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海建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香江鸿儒：饶宗颐传试读：
引言
对于饶宗颐这个名字，相信许多人都不陌生，特别是在那些炫目的头衔之下，似乎有种尽人皆知的意味，而盛名之下，饶宗颐对于中国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却又总是语焉不详。个中缘由，可能在于饶宗颐的不可复制性。我们很难将他归类，很难用简短的一段话来概括他的志业与成就。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不看这个已经被定性的符号化的饶宗颐，而是追根溯源，勾画出一代鸿儒饶宗颐是如何炼成的？从中或可体认到饶宗颐不可复制性的渊源，而正是这种不可复制的奇绝造就了饶宗颐的成就，其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也由此得来。
饶宗颐常常用因缘来解释自己的成就。他说，他今天成为一个学人，这是有因缘的。因缘很重要，就是条件好，应该有的条件都成熟了。有些人大半辈子的经历都花费在创造条件上了，很可惜，很浪费光阴。而他没有这些曲折，似乎是生下来就机缘已熟，于是命定要做学问。当然因缘并不是无来由的，正如我们熟知的那句话：机会总是垂青又准备的头脑。饶宗颐曾说：“很多的因缘围绕着我，我确实比较幸运，但也说明我有做这些事情的条件，不是任何人都有这个因缘的。”
学人成功，当然以内缘因素为首要，不过也多有外缘背景。饶宗颐一生，颇得天时地利人和，内缘与外缘相得益彰。
饶宗颐幼时的家学渊源即为一般人所不及，其自小就养成好学多思，耽于想象的习惯，且读书全凭兴趣，这是不可多得的基础。当一般儿童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始终处于知识的接受者的时候，饶宗颐却异常地早熟，学习全是就性之所近，很早就开始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是其后来走上治学一途的重要基础。从其后来的治学风格中均可见早年学习经历的影响，即始终以学术为本位，视之若安生立命之所在，所作研究全是为己之学，而不是出于功利性的外在目的，且总是能居于主体地位，不迷信权威，具有怀疑精神，见常人所未见。
而饶宗颐治学风格之养成多得益于其优越的外在环境，早年是家境殷实，诗礼传家，读书完全自由，且完全没有功利化色彩，这样的读书环境自非常人可及。而其后来学术上成就的取得也有赖于商帮的支持以及寓港不归的学术际遇。1949年，饶宗颐为《潮州志》编辑事宜赴港，咨询资助人之一的潮商方继仁，由于方氏的劝阻及资助，饶宗颐得以寓港不归，遂决定了后此大半生的学术际遇。当大陆政治运动屡起，批判斗争不断，而饶宗颐得享“偷来的时间”，是为天时。而香港的开放也使饶宗颐能够与欧美汉学界互通声气，促进其学术研究，是为地利。饶宗颐早年从学得父辈师友提携甚多，到港后治敦煌学，方继仁斥巨资为其购入英藏敦煌文献缩微胶卷，为当时日本之外亚洲仅有的一套，此后饶宗颐刊布图籍，展览书画，开研讨会，建纪念馆，亦多承潮商财力的支持，此则为人和。
饶宗颐的成就得益于外在的因缘，且此种因缘是多重的，是来自各方面的。饶宗颐的学问领域之宽广，学术视野之开阔，所见史料之广博可以说是罕有人能比肩，而这些都是得益于其外在因缘的多重性。但饶宗颐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其在此多重外在因缘的影响下不失本我。饶宗颐一生所遇的名师益友不可胜数，其均能以自己既有的学问基础，有所因应，取他人所长，所以饶宗颐的学问都不是照着做的，而是接着做的，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饶氏治学，“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交白卷’的”。
饶宗颐对“缘”的解释不是完全被动的，他认为，缘是外面的条件，你自己有某种内在的条件可以同外缘结合，能够配得上的才能够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为你的条件和外缘的条件不合，它没有需要你，所以说缘要内外两方面的结合。饶宗颐的幸运即在于内外缘的交集。
当然，除学问以外，饶宗颐在艺术上所达到的境界也是罕见的。饶宗颐集学问与艺术于一身，所以他的生命是充满自信的，是圆融的，是和谐的。在现代中国，一般知识人若是能做到学问上有为，往往因功利心过甚，而失之无趣，饶宗颐做到学问上的有为和生活上的有趣二者兼得，其实这正是儒者所追求的内在圆融。饶宗颐的学问、艺术与文化人格是特殊的因缘所造就的学术文化现象。追寻这些因缘之由来及其作用，将对于未来的中国文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饶宗颐所著文集煌煌巨卷，流传甚广，研读之人一定也会有想见其人之念，这本小传或可使读者略窥门径。
第一章 书香世家 幼熏文史
11917年8月9日，饶宗颐生于广东省潮安县城（今潮州市湘桥区）。
潮州位于广东东部，西与福建接壤，是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潮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上的潮州是指如今的潮州市，广义上的潮州指的是整个粤东地区，即潮州市、汕头市、揭阳市与梅州丰顺县。上述三市与丰顺县构成古代的潮州八邑。
自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潮州任官时兴办文教以来，潮州逐渐形成崇文尚学的风气，成为文化昌盛之地，历史上就有“海滨邹鲁”、“昌黎旧治”、“岭海名邦”的美誉。潮州商帮也是中国最有实力的商帮之一，其中代表人物有全球华人第一富豪李嘉诚。潮州历史上人才辈出，历史名人有郑时昌、王大宝、赵德、卢侗、陈一松、王源等人物。而从自然环境来看，潮州城位于南海之滨，韩江水穿城而过，韩江两岸，有笔架山、金山、西湖山三山翠色相映，山清水秀，风景优美，被称为钟灵毓秀之地。
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饶宗颐能成为一代鸿儒，应该说，是与潮州深厚的人文历史传统和优越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此外，家学渊源更直接影响了饶宗颐的学术与艺术生命的成长。
饶宗颐的祖辈是潮州的显赫望族，饶家的远祖过去原居浙江，后几经迁徙，由福建入广东，最初居于大埔县，后迁居嘉应州松口铜盘乡，至十二世祖始定居潮州乌石赛。饶宗颐的祖父名兴侗，字子梧，曾任潮州商会会长。1902年，饶兴侗创办了潮州第一所慈善机构——“集安善堂”，广布德泽，颇有声名。他有四个儿子，饶宗颐的父亲饶锷排行第三。饶锷生于1891年，原名宝璇，初字纯钩。“纯钩”为古宝剑名，这是祖父给他取的，以期振励。饶锷成年后，有揭阳人周次卿与其友善，认为既名锷，又字纯钩，“物莫两大，两大则伤”，“锷以义有利，而又以古宝剑名取字，锋芒太露”，故取号“钝庵”。
