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聚任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一个北方村落的百年变迁试读：
前言
中国农村社会是由无数千差万别的村落构成的，因此要认识中国农村，我们就要关注对这些村落的观察与研究。“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实际上正是这些村落的发展变化构成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主要内容。
冷水沟村隶属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2010年5月新区划调整为王舍人街道办事处），位于镇政府北2.5公里。该村在海内外有较大的知名度，国内外许多学者曾到此做过实地调查研究，并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们就开始关注对冷水沟村的研究。该村实际是山东大学社会学系长期以来从事农村研究的固定调查点之一。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于1986年正式成立之后，首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徐经泽教授就明确提出把农村研究作为社会学系重点关注的研究方向之一。他先后承担了“中国农村变迁研究”“中国农村发展综合研究”等课题，组织开展了多项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对冷水沟村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之所以选择冷水沟村做调研，还有一个重要的学术机缘。1990年，韩国汉城（首尔）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金光亿（Kwang Ok Kim）教授来山东大学做访问交流，跟徐经泽教授谈起来，说他的硕士论文是根据日本人20世纪40年代初在山东济南一个叫冷水沟的村庄调查完成的。金教授正是由于看到了日本人的这份调查资料（“满铁”调查）才开始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并写了一篇论文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的硕士学位（1977年），论文题目为：华北村落间关系及婚姻纽带。金光亿教授来山东大学访问时，提出要到这个村子实地看看，徐教授答应了他的请求。金教授到冷水沟村看后说，你们现在的变化这么大，为什么不通过调查研究让更多的人知道呢？特别是城市边的那些农村，变化很大，值得研究。他因此建议我们应该对这些新变化做一调查，让国内外更多的人有所了解，否则海外的人还是根据日本人当时的调查材料来看中国农村。
正是由于金光亿教授的这个提议，我们决定合作开展调查研究。后来还带他去了淄博桓台县，找了一个村——东营村，对这两个村同时进行调查。1990年秋，在当地政府、村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杨善民等老师和同学曾先后多次前去冷水沟村调查，历时一年最终完成了《现代化：乡村的选择》（1994）一书。该书综合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档案分析法和问卷法，描述了冷水沟村的社区产业、人口、组织、教育、日常生活、家庭、风俗信仰等社会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冷水沟村的社会现代化发展进行了理论阐释，为改革开放后冷水沟村的新变化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三农”问题与城乡社会发展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近年来，我们结合大力推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山东省组织开展了多项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尤其关注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当前日益显著的村庄合并或合村并居等变迁现象。从2007年开始，在林聚任和杨善民等人的组织下，山东大学社会学系的部分师生又多次前去冷水沟村调查，有些研究生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硕士论文。特别是2009年秋，我们接到陆学艺教授的邀请，前去黄山休宁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百村经济社会调查”总课题组举办的“中国农村发展模式研讨会暨百村调查第三次工作会议”，会上商定把山东冷水沟村的研究列入“中国百村调查丛书”，成为其子项目之一。
此后，我们便重新开始对冷水沟村做更加全面的调查和研究。2009年12月底课题组成立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确定了调查的具体实施方案，为全面调查做准备。2010年春制定了调查问卷和访问要求，并做了培训，随后由社会学系的部分研究生和本科生参与开展了本次调查。整个调查于2010年夏基本完成，下半年开始整理问卷和访谈资料，撰写研究成果。此后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我们根据需要多次到该村进行补充调查，直到2011年夏才基本完成了面上的数据资料收集工作，之后还做了一些小的查漏补遗工作。
在此期间，我们又将该研究课题申报了“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并获准。为了更好地完成此项目，我们组织课题参与者多次讨论，认真细致修改完善研究成果。因此，该项目历时三载终完成。
本书作为研究项目的主要成果，在已有研究、历史材料和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追踪研究，全面系统分析冷水沟村近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及其发展趋势，翔实描述和展现村庄的区位与演革、人口与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家庭和家族关系的变化、社会生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村政和村庄精英的变化、民风民俗及社会关系演变的特征等内容。它是村庄发展历史的一种整体叙述，也是中国近百年农村变迁缩影的展现。导论
