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何天爵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本色中国人试读：
前言
有一位老太太，住在茫茫青山之间的一个角落。她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住处，为的是躲避街坊和邻居，以求得安静而又平和的快乐时光。在夏季的一天，有个陌生人路过老太太那里，想讨一杯水喝，便敲响了老太太家的门。老太太问他从哪里来。陌生人说，他是从波士顿城过来的。听他这么一说，老太太顿时惊讶地叫起来：“天啊，您住的地方，那么遥远，不会感到很孤独吗？”
在老太太的观念中，与她的小木屋相比，波士顿就是一片原始落后的地区。她的小木屋虽然总是经历风吹雨打，却是她心中的天堂，甚至是宇宙的中心。与她的想法一样，人世间的大部分人莫不如此。
正如那位老太太，我们在与他人相处的时候，每个人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喜欢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一切。而其他人正确、明智与否，在我们看来，唯一的判断方法就是，看他们对我们是否惟命是从，与我们的意见或想法是否完全一致。这时候，就自身所持的评判尺度和思维模式而言，或许很蛮横、专制和狭隘，但是我们一点也不在乎。
在中国，人们在冬季穿棉衣，夏季穿单衣。一年四季，人们随着季节的交替而不断更换服饰。他们很少有不按时节换衣服的时候，其做法相当刻板、机械。还有，他们会遵照某一个人的意志，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共同更换衣服。诸如此类的做法，还有很多。对此，我们不但感到可笑，而且对其冷嘲热讽。然而，只要去美洲或者欧洲转一圈，就不难发现，那里有很多贵妇人或盲目或刻意地追求新奇的服饰。尽管自称很有修养，但是在“时尚”外衣的追捧下，她们所做出的极端行为，与中国人的习惯相比，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有区别的话，那么，两者之中，谁的做法更为理智一些呢？
在您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之前，可以仔细看一看，欧美妇女们曾经自然而又优雅的线条，现在变成了怎样一种奇形怪状的轮廓。当然，您也可以思考下面的一些情况：
在欧洲和美国，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妇女，竞相追逐一种奇特的服饰，而这种衣服很有可能发源于巴黎或者伦敦的贫民窟。与她们不同，中国人遵照某一个人的意志，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在同一个时间里集体换服装。欧美人和中国人对比，谁对谁错呢？
当然，在评判他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少一些偏见和有失公允的论断，而努力做到全面了解他人。不用说，如果我们能时时处处反思自己，并用一种别人看待我们的眼光来重新打量一下自己，那么情况就会比现在好很多。如果我们还可以立足更高远的境界——一个更为准确的视角，使用一种更加理性、标准的人的眼光，审视和评判我们自己和他人的时候，那么情况就会变得比刚才所说的还要好。只有拓宽视野，我们才能获得更为准确而合理的判断。也唯有如此，人们彼此才会更加宽容和友爱，也才能更好地相处。只有达到这个程度，人们才会真正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价值。然而，现实的情况却不是这个样子。
与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人相比，批判和指责中国人，明显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管是东方也好，西方也罢，彼此之间接触太少；对于双方的历史，彼此都知之甚少。目前我们所拥有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不是从事实中求得的，而是从想象和猜测中得来的。鉴于此，我们很容易会对中国人产生误解。不过，他们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民族。在中国人眼里，与任何虚幻的臆造和猜想相比，现实生活是如此妙趣横生和丰富多彩。有一些矢志不渝的研究者，怀着一颗虔诚的心，认真地研究着中国人。然而，吸引他们这样做的，是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还有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社会习俗，而不是被一般人所歪曲丑化且为人所知的中国人的愚蠢笨拙，尽管他们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且有些迂腐落后。
写作本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道歉或者忏悔，也不是为了辩护，更不是为了批判，或者与之相反的大肆鼓吹赞歌。我曾经在中国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也同他们各个角落、各社会阶层的人们打过交道，并与其中一部分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这期间，我接触和了解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有一定的认识和体会。这本书所写的，正是我的感悟和心得。这本书的写作，完全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而不是我个人的主观臆断。我在书中描写和论述的一些现象，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很重要而又奇特的一部分。之所以要向读者展示这些，是为了说明为什么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某些特定的思维模式和风俗习惯，而在中国人看来却是如此稀疏平常，甚至是理所当然的。总而言之，这本书所展现的是真正的中国人。它所使用的勾勒手法，是一种独特的大视角和粗线条。
为了使得书中所描述的内容，更加贴近生活，生动有趣，也为了让读者更易于接受和理解，我们在每一个章节安排了很多小插曲。每一个小插曲，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没有一点夸大其词的成分。在必要的时候，作者本人可以将每一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涉及的相关人物，做一番细致的罗列。
中国人身上有很多缺陷和不足，但是他们也有很多优秀的道德品质和性格特点，令人钦佩，也值得我们学习。他们身上的优势和短处，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相互衬托，显得很有趣味。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东西必然会发生变化，并不断地保留下去。它们的变化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迅速，尽管它们不乏旺盛的生命力。但是，不管是谁，只要对中国人有了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了解，就会明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这个国家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这个民族终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何天爵1895年1月写于纽约第一章 写在前面的话
三十多年以前，中国与西方各国开始交往，并慢慢地相互了解。从那时起，到后来中国与欧美国家签署第一批国际条约，中间也不过五十年的时间。在第一批国际条约中，中国正式承认了欧美各国的存在。然而，那些条约缺少一些具体的条款，比如说允许双方寻求和建立友好关系等方面的内容。因此，那些条约对双方前期的交往来说，只是起到了一些介绍性的作用。
如果外国的使团只能停留在军舰之上，在中国的沿海各地漂泊；如果进入北京的大门，一直没有对各国的外交代表开放；如果外国人在中国的内陆地区，不能自由地远足游历；如果中国的开放口岸，还是仅仅限于沿海地区的那三四个城市，并只允许外国人在那里进行商业贸易和居住等等——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下去，那么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就永远无法了解中国人了。反过来，他们对于我们的认识，也始终处于模棱两可的阶段。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这是近代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条约。1860年，《天津条约》签订。直到这个时候，外国人才可以在中国的内陆地区自由游玩，而外国使节也才被允许在北京城内设立办事处。在这之前，就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情况没有发生一点改变。
在人类的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人们，第一次如此贴近地站在一起。他们面对着面，彼此仔细地打量着对方。一边是保守，具有高傲自尊心的中国人——为人处世从容不迫；另一边是积极进取，聪明机智，对未知充满了渴望的西方人——具有明显的侵略性。这两种不同的人相遇，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碰撞，一些保守与进取的较量。西方世界早已先后经历了蒸汽机时代、钢铁时代和电气时代。他们对于还处在孔子时代的中国心怀不善，伺机攫取。为了让读者对中西方最初接触时的情形有一个深刻而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场景：一位西方的商人经人引见，出现在中国的圣人面前。这个商人积极进取，富于远见；而中国的圣人，从一开始就明确表态，不愿意见这个商人。最终，这两个人还是被单独留下，彼此相识，并开始交往。如此一来，这两个人彼此之间会形成怎样的看法和意见，就可想而知了。
在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并没有可以使双方彼此认可的利益支点，也没有可以使双方自由交往的文化基础。不错，我们很想与中国人做生意，但是清政府与我们进行贸易往来的诚意和范围是极其有限的。他们只划定广东这一个地方，作为我们与他们进行商贸的有限区域。于是，便出现了以下我们不想看到的贸易场景：大捆的生丝和一箱箱的茶叶，从牢固的城墙上通过绳子传下来，继而到我们的手中，然后我们再把英国鸦片和墨西哥银元通过那根绳子传回去。像这样的交易方式，十分脆弱，且交易量很少。只要这样的方式一直存在，我们就认为这是一种限制性的贸易，而决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贸易规则——一种鼓励性的贸易政策。
当然，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就与欧美国家建立政治和经贸关系而言，中国持有强烈反对的态度。事实上，在任何一方面，中国只是不想与西方国家交往得太过密切。为了防止内地人相互联系，并支持郑成功抗击荷兰军队，在顺治十八年，也就是1661年的时候，清朝政府下令，沿海地区的居民向内陆迁移三十到五十里。这些地区包括江南、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与此同时，清政府还下令，禁止一切船只进入海域，并烧毁了沿海的居民住所和船只。为将禁海令彻底地贯彻执行，清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酷刑。凡是破坏上述规定，或者私自出海的人，不管远近，立即被执行死刑。即便有些人偷渡到国外，有一天回到国内，不小心落到了官吏手中，那么他也没有办法逃脱死刑。尽管这条规定多少年来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但是直到今天，它还是有法律效力的，并没有被官方完全废除。
此外，清政府还规定，普通百姓不得建造长于六英尺的船只。这样一来，这些只能在海上进行短期航行的船只，既没有办法获取利益，也没有办法规避风险。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船只，都不被允许进入中国的港口，而中国国内的船只被限制在有限的海域内航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清朝政府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与我们交往，并接待我们；对于我们这些海外的远客，清朝政府乐不乐意亲自到我们的国家进行回访。清朝政府虽然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从泰国来的商船，只要按时注册登记，就可以在曼谷或者中国的几个港口进行贸易活动。在夏季，这些船只迎着东南季风，毫不费力地飘荡到中国。等到了冬季，这些船只又在西北风的吹拂下返回故土。就这样，它们每年完成一次往返行程。
关于这本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研究闭关锁国政策所带来的后果究竟被中国认可还是否决，也不是为了探究中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不过，有一点却是有目共睹的：对于西方各国的地理位置以及特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据说，中国拒绝了一个外交使团想签订一个条约的意图。这个外交使团，是现在的德意志帝国派遣来的。幸好英国官员从中斡旋，清朝政府才收回了拒绝的成命。然后，清朝政府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国是一个值得尊重的民族，他们的国王与英国的女王是亲戚。当然，他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自然是听信于英国官员所提供的消息。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决定与德意志帝国进行谈判，并签订条约。
1870年，北京有个高级官员，被派往欧洲。当时，他担负了一项特殊的使命。临走的时候，他一定要把一百五十多磅的食盐连同其他的行李，一起带上车。在他看来，即将到达的那个地方，一定没有食盐，而他早就习惯了吃盐。最近的时候，大概是1884年前后，清朝内阁中有个官员，询问他的一位同僚有关外国人的婚姻等问题。外国人是不是男女混居在一起，男女之间是不是没有最为基本的伦理观念，以及任何形式的婚约在外国人的婚姻中是否存在，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被在场的另外一个人听到后，迅速传开。
正是由于上述对于西方人的无知，中国人头脑中便产生了许多荒唐可笑的看法和观念。这些片面而又失真的观点，涉及西方人的风俗习惯和外貌长相等方面。相对于中华帝国来说，西方人居住在偏远的地区，根本无法接触到中华帝国的影响力和开化力。在北京或者中国的其他城市，对文化人类学感兴趣的学者，随便到一个书店，就可以找到一些图书。在这些书里，有很多对外部世界野蛮人的描述。其中，有些描述还配有插图。那些插图是用水彩描绘出来的，看上去经过一番颇为仔细的雕琢。在这些插图里面，有一些人被描绘成腿非常短，看上去很弱小的样子；而另一些人则是耳朵非常长，都已经接触到了地面。在对第一类人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一定在很早之前听说过大猩猩，并且很有可能获知了关于大猩猩的准确外貌。还有一些人，他们的脑袋长在左手臂的下面，被他们本人灵活自如地提着；同时还有一些人的脸，就像是一个瘤子，采用浮雕的形式附着在胸脯上。对于西方世界，中国人知之甚少，并总是在头脑中胡思乱想。于是，对于中国人不愿与西方人进一步交往和交流的做法，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在闭关锁国政策未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之前，中国不知经历了多少年。在此过程中，中国一直以为，她是世界上国家的中心；这个世界的运行，是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个世界上，她是一颗永久不变的恒星，是一个强大开化并具有高度文明的帝国；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处于她的支配力量之下。作为中心国，在中国的周围，还有一些大小不一的卫星国。他们用最为体贴的方式模仿中国，以此来让她感到满意。中国的文明，被周围的卫星国所借鉴，连她的政府体制都成为卫星国的体制蓝本。
此外，中国的宗教也得到卫星国的纷纷效仿。还有几个卫星国，直接使用她的语言——汉语。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希望从她身上吸取有益的文学和艺术智慧。在众多卫星国心中，她是至高无上的霸主，并且是东方世界里的最高权威。对于卫星国所涉及的事端，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她都充当着一位仲裁人的角色。而当卫星国发生叛乱和暴乱的时候，她会使用武力，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在她看来，她就是他们的保护神，而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所有的卫星国都必须服从她的意志。就这样，中国与她的卫星国，共同组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世界。
就上文所论述的行星系统，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其中，有一颗令人捉摸不定却十分危险的彗星，就是日本。在东方，与日本相比，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攫取中国大量的实际利益上与之相媲美。日本的那位大陆邻居——中国，贡献出了自己的艺术、语言、文学，甚至至少一种宗教流派给它。中国的两种主要农产品——茶叶和生蚕丝，也已经传入日本。关于这一点，从日本对它们的称呼中可以看出。尽管如此，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却是一个惹是生非的邻居。对于中国的权威地位和霸主雄风，日本早就怀有非分的企图。最近，中日之间爆发了一次冲突。有些人认为，这是两个国家交往过程中的一次意外事件。很显然，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那只不过是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在当代的中日两国之间，重现演绎一遍而已。
除日本之外，周边的很多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这种关系非常明确，彼此之间也易于理解。在每一个新年来临之际，周边的小国家纷纷派出使者前往北京，向中国的皇帝表达节日的祝福。当他们觐见中国皇帝的时候，手里往往带着贡品。而中国的皇帝则会亲自接待他们。当他们返回各自的国家时，中国皇帝会回赠他们很多礼物。这些礼物的价值，远比他们进贡给中国皇帝的贵重得多。这是因为中国皇帝比他们的国王拥有更大的权力，很自然，他所拥有的财富也比他们的国王多很多。
