山如好客，花鸟故馀春。”诵之神摇。《四库提要》：“基称宋濂第一，而己居其次，又其次即孟兼。今虽不暏其全集，而即二卷以观，其诗文温雅清丽，具有体裁，而龙骧虎步之气，亦隐然不可遏抑，接迹二人，良足骖驾。基虽一时之论，即以为定评可矣。”

第八节 越中派殿军方孝孺

前一首为明代大儒方孝孺《绝命词》。后一首为其弟方孝友《临刑》诗，黄绾《石龙集》：“文庙召先生草诏，不屈，亲属皆面缚就戮。先生目之，不觉泪下，孝友乃吟一绝。”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人。斋名逊志，蜀献王更曰正学。洪武初侍父克勤游宦，历览周公、孔子庙宅，问陋巷、舞雩所在，有志于学，亲炙宋濂。二十五年，授汉中教授。建文召授翰林侍讲，建文二年改文学博士。建文四年，朱棣命草即位诏，不屈死，夷其族，年四十六。其气节、学问、文章在明史上值得大书一笔，诗同样值得关注。作为越中派殿军，其死直接关系到诗派存续。明诗与士人气节互为倚重，故其死也关涉到一代诗史风貌。一、潜溪门人再倡复古

孝孺生于至正十七年，时宋濂年四十八。他天姿聪慧，六岁作《题山水隐者》：“栋宇参差逼翠微，路通犹恐世人知。等闲识得东风面，卧看白云初起时。”克勤学宗朱子，因此不难理解“等闲识得东风面”之句来由。孝孺十二岁下笔千言立就，乡人呼“小韩子”。年十五读宋濂文章，慨然向慕。幸运的是，洪武九年在京得到拜谒机会。宋濂一见爱之，曰：“喧啾百鸟中，见此孤凤。”馆置左右，悉心授经史。“空印案”起，克勤被诬，旋殁。孝孺扶柩归。翌年，宋濂致仕，讲学东明书院。孝孺来学，十三年秋归省祖母，宋濂赋诗“勖以远大之业”，《送方生还宁海》诗序：“以近代言之，欧阳少师、苏长公辈姑置未论，自馀诸子与之角逐于文艺之场，不识孰为后而孰为先也。予今为此说，人必疑予之过情。后二十馀年，当信其为知言，而称许生者非过也。虽然，予之所许于生者，宁独文哉！”诗云：“岂知万毛牛，难媲一角麟。古今二千载，有如星在辰。”这类赞说自非老眼昏花，胡乱感喟。第二年，宋濂流放。孝孺作《吁天文》，愿输己寿以延师龄。闻宋濂卒，久恸不已。《祭太史公七首》其四：“顾余小子，寡闻不肖。兹粗有知，实公之教。”其四：“晚遇小子，自贺有得”，“恸哭山中，忽复十年。”其五：“而庶几可以报公者，习其所闻，以求不负乎明训；行其所得，以冀有益于黎元。”孝孺问学浦江，复从胡翰、苏伯衡游，与义门郑氏诸子交好，谈学赋诗。他承金华之学，上溯程、朱，追踪周、孔，讲求用世，不屑拘守训诂章句。宋濂之后，一世大儒首推孝孺，时人目之“读书种子”。惜早卒，学问未知止境。在他身后，金华之学中绝。永乐中号名儒者，鲜能如其有根柢与独立之见。所谓“读书种子绝矣”，殆非虚语。

孝孺论诗绝句《谈诗五首》其一：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

举世宗李、杜，最醒目的时代背景就是明初日炽的宗唐风气。孝孺指出世尊李、杜，却鲜知李、杜祖述《风》、《雅》，可谓不知本原，从而提倡风雅之遗。这一口号不是新发明，而是近承宋濂等人的复古见解。尽管如此，仍具新义。越中派初兴，厌诗坛靡弱，昌言复古。派中重要人物赴朱明征召，诗应时而变，一定程度上偏离最初的复古主张。洪武中，宗唐与颂圣合流，诗坛复有不振之象，豪放者或空疏叫嚣，宏丽者或浮华虚饰，摹拟者或拘泥声律。在此情形下，孝孺再祭复古大旗，目的不仅在振兴越中派，更在挽回颓风。其复古尤可注意者为昌言诗有本。《谈诗五首》其三：发挥道德乃成文，枝叶何曾离本根。末俗竞工繁缛体，千秋精意与谁论？

批评末俗文辞为工，强调诗有“本根”，“发挥道德”。这也就是主于诗文一理，不离要道。《时习斋诗集序》指出诗“道情志”，《诗》为“诗之本”，风、雅、颂“诗之体”，赋、比、兴“诗之法”，褒贬讽刺“诗之义”，“大而明天地之理，辩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汇纲常之正者，诗之所以为道也”。序还提及早年自矜俪偶之工、富艳之能，及今反视，“则惕息而大惭，抑塞而不宁。兴之所触，欲有所云，辄仰观霄汉，竟日不能作一语。何者？怪曩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复然也”。“诗者，文之成音”云云，即胡翰、苏伯衡所说“文之精”；诗之“本”、“体”、“法”、“义”云云，亦宋濂诸子元末所论诗道。孝孺自悔少作，殆得力诸子之教。《刘氏诗序》复指出道不明是诗道衰落的根本原因，惟明道始可言诗：“近世之诗，大异于古。工兴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于华而不实；务奇巧者，窘乎声律之中，其弊至于拘而无味。或以简淡为高，或以繁艳为美，要之皆非也”，“苟出乎道，有益于教，而不失其法，则可以为诗矣。于世教无补焉，兴趣极乎幽闲，声律极乎精协，简而止乎数十言，繁而至于数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为诗哉！”《答张廷璧》再三说诗诵之不见其辞，惟见其理，其味无穷；“有道”方可称奇，夸炫奇丽不过浅陋娱目之具；诗“有道”，发乎自然，“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大抵承师说，时出精见，有其师辈未详言者。

越中派传至孝孺，发生一个曲折回流的变化：从复古倡导风雅之遗，到馆阁颂圣，再到复倡复古。前后两次祭起复古大纛动因相近，但时代已迥然有别。宋濂、刘基因元末诗风靡弱而倡复古，方孝孺、王绅因洪武中叶后诗风不振再倡之。而元末诗风不振是由沉溺自适、不关心现实，或夸逞才慧、斗巧争丽造成的；明初诗风不振则是由迫于重典、不敢触及现实，或糊心眯目、附丽唐音造成的。二、宋时诗律亦无俦《谈诗五首》其二：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

宋濂诸子承金华馀风，推尊方凤、谢翱，对朱熹也时有称赏。由于集力复古，转移唐音，未详论宗宋这一话题。孝孺始大力批评时人尊唐贬宋。这首绝句指出两宋文章追配东西周，诗亦有唐人未到处。“昆仑派”喻说宋诗本源于《诗》，世人不论“有本”、“有道”，却讪笑其非正派。这与他所论深探《风》、《雅》之源是一致的。斥责宋诗者，往往称赞元人祖唐，元诗四大家远超轶宋人。《谈诗五首》其四驳云：天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诋熙丰作后尘。

游潜《梦蕉诗话》：“宋诗不及于唐，固也。或者矮观声吠，并谓不及于元，是可笑欤！”并引此说“祖字上便正学立论尺寸”。在孝孺眼里，宋诗“有本”，甚至比唐诗更得《诗》正传。当然他不鄙薄唐人，称杜、韩“皆深于诗”。究其本意，在于辩明诗必“有道”，而非文辞之工、声韵之美。

尚宋，与孝孺论学互为表里。都穆称道宋人欧、梅、苏、黄、范、陆之诗，《南濠诗话》卷上引述“前宋文章配两周”、“天历诸公制作新”二首评云：“非具正法眼者，乌能道此！”稍曲解孝孺原意。《静志居诗话》卷五谓孝孺“实与大苏相埒”，更引“举世皆宗李杜诗”、“前宋文章配两周”、“天历诸公著作新”三首说“其意盖瓣香东坡居士也”。亦不免偏误。孝孺瓣香的宋人乃朱熹，而非大苏，或欧、梅、黄、范、陆。他幼承庭训，对朱学及宋儒之诗多有所好，后师宋濂、胡翰，上溯程、朱，远追周、孔。其所谓道统，乃自周、孔至程、朱，再到金华之儒。林右《逊志斋集序》：“吾友方君希直奋然而起曰：‘是岂足以为学？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贼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学为学，贼其身者也。’发言持论，一本于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来未始见也。”论学、论诗如此，无怪乎他推重宋诗，以为诗家正传了。《读朱子感兴诗》：《三百篇》后无诗矣。非无诗也，有之而不得诗之道，虽谓之无，亦可也。夫《诗》所以列于《五经》者，岂章句之云哉？盖有增乎纲常之重，关乎治乱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非知道者，孰能为之？人孰不为诗也，而不知道，岂吾所谓诗哉？呜呼！若朱子《感兴》二十篇之作，斯可谓诗也已。其于性命之理昭矣，其于天地之道著矣，其于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系之于《三百篇》，吾知其功无愧。虽谓《三百篇》之后未尝无诗，亦可也。

诗家讥宋诗尚说理、少滋味，孝孺则说宋诗合《诗》旨。称之道学家诗论也好，文章家诗论也好，其自有道理。后来公安派袁宏道、浙诗派黄宗羲、吴之振都推重宋诗，钱谦益、王士禛、汪琬也提倡过宋诗。公安派、浙诗派对宋诗的体认与宗宋意图，与孝孺有相近处，但也极相远。三、合文道为一之诗

孝孺殉节后，文禁甚严。门人王稌藏弆遗稿，宣德后才稍流布。传世《逊志斋集》二十四卷，末二卷录诗，篇帙亦富。孝孺是越中派殿军，世共知其明文大家，多未识其诗卓然一代名家。

朱元璋政治弊端，洪武中已显露无遗。孝孺时刻不忘儒者本色，直面现实，踧然而忧。《杂诫》列出三十八章治世修身之则。第二章：“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义也。”感于当世重典所发。第九章复述此意：“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后世之禁民也，严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为迂，孰迂也哉！”提出化民为本，不当禁民为策。第三十章指出儒者之学当贵，帝王视同艺者之流，识见短浅。洪武间文士无用论甚嚣尘上，孝孺既不满于此，又不满儒士以艺者自居。第三十六章：“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学之弊也，使学者尚文。”《九箴·正学》：“古学务实，体立用随，始诸身心，验于设施。后世失之，攻乎文艺，观听是娱，道德是弃。”《越巫》、《吴士》是两篇有趣的文字，自题云：“右《越巫》、《吴士》二篇。余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岂不惑哉！游吴越间，客谈二事类之，书以为世戒。”《吴士》讽刺吴中士子不务实而夸言知兵，《越巫》表面上批评弄虚作假，讲一段趣事以为世戒，实另有深层用意。从红巾军起事到朱明建立，巫术之风甚炽。李善长、胡惟庸迫害刘基，都以此为口实，高启之死也与望气说有关。孝孺为破除不经之习，借寓言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逊志斋集》前八卷《杂录》多谈治世修身之道，大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对一个有强烈成圣追求的诗人来说，现实很难让他安于点缀升平。孝孺诗或寄托心志，或凭吊古今，或披露现实，皆有为而发。《闲居感怀十七首》与闲吟风月相去绝远：我非今世人，空怀今世忧。所忧谅无他，慨想禹九州。商君以为秦，周公以为周。哀哉万年后，谁为斯民谋？（其八）道丧学术敝，士心日污卑。跻扳得斗禄，宁使节行隳。古人安分义，卿相有不为。栖栖粪土中，困处固其宜。（其十二）俗士不知道，喜以异自雄。安知名世者，固与常人同。圣贤尽其常，纵浪礼义中。何须骛神变，惝恍惊群聋。（其十三）

对于“我非今世人”，乡愿辈会给他加上矫激的恶谥，难免清醒反为罪，混沌反得乐。若称孝孺狷者，他亦不认同。盖道不行，发为激切之辞。诗人风骨自异，不苟同流俗，《栽柏》写高远之思：“迂拙乖世用，每蕴无穷思。取效非目前，远与千载期”，“清庙严洁地，圣灵会于斯。岂无杞柳辈，不足当阶墀”，“百年必合抱，根深柯叶滋”，“岂特傲寒暑，将堪阅兴衰。”宁为翠柏，无蕲速成，可见“志士用心”。其人、其诗、其学互为注脚。这类诗正是他追求的合于风雅遗意的“有本”之作。《蕨萁行》、《海米行》、《潼关》，关注现实民生，多风戒之意。《蕨萁行》：并海饥民千百数，携锄上山山土。蕨根已尽不休，力绝筋疲未言苦。屋头五日无炊烟，十步九却行不前。全家性命系朝莫，弱子假息阿母眠。昨日蕨仅盈斗，今日蕨根不满手。但凭蕨保馀生，再拜青山感恩厚。青山青山尔勿猜，明朝未死携锄来。

所绘饥民掘蕨的场景，并非发生在乱世，而是在朱元璋自诩万民安乐的洪武王朝。“再拜青山感恩厚”，饥民感激的不是朱皇帝，而是救民一命的青山。青山无语，孝孺感想何如？“青山青山尔勿猜”，语极沉痛。《海米行》同样披露与“太平盛世”不协调的一幕：海边有草名海米，大非蓬蒿小非荠。妇女携篮昼作群，采掇仍于海中洗。归来涤釜烧松枝，煮米为饭充朝饥。莫辞苦涩不下咽，性命聊假须臾时。皇天不仁我当死，况乃催科急如矢。来牟拟作日月期，欲保馀生更徯尔。呜呼弃止不复陈，椎牛酣酒为何人？

法令峻严，官吏以催科为务，急于求功，不顾百姓死活，天灾人祸频仍。这凄惨的景象真实反映了明初历史的另一面。也许有人会说何代无灾异，不必凭据一些诗句论定其世。所谓史有讳忌，有曲笔，洪武史官迫于威劫，未必敢直书，诗人不必然。以孝孺诗对观当时史乘及太平颂章，不胜惊心之感。这些诗弥补了越中派入明空疏之病，体现了复古的精神与价值。

胆识是真正诗人不可或缺的。孝孺敢于批评现实，咏史每借古讽今。《淮阴》有云：丈夫何乃为假王，至今遗恨令人伤。漂母一饭千金偿，解衣推食那敢忘。相君之背贵莫量，蒯生此语无忠良。慎弗出口遭吾撞，歌风帝子归故乡。思得勇士守四方，胡为鸟尽良弓藏？

鸟尽弓藏，古今无异。漂母一饭之恩，韩信犹不忘，而韩信之功，刘氏竟不能报。刘邦高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成一句空话。明初屠戮功臣，相比汉初有过之而无不及，胡惟庸、蓝玉二案杀戮惨酷，即如文臣宋濂等，也未逃脱时厄。孝孺从残酷的现实与其师宋濂那里读到鸟尽弓藏的历史含义。令他忧心不已的还有当国家再需勇士守四方时，又何处去求呢？《歌风台》即述此意：“古来世事无不然，稍稍功成忘险阻。荒祠古庙名歌台，前人已尽今人哀。感激悲歌下台去，断碑春雨生莓苔。”歌风台在沛县，立石篆刻刘邦《大风歌》。“古来”二句反思深刻。如果说汉初鸟尽弓藏与吕后大有关系，明初屠戮功臣是何人所为？诗人歌此，非是不忠。

孝孺擅长古体，《逊志斋集》卷二十四所收近体也多足观者，绝句称擅场，颇见学宋之得。五律《催菊》、《代菊答》一问一答，富有思致，后诗有“但能娱晚节，何必媚重阳”之句，高旷性情与铮铮气骨历历可睹。诗人不屑闲吟风月，绝句每有为而作。《书事》：伏枕三旬不整冠，梦魂时复对金銮。忽闻盛事披衣坐，今日朝廷立谏官。

卧病已久，“梦魂时复对金銮”似向世人表明“三旬不整冠”的由来。到底什么“盛事”使他忧思顿解，原来“今日朝廷立谏官”。谏官立制是明初的一件大事，孝孺无从知道近三百年明史上谏官所起的作用，但他看到谏官设立能缓解一时政治危机，倍感欣慰。《二月十四日书事二首》其二：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

这首诗写作原因似很简单，即“天子看书召讲官”，但这在孝孺眼里却大有深意。他渴望礼义治天下，建文帝看书召讲官使他看到光明，充满憧憬。孝孺吟咏每不堕空虚。《买臣妻墓》：青草池边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宁嘱付人间妇，自古糟糠合到头。

相传汉人朱买臣妻不耐贫寒请去，及买臣富贵，羞愧死。后人赋咏累出，这首绝句甚佳，雷燮《南谷诗话》卷中评云：“理到词达，厚伦理，正风化，非徒道出前人所未道者也。”《二乔观书》：深闺睡起读兵书，窈窕丰姿若个谁。千古《周南》风化本，晚凉何不诵《关雎》？

元季诗人题咏《二乔观兵书图》，各出己意，杨维祯《二乔观书图》、高启《二乔观兵书图》脍炙人口。易代后硝烟渐散，作者日稀。孝孺吟咏“晚凉何不诵《关雎》”，寓含礼义治天下的理想，不可视为迂腐。

作为明代最早大力倡宋诗者，孝孺创作深受宋诗，尤其是朱熹的影响。《书事》、《买臣妻墓》、《二乔观书》、《鹦鹉》、《羲之笼鹅图》绝句，富有理趣。古体时亦如此。《追次朱子春怀诗韵》感悟自然，抒写体道之趣。作为越中派殿军，所作无论尚用，还是尚理，都继承了宋濂诸子的传统。不过，他走出诗派一度难以逾越的颂圣“怪圈”，为诗派重新注入生机活力。提倡宋诗，也可视作诗派在历史新环境下的一种创新。

孝孺还传承宋濂的以文为诗。《杂诗四首》议论精深，对观《杂录》之文，可领略相得益彰之妙。《二禽咏》、《讯疟》善于譬喻说理，寄意亦深，不当斥为游戏之笔。

靖难夺去孝孺的生命，也改变了一个诗派的命运。朱棣深恶孝孺及其门人固执，厌用浙人，而不次擢用江右士人，江右之诗遂独盛。伴随越中派衰落，还有“读书种子”的中绝，明初学术之变，孝孺之死亦是分水岭。

馀论：越中派诗史意义

文学史上流派兴衰是常见的现象，应着事物有盛有衰的道理。每一个诗派的衰落都有具体的原因与内涵。越中派兴于正至初，衰于永乐初。准确地说，在宋濂、胡翰卒后就已显露衰迹。如果说王袆之死还是意外的话，刘基之死不能说全是意外。宋濂致仕后，越中诗人往昔聚首金陵、雍雍风雅局面已不复。迨胡、宋相继殁，衰颓不可挽。诗派重要人物的凋零大都与明初政治关联甚密。细加区别，盖有三种情况：死于朱元璋反复无常，滥施重典，如宋濂、苏伯衡、许元等；负性而刚，死于权臣宠幸掎扢，如张孟兼、吴沉等；持重气节，死于靖难之变，如方孝孺，也包括楼琏。诗人的非正常死亡，构成诗派衰落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最早与朱元璋合作，对明朝创立颇有功绩的诗派，它的命运并不比吴中派幸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越中派在明诗史上的意义，简括如下：

一是元末振起诗坛，关心世运，倡导复古，对吟风弄影、藻缋夸炫习气进行尖锐的批判。与吴中派共同促生一时复古大潮，革新了一代诗风，为明诗的繁荣奠立基础，并对明代文学复古运动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是提出诗与世运“迭为盛衰”，创作应运而变，开启有明一代文学气象。“台阁之体”之倡，为台阁派导夫先路。《列朝诗集小传》盛推江右派刘崧、陈谟的功绩，不免忽视了越中派的作用。

三是诗歌尚理、尚气、尚用，自成一家言。从体裁上说，越中派古体、歌行及乐府成就最著。刘基乐府独树一帜，歌行成就，后来七子派未能过之。从诗风上说，上接宋、元儒者之诗，下开阳明一派。至于以文为诗的习气，毕竟是诗家一格，不当以沧浪诗说黜之。

四是对浙诗的贡献。黄宗羲、厉鹗鼓吹浙诗，形成清浙诗派，其诗学、创作与越中派不相同，但其间也不是没有联系。就尚奇这一点，清浙诗派渊源有自。顺便指出，越中派古文、学术亦对浙派深有影响。宋濂、王袆被黄宗羲推为古文正宗。从金华之学到阳明之学，再到蕺山之学、浙东史学，其间传承关系相当明显。越中派与清代浙派的关系极其复杂，需要专门的探讨，此不赘说。

越中派诗歌不像唐诗那样以滋味见长，其弊端简言之，理气过重，以文为诗，一些作品流于枯槁，缺乏生趣，且有冗沓之习，颂圣则时嫌空疏。任何一个诗派都有短有长，求全责备，不是一种客观的批评态度。所以，对越中派不必苛求其全。

第三章 吴中派

初明诗坛，江浙为盛，吴中、越中派双峰并峙。吴中派之说最早出现于何时，未有定论。与浙派多指画派一样，吴中派也或指画派。吴中诗派之说较早见于成化间陈完《仲兄醒庵先生墓志铭》：“有吴诗派，高杨张徐。沨沨之音，鸣于国初。殷敦周匜，以变于古。卓乎醒庵，膺绍其武。”其后，胡应麟提出“吴中诗派昉于高启”。然吴中派一词仍未有定说。明末清初，或用来统称吴中明诗。如嘉兴沈进说：“吴中诗派，自高季迪倡之，风华整丽，克兼唐、宋、元人之长。其后刘昌谟辈，渐流入姚冶。吴源博、王济之返之于理，遂类宋诗。沈启南能以澹宕出之，尤为拔俗。顾陈海士选明诗竟遗之，以其调近于宋也。昌谷既见献吉，悔其少作，然所操仍是吴音，第洗除少日浮艳字句，归于六代、三唐而已，未尝北学于献吉。献吉讥其蹊径未化，职此故欤？”尽管吴中明诗前后相关联，但为避免指称混乱与统称不确切，此以吴中派专指高启一派。它形成于元末，非为明初专有。

第一节 吴中派与北郭结社及“吴中体”

