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系列 北京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肖复兴 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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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系列 北京人试读：

所补充的《北京人·续》，大约15万字，这是出版社给予我的字数要求，是怕书印得太厚。当我整理这些文字之后，发现这18年来，除了2006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蓝调城南》和200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八大胡同八章》两书之外，陆陆续续写的关于北京的其他零星文字，远远超过了15万字。只好删繁就简，最后选出了这15万字。这只是我自1995年后关于北京的写作的一部分，却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同时，在书后附录了一组“城南诗草”，是近几年随手写下的旧体诗，或许，可以和书中的那些文章互文，映照一下彼此的心情。

我自幼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熟悉，喜爱，也愿意写它。这座帝国古都得天独厚的历史，让它的文化积淀极其丰厚，即便踩上再破旧却古老的哪一条街巷的尾巴，也会让整座城市的头跟着一起动。我所写的再多，也只是沧海一粟。遗憾的是，我所写的那些老街巷，老宅院，老店铺，如今随着那些老人的逝去，好多已经不复存在。有时候，我会感慨，拆迁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我的笔的速度，便庆幸自己能够在它们尚健在的时候，走访过它们，并记录下了它们，起码可以让后人在文字中还能看到它们，找到一些回忆的依托。

有时候，我会到前门一带转转。我在那里度过了整个童年、少年和青春期。可以说，那里几乎所有的街巷，那时候，一天不知要跑多少次。那里熟悉得让我可以如数家珍，让我感到格外的亲切。如今，每一次走到那里，总会有一种昔日重现的感觉。只是，如今那里已经面目皆非。新修的前门大街，簇新得如同热热闹闹待嫁的新娘，每天簇拥着不明就里的外地人前来围观。城市建设，不能够唯新是举。城市当然可以和社会、经济一起飞速发展，但作为一座古老城市的遗存，是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是我们祖辈脚下踩出来的泡，即使现在看来已经不那么好看了，我们可以治疗这脚下的泡，却不可以将脚下的泡移花接木转移到脸上，去点上时髦而好看的美人痣。

早年读李健吾先生文章，看他说道：“繁华平广的前门大街就从正阳门开始，笔直向南，好像通到中国的心脏。”当时看到这句话，真让我的心怦然一动。在老北京，前门大街真的有这样大的力量，能够通到中国的心脏吗？想想，李健吾先生说的没错，这条街是老北京任何一条街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它位于帝京中轴线南端，直接通往天子祭天拜农的天坛和先农坛。在这样一条通往中国的心脏的街道两旁，可以看到，胡同和四合院是作为整体铺展连成片儿的，血肉和筋和皮是长在一起的。那样壮观的景象，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通向中国的心脏，如今通向哪里呢？我有时候会很迷茫，每一次从那里回来都对自己说下次再也不去了。过不了多久，忍不住还是又去了那里。

便也忍不住接着又写了下去。2013年2月24日元宵节写于北京目录

增订版自序

北京人 自大与自信北京人起名北京人喝酒北京人吃早点躁动的女人雌化的男人京城球迷售票员的脸白领一族地铁看报北京的作家没有童年的孩子老人风景画疯狂的追星族外地人“面的”司机遭遇夏利变味茶馆伤心酒馆快餐心态包装与人回顾标语寻找清静怀旧情绪但愿北京多条河近看夜总会步入精品屋手持大哥大脚恋修鞋铺邮市·股市·文化北京的节奏北京之吃北京之怕北京之爱北京之假流行时装胡同·人情北京话新名词儿新谚小考北京老饭庄（上）北京老饭庄（下）北京小吃酸梅汤窝头话说稻香村前门外天桥梦广和楼大院琐忆

北京人·续 京都鱼鳞瓦北京的树还说北京小吃北京庙会文宣武和武宣武京城四大老药铺梨园故居多城南北京的门联北京老旅馆的前生今世老北京孩子之玩北京老地铁北京新地铁北京人行道北京地下管线北京人改地名北京人住别墅北京票贩子老北京是一座戏剧之城北京的京剧和上海的昆曲北京需要一座儿童剧院老街赋鲜鱼口补遗棉花胡同印象广渠门外解放初期大栅栏印象记劝业场记忆谢公祠祭寻访赛金花的怡香院广和居和文人菜白魁老号和龙抬头青云阁之叹乔家大德通闹市中的植物园798和老北影花园大院西府海棠掩映的小院小院隔雨相望冷城南小人物大师隐于市盛锡珊和吴德寅《侠隐》和张北海如何面对梁思成塑像如何纪念老舍先生于是之和一个时代八十年代北京人艺不敢去老字号历史可以修复吗宣南文化三论胡同文化和年文化漫笔

附录　城南吟草（二十二首）北京人自大与自信

生在天子脚下，有皇城相拥，有周口店祖先在上，头枕燕山山脉，足踏华北平原，北京人一直都很是自大。不仅仅是掌管一方水土的大小官儿们容易自大，即使平头草民也很容易在骨子里滋生这种自大情绪，像渗透在血液里一样，一代代相袭，剔除不尽。

想当初，八国联军闯进北京城，一把火将圆明园烧成断壁残垣，将佛香阁顶的塑像上的金都挖尽劫去，声势不可谓不大，又如何呢？不是照样撤出北京城了吗？八个国家联合对付北京城，北京城不是没有被吞没吗？

日本鬼子占领了北京，又如何呢？北京人相信八国联军对付不了北京城，一个小小岛国的日本就能行吗？北京人便把水缸装满水，面缸装满粮，咸菜缸里再装满老咸菜疙瘩，坐镇不走，和小日本对峙。北京人自信得很，中国这么一个大国，绝不会败在日本一个小国手里；泱泱京都，马死不倒架，怎么说也是京都。

北京人的自大与自信，让人觉得北京人的可爱，也让人觉得北京人实在有些盲目。八国联军没有吞掉北京城，却是以吞没香港诸城作为代价的，而日本鬼子也不是老咸菜疙瘩打跑的。

但是，北京人潜意识里有这种大国古都的自大与自信，盲目不盲目，有了它，苦中能自乐自得，甜时便容易忘乎所以。

别的不说，20世纪50年代消灭麻雀，北京人自大自信得很，满城百姓出动，上房的上房，上街的上街，敲着洗脸盆轰赶着麻雀四处逃窜，很以为麻雀自此会如恐龙一样绝迹。可又如何呢？如今，麻雀依然在北京城上空飞。麻雀，给北京人的自大自信，其实早早上过一堂教育课。

北京人却不长教训，自大与自信依然如鸟儿的一对翅膀，骄傲而自以为是地在飞。“文化大革命”又给了北京人一次机会，让自大与自信再一次膨胀。北京人以为北京真的成了世界革命的心脏，而世界上还存在着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需要自己去解放。于是，北京人真的以为需要自己将革命的火种从北京点燃，再播撒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劲头。“要把莫斯科的红灯重新点亮，要将红旗插上白宫之巅……”几乎成为那时期北京人高亢的主旋律。于是，那时的北京人到处串联，免费乘坐任何一列火车。北京来的红卫兵，成了当时一张畅行无阻又神气十足的护照和信用卡，白吃白住，还可以再糊上人家一墙红海洋般的大字报。