白象，是泰国皇帝进贡给中国皇帝的礼品之一。除了很少的几年没有那样做，几乎每一年，泰国皇帝都会派使者送来白象。送来的白象，有的到现在还活着，就被圈养在北京的象苑中。此外，从1894年到1895年的冬季，是几百年或者几十年以来，朝鲜第一次没有向中国进贡礼品。之前，每年朝鲜国王都要派出进贡使团。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往来都是由进贡使团完成的。在使团中间，一般会夹杂一个商人队伍。这支队伍，数量庞大，阵容可观。对于他们，中国给予了最为优惠的待遇：在中国做生意，免除一切形式的关税。与此同时，上述国家还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每一个新继位的国王，都要派一个使团去清朝请示，希冀获得清朝皇帝的准许。像这样的情况，在朝鲜和越南国王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既松懈灵活，又带有本质性的特征。西方人向来思维精密，严格准确，凡事都讲求实用。因此，这样的一种关系让他们感到颇为不解，甚至引起他们思想上的混乱。中国对周边小国家所宣称的控制和维系关系，在欧洲的任何一种语言当中，都没有办法找出一个与之匹配的合适术语。他们之间的相对地位和身份关系，在我们现有的国际关系概念中是完全陌生的。像这样的一种关系，一方面我们对其内在的本质一无所知，另一方面我们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术语为其命名。于是，我们将其称之为宗主和藩属的关系。
其实，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藩属国必须向宗主国提供一定的军事力量。同时，藩属国每年必须向宗主国上交一定的贡品和财物。但是，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宗主国都不能强迫藩属国去做上述行为。当藩属国内部发生动乱或者造反时，中国总是派遣军队，帮助他们镇压国内的暴乱。但是，像这样的军事帮助，中国从来没有向藩属国请求过，也没有接受过。每一年，中国和藩属国之间互赠礼物。当然，每一次都是中国给予的多，获得的少。除此之外，藩属国并没有向中国皇帝赠送过什么特别的贡品或者财物。
对于东方人来说，上述的这种关系十分简单，且很清晰，尽管它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显得那样模棱两可和捉摸不定。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关系的存在，恰恰与他们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相契合。这种关系，被他们形容成一种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比如说，就像描述一个家庭中，两个兄弟之间的关系一样，当中国政府需要表明自己与朝鲜之间的关系时，就会采取老大哥和小弟弟之类的说法。其实，这种说法流行于中国的各个地方。实际上，中国政府体制赖以建立的基础——宗法家长制，也是依靠这种老大哥和小弟弟的关系形成的。在小弟弟面前，老大哥自然有凌驾于其上的特权和义务。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在周围卫星小国跟前，中国无疑就是一个道德权威。此外，中国还负有支配正义的权力。与我们传统的思想观念相比，这些与之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很自然地，我们对这种关系感到由衷地厌恶。因为这种关系本身的存在，极为不确定：既可以轻易地取消，又可以任意强加在别人身上。基于此，这一体系中一些令人称道的特点可以随时被发现，只需要我们依据主观判断，尽量加强或者回避上述不确定的关系。
多少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自身的霸主地位。在她的周围，有很多弱小的和未开化的小国家。这些小国家不断地恭维和赞美，使她变得日益骄傲自满，甚至以自我为中心。关于这一点，善于思考的人们从不感到有任何奇怪之处。中国自古以来就拥有一个小圈子，它由崇拜中国的小国家组建而成。这样的一个小圈子，带有明显的排外性。因此，中国和她的小圈子不希望有其他的国家闯进来。对于那些没有按照她的模式来经营组建政权的国家，对于那些在她所能惠及的范围之外的偏远国度，中国没有理由不采取一种鄙夷的神情对待他们。同时，中国与印度，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千万不能忽视。对于印度这个东亚伟大的帝国，中国与欧洲的相互交往，一定会给它带来一定的影响。而这些，中国人从传统的东方立场来看，有着自己准确的看法和判断。
在与欧美国家交往的时候，中国显示出一种坦然自若的神态。然而，这其中也不乏有荒诞不经的骄傲自大。与我们的交往和联系，对中国来说，是一件极其不情愿的事情。很显然，在清政府和它的臣民看来，这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联系与往来是多么可恶啊！这就是中国面对欧美等国家，建立良好互动关系时所持有的态度。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讨论，必要的时候，一个国家是否可以诉诸武力，以求得与另一个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并进行贸易往来。这个问题不是本书所研究的内容，它可以留待专业的国际法权威去回答。所谓的鸦片战争，本书并不想就其正义性问题发表任何有关的看法或意见。当然，本书也不会记录其他人的各种观点和意见。作者想要做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勾勒和描述鸦片战争的真实情景。鸦片战争的经过，对于每一位聪明的读者来说，是了然于胸的，因此，每一位读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解读。然而，在中国人那里，这场战争究竟使得他们持有怎样的观点，怀有怎样的情绪；对于所有外国人的看法，这些情绪和观点是如何扭曲中国人的认识，以及如何影响整个中国的对外关系，等等。像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们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了解。对于这些问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也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基于此，我们要重新描述一遍鸦片战争，以期对近代的中国人有一个客观、充分的认识和了解。就鸦片战争这一问题，下面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1842年，西方国家攻击了吴淞要塞。这一要塞位于广东省以外的偏远地区。1860年，欧美国家又攻占了北京城，并火烧圆明园。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动海陆战争，不管其他原因是什么，在中国人看来，“鸦片”这两个字是导致这些军事行动的直接目的。中国人认为，外国人的不满，只是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他们真正的目的在于，打开中国的大门，并将中国作为倾销鸦片的广阔市场。这些鸦片是外国殖民者在印度种植的，它们被运送到中国，卖给中国的臣民吸食。
在中国看来，上述事实是确凿无疑的，西方国家没有任何可以抵赖的理由。其实，早在1842年以前，清朝政府就规定，不管是公开运送还是暗地里走私，只要将鸦片运到中国，就违反了中国的法律。就这一问题，已经有不少的摩擦和冲突，频繁发生在广东地方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之间。后来，东印度公司经营鸦片的特权被取缔。接着，它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的碰撞和摩擦日益加剧。1840年，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被朝廷派往广东禁烟。当时，清朝的皇帝下了一道圣旨，明确指出一定要杜绝鸦片贸易。林则徐谨遵圣谕，丝毫不敢怠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与东印度公司之间的矛盾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状态。来到广东后没过多久，林则徐就发现了一大批鸦片。这些鸦片分装在二十二艘船只上，在广东的水面上停泊着，其价值高达九百万元。这一事实的存在，公然挑衅和亵渎了中华帝国的法律。按照当时的惯例和法则，所有的鸦片连同装运鸦片的船只，一律没收。在这种情况下，林则徐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逼迫外国商人交出鸦片。无奈之下，那些鸦片经由英国商务监督义律交给了林则徐。同时，他还向中国政府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向中国的港口运送鸦片。
在这次禁烟运动中，林则徐一共缴获了两万两百九十一箱鸦片。这些鸦片全部被运送到海边，进行严格的销毁处理。在海边的高地，林则徐派人挖了一个又大又深的池子，然后往里面注满夹杂了不少石灰的海水。所有的鸦片投进池子里，全部被销毁。事后，销毁的残渣随着潮水流入海洋。在销毁鸦片的现场周围，还安排了很多官员把守。在处理鸦片的过程中，他们仔细地进行监督。谁要是想顺手牵羊，拿走一点鸦片，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当时，有一个中国人，他妄图从那里带走些许鸦片，结果被当场砍头。可以肯定地说，在这种情势之下，鸦片全部被彻底销毁。对于清政府销毁鸦片的决心，我们深表敬佩。收缴鸦片，并彻底销毁，这是一个政府本应该做的事情。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林则徐扮演着一个仆人的角色。因为对于皇帝的命令和旨意，他忠心不二地坚决予以执行。
虽然中国政府的禁烟行为，是正义的，并且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赞扬，但是就像中国人早就预料到的那样，英国人派来了海陆军。紧接着，中国沿海的几个港口，被英国人侵占。古都南京，被英国人团团包围；还有舟山群岛，也在几日之间被英军夺取。最后，在军事力量的威逼之下，清政府与英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了和约。按照和约的规定，清政府给英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还将香港岛无条件地割让给英国女王。在二千一百万银元的赔款中，有六百万是鸦片费用，三百万是商贸欠费，一千二百万是军费。
以上所述，就是让中国人难以忘怀的鸦片战争的经过。这一事实，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对外国人产生了偏见。有一种说法认为，英国人采取军事行动，纯粹是出于严重的不满。如果我们想为这种借口辩解的话，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英国人即便不是为了鸦片，也迟早会对中国动武的。在1860年北京被攻占之前，英国人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中国皇帝的出逃，以及他在流亡过程中意外病故，使得清朝政府不得不做出更大的让步。于是，鸦片贸易在中国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英国人在华的鸦片贸易得到认可后，他们才会放下武器，进而寻求一种和平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与英国人的协商或谈判过程中，清政府竭尽全力地劝说英国人尽量与中国人保持合作。否则，鸦片要么被严禁查处，要么慢慢地被拒绝倾销。对于清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洞察世事的人心里很清楚。另外，对于清政府的那些请求，英国人或者严词拒绝，或者根本不予理会。关于这一点，中国人也心知肚明。正是这些事实的存在，使得中国人对西方人产生了一种固有的偏见和深深的怨恨。
当时的形势，具有上述那些重要的特点。中国在这种形势之下，被迫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走出来。她开始接触西方世界，并从正面关注近代的西方国家，尽管她与这些国家建立了一种无奈且不情愿的关系。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一切西方国家无理的侵略行径，都是她所无法容忍的。这一点对她来说，是很正常的。同时，对于那些为她的最高利益服务的人们，她总是怀有偏见和误解。这一点，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近代国际法的原则及其具体内容，她的最高统治者一无所知。同样，对于那些支配独立国家间平等交往的准则，中国人也闻所未闻。正是这种无知，清政府总是被他们的最高统治者摆放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因此，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本就是一些合法的东西，他们还要力争一番。这样一来，反倒使得胜券在握的外交斗争归于失败。像这样的情况，与评论他们的人一样，清政府自己也心知肚明。然而，由于虚荣心和傲慢自大的缘故，他们从不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的无知和失误。在清朝的内阁中，有一位官员，曾经对本书的作者说过：“不管是什么问题，我们最终总会遇到屏障。有时候，情况在最初阶段对我们很有利，然而往后走，我们就会自乱阵脚，顾此失彼，最后酿成错误，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正义和公道究竟站在哪一边，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对于这样一种过于悲观的自我评价，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远远超过说这句话的内阁大臣所能认识到的。
这位内阁大臣的话，通过下面的一个简单例子，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在很早的时候，北京就形成了一个惯例：皇帝不管什么时候出门，所经过的街道，都要进行封闭，不允许任何人在那里随便行走。有一次，皇帝马上就要出门了，总理衙门很快将这条惯例告知各国的外交使团。然而，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做法，除了一家外交使团没有说话外，其他的各家都纷纷表示强烈的抗议和不满。事实上，外国人所居住的地方，并不在要被封锁的街道之内，因此，这种做法根本不会影响他们的出行。即便有些许麻烦的话，禁止通行的时间也不过几小时而已。其实，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不管是市政府还是枢密院，都不会主动告诉外国使馆，他们要封锁哪一条街道。出于需要，他们会把某些街道封锁一天，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当其他国家的外交使团提出质问的时候，他们会立刻用相当体面而又得体的答复予以回应。如此看来，清政府对外交使团过分地客套，反倒惹了一堆麻烦。
如果我们对中国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能够细数他们的优点和缺点，更进一步地认识到，这些优点和缺点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都有所体现，再把他们与西方人相互交往的三十年间所发生的事件完全记录下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在这一阶段，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古老的传统模式没有发生一点变化。相反，中国基本上可以适应近代世界的要求。在她的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人们表面上看起来头脑停滞，麻木不仁，思维混乱，但实际上，他们绝不是那样的。就本质而言，中国人既骄傲自大，又谨言慎行，甚至有些保守。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沉睡之后，他们突然被唤醒了。实事求是地说，在一种非常不利的环境中，他们被唤醒了。四亿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由于这种唤醒，需要重新塑造和发展。很明显，这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的。
就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文明成果而言，把中国和日本放在一起加以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一点说服力的。原因很简单，就本质而言，中国和日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对于日本来说，他们借用中国的服装样式，但是很快，他们就抛弃了这一服装样式。而对中国来说，他们用自己的劳动，亲自设计发明了传统的服饰。这些服饰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身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抛弃东方的模式，吸取西方的文明精华方面，日本抛弃了他们旧有的服饰。与之相反，中国人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在过去的很多年间，中国人在不辞劳苦地纺织棉布。虽然速度不是很快，但他们一直坚持着。
除了上面说的一些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存在于中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之间。自从与西方国家接触，到后来的建立外交关系，处理日常事务，日本很明显都要比中国占有优势。关于鸦片战争，前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论述。我们知道，正是因为那次战争，中国不得已被拖进了国际体系——一种西方人所谓的秩序空间。这次战争没过多久，日本也在西方国家的威逼之下，被迫打开了国门。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丝毫的疑问。之后，在美国的主持之下，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在此过程中，美国和日本达成了共识，严禁贩卖和吸食鸦片。并且，这一点还成为两个国家法律中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很清楚地知道，对于这些法律，与中国签订第一个条约的英国怀有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妨做一番简单的比较：英国对于中国禁止鸦片贸易的做法，表示大为不满，并野蛮地进行干涉，阻止中国的立法机关做出相关的规定。相反，对于日本的立法，美国则从道义上表示支持。而且，美国的官员在进入日本之后，严格地遵守日本的相关法律。对日本政府来说，美国官员的做法无疑增强了他们的权威。
在刚开始的时候，对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对他们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些影响和结果是没有办法想象出来的。可以这么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现在所形成的不同地位，就是上述的影响和结果造成的。1872年，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建立正式的条约关系。那时候，旅居在日本的一部分中国人，写了一份申诉书，并将其交给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他们请求美国大使馆，一定要把这封申诉书递交给日本政府。这封申诉书的内容大致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日本居住期间，吸食鸦片。然而，日本当局对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他们还宣称，在晚上的时候，日本的警察经常闯进他们的卧室。为了判断他们是否正在吸食鸦片，日本警察总是要闻他们呼出的气味。他们无法忍受日本人这样做，对他们而言，那简直就是痛苦的折磨。基于此，他们妄图通过申诉书，为在日本遭到的不公而讨回公道。