饶锷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学成后返回潮州，曾担任《粤南报》的主笔。青年时，便自觉接受民主共和思想，20世纪初，当陈去病、柳亚子、高旭等人在苏州创立革命文艺团体——“南社”时，他即积极响应，并从事诗文创作，提倡民族气节，反对清廷的专制和压迫。此外，他还热情扶持潮籍进步作家冯印月、冯素秋(“左联”烈士冯铿之兄姐)、蔡儒兰等人。饶锷先生交游广泛，在潮州学界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他“广求天下奇士”，“得聚处于一室，相与上探汉魏，研讨幽微，以期跻乎古人绝之境”，与潮籍学人郑晓屏、杨光祖、石铭吾、柯季鹗等，“志趣颇合，昕夕酬唱”，“披襟抵掌，谈天下事”。
饶锷19岁时，与本城清末进士蔡学渊之次女喜结连理。饶夫人出生名门，祖父蔡一桂，清同治时任资政大夫，父蔡子渊进士出身，任户部主事。婚后第七年，生长子饶宗颐。取乳名福森，后正式定名为“宗颐”。
饶宗颐的名字很有来历，都是父亲饶锷先生为他取的。父亲为他取名宗颐，取字伯濂，是希望他师法宋代大儒周敦颐。周敦颐，号濂溪，北宋著名哲学家，是学术界公认的理学派开山鼻祖，今人耳熟能详的《爱莲说》即出自周敦颐之手。饶宗颐兄弟排“旭”字辈，但他的父亲饶锷尊崇理学，所以取名多与理学大师有关。他的二弟名叫宗械，是因为中国宋朝有位理学家叫张械，父亲希望他二弟能师其见识高，践履实。除了名字之外，饶宗颐还有两个别号，一个叫伯濂，濂是取自周敦颐的字濂溪的濂字，父亲是希望他像周敦颐一样，伯是大，因为他是长子，所以叫伯濂；另一个别号是伯子，他作的书画曾题饶伯子。
在传统时代，一个人的名和字一般由父亲取定，在成年后，可以有自号。饶宗颐后来自号“选堂”，他用选堂为号，可理解为学有三变，自己不同时期的治学有不同的主题，但很有因缘的是都与“选”有关，所以以“选堂”为号作为纪念。
饶宗颐自小喜欢文学，特别喜欢读《昭明文选》，后来曾经讲授此书30年。中年以来再度执著于绘画，又以元人为依归，特别欣赏钱选的作品，钱选是宋元时期同享盛名的著名画家，人品及画品皆称誉当时。到晚年退休后，与西方学者论学，讲中国早期宗教，认为中国早期文明也有西方所谓上帝选民的意味。饶宗颐在《选堂自说》中的解释是：记敦煌本《老子化胡经》，其十一《变词》有句云：“洪水滔天到月支，选擢种民留伏羲。”选民云云，正如希伯来之chosenpeople，此道教徒之创世纪遗说也。以为洪水过后，人类种民惟伏羲，如彼土之挪亚，今苗徭神话尚存其说。前岁游吐鲁番，见其博物馆中，伏羲女娲交尾之图凡数十事，图之之意，似示人类祖先有再生之义，是古代西域月支有伏羲种民传说之明证也。由是观之，选擢之说，亦有可取焉。上述文字的意思是说洪水过后，人类的种民只剩下了伏羲，这是道教的创世纪遗说，就像西方所说的诺亚方舟的故事。
另外，饶宗颐自号选堂，且对于甲骨文的研究造诣很深，近年来有学者将饶选堂与甲骨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罗雪堂（振玉）、王观堂（国维）、董彦堂（作宾）、郭鼎堂（沫若）并列，称为五堂。饶宗颐早年史学论集题为《选堂集林·史林》，更有追慕王国维《观堂集林·史林》的意味，又曾自引日本学界的说法称“20世纪上半叶的人物是‘观堂’，下半叶是我的‘选堂’”。不过，他自谦地认为，“为学贵精不贵多，观堂以精取胜，而选堂以多取胜，论学术境界，自有上下之别”。
父亲希望饶宗颐师法理学大师，但饶宗颐自小即与佛结下很深的缘分。他在《澄心论萃》中提到：自童稚之年攻治经史，独好释氏书，四十年来几无日不与三藏结缘，插架有日本大正续藏，及泰京馈赠之巴利文藏，日译南传大藏经。饶宗颐与佛学有种神奇而深远的缘分。晚年他曾提到一段与自己名字有关的故事，他说，自己曾经在法国巴黎研读北魏皇兴的《金光明经写卷》，并曾撰写有关的论文，对佛学很有研究。1981年秋，饶宗颐在山西太原时，梦见有人说起该卷。不久，他就在大同华严寺看到了该卷的龙藏本，其卷首序题为“元丰四年三月十二日真定府十方洪济禅院住持传法慈觉大师宗颐述”。在《百丈清规》卷八也写有“崇宁二年真定府宗颐序”。元普度所编的《庐山莲宗宝鉴》中慈觉禅师字作宗颐，他曾迎母于长芦寺，制《劝孝文》。饶宗颐检索《宋史·艺文志》，记载有宗颐著《劝孝文》，这才知道是同一个人。他大为感叹，并治印一方：“十方真定是前身”。这段缘分让饶宗颐觉得自己的前身必定与佛有缘。
让人称奇的是，他的名字“宗颐”二字与日本也颇有渊源。饶宗颐曾为日本二玄社编《敦煌书法丛刊》，后来知道日本大德寺住持是养叟宗颐，与自己同名。他为此感叹道：前生有无因缘不易知，然名之偶合，亦非偶然。2
饶家是潮安当地的望族，世代经商，从饶宗颐的十二世祖仕宝公开始到潮州城卖客家豆腐起慢慢地发展起来。到祖父饶兴侗一辈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在潮州是首富。饶家虽世代经商，但也是诗礼传家。饶宗颐家庭条件非常好，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按理说可能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饶宗颐却成为一个学问家。饶宗颐晚年回忆自己早年经历时，认为自己命里注定是要去做学问的，最终也成了一个学者。这一方面与饶宗颐幼时的孤独有关，另一方面也跟家学渊源有关。饶宗颐家族
饶宗颐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生饶宗颐后，身体就很虚弱，在他两岁时就因病去世，从此饶宗颐跟祖母住在一起。因为这种孤独，使得饶宗颐少年时期养成喜欢清净，专志于学的个性，且自幼即较一般孩童独立，能够沉潜下来读书作文。饶宗颐的自述中曾提到，“我的这种气质小时候就很明显。就是不管外面的世界、人家的事情，只做自己的事，而且全神贯注地做好。”
今人提到饶宗颐，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家学渊源。饶宗颐认为：“以我的经验，家学是学问的方便法门，因为做学问，‘开窍’很重要，如果有家学的话，由长辈引入门可以少走弯路。现在的家学已经到了末路，我觉得有家学基础的学生应该被作为特殊人才来培养。”饶家的丰富藏书以及父亲的引导为饶宗颐创造了良好的读书环境。
饶宗颐的父亲饶锷癖爱藏书，早年与其二哥次云先生从坊间购得一册清人张文襄编著的《书目答问》，二人便商量按“书目”中所列各书寻购。日积月累，不到两年，便寻书六七千卷。以后又逐步兼收并蓄，藏书很快增至一万多卷。此后，又通过友人协助，从江浙购进一批旧籍、善本，前后所得六七万册，至鼎盛时，饶家家藏典籍达十万余卷，藏书之楼名为“天啸楼”。饶锷先生经常“发楼上藏书而耽玩之”，“尽日夜哦诵”；并将藏书加以整理，辑有《天啸楼书目》二册。其藏书之富，为粤东之冠。饶宗颐的伯父饶次云先生是一个画家，专画山水，对于经史和佛学都有研究，同时还是收藏家，收藏的拓本、古钱数量多达数千种。饶宗颐自幼接触这些藏书和藏品，这是一般家庭所没有的条件。
