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洪生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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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中医诊疗指南试读：
前言
中医药治疗肿瘤具有悠久的历史，尤其是近50年来，逐步开展了众多高水平的循证医学研究，逐步摸索出中医药与手术、放疗、化疗、免疫治疗等相结合的治疗规律，中医治疗的途径与方法，提高和明确了疗效。但是由于目前中医师治疗肿瘤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非肿瘤专业的中医师没有较好掌握现代医学对肿瘤的治疗方法；同时，部分西医医师对中医药缺乏了解，也导致一些不合理的中医用药。因此，迫切需要为肿瘤防治专业的广大医务工作者提供有应用价值的中医肿瘤专业用书，使患者得到妥善的治疗，最大程度提高肿瘤的临床疗效。
本书依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传统医学专业委员会建立中医肿瘤诊疗指南协作组织，组织全国中医药防治肿瘤领域的有关专家学者将目前临床实践中形成的成熟的、可行的、规范化的中医药治疗肿瘤的成果、证据进行科学总结及梳理，并召集有地域、学术代表性的肿瘤内科、外科、诊断、放化疗、中药、针灸、营养、心理、循证、统计学等多学科、各专业领域内的知名专家参与论证、评议，共同编著而成，并随着研究进展，负责指南的定期更新。
指南共分为两大部分：总论、各论。总论主要论述肿瘤中医病因病机、中医疗法、治疗原则等内容。各论针对常见恶性肿瘤进行详细论述，每个病种按病因病机、临床分期、诊疗方案、中医证候分型、治则、方药、常用中成药，中医药如何有序、分期配合现代医学治疗手段等论述。其中，如何根据患者不同的分期、不同的治疗等情况，进行科学、规范的中医辨证治疗是本书的重点。形成基于现有证据的中医肿瘤辨证分型标准、治疗原则及治疗途径，根据国际循证医学证据分级标准推荐诊疗方案是本书的特点。
希望通过该书的撰写，能够使广大的肿瘤防治专业人员在中医肿瘤的治疗和用药方面得到指导，从而使中医药治疗肿瘤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合理化，使更多的患者受益，通过应用在更大范围内获得国内外同行专家的认可。
本书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各级领导及专家的关心与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林洪生2014年1月总论第一章 中医学历代文献关于肿瘤的论述
中医对肿瘤的认识和治疗有数千年历史，早在3500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瘤”字出现。在周代《周礼·天官》中记有治疗“肿疡”（包括肿瘤）的治疗原则。肿瘤在中医历代文献中的论述，有丰富的内容。因此，广泛收集、整理，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重要和艰巨的任务，对当前肿瘤的证治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中医肿瘤学术思想的萌芽
从先秦到两汉，是中医学发展较快、成就较大的一个重要时期。《黄帝内经》、《难经》等经典著作的相继问世，确立了中医认识疾病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预防养生的一套基本理论，为中医治疗肿瘤扶正培本、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等学术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理论与证治基础。一、《黄帝内经》
对于肿瘤的论述，《黄帝内经》中运用了古代哲学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观点，并以人体内外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观念来阐述肿瘤病理变化的规律以及诊断、治疗、用药等法则，把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贯穿在整个理论体系之中。（一）病名《灵枢·刺节真邪》中对“筋溜”、“昔瘤”、“肉疽”、“肠溜”、“骨疽”等的记载是现存中医学文献中最早记载的有关瘤的文献：“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气居其间而不反，发于筋溜。有所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为肠溜，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有所结，深中骨，气因于骨，骨与气并，日以益大，则为骨疽。有所结，中于肉，宗气归之，邪留而不去，有热则化而为脓，无热则为肉疽。凡此数气者，其发无常处，而有常名也。”（二）演变《黄帝内经》对肿瘤的演变过程也进行了系统描述。《灵枢·百病始生》说：“虚邪之中人也，始于皮肤……留而不去，则传舍于络脉，在络之时……留而不去，传舍于经……留而不去，传舍于输……传舍于肠胃……传舍于肠胃之外，募原之间，留著于脉，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积。”认为肿瘤与人体其他疾病一样，由表及里，居留日久，息而成积，可发生在任何部位（三）病因
病因方面主要因“喜怒不适，饮食不节，寒温不时，邪气胜之，积聚已留”，具体如下：
1.外邪侵害
如《灵枢·九针论》有：“四时八风之客于经络之中，为瘤病者也。”《灵枢·刺节真邪》认为：“虚邪之入于身也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内著……有所结，气归之，卫气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为肠溜，久者数岁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结，气归之，津液留之，邪气中之，凝结日以易甚，连以聚居，为昔瘤，以手按之坚。有所结，深中骨，气因于骨，骨与气并，日以益大，则为骨疽。有所结，中于肉，宗气归之，邪留而不去，有热则化而为脓，无热则为肉疽。”
2.水土不适
如《吕氏春秋·尽数》说：“轻水所，多秃与瘿人（包括甲状腺肿瘤）。”