在美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1878年，清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从在美留学生中选拔几个，将他们送到西点军校和安纳波利斯的陆海军学校学习。对于这一请求，美国政府的回应显得很怠慢。在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清政府一直在做努力，希望能实现那个请求。然而，他们的愿望还是落空了，因为美国政府最终拒绝了这一请求。后来，这件事情影响很大：清政府直接撤回了在美的全部留学生，并下令解散留美学生事务所。原本，派遣留美学生，是清朝政府主动与西方世界接轨的一项重要事业，既现实，又很有意义。现在，所有这些全部化为泡影。当清政府提出这一请求的时候，日本的在美留学生正在安那波利斯学习海上战术——关于这一点，清政府已经明白无误地获悉了全部实情。
美国偏袒日本而拒绝中国的这种做法，对于最近发生的中日甲午海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着作用呢？对此，我们无法轻易地做出判断。不过，在那次海战中，日本方面的主要指挥官，有几名是从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同样的道理，美国的做法，究竟对清政府产生多大的影响，使其沮丧不已，感觉受到了巨大的羞辱；使其胆量变得越来越小，没有办法应对；使其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而不断徘徊，无法前进。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也很难做出有效的估计。
在世界上，只要是英国和美国的殖民地，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移民都是可以去的。但事实上，在那些所谓的把中国劳工当人看待的国家，在法律上已经明令禁止了中国的移民。而对于日本的移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采取过类似的禁令。对于自己的臣民，清政府坚决反对他们出国移民。这是因为，在清政府看来，自己的臣民绝非一无是处。与此同时，针对西方国家所采取的歧视中国移民的措施，清政府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在这里，我们不是出于争论或者谴责的目的，才做出这样的一番对比。中国和日本这两个相邻的大国，所遭遇到的西方国家不同的对待，是不是把他们从各自的封闭状态中唤醒；他们的不同遭遇，是不是导致双方产生了嫉妒或者猜疑；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和日本所采取的不同态度和措施，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是不是明智或者正确。诸如此类的问题，作者要么不想提出，要么根本不准备讨论。不过，今天中国所持有的态度和立场，与上述一番对比有着直接而又重要的联系。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做出一番比照。任何一个人，如果要对中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更进一步地，他若想要明白，那些外部和内部因素是怎样相互作用，从而使得中国处于今天的这个状态，那么我们前文所做的一番对比，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视的。
在清政府打开国门，向西方国家开放的前三十年间，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神秘莫测的问题突如其来，让她有些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事实上，那些问题事关重大，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生死存亡。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恭亲王奕和李鸿章，逐渐掌控了清政府的内政与外交，甚至主导着整个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1860年，当北京遭遇英法联军的强行闯入时，整个皇家贵族中，只有恭亲王——当时咸丰皇帝的亲弟弟，留守在北京城内。在这种情况下，恭亲王理所当然地被指派为中方代表，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各国代表进行和平谈判。从此以后，恭亲王在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渐地，他权倾朝野，烜赫一时。一直到1884年，他被罢免后，这种情况才宣告终结。
然而，外国人对另外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可能会更加熟悉。这个人，便是李鸿章。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恭亲王作为皇亲国戚，身份高贵，一般的外国人是没有办法与之相见的；另一方面，与李鸿章不同，恭亲王远离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而一直在北京城内深居。但是，不管怎样，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如果说恭亲王是清政府的头脑心腹，那么李鸿章便是它的左膀右臂。
近代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进行交往的外交体系，还有高效率的海关制度，都是恭亲王在他的政治生涯初始阶段建立并逐步完善的。当清朝帝国内部接连出现动乱——太平天国运动和西北的陕甘回民起义时，恭亲王采取果断的军事措施，对其进行了有效的镇压。接着，在天津，发生了中国人屠杀外国传教士的惨案。这一事件很快引起了外国政府的愤怒。但是，恭亲王立刻出马，用一系列优惠条件抚平了这次风波。外国公使想要觐见中国皇帝，恭亲王围绕礼节这一问题，与各国代表展开了喋喋不休的争论。然而，当事态的发展有可能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时，恭亲王又能富有远见地预见到，并及时做出了让步。在处理伊犁问题上，恭亲王在与俄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占尽了上风。此外，他还想方设法地消除了劳工贸易。之后，法国人侵占越南，在处理这一问题上，恭亲王出现闪失，并被当政者赶出军机处。即便如此，新上任的执政者依然采取了他制定好的政策。
在对外交往的过程中，恭亲王总是事先将对手放在假想的对决场景中加以研究。对他而言，当问题真的出现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在许多外交事务的处理上，他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其原因就在于，他善于预见各种可能的情况，并选择恰当的时候做出一定的妥协或者让步。在各种角色的转换中，恭亲王显示出了惊人的速度。在他身上，你既可以看到骄横粗鲁的一面，又可以看到谦和文雅的一面。有时候，他待人接物显得很有耐心；但在另外的一种场景下，他却又变得相当暴躁。立足不同的情况，出于各种需要，他会灵活自如地运用自身的特点。
或许，你会认为，恭亲王变来变去的一副副面孔，显出他的犹豫不决。其实，在那不断变换的面孔背后，他正在快速而又仔细地琢磨、研究对手。在彻底摊牌之前，他一直在判断对手的情况，探究对方的真假与虚实。这时候，你会发现，他很坚定，丝毫没有要妥协的迹象。然而，就在最后的时刻来临之际，他的对手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与之争夺时，刚才那个坚挺不屈的恭亲王瞬间不见了。而站在对手面前的，却变成了一个笑容可掬、阿谀逢迎的奕。可以说，在东方的外交场上，恭亲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老行家。
在清政府中，恭亲王的才能在周围的一群人里显得格外突出。作为一名领导者，他坚定不移地执行防御型保守性的外交政策。对于清朝帝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恭亲王比任何人更加清楚。对于这个庞大帝国所存在的问题和弱点，他比常人更有深刻的洞察。到目前为止，在大清帝国内部，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肩膀上担负着重大的责任，深刻而又细致地观察着世事的变迁与发展。在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二十四年当中，他先后辅助了两个皇帝。那两个皇帝继位的时候，都还是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同治皇帝，不但女性化倾向严重，而且生活奢侈腐化，最后在荒淫无度的生活中死去。
实际上，在恭亲王的从政生涯中，他一直是清政府内政外交的中坚力量。有很多内政外交政策，都是他一手苦心经营并机智地执行的。可以说，恭亲王是清政府中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最近，这位多才善变的恭亲王，官复原职，又回到了总理衙门大臣的位置上。这对于清政府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内政外交中，它意味着清政府将会有很大的收获。
1823年，李鸿章出生在安徽省。那是清朝帝国内部的一个中部省份。当时，李鸿章所在的家族在当地并没有什么名气。后来，李鸿章的兄弟及其子侄辈们，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他们先后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并被允许顶戴花翎。至此，这个家族在当地才有了声望和名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李鸿章的母亲才倍感荣耀。说起李鸿章坦荡的政治仕途，可以追溯到清朝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期。那时候，他担任江苏省巡抚。而在江苏省，太平天国的起义活动，此起彼伏。一次，五个姓王的起义军头领向清军投降。在此之前，戈登已经向那五个人保证，只要他们放下武器，一定会给他们一条生路的。然而，李鸿章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下令将那五个人斩首示众。(编者按：此处资料有误，作者所记之事可能为发生在1863年的“苏州杀降事件”，被杀者有八人，分别为：郜永宽、汪安钧、周文嘉、伍贵文、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汪怀武。)1871年，李鸿章被清政府任命为直隶总督。在这一职位上，李鸿章一直待到他去世时为止。当时，整个北京城也在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之内，因此，在清廷的督抚中，李鸿章拥有最高的地位。
作为一名直隶总督，李鸿章具有丰富的军事作战经验。从外在的言行举止和思维方式来看，李鸿章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政治家。然而，与政治家的身份相比，我们情愿说他更像个士兵。在中国人中，李鸿章是少有的身材高大者。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浑厚且有些粗鲁。然而，他的性格却很温和，容易让人接近。作为一名典型的东方官员，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李鸿章显得有些矜持和自重，并且处处流露出安宁祥和的神情。然而，与他相见，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能经由他的同僚带话，希望与他谋面，那么像这样的请求，一般都会得到李鸿章的允许的。
在与那位看似粗鲁的老总督的交往过程中，许多外国人明白了真正的彬彬有礼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和行为。有一次，一位美国人——某州的前任州长，在总督府里，受到了李鸿章的热情接待。当他们见面的时候，老总督和那位州长先生，包括那个在场的翻译员，彼此相距不远，差不多是站在一起的。当州长先生离开那里时，对他身边的一位美国朋友这样说道：“谁说那位老总督是个顽固不化，地道的野蛮人？他明明是一个很有礼节的人啊！”
在中国，近代海军和新式陆军的组建，可是说是李鸿章一人所为。作为清廷的左膀右臂，李鸿章在坦荡的仕途道路上，向整个清王朝显示着自己至死不渝的忠心。而清政府对于他，也越来越倚重。不管是什么事情，清政府都会找他协商，希望他能出个主意。可以说，在所有的大臣中，李鸿章是最受清政府宠爱的一位。在整个朝廷里，没有一句谣言，是关于清政府不再重用他或者他对清政府存有异心的。与李鸿章一样，对于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其他官员也没有什么异类的想法或者态度。作为统治者，满族人在历史上曾经是聪慧、理性，且富有远见的。整个国家上下，汉族人和满族人之间，清政府都一律平等对待，而不存在什么差别或者种族歧视。当然，那种极个别的受到特殊恩宠的人除外。实际上，满族人已经被土著的汉族人所同化和吸收。这两个民族已经彻底融为一体了。在清廷内部，满族官员数量远远低于汉族官员。众所周知，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是德国血统。如果因为这一点，要她与自己的英国朋友势不两立的话，很明显，这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生的事情。同样，如果让清朝的满人皇帝与他的汉族官员作对，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第二章 中国的政治制度
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中国的一切都是那么与众不同。当他们接触到中国的事物时，难免会产生一些不恰当的看法，似乎已经成了一条尽人皆知的规律。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西方人所产生的偏见，通常是可以理解的。哪怕是一个专门研究政治制度的西方学者，对于延续几千年的中国政治系统也是一筹莫展，因为这种政治系统繁冗复杂，仿佛就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
在西方人看来，政府是这样一种组织：它的领导人首先需要通过一部分或者全部公民投票选举；当组建政府完毕后，还要按照不同的职能，划分不同的部门。每一个部门都有明确的权限，依据相应的权力，对全体公民负责。这样一来，各个部门，互为分工，相互制约，这就是西方所实行的分权制。此外，各个部门在履行职责的同时，还必须随时接受公民的监督。
正因为如此，西方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系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杂乱无章，彼此冲突。他们试图从理论上理清中国的政治体制，但是发现自己很快就陷入了徒劳的境地，于是不得不放弃这种尝试和努力。原因很简单，面对这种政治体制，他们不知从哪里下手，几经辗转，便有些不知所向了。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如果有像中国这样的一种政治体制，那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因此，为什么中国的政治体制一直能够延续，为什么这个国家的人们能够在此体制下生存，对于西方的学者来说，始终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最后，他们把中国的政治体制划分到“专制政治”的行列。这种最为人熟知的说法，其实是他们的无奈之举。之后，他们就置之不理了。
作为一个局外人，仅仅从外部的条件考察，而没有进行深入的内部探索，便轻易地得出上述结论，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出来的事情。在中国，人们不像西方人那样，渴望拥有一些基本的权利。这些基本的权利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东西，并被认为是上天赐予的，而在中国人那里，可有可无，或者说一点用都没有。
在中国的法庭上，人们不知道有陪审团这回事。倘若给被告提出陪审这一建议，他们会像拨浪鼓那般摇着头。他们觉得把自己的案子托付给十二个人，是一件极为不妥的事情。因此，他们宁愿委托给一个人。在中国人的语言系统中，没有一个表示人身保护的字眼。像这样的情况，曾经在英国和美国也出现过。对于西方人熟知的怎样保护基本权利，中国人一点也不知道，更别提《大宪章》之类的东西了。我们西方人实行的选举制，他们只当是一件有趣的事，从来没有认真地思考过。无论是选择统治者，还是制定政策制度，中国人向来不直接参与，没有一点发言权。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其意志就是一国的法律。皇帝每一次处理案件，就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号一次命令，积累起来，就是整个国家的法律。这其中有一部叫《大清律例》的法典，那只不过是历代皇帝意志的综合表述。这部法典的内容，都是从历代的案件处理中整理而来的，几乎涵盖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连最细微的可能发生的情节都包含了进去。与中国的司法审判程序不同，西方人通常会设置律师这一行业，并允许律师参与到审判中来。这一点，是中国人无法容忍的。他们对律师极其厌恶。曾经有一位中国的政治人物对作者亲口说道：“我们有自己的判断力，并且能够依据常识解决每一个案件。至于那些律师，则会把正义和谬误混为一谈。”“政府的一切权利，全都出自于人民”，已经是全体美国人民的共识。实际上，就整个西方世界而言，人们越来越认同上述政治观念，而中国人对此却一无所知，更不要说让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明辨其中的得失。不过，在他们曾经读过的一本古老书本里，有这样一句话：“人世间的一切权力，全都出自上天。”这与我们的政治观念虽然只差两个字，但背后的含义却迥然不同。几千年来，不管是改朝换代，还是风俗变迁，中国人一直恪守这样的政治观念：他们会遇到圣明的贤君统治，但也会遭到昏庸的暴君奴役。这样一种风风雨雨的历史变迁，在他们那里逐渐演变成一个个神话或者传说。然而，这其中亘古不变的还是他们的那套政治理念。在历史上，我们没有发现中国人对他们的政治制度做出过任何改动或变革。与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相比，他们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几千年过去了，没有一项记载表明，中国人想要改变这种政治体制。这一制度代代相传，并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他们一再采用，从不感到有任何不妥。另外，这种制度向外延伸，对周边的小国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们认为这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并积极模仿采用。这一种制度曾经统治着占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还给它统治下的臣民们带来了适度的安居乐业。这样一来，它的存在历史远比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要久远。前文已经说过，统治者们乐于采取这种制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既然它存在这么长时间，一定有它存在的某种价值，甚至还保存有人类天性中美好的东西。