在父亲的影响下，饶宗颐自幼便浸淫在天啸楼的万卷藏书里。饶宗颐后来提到：我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整天在看，就等于孩子在玩。这是一个小图书馆，我自己可以在那里一边享受，一边玩，不管懂不懂也就在那里逛。所以中国书的基本种类我老早就了解。在藏书楼自由学习的经历养成了饶宗颐好学多思的习惯，且非常有主动性，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
饶宗颐的家藏典籍和藏品对他后来治学有很大的影响。比如他关于宋代陶瓷的研究就与饶家收藏的瓷器有关。在民国初年，在饶宗颐家乡的笔架山出土了四尊北宋治平至熙宁年间的瓷佛像，关于这四尊莲花佛像的研究，饶宗颐后来曾撰写一篇题为《潮瓷说略》的文章，发表在日本陶瓷协会刊物《陶说》上。日本学界非常震惊，称潮瓷为中国陶瓷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那四尊佛像年代久远，且刻有窑工姓名，当时，饶宗颐的父亲和伯父分别买了两尊，收藏在家。饶宗颐自小就接触到这四尊佛像，所以有独到的认识。
除了家里藏书丰富的影响外，饶锷先生读书治学的言传身教对饶宗颐的影响很大。饶锷先生自少笃志于学，稍长便游学四方，曾“探禹穴之故圩，扬秦火之灰尘”，跋涉三千余里。饶锷先生既是商人，也是当地有名的学者，他勤于治学、长于考据，尤衷情于理学、佛学及乡邦文献。饶锷先生的著述有《佛国记疏证》、《汉儒学案》、《王右军年谱》诸稿及《慈禧宫词百首》多卷，其古文、辞赋、骈文都写得很好。他在学问上很有抱负，想要继承黄宗羲的事业，编著《清儒学案》。
饶宗颐的学问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他写诗、填词，还有写骈体文、散文；二是写字绘画；三是目录学的训练；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虽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然而饶宗颐丝毫不染纨绔子弟的浮夸气，他天赋异禀，生性清净，专志于学。饶宗颐三四岁时，父亲就教他读杜甫《春夜喜雨》和周敦颐的《爱莲说》。这是饶宗颐接触的最早诗文作品，自此在他的生命中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饶宗颐6岁时，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始练毛笔字。起初，教习颜真卿的《多宝塔碑》、《颜家庙碑》及《麻姑仙坛记》等碑帖。父亲尤喜欧体，所以又教他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等法帖。有时习字完毕，他就把正在阅读的《水浒传》、《七侠五义》、《封神演义》中的绣像人物插画，进行临摹，又把家里藏的佛像拿来描绘。由此奠定了日后的绘画基础。
除了跟父亲学习书法外，饶宗颐幼年时曾师从蔡梦香学书。蔡梦香是潮州有名的书画家，工诗文、擅书画。蔡梦香的书法造诣很高，声名很大，其书法初学汉魏，后以魏碑笔法入行草，点画有神，意境高远。饶宗颐从其学魏碑，每日临摹《张猛龙》、《爨龙颜》数十遍。这段从学经历使饶宗颐略窥魏碑门径。
1924年，饶宗颐8岁，父亲送他入学读书，就读于潮州城南书院。在学校里，饶宗颐非常勤奋，除在校学习外，在家仍自由读书。饶宗颐幼时爱独自读书冥想，他可以一个人一整天不出门玩耍，也没有同龄的玩伴，一个人躲在那三进大宅的深处，做他自己的梦。饶宗颐儿时喜读《三国》、《封神》、《三侠五义》一类古典小说。特别是《封神演义》，对于充满好奇心的饶宗颐来说非常有吸引力，饶宗颐读完后，思绪不断，想象力超出小说原本，开始自己构想小说的后续情节，于是有续写的《封神榜》。父亲对于饶宗颐所写《后封神榜》之类的话本小说，不太欣赏，认为儿子不务正业。饶锷将饶宗颐续写小说的手稿给好友蔡梦香看，蔡梦香是个浪漫派诗人，对饶宗颐的文稿大加赞赏，建议饶锷让孩子自由发展。
饶宗颐入学第二年，就已经能够阅读《通鉴纲目》、《纪事本末》等历史古籍了，《史记》中的名篇也基本能成诵了。而且读书兴趣广泛，家里所藏的医书、佛经以及老庄的书，饶宗颐都有涉猎，奠定了其后来从事国学研究的基础。
饶宗颐在接触道家、佛家之书后，开始注重修身养性，向往一个清静世界。比如受蒋维乔的《因是子静坐法》的影响，他开始每天学习打坐，着迷于日本藤田的腹式、冈田的胸式呼吸法，并且终身练习。饶宗颐曾说，佛教讲的是“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养定力。外出闲云野鹤，返家静如处子。多年来，饶宗颐养成了一个宁静的心态，排除掉各种烦恼，养成自己心里头的干净，心里头的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学问上。
11岁时，饶宗颐师从著名的画家杨栻学习绘画山水、花鸟及宋人行草、名家法帖，其间将杨家所藏的清末著名画家任伯年的名作100多幅都临摹了一遍，为此后的书画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饶宗颐说，他幼年跟随金陵杨栻先生学画，杨先生家藏上海任伯年氏绘画盈箱，得以时常临写，且皆为抵壁挥毫，正是由于早年的这段学习经历，故至80以后，仍能纵笔作巨幅人物。任伯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画家，是海上画派中的佼佼者。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他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诸法，形成自己丰姿多采、新颖生动的独特画风。任伯年的画作是饶宗颐早年学画临摹的对象，但他有自己的艺术主见，认为任伯年画作中的人物寒酸、庸俗，不符合饶宗颐文人作画的高古品味。
饶宗颐的大伯父饶瑀是画家，擅长大幅的山水画，二伯父饶宝球的收藏中也有不少书画精品。早在6岁之前，饶宗颐就在家中的画馆学习，对于家藏的拓本、碑帖可以随意观玩。他十分喜爱清乾隆年间潮州书法家郑润的临古帖。利用这些家藏的资源，饶宗颐很早就开始接触书画中的上乘之作，故而形成高水平的品鉴能力和高雅脱俗的绘画风格。到十几岁时，饶宗颐已经和当时书画界名流刘三、蔡守开始交流，当时多是通过书信往来，两位前辈还不知道饶宗颐只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饶宗颐曾用杜甫的诗句戏称自己“结交多老苍”。