吴中山水清嘉，人文兴盛，渊源流长。吴中派传承吴中风雅。明人莫如忠《吴淞诗委序》述云：“自陆平原兄弟开其源，顾侍郎、顾著作、张步兵诸贤扬其波，迄于皇明启祚，列圣右文海内，诗道益广。时则高、杨、张、徐四子崛起，后先其所撰造，几贞观、开元之逸响，诗未亡也。”以为陆机兄弟、顾野王、顾况、张翰等肇开区域风雅。朱彝尊《张君诗序》复述及“江南音”与宋室南渡之功：“汉之《五噫》，晋之《吴声十曲》，迨宋而益以《新歌三十六》，当时至为之语曰：‘江南音，一唱直千金。’盖非列国之所能拟矣。汴宋南渡，莲社之集，《江湖》之编，传诵于士林。其后顾瑛、偶桓、徐庸所采，大半吴人之作。至于北郭十友、中吴四杰，以能诗雄视一世。降而徐迪功，颉颃于何、李，四皇甫藉甚七子之前，海内之言诗者，于吴独盛焉。”这是后来的说法。明初诗人谈及吴中诗源，推重唐代皮、陆唱和及宋人范成大。王袆《缶鸣集序》：“余尝论吴中之诗，唐有陆鲁望，宋有范致能。鲁望之诗，寄兴悠远，而其音响则骎骎已迫于晚唐；致能之诗，措辞温缛，然其格调特宋焉而已耳。在胜国时，余适吴，得陈子平诗，其为言率实而流丽，揆之陆、范，吾不知其孰先孰后也。吴之诗在元惟子平，而知者盖鲜，今吾于是复得季迪之诗焉。”称道陆、范，自是不虚。论吴中元诗，仅推陈谦一人，未尽反映百年诗坛状况。王行所说较客观，《送陈士开序》：“自宋渡南，吴为三辅近地，大夫士多侨寓者，故文物为尤盛焉。百年以来，虽洊更变迁，而彬彬之风比他郡犹不尽废。譬之多藏之室，消歇之馀，尚足副中家之假贷，盖所从来者厚矣。”谓元代人文衰落，吴中情况还算好一些。吴人张习所论尤详，弘治四年《静居集后志》：“吾吴之诗，自唐皮、陆唱和为一盛，再盛于元季。自王元俞、郑元祐、张天雨、龚子敬、陈子平、宋子虚、钱翼之、陈敬初、顾仲瑛辈，各出所长，以追匹乎古昔；继而张仲简、杜彦正、王止仲、杨孟载、高季迪、宋仲温、徐幼文、陈惟寅、丁逊学、王汝器、释道衍辈，附和而起，故极天下之盛，数诗之能，必指先屈于吴也。”诸论各具识见，亦各有短视。综之，由唐至元，吴中风雅盛况有三：晚唐皮、陆唱和，此一盛；宋人范成大著声诗坛，此再盛；元末前有陈谦、顾瑛，继有高启、杨基、徐贲等振起，此三盛。

谈及吴中派近源，有三位元末诗坛领袖引人注目：昆山顾瑛，主盟雅集，鼓吹风雅，对北郭结社多启迪之功；无锡倪瓒，淡泊名利，以诗、书、画游戏于世，与高启、张羽等为忘年友；会稽杨维祯，侨寓云间，往来吴下，吴中诗人从游者众。（二）北郭结社

吴中派形成于元至正间，始于北郭结社。高启《送唐处敬序》：余世居吴之北郭，同里之士有文行而相友善者，曰王君止仲一人而已。十馀年来，徐君幼文自毗陵，高君士敏自河南，唐君处敬自会稽，余君唐卿自永嘉，张君来仪自浔阳，各以故来居吴，而卜第适皆与余邻，于是北郭之文物遂盛矣。……然自前年士敏往云间，去年幼文往吴兴，今年处敬又将往嘉禾而仕焉。众客觞别于余舍，酒半，余戚然曰：“诸君之居吾里，诚幸矣！今去者过半，而留者犹未可羁也，然则谁终与处此乎？”

送序作于至正二十四年冬至二十五年春之间，谈及与徐贲、高逊志、唐肃、张羽等唱和北郭乃“十馀年来”之事。《送徐以文序》有相近的说法：“然十馀年间，四方之士来吴者，则亦未尝不得见焉。”关于结社，杨基《梦故人高季迪》其一：“诗社当年共颉颃，我才惭不似君长。”《衡阳逢丁泰》：“早与高徐辈（乃高季迪、徐幼文也），远慕黄初时（魏年号）。时时发警策，早为诗人知。”高、杨、徐是结社倡导者。徐贲何时来吴门，难详考之。检杨基集，《舟入蔡河怀徐幼文》：“忆初见君江浦外，七尺长身齿含贝。君年未冠复新婚，锦带吴钩紫丝佩”，“孟潴豪士渤海高（季迪也），时复峙足如鼎鼐。”徐贲生元统三年，长高启一岁。杨、徐弱冠结交，盖在至正十四年前后，此与高启“十馀年来”云云甚合，结社当在此际。

社集地点以吴城北郭为主，而不限一地。社集内容，高启《送唐处敬序》载：“余以无事，朝夕诸君间，或辩理诘义以资其学，或赓歌酬诗以通其志，或鼓琴瑟以宣堙滞之怀，或陈几筵以合宴乐之好，虽遭丧乱之方殷，处隐约之既久，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送示上人序》载偕杨基、张仪、王行、徐贲诸友数集北郭报恩寺，“每登西麓，聚落叶藉坐，探韵赋诗，抵日入鸟归乃去。寺僧好事者，亦往往拏茗抱琴来从之”。王行《跋东皋唱和卷》载：“初吴城文物，北郭为最盛。诸君子相与无虚日，凡论议笑谈，登览游适，以至于琴尊之晨，芗茗之夕，无不见诸笔墨间。”张羽《于书簏中得高吹台所寄诗遗稿》忆云：“忆昔吴苑游，文采众所推。名谈析妙理，华襟吐芳词。予时侨城北，高斋临清池。焚兰延佳月，对酒弹清丝。”诸子探韵赋诗，谈笑游适，皆可见结社之况。赋诗外，尚有论议、谈学，与一般征歌逐酒之集有别。

关于结社原因，高启《娄江吟稿序》有所揭示：“今天下崩离，征伐四出，可谓有事之时也”，“余生是时，实无其才，虽欲自奋，譬如人无坚车良马，而欲适千里之途，不亦难欤”，“若夫衡门茅屋之下，酒熟豕肥，从田夫野老相饮而醉，拊缶而歌之，亦足以适其适矣！”即乱世无所用，自放江湖，以诗为寄托。《送徐以文序》又说：“乐其相得之深，从容周旋，忘其为丧乱之时，羁穷之日也。”这是结社的主要动因，此外还有两点可注意：

一是与元代结社雅集的关系。元代社事兴于宋遗民社盟，月泉吟社甚著。元人诗社大都仿此，而旨趣不一。顾瑛倡玉山雅集，修筑佳景，广招文士，饮酒赋诗。杨基等人曾从游。玉山雅集成员关系相对松散，异于一般的诗社，但其风流俊赏在东南士林影响很大，北郭社即受玉山雅集鼓动。

二是与张士诚据吴的关系。至正十六年二月，士诚占领平江，改隆平府，继陷湖州、松江、常州诸路。明年，为摆脱与朱元璋争战的不利，主动降元，封太尉。高启、徐贲、张羽等受聘记室。余尧臣、唐肃诸子的到来与张氏政治集团有关。士诚还邀饶介为淮南行省参政。饶介招募才士，诗酒风流，高启、杨基尝客其门，同时为客者淮海秦约、诸暨姜渐、河南陆仁、会稽张宪、天台詹参、豫章陈增、金华王顺、吴陵刘胜，皆一时名士。饶介号醉樵，延诸名士赋《醉樵歌》，张简第一，赠黄金一饼；高启次之，得白金三斤；杨基又次之，犹赠金一镒。士诚及其属官雅好文学士，吴中相对承平富足，为结社提供了较适宜的土壤，故高启说虽丧乱方殷，“而优游怡愉，莫不自有所得也”。

北郭社衰落也与士诚关联甚密。至正二十三年九月，士诚自立，称吴王。诸子在失望中散去，迨明兵攻吴，不得已聚首平江。二十六年，明兵围平江，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余尧臣、王彝等人不废社集。王彝《衍师文稿序》：“至正间，余被围吴之北郭。渤海高君启、介休王君行、浔阳张君羽、郯郡徐君贲，日夕相嬉游。而方外之士得一人焉，曰道衍师”，“聚首辄啜茗坐树下，哦诗论文以为乐，顾虽祸福、死生、荣瘁之机乎其前，亦有所不问者。”兵燹令人无可逃遁，诸子惟借酒消忧，放歌作达。

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吴城陷，构成北郭社由盛到衰的根本转折点。余尧臣、杨基、徐贲解南京，旋谪临濠。高启、张羽惶恐中遁迹山林。先是唐肃二十六年内附。影响结社的重要人物饶介流放死。稍幸者，洪武元年，余尧臣授新郑簿，杨基授荥阳令，徐贲放归，摆脱近于羁囚的生活。二年，高启、谢徽征修《元史》。明年，高逊志、王彝、杜寅续修《元史》。张羽、徐贲分别归隐戴山、蜀山。

诸子幸无恙，然旧盟难复。洪武三年秋，高启自京师归，睹故旧凋散，感慨系之，与王行思修复社盟，遂有狮子林唱和，王彝、谢徽、张适与其事。兴复旧盟还受到魏观鼓动。洪武五年，魏观知苏州，以明教化、正风俗为治。建黉舍，聘周南老、王行、徐用诚定学仪，王彝、高启、张羽订经史，课绩天下最。高启、王彝感知己，助其政化一方，北郭社修复就有这样一层背景。但努力旋因魏观案付之东流。洪武七年，魏观以谋反罪名被诛。九月，高启、王彝坐罪死南京，揭开明代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幕。北郭社初有复兴之象，便化为冷寂。是年，张羽、徐贲征用；唐肃、申屠衡谪居临濠，十二月，唐肃病卒。其后数年，杨基、徐贲相继得罪死。诸子自顾不暇，社事不复再兴之几。

北郭社标志吴中派崛兴，也是诗派活动的主要坛坫。入明结社衰落，好在创作繁荣与活动兴盛与否不完全成正比，吴中派明初成就不逊元末。迨高、杨、张、徐辞世，诗派式微，后期代表诗人为王行、韩奕、王宾、道衍。道衍洪武十五年住持北平庆寿寺，后力赞靖难，朱棣论“中兴”之功，推为第一。王行洪武末牵入蓝玉案死。韩奕以目眚高蹈于世。吴中派后期诗歌活动真称得上寂寥了。

结合结社等活动，我们将吴中派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至正中到至正末。诗派崛起，在相对太平的环境中趋于兴盛。二是洪武元年到十八年张羽死。入明遭际促生创作又一高峰。高启、王彝、唐肃、杨基、徐贲、张羽相继死难，诗派走向衰落。三是洪武十九年到永乐中。诗派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王行、韩奕、王宾成就不如高、杨、张、徐。（三）北郭十友、吴中四杰之辨

明初五派，原据地域以作区分。吴中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成员不拘于一地。核心人物为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今所能见最早有关十才子的载记，是吕敏洪武十三年《题徐北郭赠道机长老惠山图》“徐幼文居姑苏北郭，时称十才子，幼文其一也”。文中仅提及徐贲一人，后世有关十子的说法多歧义。朱彝尊《徐贲传》：贲留吴时，家望齐门外，与高启、王彝、王行、宋克闾巷相接，日流连于文酒，故以北郭名其诗集。时张羽、杨基亦来吴，四方士闻之，多卜邻，于是号北郭十友。十友者：长洲宋克……昆山陈则……永嘉余尧臣……无锡吕敏……其一则释道衍也。

按照这一说法，十子指徐贲、高启、张羽、杨基、王彝、王行、宋克、陈则、余尧臣、吕敏、道衍，计之实十一人。其说盖从高启《春日怀十友诗》而来。高逊志、唐肃缘何不在列？《静志居诗话》卷五引高启《送唐处敬序》解释说：“是北郭十友，其初士敏、处敬与焉。其后徙居槜李，是以季迪怀十友诗不及也。”此说颇难自圆。如将高、唐计入，十子有十三人之多。《明史·王行传》述及十子：“初，高启家北郭，与行比邻，徐贲、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张羽、吕敏、陈则皆卜居相近，号北郭十友，又称十才子。”有高、唐，而无杨基、王彝、道衍。杨基是结社关键人物之一，将他排除在外，自难成说。以上诸说外，还另有一说。《历代诗话》卷七十三引《蓬轩吴记》：“（张适）与高季迪（启）、杨孟载（基）、张来仪（羽）、徐幼文（贲）、王止仲（行）、梁用行（时）、方以常、钱彦周、杜彦正（寅）、浦长源（源）辈结为诗社，号十才子。”所列亦十一人。

诸家歧说如此，我们很难确认北郭十友最初是哪十人。不仅十子人物难论定，何时始有十子之称也未能详。在未有具体材料可论定十子人物前，应注意以下问题：

十子之称盖出现于高逊志、唐肃、余尧臣、张羽相继来吴，即“北郭文物”兴盛之后，或在至正二十年至二十三年间，其人物大抵相对固定。杨基、高启、徐贲为诗社倡立者，无疑是十子人物。此外，高、唐、余、张当计入。余三子不详，但当不出王行、王彝、宋克、道衍四人范围。十子人物不必据高启十友诗来论定。浦源等人与高启诸子交游较晚，《蓬轩吴记》的说法不可取。至于吕敏，亦不当在十子之列。王行《送吕教谕后序》：“岁丙午，始获缔其交，而胡君之言已验。”丙午，至正二十六年。高启家北郭，与王行比邻，日相唱酬。若吕敏为十子之一，王行与定交不当如此之晚。

吴中四杰尤为诗派关键人物。四杰一般指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张习《静居集后志》：“维时张来仪先生自江右来，与高、杨、徐相友善。聚首之际，未尝不以诗为事。积之既盛，名为大家，舆论比唐之四杰。故老言不惟文才之似，而其攸终亦不相远。”据“故老言”，四杰说由来已久。后世或以王彝取代张羽，王士禛以为荒诞无征，《香祖笔记》卷四：“今观其诗，歌行拟李贺、温庭筠，殊堕恶道，馀体亦不能佳，讵能与高、杨颉颃上下乎？固知高、杨、徐、王之说，诞而无征矣。”论诗意见与王彝不合，遂有“殊堕恶道”之评。《四库提要》说王彝“诗亦尚不失风格，虽不足以胜张羽，必以为一无可取，则又太过。《香祖笔记》成于士禛晚年，诋诃过厉，时复有之，固未可据为定论矣”。辩说甚是。不过，四杰说久传人口，必以王彝易张羽，亦徒好事而已。

北郭社未有社集之编，人物难一一考证。吴中派以北郭社友为主体，汇集一批江浙诗人，重要人物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王行、高逊志、唐肃、宋克、余尧臣、王彝、吕敏、陈则、道衍、谢徽、韩奕、王宾、杜寅、张适等人。此外，王隅、丁俨、申屠衡及谢徽弟谢恭等，亦负时名，可归入诗派。二、吴中派与张士诚、朱元璋的关系及士人心态

吴中派兴衰、诗学与创作深受时代政治影响，有必要探讨其与张士诚、朱元璋的关系及士人心态。（一）与张士诚的关系

北郭结社正值鸡鸣风雨之时。吴中派哀蒙元不幸，怒其不争，然不忘中兴。杨基有“中兴绂冕皆吾徒”之语，高启有“乾枢共仰天中旋”之叹。士诚占据平江，北郭诗人自伤身陷乱离。时局很快发生变化，士诚招安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诸子疑虑，他们由此也将其与朱元璋、陈友谅区别开来。士诚拓土南抵绍兴，北逾徐州，上下二千馀里，带甲数十万。谈迁说：“时吴浙繁盛殷富，士诚骄佚无断，政在文吏。而士诚尚持重寡言，为好士，筑景贤楼、弘文馆，士无贤不肖，舆马供帐甚都，人多奔走焉。至士信柄国，疏简旧将，用参军黄敬夫、蔡彦文、叶德新，皆驽才，由是上下乖疑，莫肯用命。”史家持朱明“正统”史观，对士诚颇加毁词。其实，士诚喜延揽人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吴中对士人充满吸引力。北郭诸子对士诚怀有好感，一些人物正为所用而来吴中。或以为高启拒记室之聘，不肯入饶介幕，不免误解。高启对张氏集团的好感，具载集中。《代送饶参政还省序》称士诚治吴“天人咸和”，“厥德懋矣”，饶介辅之，“天将兴人之国”。《送蔡参军序》赞士诚“雄镇南藩，以戡乱为己任”，“方兴桓、文之业，内修外攘，以答天子之宠命”。这些看法有典型意义，体现了吴中派对张氏集团的认同：一则士诚降元，异于割据群雄，俨然中兴之望；二则吴中岁用屡登，一方安宁，远离战火。

吴中派与张氏集团的亲近关系建立在招安基础上。当这个平衡点打破时，其间关系自然发生变化。士诚复叛，张羽、徐贲等人失望而去，高启也悄然隐居江上。未遁隐者仅余尧臣、唐肃数人。（二）与朱元璋的关系

吴中派寄望元室中兴，对士诚治吴存有好感，敌视朱元璋、陈友谅。在越中派诗人纷然归命朱元璋之际，北郭诸子因政治理想不同，选择了相异的道路。明兵伐吴，诸子避兵吴城，冀得到士诚庇护，身陷围中，诗酒相游，且不乏城守之事。朱元璋流放士诚旧属，对吴中派造成巨大的冲击。高启、谢徽、王彝、高逊志迨相继征召修史，看到天下趋于太平，硝烟散去，始逐渐认同鼎革。

由于吴中派亲近士诚，朱元璋对其也持敌视态度。南北统一，政权日益稳固，所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朱元璋在惩罚吴中文人后，有意显出君临天下的大度。在这一历史语境下，吴中派获得新生。高启、谢徽都是朱元璋留意罗致的人材，洪武三年并授翰林，未几亲擢高启户部侍郎、谢徽吏部郎中。对于这段特殊经历，高启《志梦》以纪梦形式作了记录。帝王宠遇出乎意料，且难长久。朱元璋肆帝力而逆人情。吴中派则主张施仁政，顺人情。高启《送徐先生归严陵序》：“盖先王之为政，莫先于顺人情，亦莫先于厚民俗。力有所不任者，不迫之使必为，义有所可许者，必与之使有遂。”人情与君心自古难合一辙，先王之政的理想在现实中很难实现。高启、王彝竭力请归，已重忤帝意，卒罹魏观案。不幸接踵祸临，唐肃谪戍卒，杨基供役卒，徐贲下狱死，张羽投江死。申屠衡谪居临濠，思归不得，相比四杰还算幸运了。

吴中派形成于乱世，毁灭于一统时代。吴、越二派尽管政见不尽同，文论不尽合，但高启、杨基、谢徽与宋濂、胡翰、苏伯衡、王袆交情甚笃，彼此敬重。二派命运相差无几，衰落都与朱元璋密不可分。越中派努力适应时代，吴中派追求遗世独立，最终殊途同归。（三）士人心态

吴中派并非只知优游唱和而不关心世事的一群文人。他们忧世愤时，内心涌动着热血。杨基观古人事，探求成败得失，著《论鉴》十馀万言。高启编著《史要类钞》二卷，《自序》说“虽未免苟简之失，然其兴坏理乱，有切于当世者，亦具在是”。道衍和尚喜谈兵，世所共知。高启、王行、宋克亦好之，豪侠自负。高启与倪雅论兵书，穷昼夜不倦，又每挟史以评人物成败是非，考山川形势险易。宋克击剑走马，学为兵法，将北走中原从豪杰计事，道梗归。吴中派用世热情高涨，与张氏集团合作就是这一心态的外现。

吴中派所托非人，理想化为幻影。失望之馀，隐居避乱想法占居上风。屏伏林泉实不得已，高启《送二贾君序》辨析“仕”与“隐”说：“夫麒麟、凤凰，天下之瑞物也。出必当国家之治，不治而出，非瑞矣。”表白今非治世，与其上下求索不得，不若退而全身求道。他还反思“潜”、“显”之辨，谓贵乎顺时。《野潜稿序》：“当时泰，则行其道以膏泽于人民”，“时否，故全其道以自乐”，“故君子不必于潜，亦不必于显，惟其时而已尔。”杨基自号眉庵，作《眉庵记》。人之眉介于有用、无用间，眉庵之号含有深意。高启《跋眉庵记后》：“盖众体皆有役，眉安于其上，虽无有为之事，而实瞻望之所趋焉，其有类乎君子者矣。”吕敏托迹黄冠，见机知著更早。遁隐成为吴中派用世热情消退后的群体心态。

但是，在朱元璋示以宠遇时，他们却未如所说士贵顺时那样立于庙堂，反而选择匿耀伏迹畎亩，岂非自相矛盾？问题没这么简单。我们还应关注其独立于世的精神。他们不慕荣利，遗世拔俗，元末、明初皆然。高启勇退难进，《忆秦娥·感叹》：“功名骤，时人笑我真迂缪。真纡缪，不能进取，几年落后。”放归野间，他曾感慨比韩愈、苏轼幸运。昔年隐淞江，室名槎轩。洪武六年徙居，复扁槎轩于室，作《槎轩记》：“然槎虽寄于水，而无求于水。水虽能使槎，而无意于槎”，“若予，天地间一槎也”，“亦安乎天而已矣。”颂先王之道，终不肯放弃任性自然。杨基亦是，《庚戌元日立春试笔》二首其一：“富贵非吾愿，文章非我能。”其二：“贫贱何足恤，功名非可夸。”《白发》吟唱“青山识我归来意，白发消人仕宦心”，如果不是惧于峻法，也将力请辞归。他们当然不是甘为士诚所用而不甘仕明，即使在元末，与士诚的关系亦很松散，保持了独立自由人格。藏巧用拙，同样体现其遗世独立精神。王行《钝斋说》：“不钝，非君子所贵。或以不钝自许，斯钝矣。”近于高启所说人生“系命于天”。

吴中派不甘尘俗、宦网牢宠，还有着适意的追求。吴人李士明学老子法，名其室适轩。王行《适轩记》不屑世人以淡泊为适，谓适不在故求淡泊，而在与自然浑为一体。枉道辱己，卑卑求合，王行诚是弗顾。吴中派的自适旨在任情自然。高启《摸鱼儿·自适》：“这后段行藏，从天发付，何须问龟卜。”当然，在现实中获得自适还需远离喧嚣，亲近自然。所以，他们爱习静。张羽以静者居名室，高启《静者居记》说“人能静，则无适而不静”。三、“吴中体”