村落，作为乡土中国的基本组织和生活单位，其发展变迁始终是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呈现。在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村庄，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生活单元，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真实的社会变迁剧目。因此，通过对当前村庄的系统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性质及其变迁。“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中的“开场白”。之所以言其“乡土”，盖因传统中国社会是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农业社会，“小农式”的生产生活方式构筑起特有的乡土文化内核与制度结构，因而“乡土”便成为理解整个中国社会特质的基本概念图式。同样，如费孝通所言，“无论出于什么原因，[1]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传统社会的人们聚族而居，在村落中繁衍生息，也正是一个个具体而活生生的村落承载并见证了几千年农耕文明的辉煌与没落。因此以村落及其变迁为切入点是理解中国社会及其发展历史的一条有效可行的路径。
当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在经历着从社会结构到社会关系、从组织形式到生活方式、由内部要素到外在表现的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而这种变革无疑给同质性较高、传统性较强的农村社会带来的冲击更为强烈，从而使中国农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农村研究之中，从各自的理论视角以村落为切入点进行了大量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在进入对村落变迁历程的描述之前，课题组先对学界的相关研究加以梳理是必要和必需的。一 中国村落研究回顾
20世纪以来，海内外学者对中国的村落给予了极大的学术关怀，尽管在研究旨趣上可能相去甚远，但在将村落视为“理解中国”“改造中国”的切入点上他们却基本达成了共识。因此，他们“乡土中国”的研究情怀极为浓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的巨大变革，使得学术界对村落的研究又取得了诸多新进展。尤其是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因其自身的学科特点和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境遇，在研究村落方面颇有斩获，从而为中国社会研究的本土化做出了有益探索。通过对中国村落研究的“知识考古学”挖掘和回溯，可以发现中国村落研究的历史大致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村落研究的兴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被迫卷入了动荡纷扰的世界格局，一场中西不平等的对话就此开始，“西学东渐”思潮日渐兴起。古老神秘的东方文明吸引了大批国外学者，而作为传统共同体范例化石的村落更是成为意欲了解“异文化”的外来学者们青睐的对象。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Daniel H.Kulp）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利用在上海沪江大学任教的机会，组织人员对广东省沿海的一个汉族村落“凤凰村”进行了系统调查，于1925年出版了英文著作《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宗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全面描述了凤凰村的人口、经济、家庭、教育、宗教等。此研究是较早系统研究中国村落的代表作，在社会人类学史上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即从研究简单的初民社会转向了研究更为复杂的农民社会。
20世纪早期另一位系统研究过中国村落的人是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戴维·甘布尔（Sidney David Gamble），他曾于1909～1932年作为志愿者，先后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平民教育运动的社会调查干事，并就职燕京大学基金会。他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问、拍摄照片及影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的社会面貌与人物。甘布尔共出版了五本有关北京及中国其他地区社会状况的著作，其中关于中国村落研究的重要著作是1963年出版的《华北乡村：1933年之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活动》。该著作是基于他在河北、山西、河南和山东的十多个村落实地调查而写成的，书中具体描述了村落生活及其组织的各个阶段，说明了村落的组织、领袖及各类活动，特别强调了村落的自治性。甘布尔指出，中国无数的村落“尽管它们在分布上距离不算远，但它[2]们都是分离的和不同的共同体”。甘布尔的其他著作包括《关于北京的社会调查》（1921）、《北平中国人的家庭生活》（1933）、《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1954）。
但这一时期真正有意义的是，外国学者的研究大大激发了本土学者重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热情。他们怀抱着学以致用、民族图强的理想，做了大量研究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如梁漱溟和晏阳初分别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开展了有深远影响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有一批中国学者引用当时英美社会学的“社会调查”方法，对中国的诸多村落进行了研究分析。但英美式的社会调查运用到中国的村落研究中明显“水土不服”，对此杨开道和吴文藻作出了深刻的剖析，指出中国底层民众的文化素质和习惯难以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只罗列数字而忽视对文化因素的分析难以反映村落共同体的全貌。于是，村落研究就沿着这样一条本土化的道路开始了新的探索。2.村落研究的本土化运动：20世纪三四十年代