可到后来又如何呢？不是和当年麻雀的教训一样吗？北京并没有成为什么世界革命的心脏，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不是别人，恰恰是我们自己。北京人的盲目自大与自信，再一次受到致命的打击。北京人这回该反省反省自己了吧？

要说没反省，也不客观。北京人屡碰钉子，当然碰出教训和经验。不过，一有适当时机，春风化雨一般，北京人的自大与自信还会盲目地发芽长叶。别的不说，北京人申办2000年奥运会，立刻如气球一样鼓胀起来。结果，一票之差，争办权输给了悉尼。北京人愤愤不平，猜测是有人做了手脚，却不好好反省自己哪些地方不如人家悉尼。北京人总爱摆出一副虽败犹荣的劲头，自大与自信盲目地自我安慰，寻找平衡，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北京人的自大与自信，一次次受挫，一次次不屈，既说明北京人的韧劲儿，也说明北京人实在是有“老猪腰子”。也难怪，北京古有故宫、长城和那么多皇家园林，吸引那么多的国内外观光客；今有那么多立交桥、小区高楼和环城大道。北京人想着、望着这一切，心里难免会轻而易举地将自大与自信如皮球一样，一次次压进水中，又一次次浮出水面。北京人起名

北京人极讲究名字，从人的名字到店铺的名字一直到街道、桥梁、建筑物的名字，无一不讲究。大概是身在京都，透着文化和历史气息，处处讲个名分。

孩子一落生，要起个吉祥的名字，是北京老一辈的传统。如今，传到新一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孩子尚未落生，母亲挺着大肚子就开始抱着辞海查那些个喜兴的、文雅的、最好是谐音一语双关的字。比如鲍捷取报捷、刘船取流传、吴畏取无畏之意。不过，这么一来，名字都想了些个好字眼儿，英雄难免所见略同，这些字眼儿的重复率便高了。据说，北京下一代孩子的名字相同的越来越多，一个班上叫王鹏的，起码有两个，只好分别叫大王鹏和小王鹏以示区分。

前年，北京报刊争论给孩子起名的意义，一时间小有热闹。因为有家长心血来潮给孩子起个约翰、保罗、玛丽这类的舶来洋名。有人则认为有伤民族自尊心，在报端上发表文章，慨叹人心不古，如此下去，岂有华夏悠悠传统，不是崇洋媚外的洋奴意识又是什么？但两年过去，也未见杞人之忧忧得这样洋名的孩子一天天变成蓝眼珠子如同波斯猫一般晃人眼目。

热衷于洋味之名的，商厦酒家、服装店多于孩子。北京的商厦、酒家、服装店，倒不崇尚大富豪、贵族之类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有着几百年皇朝历史的京都，这样带有霉味的名字并不新鲜。带有西欧拉美洋味的名字，对于北京人更有吸引力。新开张不久的燕莎、赛特、蒙妮莎、罗曼……均是如此。北京人摆出一副鄙夷封建而接纳资本主义开朗向上的姿态和胸怀。与世界接轨，北京人在名字上提前而且大步接上了。

如果据此就说北京人有崇洋媚外之嫌，显得有些过重。北京人并不一概以为西洋味儿的名字一定十全十美。如果一个华而不实的名字和一个实而不华的名字相比，北京人还是明智得很，宁肯要后者。只不过这个“实”指的是钱而已。北京的立交桥可谓全国最多，如彩虹飞架，串联北京城主要街道。每座立交桥要命名，只要企业肯拨出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块钱来，这座桥的名字就以你企业的名字来命名了。“四通桥”就是一例。于是，北京城许多立交桥上飘飞着企业的大名，差点儿让人误以为企业搬到桥上来办公了。

这实在有伤大雅，北京人取名讲究的是名分，是意义。于是，有人提出这样做在全世界没有先例，桥梁从未用企业或人名取名的前车与后辙。北京人别太见钱眼开，将立交桥都拍卖了，将来如何是好，找路都弄得人糊涂了！便将立交桥用企业命名的事又捅到报端，像给孩子起洋名的事那样热热闹闹争论一番。

北京人为维护名字的正义与价值，付出了代价。北京人相信老祖宗的言训：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北京人对名字的执著与认真，让人肃然，也让人觉得有些迂。恐怕还没有一座城市有人将给人或物起名的事动不动就捅到报纸上。

这就是北京人，视名分同生命一样重要。可以家徒四壁，但一定要有个像样的斋或庐的名字。名字起歪了，像路走歪了一样不可容忍。

北京人这种心理，便像一片适合发芽的土壤，让起名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且成为一种红火的事业，迅速长满枝叶。北京一家名为“正名庐”的店家，便是这样成立，并为传播媒介广为宣传的。这家“正名庐”即是专为孩子、公司、商店等起名字的机构。据报纸记者报道“正名庐”开业盛况中说：“如今市场经济千帆竞渡，人们对高层次的文化也倚之越深。”起名字，便一下子使得北京人跃上“高层次文化”的台阶。专操起名的行当脱颖而出，也真是适逢其时。

北京人极爱听“文化”这个词儿，更何况是“高层次的文化”。北京人便有时聪明有时糊涂，像雨像雾又像风，摸不准自己的脉，弄不清名字不过是个符号，即使给耗子起个再动听的名字，它也变不成猫。

北京人太爱给自己、给别人起名字，这样很容易掉进名字的泥塘里跳不出来。北京人喝酒

北京人爱喝酒。

大场面迎来送往的宴会，在大饭店乃至在人民大会堂里喝酒。生意人为了赚钱，杯杯相碰笑脸相迎心中锱铢算计，在酒桌上喝酒。

老年人喝酒，爱喝老牌子，信的是过去，便只喝二锅头；年轻人喝酒，讲究的是排场，追逐的是新潮，便爱喝人头马。

女士讲究文雅，兰花指夹一支摩尔或紫罗兰香烟，抿一口长城干白；男人讲究痛快，豪爽起来，顾不上那许多，嘴对瓶吹，来者不拒，五色杂陈，什么酒都敢招呼，酒入豪肠，七分酿成李白的月色，三分啸成杜甫的剑光。

到了夏天，不管男女、不分老少，一律都喝啤酒，这两年都改喝扎啤。北京人喝啤酒，讲究是抱着“扎”（罐子的意思），驴一样豪饮，喝出北京人的气派。为此，北京人搞过隆重的啤酒节，在啤酒节上表演过喝啤酒比赛，一个个喝得肚子像皮球一样滚圆，嘴角如螃蟹一样挂满白色泡沫，依然叫着阵不肯停歇。

北京人喝酒，就是厉害。北京人不只是为喝酒而喝酒，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性情和性格。

