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万好
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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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出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研究试读：
总序
自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以来，关于公共经济管理的地位与范围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市场原教旨主义在经济大危机的残酷现实面前受到极大的质疑，历史给予了凯恩斯主义产生、发展的土壤，也使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公共经济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家干预的政策理念，伴随着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应对自然垄断、解决外部性、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等诸多公共经济范畴与政策大行其道。直至20世纪60年代，凯恩斯主义由于不能解释“滞胀”现象而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批评，凯恩斯主义也开始丧失其经济学领域的“垄断地位”，随之而来的是“百家争鸣”的经济学“春秋时代”，凯恩斯主义似乎要不“吃香”了。然而，诚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中国民谚所说的轮回规律，从近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经济萧条发生后各国政府纷纷采取的应对措施来看，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理念又大有卷土重来、重执牛耳之势，世界似乎又迎来了公共经济学的春天。
撇开可能相当长时间内都难以有定论的理论争论，我们也不去讨论公共经济管理与私人经济管理的“你进我退”问题，而专注于属于公共经济管理范围内应该如何履行其公共职责的研究，又何尝不是一种务实的治学之道。令人欣喜的是，上海金融学院公共经济管理学科的一批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子，有志于潜心研究公共经济管理问题，并将部分先期研究成果以“公共经济管理学术文库”冠名集结出版，这将为公共经济管理研究园地带来一批丰硕的果实。“公共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的作者都是近年来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他们都接受过经济学的系统训练，能够紧跟理论与现实的发展动态，熟练驾驭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无论是关于政府公共活动的研究，还是非政府公共机构的研究，无不反映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
构建“公共经济管理学术文库”，是上海金融学院在财政经济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个大胆尝试。作为一个文库建设，不能期待一蹴而就，它必将是一个长期的、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也正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其中，公共经济管理领域的改革与发展更是方兴未艾，这为我们从事公共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选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公共经济、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都是公共经济管理研究应该关注的领域；从小的方面来说，政府理财、公共预算、财政收支、财政管理、财政分权、社会保障、收入分配、财政政策、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共事业、城市治理、非营利组织、政府创新等等，都可以成为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切入的视角。我期待着“公共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的选题进一步丰富，内容进一步充实，水平进一步提升。有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有志于从事公共经济管理研究的学者加入这一行列。
古人云“学无止境”，同样，研究亦无止境。希望“公共经济管理学术文库”的各位作者能够矢志不渝，继续深化与拓展研究。也期待着能够看到更多新人和更精彩的后续研究成果。
是为序。储敏伟2012年9月24日第一章绪论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过低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010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2011年的“两会”继续以劳动报酬等民生问题作为主要议题，互联网和媒体上充斥着民众对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过低的看法和建议。学者对此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白重恩等（2009b）利用省级GDP收入法核算数据和《中国财政年鉴》调整资金流量表的要素分配份额，将居民增加值中的劳动报酬包括进去，使得对劳动报酬的核算更加合理。白重恩的测算显示，在1992～2005年间，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5.99％，并且在2005～2007年间，受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比上升的影响，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了3％。张长生（2010）测算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下降了11.7个百分点。另外，从横向上看，2005年11个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平均值为49.6％，同期我国的数据是41％，并呈下降趋势，我国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与发展中国家平均劳动报酬占GDP比重45.6％相比，我国的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也是偏低的。
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过低引起了很多问题。居民劳动报酬占GDP过低对消费的影响巨大，过低的劳动报酬占比会引起消费的疲软，进而对经济的增长产生影响；在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加快的背景下，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过低也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加强财政支出对于调节劳动收入的作用。市场内部要素配置所导致的国民收入分配缺陷成为政府直接介入予以干预的原因所在，财政民生支出是调节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领域。
