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反光镜(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小磊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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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反光镜试读：

总序

20世纪是个精彩纷呈的世纪，也是一个多灾多难而又动荡不安的世纪。

这一百年里，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出现过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出现过俄国的“十月革命”，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和消亡，“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在中国，从清王朝倒台到民国建立，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从国共合作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从1949年革命成功到“改革开放”……这世界变化真快！

这一百年历史有人写了，如理查德·W·布利特等合著的《二十世纪史》，如金冲及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但无论中外，都因为距离太近，难免有“灯台下的阴影”，本该看清的无法看清，本该说清的也说不清。看来，要写出真正无愧于20世纪的历史，尚需时间的沉淀。托克维尔的史学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是在法国大革命60年后才写成的。“百年书系”不是历史，它只是一些历史的碎片，或人物命运史，或大历史的“边角料”，或野史笔记；虽零散而杂乱，但积累起来也许就蔚为大观了。举凡20世纪的人和事，都可以写。不求权威，但求多角度，多侧面，尽可能真实再现历史的某一维度。“百年书系”没有现成的条条框框，只要有一点儿意思，还有一点趣味，就可以了。无论是“三亲”史料，或历史档案札记，或史事爬梳等等；也无论原创或再版绝版，好看就行，尽可纳入。当然，史料和见识还是要的。向继东2014年7月于羊城

人物传

吴晗的悲剧

现代化需要学者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士、农、工、商所谓“职业分途”的四民社会，士为四民之首，也就是除了做官的人是百姓的父母以外，士是社会的领袖，辅助官僚控制社会秩序。事实上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西方那样的阶级分野，并没有完成。作为社会领袖的士，大都仍然是有功名的绅士，像孔乙己那样的穷书生，不过是个“文丐”，当然成不了四民之首。士是圣人贤人的学生，他们的目标也是当圣人贤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目标和志向。中国旧时的教育，除了青少年的识字班，就是培养读书做官的人，如果你不想走做官的道路，识得几个字以后，也就不需要再去读书了。所谓读书人，也就是读圣贤书准备做官的人，并不指读其他书的人。从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不能笼统地把他们叫做知识分子。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东方(包括现代中国)没有知识分子，这不是说中国没有读书人，而是没有所谓的西方那种公共知识分子。但在19世纪及以前，中国连现在的专业知识分子也是没有的，搞工程的人，不过是鲁班师傅的徒弟，不是圣贤之徒，他们是不需要进学校去读书的。文史一类工作，也是做官的人兼着做做的，或者实在做不上官的人，不得已而作为一种志趣去做的事，社会没有这一类的职业分工，不能靠干这一行谋生。明代的徐文长很有学问，又是绘画的天才，因为做不了官，一生穷困潦倒！要在现代，早就发大财了。

胡适在美国留学多年，接受了美国杜威教授的实验主义，回国以后，就鼓励读书人做一个学者，也就是现代专业分工的知识分子。1929年后吴晗在上海中国公学求学期间，胡适是校长，他在《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中，就鼓励毕业生说：“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总之，他号召他吴晗们“努力做一个学者”，极力提倡学者的道路，发育现代生活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分子队伍，摆脱士大夫的传统。没有专业知识分子，现代化只能是一句空话。美国的中国史教授费正清从西方的视角判断胡适的道路说：“换句话，在传统的中国看法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五四’运动中像胡适之类学者和陈独秀之类政治活动家，他们之间所以分裂开来，就是为此之故。一个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因此，胡适和他的中国式自由主义朋友们，按照西方的模式，搞了另外一套，就是学者不管政治。”吴晗在中国公学上胡适的课，成了胡适的学生。他文史功底很好，很有才气，撰写了《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按照新史学的方法，重新整理史料，勾勒历史真面目的一角，得到胡适的赏识。不久，他把这篇文章卖给吴晗(左2)与周恩来(左3)等合影了大东书局，得了80银元的稿酬，约合现在的人民币4000元左右。努力有了初步的收获，为社会服务和谋生合拍，坚定了他走学者道路的信念。