3.饮食不调
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皆安其处，美其食……其病皆为痈疡。”古代痈疡，包括现在所说某些有体表溃疡的肿瘤。
4.情志失常
如《灵枢·百病始生》：“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素问·通评虚实论》：“隔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四）症状
当时也对肿瘤的症状及反应进行了描述，如“胃病者，腹胀，胃脘当心而痛，上肢两胁，膈咽不通，饮食不下”（《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形象描述了胃病患者的临床表现。“脾胃之间，寒温不次，邪气稍至，蓄积留止，大聚乃起”（《灵枢·五变》）论述了积聚证的病因病机，邪气侵犯肠胃，内伤于脾，使脾阳不运，湿痰内聚，阻滞气机，滞而不畅，则致聚证。“人之善病肠中积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肤薄而不泽，肉不坚而淖泽，如此则胃肠恶……”（《灵枢·五变》）则指出肠道肿瘤经常出现皮肤不泽，体重下降消瘦的恶病质表现。（五）有关“虚、毒、瘀”的论述
对于治疗原则，则有“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素问·六元正纪大论》）的论述，尽管未能明确提出积聚等应该以扶正为主的治疗原则，但也强调了治疗应有度，中病即止，不宜攻伐太过的治疗方法。
关于毒热致瘤的机理，《黄帝内经》早有论述。《灵枢·痈疽》说：“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故命曰痈。”《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痛痒疮，皆属于心。”《黄帝内经》中有四篇论及积、伏梁、石瘕与血瘀证的关系。《素问·举痛论》曰：“寒气客于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泣不得注于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灵枢·百病始生》曰：“厥气生足悗，悗生胫寒，胫寒则血脉凝涩，血脉凝涩则寒气上入于肠胃，入于肠胃则胀，胀则肠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积。卒然多食饮，则肠满，起居不节，用力过度，则络脉伤，阳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血，阴络伤则血内溢，血内溢则后血。肠胃之络伤则血溢于肠外，肠外有寒，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卒然外中于寒，若内伤于忧怒，则气上逆，气上逆则六输不通，温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矣。”《素问·腹中论》曰：“伏梁……裹大脓血，居肠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灵枢·水胀》曰：“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于胞中，寒气客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怀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于女子，可导而下。”二、《难经》《难经》在《黄帝内经》理论的基础上，对积证和聚证明确了定义，并提供了鉴别的方法，认为积聚主要内因为脏腑功能失调，为中医学肿瘤积证和聚证的发病诊断学打下了基础。（一）分述积聚病机《难经·五十五难》：“积者，阴气也；聚者，阳气也。故阴沉而伏，阳浮而动。气之所积名曰积，气之所聚名曰聚。故积者，五脏所生；聚者，六腑所成也。”认为聚病是由于气机阻滞，一时聚合，其特征为聚散无常，痛无定处，病在气分，病情轻，治疗尚易；而积病则由于血瘀痰凝，久积而成，病在血而性质属阴，其特征为有形而固定不移，痛有定处，病在血分病情较重，治疗较难。（二）提出“五脏积”
同样，《难经·五十六难》则在上篇的基础上，给出了五脏积的概念，进一步强调了积病形成与五脏的关系，介绍了五脏积病的名称、发病部位、形态、传变以及病变形成的原因“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咳逆痎疟，连岁不已。以季夏戊己日得之。何以言之？肺病传于肝，肝当传脾，脾季夏适王，王者不受邪，肝复欲还肺肺不肯受，故留结为积……心之积名曰伏梁。起脐上，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愈，令人病烦心。以秋庚辛日得之。何以言之？肾病传心，心当传肺，肺以秋适王，王者不受邪，心复欲还肾，肾不肯受，故留结为积……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脘，覆大如盘。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以冬壬癸日得之。何以言之？肝病传脾，脾当传肾，肾以冬适王，王者不受邪，脾复欲还肝，肝不肯受，故留结为积……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已，令人洒淅寒热，喘咳，发肺痈。以春甲乙日得之。何以言之？心病传肺肺当传肝，肝以春适王，王者不受邪，肺复欲还心，心不肯受，故留结为积……肾之积名曰贲豚。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气，以夏丙丁日得之。何以言之？脾病传肾，肾当传心，心以夏适王，王者不受邪，肾复欲还脾，脾不肯受，故留结为积。”并指出五脏积“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气”，对积病后期的临床表现作了形象描写。
可见，从《黄帝内经》、《难经》时代，尽管未能对肿瘤形成整套的病因病机、发生发展诊断治疗体系，但已经对肿瘤的病因、病机、证候表现有了一定的认识。第二节 汉唐时期：中医肿瘤学术思想的初步形成
汉唐时期，病因学、诊断学、方剂学以及不少临床医学相继问世，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病因证候学的探索、古医籍的整理和注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不同角度发展了中医理论其中，东汉《伤寒杂病论》为中医临床证治奠基性著作，隋代《诸病源候论》为我国第一部证候学专著。这个时代，病源证候，证方归类以及五脏分证等方面渐趋系统化、条理化、专科化，促进了中医治疗肿瘤系统理论的发展。一、《伤寒杂病论》
