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史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永生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钱币史话试读：

文前彩插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

序一

货币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随着社会分工发展及商品交换兴起而产生，距今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依据货币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世界货币文化大致可分为东西方两大体系。

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历史》记载，小亚细亚半岛的吕底亚是“最早使用金币和银币的国家”。后来，希腊继承了吕底亚的货币并有所发展，罗马则在希腊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并影响了古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国以及阿拉伯世界，最终形成西方货币文化体系。这一体系植根于地中海周边发达的商业经济，币材多用金、银等贵金属；图饰多为人物头像或动物图案，展现了古代希腊和罗马精湛的造型艺术；多为打压制成，圆形无孔，铭文多记载地名、王名、年代及宗教颂词等，打印有徽记及神像，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东方货币文化以古代中国为渊薮，影响覆盖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与西方交相辉映的东方货币文化体系。它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货币形态是由农具演变而来；币材多用铜、铁等贱金属；由范铸或翻砂浇铸制成，圆形方孔；图饰不用人物或动物图案，只有文字，且多记币值、年号及地点等；钱文有篆、楷、隶、草、行等不同书体，反映了中国古代书法的艺术水平及其独特魅力。

具体到我国古代货币文化而言，其可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是东方货币文化体系的重要代表，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金属货币的国家。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吕底亚金银币大约铸造于公元前640年，时间相当于我国春秋中期，而早在4个世纪之前的公元前11世纪左右（商代中晚期），我国即已开始铸造铜贝，进入了金属铸币时代。第二，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使用纸币的国家。纸币萌芽于唐末号称“飞钱”，产生于北宋名曰“交子”，盛行于金元称作“交钞”。纸币制度历经南宋和金的发展，到元代日趋完备，开始实行纯纸币制度，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南亚的印度、西亚的伊朗都曾仿照元朝使用纸币。可以说，元代的纸币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货币制度。欧洲人一度将《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的“中国人用棉纸制成通用货币进行商业贸易”、“用最便宜的材料能交换最贵重的东西”视为天方夜谭，直至17世纪末欧洲才开始使用纸币。

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在世界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目前我国钱币学研究工作在国际钱币学界还没有取得应有的地位，即便在国内学界也未引起足够重视。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是钱币学界还习惯于以往仅对钱币本身进行描述的旧思路，没有更多地将货币放在历史发展的框架和脉络中开展货币史研究；二是闭门研究较多，忽视了向社会宣传普及有关货币理论和知识。

近年来，在中国钱币学会和有关学界专家的努力下，推出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著作，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上述状况已有所改观。其中，由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永生同志撰写的“中国货币史话”系列图书《钱币史话》《金银币史话》《纸币史话》《货币文化交流史话》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四部著作。首先，它从货币史的研究视角，运用史话体叙述、图文并茂的形式，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记述了我国自殷商中期至当前的人民币国际化上下3000多年间的货币发展演变历史。其次，注意钱币学与货币史的有机结合。既有对钱币实物本身的考证，更注重从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结合财税、赋役、薪酬等制度的变革，考察、分析货币演变的规律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同时注意与西方货币进行对比分析。再次，从中外关系史尤其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梳理了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影响。最后，这四部著作以“中国货币史话”系列图书的形式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国家级大型历史文化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出版有利于对货币知识的宣传普及。

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包孕过去、启迪未来。货币史的研究价值，不仅仅是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对于加强现代货币金融理论体系建设也十分重要。许多经济学大师都十分注重经济史、货币史的研究，从货币史中汲取知识养分，激发思想火花，例如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同时也是知名的货币史专家，著有《美国货币史》。因此，我们从事经济金融工作的同志，也应该学一些货币史知识，以史为鉴，鉴古明今。特以此序，将《钱币史话》《金银币史话》《纸币史话》《货币文化交流史话》推荐给大家，希望它能对我国钱币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学习研究有所裨益。2015年11月19日

[1] 范一飞：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

序二

前些时候，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永生先生告诉我，他已应约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中国史话》系列丛书撰写一本《货币史话》，我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好事。最近又承告知，他已与出版方议妥，将《货币史话》一分为三，扩充为三本，分别是《钱币史话》《金银币史话》和《纸币史话》，另外将他已完稿的《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周边国家及地区影响的研究》，以《货币文化交流史话》为书名也收入丛书，共同构成“中国货币史话”系列。这样书的内容进一步充实丰富了，确实更值得欢迎。