费经虞《雅伦》卷一拈论元明诗体共七种：“元遗山体”、“杨廉夫铁体”、“四大家体”、“李何体”、“王李体”、“中郎体”、“钟谭体”。“四大家体”释云：“明初杨基、高启、张羽、徐贲之诗。”《御定渊鉴类函》卷一百九十八《文学部七》“高杨张徐体”，即“四大家体”。吴中派诗自成一体，“四大家体”不只指四杰诗，故又可称“吴中体”。与元明诸体相比，其尚才、尚意、尚趣，独特处在于讲求格、意、趣浑成，呈现出深情自然、风神隽逸的风貌。

吴中派反思百年来元人多作七言近体之习，提倡兼采汉、魏、晋、唐。复古是时代新潮流，越中声气最盛，次推吴中，其间旨趣时异。元好问《唐诗鼓吹》专取七律，传诵甚广，赵孟推毂之，诗人纷效。王行以为元人独尚七言近体，习于便俗，古风不存，诗道日狭，由此提出追宗溯远，继承古诗传统。《柔立斋集序》：“诗亦学也，故必谨其始焉。朱子教人为诗，须先学韦、柳。韦、柳固不足以尽诗之妙，然由是而往，虽求至于三百十一篇，亦犹洒扫应对，求造夫圣贤之域，虽地位有高卑，道里有远近，往之则至，终无他岐之惑矣。”指出由韦、柳上溯《诗》乃康衢大道，元人舍之，诗道浸衰。吴中派力避专习七言近体。洪武三年，谢徽为高启作《凤台集序》：“辍而叹曰：‘四百年无此作矣！’或诮余曰：‘有是哉？子之言过欤！’曰：‘非也。夫诗，《风》、《雅》之馀。汉魏六朝而降，其法莫盛于唐。’”又说高启厌弃近世之体，取师唐人，“于是古之习俗一变”。

同是复古，越中派舍唐，吴中派尊唐。唐肃《读唐人诗作》：“一过抄诗百过吟，分明窥见古人心。八蚕结作吴王玺，五石熝成汉武金。广乐定应同韵美，尾闾只合比情深。英魂地下如堪酹，千载怜予属赏音。”道衍亦自许千载知音，《馆中公暇，读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子厚诗四首》其一：“挥洒自为乐，吟咏得真情。邈焉千载下，孰不慕高名？”其二：“有时诗兴发，高山共流水。闲澹意有馀，鲍谢焉足拟？”其三：“交游泉石间，感物自成诗。古淡岂易学，五字真五师。”其四：“寓意一于诗，出语何清妍。恨不生同世，日夕与周旋。”“真情”、“闲澹”、“古淡”、“清妍”是他对王、孟、韦、柳的评价，也是宗唐旨趣所在。吴中派学唐取法不一，在推重韦、柳上则趋一致。当然，他们不拘守唐音。王行批评拘泥声律与刻画之习，《唐律诗选序》指出诗未有一定之律，“以一定之律律之，自然盖几希矣”，后世既不得不论工拙，惟“拙而浑朴”方得自然之意，学诗可先有“规矩准绳”，从而进于“自然之地”。

洪武初，徐贲编次高启诗集，王彝撰序称其以情为诗，力矫元人“沙陲弓马”之习。《高季迪诗集序》：“然元之诗人，亦颇沉酣于沙陲弓马之风，而诗之情益泯。自返而求之古作者，独以情而为诗”，“盖诗云亡者，情欤？诗无节，则犹无情，犹无诗也。”其说通于“发于性情，止于礼义”，盖鄙蒙元不知“性情”、“礼义”，诗至恶乱。王行推许“风体”见性情之真，同时不废“雅体”，以为可见礼义之正，欲先事“风体”，再学“雅体”。诸如此类之论，有其具体历史与诗史背景。

吴中派主格、意、趣，讲求博大变化。高启《独庵集序》：“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义乖；情不达则堕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秾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越中派重用世，吴中派重适己，亦不忘世用。高启京师归来，赋咏吴中山水，洪武四年编成《姑苏杂咏》，《自序》：“因其地，想其人，求其盛衰废兴之故，不能无感焉”，“有或足以存劝戒而考得失。”南京修史，曾与宋濂等商讨历史兴废，《姑苏杂咏》也可视为其治史馀绪。

此外，吴中派远离枯寂险涩之习。高启《题高士敏辛丑集后》：“有舂容温厚之辞，无枯槁险薄之态。”虽是论文，论诗不脱是理。从吴中派创作来看，确无“枯槁险薄”之态。“吴中体”以高华隽逸为神为貌。顾起纶《国雅品》说高启“始变元季之体，首倡明初之音，发端沉郁，入趣幽远，得风人激刺微旨。故高、杨、张、徐虽并称豪华，惟季迪为最”。高启诗为“吴中体”典范，《青丘子歌》、《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辞气淋漓；《李夫人歌》、《王昭君》婉转情深；《吴趋行》、《惜花叹》隽丽多姿；《石射堋》、《池上雁》个性张扬。王袆《缶鸣集序》：“隽逸而清丽，如秋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夫蕖，不假雕饰，翛然尘外。”谢徽《缶鸣集序》：“其思致清远，则秋空素鹤，回翔欲下，而轻云霁月之连娟也。至其文采缛丽，如春花翘英，蜀锦新濯。其才气俊逸，如泰华秋隼之孤骞，昆仑八骏追风蹑电而驰也。”皆精到之论。杨基、张羽、徐贲、唐肃各具所长，大抵不离隽逸。杨基风华整丽、纵横百出，偏于秾华精巧。江朝宗《眉庵集序》：“秾丽纤蔚”，“殆有唐人风味。”《国雅品》：“才长逸荡，兴多隽永，且格高韵胜，浑然无迹。”张羽清丽自然，偏于娴雅融润。《国雅品》：“体裁精密，情喻幽深，颇似钱、郎。”徐贲气韵纵横，偏于风韵凄朗。《国雅品》：“殆如楚客丛兰，湘君芳杜，每多惆怅。”唐肃擅长简质华澹一路，戴良评曰“澹而华，质而丽，直而不倨，简而不啬”。

总之，“吴中体”高华清丽，寄兴幽远，独具风貌，异于“遗山体”之雄健苍深、“铁崖体”之艳宕新奇及后来“李何体”之高古雄放、“中郎体”之轻灵隽脱、“钟谭体”之幽深孤峭。至于弊端，较突出的一点是流于“纤巧”。徐泰《诗谈》指出杨基“时出纤巧”。吴中派之诗大都不脱此习，恃才情太过使然。

第二节 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明诗第一大家高启

高启，字季迪，号青丘子，又号槎轩，吴县人。究心群史，嗜好吟咏。张士诚据吴间，以其才华，加上饶介力荐，走上仕途非难事，然无意仕进。至正十八年后，数游吴越，乱世山水留给他的是满目凄凉。此后除应征南京外，再未远游。平江战息，他决意终老江上。《秋日江居写怀七首》其四：“终卧此乡应不憾，只忧飘泊尚难安。”担忧不久就成为现实，洪武二年被征，与宋濂、王袆、汪克宽、胡翰、宋玄僖、陶凯、陈基、曾鲁、赵汸、张文海、徐尊生、黄篪、傅恕、王锜、傅著、谢徽、赵埙等修《元史》。八月，史成，留京教功臣弟子。明年二月，授编修。七月擢户部侍郎，力辞，归而授蒙。六年，魏观重修苏州府治，高启作《郡治上梁文》。蔡本、张度等人诬魏观有异志，词连高启，翌年弃市，年仅三十九。

据周立《缶鸣集》题识，高启诗作甚富，先后有《凤台》、《吹台》、《江馆》、《青丘》、《缶鸣》、《南楼》、《姑苏》诸集，逾二千篇。张习为编《槎轩集》。景泰间，徐庸会梓《大全集》十八卷。清人金檀辑注《高青丘诗集注》，合《凫藻》文集、《扣舷》词集，刻为二十四卷。今人徐澄宇、沈北宗据此整理出版了《高青丘集》。在元明诗史上，高启是最杰出诗人之一。陈璋《大全集序》“冠于明，胜于元”，《四库提要》“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陈田《明诗纪事》“允为明三百年诗人称首”，都真实反映了高启在诗史上的地位。二、由元入明

易代本就是一个难说的话题，元明易代尤为难说。宋元与明清鼎革都直接刺激了遗民社会与遗民文学之兴。明王朝恢复汉人政权，尽管人们不多提及元遗民，但士人入明仍要面临故国与气节的双重考验。高启在易代后不愿掩饰往日一段真实感情，以为故国之思关涉气节，故在时人奔效新朝之际，保留了一些“旧朝”的思想尾巴。洪武二年南京赋《送前进士夏尚之归宜春》：凄凉庾开府，老去复如何？故国归鸿少，新朝振鹭多。菊荒应自叹，《麦秀》竟谁歌？相送堪愁思，萧萧楚水波。

诗人面对“新朝振鹭多”，菊荒自叹，质问《麦秀》谁歌，语调低沉，有所避忌，却不惮谈说故国气节，吟唱悲歌。《送前国子王助教归临川》：“去国独依依，羁臣泪满衣。梦中燕月远，望里楚山微。世变人惊老，身全诏许归。舟前枫叶落，应到故园扉。”哀元朝结局，赞故臣眷恋旧朝，虽不同于遗民文学，但已与朱明气象有些不相合了。总之，高启等来了国家统一，而易代也带来他自我身份认知的复杂变化。

思怀故国与赞歌新朝，构成易代士人心态两大趋向。由于元明更替的特殊性，故国之思并非时代强劲音符，远逊颂歌大潮。高启也写了大量赞歌朱明的作品。他在元末撰文屡赞张士诚治吴，颂歌元王朝。北上前对新朝了解不多，修史之行构成认识的一个转折。论者说他览新朝而兴飞，感升平而高歌，深中肯綮。无疑，社会安定是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他痛恨战乱，对士诚抱有幻想。迨士诚覆亡，《吴城感旧》叹云：“赵佗空有称尊计，刘表初无弭乱心。”渴望安定同样能解释他对新朝态度的转变。《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赠刘生歌》、《晚登南冈望都邑宫阙二首》、《奉天殿进元史》、《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汪由御史中丞出》、《禁中雪》热情赞统一，绝非故意取媚于人。

与此同时，他向往自由，不耐官场束缚，与朱元璋的士必为君用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坚守个体独立，使他游离于明初馆阁集群外。《早至阙下候朝》：月明立傍御沟桥，半启宫门未放朝。驺吏忽传丞相至，火城如昼晓寒销。

冷笔写丞相的炙手可热，是一首“异调”之作，从中可感知他与洪武官场的不相合。“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他不甘宦网束湿，在南京倍受煎熬折磨。《早出钟山门未开，立候久之》：关吏收鱼钥，趋朝阻向晨。忘鸣鸡睡熟，倦立马嘶频。柝静霜飞堞，钟来月堕津。可怜同候者，多是未闲人！

使用谐谑手法，不自写苦顿厌倦，而写晨鸡贪睡，倦马频嘶，由此构成一种有趣的自嘲。《卜算子·京师早起》一词调笑早朝，苦情浓郁，恭敬为牢骚取代。词云：“窗灯渐渐昏，楼鼓频频打。不是寒宵不肯明，想是邻鸡哑。冰生半井泉，霜散千家瓦。强起披衣逐早朝，门外闻珂马。”在新朝士大夫中，高启称得上一个异类，向往自由自在，一生只负江湖梦，吟唱“我身本是江湖客，偶堕黄尘晓行役”。当朱元璋示以宠遇时，以不能理天下财赋坚辞。陈田《明诗纪事》说他“盖亦有托而逃”。诗中可见一斑，《我昔》：“发言恐有忤，蹈足虑近危。”《御沟观鹅》：“池中鹄可并，廷内鹭难行。”重获自由，诗人江上看花，攀条绕树，不忍归去，放歌“我如无花亦寂寞”，一抒“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快。

生逢世变，身如浮萍，高启怀着深深的忧惧。《闻早蛩赋》：“推象类而占之，若有兆夫人事”，“抱微忧而何言，返中闺而复睡。”对士诚覆亡早有预感。平吴给他带来惶恐，徐贲、杨基流放，己得幸免，内心颇不宁静。他不愿赴修史之召，《赴京道中逢还乡友》：“欲寄故乡言，先询上京事。”可见疑虑不安。即使归隐后，依旧未从忧思中解脱出来。《步至东皋》：“斜日半川明，幽人每独行。愁怀逢暮惨，诗意入秋清。鸟啄枯杨碎，虫悬落叶轻。如何得归后，犹似客中情？”但看幽人独行、鸟啄枯杨，便知他心绪凝重。这不同于闲愁别绪，其中包括对易代、人生、社会的复杂感悟，体现了历史幻灭、战乱创伤等所造成的不得解脱的心态。二、文人之厄

高启盛年摧折是中国诗史上的又一悲剧。关于死因，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由撰《郡治上梁文》得祸。吕勉《高太史传》称以此牵入魏观案死。王行《祭文》感叹：“孰主宰是兮，有不可而致诘。惟公论之攸在兮，不可得而泯也。”上梁文确是直接死因。此文已佚，同时所作《郡治上梁》保存下来，诗云：“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欲与龙庭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赞颂朱明及魏观政绩，从中不难推测上梁文大概内容。朱元璋雄猜不已，高启死难也成为一种必然。

另一说法是由《宫女图》、《画犬》诗贾祸。此说在清代流行颇广。《列朝诗集》甲集第四选《宫女图》，注云：“吴中野史载季迪因此诗得祸。余初以为无稽，及观国初昭示诸录所载李韩公子侄诸小侯爰书及高帝手诏豫章侯罪状，初无隐避之词，则知季迪此诗盖有为而作。”《明史》本传：“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采用汪琬《高启传》的说法。在没有实证情况下，汪琬未说明那首诗使朱元璋“嗛之未发”，然其意似乎就是《宫女图》。徐《续本事诗》也说此诗触及明初宫闱隐私，高启难逃劫难。又或称《画犬》暗示皇帝荒淫，并构成获罪之由。清人疑者亦有之。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三说《宫女图》“孝陵猜忌，情或有之”，《画犬》“则不类明初掖庭事”，因疑“二诗或是刺庚申君而作，好事者因之傅会也”。汪端《明三十家诗选》进而辩说：“二十三年李善长败，帝手诏条列奸党，言‘美因长女为贵妃，偕其子婿入乱宫禁，事觉，并伏诛’。考其时，距青丘殁已十馀载，则因诗而死之说，尤为无稽。”可备一家说。检高启集，《宫女图》、《画犬》、《红蕉仕女》、《晋宫》俱嘲讽宫廷淫乱，堪称姊妹篇，依录如下：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独儿初长尾茸茸，行响金铃细草中。莫向瑶阶吠人影，羊车半夜出深宫。蕉花包露月中开，酒渴初寻出迳苔。凭仗小厖休吠影，深宫那得外人来？尽日南风永巷开，羊车去后玉阶苔。谁知天上无尘地，亦有城南小吏来。

前三首中的小犬、独儿、小厖，指一种长毛小狗。《画犬》、《晋宫》皆用“羊车”一词。“深宫”与“夜深宫禁”意同，前三首各出现一次，第四首用“天上无尘地”代指。“羊车半夜出深宫”、“亦有城南小吏来”是解读四诗关键所在。“羊车”用晋武帝典事。武帝平吴，颇事淫乐，乘羊车恣其所之，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城南小吏”用贾后典事。贾后小字“南风”，《晋书》载洛南小吏为后所宠，留欢数夕。高启写宫廷龌龊，揭开帝王可怜的遮羞布。他不惮反复其意，如《缶鸣集序》所说“虽以之取祸，身罹困逐而不忍废”。无论洪武初宫廷是否出现类似的混乱，朱元璋读后恐怕都要“嗛之”的。

第三种说法今较流行，即不与新朝合作。高启志不在仕宦，希望当政顺应人情。他熟知汉初历史，古今对比，心存忧虑，诗文每述及君主宽弘大量，非是无因。朱元璋诛魏观，既而悔之，命致祭归葬，对受株连的高启、王彝不置一辞。他并非想遮掩失误，而是心里清楚魏观忠君，高启、王彝游离新朝向用之外，本就不可赦免；诛杀高启，还可震慑天下士夫，何乐不为呢？

第四种说法是高启亲近张士诚，与饶介、蔡彦文交往，朱元璋因生厌弃。《吴郡甫里志》卷六谈到《青丘子歌》有“不问龙虎苦战斗”之句，“上恶其语”。这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朱元璋想重用高启时，已改变一些成见。

今人勇于检讨旧说，倡为新论，然多不足观，兹不罗列。高启的“玉碎昆仑，兰焚楚泽”，是明代诗人非正常死亡悲剧的开端。由高启之死，人们很容易想到骆宾王。不过其死与嵇康更多相似。细味嵇康《幽愤诗》“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咨余不淑，婴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即可深味高启的内心世界与人生遭遇。三、才情之美，无过季迪

高启青年时期放言高论，谈兵说剑，但最大的理想还是作专业的诗人。《缶鸣集序》说古人不专意为诗，后世始有名家专事之，疲殚心神，搜讨物象，举世之乐不足易之，自己早有此好，含毫伸牍，吟声不绝，或视为废事丧志，然独念“进不能有为于当时，退不能服勤于畎亩。与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争骛于形势之途”，不如赋诗。在写此序前，他已发表要作专业诗人的宣言，《青丘子歌》：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云阁下之仙卿。何年降谪在世间，向人不道姓与名。蹑屩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赓。田间曳杖复带索，旁人不识笑且轻。谓是鲁迂儒、楚狂生。青丘子，闻之不介意，吟声出吻不绝咿咿鸣。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华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向水际独坐，林中独行。斫元气，搜元精。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欲呼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歘忽波浪起，鸟兽骇叫山摇崩。天帝闻之怒，下遣白鹤迎。不容在世作狡狯，复结飞珮还瑶京。

按诗序的说法，此诗“以解诗淫之嘲”。“斫元气，搜元精”云云，自明心志。作专业诗人是一种极高的人生理想，不仅包含不同流俗的价值追求，还蕴含对精神自由的热爱。求仁得仁，高启成为明三百年诗人之冠。

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云：“才情之美，无过季迪。”高启兼师众长，尚情自然，诗为“吴中体”典范。兹论如下：

一是风华卓异。《青丘子歌》、《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辞气跌宕，风华颖迈，都是不朽的篇章。如后者：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从秦始皇历数前三国、后六朝，为南北统一欢欣鼓舞，多年的苦痛终于释放。全诗浑然一体，神气舒展。就风华而论，高启实超出刘基、袁凯。

二是胆识雄特。诗胆识见是诗人开启风气的前提。高启具大胆识。《读史》抨击晏婴“尽说大夫能养士”，商鞅“徒夸戟卫华轩”，嘲弄张仪、苏秦“天如早为生民计，各与城南二顷田”，独出己见。《宫女图》、《画犬》、《红蕉仕女》披露帝王荒淫，揭示乱自上作，《明皇秉烛夜游图》讥讽唐玄宗，《题李德新中宗射鹿图》嘲弄唐中宗，《题宋徽宗画眉百合图》刺写宋徽宗，入木三分，极具力度。如《明皇秉烛夜游图》：华萼楼头日初堕，紫衣催上宫门锁。大家今夕燕西园，高爇银盘百枝火。海棠欲睡不得成，红妆照见殊分明。满庭紫焰作春雾，不知有月空中行。新谱《霓裳》试初按，内使频呼烧烛换。知更宫女报铜签，歌舞休催夜方半。共言醉饮终此霄，明日且免群臣朝。只忧风露渐欲冷，妃子衣薄愁成娇。琵琶羯鼓相追逐，白日君心欢不足。此时何暇化光明，去照逃亡小家屋。姑苏台上长夜歌，江都宫里飞萤多。一般行乐未知极，烽火忽至将如何？可怜蜀道归来客，南内凄凉头尽白。孤灯不照返魂人，梧桐夜雨秋萧瑟。

唐明皇故事为诗家题材，白居易《长恨歌》、杜甫《哀江头》各有擅场，堪称两座高峰。高启不愿亦步亦趋，反用《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写君主逞淫欲，乐极生悲，从而刻画了一个只关心风流欢娱，不关心国家民生的皇帝形象。从起笔到收笔，句句妙含讥刺，鞭挞政治荒唐，沉着痛快。又如《题宋徽宗画眉百合图》：百合无残六合尘，汴宫啼鸟怨无人。不知风雪龙沙地，还有图中此样春？

宋徽宗书画有晋、唐风韵，尤擅花石竹鸟，是一位称职的书画家，不称职的皇帝。其翎毛画作传世不少，元明题咏甚富。高启以“自食其果”的方式进行无情的嘲弄，笔锋尖锐，在崇尚温厚者看来或伤于刻薄，可是品评历史人物，岂可不痛不痒？以上二诗是高启题画刺世的代表作。

三是诗史品格。《送陈秀州》、《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送流人》、《答余新郑》、《赠杨荥阳》等，纪录一段真实历史与士人心史，与前之元好问，后之吴伟业，各领一代风骚。如前所述，《姑苏杂咏》可称为高启治史馀绪。如《灵岩寺响屧廊》：君王厌丝竹，鸣屧时清耳。独步六宫春，香尘不曾起。那知未旋踵，麋鹿游遗址。响沉明月中，迹泯荒苔里。此夕意谁过，空廊有僧履。

前四句写吴王淫纵，第五句“那知未旋踵”作一巧妙承转，切换到兴亡上来，结句凄惋清切。诗句穿越时空，在古今之间变幻游走，颇有鉴古察今之意，不单调说教，艺术上也远超出“存劝戒”的价值了。

四是变化出新。高启擅诸体，兼众长，所作或雄宕，或豪俊，或冲淡，或清丽，或幽婉，皆能造佳境。《静志居诗话》：“季迪之才，始于兼，故其体备。”王夫之评价很高，但不喜七言古。平心而论，高启七言自然浑成，不逊五言。王士禛的说法有时比王夫之高明一些，《古诗选》：“七言长句，在明初则高季迪、张志道、刘子高为最。”高启乐府不拘旧题，写出许多新意。钱谦益推崇李东阳乐府，李攀龙盛赞王世贞乐府。李、王成就毕竟较高启差了一些。沈德潜尝诋责高启乐府，汪端《明三十家诗选》反驳说：“归愚每诋青丘乐府，以为近文昌、仲初。不知张、王乐府，微言婉讽，真至简朴，可继香山《秦中吟》，远出长吉、飞卿之上，固未可厚非也。”不乏精见。

以下来看高启入明诗歌之变：

从苍楚到奇丽。高启元末多苍楚之调，流淌苦闷彷徨意绪。如《悲歌》：征途崄，人乏马饥。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浮云随风，零乱四野。仰天悲歌，泣数行下。