胡适到北京大学任教以后，吴晗也到北京求学，于1931年夏考进了清华大学史学系。在胡适的关照下，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为吴晗安排整理大内档案的工作，一个月有25元的报酬，帮助他维持学业，同时，指导他三年内专攻明史。胡适也鼓励他成为一个明史专业学者。蒋廷黻在1934年写的介绍清华大学的《历史学系概况》一文中说：“至于中国的研究，清华的史学系努力的方向在使我国的史学有进一步的演化。以往我国的史家，以治某书为始，也以治某书为终。结果我们有某书的注疏考证，而没有一个时代或一个方面的历史；我们有某书的专家，而没有某一时代或生活的某一方面的专家。实在治书仅是工具学。我们虽于工具务求其精，然而史家最后的目的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所以清华的史学系，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除兼重西史及社会学科以外，设立的课程概以一时代或一方面为其研究对象。”新史学不应该再是仅仅为统治者服务的“资治通鉴”了，而应该是“求了解文化的演变”，这是需要由专业学者来独立完成的。

吴晗热爱史学，学习勤奋。不过，他在学习期间，不但要为自己谋生，还要抚养弟妹，负担很重。所以，吴晗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拼命读书写文章，赚稿费，很努力，也很累。幸好，上世纪30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稿费很高，虽然还是个学生，吴晗生活无忧。

艰难的学者道路

但是，在中国要发育一个拥有各种现代生活所必需的一技之长的知识分子群体，使受教育者脱离麇集政治领域的士大夫传统，培育现代文化的深厚土壤，发展科学技术，这个过程非常艰难。在中国的传统中，从正面来说，读书人必须以天下为己任，搞救国救民的政治，从负面来说，就是只想做官，不愿意做别的工作，尤其不愿意做商人，不愿意搞科学实验和技术工作，谋利的事，动手动脚的事，是下等人做的事，不是圣贤之徒做的事。只有搞政治的人才是“先知先觉”(这是孟子的话)。像章伯钧、罗隆基这样的所谓“资产阶级”分子，也是看不起商人(资本家)的。读书人如果不参与政治，不参加“先进分子”的政治运动，埋头读书，到现在竟然还被“学院派”(也是象牙塔)中人视为钻进了象牙塔，作负面的评价。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得很困难，因为大家都在搞政治，或者去打仗，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做学术文化、科学技术工作，专心做学问的人，简直是不爱国的罪人。

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知识分子的黄金岁月非常短暂。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吴晗作为一个热血青年，痛苦地向胡适陈诉：“学生不应离开学校去作无聊的举动！如发传单，喊打倒之类。但是应否作个别行动，为自己争人格，为国家争光荣？这行动是否有意义？学生一无可杀人的枪械，二无可凭借的势位，三无可号召的群众，空口说‘救国’是否有用？(现在平津一带连‘救国’都无人提起了)假如不，看着人家大批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他无法潜心求学，陷入了沉思和失眠。蒋廷黻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了当时的两难选择：“中国大学教授欲想对学生们提出政治性建议是很困难的。我们是否应该建议那些热衷政治的青年，要他们牺牲一切，去醉心政治，去推翻某个政府或打倒某派？又是否应该告诉他们救国不是一蹴而即的，需要很长时间，要他们安心读书，以应未来的需要？”

事实上，学生们也很彷徨。吴晗虽然还是一个学生，谋生的负担也很重，就更要彷徨了。夏鼐回忆吴晗说：“我们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当时爱国的文化界人士，包括大学生，分别走上了三条道路：第一种人是投笔从戎，拿起枪杆子；第二种人是执笔从戎，从事文化救亡工作；第三种人是仍留在原岗位上工作，但是思想上有矛盾，内心很苦闷。吴晗同志便属于这里的第三种人。他仍是埋首在故纸堆中，有时按捺不住心中那一股感情，便动笔写一些忧国伤时的诗词。”言外之意，那时候的吴晗虽然不是反动派，也是个落后分子。在那样的时代，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丁文江有一句很伤感的话，像他们那样的知识分子，乃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在乱世之下，谁还能去认真读书呢？现代专业知识分子的发育和现代文化的积累，发生了严重的困难。