对于中国的政治制度，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阐释，与之相关的在中国人的性格当中，除了有甘于忍受的一面外，也有奋起反抗的一面。因此，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至于说其他民族面对同样的压迫时，早就进行反抗，打倒执政者的说法，也是失之偏颇的。中国人的骨子里，流淌着一种性情：谨言慎行，深思远虑，同时又刚愎自用，不听劝告。但是，与其他民族一样，他们天性热爱自己的正当权利，并竭力维护。一旦权利受损，他们也会当机立断，奋起捍卫。这又是他们性格当中坚强果敢、独立自主的一面。尽管都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但他们可能会采取不同于他人的手段或方法。在许多反抗或斗争的事件中，中国人针对的是他们现行体制下的某一个弊端，而不是这种政治制度本身。某个地方的主要官员，由于其行为超越了他们的职责范围，就有可能遭到老百姓们的撕扯，甚至是被他们扇耳光。他们对付这些官员的方法，也使得这些官员臭名远扬。可以说，这是他们一种最为民主，也最为无礼的方式。除此之外，他们还会给这些官员起一些绰号，通常形象地反映出这一官员的性格特点以及他与民众交往的方式。甚至有些时候，他们还会给皇帝起绰号，诸如“我们的总管家”这样的称谓等。不过，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在公众场合使用。
从理论上讲，西方学者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划分到专制政治里，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不过，就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运行规律来看，这一结论却是失之偏颇的，甚至还会引起人们的误解。在中国，社会以每一个家庭为基本的单位。这种单位不只有单独的个人，而是涵盖了所有的家庭成员。所以，中国的政治可以说是家长制统治，且结构非常简单、明晰。而社会政治和政府体制的理论基础也是家长制。从古至今，中国人一直对一家之长怀有敬畏之情。在整个家庭里，家长的权威和地位是极为崇高的。对于孩子，父母有绝对支配性的权力，这是家长制中唯一比较专制的地方，也是家长制赖以存在的基础。
目前，在中国较为盛行的仍是宗法制。比起其他的法律或者政策，宗法制更容易得到维护和加强。那么，宗法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在中国，宗法制很简单，它就是父亲对儿子的绝对支配。只要儿子还有一口气息，他对父亲就必须百依百顺，丝毫不能违背父亲的意志。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儿子在父亲面前，永远是儿子，从来不会变老。因为只要老子还活着，儿子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儿子可以牺牲自己的妻儿来保全父亲的利益。
倘若父亲死了，做儿子的还必须为父亲大办丧事。只有这样做，才能提升死者的荣誉。接着，在三年的时间内，儿子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妻子生儿育女，这种做法便是常说的为父守丧。此外，只要儿子还活着，每年必须祭奠父亲的坟墓。废纸烧香，一年不得少于两次。
中国的法律曾经规定，如果他人的父母、祖先，遭到任何人的辱骂，或者丈夫的父母和祖父母遭到妻子的谩骂，那都是大不敬的行为。咒骂的人将会被处以绞刑。法律上还明确规定了其他的惩罚措施，不管是哪一种违反孝道的行为，都有相应的处罚。清朝时期，有关孝道的法令执行起来比其他法规更为严厉，其程度是后者所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按照政府的规定，父亲还要对儿子的所作所为负责。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儿子犯了法，他的父母和祖父母活着的话，一家三代都要受到惩治。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作为父母和祖父母，他们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儿子，使得朝廷少了一个忠臣顺民。
1873年，北京发生的一桩事件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当时，这件事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位皇子的坟墓被一个中国人偷盗了。其实，整个事件没有一点证据表明，犯人的家属们参与其中。然而，最后的处理结果是，犯人的整个家庭成员，包括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和一个不满两个月的婴儿，整整五代人全部被处死。其中，犯人和他的父母被凌迟处死。其他的人，男人被砍头，女人则被绞死。
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是建立在这种树立家长绝对权威的宗法制度上，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家庭就是一个小世界，如果这个小世界的权力分布不变的话，往外扩充，就形成了整个清朝帝国的权力分布。
每个家庭就是一个权力单位，家长的权力最大，处于独裁的地位。家庭组成村落，村落彼此联合，又成为另一个权力集团的基本单位。这种单位在我们看来，可以称作是一个地方自治政府。同样，老人在这里拥有一定的权力，控制和管理着整个村落联合体。对于年轻人，老人们担负着一定的责任，必须保证他们恪守国规和家法。这种由老人组成的半官方、半民间性质的组织，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社区中的一些事务。当然，这些事情不算很大。但是如果有重大事件出现的话，他们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不但朝廷的高层官员认可这种组织，就连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其存在的价值。
两百多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最英明的康熙皇帝，他亲自起草并颁布了十八篇法规政策，其内容主要阐述了臣民应该做的各种事情，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应该怎样相处。此外，关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内容。这些法规政策出台后，康熙皇帝又命令各个村落的老人们，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召集全村所有的年轻人，将这些法规政策宣读给他们。就这样，从村落开始实施，逐渐扩大到整个省份。说到中国的省份，其实就是我们美国人所说的州。清朝初年，共设置了十八个省份，一起构成了整个帝国庞大的版图。
当然，中国的皇帝一直处于整个政治体制的中心。他是国家的创始者，是全体黎民百姓的衣食来源。就像所有中国人自称是炎黄子孙一样，他们也把皇帝摆放在最高的位置。皇帝昭告天下，自称是上天赐予他的权力。因此，他就是权力的来源，而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法律。整个国家内部的所有东西，都是他的财产。这是他拥有至高权力的应有之义。照此说来，中国是不会出现内债的。当皇帝需要某些财产时，他根本用不着向臣民打欠条，只管拿来直接使用。因为那些财产名义上是臣民的，但实质上是皇帝他本人的。除此之外，对于整个国家的人力和财富，皇帝都有绝对支配性的权力。当他需要建造某个大工程时，可以动用整个国家十六岁到六十岁的臣民。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由于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只能由他代表所有人祭拜天地。在天坛举行这种仪式时，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他，而他的身边也不能有任何仆人。就这样，在天地之间，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皇帝对百姓拥有无限的权威，他的手中掌握着无数人的生死权。因此，他就是一位理想的大法官，铁面无私，奖善罚恶，简直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他是上天的儿子和仆人，同时又是黎民百姓的代表，他站在祭坛上祈祷，其实就相当于黎民百姓在与上天交流。在黎民百姓看来，上天不但是历代皇帝的老祖先，还是他的父亲。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感觉皇帝拥有无限大的权力，但实际上却不是那么一回事。皇帝与每个家庭中的家长一样，所扮演的角色相差无几。无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还是怎样实施这种权力，两者基本上是相同的。在整个“中华帝国”这个家庭中，皇帝就是全体臣民的家长，行使着一切权力。即便是在贫穷落后的地区，随便一位家长所拥有的权威，几乎与皇帝没什么两样。整个国家划分为若干个省份，在必要的时候，皇帝会把这种宗法制的权威下放到各个省份的官吏那里。于是，每个省份的官吏就成为那里的父母官。
想要理解中国的政治体制，宗法制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只有从宗法制出发，我们才能发现并解释这种政治体制存在的合理性、永久性，以及它对臣民所具有的无限约束力。可以说，宗法制是中国整个政治体制的最根本的理论基础。
当地方各级官吏自主地处理本区域内的事务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行政区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治单位。在本区域内，上级官吏只对重大事务及其处理的结果负责。至于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需要由下面的官吏们自行裁夺。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必须保证不要让老百姓感到不满，闹到京城里去。所以，他们在管辖区域内一定要主持公道，维持好社会秩序。此外，他们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能：按时征税以及向皇帝申请减免税收。对于其他的朝廷政令，他们尽可以充耳不闻，坐视不管。
这种情况的存在，使得国家出现了两种局面：一是，地方政府拥有很大自由空间的同时，不得不考虑民心所向；二是，有些贪污腐败的官员乘机作乱，滥用权力为自己谋利。当然，还有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就是老百姓会把不满发泄到某个官吏身上，而不会追究到皇帝本人。这样看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是那么严密，职能运作存在很大的漏洞。不过，当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中国的老百姓也是会爆发出来的。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政府对他们实行专制，而是政府不管不问他们。有意思的是，真正拥有专制权力的皇帝，其实很少实行专制。这样，他倒显得有些徒有虚名了。
有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清朝的法律还是充满人道主义的。这一点，比其他国家要高明得多。翻译过《大清律例》的乔治·斯丹东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从古代波斯袄教经典《阿维斯陀》，或者印度《往事书》中，我们发现的全是一些杂乱无章的东西。直到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这部法典，感觉就像从黑暗当中找到了光明。这是一部较为正式且充满智慧的法典，虽然它在许多细节上存在诸多缺点，但是与我们欧洲的任何一部法典相比，它的内容和体系都要丰富、严谨得多。字面上的模糊含义，主观上的凭空假设以及偏颇观点，这些在欧洲法典中经常出现的情况，在这部法典中几乎找不到任何影子。”
中国的老百姓对于统治者的统治以及政治体制，很少有挑剔的时候。这种情况的背后，肯定存在着不少原因。各种各样的预防监督和制止权力滥用的措施，在清朝统治期间发展到了极致。谁要是想去控告或者申诉，可以直接去北京。非但如此，路上的所有费用都由官方支付。虽然地方上的事务很少遭到中央政府的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政府置之不理。它专门成立了一套缜密细致的刺探侦察系统，可以应对所有官员的行为。此外，京城还设置了一个部门，专门负责考察并记录整个国家所有官吏的行为。
一般来说，官吏获得的奖赏和惩罚，都会记录在案。就连他们日常的所作所为以及所管辖的区域内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详细的记录。有时候，这些记录可以决定一个官吏的仕途命运，虽然有些内容在西方人士看来简直荒谬绝伦。有些事情是任何官吏都无法掌控的，但是一旦发生了，地方官吏或者某些朝廷重臣都会主动申请降低职位。即便像李鸿章这样的斗士和政客，曾经也不止一次地向皇帝请命，要求贬黜他的职位，因为在他管辖的区域内有条河流因为降水而不断发洪水。还有一位地方官员，虽然没有李鸿章位高权重，但是也因为所治理的地方出现大旱，导致许多人饿死而深感不安。他自认为，他的个人过失造成了这一切。于是，他上奏皇帝，请求被撤职。
对于那些勤于政务的官吏，政府也有奖励的措施。第一种奖赏就是，授予官员三眼花翎、双眼花翎、单眼花翎或者无眼花翎；第二种奖赏就是，允许官员在紫禁城内骑马；第三种奖赏是，给官员一件貂皮大衣；最后一种奖赏是给官员一件黄马褂，这是最为优厚的奖励。黄色，历来是皇家使用的颜色。这些皇家所赐予的奖赏，可随时颁发，也可随时撤回。但无论怎样，接受人的地位和身份都不会有丝毫影响。在这四种奖赏里面，后两种只给高级官员。有时候，针对一些确实需要褒奖的官员，皇帝会加封他们一些荣誉。一般说来，这些荣誉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只是表明他们在皇帝面前的忠心得到了认可。
几千年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得到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拥护和支持。这种政治制度能长久地存在，有两个因素必不可少。现在，我们就对这两个因素进行一次深入的探究。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这种政治制度是一种绝对的家长式统治，其基础是每个人心中对宗法制观念的认可。研究它的学者估计会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他认为，这种制度是中国人自然而然的发明，或者是由于他们性情中存在某种偏好；第二，他还可以这么想，这是一次人类历史上早期无意识的创造。而它之所以长时间存在，是因为整个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体制，导致每个人的心态与之相适应。
总而言之，不管怎样，学者们对于这样一种观点保持高度的一致。那就是，中国的政治观念深入人心，并且有很深厚的基础。就普通民众的生活特点和适应能力而言，这种政治制度完全与之符合。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所接受的教育，一直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唯一变化的只是朝代的更替。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对家人尽孝道，这也是他们教育内容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孝道，被中国人看做一切善良行为的开端，有道德涵养的标志，甚至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
可以说，孝道是中国人的一种宗教。这种宗教从中国人在这个国家开始生活时就产生了。在学校中，你会发现，课堂上的每一本书都有讲孝道的内容。孝道的说教，伴随着教育活动的进行，从始至终都有渗透。如果在孝道方面，有人做的比较突出，就会把他及其事迹报送给皇帝。然后，皇帝根据实际情况给这个人嘉奖。这种惯例古已有之，一直持续到现在。孝道，已经成为中华帝国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每一个小孩子都必须接受它。学校、家长和社会不遗余力地向他们讲述孝道方面的突出事迹。这些故事经常更新变换，使得孩子们从小就记住了那些人及其他们孝顺长辈的事迹。像这样的事实，举不胜举，但较为出名的有二十四个。在《康熙圣谕》中，就有专门的章节论述，要人们一定要尽自己的努力做到孝顺。其中，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说有一户姓陈的人家，住在常州地区。家里面有好几代人，总共大概有七百多口人。尽管如此，他们每天还是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此外，家里还养有一百十五到一百二十条狗，每当人一起吃饭的时候，狗也一起吃饭。这时，如果还有一条狗没有赶来，其他的狗就不会吃，一直等待那条狗的到来。这时候，当政的老皇帝便对此事颇为赞赏，他说这户姓陈的人家和睦相处，连狗的本性都在这种氛围中得到了改变。这个故事意在向人们表明，尽孝是有因果报应的。
对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没有必要进行追究，更没有必要去调查一番，看看康熙皇帝是否受到了愚弄。重要的一点是，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得知朝廷竭尽所能地向人们灌输孝道的观念。他们试图把这种伦理观念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甚至成为规范人们日常言行的一种宗教。
关于孝道的存在，孔子早就发现了它的功效。于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孝道又做了一番详尽的论述，并使之越来越具体。在孔子看来，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孝道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切道德的智慧，乃至人生的精神境界，都可以用孝道来衡量。两千多年以来，历朝历代的民众和国家政策，都受到了他所创立的孝道理论的影响。上至皇室家族，下至黎民百姓，无一不熟知他的理论。就连路上的叫花子，也能说出他的一两句话来。有许多纷争与不和，只要随便从孔子的著作或语录中，随便找出一句话来，就可以平息或者定夺它们。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一种亘古不变的教育方式。这与中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是紧密相关的。可以说，就维持这一政治体系不变，牢牢掌控民众思想而言，这一教育制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一政治制度之所以永恒持久，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官员绝大部分来自民间。一方面，在整个皇室宗亲中，只有皇帝一人义不容辞地管理着国家，其他的人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兴趣，几乎没有什么人担任重要的职位。另一方面，没有一个官吏可以独占某个爵位，以至于他的后世子孙可以不断承袭，甚至于连皇族中的人也没有这样的特殊权力，用以长时间地占据一个要职。实际上，皇帝平时给官吏加封的称号，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它们的作用，仅仅起到表扬那些作了杰出贡献的官吏而已，但绝不是提升官位的实际依据。虽然这种封号可以无限期地传承下去，但是每传承一代，它的等级就要降低一级。即便是皇族中的人，也是这样的待遇。作者曾经雇用过一个泥瓦匠，他虽然与皇帝一个血统，并且被允许腰束黄带，但收入很微薄，每天仅有六个铜板。