20世纪30年代国外一批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尤其是帕克（R.E.Park）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的中国之行，使得中国的村落研究在诞生之初便呈现社会学和人类学合流的鲜明特色。如林耀华（1935）的义序宗族和金翼（1948）家族制度的研究，费孝通（1939）的江村调查，杨懋春（1945）的台头村研究，既受到人类学研究初民社会的功能主义方法的影响，也得益于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的运用。正如李善峰所总结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在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前，都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他们都用英汉两种语言写作，其村落研究的成果带有远大的学术目标，他们试图从村庄研究来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并寻找社会学与人类[3]学在社区研究中的方法论结合，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就是以吴文藻和费孝通为代表的“中国社区派”的一系列研究，开了本土社会学研究的先河。吴文藻曾积极倡导“社会学的中国化”，引进功能派的社会人类学和人文区位学理论，鼓励开展社区研究。费孝通则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特殊时代——西南联大时期——于呈贡的“魁阁”引领一小批知识分子开展社会调查和学术研讨活动，努力以“类型比较”的方式丰富“社区研究”的理论。如费孝通和张之毅的《云南三村》、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等都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而“魁阁”也被学界看做“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4]雏形”。
概而论之，早期的村落研究是在“他者”、民族自强和学术本土化三种力量的推动下，在理解中国、疗救中国的宏愿鼓舞下，肩负着政治和学术的双重使命而登上研究的殿堂。3.村落研究的“内滞外销”：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
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的大一统使得社会学等学科被取消，国内有关村落的社会学人类学学术研究基本停滞。而在海外，对中国村落的研究则从未中断，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比如，旅美华人杨庆堃对广州鹭江村（即南景村）的调查、柯鲁克夫妇（Isabel Crook and David Crook）对河北十里店村的调查等等，他们主要围绕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系列运动改革对村庄生活的影响而做了研究。
但这一时期受政治因素影响，海外学者难以进入大陆进行村落研究。他们更多的是在香港等地开展对华人的研究。代表例子如美国学者白威廉（William L.Parish）和怀默霆（Martin King Whyte）于20世纪70年代初在香港对来自广东60多个不同村庄的村民调查基础上，1978年合著出版了《当代中国的乡村与家庭》一书，考察了当时中国乡村家庭生活的某些变迁。而陈佩华（Anita Chan）、赵文词（Richard Madsen）、安戈（Jonathan Unger）于1975～1978年通过对移居香港的陈村村民的访谈，深入考察了人民公社时期陈村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为其90年代考察陈村在邓小平时代的生活变化的后续[5]研究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西方有些汉学者在方法论上对人类学村落研究传统提出了批评，质疑小地方的代表性。例如，英国社会人类学家M.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指出，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肯定的吴文藻和费孝通所用的功能主义社区研究法，并不能通过小的村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而应该像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那样，在较大的空间跨度和较广的时间深度中[6]探讨中国这样的复杂的文明社会。“一言以蔽之，弗里德曼认为，小地方的描写无以反映大社会，功能的整体分析无以表现有长期历史[7]的文明大国的特点，社区不是社会的缩影。”从此，“小地方能否代表大社会”的代表性问题便成为村落研究的一个症结，努力解答这一问题也成为后来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
美国学者施坚雅（G.W.Skinner）在对中国乡村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鲜明观点。他于1964～1965年在《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连续两期刊载了《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文，认为以往关于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把关注点集中在村庄，没有抓住农村社会结构的实质。他提出中国农民的实际活动范围不是单个的村落，而是基层集市所及的整个地区，他称之为“基层市场社区”（standard market community）或共同体。他认为市场结构具有农民社会或传统农耕社会的全部特征，因而把农村集市看做一种社会体系。他说：“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的社会范围，特别是基层市场体系，它的社会范围对于研究农民阶层和农民与其他阶层间的关系都值得给予极大关注。为了提出一个适合于我本节论述目的的重点，此后我把它叫做基层市场社[8]区。”可见与以往把中国的村庄当做孤立的分析单位不同，施坚雅重视的是村落的关联结构，具有更为宽广的视阈。
