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成山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的100位日本朋友试读：
序章 期待“春天”的早日到来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我为什么要写这100多位日本人？
坦率地说，主要是基于对当前中日关系的忧虑。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这个共有761个字的条约，明确厘定“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和“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等条款。
对中日关系来说，今年应该是最为敏感同时也是最有建树的机遇年。但是，现实状况并不那么令人乐观。
据两国媒体调查和披露，中日友好关系已经降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冰点。前几年显现的中日两国“政治冷、经济热；政府冷、民间热”不正常局面，又有了新的恶化，不仅政治冷、政府冷，而且民间交往也趋向冷淡，经济热也受到一定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正在走下坡路。
这不能不引起中日两国有识之士的共同关注。
这个中原因究竟是什么？
值得人们去深究！
中国人说，那是你们日本人顽固坚持“皇国史观”和对侵略史“暧昧”的结局。
日本人说，这是中国人多年来搞爱国主义教育的结果。
这种说法对不对？究竟是谁的错？
作为曾经23年担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长，作为一名对日军侵略暴行历史和日本当今现状有着20多年专门研究的学者，作为一个几十次去过日本又在中国接待过几十万日本人的亲历者，我觉得此时“理性”和“冷静”这几个字尤为重要。
我认为，其实很多中国人并不了解日本人，至少是对日本人了解不够全面。
譬如，有这么一种说法，“日本人不好！”这就过于笼统和绝对化。俗话说，“不要一棍子打死天下所有的人！”这话语中就有哲理。对日本人的看法，也应该有此理性：即不要一概排斥所有的日本人。
当然，中国人之所以对日本人产生偏激看法，责任主要在日方。这是因为，战后日本不仅不深刻反省自己曾经加害他国的历史，而且日本政要执意参拜供奉有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再三篡改历史教科书，日本右翼人士不断否定历史的反华活动愈演愈烈，日本还有人图谋染指我国台湾、钓鱼岛等领土，等等。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日本人的言行，永远和他们做斗争，绝不退让半步。
与此同时，我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上述问题，有许多日本人的立场和态度与我们中国人完全一样，甚至立场比我们更坚定，态度比我们更鲜明，他们在日本国内一直与各种形式的反华势力做斗争，付出了许许多多的代价，为东亚和平及其中日友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他们中间，有教师、律师、记者、僧人、艺术家、企业家，也有战争时代的老兵；有普普通通的工人，甚至也有国会议员和职业政治家。
我要介绍给各位读者的，正是这样的一些具有正义感和热衷于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以及他们周围的一批日本人。
他们是当今日本社会中真实存在的对华友好的日本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并且已经辞去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职务，成为一个老者，一个社会闲人。但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和曾经编辑出版过180多本书籍的作者，退休后最想写的书只有两部，一是《我当馆长20年》，一是《我的100位日本朋友》。目的是想以文会友这种更积极的方式，保存我曾经有过的记忆。
我想，每一段记忆，好像都有一个密码。只要时间、地点、人物组合正确，无论尘封多久，那些人那些景那些事都将在遗忘中被重新拾起。
您也许会说：“不是都已经过去了吗？”
其实，过去的只是时间，有些经过就像大树的一圈圈年轮，是清晰存在且难以割舍的。譬如，我与一些日本朋友的经历每每值得回味，值得时常想起，值得写下来与他人分享。
寒冬，是一年四季中最寒冷的季节。
寒流，在广袤无垠的大地和城市水泥森林中穿越，使得路人们不由得加快了前行的脚步。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说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没错，寒冬之后应该就是春天。这话用来比喻当下的中日关系，比较贴切。
2017年12月16日。北京。万豪酒店。
第十三届北京—东京论坛在这里隆重开幕。中日两国政府“重量级”的官员，与500多位来自中日两国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们济济一堂，纷纷登台亮相，为当下和长远的中日关系把脉、研讨和献计献策。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蒋建国在致辞中高度评价该论坛：“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论坛已经走到13个年头，成长为两国间高层级、具有广泛性代表性的智库、媒体和企业交流平台，在推动中日双方加强对话、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积极影响两国舆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发展做出了有益贡献。”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先生，我在参加第十一届北京和东京论坛时就见过他，和他有过一些直接交流。他在论坛中说得言辞恳切：“45年前，日中两国老一辈政治家焐暖了日中关系，他们的愿望就是实现两国友好。从伟人和前辈的身上，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让日中关系走向更加稳定与和平。不久前产生的中共十九大精神对日中两国推进和平友好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们要抱着更加坦诚、理性和认真的态度参加本届论坛，为日中友好贡献智慧。”
北京—东京论坛最早提议、策划和创办者，中方连续十三届参加该论坛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原主任委员、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先生说得更精彩：“作为中日间高层次民间交流和智库交流的重要平台，‘北京—东京论坛’已举办十二届，为中日关系发展注入了正能量。201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45年来，虽然中日关系历尽风雨，但我们相信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文化、媒体、青少年等领域的交流，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纽带。中日两国民间交往的纽带丰富而坚韧，‘以民促官’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特点。多倾听对方的心声，有利于增信释疑。”