1930年，饶宗颐以优异的成绩考进省立金山中学初中部。但此时的他对课本中的唐诗宋词或《古文观止》早就熟读成诵，认为没必要在此浪费大好的光阴。因为从幼年起，饶宗颐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读中学后，他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很浅显，自己早已知道。另外，他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他的学习特点，父亲也同意他在家学习。所以，饶宗颐仅读了一年中学，他便干脆不再读了，居家自学。
在金山中学学习期间，教古文的先生王韩，指导他学古文要从学韩愈入手，这对饶宗颐影响很大。饶宗颐上中学第一年时，王韩是他的老师。王韩原名是思愈，意思是学韩愈。他原来是反对佛教的，后来日本密宗大僧权田雷斧给他灌顶，他开始参修佛法，成为佛法大师，称王弘愿。饶宗颐晚年还常常提起这位王先生，认为：“我很信服王师这一套，现在我还是要谈作文应从韩文公入手，先立其大，先养足一腔子气。”
除了自学和师从名家学习外，饶宗颐受父亲的影响最大。受父亲治清儒学案的影响，饶宗颐幼时读了一些清儒的著作。其中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很大。一个是孙诒让，另一个是顾炎武。饶宗颐后来治甲骨文的动机来自孙诒让，孙诒让是近代的经学大师，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等方面成就卓著，饶宗颐早年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大多来自孙诒让的影响，他是饶宗颐学问最早也是恒久的指路人；而饶宗颐治学的恒心、肯钻进去、肯走艰辛的学术之路、注重访史和实地考察等习惯，则源于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的影响。饶宗颐在晚年谈及自己的治学方法时，特别提到清儒治学方法的影响。其文曰：我非常地崇拜孙诒让和顾炎武，因为父亲对清儒的兴趣很大，影响到我自己的读书治学风格，就是重视清代朴学“积微”的传统。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清代朴学“证据周遍”的路数很有道理，这是铁杵磨针的功夫，在这样掌握文献资料基础上得到的学问才是扎实可靠的。此外，父亲的《王右军年谱》让他喜欢上了书法，《〈佛国记〉疏证》，播下了后来与印度的因缘，他后来去印度问学即与此有关。父亲从小就训练饶宗颐写诗填词，写骈文散文。16岁时，饶宗颐颇有陶潜风格的咏优昙花诗就引起了轰动。父亲对饶宗颐影响最甚者，当数其编著的《潮州艺文志》。饶锷不到50就去世了，他编著的《潮州艺文志》尚未完工，饶宗颐以16岁的少小年纪毅然接手，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后来《岭南大学学报》特别推出两期专号发表《潮州艺文志》，产生了广泛影响，饶宗颐的学术地位得以确立。
从饶宗颐早年的学习经历来看，他虽然在正规的学校的受了一些教育，但大多是靠家庭教育和自修，而正是这种学习方式成就了饶宗颐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也打下了其此后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饶宗颐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谈到：家里从小就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写散文。这一点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学中文系都没有这种训练。现在家庭教育出现断层，很难使孩子从小就接受传统文化的耳濡目染，国学熏陶方面几近于零，很可惜。学校培养出来的都是同一模型，现在的中文系学生不能写古文、不能写古体诗，这样就跟古人隔了一层。中国传统文化都蕴藏在这些古代文体里面，不掌握它们，国学研究没办法突破。不能创作，只有理论，他们借外国的理论硬装进去，自以为理解了的其实是误解。
第二章 诗名少年 承父修志
11929年11月，饶锷先生辟建的天啸楼落成。这座藏书楼共三层，饶锷的书室居最顶层，名为“书巢”，十多年汇集的书籍，已达十万卷之数，也全部储入该楼，成为当时粤东最负盛名的藏书楼。在饶锷所作《天啸楼》记中，解释了藏书楼以“天啸”为名的旨趣。其文有云：“自然之声谓之声，不平之声谓之啸。”“余穷于世久矣，……情迫时辄为不平之鸣，而一于文辞诗歌焉发之，故吾之为文与诗，纵怀直吐，不循阡陌，愁之音多盛世炎辞寡，是虽生际乱世使然夫，宁非天之啸欤，此吾之所以名吾楼也。”
天啸楼落成后不久，饶锷又于楼下空地辟建莼园。1930年莼园竣工。莼园面积不大，其地不及亩，但构图精巧，错落有致，含蓄幽深，反映了园主品格的清高和超脱。历来中国园林，尤其是私家园林，是与读书人的人格和学养息息相关的。
为警醒后人，切莫优游沉溺于其中，饶锷作《莼园记》，“并命长男宗颐书而镌诸壁，俾时省览知警惕。”《莼园记》侧重论述了“修身为天下国家”的道理。其中有云：“曾读曾子固《宜黄县学记》云：凡人起居饮食动作，至于修身为天下国家，皆自学书。由子固之言观之，则人之于学也，其可少乎哉？然非造之深、味之人，终莫能至于道致其用也夫。”“今幸获有斯园，以居优游，偃息俯仰，从容无所系于其中，而浩然有以自足。其于为天下国家，固非吾今者之事也，而修身养气，强勉问学，则敢不惟日孜孜？盖余自是将屏人事绝嗜欲，发楼上藏书而耽玩之，以蕲由学进而知道之味，如渤‘茆’之譬。”他特别告诫后辈子孙应“立身处世，以学为本。舍此而求树立，固未由也。”
天啸楼和莼园相继落成后，饶锷常与同辈友朋，博览豪吟其间。1932年元旦，饶锷邀杨光祖，石维岩，郭餐雪等诗友，聚集在莼园盟鸥榭，分题征咏，喜结诗社，因当年为农历壬申年，故命为“壬社”，饶锷被举为社长。诗社成员常在饶家的后花园吟诗作赋，切磋学问，常与饶锷论学酬唱的有柯季鹗、戴贞素等诗人，画家则有王显诏、杨栻等，还有后来成为中山大学教授的“岭南词宗”——詹安泰先生等。
饶宗颐12岁始学诗，其少年时期的作品据说曾辑为《弱冠集》与《凤顶集》二集，然已散失而渺茫难寻。少年时的诗作，仅保留两篇而已。一是14岁时，为饶家莼园撰书的一幅联语：
山不在高，洞宜深，石宜怪
园须脱俗，树欲古，竹欲疏
联语其实也是诗。该联语的拓本现在藏于潮州饶宗颐学术馆，这应该是饶宗颐保存下来的最早的文学创作和书法创作。联语用楷书书写，字体端庄，笔力遒劲，勃勃生气，显示出少年饶宗颐深厚的书法功底，而联语所蕴涵的清新脱俗、古朴高雅的情趣，则尤其显示了少年老成的饶宗颐的学识和气度。
少年时的饶宗颐也参与父辈的诗文集会，并尝试着吟诗作赋。他生平的第一首诗，正是作于16岁那一年的《优昙花诗》。
优昙花诗
序曰：优昙花，锡兰产，余家植两株，月夜花放，及晨而萎，家人伤之。因取荣悴焉定之理，为以释其意焉。
异域有奇卉，托兹园池旁，
夜来孤月明，吐蕊白如霜。
香气生寒水，素影含虚光，
如何一夕凋，殂谢亦可伤。
岂伊冰玉质，无意狎群芳，
遂尔离尘垢，冥然返大苍。
