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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淑芳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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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第一”的故事试读：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大时代，我们有幸见证了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我们有幸成为改革开放亲历者，我们有幸融为改革开放大潮中激情涌动的一滴水甚至一朵浪花……

当一个个亲历者的经历、体悟与情感化作一篇篇生动、鲜活的文字，当我们翻开《大潮》，阅读这些饱含激情与时代精神的文字，改革开放的大潮不禁砰然澎湃而来。前言PREFACE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场天翻地覆的伟大革命，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当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业。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改革开放这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13亿多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万众一心，锐意进取，艰苦创业，砥砺奋进，铸就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史上史诗般的辉煌。古老的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综合实力大国，中国人民的生活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再到总体小康的根本性转变。

这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经济社会的生机与活力，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冲破人民公社旧体制、创造“大包干”的农民，抓住时代机遇、不惧风险、突破固有思维的个体经营者，艰苦创业、矢志不渝、勇于实践的企业家，为民族复兴与腾飞砥砺前行的科学工作者，奋斗在生产一线的大国工匠，心系祖国、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事业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城市发展与崛起身先士卒、殚精竭虑的书记与市长，以及勇敢面对变革、迎接命运挑战的普通百姓……千军万马汇聚成波澜壮阔、激情澎湃的改革开放大潮。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大时代，我们有幸见证了中华民族走上复兴之路，我们有幸成为改革开放亲历者，我们有幸融为改革开放大潮中激情涌动的一滴水甚至一朵浪花。当一个个亲历者的经历、体悟与情感化作一篇篇生动、鲜活的文字，当我们阅读这些饱含激情与时代精神的文字，改革开放的大潮不禁砰然澎湃而来，激动着我们，感染着我们。

几十年来，人民政协各级机构征集编辑了大量反映改革开放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文史资料，我们择其精华编辑了《大潮》丛书，通过亲历者讲述的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故事，记录历史，见证岁月，讴歌时代。韩淑芳2018年6月  第一章 初创：杀出一条血路小岗村——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

严俊昌、严宏昌、严德友

我们小岗村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这个变化，与先进地区相比还不那么显著，但回顾这一变化历程，对我们小岗村继续开拓前进，是很有意义的。穷则思变，贫穷逼出了大包干

小岗村农业合作化以前共有34户、175人、90个劳力，有30头牲畜、1100亩耕地，平均每年产量18万—19万斤左右，人均生产粮食1000多斤，农民生活还算可以。1955年开始，小岗村没有经过小社，就一步迈入高级社，开始出现干活大呼隆、分配一拉平的现象，结果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到1959年，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出现了“饿、病、逃、荒、死”等严重情况。1962年刚刚恢复，紧接着就是“十年动乱”，各种各样的运动折腾得小岗村仅剩下20户人家，还是要年年搞运动、天天讲斗争。“路线教育”时，小岗村一下子来了14名工作队员，几乎一家摊上一个，整天搞“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大批促大干”等。七斗八斗，把人心都斗散了，形成了“算盘响、换队长”，20户人家的生产队，几乎人人都当过队长，但换来换去，哪个也没干好。那时，人均口粮仅有200多斤，10分工只值2角多钱。从1966年到1979年，13年来，小岗村共吃国家供应粮22.8万斤，占13年总产的65%，还用掉国家生救、社救款1.5万元。真是“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政府支援”。小岗的集体财产也是少得可怜，队里仅有三间破草房、一犋半牛、半张耙、一张半犁，已经穷得无法进行生产了。现在说句不怕丢丑的话，那时穷得大姑娘出门没衣穿，小伙子全是光棍汉，秋收刚刚结束，家家户户都准备外流讨饭了，小岗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穷队、光棍村、讨饭户。

1978年秋，严俊昌、严宏昌分别担任了小岗村的正副队长，当时正值秋收秋种大忙季节，却有不少农户准备要外流了。此时，公社党委贯彻落实《省委六条》精神，实行分组作业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搞“一组四定”，这样正合我们的心意，我们很快将全队划分为四个小组，实行分组作业。谁料想分组后，矛盾更多、更激烈，因上工早迟、计分多少、分工不合理等问题，天天吵吵闹闹，甚至闹得要动武。俗话说：“穷争饿吵。”搞得我们队干部也不能参加小组生产了。当时我们认为，分大不如分小，干脆把四个小组分成八个小组，采取瞒上不瞒下的办法（即上报是四个小组，实际是八个小组）。这样分成的八个小组，基本上是“被窝里划拳——不掺外手”，多数是父子组、兄弟组。这样一来，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反正是自家人在一起干活，劳力不足，家里老人、小孩一齐上，没有牛犁田，就用人拉犁，没有犁就用四齿耙刨，秋种进度加快了。但是好景不长，由于长期“大呼隆”、吃大锅饭的思想影响，尽管是兄弟之间、妯娌之间，也产生了矛盾，时有争吵，影响生产。

队里年长的老人都说，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各家各户耕种，什么矛盾也没有，交公粮，卖余粮，家家丰衣足食，生产热火朝天，他们都非常怀念那种情景。我们几个队干部也在一起商量，认为照这样分来分去的，还真不如分到户，各干各的，什么矛盾也没有了。也有人认为，分田到户好是好，被上面知道了不得了，搞分田单干、带头的干部是要坐牢的。这种“肉吃千口，罪落一人”的结果，我们当干部的也很害怕。但是，我们也搞得实在无计可施了，也“穷”怕了。我们想，一个队干不好，说是“大呼隆”，分到组也干不好，说是矛盾大，分到户看你能不能干好，再干不好，没饭吃就不能怪这怪那，怨天尤人了。为了乡亲们能有一口饭吃，我们几个队干部豁出去了，干脆分到户，瞒上不瞒下，先干一年试试再讲。到组到户都一样，首先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再完成集体提留，剩下来都是自己的，这就叫大包干到户。我们队干部就是坐牢也心甘情愿，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全村老少爷们。