日本公益财团法人国际文化会馆理事长、联合国原副秘书长、日方连续十三届东京—北京论坛参加者明石康先生，过去我也曾经在北京的论坛上与他有过交流，还一起吃过饭。他此次就有关中日关系的发言诙谐形象。他说：“通过这样的民间对话与意见交换，能够为政府层面两国关系出现大起大落设置缓冲。它的好处在于，当遇到问题时，可以从两国长期交流的大语境下思考应对办法。俗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但在邻国关系中，却时而出现‘把西施看作东施’的现象。特别在大国之间，这种现象很难避免。”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孔铉佑说：“无论国际形势和周边环境如何变化，中日关系的主流都应该是和平、友好和合作。近些年，中日关系磕磕绊绊，发展历程并不平坦，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近期中日关系积极互动明显增多，改善势头有所增强，两国领导人就改善发展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与此同时，中日关系的敏感因素仍然存在，我们重视日方最近在对华关系上做出的积极表态，希望日方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不断巩固和扩大积极面，推动两国关系早日重回正常发展轨道。”
日本驻华大使横井裕，这位日本的大个子外交官，曾经担任过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总领事，几次去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次都是我出面接待和讲解，并在一起座谈交流过，彼此比较熟悉。他在这次论坛上发言说：“回顾今年，日中关系虽然缓慢但切实地走在迈向改善的上坡路上。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日中关系也需要升级至‘新时代’。期待双方有识之士在本届论坛上，围绕日中两国该如何创造性地参与亚洲和平与发展进行讨论，凝聚智慧，共同追寻答案。”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高质量发展和全面开放的阶段，出现了在创新方面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力度，从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转到强调高质量发展，以及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上升这三个重要变化。这些给中国和日本开展经济合作创造了巨大的空间。中日合作的黄金时代到来了。经贸关系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但它受到了两国间政治、安全和社会等问题的太多干扰。今后，中日如何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构建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过程中携手推动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是两国政治家、工商界精英的时代责任。”
日本JFE控股株式会社特别顾问数土文夫分析中国经济取得显著发展的原因，从中国的经济环境充分尊重多样性开始谈起，提到了孔子说过的“君子和而不同”与“以和为贵”。他认为：“日中两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建立全球化经济秩序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具体的做法可能不一样，可谓殊途同归。因此，日中双方应该包容不同意见的存在，并且让这些观点去辩论，最终找到实现大同的途径。”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中日共建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秩序与维护亚洲和平”，并设置有“双边政治与外交分论坛：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化中的中日战略互信与合作”、“媒体分论坛：改善中日两国舆论环境的必要举措——对舆论结构与媒体变化的思考”、“经贸分论坛：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未来以及中日合作方式”、“安全分论坛：东北亚和平秩序与中日两国应发挥的作用”、“特别分论坛：中日邦交正常化在今天的意义与中日关系的未来”。
我被安排在特别分论坛上发言，事先做了思考和认真准备，还做了PPT，试图从微观的视角谈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意义、价值与发展路径，题目是“民间交流是破解中日对立的良药——来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启示”，举证了中日两国民间团体围绕南京大屠杀历史交流与互动的5个典型案例，剖析了中日两国民间交流互动的效果，谈到了未来加强中日两国民间交流的路径及其打算。
在会场上，有日本学者提出，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我们不能坐而论道，参会的中日两国学者，人人都应该思考和回答应该做些什么。我的回答是出一本书，题目是《我的100位日本朋友》。
我的话一出口，立即得到与会的中日两国多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与好评。在一片赞同声中，我担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23年期间的一个个日本友人的示好形象，一场场中日民间交流的热烈情景，一幕幕中日民间友好的感人画面，如同过山车似的浮现在我的眼前……
激励与鼓劲，记忆与想象，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动力。它们促使我迅速拿起了笔，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
第一章 白西绅一郎及坚持绿色赎罪的日本人
2017年10月8日，一个不幸的消息从东瀛传来，旅日老华侨林伯耀先生在电话里用近乎哭诉的语调告知我，我们尊敬的白西绅一郎先生，昨天在参加大阪华侨团体组织的“中秋明月节”活动后，不幸在大阪下榻的酒店里去世。
听到这一噩耗，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听错了呢？白西先生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呢？太突然了！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在等着他继续去做呢？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白西先生的离去，仿佛不是真的。
