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南海航经济研究院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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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集团第二届东西方经济文化高峰论坛文集试读：
内容简介
本书是在海航集团主办的第二届东西方经济文化高峰论坛（2016年7月19日~24日）中知名专家学者及企业家发言与讨论的基础上集结而成的。此次论坛在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地中海召开，来自中国、英国、以色列、马来西亚等国的十余位专家出席并发表了主旨演讲。在论坛期间，各位专家围绕当今世界经济形势的走向、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等议题，从经济、科技、文化、哲学、历史等角度，提出了大量极具真知灼见的解读与评析，进行了数次激荡脑力的深入探讨。
本书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国经济前景与全球经济形势。在全球化时代下，全球经济与中国经济形势交互影响。“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本部分汇聚中外顶尖学者及企业家高屋建瓴的卓识，分析内外形势如何发展，及其对国家和企业的影响与应对之道。
第二部分是东西方文明交融互鉴。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众多企业已开始国际化进程。在国际企业交流中、企业内部来自不同文化的员工的管理难题等，会随着国际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而愈加复杂。如何构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与企业文化来包容和引领如此多元的职工群体，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关键所在。
第三部分是海航精神文化，伟大的企业来源于优秀的企业文化及人才积累，海航也不例外。在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海航集团充分吸取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打造出了一套中西合璧、圆融贯通的企业文化和一批隽异之士，并致力于缔造新时期的商业文明。此部分系统地分析了海航的企业文化及人才培养。
第四部分是对高峰论坛中三次对话会的整理，来自经济、科技、哲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在对话会中进行了激烈的观点交锋，探讨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诸多难题和应对方法，以及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与科技极速发展的数字革命、信息文明时代大背景下，海航集团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序[1]开放交流、圆融东西，共话世界美好未来
中国人崇尚“礼”，我作为中国人，按东方的礼仪，先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各位著名学者、教授朋友们鞠一躬，感谢大家来此相聚，给我们捧场。中国有一句俗语，“百年修得同船渡”，大家今天相聚于此，就是一个机缘。我们大家共同坐在一条船上，共同讨论人类的问题；在地中海这个产生过人类辉煌的地方，我们有很多追思。首先，我代表海航集团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2015年我们在瑞士举办过一次论坛，当时叫“中西文化论坛”。今年为了让论坛更具有包容性、前瞻性和启发性，我们将论坛名称改为“东西方经济文化高峰论坛”，论坛的内容、涵盖的方面也更加有现实意义了。这次论坛设置了三个主题：第一，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问题；第二，是“一带一路”给今天全球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第三，就是海航精神文化的研讨。
设置这三个主题有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我们面临的世界是以“大动荡、大改组、大变局”为主要特征的时代。我们面临着人类发展的环境问题，国家、民族、宗教冲突问题，发展观的改变，大数据下互联网给人类生活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道路在现代科技的影响下，充满了机遇，也充满了挑战。现代科技文明使得人类的身心不得片刻安宁，如何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促进人类的幸福与和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十分迫切和现实的问题。今天，恐怖活动日益蔓延，每一个国家都很难置身事外。所有问题的本质都是人类文化的冲突问题，因此，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显得更加迫切。
第二，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潮流的另一个主要特点。中华民族追求的百年复兴与“中国梦”的实现，是今天人类社会的一次重大事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使“中国梦”和中国文化与人类及全球发展密切相关的重要举措，它将给近百个国家、数十亿人口带来相互促进的力量。中国和其他国家文化的相互交融是这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希望“中国梦”的实现能够给人类新时期的商业文明带来思考。
第三，海航的初衷与追求。在海航二十多年的创业史当中，我们摸索出了一套中国文化的商道精神和人类一切优秀的企业制度相互结合的发展模式。
概括起来，海航的发展有几个特点：第一，我们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进入世界五百强，成就了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第二，海航企业文化在发展当中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和西方现代优秀文明精华，具备中西结合的文化特征；第三，海航在近年的国际并购当中成功地把现代企业制度和各个国家的国情、企业发展历史非常好地融合到了一起，使这些企业能够继续健康发展。
海航确立了未来三大追求目标：第一，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进入世界企业前百强，甚至成为更前列的世界级企业，拥有优秀的发展模式和品牌；第二，做人类新时期商业文明的创造者和践行者；第三，做“慈悲、利他、智慧”人类伟大思想的践行者。我们想，海航未来追求的是人类大爱无疆的精神——致力于人类的幸福与世界和平，这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们用“HNA”来代表。