大约是11月底的一天，我们在村西严立华家召开了一次全村秘密会议，一家一个户主参加，20户到18户（缺的两户是两个单身汉，已外流），会议内容就是搞大包干到户。第一是土地分到户后，瞒上不瞒下，不准任何人向外说，包括自己的至亲好友一律不说；第二要保证上交齐国家和集体的任务，任何人不准装孬。会上大家赌咒发誓，保证不向外透露分田到户，保证完成上交任务，就是遇到自然灾害，我们砸锅卖铁、外流要饭也要完成任务。也有的担心队干部搞大包干到户要吃官司坐牢，大家议论：你们干部要是因为搞大包干到户犯法坐牢，我们挨家要饭也给你们送牢饭，你们的小孩子，我们全村共同抚养到18岁，决不反悔。

随后，就由严宏昌执笔，写了包干合同书，内容是：

1978年12月地点：严立华家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写好后，严宏昌第一个盖了负全部责任的印章，然后关庭球、关友德（代）、严立华、严国昌（代）、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友章、严学昌、韩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立国、严富昌、严立付、严美昌、严宏昌、严俊昌等参加会议的户主分别盖了印章和手印。

事后，我们立即悄悄地将田分到户，这样家家户户劳动生产积极性都发动起来了。有的向亲友借贷，筹备生产费用，准备给小麦施肥；有的借耕牛犁田，或请亲戚来帮忙刨地；缺粮户也不外流了，男女老幼一齐上，安排生产，实行生产自救。就这样，硬是把秋种搞好了。我们小岗村就这样艰难地迈出了大包干的第一步。省、地、县领导给我们撑了腰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小岗村大包干到户，外人一看便知，消息飞快传开了。公社领导知道消息后，立即把我们队干部找去质问：你们小岗是不是在搞单干？你们当干部的要注意，这样搞是要犯国法的。如果是单干，赶快并起来，否则就要把你们小岗村情况上报县委处理。那时，我们是铁了心的！一口咬定是分组作业，外人看一家一户干活是搞自留地。到了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甘肃省一位读者来信，并加了编者按语，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必须稳定，坚决反对搞任何形式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变相单干。我们听了广播都傻了眼，心里很害怕，认为《人民日报》编者按是有来头的，心里七上八下的，心想这一下，我们是要挨批斗坐大牢了。

1979年5月8日，县委书记陈庭元把严宏昌找到公社，叫他不要怕，不要有思想顾虑，实事求是说出大包干到户的情况。严宏昌就如实地作了汇报，并说：作为一个农民，新中国成立20多年来，一直是“三靠”（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自己种田还糊不饱自家的肚皮，实在感到有愧，对不起国家，对不起领导，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和后代。我们现在搞大包干到户，不但不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一粒粮，保证年年向国家做贡献。陈书记问，你们有把握干好吗？严宏昌当时保证说：一定能干好，不信你去看看我们地里长的庄稼心里就踏实了。陈书记当即表示：你们只要能搞到吃的，我们不要你们粮食，只要不再靠国家就好了，你们好好干吧，就作一个试点吧。听了县委书记的话，我们就像吃了定心丸，一块石头落地了。全村社员听了传达也都欣喜万分，认为有县委书记给我们撑腰，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

1979年，是我们搞大包干到户的第一个年头，全队粮食总产13.2万斤，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收油料35万斤，是过去20年产量的总和。饲养生猪135头，超过历史任何年份。向国家交售粮食299万斤，是征购任务的10倍；卖油料2.4万斤，超过任务80倍。人均收入由1978年的22元上升到371元。同时，当年还贷800元，集体储备粮1500斤，公积金150元。我们小岗村由“三靠队”“讨饭村”，一跃成了全县闻名的冒尖村。

10月20日，县委书记陈庭元、副书记宁金茂等领导同志来到我们小岗村，宣布县委意见：同意小岗村搞大包干到户，作为大包干的试点队，并委派县委秘书吴庭美同志，在小岗村住下来，搞调查研究，一核实产量，写了一篇题为《剂必不可少的补药》调查报告，肯定了我们小岗村大包干到户的成绩，直接报给省委万里书记和中央农委。小岗村悄悄地搞“大包干到户”的情况，由此受到了中央领导和省委领导的重视。

10月下旬，地委书记王郁昭带领地委七名常委，来到我们小岗村，经过考察和座谈，肯定了小岗村的做法，同意小岗村大包干到户干三年，并且总结大包干的优点是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都有利，是利国利民的创举。

1980年1月24日上午8时左右，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亲临我们小岗村视察。万书记身穿黄色军大衣，风尘仆仆，一下车就挨家挨户逐个查看，看新盖的房屋，看各户收的粮食，又揭开锅看我们吃的，开箱子看我们穿的衣服，并亲切地问长问短。最后万书记来到队长严俊昌家，严俊昌拿出炒熟的花生招待省委书记一行。万书记不吃，这时全村老少都围上来，齐声说：花生是自己生产的，万书记尝尝吧！万书记很高兴地答应了，并说，好，把这袋花生都带着，回去开常委会，让常委们都尝尝小岗村搞大包干的丰收果实。

万里书记还详细地询问了我们大包干到户前后的生产情况，我们都一一地向他作了汇报。万书记说：我国是个农业大国，粮食上不去，还要从外国进口，怎么能向人民交代。他说：你们小岗村干得好，过去我们也想这么干，就是没人能带这个头，没有想到，马列主义竟出在你们这小茅草屋里。你们搞大包干到户，是先交齐国家的，再留足集体的，剩下来才是你们自己的，这是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都有利的。严宏昌反映：有人说我们小岗村这么干是搞资本主义复辟。万书记说：今后哪个再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这场官司交给我，我替你们打。地、县委领导同意你们干三年，我同意你们干五年。在场的领导和社员群众，都激动万分，报以热烈的掌声。

万书记临离开前，边走还边要求我们：一是要做老实人，讲老实话，坚持实事求是；二是不要卖过头粮，不搞浮夸风，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三是当干部的要把眼光放远些，不单是带领群众搞好农业生产，还要大力发展工副业，使小岗村尽快走向共同致富的道路。大包干给小岗村带来了大变化

从1978年实行大包干开始，小岗村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村庄面貌看，昔日的破茅草房不见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如今小岗村已发展成82户，343人，180个劳力，包产土地1082亩，实有土地1600亩，人均512亩。现在的小岗村，户户都新盖了砖瓦房，家家都搞了庭院，前院种蔬菜、瓜果，后院盖起了“三位一体”的标准化猪圈、厕所、沼气池。村里通了电，装了程控电话，修了公路，公共汽车开到村口。村里还建了卫星地面接收站，家家都能看上有线电视。户均拥有电器两台以上，户均拥有农用机械1.2台（套）。1995年，全村人均收入就已达到2000元，超过全县平均水平，实现了经济收入达小康的目标。

