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春茹 王晓茵
出版社：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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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常规——如何走上成功的创新道路试读：
前言
心态决定一切！智慧创造一切！这是一个人人追求成功的时代，心智的力量具有创造成功态势的无穷魔力！即具有成功暗示的随着灵感牵引的成功力。
美国著名成功大师戴尔·卡耐基说：“只要你想成功，你就一定能够成功”。
美国著名潜能学权威安东尼·罗宾斯说：“成功总是伴随那些有自我成功意识的人！”
其实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连敢想、敢做和敢干的心理准备都没有，那还谈何成功呢？
成功是一种无限的高度，成功是一种追求的过程。可是很多人不敢去追求成功，不是他们追求不到成功，而是因为他们心里面默认了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常常暗示自己的潜意识：成功是不可能的，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心理高度”是人无法取得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人生要不要获得跳跃？能不能跳过人生的高度？人生能有多大的成功？人生能否实现自我超越？这一切问题并不需要等到事实结果的出现，而只要看看一开始每个人对这些问题是如何思考的，就已经知道答案了。
在人生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障碍，但只要有智慧相伴，我们就可以从人生的谷地走出，攀援到人生的峰顶。我们等待成功的到来，这种成功是伴随智慧的人生记录，而每个人的智慧汇成了成功追求过程中最精彩的篇章和最动人的驿站。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需要有懂得成功智慧的热切，需要有重视成功智慧的心智，需要有开启成功智慧的行为。智慧不在我们成功旅程的终点，也不在寒不可及的高处，它就自然贮存在你的心灵，静静地等待你的开启。
为了掌握开启心智的金钥匙，实现成功的财智人生，我们根据当今成功励志的热点思潮，编撰了这套《影响你一生的成功励志书》丛书，包括《激励成长》、《策划人生》、《励志生存》、《超越自我》、《打造心态》、《开拓潜力》、《展现人格》、《营造素质》、《健全习惯》、《构筑目标》、《致力行动》、《探寻捷径》、《把握机会》、《打破常规》、《强势竞争》、《有效执行》、《挑战挫折》、《坚定信心》、《创新思维》、《凝聚人脉》、《超然沟通》、《减压心理》、《胜出职场》、《拓展工作》、《积累财富》、《奠定资本》、《开创事业》、《赢取成功》、《实现卓越》、《尊享生活》，共计30册。
整套书系内容纵横，伴随整个人生成功发展历程，思想蕴含丰富，表达深入浅出，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和精神的力量，具有成功心理暗示和潜在智慧力量开发的功能，具有很强的理念性、系统性和实用性，能够起到启迪思想、增强心智、鼓舞斗志、指导成功的作用。这套书系是当代成功励志著作的高度浓缩和精华荟萃，是成功的奥秘，智慧的源泉，生命的明灯，是当代青年树立现代观念、实现财智人生的精神奠基之作，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精品。Ⅰ 打破常规才有创意安全需要使生命有序在
生理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一系列新的需要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类为安全需要（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对于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等）。生理需要的所有特点同样适合这些欲望，不过程度稍弱一点。他们可能同样完全控制机体，几乎可能成为行为的唯一的组织者，调动机体的全部能力来为其服务。
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机体作为一个寻求安全的工具。正如饥饿者所表现的一样。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不仅对于他目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对于他未来的人生观，都是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它们由于被满足、现在不受重视了）。假如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很长时间，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
虽然我们主要研究成年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幼儿和儿童来更有效地获得对成年人的安全需要的理解。因为，在他们身上，这些安全需要简单、明显很多。幼儿对于威胁或者危险的反应更为明显。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根本不抑制这个反应，而成年人却学会不惜任何代价压抑它。
因此，当成年人真正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时，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抑制其表现。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者跌倒，或者受到闪电或者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惊吓，或者受到粗鲁的对待，或者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者感到供养不足，等等，他们会全力以赴地作出反应，避免危险靠近。随着孩子的成长，知识的完备，对周围环境的熟悉以及运动神经的发展，这些危险变得越来越不可怕，并且越来越容易控制。可以说，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知识来使危险的事物化险为夷，比如，我不怕打雷，因为我知道打雷的原因。
各种对身体病痛等产生的更直接的反应，也可以在幼儿身上得到印证。有时，这些不适似乎立即具有本质上的威胁，使幼儿感觉不安全。例如，呕吐、腹痛或者其他剧烈的疼痛会使孩子用不同方式看待整个世界。比方，孩子会在痛苦时感觉到，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得阴森暗淡，仿佛变成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这样一个因为吃了坏食物致病的孩子有一两天会感到害怕，夜里做恶梦，并且还有一种他病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要求保护和一再的保证，一些论述外科手术对儿童心理上的影响的著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中，充满了安稳的秩序和节奏，这是儿童的安全需要的另一突出表现。例如，父母方面的非正义、不公平或相互矛盾似乎使孩子感到焦虑和恐惧。这种态度与其说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者由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痛苦，不如说这样的待遇是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预见的凶兆。
在一种至少有一种骨架轮廓的系统里面，儿童似乎能更健康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有某种程度的常规和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老师和心理治疗家发现，有限度的许可，而不是不受限制的许可更为儿童欢迎和需要。也许可以这样更精确地来表达这一意思：儿童需要一种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
在正常家庭中，父母当然居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殴打、分居、离婚或死亡往往是特别可怕的。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对他实行体罚，这一切往往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里面所包含的决不仅仅是皮肉之苦。的确，在某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失去父爱或母爱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依附于仇视他们父母的倾向而不是出于对爱的希望。
一个普通的孩子在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者情况时，常常会引起焦虑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从父母身边走失，甚至在短时期内同父母分离，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新的情况或者新的任务，看到奇特、陌生或者对付不了的事情，如疾病、死亡等等，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发疯似的依附于父母，这充分证明了父母对孩子的保护作用（且不说他们作为食物提供者和爱的提供者的作用）。
从这些观察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不管是普通儿童还是成年人（在后者身上不甚明显），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不管碰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化险为夷。
上述反应，能够在普通儿童身上轻易发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儿童在社会中存在着极强的不安全感。在一个没有威胁、洋溢着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通常不会有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反应。在这类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胁反应往往来源于连成年人也觉得有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健康或幸运者（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可以在我们的文化中享受到安全需要的极大满足。安全、运转顺利、稳定、健全的社会通常都不会让自己的成员感到会受到野兽、严寒、酷暑、强奸、谋杀、动乱、暴政等等的威胁。因此，站在一种非常现实的角度上看，不会再有什么安全需要能成为他的有效动机，正如一位吃饱了的人不会再感到饥饿。如果我们想直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需要，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神经质的人，转向经济上和事业上的穷困潦倒之辈，或者转向动乱、革命或者是权威崩溃的社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能在下列现象中观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现：例如一般都愿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终身任职的工作，渴望有一个银行户头和各种类型的保险、医药、失业、残疾、老年保险等。