所以，我们将这次论坛的主题确定为：“开放交流、圆融东西，共话世界美好未来”。我们的主题代表着人类的一种追求，我衷心地希望出席论坛的各位学者能够带来思想的火花，也希望通过论坛增进友谊，希望此次地中海之行能成为大家心中的一次美好旅程。我希望各位在论坛当中都有很多收获，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1] 此文系海航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峰于2016年第二届东西方经济文化高峰论坛开幕式致辞。谨以此文代序。一、中国经济前景与全球经济形势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中的机遇与挑战陈峰1984年毕业于联邦德国汉莎航空运输管理学院，1994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得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4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管理毕业证书。现任海航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中国民航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曾被授予“海南十大功勋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亚洲最佳商业领袖”等荣誉称号。一、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与传道
丝绸之路有几个历史现象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启发。第一个，就是汉武帝打通西域之后，实现了人类发展历程中，东西两大板块的第一次交融。即便过去有些零星的交流，大规模打通这条线也是在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打通这条线，谈何容易，汉朝发展了三代才具备这样的国力去打通东西方两大板块的道路，使商人得以在陆上畅通行走。第二个，大家知道世界博览会吧？人类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就是隋炀帝在河西走廊举办的。他能在甘肃开世界博览会，说明那时候中国人的经商能力与经商水平是多么了不起。第三个，就是从宋朝和元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到明朝的郑和下西洋。不仅是西洋，实际上，连非洲都去了。总之，那时候的中国海军是多么强盛。相比而言，美国现在的航空母舰跟郑和相比，就有点小儿科了。那时候的中国，在东西两大板块交融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上人类文化的交融，具有三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在融合当中，科技文明起到了重大作用。在科技文明中，中国的瓷器制造工艺、造纸、火药、指南针都是由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到西方的，当然西方传到中国的也有很多。这条路，促进了科技文明的交流，使人类的物质文明获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古代丝绸之路对人类的一个重大贡献。
第二个特点，是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佛教从西域传入中国，这方面的知识大家都知道得很多。比如，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再加上达摩祖师从海上将禅宗传播到东方，佛教继而成为了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大传承中的一支。当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深度融合之后，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使我们在唐朝以后形成了由多元文化构成的民族与国家。中国的文化，也成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相互作用的历史结晶。这历练了我们的民族，提升了我们的民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源泉与根基。
第三个特点，就是我认为，从工业革命开始的西方现代文明，是古丝绸之路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科技相互碰撞所产生的结果。没有这种碰撞，就没有西方现代的科技文明。这是我自己的判断。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玄奘法师，他相当值得敬佩。我称玄奘法师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留学生。我曾经听过南怀瑾先生对一个印度人说，如果印度有一个像玄奘法师一样的留学生，把玄奘法师的东西翻译成为印度语，那么印度的历史将更了不起。
当年，英国人到印度，看到很多释迦牟尼佛时期的寺院遗址，却并不知道这是什么。后来他们拿着《大唐西域记》对照印度、尼泊尔、阿富汗一带的路径，才考证出这是释迦牟尼佛时期的遗址。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中国人对文化的执着追求——为了追求佛教典籍的真实性、完整性，远赴印度。所以，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提到，在商道的故事当中，无数传承文化的先哲们为了文化能传承至今，做出的忘我的努力，和富于牺牲的精神。对后人而言，无论是他们的学术研究精神或是其他贡献，都弥足珍贵。而今天的世界就是未来的考古对象，未来人是一定会考察我们这些人的啊。二、“一带一路”对文化交融的意义
我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绝非偶然，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一次战略性选择。我们有百年的民族苦难历史，有1949年以来追求富强之路的经验总结，更有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总结。无论是中国模式、中国制度，还是中国文化，都可以让我们自信地讲，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需要在世界的新格局中，找到中华民族新的发展愿景。这就是从我们战略性选择“一带一路”中得出的思考。
我们面临着全球资源重新配置的难得历史机遇。从目前来看，海航现在已经不是以前单纯的航空概念，航空现仅占海航业务的1/3。经营实业，必须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结合，只有实业是玩不转的。所以需要两个轮，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行才行。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必须寻找全球的市场和全球的资源。这个世界正处于大动荡、大变局、大改组时期。人类在经历100多年的科技文明以后，开始寻求变革。第一是发展模式：美国模式如在中国实行，那3个地球都无法承受；如果在全球实行，则10个地球都不够。这种模式根本无法持续，国家矛盾、宗教矛盾、环境矛盾这些问题它都解决不了，只有中国主张的“和而不同”可行。人类已然走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十字路口。
对于中国的发展，胡鞍钢教授经常用“崛起”一词来描述，而我用“和平发展”，这个词比较柔和。因为我们自古以来提倡的都是“王道精神”。即使中国发展壮大了，也要体现泱泱大国的气魄，也要给周边国家带来利益。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没有侵略性。所以，在当前发展的新背景下，中国自然也会用自己的发展成就，惠及周边国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能够为周边国家提供他们在自身发展中可以借鉴的经验与模式。我们要有自己的“中国模式”，而照搬西方那套只会使自己民族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我们要走自己的路。一方面，中国的模式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上的国家，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现阶段的发展也需要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和市场的支持。因此，我认为“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的举措。所以，“一带一路”必然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中华民族文化在新时期，在“一带一路”的影响下，将经历与西方文明的又一次交融，人类文明会迸发出新的曙光。三、“一带一路”与新商道