小岗村在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2万斤，达到1995年的110万斤，增加了近40倍，累计向国家贡献粮食500万斤。1996年，小岗村每年种植水稻800亩，产粮80万斤；小麦600亩，产量30万斤；花生200亩，产量10万斤；山芋80亩，产量32万斤；黄豆50亩，产量1万斤；油菜150亩，产菜籽3万斤；西瓜80亩，产量40万斤。以上各种农作物经济效益可达23万元。

养殖业方面，我们在农业科技部门支持下，扶持养殖大户10家，养猪4000头，养牛500头，养羊2000只，养鸡7万只，养鸭1万只，养鹅3000只，经济效益约40万元。

工业方面，我们起步较晚，1993年开始成立了小岗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由原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担任总经理（原生产队队长严俊昌升任小溪河镇农委主任，严德友为现任村支部书记）。1994年新建一个年加工能力100吨的粮食加工厂，同年与香港旺兴达电器有限公司联合兴办“镀锡铜线厂”；1995年与小溪河镇政府联合兴办“中国小岗石英加工工业区”；1996年与台商联合兴办“安徽长江矿业有限公司”等。这些企业都是刚刚起步，经济效益有待于今后的发展。

我们小岗村虽然首创了大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但在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兴办村级工业方面，已经落在后面。我们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心带领全村农民继续改革，加大发展村办工业和联户工业的力度，在“九五”期间，力争实现工农业总产值6000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000万元，农业总产值2000万元），人均收入达4000元。同时加强小岗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强化农村道路、环境卫生设施的建设，决心再用五年时间，把小岗村建设成为凤阳社会主义新农村典范。（严俊昌，时任小岗村生产队队长；严宏昌，时任小岗村村委会主任；严德友，时任小岗村书记凤阳县政协办公室任明发/整理）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的建设陈秀霞

我曾在美国大学获英文专业硕士学位，20世纪50年代初回国参加外交工作，还有幸参与我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建国饭店的创建工作。在改革开放思想指引下建造合资饭店

建造包括建国饭店等一批中外合资旅游饭店，正是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指引下进行的。

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增订本）这是他对外开放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旅游业应先行一步，旅游事业大有文章可做。发展旅游可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捷径，可以引进外资创汇。在他的积极倡导下，中国向世界旅游者打开大门，海外旅游者蜂拥而至，单1978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达180.9万人次，超过过去20年人数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4万人次。

但打开旅游大门后，我国面临的突出困难是接待能力严重不足，特别是北京住房最为紧张，而外国旅游者来华，80%以上的人都要到北京，他们感觉如果不到北京等于没有到中国，而当时北京只有七家涉外饭店，5200张床位，实际达到接待标准的仅1000张左右，而且基础设施、服务态度、管理水平都与国外星级宾馆相距甚远。庞大的旅游大军令北京的接待单位措手不及，许多外国客人一下飞机，不是立即安排住宿，而是被拉到景点去游览，晚上再到饭店。北京实在无处下榻，就把客人送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

为解决旅游住房问题，除国家投资兴建和挖潜改造外，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提出要积极利用侨资、外资，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旅游饭店，加速发展旅游业。

1978年，中央指定谷牧、廖承志同志在北京京西宾馆主持召开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民航、旅游很值得搞”“要以发展旅游为中心搞一个综合方案”，以及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指示精神，研究了具体落实措施。

为加强领导，国务院正式成立了以谷牧、陈慕华、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成员有计委、建委、外交、轻工、商业、外贸、铁道、交通、民航、财政、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1978年8月，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侨外资办），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兼任主任，庄炎林副局长兼外资办常务副主任。办公室成员基本上是旅游总局的工作人员，下设谈判、会计、建筑设计、秘书等处，我被卢绪章点名任办公室谈判处处长。

这完全是一项崭新的工作，无先例、无参照，我对财务又是一窍不通，对法律也是外行。只好依靠领导的指导和同事的协助，边干边学，总算没有辜负组织上的重托，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消除疑虑，去争取胜利

侨外资办的工作十分兴旺，我们十分繁忙、紧张。当我国要利用侨外资建造旅游饭店的消息一传开，许多侨商、外商认为中国旅游资源丰富，旅游饭店建设很有前途，均蜂拥而至。一年之内，侨外资办就先后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侨商、外商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商谈。其中有泛美洲际饭店公司董事长、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和她带来的马尼拉饭店总经理、泰国一位总理推荐来的一家饭店总经理、英美的许多大饭店老板如美国“五月花”饭店等；侨商则有霍英东、罗新权、陶欣伯等。这些重要的客人主要由卢、庄接待；邓小平同志还亲自会见了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和洲际饭店公司的客人，其他外商则由我接触和商谈。

长期的封闭半封闭状态导致因循成规的现象比较明显，对于利用外资建造旅游饭店，从一开始就有不同看法或存有疑虑，一时议论纷纷。侨外资办组织了多次会议，对旅游饭店的合作方式、建筑设计、材料装修、经营管理、偿还能力等进行研讨和论证，经过反复摸索和可行性分析，大家逐步认识到利用侨外资建造饭店，可以解决国内资金不足和材料设备紧缺，可以学习国外建造和经营饭店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提高管理素质。侨外资办据此整理了关于利用侨外资建造旅游饭店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印发给人大代表等，介绍进展、解释疑问、提供咨询，以争取支持，减少阻力。

我们的工作一直得到邓小平同志的关怀、指示和廖承志同志的直接领导。据庄炎林副主任说，是廖公介绍美籍华人陈宣远给我们的，他是建筑师兼饭店经营者，也是第一家合资饭店——建国饭店的合作者。

庄说，廖公告诉他：陈宣远早年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后来到美国定居，拥有饭店管理者和建筑师双重身份，在美国设计并建造过旅馆，也经营、管理过饭店，如今拥有美国加州旧金山、帕洛阿尔托、拉古纳、帕萨迪纳四家饭店和布法罗（水牛城）的希尔顿饭店；他还有一个建筑事务所，对饭店的建设、经营和管理都颇有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报国心，愿意为国家尽力。

