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下财政政策启示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罗云峰

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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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再平衡下财政政策启示录试读：

《南开大学公共财政博士论文丛书》编写说明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财政学博士点”，设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已近15年。其间，博士生指导教师从当初的一名，增加至目前的六名（含两名兼职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专业方向也不断扩展，目前已经涵盖了公共财政学科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截至2012年，南开大学财政学系已被授予博士学位的毕业生累计为40多名，大多在高校任教，或在财政、金融、证券系统任职；与此同时，在校就读的博士生也逐年增加，达到11名。

2011年底，南开大学财政学系与山西经济出版社商议，决定自2012年起推出《南开大学公共财政博士论文丛书》。丛书编委会将陆续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博士学位论文，经原作者修订后，纳入该丛书系列予以公开出版。希望此举能有助于深化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活动，有助于加强与国内兄弟院校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该丛书的出版得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山西经济出版社领导赵建廷先生和孙志勇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并且得到（基于教育部实施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而建立的）南开大学“985工程”基金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南开大学公共财政博士论文丛书》编委会2013年12月

摘要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约束各国货币政策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复存在。宽松货币政策、管理汇率制度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互促进，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升级版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造就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其内部的失衡也不断加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特别是在入世以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日益确立，投资和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消费的作用不断降低。目前，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庞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失衡的主要一极。笔者认为，失衡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持续，是孕育经济危机的摇篮；但此前各国在应对危机时的权宜之计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失衡的经济增长方式，只是在用一个更大的泡沫代替此前的泡沫。中国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实现经济再平衡，提高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即提高经济增长内生度。本书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本书共分六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对本书的选题背景和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书的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随后总结了本书的创新点和难点。

第二章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进行了总结与评述。本章主要从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两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在理论研究方面，本章以斯密和凯恩斯为节点，分3个时间段进行讨论，综合重商学派、重农学派、旧历史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等各个经济学流派的观点，以期得出尽可能全面的结论。在实证分析方面，凯恩斯创立的收入支出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及纳入财政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成为实证分析的主要模型依据。本章系统总结归纳了国内外总财政支出以及各类财政支出对总产出以及各类产出的实证分析成果。

第三章对“经济增长内生度”进行进一步讨论。提出广义经济增长内生度与狭义经济增长内生度的定义以及计算公式。依据公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内生度进行计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随后，给出理论上的最优经济增长内生度数值，并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世界上爆发的几次大规模经济危机来证明，实际经济增长内生度长期偏离最优水平是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最后，对大国经济增长内生度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总结，并通过数据具体观察美国和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度的变化。

第四章对财政支出影响产出的机制进行模型分析。本章在对传统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运用数理和图形两种方式进行详细论述。首先，建立一个包括私人支出、政府支出、净出口在内的三部门动态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并假设财政支出可以影响私人决策，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分析各类财政支出对产出和经济增长内生度的影响。其次，用图形方式建立一个两国IS-LM-BP模型（开放条件下的希克斯—汉森模型），结合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再平衡，分析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财政支出政策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最后，用IS-LM-BP模型讨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政策选择。

第五章对数理模型中得出的结论进行实证分析。运用最小二乘法和加权最小二乘法对中国财政总体支出最优规模进行检验；并运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对产出和经济增长内生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应该如何进行调整，才能实现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变，从而为财政支出政策调整提供定量方面的指导。

第六章根据第五章的计量结果就如何调整财政支出提出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应该在控制总体财政支出规模的情况下，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减少财政投资性支出，增加财政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付。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改善民生，提高民众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进而刺激消费。本章还在第四章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配合财政支出调整的货币政策。认为有必要对货币供给进行适度收紧，并逐渐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使浮动汇率制成为帮助中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一项政策工具。最后，对本书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提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财政支出；消费；净出口；经济增长内生度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而各国在应对危机时，都不愿以经济增速放缓为代价纠正经济失衡，只是在原有失衡的经济增长方式下启动庞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措施。实际上，这是在用一个更大的泡沫来代替此前的泡沫。1990年的日本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的美国互联网危机，危机的波及范围和危害程度不断加剧。最近一次危机是发生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短时间内迅速席卷全球，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冲击，世界经济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尽管次贷危机源自发达经济体的金融领域，但其根源却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难以持续。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度依靠出口的新兴经济体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过度依靠消费的发达经济体，共同创造了21世纪世界经济的持久繁荣期，也孕育了巨大的失衡与泡沫。

由于此前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深，因此次贷危机前的几次危机并未对中国造成重大的冲击。但在入世后，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外需，而国内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则日益减弱，经济增长失衡的状况不断恶化。从入世到次贷危机对中国形成实质冲击前（2001～2007年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同比年均增长45.3%，GDP（国内生产总值）占比由2.1%上升至8.8%。市场力量通过危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这种失衡：2008年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同比仅增长3.6%，GDP占比下滑至7.7%；2009年经常项目顺差则同比大幅下滑46.0%，GDP占比也进一步下降至3.8%。与此同时，国内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则不断减弱，2001～2009年间，消费同比年均仅增长11.7%，GDP占比由超过60%下降至不足50%。