作为海航的商道中人，我们是在商言商，以成为“新时期商业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为使命。因为中国文化的商道精神讲究“计利当计天下大利”，“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用商业来造福天下众生，这就是我们的追求和理念。
一百多年来，人类的商业逐渐走进了一个怪圈。商业用人类1%的时间，创造了98%的财富，但是它也把人类的自私、贪婪放到最大。人类近百年来的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战争的背后都有其身影。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全世界都在问，人类到底需要怎样的商业文明。2008年金融危机是由美国的次贷引起的，什么叫次贷？就是向还不起贷款的人放债，然后用谁都看不懂的数据模型，把这些垃圾债放大至几万亿，通过投行向全球发售。它给人类带来的问题太多，于是人类开始自问需要什么样的公司，需要什么样的商业文化。
公司不盈利不叫公司，但盈利的前提是公司利益、社会利益、人类利益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的商业精神是“新商道”，提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认为，人类需要新商道，而不是毫无节制地开发地球资源，为了自己盈利而去伤害他人利益，这就是区别。
在世界《财富》杂志刚刚公布的2016年企业排名名单中，海航以295.6亿美元位列世界500强的第353名，比2015年跨升了100多位！海航将在全球资源重新配置的机遇下，在中国“一带一路”大战略的布局下，用我们的商业行为重走古人走过的老路，用商道推动人类文化的交融、科技的进步。我们希望能在“一带一路”的带动下，为人类的幸福与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为天下众生带来福祉。
谢谢大家。未来十年的经济走势及中短期调整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Freeman经济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现兼任（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美国密歇根大学威廉戴维森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比较经济研究会执行理事。
首先我要讲的第一个话题是，未来十年长期的经济展望。关于“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最有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这个话题的争论比较多，很多观点可能还没有浮出水面，同是研究经济学的胡鞍钢教授和我也参与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这一争论，主流观点认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逐步下行的，他们的理由主要分成两类。第一类认为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已经丧失，劳动力的总增长已经见顶了。持这种观点比较多的是社科院，比如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教授，他们一直认为影响中国经济的劳动力总量在2015年就见顶了，从现在开始，我国被抚养的、被赡养的人口数除以劳动人口数的比例在不断上升。第二类更占主流的观点是以2015年卸任的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为代表的。他们认为，一旦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11000美元，由于发展战略、发展方式不能顺利转变，经济增速可能会出现长期停滞不前的现象。这类观点是根据历史上的经验得出的。坦率地讲，这个理由比第一类理由在政策界可能更有影响力。我认为政策界的一个潜在假设是，认为中国经济实际的设计时速就像我们的轮船，其设计时速是在不断下降的，理由就是基于刘主任的观点，目前我国的人均GDP是8000多美元，在三四年以后才能达到11000美元这个标准。
这两个理由，其实我都不同意。第一个理由对人口红利的判断，没有考虑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尽管我们现在的劳动人数总数在下降，但是，人均的受教育水平是逐年提高的。现在我们大学的毛入学率是38%，38%的18岁到22岁的年轻人已经进大学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健康水平比20年前提高了很多。平均来说，今天65岁的一位所谓的中老年劳动者，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他的健康水平甚至优于20年前55岁的人。所以人口红利消失这个观点我认为站不住脚。第二个理由是人均发展水平到了11000美元就要下降，这是根据历史上的经验得出的，我认为也不成立。因为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前沿也在不断提高。前沿就是美国，美国的人均GDP是55000美元，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在商业模式、技术等主要领域还是领先的。如果美国人均GDP是100%的话，日本在75%左右，德国在85%左右，英国在85%到90%之间，都没有超过美国。澳大利亚曾经靠卖铁矿石等自然资源，将人均水平提高到100%以上，但后来很快就下降回去了。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世界前沿差多少。如果美国是100%，中国的台湾地区现在跟日本基本在一个水平上，按照现在购买力平价计算是75%。而我们仅仅是美国的20%，所以我们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还可以学习他们很多先进的商业模式、技术、设备，而这些也并不需要我们自己去发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居住在北京、上海、海南等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但是中国还有很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这就是我们增长的潜力。所以这两个观点我都不同意。
我们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后发现，在过去60多年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人均GDP能够成功从8000美元跃升到12000美元的这类中等收入水平的案例并不多，只有十五六个。所有这些实现中等收入的国家都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稳定的政府。政府不能总发生政变，比如日本以前就经常更换首相，那样的话，经济是不可能发展的。另外，政府要基本支持市场经济发展。比如俄罗斯就不满足这个条件，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要差很多。所以第一条我们是满足的，总体上讲我们的政治是稳定的，我们的政府是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