东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在充分吸收《黄帝内经》、《难经》等论著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撰著《伤寒杂病论》，后世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成为中医学临床证治的奠基之作。（一）证治原则
该书将经络学说、脏腑理论等与临床实践相结合，首创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建立了较为完整的理法方药辨治体系。该书创造性地联系具体脉证，将其贯穿到临床辨证论治的全过程中，对各种病证从病因病机、辨证立法、处方用药进行了论述，建立了一整套临床证治原则，使后学者有理法可循，有方药可依。（二）相关的症状及方剂《伤寒论》中主要论述外感病的辨证治疗及传变规律，但其中所记载的许多变症、坏症的临床表现与恶性肿瘤症状相类似；《金匮要略》中所记各种杂病，与恶性肿瘤临床表现更为相似。仲景所创制大量行之有效的方剂，至今在肿瘤临床中广为应用。如《金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中射干麻黄汤、葶苈大枣泻肺汤、皂荚丸、麦门冬汤等用于肺癌。《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论述四饮：“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与恶性肿瘤所致胸水、腹水、肢体水肿类似，苓桂术甘汤、十枣汤、大小青龙汤、小半夏汤、五苓散更是肿瘤临床常用有效方剂。在《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中，认为“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同时，第一次明确提供了几首治疗肿瘤的有效方剂。如在《金匮要略·疟病脉证并治》中，指出疟久不解“结为癥瘕，名曰疟母，急治之，宜鳖甲煎丸”。在《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中指出“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为癥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后断三月衃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当下其癥，桂枝茯苓丸主之”。（三）提出扶正祛邪的思想
1.注重“胃气”
张仲景提出“四季脾王不受邪”，“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阐述胃气在疾病发生过程中的重要性，进一步说明了胃气与疾病发生的密切性。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肿瘤是消耗性疾病，常可致恶病质，从而降低机体的抵抗力，加速疾病的进展和死亡，这也恰好反映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的思想。
2.整体观念“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卒病，后乃治其痼疾”（《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的观点也提示我们，在肿瘤治疗过程中，不能只盯着肿瘤大小而忽略整个身体状况，应该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完成对肿瘤的治疗。
3.固护正气《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云：“人年五六十，其病脉大者，痹侠背行，若肠鸣，马刀侠瘿者，皆为劳得之。”其中的“痹侠背行，若肠鸣，马刀侠瘿”类似现代胆囊癌、胰腺癌等的临床表现。《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云：“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荣卫气伤，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虫丸主之。”其描述和肿瘤的恶病质极为类似，提出了治疗大法应该缓中补虚。二、《诸病源候论》
隋代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载古医书近300种，论疾病，以脏腑为核心，为我国现存第一部论述病因、证候学的专书。作者在《黄帝内经》理论的指导下，对内、外、妇、儿等疾病的病因、病机及证候均作了具体阐述。（一）各病种证候
该书对肿瘤的病因及证候的论述也极为详细，并把肿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类，对类似肿瘤的病证也有很多论述。如把噎食分为气、忧、食、劳、思五种；对乳岩的描述则是“乳中结聚成核，微强不甚大，硬若石状”；对肝积的描述则更为相似，“肝积，脉弦而细，两胁下痛……身无膏泽，喜转筋，爪甲枯黑，春瘥秋剧，色青也”，“胁下满痛而身发黄，名为癖黄”“肝气壅盛，胁下结块，腹内引痛，大小便赤涩，饮食减少”，这与肝癌的一些证候基本一致。（二）对积聚的认识
1.总的病机
在《诸病源候论·积聚病诸候·积聚候》中，多强调脏腑虚弱，受于风邪或饮食不节、寒温不调：“积聚者，由阴阳不和，腑脏虚弱，受于风邪，搏于腑脏之气所为也。腑者阳也，脏者阴也。阳浮而动，阴沉而伏。积者阴气，五脏所生，始发不离其部，故上下有所穷已；聚者阳气，六腑所成，故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有常处。诸脏受邪，初未能为积聚，留滞不去，乃成积聚。”
2.分述五脏积
对五脏积分别详细描述其症状及发展预后：“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疟，连岁月不已……心之积，名曰伏梁。起脐上大如臂，上至心下……脾之积，名曰否气。在胃脘，覆大如盘，久不愈，令人四肢不收，发黄疸，饮食不为肌肤……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胁下，覆大如杯，久不愈，令人洒淅寒热，喘嗽，发肺痈……肾之积，名曰贲。发于少腹，上至心下，若贲走之状，上下无时，久不愈令人喘逆，骨萎少气。”（《诸病源候论·积聚病诸候·积聚候》）可以看出，积聚日久不愈，会出现四肢不收、黄疸、喘逆、骨萎少气等症状。