除了经济内部结构急需调整外，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也在危机后有所升级。在危机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地转向了国内消费，在内部产能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大量进口积累了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在次贷危机后，这种失衡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美国在2009年9月的G20（20国集团）峰会上提出了“全球经济再平衡”框架，得到了发达经济体的广泛欢迎。这也使得中国必须面对国际上保护主义不断升温的情况，商务部的调查显示，2009年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案件数量和金额均创历史新高。2009年1～11月，中国受到“两反两保”贸易救济调查103起，比2008年全年增加10.8%；涉案总金额共约120亿美元，比2008年全年增加100.0%。

相对于此前的重商主义而言，在目前缺少约束机制的货币体系下，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可以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一国可以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充裕的流动性，从而压低实际利率，在某些情况下，实际利率甚至可能为负，刺激国内投资疯狂增长；与此同时，通过压低本币汇率，将产能销往国外。在这种方式下，经济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国内消费严重不足；财富以贸易顺差的形式向政府和企业部门集中，“国富民穷”的状况不断恶化。入市后的中国经济基本上沿用了这样的发展方式，虽然在起步阶段可以快速进行资本积累，实现经济腾飞，却难以长期持续发展。

要调整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摆脱经济增长对外需的过度依赖，财政政策应该是主要的调控手段，而货币政策则处于从属地位。而在财政政策方面，笔者认为，财政支出应该处于主导地位。加尔布雷斯在《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中指出，正规的财政政策应当从政府支出的水平开始，再以财政支出水平为依据确定所需税款的总额；同时在任何时期，都应该减少货币政策的使用。萨金特（1987）也为忽视政府预算约束的凯恩斯主义分析做出了辩护，萨金特的观点与加尔布雷斯接近，即认为在一个均衡的系统中，是否考虑财政收入对确定财政支出的最优水平并不会造成影响。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笔者将研究集中在如何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变。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探讨如何通过财政支出政策来调控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经济增长一直都是各国经济学者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从目前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来看，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和财政政策进行的研究有很多，众多理论研究领域已经日趋成熟，而且其研究成果也已经得到各国的广泛采用。但对产出进一步划分，并研究财政政策对消费、投资、净出口各自的影响，在国内还是一个较新的研究课题。此外，从具体构成上看，财政支出包括很多种类，每一类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影响都各不相同。而在国内，针对每类财政支出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研究就更为缺乏。通过研究总财政支出和各类财政支出对总产出和各类产出的影响，进而探讨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

1998年我国出台了针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财政刺激政策，随后为了应对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引发的全球经济下滑，财政刺激政策一直延续到2002年。根据摩根士丹利的统计，“1998～2000年，中国每年发行约1050亿元特别国债（占财政收入的10%，或GDP的1.3%），为财政刺激方案提供资金。2001～2002年，全球经济下滑期间，中国每年发行1500亿元特别国债（占财政收入的8.5%，或GDP的1.3%），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数据表明，1998～2002年的财政刺激政策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经济增长，却没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2008年年底，我国提出了总额高达4万亿的财政支出刺激政策：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年底，中央政府拟通过增加中央基建投资、中央政府性基金投资、中央政府其他公共投资和灾后重建投资等，安排1.18万亿元投资，加上地方配套和社会投资，形成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其GDP占比名列世界各国前茅，经济刺激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反复提出，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向内需拉动型转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要推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要坚持扩大内需方针，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通过理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可以为中国制定经济政策、引导经济增长方式向内需拉动转变，提供定性和定量的指导，并接受实践检验。

总之，“再平衡”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一个国家从贸易顺差得到的利益，往往就是其他国家所蒙受的损失，重商主义者对这一点是有足够认识的。这一事实不仅意味着一个国家必须十分克制，不要使自己所拥有的贵金属比例超出公平合理的比例太多，而且也意味着一项过火的政策可能会引起一场毫无意义的国际竞争，大家都在追求贸易顺差，结果却使大家都蒙受了损失”。（凯恩斯，1936）在美国消费迅速萎靡并开始追求出口的情况下，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可能更倚重于中国等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经济体的消费。如何通过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调整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理顺内需的规模和结构对于中国经济降低对外依赖度，从而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具有突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二节　概念界定、研究思路和内容安排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根据各国贸易战略不同的特点，学者们提出了外向型经济体和内向型经济体的概念，外向型经济体主要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内向型经济体则主要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克鲁格曼，1983；钱纳里，1986）。本书提出的经济增长内生度则是从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角度，讨论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国内需求拉动的。一国产品生产出来后，要在市场上实现价值，即通过“有效需求”（凯恩斯，1936）得到吸收；在开放条件下，存在国内外两条吸收渠道。在国民经济核算中，支出法中国内生产总值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构成，本书将广义经济增长内生度定义为，消费和投资之和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之所以将消费和投资之和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称作广义经济增长内生度，主要是因为这里的投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最终需求，投资又可以看作是产能的建设，即未来的产出；而未来产出最终还是要通过消费和出口在国内外市场实现价值。因此，投资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国内市场引致的投资和国外市场引致的投资。本书将消费和国内市场引致的投资之和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定义为狭义经济增长内生度。由于无法将国内外需求引致的投资进行分离，因此狭义经济增长内生度仅仅可以在理论上说明，而难以获得实际数据，本书用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对其进行替代。