对于劳动报酬占比过低的原因，学者展开的研究很多，如后续的文献所述，基本是从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资本的扩张、产业结构的变迁、劳动保障的法律法规等方面寻找原因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经济职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无论是经济危机时期的大规模财政投资、因经济职能延伸而不断膨胀的行政管理支出，还是不断进入公众讨论话题之中的民生财政支出，都或多或少的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缩影。我国政府对于经济强大的控制力必然会表现在对劳动报酬占比的干预上。以上对于劳动报酬占比的原因分析之中，往往忽略了政府财政支出的作用。本书的研究角度基于财政支出对于劳动报酬的影响来展开，研究角度较为新颖。另外，本书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财政问题的框架，将整体经济的影响纳入模型之中，方法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第二节选题的意义一、现实意义
本书研究的问题属于当前的重大热点问题。如前所述，劳动报酬占比过低是我国目前社会经济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策决策部门、社会经济单位、学者、媒体民众都关注的对社会各级阶层都会产生影响的焦点问题。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领域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遗留的问题大多在于公共领域。其中，本书研究的财政支出领域即是其中之一，财政支出的公平与效率、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与否、财政支出的利益归宿等等，都进入每个人的视野。我们选取财政支出中三个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第一，经济危机时期我国的大规模投资是否弱化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其对于劳动报酬的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二，财政行政管理支出的利益归宿问题，我国日益膨胀的行政管理支出，应该是普通大众购买公共服务的价格，但是这种价格是否偏离了其市场定位，是否因为政府公权的影响过多浪费了资源，并进而侵蚀了其他行业的劳动报酬？第三，财政科技教育支出对于劳动报酬及劳动报酬等指标基础上的产业结构的影响。我国财政科技支出占GDP的比重只有0.8％，远低于发达国家2％的水平。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于经济的影响主要在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2009年为3.05％，远低于国际上7％的平均水平，我国一直以4％作为政策目标，但是一直未能达到。研究财政科技教育支出对于劳动报酬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以上，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第一，劳动报酬问题属于当前的重大热点问题。劳动报酬占比过低是我国目前社会经济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决策部门、社会经济单位、学者、媒体民众都关注的对社会各阶层会产生重要影响的焦点问题。第二，我国财政支出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巨大，无论是财政大规模投资、行政管理支出、财政科教投入等对经济运行的影响都是较为深远的，但是财政支出对劳动报酬的影响却鲜有研究。二、理论意义
本书从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角度研究劳动报酬问题，已有文献鲜有研究。CGE模型作为一个机理性的考虑全局的模型，具有其他模型所不具有的优越性，适合研究财政问题，但是其在国内的研究还较为少见，尤其是在财政支出领域，还未查阅到现有文献。
本书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现实，构建了一个用于分析财政问题的CGE模型框架，主要的工作包括反映中国现实的宏观闭合、关键参数估计、基础的SAM编制等内容，并用其分析财政支出的三个方面对于劳动报酬的影响。这样的应用在国内财政领域较少见，本书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
同时，CGE模型的建立需要有良好的编程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这也是管理科学工程专业的优势所在。第三节研究方法
本书选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财政支出对劳动报酬的影响。
CGE模型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经济模型，是能同时考虑不同市场之间、具有行为最优化的多个经济主体之间，以及经济主体与市场之间相互联系的数值模拟模型。CGE模型把所有经济主体、所有市场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体现了现实经济系统中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普遍联系。
CGE模型是一种机理性模型，具有坚实的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兼容了投入产出、线性规划等模型的方法，能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进行模拟，并为政策效应分析提供一个总量与结构相结合的均衡分析平台，而且在这个平台上，可以与其他模型相结合，模拟出政策变化对国民经济各部门产生的最终结构性影响。因此，CGE模型具有其他经济模型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近年来，CGE模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CGE模型是对政策变动及外部冲击效应进行模拟的一种有效工具。它同其他分析工具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和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都纳入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并据此分析外部冲击产生后，经济体各部分经过不断反馈和相互作用后达到的最终状态。第四节研究思路
本书的研究从问题背景分析、模型构建和问题分析三部分展开。全书先从文献入手，找出分析劳动报酬问题的现实和理论背景，并选定合适的模型框架。第二大部分主要是模型的构建，主要内容是模型方程体系的构建、基期数据（社会核算矩阵）的组织、参数的估计选择和标定等，主要是分析问题的模型框架的搭建，也是本书的理论创新。第三大部分集中在问题领域，主要包括三个财政支出对劳动报酬影响的问题研究，即从大规模投资对劳动报酬占比、行政管理支出以劳动报酬为视角的利益归宿、财政科技和教育支出对于劳动报酬的影响等三个方面进行。第三部分焦点在于研究结论的现实意义上。
本书的研究思路如图1-1所示。图1-1 本书研究框架图第五节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创新点一、主要内容
本书按照逻辑结构关系，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提出问题和确定分析问题的模型框架；第二部分是构建CGE模型；第三部分是问题的分析。
第一部分由第一章和第二章组成，本部分确定了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法，以及围绕问题和方法所作的研究背景介绍。劳动报酬问题是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从横向和历史对比入手，分析我国劳动报酬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确定分析劳动报酬的经济模型框架。然后围绕问题和模型对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使得本书的研究有了学术的背景环境。文献综述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财政支出问题的研究；二是劳动报酬问题的研究；三是研究方法，即CGE模型的研究。