大苍安可穷，天道邈无极。
衰荣理则常，幻化终难测。
千载未足修，转瞬距为逼，
达人解其会，葆此恒安息。
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
优昙花，俗称昙花，也称“月下待友”、“月下美人”，为多年生常绿肉质植物，原产于喜马拉雅山麓及斯里兰卡(锡兰)。花白色，多瓣，香气浓郁。遗憾的是，昙花深夜开放、第二天清晨凋萎，观赏期只有几个小时，人们只有牺牲睡眠，才能欣赏到她那动人艳丽姿态，故有“昙花一现”的典故。饶宗颐的咏《优昙花诗》，既描绘了昙花的形神姿态，又赞美了她的情操品质。
历代咏昙花的诗作不多，饶宗颐因自小谙熟佛典，《法华经》上说，“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诸佛如来，时乃说之，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所以优昙花是佛家圣洁之花。饶宗颐少年时对昙花有特别的情感，与佛教的影响分不开。《优昙花诗》第一首主要是咏物；第二首则重在述怀。饶宗颐在这里提出“人世衰荣，变幻难测”之理。他认为，即使“千载”也不足以言修身，转瞬就逼在眼前。“浊醪且自陶，聊以永兹夕”是诗的结句。这组诗由此反映了少年饶宗颐的高尚情操和成熟的诗歌表现手法。
这首诗一经传出，便使当时潮州诗文界颇为惊叹，诗坛前辈皆与之唱和。当时广东著名的学者温丹铭老先生就曾和诗一首：
广优昙花诗
彼苍夫如何，洁气弥四极。
托命于其中，生物理可测。
栽培意非厚，倾覆情岂逼；
蒙庄虽达人，大道亦几息。
君子蹈其常，愿言矢朝夕。
在这首诗的小序中云：“饶子宗颐，作《优昙花诗》，佳则佳矣，虽然，何所托之悲也，虽悟修短之无恒，藉浊醪以自遣，其果能释于中否耶？饶子年方少，前途远大，吾愿其有以进之也。”语意中固含赞赏，然更多的是勉励和期望。
1934年，中山大学中文系《文学杂志》刊载了这组诗。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先生非常欣赏此诗，许以“陆机二十作文赋，更兄弟闭门读书十年，名满中朝，君其勉之矣”，认为若假以时日，宗颐必能像陆机一样文章冠世、名满天下，饶宗颐遂有“神童”之称。当然也有不少前辈担忧眼前这饱学少年英华早露，年寿难永。显然他们都看走眼了，日后的饶宗颐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如他诗句中所写的，成为在异域大放异彩的“奇卉”。
饶宗颐20岁以前诗歌还有很多，但大多散佚。从其自述中可以知道，这些诗歌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杜甫《北征》、《三吏》、《三别》，对当时的国运民生的忧患和感触；另一类是大量的抒发个人情感的诗歌。同时，饶宗颐也开始创作他比较擅长的骈体文，代表性的有《韩山志》自序、《廷鞫实录》序等文。2
饶宗颐的学问起步于编著乡邦文献，他自少年时代就留心乡邦文献，少年时就曾着手编辑《韩山志》。韩山就是饶宗颐家乡的笔架山，为撰写韩山的志书，饶宗颐访问当地的耆老，征集遗文，最后撰成。后来，饶宗颐又为家乡潮州的广济桥撰志，对广济桥的历史考察之细，撰成志书的，在当时非常罕见。广济桥是以浮舟做的“活动桥”，是中国桥梁史上的特例，著名的桥梁学专家茅以升先生评定该桥为全国五大古桥之一。1936年前后，饶宗颐依据考证广济桥的史料，写成《广济桥志》，刊发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上。
当然，饶宗颐的真正修志还是受父亲饶锷的影响。饶锷先生一向以“振故学为职志，于乡邦文献尤为眷注”，且“致力于考据之学”。饶锷曾对饶宗颐讲：“学问之道，考据义理为先，文章其余事耳”。他有感“乡邦文献之凋残，又以郡县旧志，于先贤简籍，虽有载述，然多疏漏踌驳，不足以殚考证而资表彰，于是大索遗书，钩稽排篡，初拟补辑《海阳县志艺文略》，嗣以采集益夥，更广及他邑”。后来又读到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甚为敬佩，打算模仿该书体例作《潮州艺文志》。
地方志，简称方志。方是指地方，方域；志，记也。方志就是按照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文献。地方志者，即地方之全史也。它属于史学范畴，但不是国史、正史，而是地方史；由于它记载面十分广博，故推而论之，地方志亦可称地方的百科全书。综合性志书记述的内容从自然到社会、从经济到政治、从风俗到文化，无所不包。饶锷先生所编的《潮州艺文志》是一部专以网罗潮州历代文人学者的诗文学术著作及地方历史文献，考究一方学术潮流，表彰乡贤事迹著述的著作。
饶锷先生就在原有方志材料的基础上，花了近十年的功夫，大索遗书，钩稽排篡，着手编辑整理《潮州艺文志》。当这部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巨著即将完编的时候，饶锷先生终因积劳成疾，于1932年过早地离开人世。饶锷先生去世时年仅42岁。弥留之际，深以遗稿未成为憾。他对于自己一直有意完成的《潮州艺文志》念念不忘，希望饶宗颐能继承遗志，完成这部书稿。
父亲去世后当年，饶宗颐与陈若侬女士结婚。年底开始，饶宗颐继承父志，一面邀集父辈亲友协助整理父亲的诗文遗稿，将父亲诗文遗稿编成《天啸楼集》，另一面旁搜博采，拾佚钩沉，完成《潮州艺文志》。饶宗颐经过三年时间的奋心寻检，对全书20余卷进行了补订。订正了其中的错讹，补充了部分遗漏的史籍，终于补订成书。1994年再版的《潮州艺文志》
饶锷先生去世时，遗留《潮州艺文志》旧稿23卷，其中已编定16卷。饶宗颐除“别其类次”、继续编订外，又加《外编》、《订伪》、《存疑》等卷。《潮州艺文志》于1935年编订完成，别署“饶锷钝庵辑、长男宗颐补订”，刊载于《岭南学报》1935年的第四卷和1936年的第五、六卷。该书65万字，是潮州有史以来在艺文方面最为系统的志书，自唐代赵德编的《昌黎文录》，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可考之潮籍名家著述，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收集书目达1000余种，是研究潮州学术史的一部重要文献。
这部书稿一经刊出，在学界影响极大，由此确立了饶宗颐早期的学术名声，可以说《潮州艺文志》是饶宗颐走上学问之道的奠基石。此书连同1946年至1949年由饶宗颐担任总编纂重修的《潮州志》，采用新材料、新体例和新方法编撰，精研创新，被誉为“方志史的里程碑”，为我国地方志的一个开创性典范，至今仍为修地方志所遵从。而饶宗颐的上述著作连同《潮州丛著初编》、《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潮州志汇编》等等，又使他成为“潮州学”的先驱。