笔者认为，最优的经济增长内生度在长期应保持在100%的水平，这与国际收支平衡的宏观经济目标相吻合。但在短期，实际经济增长内生度将与最优水平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不过，经济增长内生度偏离最优水平的程度和时间存在极限，当超出极限后，市场力量将会发生作用，以危机的方式迫使经济增长内生度向最优水平回归。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其所能承受的经济增长内生度与最优水平的偏离程度越低、时间越短，反之亦然；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其所能承受的经济增长内生度与最优水平的偏离程度越高、时间越长，反之亦然。

在财政支出方面，中国目前的财政支出有多种分类。2007年，中国对财政支出项目进行了调整，因此，许多财政支出项目缺乏连续性。结合各类财政支出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以及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本书将财政支出分为三类：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转移支付。

二、本书的研究思路

按照上述研究对象的设定，本书的研究工作将依如下基本研究思路予以展开。首先，对经济增长内生度进行论述，计算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内生度，并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讨论经济增长内生度与最优水平的偏离极限。其次，对经典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行修正，并在此框架下用数理推导和图形描述来分析财政支出对产出和经济增长内生度的影响。再次，运用计量模型定量描述财政支出对产出和经济增长内生度的影响，并在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基础上讨论如何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的规模和结构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内生度，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变。最后，根据模型分析和计量结果就如何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给出政策建议，并就如何实行配套货币政策进行探讨。具体研究思路见图1.1。图1.1　本书的研究思路

三、本书的结构和内容安排

根据以上的研究思路，本书将研究内容分为6章，各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对本书的选题背景和意义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书的主要研究思路与方法，随后总结了本书的创新点和难点。

第二章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进行了总结与评述。本章主要从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两方面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在理论研究方面，本章以斯密和凯恩斯为节点，分3个时间段进行讨论，综合重商学派、重农学派、旧历史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等各个经济学流派的观点，以期得出尽可能全面的结论。在实证分析方面，凯恩斯创立的收入支出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及纳入财政支出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成为实证分析的主要模型依据。本书系统总结归纳了国内外、总财政支出以及各类财政支出对总产出以及各类产出的实证分析成果。

第三章对“经济增长内生度”进行进一步讨论。提出广义经济增长内生度与狭义经济增长内生度的定义以及计算公式。依据公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内生度进行计算，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国际比较。随后，给出理论上的最优经济增长内生度数值，并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世界上爆发的几次大规模经济危机来证明，实际经济增长内生度长期偏离最优水平是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最后，对大国经济增长内生度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总结，并通过数据具体观察美国和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度的变化。

第四章对财政支出影响产出的机制进行模型分析。本书在对传统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运用数理和图形两种方式进行详细论述。首先，建立一个包括私人支出、政府支出、净出口在内的三部门动态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并假设财政支出可以影响私人决策，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分析各类财政支出对产出和经济增长内生度的影响。其次，用图形方式建立一个两国IS-LM-BP模型，结合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再平衡，分析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财政支出政策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最后，用IS-LM-BP模型讨论了后危机时代中国的经济政策选择。

第五章对数理模型中得出的结论进行实证分析。运用最小二乘法和加权最小二乘法对中国财政总体支出最优规模进行检验；并运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对产出和经济增长内生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应该如何进行调整，才能实现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方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变，从而为财政支出政策调整提供定量方面的指导。

第六章根据第五章的计量结果就如何调整财政支出提出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应该在控制总体财政支出规模的情况下，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调整，减少财政投资性支出，增加财政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付。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改善民生，提高民众的实际可支配收入，进而刺激消费。本章还在第四章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配合财政支出调整的货币政策。认为有必要对货币供给进行适度收紧，并逐渐恢复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使浮动汇率制成为帮助中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一项政策工具。最后，对本书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提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三节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与难点

一、本书拟采用的研究方法

在研究过程中，本书有关原理和机制的论述主要采用数理推导、图形描述和文字论证相结合的方式，主要运用了博弈论和动态分析，建立了两国动态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分析了开放条件下财政支出对国内外产出的影响。在实证分析中，采用多种计量分析模型。如在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研究中，运用了最小二乘法和加权最小二乘法；而在财政支出对产出和经济增长内生度影响的研究中，还运用了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本书在相关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产出和经济增长内生度为被解释变量，以财政支出等生产要素为解释变量，评估财政支出的边际产出以及财政支出变动对产出和经济增长内生度产生的影响。