廖公告诉庄炎林：“宣远是我的远房表亲，他的为人我了解，他与我谈过在国内建饭店的事，举贤不避亲，当然，我只介绍，绝不插手，你们自己去谈。”

接着，我们联系上陈宣远并开始谈判。他为人坦率、友好。我留美前，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过一年学，因病辍学，陈宣远就和我拉关系说，“我们是校友”。后来我到美国，曾到他在旧金山蒙哥马利街的建筑事务所看望，也曾到布法罗城的希尔顿饭店住过。他在谈判中把他儿子和一位美国律师叫来。庄副主任和他们主要谈大的原则和合作构想，在大原则、条件谈完后，我负责落实具体的合同，我请来两位我国的律师。这两位律师不懂英语，具体搞工作的会计师不懂英文，我只好边谈边当翻译。我不懂法律、财务，只好找来中英对照的法律、财务词汇，硬着头皮干。我暗自想，如果我还有来生，我一定学法律，当律师。

陈宣远真心诚意想为国家作贡献。当了解到在以往和其他对方谈判中，中方皆因有人怕吃亏而未谈成时，他毅然做出让步，说：“我看这样，我们签订合资方案，要按能让国内多方面都能够接受的条件来办。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能尽快在北京办成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

经过谈判，双方议定：双方合资2000万美元建设建国饭店，饭店共528间房间，其中中方占51%的股权，外方占49%的股权。双方合作10年，10年后，外方将所拥有的49%股权赠给中方，也就是说中方10年后完全拥有饭店。

同陈宣远同来的美国律师提出：按照美国法律，在国外投资是不能送的，白送就是违法，但可以有价转让，至于多少钱则没有规定，可以由业主双方商定。

经双方商量后，确定此合资饭店经营10年后，陈宣远所占有的49%的股份以1美元转给中方所有。因此就有了“1美元买一个饭店”的合同。这对中方十分有利，而且中方所出的1000万美元全部是低息贷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等看好此工程，愿提供贷款，最后由该行在中国银行担保下提供了全部贷款。

接着，庄炎林签发了旅游总局呈送国务院的报告，就建造建国饭店的合作方式说明：由陈宣远负责筹集全部资金，分别作为双方贷款投资（中方占51%，外方占49%），共同合作建造经营，中方负责提供地皮、劳力和砂石料等（均计价收外汇），对方负责设计和进口材料、设备等。饭店建成后合营10年，总收入扣除支出和按期返本付息后，剩下的净得按照投资比例分配，合营期满，中方象征性地以1美元购得对方所有的股份，饭店全部归中方所有……

这样一个优惠方案，却遭到有些部门的反对，怀疑我方是否会赔本。国务院常务办公会议为此进行讨论，庄炎林列席。会议研究了庄炎林与陈宣远所做的可行性分析，以大量数据和事实，充分剖析建国饭店建设的利弊，弄清了建设建国饭店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能为国家盈利的科学性、必然性。

庄炎林说：“快则六七年，慢则八九年，建国饭店能够全部还本付息，还赚回一个饭店，只需花费1美元。”

报告上呈，在17位中央领导手中传阅批示，邓小平态度鲜明：要开展旅游就必须建造足够的上档次的旅游饭店。陈云、李先念签字同意。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一锤定音：“建合资饭店我们没有经验，但可以试一试：搞好了，以后推广，搞不好，就此一个。”

1979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引进侨外资的旅游饭店有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以及和霍英东合作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和陶欣伯合作的南京金陵饭店等六座共5000多间客房。

以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侯锡九代表）为一方，陈宣远为另一方签订合同，明确饭店的选地、拆迁、楼层、设计方案等。决定选在建国门外大街，这儿地处繁华，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是理想的场地。当时碰到一个问题，即这块地的后面是外交部的宿舍楼，如饭店建高了就会挡住那些宿舍楼的阳光，只好在宿舍楼一方只建四层半楼房，以保证在全年白天最短的冬至那天，阳光能照到他们的一层窗户；在无宿舍的一边也只建九层高的楼房。为此，当时还请教过李瑞环同志。陈宣远的设计方案五易其稿，才最终敲定。

1980年6月20日，建国饭店动工兴建，1982年4月28日建成开业。由于它纳入美国假日经营管理系统，生意兴隆，所以头一年赚150多万美元，第二年400多万美元，第三年800多万美元，第四年1500万美元，仅用了四年多时间就连本带息还清了汇丰银行的2000万美元贷款。10年后，建国饭店所创的利税等于赚了七八个建国饭店。

当然，我们和陈宣远的合作，是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陈宣远从中也赚了不少钱。当年为了鼓励侨外资来我国，我们对建国饭店的税收采取“两免三减半”的规定。

根据1980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第五条：“合营企业的合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即“两免三减半”的税收规定。

1984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在全国推广建国饭店的经营管理方法，以改革我国饭店的管理工作。可以说建国饭店是中国旅游饭店的一面旗帜。在中国旅游饭店业的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我于1980年5月被调回外交部，参加国际司主办的出席联合国讨论发展问题的特别联大代表团兼任新闻官。不久，我随丈夫陈辉赴世界银行工作至1983年回国。记得回京后，侯锡九副局长还邀请我去建国饭店参观，那精美的佳肴、一流的服务、优雅的楼厅使我又惊又喜。

接着，其他利用侨外资建造的旅游饭店如长城饭店、金陵饭店、白天鹅饭店等建成开业的喜讯相继传来。（作者时任国家旅游局干部）第一次打破“铁饭碗”李定

在“铁饭碗”“大锅饭”已经不存在的今天，砸“铁饭碗”、破“大锅饭”这样的词句已渐渐被人淡忘。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率先进行了企业工资制度的改革，对全国影响极大，当时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深圳最早的合资宾馆

1980年，香港有家企业叫妙丽集团，这家集团的老板叫刘天就。刘先生得知深圳将出台用土地、厂房与外商合作的政策，元旦当天，他就迫不及待地经罗湖桥来到了深圳。过桥后，一片田园风光，没有大巴，更没有的士，他找来一辆自行车，一路颠簸来到市政府临时办事处。