通过最普通的偏爱现象，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更广的范围内寻求安全和稳定。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陌生的事物；或者是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和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需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一般科学或者哲学列为部分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然而，科学、哲学或者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时还有别的促动因素。
如果要将安全需要看作是促进机体潜能的活跃和驱动因素，就只能在真的危机状态中实现，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改组、精神变态、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
在现实社会里，一些患神经病的成年人渴望安全，在很多方面都与感到不安全的儿童一样，只是这种现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更特殊罢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胁所引起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着威胁的世界之中。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象随时都会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象是在对危急情况作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一位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
用神经病患者可以形象地描述保留着儿童式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病的成年人，可以说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的儿童。仿佛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已经转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顾虑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并非所有的神经病患者都有不安全感，神经病也可能出现在一个通常感到安全的人身上，他之所以也有类似遭遇，是因为他的感情需要和尊敬需要受到了挫折。
对安全寻求表现得最明显的一种类型的神经病就是梦游，恰似疯狂的神经狂热病。这类神经病的患者发疯似的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确保绝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无法预料或者并不熟悉的危险情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清规戒律将自己保护起来，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突发事变都能应付得了，也可以使新的偶然事件不再发生。他们类似于哥尔德斯坦描述过的脑损伤病例。
这类病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例如通过避免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整理得井井有条，使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出不了格。他们试图将世界安排得使任何意外的事情（危险）都不可能发生。如果不幸发生了什么出人意外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他们就会表现得惊慌失措，似乎这个出乎意料的事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在健康人身上所看到的强烈的偏爱，例如对熟悉的事情的偏爱，到了神经病患者身上，就成了一种生与死的抉择。对于新奇和未知事物的健康趣味，在一般神经病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只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着。宽恕，充满整个人生
古时候人们想杀一头熊，会在一碗蜂蜜的上方吊一根沉重的木头。熊想吃蜂蜜时，必须先推开木头，而木头会荡回来撞熊。熊生气地更用力推开木头，而木头也更猛烈地撞击它。就这样不断重复，直到木头撞死熊为止。当人们以怨报怨时，便是在做同样的事。人难道不能比熊聪明些？
要仁慈对待别人的恶毒相向，这样就能破坏恶人做坏事获得的乐趣。
爱得真切而且强烈，就可以在邪恶滋长壮大之前加以扑灭。
对于世上一些不明事理、甚至是非不辨的人，我们只能替他们感到惋惜，不应该去取笑他们，或者责备他们。如果你真的有心想去帮助他们的话，你应该多去关怀他们，当然，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通过与他们面对面的交谈，为他们引出一个正确的思考方法来。这样才是正确的做法，绝对不可以故意去取笑或责备对方。
人都是按照各自的想法去行动的，而且每个人也希望每一件事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施。但是，如果认为每一件事都非得照着自己的想法去进行不可的话，这样的人就不仅是一个性情固执的人，而且也可以称之为傲慢的人了。
每一个人都会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但是，到底谁才是最正确的，这个问题不能单由一己之观点来评判。所以，如果因为和自己想法不同，就认为对方是傻瓜；因为和自己的追求不同，就认为对方是一个不可救药之人，甚至加以迫害，这样的做法实在让人难以苟同。
每一个人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思考去行动，每个人都应该怀着自己的追求，这是无可指责的，这也是一个正常社会的标准。
宗教家康庇斯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很少人会以衡量自己的天平，来衡量别人。”我们自己的过失和别人的过失相比，似乎算不了什么。当我们做了一件令自己觉得羞愧的事，使自我心象缩小到一文不值时，我们总会找到一个代罪羔羊——我们责备自己的良心。我们会说：“我的良心在折磨我。”然后我们很快就宽恕了自己。
但是当别人犯了错误或表示愤恨时，我们是多么快地把他贬得一文不值。更可笑的是，我们抓住了别人的一次谎言，而忘了自己曾经说过无数次的谎。要想具备做人的资格，必须记住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我们是善良与邪恶、成功与失败、信心与失望、友情与孤独、勇气与恐惧的混合体。人之所以相同，在于他们一生中有伟大的时候，也有渺小的时候，因时而异，惟有经由宽恕，我们才能发现，在我们一生当中，伟大的一面占了绝大部分的时光。
如果你能使“设身处地”成为你的生活习惯，进而成为你的第二天性，你一定会是快乐的人。光说无益，而要实际去做到这四个字，使你更臻于成熟并寻到自我。因为当你批评与你意见相左的人时，他也会象你支持自己一样，尽量维护他本身的权益，因此你必须三思而后行。
当你被疑虑与缺乏自信所征服，被侵略与恐惧所征服，你就受到了压力。你要抨击他人时，不妨先自问：“要是我在他的处境之下，我会怎么做？”如果必要的话，为你自己的权益而战，但是不要为仇恨、报复而战。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都迫切地需要友情，而友情发射的第一道光和热，是在你失去理性时，犹能自问：“要是我在他的处境，我会怎么做？”
最重要的是，你对自己也一定要退一步设身处地的想，不要因为一个错误而苛责自己，不要因此而成为一个流离失所者。在这种时刻，对着镜子扪心自问：“我会对自己最好的朋友这样做吗？”
我们只有学会了宽恕，才能够成功地生活。下面四个要点，对你会有所帮助。（1）原谅别人，去除怨天尤人的观念。要以赤子之心待人——宽恕是不能分期付款的“我今天喜欢你，但是明天就难说了？——这种态度不是宽恕之道。这是一种不易养成的习惯，却值得你去奋斗。”（2）原谅自己的错误。这又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但是你能做到。原谅昨天的错误，养成充实今天生活的习惯。犯错可能是人类的失败，但宽恕却是人类的成就。莎士比亚说：“宽恕是超凡的行为。”事实上，谁又要求你做一个超人呢？让你自己做一个充实的凡人就够了。（3）策励自己，而非驱策别人。想要模仿别人，只能使自己居于次席。记住，不经压力，你无法成为伟人。你每天的自我心象，都应该有所进步；这一点你倒可以做到。（4）发掘自己的长处，不要老是把自己的短处深记于心。如果你每天都以失败感来折磨自己，你就是自己的大敌；如果你每天都充满着信心，就可以尽量发挥你的长处。在这两种选择之间，你应该作明智的决定。记住，你必须忘掉昨天；只要你能朝着当前的目标奋力不懈，就可以做到。你对当前的目标下的功夫愈多，就愈没有时间回忆昨天的忧愁与痛楚了。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种人脾气粗野狂暴，能把不管什么事都搞得象滔天大罪那样不可饶恕。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一时的狂怒，而是源于他们自己的禀性。他们谴责每一个人，要么为这个人做过的某件事，要么为他将做的某件事。这暴露出一种比残忍还要可恶的性情，这种性情才真是糟糕透顶。他们是如此夸张地非难别人，以至于他们能把别人原本是芝麻大小的一个问题渲染得象西瓜那样大，并借此将其全盘否定。他们是不通人情的工头，能把天堂糟践成牢房。盛怒之下，他们把一切都推到极端。性情好的人能够原谅一切过失。他们会坚持说别人的本意是好的或者只是一时不小心才犯下错误。
这个社会上确实有许多愚笨的、甚至一无是处的人，我并没有叫你对这些人也必须心怀敬意，因为如果你好坏不分，这也从另一方面暴露了你自己的缺点，表明你的知识和修养也和他们差不多。但是，即使是对这样的人，你也没有必要表露出你对他们的轻蔑。
在这个世上，凡事还是有些原则的，比如如果你仅仅是无意间对人做错了事，还是可以被原谅和允许的，但是，如果你是侮辱别人，则是一件绝对不被允许的事情。每一个人都有自尊心，所以不管你多久以前曾经侮辱过他，对方都会牢记在心。
有时候，我们只是想要尽力掩藏自己所犯的过错，或者掩饰自己的弱点或缺点，但如果对方毫不顾及这些，将之和盘托出，这对你来讲，一定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虽然我们知道背后肯定有人经常在说我们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不是，我们尽管心中不悦，但只要这种抱怨不被摆到桌面上来，我们还是能够忍受的。但是，如果有人当面毫不留情地斥责我们，即使是至亲好友，我们也仍然很难接受对方这种正面的指责，这一方面是因为，如果有朋友当面指责你的过失，你一定会认为是不是对方发现了你的弱点，另一方面，不管是你说别人，或者是被别人说，都会使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
不管任何人，只要有一点点受侮辱的感觉，都会感到非常愤怒，所以，除非你想一辈子与对方为敌，否则即使是对方的行为举止让你忍无可忍，你也不应该对对方表露出轻蔑的态度。
每个人都可能患上偏见的“疾病”，只不过程度轻重不一。偏见是根据自己所得到的一点点信息，凭主观的想象，甚至已有的经验和逻辑，编故事似的给对方编制了一个形象，甚至由此去推知他的过去和将来。