3.其他
巢元方对病机的认识也有所侧重，如论述大肠癌的早期表现，“凡痢，口里生疮，则肠间亦有疮也。所以知者，犹如伤寒热病，胃烂身则发疮也。此由挟热痢，脏虚热气内结，则疮生肠间，热气上冲，则疮生口里，然肠间、口里生疮，皆胃之虚热也”（《诸病源候论·痢病诸候·下痢口中及肠内生疮候》），“谷道、肛门，大肠之候也。大肠虚热，其气热结肛门，故令生疮”（《诸病源候论·痢病诸候·谷道生疮候》），提示大肠癌的病机为脏虚热气内结（三）对症瘕的认识
1.强调脏腑虚弱发病
有关癥瘕的论述则强调“由寒温失节，致腑脏之气虚弱，而食饮不消……若积引岁月，人即柴瘦，腹转大，遂致死”（《诸病源候论·癥瘕病诸候·癥候》），说明其发病主要因脏腑之气虚弱，同时与外界寒温失节有关，发展到晚期，则体重下降，柴瘦腹大致死。
2.提出病机为血气虚弱“七疝者，厥疝、癥疝、寒疝、气疝、盘疝、胕疝、狼疝，此名七疝也……凡七疝皆由血气虚弱，饮食寒温不调之所生。”（《诸病源候论·疝病诸候·七疝候》此论疝气，包括睾丸肿瘤及附睾肿瘤的临床表现，其病机内因主要是血气虚弱。“血气衰少，腑脏虚弱，故令风冷之气独盛于内，其冷气久积不散，所以谓之久寒积冷也。其病，令人羸瘦，不能饮食，久久不瘥，更触犯寒气，乃变成积聚，吐利而呕逆也。”（《诸病源候论·否嗝病诸候·久寒积冷候》）也说明了肿瘤“血气衰少，腑脏虚弱”可引起肿瘤，同时，肿瘤可令人体消瘦，不能饮食，甚则出现吐利呃逆。“荣卫俱虚，其血气不足，停水积饮，在胃脘则脏冷脏冷则脾不磨，脾不磨则宿谷不化，其气逆而成胃反也。则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心下牢，大如杯，往往寒热，甚者食已即吐。”（《诸病源候论·脾胃病诸候·胃反候》）颇似胃癌的临床表现，呕吐是晚期症状。“夫体虚受风热湿毒之气，则生疮。痒痛焮肿，多汁壮热，谓之恶疮而湿毒气盛，体外虚内热，其疮渐增，经久不瘥，为久恶疮。”（《诸病源候论·疮病诸候·久恶疮候》）论久恶疮的成因为体虚受风热湿毒邪气而成。（四）对妇科肿瘤的认识“产妇血气伤损，腑脏虚弱，为风冷所乘，搏于脏腑，与气血相结，故成积聚也……产后而有瘕者，由脏虚，余血不尽，为风冷所乘，血则凝结，而成癥也。癖病之状，胁下弦急刺痛是也……产后脏虚，为风冷搏于停饮，结聚故成癖也。”（《诸病源候论·妇人产后病诸候下》）此论产后积聚、瘕、癖的病因皆为产后失养，血气损，脏腑虚，同时为风冷所乘而致。积聚、瘕、癖皆是体内肿块，与女性生殖器官肿瘤类似。（五）论虚劳诸证
同时，《诸病源候论》专列《虚劳病诸候》，以五劳（志劳、思劳、心劳、忧劳、瘦劳）、六极（气极、血极、筋极、骨极、肌极、精极）、七伤（脾伤、肝伤、肾伤、肺伤、心伤、形伤、志伤）来概括虚证的病因，归类虚证证候，以五脏为主，分述各种虚证之候，分门别类，使之更具条理化、系统化，为后世对恶性肿瘤晚期姑息治疗提供理论依据和用药指导。三、《千金方》（一）治疗使用虫类药物
唐代孙思邈著《千金方》，在治癥瘕积聚中汇集了许多方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较多虫类药，如蜈蚣、蜥蜴、虫、斑蝥、蜣螂等，为后世用虫类药物治疗瘕瘕积聚及癌肿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二）分类提出“五瘿七瘤”
此外，《千金方》还有五瘿七瘤之说。所谓五瘿，即石瘿、气瘿、劳瘿、土瘿和忧瘿。所谓七瘤，即肉瘤、骨瘤、脂瘤、石瘤、脓瘤、血瘤、息肉等，但缺乏具体的论述。《外台秘要》也收集了不少防治方药。当时所论瘿瘤，包括了现在的甲状腺癌、地方性甲状腺肿等。另外，孙思邈也告诫“凡肉瘤勿治，治则杀人，慎之”。说明其对肿瘤的恶性程度也有所认识。（三）方药按照五脏归类
虚损证治方药按五脏归类，系统地作了论述。如论肝劳曰：“肝劳虚寒，关格劳涩，闭塞不通，毛悴色夭。”用猪膏酒方。论脾劳曰：“脾虚寒劳损，气胀噫满，食不下。”用通噫消食膏酒方。论肺劳曰：“肺劳虚寒，心腹冷，气逆游上，胸胁气满，从胸达背痛，忧气往来，呕逆，饮食即吐，虚乏不足。”用半夏汤方。第三节 宋金元时期：中医肿瘤学术思想的逐步成熟
宋金元时期，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学术争鸣风气极盛，是中医流派逐渐形成的非常时期。宋代朝廷成立了“御药院”、“尚药局”、“惠民局”、“广惠局”等机构，都属于国家统一管理药品的职能部门。宋代太医局编写并出版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促进了中药成药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一些固定成方，由官方就当时太医院搜罗的各家验方汇编而成，是宋代的医方大成。金元时期，各个医家因地、因人、因时制宜，从不同的临床实践角度，不同的临证体会阐发，各自总结所特有的学术见解和诊疗经验，产生了历史颇具盛名的金元四大家，出现了以李东垣为代表的补土派，以朱丹溪为代表的滋阴派，以刘河间为代表的寒凉派，以张从正为代表的攻下派。其中东垣丹溪补土、滋阴不仅为扶正培本增添新的内容，而且扩展了治疗方法。一、“癌”作为病名提出
1170年，东轩居士在《卫济宝书》中第一次用“癌”字，在《痈疽五发》篇中说：“一曰癌，二曰瘭，三曰疽，四曰痼，五曰痈”，将“癌”作为一个特定的病名。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对乳癌描述说：“捻捻如山岩，故名之，早治得生，迟则内溃肉烂见五脏而死。”“癌”字的应用，说明医家们对恶性肿瘤有了基本的认识。二、《太平圣惠方》——强调五脏调和《太平圣惠方》可反映宋代以前中医对有关肿瘤方面的认识概况和研究成果。书中认为，虚劳积聚的发生是由于阴阳虚损，血气凝涩，以致经络不宣通而致。“夫虚劳积聚者，脏腑之病也。积者脏病也，阴气所生也；聚者腑病也，阳气所成也。虚劳之人，阴阳气伤损血气凝涩不宣通于经络，故成积聚于内也。”提示治疗上应该以调和阴阳，补虚与活血为主虚劳癥瘕的成因为人体虚弱，加之脾胃气弱，复为寒冷所乘而致，治疗应以温补脾胃为主“夫虚劳癥瘕病者，皆由久寒积滞，冷饮食不能消化所致也。结聚牢强，按之不转动者为癥推之转移则为瘕也。今虚劳之人，脾胃气弱，不能消化水谷，复为寒冷所乘，故结成此病也。”作者对癖症做了进一步阐述，“夫五脏调和，则荣卫气理，荣卫气理，则津液通流，虽复多饮水浆，不能为病。若摄养乖方，则三焦否隔，三焦否隔，则肠胃不能宣行内饮水浆，便令停滞不散，更遇寒气，即聚而成癖也。癖者，谓僻侧在于两胁之间，有时而痛是也。”说明了五脏调和在肿瘤预防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书中也提到“痰毒”：“夫痰毒者，由肺脏壅热，过饮水浆，积聚在于胸膈，冷热之气相搏，结实不消。”三、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的学术思想对肿瘤证治起到很大影响，促进了治疗的发展。（一）寒凉派刘河间