王永生先生在中国钱币学会工作多年，我作为学会的一名老会员、老理事，经常得到他的帮助。也正由于如此，我对他有较多了解，于其勤奋努力有深刻印象。他通过长时期的学习钻研，对中国钱币学的种种成果，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可说是粲然胸中。现在由他来撰写这四本史话，正是选择得人。特别是从我已经读到的一部分书稿看，不仅能够概括吸收钱币学界新的发现和研究，在若干地方还能提出自己独到的新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中国钱币学会的会议上，历来都有领导和学者强调要把中国钱币学的知识普及到社会公众中去。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学会的中心任务之一。然而，要想把钱币学这种相当专业的知识，真正介绍到广大公众中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自己虽然没有做过撰写钱币学普及读物的工作，但在其他学科如古文字学方面，也曾试写过通俗介绍有关知识的书。我的切身体会是：“入门书必须提供读者必要的、准确的知识，因此，对作者的学识反而要求很高。”（《古文字学初阶》自序）中国钱币学涉及的范围要宽博得多，王永生先生这四本史话能够将之融会贯通，深入浅出地推介给读者，是我们应予充分肯定的。

记得钱币学会戴志强等先生多年以来一直在呼吁，应该重视中国钱币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术地位。钱币学在中国源远流长，其前身是金石学中的古钱学，近代则在古钱学已有的丰厚基础上，发展为相当广博复杂的学科，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经济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等学科领域都有密切的关联。中国钱币学的研究，系统地为大家展示了在上下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传统中货币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因而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史话》系列各书卷首，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陈奎元同志所撰《总序》，他详细地说明了探索研究中华文明的重大意义，他说：“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钱币学所研究的中国货币文化，如王永生先生这四本书所展示的，乃是中华文明历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王永生先生曾给我看过他写的一篇论述钱币是中国古代文化重要载体的文章，给我印象深刻，这一观点在他的书中又被反复论述了，这是该书不同于其他一般钱币书籍的地方。

古老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不多的具有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之一，已为举世所公认。但这并不是说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是与世界其他部分全然隔绝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就货币文化而言，情况更是这样，中国的货币既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又不时地同其他货币体系发生联系和交流，而且交流每每是双向的。以往只讲中国货币本身的演变，忽视它与其他货币文化的关系，是不对的﹔而如果过分强调外来的影响，低估中国货币自己的发展路径，恐怕也是不对的。在这方面，中国钱币学中有关边疆地区货币的研究，目前可能还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据我所知，王永生先生由于出生并曾长时间居住在新疆，对边疆货币特别是西部边疆地区的货币情有独钟，有专门著作《新疆历史货币》和《钱币与西域历史研究》等，他这方面的优长也充分体现在这四本史话中，尤其是《货币文化交流史话》，从中外关系史特别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梳理了中国古代货币文化对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影响，并视之为中外关系史的一部分，这是本书与一般钱币学类著作最大的不同之处。书中还收录了有关钱币的图拓及照片，使读者对中外钱币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而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因此，注重通过钱币实物印证有关的论述，又是本书不同于一般论述中外文化交流史类著作之处。这里充分展示了王永生先生在中国边疆史、民族史以及与“一带一路”有关的中外贸易史、交通史、文化交流史领域深厚的积累，希望读者不要错过。2016年2月15日于清华园寓所

[1] 李学勤：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中国钱币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一先秦至秦：货币的产生及统一

钱币是指退出流通的货币，钱币与货币就像一枚硬币的正背两面，钱币侧重的是其文化属性，而货币关注的是其经济属性。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用到钱币（俗称钱），因此大家对钱币似乎并不陌生。但是，如果要问：钱币最早是何时出现的？如何产生的？最初的式样又是怎样的？可能大多数人对此并不清楚。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容易回答上来。这是因为历史文献中就没有说清楚货币的起源。直至近代以来，随着先秦历史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借助考古发现，蒙在货币起源上的神秘面纱始被逐渐揭开，世人才得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目。1钱币的产生

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一般说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首先出现最初的社会分工。当产品有了剩余，就出现了交易；有了交易，自然就产生了钱币。但是，钱币最初的来源并不是单一的，只有当某种商品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时，才被称为货币。一般等价物固定在哪种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但有两个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是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二是固定在家畜那样的使用品上，这就是货币的最初起源。在我国古代最初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外来的交换品是海贝，在内部可以让渡的财产中，主要使用的不是家畜而是用青铜制作的铲形农具，它已经是形态比较完备的金属铸币。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古代货币经济的早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古代货币文化根植于农耕文明的这一属性特点。（1）有关文献记载