二、本书的主要创新点

本书对财政支出影响产出以及经济增长内生度的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主要做出了以下三点创新：第一，从拉动经济增长动力的角度，提出了广义和狭义的经济增长内生度概念，并用数理的方式给予精确表述。特别是狭义经济增长内生度的提出，将国内需求引致的投资从总投资中进行了剥离。以往谈到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时，往往将投资和消费混合考虑，这显然是不够科学的；严格意义上讲，投资仅仅是派生需求，而非最终需求。因此，只有国内消费和国内消费引致的投资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国外需求和国外需求引致的投资则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外生动力。

第二，对BP曲线进行了修正。经典的BP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即一国总产出增加会导致经常项目恶化，为了恢复国际收支平衡，要依靠提高利率来实现资本项目改善；而笔者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而言，其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来吸收国内投资创造的产能，因此总产出增加势必要求净出口增加，为了恢复国际收支平衡，则要依靠降低利率来实现资本项目恶化。因此，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BP曲线应该是向下倾斜的。

第三，提出了财政支出可以影响私人决策，这相当于在传统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加入了政府与私人博弈的考虑。将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运用到了具体的模型当中。在具体的数理模型中，这表现为财政支出可以对边际支出和边际进口倾向产生影响；在具体的图形描述中，这表现为IS曲线可以影响BP曲线的位置和斜率。

三、关于本书写作的难点和其他说明

首先，本书虽然从理论上对狭义经济增长内生度进行了定义，但在实际数据处理中，无法将国内需求引致的投资从总投资中进行分离。对此，本书用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对实际狭义经济增长内生度进行了替代。从绝对值角度而言，这种替代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实际狭义经济增长内生度；但从相对值角度而言，这种替代能够较好地反映各国间狭义经济增长内生度的相对大小，从而为狭义经济增长内生度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其次，对财政支出的分类和相关数据的采集也是本书写作的难点。在2006年及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财政支出按照功能性质分作五类统计，即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其他支出。但是从2007年开始，我国对财政支出项目分类进行了改革，取而代之的是多项更加具体细化的财政支出项目。这给本书进行财政支出分类造成了较大困难，如果选取2006年前的分类方法，则对当前的财政政策制定缺乏指导意义；如果选取2007年后的分类方法则缺乏与之前数据的连续性。结合各类财政支出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续性，本书将财政支出分为三类。第一类，投资性支出，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来源于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投资代表。第二类，转移支付，用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代表。第三类，消费性支出，即预算内总财政支出中除去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支付以外的部分。

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综述与评析

第一节　关于经济学、公共财政的理论

一、斯密及以前的经济学、财政学理论文献

在这一时期，虽然财政学尚未演变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鉴于财政支出规模日益庞大，欧洲经济学家对财政进行了大量研究。在斯密之前，财政问题“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少就我们已经考察过的欧洲大陆的经济文献而言，财政问题是中心论题，其余论题大都围绕着这一中心论题”。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意大利经济学家贝卡里亚，重商主义学派经济学家托马斯·孟，重农主义经济学家布阿吉尔贝尔、魁奈等人。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规划财政支出，从而能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这实际上是一种偏重效率的思考方式，成为此后以经济效益评价财政支出的重要理论源头。不过，以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财政支出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职责。

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1738-1794）是米兰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财政作为一门科学在当时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平，而这主要是因为公共支出在欧洲各国日益庞大，从而必须想尽各种办法来为国家所需找到资金支持。贝卡里亚已经认识到，财政的基础是赋予一个重要部门代表集体（union）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的权利。另外，他特别指出，财政科学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富（riches）。贝卡里亚认识到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并且已经看到了财政支出的公共性，并将其视为由公共决策做出的投入到公共品方面的支出。无怪乎熊彼特称他“是意大利的斯密……天赋肯定较高的贝卡里亚把才智贡献给了米兰共和国，而斯密则把才智贡献给了全人类”。

重商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增加贸易顺差，其财政理论和政策主张的核心内容也是强调促进贸易顺差的增加，如提倡政府增加对出口企业的财政补贴等。重商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他认为社会财富应该主要用于生产领域，因此针对英国当时在吃穿方面存在的空前严重的浪费现象，他在《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答对这项贸易常见的各种反对意见》（1621）一文中谈到，人们应当厉行节俭，政府也不例外，也要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投资领域。重商主义对财政支出的观点与其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主张一致，即在考量经济发展的动力时强调投资和出口而忽视消费，这也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发展的金科玉律。