我立即打电话给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原副会长孙文学先生。孙会长告诉我，白西先生真的走了。为此，孙会长刚刚还痛哭了一场。
真可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能使中国的男人为一位日本人的逝去而伤心痛哭，这位日本人真的很了不起！
孙文学先生曾经代表南京市人民政府常驻过东京办事处，也多次在东京和南京接待过白西先生。我俩是白西先生铁杆的老朋友。
更为重要的是，孙文学副会长有过与我一起专程去京都参与日本老兵东史郎葬礼的经历。有鉴于此，我开门见山地问孙会长：“我俩还能一起去东京，参加白西绅一郎先生的葬礼吗？”
孙会长是个老“外办”人，在南京有“外长”之称。他直截了当地回答我：“现在我俩都退休了，要办因私赴日本的手续。在时间上，肯定是来不及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李宗远先生，问他能否让我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的身份，办理赴日本手续，参加白西绅一郎先生的葬礼，与他见最后的一面，送别白西先生？
李馆长也十分遗憾地告诉我，按照现在的有关规定，根本不可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因此也无法派人去东京为白西先生送行。
看来，自费赴日本参加白西先生追悼会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了。我便立即写了一份唁电，通过林伯耀先生代为转达给其亲属。
10月22日，是白西绅一郎先生在东京的下葬日。与此同时，在南京，我们也一起聚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举行了一场小型的“日本友人白西绅一郎先生追思会”。江苏省对外友好协会段海红处长，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张斌副会长、孙文学原副会长和孙曼处长，张建军馆长、陈俊峰副馆长、芦鹏翻译等人参加。
追思会由陈俊峰副馆长主持。会上，孙文学先生流着泪读完了他写的一篇回忆白西先生的追悼文，段海红、张斌、孙曼、芦鹏、张建军等相继发言。我也在追思会上回顾了我自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后的23年间，与白西先生先后在东京、广岛、北京、南京等地，大约有50次左右见面交往的一幕幕，心情是极为沉重的。
2018年2月26日，由日中协会主办、纪念日中协会前理事长的“白西绅一郎追思会”在东京Palace Hotel Tokyo隆重举行。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和夫人汪婉参赞、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政治部薛剑公参、日中友好会馆中方代表理事郑祥林、中国驻福冈总领事何振良、中国驻新潟总领事孙大刚等与会。日中协会会长野田毅、副会长大平裕、依田巽等日本政界、民间团体人士，白西家族成员、日中协会会员和旅日华侨华人、中国留学生代表等300余人出席追思会并献花，向为日中友好事业奔忙半个多世纪、奉献了一生的白西理事长表达了哀思。
日中协会会长、众议院议员野田毅代表主办方做追思发言，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致辞，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对其悼念词由该会副秘书长朱丹代读。对一位故人的追思会，能够吸引中日两国这么多高级别人士的参加，足见其生前对中日友好事业贡献之多，其影响力之大。2018年2月26日，在东京举办的“白西绅一郎追思会”现场
我透过各种渠道，得知中日两国媒体有许多关于评价白西绅一郎文章，尤其在网络上、微信上特别多，悲痛的、惋惜的、肯定的、赞美的……可谓连篇累牍。日本侨界有一篇追悼文的开头这样写道：一个日本人走了，所有中日友好人士都舍不得他！把中日友好作为终身事业的白西绅一郎先生逝世，在日华侨华人都沉痛悼念他。
还有一篇文章用一组数字、举一个事例、从一个侧面，来称赞白西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50年间，白西先生已访华600多次，平生只访问一个国家——中国。日本与很多国家互免签证，中日友好也并不排斥他，但他坚持自己的信念，一辈子只访问中国一个国家，只去中国政府的辖区。香港回归，立即去香港，澳门回归，立即去澳门，他期待两岸早日统一，表示只要统一，哪怕是坐轮椅也要去台湾。他愁中国所愁，喜中国所喜。南京地铁一开通就赴南京，青藏铁路一开通就赴西藏，津京高铁开通就亲身体会高铁，他就是这样体会着新中国的成就，走遍了台湾以外的中国各地，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并且越是中日关系紧张，他去中国便更勤，中日关系异常冷却的2006年，他访问中国达14次。
在所有悼念白西先生的文章中，我认为旅居在日本神户的黄国贞先生那篇题为《白西绅一郎：影响时代的架桥人》的文章，写得最棒、最精彩，饱含着深情。该篇文章开头就写得十分鲜活、形象和贴切：一个人，终其一生只做一件事容易，能把这件事融入到骨子里做到极致，且最大限度地挥发出生命能量，摆脱或排除各种障碍，在风尘与迷雾间，去影响一个时代并非易事，也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有人做到了，他就是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他很不一般。这个人，50年如一日地对中国奇特地好，好得死心塌地，是典型的中日友好使者和架桥的人。能主事儿，并以他支配时代的能力去做事儿。从1967到2017年，他频繁地来中国600多次。这个震撼的数字，足以表达他似走亲戚一样地对待中国，为建立一座达至中日两国人民心中的桥，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地用真心去暖人。可以感知，在他身后是一个民族正义的力量在支撑，为了实现“日中永远好下去”的宏愿，他决绝地，任性地，甚至有些不可思议地终其一生只去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国。如果按照他的意愿，两国之间的关系会在“历史清算”后的阳光下，更加持续地改善，加速友好进程。最起码，这一点我相信。可是，白西绅一郎先生走了。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还写出了作者和众人对白西先生匆匆离去的不舍：没想到，在中秋欢乐之际，他谁都没告诉就一个人悄悄地走了。选择这样的日子离去，大概是他与上苍的一个约定。即便无奈，即便还有那么多的事没做完。77年的旅程，已无悔。写到这里，才感觉，白西绅一郎是在用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在向这个世界道别。月圆之夜，似乎意味着什么。不知不觉，走近这位绅士。替他传递心声，他的生命属于中日两国。他是一座桥。影响时代的桥，是不朽的。
我十分认同黄国贞先生把白西先生毕身所做的努力，都归纳成为中日两国之间架设一座友好的桥，并且这是一座不朽的桥。日本一般社团法人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
白西先生是我最为敬重的日本朋友之一。在我数次去日本交流时，几乎每次都受到他的欢迎和热情接待。