第二部分构建了用于分析问题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框架，由第三、第四、第五章组成。第三章从生产函数以及效用函数的介绍和选择开始，介绍了CGE模型的方程体系，对CGE模型中重要的宏观闭合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并结合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实际情况设定了宏观闭合。第四章围绕CGE模型的基期数据集（社会核算矩阵）的构建展开。内容包括SAM简介、原理及国内外应用，SAM的构建和调平，我国2007年宏观SAM的数据来源，构建以及调平等。第五章研究的问题是CGE模型中需要确定的大量的参数，包括CES函数中各部门的替代弹性、份额参数、规模参数等等，内容包括弹性参数的估计方法介绍、我国24个工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参数的估计、Armington函数和CET函数中弹性参数的选择和确定、份额参数的标定等内容。我们还利用敏感性分析来优选参数。
第三部分是利用CGE模型分析财政支出对劳动报酬的影响，由第六、第七、第八章组成，在财政支出对劳动报酬的大框架下，每章单独成为一个问题。第六章模拟分析经济危机时期我国大规模投资对劳动报酬的影响，结论是大规模的投资提升了劳动报酬，但是对于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是负面，同时也使得垄断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劳动报酬差距加大。第七章围绕日益膨胀的行政管理支出是否以劳动报酬的形式归宿于行政管理部门并进而侵蚀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结论是膨胀的行政管理支出使得行政管理部门的劳动报酬增长过快，并且对其他部门的劳动报酬产生了影响。第八章分析了财政科技教育支出对于劳动报酬的影响，结论是财政科技教育支出提高了劳动报酬占比，并且使得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利于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落实。第九章单独讨论了财政教育支出对于就业的影响。二、本书的创新
本书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构建了一个分析财政支出问题的CGE模型框架。研究财政问题的CGE模型国内目前还未有尝试，本书结合我国的现实问题，分析确定模型的方程选择和宏观闭合；根据最新数据，编制了我国42部门社会核算矩阵；系统地估计了我国工业部门生产函数的参数，并结合CGE模型的敏感性分析对参数进行了优选。本书构建的CGE模型可以应用在后续的研究中。
2．分析了财政大规模投资对于经济尤其是劳动报酬的影响，结论认为大规模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提升了劳动报酬，但是对于劳动报酬占比的影响是负面，同时也使得垄断部门与其他部门的劳动报酬差距加大。财政大规模投资进一步弱化了劳动的地位。投资对于劳动报酬占比影响研究已有不少，但是对财政大规模投资对劳动报酬的影响研究尚属首次。
3．围绕日益膨胀的行政管理支出是否以劳动报酬的形式归宿于行政管理部门并进而侵蚀了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结论是膨胀的行政管理支出使得行政管理部门的劳动报酬增长过快，并且对其他部门的劳动报酬产生了影响；对行政管理支出的效率、利益归宿等研究较多，但是以劳动报酬为利益归宿视角的研究未有文献。
4．在科教兴国背景下，分析财政科技教育支出对于劳动报酬的影响。结论是财政科技教育支出提高了劳动报酬占比，并且使得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转型，利于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落实。这个发现对于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经济意义及其作用都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科教支出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较多，但是结合劳动报酬问题分析的文献较少。
5．进一步研究了财政教育支出对就业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在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之际，我国就业问题呈现出较为复杂的趋势，表现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城市困难群体就业难，农村隐性失业以及另一端的用工荒、高层次人才短缺等多重复杂局面。本书测算了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财政教育支出对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教育投入对就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于住宿和餐饮等需要升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的影响尤其明显。教育投入有利于解决城镇化过程、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等现实条件下的就业问题。对于如何加大财政教育投入，应对当前的就业难题，给出了详细的建议。第二章文献综述
本书研究的问题是财政支出对于各产业劳动报酬的影响，研究的工具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在研究问题之前，先对文献进行梳理，以确定问题的学术背景。本章的文献梳理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对财政支出问题的梳理；二是对影响劳动报酬因素研究的综述；三是对研究的方法，即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文献综述。第一节关于财政支出的研究综述
财政支出历来是经济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作为公共经济的核心问题，财政支出理论与思想流派众多，在不同的时期影响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本小节介绍关于财政支出结构的思想流派以及我国财政支出问题的研究贡献。一、财政支出结构理论
古典学派创始人亚当·斯密奉行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经济，政府是“廉价政府”，政府的职能应该仅限于三项：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外来社会的侵略；保护个人免受他人压迫与侵害；提供某些公共设施。与这三项政府职能相应所需的经费是：国防义务——国防费，司法行政义务——司法费，公共设备与土木工程义务——公共土木事业费。
马尔萨斯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是完美的，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认为扩大公共工程项目等可以缓解经济危机的冲击，马尔萨斯从财政支出结构的角度论证财政支出应该具有经济建设的功能。
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瓦格纳则认为国家职能的变化导致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认为国家的财政支出应该具有生产性。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过程增加了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外部性，对公共部门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另外，经济增长使收入需求弹性大的公共需求增加，因此，教育、文化、卫生和福利等方面的支出应该增加。