这期间还存在着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一些讨论。在西方，“共同体”（community）一词自14世纪以来就已被使用，但有不同的具体用意。从17世纪起，人们开始注意到“共同体”和“社会”的不同，1887年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对“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进行了细致的对比和系统的阐述，直接影响了后来诸多学者对共同体和社会的认识与理解。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主张将community翻译为“社区”或“社群”，但在滕尼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共同体的联结纽带包括亲属、邻里和友谊三种，而“社区”这个词显然更多地仅具有地域空间意义，难以精确地反映“亲属”和“友谊”的关系。按滕尼斯的观点，“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是整体本位的，而“社会”是非自然的，是有目的的人的联合，是个人的。具体来说，“共同体”是在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感情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密切的有机群体，其主要形式包括前述亲属关系、邻里、友谊关系等；而“社群”则是建立在外在的、利益合理基础上的机械组合的群体。可见，滕尼斯是将“共同体—社会”这一对概念作为理想类型来描述人类社会生活的两种极端状态。
关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性质，不同国家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围绕中国村落共同体的存在与否而展开[9]的戒能—平野论战。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1945年，平野义太郎根据“满铁”调查资料，以河北省顺义县沙井村为例，通过考察村公所的自治功能及村民的集会、治安、信仰、祖先祭祀、婚葬等活动，认为村公所是自然村落内部的自治机关，以庙为中心而形成的自然村落是村民生活的“共同体”。而戒能通孝通过考察农民土地的私有权，发现村落在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上不存在任何制约功能，村民与村落的结合关系极为松散，从而全面否定中国乡村中的共同体关系。二者的分歧一方面在于他们对“共同体”的理解不同，另一方面受到了当时日本战时价值观的影响。后来旗田巍1973年出版了《中国村落与共同体理论》一书，对有关观点做了更全面的概括分析，但不同认识依然存在。
黄宗智（Philip C.C.Huang）通过系统的研究分析，认为中国传统乡村具有较高的自给自足性，因此基本上是一个封闭、内聚、紧密的共同体。此外，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其“农民的道义经济学”框架内确立了村庄共同体中农民的生存伦理道德与社会公正，他认为农民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认为，村庄是一个松散的开放体，村里的每个农户都是十分理性的小农，他们为了追求其各自的利益最大化各行其是，[10]不存在“共同体”组织下的集体行为选择。这样便形成了乡村研究中著名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也即“道义经济—理性小农”[11]之争。
以上国外学者基本上是从“旁观者”的视角，或者是以“他者”的眼光来分析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与秩序的性质和状况，关注较多的是乡村共同体中的“经济和政治”因素，比如权力、市场、土地、理性、利益等，这显然是一种西方化了的思维模式。其实，要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性质，不应以单纯的“经济”或“政治”维度来考量，而必须以乡村“社会关系”为核心。这并非说经济、政治因素不重要，而是指对于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社会来说，“关系”在其秩序的构建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总之，关于中国乡村或村落的这些研究虽然各有中肯之处，但受制于研究条件和资料，都存在着某些局限性。真正对中国村落性质及其变革的全面系统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呈现出来的。4.村落研究的勃兴：改革开放以来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巨大变革使得村落研究再次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承袭“理解中国、改造中国、解答代表性问题”的“历史先验”传统，村落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从研究对象来说，既有对早期其他学者所研究的“经典村落”的追踪回访，也有对具有鲜明传统特色或时代特色的“明星村落”的调查与分析，当然还有大量对“无名村落”的细致考察与剖析，从而大大丰富了村落研究的理论。从研究方法来看，叙事式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仍占主流地位，但随着计算机软件以及统计技术的发展，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法也开始应用于村落研究中，为对不同村落进行“类型比较”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基础。更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启动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协调的“中国百村调查”，是继全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之后，又一项大型社会调查研究项目。此项目计划通过对100个村庄及农户的调查，系统分析这些村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迁。迄今已陆续出版了《内发的村庄：行仁村》（陆学艺主编）、《屯堡乡民社会：九溪村》（孙兆霞等著）、《城市化中的石碑村》（郑孟煊主编）等十余本。这些研究体现了新时期社会学村落研究的重要成果。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发展也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广泛兴趣，掀起了海外中国研究的新高潮，出现了大批关于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研究成果。例如，在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支持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的一大批学者，包括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农学家等，在山东邹平进行了大量系统的实地研究，把邹平当做观察中国改革开放后乡村政治、经济和社会[12]变迁的窗口，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柯安（Andrew B.Kipnis）的《生产关系：一个华北村落中的情感、自我和亚文化》（1997）、魏昂德（Andrew Walder）主编的《转型中的邹平：华北农村的改革过程》（1998）、戴慕珍（Jean C.Oi）的《中国农村的起飞：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1999）等。