脑海里清楚地记得，那还是在1994年8月我第一次去日本时的情景。当时不仅我是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身份首次访日，而且同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也是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后，作为战后第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访问日本。面对当时日本右翼势力出面反对，白西先生却在东京后乐宾馆，也称日中友好会馆，召开了小型的欢迎会，欢迎我们到日本来为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作证。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2009年2月19日，我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访问日本，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家瑞担任团长，我随团从北京飞往东京，参加“中日两国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代表团全体成员，应时任中国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崔天凯的邀请，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加欢迎会。
回到代表团下榻的新大谷饭店时，已经是21点多钟了。料想不到的是，白西先生从日方的资料中得知我参加代表团后，请老华侨林伯耀先生在新大谷饭店等着我，并执意邀请我再到附近的一家小茶社坐坐，叙叙旧。他乡遇知己，真的使我感动不已。2009年2月20日，作者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之一访问日本，在帝国饭店参加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四次会议
那是一座环境十分优雅的茶社，内部装饰十分特别，墙壁、地面甚至桌面的端头，均带有采石时钢钎的原始印痕，许多茶屋则是用锈迹斑斑的废铁皮围合的，有流水和小溪，将自然景观巧妙地移置于屋内，给人一种轻松和释然的感觉。
我们要了一些日式茶点。几杯啤酒下肚后，开始攀谈起来。
白西先生对中日关系总是有一种前瞻性、独特性的深刻见解，每次与他交谈，我总是获益匪浅。
那次，白西先生谈及日本政界的近况以及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访日方的需求等，我边听边记录，竟然记下了10多页纸。2009年2月23日，作者（后排右四）与王家瑞（前排左四）团长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全体成员访问日本自民党总部，与时任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前排右四）等人合影
期间，我们谈到了当天晚上崔天凯大使介绍的石川好先生及漫画展。白西先生说石川好在日本政界和社会均有一定的影响力，希望我能够支持他在南京办好首展。
老朋友白西先生的一番话，更增添了我办好这个有意义画展的决心和信心。
后来，白西先生真的应石川好的邀请，专程来到南京，参加了该展览的开幕式。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地到了23时30分钟，白西先生一看手表，说了声“对不起”，他要赶今晚最后一班地铁了，否则就回不了在千叶市的家了，说完急匆匆地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从心底升腾起一种深深地敬意和歉意。
第二天晚上，我随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到东京饭仓公馆，出席时任日本外务大臣中曾根弘文（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儿子）的招待酒会。在这里，我再次遇到白西绅一郎、野田毅等老朋友。白西先生把我一一介绍给日本国会议员、财务副大臣、前首相竹下登的儿子竹下亘，日本原防务大臣、日本阁僚中的女强人小池百合子等人，并且热情地邀请他们和我合影留念。2009年8月15日，白西绅一郎先生在南京为“我的八月十五日——日本百名漫画家忆停战日”画展题词：“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句。”
2007年，我俩在白西先生的出生地广岛见面时，他亲口告诉过我，他于昭和十五年（1940）六月二十六日出生在广岛，也是广岛原爆受害者，还给我看了广岛原爆受害者证书。他说，广岛原爆受害者到现在为止，也只有1.7万个（至2017年初增加至21486个）牺牲者名字。广岛和平公园内的集体坟墓中，供养了7万多原爆受害者，只有2000多人有名有姓，目前仍然有800多个遗骨无人认领。日本已经宣布有29万多原爆受害者死亡，而直接死亡人数为14万多人（上下误差1万人）。
白西先生还笑着告诉我，他死后，凭着原爆受害者证书，也会被日本政府宣布为原爆受害者死亡人员之一，其名字也会被列入29万多人之中。他的这一说法，是我经常回答那些攻击南京大屠杀名单墙上名单只有10000多人言论的有力工具。我承认，我对日本的了解，其中不少来自白西先生那里的，他对我的学术研究帮助很大，堪称是良师益友。
2012年2月，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公然发表否定南京大屠杀存在的言论，作为日中协会理事长的白西绅一郎，立即发表了抗议书，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态度。其题目是《抗议“河村言论”——历史事实不容否定》：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2月20日接待来访的南京市代表团时，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事件应该是不存在的”，对此我表示强烈的愤慨！日本政府在1998年2月25日通过外务省发言人阐述了政府官方见解，即“无法否认旧日本军队在1937年进入南京城后对非战斗人员进行杀害、掠夺等行为的存在。”（摘2012年2月29日《日本每周通讯》）。这一见解承认了南京大屠杀，日本国民也应当将其作为正确的历史认知观予以接纳。我与同行的有志之士自1986年开始连续26年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植树谢罪，今年3月下旬也已制定了21人前往南京的计划。曾经侵略过南京的许多日军老兵都已承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历史事实，并且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如果河村市长继续一味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话，那就应该去向美国等国家的政府要求修改1952年4月份生效的《旧金山和约》，试问河村市长是否有此勇气？河村市长应当好好地学习历史知识，撤销其发言，向中国人民谢罪！在这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之年中冒出了河村市长这一无视历史事实的言论，我对此表示极大震惊，并强烈抗议！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2012年2月21日