重农学派先驱布阿吉尔贝尔（Boisguillebert，1646-1714）非常重视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在其所著《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1697～1707年间）一文中谈道，政府的财政支出应主要考虑其对社会消费的刺激作用，只有通过消费才能实现财富的价值。该文中布阿吉尔贝尔还特别谈到社会收入分配问题，认为在收入分配更加平均的情况下，消费的增加可以普及到国内的一切群众，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财富。重农学派的创始人、法国经济学家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于1758年发表《经济表》一书，他不认为收入分配能够增加社会的总财富，更加强调生产性支出是社会财富的根源，为了增加社会财富，把更多财政开支用于生产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重农学派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杜阁（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1-1781）在1776年发表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文中，不仅继承了魁奈有关农业是财富唯一源泉的观点，而且认为政府支出用于投资农业是最安全的，同时也主张增加制造业和商业的投资。重农学派先驱人物对于财政支出可以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提高消费从而刺激经济的论述颇具创新意义；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是凯恩斯财政政策可以通过改变边际消费倾向影响产出的理论源头。不过，此后的重农学派学者则开始忽略消费的作用，对于财政支出的论述也逐渐偏向于将其用于生产领域，开始与重商主义的观点趋同。

18世纪中后期，得益于工业革命的英国成为西方世界中最为发达的国家，市场经济理论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主张，逐渐成为经济理论界中的主流观点，在众多经济学家推动下最终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中斯密的贡献为最大。1776年斯密发表了近代经济学研究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该书对此前的重商学派和重农学派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市场经济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理论，为古典经济学自由开放奠定了基础。《国富论》的出版，是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斯密也由此被称作西方经济学之父，在经济学领域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富论》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收入》“是一篇自成体系的关于财政学的论文，后来成了19世纪所有财政学论著的基础”。该书第五篇中，斯密从国防开支、司法开支、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开支、维护君主尊严的费用4个方面论述了君主或国家的开支。他认为，国防开支、司法开支、维护君主尊严的费用三项支出都是为社会的一般利益而支付的，因此这通常要由国家财政统一予以支付。不过，在论述公共工程和公共机构的开支时，斯密则提出，那些惠及全体社会利益的项目，如义务教育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等，应由国家支付；而那些能够直接观察到受益人的公共项目，最好采取“谁受益、谁支付”的原则，以便对财政支出进行有效补偿。

斯密对财政学的突出贡献在于，将财政学从经济学中分离出来，为此后形成独立学科奠定了基础。斯密在对财政支出的论述方面侧重于应用，其详细论述了各项财政支出的存在依据、融资手段、规模结构等，确定了财政学在应用经济学中的地位。

二、斯密以后至凯恩斯以前的经济学、财政学文献

在斯密经济、财政思想影响下，此后百余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完善。在斯密和凯恩斯之间，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经历了一系列分裂与综合后逐步走向完备，而反对自由放任、支持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的宏观经济思想则在初步形成。其间，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他们的财政思想，具体包括提出“供给创造自身需求”著名理论的萨伊，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西斯蒙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李嘉图，对经济学进行第一次综合的约翰·穆勒，边际革命的杰出代表、对经济学进行第二次综合的新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马歇尔，以及德国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等。在以往从效率和公平角度规划财政支出的基础上，他们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扩展，解决市场失灵和外部性等公共物品的属性开始进入他们的研究领域。

萨伊（Jean Baptiste Say，1767-1832）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理论，提出了“供给创造自身需求”的著名理论。萨伊在分析财政支出上主要遵循成本收益的法则，并特别强调了财政支出在促进社会生产方面的作用。萨伊在《政治经济学概论》（1805）中指出，“所有公共消费（财政支出）本来都是价值的牺牲，而这种损害只能从满足任何社会需要所产生的利益得到补偿，所以贤明的政府，绝不可以为用钱而用钱，而必须仔细研究，每一次满足社会需要所产生的利益，是否超过为获得该满足而牺牲的价值。只有广泛观察文明社会的主要公共需要，才使我们能够相当准确地判断，社会为满足公共需要而作的牺牲是否值得。”

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1773-1842）是经济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西斯蒙第首次提出了收入等于支出的基本构想，为凯恩斯开创宏观经济学体系提供了基础框架。西斯蒙第比较重视消费，其对消费不足的原因进行的分析与萨伊类似，即没有足够的投资生产产品引发了消费不足。西斯蒙第在财政领域比较强调公共属性，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19）中对财政的定义是，政治家们如何征收和管理不属于个人而属于公共所有的国民收入的知识。西斯蒙第给出的财政支出包括公共工程费、国防费、司法费等。西斯蒙第强调国家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并反对财政入不敷出。