在皇帝和黎民百姓之间，那些被加封特殊荣誉的人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还能随时转化为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一般说来，皇帝的位子是由他的大儿子来继承，每一代都是如此。事实上并非总是这样，老皇帝的大儿子，并不一定就是未来的皇帝。根据每一个皇子的性格、能力，老皇帝会挑选他最为中意的一个儿子来继承他的皇位。挑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老皇帝要仔细观察和研究他的每一个孩子。于是，便出现了一种情况：长子经常受到冷落，甚至完全被扔在一边。在清朝，有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就是老皇帝的第四个儿子。此外，还有一种说法，皇位继承人可以从臣民的家庭中选出。不过，像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很少出现。
谈到这里，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已经十分清楚了。在这种体制下，皇帝位居最高的地位，他是上天的儿子，也是全体臣民的衣食父母。在他的下面，是无数的黎民百姓。作为皇帝的耳目和手足，各级官僚机构及其官员们都是通过一整套严格的选拔系统任命的。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做官的机会。每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在未来很有可能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大臣。尽管如此，每一个人都必须从最低的官吏做起，然后一步一步向上升迁。他所能达到的位置，全凭他的个人能力以及对皇帝的忠心。这不是什么空洞的理论，而是活生生的事实。历史上，有很多元老级别的大臣，都是从穷乡僻壤中走出来的。他们从最底层做起，逐渐成为重要的大臣。关于他们的贫穷程度，我们难以想象。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一两个实例进行说明。文祥，清朝时期有名的政治家之一，出自农村，曾经担任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大臣等要职。他的父亲是一个佃户，靠着租种十亩来地，维持着整个家庭的生计。还有一个例子，是文祥官职的继任者沈桂芬。他的父亲是个小商贩，经常在大街上叫卖。一天之内，如果他的父亲能赚到十个铜钱，那就算得上是奇迹了。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决不在少数。
如果我们仅从高级官吏的任命来看，在东方的中国，皇帝确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中国的皇帝一样，美国的总统也亲自任命政府官员。就这一点来说，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很相似的。但是，西方实行的选举制度，是中国所没有的。在中国，就像在我们的国家一样，政府官员也是来自民间。一个人，如果他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从一个被统治者转变为统治者，那么他几乎不会受到什么阻拦，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意愿。当官，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可以的。意识到这一点后，人们便疯狂地谋取权力和地位。关于官吏的政绩和才能，人人都有权发表议论，提出意见。在西方人看来，这种普遍民主的精神已经完全被扭曲。当他们无法解释中国的政治体制时，只好用专制政治来称谓它了。
其实，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对各级官员甚至皇帝大加评论，而不管每个人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和态度。只要一开始评论，就不会有什么顾虑。他们可以对各级官员的职责失误和私生活提出批评和指责，甚至还可以给他们随便起外号。当然，这些行为都是出于善意，而官吏也被他们看成是自己人。当说到皇帝时，人们就会变得很老实，说话的声音会变得很小，语气也变得异常恭敬。因此，中国人完全能理解这一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体制。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蕴藏着一种力量。它使得统治者过分依赖它，并不断使其增强。然而，即便这样，我们对这种力量的评价也不能过高。政治事务的荒废以及专制统治的增强，都是可以得到谅解和宽容的。因为这种结局的出现，往往是由于执政者的个人错误所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归咎到这一政治制度上。在中国内部，每一个家庭都希望结交几个这样的人。他们正在谋求权力或者已经是一个有官职的人。正因为这样，老百姓逐渐接受了一个早已存在的事实。那就是，任何正义的扭曲，权力的腐化以及各种阴谋算计，只要是为了达到升官的目的，就不算是太大的过错。从民间走出来的官吏们，由于他们自身是老百姓的一部分，因而也对官场的这种勾当予以默认。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探讨中国官僚的选拔制度。这种制度意义重大，长久地维系着中国政治制度以及政府官员的存在。第三章 难学但有趣的汉语
对于学者来说，要想真正了解一个民族，就必须能够熟练使用这个民族的语言，并能用它来进行思考。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个学者基本上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一个想要了解中国并深入研究她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语言作为他最大的障碍，远比穿越万里长城要难很多。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汉语都可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从古至今，汉语一直是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中国人所使用的母语。就语言结构和书面表达等方面来说，自从汉语形成以来，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变化。就像其他民族的语言一样，汉语也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当新的内容出现时，一定会有相应的文字符号出现。在此过程中，有一些字因为意义的变化而慢慢流逝，最后几乎没有人再使用它。不过，中国人在生活上向来勤俭持家，在文字表达领域也是如此。旧的文字并没有随着新的字词的出现而彻底消亡。时间一长，中国人便拥有了一个庞大的词汇体系。这一体系的内容很丰富，没有一个人能够数清里面的字词。据估计，汉语中大约有二万五千到二万六千之间的字，有较为明确的含义。在《康熙字典》这本中国标准的权威字典中，总共收录了四万四千四百四十九个字(编者按：维基百科标注为四万七千零三十五个，《现代汉语学习辞典》标注为四万七千个)。但是，经常使用的却只不过一万个而已。即便是有文化的人，他们所使用的字词数量，也不会超过这一数字。
中国历史上的九种经典作品——“四书”、“五经”，所使用的不同字词，加起来也不过四万六千六百零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九本经典著作中，有五本的字数总和超过了二十万个。根据这一点，我们就可推断，汉语中经常使用的字词远远少于不常使用的字词。然而，中国人有一个坏习惯。他们喜欢引用一些长时间没有被人使用过的字词，或者堆砌一些不为人所见的华丽辞藻，以此来显示自己的高深学问。为了讨好皇帝，显摆自己的才学，中国官员们经常在一些故纸堆里，挑出一些不常使用的辞藻，赋予其新的含义，然后编出一篇文章给皇帝看；或者找一堆不相关的文字凑在一起，竭尽所能地恭维皇帝。时间一长，汉语的学习和研究，就变得非常困难。不过，像这样难学的语言，你如果碰到个别不认识的字，或者不知道怎么读，都是可以得到谅解的。这恐怕是学习汉语的唯一一个好处吧！
没有一套完整的字母系统，可以公允地与汉语相匹配。每一个汉字，其本身就表达了一个意思。于是，这样的一个字，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一种语言，虽然它只具有一个音节。但从事实上来讲，我们使用的语言，其中的每一个音节都与汉语的每一个字相对应。与英语相同，汉语在日常的使用当中，也讲究音节和韵律。由于汉字是竖体字，当人们书写它的时候，总是从头部开始，往下写；从右边开始，往左边写。在写书的时候，我们开头的地方，却是他们写结尾的地方。
中国人的书写工具，主要是毛笔和墨汁。早在欧洲艺术发端，并走向成熟的几百年前，中国的印刷术就已经产生了，虽然比较简陋，但已为人所知。每一本书，每一页的书写，要与印刷后的成书一样。当书稿完成，并准备印刷的时候，人们就会把书稿的每一页纸贴在木板之上。按照字体的大小，人们在木板上刻写下来。刻好之后，每一个字就清楚鲜明地留在木板上了。接着，备好油墨，往木板上一涂，轻轻地压上白纸，再揭下来即可。就这样，每一页书稿印刷出来，慢慢地汇集成一本书。有些人写了很多著述，但是有的地方字迹不是很清楚，于是当人们印刷之前，便会找来一些抄写员，专门将书稿的内容誊写一遍。这种做法，后来被人们普遍采用。
汉字没有固定的字母系统，这就使得学习并使用它，成为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每一个汉字，都需要你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然而，当你学会了一千或者五千个字之后，还会有更多的汉字等着你。你已经比较熟悉的汉字，作用其实不是很大。它们能帮你辨认它们与其他汉字的区别。当然，这种区别仅就汉字的写法而言，并不涉及其他。当你学习汉字达到一定的程度时，你会发现你开启了一个奇妙无穷的汉语世界。同时，你还会发现，汉字的魅力越来越大。
使用汉字的人，往往在选择某个字的时候，就已想好了他想要表达的内容。逐渐地，每一个汉字，都被赋予了完整的意思，并可以构成一幅生动的图像。也许，我这样说有欠稳妥，但是许多学习汉语的学者，除了学会使用汉语讲话和思考外，还可以通过汉字领会汉族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等。
对于汉字的书面语来说，上文所说的欠妥之处便不存在。汉字，原本就是象形字。它们每一个字样，就是对所代表的具体事物的描述，尽管它们的形状并不精致。第一次进行改革的时候，汉字的象形字略去了一些与实际事物无关紧要的线条。这样一来，有关事物的独特结构和实质部分的笔划，便被人们保留了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表示“人”的汉字，就是一个竖直的笔划作为身体，下面是一撇一捺，分别表示人的两条腿。“羊”的汉字，上面就是两条曲线，代表羊的两只角，剩下的几笔分别代表羊的头、脚和尾巴。如果想写“牛”的话，首先要画出一个牛头，接着画出两条曲线，代表牛角，最后再添上一条尾巴。书写“日”，别忘了在一个圆圈里画上一个点儿；书写“树”，就要使用一些线条，一部分代表树干，一部分代表树根和树枝。这种造字的方法，只能表达单个有形的物体，而且形成的文字数量有限。这是它本身所具有的无法克服的缺点。
创造汉字的另外一个途径就是，将这些简单的象形字进行合并，用以表达超出一般事物的抽象观念。这种构造文字的方法，就是表意文字。在汉语中，这种文字占了很大一部分。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它的构成过程和方法都是很有趣的。随便拿出一个汉字，你会发现，每一个组成部分所代表的意思，就是它们组合之后的整体含义。发明这些文字的人，虽然把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很明晰地融入到合成字中，但是这些字所表达的含义还是让人捉摸不定，无法彻底把握。
在这里，我们向读者再举一两个例子。在汉语中，两颗树木代表一片树林(“林”)，而三棵树代表更为广阔的树林(“森”)；太阳和月亮放在一起，就是光明(“明”)；把一个人关在一个框子内，就是表示犯罪的人(“囚”)；门里面要是一张嘴，便是“问”；一条狗和一张嘴放在一起，表示狗在叫(“吠”)；在别人的窗户跟前，有个女子偷偷张望，就是嫉妒(“妒”)；如果房子的屋檐下，有一头猪，那就是中国人意识中的家(“家”)；一名女子站在有一条猪的房子旁边，代表她要与人结婚(“嫁”)；一名女子的头上，放置一个“取”字，就是中国男人在婚姻方面所特有的权力(“娶”)；一个女人，手抓一条扫帚，就是中国已婚女人在家庭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被称之为“妇”女。另一方面，一个女人和儿子站在一起，表示母亲对儿子的偏爱，这就是“好”；家里有房子，有一张嘴，再有一块田地，就是“富”的象征。
还有一些合成词，在我们看来也是比较合理的。比如，“白”字(white)与“心”(heart)放在一起，表示恐惧(“怕”)；一个人(a man)旁边放着一只手(a hand)，用来表示帮助(help，查无此汉字)；而一个人(a man)，时刻守护在他所说的话(words)旁边，就表示他很有信用(“信”)。如果一个人心里面，始终揣着一只老虎，那真是一件提心吊胆的事情(“虑”)，这种说法很贴切；把人的心丢在猪圈里(“pig-sty”)，岂不是一件很丢人或者耻辱的事情吗？(这里，原文作者的表达很模糊，没有查到这一汉字)。
此外，中国人给予妇女的种种描绘，其中有一些含义并不准确。比如，屋顶下面有一个女人，表示平安(“安”)；而两个女人站在一起，就表示争吵(此字在现代汉语中早已消失)；三个女人站在一起，就表示奸淫或者有失体面的事情(即“姦”字，同“奸”)。这些合成词，体现了中国人对于女性的认识存在偏颇。与法国人相比，东方人在歧视女性这一问题上，可以与之匹敌，甚至更为严重。一般来说，当一个法国罪犯被抓住时，人们首先问他的是“那个女人现在什么地方？”这种对于妇女的偏见，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日常语言中。在法国，男人被人们看作亚当，而女人则被视为罪恶和诱惑的根源。
在汉语中，有一些惯用的语言结构，也存在前文提到的类似情况。虽然它们看起来结构简单，但优雅和内容的分量丝毫不减。不过，有时候它们表达的意思却很荒谬，甚至与真正要表达的含义一点关系也没有。比如，白色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颜色。他们非常不喜欢使用“白”这个词语。在他们看来，白色意思是没有用的东西或者做事不成功。一个人如果什么也不会做，那他就是一个“白痴”(a white man)；而一个到处受到欢迎的人，就是“红人”(a red man)；如果一个人住的房子很简陋，那就是“白屋”(a white house)；如果几个人谈话，无法达成共识，就是“白谈”(white talk)；一个人费了半天劲，却没有一点收获，就是“白跑腿”(white running)。这些习惯用语让人摸不着边际，甚至让人感觉莫名其妙，但却是汉语中的日常用语。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汉字早就脱离了原有的含义。这就说明了一点，与把它们组合成一些让中国人自认为很明白的词语相比，我们学习数量巨大的汉字相对来说简单多了。许多外国人尽管掌握了大量的汉字，但是他们在使用中国俗语方面总是捉襟见肘，没有办法灵活自如地使用。
不过，有一点很幸运，对于大多数外国学者来说，汉语的语法还是比较容易掌握的。汉语的语法就像是根本不存在似的，十分简单。有些词汇，经过长时期的使用，其含义和用法已经变得十分圆通。它们可以被人们随意拿来，当做一句话中的任何成分，或者被赋予新的词性。只要使用这些词汇的人愿意，他可以让一个字既可以充当名词、动词，又可以充当副词或形容词，甚至其他的任何辅助词。一切全凭他的个人喜好。在汉语中，时态、语气、人称、性和数都没有明确的使用方式。正是由于汉语的动词没有时态的变化，也没有前缀后缀一整套情态动词的用法，与英语相比，它才有很多独特的地方，并十分引人注意。
在汉语中，一个字，单独来看，往往只能代表它本身所具有的含义。如果它有什么特殊含义的话，你必须通过上下文的内容来推断。在中国，有少数人通过教育，企图学习和掌握英语。他们遇到的最大学习障碍，就是我们的语法。在他们看来，这些语法相当难懂，并不容易掌握。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指出，即便对于一个英语民族的人来说，如果不注意的话，也会陷入英语语法带来的困难之中。因此，想要真正地掌握和使用英语，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那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本书的作者，曾经与清朝的官员曾纪泽一起出海航行。我们在海上相处得很友好，为了留纪念，他特意送给我一把团扇。在当时的中国，曾纪泽可算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的父亲死后，他留在家中守丧。在此期间，他的一切官职都被罢免。在家中，他没有教师，只有一本《圣经》、一本《韦氏大辞典》、一本华兹(Watts)的著作，以及一本《赞美诗选》(Select Hymns)和一些习字本。仅凭这些，在近三年的时间内，他下了很大工夫自学英语。在他送我的那把团扇上，就有他写给我的英文赠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英文功底确实很厉害。
扇子上面的每一个单词，都是他用最为普通的毛笔写下来的。就像他所写的汉字一样，他的英文诗歌很流畅。就其书法和风格而言，这首英文诗歌都称得上是难得的作品。只要我们拿着扇子，看着上面的英文诗歌，再想象一下他所使用的书写工具，不得不让人啧啧称奇。在这首英文诗歌中，“黑洋”(the black ocean)指的是海上的大雾。这一词语后来侯爵先生看到后，十分惊奇。“红流”(the red water)指的是在我们路途的终点，有一条河流入海，那里的水质十分浑浊。“船长的床”(the Captains bed)指的是我们谈话时，坐在上面的一张沙发。那张沙发原本是在船长室的，后来在旅途中成了我的专用品。当然，曾纪泽先生的英文诗歌中，有一些表达不确切的地方，也有一些语法问题。但是，原来汉语诗歌的含义，基本上由这首英文诗歌表达出来了。
不过，在另外的一个场合中，这位聪明的中国学者却栽了一个跟头。在英语情态动词的使用方面，他显然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困境。下面是他写的一首英文诗歌。这首诗歌，是他特意为称颂一位美国朋友而作的。与送给我的诗歌一样，这首诗歌也写在一把扇子上。
与前面的汉语诗歌一样，这首诗歌的汉语形式也很流畅。它的英文内容如下：To combine the reason of heaven, earth and man, Only the sage's disciple who is can.Universe to be included in knowledge all men are should, but only the wise man who is could.
I have heard doctor enough to have compiled the branches of science.And the books of Chinese and foreigners all to be experience.Choosen the deeply learning to be deliberated are at right.Take off the jewels by side of the dragon as your might.