最后一次在东瀛见到白西先生，是2016年12月我应邀访问日本，先后在长崎、熊本、福冈、广岛、冈山、京都、大阪、神户、名古屋、金泽、东京等11城市做巡回报告。其间，在东京，白西先生和田中宏教授、俵义文教授、井上九士教授、日本女性与战争资料馆馆长田上惠子女士等一批日本从事近代史研究的著名专家，专门为我开了一个座谈会。
在会上，特意让我发表一个小时的演讲报告。我先介绍了这些年对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工程、南京大屠杀学术研究以及今后的南京大屠杀微观史研究等情况，白西绅一郎先生、田中宏教授、俵义文教授、井上九士教授、田上惠子馆长等一一做了回应与发言，彼此间进行了坦诚且友好的学术交流。
看到他拱着身、弯着腰为我忙碌，我心中多少有些不舍。他真的是为中日友好事业累弯了腰啊！
那一次我访问日本，还有一项特殊的收获，其中也与白西绅一郎先生的极力促成有关联。
12月4日，我应邀在熊本县教育会馆为100多位日本人做讲演报告。在报告开始之前，林伯耀先生受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的委托，专程从神户赶到福冈来，并邀请了佐贺县立小城市高等学校退休校长、现小城市乡土教土史研究会会长岩松要辅先生来与我见面。
岩松先生现年76岁，昭和十五年（1940）在台湾的台中出生。
1997年去过南京，岩松先生作为日本全国教育委员会访华团一员访问过纪念馆，我出面接待过他。当时，他还是一名高中老师，回到日本后告诉他的学生们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并誓言为日中友好而努力。
几年前，他在佐贺县唐津市的一个书店里，发现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作战命令等文献资料，觉得对于南京大屠杀和南京保卫战历史研究很有价值和意义，就买了下来，并且一直保存着。
岩松先生觉得现在该还给中国了，于是通过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先生，希望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白西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为日中友好事业乐此不疲的人，并且鞠躬尽瘁、兢兢业业，在中日两国间留下了许多佳话。
看看百度词条是怎样来介绍白西绅一郎先生的：白西绅一郎（SHINYICHIROUSHIRANISHI，1940—2017） ，1940年6月26日生于日本广岛市，日本唯一一位把中日友好作为终生职业的人士，是1945年广岛核爆的亲历者。1960年考入京都大学，毕业之后进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工作。1975年，日中友好七团体之一的日中协会正式成立，白西绅一郎出任日中协会干事。此后，先后任日中协会事务局长、理事、常务理事等职务，2000年起任日中协会理事长，为中日友好交流事业做了大量工作。2017年10月8日，白西绅一郎在大阪市去世，享年77岁。
我觉得百度词条对白西先生的介绍，有点儿太原则、太概念化、太一般化了，缺项的内容太多，至少对白西先生用毕生精力从事的中日民间交流只字未提，不能不说有点遗憾。
在我的记忆中，白西先生一直是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拥趸者、支持者、实践者和特别使者。他深知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与心的交流。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自始至终这么去做的。有一件事足以为其佐证，那就是他30多年如一日地坚持组织日本国民来南京进行“绿の赎罪”活动。2015年春，白西绅一郎（右二）在南京参加“绿の赎罪”植树活动
绿色象征生命，绿色是和平的象征。几乎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的同一年，日本日中协会于1985年创设了“南京大屠杀被害者追悼献植实行委员会”，并成立了“追悼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献植基金”，其宗旨是“我们对日本国在过去的战争中，对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痛感责任，表示深刻反省，追悼南京大屠杀及其中国人民的死难者。日中两国人民不再战，发展面向21世纪和永远的友好而开展绿化献植活动”。
日本日中协会是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一个协会，会址设立在东京的日中友好会馆里，有点类似于隶属于外交部的中国外交协会。我多次去过那里，拜会白西绅一郎先生。那是一个只有两间房子的小会所，里面到处堆满了书籍和杂志，没有空闲的地方。白西先生成天就挤在那里办公，一待就是30多年，头上的青丝变成了白发，高大挺拔的身躯变成了弯腰驼背。他是该会唯一的老工作者——从干事、事务局长、理事、常务理事，一直当到理事长，也是32年间连续参加植树悼念活动的唯一主持人、参与者和见证者。
自1986年春天开始，每逢南京的春暖花开时节，日本日中协会都要号召日本国民，组成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献植访中团，下简称“植树访华团”，以此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亡灵，表达忏悔和谢罪。他们称这种活动叫“绿の赎罪”，翻译成汉语，即是“绿的赎罪”或者“绿色赎罪”的意思。
令人敬重和不解的是，从1986年开始，直到2017年的32年中，他们像候鸟一样，年年来中国，岁岁来南京，从未间断过。即使在那年中国闹SAS病毒的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不敢来中国了，他们仍然坚持不断。
这种活动形式深受南京市民的欢迎，也感动过许许多多的南京市民。可以说，日本友人不辞辛劳和坚持数十年为了赎罪而植树，其实也是种植在南京人民心中的绿色之树、友好之树、希望之树。
经他们亲手于1986年5月16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栽植的小松树苗，已经长成粗壮的大树。他们在南京珍珠泉公园内种植的7万多株梅、榉、桃、山茶、女贞等树木，已经枝繁叶茂，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由冈崎嘉平太题写的《绿の赎罪——南京·追悼献植访中团の记录》，已经在日本正式出版了32册。每年一册《绿の赎罪——南京·追悼献植访中团の记录》，记录着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献植访中团的足迹
让我们来看看百度词条是怎样介绍植树访华团的：绿色赎罪，是日本日中协会组织日本国民来南京植树的活动，以此悼念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中国人。日本日中协会称这项活动为“绿の赎罪”。举办时间：这项活动自1986年起每年举办一次，时间在清明节前后。举办结果：截至2009年，已有千名友好人士在南京市珍珠泉种下了6万多棵象征和平的友谊之树。绿の赎罪简介：自1986年以来，每逢春暖花开时节，日本日中协会都要号召日本国民，组成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绿色赎罪”植树访华团，植树活动的倡导人是日中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菊池善隆先生。已有近千名日本各界人士参加了这一活动。他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种植的3棵松树已亭亭玉立，在南京珍珠泉公园内种植的6万余株梅、榉、桃、山茶、女贞等树木，已枝繁叶茂，成为中日友好的象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因为纪念馆的空间有限，绝大部分树栽在浦口的珍珠泉公园内。“树种很多，有梅花、雪松、柏树……种的梅花树就有几万株。”朱成山说，“最初几年每次都植数千棵树，树种都是他们从日本运过来，当时在上海进关，需要检疫消毒，交通也不便利。租个卡车一颠就要七八个小时，后来他们就在中国找树源了。”