饶宗颐继承父亲遗志编辑乡邦文献，不但确立了其早年的学术研究的领域，而且也培养了他目录学的运用能力。目录学是研究传统学问的基本方法，中国11世纪已有“目录之学”的称谓，当时称熟知文献、擅于利用目录增进学识的人为知目录之学。清乾隆时期是古典目录学的鼎盛时期，目录学被称为显学。目录学对学术研究、整理古籍及版本学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目录学运用能力的提高对于饶宗颐非常重要，因为此后饶宗颐很多领域的研究都是依靠目录学的功夫做基础的。饶宗颐认为自己做学问的根柢就是目录学，因为熟悉目录学可以使自己的学问做得很精密、很扎实，有旁搜远绍、左右逢源的好处。有时是从相似文献中窥其分殊，有时是从零散材料中求其整全，这样才能把学问往精深里做。
饶锷先生是商人兼学者，作为其长子的饶宗颐在其去世后，继承了父亲的学问事业。家里的钱庄此后多是拜托他人打理，结果也是倒闭了，没有剩下什么财产，当然这跟后来日本侵华战争不可抵抗的影响有关，且当时的时代潮流，钱庄逐渐被银行所代替，加上饶宗颐对经营家业并不用心，在经商和治学两者之间，他选择了学问的道路。饶宗颐后来谈及此处，认为“我选择了学问之道是正确的。千金易散尽，但学问不会背叛自己的，而是与时并进的。想起来，所谓学问，就是继承人类整体的遗产，所以是最高的遗产。”3
在续写、出版了饶老先生的遗著之后，加上其他几篇专论的刊发，饶宗颐受到岭南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温廷敬、詹安泰等前辈的勉励与扶持下，他决定继续研究学问。1935年，19岁的饶宗颐以广东省立四中肄业的学历，受聘于国立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担任艺文纂修，是同人中年龄最小者。同时受聘的学者多是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如温廷敬、冒鹤亭、冼玉清等。
饶宗颐没有上过大学，却在19岁时被中山大学聘为专任的研究人员，这在学界传为美谈。实际上，饶宗颐有进入大学学习并成为学者的梦想，但父亲去世后，作为长子的他不得不打理家中的事业，只好放弃进入大学深造的计划。他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其未完成的工作，这成为饶宗颐朝着做学问的路上踏出的第一步。正是因为他继承父志，完成《潮州艺文志》，才得以进入研究机构从事学术研究。
广东通志馆的前身是民国初年设立的广东修志馆。1928年，广东民政厅长兼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骤向国民政府会议广州会议提出纂修《广东通志》的议案。次年，经广东省政府第四届委员会第107次会议讨论决定，交由黄节、许崇清、伍观淇三委员及罗镇体拟定编纂通志办法。同年，经省政府讨论决定，修志事务交由中山大学办理，故将广东修志馆改名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聘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兼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任馆长，馆址设在广州中山大学西楼。
1935年新任中山大学校长邹鲁接手民政厅长许崇清主办广东通志馆。邹鲁兼任广东通志馆馆长，邹鲁的同乡温廷敬任主任纂修。温廷敬，字丹铭，是近现代粤东以至岭南著名学者、文献学家。温饶两家都是当地著名的藏书家，且志趣相近，都是热心乡邦文献的学者。饶锷父子均曾受教于温廷敬，饶锷修地方志治学也颇受温廷敬的影响，甚至有实际的赞助之功。饶宗颐对温廷敬先生非常敬重，一向以“太夫子”称之，而自称“门下晚学生”。饶宗颐受聘于广东通志馆，固然与其在修志方面的成就有关，但温廷敬的提携和引荐也是至关重要的。
当时在通志馆任职的温廷敬和陈梅湖两位前辈对于饶宗颐的成长非常重视。温丹铭与饶宗颐是师生关系，陈梅湖与饶宗颐是以伯侄相称。两位先贤在培养饶宗颐的问题上，有过这样耐人寻味之对话。温丹铭称，“宗颐年少笃学，颖悟绝伦，日进高明，将来决为瀛洲冠冕。所虑者，家世业商致富，倘染上阛阓习气，遏其德业，殊为可惜。”予（陈梅湖）曰：“丹翁毋虑，吾辈同属父执，鼓舞而拂拭之，俾此一颗出水南珠，无著些尘埃，定能与火齐鲸目，争光耀。”可见，温陈二位先生以父执之慈爱待饶宗颐，对其成长和发展甚为关心。
饶宗颐当时年纪很轻，同事诸人多是中山大学的教授，兼任通志馆的纂修。其中就有老辈的文史学家冒鹤亭，冒鹤亭修的是外交政治方面的志。冒鹤亭喜交游，是个风流人物，饶宗颐认为他是以文学做交际的一个旧文人，诗酒流连，所以交往不多。
饶宗颐在通志馆修的是艺文志，前任是有“岭南才女”之誉的冼玉清。冼玉清当时在岭南大学国文系任教，冼玉清在历史文献的考据、乡邦掌故的溯源、诗词书画的创作、金石丛帖的鉴藏等方面均有不俗的成就。在饶宗颐到馆之前，她已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做了一些调查的材料。
饶宗颐在通志馆期间，有关艺文志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开始着手撰写一部三卷本的《广东易学考》。通志馆在广州市内，那时中大在石牌，通志馆在文德路，有一个最好的条件，中山大学的地方志集为一目，便于查阅。《广东易学考》就是利用既有资料，加上各方志里的著录写成的，该书于1941年在香港完成著述。4
在广东通志馆任职的经历对于饶宗颐非常重要。这一时期饶宗颐的兴趣不完全在地方志学上，已从艺文志转到古地理学了。在通志馆，有很多难得见到的志书上的材料，该馆拥有1000多种志书，位居全国第二位。饶宗颐把这些材料差不多都翻了，大量接触地方志书材料为饶宗颐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打下了基础。饶宗颐当时曾发一宏愿：想补作《史记》“舆地书”之缺，因为《史记》没有“舆地书”。饶宗颐当时抄录了他所知道的古书里的所有的地名，做过《史记》里头的地名的很多考证，试图发现其中内在的规律。可惜的是，因为后来抗战爆发，辗转各地，所抄的资料都丢掉了。
当然引起饶宗颐对于研究古地理学的兴趣不仅是因为通志馆的材料，更主要的是得新学术之风气的影响，特别是顾颉刚的影响。早在1934年，饶宗颐写的《广东潮州旧志考》发表在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半月刊上，这是饶宗颐最早发表的论文，由此开始与禹贡学派结缘。此后，饶宗颐开始与顾颉刚先生有书信往来，1936年，饶宗颐加入禹贡学会。
顾颉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1934年初，顾颉刚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并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吸引了一批从事历史地理问题研究的学者聚集在顾颉刚的周围。在此基础上，1936年5月，作为专门研究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正式成立。顾颉刚联络组织志同道合的学者，做了大量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禹贡》半月刊则成为学会的学术刊物。