关于我国古代货币产生的时间及种类，文献记载既简单又相互矛盾。如《史记·平准书》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盐铁论》曰：“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对于上述记载，从东汉开始，班固就表示怀疑，他在《汉书·食货志下》中说，“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对周代之前的货币以“其详靡记”一笔带过，直接从太公立九府圜法说起。但是，到了宋末元初，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又明确记载“自太昊以来，则有钱矣。太昊氏、高阳氏谓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谓之货，陶唐氏谓之泉，商人、齐人谓之布，齐人、莒人谓之刀”。虽然很具体，但并未说明出处。受此影响，后世文献在讲到货币的产生时，基本形成两种观点：一种根据《汉书》，认为所谓神农氏、高辛氏、黄帝、夏禹、商汤、周武王曾铸钱以通交易的记载，属于后人杜撰；另一种则依据《文献通考》，认为“自太昊以来，则有钱矣”。两派相互否定，莫衷一是，使本来就附有神秘感的中国古代货币的起源问题，更如雾里看花，越发模糊不清了。

实际上，以上矛盾、分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混淆了交易、货币、金属铸币的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我们根据有关政治经济学原理，结合考古资料，认真梳理古代文献，那么，就能清晰地勾勒出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及其发展的脉络。（2）钱币产生的前提

众所周知，钱币是交易的产物。因此，要追寻钱币的起源，首先需要了解我国古代交易的发展情况。古代先民称交易的场所为“市”，先秦文献中有大量关于市以及交易的记载。如《易经·系辞下》曰“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淮南子·齐俗训》曰“故尧之治天下也……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世本》曰“祝融作市”；《尸子》曰“（尧时）宫中三市，而尧鹑居粝米菜粥”；《墨子》记载舜曾亲自经商，死后葬于“南已之市”。这些记载因为多是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汉代人的追述，可信度曾遭到质疑，但大致上反映了神农氏及唐尧氏时期已出现了商品交换，则是没有疑问的。说明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上逐渐出现分工，至尧舜禹时代已经出现了最初的商品交易及贸易活动。

成语“抱布贸丝”就反映了最初的贸易活动，语出《诗经·卫风·氓》，全句为：“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说的是有人携带布来交换丝，实际是想借机和女子接近。这里布是指布帛之布，而不是布币，反映的是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易。明朝洪楩《清平山堂话本·风月瑞仙亭》曾以此为典作诗曰：“今羞无语自沉吟，咫尺相思万里心。抱布贸丝君亦误，知音尽付七弦琴。”

有了交易，自然就产生了钱币。《史记·平准书》曰“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盐铁论·错币》有“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的记载，说明最初充当钱币的一般等价物来源广泛，种类众多，有珠玉金银龟贝粟帛等物品。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贝”字条下注释说：“古者货贝而宝龟，周而有泉，至秦废贝行钱。”许慎记载最初是以贝为钱币，并概括了贝币从产生到废止的历史过程。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下》中说：“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这里班固所记述的是金属铸币，圆形方孔，以铢为单位，属于金属称量货币。从《易经》到《史记》，再到《汉书》，文献记载清晰地记述了我国古代钱币产生、发展的过程，完全符合政治经济学有关货币起源的原理。（3）“贝”是最初的货币