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庇古认为政府应该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应该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抚恤金、养老金、补助金、救灾等转移性支出也应该成为财政支出结构的一部分。对于市场运行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庇古认为财政支出可以是解决资源配置外部性问题的一个手段，例如补贴具有正外部性的市场行为（毛程连，2003）。
凯恩斯和汉森依据公共投资支出的乘数效应和加速作用，认为政府在经济萧条时期的财政支出结构应该增加公共投资性支出。凯恩斯学派的另一位学者雷诺认为经济萧条时期还可以增加转移性支出，增加个人收入并促进消费。
Arrow and Kurz（1970）把公共资本积累和财政支出纳入宏观经济模型来讨论资本存量和消费水平的动态特征，在宏观经济模型框架下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Barro（1990）认为政府的财政支出存在一个最优规模。政府支出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它的规模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时，财政支出就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政府财政支出分为政府投资与消费支出，政府投资能使经济持续内生增长，而政府消费支出中对家庭的转移支付能提高居民福利水平。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的研究中则区分了政府财政支出的不同类型，研究了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生产性会“挤出”私人投资并且不如私人投资更有效率。
Futagami et al .（1993）扩展了巴罗的模型，将政府基础设施服务包含在里面，建立了一个两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公共投资流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各国的基础设施每增长1％，GDP相应会增长1％。
Easterly and Rebelo（1993）、Devarajan et al .（1996）也在“AK”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政府在教育、交通、国防上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影响。
Turnovsky（1990，1995）、Turnovsky and Fisher（1995）把财政支出纳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分析它对经济均衡时资本存量和劳动力需求的影响。二、我国财政支出结构问题的研究
林伯强（2005）研究了各类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贫困减少和地区不均等的边际效应在各地区和各时期差异。根据实证结果和对历史上公共支出方式的分析认为，农村公共支出再分配可以带来很大的潜在收益。
赵志耘和吕冰洋（2005）认为在我国国家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弱正相关，而教育支出和科学研究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在我国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弱负相关，财政教育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而财政科学研究支出与税后产出—资本比强负相关。
夏杰长（2005）提出当积极财政政策向中性的财政政策转型过程中，公共财政的支出重点应该以民生方面的支出为重点，加大就业、教育、卫生、社保等方面的投入，以实现政府大力倡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李永友和沈坤荣（2007）发现中国相对贫困的产生和日趋严重主要来自于财富初始分配环节中劳动力要素价格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的较大差异，而财政在减缓初始分配环节造成的相对贫困方面作用又非常有限，尤其是医疗卫生支出某种程度上还进一步扩大了相对贫困水平，应该提高财政支出在减缓相对贫困中的作用，实施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支出配置政策，降低相对贫困的深度。
刘邦驰（2007）提出公共财政要根据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大“三农”、就业、社保和教育卫生方面的支出。
贾康、刘微（2007）提出公共财政要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基础教育、基本医疗保障、“三农”、社保和生态环境方面的支出。
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在一个具有内生化劳动选择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考察了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通过影响家庭的劳动和休闲选择及储蓄和消费选择，以及生产性公共支出占总产出的比例，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研究发现，我国生产性公共支出并不一定总能促进经济增长，生产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可能的原因是，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规模超出了地区经济的适可范围，或是生产性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率较低。
龚锋和卢洪友（2009）利用1999～2005年中国内地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联立估计了教育支出等7类公共支出的需求函数，并据此构建7类公共支出的供需匹配指数；运用多选项Logit 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程度与公共支出供需匹配指数的相互关系。结果显示：财政分权程度与教育支出以及抚恤与社会福利救济费供给不足指数正相关。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高，政府供给的消费型公共服务低于居民实际偏好的需求水平的可能性将增大；财政分权程度与行政管理费以及基本建设支出过度供给指数正相关。随着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权力的扩大，地方政府具有不顾居民实际需求偏好而膨胀行政成本和扩张基建支出的双重倾向。
郭杰（2010）认为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一直未有定论。其研究认为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私人部门投资对总需求变动敏感，政府投资通过影响总需求会对私人部门投资产生影响，从而揭示了政府投资对私人部门投资的影响路径。
郭庆旺和贾俊雪（2010）构建了一个最优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理论模型来探寻财政分权和政府组织结构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纵向政府级次减少和辖区政府数量增加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撤乡并镇改革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滞后负效应。财政支出分权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财政收入分权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财政收支分权对县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的非对称性影响自2002 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以来以及在东部地区均相对较弱。