饶宗颐对于历史地理的兴趣与禹贡学派有一定的关系。他曾在《禹贡》上先后发表了《恶溪考》和《古海阳地考》两篇文章。《恶溪考》是考证饶宗颐家乡的母亲河韩江的历史名籍，韩江是为纪念韩愈而得名，在东晋至隋称员水；唐至北宋称恶溪。后一文是讲他的家乡的历史地理，引用《战国策》来批评一部前人的乡志。这些文章纠正了地方志记载中的一些错误，在对地方志的研究和利用过程中，饶宗颐发现很多地方志的材料都是不可靠的，有夸大地方人文古迹的现象，甚至有伪造古迹的，这给后人的研究造成很多麻烦。比如研究古地理，常常会碰到一个古地名在多处出现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可能是地理“层化”的结果，也就是人造古迹，人们把后来的地名往古地名上套，从而出现认识上的偏差。在研究这些问题时，饶宗颐依据多种史料考证，对于几个相同的地名进行辨别，确定其中一个确实是古地名的所指。
饶宗颐因为文章与顾颉刚先生结缘，顾颉刚先生对他非常推重，并请他负责编辑《古史辨》第八册。《古史辨》是1926至1941年间编辑出版的研究、考辨中国古代史的论文集，是“古史辨派”（也称疑古派)研究成果的汇集。该书体现了20年代初在中国史学界崛起的“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的精神，展示了“古史辨派”用中西结合的“历史演进的方法”，在古史研究中作出的成绩，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古史辨》第一至三册和第五册由顾颉刚编辑，第四、六册由罗根泽编辑，第七册由吕思勉、童书业合编。
饶宗颐负责编辑《古史辨》第八册，目录都发表在《责善》半月刊上。有人说饶宗颐编《古史辨》第八册与顾颉刚有分歧，编不下去了，这是不对的。编《古史辨》第八册，是在香港期间，应该说两人没有什么分歧。因为那个时期，饶宗颐的见识、能力以及对历史的观念，还没有独立的个性，他还是很信服顾颉刚，与顾颉刚先生的治学方法、观念也比较接近。如果不是因为抗战爆发，出版事宜被压下来，应该还是能够合作的。后来随着饶宗颐个人学术上的成长，个人的观点有很大改变，开始觉得疑古派怀疑得太厉害，而辨伪意识太强，得出的结论有一些偏颇，所以没有继续编下去。
当然，饶宗颐也不是全盘否定“疑古派”。他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认为内地学界对于“疑古”的批评有些激烈了。他在一次访谈中肯定了疑古派的基本精神，具文如下：因为怀疑精神基本上是做学问的一个条件，学术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怀疑的。我最欣赏季羡林讲我的学问时，有一句话：“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我觉得他这句话最中我的心意。“走出疑古时代”？“疑古”是没有时代的，疑古可以延长到很久，因为古代很多东西我们弄不清楚，人家讲得不对我们就要怀疑，文献记载不清楚，矛盾太多了。我个人认为，我今天还在疑古，因为很多古代的问题不是一下可以解决的，今天出了很多新东西，但也出了很多新问题，有些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不是中国才这样。当然没有旧材料就没有办法解释新材料，可是旧材料有太多矛盾，如何把它理清楚？永远也理不清楚。我的立场是这样子。这一时期饶宗颐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就是对于楚地的历史地理研究。这样的研究使饶宗颐的学问由纸上之文献扩大至地下实物、由地方一隅之学扩大至四裔之学。几年后他的成名作《楚辞地理考》（1946年出版）一书撰成，书中针对钱穆先生有关楚辞地名的说法，提出了有力的批评。这一研究即发端于这一时期对于古地理的研究兴趣。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所以对于楚辞中地理名词的考证可以确定楚国文化的地域范围。《楚辞地理考》本来要在《禹贡》发表的，主要是为了驳钱穆先生的，后来因停刊未能如愿。当时钱穆在《燕京学报》和《清华学报》发表了几篇有关古地理考证的文章，一是对周初地理的考证，一是对《楚辞地理的考证》。钱穆认为古史发生地应该是集中在中原地区，所以他提出：“湘域在两汉时，尚为蛮瞰荒区，岂得先秦之世，已有如此美妙典则之民歌？”认为屈原的《楚辞》中出现的一些水名、地名如洞庭、涔阳等不可能是在湖南，应该在湖北和河南，甚至认为三苗也在河南。但是饶宗颐认为早在先秦楚地就已是物产和文化较为发达的地方。现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很多东西，楚文化之丰美已成世人共识。饶宗颐认为，出现这样的错误认识是因为钱穆先生做学问不看考古材料。饶宗颐后来曾经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对于历史事实的确定要依据多重史料，包括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和域外的材料。
饶宗颐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三苗考》是用考古发现来证明古代民族迁徙的路线。《三苗考》主要考察了三苗在历史上迁徙的路线，以此确定其与西羌的关系。这个问题纠正了前人认识上的谬误，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饶宗颐在通志馆时期的研究帮助他奠立了此后研究古代地理的基础。当时《广东易学考》三部无法刊印，要不然也可以作为他的这一时期的业绩。到1938年饶宗颐在通志馆任职结束，这是因为日本人南下侵略，连中山大学都要搬到澄江去，通志馆的工作也就只能结束了。5
饶宗颐在青年时代，学术研究起步阶段，得到众多前辈的提携，但饶宗颐思想较为独立，不盲目信从名家，而是对各家的学术研究方法均取其所长，在此基础上做自己相关的研究。饶宗颐在后来的《论杜甫夔州诗》一文中最可见其学术上的独立精神，其文曰：即欲人最后摆脱绳墨，自立规模，由有意为诗，至于无意为诗，由依傍门户以至含茹古今，包涵元气。诗至此已进另一崭新夐绝之境。诗人者，孰肯寄人篱下而终以某家自限乎？又孰肯弊弊焉不能纵吾意之所如，以戛戛独造以证契自然高妙之境乎？饶宗颐突出强调了人格独立与学艺上开拓创新的辨证关系，认为只有具备独立之精神，才能摆脱前人，自立规模，才能超凡脱俗，才能耐得住寂寞，静思冥想，戛戛独造。