第二，人力资源要不断改善。上文提到过，我国38%的年轻人能够上大学，仅仅看高中教育是不够的。美国的彼得森研究所做了一个研究，发现我国的中等教育不够，由于劳动力短缺，很多人初中毕业就工作了。虽然这个数据有待核查，但是，总体上讲我们是满足这个条件的。举一个反例——印度，国际上有人说印度经济起飞会超过中国，我不这样认为。就教育这一点来讲，印度就赶不上中国，印度的文盲率在30%以上，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看到的印度是其美好的一面，还有一面是非常落后的，没有参与市场经济，跟这个社会主流没有关系的贫穷的一面，贫穷的一面无法带动经济起飞。所以印度不满足这个条件。
第三，必须开放。这是最最简单的一个道理，任何经济体要起飞要赶超，必须在贸易上、投资上开放，因为对谁开放就意味着要跟谁竞争。怎么竞争呢？学习是最好的竞争。所以开放实际上是一个最简单的促进经济起飞的办法。以以色列为例，以色列周边的国家都是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以色列30年前也不发达，但是现在以色列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呢？就是由于开放。以色列的主要贸易伙伴、主要投资伙伴、主要技术转让的对象是欧洲和美国。就这一条件来说，我们又是满足的。中国经济是绝对开放的，在中国的产品市场上，几乎没有一样产品没有外资。
所以总的来讲，我不同意那两类主流观点，我的看法是，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中，增长潜力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做过很多计算，假如选择历史上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国家作为样本，当这些国家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0%的时候，增长速度都在7%以上，一般是8%。而中国经济现在是低于设计时速在运行的，我们是6.7%的发展水平，2017年可能还会低一点。
如果大家同意我这个基准结论，咱们再展望未来，十年以后的2026年，我们基本上能够达到美国人均水平的百分之二十七八，或者30%，而按照当时的货币计算总量，GDP在2026年应该跟美国持平。如果大家同意这个观点的话，可以想见，再过十年，中国的大中华地区的综合国力应该不比美国差，据我的初步分析，再过十年肯定超过美国了。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关于飞行的看法，十年之后，海航市场前景应该是非常好的。目前出国旅行的人口数已经超过1亿人次，并且还会不断上涨，这就是海航发展最基本的底气，这是未来增长潜力。
下面再讲关于十年展望的第二个问题，有没有挑战？有，挑战还是非常多的。世界的发展不可能永远是平稳的。挑战主要是哪个方面？我认为主要还是国内，具体来说有三件事对我们的挑战比较大。第一是由于国际形势变化所引起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热情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的过快上升会影响我们国内的政策，甚至于影响我们对外的政策。政府在决策上，很大程度上也要受制于舆论。如果政府的政策在国际层面、国内层面出现一定转向的话，影响面是很大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的例子。很多老百姓说美国人就是要扼制中国，美国人战略意图非常明显，因此要抵制美国产品、美国公司。如果美国的公司、美国的技术、美国的商业模式受到抵制的话，很多产品的市场竞争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这是第一个风险，民粹主义上升。
第二是改革激进不畅通所产生的风险。我们现在对改革有共识，中国的社会需要改革，不仅是经济改革，不仅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有社会治理方面也要改革，司法施政也要改革，但是现在机制不是很畅通。为什么不畅通呢？咱们没有改革的案例。国有企业改革，是2013年10月份提出的，但却没有一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案例，有也是中远和中海合并一下，这不算改革，只是并购而已。所以现在改革没有动力，这就是我们的一大风险。所以衷心地希望之后能够有所改进。
第三是金融风险。这个风险其实跟前两个相比会小一点，不过也很重要。中国经济有一个特点，我们的货币量世界第一，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元的存款加现金总量不到10万亿，美国的GDP是17万亿美元。欧元是国际货币，欧元的存款加现金总量是十五六万亿美元。日本人实施了这么多年量化宽松的政策，存款加现金是十二三万亿美元，而我们银行的存款加上现金是21万亿美元。这为什么是一个风险呢？假如中国老百姓担心人民币会在未来一年内迅速贬值，其自然反应就是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或者换成欧元。这只是一个假设，只要有6000万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城市的人，每个人都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咱们的三万多外汇储备就会瞬间消失，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是老百姓把人民币换成美元。这个风险的后果是一旦出现恐慌，国内的货币存量会迅速下降，出现资金慌，利率会随之上涨，国际上对中国肯定是唱空，外汇储备下降。这种金融风险带来的海啸般冲击力，会远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来得更大，这就是风险。这个风险该怎么管控呢？很简单，要点之一是资本账户不能够立刻开放。我们一定要清楚，中国的金融基础是不牢固的。中国金融的资产背后的支撑点是信念，老百姓相信政府，老百姓相信中国经济。因此不管是对还是错都不能妄动，否则所有唱空中国经济的这些说法都会实现，这是金融的风险。2015年8月11日，央行进行了汇改，两天之内人民币贬值3%，大家就认为中国经济是不是有一些内部不太好的信息不便跟境外交流，政府是不是要靠人民币贬值来拉动出口，人民币是不是要进一步贬值？人民银行也没有想到，这一举措一下子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大波动。所以这种问题我相信以后会少一点，我们会吸取教训。
总的来讲，我不希望资本账户在十年之内开放，因为中国金融的基础太不稳固了。说到金融，我判断目前股市的风险不太大，已经不可能再跌了。我们的市盈率已经远远低于我们历史上的中位数，我们历史上股票的市盈率，大中型的股票是20倍，现在大概在15倍。国际上也比我们高，美国也比我们高，股市风险不是很大了。如果股市有什么机会的话，我认为机会不是在股票市场大涨，至少我不敢投资。但是股市有一个机会，因为我认为银行的风险不大，银行的风险被市场夸大了。银行现在欠了很多钱，呆账率很高，因此银行的股票涨不上来，经过仔细分析，我认为，银行在过去七八年做了5万亿人民币的呆坏账拨备，如果出现呆坏账的话这5万亿应该是够的。比如说去产能，两黑两白，煤和钢铁两黑，水泥和有色金属两白这四大产能过剩产业，如果加总的20%产能去掉了的话，经过我的计算最多有7000亿人民币呆账坏账。那银行有5万亿呢，5万亿支撑7000亿有什么难的。