他说明来意，要在深圳办宾馆，洽谈合作事项。我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经过简单的洽谈后，当天下午，市政府就批准了这个合作项目，这就是后来的竹园宾馆。这家宾馆是深圳建市和成立经济特区后与港方合资举办的第一家宾馆。

那个时候，深圳办事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效率非常高，中午与港方洽谈后，下午市政府的批文就下来了。

1981年的时候，竹园宾馆是深圳最早的中外合资经营宾馆，也是唯一一间设备较好的宾馆。开业不久生意很好，许多外商来深圳都指定要住竹园。但是，好景不长，几个月后，旅客越来越少，有的外商在深圳宁愿住条件差的旅馆也不住竹园。合资经营的港商刘先生为此失去信心，要求终止合同。竹园宾馆的问题

问题出在哪里呢？市政府领导同志要求我们财贸办派工作组去调查处理。我与饮食服务公司的温富同志到竹园宾馆蹲点，发现生意不好的原因，主要是服务态度不好，服务水准不高。本来合资港商刘先生对服务态度和水准要求相当高，聘请了香港管理酒店很有经验的陈怡芳先生负责管理，还对员工进行培训。当时要求的服务水准，现在看来只是非常一般甚至是起码的要求，如洗手间保洁要做到无臭味，要喷香水；不论旅客是否退房，每天都要换床单枕套；服务员要笑脸相迎等。但有人却提出，这是外商资本家对员工的苛刻要求，还把厕所要喷香水作为笑话传。

而当时中方的服务员，由于长期工作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营服务单位，都认为没有必要每天清理卫生，十天半个月清理一次就足够了。另外，港方要求女服务员每天都要抹口红。而中方管理层认为，那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还有就是服务员上班懒散，作风慢慢腾腾，总认为国营企业就是这样。

这下，港方可不干了。他们认为，宾馆就是靠服务、靠微笑来换取经济效益的。由于初始的合作不愉快、不合拍，后来港方的刘天就先生准备撤资，不办宾馆了。

当时市主要领导叫我带工作组到竹园宾馆调查此事，争取留住刘先生。

进驻宾馆后，港方还是坚持要按照香港的管理办法来管理竹园宾馆：每天必须清理一次客房，换洗一次床单；服务员必须面带微笑做好工作，为顾客提供服务。宾馆曾组织部分员工到香港酒店参观学习，增长见识，回来后对宾馆进行整顿。但有少数员工不愿这样做，教育不听，批评不改，不来上班，工资照领。这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那些想做好的员工也坚持不了，迟到早退，很难管理，服务态度和水准仍然上不来。经理考核服务员没有尽职尽责就要“炒鱿鱼”，也就是解雇工人。

当时，我方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充分就业，解雇工人岂不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关系吗？但港方执意要这么做，我方也没有办法，只好答应，而且还为此重新选派了中方总经理温富（临时工作组副组长）。用工和工资改革

我们再三与刘先生研究，接受他的意见，任命工作组成员温富为宾馆总经理，着手进行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

首先，把工资、奖金与职务和工作好坏挂钩，不论新老职工都根据工作能力和表现重新任职，签订任职合同，从总经理到普通工人，定出12个薪级，按级发工资，按表现发奖金。同时对各岗位的任务分解若干工序，定出奖金扣分制度，被扣100分者即扣除一部分奖金。还制订出员工违纪处罚规定，有警告、严重警告直至解雇等五种处罚。

进行上述改革后，绝大多数员工积极拥护，但仍有10多名员工照样旷工、违纪。若按规定处理阻力很大，若不按规定处理，用工和工资制度改革便无法继续进行下去。

开会研究时，宾馆领导提出要解雇12名表现不好的员工，遇到强烈反对。

持反对意见者说：“你们一次解雇10多人，10次就要解雇100多人，如果有10个单位这样做，就要解雇1000多人。有这么多人失业，经济特区还算不算社会主义的特区？”

而支持改革的人则认为：“如果真的敢解雇，违纪的人肯定会减少，而不会越来越多，宾馆的管理水平肯定会提高。”

最后，对10多名违纪的员工分两批解雇。第一批解雇六人，坚决执行。

解雇名单公布后，震动很大，一时间被炒者大吵大闹，有的电话指责，有的向上告状，说这是搞资本主义的一套，是开创社会主义大批失业的先例，要立即停止执行。解雇名单中，还有一位是地委领导干部的亲属，当时压力很大。如果撤销解雇决定，改革便将废除，宾馆继续亏本，外商将会终止合同，并将影响到特区引进外资工作，那是绝对不行的。宾馆领导最后研究决定，坚持解雇已公布的六名违纪员工。

这一次坚持改革，效果很好。几个月后，员工看到违纪的真的被解雇，表现不好的改正，不遵守制度的变成遵守制度了。原准备第二批解雇的六人，因改正较好，决定不再解雇。宾馆上下齐心，面貌一新，服务水准提高很大，合作双方都很高兴。后来，连续几年竹园宾馆被评为省和全国的先进企业，竹园的酒店管理模式也逐步在特区酒店行业中推广开来。

一套香港用工管理办法实行了，由此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人们议论纷纷。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港方的管理模式带来了宾馆效益的提高，员工的收入也提高了。

这就是深圳第一家与港资合作的宾馆——竹园宾馆的用工制度改革。它打破了“铁饭碗”，更重要的是，工资由过去按资格发放改为按职务高低发放，奖金由过去平均发放改为按表现发放，而且工资和奖金各占二分之一。工资发放的老办法被打破了，干部、职工的界限也打破了。职工干好了可提拔为管理干部，也就是现在的管理人员，而干部干不好就要降为一般员工。

效益好了，工资高了，竹园宾馆的这场“改革”取得了成功，为整个深圳乃至全国饮食服务行业的改革起到了探路的作用。中央组织部为此派人来总结竹园宾馆的经验。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专门发了文件，鉴于竹园宾馆的历史作用和在深圳人心中的特殊地位，明确：无论今后如何改制，竹园宾馆的名字不能改，因为它开我国饮食服务业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的先河，载入深圳改革开放史册。

要砸“铁饭碗”、破“大锅饭”，就要对工资制度、劳动用工制度、社会保险制度进行全面改革，这都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