就像前面所说，对于所要表达的内容，每一个汉字就是一幅幅相应的图像或者图形。它们自身没有办法显示怎样发音或者拼读的线索，尽管它们的含义在形体中已经表达出来。与英语以及欧洲其他的语言相比，汉语有着最为根本的区别，那就是它没有办法显示自身的发音、拼读。这样一来，许多学者们就被搞糊涂了。在汉语中，每一个字词都包含着自身的含义；在欧美语系中，单词或者字母，它们的组合不仅可以传达含义，还能告诉人们怎样正确地拼读。
汉语有它自身的优势。它可以表达各种各样或具体或抽象的内容，甚至是最为复杂微妙的含义。对于不同意义的内容描述，汉语可以做到十分精确的表达，这一点是英语无法做到的。虽然如此，英语中存在的许多事物和概念，在汉语中往往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描述。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那些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甚至他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其具体内容。举个简单的例子，由于中国人一点也不知道关于各种科学以及简单科学研究的东西，所以在他们的语言中，我们的科技语言，以及学校教科书里的简单词汇和专用术语，都找不到相匹配的表述。
有一次，国务卿下达指示，要我向总理衙门递交一份文件。在这份紧要文件里，我们希望中国方面能为我们的几名海军官员提供一些方便。他们这几个人要在一些地方进行观测，以便找出一条地磁亚黄经圈的准确位置。当时，清朝内阁中的所有官员都在总理衙门做事。但是，这份文件送去后，一周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派人送来一张纸条。大意是，他们总理衙门的全体内阁成员将要来我这里拜访，看望我是否一切安好。第二天，他们按时到访。一见到我，他们首先着急地询问我身体状况。事实上，在与他们处事的十多年间，我的身体一直安然无恙。
之后，在与他们的交谈中，我才慢慢发现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对于那份文件，就文风和语言特点等方面而言，他们用最好的词汇大肆赞扬了一番。他们声称，那份文件文字地道，用词准确，言简意赅，甚至说当下的中国学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写出这样的公文。然而，话说到这里，他们就此打住，左顾右盼，欲言又止，最后才承认没有搞明白那份文件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在此之前，他们少不了一番自责。
对于那份文件，他们只能猜出是要请求什么事情，但具体什么内容，他们一概不知。我们花费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向他们认真解释，但是成效不大。亚黄经圈，对于他们来说，显然就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向他们声明，这件事情不会给他们带来丝毫的麻烦和危险。但是，如果他们拒绝这一请求的话，那就是一种很不理智的做法。他们也很直率，将内阁成员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告诉了我们。其中，以总理衙门为代表的其他人认为，文件谈论的是制造某种火炮的事情；以户部尚书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认为，文件要求他们迅速隔离传染病人，因为他们看到了有关霍乱的词语。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一份批准函，那上面答复的语气很有礼貌。
不过，话说回来，谁要是想要真正吃透中国人，不掌握汉语恐怕是不行的。事实上，学习汉语面临的困境，并不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作为一个学习者，耐心、观察力和记忆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每一个学习汉语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在外国学者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成为研究汉语的专家，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去研究。在我看来，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勤于背诵，能够正确地使用每个汉字的用法，那么，即便是那些最为复杂的词汇以及容易混淆的俗语，你都能掌握。
学习汉语，有一个困难是始终存在的，那就是日常的运用，尤其是生活中的对话。正是由于这一点，汉语成为了解中国人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要想会说汉语，必须从别人的谈话这种最为鲜活的教材中学习。如果只限于书本上的那些知识，你研究得再透，也是不会说汉语的。要做到准确的发音，你必须具备灵敏的听觉和灵活的发音器官。这两个基本条件适用于一切训练，而不管其形式和数量如何。不过，一旦你超过三十岁，便再也没有办法学会一口流利的汉语，这已经成为一条客观规律。因此，要满足上述这些条件，其实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
一个人过了三十岁，他的发音器官便不像年轻时的那样。在说话的时候，它会丧失一部分的灵活性。正因为如此，今后他不管付出多少努力，都没有办法说流利的汉语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虽然我已经学会了中国的猫叫，但是学会说汉语的外国人，十个人当中恐怕没有一个能够做到这一点。不过，这并不值得炫耀，因为经过十七年的努力，我还是没有学会北京大街上赶驴人的吆喝声。虽然我感到有些懊丧，但心中还存有半点欣慰，因为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学会那种吆喝声。
尝试着想要把汉语中所有的语音记录下来，并归纳分类，这种做法几乎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没有办法创造一种归纳系统，将汉语中所有的语音都囊括进去，即便我们忽视汉语的语调影响语义这一重要的事实不予理会。同样，我们也没有找到一个字母系统或者复合字母系统，能够准确地发出汉语中所有的语音。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在一种接近正确的表达方式下，不管这种近似程度多大，学习者所讲的汉语和发音，听起来都不是原汁原味。一般说来，汉语中的元音较为简单，也很容易学会；但是辅音就比较难了。对于外国人的发音器官来说，有些发音他们永远无法掌握。
关于哪一种字母系统最为接近汉语的语音系统，那些在外语方面堪称专家的人们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或许，人们永远无法弄清，汉语中的“人”(man)是以“j”还是以“r”开始拼读。这是因为，“人”的准确发音介乎于“j”和“r”之间开始拼读。对于这个中间音，外国人是没有办法掌握的。曾经有几位在汉语方面颇有研究的美国和欧洲朋友，接受我的邀请，到我的家中做客。借此机会，我便向他们请教，关于“粥”字，如果用英文字母的话，到底该怎么拼写。最后，我收到了几种不同的结果：“chou”、“chow”、“cheu”、“chau”、“tcheau”、“djou”和“tseau”。与此类似，关于汉语中的“鸡”(fowl)的拼写方式，相关的学者也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通常会有以下几种拼写方式：“chi”、“ki”、“dji”、“kyi”和“tsi”。看来，一个如此简单的母鸡(hen)，竟然会有这么多的拼写方式。
就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中国人在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上也一如既往地表现出非凡的才能。对于像我们英文中的“l”、“m”和“r”等这样的流音，他们也没有办法辨别清楚。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这几个音总是被他们搞混。对于每一个字母的发音，他们始终拿捏不准。不过，在汉语中，他们就可以十分灵活地使用这些语音。汉语中，有很多字的发音是长音，它们的首字母以“sh”为代表；而另外一种数量相对较少的字，发音以首字母“hs”为代表。
我们继续探讨。能以英文字母“ch”、“p”和“t”开始拼写的汉字，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它们在发音时，采取爆破的方式送气；另一类是，它们在发音时既不爆破，也不送气。一个人，如果他在说话时犯了错误——将送气音变成不送气音，或者将不送气音变成送气音，那么他就可以改变原先要表达的意思。比如，在发“tan”这个字音时，如果“t”不送气，那么它的意思是“蛋”；如果“t”发成送气音，那么它的意思就是“炭”。
我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场景。有个传教士，在一大群中国人面前向上帝祈祷。他原本是想说“无所不知的上帝”，但是由于他发出了一个送气的爆破音“ch”，他的那句话就成了“无所不吃的上帝”。结果，闹出了大笑话。还有一次，一个传教士，面对急忙离开的听众，大为不解。原来，他说了一句客套话，想要大家坐下。但是，由于他发出一个送气音“t”，导致这句话的意思大变，说是人们犯了错误，这里不欢迎他们。尽管不爆破的辅音“ch”、“p”、“t”与“g”、“b”、“d”非常相似，但是它们还是存在本质不同的地方。一个外国人，在发音的时候，可以尽量让人们听懂，但是永远无法做到纯正的发音。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中有一些语音存在细小的差别。
汉语中，每一个字的具体含义，还因为另外一个显著特点的影响而发生变化。正因为存在这一特点，所有汉字字母化的尝试，都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特点进行论述。在英语或者其他大部分语言中，人们在说话的时候，可以用不同的语调来使用同一个单词。这时候，同一个单词既可以表示疑问的口气或者鄙视的态度，还可以表示尖锐的批判，抑或惊奇、发怒以及其他感情。但是，无论怎样变化，这个单词的基本含义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也就是说，它可以忠实地传递发言者想要表达的含义。因此，在我们的语言中，人(a man)永远是人。不管它用什么口气和语调说出，在一切语言环境下，它的意思始终是“人”。
但是，在汉语中，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每一个字的发音，如果采用不同的音调，那么它的含义就会发生改变。也就是说，它的音调决定着它的含义。由此可见，与语音相同，语调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判断一个词语的含义时，一定要将语音和语调结合起来考虑。这是因为它们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语音的错误，可以直接导致人们得出错误的含义；同样，语调的失误，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在汉语中，说“人”的时候，你随便改变一下说话的语调，那么“人”就不再是“人”的含义了。或许，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疾病的名称，或者一只可爱的夜莺，更或者是一根胡萝卜。只有在单一的语调中，它才表示“人”的含义。
在外国人看来，所谓的中国标准方言不外乎分为四种音调。第一，降调(a falling inflection)；第二，拐弯的音调(a curving inflection)，也就是我们通常发问的时候使用的那种音调；第三，升调(a rising tone)；第四，高音调的爆破音(a high keyed explosive tone)。
同一个语音，如果使用这四种音调发音，就会得出四种不同的语义。并且，这四种语义之间没有交叉或重叠的地方。我们还是以英语中的“man”(人)这个单词为例。如果它读第一个音调，意思是速度很慢的意思；如果采用第二个音调，意思是充溢、饱满；读第三个音调，意思是躲避、隐藏；读最后一个音调的话，意思是不讲道理，蛮横无理。在汉语中，还有一个字的发音，相当于英语单词“one”(一)的发音。如果使用第一个音调，它(问)的意思是询问；读第二个音调，它(稳)的意思是四平八稳；采用第三个音调，它(文)的意思是涵养深厚，有学问；如果它(温)读最后一个音调，意思是温暖。
这几个例子已经证实，同一个语音，如果采取不同的音调，其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这就足以证明，我们判断语义的时候，不得不考虑语调的因素。语调与语音同等重要。在汉语中，有许多句子的最后一个字使用升调。这些句子就是英语中常说的一般疑问句，回答的时候不是“Yes”(是的)就是“No”(不是)。不过，外国人在使用这一语法规则的时候，总是出现失误。当然，这不是说这一规则本身有问题，而是人们机械地遵守这一规则，已经成为一种近似本能的反应。不幸的是，当他们进入汉语世界后，还是恪守原来的规则，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一个句子，如果使用升调来表示疑问的话，最后一个字的含义往往发生变化。可惜的是，外国人经常忘记这一点，导致他们做出与本意截然相反的表述，闹出不少笑话。如果他想要表达的意思，变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如果他的意思变成了一种粗鲁的冒犯，那就是一件相当糟糕的事情了。
在欧洲的语言中，绝不会出现像汉语那样的情况——只要你稍微不留神，就有可能把自己的本意表述成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含义。而其原因仅仅在于，你忽视了某些特殊的辅音发音或者一些与具体含义紧密相关的语调。因此，读准或者用好每一个汉字，不是一件轻松而又简单的事情。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发音器官的训练，而且这种训练一天也不能松懈，必须长期保持。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每天要花费四个小时练习语音语调。像这样的练习，一直持续了将近八个月的时间。我的做法是，将学到的每一个汉字都用四种不同的音调读出来。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时不时地重复练习它们。
就像英语语法中存在的很多特例一样，在汉语中，有时候出于押韵的需要，四个语调之间也会发生转换。一般来说，这样的转换是很灵活的，并进一步加大了学习和研究者的难度。比如，在一个含有两个音节的词语中，第二个音节重读，并且使用降调。那么，在这里发生改变的，首先是音调而不是语音。就这样，同一音调的不同变化，使得汉字变得很有韵律。它就像时钟上的钟摆，说起来不仅有趣，而且听上去也很有节奏感。有一些人，说汉语的时候，声调有高有低，发音有爆破有不送气。这样在我们听来，他就像是在唱赞美诗。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达到这种效果，毕竟我们讲话的时候，不可能全都使用一个音调，并使任何一句话中的音调都能在五个音阶中找到相对应的音符。
只有经历痛苦，才能享受收获的甜美。如果你用持之以恒的毅力，学会了天底下最难的汉语，那将是一种不可低估的成就。不过，许多人在学习过程中，由于时常犯一些低级错误，而不得不放弃学习。如果很好地总结一下这些错误，估计可以写成一本厚厚的书。一位传教士，原本想说上帝在地上“周游四方治病”(healing the sick)，结果却说成了“吃饼”(went about eating cake)。其原因就是，他不慎发出了一个送气音，“治”就变成了“吃”。还有一点，他说话的语调不对，病瞬间成了饼(cake)。
有一次，我举办了一个重要的宴会。作为主人，招待客人的活儿自然不可避免。这时候，我吩咐身边的一个中国仆人去拿一件东西，因为我忽然发现餐桌上还缺少它。听到我的话后，仆人摆出一副大为不解的样子。于是，他再一次询问我要拿的东西。我十分肯定，不想让他再多问，并要他迅速拿过来。他离开了，很快，就像所有中国仆人那样，他怀着特有的敬业精神，用托盘端着一个拨火棍走了过来。这根拨火棍长约三英尺，两端分别是一个疙瘩和一根锋利的铁棍子。也许，仆人认为，主人在宴会上要敲掉某位客人的脑袋。但实际上，我根本不会那样做的。最后，那根拨火棍被送回了原地。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由于我发错了一个送气音，导致仆人拿错了东西。