贾俊雪和郭庆旺（2010）构建了一个动态随机均衡模型，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为样本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剖析了不同经济条件下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周期特征。认为即使在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弗里德曼货币政策规则也并非最优，其根源在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生产外部性。最优劳动所得税率和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在整个周期内的波动幅度较小且具有较强的持续性。第二节关于影响各产业劳动报酬因素的研究综述
国内外对于劳动报酬占比的研究较多。总体来看，研究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从统计和度量的角度分析劳动报酬占比的问题；二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分析劳动报酬占比原因；三是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角度分析劳动报酬问题；四是从其他角度进行的分析。一、统计和度量角度的分析
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认为劳动报酬变化的原因是统计口径和度量的角度发生了变化。
Gollin（2002）把自营收入纳入劳动所得，认为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是来自于自营收入没有被统计，劳动报酬所占份额在长期内是保持不变的。认为大多数国家的劳动报酬基本是在65％～80％之间。
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认为，统计口径的改变使得劳动报酬占比变化的数据有较大的出入。统计口径和核算方法的不同，导致了2003～2004年间，劳动报酬骤降了6.3％。希望能澄清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真实幅度和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真实原因。认为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度干预很可能造成对劳动总收入不利的影响，同时也造成要素配置的扭曲，降低全社会福利。
王志平（2010）认为我国关于劳动报酬占比的统计口径和人们对于劳动报酬的理解有很大的误区。王志平批评了很多人关于劳动报酬占比的认识，认为不少学者混淆了“居民收入”以及“劳动报酬”，并进而引起了统计口径的不一致，甚至进行简单的国际比较，得出错误的结论。作者重新梳理了数据，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劳动报酬占比总体上下降，但是并没有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下降的那么多，其中原因是统计口径的问题。王志平的研究有助于对劳动报酬问题的理解。
章上峰和许冰（2010）认为统计资料的限制和统计口径的变化使得劳动报酬比重测算存在许多困难。他们分析了资金流量表和投入产出表测度劳动报酬比重的优缺点，提出利用时变弹性生产函数测度劳动报酬比重的新思路。
贾康（2010）认为统计口径在2004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个体经济业主的收入不再计入劳动报酬以及农业不再计营业盈余，导致2004年的劳动报酬占比大约被低估了6.29％。但是即使是低估了，我国的劳动报酬占比也仍旧是下降的。
对于学者提出的概念和统计口径等问题，本书我们在研究中，做了严格的区分，我们以投入产出表中劳动者报酬作为居民劳动报酬的基准，区分了劳动收入、居民收入、国民收入等模糊的概念。本书分析的是居民的劳动报酬，与居民通过国民经济再分配所得的居民收入，以及居民资本投入的资本收益等都区分开来，从而更加易于分析如何提高劳动报酬这个核心问题。二、从全球化角度分析劳动报酬
经济全球化对于劳动报酬的影响是深刻的，多位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
Harrison（2002）认为，发达国家的劳动报酬的变化与全球化进程有密切关系，资本的谈判地位在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了加强，从而降低了劳动与资本的讨价还价能力，进而影响了劳动报酬所占的份额。
Guscina（2006）结合新古典贸易理论和“谈判力量”机制的思想解释了全球化对工业化国家劳动收入占比的负面影响。Guscina使用18个国家40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要素偏向的技术进步、对外贸易和劳动者保护影响了劳动收入的占比。
Askenazy（2005）认为发展中国家廉价商品的竞争压力，促使发达国家的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分别向R&D密集的行业和服务业转移。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只要在R&D密集的行业里，劳动力的边际收益递减，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规模足够大，服务品是不可贸易的，发达国家的劳动收入份额就可能不降反升。
罗长远和张军（2009b）的研究发现FDI与劳动收入占比之间是双向的负相关关系。FDI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反过来也不利于吸引外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上的竞争，强化了资本的谈判地位，不利于收入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在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个结论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劳动报酬下降的原因。这个解释基本上与Harrison的解释是一致的。三、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角度
Acemoglu（2000，2002）从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等方面解释了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认为资本积聚时期的技术进步削弱了劳动报酬的占比。
Acemoglu and Guerrieri（2006）建立了一个非均衡的经济增长模型，解释了在资本深化的背景下资本所得快速增长和劳动所得有所削弱的现象。
Bentolina and Saint-Paul（2003）发现OECD 国家的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显著为负。
李文溥和李静（2011）从要素比较扭曲和资本深化的角度分析了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原因。
李稻葵等（2009）认为产业结构和劳动者相对谈判能力等是影响劳动报酬的因素。他发现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趋势呈现U型规律，即劳动份额先下降后上升，提出了一个解释该U型规律的理论模型。发现中国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动趋势是基本符合这一规律的。中国经济未来两年左右在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可能进入上升通道，中央政府为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而采取一些政策性、结构性调整则有助于加快这一进程。四、从其他角度的研究