寒凉派刘河间以火热致病说，为肿瘤的清热解毒治疗提供了依据，临床表明恶性肿瘤的中、晚期患者，常有发热、疼痛、肿瘤增大、局部灼热疼痛、口渴、便秘、黄苔、舌质红绛脉数等热性证候，即有热毒内蕴表现，宜以清热解毒治疗。大量中草药筛选表明，抗肿瘤活性物质也以清热解毒类中药为多。（二）攻下派张从正
攻下派张从正在《儒门事亲》中明确提到“积之成也，或因暴怒喜悲思恐之气”。把精神因素作为病因之一，而这种关系只是近年才引起西医的重视。张从正认为：“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可也，速去之可也。肿瘤是邪毒瘀结于内，所以临床用以毒攻毒、破坚散结等方药。张元素言：“壮人无积，虚人则有之。”此虽泛指一切积滞，然也包括肿瘤在内。罗天益师承张元素、李东垣，故所撰《卫生宝鉴》强调“凡人脾胃虚弱，或饮食过常，或生冷过度不能生化，致成积聚结块”。（三）补土派李东垣
李东垣认为元气最重要，而元气又赖胃气以灌养，故补益元气须从脾胃下手，据此建立了以补脾胃为主的学派，并提出通过调理脾胃不但能治疗脾胃病，也能治疗其他脏腑的多种虚弱证。指出内伤疾病的形成是脾胃受损，耗伤元气的结果。在治疗上，重视健脾益气升阳益气的法则，创制了著名的补中益气汤等。癌症患者多为老年人，老年患者脾胃气虚者居多，加之肿瘤的恶性消耗，不可专用攻削损其正气，故“扶正固本”为治癌一大要法。扶正固本，相当重要的就是补脾胃之气，这对延缓病程，提高生存率，为病人争取到更多治疗时机非常有益。（四）养阴派朱震亨
朱丹溪倡阳有余，阴不足论。他根据《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又鉴于当时“局方”多用辛香燥烈之流弊，提出了人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强调保存阴精，勿动“相火”。提出了阴虚火盛补肾阴的治疗方法。另外，朱丹溪也重视攻邪。《丹溪心法》认为积聚痞块是由痰饮、血块积滞而成，所以治疗当用“淬火、清痰、行死血块，块去须大补，不可用下药，徒损真气，病亦不去，当用消积药使之融化，则根除矣”。朱丹溪大补喜用人参，消积行血常用大黄、朴硝（制成膏丸，软坚而不泻）、三棱、莪术、桃仁、红花、水蛭、鳖甲、硇砂、南星等。朱丹溪所谓痞块，虽非专指肿瘤，但确也包括肿瘤。现在治疗食管癌用硇砂，治肝癌用鳖甲，治宫颈癌用三棱、莪术等皆有一定疗效。上述用药大多与朱丹溪用药有一定渊源。四、其他
这个时期对肿瘤的病机有更深的认识，同时对各种不同的肿瘤有了更加清楚的描述和发微。如严用和《济生方·五脏门》中有五脏六腑虚实论治，对五脏六腑虚证论治颇为丰富，并提出了“补脾不如补肾”的治疗原则；《圣济总录·瘿瘤门》从气血流行的角度作了论述，认为“瘤之为义，留滞而不去也。气血流行不失其常，则形体和平，无或余赘。及郁结壅塞，则乘虚投隙，病所以生。”初为小核，寝以长大，若杯盂然，不痒不痛，亦不结强。强调“瘤”与气血流行关系密切，因此行气、活血亦为治疗肿瘤两大重要方法。
总的看来，金元时期的医家对肿瘤的认识、肿瘤证治体系在逐渐完善。第四节 明清时期：中医肿瘤学术思想的深入发展
明清时期，不少医家对各种肿瘤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和阐发，各自从不同角度探索肿瘤的病因病机、诊治方法。一、对肿瘤病因的认识
随着辨证论治的日趋完善，对肿瘤发病原因有进一步认识。（一）饮酒
如清代何梦瑶《医碥》说：“好热饮人，多患膈证”，“酒客多噎膈，饮热酒者尤多，以热伤津液，咽管干涩，食不得入也”。说明已认识到长期饮酒，特别是热饮的长期刺激，可使食管受损，而进一步癌变。明代叶文龄《医学统旨》也提到：“酒面炙煿，黏滑难化之物，滞于中宫，损伤脾胃，渐成痞满吞酸，甚则为噎膈、反胃。”（二）饮食
明代《外科正宗》还提到唇癌（茧唇）的产生与过食高热煎炒的肥甘厚味有关。（三）年龄
申斗垣在《外科启玄》一书中，明确论述了体质、年龄与肿瘤发病预后的关系。他指出：“癌发初起时，不作寒热疼痛，紫黑色不破，里面先自黑烂。二十岁后，不慎房事，积热所生。四十岁以上，血亏气衰，厚味过多，所生十全一二，皮黑者难治，必死。”赵养葵《医贯》也说：“唯男子年高者有之，少无噎膈。”中医认为年龄越大，其脾胃功能越差，“肾气”越衰，机体功能容易失调，容易受到致癌因素的影响而发病。故明代张介宾《景岳全书》说：“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这一观点对临床起到较大指导作用。二、对肿瘤治疗的认识
清代余景和《外证医案汇编》在论失荣证时谈到：“其起之始，不在脏腑，不变形躯，正气尚旺，气郁则理之，血郁则行之，肿则散之，坚则消之；久则身体日减，气虚无精，顾正消坚散肿；其病日深，外耗于卫，内夺于营，滋水淋漓，坚硬不化，温通气血，补托软坚。此三者皆郁则达之之义也。不但失荣一证，凡郁症治，俱在其中矣。”此论说明清代对肿瘤的治则已有一定研究，不但把行气活血，同时把补托、软坚均作为郁者达之的原则，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这时期治疗肿瘤的方药也有所发展，如陈实功《外科正宗》的蟾酥丸、王惟德《外科证治全生集》的犀黄丸等均为治疗肿瘤之名方。三、《景岳全书》《景岳全书》为张景岳一生临证经验及其前代名医的经验总结，其立论、治法、制方皆有创新独到之处。对肿瘤的治疗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扶正祛邪，标本兼治。张景岳总结了前代医家的不同观点，发展成较为完整的阴阳学说。在论“阳常不足”的同时，提出重视真阴的论述。还特别提出命门学说，认为命门既为精血之海、真阴之脏，又为元气之根、真阳之舍，为阴阳之宅，真阴真阳互根互用，为十二脏之化源。正是由于他对阴阳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所以在治疗上主张“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的重要方法，创制了右归丸、左归丸、大补元煎等方剂，丰富了补肾培本的内容。张景岳还吸收了脾胃学派的论点，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指出：“命门为精血之海，脾胃为水谷之海，均为五脏六腑之本”，“脾胃为灌注之本得后天之气也；命门为生化之源，得先天之气也”，较为正确地阐述了脾肾之间的关系。张景岳认为“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积聚渐久，元气日虚……只宜专培脾胃以固其本”，持“阴以阳为主，阳从阴为基”的观点，强调肾与命门的真阴、真阳、水火精气在维持和延续人体生命上的作用，提出“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精辟见解。