和一个人初次见面，对方穿着随便，谈吐粗俗，你很可能会认为对方是一个没文化、缺教养的人，当然你可以这么认为，但如果你进而认为他办事肯定不认真，而且自私，甚至可能有点邪恶，以至于以后不愿和他进行任何合作，那么就过分了，就变成了一种偏见。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很容易失去很多机会，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们和人交往、合作，关键要充分利用别人的优势，充分发挥对方的优势，从而给自己提供方便。
对人产生偏见，结果往往是对自己不利。因为对人有偏见，很容易被对方察觉，一旦别人感觉到你对他有偏见，很可能会产生抵触情绪。如果你们是同事，那么麻烦就来了，合作是肯定不可能的了。所以一次偏见就等于少了一个合作伙伴，甚至少了一个可能的朋友。
要想消除偏见，我们就得设法改变自己的一些思维定势。首先要使自己坚信每个人都是有优点和缺点的，我们和人交往要尽可能地多看优点，少看缺点，能以这样一种态度去交际，我们就会感到这世界很美好，肯定能宽容地对待每个人。更伟大的驱动力
所谓的“高级的”与“低级的”需要之间存在的真正心理上以及实践中的差异必须得到重点探讨。这样做是为了证实有机体自己规定了价值的不同等级，这是科学的观察者的记录，不是他们的创造。但是，许多人仍旧认为，价值不过是研究人员根据自己的趣味、偏爱、直觉，未经证实或不可证实的假设所做的任意论断，因此，很有必要论证清楚这一问题。
抛弃心理学中的价值，不仅把心理学削弱了——其全面发展受到阻碍，而且把人类引入超自然主义和道德相对论的误区。但如果能证实有机体在先与后、强与弱、高级与低级之间进行着选择，就不能认为一件好事与任何其他好事价值相同，或者在任何恒久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是不可能的。选择原则，基本需要在潜力相对原理的基础上按相当确定的等级排列。这样，安全需要比友爱的需要更强烈，因为当两种需要都受到挫折时，安全需要在各种可证实的方面支配有机体。在这个意义上。生理需要（它们被安排在更低的一个层次）强于安全需要，安全需要强于爱的需要，爱的需要又强于尊重的需要，而后者又强于个人特质的需要——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是选择或者说优先的顺序，但同时也是各种其他意义上的由低级至高级的顺序。
高级需要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我们和一切生物共同具有食物的需要，也许与高级类人猿共有爱的需要，而自我实现的需要（须借助创造力）是人类特有的。
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人类所特有。
高级需要是较迟的个体发育的产物。任何个体一出生就显出有生理的需要，也许，还有安全需要。比如，它可能会受到恐吓或惊吓，当它依靠的世界提供足够的规律与秩序时，它也许会发育得更好。只有在几个月以后，婴儿才初次表现出有与人亲近的迹象以及有选择的喜爱感。再后来，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测到，除对安全以及父母爱的需要外，婴儿还表现出对独立、自主、尊重以及表扬的要求。至于自我实现，天才式的儿童甚至也要等到三、四岁。
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能忍受维持纯粹的生存需求，其满足也就越能更长久地推迟，并且，这种需要也就越容易永远消失。高级需要不大善于支配、组织以及求助于自主性反应和有机体的其他能力。例如，人们对于安全的需要比对于尊重的需要更偏执、更迫切，剥夺高级需要不象剥夺低级需要那样能引起如此疯狂的抵御和紧急的反应。
与食物、安全相比，尊重是一种非必需的奢侈。
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大的生物效能、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更好的睡眠、食欲，等等。人体研究者多次证实，焦虑、害怕、爱和优势的缺乏等等，除促成不良的心理后果外，往往还造成不良的生理后果。
从主观上讲，高级需要不象其他需要一样迫切。它们较难被察觉，容易被搞错，容易由于暗示、模仿或者错误的信念和习惯而与其他需要混淆。能够了解自己的需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成就，对于高级需要更是如此。
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理想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安全需要的满足最多只产生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无论如何，它们不能产生象爱的满足那样的幸福的狂热与心醉神迷或宁静、高尚等效果。
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脱离心理病态的趋势。
高级需要的满足有更多的低级满足为基础。遗传占优势的需要必须在高级需要的满足之前得到满足，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因此，友爱的需要在意识中的显露要比安全需要的出现依赖于更多的满足。更通俗一点说，在高级需要的层次上，生活更复杂了。寻求尊重、地位与寻求友爱相比，涉及更多的人，需要有更大的舞台，更长的过程，更多的手段和各等级的目标，以及更多的从属步骤和预备步骤。友爱的需要与安全需要相比较，同样存在上述差异。
高级需要的实现要求有更好的外部条件。要让人们彼此相爱，而不仅是免于相互残杀，需要有更好的环境条件（家庭、经济、政治、教育等等）。
两种需要都满足过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更有价值。他们愿为高级需要的满足牺牲更多的东西，而且更容易忍受低级需要满足的丧失。例如，他们比较容易适应禁欲生活，比较容易为了原则而抵挡危险，为了自我实现而放弃钱财和名声。能充分理解两种需要的人，普遍地认为自我尊重是比填满肚子更高、更有价值的主观体验。
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也可以这样说，受爱的趋同作用影响的人数越多，爱的趋同度也就越高。在原则上，我们可以把爱的趋同解释为，两个或更多的人的需要融合为一个单一需要的优势层次。当然，这是程度问题。两个相爱甚笃的人会不加区别地对待彼此的需要，对方的需要的确就是他自己的需要。
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对公众和社会也很有益处。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饥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它唯一的满足方式就是让自己得到满足，但是，对爱以及尊重的追求却必然涉及他人，而且涉及他人的满足。已得到足够的基本满足继而寻求友爱的尊重（而不是仅仅寻找食物和安全）的人们，倾向于发展诸如忠诚、友爱、以及公民意识等品质，并成为更好的父母、配偶、教师、公仆等等。
高级需要的满足比低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假如我们承认自我实现的理论，就可用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别。除此之外，它还意味着对于那些在高级需要层次上生活的人，我可以期望发现他们有更多更高的趋向自我实现的品质。
个性更伟大、更坚强、更真实的趋向是由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造成的。生活在高级需要层次意味着更多的爱和趋同，即更多的社会化，不管是否符合逻辑，它都是以经验为根据的现实。实际上，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既是最爱人类的人，又是个人特质发展得最充分的人。这完全支持弗洛姆的论点——自爱（或不如说是自尊）与爱他人是协同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他关于自发性、自动性的见解也是中肯的。
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并且越有效。
而在最低的需要层级上，心理治疗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例如，心理治疗不能止住饥饿。
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具体、更可感知，也更有限度。与饥和渴相比，爱的躯体感要明显得多，而友爱则依次远比尊重更带有躯体性。另外，低级需要的满足远比高级需要的满足更可感知或更可观察。而且，低级需要之所以更有限度，是因为它们只须一定数量的满足物就可平息这种需要。我们只须吃这么一点食物就能满足饥饿，然而友爱、尊重以及认识的满足几乎是无限的。完善自身的人性
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这样的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必须归入基本的和给定的人性储备中（而不是不同或相反）。这一定会在心理学和哲学理论上引起许多革命性后果。大多数文明同它们的政治、教育、宗教等理论，始终是建立在与这一信念正好对立的观点之上的。总的看来，它们假定人性原始的以及动物的方面严格地限制在对食物、性之类的生理需要上；追求真理、爱、美的高级冲动，被假定为在内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动物性的需要；而且，这些兴趣被假定为相互对抗、排斥，为了优势地位而不断发生冲突。人是从站在高级需要一边而反对低级需要这个角度来看待所有文化及其工具的。所以，文化必然是一种控制因素和阻挠因素，顶多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
认识到高级需要恰如对食物的需要一样，是类似本能的和动物性的，这必然具有很多影响。
也许，最重要的是明白认知和意动的二歧式是错误的，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对知识的需要，对理解的需要，对哲学沉思生活的需要，对理论参照系统的需要，对价值系统的需要，这些本身都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的动物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是非常特殊的动物）。
既然我们也了解我们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盲目的，了解它们为文化、现实、以及可能性所更改，那就可以进一步推出，认识在它们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约翰·杜威主张，需要的真实存在和界限是依靠对现实、对满足的可能和不可能的认识而定的。
如果意动在本质上也是认知的，或者认知在本质上也是意动的，那么它们的分歧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并且必须抛弃。
这些古老的哲学难题，有些甚至可以看成是因为对人类动机生活的误解而产生的假难题。例如，自私和不自私的一般区别的问题，假如我们类似本能的爱的冲动，使我们从注视我们的孩子吃好吃的东西，比我们自己吃能得到更多的个人的“自私的”愉快，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自私”，怎样把它与“不自私”相区别呢？假如对真理的需要与对食物的需要更具有动物性，那么，为真理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比为食物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更少一些“自私”吗？
假如从食物、性、真理、爱或尊重的满足中能同等地得到动物性快感、自私的愉快和个人的愉快，那么，显然需要重新更正快感理论。这意味着高级需要的快感在低级需要快感衰落的地方很可能坚持下去。