所以银行的风险我认为被市场夸大了。银行过去五六年，是中国经济中最赚钱的行业。银行夸大自己的成本，把这个呆账拨备提高到200%，所以我认为银行的风险不是很大。所以市场推的银行股的股票现在是被市场低估的。怎么个低估法？持有四大银行的股票，需要耐心，不要贪心，现在银行的市净率达到了80%多一点，市场价格远远低于净资产价格。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我们股市目前的机遇，当然前提是耐心，不要指望暴涨，耐心持有银行股慢慢等着，两三年后可能股票会涨上去。这有点像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持有银行股等于买了一个期权外加高收益率理财产品。
刚才我们谈十年的展望，我们谈了增长前景，谈了风险。下面我们来谈十年的结构调整，未来十年不会是过去二十年三十年的简单线性外推，不是简单的复制。未来的十年将会出现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每一项结构性变化都隐含着商机。我总结三个结构性变化，第一个结构性变化很简单，要素价格变了，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了。过去中国可以自己挖煤，自己种棉花，自己种粮食，自己挖铁矿石，当时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但是现在统统不可行了。我们的棉花价格比国际市场高，我们的粮食收购价都比国际市场高，山西的煤，黑龙江的煤挖出来，再把环境成本考虑进去，绝对比国际市场进口到上海要高。要素价格变了，那么推论是什么呢？很多产业必须退出，挖煤的不要挖煤了，干脆进口煤，又便宜质量又好，而且直接运到沿海一带，咱们的沿海是高耗能地区。粮食也适当地要进口，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十三五”规划，胡鞍钢老师在这方面是专家，已经明确提出粮食政策要转向。我理解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说得很简单，就是说要适当进口，棉花也是一样的，这一点必须要调整。
因此，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问题的根本在这些方面。中国人劳动力成本提高了，环保意识提高了，土地价格提高了。谁还搞过去高污染的、高成本的资产呢？于是我的推论是，未来十年一定会出现一大轮的产业调整。怎么调整？第一，我认为沿海一带可能会重建重化工业，内地到了东北可能搞轻工业。因为沿海一带可以进口原材料，中国人现在劳动力水平高了，购买力强了，因此可以从国外进口原材料，把煤从欧洲从拉美从印度尼西亚运过来，煤如果在海上翻船的话没什么污染，但是油不一样。这个我仔细调查过，所以运煤不成问题。而我们以前把煤从山西从内蒙古花大力气运到东部的技术，可能行不通了，这是我的个人推测，虽然不敢保证一定正确。现在用特高压把西部的电运到东部，这个事我有一点怀疑。因为直接进口没什么，而且我们国家在东海岸用煤发电的技术是世界领先的，这个是低污染的，比我们的炼钢技术好多了。所以东海岸会采用进口煤发电，东海岸会进口最好的铁矿石最好的煤，甚至于焦炭直接炼钢。我提出这么一个预测，以后在沿海一带修建一系列的钢厂，在沿海地区炼钢，既可以用最好的原材料也便于运输，所以这将带来结构调整，这个调整会带来一批投资。只要政策到位，一定会有投资。
第二是区域格局的改变。过去我们穷的时候，是北方强悍。像我们的手工艺一般都在北京、西安、开封，南宋的时候只是常州一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我们很穷的时候，我们怕的是传染病，我们怕的是夏天的炎热。中国古代的文明都是在北方，南方很少。那个时候海南不可能领先，五百年前海南不可能发展出当时的海南航空。那时候传染病一来，夏天是没法过的，当时官员犯错误是会被贬到海南接受再教育的。今天情况相反，今天的南方在发展，深圳、广州、海南正在发展，老百姓有钱了，都想过夏天，空调的发明解决了夏天的炎热问题，抗生素的发明抑制了传染病的传播。所以我估计未来十年会产生区域再布局，这个再布局的力量是民间力量。
第三是需求的变化。过去我们穷的时候有电冰箱、电风扇就很高兴了，后来我们想着要买房子，再后来我们要买私人汽车、家庭汽车，现在都实现了。现在中国有3亿的中高收入人口，这个数值跟美国差不多，甚至还要多一点。我举一个例子，宝马汽车四年前在中国的销量超过了美国，宝马车一般不会是公车，都是私家车，这就说明中国能够买得起宝马的人数超过了美国，这个是中高收入家庭带来的。对年轻人来说，与其梦想买宝马，不如想办法买宝马股票，宝马的股票是靠咱们一辆一辆的消费撑起来的。所以，在它的股票疯涨以后，把股票卖了买宝马汽车更划算。所以这个需求的变化源自追求在变化，追求变化到旅游，到要养生、要教育，父母要养老，我们自己要规划退休以后的生活。这就是我们需求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包括理财。理财也是需求，理财这个行当在中国绝对是朝阳行业。金融业2015年占GDP的比重是8.5%。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金融是虚的。因为老百姓满足了基本温饱之后，下一步会想我怎么样保值增值资产，所以这些也是增长。
总结来看，未来十年由于结构变化，所以有三大增长点，第一是产业重新布局重新投资，第二是有些区域热点必须要发展，比如说合肥、武汉。第三是需求侧在拉动，根据个人的计算，现在的消费占今天的比重已经是46%，再过不到五年就应该能上50%。这是长期的预测，短期走势我预测有三件事值得关注。
第一，经济增速还在下滑，2016年我们预测的是6.7%，2017年可能是6.6%。增速下滑背后的直接原因是投资增速在下滑，投资增速上半年已经下滑到10%以下。这个数字过去最兴旺时是20%以上，前几年有百分之十几，这次是10%以下。而投资下滑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民间投资下滑。
增速下滑的现象我估计要持续到明年，2017年可能会比6.6%还低一点。2016年为什么是6.7%呢？下半年有个好事——“二胎”——出现了，“二胎”政策是2015年年底宣布的，很多第一批消费者在那个时候开始行动，2016年下半年开始“二胎”政策初见成效。我大概算了一下，有250万二胎，这250万二胎主要出现在城市，出现在收入比较高的人群。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强，能够拉动GDP的0.2%，但是这个是一次性的，不能说每年都有新的二胎出现。所以2016年还行，2017年可能会低一点。所以我说短期内增速还要强化，金融风险有，但是不大。现在金融风险比一年前小了，中国呆账坏账很多，但其实不严重，我们的呆账坏账大概占GDP的7%。我们银行的拨备储备应该是够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客观地说中国的企业有一个特点：中国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很多，就是赚了钱不分配，包括万科。所以很多万科的股民支持宝能不支持内部人。这个不分红的另一面是什么呢？说明企业手中的现金多，因此企业负债率高不是问题。我算了一个数字，我们国有企业的税前和息前的总利润除以利息成本远远比美国高。我们是360%，美国是240%，这个数据反映金融风险不大，汇率的风险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经济现在还是贸易性发展，2015年是6000亿美元，按2016年上半年的态势来看，2016年还会多一点。中国一边搞贸易顺差，一边又搞汇率贬值，国际上对这点是有意见的。从国内来讲，政府也担心，如果人民币贬值了以后，老百姓就要把人民币换成美元，所以金融风险不大。
最后我想与各位交流一些企业在现在大环境下的发展问题。此时此刻中国经济是冬天，冬天就适合积攒能量，适合练内功，不是春天发芽的时候，也不是夏天生长的时候。所以我们目前处在冬天，这一两年，2016年和2017年增速比较低迷，那么就适合做战略部署。我建议三个部署：
第一是产业布局。一定要看清楚哪些产业是朝阳产业，我始终认为理财是一个朝阳产业，因为老百姓的高需求，旅游、养生、教育都是朝阳产业。哪些是夕阳产业？煤炭、粮食生产等产业都是。我认识一个香港的企业家，他在新疆自己种棉花。但是坦白地讲，现在新疆的棉花成本比国际上还贵，所以这个部署一定要抓住当前的格局。产业布局一定要搞清楚，产业布局要朝着消费方面走，要朝着新型的重化工业发展，在沿海一带布局重化工业，还有要跟着与新型城镇化挂钩的战略走。