怆人心神。《明诗评选》卷二评云：“如缓，如不欲言，万年四方，神摇天动。”惜误作陈秀民诗。《吴越纪游》十五首、《兵后出郭》述丧乱，哀兵燹，笔调凄楚。入明多畅恣奇丽之作，《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即是典型的例子。又如《晚登南冈望都邑宫阙二首》其二：秦金不厌气佳哉，紫盖黄旗此日开。残雪已销鹊观，浮云不隐凤凰台。山如洛下层层出，江自巴中渺渺来。六代衣冠总成土，幸逢昌运莫兴哀。

回想六朝兴亡，联系眼前情景，诗人不打算以哀叹的调子结束，故云“幸逢昌运莫兴哀”。

从放拓到深稳。元末《青丘子歌》、《赠醉樵》个性张扬，难以束湿。入明深稳之篇多了一些。如洪武二年《禁中雪》：君王元尚俭，台殿忽琼瑶。环素凝宫沼，飞花缀苑条。坊鸡惊曙早，仗马喜寒骄。金扇开时看，丹墀扫后朝。台司呈贺表，乐部奏仙谣。须信阳光近，都先别处消。

这首高启颂圣的代表作，含蓄稳重，不事华丽轻曼。诗中弥漫的升平气象正是他追求多年的理想，不忘民生，又非单纯的颂圣，可谓寄兴深微。《圣寿节早朝》颂圣有“小臣歌拜手，尧日正舒长”之句。《明诗评选》卷五评云：“当行中不失风味。”

从显露到含蓄。高启元末吐写哀怨，如《过奉口战场》“功名竟谁成，杀人遍乾坤”，笔锋犀利。入明多了几分隐曲，谈及政治，笔调尤含婉，前引《早至阙下候朝》即是。

金檀《大全集序》论高启兼有众长，有大方而无偏执。《四库提要》叹说未熔铸自成一家，“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对此不宜同声附和。高启诗非为拟古所作，更非用来图示“古人之格”。“不能名启为何格”，正以自见诗格。

第三节 半是苏州半郢州——杨基的诗歌人生与艺术

杨基，字孟载，号眉庵。先世嘉州人，祖、父宦游江左，遂家吴中。弱冠工文词，以天下乱，隐赤山。张士诚辟掌记室。平吴后安置临濠，洪武元年授荥阳令，明年改太常典簿。去官寓句容，荐起江西行省幕官，得罪落职。六年奉使湖广。召授兵部员外郎。七年出山西按察副使，进按察使。十三年前后被谗夺职，供役京师卒，年未及六十。诗词兼擅，工绘山水竹石。有《眉庵集》十二卷。一、眉庵人生

杨基早年忧元政，著为《论鉴》。王行《论鉴序》说他磊落志弘，喜观古人事，求成败得失。元变前代取士法，废论不用，杨基撰此非为应科目，意在明成败之数、治乱之迹。张习《眉庵集后志》说他携《论鉴》“以试仪曹，值元季兵兴，弗果就职”。士诚降元，饶介、周伯琦分任行省参政、左丞，素有文誉，皆奇杨基之才。杨基偕饶介宾客谈兵论事，赋诗唱和，极尽欢洽。他关心现实，《送将作佥院丁季周奉使两广还朝》：“国家厄中运，四海扬风尘。蚩蚩弄儿兵，皆我耕桑民。或为官府迫，渔猎无富贫。奋然掉臂起，一呼聚顽嚚。始有可招徕，久之竟沉沦。”谓朝廷不早图之，将酿大祸，解决问题又不能仅靠武力。《闻官军南征解围有日，喜而遂咏》四首效杜陵，其二：“见说两淮消息好，已将牛酒犒王师。”其四：“遭逢丧乱生何补？见得升平死即休。”

杨基怀济世志，无所用，故不免消沉，产生遁隐遗世的想法。《渔樵问话图》：君收纶，我停斧，且向溪头话今古。屈宋文章爨下薪，韩彭事业庖中鲋。世上功名贱如土，何须了了文兼武！君贯鱼，我负刍，有酒可换不用沽。青山满眼同一醉，勿论区区荣与枯。

他还写了一首有趣的《观鱼》诗，后四句“俄沉静却浮，忽遇惊还退。幸免钓丝忧，江鲈且充鲙”，体现了乱世文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在这个进退失据的时代，他最大的理想莫过于作太平隐士。《漫兴》：“野情欲买沧浪屋，醉咏凫鹥歌太平。”《称称初度》：“愿得汝长并我老，太平还说乱离时。”即使如此，这已是可望不可及的理想。

杨基号眉庵，从汲汲用世到遯意山林，人生发生巨大转折。从“有用”到“无用”，难免惹人非议。《闻蝉》自解道：眉庵四十未闻道，偶于世事无所好。寻常惟看东家竹，屈指十年今不到。微躯之外无长物，寒暑一裘兼一帽。妻孥屡叹升斗绝，不独无烟亦无灶。身轻自笑可驾鹤，眼明岂止堪窥豹。人情世故看烂熟，皎不如污恭胜傲。有瑕可指未为辱，无善足称方入妙。此意于今觉更深，静倚南风听蝉噪。“四十未闻道”，不可信为真。王行为避免世人误解，在《眉喻》中辨析“无有用之心，故不屈也”，“以无用自处，乃所以为大有用者与”，肯定他的遗世独立精神。

由于有意作“眉”，杨基驰聘诗的疆域。诗歌这个独立的精神世界，不仅为乱世士人提供精神“避难所”，而且可使其实现人生价值。北郭结社即构建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与诗歌“选佛场”。杨基《衡阳逢丁泰》忆云：“我素有诗疾，逢人即谈诗。师友怜我勤，遂以诗相期。”北郭诸子后来在仕宦流离中每寻梦旧事，留恋回味不绝。杨基《梦故人高季迪》诗序：“辛亥八月十八夜，梦与季迪论诗，已而各出诗稿，互相商榷。季迪在吴时，每得一诗，必走以见示，得意处辄自诧不已。梦中抵掌，故态如常时，因赋三绝。”其一：“可应句好无人识，梦里相寻与较量。”其二：“我最怜君君识我，此中未许俗人知。”高启《赠杨荥阳》也忆云：“平生眼无人，遇我独相善。陌头每并出，两骑无后先。”无疑，北郭唱和是他们人生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杨基对诗歌的嗜好，即使在炮火纷飞中也不肯减去几分。张习《眉庵集后志》采作奇闻：“避兵围城中，日与才友高季迪、王止仲、张来仪、徐幼文辈相倡和以自适。”沉溺于诗不能自拔，自非玩物丧志，其志可叹。

朱元璋流放一大批吴中士子，杨基未能“幸免钓丝忧”。以谪临濠为端，他开始十馀年飘泊生涯，饱历坎壈，厌倦仕宦，思友怀乡，内心一直处于动荡孤寂之中，追忆旧日欢娱，咀嚼逝水年华，寄情山水与旧梦。洪武元年，与徐贲在临濠除瓦砾，剪蓬蒿，结屋四楹。徐贲思乡甚苦，室名梦绿轩。杨基《梦绿轩》：去年吴城正酣战，却倚危楼望葱蒨。今年放逐到长淮，万绿时于梦中见。梦中见绿觉始知，索我亦赋梦绿诗。逢人说梦子堪笑，替人作梦余何痴！世间万事同野马，觉后非真梦非假。五色过眼本虚空，富贵于人诚土苴。南风划然吹梦破，树头不知微雨过。从今寤寐俱两忘，静与白云相对坐。“替人作梦”，自己何尝不是逢人说梦，日夜思归赤山。所幸犹可与徐贲、余尧臣闭户高吟。高启《答余新郑》：“异乡何人恤同患，喜有杨子兼徐卿。日高破灶烟未起，闭户不绝哦诗声。”

凤阳为明皇陵所在、龙兴之地。朱元璋以大量“罪人”居之，怨嗟充斥园邑，显非恭承宗庙之意。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洪武元年秋稍疏散之，谪居者或用或放。杨基授荥阳令，明年春召改太常典簿。先是徙开封听擢，道路传言已死。高启恸哭作梦友诗，及修史入都，相对惊喜。对于这次脱离劫难，杨基喻说“再得生”。《重到京》：“乱后人如再得生，敢于世上望声名？”劫馀重生，选官、改授皆非所愿。在南京他也感受到太平气象。《到京》：“郁葱王气古金陵，泰运重新感盛明。”《元夕观灯》：“喜极未能闲坐得，也随僚友看升平。”但抱定“富贵非吾愿，文章非我能”，其诗合在山林，不合在台阁。偶为应制，实非所长。如《塔灯应制》尾联“高明愿与君心并，遍照逃亡草野中”，化自唐人聂夷中《咏田家》“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与颔联“日临铜柱霞标烂，风飏银花火树红”形成对比。这样赞歌新朝难谐于时。

怠厌仕宦，与朱明貌合神离，杨基精神上陷入痛苦。哀怨“盛世容归隐，毋令解组迟”的同时，对现实也多不满，《送李琴川谪临海》：“但嗟灵物困污渎，无一出手相提携。”《狂歌》：“醉后狂歌皆恸哭，老来春色最伤神。”寂寥中俯忆吴中旧风流，每有“疑是前身与后身”之感。《寓江宁村居，病起写怀》其八：“坐对青山觉眼明，山应怜我眼偏青。一官不博三竿日，万事无过两鬓星。花底蛛丝迷蛱蝶，草根虾族变蜻蜓。文章无预封侯相，莫向人夸识一丁。”以这种心态仕明，自会给他带来不少坎坷。入京不久去官，寓居句容，生计艰辛，心情反而大好。或悯其遭遇不平，杨基不以为然。《赠许白云》：“纷纷道路饿死骨，半是台省公侯身”，“正须狎昵到鸥鹭，何必影像图麒麟？”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岩壑之乐。《句曲秋日郊居杂兴》其二：“自采黄花嗅，谁知独步心？”

杨基去官原非有大过，洪武四年冬荐起江西行省幕官。案牍山积，宦游非所好，时忌又多，不禁哀叹“俯仰唯缄口”，“万事总销沉”。即便俯仰缄口，在那个动辄触罗网的时代，他还是遭诬下狱，濒于一死。《出台狱复还洪都》：“福至本无象，祸来非有因”，“仓黄圜扉中，日夕与死邻”，“归来向妻孥，秉烛语及晨。犹疑是梦寐，欢乐恐未真。”

杨基以放逐山林为幸，以仕宦为不幸，历经谪居、罢官、台狱，吟唱“终当脱羁鞅，沧波浩难驯”，却不敢力请辞归，没有高启那样的勇气。洪武六年，奉使湖南、广右，经骚怨之地，凄凉作楚声：落月祁阳路，声声叫子规。万山春尽夜，孤枕梦回时。客自伤漂泊，人谁念别离！无多眼中泪，听汝不胜悲。（《舟中闻杜鹃》）东风洞庭波，落日青草湖。鱼龙来欺人，烟涛惨模糊。兹晨过衡阳，霁景差可娱。桃花白练带，春水绿菰蒲。感此颜色妍，暂使忧心苏。万事信有命，拊膺长叹吁。（《发衡州》）

情无可寄，恨无以解，惟有放歌山水，破闷消忧。十二月，雪中两登黄鹤楼，纵情放歌。《雪中再登黄鹤楼》：平生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但愿武昌连日雪，日日醉登黄鹤楼。楼前绝景冠今古，况有缤纷雪花舞。玉树参差认汉阳，瀛洲浩荡迷鹦鹉。江头儿女走欲颠，谓我自是骑鹤仙。白云飞尽黄鹤去，此景不见三千年。我拍阑干为招手，世上神仙果何有。桃李非无顷刻花，江湖亦是逡巡酒。他日重来五百春，楼前花草一番新。相逢不识纯阳子，何用重寻回道人。

诗人命运多舛，山水知音庶几慰藉羁旅心魂。他驿动的诗心如孤雁一般，无处依泊，感受风雨，易惊，易伤，易孤独，易动荡。后历仕河南、山西，《梁园闻雁有感》其一：“万里飞来一雁声，梁园枕上梦初醒。谁怜今夜江南月，又是空斋独自听。”《太原官廨见榴花》：“短短榴花石上栽，南风吹得一枝开。花枝纵是相怜我，白发何心为看来？”不胜寂寥。仕宦是他精神重荷，却不敢轻易卸去，高启之死已敲响警钟。这样看来，他的仕宦不啻忍辱偷生。即使如此，仍未逃出高张的罗网。二、眉庵艺术

作为吴中派大家，杨基七言古、歌行、律绝皆擅场，才情特异，清隽意深，兼具秾丽之华。张羽《挽杨宪副孟载二首》其一云：南北云山赋远游，白头终老晋阳秋。千篇留得平生稿，半是苏州半郢州。“苏州”，即韦苏州。“半是苏州”，可概观其元末诗。“郢州”，即楚声。“半郢州”，可概观其入明诗。

论者将吴中四杰比初唐四杰，有一定道理。吴中四杰确有取法初唐的倾向。除从初唐汲取养料外，杨基还对韦应物、李商隐情有独钟。《雨中效韦体寄季迪、止仲、道衍、仲温》四首与韦诗风调相近。《无题和唐李义山商隐》风格秾丽，音调清婉。诗序：“尝读李义山《无题》诗，爱其音调清婉，虽极其秾丽，然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而深惜乎才之不遇也。客窗风雨，读而悲之，为和五章。”对李诗解读恐有偏误，“托于臣不忘君”多穿凿之嫌。他之所以认定《无题》大有深义，盖不仅尚秾丽清婉，而且注重寄托。

杨基对“铁崖体”的接受态度也值得注意。他尝从杨维祯、顾瑛游。维祯少许可，而折服杨基《铁笛歌为铁崖先生赋》一篇。诗云：铁崖道人吹铁笛，宫徵含嚼太古音。一声吹破混沌窍，一声吹破天地心，一声吹开虎豹闼，彤庭跪献丹扆箴。问君何以得此曲？妙谐律吕可以召阳而呼阴。都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笔削手，谱成透天之窍价重双南金。掉头玉署不肯入，直入弁峰绝顶俯瞰东溟深。王纲正统著高论，唾彼传癖兼书淫。时人不识我不厌，会有使者征球琳。具区下浸三万六千顷之白银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朵之青瑶岑。莫邪老铁作龙吼，丹山凤舞江蛟吟。勖哉宗彦吾所钦，赤泉之盟犹可寻。更吹一声振我清白祖，大鸣盛世载赓阜财解愠南风琴。

维祯号铁笛道人，时人竞赋《铁笛歌》。此诗效“老铁体”，才气腾涌，意高词健，望者叹服，一时有“老杨少杨”之称。张习《眉庵集后志》载维祯偕之东游，呼所从者曰：“吾在吴又得一铁来矣。若等就之学，优于老铁学也。”除《铁笛歌》效铁崖外，《元夕次韵铁崖先生》等复近之。从取法上可见杨基对才情的推重。

眉庵诗一往情深，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以诗为生命依泊，以花为知己，寄托作“眉”的精神。《眉庵集》咏花达数百首之多。他嗜菊、桂、梅、梨、杏，不喜桃花、牡丹妖艳富贵之气。兵乱之际，偕王行、高启范园看花。《约范园看杏花》吟唱：“东风回首几人存？粉悴香憔不忍论。锦瑟金钱谁赴约？凤笙龙管谩招魂。月斜徐步花枝下，欲折生红泪盈把。”徐步花下，将看花的放纵作为疗治创伤的良剂。自从谪居，看花就成了一种奢侈的想法。直到应召入都，重阳赏菊，始一慰三年“白酒黄花总无有”寂寞之思。《九日袁赞府宅赏菊》：“到处逢人索佳菊，预恐无花孤此酒”，“世事茫茫未可期，聊作长歌示佳友。”心愿已遂，仍免不了担心不能长与菊为伴。去官隐宜秋轩，看花嗟悼，慰之以诗，有桂、梅之咏：西风几度人迹绝，独有幽花能点缀。村荒地僻霜露繁，摧折红兰雕紫蕙。瞥然一见众忧失，不意孤怀得佳丽。绕之百匝未忍去，笔以长歌悲莫继。更深月出拟再来，明日纷纷嗟满篲。（《宜秋轩桂》）万松岭上梅千树，踏雪年年看花去。湖边十里翠裙腰，尽是看花醉眠处。花今憔悴不如前，人亦飘零二十年。梦魂不到西湖上，春色自绕南枝边。今年看花来杜曲，一树寒香照茆屋。别是人间冰雪魂，肌肤绰约清如玉。雪更玲珑玉更温，春风入颊淡无痕。数声残角黄昏后，独自相看半掩门。（《宜秋轩梅》）

菊是隐士的象征，契合其隐逸之思；桂、梅幽清而美，是高洁的象征，契合其遗世之思。他还爱梨花的素洁如雪。洪武六年泊舟湘阴庙下，棠梨一株犹未开，追念昔日赏花之集，写下《湘阴庙梨花》：人至魂消楚雨中，花应断肠湘烟里。三年胜游不再得，百岁欢娱能有几？吉祥牡丹非旧梦，玄都桃花亦如此。更约明年载酒来，莫笑花前人老矣。

无论兵乱中，还是罗网高张时，自然之花都最能令他忘忧。《江畔寻花偶成》：“偶随流水到花边，便觉心清似昔年。春色自来皆梦里，人生何必尽樽前。”所赋咏花诗，深于情，妙于神。

咏物亦眉庵擅场。《芳草》诗与高启《梅花》、袁凯《白燕》，脍炙人口。《铁笛歌》、《宜秋轩桂》、《宜秋轩梅》皆入能品。咏物绝句能以小见大。《叹道旁废宅》：“桑柘阴阴绕岸栽，石阑销折卧苍苔。欲求姓氏无人识，时有逃军剥枣来。”“逃军剥枣”与诗题呼应，绘出一段世乱景象。律诗咏物，如《雪》：“欹欹整整复皑皑，可是春冰细剪裁？到处江山皆玉立，谁家庭院不花开！几回旋绕还飞去，半晌悠扬却下来。独有梅边易消灭，也应和气近蓬莱。”笔调隽美，独具个性。

眉庵诗或绮丽秾艳，或幽冷新奇，或疏狂雄放，逼真唐人，又自具风韵之美。再以五绝一体观之。《春梦》其二：“春梦复春梦，梦与觉时同。纵使风吹破，相看似梦中。”绮丽情长。《上书乞归养》：“陈请欲上书，意切辞语促。复恐大官嗔，灯前再三读。”感慨意深。《弹琴高士》：“江静月在水，山空秋满亭。自弹还自罢，初不要人听。”境界清远。《石屋》：“六丁运神斤，凿石为巨屋。风雨绕八窗，夜夜山鬼宿。”风姿矫健。《对江望山》：“朝看江上山，暮看江上山。山色信不改，江流几时还？”意思新奇。诸篇众美汇聚，不同凡俗。

都穆极称道眉庵诗律精切。《南濠诗话》卷上自述读“花无桃李非春色，人有笙歌是太平”，“一官不博三竿日，万事无过两鬓星”，爱其闲旷；读“乱世身如危处立，异乡人似梦中来”，“千金已废床头剑，一字无存架上书”，叹其困穷；读“红雨落花来滚滚，绿波芳草去迢迢”，“六朝旧恨斜阳里，南浦新愁细雨中”，爱其含蓄；读“柳色嫩于鹅破壳，藓痕斑似鹿辞胎”，“小雨送花青见萼，轻雷催笋碧抽尖”，惊其新巧；读“翠袖锦筝邀上客，画船银烛照归人”，“高楼锦瑟花连屋，深巷珠帘柳映桥”，见其情致绮丽；读“宣王石鼓青苔涩，武帝金盘玉露多”，“八阵云开屯虎豹，三江潮落见鼋鼍”，见其气象突兀；读“半醉半醒花冉冉，闲愁闲闷雨沉沉”，“恨不发如春草绿，笑曾花似面颜红”，“万里归心鸥送客，片时残梦鸟惊人”，诧其优柔痛快。顾起纶《国雅品》以为“六朝旧恨斜阳里”一类的句子，“仿佛唐中兴语”。

诗不必故求新奇，但不可无妙思。眉庵诗弃陈辞肤语，能出人意表。《寝斋见萤火》：“雨馆萧条已罢吟，流萤穿隙自相寻。也应怜我无灯烛，故入纱帷照夜深。”写孤寂不寐，借流萤言之，有常人不能道。《登宋宫故基》：“上皇宫殿碧参差，嗟我来登见废基。尽道河边金线柳，腰肢犹似李师师。”“腰肢”句看似轻浮，实深沉传写历史沧桑。《题明皇贵妃对弈禄山旁观图》：“深院纹楸敌睡魔，玉环用意蹙双蛾。只因数子藏机密，不觉三郎失着多。布阵似窥龙嵬道，争边未至马嵬坡。有人冷眼观成败，若个胡儿是烂柯？”不惟见其才高，且体现了独立的艺术精神。

眉庵诗“天机云锦，自然美丽”。时人盛许，后世或视为唐音正传。吴中四才子颇效法之，唐寅俨然杨基后身。徐祯卿取法杨基而上溯唐人。至于吴中诗人联吟落花，亦是近承杨基、高启咏花之风。批评者也大有人在。李东阳《麓堂诗话》：“杨孟载《春草》诗最传，其曰：‘六朝旧恨斜阳外，南浦新愁细雨中。’曰：‘平川十里人归晚，无数牛羊一笛风。’诚佳。然绿迷歌扇，红衬舞裙，已不能脱元诗气习。至‘帘为看山尽卷西’，更过纤巧；‘春来帘幕怕朝东’，乃艳词耳。今人类学杨而不学高者，岂惟杨体易识，亦高差难学故耶？”语气尚属平和。王世懋近于溪刻，《艺圃撷馀》：“高季迪才情有馀，使生弘正李、何之间，绝尘破的，未知鹿死谁手。杨、张、徐故是草昧之雄，胜国馀业，不中与高作仆。”扬称七子，失却平常心。要之，杨、张、徐成就稍不及高启，四杰不存在主与仆。我们不必动辄批评“元诗气习”。眉庵诗“秾丽纤蔚”，有其佳处。朱彝尊并黜“大杨小杨”，不足凭据。杨基工于词，《艺苑卮言》卷五、《静志居诗话》卷三谈及他以词为诗，或褒或贬，各具道理。至于后世“词胜于诗”之说，则未可信，此不具论。

第四节 听雨·山水·怀友——菁山静者张羽及其诗歌

张羽，字来仪，以字行，更字附凤，浔阳人。从父宦游江浙，受《易》山阴夏仲善。兵阻不归，喜吴兴山水，隐戴山。领乡荐，授安定书院山长，徙吴中。洪武四年以儒士征，应对不称旨，放还。十五年召授太常司丞。十八年六月投龙江死，年五十三。博学好文，工诗画。有《静居集》六卷。一、居静听雨