古典浪漫主义的酒神与太阳神的对立必定能得到解决。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来说，它同样是建立在动物的低级需要与反动物的高级需要的分裂之上的，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然要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对比，以及作为与本能生活对立的理性生活的一般概念，作很大的修正。
通过对人的动机生活的严密审查，可以得到伦理哲学家需要的许多东西。假如我们最高尚的冲动不是被看作勒马的缰绳，而是被看作马本身，或者相反。假如我们的动物性需要被看作具有与我们最高的需要一样的性质，它们之间明晰的分歧又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我们又如何确定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呢？
进一步说，假如我们清醒而明确地意识到这些高尚而美好的冲动的存在和日益强大。从根本上说，首先是满足更迫切的动物性需要的结果，我们当然应该更少谈到自我控制、禁止、法律等等，更多地谈到自发性、满足以及宽容等等。在责任的沉重感与享受的放松感之间，对立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少得多。
本尼迪克特的“协同作用”理论是我们的文化概念和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概念改变的方向。文化显然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满足需要的，而不是禁止需要的。此外，它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类的需要创造的。文化与个体的分歧需要重新审查，应该更少强调它们的对抗，更多强调它们的合作。
人的最好的冲动显然是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和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价值理论一定包含着极大的意义。比如，它意味着根据逻辑来推断价值，或试图从历史和假设中找到它们，都不再是必要的或合乎需要的。很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观察和探索。人性自身就具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怎样才能完善？我怎样才能幸福？我怎样才能富有成就？当由于患病这些价值被剥夺时，机体就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从而也就告诉我们要珍惜什么。
从一个明显的性质考虑，这些基本需要从一个明显的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但它们更多地表现在区别于我们熟知的低级动物的本能。所有区别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即，与本能是强大的令人厌恶和不可改变的这样一个古老假定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是似本能的，却是较弱的。作为意识到的冲动，了解我们真正渴望得到尊重、知识、哲理、自我实现，等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基本需要层次越高，它们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和压制。最后，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好的。我们用一个反论来概括：我们人类的本能是如此弱，以致它们需要克服文化、教育、学习的干扰，一句话，需要保护并防止改变。
我们必须改变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一般意义上良好性格的塑造）的目标的理解。对于许多人，它们仍然难免受到一整套对固有冲动的禁止和控制。纪律、控制、镇压是一些管理制度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的治疗意味着一种旨在打破控制和禁戒的力量，那么，我们新的关键的词语将是自发性、释放、自然真实、自我认可、对冲动的觉知、满足、容许。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不是被理解为洪水猛兽而是和煦春风，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与其说是掠夺性的不如说是友爱性的，与其说是使人怨恨的，不如说是令人赞美的，我们当然应给它们以自由，让它们充分表现自己，而不是将它们拘控在用于犯人或疯子的约束之内。
假如本能是较弱的，高级需要在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假如文化比本能冲动更强，而不是更弱；假如人的原始冲动最终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进也许可以通过对类似本能的倾向的培养来实现，或者通过促进社会改革来实现。的确，改善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为人们内在的生物倾向提供一个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机会。
由于发现高级需要层次上的生活可以相对地摆脱低级需要满足的支配（甚至不受高级需要满足匮乏的限制），我们就可能想出办法来解决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
他们总是感到有必要努力调和肉体和精神，天使与魔鬼，人类有机体上高级和低级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找到过满意的方法。高级需要生活的机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高级需要的发展只有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上，但最后一旦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对地独立于低级需要。
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成长价值”。对于个体来说，不仅生存是好的，努力去发展完美的人性，使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追求更大的幸福、更深的宁静以及高峰体验，走向超越，获得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识，而且这一切也是有益的。我们不再以生存的可能性作为证明贫穷、战争、独裁、残忍的丑恶的唯一证据。在我们眼里，这些现象的丑恶还在于它们降低了生命、人格、意识以及智慧的质量。阻止自我冲动的发泄
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考虑到，机体通常表现为一个整体，但有时则不然。究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殊的、孤立的条件作用和习惯，以及各种局部的反应、我们所了解的分裂和非整合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正如我们有时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机体甚至也可能以非一元化的方式做出反应。
显而易见，当有机体面临一次极大的欢乐，一个创造性的时刻或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威胁或一个紧急情况时，它在整合方面步调最为一致，但是当威胁具有压倒优势而机体太虚弱或孤立无助、不能控制这个威胁时，机体便趋于分裂。总而言之，当生活轻松顺利时，机体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情，可以同时向很多方向发展。
马斯洛觉得一部分现象看起来非常特殊、孤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现象在整个结构中占据一个有意义的位置，例如转变性歇斯底里症。我们眼中的表面的非整合作用，除了表明我们的无知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意义了。不过，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肯定孤立、局部、分裂的反应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并且，这类现象不一定是虚弱、病态或者不好的，相反，它们经常被看作是机体的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几乎所有机体都以不完整的、独特的或分散的方式对付局部的、熟悉的事情或易于解决的问题，而机体的主要能力用来解决更重要或更具挑战性的问题。
尽管心理学家们都接受一个反对命题，但马斯洛仍认为这一点很清楚：并非所有行为和反应都是有动机的，至少并非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需要的满足的追求——寻求需要的或匮乏的东西。成熟、表现、成长以及自我实现等现象都违背了普遍的动机理论的法则。最好将这些现象看成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
此外，大多数神经病症或倾向都是基本需要满足的扭曲。弗洛伊德派经常提及这个差别，但从未能使其清晰明白。这些冲动不知因何缘故，或受到阻碍，或找错了出口，或用错了手段，或与其他需要混淆。其他的症状则相反，它们不再寻求满足，而仅仅是保护性的或防御性的。它们的目的就是防止下一步的伤害、威胁或者挫折。两类症状的区别犹如两个斗士，其中一个仍旧希望获得最后胜利，另一个不抱丝毫获胜的希望，只是尽可能使自己不至于败得太惨。
总体来说，我们有意识地渴望一切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换个方式说，关于愿望，我们比心理分析学家可能允许的要现实得多，他们总是专注于无意识的欲望。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自己的希望也相应地活跃起来，并且积极地为获得几年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奋斗。一般人希望有小汽车、冰箱、电视机，因为获得这些东西确是一件可能的事情，他们没有获得快艇或飞机的奢望，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距普通人太遥远了，而且他们很可能在无意识中也不存有这样的希望。
重视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个因素，对于理解我们的文化中各个阶级之间的动机差别，理解我们的文化与其他贫困地区的文化在动机上的不同是至关重要的。
与达到目的的可能性相关联的，是现实对于无意识冲动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一个本我冲动是一个分离的存在，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内在的联系，甚至与其他本我冲动也没有联系。正如弗洛伊德在《新精神分析引论》中所述：我们可以用比喻来近似地说明本我，我们称它为一种混乱，一锅沸腾的骚动……此本能给本我以能量，但本我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意志，只有与快乐原则相一致的追求本能需要满足的冲动。逻辑规律——首先是矛盾规律——不适合本我的进程。相互矛盾的冲动并列存在，并不相互抵消或者分离，最多它们只是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折中地联合起来，释放它们的能量。绝不能将本我比作虚无，并且我们惊异地发现，本我还违背了哲学家们的断言——时间和空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