北京人喝酒，寻常人家，最讲究聚会到家中喝酒。这一点，与别处尤其与南方特别与上海不同。上海人请朋友喝酒，讲究到饭店，以显示尊重与大方。北京人如果请的是真正看得起的朋友，到饭店去显得生分，只有请到家中，才把你看成是一家人一般。这不是北京人为了节省钱，嫌到饭店喝酒花费贵，而是一份热情与真情。北京人把家看做是最神圣之地，是向亲近朋友显示的最后一张王牌。北京人家中也不见得比上海人家显得多么宽敞，即使住房比上海人亭子间还要狭窄拥挤，也要把朋友请到家中聚饮一番。请到家中，与请到饭店去喝酒，是北京人对朋友亲热、信任程度的一道分水岭。

北京人请朋友聚在家中喝酒，一般是主妇亲自下厨，亲手烧几样下酒的菜，即使色香味赶不上饭店，却是必须的情意。而且，那菜一定要量足足的，宁肯吃不下，也不能见到碟空碗净。

北京人请朋友聚在家中喝酒，酒要备齐、备足，绝不会只拿出一样酒摆在桌上跌份！北京人会想得极其周全，白酒、果酒、啤酒，连小孩的以饮料当酒，都会准备妥当，集束手榴弹一样，先排放在桌上地上列队，先声夺人一般，摆出一副真正要大喝一场的阵势。

北京人请朋友聚在家中喝酒，如果家中客厅狭小，一般会将酒桌摆放在卧室，床便是座位，主人把隐私毫无顾忌地暴露在外，显示出一份浓浓胜酒的情分。喝醉了，你就倒床呼呼大睡，像在自己家中一样，才让北京人舒服、熨贴。

北京人喝酒，讲究劝酒，一杯满上、饮下，再一杯紧接着续上，而且，北京人要自己以身作则，先仰脖一口灌下，热情恳切而不容置辩让你必须饮下。北京人喝酒，喝的就是这痛快劲儿。在家中喝酒，一般不谈利害、不谈交易，如果为利害交易，就不会把酒席设在家中。因此，北京家宴中喝酒，能喝出北京人淳朴古老的遗风，那一份快要逝去淡去的真情、友情与纯净美好，让酒穿肠而过，滋润了干枯的心田，烧热了枯萎的精神，便是喝醉了也心甘情愿。

北京人喝酒，在家中不喝得躺倒几个，绝不鸣锣收兵。哪怕你吐脏了他家的地毯或床褥，主人也痛快淋漓，觉得这才叫喝好了酒，这才叫不把自己当外人！

北京人喝酒，豪爽之中也透着狡猾。劝酒时懂得用甜言蜜语诱惑，用花言巧语刺激，也懂得用豪言壮语自我抒情。最后灌得大家都醉成一片朦朦胧胧，自己则自言自语，一直到醉醺醺倒头一睡大家不言不语为止。北京人将这甜言蜜语——花言巧语——豪言壮语——自言自语——不言不语，称之为酒桌上五种境界。

北京人喝酒，讲究的是“人间路窄酒杯宽”。

北京人喝酒，讲究的是“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

北京人喝酒，讲究的是冷酒伤胃、热酒伤肝、无酒伤心。——最后一点尤为重要。什么酒都行，哪怕是假酒，但不能没酒。北京人吃早点

说起北京人吃早点，会让人有些脸红，难以消受。

北京人吃早点，首先品种单调，豆浆、油饼，几十年一贯制，解放前是这老几样，解放后几十年还是这老几样，无甚变化。北京人爱吃的就是这一口，豆浆没有，可以改成馄饨，改成牛奶就差点儿。牛奶都是给老人、孩子预备的，北京人还是觉得豆浆比牛奶强，营养价值一点儿不比牛奶差。油饼做法可以花样翻新，油条、焦圈、糖油饼、薄脆……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一回事。北京人爱吃炸食，但炸面包圈就差点儿味了。北京人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固守这几样单调的早点品种，任其朝代更迭风云变幻，自己这根主心骨不变，也是北京人的本事。有些事情，坚持住比放弃掉要难。坚持，是一种传统，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因袭或遗传下来的性格。

北京的早点摊一般都设在街头。像点儿样的早点铺，以前还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找到，如今任你走遍京城角角落落，也难找到一家了。原因很简单，仅仅卖豆浆、油饼，赚不来大钱。于是，愿意赚这些不起眼小钱的，便都临时支起锅灶，搭一块面板，放几张小桌，在街头四处开花。油锅里油烟蒸腾，小桌上油腻滚滚，人们吃得照样香喷喷，滋味天天如旧，却天天不同寻常。所有这些早点摊，几乎无一不是外地人开设。他们不是北京人，却摸准北京人的脉数，像小虫子爬进北京人的肚肠，懂得北京人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地继承着老一代人的衣钵，连口味都难以改变几分，生就了一副油饼和豆浆养育的胃口。

北京人吃早点，匆匆忙忙，永远像是在赶集。坐在早点摊旁的，无论是衣着名牌的男人，还是指甲染上蔻丹的时髦女郎，都顾不上汽车扬起的灰尘、排出的废气，和着它们一起吞进肚中，像往早点里加进了佐料。公共汽车上，再拥挤的车厢里，也能见到夹着皮包、叼着油饼或拿着油条的上班族。汽车到站了，早点也吃完了，他们把早点和时间一起消化在车厢里。骑自行车的，甭管车水马龙的大街如何难骑，也要一手扶着把，一手拿着纸包着的油饼或油条，在红绿灯眨动之中咀嚼着千篇一律的早点晨曲。一贯讲究卫生的北京人，吃早点时却忽略了或者忘却了这一点。如今北京人把上厕所学会说是“去卫生间”，到百货商店买东西称为“去购物”，但到大街上买早点，挤在公共汽车上、骑在自行车上吃早点，却没有学会一个新的名词。所以，北京人吃早点便难以文雅潇洒起来，自然也就顾不上卫生。

北京人吃早点，很能反映北京人的生活态度，那就是随意、随和、能将就、穷就乎、会节省。这是北京人几代传下来的美德。北京人不是不会讲究、不会讲排场、不会一掷千金，但他们能够艰苦而达观地对待生活。

北京人吃早点，很能说明北京人对时间的态度。那就是前紧后松，珍惜与挥霍、节约与浪费共存。北京人宁可早点吃得时间紧张犹如脚后跟不住直打后脑勺，也不愿挤出晚上的时间做一份早点备用，或早些入睡早些起床。晚上，北京人愿意神聊海哨，愿意搓麻打牌，愿意守着电视机，不见屏幕上出现“再见”字样不收兵。

北京人吃早点，也很能道出北京人对外来事物和外面世界的心态。几百年厚重的文化与历史，又是紧靠朱红皇宫墙角下生活，内心深处自然有一种正宗正统的感觉，以为自己拥有的一切是最好的。虽然，北京人吃早点近几年已经发生一些变化，牛奶已经和豆浆分庭抗礼，但变化有限。仅从北京人对广东早茶的态度即可看出，这种心态其实是根深蒂固的。