李嘉图不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最后完成者，而且也对现代财政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821年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在劳动价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等方面进行了详尽分析。李嘉图在财政领域的杰出贡献在于其在政府职能方面的研究，将财政支出定义为国家为完成其各项职能所必需的经费支出，而政府支出的来源主要源自税收和国债。在两种融资方式上，李嘉图提出了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原理”。即当民众意识到政府的债务要通过今后的税收进行偿还，并对此做出反应时，政府融资是通过税收还是债务并不重要，二者的效果是等价的。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源头，更进一步分析，如果民众意识到政府的财政支出，并对此做出反应，那么财政支出效果也可能部分甚至全部被相反的私人支出抵消。这意味着，政府在进行财政支出决策时，应充分考虑民众的反应。当政府能够合理引导民众预期时，其政策效果可能事半功倍；而如果民众预期总与政府的意图相左，那么政策效果就可能会被部分甚至全部抵消。

不过，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体系存在两个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即劳动价值论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的矛盾；以及劳动价值论同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矛盾。在针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争论中，主流经济学界陷入了第一次混乱。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对此前的经济学思想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综合，“自由放任”是其遵循的一般原则。在财政支出领域，穆勒坚持以往的小政府主义，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中认为政府应该减少干预，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可以取得更高的效率。不过，穆勒认为，市场也在一些领域存在失灵，而这些在自由放任情况下的意外，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穆勒笔下的市场失灵已经非常完备，具体包括信息不完全、外部性、自然垄断等情况。穆勒还探讨了转移支付的问题，认为“帮助过多和没有帮助都会同样损害人的干劲和精神”，而帮助的标准是“这种帮助无论如何不应取代这个人自己的劳动、技能和节俭，不应使他丧失自助的能力，而只应通过这种合法的帮助使他更有希望获得成功”。

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爆发了与古典经济学并列的第二次关键的革命，即边际革命，开启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边际革命是在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继承修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门格尔（Carl Menger，1841-1906）和瓦尔拉斯（Leon Walras，1834-1910）是这场革命的主要代表人物。19世纪70年代初，他们先后在各自的代表作中将边际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成就了非常重要的革新，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边际革命的最大贡献在于，首次在经济学分析中系统地使用了数学分析方法。对于财政支出而言，边际分析意味着政府在进行支出时同样应该遵守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最优原则，这实际上主要是从效率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支出。但问题绝不仅限于此，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中同样重视财政支出在追求公平方面的作用。“社会财富的生产问题跟它的分配问题一样，要把它包括在自然科学范围之内是绝对不可能的。人类的意志可以自由改变社会财富的生产，也可以自由改变社会财富的分配。其间唯一的差别是，在分配问题上指导着人们的意志的是公道方面的考虑，而在生产问题上指导这一意志的是物质福利方面的考虑。”

在边际革命之前，古典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大多是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混合考虑，而边际主义者则重点关心微观经济问题。从某些方面来说，是边际学派将微观经济学独立出来的，经过此后学者的不断完善，直到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对此前的经济学思想进行了第二次综合，建立了近乎完整的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中运用的均衡分析和边际分析成为此后经济学中运用的主流方法。马歇尔还首次提到了“外部经济”，尽管这里的外部性与此后公共物品的外部性存在差别，但其为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马歇尔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认同从效率的角度来考量财政支出，并用边际方法将财政支出确定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马歇尔不赞成用转移支付的形式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而是建议应该用教育等方法提高他们劳动的边际产出，“国民收入的平均分配会降低许多技工家庭的收入。社会的最底层需要特殊对待，但是提高非技术性劳动的工资的途径，莫过于使各阶层人民的性格和才干受到完备的教育，以使它一方面大大减少那些只能胜任无特殊技能劳动的人的数量，另一方面增加那些善于独立思考的人的数量”。

在英法主流经济学体系之外，德国旧历史学派在经济学领域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旧历史学派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并提到了市场失灵问题，为此后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理论基础。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是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创始人、旧历史学派的先驱，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1）中的第十二章将一国经济发展分为5个阶段，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业时期。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政府提供不同程度的政策保护。李斯特在书中提到了“国家财政经济”，认为财政支出可用于国家的保卫、建设、消费、管理等各个方面。此外，李斯特还在第十四章中提到了市场失灵的问题，“有些在私人经济中也许是愚蠢的事，但在国家经济中却变成了聪明的事，反过来也是这样……国家对私人事业有时不得不行使权力，加以限制，这类情况是多不胜数的”。德国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94）在《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1843）第三篇《国家财政》中详细论述了国家财政支出的种类，他将国家财政支出分为一般支出、特殊支出、薪俸与年金三类。一般财政支出主要包括负担皇室费用的支出和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需的支出。特殊财政支出则主要由各类功能性支出组成，如外交支出、军费支出、治安支出、教育支出、公共设施和服务支出等。薪俸与年金则是国家付给公务人员的各种报酬与各种形式的补贴。