最早发起植树访华团这项活动的是时任日中经济协会常任顾问冈崎嘉平太，日本东方科学技术协会副会长菊池善隆，他们当时都是80岁以上高龄的老人。
作为名誉团长的冈崎嘉平太，则是日本企业界享有盛名的人物，曾担任过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是周恩来总理的老朋友，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也是植树悼念活动的发起人之一。
2016年12月7日，我在冈山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景山贡明会长的陪同下，有幸参观了冈崎嘉平太纪念馆。虽然这座纪念馆面积不大，但在日本，能够为一个人单独建立一座纪念馆，足见这个人物生前的影响力有多大。我在该馆里细致观望，摘抄下一些介绍冈崎嘉平太生前的一些事迹，更增添了对这位日本友人的敬重。冈崎嘉平太（1897—1989）出生于日本冈山县。1922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后担任银行职员。1939年出任日伪上海“华兴商业银行”理事。1942年11月回国出任大东亚省参事官。翌年5月，转任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馆参赞。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留在上海负责处理战败事务，与当地负责接受日军投降的汤恩伯将军斡旋，帮助在华日本人遣返。1946年5月，冈崎回国后辞去外交官职务，投身实业界。1949年出任池贝铁工总经理。1951年就任丸善石油公司总经理。1954年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常务委员。1961年担任全日空总经理。1964年担任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会长。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后，出任日中经济协会顾问。冈崎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与中国留学生接触，学习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加上战时在华活动的经历，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和亲近感。他亲眼看到了战争期间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见证了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以德报怨、善待日本军民并顺利遣返日本人回国的过程，从而产生了深刻的自责心理和反省意识。战后，他弃政从商，积极主张发展日中贸易，以改善日中关系。他提出了“LT贸易”的原型，即“冈崎构想”，其主要内容就是从农业部门的日中经济合作开始，逐渐扩展到一般性的经济合作关系，逐渐打破日中关系的僵局。1962年10月26日，冈崎嘉平太以日方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随高崎达之助访华，这是他战后首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在与日方代表团会谈中指出：“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了我国。特别是东北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长期侵占了我国大片土地，给我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认为是这是深仇大恨。但是，这充满仇恨的80年与中日友好的两千年的历史相比，还是短暂的。我们正在努力忘掉这种积怨。今后要加强同日本的友好，要共同努力来提高亚洲的文化、经济水平。”周总理的这一发言令冈崎十分感动，因为他在青年时代就是一位“亚洲主义者”，希望亚洲各国紧密团结，不进行争斗和战争，共创现代文明。冈崎通过与中国的接触，更加坚定了为恢复日中邦交和加强日中友好的决心。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冈崎明确要求当时的日本佐藤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对于横亘在日中两国之间的台湾问题，他认为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批评佐藤政府的台湾政策。在对中国及日中关系发展前途的认识上，冈崎先生也颇具远见。他曾经大胆地预测：“50年后，中国也许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因为“中国有很大的潜力”，“从历史上看，中国人曾独自创造了高度的文化……而日本虽拥有消化文化的能力，但没有创造文化的经验。”“在21世纪的前半期，日本与中国应该携手，为整个亚洲的文化与民主的发展做出贡献。”
多么了不起的前辈！多么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经济家！多么了不起的日本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亲自发起和倡导的“南京大屠杀被害者追悼献植实行委员会”，其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对历史的反省和发展日中友好事业。
1986年晚秋，当冈崎嘉平太从菊池先生处得知访华植树团成员们的报告文集第1集已出版时，他很高兴地说：“大家代表日本全体国民作忏悔的真心，必定会与此次代表日本国民栽植的，将在今后几十年、数百年持续繁茂的树木一起，得到几百亿，乃至几千亿中国人民子孙后代的谅解。我开始静静地期待：每次听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话题，或每次不由地想起时都会深感痛苦的我，也会在将来的某一天得到中国人民的原谅吧。”
另一位发起者、植树访华团首位团长菊池善隆，曾于1986年5月16日，率领日本植树访华团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第一次“绿の赎罪”活动，并种下3株千头松。他说：“绿色是生命之源，和平之力。一定要把一年一度来南京植树谢罪活动坚持下去，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即使他们不在世了，也要让后人永远坚持下去。”此后至1990年连续5年，他都来南京举行“绿の赎罪”活动。1986年5月16日，日本首位植树访华团团长菊池善隆（右一）、副团长林佑一（左二）、著名影星中野良子（左一）等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敬献花圈