北郭诗人志趣相合，性情嗜好各稍异。张羽喜静。《杂言》诗序：“予屏处闲默，久绝篇章。维时新春，偶感岁月，慨然兴言。”其十一云：“抱拙衡门下，久已忘鸣琴”，“酣来枕之卧，冥此千古心。”屏居闲处，以至久绝篇章；抱拙衡门，以至久忘鸣琴。惮于远涉，喜闲默，他因号菁山静者，室名静者居。既处空谷，栖长林，又不免“勤勤于外”。或以此为憾，高启《静者居记》辩说“抱廉退之节，慎出处之谊，虽逐逐焉群于众人，而进不躁忽”，亦真能静者。王行《静者居记》说他“沉厚冲默”，“无欲故静”。张羽何以有“居静而非静”的举止呢？《杂言》有所揭示，其二：“右军怀逸民，向平悟《易》卦。如何不决去，皆云待婚嫁。”其七：“生平颇爱酒，未常自斟酌。一与佳宾遇，陶然不复却。”这解释就是：儿女婚嫁未毕，爱酒难舍友朋。

由于喜静，张羽酷爱听雨。杨基、高启看花诗令人眼花缭乱，张羽则多听雨诗。《静居集》以雨为题者，就有《雨中试笔》、《大雨山中作》、《雨夜》、《雨后望西山》、《雨中偶成》、《雨后登望》、《夏雨新霁图》、《雨中言怀》、《答黄孝廉雨中见寄》、《雨后戴山游眺，偕黄孝廉、陈茂才》等十馀篇，将静者志趣寄托一个“雨”字。具体以观，所写雨趣有以下几种：

一曰雨境通幽。如：门径素来静，雨中人更稀。……南山有佳色，相对共依依。（《雨中试笔》）寝阁去门远，春雨荒园夕。谁谓在人境，宛似空山客。（《雨夜》）空斋自潇洒，况复值秋初。焚香对微雨，如在古僧居。（《雨中偶成》）《明诗评选》卷五评《雨中试笔》：“静善。其静可学，其善不可至也。”卷四评《雨夜》：“‘寝阁去门远’，何关雨夜，正得居雨者之神。”这类作品还有《竹雨轩》：“竹里萧萧雨，轩中景自幽。”《寄兰室》：“遥知雨绝林塘静，独坐高斋似定僧。”雨带来清闲宁静，诗人寂坐，感受天地静谧，南山佳色，相对依依，虽谓人境，宛似空山，不必饮酒，不必登眺，已有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愉悦，太白“相看两不厌”的超然。渊明隐居，“虚室生白”，张羽洒然听雨，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二曰雨境通净。如：风雨过来啼鸟静，白云更比绿阴多。（《夏雨新霁图》）雨罢寺楼晓，曲堂秋树间。……仰瞻上方云，遥见林屋关。（《寄题北山堂》）

这类作品还有《怀景佺师》：“山光林际来，野色雨中净。”《雨后登望》：“雨洗清秋出，馀云逐望开。”《题春山瑞霭画扇》：“莺啼山雨歇，前川绿正繁。”雨隔断世氛，冲刷万物，涤去垢浊，使人获得精神愉悦。《初晴登望》：“野杏花新试，谷莺声乍发”，“遇物感时芳，驰思生超忽。”《明诗评选》卷四评云：“一字不溢，神勤内守。”诗人无论坐望，还是卧游，抑或登览，都体味到清新生命与自然之美。

三曰雨境通冷。如：同载人俱没，重来思转迷。客愁正无奈，况值雨凄凄。（《皋亭有感》）山寒人语寂，雨冷桂华疏。一悟三空意，荣名信是虚。（《寓戴山僧舍》）

风雨凄其，又带给人悲凉、空寂，诗人由此也获得自怜自足。

张羽听雨，在当时不是特例，同调不少。吴人卢恒家有听雨楼，王蒙篆之。据《清阁全集》卷十二《听雨楼诸贤记》，题诗唱和者有倪瓒、高启、道衍、韩奕、张雨、王蒙、苏大年、饶介、周伯温、钱惟善、张绅、马玉麟、鲍恂、赵俶、王谦、王宥、陶振等，张羽也在这份名单中。听雨，非仅文人风流俊赏，还关涉士人精神追求。张羽听雨诗与杨基、高启看花诗颇多相通，共同构成诗坛一道景观。二、山水消忧

张羽《游戴山》：云罗横四海，田野无遗英。尚赖二三子，共怡山水情。煦煦新阳动，寥寥天宇清。昔人称四美，兹晨遂成并。前登高丘阻，遥睇澄湖明。凭林招远风，松桧自成声。俯仰天地间，微躯良不轻。安能自羁束，坐使众累萦。处贱足为贵，抱素讵非荣？逍遥解神虑，庶以适吾生。

乱世士人各奋其力，张羽则甘于隐逸，与二三友亲近山水，勇退难进。他关心现实，而世变如滔滔江水，自古以来就非几个文人所能改变，除与山林为伍，处贱若贵，抱素而荣外，又能如何呢？故云“逍遥解神虑，庶以适吾生”。

诗人山中听雨，听松风，得山水之乐，借以消忧。听雨诗前已述之，此引听松诗。《戴山石上听松》：溷耳俗久，兹晨一清听。长松递鲜飙，哀壑互相应。奔腾骇涛濑，窈渺韵笙磬。至音不假器，始觉自然胜。缘触故成声，动极还归静。此时憩石坐，默然待其定。乃知弃瓢者，未悟闻中性。

由“溷耳俗久”，知诗人久久不平。清晨感受万壑哀音、骇涛奔腾、笙磬窈鸣，细味成声之理，体悟动静之变，融入自然萧爽。相传许由隐箕山，捧水而饮。或遗一瓢，饮毕挂树上，风来历历有声，嫌其烦扰，取瓢弃之。“乃知”二句嘲笑许由未悟，富有妙趣。

张羽以山水为精神寄托、悟道之具，山水之什或萧然清越，或沉健高昂，皆具个性。如《月夜舟行入金山》：“皓月悬高天，广川散飞霜。夜寒人语清，烟霏绕洄塘。归樵递谷响，惊鸟动林光。爱此尘境远，敢畏露沾裳。”寓情于景，末二句言明心志。《明诗评选》卷四评云：“平浃，不惭小谢。”又云：“‘皓月悬高天，广川散飞霜’，千古金山，只此十字。”三、幽愤怀友

与其说北郭社为吴中派提供了风流俊赏的场所，还不如说在风雨飘摇中提供了精神栖居地更准确些。生当末世是人生不幸，素心友此唱彼和，相重相怜，是不幸中的幸事。所以，静者张羽酬答唱和，前后赋怀友诗数十首。至正二十七年六月，在吴城围中写下《怀友诗》二十三首，分怀牛谅、冯允实、王钦、韩相、华野、陈恂、陈尧咨、莫世安、方彝、牟鲁、叶广居、唐肃、安处善、朱武、宇文材、董在、倪瓒、僧怀渭、沈梦麟、胡铉、潘牧、李讷、周复等二十三人。这组诗情真意切，感慨深沉，纪述真实，可作一幅乱世画卷来读。如：忆得前春里，寻君晚野烟。短桥青舫外，疏柳白门前。诗礼由先世，科名及少年。从来风骨瘦，乱里定谁怜？（《陈进士尧咨》）早岁无知己，儒宫作掾来。兼精唯律学，渐富是诗才。白日书中尽，青年镜里催。平时犹阙养，遭乱更堪哀。（《莫秀才世安》）送别记初春，书来报哭亲。干戈方满目，衰墨未离身。文体高如命，官程拙似人。曾闻旧徒说，怀德易沾巾。（《唐助教肃》）

高启赋《春日怀十友诗》，风神洒宕。张羽怀友或从高启而来，然时势激变，故反复一个“乱”字，篇篇含哀，句句衔悲。徐贲《题张来仪怀友诗后》其一：“惟我与君今日见，不堪来读卷中诗。”《怀友诗》诗序：“徐需续赋，用继末篇。”吴城旋陷，张羽无暇续作。幸脱兵火，移居杭州。诸友或隐或谪，或谪而起用，即使炮火下的聚合亦复难觅，乃赋《续怀友》五首，分咏余尧臣、杨基、王行、高启、徐贲。诗序：“及兵后，予移寓武林，向所怀者往往不相见，而五君者或谪或隐，又各暌异。叹离合之靡常，感游从之难得也，故云。”诗云：幽居古垣下，共彼嘉树阴。比邻岂无好，念子是同心。芳英带露折，清尊向月斟。欲往寻遗躅，荒园春草深。（《余左司》）藩翰屈长才，蹉跎事文笔。宾筵罢醇醲，容台淹下秩。高门去复醉，孤帆望中疾。少别岁已华，思君无终日。（《杨典簿》）衡庐古巷中，高驾日相顾。芳草掩空扉，知君断幽步。残烟北寺钟，暮雨西阊树。携赏邈难期，庶望遗缄素。（《王逸人》）予既迁山郡，子亦返郊园。两地花俱发，离愁春共繁。已罢临池赏，仍暌倾座言。从来作者意，寂寞向谁论？（《高征君》）常怀稚子悲，复洒佳人泣。草草从军旅，悠悠去乡邑。芳郊连骑行，烟郭同舟入。当时苟不乐，追欢何由及？（《徐军咨》）

远法颜延之《五君咏》。如果说《怀友诗》是一幅元末乱离图卷，《续怀友》则是一幅吴中派入明离索而居的图卷。

乱离之悲，离别之苦，张羽倒能忍受，所不能承受的是高启、徐贲、杨基相继罹难。他泣咽悲歌，不敢高声语。《悼高青丘季迪》三首云：灯前把卷泪双垂，妻子惊看那得知。江上故人身已没，箧中寻得寄来诗。消息初传信又疑，君已谁复可言诗？中郎幼女今痴小，遗稿千篇付与谁！生平意气竟何为，无禄无田最可悲。赖有声名消不得，汉家乐府盛唐诗。《挽杨宪副孟载》其二云：恨不寻君未死前，须臾一别便千年。慰人幸有童乌在，他日应能续《太玄》。

高启噩耗传来，诗人发箧中寄诗，含泪读之。又赋《槎史赴台》：“高台阚江山，梯航辏城阛。佳丽焕夙昔，而独惨我颜。游者固云乐，子去不复还。”《于书簏中得高吹台所寄诗遗稿》：“拂尘启敝箧，忽览故人诗。抚迹疑若存，惊逝杳难追”，“收竟一长恸，林风响馀悲。想当写寄日，兹感君讵知！”洪武四年，他应征入都，尝晤杨基一面，后闻供役南京，欲往探望未果，故云“恨不寻君未死前”。《列朝诗集小传》：“十六年，上亲稿滁阳王事实，命来仪撰庙碑。当时以大制作推任如此。”《明史》本传承之。钱谦益拈出撰庙碑事，接云：“以事窜岭表，未半道召还。抵京信宿，知不免，自投龙江以死。”此说得自张习《静居集后志》“恐祸及己，遽投龙江以没”。这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即张羽以文得人主青睐，胆小怕事，畏法自裁。这关涉到对张羽的评价，故不得不辩。

张羽不是胆懦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沉吟自若，又通《易》理，知生知死，岂懦弱辈可比？洪武初，陈汝言坐法死，临难从容作画。张羽《题陈长司画》有“慷慨赴东市，一日为千龄”，“从容洒芳翰，炳焕若丹青”之句。览此可知其人。张羽与朱元璋的关系，非如钱谦益所说臣有才而君器之。第一次应征，不称旨罢。第二次应征，正在高启遇难之年。不久，徐贲、杨基死难。为避速祸，张羽勉力任事。仅凭撰庙碑就称“以大制作推任”，实是夸大其辞。他不慕名利，官太常司丞，不结党营私，贪贿财物。谪岭南的原因，缺乏史料记载。我们推测或为人诬告，情形大抵与高、杨、徐相似。

张羽不是元遗民，不事二姓，也不是张士诚集团“馀孽”，忠于“伪吴”。所自重者乃在独立精神，宁舍生保其元气。我们可以这样概况张羽一生：以静者自居，生于忧患，死于幽愤。四、诗歌艺术

吴中派诗人才情互不相掩。张羽为一时大家，高启尝作《和张羽怀吴兴旧游之作效其体》，极见推重。

前述张羽听雨、山水诗，所引五言古《杂言》、《游戴山》、《戴山石上听松》，咏怀写心、模山范水、吊怀古今，近于汉魏。程嘉燧称“学杜学韦，各有神理”，未免斤斤学唐之说。《明诗评选》卷四说张羽性情沉雅，“良宜五言”，但“恒苦意言之繁”，《杂言》“一致不淫，即已高茂”。又评《春日陪诸公往戴山眺集，暮入北麓，得石床、岩洞诸胜》：“国初诸公，根科不妄者，唯司丞耳。”兹再以《纪行十首》为例以观。其十《三江口望京阙》：凋年赴陵邑，稚景怀京阙。引领鹊观，言旋桃李月。绿芜满芳甸，青山丽佳节。沙气已含春，柳意方辞雪。征夫虽迩近，同心仍阻绝。逃空庶无遗，赏胜聊自悦。吾其和天倪，将从庄生说。

洪武七年冬，张羽奉旨往凤阳祭皇陵，舟中赋诗纪行。奉使祭陵在一般士人眼中是极荣耀的，他毫无这种感觉，“逃空庶无遗”，“将从庄生说”，消极情绪一览无馀。尽管组诗偶咏“绿芜满芳甸，青山丽佳节”，但很难说“学韦”。杜诗神理在忠君爱国与沉郁顿挫融贯一体。张羽不至于不忠君，但称之“学杜”，尚有未妥。《明诗评选》卷四评云：“季迪之近体，来仪之古诗，双羽凌空，是鹤是凤。”所说甚是。朱彝尊略有微词，《静志居诗话》卷三：“来仪五古，微嫌郁轖。”“郁轖”，隐曲不畅貌。盖嫌其不够畅快酣肆。相较高、杨之诗，这一批评是成立的。不过，《四库提要》“五言古体低昂婉转，殊有浏亮之作，亦不尽如彝尊所云”，亦是可信。

张羽又长于乐府、歌行、七言古。《百索词》、《听蝉曲》、《温泉宫行》、《咸阳宫行》、《王元章墨梅》得初唐四杰家法。《听蝉曲》才情华茂，托物喻意。诗云：黄莺紫燕寂无喧，新声最好是闻蝉。栖烟初噪如喧籥，吸露才停似断弦。乍向风前闻杳袅，营营嘈嘈鸣不了。断续能牵客梦长，凄凉解动羁愁早。……忽向上林翻下苑，多少蛾眉倚阑听。隋堤千树柳如烟，无情偏向夕阳天。切切自将亡国恨，凄凄欲共路人言。蝉声到处何曾别，人心听来有悲悦。

从断而复续、凄凄切切的蝉鸣中听到“亡国恨”，乃丧乱中人切肤语。听雨给他带来超越与愉悦，蝉鸣喧噪则带来动荡与不宁。笼罩四野的蝉声，使人无处逃遁，正如乱世之人无处置身。《温泉宫行》叹古今兴废：“温泉虽在君王去，芳草凄凄满宫路。泉声如泣日将暮，山鸡乱鸣上林树”，“当时此水在天上，一沐恩波荣莫比。六宫粉黛不敢唾，今日行人斗来洗。”亦是借唐人的外衣抒写历史感受。《吴宫春词拟王建》、《楚宫夏词拟张籍》、《秦宫秋词拟李贺》、《汉宫冬词拟温庭筠》拟唐微妙微肖，博得好唐者赞誉，然无足观，未若《驿船谣》、《踏水车谣》言之有物。《踏水车谣》：“共君努力莫下车，雨声若止车声息。君不见东家妻，前年换采向湖西。至今破屋风兼雨，夜夜孤儿床下啼。”摭取见闻成篇，情质相生。

程嘉燧称张羽乐府、歌行“材力驰骋，音节谐畅，不袭宋元格调。眉庵乐府尚多套数语，不若静居才力深浑，有自得处”，此未如《艺苑卮言》卷五所评“如乡士女，有质有情”真切。朱彝尊服膺张羽歌行，《静志居诗话》卷三：“骎骎欲度季迪前，固当含超幼文，跨蹑孟载。”然称近体非张羽所长，盖纠程嘉燧偏嗜所发。程氏云：“七言律诗，清圆浑脱，不事雕缋，全是唐音，颉颃高、杨，未知前后。”平实而论，朱说偏，程说正。

张羽律诗清圆朗净。七律《寄王止仲高季迪》、《答山西杨宪副故旧见寄》，具清圆之态。如洪武初《寄王止仲高季迪》：只恨孤城未解围，围开番遣别相知。夕阳江上匆匆酒，细雨灯前草草诗。有梦直从花落后，无书空过雁来时。郭西古寺题名处，今日重游却共谁？“草草诗”对“匆匆酒”，绘别后心绪。雁过空书对花落后梦，不啻传情写意的妙品。

张羽绝句意味悠长。《苏小坟》为一时名篇，诗云：冷落百花朝，无人上画桥。东风吹绿草，依旧似裙腰。

冷艳蕴藉，风流俊赏，无一丝俗气。《听老者理琵琶》属吴中派擅长的借咏歌伎、梨园以见世变的题目，诗云：老来弦索久相违，心事虽存指力微。莫更重弹《白翎雀》，如今座上北人稀。《白翎雀》，俗称《海青打鹅》，元伶官石德闾制曲，始虽和缓，终则繁促，含不尽之悲，永乐间尚传。高启、杨基之咏未见，然高启《吴别驾宅闻老妓陈氏歌》：“白发相邀出后厅，莫辞为唱《雨霖铃》。如今人尽怜年少，谁肯同来特地听？”杨基《赠京妓宜时秀》：“欲唱清歌却掩襟，晚风亭子落花深。坐中年少休轻听，此曲先皇有赐金。”借歌乐咏废兴，并臻其妙，正可对观。

后世论吴中四杰，或谓张、徐远逊高、杨。程嘉燧驳斥为“耳食之论”。酸咸之嗜，因人而异。论张、徐远逊者，习于吞剥他人之说。我们以为细细研读其诗，会心其妙，从而平实论之可矣。

第五节 幽情·孤怀·芳思——徐贲的诗心及其题画诗

徐贲，字幼文，一字以文。其先蜀人。自常州徙吴门。工诗，善画山水。张士诚辟为记室。隐吴兴蜀山。平吴后，谪临濠。放归后再隐蜀山。洪武七年荐授给事中，改监察御史，巡按广东。寻改刑部主事，迁河南左参政。九年进左布政使。明年降怀庆知府。十二年大军靖洮岷道，以犒劳不时下狱，瘐死。有《悟澹集》。成化间，张羽编刻《北郭集》十卷。徐贲名入四杰，或谓诗远逊高、杨、张。不注重探讨创作实际而争长较短，自非一种客观的批评态度。以下对其诗心历程、诗歌艺术简作分析。一、青春多半遭乱离

徐贲移居北郭望齐门，与高启最相知。杨基说他“七尺长身”，“豪姿侠气”，“耻作寒儒”。徐贲慕侠士风，源于崇古用世。士诚礼贤下士，徐贲应聘。迨士诚复叛，应张羽之约隐吴兴。至正二十四年九月，筑蜀山精舍。赋《蜀山》：“喧嚣厌已久，闲居喜兹遂”，“溪山固可娱，风雨亦足庇。”并邀高启、王行作记。王行《蜀山书舍记》：“为人清介有气节，立志高远，博学多闻见，喜为文词古诗歌以自适。年甫壮，遭时多虞，不克施其志，乃避地于吴兴之蜀山，立屋以读书焉。”徐贲山居读书，吟诗登览，还与张羽一起习静，但外界变化使他难安。《一身》：“一身经丧乱，此地获偷安。羽檄今朝急，征鼙几夜寒。远峰明或近，新月淡如残。虽有樽中酒，离怀不自宽。”战火遍地，偷安只是暂时的。二十五年冬，徐达、常遇春、冯国胜攻吴，水陆并进。兵事日蹙，徐贲还平江。明兵进师平江，筑长围困之。徐贲《丁未年人日》：“人日转寒深，春城澹澹阴。残梅仍故色，啼鸟换新音。历喜逢时看，诗多感物吟。愁来浑是醉，谁道酒能禁？”丁未，至正二十七年。孤城危在旦夕，风雨欲来，徐贲、高启诸子放纵诗酒，若不知兵事者，但苦情何尝不浓重？九月，城陷。徐贲解金陵，谪临濠，洪武元年冬得放归。

洪武元年正月，徐贲在金陵作《戊申正月试笔》：“佳气丽层城，龙河溢晓清。市桥缇骑集，巷陌宝车行。柳上春多思，兰心雪有情。风光看更好，底事客愁生？”这种“客愁”不是一般羁旅之愁，“市桥缇骑集”五字传述形势的严峻，由于避忌，怨意深藏。《明诗评选》卷五给出另一种解释：“千秋此日，那得不助人吟思。”引申太过。徐贲在临濠编籍入氓，思念故园不置，《记梦》六言绝句：“梦里绿阴幽草，画中春水人家。昨夜纱窗细雨，银灯独照梨花。”历经劫难，归来犹有馀悸。《三月廿三日重到蜀山》：“屋已荒芜花自妍，重寻邻旧说兵前。此山多少人曾住，泉石应同我有缘。”上一次居蜀山，出于对士诚叛元不满，读书习静。这一次隐居在饱受磨难后，将遁迹林野，抚慰心灵创伤。

徐贲在临濠追忆往事，《听歌》云：才得听歌便泪垂，眼前不似旧听时。青春多半遭离乱，白发能消几度悲？“青春多半遭离乱”，可谓他多半生写照。渺小个体，任历史洪流翻卷，不能自主。高启和诗叹云：“花落名园罢醉游，故人无复旧风流。”

徐贲元末隐蜀山，将待有为，洪武初决意老死山林，然世事每与愿违，不欲隐而不得不隐，欲隐又不得隐。洪武七年，与张羽应荐出。其时正在高启、王彝绝命之年，二者当非毫无联系。第二年秋，徐贲奉使廉访晋冀，作《晋冀纪行》十四首。这组诗凭吊旧战场，哀生民之艰，与张羽《纪行十首》相近，以实录手法记载了见闻感受。如《寿州》：“问知古寿春，地经百战后。群孽当倡乱，受祸此为首。彼时土产民，十无一二有。田野满蒿莱，无复识畎亩。去程不可稽，欲望敢迟久？”寿春为兵家必争之地，元末也是“地经百战”。疮痍满目，诗人悄然而悲，不忍多看多想，左顾而言他。