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其他成果还有白威廉编的《中国农村发展：大转型》（1985），戴慕珍的《当代中国的国家与农民：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学》（1989），弗里曼、毕克伟和赛尔登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1991］2002），安戈的《中国农村的转变》（2002），韩敏的《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2001］2007），李怀印相继出版的《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2008）和《乡村中国纪事：集体化与改革的微观历程》（2010）等不一而足。
最近，毛丹在《村落共同体的当代命运：四个观察维度》一文中，分别从批判社会学、专业社会学、公共社会学、政策社会学四个维度对转型期村落共同体的命运进行了探讨，为正视村落共同体、发展城乡社区衔接问题带来了有益启示。同时他也指出了当前村庄研究中普[13]遍存在的去社会学化、去社会理论化倾向。
总之，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纷纷转向村落研究领域，操持各自学科引以为傲的分析利器，对村落开展了新一轮的解读，这些都为村落研究的勃兴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但强烈的学科意识也形成了森严的对话壁垒，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研究割裂。二 关于村落研究的视角
村落作为由长期生活、聚居、繁衍在一个清晰边界内，以相对稳定的从事农事活动的人群所组成的空间单元，它的发展伴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村落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社会概念。有关村落的研究和探讨从未停止，包括对村落共同体的讨论、村落中结构形式和人们行动模式的分析、村落中村民自治组织的相关研究、村落形态与变迁的考察、村落经济社会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探讨，等等。村落的传统与现代转型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也一直是学者特别关注的重要方面。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中国村落研究的基点在于村落，但其目标旨趣却往往是超越村落的，带有“理解中国”“改造中国”的宏大叙事取向。在回顾了中国村落研究历史沉积下来的学术遗产之后，对比分析村落研究的不同视角，无疑是一条有效地把脉反思村落研究进展的重要途径。由于村落研究的学术成果繁杂多样，我们无法对相关内容一一涉猎，因此这里我们主要以村落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为线索，通过对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有关村落研究的大致梳理，从学科范式上对中国村落研究的基本视角进行简要概括。1.人类学视角：民族志——深描的写作手法
传统的人类学素以系统研究异文化著称，并以了解“他者”和“反省自我”的学科承诺为人所景仰，其关注“初民社会”的使命和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辅以民族志“深描”的写作方式使其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村落的“他者性”和“前现代性”使其自然成为人类学家偏爱的研究对象，在相对原始传统的村落中进行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通过对村落的习俗、信仰、亲属制度、人际关系、家族、民间仪式、生产生活方式、符号象征体系等的深描，力求发现和理解“另一种文化世界”的存在和意义，便成为村落研究最为主要的传统。
比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围绕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描述了一个村落中农民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以生动的事实体现了一个小地方的社区生活所存在的中国大社会场景的问题，成为用小型村落社区窥视中国社会的实验性范例。他的这一研究被马林诺夫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是非西方人研究自己文明的首部著作。杨懋春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1945］2001）中以对山东台头村的田野调查为例，从分析初级群体（即家庭）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着手，依次扩展到次级群体（即村落）中初级群体的相互关系，再到一个大地区（主要指乡镇）中次级群体之间的关系，描绘出一幅关于中国村落整合的画面。1948年，人类学家许烺光发表了《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对喜洲镇的农民家庭生活习俗、宗教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分析，探讨了中国人生活方式和文化模式的影响因素。林耀华在《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8］1989）中通过对义序和金翼黄村的家族制度的研究，以竹竿和橡皮带的架构作譬喻，阐释了人际关系体系的均衡状态。