三、凯恩斯及以后的经济学、财政学理论文献

凯恩斯是20世纪西方财政学发展史中最伟大的学者，他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创作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从总量的视角讨论了宏观经济的概念，并对以往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认为政府在经济危机期间应该担负起干预经济活动的职责。该书的出版在经济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也成为此后宏观经济学和现代财政学发展的重要思想源泉，一直在主流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凯恩斯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在调控宏观经济中的作用，其中财政支出不仅可以通过乘数效应直接增加有效需求进而影响总产出，还可以通过改变乘数间接影响总产出。与重农学派先驱布阿吉尔贝尔类似，凯恩斯高度重视消费的作用，并通过边际消费倾向论述了新的观点，即可以通过收入分配减小贫富差距改变平均边际消费倾向。凯恩斯认同通过财政政策避免收入分配差距过于悬殊，“我相信确有社会和心理的理由可以为收入和财富的不均辩护，但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今日如此悬殊的不均辩护”。

对凯恩斯思想继承发展的主要有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剑桥学派，而这两派的经济观点又存在诸多分歧，史称“两桥之争”，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资本理论与收入分配理论。在财政政策方面，新古典综合派非常注重财政政策的相机使用，并认为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加重要，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15-2009）指出，“由于现代政府的巨大规模，没有财政政策就等于宣布死亡”。在财政领域，萨缪尔森的突出贡献在于对公共品方面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萨缪尔森先后分别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1954）和《公共支出理论的图式探讨》（1955），提出并部分解决了公共物品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他提出了公共物品的排他性，将公共物品定义为：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此后，萨缪尔森又对公共物品在市场机制中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进行了论述。萨缪尔森在《经济学》（1998）中认为，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解决市场失灵，也就是提供市场供给不足的公共品；此外，萨缪尔森认为，财政支出还有进行转移支付、稳定经济增长、实现国际协调等功能。

而剑桥学派在财政领域的突出贡献则在于其在收入分配理论方面的研究。剑桥学派认为，经济增长必然伴随“富裕中的贫穷”，而收入分配失调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在《现代经济学导论》（1973）中将财政支出划分为“消耗性支出”和“转移支付”，消耗性支出包括政府用于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出，而转移支付则包括事业津贴捐助和政府利息支付。罗宾逊夫人认为，在现代工业国家，公共部门和市场部门在大部分上是重叠的；但公共支出的不同之处在于提供有外部性的商品和服务，如防御、执法、为贫困人民提供救助和福利等。此外，罗宾逊夫人还认为，政府在进行财政支出决策时，要综合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量，因此，在进行分析时不能仅仅使用适用于市场的方法。罗宾逊夫人赞成政府有限度的干预经济，对完全由国家代替市场的做法给予了批评。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受到“滞胀”的困扰，由于无法有效解释这一经济现象，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受到来自不同流派的攻击。而这些流派涌现出了大量优秀学者，他们的观点对财政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主要介绍美国制度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学派、产权学派、新制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及货币学派的观点。

德国旧历史学派和边际学派对美国制度学派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制度学派代表人物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1862-1945）在《制度经济学》（1934）中认为社会上存在三种类型的交易，即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买卖的交易是指法律上平等的人们在自愿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财产所有权的转移。管理的交易是指法律上的下级执行法律上的上级做出的规定，该交易在上下级之间进行。“这两种交易可以使其成为合理的，不是压迫的、没收的或者剥削的。”限额的交易是指人们按照政府制定的规则，在彼此之间分配生产的负担以及利益和财富的享受。而这三类交易以及不同的组合形式，包含了全部的经济行为。这意味着政府通过制定规则来形成制度控制个体行动，而财政支出也应主要用于这方面。此外，康芒斯还广泛地应用了边际的概念，即强调了财政支出的边际收益应该与边际成本趋同。

自由主义显然更赞成小政府。哈耶克（Friedrich Aug Hayek，1899-1992）是经济学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自由是哈耶克追求的永恒的理想。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1944）中充分强调了自由在经济和政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法律、保障、经济政策等一切都应该是为了“创造有利于进步的条件，而不是去‘计划进步’”；而政府所掌握的权力也应限制在最小的程度。因此，哈耶克实际上是小政府的坚决拥护者，其所谈论到的财政支出应该主要是提供维护和创造自由的公共品，而且支出规模应该尽可能小。

福利经济学对财政支出的关注也很多。庇古（Arthur Cecil Pigou，1877-1959）在《福利经济学》（1952）中提出了一项新的财政支出项目，即政府可以经营自然垄断行业，而这是对经济有益的。不过，庇古认为这样的自然垄断行业很少，而对于不存在市场失灵的行业而言，私营可能更有效率；因为政府一旦进入这类行业，就可能通过手中的“公权力”扭曲市场，而这会降低效率。庇古还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收入分配，分析了“对于从富人那里转移的预期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和“对于向穷人转移的预期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其间用到了边际分析和理性预期的观点。得出的结论是，转移支付对经济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为了避免负面效应的出现，国家应完善转移支付的制度化建设，通过法律等手段保证转移支付发挥正面效应。