这次廉访也受到监视。张习《北郭集后录》：“归检其槖，惟纪行诗数首，馀一无有所得。下情以达，称旨，特授给事中。”诗人本无瑕，洪武政治令人发笑。徐贲巡按广东间，赋《登广州城楼》：五岭南来瘴海深，秋风榕叶尚阴阴。安期一去家遗舄，陆贾重来橐有金。门限虎头潮上下，城开雁翅客登临。清时不用频兴感，万里惟存向阙心。

时政感受如何？宦旅感受如何？“清时不用频兴感”耐人寻味，正见兴感不少，“惟存向阙心”的表白并非那么有力。他清慎奉公，但还是没有远离掎扢，竟以犒军不丰下狱，获罪理由荒唐。二、感时伤事，情致绵丽

徐贲好以绵丽之调传写感时伤事之情，隽句络绎，工力与杨基、张羽相敌。五律如：花暗短垣春，琵琶度隔邻。促弦知改调，停拨似要人。得见情应眷，遥听思已亲。摧藏曲中怨，何事话能真？（《和高二启闻邻家琵琶之作》）睪亭西去远，一过一凄然。雁宿芦中月，人归草际烟。渔家多近水，戎垒半侵田。尚喜馀民在，停舟问昔年。（《兵后过睪亭山》）园景正萧然，那当雨后天。花台曾置酒，莲港却通船。水涸桥仍构，畦荒路渐连。如何游赏日，不在未兵年。（《题关氏废园》）

前一首写听邻家琵琶，极尽缠绵悱恻之能事，弦外则是难尽的怨意。中一首述乱后悲凉，读之惊心。后一首前六句写萧然之景，末始叹游赏“不在未兵年”。这也就是说若未经丧乱，此情此景可使人陶然而乐。七绝《咏三虫》咏蝶一首云：花开心事已蹉跎，每怨春多恨转多。赖有黄花相慰藉，不知风雨又如何。

神韵清泠，哀怨动人。徐伯龄说“其感慨之意见于言外，抑生值元末乱离之际，激愤而然耶”。以绵丽之调宣写伤感是吴中派的擅长。此再引徐贲绝句以见其妙。《次韵看花》：“花随风信应时开，珍重东君巧剪裁。今日看花人剩有，绿阴惟我独能来。”《听笛》其一：“雨映凉天晚更新，笛声隐约在东邻。眼中多少飘零者，谁是梁园曲里人？”词采清丽，风神凄朗，读之颇增悲慨。

徐贲乐府时轻俊可爱。《折杨柳》：“人言折柳愁，我言折柳好。倘向柳边行，识君去时道。”折柳送别，愁不能胜，故诗人每怨折柳。徐贲则说如不折柳，又何从寻觅旧迹，故云“折柳好”。《婕妤怨》翻出不少新意：“释罪犹能得赐金，弃捐诚不是君心。重来莫负秋风扇，若在昭阳怨更深。”或批评四杰诗“纤巧”，不无来历。总体来看，徐贲这些诗含蓄而有情韵，轻俊而有思致，不当以“纤巧”黜之。《北郭集》不乏雄健之调。《长歌复短歌四章》其一：“长歌长，短歌短，百岁人生那得满。昔不乐，今何如？少年焉用多读书，桑枢瓮牖为穷儒！”其三：“长歌停，短歌起，春风吹入行人耳。壮年少，老日多，人生有志莫蹉跎，致君尧舜当如何？”跌宕自豪，写尽“壮心难自平”，俨然徐贲豪侠气的外现。三、题画诗

吴中四杰，高启工书不善画，馀三子皆工绘事书法，徐贲尤为突出。所谓吴中画派，与吴中诗派多有交叉。四杰题画亦富，高启不善画，题咏竟多达三百馀首，几占据《高青丘集》五分之一篇幅。徐、杨、张今存题画在各自集中所占比重都不小。兹以徐贲为例简观吴中派诗画相通。

徐贲画远师董源、巨然，近法倪瓒诸家。朱谋垔《画史会要》卷四论其“山水林木，濯濯可爱”。徐贲为如海禅师作《狮子林图》十二景，笔墨精妙。朱彝尊《跋师子林书画册》：“自言：‘用图写意，初不较其形似。’盖欲别开生面，不同乎朱、赵、倪三子尔。”《归去来辞卷》为顾起元激赏：“幼文独兼工点染，为无声之诗，其风格尤可慕向也。此图十六帧，烟峦水石，玄澹高逸，多王晋卿、米元章、倪元镇之风”，“丘壑中宝此，足以傲卢鸿一《草堂十志》、王摩诘《辋川诸图》矣。”《蜀山图》、《竹窗风雨图》、《赠道机长老惠山图》、《一竿风月图》、《天香深处图》、《古山萧寺图》、《眠云轩图》为世所宝。乾隆帝酷爱其“三绝”，题咏累累。《嘉兴道中杂咏》其八：“舟行常是雨兼风，徐贲诗情想象中。”《题徐贲听泉图，即用其韵》：“幼文诗画称双绝，真迹居然见听泉。”《徐贲山水》：“了了笔含无尽意，知他津逮自云林。”盖能味徐贲画意诗境。他甚至称因览徐贲《吴兴清远卷》不敢南巡吴兴，不免矫情之嫌，然于徐贲诗画真心好之。

徐贲画重写意，不较形似，有山泽间意，“濯濯可爱”。题诗疏宕清空，含不尽之意。如自题《竹窗风雨图》：“欲暝投僧舍，风将雨忽来。愁肠与诗思，都被竹声催。”与高启晚过南禅寺留宿，感风雨洒玉、竹声摇戛，肆笔清润。高启题诗云：“风雨南禅夜，那堪听竹声。灯前同酒客，但有感怀情。”徐贲卒后，宋濂题诗云：“人去诗存竹更妍，我当吴下想当年。清风只在乾坤里，闲向珠玑掩世贤。”又如《题画》其二：“隔浦秋鸿小，当江夕照空。扁舟不觉重，却载荻花风。”其三：“路入桃源近，门藏竹户深。孤云同隐迹，老鹤识闲心。”澹而有味。复时以画笔为诗。《墨梅》其一：“月落山空人静，梦断碧窗烟冷。暗香何处销沉，留得一梢寒影。”挥洒风烟，不见痕迹。他如《题明皇夜游图》、《二乔观书图》，感时伤事，亦一时奇作。

闵珪《北郭集序》：“其诗之清也，秋空皓月，丹桂分香；其古也，商鼎周敦，宛存法象。”顾起纶《国雅品》：“词采猷丽，风韵凄朗。”皆精到之评。傅增湘《北郭集跋》称《晋冀纪行》“笔力坚劲，法度谨严”甚是，又说“力矫元季绮靡之习”，则陷入俗套。徐贲《五索效韩偓》、《采莲曲》等，如按“笔力坚劲”来衡量，不脱绮靡。如何评价这类才情之作？显然不宜动辄用“绮靡之习”八寸三分帽子，否则将株及唐人，连坐非小。只要不流于俗趣，尚才情无可厚非，于徐贲诗当作如是观。

第六节 王行古淡萧爽之诗

吴县王行，字止仲，号半轩，才追四杰。髫年助父为人市药，主家奇之，尽所庋书恣其翻阅。未弱冠，授徒北郭旧居。家徒壁立，议论踔厉，文章汪洋奥美，一时老宿畏之。饶介在吴中，赋《醉樵歌》者众，文未有佳作，王行即席成，不加点窜，饶介叹说：“吾见中朝才俊亦夥，未有类子敏而奇者，真天才也！”洪武初郡庠延为经师。时训导无常禄，犹儒生衣巾，弟子员易之，以《五经》杂进问难，乃服其赅博。知府魏观、王观相继欲荐于朝，不果。谢经师，避迹石湖，晚更号楮园。游京师，洪武二十八年坐蓝玉案死，年六十五。张习辑刻《半轩集》十二卷，卷十收诗一卷，卷十二录补遗数首。

北郭社友中，王行与高启定交最早。高启《春日怀十友诗·王隐君行》有“尊酒不来同，兹晨端可惜”之句。王行隐逸自尚，《隐居赋》：“大道邈乎其寥阒兮，何斯世之多邅”，“肆浇风之弥竞兮，朴兹离而不完。”隐居盖向慕古人，还因世道多邅。身处乱世，如舟行洪涛。《喻己箴》阐述了这样的处世观：“不审而动之谓率，不思而为之谓易”，“以之施于身，殆斯及；以之接于人，辱必随。其至也，家而家倾，国而国殒，天下而天下危矣。”以为一动一思不可率易，即使如此，犹思“用拙”藏身，作《用拙斋箴》，视圃艺一类“卑事”为修身之道。

耐人寻味的是，王行又喜谈兵。钱谦益、朱彝尊说他牵入蓝玉案是自负知兵所致。关于被祸经过，杜琼《王半轩传》载记甚详：二子役于京，屡言思亲。王行欲往，“或尼以法网固密，非儒者泮奂之日。乃微笑曰：‘虎穴尚可嬉，吾韦布士，何窒哉？’”抵京，梁国公蓝玉延入西塾，恨相知晚，后连坐以殁。王行熟知法网酷密，四杰及王彝、魏观之死足引起警戒，竟漠视之，父子卒罹难。《列朝诗集小传》有“止仲数以兵法进说，凉国大喜，颇与商举事，卒用是败”，“深契道衍，以为盍有所待，不当以其法老”的说法。后世颇传之。蓝玉案殆洪武集权下酷法罗织之狱，王行“颇与商举事”云云，不过忖度之词，遗误后人良多。

王行一介布衣，官方既将他定入逆案，后世百辞莫辩。所以杜琼《王半轩传》提出论其人不当看遭遇，而应看“所养”。王行之死是洪武重典造成的悲剧，“桀黠之才”之评有辱其人。说者将他比论道衍，谓不当“文士目之”，似乎靖难之功，他也有一份，穿凿不已，滑稽可笑。要之，王行自负知兵，与高启一样，大有豪气而已。《静志居诗话》卷三说他“倾危之士”，“诗非所长”。其实正好相反，诗为所长，人非“倾危”。二、古淡萧爽

王行论诗如为文，踔厉风发，证据今古。他崇尚古淡朴雅、自然之趣，反思元诗之习，提出继承古诗传统，不以七言近体为尚，批评拘泥唐人声律，主张作诗“先国风而后雅”。这些观点都是吴中派诗学的重要构成。

在创作上，王行造乎自然，适意性灵，不计工拙，由此形成古淡萧爽之风。《题生挽卷》：生死若昼夜，始终理之常。知者付自然，昧者徒悲伤。观兹缀语言，预计身后藏。要令执绋人，相挽歌其章。自非旷达士，孰不讳死丧？死丧何足云，逝波日茫茫。四运迭相代，腊谢适春芳。载歌生挽诗，忧乐两俱忘。

达士思考生死，歌呼忧乐俱忘，王行亦在其列。七律“拙而浑朴”，弃“工而刻画”，如《次韵杨孟载见寄》：“怀刺归来卧枕书，白云满榻闭门初。草玄未信扬雄病，礼法从知阮籍疏。短障夕阳悲蟋蟀，方塘秋水老芙蕖。南村口燥呼难得，一任狂风卷敝庐。”《次韵高季迪见寄》：“廿载谁询独处情，翛然江郭养馀清。老颜照水同梅瘦，短发临风斗雪明。寒雁联行轻落渚，晚鸦结队远归城。匆匆岁暮相思切，又辱沙塘折简行。”论之宜先求意，次体味言语、联属、篇章之工。

王行能画，喜诗中画、画中诗的通境。画重意，不较笔墨工拙，近于徐贲，题画亦然。陈田说：“北郭十子，能画者五人。幼文画迹流传最多，孟载、来仪、仲温、止仲今罕传者。止仲喜泼墨成山水，时人谓之王泼墨。自题所作画诗云：‘高馆良宵睡思迟，葛巾重着半醺时。都将满抱林泉兴，付与闲窗墨半池。’可以想见盘礴之趣矣。”《题听松卷》一首即泼墨之笔：长松知几树，树树着清风。飞雨夜初急，怒涛秋更雄。醉归山月里，高卧石楼中。那复钧天梦，知音自不穷。

钧天一梦非所好，他留恋的是荡涤尘俗的几株长松、树树清风、飞雨怒涛。《四库提要》说他“诗格亦清刚萧爽”。王行题画大都意取萧爽，笔取古朴。《松云二士图》、《题画八首》、《秋景小幅》、《高林雪竹》、《梅花卷》，林泉逸兴，流于笔端，时见盘礴之态。

值得一提，高启首唱《师子林十二咏》得高澹之趣，王行《师林十二咏》不逊之。《吐月峰》：“昨吐光不阙，今吐遽非圆。圆缺看多少，孤峰只宛然。”《问梅阁》：“阁中人独坐，阁外已梅开。春信何须问，清香自报来。”《卧云室》：“入窗才一缕，满室便氲然。任使频舒卷，山僧自稳眠。”貌池亭山水，见墨不见笔，清而有味。对读其《虚白室诗序》：“尝观于天地间矣，虚则通，窒则塞，虚则明，窒则昧，物皆然也。今夫数尺之题，数仞之堂，其高可瞩远矣，而或面墙焉，亦将何所见哉？此室必虚而乃白也。惟心也亦然，虚则理著，窒则欲昏。理著则万物在吾一心，欲昏则一心役于万物，君子、小人所由以分也。”更可味之。

第七节 王彝自返求于古之诗

王彝博学，工诗文，与王行堪称勍敌。其字常宗，先世蜀人，本姓陈。父孝恭元末任昆山训导，迁居嘉定。洪武三年，王彝以布衣续修《元史》。史成，当得官翰林，以母老请归。筑归养堂，自号妫蜼子。知府魏观延之阐明文学，浚河获佳砚，王彝为作颂。七年，以此牵累死。《四库全书》收录《王常宗集》四卷及《补遗》一卷、《续补遗》一卷。一、峭直之性与复古之思

王彝少孤贫，有志学古，读书天台山，师王贞文，得金履祥之学。他推重朱子，《朱文公像赞》：“折衷群言，禆辅《六经》。宋之夫子，儒之大成。”不乐仕宦，致力经史，欲为一代名儒。

关于妫蜼子之号，娄坚《王常宗先生小传》：“方先生之得请而归也，自号妫蜼子以见志。妫，陈姓也。先生本陈氏之裔，欲复姓而未果。蜼于物，卬鼻长尾，雨则挂于木，以尾窒鼻。革命之初，天下习于惰窳，高皇帝方以猛纠之。士大夫重足屏息，以营职业，不则佯狂自放，庶几于无咎焉。如先生者，亦可以免矣，而卒谴死，岂非命欤！”王彝易代初不无佯狂自放的想法，但悠游林下，志在古学，更是请归的原因。高启《妫蜼子赞》：“古服古貌，古学古辞。际时复古，其道可施。暂起从征，亟归就养。进退从容，高风孰尚！”盖应征日已怀归来之志。

高启所说的“古服古貌”，还关涉一则逸事。王彝性峭直，嗜古成癖，归里自制闲居服式，颇异时制。洪武五年《服记》：妫蜼子为闲居之服，有冠、有巾、有衫、有裳、有带凡五而屦一焉。冠以布为质，而髹以漆，广五寸，高二寸五分。……汉献帝时，益州刺史张牧尝画古圣贤像，有曾子，故仿其所著冠如此。……此皆考求古制，而斟酌之以自便，然古之意则存焉尔矣。以今之人而服之也，其可不自古其人也欤？

文后附记：“妫蜼子既作此记，或者病焉，有谓今人而不服今之服为得罪有司者，谓今天子尝赐之织币而不制以为衣为隐君之赐者。盖妫蜼子初未尝仕，布衣也，而服斯服也，将服之以入麋鹿之群焉。君之赐其可亵乎？今之服其可贱乎？”元明鼎革，服制面临改易。按朝廷新令，不服时制，得罪有司。王彝考求古制作冠、巾、衫、裳、带、屦，非为哗众取宠，意在存古意，踵高风。高启也有类似事，洪武四年请人制孔门弟子高柴旧样冠，《赠治冠梁生，乞作高子羔旧样》：“野人散发秋半稀，小冠宜著称短衣。清时无能耻恩泽，朝簪乍脱归田扉。进冠峨峨在头上，此物须当付卿相。”当时遗民或持重故元衣冠，抵拒新制。王彝、高启非遗民，衣冠仿古，以见隐居学古志趣。

缘于好古学，王彝对文人放纵习气不满，撰《文妖》对文坛领袖杨维祯痛加诋斥：文者，道之所在，抑曷为而妖哉？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余观杨之文，以淫辞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顾乃柔曼倾衍、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女妇，则宜乎世之男子者之惑之也。余故曰：会稽杨维祯之文，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至于杀人之身，而文之妖往往使后生小子群趋而竞习焉，其足以为斯文祸非浅小。《明史》本传说他学有端绪，力掊维祯“文妖”。《四库提要》申论说：“案彝之学出天台孟梦恂，梦恂之学出婺州金履祥，本真德秀文章正宗之派。故持论过严，或激而至于已甚”，“其言矫枉过直，而诟厉亦复伤雅，虽石介作《怪说》以诋杨亿，不至于是。士禛所云，或亦有激而报之乎？”陈田说：“王渔洋为铁崖复仇，至谓常宗拟温、李堕入恶道。士憎多口，天道好还，亦可畏哉！”众说纷纭。王彝不满古学沦丧，士风、文风不淳，故作警世危论，近于后来钱谦益斥钟、谭“诗妖”。不过，他对维祯未一概驳倒。洪武三年《聚英图序》称其“若秋潭老蛟，怪颧异颡，目光有棱，其狡狯变化发诸胸中，则千奇万诡，动成文章”，“混迹斯世，与时低昂，为文场滑稽之雄”。都穆、娄坚近宗王彝，认识也独深。都穆《王常宗集序》：“穆于是又有以验先生之学之正，推是心也，岂希宠盗名，以徼一时之利者哉！”娄坚《王常宗先生小传》：“盖嘉定僻在海滨，其俗敦朴近厚，虽嗜古勤学之士，不后于旁郡邑，而其人率不骛于名，故世鲜有知者。然学有本原，或熟于典章，或深于盛衰得失之故，往往不同于剽剥之学。”二、诗返于古，不离于情“古学古辞”，是高启对王彝的评价。当越中派祭起复古大旗时，吴中派以苏州为坛坫亦倡复古。王彝嗜古成癖，不愧吴中复古中坚。他的论诗见解集中体现在《高季迪诗集序》中，如兼采汉、魏、晋、唐，求古作者之意；以情为诗，中之以节。其创作亦然。《秋林高士图》传述高古之情：岚峰半残阳，彩翠明林杪。僧坞远钟微，归人下山少。风杉落鼓响，惊起栖烟鸟。携手顾言还，前村月初皎。《明诗别裁》卷二选王彝诗仅此一首。诗专意自然之景，体味一动一静，如《跋陶渊明临流赋诗图》所云：“陶渊明临流必赋诗，见山则忘言”，“盖其胸中似与天地同流，其见山临流，皆其偶然；赋诗忘言，亦其适然。”

世无桃花源，诗人非能真不知人间烟火。王彝将现实人生与世间百态摄于笔端，宣写七情。《偶题二首》：旅舍多归梦，今归梦始真。孤城五更雨，百死一全身。短日同慈母，浮云是故人。欲辞城郭去，渔钓老江津。城破生还日，依人八口存。虱添慈母线，燕绝主人门。巷叶霜垂屋，园蔬雨隔村。身经乱离苦，聊与野翁论。

平江城破，惊魂未息，丧乱语细绘切肤感，“孤城”二句、“虱添”二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无意“语不惊人死不休”，所求“达情”而已。《四库提要》说维祯出入卢仝、李贺，“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铁崖体”奇奥险僻，王彝诗大都本于“达情”。朱彝尊叹赏《题宋复古巩洛图》有王维、刘长卿遗韵，《题宋徽宗画百合图》“偶为美名图百合，不知南北已八分”富有思致，复引《文妖》说《神弦曲四首》、《露筋娘子诗》等“尚沿铁崖流派”。陈田则说：“常宗诗类铁崖，本自眷属一家，胡乃操戈同室？”《神弦曲》分赋织女庙、西楚霸王庙、沪渎龙王庙、伏虎神君庙，兹录末一首：金钱纸撒掀空舞，群巫啾啾答神语。旋风下山百面鼓，神马如人驮一虎。豹作儿啼随鬼母，缬裙娇女出神帷。拔得虎须留画眉，妖歌自饮髑髅卮。蛮夫拜神求虎血，洗箭入山求虎穴。家家望见觚棱月，一路神灯乱如雪。

与铁崖诗形貌相似，但应指出，其时尚奇丽成风，作者未必皆沿铁崖一派。此外，王彝斥维祯“文妖”，从其论“情与诗一也”来看，对“铁崖体”并非完全排斥。

最末略及王彝之死及开启嘉定文学之功。吴中兵乱日，他误陷围中，茕茕孤影，戚怨不自释。兵后感受一统气象，受到鼓舞。《送朱道山还京师序》：“十年之间，海内僭乱以次平一”，“夫明王之化，远被百蛮，固有至神而莫测者。”辞意甚美，然不愿仕。魏观礼重之，王彝屡应邀撰文，又叙次《蒲山牧唱集》：“世之为诗者众矣，而足以鸣国家之盛者，岂徒然哉？公之诗，则所以鸣国家之盛者也。然而有其故，盖公之为人，所以成其学者，方正而渊懿；所以达其材者，廓大而宏伟；所以存其心者，轩辟而洞达；所以养其气者，雄深而淳庞。”所作砚颂不传。从高启《上梁诗》可推知《上梁文》，从王彝《蒲山牧唱序》同样可推测砚铭的内容。因赞颂朱明而死，言之可叹。王彝之死对吴中派也有不小的影响。

嘉定物产不丰，风俗则近古，尚古学风气之始可追溯王彝。浦杲《王常宗集后跋》：“杲童幼稔闻长老论及嘉定乡先生，学行纯正，文章典雅，必王先生常宗为称首。”谢三宾《嘉定四先生集序》：“练川弹丸，自王常宗、章道常等先辈振藻于先，徐叔明、殷无美诸巨公扬休于后，盖彬彬乎为海内望矣。”王彝之功确值得文学史家书写一笔。