在新时期，庄孔韶通过对金翼黄村的再调查，写成了《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2000）一书，在方法论上对林耀华的均衡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提出了类蛛网式社会解释模式，将人际关系网络看做类蛛网结构。王铭铭通过对溪村的个案研究，发表了《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庭的个案研究》（1997），对一个社区的社会文化形貌和社会历程作了经验性描述，并试图超越传统的“社区研究法”。阎云翔通过对东北下岬村的田野调查，陆续出版了《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1996］2000）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2003］2006），对一个村庄的礼物交换体系、私人情感和家庭生活的变革进行了分析，描述了社会实践中礼物交换的互惠原则、社会网络的培育以及社会关系的实践运作图式，讨论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个人的出现与发展和国家在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个人主体性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和诠释既定社会中不同文化规则及社会关系、私人关系的新路径。黄树民在《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1989］2002）中则对林村1949年以来几十年的变化做了系统的个案研究，目的在于通过他们生活的变化了解政府如何改变村民和村中的风俗。
近期，又有一批中青年人类学者在这方面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以其深入的“点”状剖析展现中国村落的基本面貌。田野工作的独特研究方法和民族志“深描”的写作特点决定了人类学对于村落的研究更多的是对乡土微观社会的描述分析，这对于中国本土人类学、社会学农村研究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只有在深刻理解村落的基础上才能更为深入地探讨村庄内部各种结构因素和形态特征，从而更好地理解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社会。但是，人类学研究多是通过对特定“点”的深描，来展现一个个独立村落的文化生活图景的，因而缺乏整体变迁观。2.政治学视角：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
政治学视角下的村落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村庄权力的分配及其运作机制，主要围绕村民自治、村委选举、村民的政治行为等展开。从根本上来说，海内外很多村庄调查者主要考虑的正是政治学家关注的“国家的触角到底抵达何处”的问题。因此，这一视角下的村落研究通常是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的，也就是探讨国家权力如何到达村落并在其中发挥作用，反过来村落又是如何执行、变通并将自己的意愿上传给国家的。“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为村落研究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这一分析框架倡导的自上而下、由内向外与自下而上、由外向内的思考也使村落中的诸多悖谬现象得到合理解释。比如村落传统宗族共同体及民俗仪式的复兴，表明现代化不仅没有摒弃传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拯救复活了传统，这是国家行政控制弱化退出后，沉酣的民间社会苏醒后的自然反弹。当然，在具体的村落研究中，学者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还是有所区别的。
一部分学者从“国家—社会”的对立性着手，分析了村落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断裂隔绝。如美国学者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1996）中利用“满铁”调查资料探讨了村庄的政治权力与文化网络的脱节过程，运用“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e nexus of power）和“国家政权内卷化”等概念剖析了国家与村庄连接机制的变异问题。而国内有些学者的村治研究显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更富弹性，更加强调“国家—社会”的绵延交融。比如，徐勇在指出了以往中国农村研究所存在的几个方法论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要丰富研究视角，把“自下而上”的研究与“自上而下”的研究结合起来，并注重后者，即从国家[14]的视角看待农村社会。于建嵘在《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2001）一书中，则按由县到乡、再到村的研究路径，细致分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与运作。吴毅在《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2002）中通过对双村的调查，分析了百年村治变迁的过程，指出影响20世纪村庄权威与秩序形态的基本变量是现代性、国家和村庄地方性知识，而进一步决定着三种变量互动关系和结构的背景因素则是20世纪的中国革命。贺雪峰、仝志辉在《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2002）一文中则深入分析了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并提出了“村庄社会关联”的概念，认为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行政嵌入，二是村庄内生。村落如何实现与国家的有效衔接与有机互动，显然是政治学视阈下村落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