公共选择学派主要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支出。布坎南（James Buchanan，1919-2013）在《民主财政论》（1967）的第二章中分析了个人对公共物品和服务的需求，其所用的边际分析表明，个人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来确定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数量。随后，布坎南又在第九章中分析了集体决策中的“搭便车”行为，认为这种行为虽然是存在的，但如果事先设计好适当的规则和制度，那么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从而使个人能够显示其真实的偏好。这意味着政府的支出应该在于事先设计出让个人显示真实偏好的制度，以及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布坎南还在第六章中分析了财政支出结构，认为如何安排资金在供选择的几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之间分配是会对需求产生影响的。此外，布坎南认为财政支出与税收是不可分割的，建议政府应保持预算平衡。因此，布坎南建议开放条件下的政府在刺激经济时，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来配合财政政策，从而用新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而非举债。

产权学派和新制度学派的重要贡献在于，为财政支出设立了制度化框架；即政府应该进行制度创新，从而使得外部性、规模经济以及信息不充分引发的风险和交易费用等内部化；当内部化完全充分时，政府是否参与具体物品的提供已变得不再重要，因为市场失灵已经得到纠正。当然，这种制度创新是存在成本的，但诺斯（Douglass C.North，1920-）认为“在每种情形下，成功的创新导致总收入的增加，而且在原则上可能没有人在这一过程中受损”。科斯（Ronald H.Coase，1910-2013）也认为“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当在各自为政改进决策的前提下，对各种社会格局进行选择时，我们必须记住，将导致某些决策的改善的现行制度的变化也会导致其他决策的恶化。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格局的运行成本，以及转成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格局时，我们应该考虑总的效果”。

新制度学派又吸收借鉴了美国制度学派的思想。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相当肯定财政支出在调控经济、刺激消费方面的作用。加尔布雷思在《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中指出，“正规的财政政策应当从政府支出的水平开始”，再以财政支出水平为依据确定所需税款的总额；同时“就任何时期说，是减少使用货币政策”。加尔布雷思认为，“如果需求不足，一般正规的做法是增加政府支出”，这里的需求指的就是消费。而财政支出主要应用于“公共目标方面”，因为需求不足一般反映了民众对公共消费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加尔布雷思继承并发展了萨伊有关供给创造自身需求的观点。此外，加尔布雷思在定义公共目标时，则完全从公众的角度出发，认为社会保障发展、医疗卫生进步、生存环境改善等应该被视作公共目标，而不应该一切以经济增长为目标。

在对待财政支出的分析上，货币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颇为一致，即政府做出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是会被民众预期到的，而这会抵消政策的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民众完全预期到政府的政策，则政策彻底失效，这与李嘉图等价原理类似。因此，理性预期学派的代表人物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1937-）认为，“如果政策的制定者想预测公众的反应，看来他们必须对公众公开一切”。而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还强调了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职能，他在《价格理论》（1962）中指出，“社会上存在的财富分配不平等并非是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进行的，而大多数情况下是人为造成的”。这意味着，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政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而并不影响效率。

公共物品的提供同样是微观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博弈论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一系列在理论上趋于完美的机制被设计出来，用以保证每个当事人能够诚实地显示自己对公共物品的真实偏好，比如格罗夫斯—克拉克机制。通过按照特定规则征税，格罗夫斯—克拉克机制保证每个当事人都能够真实表达其对公共物品的偏好，从而为政府供给公共物品的种类和数量提供参考依据。但该机制未必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因为在某种情况下，即使一些当事人非常愿意消费公共物品，也无法保证该公共物品能够提供，而这显然存在帕累托改善的空间。

四、小结

综合看来，财政支出的范围应包括以下3个方面。第一，解决市场失灵。在现有制度无法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情况下，提供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直接进入自然垄断行业；打破不存在自然垄断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直接进入或规范存在信息不完全的行业。第二，调节收入分配。即使是在不存在扭曲的情况下，市场上也可能存在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而在衡量全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时，往往可以通过降低收入分配差距来实现效用的改善；最极端的是用最小最大法作为衡量全社会效用的函数，此时完全的平等才是最优的状态。第三，实施宏观调控，减小经济波动。凯恩斯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为，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最合理手段，当经济偏离最优的均衡状态时，市场可以迅速通过价格杠杆使其恢复到最优状态。但自凯恩斯开始，这种理念发生了变化，主流经济学界开始认为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的理想状态是在长期有效的，但在短期市场机制可能无法迅速调整经济进入最优的均衡状态。因此，需要政府通过包括财政支出在内的各项经济政策进行调控，帮助经济尽快恢复到最优状态，并减小经济的波动程度。而在开放经济的框架下，这种政策调控还需要进行国际协调和合作。不过，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政府未必能比市场做得更好，调控政策可能是无效的，甚至还有可能加大经济的波动程度，延长经济偏离最优状态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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