第八节 释道衍不寂不枯之诗

在吴中派中，道衍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四杰、王彝、唐肃卒后，他与王行几成为北郭社硕果仅存，然而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其远离吴中派宗盟的位置。道衍为人、为诗颇复杂，有关评价也不一，值得详作辨析。一、关于靖难首功

道衍俗名姚天禧，长洲人。先世业医，少时语父：“儿不乐为医，愿读书出仕，不则从佛为方外之游。”年十四祝发相城妙智庵，法名道衍，字斯道。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还经北固，赋诗怀古。宗泐曰：“此岂释子语耶？”马皇后崩，选高僧侍诸王诵经荐福。十五年，以宗泐荐住北平庆寿寺，燕王朱棣礼重之，出入府中。建文削夺诸王，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劝举兵，又进袁珙及卜者金忠。建文元年七月靖难起师，道衍辅世子居守。朱棣攻东昌不克，意稍休，道衍力促之。及即位，授左善世。永乐二年授太子少师，复姓，赐名广孝。与解缙等纂修《永乐大典》。重修《太祖实录》，任监修。十六年卒，年八十四。朱棣辍朝二日，追封荣国公，谥恭靖。《明史》本传：“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道衍襄助靖难，朱棣褒之，《姚广孝神道碑》：“先几效谋，言无不合，出入左右，帷幄之间，启沃良多。”《御祭文》：“卿竭忠效谋，克殚心膂，识察天运，言屡有验。一德一心，弘济艰难，辅成家国，其绩居多。”明人赞道衍功绩，邹亮比之郭子仪。清人严遂成《明史杂咏》比之萧何、李泌。赞誉固多，诋毁也不少。《四库提要》有“首倡逆谋，尤为乱首”说。既主兵变，道衍难逃嗜杀之名。《少师姚广孝事迹》载他还吴，姊拒曰：“曾见做和尚不了底是甚好人？”《稗史汇编》又载旧友不欲相见事。《国榷》及《明史》采之。即使道衍是否知兵，也存在争议。《少师姚广孝事迹》说他从道士席应真习兵法，尽得其术，杨士奇说他不习兵事，莫衷一是。士奇之说似更可信。道衍或略知兵，而非精熟，故有歧说。

道衍鼓弄簧舌，推动兵变，着实令人费解。建文帝原非有大过，靖难没什么可鼓吹的。然成者王，败者寇，朱棣即位，道衍遂获高誉。他参预靖难，用意究竟何在？知兵的说法难以考实，且他非为利禄，朱棣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辞之，居常在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道衍参预靖难的原因，权释如下：

其人介于儒、释间。程朱排斥佛、老。李纯甫《鸣道集说》以禅诠儒，驳斥儒、释不相合。元明之际指斥宋儒黜佛、老者，道衍旗帜最鲜明，《逃虚子道馀录》二卷以逾万言篇幅排击程朱之议。永乐十年《自序》：“三先生因不多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枉抑太过。”称佛家既非“绝伦类”，又非“自私独善，枯槁山林，自适而已”，强调儒、释合一，不专为“枯槁山林”之学。朱元璋求治太速，用刑太酷，弊端丛生。建文继位，有所改观。道衍不忘世情，寄望朱棣开太平之世，故赞画机谋。

僧侣参与政治风气使然。朱彝尊说道衍文预北郭十友，武居靖难之首，“咄咄怪事”。《静志居诗话》卷六：“少师与十高僧同征，当时孝陵知人则哲，何不移来复之诛诛之？”疑怪朱元璋未诛道衍，却忽略了正是朱元璋择用僧、道，广开方外通于方内大门。二、不寂不枯之诗

道衍《逃虚子诗集》十卷、《逃虚类稿》、《逃虚子道馀录》，传世有清抄本。后世对其人品存有争议，或废诗不录。王世贞《明诗评》说“少师栖遁禅宗，衷婴世网，既参佐命，卒返初服，互逃儒释之间，未获进退之所。其诗如入忉利天，虽自快乐，未就解脱，魔障既深，终当堕落”。曹学佺以为犹能不离其教，诗不当尽废。《四库提要》称道衍词华虽美，仍当摒弃，云：“其诗清新婉约，颇存古调。然与严嵩《钤山堂集》同为儒者所羞称。是非之公，终古不可掩也。”当然，我们不会赞许靖难首功，也不会鄙弃其诗。

道衍与高启、王行交笃，尤好高启诗。《客次读高启诗集二首》其一：“对君长自诵君诗，只为君曾许我知。今日相看虽客里，一编读尽夕阳时。”高启也爱读道衍诗，许为知音。《独庵集序》论其“闳放驰骋”，“优柔曲折”，不乖师古之义，不同凡近之习。道衍诗异于僧家常流。因此序末说古人以禅喻诗，“其要又在于悟，圆转透彻，不涉有无”，欲共探讨之。道衍确无意专在圆悟。永乐七年《韩山人诗集序》细论诗之本、诗之法说：文之至精者为诗。诗之作，虽不用经书语，不读经书，不知义理者，弗能作也。苟作之，则空疏肤近，鄙陋恶俗，不足入于大人先生、宗工秀士之目矣。故凡作诗者，必读经为然，何哉？诗乃吟咏性情，其言止乎礼义。不读经书，昧于义理，必不合乎其作也。……自汉魏而降，诗法之变，不淳乎古，故作之者狃于近习，虽有声律之句，其言亦皆止于礼义而已。

若匿去名字，说此僧人所作，恐信者不多。道衍拈“文之至精者为诗”，“作诗必读经书，明义理”为说，近于宋濂之论，旨在阐说诗非吟弄风月、藻缋雕琢，而重在畅情达理。

道衍身在空门，心逸方外，不事“枯槁山林”之学，亦不专作“枯槁之诗”。《废宅行》：“莲灯不见照萤灯，鼍鼓无闻响蛙鼓。名花憔悴殒惊红，回首东风万树空。池水尚能潜赤鳝，庭杨无复系青骢。鸳瓦飘零榛砾混，獬屏剥落草烟蒙。亭台佳气雨时收，却讶三春是九秋。青李朱樱为谁实，兔葵燕麦不胜愁。”将历史兴废浓缩于“废宅”一景，唱叹而哀。元末明初诗僧大都与现实近，与忘世远，宗泐、来复、大冋诸衲皆然，道衍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无他，时代使然。

吴中派兼采众家，不事拘狭，显然还有一层寓意：取径汉唐，振兴一代诗风。僧诗尚禅悟之趣、蔬笋之气，但对道衍来说，仅阐得妙悟之理，尚是不够的。所作或感赋古今，或驰骋才情，“险易并陈，浓淡迭显”。如：阑绕荒烟砌满苔，花容仍拟旧时开。白头邻叟贫犹在，记得金盘托荐来。（《废苑芍药》）槐柳阴残第宅隳，行看不忍步频移。歌钟寂寂无今日，谯鼓冬冬似旧时。人改衣冠逢罕识，寺亡台殿到还疑。故交况尽东西去，独立斜阳倍感悲。（《乱后入城有感》）粉态凋残抱恨长，此心应是怯凄凉。如何不管身憔悴，犹恋黄花雨后香。（《秋蝶》）

芍药绝句借看花写盛衰，感咏现实。入城七律写平吴后所见所感，颈联对仗精工，慨叹独深。秋蝶绝句，《石仓历代诗选》、《明诗综》选录之，婉曲动人，咏物有妙思。乐府《琴歌》绝少蔬笋气，诗云：我作琴上弦，君为弦里曲。曲愁听者稀，弦愁断难续。

如此言情，出自一个僧人之手，令人侧目。蔬笋气久被视作僧诗正宗，以这一标准衡量，道衍远不够当行本色。正如理学家好诗未必就是理气诗一样，僧家好诗亦不论是否有蔬笋气。理气诗也好，僧家诗也好，如果专主讲学、道偈，就不免沦为工具，无情、意、趣可言。我们不否认蔬笋气有其佳处，同时不轻视僧家性情之咏。于道衍诗，宜作如是观。

总体来说，道衍逸出僧诗常流。当然，禅悦之咏在《逃虚子诗集》中还是占有一定的比重。如《妙上人习静轩》：“岚岭照深屋，云松翳闲门。鸟啼惊曙白，花气觉春温。以兹迥尘境，自可澄真源。冥观了无法，何有寂与喧。”具意趣、字句之妙，有推敲之工。朱棣称道衍诗“高简”，顾起纶《国雅品》称“心寂语新”，大抵指这类作品。不过，道衍更擅长传情写意。《效古》三首其一：“行歌碧桃下，欲折碧桃花。碧桃不可折，一折一吁嗟。”其二：“草中是白骨，欲问白骨名。白骨不可问，一问一伤情。”其三：“遥望长安城，欲过长安道。长安不可过，一过一烦懊。”感慨深沉，笔调清丽，正是和尚内心不寂不枯的外现。

道衍还写了不少颂圣诗。《永乐七年正月十五夜喜晴，京都放灯甚盛，赋近体一首》：“圣主从容天上坐，与民同乐尽三更。”《三月二十日钦授太子少师》：“自念上天遗一老，谁知今日预三孤”，“深荷皇恩无以报，炉香晨夕效嵩呼。”靖难成功，目睹“太平乐世”，他心底作何感想？“圣主”二句嵌入一个“乐”字，指向永乐年号。朱棣《姚广孝神道碑》曾说：“若斯人者，使其栖栖于草野，不遇其时，以辅佐兴王之运，则亦不得播声施于宇宙，垂功名于竹帛哉！”此即“深荷”二句来历。《四库提要》将他与严嵩相提并论，严嵩人格卑污，世所共鄙，道衍实非其流。

第九节 吴中派后期大家韩奕

就创作实绩言，四杰身后，吴中派称大家者，还有一位山人韩奕。明代山人诗大盛，即以韩奕等人为始。这位染目疾的山人，集未广传。幸而朱彝尊选明诗，亟为称誉。《静志居诗话》卷四：“明初吴中高士三人，一为长洲王宾仲光，一为昆山王履安道，其一则公望也。三人皆隐于医。仲光诗多俚率，安道游华山，作诗一百五十首，然无足录者，必以公望为巨擘焉。”“巨擘”之评，确有真赏。此后数百年又鲜言及者，良可叹也。一、关于蒙斋

韩奕，字公望，号蒙庵。安阳韩琦十一世孙。六世祖性卿迁苏州，后世业医。韩奕年十五，诗文纯雅可观。弃举业，潜心濂洛之学。闻金华朱震亨擅医，冒兵革走数百里从学，得其传，为吴中名医。性情高远，不苟交游，嗜山水吟咏。永乐四年卒，年七十三。临逝诵郑思肖“此世只除君父外，不曾别受一人恩”之句，援笔书五偈，皆脱略世故，翛然物外。子有孙，能承父业。初韩奕未有子，弟夷始生，父命育为后，改名诒孙。韩夷召授御医，钦赐改字公达，辑《韩山人诗集》九卷，道衍作序。未几，有孙复辑其馀为《韩山人续集》八卷，计诗七卷、词一卷。

韩奕志于古学，“识趣似古狂者”。早得目眚，筮《蒙卦》，知眵难疗，名其室蒙斋，又名四时佳兴、吟白、雪蕉、一沤。赵友同《故韩隐士行状》：“闻人道荣利事，则掩耳避去。每风日清丽时，幅巾鹤氅，乘篮舆访佳山水，或棹扁舟，寻昔贤古迹，意有所会，则藉草而坐，微吟长啸，人莫测其津涯。”晚岁往来，仅王宾等二三友。安陆姚善洪武三十年知苏州，有善政，访求遗贤，韩奕拒门不纳。《元明事类钞》卷十六《人品门》采为“自答不在”典故：“建文初，姚善守吴，造请之。公望不逾中门，于布帘内答云：‘不在。’一日伺宾在，掩入其室。公望走楞伽山，善随至，则泛小舟入太湖，善太息而去。”

韩奕不交接凡俗、权贵，非故作傲世态，亦非因目眚入于矫激。《斋居五咏》：养正存吾道，投难自有亨。大中常在体，何病目偏盲？（《蒙斋》）湛然天宇内，日日有春风。此况非吾独，它人个个同。（《四时佳兴》）贤愚虽异品，今古一人心。寓物能同乐，何分醉与吟。（《吟白》）绿嫩如初剪，翘翘映雪中。物情虽是画，生意本无穷。（《雪蕉》）希微倏起灭，于世何亏盈。浮生本来静，忍逐众营营？（《一沤》）

所居仅一，却有多名。题记自释云：“而名曰蒙，因目眚筮得《蒙卦》，自养其正也；曰四时佳兴，因程伯子诗‘睹夫良辰，人有其乐’也；曰吟白，因魏公所取醉吟先生之号，奕窃其馀，少摅其怀也；曰雪蕉，因王维所画，叹是物柔脆，当此岁寒，自保其全也；曰一沤，因佛氏有生之喻，顾身世俄顷，有何累于外物，庶几乘化自尽，乐天命以无疑也。”道衍说他通经安命，居市廛如处严壑，山颠水涯，酌泉理丝，吟咏为乐，“故其诗冲淡幽婉，无一点尘俗气”。持重士节、德操显是韩奕高蹈之意。二、山人之诗

宋遗民郑思肖怀思故国，画兰不画土。韩奕《郑所南画兰》：惟公生南楚，侍宦来吴中。身遭宋国亡，耿耿存孤忠。无家又无后，南冠号北风。洒泪写离骚，咄咄如书空。疏花缀简叶，孤生不成丛。翛然数笔间，遗恨自无穷。图成继数语，语怪谁能通？流落为世重，宁论拙与工。此花有时尽，此恨何时终！吁嗟匹夫心，所受由天衷。我思殷顽民，千载将无同？

自题历述思肖坐卧必南向，泣誓不交北人，闻北人语趋避，并引“我死，题吾主曰：宋故不忠不孝郑思肖”诸语，末云：“奕闻之先人复斋，复斋闻之外祖省元唐东屿。东屿与所南交甚厚，皆宋末元初人。”作为韩氏后人，韩奕景仰思肖，怀“夷夏之辨”，非无来历。思肖誓为大元顽民，此“我思”二句来由。复观韩奕临逝诵思肖之句，节概可知。

上诗中的“殷顽民”，指不食周粟、饿死首阳的伯夷、叔齐。韩奕《食薇次韵》：“薇生虽小物，《小雅》诗尝陈。念昔高蹈者，茹之等奇珍。口体随所养，匪曰因家贫。五鼎苟违义，甘居两海滨。岂同荤膻徒，混彼阇与。采采从春月，御兹风雪晨。性苦益人脾，味淡存天真。”世人牵于口体之养，往往丧失天真，韩奕故珍重“食薇”二字，《再次前韵》结云：“我无食肉相，蔬食从古人。”《味菜轩》抒写“蔬食从古人”的高情，有“顾我心嗜道，嗜菜若珍异”之句。士生于世，高者守德性，安贫乐道，绝不蝇营狗苟。韩奕遯迹存真，诗韵高古。

山人，在元末明初或指医卜者，或指山林之士。人们称韩山人，盖兼而有之。韩奕耻道荣利，幅巾鹤氅，倚树长吟，随兴所适。吴中为佳山水窟，支硎山去吴城甚近，泉石清秀，山顶有支遁放鹤亭，山下有支遁庵，白居易、刘禹锡尝游而赋诗，陆龟蒙、皮日休曾联袂吟唱。韩奕《支硎山古迹十二咏》录成一卷，多可诵者：滴出云边泠，流来石上平。源源知有脉，浅浅听无声。（《寒泉》）东山松桂高，坐久清光发。那得当时人，同看当时月。（《待月岭》）

委运大化，任性求真，无尘俗气。台阁派杨荣好之，《支硎山十二咏序》：“翛然有出尘之趣，非其蕴蓄之厚，涵养之深，不足以及此，岂寻常登临感慨、托兴于陈迹而已哉！”

韩奕以古人相期，徜徉世外，然非忘情者。如：棕榈阴转画阑斜，两两斑衣戏落花。借问江南二三月，年来此景有谁家？（《题戏婴图》）相逢喜见白头新，白发相逢有几人？湖海年来旧知识，半随流水半随尘。（《逢故人》）

绝句极含蓄，但他生活的时代太醒目了，所以人们仍可看出蕴含的世变之痛。《送戍人二首》也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二：全家万里戍，念汝特还乡。雨露春时怆，山川客路长。旧坊邻姓改，先陇墓田荒。又迫公家限，含凄理去装。

写平吴后大批士庶谪戍异乡的一段悲惨历史。杨荣《支硎山十二咏序》说朱明汇征四方才俊，韩奕“方将见于有为”。此殆自忖，恐未必留意韩奕《闲居偶作》开篇所云：“名爵非所好，贫贱固其宜。少无当世心，况兹年既衰。”

韩奕诗“思致幽空高迥”，“耻与浮靡之流争鹜纤巧”。《四库提要》论其古体“伤于浅率”，近体如《新秋次韵》、《东湖放舟》等“一知半解，尚稍得宋人格律，其瓣香当在剑南”，则未尽然。如上引古体不可曰“浅率”，近体亦非“一知半解”。摘句以坐实诗人，如无公正心，其弊尤甚。明初诗坛固有真朴一派，吴中韩奕、王履，闽中王恭，皆其著者。如韩奕《咏枝上残花》：“半春日日雨兼风，野杏官桃到处空。此树偶留三两朵，依依残影夕阳中。”王履《逢云归可爱》：“一朵归云静，徘徊正好看。匆匆恐惊散，不敢上林端。”疏而有味，读者当会其意，不专求字句工丽。论明诗者亦当留意之。

第十节 唐肃、余尧臣及吴中派其他诗人

以上探讨吴中四杰及王彝诸子诗，吴中派值得注意的人物还有唐肃、余尧臣、高逊志、宋克、吕敏、陈则、谢徽、张适等人，以下简作考察。一、唐肃

唐肃，字处敬，号丹崖居士，山阴人。九岁为诸生，从同郡王宥授《诗》。甫弱冠，精察义理，文词沛然。至正十九年，举乡试。明年任皇冈书院山长。二十四年转嘉兴儒学正，丁内艰。二十六年十二月内附，例至京，选入诰局。又明年，例移濠，未几还京，复至濠，逾月放还。洪武三年荐修礼乐书，七月授翰林应奉。明年以疾失朝参免归。六年秋再谪濠，佃瞿相山。七年卒，年四十四。工诗文书画，与上虞谢肃并称“会稽二肃”。危素、宋濂重其文。苏伯衡叹所遭遇，《翰林应奉唐君墓志铭》：“然未究其用，以一眚之故，至废为耕民，而困顿以死。”有《丹崖集》八卷，存诗四卷。

唐肃举乡试第六名，然不屑举业文，自言：“士君子功业不著于时，则为文章以见志，声律记诵之学，求合于主司，不足以传后。”肆力古文，本之经史，博采百家。高启《丹崖小像赞》：“诵其文，伟然其夫。睹其貌，眇焉乎儒。迹晦名彰，身癯道腴。不翕翕以合，不汲汲而趋。知之者固以为介，不知者则以为迂吁！”诗称其为人。如《丹崖集》卷二《园隐为方以常赋》：“所性惬园田，樊生真我师。吾不如老圃，取讥甘仲尼”，“问我何所乐，俯首不答之。答之岂无言，吾方抱瓮疲。”傲岸不俗。乐府、歌行古质雄奇。卷三《智伯头饮器歌》：“玉盘酒滴猩猩红，血波倒浸泥丸宫。雷吼无声电睛坠，伏犀骨断漆花腻。老龙一吸银海涩，饮阑掷杯怒发立，英魂夜半不敢泣。君不见君漆头，臣漆身，恨君蓝台争谏臣。”值得引述的还有同卷诗《张良铁槌歌》：“谁不雠狂秦，所以爱良与客不爱君。君惟务重法，法重乃不行，耰锄又起山东兵。呜呼韩槌不杀始皇帝，楚刀终斩降王婴。”批评“君惟务重法”。他如《唐玄宗与诸王讲易图》：“金盘未浴儿，花奴未挝鼓。七宝床中一卷书，不是梨园新乐谱。岐王薛王何足数，宁把君王悟君父。不闻龙马负图来，但惊野鹿衔花去。”放言高论，驰骋上下，用申屠衡的话说，“如风樯阵马，快意适情，冒风涛，历坡坂，极其所诣”。

唐肃酷嗜唐律，所作律绝不名一家。卷四《宿扬州》：“此城端合号芜城，千古繁华几战争。无复珠帘开十里，空馀寒月照三更。舟行白棹胜骑鹤，酒熟金盘想吸鲸。一夜蓬窗增感慨，梦魂何处玉箫声？”《濠上清明》：“年年寒食最愁人，只见松楸不见亲。谁料今年愁更切，松楸犹隔万山春。”《梁山涧和幼文》：“诗绕饥肠咏未成，且寻荒涧觅泉声。青山与我偏多意，才送南行又北行。”或悲郁，或韵清，或情深，皆可诵读。

一代才人流放贫困而死，可为浩叹。苏伯衡挽章云：“学著群公表，才兼众艺长。文章祖班马，翰墨法钟王。濯濯江湖迥，凄凄草树荒。斯人今已矣，恸哭涕淋浪。”毛锐挽章云：“屡有它乡谪，能无故国望？中年遭困顿，多病杂惊惶”，“王国威仪缺，吾侪道义亡。明珠方世售，白璧竟渊藏。”

唐肃子之淳，字愚士，以字行，有文才。建文中方孝孺荐授侍读，旋病卒。有《萍居稿》。《石鼓诗》、《毛沧儿歌》、《严子陵墓》、《送贡先生五十韵》，有父风。《元夕东池上作》：“未老只伤离，春霜着鬓丝”，“此身萍叶似，漂泊偶东池。”意实调苦，信才子遭时多艰。二、余尧臣

余尧臣，字唐卿，永嘉人。越镇帅院判迈盖卿、参政吕珍罗致幕下，有保越功，不乐仕进。已而入吴，官淮南行省左右司。平吴后，谪临濠。洪武元年秋授新郑簿，明年简入礼局，后来事迹绝少文献载记。有《菜集》。

唐肃、余尧臣诸子相继来吴门，“北郭文物”臻盛。高启《春日怀十友诗》第一首即《余司马尧臣》。士诚叛元，他未像张羽、徐贲那样遁隐。历经平江之战与谪居临濠，授新郑簿，总算结束了动荡的日子。高启《答余新郑》详载这段经历，抵得上一篇小传。尧臣不适应新角色，高启诗中因有“幸逢昌朝勿自弃”、“文章期君归黼黻”的慰语。