罗长远和张军（2009a，2009b）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化和不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以正相关性同时变化，均加剧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作者基于产业数据对劳动收入占比变化进行分解发现：历史上的劳动收入占比上升主要是由第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提高造成的，而2003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主要与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有关。但是作者没有回答，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如果也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以及全球化的角度来分析这种产业结构变迁的话，这类文献也可以归入以上分类。
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也认为产业结构转型是劳动报酬变化的原因之一。
徐现祥和王海港（2008）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初次分配呈现双峰分布的状况进行了研究。
张全红（2010）则认为要素替代弹性、二元经济引发的巨大就业压力和政府产业政策一直以来重视资本忽视劳动的政策取向是劳动报酬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彭爽和叶晓东（2008）认为自1978年以来的企业减员增效、职工下岗分流等导致居民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政府和企业的初次分配收入挤占了部分劳动者报酬，而劳动者初次分配比重的降低加剧了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
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b，2010）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国有企业改制、垄断增加、国有经济比重和税负水平都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
罗长远和张军（2009a，2009b）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民营化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都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
以上文献从多个侧面分析了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本书的研究角度是从再分配领域分析劳动报酬下降的原因，这是本书不同于其他研究的一点。第三节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文献综述一、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一）CGE模型的发展过程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又称为应用均衡模型，即AGE（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它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第一，一般的（General），即对经济主体行为作了假设，模型中，住户追求效用最大化，厂商遵循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决策原则，政府、贸易组织、进出口商等经济主体对价格变动作出反应，价格在CGE模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第二，“均衡的（Equilibrium）”，包括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模型中的许多价格都是由供求双方所决定的，价格变动最终使市场实现均衡。第三，“可计算的（Computable）”，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分析的可量化性（Dixon，P.B，2006）。可计算性也是随着计算方法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而逐渐走向实际的。
瓦尔拉斯（Walras）于1874年发表的《纯粹经济学要义》被认为是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的起源。该理论将经济系统看作一个整体，研究其中各要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关系。一般均衡理论考察在经济系统中的市场均衡和总量均衡，经济系统中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会波及整个系统而对其他商品或要素的价格、数量产生广泛的影响，一般均衡理论考察由于供求关系不均衡而导致价格变动，从而促使供求趋于均衡的运动过程。
20世纪50年代，阿罗（Arrow）和德布鲁（Debreu）的研究让一般均衡理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Arrow & Debreu，1954），他们严谨地证明了一般均衡点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以及解得最优化等。
世界上第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是Johansen（1960）开发出来的，本质上是一般均衡模型的实证应用。Johansen在他的博士论文“A Multi-sectoral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中，提出了一个多部门的增长模型（Multi-sector Growth Model，MSG），并求解了这个模型。Johansen的MSG模型使得一般均衡模型发展到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Johansen的模型设定了一组非线性方程，先通过线性化将这些方程变成对数形式，然后对这些方程取微分，最后通过简单的矩阵求逆的方法得到比较静态的结果。
随后，Scarf（1967）给出了一种用于数值求解一般均衡模型的算法，借助模型在数理上解的存在性定理，这个算法有明确的收敛特征，即是在有限的步骤中算出一组方程的确定解。Scarf的算法并没有Johansen算法或Newton-Raphson算法及Euler算法简单。但Scarf的工作很有启发性，他认为投入产出表数据给出了一个初解，从这个初解出发一定可以求解方程，进而分析诸政策变动的影响，从而把CGE模型应用到实际层面。该研究对于促进北美的CGE模型应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随后，CGE模型的研究陷入了停顿，该领域的学者对于一般均衡模型解得存在性、最优性、稳定性和唯一性进行了研究，但是在CGE模型的求解技术上，没有进展。直到20世纪70年代，CGE模型才有了重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大规模计量经济模型大行其道，它特别关注数据以及回归方程对过去数据拟合的能力，数据完全决定回归方程的系数，与CGE模型相比，计量经济模型更关注时间序列分析，而忽视经济理论，相反，CGE模型含有主体优化的特征非常适合模拟政策冲击带来的经济影响。同时，SAM的引入，使得CGE模型的基准数据结构得到了保证，基准解及数据标定等得以顺利实现。
同时，有效地数值求解方法以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大量出现的求解软件及高性能的硬件运行能力都使得CGE模型在近期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例如GAMS、GEMPACK以及MPS-GEA等求解软件的出现，给CGE模型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可能。
在研究的理论上，近年来，一般均衡理论随着经济学研究的整体推进，也在进一步发展。在阿罗和德布鲁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基础上，引入了信息理论、交易理论、区位选择理论等等。也有将分配机制和激励机制引入一般均衡理论的（Tian，1988、1994、2009）。