还有一次，我准备在晚上举行一个大型的招待会，并将这件事吩咐给了厨师。由于工作量繁重，我特意交代他，可以直接买一百只“妇女的手指头”(ladies fingers)。两个小时之后，他驾着一辆马车，来到领事馆。那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大型马车。从车辕上跳下来后，他找到我的办公室。一进门，他就对我说，虽然跑遍了周围的大街小巷，但是只买到了六十四只“妇女的手指头”。如果我执意要买全的话，他必须要到更远的地方找寻。我对他说，六十四只也不少了。
可是，他为什么还要赶着大马车呢？于是，我疑惑地向他问道。“我得把买来的东西拉回来啊！”他回答。“但是，你自己完全可以将它们带回来啊！”我又说。“不行，不行，那可不行！一个手指头得有五六斤重呢！”
我更加疑惑了。于是，我赶紧跟着他走出去，查看马车里买的东西。走近一看，我成了六十四条牛舌头的主人。那些舌头分明刚刚从牛身上割下来，血淋淋的，看上去让人感到恶心。
其实，我最初的意思，是要厨师买一种小蛋糕。那是一种长条形的甜点，宴会上与冰激凌一起招待客人。仔细回想，这场恶作剧的始作俑者，就是一个错误的语调。
以上所说的这几点，可以应用到绝大部分中国人所讲的汉语上。在一些地区，流行着别样的发音和俗语。但是，这种现象毕竟是少数。虽然我们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的篇幅来讨论，不过这一问题还是要提出来。这种独特的语言区，分布在中国的沿海一带。它的大致范围北起上海，往南一直延伸到中国的最南端。同时，这个促狭的地带，向内陆延展，大约有五十到一百五十英里不等的幅度。在这块区域内，虽然书面语言与其他地区相差无几，但是口语却迥然不同。通常，这些口语可以划分为几种方言。同一个汉字，在相邻的两个地区，人们说出来的发音差异悬殊。正因为如此，这些地区的人们时常说：“隔着一条河，距离如此之近，但两边的人却听不懂谈话。”(People living upon one bank of a river cannot understand a word uttered by their neighbors upon the other.)在中国，有一个惯例，那就是一个人当了官以后，决不允许在其家乡所在的省份任职。因而，如果有官员到上述地区赴任，那么他要与地方的百姓沟通交流，只能借助于身边的翻译了。实际上，在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只要发现中国移民，他们大部分都来自上述地区。所以，像这样的中国移民，对于地道的汉语，他们既不会讲，也无法听明白。
在近代，许多外国人住到了沿海地区。他们在那里居住，并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很快，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语言。他们没有办法描述，也不能确定是哪一种语言。我们在这里讨论汉语，如果不提及的话，显得颇为不完整。外国人在这一地区几乎不怎么学习汉语。他们与当地人做生意的时候，仅仅凭借一种被称为“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的媒介。
其实，这种“洋泾浜英语”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玩意儿，它是当地人拼写“商务”(business)这个单词时发展而来的。时间一长，这种“洋泾浜英语”就成为“商务英语”(business English)。之后，除了有限的几个合成词外，人们几乎不会知道，这种新式的英语是怎样发展而来的，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将汉语中的东西与英语中的俚语杂糅在一起的。不过，这种新式英语的发音可以适应讲汉语人的需要。他们只要听到这种英语，便可以明白其中的意思。这里有一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语言的交流方式十分可笑、粗俗。同时，它的独特优越性也显示出来了。对于我的观点，读者可能会感到诧异，甚至有些怀疑。不过，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有事实根据的：中国人与外国人所进行的交易，有百分之九十是通过这种稀奇古怪的“洋泾浜英语”完成的。如果没有它，双方是没有办法顺利成交的。
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先生，去拜访两位女士。为他开门的，是一个中国仆人。仆人知道来意后，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两位小姐恐怕您都没法见到了。第一位，正在楼上洗澡；第二位，出去办事了。请您还是赶紧离开吧！”(That two piecey girls no can see.Number one piecey top side makee washee, washee, Number two piecey go outside, makee walkee, walkee.)这位仆人想要说，两位姑娘较大的那位正在洗澡，较小的那位出去了。
1881年4月，来自夏威夷群岛的卡拉库亚王(king kalakua)来到上海。在艾斯多宾馆(Astor House)，租用了二楼的一套房间。有两个美国绅士，很想见这位国王一面。于是，在某一天的中午，他们一起来到宾馆。这时候，他们在楼下遇到了宾馆的掌柜。两个美国人向掌柜表明了来意，并询问卡拉库亚王此时在不在房间。“让我看看啊！”这位掌柜回答道。楼梯口有个中国仆人站在那里。掌柜踮起脚跟，冲仆人喊道：“小子，楼上的那块王在吗？”(boy！That piecey king top side has got？)“有的。”(Has got.)那个仆人随声答道。“两位先生，”掌柜对这两个美国绅士说，“上去吧，国王正在楼上。”(His Majesty is in, pray walk up.)第四章 中国人的乡土情结
世界上，中国在家庭生活方面为其他国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在这个国家，男人一定要娶妻，女人一定要出嫁。几乎没有一个人会与他人一起，坚持过单身的生活。因此，你会发现，中国有多少处于婚龄期的人，便有多少成家的夫妻。而有多少对夫妻走到一起，未来就有多少个家庭成立。凡是稀有的东西，一定能引起人们的好奇。于是，在中国，单身的男女很少见。如果偶尔发现一两个，便会立刻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在中国，两个人结婚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独立的家庭就要产生了。对于一个成年男子来说，婚姻并不能消除他身上背负的责任和义务。他必须对自己的父母负责，要服从他们的命令，更要尽到赡养的义务。只要父母还活着，他永远是一个儿子，一个年轻的儿子，无法获得独立自主的权力。中国有个惯例，凡是结婚的夫妻，都必须与男方的父母住在一起。事实上，婚礼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双方家长对新娘的交接仪式。坐在花轿里的姑娘，被抬到新郎的父母跟前。在那里，她经由新郎的父母被交到新郎的手里。至此，新娘便与娘家人完全失去了直接的联系。今后，她就成为婆家里的一个家庭成员。婚后的生活，与其说新娘子是丈夫的妻子，倒不如说她是婆婆的佣人，一个干体力活的劳工。
在中国，新婚妻子的命运，值得每一个人同情。在成婚之前，她没有权力选择与哪一个男子结合。而且，那个将要娶她的男人，她是一次也没有见过的，更不要说谈话了。定好黄道吉日，她就在那一天被送往丈夫的家里。实事求是地说一句，在交接仪式中，新娘被“包裹”得很严实，她就像是口袋中的东西一样，或者说是一只小猫，被人送来送去。对于新郎来说，未来的妻子他也没有见过面。与妻子一样，他也没有权力选择自己的伴侣。所以，事情往往只有一种结果，新郎与新娘就像是陌生人一样，彼此之间没有一点感情。当然，结婚以后，他们或许会产生好感，甚至互相萌生爱意。但是在婚前，他们之间什么也没有。恋爱与婚姻，在他们身上体现不出一丁点的关联。
在新郎的家里，新娘就是一个仆人，而且地位极其低下。家里一切最重、最粗俗的活儿，原本只有仆人才去干的，现在全都一股脑儿让她做。她在家中有时生不如死，但是唯一支持她活下去的理由，就是生育子女，给婆家延续香火。在小孩出生之前，在周围的人看来，她还算不上已婚妇女(married woman)。因此，人们在谈论她的时候，仍然称呼她为“姑娘”(girl)。在中国，已婚女人是要在生完孩子之后，才由“女士”(Miss)变成“夫人”(Mrs)，而不是在结婚的时候。只有成为母亲，并且生了男孩之后，妻子的地位和境遇才会有所转变。此时，她才会告别那种终生不得获释的驮兽(a beast of burden)待遇，才会稍微获得一些尊重和认可。然后，当这一天来临之前，有许多年轻的妻子就自杀或者企图自杀，以逃避婆婆对她的虐待。这种虐待，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容忍的。
于是，“母亲”这一称呼，在中国对于已婚妻子来说，不仅是一道天然的护身符，更是一种荣耀。不过，即便承认她们做母亲的身份，但是在西方人看来，她们的地位还是有些特殊，甚至让人难以理解。在中国，在任何情况下，母亲都可以要求孩子服从她。可以说，她掌控着自己孩子的一切。尽管她的孩子已经年过半百，甚至成为另外几个家庭的父亲或者祖父，但是他还是得服从母亲的要求。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自然会变成几个媳妇的婆婆。到了那个时候，她也会像当初婆婆对待她的那样，在自己的儿媳妇身上故技重施，并把年轻时的不满和怨恨全都发泄出来。但是，只要丈夫在她的身边，她就像一个仆人，而不敢随意做些什么。在她死后，家里的儿子们要为她守孝，并且在一百天之内不能剃头刮脸。这已经成为清朝法律的一条明文规定。但是，如果她的丈夫也表现得与儿子们那般悲伤的话，那么他就会受到周围人的嘲笑和讥讽。
作为男人，只要他愿意，可以随时再娶一个妻子。而一个失去丈夫的妻子，如果她改嫁给另外一个男人，那么她就会被认为不守妇道、极其可耻。对于这样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中国人往往不会在公开场合说的。比如，“王寡妇又结婚了”，中国人一般不这么说；他们会说“那个王寡妇又向前迈出了一步”。一个年轻的寡妇，如果想得到人们的尊敬，比如说为了得到皇帝下令修建的贞节牌坊，可以选择一头撞死在丈夫的棺木上。如果她不是这样的想法，那么她便会安分地伺候自己的公婆，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事实上，中国的妇女结婚以后，是没有姓氏的。她们一般会跟随丈夫的姓氏。
有一次，我与清朝的一位高级官员交谈。谈话中，我提到了恭亲王的妻子。由于他的妻子已经过世，我当时便认为恭亲王会暂时放弃处理政事，不与外人接触，自己单独生活一段时间。“不会的，不会那样，”这位官员笑着说，“妻子的去世，对我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只要王爷愿意娶，他想要多少妻子，就会有多少。”
实际上，在恭亲王的身边，已经有好几个小妾了。在中国，法律和道德都没有明令禁止男人再娶。只要他有能力养得起，想要几个妻子都是可以的。第一个妻子，也就是所谓的正妻，她的地位要远远超出其他妻子。虽然她也是丈夫的仆人，但是她却是仆人的头领。不过，不管是正妻，还是其他妻子，她们所生的孩子都具有相同的继承权，也都拥有合法的地位。下面一些事实可以证实这一点。皇帝大多都有四个以上正妻。同时，他还有拥有七十五到一百名的侧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情妇。当这些正妻和情妇生下孩子后，皇帝就要认真从中找出天资聪颖，可以担当重任的继承人。就像我们所推测的那样，皇帝会把他最喜欢的情妇所生的儿子，立为皇子，成为他的接班人。近百年来，死于1875年的同治皇帝，生平没有什么政绩，也不是皇帝的正妻所生；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乾隆是他父亲的第四个儿子。
在中国的中下层人群中，大部分人几乎都是一夫一妻制。这样的事实，不但有根据，还是经过他们的选择而形成的。首先，虽然清朝法律不反对男人多妻，但是现实中真正娶两个或两个以上妻子的人，几乎很少；其次，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讲过，汉字“安”是指家庭里有一个女人，这是极其安详的状态；如果有两个女人，便意味着经常会发生争吵(“奻”，就是争吵的意思)；如果有三个女人，那就意味着会发生一些伦理所不容的事情(“姦”，同“奸”)。这样看来，如果这些事实真有发生的话，中国人主动选择一夫一妻制，是极有可能的。这是因为中国人既注重实际，又善于思考。他们早就发现了一夫多妻制的弊端，于是便把这种意识渗透到他们的语言结构中，用以警示后世的子孙。如此，这种做法确实可以理解。
如果仅凭以上论断，就认为中国妇女除了干活和生育子女外，几乎无所事事，那么你的想法就错了。在家里，女儿的一切都由母亲掌控。这种状态不断持续，直到她出嫁，不在母亲身边生活时为止。对于儿子，母亲从小管理他们的生活，并要求他们时刻服从她。这种情况的维持，直到母亲过世后为止。另外，对于一些流言或者不确切的消息，乡村里的老妇人既可以让它们到处传播，也可以让它们迅速消失。因此，在掌控社会舆论方面，她们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处理乡村杂务的过程中，她们也会起到一定作用。有时候，一些明显与她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她们凑在一起，就能做出一项决定。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她们在家中对儿子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有关。
在清朝的统治阶层里，也有两个女人把持朝政达三十年之久。她们就是咸丰皇帝的两位皇后。她们的旨意和判断，被认为是最具有权威性的。因此，在很多紧要关头，她们的意愿成为清朝政府制定各种政策的依据。然而，囿于东方的礼节，她们必须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于是她们上朝听政的时候，面前必须挂上一个帘子，以此与朝臣们隔开。那些大臣们只能听见她们说话的声音，但是看不到她们的面容。后来，两宫皇太后中有一位去世，但是另一位还健在，并且精力旺盛。这种情况之下，清朝的内政外务少不了被这个女人继续操控。
以上两个女人的事例，足以说明清朝时期妇女所拥有的特殊权力和地位。作为妻子，她们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力；但是作为母亲，她们的权力很大。咸丰皇帝在世时，两位皇太后只是他的玩乐工具而已，而且她们无所作为，没有引起人们的任何关注。当然，更没有人听说她们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但是，当咸丰皇帝死去之后，她们就策划并实施了“辛酉政变”。最后，所有的朝政大权都落入她们的手中。直到现在，慈禧太后还在垂帘听政。从1875年1月开始，在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清廷在位的是光绪皇帝。他是前任皇帝的侄儿，与两位皇太后并没有血缘关系。尽管如此，他也必须顺从慈禧太后。这说明，在中国，母性控制(maternal control)是一种不可小觑的权力。
有一个事实，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弱者总是受到强者的支配。在中国，各种各样的清规戒律和风俗习惯，制约和限制着妇女，使得她们生活在种种框架之内。她们可能比仆人的地位稍微高一些，但毕竟没有权利接受教育，或者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尊重。不过，也有少数几个妇女，能够稳操胜券地控制住自己的丈夫。在这种情况之下，她们的丈夫俨然是她们的代言人。像这样的例子，现实中有很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妇女始终没有忘记她们特有的口才。也许，在其他方面，她们的能力无法探究，但是，有一点十分肯定，那就是她们的那张嘴非常厉害。通过那张嘴，天底下最尖酸刻薄的谩骂，会肆无忌惮地喷发出来。随便一个人，只要身临其境地听一次，就会发现，在那漫无止境的咒骂声中，不但用词生动，而且连周围的空气也随之震动。霎时间，天昏地暗，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还好，对于那些骂词，我没有办法将其翻译成英语。
在中国女人的舌头里，暗藏着一种武器。面对这种武器，男人们根本无法招架，要么跑得远远的，要么任由他的女人支配。这时候，他的男性邻居绝不会出来帮助他。与之相反，对于他害怕老婆的做法，他们会给予极大的讥讽和嘲笑。当然，你要是认为他们是在同情妻子，那就错了。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办法管住自己的妻子，这是最为丢人的事情。这一点，凡是亲身经历过中国妇女叫骂场面的人，是深有体会的。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地域观念。他们非常看重地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当他们新建一个家庭时，往往将房子盖在离老家最近的地方。这样你会发现，在中国，父母居住的地方周围，分布着密密麻麻的家庭群落和各种家庭组合。还有，一座又一座的村庄，几乎都是同一个姓氏的人住在那里，不仅有四世同堂的家庭，甚至还有五世同堂的。就像国外有“史密斯村”(Smith ville)、“琼斯庄”(Jones ville)一样，中国有“张家庄”、“王家镇”、“李家村”等村镇。像这样的村庄名字，在清朝的统治区域内，随处可见。它们在中国所有的地名当中，占据着很大一部分比例。