深圳在竹园宾馆和友谊餐厅进行劳动用工和工资改革试点，用工实行合同制，工资与效益挂钩。蛇口招商局也开始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劳动保险最初是让员工缴交工资的20%作为保险金，有些员工当时还有抵触情绪。1981年，国家劳动部一位副部长来深圳调研了半个月，后又到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调研，之后对深圳的做法给予肯定。当年，深圳市政府就发了文件，要求全市的国有企业都推广合同制。此时，合同制在合资企业中已经全面实行。

1983年3月，全省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会议在深圳召开，当时的市委书记梁湘在会上介绍经验。之后，劳动合同制在全省推广。1984年11月，劳动部在郑州召开全国劳动工作会议，深圳在会上介绍了劳动合同制的经验，之后，劳动合同制便在全国推广。1985年，劳动合同制推广到集体企业，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作者时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第一次工程招标，开创“深圳速度”陈荣光青草没膝高的工地

深圳经济特区从初创开始，特区建设者们就想方设法要跳出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框框，从束缚人们手脚的许多无形绳索、无形网络中挣扎出来，放开手脚痛痛快快地干工作，建立适应特区经济特点的管理体制。

1981年夏天，深圳特区要兴建第一座高层建筑楼宇——20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也就是1984年1月邓小平同志到深圳特区视察时登上的高楼），它的总建筑面积为5万多平方米。

开始时是按老办法由省建工部门把建筑任务分配给省内一家建筑公司承担。这家公司按吃“大锅饭”的老一套，提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造价要500元。

深圳特区要求这个公司核实造价。过了两天公司答复说：“经过计算，每平方米造价应是550元。”

特区请求该公司把预算资料拿来看看。三天过后该公司却说：“550元划不来，要580元！”可是又不敢拿出预算给人家看。

不到一个星期就涨了三次价。漫天要价，信口开河。是粗打阔算，还是想多捞钱？人们没有时间去考证它，反正它的胃口挺大，似乎认为钱是阿爷的，少拿是傻瓜。

该公司还要求特区提供基建材料的供应指标，以及钢筋、水泥、木材和其他特殊材料。可是这个项目不属于国家计划投资的，特区哪来材料供应指标供给他们呢？

工地打桩早已完工，打桩的公司亦早已退出现场，可是由于基建的甲乙双方进行着马拉松式的讨价还价，工地闲了近两个月，青草也长得淹没行人的膝盖，还不知道施工的公司何时能进场。走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

这时，蛇口工业区对通水、通电、通路和平整土地等基础工程建设任务，采取承包的办法。甲乙双方定明工期，对提前完工的奖励，拖延的则罚款，使工程进展迅猛。“蛇口模式”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既然建设“三通一平”的基础工程项目可以用承包的办法，建设楼房屋宇不也可以采取公开招标的办法吗？

把这一想法与分管基建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长罗昌仁和市建委负责人丁学宝商量之后，他们搞了几十年基建工作，很有经验，一致认为公开招标会是一个好办法。

他们满怀信心地接受了探索基建工程采用公开招标的任务，一方面组织人员把工程的设计图纸分送给各施工单位，请他们做预算；另一方面组织人员连夜核算工程“标底”。

过了不久，就有八家施工公司应招投标。竞争是很激烈的。

经过比较，特区选中了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理由是这家公司造价相宜，每平方米只要398元，而特区测算的“标底”也要402元；这家公司在内地曾承建过一些大型的工程项目，浇注大型混凝土工程较有经验，工程质量较有把握；这家公司提出的工期只用一年半，别的公司却要三年，最少的也要两年以上；这家公司的装修技术，从他们过去在武汉兴建的电子计算机站中可以看出，也有一定的水平。

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试验，鼓励大家披荆斩棘，大胆探索，总结经验，逐步推广，闯出一条发展基建的新路子来。罗昌仁立即召集有关人员进行一番深入研究，把工作安排得周密、细致，务求一举成功。顶着“出卖国家主权”大帽子的压力

这一新的做法，好像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池中，激起了阵阵的涟漪。人们过去吃惯了“大锅饭”，做好做赖一个样，慢条斯理地去工作，一旦突破了旧的框框，就感到很不习惯，很不舒服。本来我们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劳的，是“大锅饭”把一些人吃懒了、吃笨了。

招投标的消息一传开，原来负责分配基建任务的一些部门，感到现在没权指挥了，内心想不通，在吵吵嚷嚷；一些施工单位也感到要投标，冒风险，压力大，对此也啧有烦言。基建工程公开招标做法的铺开，遇到了重重阻力。

面对这些情况，市领导毫不动摇地对罗昌仁、丁学宝等人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我们的眼睛不仅要看到327.5平方公里，而且还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谁要阻挡特区改革的道路，谁就要被搬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际商业大厦工程招标做法的消息传到省城广州后，一些基建主管部门认为：“省内的施工队伍任务还吃不饱，深圳却把任务包给外省的单位吃，这不是手指往外掰吗？没有施工任务，中央单位能拿到窝工补贴，而省内单位却要吃谷种！深圳这种做法‘出格’了，‘越轨’了。”一些人甚至把深圳的做法视作异端邪说，非当头一棒，予以制服不可！

省里基建部门一位负责同志陪同国家建委副主任张百发来到深圳特区检查工作。在一次市委、市政府向张百发汇报特区基建工作会议上，这位负责同志对特区基建工作提出了八条意见。他说道：“特区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只能用于外而不能用于内，现在全省基建设计施工队伍有许多人在窝工，深圳特区的基本建设应该依靠本省的队伍来干。不能将所有工程都拿去公开招标，不能搞一刀切！”说到这儿，这位负责同志很激动，声调陡高：“我主张一律不准香港、澳门的公司来深圳承担设计施工任务，这是主权问题！……”

又来一个主权问题！市领导站起来：“竞争促改革，竞争促进步。不管是省内还是省外，反正谁省钱、谁省时、谁质优就让谁干。特区要率先改革，就得要请省外的基建队伍进来参与投标，就得请港澳的建筑公司进入特区投标。什么叫国家主权？大家都清楚，请别拿大帽子吓人！”针锋相对、旗帜鲜明地反驳了这位同志的错误主张。