吴晗还是幸运的。他于1934年在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留校任教。1937年全面抗战前，他接受了昆明云南大学的聘约，任文史教授，他成了年轻而著名的明史专家，尚不足30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经长沙到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昆明也成了战时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和向大后方撤退的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1940年，西南联大又聘任吴晗为历史学系教授，教授中国通史课程。当时西南联大有200多位留学归国的教师，其中有100多位留美博士毕业的教授，而吴晗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年轻教授。当时日军侵占越南，威胁昆明，日机对昆明经常进行轰炸，于是，西南联大在是年底决定设立叙永(四川)分校，调吴晗到分校授课。但分校对教学不利，到1941年秋即结束回到昆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际海陆交通线被日军封锁，中国侨汇断绝，国内经济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由于经济环境恶化，教授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但国民党权贵仍然骄奢淫逸，官僚资本大发国难财。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1944年，在国际反法西斯阵线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严重失败，昆明再次受到日军威胁。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信任。国民党政府也失去了收编知识分子的能力，只能采取高压政策，更加速了知识分子的叛离。

吴晗正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开始偏离学术文化工作，介入政治活动的。他在一份上世纪50年代写的自传里回忆：“从1937年到1940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人口多了，薪资却一天天减少了，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加上日机常轰炸，成天逃警报。前方仍是‘转进’，越打越‘转进’到腹地来了，四大家族发财成为风气，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货无限制地膨胀。昆明这个山城里充斥了美货，蒋介石特务统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点也没有。对外屈辱，对内屠杀。对蒋匪政权的不满日益加强，在文章里，在讲坛上，写的说的都是这些，因为没有政权斗争经验，比较敏锐，和青年合得来，常在一起，我的生活思想有了转变……战争情况越来越不好，昆明受到威胁，西南联大决定在四川叙永办分校，派我去教中国通史。因袁震(吴晗夫人)身体不好，走不了公路，只能乘飞机，来回路费比别人多，把书籍用具都卖了，弄得穷困不堪。9月回到昆明，路过重庆时，曾到曾家岩见过董老(董必武)。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月增加，币值却逐天减少，生活越发过不下去了。袁震又经常生病，躺着不能起床。住在乡下，上课来回走40里。有一次袁震必须入医院治疗，可是什么也没有卖的，凑不出钱，感慨得很，过年时写一副春联：‘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

美国的中国史教授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他和西南联大教授们的谈话：“(考古学家)李济说百姓们现在都在挨饿。这些年来，他已死掉了两个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吴晗与妻子袁震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这儿的教授们都感到灰心丧气，预言严酷的警察管制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自由主义教育将被扑灭，经济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都将受到严密的组织控制。他们看不到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绝望了，1943年，吴晗在中共地下党员周新民的动员下加入民主政团同盟，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参加反对国民党独裁和争取民主的运动，并且，被选为民盟中委，成了民盟里边的左派，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成了进步分子。