第二是国际和区域布局。刚刚我谈了，中国经济的区域布局很重要。举个例子，大家知道江苏省是全中国人均GDP最高的省份，超过了浙江，江苏省人均GDP达到8.8万元人民币，紧邻的省份是安徽，安徽的人均GDP在全国排名是倒数第七。安徽跟江苏紧邻，但是人均GDP差了一倍之多，所以这是什么道理呢？安徽现在的投资潮涨得快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安徽终于赶到了一个大国经济的资源流动的好时机，这是区域布局。国际布局也很重要，我讲一点我的个人体会。我觉得欧洲被英美唱衰太严重，欧洲经济不那么差。我举一个例子，很多人觉得意大利这个国家的经济不景气，债务水平很高。但意大利的财政实际基本不存在问题，意大利把税收用来负担自己基本的财政支出，例如福利、警察、军队之后还有富余。他的主要问题在于债务高，债务水平长期都是GDP的100%。意大利人很聪明，不相信政府，不愿意交税，但是他愿意攒了钱买政府的国债。但是买国债跟交税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意大利的问题没那么严重。我认为欧洲最被看好的区域是德国南部、奥地利、瑞士、意大利北部。这一带是工业区是产业区，有品牌有产业有我们所有知道的平台。从法拉利、宝马汽车、奥迪到摩托车，到女士们喜欢的各种包，各种化妆品，各种企业，这一带有大量的家族企业，有大量的拥有技术的品牌，但是规模上不去。这与咱们的中国经济是互补的。
第三是应对风险。我讲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企业的发展有一点跟国家可能是类似的，怕碰到类似于金融风险这样的状况，时时刻刻需要提醒自己，一定要守住底线，一定要控制好风险。举个例子，海航的产业很多，远远超出了航空的范畴，金融等产业都有了。但是万一航空方面出一点小小的问题，就将带来很大的问题。所以我的意思是风险隔离，在此之上再成立一个集团。提问环节
记者：说到开放，我觉得，我们在政治上可能还不够开放，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挺大的风险呢？
李稻葵：我指的开放主要是经济上的开放，经济上的开放对一个经济体不断前进不断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政治上的开放实际上与之有点联系，但是联系不是很紧密。有很多的例子都告诉我们，尽管政治上有所稳定有所保守，但是经济上还是能够发展的。当然最终经济发展之后会推动政治的前进。所以政治上我倒不是太担心，因为现在，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已经相当的民主化了，比如说舆论，舆论对决策者的影响，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我倒不担心政治上开不开放的话题。
记者：谢谢您给我们讲得这么精彩。我提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企业如何在外汇管制的情况下“走出去”，进行投资？第二个问题，您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U型还是L型？第三个问题，现在我们说GDP的增长速度是6.7%，这个GDP准不准呢？
李稻葵：这三个问题我来一个一个说清楚。最后一个，GDP的增长速度准不准？准，但是我们读错了。咱们媒体都说GDP的增长速度是6.7%，但是你要知道6.7%不是实际经济增长速度，GDP由9个部门贡献的，如果刨除金融业的贡献的话，那实体经济增长目前是6.3%到6.4%，2015年是6.2%。这个数字显示在这，只不过咱们没用好，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再说不要小瞧金融业，金融业是实打实对经济有贡献的，工商银行十几万人，随便一个银行都是上万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L型、U型的，我的观点是如果在十五大之后出现一轮改革热潮，类似于1992年的，当然这是一个假设，我认为会有一个U型。所以现在我倾向于中国经济是在U型的底部走，基本上到底了。国家说了，6.5%是他的底线，所以基本到底了。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外汇储备，外汇储备在未来的一年多时间内，可能还是这么一个状况，国家一方面要走出去投资，一方面要控制外汇。所以我的建议是与其咱们建议调整这个政策，倒不如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外汇。海航最好的一点是，海航卖的票都是在国外卖的。航空公司里面不缺现金流，因为我们坐飞机从来不赊账，都是先付钱后坐飞机。不像有些行当，例如建筑行业，他们先盖房子后收钱。虽然国外航空公司长期以来都破产，但是没有几家是真正破产的，因为有现金流。而且海航拥有的是外汇。对于海航集团而言，相较其他企业来说，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还有百万金融，在国外还有一定的能力。[1]国家“十三五”规划与创新驱动发展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从1985年起，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员，系统地从事中国国情研究，是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另兼任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等社会职务。一、对“十二五”规划的评价
从“十二五”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那么我们怎么来评估中国的经济实力是否上了一个台阶呢？可以用两种方法计算（见表1）。第一种方法就是汇率法，按美元现价计算，2010年中国GDP占世界总量比重的9.2%，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15年提高至14.8%，也是第二位，相当于平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我们估计，到20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可能会达到20%左右。
第二种方法就是购买力平价方法（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按2011年国际美元价格计算，2010年中国占世界的比重为13.9%；2015年是17.2%，提高了3.3个百分点，每年大约会提高0.66个百分点。无论将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6.5%，还是更高一点，总的来看，我们非常有把握，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应该会占世界的1/5以上（见表1）。表1 中国GDP占世界比重（2010~2020年）（单位：%）注：括号内为居世界位次数据来源：1.世界银行数据：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NY.GDP.MKTP.PP.KD?locations=CN2. 2020年数据系作者估计
再看看货物贸易进出口方面，2000年中国排世界的第八位，加入WTO以后跃升为世界的第一位。同样，根据WTO最新的数据，201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额也占了全球的11.9%，其中货物出口贸易比重为13.8%，货物进口贸易比重为10.03%（见表2）。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五年，总体上还是能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的，当然这也取决于人民币和美元汇率的变动。表2 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占世界比重（2010~2015年）（单位：%）注：括号内为居世界位次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WTO）数据库