在景山公园旁边的大三元酒家、前门大街的老正兴饭庄几处均有早茶可吃，却难以普及成广州万人空巷聚集酒楼吃早茶的壮观。北京人认为那样吃早点，太铺张浪费，费时间也费钱财，不大值得。至于说到早茶不仅可以品味品种繁多、味道不同的美食，还可以促谈生意、联谊情感、交流信息，北京人会摇头，说在早茶谈的不会是大生意，谈生意还是要正规；情感自然可以联谊，早茶却不如晚餐更有情调与氛围；信息在早茶楼上传递，也不会是主渠道，充其量不过小道消息居多、儿女情长居多……可见得北京人时时处处显示出一副正宗与正统的姿态。这心态之中，有几分执著，也有几分保守。当然，还有几分是衣袋里的钞票，尚赶不上广州人的多，便只好还得锔着点儿面子。

唉！北京人吃早点！躁动的女人

与外地尤其是乡下的女人相比，北京的女人少了几分淳朴、天真，多了几分清高、骄矜，人工割过的双眼皮总爱往上抬。

与国外来北京旅游的洋女人相比，北京的女人，不会显得那么疲惫，也不会因汗水常流而疏于化妆。北京的女人脸上的脂粉总会显得均匀而恰到好处。北京的女人很讲究化妆品的品牌，且化起妆来一丝不苟，眼影、唇线等等程序，缺一不可。不仅是在夜晚的盛会，就是在烈日之下也是有板有眼，甚至浓重得过于赫然醒目。

如果赶上外地人尤其是乡下女人问路，她们会显得不大耐烦；遇到外国女人问路，她们大多会一问三摇头，她们的外语水平大多只相当于相声水平，只会讲一句“拜拜”；如果遇到外国男人问路，她们很想表现一番，献献殷勤。不敢说所有女人都渴望当一回过埠新娘，却敢说不少北京女人的内心骚动不安。

北京的女人，在穿戴方面，永远追求着新的时尚，占据着东风第一枝。20世纪50年代的列宁装、60年代的“蓝蚂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绿军装外扎武装带，无一不是北京女人的时髦。她们不太服气以前上海人的穿戴，以及由广东传来的港台式的装束。她们认为上海的女人身板太薄没有了胸脯，广州的女人身材太矮没有了长腿，便自己设计着自己：裙子一会儿变长，一会儿变短；裤子一会儿变肥，一会儿变瘦；她们一会儿把外衣当内衣穿，一会儿又把内衣当外衣穿……她们有意无意都极想永远操纵全国都市服装的主旋律和流行色。

北京的女人，永远躁动不安，尽管表面静如枯井。都说女人是水，其实是火，燃烧着不熄的欲望，只是不敢将火蔓延而已。看到电视里的爱情故事，她们最易于潸然落泪，自己又极易于愤愤不平，只是不敢跃跃欲试。很想如电视里一样，也拼死拼活爱上一场，哪怕“过把瘾”也好，但看看孩子，再看看丈夫，更看看周围左右，便英雄气短，咽下一口已流到嘴边的口水，将欲望如球压进水中，让球一次次浮起，又一次次压下。然后，发几句牢骚，骂几句该死的男人和骗人的爱情，感慨一番年轻时自己流泪会有无数男人伸手接着泪水，如今哪怕泪流满面，男人们包括自己的老公都背过身去不管不顾了。

北京的女人，永远不会满足现状，永远积极进取。早有警世恒言：男的能干的，我们女的也能干。她们便很容易沿着这条既定轨道朝前飞奔，膨胀着自己一颗雌心如雄鸡一样常鸣不已。于是，北京的女人，胖的希望变瘦，瘦的希望长壮，常用皮尺量自己的腰身，常用眼睛测别人的三围。年轻的希望永远年轻，年老的希望梅开二度，年少的渴望早早离开父母总是高度警惕的目光……

因此，再劣质的化妆品在北京也不会滞销，再蛊惑人心的广告词如“今年二十，明年十八”，也会有人相信并如获至宝。

于是，没有爱情的，幻想有让我一次爱个够的爱情；拥有爱情的，又总觉得这并不是理想中的真正爱情；便常在一次次幻想破灭中让青春流逝而常年待字闺中，电视上报刊上征婚广告中的大龄女子便一次次增多。没孩子的，盼孩子；有了孩子的，烦孩子；孩子小时盼长大，孩子长大又觉得还是孩子小时候听话；孩子听话时嫌孩子太听话将来要受气，孩子不听话又怨孩子不听话将来没出息；高兴时将孩子当成玩具，气恼时又将孩子当成出气筒……

北京的女人，将自己、爱情、孩子三点连成一线，圈成一圆，永不知疲倦、永无止境地循环走着。走得高兴了，会觉得犹如太阳、月亮一般圆；走得不高兴了，会诅咒那圆如何老且画不圆。

北京的女人，眼光永远会超越时空，而心境永远充满矛盾。没有文凭的上职大夜大拿回一张迟到的文凭；文凭到手心里，又惘然若失。没有拿到出国护照的，拼上性命地要拿到护照；护照批下来了，心里又怪恋恋不舍了，觉得山亲水亲，爹亲娘也亲了起来。看见别的女人嫁给了大款，要骂几句人家骨头太轻、眼眶子太浅，但转过身又埋怨自己的老公能耐太小、钱袋太瘪。看到别的女人年轻轻就被迫下岗，每月只拿百分之几十的工资艰难度日，便止不住同情，骂几句社会不公，但又常常抱怨自己一天八小时上班又累又远又要挤几趟公共汽车，恨不得有一天早点退休过几天安闲的日子……

北京的女人，就是这样，常容易患这样两种眼病：远视或近视，而她们最爱戴的却是变色镜。

当然，并不是所有北京的女人都如此，却也绝不是少数女人走上这条女人街。所有这一切，也并不都是缺点让人无法容忍，可爱之处依然如小鸟可人让人心动。最难以容忍的是这样几种女人：内心一无所有却装饰得灿若星花；本已人老珠黄却矫情装扮成情窦初开；而才刚刚是青春少女偏要浓妆艳抹成久经沧海的小妇人。至于如麦克白夫人那样能够从正吃奶冲着她微笑的婴儿娇嫩的口中，毫不留情地拔出奶头，并将婴儿摔得脑浆迸裂的歹毒女人，是穿裙子的撒旦，已经不在列。

北京的女人，是一个谜。雌化的男人

如今，北京的男人最易患雌化和瓷化两种病。

所谓雌化，是指男人越来越少有男子汉本应与生俱来的气概和风骨，而越发女人气。“床头跪”、“妻管严”之类的称号，都是这种形象的注脚。

常听说“阴盛阳衰”，男人常常英雄气短，实在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这倒也不能完全怪罪男人，未婚前百般讨好女人的样子，已将男人的骨头折碎。社会本该有所分工，偏偏现在女人一个个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把本该做的或两人合作的一股脑儿地甩给男人。男人只好下班之后赶紧买菜、接孩子，外带系上围裙进厨房奏一通锅碗瓢勺进行曲。更有甚者，家中新添婴儿，半夜时分嗷嗷待哺，此实在女人之本分，偏偏好多女人翻个身可以呼呼大睡，倒霉的男人只好爬起来冲奶粉，将人造奶嘴送进孩子口中。如此本末倒置，男人不雌化才怪呢。