当然，独立不是自我封闭，饶宗颐是既有独立精神又兼具开放性。在青年时代，虽多受传统学术之影响，但对于新文学与新学术也多有涉猎。比如对于五四文学，饶宗颐曾读过胡适、鲁迅、周作人的作品，尤其喜欢周作人的小品文。我们现在看到的饶宗颐的诗作大多是旧体诗，实际上他也曾写过新体诗，诗名《安哥窟哀歌》，后收入《清晖集》。这是他平生写的唯一一首白话诗，这首诗的由来，饶宗颐在《清晖集》出版时，提到：这首诗是上个世纪70年代越战时期写的。那时候我在法国教书，我的很多学生是越南人，我本人也多次去过越南旅行考察，很为越南人民还有那里的历史文物古迹担忧。所以写下这首白话诗。除了阅读新文学的书籍外，早在家乡时，饶宗颐就曾修读完商务印书馆所办的英文函授学校课程，对于英文已经有一定的基础。饶宗颐还读了很多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且感想颇多。
第三章 动荡岁月 辗转各地
1在通志馆任职结束后，饶宗颐曾到韩山师范学校任教三个月。饶宗颐到此任教是由詹安泰推荐的。詹安泰先生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著名学者，尤其精于诗词的研究、创作。他的词学专著有独特创新见解，在词坛有较大影响，被誉为“一代词宗”。詹安泰是饶宗颐中学时代的老师，也是饶家的好友，时常参加饶家的诗文集会，早年对饶宗颐提携甚多。
詹安泰长期任教于广东省立韩山师范学校，饶宗颐自广州回乡后，詹安泰正好病休，鉴于饶宗颐的学识宏富，故而推荐其到学校代课，从而开启了饶宗颐在学校任教的生涯。饶宗颐代高中国文课，二年级与三年级，当时课本是傅东华编的，程度较高，二年级就全是声韵训诂之学、《说文解字序》等，三年级就全是诸子百家。不过饶宗颐学识渊博，还是可以胜任的。后来詹安泰病愈，他就不继续在学校代课了。
1939年6月，饶宗颐的老家潮州沦陷了，他被迫背井离乡。饶宗颐先生目睹侵略者占领家乡之惨状，愤而撰《马矢赋》，在序中云：“潮州沦陷之一年，大饥，民至拾马粪，瀹其中脱粟而食者，予闻而悲之，为是赋云。”赋中述及当时国人生活艰难，在马粪中寻找残粒的惨况，控诉了日寇“驱降民于饿乡”，“蔽白骨以蓬蒿”的罪行，表现对受难同胞的无限同情和亲切。“可以人而不如马兮，鼓枵腹而神伤。将攫夺而无力兮，妄意夫皂枥之秕糠。”饶宗颐所记侵华日军暴行，在晚年曾得到同乡作家罗琅的回忆证实。
罗琅在读过饶宗颐《马矢赋》后，曾谈及，“斯时我年才十岁，县城沦陷，日军进城，马队作威，铁蹄锵锵吓人，并把县政府法院改作马厩。马的饲料用草袋包装，随军运来供应，马还要食新鲜青草，马伕每天把清理出来的马粪，要人下田弯腰割来青草交换马粪，饥民换得马粪，将它晒干，捣散，干粪中有草料可作柴火，马不消化的麦和粟，则浸晒后当作食物以填饥肠。这里的马粪并不随街可拾。当年我与姑姐，每早便背着竹篓镰刀，下田去割草，有时脚踏入田泥中，常被吸血虫（蚂蟥）吸，若慢发觉，钻入肌肤，会引致吸血虫病。那时城市的人，侨汇中断，市面一片萧条，可食的罗掘俱穷，饿殍遍野，死亡枕藉，拿得一点日军吃剩的冷饭菜汤，除供饱肚外，有余还用来出售，人们亦顾不得卫生和病菌。情况比饶公赋中所述更惨。人们将青草排队换马粪，有争先恐后者，马伕常用铁铲当头击得血流披面。日军初进城常拆民居、庙宇、祠堂杉梁，捉健壮男人抬去工地，侵略者巡逻队则逐家挨户搜劫财物，强奸妇女，劣行滔天，真是罄竹难书。”
千古以来，从来没有人以马粪为题目作诗作赋，因此很多研究抗战文学史的学者们都认为饶宗颐这篇作品是抗战文学中的一篇杰作。
1938年，詹安泰受聘到中山大学当中文系教授。因为他是著名的文学史家陈钟凡的学生，陈钟凡早年曾任中山大学的文科学长。由于日军南下侵占广州，中山大学于1938年10月迁往云南澄江，教师流散，于是陈钟凡推荐了詹安泰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任教。潮州沦陷后，詹安泰从云南写信来建议饶宗颐去中大，1939年8月，中山大学聘饶宗颐为研究员。
饶宗颐决心要去中山大学，继续其学术事业，虽然路途阻隔，行旅非常艰难。那时已不能经由汕头前往，饶宗颐只能从鲨鱼涌先到香港，然后再从香港转赴云南。饶宗颐一辈子只生过一次大病，就在这个时候。当时商务印书馆也要搬到梅县，饶宗颐跟商务印书馆的人很熟，于是饶宗颐夫妇便与书馆的人结伴而行。
到了梅县之后，饶宗颐为了研究的需要，在当地做了很多调查。梅县位于潮州市的北部，有一些畲民区域，畲民是潮州人的祖先。这次调查的成果是后来发表在《选堂集林·史林》中的英语论文《韩江流域之畲民》。在调查期间，饶宗颐染上了疟疾，可是当时并无察觉。但从梅县到香港的途中，刚一出发疟疾就开始发作，一路上寒寒热热，加上路途艰难，营养又很差，到香港时已经病得非常严重。
饶宗颐在香港养了两个月的病，病好了还是想去云南，可是亲戚们拦阻他，亲戚问他：“你去云南干什么？命都快要没有了，不能去。”亲戚们还说即使到了云南说不定还会迁移。加上他的夫人也反对，云南之行只好作罢。饶宗颐滞留香港成为他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机缘，他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关键，决定了他的一辈子。要不然他就在中山大学，就没有后来的发展。”2
饶宗颐跟香港的因缘其实很早就开始了。他在20岁以前接触的外国文学，都是香港新垦书局出版的。但真正到香港还是1940年饶宗颐因病滞留香港。苏东坡曾说过：“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饶宗颐滞留香港却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新的因缘。
当时华北、华东、华南多已沦陷，香港成为文化界、学术界的避难之所，一时群贤毕至。饶宗颐在香港的这一段时期，机缘巧合，认识了王云五和叶恭绰。王云五邀请饶宗颐参加《中山大辞典》的编撰，叶恭绰则力邀饶宗颐参与编纂《全清词钞》。这两项工作使饶宗颐接触到更多的珍本，在目录学、版本学方面收获良多；对于古文字学和词学等的研究，也由此拓展开来。
王云五是民国时代著名的出版家和杂家，长期担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和编译所所长。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环境，王云五决定商务以香港分厂为生产中心，仍坚持以出版业务为主的方针，并亲自驻港督导一切。饶宗颐是通过一个朋友介绍认识王云五的，当时这位朋友也劝饶宗颐不要去云南。后来王云五见到饶宗颐时说：“你不要去云南，你在香港帮我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帮王云五编《中山大辞典》，一个是编八角号码。
王云五自学成才，通晓多门外语，早年在中国公学曾是胡适的老师。他到商务印书馆任职就是胡适推荐的。王云五组织全国学者出版《大学丛书》300多种，主编《中山大辞典》，出版《万有文库》，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