我们更关心的是中国企业的崛起，因为它们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崛起。这其中的逻辑是什么？“企业兴国家兴，企业强国家强。”根据世界500强企业的数据，2000年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只有9家，2010年达到了54家，2015年进一步提升至106家；美国企业2000年有170多家，现在已经降到128家。未来五年，从世界500强的企业来看，中国肯定会超过美国。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我鼓励海航努力实现海航梦的第一步——进入世界500强。2015年海航进入世界500强，我也感到非常兴奋。也许今年海航就能进入世界200强，将来还会进入世界100强，甚至20强都是有可能的，这取决于你用什么手段来进行。
我们还做了一个比较专业的分析，就是分析世界500强企业中，中美企业营业收入的相对差距（见表3）。表3 中美在“世界500强企业”的主要指标比较（2010~2015年）
这个差距在2010年的时候是3.5倍，到2015年已经缩小到1.47倍。我们非常有把握地认为，未来五年这一差距还会进一步缩小。现在差距比较大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利润总和，美国现在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的利润总和相当于我们的1.9倍。我们要明白，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无论强调做优也好，做强也好，本质上是要将自己的利润率及利润额和世界同行比较。在这个方面，中美企业间的差距能不能进一步缩小，甚至超过同行？我认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十二五”规划中还专门提到了中国科技实力再上一个新台阶。我们采用四个主要指标来合成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
第一，是研发投入，与之相关的是未来中国创新的潜在产出。
第二，是国内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表明自主创新的能力。
第三，是发表的国际科技论文，它反映了在基础研究以及科学方面的发明、发现等等。我们一般把它称为全球性公共（知识）产品。
第四，是新技术的运用，我们采用的评估方式是互联网用户数量。当今世界正处于数字革命、数据时代。我们正在翻译世界银行最新的世界发展报告——《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我们在2000年就曾写过一份国情报告，探讨如何消除数字鸿沟。当时有三大鸿沟：一是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二是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三是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
最近我们有一篇新的文章，谈中国怎样从数字鸿沟进入数字红利时代，其方式主要是产生三大红利：一是刺激经济增长；二是创造就业，阿里巴巴就是很好的例子，阿里巴巴的活跃买家2015年已经超过了4亿户，而活跃卖家注册量超过了1000万户，直接创造了大量就业，对物流等各方面也有着很大影响；三是大幅降低私人消费和公共消费的成本，如旅游旅业+互联网的发展等等。由于中国本身已经是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国家，中国现在已经不再是简单地跟随美国或者欧盟，而是利用自己的“巨国”规模市场效应，引领全世界推动数字革命，也帮助南方国家消除数字鸿沟。我非常赞赏华为这种全球性企业，因为它已经服务了全球1/3的人口。
从科技实力来看，按照这四个指标进行评估的话，中国在2000年与美国的相对差距是7.01倍，到2010年已经缩小为1.31倍，在2013年就超过美国了，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持续五年超过美国，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数也大大超过美国（见表4）。表4 中美科技实力占世界比重（2000~2014年）（单位：%）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OECD、世界电信组织数据库
我们估计，在2019年之前，中国就有可能在研发投入方面超过美国。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研发支出，按不变价格计算，基本上没有什么增长，但是中国已增长了一倍以上，先后上了几个台阶，这也导致在欧美日都在下降的情况下，全球研发支出实际上反而提高了。
需要指出的是，科技实力和科技水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科技水平是指在全球科学研究方面的水平，中国已经从世界科技水平的第三阵营进入到第二阵营，当然我们离美国这样的第一阵营还有一定的距离。中国应该关注的是自己如何通过下一步的创新争取进入到第一阵营，更好地提供全球公共知识、公共科学发现。这可能会面临和美国的竞争，但即便中美之间是有竞争的，这样的竞争总体上来说对人类的贡献也是非常之大的。
依据英国自然出版集团公布的关于中国的“自然指数”，中国发表的高质量论文数已在全球位列第二。朱云汉教授在他最新的著作中也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合作发表科学论文国，论文发表平台包括SCI（《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也包括《自然》杂志等高水平期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过去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两个国家的研发人员进行合作发表论文。《自然》杂志还公布了“自然指数2016新星榜”（Nature Index 2016 Rising Stars）。在全球100家科研产出增加最多的科研机构中，有40家来自中国，其中包含39所高校。中国科研机构中，共有24家自2012年以来的科研产出增幅超过50%。美国作为全球高质量科研论文的第一大贡献国，在榜单上居第二位，有11家科研机构进入100强之列。英国和德国分别有9家和8家机构上榜。自然指数创始人大卫·斯文班克斯（David Swinbanks）说：“中国高质量科研产出有极大的增长，我们已不再把中国视作新星，因为其目前的增长轨迹非常稳定。不过，在本期增刊中，的确有一些堪称新星的中国机构脱颖而出。”
这一次评价“十二五”规划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国防实力再上一个大台阶。这里我们引用瑞士信贷银行《全球化终结抑或更加多极的世界》研究报告（2015年9月），他们提出一个军力指数，包括6个常规武装力量考量因素——军队人数（占5%）、坦克（10%）、武装直升机（15%）、飞机（20%）、航母和潜艇（各占25%）数量，还包括核武器。结论很清楚：中国从世界第三阵营开始进入第二阵营，但是在第二阵营的排序是俄罗斯和中国，美国是第一阵营。
最后一项就是国际影响力，这个影响力既包括我们所说的国家领导人走向世界，也包括海航这样的企业“走出去”。这个国际影响力既是国家影响力又是企业影响力，企业影响力又影响了国家影响力。无论我们走到世界哪里，这种影响力都无所不在。这种情况也告诉我们，中国已经堂堂正正地走到了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世界经历了三次全球化，第一次就是安格斯·麦迪森所说的1870~1913年，第二次是1950~1973年。中国实际上是在1990年冷战结束之后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中，从边缘化地带（货物进出口额居世界第十五位）进入中心（居世界第一位）的。非常巧合的是，一百年前，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一百年后，中国又取代了美国。