在对肿瘤病的认识上，张景岳以五脏为主分类积聚。心积为伏梁，在心下；肝积为肥气，在胁下若履杯；脾积，有积寒在腹中，名厥疝；肺积名息积，胁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肾积，因沐浴清水而卧，积气留于小腹与前阴而成。大致说明了五脏之积的症状。并确定治疗积聚总则：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坚者消之，留者攻之，结者散之，客者除之，下之、上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开之、发之，适事为故。张景岳说：“总其要不过四法，曰攻、曰消、曰散、曰补。”在治疗上，张景岳认为，应以调理阴阳为其大法分阶段治疗：第一阶段，凡积坚而实者，非攻不能去，用攻法。此期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之，缓之则养成其势，反难制之。此阶段多为患肿瘤不久，体质强实者多用此法。方药如：温白丸，该方是在大量温药（巴豆、川椒、肉桂等）的基础上用了一些化痰（皂角）、苦寒（黄连）、补气（人参、茯苓）药，桔梗走上，厚朴降气，紫菀宣肺，柴胡疏肝，共同完成攻积块的功效；遇仙丹，功效追虫、逐积、消澼利痰；宣明三花神佑丸，本方药猛，主治一切沉积痰饮，变生诸病，或气血壅滞、湿热郁结、走注疼痛，风痰胀满等证。第二阶段，凡不堪攻击，只宜消导渐磨者用和法。若用攻法，则愈攻愈虚，不死于积而死于攻。方药如：大和中饮，治饮食留滞、积聚等症。病在中焦用和法，多用化湿、理气、消食、化痰类药，药物组成为陈皮、枳实、砂仁、山楂、麦芽、厚朴、泽泻各等分，水煎远食服。胀甚加白芥子，胃寒恶心加炮姜，疼痛加木香、乌药、香附子，多痰加半夏。张景岳用泽泻是其特点。其他如和中丸、草豆蔻散等。无形气聚，宜散而愈，宜排气饮、十香丸、神手散、四磨饮等。第三阶段，凡积痞势缓而攻补俱有未便者，当专以调理脾胃，此多属于不可攻、不可补的患者。方药有枳术丸、景岳新制芍药枳术丸、大健脾丸等。大健脾丸健脾养胃，滋谷气，除湿热，宽胸膈，去痞满，久服强中益气。其他如人参木香生姜枳术丸等。第四阶段，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脾虚则中焦不运，肾虚则下焦不化，正气不行，则邪滞得以居之，此辈无论有形无形，但当察其缓急，当以正气为主，用温法。脾虚者，宜温中饮治呕、吞酸、泄泻、不思食之中虚。虚在肝肾用理阴煎，主治真阴不足或劳倦之辈，或忽感寒邪不能解散，或发热，或头身头痛，或面赤舌焦，或虽渴而不喜冷饮，或背心肢体畏寒，但见脉无力者，悉是假热证。如今之肿瘤多处转移及晚期癌症病人，畏寒发热者，或面赤身热，肝肾虚假热证可加减用之。其他如暖肝煎，治肝肾阴寒小腹疼痛疝气等证。如今之子宫、卵巢恶性肿瘤、小腹疼痛可酌用，可以减轻症状。第五阶段，凡坚硬之积，必在肠胃之外，募原之间，原非药力所能猝至，用阿魏膏、三圣膏之类以攻其外，再用长桑君针法以攻其内。然此坚顽之积，非用火攻终难消散，故莫妙于灸。三圣膏，贴治积聚、痞块。长桑君灸法：一般积聚灸中脘、期门、章门、肝俞、三焦俞、通谷，积聚在上灸中脘、上脘、期门、章门，积块在下灸天枢、章门、肾俞、关元、气海、中极。灸治次序：先上后下，脐腹处，灸宜稍大，先灸七壮，或十四壮，或渐增加，愈多愈妙，灸之火力所到，其坚聚之气自然以渐消散。张景岳用灸法和外贴膏药治疗积聚，值得借鉴。
综上所述，张景岳治疗积聚的特点是：认识积聚从病势的缓急和人体的强弱两方面把握。积聚初期，病势尚浅，人体强壮，用补法，以扶正祛邪；积聚中期，病势急，人体亦强，必用攻法以缓病势；积聚后期，病势强，人体虚弱，应以扶助正气为主，增强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以延长寿命。在治疗方法和手段上，灵活多样，有导引、灸法、汤药、丸药、膏药等。四、清代对中医肿瘤学术思想的深入
迨至清代，随着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诸多医家对肿瘤的认识更加深入。这一时期的文献，各系统的恶性肿瘤均可见记载，除了前朝文献中常见的乳岩、噎膈、反胃等，对阴菌、肾岩翻花、脏毒、喉菌、牙菌等泌尿生殖、五官科恶性肿瘤均有详细描述。（一）《医宗必读》—温阳疏利
李中梓所著的《医宗必读》对中医肿瘤学的发展作出了如下贡献：
1.倡内外相因导致肿瘤说
在肿瘤的病因方面，李中梓提倡《内》、《难》的内外相因说，认为肿瘤的发生是内外二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多责之于正气虚弱。谓：“积之所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如小人在朝，由君子之衰也。”外因责之于风雨寒湿。正气不足，风雨寒湿侵袭，久而导致肿瘤发生。
2.创阴阳攻积丸治疗肿瘤
李中梓首创阴阳攻积丸治疗各种肿瘤。正如其谓：不论阴阳皆效。方选吴茱萸、干姜、官桂、川乌、黄连、半夏、橘红、茯苓、槟榔、厚朴、枳实、菖蒲、玄胡、人参、沉香、琥珀、桔梗、巴霜、皂角。熔理气、温散、化痰、散结、通下为一炉，配伍精湛，为后世所常用。另载肥气丸（柴胡、黄连、厚朴、黄芪、昆布、人参、皂角、茯苓、川椒、巴霜、甘草）治疗肝积在胁下，痞气丸（厚朴、黄连、吴茱萸、黄芩、白术、茵陈、砂仁、干姜、茯苓、人参、泽泻、川乌、川椒、巴豆霜、桂枝）治“脾之积在胃脘”等，噎嗝散（雄黄、灵脂、山豆根、射干、青黛、石朱砂、硼砂）治疗“风热瘟毒、毒火上犯之咽喉肿痛、疮痈、积痰、瘀血”有报道用噎嗝散加减治疗消化道肿瘤有效率达90%以上。
3.立攻补兼施为治癌总则《医宗必读》用攻补兼施法治疗各种肿瘤，被后世誉为经典。它首先提出将肿瘤分为三个阶段：初、中、末来分期治疗，根据病史长短、邪正盛衰、伴随症状来辨明虚实，然后分别论治。谓：“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之，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李中梓在应用攻补方面经验丰富，自谓：余尚制阴阳两积之剂，药品稍峻，用之有度，补中数日，然后攻伐，不问其积去多少。又于补中，待其神壮则复攻之，屡攻屡补，以平为期，此余独得之诀。李中梓用一补一攻、二补一攻、三补一攻、五补一攻等方法，临床上取得明显的效果。
4.倡温通疏利为治癌大法
李中梓治疗肿瘤，最喜欢用温药，温阳疏利法贯穿于所载药物、方剂、医案中。温阳疏利法乃治疗中晚期恶性肿瘤的一大基本治法。现代研究发现温阳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力，提高机体功能状态。疏利即保持大便通畅，体内的代谢废物不致在体内淤积，也是保持机体新陈代谢的一个重要环节。（二）《临证指南医案》—养胃阴以扶正