学术的异化

1943年间，吴晗的生活陷入困境，正好战国策派的林同济从重庆来到昆明，以一万元优厚稿酬约请吴晗写一本八万到十万字的《明太祖》。吴晗为了生活，接受了约稿，从1943年7月到9月，用两个月时间完成了书稿，交付林同济出版。吴晗当时还没有真正介入政治，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他大体上按着自己书生的本色，直觉地议论着明太祖。这本书有人说是捧蒋介石的，又有人说是骂蒋介石的，分歧如此之大，真令人吃惊。我们研读全书，深感都无根据。这本书中的观点应该是吴晗作为学者的独立判断。《明太祖》一书，虽然因为战时环境写得粗糙，但并不矫揉造作。吴晗同情朱元璋青少年时的痛苦生活，肯定红巾军政治革命的宗教意识符合人民的迫切期望。他对朱元璋一生的转折，进行了阶级分析：“(讨张士诚檄)把朱元璋的一生划为两段，过去他是贫农和穷人的领袖，此后则是地主、巨绅的保护人；过去他一力破坏现状，此后则一转而为最保守的现状维持派了。”同时，他概括事实，又得出了一个似乎矛盾的结论：“洪武一朝，政虐于上，民安于下”，对有钱人残暴，对无钱者安抚。吴晗既谴责朱元璋的暴政斵丧民族元气，可又承认朱元璋的伟大。他或许过分地描述了朱元璋的声势和权威：“他不但是国家的元首，也是国军的最高统帅，政府的最高负责领袖，同时是最高的立法人和审判官，他有无限的财政支配权，他用学校和科举来造成忠顺的干部，他用里甲轮役的方法来使国民为他服务，他收复了沦陷于外族四百三十年的疆域，他建立了汉族自主的大帝国，他是大明帝国的主人，也是几十个属国和藩国的共主，同时也是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皇帝。”然而，这段话却是《恐怖政治》一节的概括，很难说他是某种党派政治的宣传语言。问题在于吴晗既未能厘清现实政治中的理论语言，也缺乏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这是这本小书不幸遭遇的根源。

更重要的是，林同济的战国策派属于右翼文化系统。吴晗的左翼政治立场日益明朗起来之后，政治上开始敏感。他在校读清本时的情绪就有点“惆怅”，在《明太祖·自序》中说：“清本校读以后的心境是颇为惆怅的。再三想想，即使算是《大明帝国开国史》，在缺乏一般读物的今天，这本小书所代表的是作者个人对于600年前一个大人物的看法，也许可以帮助读者对这个人和这个时代的了解。”为什么“惆怅”？大概是在政治上说不清楚这本书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结果，“可诅咒的事情终于来了”。在创书林未经吴晗同意，就把版权让给了胜利出版社，列为潘公展、印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第一辑，而又一书两印，胜利版名《明太祖》，在创版名《从僧钵到皇权》。问题当然不仅仅是版权，而主要是潘公展是国民党CC派。所以，吴晗愤愤地说：“到后来我才明白，原是一家人”，“后来，也明白了，还是政党的道德呢”！“有很多好心的朋友劝告我，不该胡乱把书交给这种出版家……他们永远不会赔钱，因为他们的工作目标恰好和其他出版家相反。”于是，吴晗既无法收回版权，就只有“我诅咒这本小书，也诅咒我自己”。

既然如此，吴晗就非改写《明太祖》不可，以抹去因此而蒙上的政治灰色。他在1948年8月12日写的《朱元璋传·后记》中说：“我自己对于这个初稿极不满意，加之一书两名，更感不快，决定回北平后，多读史料，把它作废，重新写过。谢谢书店的好意，谢谢胡绳先生的督促，使我有勇气重写这本书。”这就是说，吴晗是在非常被动的、然而却又是强烈的政治功利心的驱使下，应左翼政治的要求，去重写《朱元璋传》的。

随着政治上的左倾，他在学术上的政治功利性也就走上了台面。我们从吴晗在1959年结集的《投枪集》中，可以看到他在1943年到1948年间写的政治性文章，包括政治性学术文章。战后国共分裂，吴晗为了表现他的政治积极性，不顾历史事实，改写了《明太祖》一书，以影射史学的方法，借古讽今，以大骂朱元璋来大骂蒋介石。