在实际中，CGE模型也在区域化和动态化中逐渐往外延伸，使得分析的问题和领域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
为推动CGE模型的应用，不少学者专门撰写了CGE模型的学习资料，由浅入深地介绍简单CGE模型到复杂CGE模型的应用过程。如B．Essama-Nssah在其论文中讲述了CGE模型中最为简单的1—2—3模型的基本原理，并详细讲述了在EVIEWS软件中构建模型的步骤和模拟结果的解释；Nobuhiro Hosoe简要介绍了CGE模型的理论体系和公式推导，并以一个简单的例子详细说明了在GAMS中建立CGE模型的过程；Läfgren et al .（2002）在其关于CGE模型及其GAMS编程的系列文件中详细讲解了CGE方程组的构建和程序的实现过程，在其方程体系中，充分考虑到了诸如交易成本、生产活动的消耗、单个生产部门产出多个产品等，构建了一个能够包含多种情况，比较通用的CGE模型，并且可以依据需要方便地进行程序修改和闭合修改。（二）CGE模型的闭合规则研究
为了使CGE模型得到均衡解，为确保解的唯一性，一般来说，CGE模型中的方程数应该等于变量数。但是，在实际中，变量总数往往并不等于方程总数，这就需要确定模型的外生变量及赋值，这称为闭合。外生变量以及CGE模型闭合的不同选择，反映了要素市场和宏观行为的不同假设（郑玉歆，1999）。
Sen（1963）证明，在一个封闭系统中，投资水平和政府支出水平固定，要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就不能保证充分就业，或者相反。Taylor和Lysy（1979）在采用CGE模型研究巴西的收入分配时发现模型宏观环境设定对于结果具有很重要的影响。Decaluwe（1987）进而证明，按照一般均衡理论建立的经济模型中，必然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即模型中必然出现方程总数多于变量数的矛盾，所以，需要对要素市场和宏观行为进行假设，以去掉一组约束。
CGE模型闭合规则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模型中变量个数与方程个数不一致的问题；另一方面反映的是建模者个人理论的偏好及对所解决问题的理解。宏观闭合的选择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模拟的分析效果。闭合规则从机理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Walrasian CGE模型所依赖的新古典闭合规则（Neoclassical Closure）；另一类为Macro CGE模型所依赖的其他闭合规则，如新凯恩斯（强迫储蓄）闭合规则（Neo-Keynesian or Forced Savings Closure）、约翰逊闭合规则（Johansen Closure）、Kaleckian闭合规则、可借贷资本的闭合规则（Loanable Funds Closure）等。依据闭合规则CGE模型分别称为凯恩斯CGE模型、新古典CGE模型、金汉森CGE模型和卡尔多CGE模型。（三）CGE模型的求解算法
一般均衡模型的建模与仿真求解，其数学问题是非线性规划问题归结为线性最优化算法的实现。就算法区分有三大学派（Bandara，1991）：世界银行学派，代表人物是Adelman、Ribinson和Dervis等，方法是规划问题；耶鲁派，代表人物是Shoven、Walley，方法是不动点算法；约翰森派，代表人物是Johansen、Vincent等，方法沿袭Johansen线性求解技术。二、应用研究
从一般均衡模型的出现到CGE模型在实际政策模拟影响分析中的应用，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按照应用领域的分类，归结为以下几类。（一）国际贸易政策
贸易政策是CGE模型的一个重要应用领域。如澳大利亚的MONASH大学政策研究中心（CoPS）开发的ORANI模型和MONASH模型，目前世界各地许多国家或地区的CGE模型都直接或间接地采用了这些模型的框架。例如应用在中国、中国台湾、南非、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等的CGE模型（PRGGEM、TAIGEM、IDCGEM、INDOCEEM、JPN-AGE）。另一个贸易自由化CGE模型是GTAP模型（Hertel，1997），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CGE模型。随后建立的世界贸易一体化、WTO等方面的CGE模型研究大都受到GTAP模型的影响，如Hertel et al .（2003）、Anderson et al .（2005）等。这些模型应用在农业贸易、纺织品贸易、铁矿石贸易等方面。
用CGE模型分析汇率改革问题；樊明太和郑玉歆（2000）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李善同和翟凡（2000）、李善同等（2000）以及李雪松（2000）等都利用CGE模型分析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王韬和周建军（2004）就进口关税减让对宏观经济影响做了CGE分析；胡宗义和刘亦文（2010）利用CGE模型研究了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二）宏观公共政策
CGE模型在公共政策上的应用主要是在税收政策领域。税收领域的CGE模型主要研究税制改变、税收系统的结构、税收扭曲、税制政策冲击对社会福利的变化等内容。
税收CGE模型大多源于Harberger（1962）建立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用于分析美国公司和资本收入所得税问题。Shoven and Whalley（1972，1973）、Shoven（1973）以及Whalley（1975）对研究税收的CGE模型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使得CGE模型从处理一个税种到处理多个税种，再被应用到英国的税收政策研究中。此后的研究有：Ballard et al .（1985）建立的用于分析美国税收的GEMTAP模型；Kohoe et al .（1988）和Kohoe et al .（1995）用于研究西班牙财税体制改革的CGE模型；Jones & Whalley（1986）建立了一个加拿大税收CGE模型，分析加拿大联邦税收对不同地区影响；Somsachee（1998）建立了GEMREG模型，分析国外资本输入、国内增值税改革对福利和不同居民组的影响，以及税收在保护国内企业生产中的作用。Bähringer et al .（2005）建立的税收和失业CGE模型，研究削减劳动税对就业和失业的影响；其他国外的税收CGE模型还有Scutella & Johnson（1998），Garbaccio（1994）等。
国内研究税收问题的CGE模型案例有：陈烨等（2010）用CGE模型分析增值税改革对于失业的影响；周建军等就间接税改革问题用CGE模型进行了模拟分析；王韬等（2000）建立了一个用于分析三次产业的税收CGE模型；孙林（2011）利用CGE模型对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和宏观及产业税负的生产要素、对外经济开放相关因素进行了模拟，计算和分析了税负的变动。（三）收入分配等问题
利用CGE模型进行收入分配问题，国外的研究较多。Agénor et al .（2003）构建了一个CGE模型，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和贫困问题，研究了巴西政府的政策调整对就业、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影响；Decaluwé et al .（1998）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的CGE模型，研究了贸易冲击和关税改革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Khan（2004）讨论了CGE模型在收入分配问题研究中的应用。（四）产业政策
近年来，不少学者运用CGE作为分析工具，对国民经济产业政策的若干热点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这里重点介绍这部分的应用案例。
孙林和阮大成建立了一个上海支柱产业的CGE模型，模型包括上海和全国其他地区，劳动力分为职工劳动力和非职工劳动力两种，分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信息产业等支柱产业的发展与上海经济发展的关系。