尧臣元末尝结茅绍兴桐桂里，署曰菜。陈基《谕圃文》：“岁仲春，土膏脉起，将有事焉”，“召圃之老者，拊茠具告之曰：‘呜呼！若知菜之为用乎？先王为耒耜，教树艺五谷，立蔬实并称焉。’”来吴后，他怀旧不已，徐贲、高启为赋菜诗。尧臣诗常流露隐逸之思。《题秀野轩》有云：“栖鸦返故巢，潜鳞濯新藻。倒景澹斜晖，回飙荡晴昊。衡门夜不扃，燕坐事幽讨。落叶秋自飘，残花春懒扫。我欲往从之，税驾苦未早。挥手谢孤云，去去没苍徼。”秀野轩，周驰读书之所。朱德润作《秀野轩图》长卷，远山映带，疏林隐约，茅舍主客对坐，署时至正二十四年。题咏多一时知名士如高启、杨基、张羽、王行、王彝、韩奕等。尧臣此诗气韵高旷，苍润秀逸。《题赵吴兴渊明像并书归去来辞》：“孰谓公子怀，不与幽人期？抚卷三叹息，系年非义熙。”叹赵孟幽人之志，并指出署款取元人年号。由此可想象尧臣入明心境。他既与四杰齐名，造诣当不可小觑。惜集罕传，难睹全貌。三、高逊志、宋克、吕敏、陈则、谢徽、张适

高逊志，字士敏，萧县人。尝居吴门，入北郭社。师贡师泰、周伯琦、郑元祐，文章典雅。洪武三年与修《元史》，授编修，改秦府纪善。闲居十馀年，十五年召试吏部侍郎，谪朐山。建文初征入翰林，迁太常少卿，任《太祖实录》副总裁。与董伦主会试，取中胡广、吴溥、杨荣、金幼孜、杨溥等人。靖难师至，遁迹雁荡山卒。十世孙佑编刻《啬庵遗稿》二卷，诗文各一卷。诗深为曹学佺所喜，《石仓历代诗选》选四十首。逊志性豪侠，慷慨激烈，有燕赵风。古体开阖跌宕。如《题江行初雪图》：“孤舟摆浪何处来，雪片纵横向人落”，“人生得意能几何，相逢俱是穷途者。”近体以绝句为佳，抒写奇宕之思、清远之意。《题红梅》：“红绽南枝玉，芳姿绰约新。不将明媚色，竞逐艳阳春。”《墨梅为李炼师赋》“谁向陇头来，寄此一枝雪。莫负岁寒盟，道人心似铁。”有冰雪气，无柔靡态。《静志居诗话》卷五引述蒋竞所载逊志自矢“西山饿夫”，长逝犹指画“恨”字，及其“生死尚无慑，宠辱何足惊”之句，以为“矢之有素”。逊志节概凛然，诗溢浩然之气。《题陶渊明像》云：“莫道先生浑不醒，醉中犹记义熙年。”其死虽未如方孝孺、练子宁惊人心魄，但也足称壮怀激烈了。

长洲宋克，字仲温，博涉书史，驰马试剑，结客自豪。一旦厌事，杜门谢客，操觚染翰。善画竹，尤工章草。洪武初，官凤翔同知卒。诗无专集，今传数篇肖其为人，笔意纵逸，不计工拙。如《秋日怀兄弟》其一：“秋至转相忆，萧萧落木初。如何去乡国，不见有音书。漂泊全无定，存亡半是虚。风尘几时靖，还似昔同居。”其二：“相别几多时，相思泪满衣。家贫经难久，世乱得书稀。作吏诚全拙，从军事亦非。乡心秋塞雁，尽日向南飞。”《怀何孝廉》：“绝怜何有道，老节独居贫。孝义今谁及？交情久更真。清斋将十载，小隐欲终身。别后音书断，相思入梦频。”三诗见《赵氏铁网珊瑚》卷七《宋仲温诗帖》，注云：“清明前五日，宋克书旧诗三首。”清明前五日书此怀友，情态可以仿佛，诵之凄然。

无锡吕敏，字志学，号迂缪生，元末入道，洪武初官无锡教谕，十三年举人材。有《无碍居士集》。至正末尝与高启、徐贲唱和东皋，有《东皋唱和卷》。高启《过僧舍访吕敏》：“幽鸟每同驯鸽下，高人闲与老僧依。谈诗说偈俱堪喜，坐觉茶香上薜衣。”吕敏诗多霞外之致。《书云林图》云：“葱蒨夏林绿，高斋方夕曛。幽花垂泫露，远岫敛归云。停箑风初至，移樽酒半醺。明朝忆佳赏，回首念离群。”

昆山陈则，字文度，洪武初荐授应天府治中，擢户部侍郎，出大同同知，迁知府。早年赋《紫菊》诗，同社呼为“陈紫菊”。高启《答陈则见寄》：“何由慰远思，独咏寄来诗。”诗无专集。王鏊《姑苏志》卷五十五称其“文词清丽，与高启、杨基同称”。诸选所录大都诗思清丽，超于物外。如《雨后过狮林精舍》：“当晓一莺鸣，林收宿雨晴。网残虫脱罥，蜂闹蝶催成。梅气袈裟润，花香佛座清。回廊僧不见，看壁自吟行。”

长洲谢徽，字玄懿，与修《元史》，授编修，擢吏部郎中，不受归。洪武六年，起国子助教，是年卒于官。有《兰庭集》六卷。为高启作《凤台集序》、《缶鸣集序》，不乏识见，诗亦近之，才情未逮。《师子林十二咏》唱和所作，《卧云室》云：“朝卧白云东，暮卧白云西。白云长共我，此地结幽栖。”思致幽佳，清新可喜。

同邑张适，字子宜，早能诗。洪武初以秀才荐授工部都水郎中，以病免。后以明经荐授广西布政司理问，历滇池鱼课、宣课二司大使，卒于官。一生诗文甚富，多散佚。传世《甘白先生张子宜诗集》六卷、《补遗》三卷、《文集》六卷。论者或称与高、杨齐名。今览所作，虽难肩随，然时亦可观。如《村居漫赋》：“抱病馀三月，居贫寄一村。目昏难细字，耳背喜高言。飘泊荒儿学，羁栖对仆樽。城西空故宅，自为厌烦喧。”《夜酌》：“秉烛当良夜，良夜当秉烛。饮酒勿多言，多言乱心曲。”《新燕》：“江花自发柳依依，江燕初来作畔飞。多少玉楼空寂寞，旧巢虽在主人非。”颇有风裁。张适尝得朱长文乐圃，携友觞咏自得。所赋《乐圃林馆十首》等，不乏佳篇，开明清乐圃之咏先河。

馀论：吴中派诗史意义

吴中、越中派之衰，意味江浙诗坛折去双翼。朱元璋鄙视吴中派，株及吴中诗坛，直到成化以后，吴中之诗始呈复兴之象。作为一代诗坛重镇，吴中派在明诗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方面，作为五派之一，其总体成就超过江右、闽中、岭南派。《明史·文苑传》列举明初诗六家，吴中四杰占据四席。这种批评有偏颇，但也反映了某些事实。诗论家谈明诗，首推复古，论复古首推七子派。这大抵不错，仍不免忽视吴中、越中派肇开明诗复古端绪。可以说，吴中、越中派为复古初兴，七子派为再兴，明末复社、几社为三兴。

另一方面，“吴中体”独标一格，奠立明清“吴音”主调。江左风流，南音清丽，从陆机到陆龟蒙、范成大，再到顾瑛等人，吴中诗歌源远流长，而真正黄金时代的到来，还是在吴中派出现后。吴中派远承陆、范，创立“吴中体”，奠定了明清“吴音”清丽俊逸的基调。钱谦益《孙子长诗引》：“本朝吴中之诗，一盛于高、杨，再盛于沈、唐。士多翕清喣鲜，得山川钩绵秀绝之气，然往往好随俗尚同，不能踔厉特出，亦土风使然也。徐昌谷，江左之逸才也。一见李献吉，阳浮慕之，几欲北面，至今为诸伧口实。皇甫子循，歌诗婉丽，晩年盛称嘉靖七子，非中心好之，屈折于其声光气焰耳。”由于不满吴中“屈折”于七子派声光气焰，指责“好随俗尚同”。然吴中明诗代代传习“吴音”，已是诗坛一大景观了。而且即使吴中诗人变化，亦不离“吴音”。徐祯卿受李梦阳鼓动，所操仍是吴调。王世贞为李攀龙所转，弃“吴音”而就高歌朗调，中岁后幡然有悟，复返土音。

此外，吴中派与闽派、岭南派共推毂明诗宗唐风气。宗唐、宗宋不仅关涉取法，还关涉明诗历史演变。吴中派才情风流、适意自放的人格精神与文化心态也为后世树立典范，对吴中士人的人格心态、诗歌理想、审美旨趣作用甚巨。如追求遗世、适意成为吴中人文一大传统，吴中四才子的适意自放就藻贯了这一文化精神；诗、书、画三绝兼长成为吴中传统，影响着士人心态与生存状态；看花诗亦为吴中诗歌的一宗，明中后叶盛行的落花咏，就承传了吴中派喜咏看花的传统。还有结社雅集，北郭社开明代结社风气之先。有明一代，吴中社集甚盛，延及清代，馀风未衰。

第四章 江右派

元代诗坛，江右为重镇。元诗四大家中，范梈、虞集、揭傒斯俱江西人，不仅为江右风雅之望，且引导元中后叶诗歌风气。元末杨士弘选《唐音》，引领一时宗唐风气，对明人鼓吹盛唐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江右明诗接绪之，自有新变，蔚然大观。总体上说，凡有三变：初变于刘崧为首的江右派，再变于杨士奇、解缙为代表的台阁诗人，三变于江右王学之盛。江右派为明初五派之一，台阁派胎生于此。后世轻视台阁派，于江右派并束书不观。研治明诗，江右派实不可轻。

第一节 江右派概说

江右派之称，明代诗论家各有所指，未有定说。一种观点指江右诗人为代表的台阁派。如南昌余曰德与王世贞、李攀龙为友，世贞称“所为诗，实能矫厉江右之派，以开正始”。另一观点指宋代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宋诗第一大派，后世持此说无足为奇。江右诗人或不赞同，以为江右派肇始于陶渊明，此又是一说。郭子章《豫章诗话》卷一：“江西诗派当以陶彭泽为祖。吕居仁作诗派，宗黄山谷，此就宋一时诗家言耳。”这与元明诗人轻视江西诗派有一定的关系。

以上三说外，复有胡应麟“江右诗派昉于刘崧子高”之说，颇得清人认同。或称之西江派。《列朝诗集小传》：“国初诗派，西江则刘泰和，闽中则张古田。泰和以雅正标宗，古田以雄丽树帜。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步趋台阁，其流也卑冗而不振；闽中之派，旁出而宗膳部，规摹唐音，其流也肤弱而无理。”《静志居诗话》卷六“胡俨”条：“诗亦近西江派。”《明史·刘崧传》：“善为诗，豫章人宗之，为西江派云。”今借鉴胡氏说，以江右派或西江派专指刘崧一派。一、江右派之兴及诗歌活动

关于江右派之兴，有两则文字值得注意：吾邑在大明受命之初，有陈海桑先生、王竹亭先生与其弟佥宪公，有尚书刘公与其弟东原先生，有临淄令欧阳公，有廖愚寄先生，有正固先生，又有德安贰守罗公、临安倅杨公、国子录萧公、临晋令郭公，皆邑里之通儒，来学之宗范。（杨士奇《正固先生哀辞序》）前人之诗未暇论，爰以国初枚举之。……江右则刘崧擅场，彭镛、刘永之相望，并称作者。（解缙《说诗三则》）

杨士奇、解缙论明初江右人文蕃盛，叙及刘崧、刘野、王沂、王佑、刘永之、彭镛、陈谟、萧执、萧岐、罗性、欧阳铭等人，皆早年亲历见闻。江右派是后世说法，但也是文学史客观存在，与越中、吴中派一样兴于元末。

刘崧为诗派宗盟，《自序诗集》纪年十六游兴国为童子师，日赋诗自课。居三年，得虞集、范梈之集，“诵之五昼夜不废”，“乃敛蓄性真，湔涤故习，尽出初稿而焚之。益求汉魏而下、盛唐诗以来号为大家者，得数百家，遍览而熟复之，因以究其意之所在，然后知体制之工与夫求声之妙，莫不隐然天成，悠然川注，初不在屑乎一句一字之间而已也”。他生于至治元年，十九岁悟诗道，即在至元五年。自编诗集“由己卯以迄于己酉”，亦始是年。宋濂《刘兵部诗集序》载其稍长，取《诗》、《骚》及魏晋、唐宋数百家之集，“钻研考核”，“精神参会”，不自足，束书走南昌，与辛敬、万石、周浈、杨士弘、郑大同“相与扬搉风雅，夙夜孜孜”，“刘君之诗，十九岁以前皆焚去。二十至四十九之所存，亦十之七八耳”。辛、万诸子皆耆旧名家。刘永之《刘子高诗集序》也说：“当是时，大梁辛敬、豫章万石、襄城杨士弘、秣陵周浈亦以歌诗自雄，子高与之驰骋上下，名声相埒。石之齿最长，特折辈行与交，而亲善者同郡旷达也。”

刘永之、王沂、王佑为诗派核心。杨士奇《王先生传》述王佑遭世乱，“稍出游南昌，与辛敬、万石、旷达、杨士弘、练高、刘永之辈为诗友”。梁潜《竹亭王先生行状》复载“若襄城杨伯谦、秣陵周浈、豫章万石、大梁辛敬、清江彭镛、刘仲修、乡先生刘尚书昆弟、廖文学愚寄、陈海桑心吾与先生之弟御史君子启，日赋咏往还，更唱迭和，以商确雅道为己事”。江西兵乱始于至正十二年红巾军渡江。王佑、王沂兄弟与刘永之等唱酬，当在至正中。

由此大致可论定江右派兴于至正中叶。探讨其成员构成，应考虑三大因素：刘崧为宗盟；泰和诗人为主力构成；刘永之、王沂、王佑、陈谟为核心人物。胡行简、傅若金、辛敬、周浈、杨士弘诸前辈诗人，虽与论诗唱和，但不宜归入诗派。基于此，可认定刘崧、刘野、刘永之、王沂、王佑、王泰、陈谟、陈庸、梁寅、廖子谦、彭镛、旷逵、梁兰、萧翀、钟祥、萧执、萧岐、欧阳铭、欧阳韶、罗性、解开、胡寿昌、吕复、周子谅、练高、刘仔肩等人为诗派人物。

以下分别考察江右派元末与明初的诗歌活动：

元末活动主要集中在泰和、南昌两地。刘崧、王佑、王沂、刘永之南昌唱和，已见上引文献。泰和活动以南园唱和最著。南园为王佑城西别业。王佑灌园而隐，偕西江诗友唱酬。据刘崧《八月十日，同王睿、刘霖、旷逵、萧谌、欧阳铭、钟哲、焦瑜、王佑燕集王氏南园赋诗，有图有序》、《南园联句同王佑、旷逵、刘霖、萧谌》，南园唱和主要有刘崧、王沂、王佑、旷逵、刘霖、萧谌、欧阳铭、钟哲等人。

此外，几次小型唱和也需留意，包括至正二十二年刘崧与兄麓、弟野避乱东行唱和，二十五年陈谟、吕复、王泰等人兴国平川唱和。

至正间江右兵祸甚剧，兵革抢攘之际，西江诗人大都隐居不仕。刘崧居珠林，息影幽寂，作苦食力。周浈欲荐之，作书有三不可、四不能之说。四不能者：“性疏简嗜酒，不善与人俯仰”；“久处草野，短衣芒，举止粗俗，章甫缝掖，不安于身体”；“旧学荒芜，诵习亡失，设有问辨，何由资复”；“钱粮出入，昧于经纪”。他不肯出，钱粮、旧学之忧倒在其次，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性疏简，乱世甘处草野。王沂隐竹亭，王佑隐南园，愿为抱瓮灌园之流。王佑衣短褐，冒风日，与野老奔趋灌园。刘崧劳之曰：“甚矣，子之惫矣！”王佑厉色诮曰：“子何言也”，“今幸获返于斯，以从事初志，又安敢惮邪？”刘崧叹说：“其学灌也，如学道；其治圃也，如治生。”刘永之与梁寅、彭镛谈经论诗，“日究论雅道如泰宁之时”。梁寅弃仕，“绎经传，潜心理学，笔之于书”。他们不是不关心世事，刘崧曾说“夫息丘园而怀天下忧者，此天下之士也”。世乱如江河，无力拯之，惟言之痛心。

鄱阳湖大战，陈友谅兵败身亡。至正二十五年，江西内附，结束十馀年兵乱。朱元璋欲文武兼用，广征江右人材，或以议礼修史聘，或不次擢用。简列江右派应聘及入仕情况如下：

从以上所列二十七家，可清晰看到诗派人物元末多未仕，或弃举业，教授为生，或遯岩谷，著述自娱。迨江西内附，应聘、入仕居十之八九。且其报恩用世之意甚明。刘崧《按察司官朝会题名记》：“夫有食其禄，乃不思究其职、理其事，而负圣训者，犹负于天也，可不畏哉！”刘野应征，陈谟《刘子彦应征序》：“天统斯得，皇心载愉，爰及稽古礼文之事，申明廷臣，搜猎岩穴，网罗旧闻，务酌古法”，“其弗获施于当时者鸿生硕儒取而建白于今，诚所当议也。夫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太平之盛致也。”即使不仕者，亦怀致太平意，如梁兰教二子潜、混以世用为贵。江右诗人或因用世意切，以至仕途坎壈，王佑谪和阳、罗性谪西安、萧翀谪河南皆是。

当然，还应看到刘永之、王沂、陈谟、梁寅、萧执不耐仕宦，眷恋山林，欲为太平逸民。陈谟说：“今复幸为圣代逸民，与康衢叟、华封老人嬉戏咏歌，以终馀齿，不亦多乎！”梁兰二子已仕，迎就养，不乐曰：“吾获归守先人丘墓，以咏歌太平，尽吾之天年为乐，不既多乎！”究心吏治是江右诗人入明的理想，隐逸亦是。无论在朝廷，还是处林下，他们都怀着“咏歌太平”之思。故杨士奇说：“或进而阶显，融佐化理，或退而信廉，节成后进，皆卓然有益于世也。”

江右派明初诗歌活动有所变化，南昌的中心地位为京师取代。刘崧、萧执、周子谅、吕复成为京师诗坛重要人物，与越中派大有唱和。《玉兔泉》联句即洪武五年九月刘崧偕宋濂、宋璲、张孟兼、吕复、熊鼎、周子谅所作。萧执乞养，宋濂、贝琼作序送之。陈谟、刘永之先后入都，宋濂推重之。泰和唱酬更多聚集在王沂竹亭及萧氏南溪别业。南溪萧翀为刘崧高弟子，萧翚为王沂门人。洪武十一年，刘崧罢归，明年仍客萧氏，暇日偕门人萧翀、钟祥，与王沂、萧执、刘野游武山赋诗。武山唱和为江右诗人津津乐道。此外，值得提及的还有洪武七年刘崧、刘野北平西斋唱和。

江右派衰于洪武中后叶。胡寿昌卒洪武十年；刘崧卒十四年，刘永之卒此前数年间；王沂卒十六年；钟祥卒十七年；刘野卒十九年，王佑、陈谟相继殁。梁兰、萧翀虽永乐八年卒世，但自刘崧、刘永之、王沂、王佑、陈谟逝后，诗派盛况不复。二十九年，萧岐故世。杨士奇《正固先生哀辞序》叹云：“诸先生相继没世，而学者未至贸贸焉，伥伥焉，如瞽行中夜焉者，为有正固先生在也。今正固先生不可复作，则吾邑之学者所为哀悼，其能自已乎！”

从上，江右派发展可分作三个阶段：至正中后叶，此初盛期；洪武前期，此再盛期；洪武后期，此衰落期。永乐以后，其在江西及明初诗坛的地位渐为台阁派所取代。二、陶诗·唐音·雅颂正音（一）鄙宋与“宋绝无诗”

明人林俊称山谷一派为江右派，或持异议，以为江右派肇自渊明，世竞指山谷一派，殊不可解。在历史时空上，刘崧为首的江右派距山谷一派较近，是否也取法于它呢？这答案是否定的。

山谷一派规模声势曾掩盖一时，然虞集、范梈、揭傒斯号召诗坛，已不近承之，江右派亦是。检刘崧集，言及黄山谷文字仅二则，赞其暇日探幽，翛然尘外，陶情寄兴，只字不提诗法。无疑，他读过山谷集，却无意取法。不惟刘崧如此，江右派其他人物亦然。

疏离山谷一派，实关涉元末明初诗歌一个重要话题，即宗唐与宗宋问题。刘崧不屑宋诗，已不是什么秘密，明人早有论者。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六：若刘子高不取宋诗，而浦阳黄容极非之。容又并杨廉夫、高季迪而疵议之。……黄容之文，传者恐不多，兹亦录之于左。《江雨轩诗序》：“……甚矣！近世有刘崧者，以一言断绝宋代，曰宋绝无诗。他姑置之，诗至《三百篇》至矣，何子夏、毛苌之伦尚遗所昧，寥寥千五百馀年，至朱子而始明，宁无一见以及崧者？人不短，则己不长；言不大，则人不骇。欲眩区区之才，无忌惮若是，诟天吠月……崧之时，会稽杨维祯、吴中高季迪皆鸣于诗……后之肤学务异之徒，视其佶屈冶媚，激其险淫之心，咀得粕味之一二，广诵长吟，以夸座客，直欲由之以尽革古法，乃以嫫姆蹙西施之，童稚攘冯妇之臂，句雕字锼，叫噪聱牙，神头鬼面，以为新奇，良可叹也！……噫！所谓好恶者，予言若是，持以当崧与慕杨、高之侪，未知其以为何如云也。予恐孩提之习，莫先嫫姆之口，使崧之说行，后生少年不胜望洋凌躐之患矣；慕杨、高之风竞，则古法澌矣。予愠二家之久，幸翁之托，故发其端为序而归之，以少省人焉。”“宋绝无诗”，刘崧集中未见，但恐非黄容杜撰。刘崧未攻讦黄容“先文节公”山谷，不过黄容绝不容许说“宋绝无诗”。他一方面为山谷护法，指斥刘崧故作大言，惊世骇俗，诬人以扬己；另一方面推尊宋诗，尤其是苏、黄，对刘崧等人痛加诃砭。事实上，刘崧不取宋诗，既受时代影响，又是个人追求，即使有偏颇，然非故攻人之短，大言骇人。（二）学陶、宗唐及近承元代江右名家

江右派不取宋诗，其师法主要有三，即陶诗、盛唐及晚近江右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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