男人的雌化，是以女人的雄化为前提。有相当一部分女人自以为乐，昂昂乎视为女人地位上升的体现。其实，男人的雌化，牺牲的不仅仅是男人，而且连同女人自身也一起牺牲掉了。如果是极个别男人的雌化，能够推动女人从家庭到社会谋取成功，这倒也值得。大多男人的雌化只是男人走向家庭，而女人并未因此走向社会，依然围着家庭转，只不过以前是系着围裙，抄起锅碗瓢勺，如今是穿着睡衣，嗑着瓜子嚼着口香糖，袖手旁观自己的男人如何被自己指挥得笔管条直，一如陀螺围着自己和孩子转而已。

男人走向家庭，必然背离社会，淡泊理想志向、淡忘责任感。说古时男人志于功名而红袖添香不足取，但红袖不再添香而将男人拉入小家庭，这样的男人只会营筑香巢，对外面的世界缤纷变化便只会无奈而难有作为。于是，便常见男人从单位偷偷拿回家点儿料，上班干点儿私活，给家里做只床头柜、焊个水桶、装个鸟笼之类，小打小闹，小玩意儿做得熟透。但这样的男人常常并不使女人满意，不是常听见女人指着功成名就或赚了大钱的男人怨自己的丈夫：“看看人家，你就会弄点儿这鸡零狗碎！”

所谓瓷化，是说北京越来越多的男人而且是年轻的男人，越来越不经磕碰，像细瓷茶具一样自以为是却极易碎掉。这样的男人一身细皮嫩肉，白净得犹如剥了皮的蛋，却实在中看不中用，再难见到健壮突兀的肌肉和粗壮如同车轴的胳膊。这样的男人，在大街上见到刺客、小偷或强盗，往往只有远远地围观，再不然早点溜走，绝不会张飞怒吼当阳桥一般冲上前去拔刀相助。这样的男人，当然便只剩下细瓷茶壶嘴的功夫，能说会道，磨薄两片嘴唇儿，造就一帮侃爷儿。他们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鸡毛蒜皮，足球来了侃足球，股票来了侃股票，而且大多是纸上谈兵，马后炮似的炒报上、电视上的冷饭而已。

这么说北京的男人，似乎欠公允。相比其他城市的男人，北京男人一般淡薄于经商，而致力于功名。他们关心政治，甚于其他任何地方的男人。小至物价、大至腐败，小至单位、大至国家，扩至世界，包括克林顿政府、联合国多国部队的事……没有他们不关心、不参与的，俨然个个都是胸荡层云的政治家，常常出入国务院办公厅，或常和联合国秘书长共进午餐。他们可以各执己见，争论得脸红脖粗，吵得个地覆天翻。尽管都只是动动嘴皮子，却很是投入忘我，而且自我满足、自得其乐。

越来越会耍嘴皮子的男人们，令相声、小品在北京大行其道。再次的相声、小品，也会拥有这样一批男人为忠实的观众。能说，是北京男人传统看家的本领。北京老年间就有俗话，叫做“要饭的打官司，没的吃可有的说”。如今又有新谚语，叫做“广州人敢吃，上海人敢穿，北京人敢说”。不管混到什么份儿上，嘴不能吃亏。于是，不少男人大事干不来，小事又不干，别人干事不服气，自己干事没底气，便常会聚在酒吧里一醉方休，或聚在麻将桌前昏天黑地，要不就云山雾罩唾沫星飞溅一通穷聊海哨，过过嘴瘾。

越来越会使嘴的男人，手上的功夫越来越退化。这样的男人偏偏死抱着细瓷茶具的面子不放，其实壶中已经没有多少茶叶多少水。进餐馆得进高级的，抽烟得抽外冒儿（洋烟），出门愿意耀武扬威伸手打个“的”（不要“面的”），也十分愿意附庸风雅买几套精装礼品书放进组合柜里落满灰尘。

这样男人的本事，一般只落实在嘴上：吃、喝、抽、喊、吼几声卡拉OK而已。即使偷偷私藏个小金库，私房钱也绝不会太多。钱总显得入不敷出，囊中羞涩的时候，总是大骂分配不均，骂天骂地、骂倒爷、骂款爷、骂娼骂妓、骂外地民工把钱挣了去，单单不骂自己为何不争口气，为何不用这骂的时间和精力去做点什么，去和这一切争争高低，拼个鱼死网破！骂完之后，睡上一觉，第二天起来，一切照旧，图个嘴痛快潇洒。

据说，外国的男人有“三S”的向往：Sex、Sun、Sea-beach，即性、阳光和海滩，那是住惯了大都市的人对大自然的一种憧憬。我们这些北京的侃爷，自觉得没有那么硬邦邦的腰包，因此也不去做海边沙滩晒太阳的美梦，即便偶尔去一趟也是花公款。但提起Sex来，却往往会眼睛一亮，如梁实秋所讲“男人的谈话，最后不谈到女人身上便不会散场”。只是不过又是谈谈而已，满足一下精神会餐，依然是嘴上“过把瘾”。京城球迷

北京的球迷，我敢说大多不在球场，而在家中的电视机前。

都说北京的球迷，眼眶子太高，一般球赛，就是不花钱，入场券白白送到手上，请他们去，都不愿意去。除了有国际比赛，而且得是AC米兰队或桑普多利亚队光临北京的球场，北京的球迷一般只猫在家里不出窝。一般稀汤寡水的球赛，难再激起北京球迷的性情了。

都说北京的球迷个个能侃，连女的都能侃出个子丑寅卯，说起足球，如同诗人谈诗、歌手说歌、军人聊战争风云、画家扯泼墨大写意。是个人拉到电视台，都能跟宋世雄平分秋色，侃得昏天黑地，仿佛衣袋揣着本现成的足球百科大词典。

可说一千道一万，如今北京的球迷哪儿去了？似乎名落孙山一般再见不到当年疯狂的影子，只听得一片王朔式的调侃或掉书袋式的卖弄学问。怎么集体包机到泰国为中国足球队助阵，是人家四川的球迷而不是北京的球迷？怎么元旦粤港足球传统赛万人空巷兴致勃勃观看比赛的，是人家广东球迷，而不是北京的球迷？就连上海都疯狂闹事闹得个地覆天翻也要闹出水平来，北京的球迷怎么一点儿动静没有了呢？北京的球迷，莫非一点火性都没有了？一点儿热情都没有了？

其实，这是对北京球迷的误解。北京球迷受过严重的内伤，早在多年以前那个5·19之夜，为那场惊心动魄的比赛，那场黯然神伤的比赛，那场痛彻肌骨的比赛，真正付出代价的，不仅仅是场上的运动员，还有球迷。是球迷使整个足球场倾斜。那么多北京的球迷倾注了心血，跌入了混乱之中，乃至跌进公安局的警车里。哪一座城市的球迷，曾像北京的球迷付出了如此昂贵的代价？

北京的球迷，为足球付出了血。流过血的心，结了疤，便再也难抚平。足球，是北京的球迷一个说不出的痛。远离了足球，是北京的球迷不愿再掀开看自己的旧疤痕。

其实，北京的球迷，骨子里最高傲。他们一直以京都中心的身份参与足球赛事，赋予足球以天下大任，把自己视为国家队的影子阵容，是场上的第十二人！如今，他们只是暂时背离球场，只是暂时以调侃为遮掩罢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本足球明细账，赛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事事联系在一起，系成一个死结，越想解开，结系得越死、越紧。