在中国，一家的财产和土地，都是大家所共有的。在这样的大家庭中，只有当男性家长去世后，人们才可以分财产和土地。平日里，所有的家庭成员一律参加劳动，都必须去田地干活。如果家里的土地很多，那么人们便要大早起来，一直耕作到黄昏。在田间地头，你时常会看见，男人和妇女一起劳动。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个农夫在耕地。在前面拉犁的，除了一头牛和一个猴子外，还有那个农夫的妻子。
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十分富有，到世界各地去旅游观光。于是，他们被人们称为“跑遍地球的人”(the globe trotters)。即便他们博闻强识，阅人无数，但当他们面对中国人的时候，却始终无法理解他们看到的一切现象。中国人十分恋家，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始终念念不忘家族里的人。对于自然界的山河风景，他们从不眷顾。他们很少出远门，除非出于公事和私事的需要。一旦他们出门在外，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个漂泊的人，心中不免升起一种思乡之情。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地盼望，终有一天，可以返回故乡，而不管那里有多么贫穷和落后。如果真的做到了，那将是他生平最大的快乐。
中国人是不会成为遍布全球的殖民者的，这是由他们的自然禀赋决定的。在美洲(不论是北美还是南美)、澳洲、缅甸、泰国、东印度群岛、爪哇、日本等地，到处都有中国人的足迹。但是，他们根本不会成为殖民者。因为他们都是一些短期的移民者，过一段时间就会离开那一地区。他们成群结队地移来移去，就像是一群候鸟一样。这种鸟，在某个地区寻找食物，之后便返回它们原先停留过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它们筑巢、产卵，并孵育后代。这个地方，虽然距离它们觅食的地区很遥远，但是它们却很清楚地记得它在哪里。
中国人不愿意流落他乡，除非被逼无奈，才离开自己的家乡。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动身出发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盘算怎样回到家中的各种安排。这些安排在他们走出去的各种目标和梦想之间，一直纠缠不清，使得他们的思乡之情更加浓烈。经常有一些轮渡来往于中国与世界各地之间，这其中有很多中国人走出了国门。但是，如果做一番为期若干年的调查，你很快就会发现，原来那些出国的人陆陆续续又返回了中国。虽然他们奔波于世界各地，但是到老却又回到家乡，这就像那些候鸟一样。如果有些人回不到中国，他们生前就千叮咛万嘱托地请求别人，一定把他们的骨灰带回家乡，埋葬在先人的坟墓旁边。在美国，如果你能准确地统计出过去二十年的在美中国人口数量，然后你再找出二十年后实际埋葬在美国的中国人口数量，你就会惊奇地发现，与前者相比，后者的数字少得可怜。而那些埋葬在美国的中国人，一定在家乡无亲无故，并且自身的经济条件有限。
中国人能吃苦，有诚信，还比较勤劳。作为商人，他们很会安排自己的收支，并竭力减少不必要的花销。然而，这个民族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十分热爱自己的家乡。他们长年累月地漂泊在世界各地，但始终心系家乡。到了晚年，他们更加希望能回到故里，与亲人们在一起生活。就连死后，他们也要与祖先的坟墓葬在一起。不管被逼无奈，他们流落海外，还是在国内的其他地方成家立业，他们终究是要努力实现上述心愿的。因此，他们对乡土的眷恋之情，远远超过了他们对国家的热爱。比如，在北京的广东人，不会一辈子停留在北京的。在北京，他们也是生意人，但在他们心里，总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外乡人，一个流浪者。他们的真正归宿，以及想要达成的事业，始终没有离开过他们出生的那个地方——某个小山村里的一个家。他们当中，有些人在北京去世，如果他没有留下任何钱财，也没有什么朋友，那么就会有一个好心人出来，帮忙把他的尸骨运回他的老家埋葬。
在清朝时期，每一个大城市中，都设立了若干行会，或者说慈善机构。每年都有死在他乡的旅居人，而这些慈善机构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负责把这些人的尸骨送回其家乡入土。在旧金山，设有六个中国同乡会。关于它们，曾经有许多虚假的报道和描写。其实，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在美华人的尸骨运回其家乡。游山玩水的外国人，在中国偶尔会在路上碰到棺材，里面躺着旅居在外的人的尸体。那棺材紧紧地绑在两根杠子上，杠子两端分别系在两头骡子的鞍子上。在棺木的最前头，摆放着一个柳条笼子。笼子里，有一只活生生的白色大公鸡。这只大公鸡，必须是纯白色的，没有一点杂色。这只公鸡的特殊作用在于可以导引亡者的灵魂，使其附着在尸体上面而不离去。更为神奇的说法是，如果笼子里的公鸡越是闹腾、乱叫，那么它的导引职能就发挥得越好。就这样，棺木由这两只骡子驮着，慢慢地穿过街道。也许，在到达死者的安息地之前，它们要经过清王朝的东西或者南北的全部路段。
几千年来，乡土情结在中国人那里产生之后，便不断地加强、丰富。慢慢地，它变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信仰，就像西方的宗教那样。这种情结归为一点，就是对乡土的眷顾。出生与死亡，在中国人那里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当然，这一点与他们特有的“祖先崇拜”有密切关联。
在我们看来，乡土情结是一种偶像崇拜。也许，我们必须对此加以批判。同时，还有一点不得不说，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中国人的棺材，跨越海洋，最终到达死者的老家，而后入土安葬。但是，中国人的这种乡土情怀，使我想起了《圣经》前半部分的一个美丽故事：在希伯来，亚伯拉罕为妻子萨拉买了一块墓地。后来，亚伯拉罕也埋葬在妻子的那块墓地里。他们的儿子以撒和儿媳丽贝卡，去世后也埋葬在那里。若干年后，以撒的儿子雅各在埃及去世。以撒的儿子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一起将父亲的尸骨运回迦南，与他们的母亲列侬安葬在一起。以后，约瑟夫也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放在父母的墓前。然而，直到约瑟夫死后两个世纪，他的这一愿望才得以实现。和我们最早的人类祖先一样，中国人也拥有这种乡土意识和情结。像这样的一种感情，自形成以来，已经世代相传了数千年。对此，我们不得不尊重他们。
中国历朝历代的政府，正是看清了民众的乡土情结，才得以使用这一有效工具归化外国人。于是，那些想要做中国臣民的外国人，就被要求具有乡土情结。做法就是，在中国买一块墓地，死后安葬在那里。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就证明了，他想永远留居在中国。
几百年来，中国政府还使用另外一种方式影响民众。他们总是把老百姓限制在一个小天地里。接着，他们千方百计地打消人们想要转移住所或者改变职业的想法。《大清律令》里就有这方面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家庭以及成员必须从事自己的原有职业，不得随意更换。这项规定还使用这样一句话予以概括：“世世代代，无改其术。”原本，这个民族就深怀浓厚的乡土情结，不愿意到其他地方生活。而后政府又颁布这样一条规定，其做法未免有失稳妥。尽管这项规定早已是一纸空文，但是却对整个民族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第一，这使得老百姓在自己的职业领域内，只能延续上代的操作程序和生产方式，而不会有所改革和创新。这样一来，中国人的发明和创造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很大限制。后来，中国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也就不足为怪了。第二，生活在各个地区的人们，被生硬地隔离开来，不能有效地进行沟通和交流。试想，一个人的生计是继承他的父亲而来的，那么他在家中或是家乡，就继续走他父亲的老路子。他的利益和兴趣，全都投入到了他父亲所从事的行当。逐渐地，他被牢牢地限制在维系生存的行当上。于是，他很难走出已有的圈子，更别说出国了。
有一次，我在中国向一位老人打听，我要投宿的那个城市距离这里还有多远。当时，正值一月份，凛冽的寒风吹着。老人正靠在一堵墙上，背着风向晒太阳。结果，他对我说，他不知道。我登时大为不解，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于是，我再一次询问他，看他是不是外地人。“哦，我是这里的，”他说，一边点头示意，一边用手指着一座房子，“就住在那边。”“那您在这里住了多长时间了？”我继续追问。“今年七十八岁，我一直就在这里。”他回答说。“那您对那个城市，真的一无所知吗？”我又问起了那个城市，心里还是不相信他刚才的话。“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回答，“从来没去过那里，我为什么非要知道呢？”这一回答，在我十分有趣。“您这么大的年纪了，一直待在这里，没有去过城里吗？”我的声音比先前略有提高。“为什么要去哪里呢？”老人有些激动，直接反驳我的话，“我的家就在这里，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我知道，从我问路的地方到那个城市，中间不过十英里。
还有一个例子，同样证明了，不允许臣民变换居所和职业，所带来的封闭、停滞的后果。当然，我们的说法或许有些过分。在中国，每一个城市，只要规模还可以，就少不了几家修表店。有一点必须声明，钟表这种玩意儿在中国是没有人生产的。买钟表的人很少，相应地，从国外进口的钟表也不多。一个观光者，碰到这样的店面，兴许会有疑问：他们是怎么招揽顾客的呢？不过，他心中还有一个更大的疑团：他们是怎样学会修理钟表这门手艺的？其实，答案很简单。这门手艺，原本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是，他们是天主教徒的子嗣，不仅从先祖那里继承了信仰，还延续了他们的修表职业。两百多年以前，中国迎来了很多天主教的传教士。他们的先祖就在那个时候皈依了天主教。现在，他们所掌握的修表技艺，正是他们的先祖从传教士那里获得的知识。
在中国的社会里，流行着一种“光耀门楣，父母有荣”的观念和思想。在普通民众看来，这是理所应当的要求，在法律上，也有相关的严格规定。如果有人对这种观念和想法产生怀疑，那么他就会被当做罪犯而受到惩治。当周围的人知道这件事后，当事者就会被社会所唾弃，不被人们所容。这种情况早已经成为一种极端现象，并沦为一种专制行为。在家里，孩子的独特想法和行为，是家长所不允许的。只有成年以后，身体不再有所发育时，他才有独立自主的权力。同时，做晚辈的对长辈极为尊重和顺从，也是中国人家庭生活的一个有趣现象。对于祖先生活中不光彩的一面，即便是头脑充满幻想的小孩子，也不会说出一些不合时宜的话来。像“这个老家伙”、“那个老太婆”、“那个巡抚”这样的称呼，几乎很少在日常生活中听见，最起码在自己的父母身上是无论如何也不敢使用的。
在中国，年长是一种荣誉，理应得到人们的尊重。就连大街上的女乞丐，即便她衣衫不整，浑身散发着恶臭，但只要她满头白发，便会受到人们的尊重。对于她，人们会尊称她为“老太太”，而其他的称呼一概不宜使用。在朝廷里做事的大臣，如果家中老母亲还健在，他们每天也是要抽出一定时间去照顾她们，尽管他们的母亲早已老得不成样子。不过，八十岁的老人，就像儿童一样，满脑子稀奇古怪的念头，并且脾气无常，又是哭，又是笑，让人摸不着头脑。这对他们来说，未尝不是一种折磨。但是，身为大臣的儿子们理应照顾母亲，就像母亲照顾幼小的他们一样。如果说子女孝顺是中国老人长寿的秘诀之一，那么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的确要长很多。
有时候，我们对于中国人的敬老传统有些疑惑，尽管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思想观念和必要礼节。在北京，或者中国的其他一些地方，时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一条长长的队伍行进在大街小巷中。那是由一帮男人组成的队伍，其中有几个人抬着两口棺材，在乐队和彩旗的指引下，向前走去。有一点很奇怪，他们每个人身上并没有穿任何白色的服饰：一种专为举办丧事而做的衣服。那音乐很欢快，敲打着，沁入每个人的心扉，并化作一种甜美的心情。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并不是在为某个人办丧事。事实上，那两口棺材是由做子女的买给父母的，比如，张先生夫妇二人的儿子，特意为他们购买，以表示对他们的孝敬。
就这样，他们一路敲锣打鼓，欢快地向周围的人们炫耀，并向父母家中走去。到了那里，做父母的不免会大吃一惊。首先，儿子们会对他们说一番恭敬孝顺的话，接着，便将棺材奉上。父母们此时已不再诧异，而是欣然表示接受。在我们看来，在一位朋友家里做客，如果看到对方拿出手表看时间，那就意味着我们要主动请辞，不方便久留。中国的父母收到这样一份“礼物”，与这种情况大致相似。但是，中国父母不会想那么多，他们会认为子女们对自己很孝顺，考虑事情全面、周到。棺材送来后，便被放在家中的正房里。此后，棺材会得到精心的看护，不会受到一丝损伤。如果有亲朋好友到访，做父母的还会趁机炫耀一番。因此，中国人的家中必备一副棺木以照料后事，而一架值钱的钢琴则可有可无。像这样的做法，夸张一点说，它反映了中国人爱慕虚荣的心理。做父母的经常会担心，他们死后的葬礼会究竟如何。如果送给他们一副棺材，那他们就安心了。看到棺材，他们确信，孩子们将来会把他们安葬得风风光光。因此，他们对于这种“礼物”背后的含义，全然不顾，更不会去主动思考。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点，虽然与本章主旨联系不大。前文说过，中国人往往在壮年时期，就准备好了死后的棺木，并妥善保管，以便将来使用。多年前，我曾经雇用过一个老太太，她没有一个子女。每个月，她都要节省四元钱，打算为自己攒一副棺材。若干年后，她的愿望实现了，买到了一副薄薄的棺木。这幅棺木没有任何装饰，也没有上油漆。买好后，她没有地方安置。这个时候，她的一位远方亲戚，主动提出来要替她保管。这位亲戚就住在城外不远的一个村庄里，老太太答应后，每隔半年的时间，就去那里一趟看看。每一次，她都骑着一头毛驴，虽然旅途劳累，但乐此不疲。但是，有一次她从亲戚家回来，简直悲痛欲绝。原来，她的亲戚急需用钱，便把那副棺木抵押给了当铺。而后，当铺又将其卖了出去。这次打击过后，老太太重新攒钱，准备再买一副棺木。然而，她很不幸，愿望还没有实现，就被霍乱夺取了生命。不过，我与朋友主动帮忙，给她办了一个隆重的丧礼，也算是帮她达成了心愿。第五章 中国人的社交
在娱乐、消遣方面，中国人对自己向来以吝啬著称，舍不得花费一点时间。在中国，贫困阶层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对他们而言，生活就是一场抗争，因为他们每天都要与饥饿相伴。早出晚归，勤劳耕作，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每一年都是这样，他们既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当然，在三种场合之下，他们也会享受休息的时间。其中，结婚和办丧事，是他们最为激动和兴奋的时候。因为在这些场合下，米饭、蔬菜、茶水和烟叶，可以尽管食用。有时候，他们还能吃到一星半点的猪肉呢！那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口福。在平常的日子，如果他们稍微有些偷懒，就要半天没饭吃了。对于他们来说，生平难得有机会参加娱乐活动。即便有，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参加。
社会上的中等阶层，每天虽然忙忙碌碌，但尚可以从容自如地面对生活。而娱乐时间最多的，莫过于大多数官员了。不过，那些深受皇帝宠爱的大臣，却不是那么一回事。每天，他们要不辞劳苦地忙于公务。有一次，清廷的一位内阁官员对我说，他很劳累，甚至有些力不从心。于是，我便请求他介绍一下每天的工作情况。他说，每天凌晨三点到下午六点，他要在朝中或者部里做事。因此，每天凌晨两点钟的时候，他就得从家里出发。如果皇帝有政事与他商量的话，他必须在黎明之前赶到皇宫。早上六点到上午九点，他在军机处处理事情。然后，从九点到十一点，他又得去兵部处理事务，因为他还身兼兵部尚书一职。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他这个督察院的官员不得闲，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