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要思考在这一百年的过程中，中国必然要扛起“三个大旗”：第一个大旗是贸易自由化，第二个大旗是投资自由化，第三个大旗是服务贸易便利化。
现在有一个早期收获的典型例子，就是中美之间开办了商务签证、旅游签证延长至十年的签证互惠安排。2015年和2016年，双边游客大幅度增加，这也会给海航提供很多发展机会。
当美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的时候，它主张的是“门罗主义”。2015年我在英国牛津大学做了一个讲座，就是谈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国时，中国主张的是“共赢主义”。我们通过共赢的方式，非零和博弈的方式，才能可持续发展。我听了海航的介绍，其理念和“共赢主义”是非常相通的。海航身体力行做善事，拥有这么多的海外员工（8万人），拥有那么多的海外资产，等等。这对于企业形象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二、“十三五”规划最大创新点：五大发展
这次“十三五”规划最大的创新点和亮点是什么呢？就是五大发展。我们在2010年研究“十二五”规划思路时，曾建议提出五大发展的理念，当时没有被完全接受，“十二五”规划只是采用了绿色发展、创新驱动、互利共赢等理念。2012年我在《2020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再次建议“坚持科学发展观：五大发展”。2015年4月，我又将该书送领导人参考，可喜的是，“十三五”规划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我把它称为中国原创性的发展理念。“十三五”规划也正是根据五大发展理念来进行总体设计的。无论是国家的五年规划，还是现在正在起草、制定，即将公布的各部门的专项规划（比如教育现代化的“十三五”规划，健康中国的“十三五”规划，等等），都贯穿了五大发展理念。
我们在一本新书《中国新理念：五大发展》中探讨了，怎样使五年规划更加体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的发展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从胎儿到生命终结，在不同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健康指标，如怎样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等重要的指标，来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十二五”规划首次将人口预期寿命提高1岁写在正式发布的文件中，最后的结果是提高了1.5岁。“十三五”规划又再次提出提高1岁的目标，是什么概念呢？北京的人均预期寿命现在已经是81.95岁，上海超过82岁，他们都要在下一步规划中提高到82.5岁，达到北欧和日本这样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人均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质量，因为人口预期寿命远比人均收入的含金量更高。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基于对人的全生命周期的考虑，除此之外，还要从健康维、教育维、社保维、就业维以及文化维等来考虑。我们可以加上这个文化之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不仅是生物之人、物质之人，也应该是文化之人。三、“十三五”规划：创新驱动发展
关于创新发展的理念是一个典型的“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的命题。这是什么含义呢？它一定是通过实践到理论、理论到实践的反复循环过程才能形成的。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首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十年之后的1988年又进一步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1996年，“九五”计划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1998年，江泽民就提出了自主创新的概念；而这一理念正式写到我们党的决议中，或者说真正作为战略方针的话应当是2006年，即从“九五”计划的科教兴国战略变成为“十一五”规划的自主创新道路。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驱动发展，实际上是从局部创新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进而到全面创新。从创新驱动发展理念的提出，特别是被作为五大发展的含义强调，可以看到其内涵已经超过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家的创新。
我们对创新的定义是：能够从事创造社会价值的活动。我们所谈的创新是强调全民创新、全面创新，是分享型的创新。这个创新主体就不只是企业家，也包括全体人民。这里的社会价值一定是指新增的价值，不仅是经济价值，还包括社会价值、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等。我也看到了海航的社会责任报告，它本身提倡的理念，已经体现了创新的思想和绿色发展的思想。
2014年7月，我在参加习近平总书记召开的经济专家座谈会时，关注更多的是中国中长期的发展，我当时提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将“十三五”规划称为《“十三五”及2030远景目标规划》。很多专家也对中国要有中长期规划表示赞同。这次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基本上还是锁定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核心目标。同时国家也开始对中长期进行新的战略部署。
首先，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了实现制造强国的“三步走”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在中国讲“前列”，这个词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们可以认为前十位就是前列，前五位也是前列。客观地讲，其实我们在科技实力方面已经是第一了，但是在科技水平方面还是第二。
其次，公布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未来创新发展“三步走”：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中国能不能在2020年基本上和美国并驾齐驱，甚至在多领域领先于美国？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具备了难得的“天时、地利、人和”，并且中国也有这个能力将其变为现实。
海航提出了成为世界级卓越企业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强调“企业兴，国家兴；企业强，国家强”。而“国家兴、国家强”，也会为“企业兴、企业强”提供更好的服务，我称为“发展之机”“服务之手”。
中国走到今天，一方面要继续从三十多年前开始的利用后发优势、比较优势促进发展，我们比较中美的劳动生产率，即便按照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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