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8月版《朱元璋传》，正如吴晗自己所说，“有许多看法，竟和初稿完全不同”。他从头到尾，强化了对朱元璋的讥讽和谴责。原先令人同情的“流浪青年”、“孤儿”，变成了“生性泼辣阴狠，从小贪玩撒野”，“软化硬讨”的“小流氓”。突出了朱元璋对革命的动摇、投机和背叛，阴险和奸诈。只有在这一版中，吴晗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明白无疑地指责朱元璋“借刀杀人”，故意纵放陈野先勾结元军，袭杀郭天叙、张天佑，从而独占了郭子兴的旧部。当然，对于朱元璋的暴政，更进行了连珠炮式的猛烈抨击：“正是暴君独夫民贼的典型人物”，“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最专制最独裁最强暴最缺少人性的大皇帝”，“他害的是一种虐待狂的病症，用别人的痛苦来减轻自己的恐惧”，等等。《朱元璋传》已经不是学术著作，而是左翼政治的宣传品。然而，当吴晗进入解放区，把他的大作《朱元璋传》进呈给毛泽东后，吴晗的历史观遭到了毛泽东的严词批评，不仅当面作了批评，还写信给他指出：“先生似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他陷入了诚惶诚恐之中。吴晗作为一位学者，其实不懂政治，新中国成立后已届中年，思维已经定型，无法适应毛泽东的理论思维，以及政治形势的演变和中共的运动模式。但他却从事起政治活动，兼顾着学术，努力揣摩政治领袖的政治和理论趋向，根据毛泽东的理论指示，再次修改《朱元璋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政治服务。然而，他得到的结果却是蒙冤而死！

一个学者贵在独立的思考和创新，贵在为社会建设深厚的文化土壤，而不是急功近利地为政治服务。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吴晗是民盟中的左派，他的右边，有民盟和社会上的右派，当社会上的右派被摧毁以后，吴晗自己的右翼，也就失去了“右派”的翼侧掩护，在重新排列的政治光谱上，他就成了“右翼”分子，属于“左派”打击的对象。他陷入了最终的悲剧，也为中国学者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吴晗著作

吴晗悲剧的反省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未能坚持现代学术研究的方向，环境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不是要苛求前人，而是要进行客观的反省。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引用他当时的观察报告：“蒋梦麟说，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骨干力量究竟能不能为了将来而被保存下来，中国究竟会不会在战争时期失去培育英才的教师队伍，从而陷于更大的混乱。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损害已经极其严重了。”他得出结论：“自由主义的价值准则，恰似信奉自由主义的大学教授们一样，正日益趋于失势而衰落。”

费正清描写了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生存的舞台：“很难理解在这片土地上有这么众多的平民，而在平民和地方乡绅之上，统治阶级中人是那么地稀少。农民和乡绅是中国旧时代的遗留物，而新时代的人只占极少数，仅仅像面包皮那样的薄薄的一层，过着全盘现代化的生活。”在这种前现代社会生活环境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发育面临着严重的困境。

在近代中国，林林总总的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摆脱了多少士大夫气息？中国学者也应该自我反省。传统的士大夫如费正清所说的那样就是一种“政治动物”，热衷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活动，强调眼前利益的经世致用。这种传统把现代学术笼统地看成清谈，把学术研究看作象牙塔，把学术看成是政治的附庸，把学者看成“乱世的饭桶”，治世的装饰品，不明白学术文化积累的重要的长期的战略意义，使中国现代文化积累受到了长期的创伤，至今伤痛未愈，而且仍然非常薄弱。杰出的化学家侯德榜说：“科学家的性格和政治家绝不相同，一个科学家去参加政治的结果是：政治界并不在乎多此一人，而科学界的确少此一人。”人文社会科学界也同此理。这并不是说，教授一律不应该从事政治活动，或出任政治职务，毕竟每个人的志趣都是自由的。而是因为在中国传统之下，接受过系统教育的人，一心做官的人太多了，而专心致志搞科学研究、学术文化的人太少了。由于缺乏深厚的文化积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荒唐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一百年的经验证明，学者不应该纠缠在政治正确性上，因为政治是一种社会利益分配，与学术的功能不同。吴晗一生就没有找到政治上正确的学术，他也永远找不到。单纯的浅薄的呐喊是很难培育起现代民主生活的基础的。全面发育现代社会生活，着眼于战略目标，独立的思考，建立起严谨的科学精神和创造力，建设深厚的文化土壤，是学者的社会责任。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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