在村落与国家的互动中，有关村庄权力和治理的研究近来也愈来愈受到学者的关注。许多学者结合不同案例做了深刻剖析，其代表性成果有贺雪峰主编的《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一套十六种。此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村庄管理体制的变革，村庄内部与外部矛盾日益凸显，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这使得学术界也开始重视对农民利益表达机制、村庄公共服务供给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政治学视野下的村落研究并非单纯的对村庄政治生活的描述，其中也蕴涵着深层的国家民主政治实践的规范诉求。村庄既是中国人政治生活的缩影，也是国家政治实践的基础单位，对村落进行政治学视角的探究，以参与和实践的姿态深切关注村庄治理的现实境遇和危机，是村落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种研究视阈。但这种政治学的研究也没有把村落当做一个完整的社会“共同体”放在城乡变迁脉络中去对待。3.社会学视角：结构—变迁的研究思路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村落形态改变、乡村经济结构转轨、村民行动逻辑和互动方式多样化、乡村社会结构层级化等新情况不断出现，已成为新时期农村研究和村落研究不得不正视的重要议题。而以结构—变迁分析见长的社会学由此日益显示出其研究村落的优势和实力，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双重时空分析框架下对村落社会变迁的研究，成为深刻认识当前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视角。
20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农村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从土改、人民公社制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都对村落社会生活结构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社会学者围绕这些革命和改革给村落带来的一系列变迁展开研究，以此把脉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比如，早期杨庆堃对广州鹭江村（即南景村）在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做了对比分析，再现了共产党执政前后乡村生活的历史性变迁，包括人口结构、亲属制度、生产消费、政府权力、阶级流动、土地改革、新政权建立和乡村经济和文化娱乐的变化。杨庆堃在此基础上在美国出版了有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家庭与乡村》（1959），这是其分别出版的《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和《向共产主义过渡早期的中国乡村》的合集。柯鲁克夫妇记录了1947～1948年河北十里店村开展土改复查、整党运动和新的民选村政府成立的全过程之后，又于1959年和1960年重访了十里店，最后出版了两卷本的《十里店》（1959，1979）。第一卷《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记述了20世纪30年代十里店村村民抵抗日本侵略者和进行土地革命的过程；第二卷《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是其续篇，记述了一支共产党工作队在十里店如何带领村民开展土改和整党这两项群众运动。萧凤霞（Helen F.Siu）依据20世纪70年代广东新会环城区的调查写成的《华南的代理人和牺牲者》（1989），论述了政府的意识是如何渗透到农村、农民在行政体系上慢慢地紧缩自己的网络和宗族组织、村落变得越来越孤立和细胞化等问题。
上述研究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后村落的巨大变化进行了分析，焦点集中在新中国早期的变革方面。但更多的社会学家关注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当前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例如，折晓叶在《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1997）中，通过对中国南方的一个“超级村庄”的实地考察，说明了在改革开放和工业化的大潮下，当地农民怎样在村域内集体地实现向非农的转化，即从“农”村到“工”村的演化。毛丹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分析》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下城市社会的单位制组织方式引入改革后乡村变迁的研究，用单位、单位体制的视角观察浙江萧山市尖山下村的变迁，用“单位化村落”来说明村落的变迁过程及其特征。折晓叶、陈婴婴在《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2000）一书中指出村庄成为影响城乡关系的主动力量，村庄自身找到的并不是一种直接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发展模式，而是与近十余年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呼应的一种以基层社区自身为中心的本土发展的逻辑和规则。后来的一些学者纷纷对当代中国农村变革中出现的一些典型（如华西村、南街村、小岗村等）和非典型村庄做了研究，发表了大量村庄研究的成果。
但其中最具社会学的“乡村—都市”分析框架特色的村落研究特别关注的是“村落的终结”问题，除了关于村庄“空心化”或凋敝的讨论，还有对“城中村”的研究。如李培林通过对广州羊城村这个典型村落终结的分析，探讨了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指出“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羊城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数千年农耕生活消失的过程。……村落已不再是那个村落，羊城村从‘农村’变成‘工村’，又从‘工村’变成‘商村’，只是‘村’的帽子仍难以[15]摘下”。他指出“城中村”是一个“村落单位化”并存在坚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社区，“城中村”走向终结的艰难，根本的一点在于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蓝宇蕴认为城中村是一个“新都市村社共同体”，是与传统小农村社共同体相对应、相区别的一种村社型组织，是弱势的农民走向城市的“新社会空间”或“过渡地[16]带”。谢志岿通过对“城中村”的研究，指出“中国农村的城市化不是非农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还要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17]排，是一种‘转制型的城市化’”。周大鸣以广东潮州凤凰村为例，集中讨论了“镇中村”在集镇发展中所面临的经济、文化、政治、户籍、管理体制的变迁问题，并分析了镇中村问题在小城镇发展战略上的重要性，指出了随着城市化的加速，镇中村也会转为“城中村”的[18]问题。概括说来，“城中村”是一种不彻底的城市化现象，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村落有较大差别，但对它的研究无疑可以扩展村落研究的视野，从而使研究者以更开阔的视野思考村落的未来发展。