最初充当钱币的一般等价物虽然来源广泛，种类众多。但是，其中以“贝”为最重要。这首先是因为在卜辞及商代青铜器铭文中不但有关于“取贝”“易（赐）贝”的记载，《中鼎铭》中更明确指出赐贝是为了制作彝器，如“侯易中贝三朋，用乍（作）祖癸宝鼎”。《亢鼎铭》则是一篇记录西周早期用贝作为货币进行交易的最早也是最直接的实物资料，明确无误地记载了用贝购买珠玉的事例。在这些先秦甲骨卜辞以及青铜器铭文中，贝都在财富转移、让渡乃至商品交换的过程中，在一定范围或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贝在其中毫无疑问扮演了货币的角色。文献记载中，除前引司马迁、桓宽的记载外，汉代文学家扬雄在《太玄经·玄掜》中也说“古者宝龟而货贝，后世君子易之以金币”。东晋郭璞在《文贝赞》中说得更具体，认为古代是以贝的“文彩”来决定价值的，“先民有作，龟贝为货；贵以文彩，贾（价）以大小”。其次，汉字中凡与钱财、价值有关的字，都带有“贝”字偏旁，如财、货、赐、寳、買、賣等，以致分贝为贫，贝少为贱。说明早在文字形成的时候，在先民的观念中，贝已经是体现价值的东西了。最后是有考古资料作证，如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墓葬中，随葬海贝的现象较为普遍，一般小墓随葬海贝至少一枚，多至数十枚，其中5号被推测为殷王武丁配偶妇好墓随葬海贝多达7000余枚。说明当时贝的使用已深入普通民众的生活，成为财富的象征并拥有了货币的职能。另外，海贝用作货币还有现实的依据，如我国云南地区，直至明末清初孙可望“废贝行钱”，使用海贝的历史长达两千多年。图1-1 《亢鼎铭》拓片图1-2 天然海贝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最迟从商代开始，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古代先民，就开始以天然海贝作为财富的象征及交换的媒介。这主要是因为海贝大小均匀，可按枚计数，坚固耐久且便于保存、携带及运输，天然具备作为货币的条件。因此，我国最早的钱币源自海贝。用作钱币的海贝主要来自南海及印度洋，大致有2种：一种背呈紫色，即文献中所谓的“紫贝”；另一种背有一黄圈，称“环贝”。学名则统称为“货贝”，古书中又统称为大贝、紫贝、玄贝、文贝等。海贝在用作钱币之前，曾长期被作为装饰品使用，这主要是在商朝之前。海贝作为钱币使用，主要是从商代到西周之间，进入春秋战国以后，贝币逐渐被金属铸币取代，秦统一后被正式废弃。贝币出土发现的区域，以河南省中部为中心，东至沿海，西达关中，南抵长江，北至长城。其中以河南、皖北、晋南及渭水下游为多。

贝通常以朋为计量单位，这从殷墟卜辞和商周彝器铭文所载“王商（赏）戍嗣子贝廿朋”“赐贝百朋，伯姜对扬天子休用作宝樽彝”，以及《诗经·菁菁者我》中“既见君子，锡我百朋”的诗句中可得到证明。那么朋是怎样的单位？一朋又折合多少贝？汉代有2种说法：《说文解字》说是二枚贝，《诗经》郑玄注则认为是五枚贝。但是，根据金文朋字的几种写法可知，一朋包含2串贝，每串不止1枚。由此可知，一朋的贝数应是双数且在2枚以上。这说明汉代无论许慎还是郑玄的说法都不准确。王国维先生据此考证一朋为10贝并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明。《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附录中记载，郭沫若为此曾赋诗道“宝贝三堆难计数，十贝为朋不模糊”。“朋”字现在常用来指“朋友”，这应是其引申或借用，而本义早被淡忘了。今天已很少有人知道，“朋”竟然是我国最早的货币单位。（4）铜贝的产生及其意义

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加，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当商品交换中天然海贝不能满足需求时，便出现了以兽骨、软石、蚌壳、陶土、玉髓等材料仿制的贝币。这些人工仿制贝，都是依照原贝的样式与大小制作而成，是世界上人造货币的雏形。随着青铜铸造业的发展，用金属材料铸造货币便应运而生，这就出现了铜贝，如1953年在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商代墓葬中曾出土3枚铜铸贝，虽然仅有3枚，但意义非凡，这是首次在商代墓葬中经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铜贝。此后，1963年在山西侯马上马村一座春秋墓中，出土海贝8枚，另有骨贝100枚、铜贝1600枚及包金铜贝32枚。1971年在山西省保德县林遮峪村商代晚期墓葬中与车马器同时又出土铜贝109枚。近年山东淄博原齐国故地新发现一批铜贝，呈水滴状，体形扁平，底部与尖部各有一孔，两孔之间有一小槽，小槽两边有十几条对称纹，已脱离了天然贝的形状，较保德铜贝略大。图1-3 人工仿制贝图1-4 保德铜贝

商代铜贝以寽为单位，完全符合早期以重量单位为价值名称的规律。西周青铜器《稽卣铭》铭文有“易（赐）贝卅寽”的记述。据专家对一件名为《曶鼎》的青铜器铭文的考释，铭文中讲到用100寽铜贝购买5名奴隶。天然海贝以朋为单位，寽为金属单位。这里赐贝以寽为单位，证明使用的正是铜贝。用铜贝购买奴隶，更能证明铜贝已被当作价值尺度。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