很显然，本我不懂得价值，不懂得善恶，不懂得道德。与快乐原则非常紧密相连的经济或数量的因素控制了本我的全部进程。本能的精力投入寻求发泄，按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本我的全部内涵。
只要现实条件控制、减弱了这些冲动，或者阻止了它们的发泄，它们就成为自我而不是本我的一部分了。弗洛伊德在《新精神分析引论》中所持的观点如下：这就是说，自我是本我的某一部分，它由于接近外部世界并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减弱。它接受外界刺激并保护机体不受其伤害，犹如包住微小的生命物质的外皮层。自我与外界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本我。它担负着为本我描绘外界从而保护本我的作用。因为只有这样，全然不顾外界的优势力量而盲目地满足自己本能的本我，才可能逃避毁灭的命运。在执行这一职能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感知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一幅外界的优势力量而盲目地极力满足自己本能的本我，才可能逃避毁灭的命运。在执行这一职能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一幅外界的真实图画，它必须通过检验现实来排除这幅外界图画中来自兴奋的内部源泉的因素。自我为本我控制通向自动力的路，它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插入了思考这个延误因素，在思考过程中，自我利用了储存在记忆中的点滴经验。就这样，自我对本我的进程有着明显影响的快乐原则，并且被现实原则代替。现实原则提供了更大的保障和成功的可能性。
然而另一种的论点是，成年人的所有冲动，至少是特有的冲动，是与现实结合并且受现实影响的。一句话，这就等于主张根本没有本我冲动。言外之意就是，假如有本我冲动，那它们在本质上是病态的，而非健康的。
尽管没有经验上的解决方法，我仍然特别提到这个矛盾，因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针锋相对的矛盾。
我们看到，问题不在于弗洛伊德描述的本我冲动是否存在。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都证明，不顾现实、常识、逻辑，甚至不顾个人利益的幻想冲动都可能出现。
问题在于，这些幻想冲动究竟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最内在的精髓的展现？在生命的历史中，初期的幻想究竟是从何时由于对现实的感知而开始减弱的？这个时间对于神经病患者和健康人是否都一样？高效率工作的人是否能完全避免这种影响而保持其动机生活的某一个隐秘的角落？或者假如大家的确都有这些完全源于机体内部的冲动，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它们何时出现？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它们一定会象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制造麻烦吗？它们必须与现实对立吗？
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大部分知识并非来自心理学家，而是来自治疗病人的精神治疗家。这些病人既是有用资料的来源也是谬误的来源，因为他们显然代表了人口中质量较低的部分。甚至在原则上，也应该拒绝让神经病患者的动机生活成为健康动机的范例。健康并不仅仅是没什么病或根本没有病。除了讨论有缺陷人的防御手段外，任何值得的动机理论还必须讨论健康强健的人的最高能力。同时，还必须解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人物的所关心的全部最重要的事情。
仅仅从患病者那里我们永远不会取得这种认识。为了使动机理论具有更积极的研究倾向，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健康人，而且，我们必须合理地看待现实对于本我冲动的影响，内部冲动与现实之间不一定是截然对立的。满足与匮乏是同等重要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能部分地得到满足时，生命才会存在，才有自我实现的基础，而且这种基础是相对的。如果这种基础比较高级，那么，他的生存需要的层次也高，他自我实现的机会也多。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憾，只有具有某种缺憾，当然这种缺憾是相对的，没有固定的，这样才会不断去追求，才会不断达到自我实现。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新的需要，是缓慢地从无逐渐变为有的，而不是突然地从天而降的。人就是由这种等级需要发展到高级需要，逐渐获得升华和发展的。
这里主要想对大家系统地解释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
这种理论符合已知的、临床的、观察的、经验的事实。但它最主要是由临床经验直接导出的。在马斯洛看来，这个理论符合詹姆士和杜威的机能主义传统，并且与韦特海默、哥尔德斯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以及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精神动力论相融合。这种融合或综合可以称为整体动力理论。这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一般不能单纯理解，而是有一定发展层次的。
虽然生存需要没有等级之分，但它却是有相对之分的。一种生存状态，对于某些人是满足的，但对于某些人却是远远不够的。这要取决于生存的欲望了。一般来说，只要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一般的人都能生存，但一般的人都不会感到这种需要就满足了。只有这样，人类才会发展。
生理需要就是平常所谓的动机理论基本的需要，但是我们有必要修正原来对这些需要的看法。这两项研究是：体内平衡概念的发展；发现口味（在食物中进行的优生选择）相当有效地指明了体内实际的需要或者匮乏。
所谓体内平衡就是指身体能在无意识状态下维持血流正常状态的功能。坎农描述了这一过程，其内容有：血液的水含量，盐含量，糖含量，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钙含量，氧含量，恒定的氢离子标准，酸碱平衡，血液的常温。当然，其内容还可以包括其他无机物，以及荷尔蒙、维生素等等。
通过对口味与身体需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身体缺乏某种化学物质，人就会趋向于（以一种不完善的方式）那种缺少的食物成分的专门口味或癖好。
因此，没有必要费心思列出人体的基本生理需求表。
因为，只要人愿意，它们的数字可任意增大或缩小，完全取决于描述的专门程度。我们不能将所有生理需要都确定为是体内平衡。现在还不能证实性欲、困倦、纯粹的敏捷以及动物身上的母性行为是否是体内平衡。而且这种表决不会包括各种感觉上的快意，如味觉、嗅觉、搔痒、抚摩等，这些快意很可能是生理上的，并可能成为动机行为的目标。我们也不知该怎么解释这一事实：有机体在趋向于呆滞、懒惰和懈怠的同时，还有活动、刺激和兴奋的需要。
马斯洛早就指出，由于这些生理需要可以从身体的某个区域孤立出来，所以它们应看作是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的。这就是说，它们既彼此相对孤立于其他层次的动机，也相对独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体。
其次，在许多情况下都可能为这种需要找到一个部位的潜藏的基础。这不如料想的那样普遍准确（疲劳、困倦、母性反应等就是例外），但对于饥饿、性欲以及渴望的情况却是确切的。
几乎所有的生理需要，在其得到满足时，同时也对其他种种需要起着疏导作用。比如，一个认为自己饿了的人，实际上也许更多的是在寻求安慰或依赖，而不是蛋白质或维生素。反之，有可能通过其他活动，如喝水、抽烟等来部分地满足饥饿感。也就是说，这些生理需要虽然是相对独立的，但并非彻底独立。
很显然，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主导地位。具体地说，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生理需要就会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而不是其他需要。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需要可能最为强烈。
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而且生理需要将主宰着他的身体，那他将会摒弃所有的其他需要，至少会变得很微弱。这就可以公正地说，整个有机体感觉最明显的就是饥饿，因为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所控制。此时，全部能力都投入到满足饥饿的搜寻活动中去了。这些能力的状态几乎完全为满足饥饿这一目的所决定。感受器、效应器、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现在可能仅限于是满足饥饿的工具。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没有用处的能力则处于休眠状态或者隐藏起来。
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写诗的冲动，买汽车的欲望，对历史的兴趣，对一双新鞋的需求等等，都被忘记，或者变得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了。对于一个其饥饿已经达到危险程度的人，除了食物，其他任何兴趣都不存在。他梦里是食物，记忆里是食物，思想活动的中心是食物，他感情的对象是食物。在进行安全进食、饮水或性行为的过程中，通常与生理驱动力融合得更为微妙的决定因素可以被吞没得干净彻底，以至于我们可以带着解除痛苦这一绝对目的来谈论纯粹的饥饿驱动力和行为。
一旦某种需要主宰了人的机体，就会引起另一个奇异的特性，几乎可以诱发人的人生观发生变化。对于一个长期极度饥饿的人来说，理想就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他往往会这样想，假如确保他余生的食物来源，他就会感到绝对幸福并且不再有任何其他奢望。生活最大的意义就是吃，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次要的。自由、爱、公众感情、尊重、哲学，都被当作无用的奢侈品弃置一边，因为它们不能填饱肚子。可以说，这种人仅仅是为了面包而活着。
虽然这类情况确实存在，但它却不是普遍现象。在正常运行的和平社会里，这种危急情况几乎可以肯定是罕见的。这个明显的道理会被忘记主要应归咎于两个原因：其一，老鼠除生理动机外，很少有其他什么动机，既然在这些动物身上作了这么多有关动机的研究，那么就很容易将老鼠的情况移用于人的身上。
其二，人们总是使生理上的危急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少。在大多数已知的社会里，经常处于危急状态中的极度饥饿是罕见的，而不是普遍的。当一个人说：“我饿了！”他是在感受食欲而不是经常处于饥饿。他只可能偶然遭遇难以忍受的饥饿，一生可能只有几次。
如果使人的机体长期处于极度的饥饿和干渴，就容易对人的能力和本性持片面观点，从而遮掩了高层动机。如若有人使危急情形典型化，用人在极度的生理匮乏时期的行为来衡量人的全部目标和欲望，那么他一定会对许多事实视而不见。“人只靠面包活着”并不是谬论——但这只有在缺乏面包时才是事实。那么，当面包充足，并且人们腹中长期有食时，欲望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其他更高级的需要会相应出台，这些需要（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开始控制机体。当这些需要满足后，又有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出现了，依次类推。我们说人类基本需要组成一个相对的优势层次，就是指这个意思。