的确，当92岁高龄的冈崎嘉平太于1989年9月22日去世，85岁的菊池善隆也于1990年3月30日至4月7日率领第5次植树访华团来南京、淮安、北京访问回国后不久，于5月30日病故。1992年春、1993年春、1994年春……他们的夫人、子女手捧着老人的遗像来南京参加植树活动，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我，当时非常感动于他们的执着和深情，同时从内心油然升腾起一种敬意。
在我担任馆长期间，接待过几任植树访华团的团长。从菊池善隆手里接过植树访华团团长接力棒的，是日本原驻华公使林佑一先生。他原来是植树访华团的副团长，该团第一次来南京的名单上就有他的名字。1990年菊池团长逝世后，从1991年春天开始，他继任团长，率领第6次植树访华团，至1995年率领第10次植树访华团，曾经连续5次来南京举行“绿の赎罪”活动。
这位1916年出生的日本人，时任日本日中协会常务理事，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国首任驻华公使。
在我的记忆中，林佑一团长率领的植树访华团，每年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活动时，都是我出面接待的。
例如，第8次植树访华团的28名日本团员，于1993年3月28日来访，我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接待了他们，陪同他们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敬献花圈和志哀，在馆内为1986年栽种的松树修枝、松土和浇水，并进行了座谈。1993年3月29日的《南京日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孙云龙发的一则消息：日本朋友来宁举行植树悼念活动本报讯 春风又绿江南岸。前天下午，由日本日中协会常务理事林佑一先生率领的日本第8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一行28人，冒着濛濛细雨在浦口珍珠泉公园又栽下了来自日本的1000多株梅花和桃花。日本国首任驻华公使、日中协会常务理事林佑一率领日本第8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在南京浦口珍珠泉公园植树，作者与其在植树纪念碑前握手致意每逢春暖花开时节，日本朋友来南京举行植树悼念活动，今年已进入了第8个年头。8年来，先后有300多位日本各界人士参加，向我市赠送并栽种了2万多株各种果树苗，如今都已经在珍珠泉公园里亭亭玉立、枝繁叶茂。前天上午，当日本朋友拜会市政府时，市政府领导代表我市人民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应日本朋友之邀题了词：“友谊之树常青”。昨天上午，林佑一团长一行日本朋友还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悼念活动。
记得，当时林佑一团长曾给我看过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1973年3月12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席上，他站在周恩来总理身边的合影。他一直携带在身边，并引以为自豪。
操着一口流利汉语的资深外交官林佑一先生亲口告诉我，1972年9月29日，日中两国签署了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后，在北京设立的日本大使馆于次年的1973年1月11日开馆。
第2天晚上，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专门在人民大会堂设宴宴请作为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身份的林佑一，留给他在人生经历中最辉煌和最难以忘记的印象。
他说，周恩来是世界的伟人，中国德高望重的大政治家，也是他最敬重的长辈。当时他站在周恩来总理的身边，一度感到紧张，而周恩来总理的微笑和一句日本语“空巴哇”（晚上好） ，一下子使他消除了紧张感。
此后，他在履行大使职责期间，与中国各界打交道中，尽可能都用汉语交流，消除了与中国人之间的语言隔阂。
1994年3月，林佑一先生率领的第9次植树访华团，再一次来到南京时，应林佑一团长的邀请，我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的身份，于3月31日写了4句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两国，永远友好”，被印在此后每年在日本出版的《绿の赎罪》一书中。
从1996年起，植树访华团团长由冈崎彬接任。他是发起成立“南京大屠杀被害者追悼献植实行委员会”的冈崎嘉平太长子，也是该团的第3任团长。1996年3月24日，冈崎彬率领第11次追悼南京大屠杀被害者献植访华团，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举办悼念仪式
冈崎彬接任团长数年间，每年必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来举行悼念活动，每次都是由我出面接待的，彼此间比较熟悉。
冈崎彬团长曾经对我说：“每次来南京参加植树悼念活动，心情都非常沉重。当年侵华日军在南京有十几个大屠杀场，杀了几十万人，我们每次来都怀着谢罪的心情，向南京人民表示忏悔和歉意。”
第17次植树访华团到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冈崎彬团长还邀请我于2002年4月1日为该团写下了“致力‘绿的赎罪’，播撒友好种子，塑造绿色长城，共创世界和平”，并取代我于1994年3月31日写的4句话，出现在此后每年在日本出版的《绿の赎罪》一书中。
白西绅一郎先生接手植树访华团团长是顺理成章的事。他接任第4任团长，也是担任团长时间最长，来南京植树悼念活动次数最多的植树访华团领导。
2001年4月6日，《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了一篇由我撰写并署名的文章，题目是《绿色赎罪》，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我这样写道：日中协会理事长、植树团团长白西绅一郎先生在谈及日本文部省批准使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时说：“对南京大屠杀史实进行否定是不能容忍的。目前在日本国内，围绕教科书问题已形成了激烈论战，有的人自发地到学校宣传，要求不要使用这样的教科书。”在展望日中友好关系的未来时，白西先生深情地说：“‘绿色赎罪’活动已经坚持了16年，人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们希望这种活动继续坚持下去。植树访华团成员都是民间人士，他们凭着真诚和良心，希望达到‘以民促官’的目的。相信总有一天，日本的首相会来到南京，真诚地向中国人民谢罪。同时，更希望广大日本青少年来南京了解历史，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为建立真正的日中友好夯实坚实的基础。”
作为南京地方主流媒体的《南京日报》，对白西绅一郎为团长的日本植树访华团来南京举办的活动，几乎每年都有报道。这里摘取几篇报道：