一直冷静地倾听着双方意见的张百发，这时不得不发话了：“基建行业要搞活，农商要分家，深圳的做法是个试验。省内能解决当然省内来，省内解决不了的也应欢迎省外的队伍来。”

在特区改革步履维艰的日子里，张百发的话可算是“一言九鼎”，是对特区事业的热心支持啊！盖楼由20天一层到五天一层

然而这场“主权问题”的争论还未结束，特区建设者们顶着风风雨雨，踩着泥泞坎坷的道路，艰难地向前走着。

一冶公司在施工初期，仍沿袭着老一套分配任务的办法，工程进展未尽如人意。

是年初冬，这家公司的党委书记王秉正从武汉来到深圳，看到工程进展缓慢，心头火烧火燎似的，如果连续这样下去就不能如期竣工。他到简易工棚找到丁学宝商量对策。丁学宝也早已感到是个问题。有何加快工程进展的良方妙策呢？他跟王秉正并肩坐在板凳上，细心斟酌着。他猛然想起，有次陪伴市委书记兼市长到工地检查工作，问工地主任：“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打桩任务？”“大约三个半月吧。”“你们如果能在一个半月内完成，我们可以照样付给你们三个半月的工钱！”

思想多开放啊！这件事使丁学宝难以忘怀。他又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前，他曾推广过效率颇高的“一脚踢”承包建房做法。他给王秉正出了一个主意：把每个职工得到同样补贴的“大锅饭”改掉，试行基本工资加浮动工资的办法。

一冶建设公司采纳了丁学宝的意见，并进一步研究出各个施工分队分层分段进行经济承包，提前完成任务者奖励，拖延者则罚款的具体办法来。

这种把职工的工作效率与得到的经济利益挂起钩来的做法，充分调动起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一冶建设公司从起初20多天盖一层楼，后来缩减为五天一层楼。结果只用了16个月的时间，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国际商业大厦建筑任务，质量达到“全优工程”，获得了深圳特区嘉奖的60万元超产奖金。一冶公司从这项工程中又获利近100万元。

早在1981年秋天，国务院领导第一次视察深圳特区时，听到这项基建施工实行公开招标的做法就加以肯定。回到北京，他又对国家建筑部门说起了这件事，认为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应该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打这以后，全国各地的建筑部门纷纷来到深圳进行详细了解。

深圳特区国际商业大厦工程招标显著成功的实践，给人们一个深刻的启迪：基建项目必须摒弃那助长“胡子工程”的“大锅饭”办法，必须改用能充分调动起建筑单位、建筑工人积极性的方法。从此，基建施工公开投标的改革之风，吹遍长城内外、岭南北国了。

深圳特区从1982年7月开始，把基建工程招标投标作为一种制度坚持下来。仅到1985年6月底，就有500多项工程实行招标投标，占在建工程项目的90%以上。

实行工程招标可以节约投资15%左右；可使工期缩短二至五成；可以保证工程质量，如1983年全市全优工程中，公开招标的占90%；可以促进改革，加强企业管理，改善劳动组织，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提高企业的信誉和竞争力；可减少工程项目的甲乙双方扯皮，大大简化了繁杂的文牍手续。如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三局一公司投标承建楼高53层的国际贸易中心大厦，实行施工层层经济承包，采用“滑模”先进工艺，创造出三天建好一层1350平方米楼层的新纪录，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被称为“深圳速度”的象征，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作者时任深圳市委办公厅秘书）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李建英

1983年，在当时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为了国家对外宣传的需要，外交部决定正式建立外交部新闻发布制度。1983年3月1日，中国外交部举行首次例行记者会，时任新闻司司长齐怀远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主持记者会并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建立发言人制度是形势所需

外交部建部后，多次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就某一重大问题发表声明或谈话，但没有实体发言人，只是空头衔，没有形成制度。

随着我国外交事业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国际作用的增强，逐渐产生了建立发言人制度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孤立封锁政策，到1970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55个。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打开，一些原来受美国控制的国家纷纷与中国建交。到1979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增至120个。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逐渐加入了一些政府间国际组织和民间国际组织。中国作为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问题上表明态度。世界需要了解中国的立场，国内公众也希望听到政府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初，外交部新闻司有了建立发言人制度的想法。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在继续攻击中国外交政策的同时，承认中国“存在着社会主义制度”，强调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权”，表示愿意改善苏中关系。在中苏关系政治上对立、军事上对峙了20多年之后，勃列日涅夫表示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邓小平注意到讲话所传递的信息，认为这为中国调整对苏政策提供了机会，指示外交部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作出反应。

3月26日，时任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在位于东四的外交部办公楼主楼门厅举行了发布会，对中外记者表示：“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虽然只有三句话，但向苏联传达了中国也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的信息，向世界传出中苏关系可能发生转变的信息。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里回忆称：“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1983年2月，中央要求外交部和国务院涉外各部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一个月后，即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齐怀远在国际俱乐部举行发布会，宣布外交部建立发言人制度。经过30多年发展，发言人制度逐步成熟

像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发言人制度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开始几个月，每周举行一次定期发布会，但是只发布，不接受记者提问。1983年9月，发展为发言人在每月第一周的发布会上现场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1986年7月，发展为每月在两次发布会上现场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1987年6月，发展为在每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1997年，取消了对记者提问次数和记者会时间的限制。2011年9月，开始在每个工作日都举行记者会。

除了例行记者会外，新闻司从建立发言人制度一开始就建立了电话答问制度，记者可以通过电话向发言人提出问题，新闻司通过电话或发布会对问题做出回答。2000年，新闻司又设立了发言人值班移动电话，新闻司处级领导在包括周末和节假日在内的每天值班，移动电话24小时保持畅通，记者可以随时与发言人办公室联系。近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来临，外交部又建立了网站，开通了微博、微信，用多媒体手段提供发言人在记者会上的发布内容和答问，方便了中外记者的报道。

此外，外交部发言人进行发布和答问的方式也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譬如，发言人从坐着发布和答问，改为站着发布和答问；从现场交替传译，改为1996年取消翻译；1997年又改为同声传译，这成倍增加了提问和答问时间。