从这里就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满足与匮乏在动机理论中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它将机体从相对更强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而允许更社会化的目标出现。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局部目的，在长期得到满足时，就不再是行为的积极的决定因素和组织者了。它们只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如果遭受挫折，它们会再次出现，并控制机体。然而满足了的要求不再是要求。机体的控制者和行为的组织者只能是未满足的需要。如果饥饿得到满足，它在人当前的原动力中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这种说法可以表述为一个要详细讨论的假设：正是那些某种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的人最能忍受将来这种需要的匮乏，然而过去一直被剥夺了这种需要满足的人对于目前需要满足的反应则将与他们不同。Ⅱ 实行科学管理会计师科学操作新模式
现阶段，会计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纳入资产负债表中。组织内的人力资源包括统合程度、员工教育程度、为建立非正式团队、达成完全地合作所花费的金钱与精力、建立忠诚度、消除敌意与嫉妒、解除生产限制等等。当然，这还不包括人力资产对于乡镇、城市或国家的意义。
在利开特的书中说得很清楚：就短期而言，凭借独裁式管理，确实可以提高生产力。在利开特的实验中，独裁式管理下生产力确实高于参与式管理。但是如果从人性的发展角度来看，我们只重视生产力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也可以这么说，当生产力增加，就会减损员工的忠诚度与兴趣以及对工作的投入，甚至会引导工作态度向恶劣的方向发展。简单地说，所有的人力资产都未列入资产负债表中。于是为了短期的生产效益，牺牲了企业长期的利益。许多企业耗尽所有的资产以求短期的利润，从没有为未来累积人力资产——忠诚、对经理的良好态度等。
这种情形再一次证明管理哲学的重要性。这种哲学来自于长期利润与短期利润的差异。开明管理中最起作用的东西是长期利润。在极短的时期内，开明管理也许不会有较辉煌的结果。打个比方说，在紧急状况时身体可以用尽所有的能量。例如，在危急状况时，肾上腺素会升高，并维持到危急状况解除为止；但就长期而言，可能会造成死亡或器官的损伤。其他如体内脂肪、氧气或是肝糖的消耗等情形也是一样的道理。
在这里，我们再探讨一个明显的问题——顾客的态度。为了短期的利润，企业可能会滥用顾客口碑。但从长远之处着眼，这和自杀没什么区别。例如，一个新的管理团队接收一家历史悠久、信誉良好的企业，但却滥用企业的名誉与顾客的信任，推出劣质品或仿冒品。也许在很短一段时间内消费者无法察觉，而且也创造了巨额的利润。但长期而言，终将失去消费者的信赖与忠诚。对于任何想要永久继续经营的企业来说，这种行为无疑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会计人员需要应对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将顾客口碑和忠诚纳入资产负债表中？也许我们可以这样问会计师：现在有两家企业，一家拥有丰富的人力资产，一家却只有微薄的人力资产，若不考虑过去12个月的获利状况，你会将资金投资于哪一家企业？此外，如果一家企业拥有良好的顾客口碑，而另一家却利用顾客的信任而欺骗顾客，你会怎么投资？如果一家企业的员工士气高昂，另一家士气低落，你要投资哪一家？你要投资一家流动率高的企业，还是流动率低的企业？你要投资一家缺席率高的企业，还是一家缺席率低的企业？所有这一切，都是会计系统必须掌握的情况，这些也是必须要纳入资产负债表中的。开明企业的评判准则
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看，整件事情的发展状况可能是这样的：人们能够生活在不同的动机层次下。换一种方式来说，他们能够适应高层次的生活，也可以适应低层次的生活；能够在原始丛林式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也可以在开明社会中拥有充分的财富，基本需求获得满足，过着较高水平的生活，而且开始思考艺术的本质或数学等方面的意义。
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判断生活的动机水平。
例如，我们可以从员工感兴趣的笑话中判断他的生活层次。生活在低层次需求的人，就会对不友善的或残酷的笑话感兴趣。例如一位老妇人被狗咬，城中一位笨蛋被其他小孩抢劫。然而林肯型的幽默——具有哲学性和教育性——会让人们会心一笑而非捧腹大笑，这种故意或征服毫无关系，而且这种高层次的幽默不是生活在低层次需求的人所能理解的。
这种投射实验也可以被视为动机层次的一种研究方法。在这种测验中，人们通过各种症状和表达行为判断人们的动机层次。通过罗夏测验，我们可以了解员工的真正需求和愿望。已获得满足的基本需求容易被员工所遗忘，或自意识层面中消失，至少就意识层面而言，获得满足的基本需求已不存在。因此员工所希望和追求的会是动机层次中的更高层部分。基本需求虽然获得满足，但是更高层次的需求还未成为可能，因此员工仍未想到，这时我们就可以采用罗夏测验得知；此外我们也可以利用梦的解析来判断。
抱怨的层次——一位员工需求和希望的生活层次——可以说明人的生活处于怎样的状况；如果有人仔细研究组织内抱怨的程度，就可以作为测量企业健康程度的标准，特别是如果有足够的案例可供参考的话，将会更有效用。
在独裁丛林式管理中工作的员工，恐惧和饥饿是他们面临的客观事实，这就决定工作的选择、老板的行事作风、员工对残暴的顺从等等。这些员工的抱怨源自于基本需求的无法满足。他们抱怨寒冷潮湿的天气、疾病、残破的房屋等等基本的生活需求。
当然，在工业社会，如果还有人提出这类的抱怨，就表示该企业的管理制度真的非常差劲，组织的需求层次非常低。一般的工业环境中，已经很少会听到这一类低级的抱怨。就积极的角度而言，这些抱怨代表他们摆脱现状的一种希望和需求。打个比方说，墨西哥的员工可能会抱怨安全问题——被无故解雇，不知道工作能维持多久，无法拟定家庭预算。他也许会抱怨缺乏工作安全感，抱怨厂长的专横，以及为保住工作牺牲尊严。以上这些抱怨就是我所谓的低层次抱怨，是基于安全或生理需求，亦是人类对于非正式社会团体的归属需求。
较高层次的需求表现在尊重和自尊的层次上，涉及的内容包括尊严，自动自发，自尊以及他人尊敬，希望有价值，期望自己的成就得到他人的赞美、报酬和认可。此种水平的抱怨多半起因于尊严的失落，或是自尊和名望受到威胁。
至于超层次抱怨，则与自我实现生活中的超越性动机有关，我们可以归结为存在价值的一部分。这些对完美、正义、善、真等价值的超越需求，使得他们会抱怨组织没有效率，特别是又在不影响他们的荷包时。实际上，他们所抱怨的是对所处世界的不完美的评论，这不是自私的抱怨，而是一种非个人性、利他性的哲学式思考或建议，他也许会抱怨无法知道全部的事实，无法顺畅地沟通。
这种对真相和诚实的完美追求，已经达到超越需求的层次，不再是基本的需求，拥有此种抱怨水平的人，过着高水平的生活。生活在愤世嫉俗、充满小偷与暴君的社会里，绝不可能产生此种层次的抱怨。对正义的不满也是一种超需求抱怨，在管理良好的工作场所中，常可见到这类的抱怨。他们常常抱怨不公的情形，即使会影响员工的财务也一样。另一种超需求抱怨，就是对于善行未能获得奖赏，恶行却获得奖赏的情形，感到不满。
现在归纳一下，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强烈地暗示了人类会不断地抱怨。没有所谓的伊甸园、天堂，或是极乐土，即使有也只是瞬间发生，稍纵即逝。当人们获得满足后，就会产生其他的需求。因此关于人类天性有最高限度的说法，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说法认为超过最高限度后，就没有进步的可能。我们很难想象百万年来人类会有如此进步的发展。人们不断地追求幸福，得到之后，也许会获得短暂的满足，但是久而久之习惯之后，就会逐渐淡忘，开始寻求更高层的幸福。人们认为任何事都可以比现在更完美，这就象是不停地追求未来的永恒过程。
在此有必要强调一点，因为从很多的管理著作中看到，很多人对于人本管理的失望与幻灭；有的甚至放弃人本管理思想，回到独裁式的管理。因为人们永远无法获得最后的满足，虽然已有更好的环境出现，但抱怨仍在不断产生。以上的原因造成他们对人本管理的失望。但是根据动机理论，我们不应该期望抱怨的终止，而是期待抱怨层次的提升，即从低层抱怨提升至高层抱怨，最后提升至超层次抱怨。
人类的动机绝没有停止的时候，而是随着环境的改进不断地提高层次，这同样与我们的挫折层次概念相符合。其实，挫折不一定是不好的，挫折也有所谓的层次之分，从低层挫折提升至高层挫折，代表着一种幸福、好运，代表着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员工的成熟。抱怨自己居住城市的花园计划，抱怨公园里的玫瑰花没有受到良好的照顾，这些抱怨都显示出这些人过着高水平需求的生活。抱怨玫瑰园表示你吃得饱，有家可归，财务情况良好，不害怕得淋巴腺鼠疫，不害怕被暗杀，警察和消防局运作良好，政府廉洁，教育系统健全，地方政府效率高，还有其他所有的事情你都获得了满足。高层抱怨与其他类型抱怨不同，只有在某些需求获得满足的条件下，高层的抱怨才有可能产生。
如果开明而智慧的管理者能够深入体会以上所述想法，就会期望出现更高层次的抱怨和挫折，而不是希望所有的抱怨就此消失。他们对于费尽心力改进工作环境后，对产生抱怨的不理解，也不会感到气愤和失望。问题的关键是：这些抱怨的层次是否有所提升？这是最重要的挑战，当然也是可预测的。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公平，什么是不公平？人们时常有许多琐碎的抱怨，例如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某人的灯光较亮、椅子较好、薪水较高等。和别人比较书桌的大小以及花瓶里的花朵数目等等，这些抱怨都是一些芝麻小事。通常，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我们必须判断这些抱怨是否属于超越需求的水平，或者这只是支配层次以及追求名望层次的表征，也有可能这是一种安全需求。我记得曾听说过这样一个例子，如果老板的秘书对企业里的每位员工都很和善，但突然有一天对某位员工很冷漠，就表示这个人要被解雇了。也可以这么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根据事例对动机层次做出判断。
另一件更为困难的事，就是如何以动机的层面分析金钱的意义。在动机层次中，金钱几乎可以代表任何一件事情，它可以是低层价值、中层价值、高层价值或超层次价值。我试着详细说明某个特定需求层次，但有些情况无法确实执行，对于这些情况我就放任不管，将其视为不可评估的，完全没有必要花费力气去分析它在动机层次中的价值。
当然，无法分析的情况还有很多。也许最需要谨慎处理的事情，就是不去分析，将他们视为无用的资料。你可以进行一场规模庞大而完整的研究，重新访问当事人，就动机角度考虑，询问他们当初的抱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但是就研究结果而言，有些困难不太可能实行而且也没有实行的必要性。
究竟什么样的环境才算是真正恶劣的情况呢？在一些管理理论中，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真正恶劣环境的例子，那却是临时工或非专业员工所处的环境，恶劣到接近内战的边缘。也许我们可以将战俘营、监狱或集中营视为最恶劣的环境，或是国内小型企业（一人或两人）间激烈而残酷的竞争，老板必须压榨员工到只剩最后一滴血，濒临崩溃的边缘。老板为了自身利益，必须尽可能地拴住员工、压榨员工，在他们辞职前尽可能赚取最多的利润。但我们不应该有错误的认知，以为管理稍差的企业就是恶劣的企业。我们必须记住，人类有99%的人，有数年的时间是在管理最差的企业工作。我们必须做更大范围的比较，也许我们应该先搜集真正恶劣环境的例子，再开始进行研究。