其实，北京的球迷，心灵深处埋藏着指点江山的欲望。不仅指点中国队、中国甲级联赛，同时指点意大利联赛乃至世界杯二十四强的千军万马。任再头牌的球星和教头，也可以随意骂其臭如大粪，而且骂出个道道来，就连阿维兰热都归自己管辖，俨然是世界足球明星队的总教练。北京球迷绝对有自以为是的一套治军之道、进球之术、胜利之魂。他们曾经可以和曾雪麟、年维泗、高丰文称兄道弟，可以和施拉普纳平起平坐，可以给高洪波指点迷津，可以围着中国队训练场外的铁丝网一站一通宵，苦苦不肯离去，表达着他们的痴心恋情……

只是，现在他们再不将内心深处这一份高傲轻易显露，将内心深处这一份情感轻易抛洒。他们以自己青春和血的代价，懂得足球场这黑白世界演绎的不是一曲流行曲浅歌低唱，而是一出起伏跌宕、大开大合的动作片的连续剧，要耐得住性子，要磨炼好意志，要有一点儿愚公的劲头、精卫的骨血、荆轲的血性，要把目光不光放在一时花红柳绿热热闹闹的赛场，而放在下一代甚至下几代身上。

中国足球远未成熟，北京的球迷，已经渐渐成熟了许多。

中国足球，永远是北京球迷一个燃烧的梦。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将永远是北京球迷哈姆雷特式的天问与情结。看中国足球，总让人叹气；看北京球迷，却给人安慰。售票员的脸

这里说的是公共汽车的售票员。

北京的公共汽车最多。北京的公共汽车最挤。北京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最凶。

他们永远用一种睡不醒的、嘴里含着什么东西的语调报着站名，让你永远听不清爽。这时候，你如果斗胆问一句到某某站还有几站？他们会白你几眼，立刻说你：“你耳聋呀还是耳背？我刚说完你没听见吗？下站就是啦！早不换出来，那座就那么舒服？”他们这时候的话会比报站时清楚得多，话茬子翻几个跟头，常常能出花，噎你的肺管子。他们似乎已经忘记怎么说话才算客客气气，话如果不像出膛的炮弹便不会舒服。这时候，你千万不能顶嘴，一顶嘴，他们会有成箩成筐的话在后面等着你，训斥你像老师训斥小学生，暴雨淋漓，直浇得你浑身湿透，落荒而逃为止。

当然，他们眼力好得很，一般不会惹那些年轻的小伙子、时髦的女郎。因为时髦女郎后面常跟着保镖似的男人，而小伙子跟生牤子一样，没准怀里揣着刀子，实在犯不上斗几句嘴惹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他们像北京俗话里说的一样：老太太挑柿子专捡软的捏。他们便会把能耐使在老头老太太身上。他们知道老头老太太无力还手也无力还嘴，便像伊索寓言里的狼和小羊一样，一个站在上风头，一个站在下风头，威风凛凛起来。

我就在公共汽车上遇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年轻的女售票员对一位刚刚上车的老太太怒喝道：“你得买两张票。”其实，多买一张票才两角钱。应该公允地说，在全国各大城市，北京的公共汽车票价是最便宜的。老太太并不是舍不得这两角钱，而是莫名其妙：“为什么我就得多买一张车票？”售票员指着她手里提着的一个包说：“你多拿一个包，按规定得多买一张票。”老太太哭笑不得，一手扬起包说：“我这包这么轻，又没占地方，干吗非得买票。里面只是我的一件棉衣，天热了，我脱下来装在里面了。”售票员说：“那我不管，除非你把棉袄拿出来穿上！”老太太说：“那和我把棉衣放在包里有什么区别？”售票员还是那句话：“那我不管！”老太太有些急了冲她说：“你说你这位姑娘，不是成心吗？咱们都是老百姓，干吗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售票员反唇相讥：“没错，咱们都是老百姓，我知道你和我一样不容易，没办法，要不你把棉袄穿上，要不你再买张票！”老太太也许是要斗这口气，愣是把棉衣从包里掏出来，穿在身上，虽然热得直出汗，售票员没办法再嚷让她买票了。她和老太太都笑了。全车人也笑了。全车人是看热闹的笑，老太太是苦笑，售票员是得意的笑。

像这样的存心刁难人或喜欢恶作剧的售票员也许是少数，但这件事至少反映了一种你不是我的主人，我就得是你的主人的卑劣心理。

北京的售票员注意力一般更集中在外地人的身上。他们练就了火眼金睛，很容易察出外地人中的逃票者。一般他们会不动声色，待你快要下车时查你的票，让你当众丢丑下不来台。如果你下了车，他们也会追下车，直追上你罚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再数落你一番，引得全车乘客大骂一顿外地人，他们再返回车厢接着数落：“都是这帮外地土老冒儿，整天挤车整天不买票，北京的公共汽车都成了他们家的车了！”如果车上有人随声附和，他们便会遇到知音一般，这一路上便有了话茬儿，把外地人骂得个狗血淋头方才心旷神怡。

公允地讲，外地人是有逃票的，逃票的却也不全是外地人。北京人中那些衣冠楚楚者装扮新潮者，逃票的也不乏其人。如果售票员是小伙子，逃票者是漂亮的女郎，那么漂亮的脸蛋就是一张通用月票；如果售票员是姑娘，逃票者是年轻小伙，那么小伙的目光就能一把钥匙开万把锁。不能说这是绝对灵验，却是公共汽车售票员中一种小小的“性病”。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曾专门为此做过几次小小实验。我们几位年轻小伙子胸前戴上学院的徽章，一上车故意扒在售票员面前的台前，让校徽闪亮在女售票员的眼前。没有一次不成功。有些人大学四年，没买过一张车票，节约下一笔钱买了书，或者给女朋友买了巧克力或冰激凌。

虽然不是所有售票员都如此这般，但有这么一批也实在给北京的公共汽车抹灰。甭管如何解释那样的售票员只是少数，人们还是会说北京公共汽车的售票员，有些势利眼。

不怕北京公共汽车挤，就怕售票员那张脸！白领一族

说白领阶级，是一种调侃。虽说北京白领人数恐怕是全国之最，因为北京的大小公司、合资公司、独资公司乃至跨国公司，实在是多。但说白领形成阶级，只是一种近乎揶揄的夸张。

白领是京城里独特一族，是年轻人求职的最佳选择之一。这里不仅有高于一般上班族几倍的工资，还有那写字楼高雅的工作环境，横穿全国、跨越五洲的眼界，以及提神提气的自我感觉。

不过，以为北京白领都是电视中演的那种洋行中的男人女人，那就错了。首先，他们当中女人并非那样美若天仙，男人也并非个个风流倜傥。西装领带，男人们倒是个个穿戴讲究；西式套裙，女人们倒也个个打扮得体。但他们很辛苦，一个个如上紧发条的钟，像陀螺被抽打得旋转不已。他们难有大锅饭下的轻松与慵散。他们吃的是知识饭，是青春饭。