清代名医叶天士，既是时病大师，又是善理内伤虚证之高手。他提出“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得阴自安”，“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仲景急下存津，其治在胃；东垣升阳益气，其治在脾”等论点。他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立了“养胃阴”学说，用益胃汤治疗胃阴不足的病证，尤其对温热病的治疗有着较大的贡献，增添了扶正固本一法的内容，使之更臻完善。他在临证时尤其重视脾胃功能。针对李东垣大升阳气、治在脾，张仲景急下存阴、治在胃，主张脾胃分治，着重阐发养胃阴。叶天士认为：“太阴脾土，得阳始运，阳明胃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临证指南医案》）提出“脾阳不亏，胃有燥火”。不能以治脾之药来笼统治胃，应养胃阴，降胃气，以润为补。因此，叶天士临证，凡遇燥热之证，或禀赋木火之体，或热病耗伤肺胃之津者，都从胃阴不足论治。其用药特点，也多选择甘凉濡润之品，如麦冬、石斛、麻仁、粳米、甘草等。务使胃津来复，胃气下降，其病自愈。（三）血瘀证的提出
王清任《医林改错》曰：“气无形不能结块，结块者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提出肿块的形成有形之血是主要因素，对于后世以活血化瘀方法治疗肿瘤提供依据。第五节 近现代：中医肿瘤学术思想的创新与拓展一、扶正祛邪基本治则的建立和抗癌中草药、偏验方的研究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大批中医、中西医结合医生致力于中医药治疗肿瘤的临床实践和基础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至80年代初，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行之有效的理[1]论体系。
在病机方面，明确提出“气滞血瘀，痰结湿聚，热毒内蕴，脏腑失调，气血亏虚，经络瘀阻”是恶性肿瘤的基本病机，并指出，由于各种肿瘤病因不一，阶段不同，因此在临床上变化多端，虚实夹杂，故必须审证求因。
在治疗方面，明确扶正祛邪的基本原则。“实则攻之，虚则补之”是中医学的基本治疗法则。肿瘤的治则，不外乎祛邪法则和扶正法则。祛邪法则是针对肿瘤邪实的病机而确立的一大治疗法则；它是通过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祛湿化痰、疏肝解郁等法则的具体运用，达到祛除实邪，攻伐癌肿，消除或控制肿瘤发展的目的。扶正法则是基于肿瘤为一种正气虚弱、标实而本虚的全身性疾病而确立的一大治疗法则；它是以扶助人体正气，提高机体抗癌能力，充分调动机体自身抗癌因素，以补助攻，达到祛除癌肿之目的，即所谓的“培本”疗法；它不单指应用补益强壮的方药，而且还把调节人体阴阳平衡，气血、脏腑、经络功能的平衡稳定，以及增强机体抗癌能力的方法都包含在内，因而中医的“补之、调之、和之、益之”等都属于扶正范[2]畴。若不重视扶正，仅注重攻邪，一味攻伐，就会大伤正气，降低抗御实邪的能力，不但不能消灭癌肿，反而促使肿瘤迅速扩散、转移，甚至导致死亡。近年来，随着对肿瘤发病机制认识的日益深入，肿瘤被认为是一种“慢性病”的观念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治疗上不再过分追求“杀灭癌细胞”，而更重视“带瘤生存”，与瘤和平共处，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间，因此注重“正气”在邪正抗争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
肿瘤的整个病理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实邪（癌瘤）与正气（体质）矛盾双方互相斗争的过程，而治疗就是要祛除病邪，扶助正气，促其向有利于痊愈方面转化。在临床具体运用祛邪和扶正法则时，要认真细致地观察和分析邪正双方消长盛衰的情况，根据邪正在矛盾中所处的地位，正确处理局部与整体、邪实与正虚、祛邪与扶正的辩证关系，在充分调动机体自身抗癌积极因素的前提下，紧紧把握治疗的主动权，不失时机地运用祛邪法则，把癌肿消灭或控制在最早阶段，达到祛邪而不伤正，扶正而不留邪，邪去正安的目的。
在肿瘤的治疗过程中，如何把祛邪与扶正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孰为先，以孰为后，以孰为主，又以孰为辅，历来争议颇多，向无定论。主张扶正为主的，认为正气为人之根本，只要正气旺盛，肿瘤则会自然而然地消退，即所谓“养正积自消”，从而忽视了祛邪（攻癌）治疗的重要作用，其结果轻则姑息养奸，失去了祛邪（攻癌）的机会，重则因片面扶正，反而助长了邪气，促使了肿瘤组织的生长，使邪气更盛。强调祛邪为主的，认为病邪（癌肿）为本病之根源，只有祛除病邪（攻癌）于体外，正气就会自然得以保护，即所谓的“邪去则正自安”，从而忽视了扶正在抗癌中的积极作用，其结果是肿瘤可能消灭了，可正气严重受挫，失去了祛邪的意义，甚至还促进了癌的转移扩散。有学者认为，在肿瘤的病理过程中，正气盛，邪还不能自消，邪气去，正还不能自安。这是很有道理的。祛邪是肿瘤治疗的目的，扶正则是为实现这一目的创造条件，通过祛邪，则可进一步保护正气，两法不可偏废。只有谨守病机，抓住病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辩证地处理肿瘤治疗中祛邪与扶正的关系，使祛邪与扶正有机地结合，立足于祛邪（攻癌）而不忘扶正，扶正气以助祛邪（攻癌），才能紧紧掌握治疗的主动权。因此，我们认为，以补助攻是肿瘤中医治疗的基本着眼点。
在治疗方面，广泛收集挖掘民间的单方、验方、偏方，并加以整理验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极大丰富了中医药对肿瘤的治疗，并在其基础上研制开发多种具有抗肿瘤作用的中成药或中药单体，如农吉利甲素（野百合碱）、斑蝥素、长春碱类等。
在方法方面，充分发挥中医学外治法的优势，在各种体表肿瘤的治疗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如敷贴法止痛、祛腐法治疗皮肤癌等。二、扶正培本配合西医手术放化疗减毒增效