关于发言人的称谓，一些媒体、一些部门称“发言人”为“新闻发言人”。思来想去，不知为何在“发言人”前加“新闻”二字。发言人通过发布信息和回答问题阐述的是政府在国际问题上的政策、立场、看法和主张，不是“新闻”，记者报道出去才叫“新闻”。在“发言人”前加上“新闻”二字是不确切、不妥当的，正确叫法应该是“发言人”。国际上的普遍叫法也是“发言人”，即“spokesman”或“spokesperson”。一个人的背后是一个团队

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发言人答问，是发言人工作的最后阶段和成果。发言人在举行发布会之前，要做大量准备工作，具体来说主要有两项：设想记者可能提出的问题和准备表态口径。问题设想得全，就可不打无准备之仗，避免在记者会上陷于被动。

表态口径是我外交方针、政策的具体体现、具体表述。发言人答问效果好坏，除了时效、时机等因素外，最主要的取决于口径，取决于口径的质量。因此，高质量的口径是保障发言人工作效果最关键、最重要的因素。

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口径是如何制订的呢？新闻司新闻发布处（现为发言人办公室）是专门负责协助发言人工作之处，以前一些人称之为“口径处”，有数十人。发言人与发布处人员一起设想问题，草拟口径，然后将这些问题连同口径草稿发到外交部有关地区业务司会签。在各司，先由主管人员和处长审阅修改，然后交司领导审改。有些口径还需要报部领导审定。如果涉及其他部委，还需送交有关部委会签。有些重要口径，需经过中央批准。譬如，钱其琛1982年3月26日的那三句话，就是报邓小平审定的。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表态口径是外交部依据我外交政策，考虑具体问题的具体情况，经过反复研究、推敲、斟酌制订的。发言人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全部性工作，发言人在发布会上的应对，是整个外交部共同努力的结果。表态口径的制订过程，也是外交部各个司局上上下下协调看法和政策的过程。

拟定表态口径，对外表态，是发言人和发布处的职责与“专业”发言人及其助手一直致力于提高口径质量和对外表态效果。发言人要拟定好口径，做好准备工作，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政府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政策的调整；需要时时刻刻密切跟踪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热点地区的形势、突发事件及老事件的新发展、新动向，对国际形势有全面了解和深刻认识；需要了解我与各国的关系，特别是与大国的关系，知道这些关系中有什么敏感或者重要问题；需要了解中外记者关注的问题；注意学习和积累各种外交知识、国际知识；等等。在制订口径过程中，发言人和发布处开动脑筋，勤于思考，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力争把口径写好。发言人及其助手的政策水平、语言能力、谈话技巧、聪明才智反映在口径中。发言人“念稿”是正常做法

社会上甚至外交部有人对外交部发言人念稿表示不解。如何看待“念稿”涉及对发言人机制的看法。发言人不是国家领导人，不是部长，不是决策者。发言人答问，不是智力竞赛，不是即兴演讲，不是现场作秀。发言人不是发表个人看法和意见，是代表外交部表态，是在外交问题上代表中国政府表态，是向全国、全世界诠释中国政府在外交问题上、国际问题上的正式立场、政策、意见。他们被称为“发言人”，实质上只是政府的“代言人”。

陈毅元帅被任命为外长时，向周总理请教，周总理对他说了八个字：“外交工作，授权有限。”陈毅在外交部一直强调“外交大权属中央，外事工作授权有限”。外交部所有人员都熟记周恩来总理“外交无小事”，“外事无小事”、外交决策权属于中央的教导。“外交授权有限”，是各项外交、外事工作的戒律，当然也是发言人工作的戒律。

发言人在记者会上面对的是各国记者，各国记者身后是各国媒体和政府。在信息时代，发言人说出一句话，各国媒体立刻作为中国政府的政策进行报道，立刻传到世界各国。在记者会上说话，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发言人话一出口，就收不回来；说错话，就会对我国的外交造成影响和损失。按照经过严格审批的口径表态，是发言人应该严格遵守的政治纪律。外交部前副部长齐怀远在“外交部发言人制度30周年座谈会”上说，他担任发言人之前，请示钱其琛：没有口径如何办？钱其琛表示，有口径的问题，就回答；没有口径的问题，就不要现场回答。发言人“念稿”是正常做法，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发言人也大都念稿。

外交部发言人由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担任。从发言人制度建立至今，30多位发言人虽然各有特点，但是都遵守发言人制度的严密机制和严格纪律，都坚持加强学习，不断提高把握和宣介中国外交政策的能力和水平。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网络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外交部发言人所面临的国内外舆论环境更加复杂，媒体和民众关注问题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对发言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国际影响力上升，发言人表态的底气更足，可以发挥的空间也相应增多。在继承外交部发言人制度优良传统和做法的基础上，现在发言人自己研拟口径的比例大大增加，语言更加生动，现场发挥更多。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越来越成为国内外各界认识和了解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平台。钱其琛是拟定口径的典范

钱其琛对拟定口径工作非常重视，对如何提高口径质量做过多次指示。譬如，1992年，我在随从时任部长钱其琛出访时，他对口径工作讲了几点意见。大意是：外交部的表态口径，对都对，但有两个毛病：一是回应问题的方法不够巧妙；二是老重复那几句话，要有新的说法。答问不能太长，要短一点，口语化一点，不要太死板。

钱其琛是编写口径、对外表态的典范，值得我们学习。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新闻司做过两次业务讲座，汇报学习钱其琛部长两会记者会准备答问口径和现场答问的体会，现仅举几例。

例一，关于中国同意韩国记者采访两会是出于什么考虑的问题，口径的初稿是“我们欢迎外国记者按我有关规定来华采访两会活动”。钱其琛将其改为“我们欢迎韩国记者按我有关规定来华釆访两会”。显然，初稿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钱其琛的回答针对问题，直截了当。钱其琛利用答问的机会，表明我们愿意与韩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立场。中韩于当年（1992年）8月建立外交关系。口径一般应该针对问题，提高口径的针对性。

例二，关于我对台湾直选问题的口径，钱其琛将“我们不承认台湾选举所谓的‘总统’有合法性”，改为“我们不认为台湾选举所谓的‘总统’有合法性”。原稿中的“不承认”包含的意思是，可能是合法的，但是我们不承认。而“不认为”则表示选举的总统本身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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