因此，他们工作会很认真、洒脱，个个英雄有用武之地；工余很会玩，舍得花钱，出手大方令一般的工薪阶层叹为观止。他们用钱买下片刻的休闲与散淡。他们工作是工作，休息是休息，赚钱是为了消费，不再有上一代那种赚钱是为了攒钱存钱的传统观念。他们活的对得起社会，更对得起自己。

不过，细细考察，他们当中男人与女人想的、做的，并不完全一样。同为北京白领，虽并蒂连理，却花开两色。

男的衣袋里时髦装的是信用卡，是美元、日元，最起码是外汇券，人民币被视为等外品。女的挎包里装的是纸巾、化妆品，最起码得有一支口红和一个粉扑，不时好修补一下自己的脸妆。

男的相信有钱就什么都会得到，女的则相信有青春就什么都会得到。男的相信有钱，此外再有机遇，便可以畅通无阻。女的则相信有青春，此外再有姿色，便可以攻无不克、无往不胜。

男的业余时间大多愿意去玩保龄球。如今到大宾馆、大饭店里去玩保龄球，就像外国人到郊外去打高尔夫球一样，是一种有闲的消遣，更是一种有钱的身份象征。

女的业余时间大多愿意去健美房。如今健美也是一种消费，而且同洗桑拿浴一样，是一种高档消费。但为了挽留即将逝去的青春，为了练就一副婀娜的身材，花些钱是值得的。付出是为了得到。女人的身材与青春，是姿色的弥补，是资本的底价，是一幅画的底色。

男的有了钱，最想买一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于是，即使眼下尚未买车，学车的人却如过江之鲫，北京大小驾驶汽车学校越办越多，生意兴隆，其中前来学开车的，一大部分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觉得就汽车来说，他们的未来不是梦。

女的有了钱，只想买服装。于是，北京再贵的服装，不会发愁卖不出去。她们衣袋里有钱，并不太在乎价码，只要款式新颖，穿着满意，穿出自己的风度和风格。如果说男人的钱多用于吃喝玩乐，女人则多是将钱奉献给了高档时装店。

当然，会有许多白领人，无论男女，想的是如何使自己活得快活，或想的是如何使自己活得有意义。但相当多的人不愿意考虑得这么沉重而富有哲学味。大学的哲学课已经随考卷交给老师了。他们当中的男人更多的想的是能找一个漂亮而又温柔体贴的妻子，当然能有一个或两个不大漂亮但却多情、不大温柔却有魅力的情人更好。而他们当中的女人更多的则梦想能当过埠新娘，远走他乡，过一种西方式的生活。

有了心底潜藏的这一份念想，男人的感情常会被切成碎片，拿是拿得起，放却放不下，风一样游移飘动，云一样飘忽不定。女的则时而会遭受上司的性骚扰，按下胸中的恼怒，却常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自己犹如汪洋大海中渴望拢岸却一直靠不着岸的一条船。于是，他们当中无论男女，便常常会忽略掉西洋一句谚语：“人生如洋葱，你一片一片剥开，终有一片会让你流泪。”待到流泪的时候，他们便已青春长逝，告别白领生涯了。

眼下，他们正青春如火，浑身洋溢着活力与欲望。他们一般注重现在进行时甚于将来时。于是，北京的白领，无论男女，无论他们追求的是什么样的理想与价值标准生活标价，他们的腰间都会挎着一个拼音或汉显的BP机。他们离不开它们，靠着它们及时捕捉各种现在进行时态的信息，伸长了他们的耳朵、眼睛和手臂，联系着八方网络，希冀勾勒着也创造着与一般寻常百姓不同的人生。

北京的白领人，是飘飞在北京上空的一只只风筝，漂亮艳丽得令人羡慕；却还不是一只只真正飞翔的鸟。他们下面的线还不是由自己牵着而是由公司和命运牵着。地铁看报

董桥曾说：“习惯和偏见既可怕又有趣。住伦敦，天天早上坐火车进城，不难从英国人在火车上看的报纸分辨出他们的身份。”董桥先生观察得确实地道而仔细。

同样观察天天早上（或傍晚）乘坐地铁上下班的北京人，一样可以通过他们看的报纸分辨出他们的身份。

爱看戏剧电影报的，大多是年轻人，尤以女性为多，她们即使不再做那些虚无缥缈的明星梦，对明星的隐闻秘事却依然极感兴趣，对如今当红的明星可以如数家珍，亲热得如同自家的亲戚。

看体育报足球报的，大多也是年轻人，尤以男性为最。如今不看足球不关心体育的男人，简直像当年嘴里不挂个“革命”、“斗私批修”名词一样不可思议。足球乃至整个体育永远是他们一道常吃常新、久吃不厌的时令菜。

看美容健美报的，大多是中年妇女，青春逝去的怅惘，常让她们捧着这样的报，对照报上的青春艳丽的照片，追忆起自己的似水年华，寻觅着去掉眼角皱纹和腹部脂肪的梦境。看这样的报，给她们安慰，也让她们的生命涌出愤愤不平的感慨。

看金融股票类报的，大多是中产知识阶层。他们不见得拥有多少股票，却关心着上至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下至家庭主妇菜篮里斤两价格。他们可能不是什么领导，但站在拥挤的地铁里看这样的报，让他们多少生出一些天下为己任的劲头。这是他们血液里剔除不掉的成分。

看周末报的，许多是文学爱好者，因为那上面有文学专版，文学作品短小也平易，脱下昔日华丽的披风，如鸟飞进寻常百姓家，和他们贴近起来，喁喁絮语般，和他们促膝相谈起来。

看文摘报的，许多是机关干部，他们一般时间充裕，一张文摘报大到世界风云，小至鸡毛蒜皮，远到大洋彼岸，近至自家后院……能让人立刻胸中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这样的报拿在手中就像一张一年四季久演不衰的节目单。

看漫画报的，老少咸宜；看养生报的，却是老人。看健康报的，男女都有，性生活栏目是共同扫描的第一眼。看服饰报的，是女人；看赛车和兵器报的，是男人。看电脑报的，中学生居多；看童话报的，小学生居多。看食品报的，常是那些经常光顾大饭店和经常去不成大饭店的两类人。看消费报的，常是那些兜里有钱和兜里没钱两类人，外加总买伪劣产品又总找不到说理地方的一类人。看音乐报的，发烧友或准发烧友居多，看完之后骂骂高级音响太贵、伪劣唱盘臭了街。看集邮报的，集邮者和倒邮者兼有。看法制报的，一般出了地铁看见罪犯不敢挺身而出；看房地产开发报的，一般开发不了房地产而可能是缺房户。看读书报的，永远是百无一用的读书人；看《参考消息》的，永远是循规蹈矩的中低层干部……

在北京乘坐地铁，地铁各站都有琳琅满目的报摊，万国旗一样飘飘洒洒，蜜蜂巢一般飞进飞出，飞到列车厢里人们的手中。全国许多报纸一下子都可以云集在地铁车厢里，品种繁多，众口调和，各取所需，方才有了北京人看报的洋洋洒洒的景观。