如果说人类学是以“发现者”的眼光研究村落，那么社会学则是以冷峻的“观察者”或“参与行动者”的身份对村落进行研究的。村落如何走出传统迈进现代化的都市是社会学村落研究的核心议题。社会学的研究在方法上主要秉承实证调查研究理路，试图从宏观上把握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脉络，着眼于宏大叙事，这与人类学的研究旨趣是极为殊异的。或者用庄孔韶的概括来说，在村落研究领域，社会学家专长于大面覆盖的“蝗虫”法，而人类学家专长于小点深描的“鼹[19]鼠”法。
当然，上述关于村落研究视角的概括与总结并不能涵盖所有关于村落研究的成果，它们只是为我们系统把握中国村落研究的状况提供了一张较为简便的思维导图。而且这些视角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它们在研究主题、方法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交叉互补。另外，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甚至地理学、建筑学等学科对村落形态、乡土正义、村庄土地制度、村民就业、收入等的研究，同样对我们全面理解把握村落社会提供了颇有裨益的启发和帮助。实际上，在真实的村落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是也应该是“实用主义原则”，即前述所谓视角、所谓方法将通通跳脱学科樊篱的羁绊，研究者需要围绕具体的村落研究对象和目的，将一切“有用”的方法视角整合到有效分析的理论语境之中。这样做必然会实现村落研究的“理论增殖”，从而为“理解中国”“改造中国”提供更丰富的思想资源。
本书关于冷水沟村变迁的调查研究即是对这一学术研究原则与目标的实践，它很难被贴上“社会学的”或“人类学的”或“历史学的”单独标签，而是基于系统的经验研究对一个村落变迁所做的综合性分析。三 关于冷水沟村的相关研究
冷水沟村隶属于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2010年变为街道办事处），位于镇政府北2.5公里处，距离济南市区约10公里。南邻胶济铁路，北靠黄河、小清河。自明朝时即有此村，因泉水四季流经村庄，村民挖沟排水，形成溪流，注入小清河，假水沟之意而得名。该村在海内外有较大的知名度，国内外许多学者曾去做过多次实地调查，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1.基于“满铁”调查的相关研究成果
1906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成立。它是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东清铁路南满洲支线以南路权，日本政府为执行侵略中国东北的“经营满铁”政策，于1906年11月26日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满铁”从1906年至1945年，在中国存在了40年之久。它在形式上是日本在中国最大的垄断企业和股份公司，实际上除了经营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企业外，还兼有调查中国情况，为日本的侵华政策提供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报的特殊使命。
20世纪40年代早期，正值中国抗日战争中期，由隶属于日本国内当时的“东亚研究所第六调查委员会学术部委员会”的法律学者，以及“南满洲铁道调查部”属下的“北支经济调查所”的学者们共同参加，对华北农村村落实施了大规模的调查。此次由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法律学者末弘严太郎为指导者的调查，议定的调查范围为河北、山东、山西、绥察地方、江苏、浙江等地。第一期调查计划为期10年（1940～1949），预计投入经费557万日元（旧制日币），每年派遣19～34名专业调查员。
后来由于战局的急剧变化，中国抗日力量节节胜利，“满铁”计划的这个庞大的中国农村调查未能完成，最后只是1940年11月～1944年8月在河北的昌黎、顺义、良乡、栾城及山东的恩县、历城等六个县实施了调查。其调查采取谈话记录的方式进行。调查员就事先拟定的调查细目与各村中各类居民做了冗长的交谈，并将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作为三年多调查的成果，当时出版发行了总共123册的《北支农村惯行调查资料》系列。以此为基础，“二战”后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六卷本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1952～1958）。这套六大卷累计3200余页的关于中国六个县若干村庄的调查报告，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详尽的以村庄为单位的农村社会经济资料。1980年前后，由于海外中国研究特别是人类学相关研究又关注到这一历史资料，故该资料于1981年再版。图0-1 “满铁”在华北调查过的主要县
在这套六大卷累计3200余页的关于中国华北农村六个县若干村庄的调查报告系列中，各卷都由村落的概况、村落篇、家族篇、租种篇、土地买卖篇、农村信贷及交易篇、公租税篇等内容构成，并且附有当时调查访谈的详细的原始记录，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以村庄为单位、基于实地调查的关于社会经济生活及家族状况最为详尽的记录。
六卷本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以下简称《惯调》）前三卷内容是关于河北省顺义、栾城等县的村庄调查，第四卷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山东省历城县的冷水沟村和恩县（今平原县）后夏寨等村庄的调查。它采用了日本东京大学法律系末弘严太郎所建立的“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模式，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观察中国人生活于其中的制度背景，通过尽可能清晰地描绘出这一社会的习俗和惯例，分析其基本特征。
实施该调查之前，末弘严太郎曾对调查的方针、目的、对象和方法等做了理论上的研究，并编制了详尽的调查项目，包括土地关系调查法、商事金融习惯法、村落家族习惯法三大类，其中包括数百个调查细目。与此同时，“满铁”调查部也提出了一份偏重于农村经济方面的社会习俗调查项目，包括土地占有、土地买卖、租佃关系、水利灌溉、地契地权、土地赋税、农村金融、家族关系、村庄关系九大类数百个细目。
例如，《惯调》第四卷关于冷水沟村的调查，各部分的篇幅结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