胡宗义、韩婉莹（2009）利用动态CGE模型分析大型飞机项目启动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对我国宏观经济及各产业的影响，通过比较动态分析，了解我国宏观经济以及各产业的变化趋势，为更好的完成大飞机项目提供政策建议。
尤培培（2008）构建了电价外生的CGE模型，假定按照不同的行业设定电价，实现电价的分行业调整；建立了包含22个部门的2005年SAM表，静态分析模拟了电价上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影响。
原鹏飞（2009）构建了一个CGE模型用来分析房地产价格上涨与下降对各个阶层人士的影响。
王腊芳（2008）利用CGE模型将铁矿砂的价格变化对钢铁产业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同时，也对取消钢铁产品出口退税并征收出口关税对减少铁矿砂价格冲击以及优化钢铁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模拟。（五）公共支出
在政府的公共支出领域，也有一些利用CGE模型的应用案例。
Ji（1999）用CGE模型研究了公共教育投资对教育公平和地区人力资源增长的影响；Jung & Thorbecke（2003）则构建CGE模型分析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教育投资问题；Dixon et al .（2004）用动态CGE模型研究了卫生保健干预对博茨瓦纳的艾滋病问题的影响。
朱艳鑫等（2010）构建了一个多区域的CGE模型，对转移支付问题进行了研究。第四节文献述评及本书研究的提出
关于财政支出的文献主要从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财政支出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近年来，我国政府对于经济的控制力逐步增强，显然财政对于经济发展以及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是巨大的，多次经济调整以及解决经济事件中的表现都能说明这一点。那么，政府财政支出对于我国目前较为严峻的劳动报酬问题，其解决介入的程度能有多大？还未有系统性的研究。本书选取财政支出作为研究劳动报酬问题的视角。
同样，对于劳动报酬问题，分析主要集中在全球化、FDI、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等方面进行的，但是，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因素的财政支出，其对劳动报酬的影响还没有系统性涉及。
我们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政府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带动了经济增长，进而使得劳动报酬提升，还是加速了资本深化，使得劳动的弱势地位进一步恶化？第二，一直以来饱受争议的行政管理支出是否真的过多？其利益归宿落到了何处？是否侵蚀了其他劳动部门的劳动报酬？第三，财政支出中教育、科技等关系民生的支出是否会通过提升改善产业结构、提升民众素质等进而提高劳动质量，进一步提高劳动报酬？
研究上述问题的经济模型，选择的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这是一个适合的模型。第一，模型具有系统性，将经济运行中各相关部门的经济行为统一纳入一个均衡框架进行分析，外生冲击作用于经济系统全局而不是局部，易于分析这样的系统性问题；第二，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实现已经不是问题，长期以来，一般均衡模型应用的主要障碍是计算能力，随着计算硬件的升级，新的软件如GAMS、GEMPACK等的出现，将一般均衡模型纳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时代，这也是本书得以实现的信息技术前提和实现背景；第三，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财政支出和劳动报酬问题，是研究内容的扩展。如前所述，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应用主要在国际贸易、宏观政策、收入分配、产业政策等方面，研究财政支出的CGE模型在我国还没有大量的应用。第三章CGE模型方程体系构建
本书的第三、第四和第五章构建了用于分析问题的CGE模型，分为方程体系构建、基础数据组织和参数估计选择及标定等工作。
CGE模型中方程数量庞大，函数类型丰富，需要考虑假设的前提以及模型的求解等选择合适的函数类型。在CGE模型中，不是采用最优化模型本身，而是由最优化模型求解出的满足最优状态的方程组。CGE模型有总的优化目标，但是其优化过程是分散在各个部门的生产、消费、进出口等经济活动来完成的。本章讨论CGE模型中用到的函数类型及函数的选择，然后结合成本最小化或者效用最大化条件，导出生产和消费行为满足最优条件的方程。CGE模型的闭合选择是构建模型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本章讨论闭合规则及本模型的闭合规则选择。第一节生产函数及在CGE模型中的选择使用
生产函数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函数，表示的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某种组合与可能的最大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在微观经济学中，生产函数描述厂商的生产行为；在宏观经济模型中，其用来描述一个部门的生产行为，也可以将整个经济系统看作一个厂商的生产行为（Boccanfuso et al .，2003；Annabi et al .，2006）。一、列昂惕夫（Leontief）生产函数
列昂惕夫生产函数是一种具有固定投入比例的生产函数，即其投入要素具有不可替代性。i
其中，a——生产1单位的产出量必须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数量。
价格函数是：
其中，M——汇总的中间投入产量；M
P——中间投入总价格指数，各个中间部门使用的投入量和价iqi格分别为X和P。
在CGE模型中，中间投入部分的生产函数采用列昂惕夫生产函数，因为有现成的数据来源，权威可靠、信息量丰富的投入产出表可以用来标定其系数，虽然其他函数包含的信息更多，但是由于数据等的影响，不如列昂惕夫函数可靠。本书中间投入部分采用列昂惕夫生产函数。二、CES生产函数
在列昂惕夫生产函数中，各要素投入之间的比例是固定的，但是现实经济中往往要研究相对价格变化情况投入组合的变化，非线性的CES生产函数在CGE模型中往往使用得更多。
在要素市场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投入要素的最优组合通常基于如下的假定：生产者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实现其投入成本最小化，生产技术以CES形式的生产函数给定，则这一最优化决策用如下的模型刻画：i
其中，X——生产的投入；i
P——对应的投入的价格；
V——CES生产函数给定的产出量。i
CES指数ρ和替代弹性δ有关，δ=1/（1－ρ）。a是CES的份额参i数，参数A为规模参数，作用于所有的生产投入，系数λ是各种投入的转移参数。
求解这个生产者最优化问题，通常构造拉格朗日方程来实现：
CGE模型中，CES生产函数通常只包括两个投入，如前所述，如果有多个投入的话，则使用嵌套的办法解决。例如，总产出的生产函数，生产投入是增加值和中间投入，而增加值则是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函数。
两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标准形式是：12
其中，q是产出；x，x 是投入；参数A为效率或者规模因素，解释为全要素生产率；参数ρ和替代弹性δ有关，有δ=1/（1－ρ）。表1212现在产出中，参数δ，δ 和投入x，x 各自贡献的份额有关系，所有12贡献份额等于1，因而有δ+δ =1。因此，CES生产方程写成：
遵循微观经济学中成本最小化的原则，给定产量q，企业的成本最小化优化行为表现为：
构造拉格朗日函数得到：
根据求极值的必要条件，有：12
方程（3.9）、方程（3.10）联立δ+δ =1，可以得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