只是在地铁车厢里，一般难以找到看《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的，因为只要出了地铁，单位里都订着这样的报纸。地铁看报的节目单上，便不会出现这样一幕戏。北京的作家

北京盛产作家。

凡是写些东西的，不敢称哲学家、史学家、美学家的，都敢称为作家。虱子多了不痒，北京眼下的作家不敢说鱼甩籽一样多，却敢说每一片楼区夜晚不熄的灯光之下，必有一位或几位作家正在挥笔创作着或惊世骇俗或流俗庸俗之作。

北京有专门培养作家的机构。鲁迅文学院便是一个，几所大学校办的作家班也是其中几个，至于各种名目繁多的作家摇篮函授，是个杂志报纸就可以办，当然，是要收学费的。但那学费与作家头衔的分量相比，自是不在话下，可以忽略不计了。作家便可以如鸡孵小鸡，或者如复印机复制一样，批量生产了。

北京的作家，如今显得有点儿背运。诺贝尔文学奖始终也落不到头顶，便也罢了；名气再大，竟也不如攒电视剧的、写小品的、捣鼓流行歌词的。

北京的作家，曾经正经火爆过。一篇文章，全国皆知，不胫而走，速度之快，阵势之猛，不亚于当年最高指示一夜怒放于大江南北。于是，北京的作家，便有的自我感觉良好，俨然真的是坐在天堂的沙发椅上，吃着别人供奉的奶油蛋糕，膨胀得如同水发海带。

北京的作家，如今严重地分流：为官的为官，经商的经商。为官者以文学作为自己的敲门砖，从自己是文学的奴仆擢升为文学是自己的奴仆，享受着文学永远不会带来的权势。经商者一边做着发财梦，一边说着“曲线救国”的梦呓：发了财以后回过头再侍弄文学，就好像在说有了钱以后买只金贵的猫或鸟养养。自然，这两者都是少数。绝非极少数的南郭先生们，已经明察秋毫，文学这棵大树早已过了枝繁叶茂的兴盛期，再在这棵树下簇拥着凑热闹，无异于犯傻卖呆，自也飞鸟各投林，是鬼归坟、是神归庙了。

北京的作家，生在全国文化中心，便也常有中心的自我感觉，生怕别人冷落自己、淡忘自己。其实，尚未到人老珠黄的季节，无奈心中总似小鸟鼓动翅膀一样扑扇着背了时的名角的感觉。无人喝彩的凄凉，无论如何无法与当初的鼎盛沸腾相比。于是，甘于寂寞成了搁馊的隔夜剩菜。企望插足电台，占领电视，在一些与文学根本不搭界的大小会议上频频亮相，任凭人家把自己当点缀、当摆设、当活道具。光彩炫目的镜头前，总比孑然一身一杯清茶一支笔趴在写字台前要风光得多。于是，常有不甘寂寞渴望亮相的作家，便如遛鸟一样，在阳光灿烂的清晨钻出笼来蹦。

北京的作家，如今受外地作家传染（也有外地作家说是北京作家开风气之先），喜欢将自己的私人相册公布于众。在报纸杂志、在新书扉页乃至封面，总可以看到作家本人相片，这本无可厚非。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作家拿十几年前的照片冒充近照，更难以忍受的是搔首弄姿或故作深沉，与封面明星、挂历明星做着力不胜负的较量，满足读者好奇心的同时，填充着内心泛滥着的明星潜意识。其实，作家不是明星，作家的照片再漂亮，也无法与明星抗衡。明星有时的确需要脸蛋，作家需要的却永远是笔。当作品已经不能成为旗帜飘扬，旗杆上挂满再多的照片也只能像褯子布一样可怜、可笑了。

北京的作家，吃喝的机会多。外地来组稿的，企业慕名来访的，大小评奖开会的……吃喝的名目很多。稿费不高，高档饭店太贵，自己消受不起，只好借鸡下蛋，实在是北京作家的无奈。平常难得聚会，好不容易有个舞台，北京的作家可以一显身手了：女的敢穿，男的敢吃（当然不是全部），永远是这种场合的两大景观。若喝出“李白斗酒诗百篇”，也算喝出功劳；若喝出“无钱买酒卖文章”，也算喝出韵味。无奈既难喝出锦绣文章，喝的还都是公款请客，照样喝得地动山摇，只剩下功夫在杯中。穿，更不在话下，人配衣服马配鞍，本属正常；老来俏，也是二度青春的闪耀。瞅不下去的是半老徐娘偏要烂烂漫漫穿得个情窦初开，本该在家中做被面的布料，偏要裁在身上金碧辉煌。

北京的作家，如今学会推销自己。出版社比作家先精明一步，再不干赔本赚吆喝的买卖，有时出书竟比生孩子还难，十月怀胎是死胎的并非个别。没文采却有本事的，拉上个企业家当冤大头，写篇广告文学，再次的书便也不费吹灰之力出来了。学富五车却不懂“功夫在诗外”的，只好不要稿酬，外加自己添钱，自己包销，甚至自己联系印刷厂印制。上千册书堆挤进本来就不大的家中，就得像夏天卖西瓜、冬天卖大白菜一样，豁得出去吆喝，抖得出去斯文，脱得下去孔乙己的长衫。

北京的作家，爱开自己的、也常出席别人的作品讨论会。自然，好的讨论会和名副其实的讨论会，永远是需要的。文学需要讨论，但文学讨论会不是商品或活动的新闻发布会；更不是滥竽充数、随梆唱影、挨到中午到餐厅大啖一顿的宴会。至于礼品，这种文学讨论会也学着和新闻发布会一样，扔点儿骨头，招引一下馋猫馋狗。于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讨论会自是和着酒气散发着一片连天的过年节气话。公平而言，北京的作家钱少，开这样的讨论会少，只能出席人家的讨论会。而再偏远的地方的作家，再不知名的作家，只要拍得出钱，也能杀进京城坐上主席台邀得满堂彩；再水的作品，也能开得出花一般灿烂的讨论会来；再高位的头头，再醒目的记者，再火爆的评论家，也能一锅烩地端在酒席台前。

北京的作家，请注意不是全部——老的可以凭一副恐龙架子；小的可以卖弄一身风骚；不老不小的可以吹捧小的巴结老的；老的又兼为官为长的，永远是一块活化石，别舍不得巧舌如簧灿若莲花去阿谀，必要时也别舍不得屈膝下跪唱个喏讨个安。向阳花木易为春，常如葵花向阳一样转，多年媳妇熬成婆，自己恍惚之中兴许就转成了太阳。

北京的作家，最不可理解也最滑稽可笑的，是那些一个字写不出来的，居然也叫作家，而且往往是著名作家，常要端坐在台上如端坐在莲花之中，挥动着永不知疲倦的左臂教导人们。他们的名字如今已经很少在哪怕一篇小文章前出现，倒是常在各式风光会议出席者的名单末尾一闪，像是夜晚小轿车屁股后面的尾灯一闪一闪，耀武扬威地告诉你他们的存在。

自然，上述作家只是少数。再少也挂着作家的牌号。不过，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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