经过研究实践不难想到，良好的环境虽然能激励大部分的人成长，但是却给一小部分的人造成可怕的灾难。对于独裁者来说，给予自由与信任反而会助长这些人的恶劣行为。自由、开放与责任会使依赖、被动的人产生不安和恐惧，甚至因此而崩溃。在我们建构理论或进行实验之前，最好搜集足够的例子。我们不妨如此假设：某些有心理疾病的人，具有偷窃的倾向，但是他们不自知，因为他们工作时受到严密的监控，因此这种行为倾向从未提升至意识层面。如果一家独裁管理的银行突然“解放”，撤除所有的控制和监视，完全信任员工，那么10个或20个员工中，肯定有一人会因为首次意识到自己的偷窃倾向而感到震惊；其中有些人认为不会被发现，甚至会屈服于这种倾向。
这个问题要说明的关键是，不要以为良好的环境能激励所有人成长和自我实现，某些神经质性格的人就不适合，某些独特的性格或气质也不易产生正面的结果。良好的环境、完全的信任有时候反而会使部分人原有的偷窃或虐待倾向浮至表面。我想到了康乃尔大学的荣誉制度，令人惊讶的是，大约有95%的学生对这个制度感到满意，并引以为豪。但是仍有1～3%的学生，没有因为这个制度而有所改变，仍照样抄袭、说谎或作弊。这并非是荣誉制度完全没作用，而是因为个人的性格仍有所差异。
以上所谈的想法和方法也可以运用在社会心理学上。
例如，就大学而言，我们可以观察教职员的抱怨层次和学生的抱怨层次，以断定开明的程度。同样的，判断婚姻是否美满，也完全可以从抱怨内容的分析得知。一位妻子可能会抱怨丈夫忘了送花给她，或是咖啡里放了太多糖等等，但这与另一位妻子抱怨丈夫打伤她的鼻子或打掉她的牙齿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小孩对父母、学校或老师的抱怨也是一样道理。
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通则：凭借观察抱怨的层次来评断企业发展程度以及健康的程度。也可以说，任何包含人际关系的组织发展的健康状况和水平都能由评估怨言和牢骚的水平做出判断。但要记住一点，不论婚姻多美满，学校多优秀，抱怨都不会消失。
我们区分负面抱怨与正面抱怨是很有必要的。当基本需求的满足遭到剥夺或威胁时，即使员工没有注意到这些满足或是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仍会立刻引起尖锐的抱怨。如果你问一个人他的工作环境有什么优点，他可能不会说他的脚不会潮湿，因为地板不会淹水，或是他不可能回答说企业里没有蟑螂。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不认为是什么特别的优点，但是如果这些理所当然的良好环境一旦消失，你就会听到大声的抱怨。
用另一个方式来说，这些满足不会使员工产生感激或感谢之情，但是如果遭到剥夺，则会引起极大的愤怒。此外，我们也必须讨论能促进改善的正面抱怨或建议。这些评论来自于较高层次的动机，是人们未来所希望的结果。
从原则上讲，要扩大研究的范围，就必须搜集真实的例子，找出最差劲的老板和最恶劣的环境。例如，我知道一位胖子，他恨不得杀了老板，他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好的工作，他的运气总是很糟糕。而最令他生气的是，老板只向他吹口哨，而不叫他的名字。这种态度非常恶劣，他的愤怒愈积愈深。
另一个例子，是马斯洛的亲身经历：“在我上大学期间，是我在一家旅馆服务的一段经历。我在一家度假旅店担任服务生的工作，他们支付我到旅馆的一切费用，但却要我担任餐厅助手，薪水比服务生要低得多，而且没有小费。我完全被骗并且没有钱回去，也来不及另外找一份暑期工作。老板答应会尽快让我担任服务生的工作，我也相信了他。餐厅助手的薪水一个星期只有10～20美金。一星期工作7天，一天工作10个小时，不能休假。当时我们还有一份额外的工作，就是准备沙拉，因为原本负责此项工作的厨师会迟一两天才到。过了几天之后，我们问老板厨师什么时候会到，他总是回答说快了。就这样持续了两个星期。很显然，老板是在压榨我们。最后，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这一天，饭店里来了三四百位客人，老板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熬夜加班，准备可口但制作耗时的甜点，不过，所有人都毫无抱怨地接下这份工作。在7月4日这天，当我们端上第一道菜时，全部的员工都辞职不干了。这对员工来说，当然会造成金钱的损失，因为已经来不及再找另一份工作。但我们心中的怨恨和报复的念头如此强烈，直到很多年以后，我还能感觉到辞职所带来的满足感。这就是我所谓真正恶劣的环境——接近内战边缘的恶劣环境。”
搜集完所有的证据后，可以列出一张清单，让那些在管理良好的场所中工作的人更能意识到自己的好运，因为通常他们自身不会注意到，而且视为理所当然。你们不必要求他们说出自己的抱怨，只要问他们当以下的情况发生时，他们感觉如何：如果工作场所中有许多小虫、太冷、太热、太吵或太危险，如果腐蚀性化学药品溅到他们身上，如果高危险性机器没有安全设备等等。当他们看到200个恶劣环境的例证时，就会明白自己多么幸运。建立推动进步的变革理论
在每次社会变革中，无论是个体的人，还是对社会和文化，或是其他方面，都必须有整体性理论。我一直对此深信不疑，社会的变革是整体性的，其中的各个事物之间都相互关联，彼此结合成为一整体，任何的变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不能只按一个按钮，或是制定单一法规，或是改革单一机构或是撤换某个领导者，就期望社会有所变革。我从未看过单一事件的变革就能造成整体社会的变革。当然，就整体性思考而言，任何单一的变革都会对社会整体造成某种程度的影响。简单地说，要改进社会必须针对所有的机构、事件、员工进行变革。显然，这项改变是经过允许的、可行的，而非一项暴行。
社会变革是全面性的，通过同时变更使得社会体内所有的机构和附属机构同时改进。有人认为某些机构较为根本而重要。我也确信，在美国文化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单一机构将是总体意义上的机构；在实质面上是如此，但是理论上却不是这样。身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我相信工业的变革比起其他机构，更能造成巨大的影响；而且，如果工业本身必须有所改变，也要有其他环境的配合。
举例来说，除非社会、经理人、主管、员工、政治家和学校等所有的人、事、物都已准备好，否则工业界的开明管理无法真正到达社会的每个角落。在一个独裁社会中不可能实行开明管理。独裁主义本身必须经过适当的修正后，才有思考开明管理的可能性。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还可以找到更多的例子。
接受渐进式变革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如果任何机构的变革都必须经由其他机构的彻底变革才能有所成效时，那么这种整体性变革势必要经过一段渐进式的缓慢改变，而非象过去的革命家所期望的快速变革。事实上，当我们想要改进社会时，我们就已经成为革命家，哪怕这个词有些负面的意义。但是从事社会变革的人不同于其他的革命家，他们必须完全接受、了解并同意渐进式变革的必要性。事实证明，无论是员工或组织，必须提升至某种层次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开明管理。
达到上述两项目标后，接下来就是通过知识、意识控制、意识设计、规划和科技的变革（这是唯一合理的可能）。我们在实行复杂的社会变革理论，而不是简单的社会按钮变革理论，以上的变革有其必要性。如果只通过一项新法律或改变宪法中的某一项条款，对任何人来说都能很轻易地感受到社会将有所改变。按钮改革理论之所以实施很多年，是由于其极易为愚蠢而未受教育的人所接受。比起更正确、更具整体性的复杂社会变革理论，按钮理论较为受欢迎。
但实际上，社会变革必须是整体性的，实质上它也非常的复杂，不易为未受教育的人们所接受，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无法快速地认同。也许它很难被所有人理解，也许必须有一群专家学者，依照专业知识分工合作，说明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以及渐进式的科学、研究、教育、学习和教学等变革的必要。这与传统革命家准备好反抗和杀人的行为不同。在所有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如果只是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有军人就足够了，但是科学家更能带动直接而具意识性的社会变革。
毫无疑问，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情况，而同一个社会的不同年代，情况也千变万化。最有效的变革方式，当然不是浪费一个人精力的，而是针对已经做好准备的机构或附属机构进行变革或重组的工作。例如，在我们社会其实有一大部分机构渴望进行改革，有的即将进行或是正在进行改革。托儿所和专业的幼儿教师数目正逐渐增加，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一项革命性的改变。同样的，幼儿园政策、理性和实际性的教育、母亲训练、幼儿诊所的扩展等等，都是一种社会变革。人本管理的普遍性使得社会获得整体性的改善，也是一种变革。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所谓渐进式的改革，就是利用有意识的知识，从最脆弱或已准备好的地方开始着手，再扩大到整体的范围。”
如果我们能对渐进变革的需要达成共识，并为此而骄傲。或者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与洞察力，基于良好的技术能力采取渐进式变革，就能明白可以凭一己之力做出小小的改变，我们就不会因此而失望、沮丧、自卑或感到无助，个人是改变社会最根本的力量。也就是说，谁也无法做到超出一个人所能做的范围。换句话说，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人的事，而无法负荷一个人以上的工作量。这样的话，就可以使每个人都感觉得到他应该有的力量（而不是超出自己的力量），当然也就不会觉得自己很软弱、很无助，不会认为自己象玩偶一般任人摆布，完全没用，觉得自己在面临社会改革时一无是处，一点忙也帮不上。
个人的无助感或无力感有一定的危险。尤其是对一些十几岁、二十几岁以及三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面对炸弹攻击、大型国际性干涉以及冷战时，往往觉得无所适从，最后变得更为自私，只顾自己的事而不管外面的世界。莱斯曼所说的“自私主义”，意思就是只为自己生活，不为别人着想，在被杀害或世界末日来临以前尽情地享乐。
威尔逊曾经谈到选择成为英雄或是一条虫的问题，非常遗憾，很多人选择当一条虫。他们非常自卑，怀疑自己的能力。当一条新法律通过，每个人都比以前多拥有一辆车，妇女取得投票权，劳工工会很有组织，参议员开放直选等等改革措施陆续实施，但社会却没有任何大的改观，因此，那些社会改革者、过度乐观的慈善家以及拥有善意的人大失所望。他们对社会改革抱有太多的期望，所以当他们渐渐衰老以后，就会觉得厌倦无力，满腹牢骚，退入自私主义，不再理会有关社会改革的任何事物。
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考虑，我们完全有必要建立起自尊，并对未来充满信心。只要是自己曾经参与一项改革措施并贡献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即使它的效用并不很大，也要觉得很有成就感（就好象赢了球赛一般的自豪）。例如说，当我们好不容易选出一位最佳人选，代表民众出席州议会、当地的图书馆委员会、学校董事会，或者是为学校争取到更多的教育经费，或是我们设法为当地高中争取到更好的老师等，都应该把它看成是一项胜利，并为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感到自豪。
全心投入地方基本建设，不强求参与宏伟的目标。人们经常为自己面对宏伟的目标时束手无策而感到无奈。我举一个在收音机上听到的例子。主角是一位年轻男子，他是教友派的，是墨西哥公益服务会的一员，他为了提供一些干净的水给墨西哥人喝，以取代他们原有被污染的脏水，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挖掘井。在他停留墨西哥期间，把所有的时间都花费在这项工作上，他总共掘好了三口井，每一次他必须花很多时间教导村民如何使用干净的水。其实这也是一种变革，开辟道路也是一样。判断的准则在于，这是否绝对有必要。