恶性肿瘤的治疗是以手术、放疗、化疗、生物治疗、中医药治疗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的综合治疗模式，现代医学的各种方法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何与西医手段相配合，减毒增效，是摆在现代中西医结合医生面前的一个课题。通过大量临床与实验研究，扶正培本治则被确认为行之有效的基本原则。[3]（一）与手术治疗的结合
其应用目的是通过应用补益中药以改善患者的虚弱状态，增加手术的切除率，适用于患者虚弱症状较为明显，不适宜立即手术的患者。宜根据患者气血阴阳不同的表现，选用补气养血、滋补肝肾等药物，常用十全大补汤、四君子汤、八珍汤、六味地黄丸等。
手术的创伤、脏腑的缺失或缺损均可导致脏腑功能减退，气血津液耗损，出现各种不同的虚证或虚实夹杂表现。临床须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辨证治疗，如术后腹部胀气、大便不通、排气减少，治当健脾行气，代表方如香砂六君子汤，药如党参、白术、茯苓、半夏、陈皮木香、砂仁、甘草等；若脾虚失运，不思饮食，腹胀，大便稀溏，则用健脾益气法，方用四君子汤加减，药如炙黄芪、党参、白术、茯苓、陈皮、甘草等；术后卫表不固，虚汗淋漓，或动则汗出，头昏乏力，可用玉屏风散加减，药如炙黄芪、白术、防风、五味子、浮小麦、炒白芍、炙甘草等；术后气血不足，面色无华，心悸气短，失眠多梦，纳谷不香，常用八珍汤加减，药如党参、白术、茯苓、当归、白芍、熟地、川芎、阿胶、甘草等；如术后阴液亏损，低热或手足心热心烦口渴，大便秘结，常用增液汤加减，药如生地、玄参、麦冬、石斛、知母、全瓜蒌、麻仁等[4]（二）扶正培本法与放射治疗的结合
放射治疗过程中，由于射线属杀伤性物质，对人体的伤害很大，全身反应常见神疲乏力、头痛眩晕、厌食、恶心、呕吐、白细胞计数下降等；局部反应根据照射的部位不同，可以出现不同的表现，常见的反应如皮肤红斑、干裂或潮湿糜烂，毛发脱落，口腔、咽腔及消化道糜烂、溃疡、水肿或出血，放射性肺炎及肺纤维化，放射性直肠炎，放射性脊髓炎、关节僵硬等，这些毒副反应通过中医扶正培本的配合治疗可以得到减轻或消除，有些扶正培本中药还有增加射线敏感性的作用，从而可以增加放疗的效果。由于射线属火热之毒，易耗伤人体阴津，日久又可耗伤元气，故临床尤以热毒阴伤、肝肾阴虚、气阴两虚最为多见。属热毒阴伤者，常用清营汤加减，药用金银花、连翘、竹叶、天花粉、黄连、生地、玄参、麦冬、白花蛇舌草等；肝肾阴虚者，常以知柏地黄汤加减，药如知母、黄柏、生地、山萸肉、炒白芍丹皮、当归、沙参、枸杞子、麦冬等；气阴两虚者，可用生脉饮加减，药如太子参、麦冬、五味子、沙参、石斛、玉竹、黄精、天花粉等。（三）扶正培本法与化学治疗的结合
化疗的毒副反应较为严重，常是影响化疗疗效的最主要原因，运用中医扶正培本法配合治疗可以明显减轻化疗的副作用，增强化疗效果，提高化疗的完成率。常用健脾和胃、调补气血、滋补肝肾等方法。如化疗出现纳差、腹胀、大便稀溏等，属脾虚湿困者，可用参苓白术散加减，药如炙黄芪、党参、白术、茯苓、陈皮、白扁豆、怀山药、木香、砂仁、炒谷麦芽等如白细胞低下，血小板低下或贫血，属于气血不足者，可予以益气养血，补髓升白，可用八珍汤加减，药如炙黄芪、党参、白术、茯苓、当归、炒白芍、熟地、阿胶、补骨脂、鸡血藤等；如属肝肾亏虚，则可以滋补肝肾，方用一贯煎加减，药如生地、熟地、枸杞子、沙参、当归、麦冬女贞子、炙龟甲、鳖甲等。（四）手术、放化疗后的扶正培本治疗
手术及放化疗疗程结束后，患者实际已进入康复期，此时有目的地进行针对性的扶正培本治疗十分重要，一可抑制或杀灭残留的癌细胞；二可修复因手术、放化疗而造成的气血津液损伤，纠正内环境的失调；三可提高机体免疫功能，预防癌症的复发与转移；四可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减轻患者痛苦，最终达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的目的。临床用药常根据病人的体质状况、肿瘤的病期、手术及放化疗的程度、是否有远处转移等情况综合考虑，如属癌症早期，已行根治手术，或已行术后辅助放疗或化疗，癌细胞已基本清除，这时中药调理主要以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为主，以预防肿瘤的复发与转移，常用八珍汤加减，扶助正气，调补气血；如癌症已入中晚期，进行了姑息性切除，并进行了放化疗，或肿瘤虽然已全部切除，但已有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这时治疗上必须扶正与祛邪并重，在八珍汤等补养气血的基础上，加具有抗癌祛邪的药物，如山慈菇、莪术、白花蛇舌草、全蝎、守宫、昆布等，以抑制肿瘤的发展势态。实践证明，通过扶正培本的综合调理，可以减少术后患者的复发和转移，提高中晚期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三、对于恶性肿瘤病机的新认识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痰、毒、瘀、虚是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最常见的病理机制，但上述病因病机的阐释很难体现恶性肿瘤的本质特征，所以基于以上理论指导的临床也难取得满意疗效。于是近代医家结合现代医学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理论。（一）“癌毒”理论[5]
周仲瑛认为，“癌毒”是导致癌症发生发展的关键。癌毒既可直接外客，亦可因脏腑功能失调而内生。癌毒阻滞在先，而后诱生痰浊、瘀血、湿浊、热毒等多种病理因素。日久耗气伤阴，损伤气血。因此治疗肿瘤，应以“抗癌解毒”为基本大法。初、中、晚三期均应贯穿攻邪消癌法的运用。初期配合化痰软坚、逐瘀散结，中期伍用调理脏腑功能之品，晚期正虚邪盛，则以培益为主，兼顾抗癌解毒、化痰软坚、散瘀消肿。抗癌解毒多选用虫类药物，以收搜毒、剔毒、除毒之功。[6]
续海卿的“癌毒”理论则认为：癌症是痰浊湿食气血与寒邪相合，郁积化毒内留所致，正不胜邪，邪盛正虚。因此，治疗癌症要注意局部与整体结合，攻补兼施。把攻补两大治法与癌症过程中的初、中、晚三期有机结合起来，不能急于求成。可遵循“屡攻屡补，以平为期”的治疗原则。[7]
李俊玉也提出自己的“癌毒”学说，认为伏毒长期持久地蓄积体内致正常细胞多次发生基因突变，最终转变为癌细胞，逃脱免疫监视，形成结块。其性顽烈，易耗散气血，易致痰饮、瘀血等有形之邪，并与之互结；其性走窜，易顺经络流注至远处脏腑、上至脑髓、内至骨骼、外至皮肤等形成流毒；其性潜伏属阴邪（免疫原性差，不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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