之所以说这个例子非常好，是因为这个年轻人花了一整年的时间，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利用先进的钻井设备进行这项高难度的工程，原本应该是由墨西哥政府来做这项工作，不过他却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提供这么多良好的水源。在他听到收音机的新闻之前，一定还没意识到自己做了多大的贡献。不过重要的是，他的精神是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
对局部基本建设的全心投入，是承担伟大任务的前提。当然，我们可以从事较高阶层的改进工作，如大学教育等。但是在墨西哥，在设想大学和中学教育之前，我们必须先从事基本建设，如开辟道路、掘井、建设医院、良好的公共服务等。
一个人花一整年的时间在墨西哥掘井，表现了他改造世界的勇气，他对世界的贡献并不下于先进社会的高层次变革。当人们相信自己的能力，并了解社会变革有一定的进程之后，就不会觉得以上的掘井行为是浪费时间、徒劳无功的。
一个人可以帮助落后国家开山辟路，这跟另一个人在其他的国家做了更高水平的价值是一样的。当一个人真正地了解，只有在低层需求获得满足后，才有可能产生高层需求，一个人才能对任何层次的社会变革，投注全部的心力。
类似的情况在企业界也时常发生。当企业建造一座工厂，从独裁管理和低层需求，迈向一个高层需求和民主开明的管理政策之前，必须走一些过场，开过无数次的董事会议，并与员工充分沟通。每一项步骤都是必要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任何改进工业的伟大任务，都是由许许多多琐碎的小事所构成，没有完成这些小事以前，是不可能形成所谓的伟大任务。
尤其是对很多年轻人来讲，他们总是守株待兔，等着“伟大”的任务从天而降，等待他们觉得有价值、有爱国意义的任务，才会满怀热诚地做这些工作。他们真的很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国家，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但是却不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洗盘子，或是做一些影印之类的小工作。我们有必要让他们认识到，所谓的爱国主义、民主改革和社会变革，都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
我们必须清楚所有工作的最终目标或价值，确定所有的方式都能达到最后正确的目标。例如在战争时期，爱国不仅仅表现在上战场，挖掘山洞、钉铁丝、削马铃薯皮、擦洗地板，或是做一些很卑微的粗重工作，也是爱国的表现。大家都可以意识到，做这些小事可以帮助自己的国家打胜仗。在和平年代，更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从小事做起，从基本做起。
我们不应该期待有伟大的领导者出现，或者可以顾全每个方面或承担每一件事的人。没有一个人有全部的知识，或是同时在所有的地方进行社会变革的工作。一位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将所有优秀的专家和理论学者集合起来，协调彼此的差异，共同组成一个表现优良的集体。
社会变革必须分工，也就是说，这项工作需要不同专长的人共同执行，每一个人都与他人同等重要。每一种性格、每一种技能、每一种才华、每一种天赋都是有用的，也是社会变革的先决条件。因此化学家必须尊重社会学家，因为两者都是必要的。司机、清洁人员、店员、接线生和打字员等，每一个人都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人在其工作岗位上，都能做出应有的贡献，没有领导者与追随者之分。在理想的社会变革情况下，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任务，并尽力达成共同的目标。每一个人都是将军，每一种技能都是必要的。因此，社会中的每一个员工都必须愿意做任何一件事，并且为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
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健康的自私。理论上，每一种性格、每一种人都是有用而且必要的，因为他有自己的专长，可以做别人无法做的事，因此，他独特的贡献就是他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他必须认清自己，知道本身有什么样的才能以及天赋，找到自己特殊的定位——在此领域中他的表现优于其他人。这种健康的行为可以让我们同时具有利他与自私的性格。换另一个方式说，自私是我们进行社会变革时，最具利他性的行为（如果我们小心谨慎地定义这两个字的意义的话）。
如果有人问最具利他性的事情，为社会做贡献的最好方法，那么最佳答案就是找到你自己的最佳位置，然后马上行动。我们可以做得最好的事是自我实现、自我充实、享受生产、乐在工作，这是存在心理学或综效中，超越自私与利他对立关系的最好例证。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也就是我们做得最好的事，能让我们产生最大的乐趣和满足，对社会贡献最大，让我们感觉自己是高尚的事。
如果我们了解上述所言，就明白所有人是在同一条战线上、同一个团体里，拥有共同的目标，我们不仅欣赏自己所能做出的成功，更应该对他人的贡献充满感激之情，我们必须更能欣赏其他人与我们特长的不同。如果健壮型体质的人数不够，属于瘦弱体质的人就必须执行健壮体质的人该做的事，但是瘦弱型的人无法做得很好，而且这些人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如果社会上有健壮体质的人，弱者会非常感谢他们，因为他们能够做好瘦弱者所不喜欢的工作。
同样的，如果男性与女性能够了解彼此相互需要，就能真心爱对方，并心甘情愿地与对方合作。男人应该由衷感激世上存在着女人这种动物，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女人也应该感激世上存在着男人。同样，律师也应该感激这世界上有医师的存在，医师也应该感谢世界上有机械师的存在。如果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甚至也会感激这世上有低能儿的存在（而且对他们付出感情），感激有愿意收垃圾的人、做清洁工作的人，愿意做单纯体力工作的人，以及愿意做我们不喜欢的工作的人。在这种同事情谊的背景之下，敌对以及竞争的观念必须重新定义。
也许有人会意识到，有一个团体拥有比较强烈的同事情谊，那就是科学家。他们的法律、规则以及做事的方法，可以成为其他人的范例。科学的分工非常精密，而且具备深刻的同事情谊。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过后，就会发现情况可能并非我们所想的那么完美。敌对、竞争和相互排斥的心态仍存在，尊敬与轻视的差别待遇仍存在。有些物理学家认为生物学不是科学，不值得尊敬；有些社会学家认为工程师只是一些把弄玩具的小男孩，做不出什么大事——在了解以上的信心论述之前，必须根除类似的消极心态。人们必须了解综效的意义，以及超越对立的重要。
每一个人必须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也就是说，每一份工作都有志愿者。每一个人必须找出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放入社会之中，并有自己的定位，包括特有的才华、能力、技巧、价值和责任等。当然他可以寻求指导员、人力资源工作者和临床心理医师的协助，了解自己，了解社会的经济需求。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在个人本身，除非情况特殊。
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约束、认真工作、完全发挥个人才华与能力的必要。这在当今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好多年轻人在成长和自我实现等方面存在着偏见。愈来愈多过于依赖、过于放纵、只会夸夸其谈、性格被动的人，将自我实现解释为“等待灵感的降临”，他们等着事情发生，等着某个高峰体验出现，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应该做的事。任何可以自行实现的事对这些自我放纵的人来说，都是令人欢喜的。
从原则的角度而言，这显然是终极的真理，但它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事实。培养一个人的能力是很艰难的事，也可能令人厌烦（虽然有些人能够理解，这是通过对员工使命的全心投入，迈向自我实现的一个重要过程）。年轻人的态度可能来自于父母亲，他们的父母或长辈不喜欢干涉他人的行为，让他们自由发展，自行下定决心找到自己。在这种情形之下，某些心志坚定、才华横溢、拥有理想的人，比起那些个性被动、意志模糊而冲动的人，会有较佳的表现。
我们应该坚决抵制这种只会坐着等待事情发生，在等待中无所事事，不好好训练、练习、培养自己才能的哲学。我们必须进行更多的研究，证明纪律的好处、放纵的坏处、挫折的好处、努力的好处、挑战的好处，等等。我们有严谨的理论和实验证明，自我实现的人都是努力工作的人，他们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并认同这份工作和事业。当然，这代表着父母亲教育和行为获得改进。这种教育方式与亲子教育方式有所抵触，父母以小孩为中心，满足他的所有愿望，害怕拒绝小孩会伤害他。
社会变革与传统的永久性、固定性和最终性改革不同，它是实验性的，而且存在任何修正的可能。因为知识会不断地积累，而且我们所知道的远比我们所应知道的要少得多；过早的确定和过分的自信不仅不恰当，也不符合科学精神。所有的科学原则，尤其是刚起步的科学，都适用于社会变革原则。
约翰·杜威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不同于过去那些激昂暴烈、酷爱战争的革命者。我们必须具备渗透性的、深层的科学态度，将每项建议视为一项假设或实验，必须经过再三的测试与确认，假定这些建议有可能是错的；即使执行成效良好，我们也必须有心理准备，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新的或是难以预料的问题。
也许可用我们社会的富足作为例子，这是人类几世纪以来所追求的目标，它不仅带来人性高度发展的可能，更为人类带来立即的幸福。富足的社会具备各项美德、优势，但也产生许多不可思议的问题、不好的结果和可怕的陷阱。我们应该以更明确的方式说明科学的实验态度。例如，如果依据足够的证据，我们相信改进算术教学方法是达到社会变革的必要因素，对于这种想法人们会有不同的反应。其中之一就是，相信有一个人拥有天赋的灵感，对整件事非常的确定、很果断，他自认为这是可行的，对于那些持怀疑态度或反对意见的人嗤之以鼻。
另一种反应是，我们假设有可能有效，但是也有可能无效，因此必须进一步来确认。我们可以事先设计一项实验测验它的可能性，在现有的环境下设计出最完善和精准的实验，以了解各种可能的结果。不过，令人迷惑的是，有许多实验无法同时进行。如果有两到三种改善的可能，而且程度相同，为何不同时测试？在过去相信最终真理的思考模式中，这种实验方式是不可能发生的。
这份信心论述隐含的一个目的是重新定义何谓“确定性”。不同的字典有不同的解释。追求数学或旧有宗教定义下100%确定的想法，必须永远地放弃。但问题是，一旦我们放弃这种超自然的确定，是否就必须放弃所有关于确定的概念，进入一个相对的世界观？
实际上，这是没有必要的。科学家虽然非常有自信，但是他仍然警觉可能发生的错误。当我们有足够的实验证明后，某项陈述就具备了“科学性确定”，但这不是“永久或完全数学性确定”。两者是有区别的，不应混为一谈。
当然，所有科学理论、哲学和方法的改变，都必须运用杜威实验法则加以测试。例如关于参与观察者的问题必须加以深层探究，将科学等同于实验室实验的想法也必须加以屏除。至于观察者的观察行为会影响观察结果的问题，也必须做更深入的研究。
社会生活中其他的领域同样也适应这种观念。我们应该放弃一些不客观的科学以及没有价值、不真实的观念。同时需要比现在更多的事实以及观念。在渐进式社会改革时期，我们必须具备科学家的耐心，因为事实证明，科学家在下任何结论以前，总是会等待所有的资料都准确无误了才公布最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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