2001年4月5日的《南京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短讯，题目是《日友人植树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全文如下：本报讯（记者 许震宁）2日和3日，日本第16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前往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珍珠泉公园，举行悼念活动并植树。以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为团长的代表团由11人组成。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代表团全体成员在遇难同胞纪念碑前默哀并敬献了花圈。代表团成员野田契子还向纪念馆捐赠了其父——当年的侵华日军成员作战用过的一件马甲。在珍珠泉公园，代表团成员植下了260棵“金刚栎”。16年来，在珍珠泉公园植下的象征中日友好的树木已有3万余株。
2005年3月31日，《南京日报》刊登了一条由该报社记者肖珊发出的消息有这样一段话：植树团团长白西绅一郎已是第20次来到南京植树。他希望用植树这种方式表达他们的忏悔和歉意。他说：“我希望日本不要忘记他们曾给南京人民带来的伤害。历史文化名城，绿色南京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南京，是我经常听到的几个形容南京的词语，我希望南京也能成为和平之城。”
白西绅一郎关于南京建立国际和平城市的建议，在12年后的2017年得到积极回应和落实。2017年9月4日，经国际和平城市协会批准并发布公告，南京成为全球第169座“国际和平城市”。
2012年4月1日的《南京日报》上，继续刊载了一条反映白西绅一郎率领的日本植树访华团的消息：日本友人来宁植树 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本报讯（记者 吕宁丰）3月30日，由日本日中协会理事长白西绅一郎率领的日本第27次悼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植树访华团一行来到江东门纪念馆植树，并在祭奠广场举行悼念仪式，敬献了花圈，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1999年3月28日，日本追悼南京大屠杀被害者第14次献植访中团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举办悼念仪式据了解，自1986年以来，日中协会每年组织各界人士来南京植树，今年已是第27次。植树访华团成员来自日本各界，既有80多岁的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也有20多岁的青年学生以及老师、公务员等。团长白西绅一郎今年73岁，从46岁开始组织该项活动，27年从未间断过。他说：“我们希望通过植树活动，向南京人民表达日本人民对侵华战争的深刻反省与忏悔，目前已有1000多名友好人士，在珍珠泉公园种下了5万多棵象征着和平的友谊树。”团员铃木隆子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她说自己第一次来南京，这座城市很美丽，人民很友好，回去后会把访问情况告诉更多的亲朋好友。昨天，植树代表团还到珍珠泉公园进行植树活动。
当然，白西绅一郎先生除了每年来南京植树之外，还有什么爱好的话，就是喜欢唱歌和泡澡。为此，我和江苏省对外交流协会副会长徐龙、南京市对外交流协会副会长孙文学，在每年他来南京的时候，尽可能地在晚上安排他去唱歌或者去泡澡。
记得在南京双门楼中日友好会馆、古南都饭店、新街口建华大厦等处都唱过卡拉OK，白西先生保留的歌曲，也是他最喜爱的歌曲，也是他每年必唱的歌曲，就是用中文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和《金瓶似的小山》，每次都唱得如痴如醉，引得我们一起跟着唱、跟着醉。
至于泡澡，可能大部分日本人都有这个习惯，白西先生叫做“赤诚相见”。泡完澡后再泡上一壶茶，然后畅谈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每次都会谈到凌晨，大家都还兴致勃勃。我从中获得第一手来自日本高层的信息，对于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和把握好历史研究的大格局大有裨益，现在想想还是非常感激。
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南京市对外友协的“二孙”，他们都有娴熟流利的日语翻译能力，并且深得日本友人的信任与喜爱。老孙是孙文学，如果说日方植树访华团中唯一坚持32年活动每次参加者是白西绅一郎的话，那么中方唯一自始至终都参加接待的就是孙文学。即使在他退休后，每次植树访华团来南京时，都会情不自禁地邀请他参加与其会面交流。小孙是孙曼处长，少年时是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演员。她自从到南京市外办工作后，几乎是每次接待植树访华团，都会全程热情地参加接待，承担了与日方联系和具体安排等大量工作，赢得了日本友人的好感。
接替白西绅一郎担任第5任植树访华团团长的是菊池健介先生。他是首任植树访华团团长菊池善隆的小儿子。子承父业，继承父亲的遗志，率领植树访华团继续来南京举行植树悼念活动。他说：“我继承父亲菊池善隆面向未来的植树赎罪活动的事业，担任第5任植树访华团团长，誓言为了日中两国永久的和平与友好事业而终身努力。我们来南京献植访问的目的，就是痛感对过去日本军国主义军队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负有责任，表示深深的反省与谢罪。通过献植绿化这项活动，加深两国人民的友好是我们访问的主旨。”
对于菊池健介先生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他没有担任团长之前，曾经多次参加植树访华团来南京，加上是菊池善隆先生的儿子，白西绅一郎先生每次都忘不了给我作介绍。
2014年4月2日的《南京日报》上，发表了由该报记者肖珊撰写的一条消息，题目很长，却是引用了菊池团长的一句话：《日本友人来宁“绿の赎罪”——“以自己的行动告知大家，不能忘却这段历史”》，这里摘抄其中的一段：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公园内，植树访华团为29年前种栽下的3棵千头松，如今已经枝繁叶茂，团员们对树枝进行了修剪。“这几棵千头松是我们从日本带来的，当年还是小树苗，现在都长高了。”植树访华团团长菊池健介告诉记者，他的父亲菊池善隆是这项活动的倡议发起人之一。“……今后我们要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植树访华团，将这项活动世世代代持续下去，为当年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赎罪。以自己的行动告知大家，不能忘却这段历史。”
是呀，来自日本的植树访华团团长换了5任，团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这项活动始终没有停歇，没有中止，没有彷徨。他们像一群从东瀛飞来的大燕，年年往返，年年露面，年年准时而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的呢？他们一共有多少人参与其中的呢？除每年必到南京外，他们还去过中国什么地方的呢？我依据他们编写的每年一册的《绿の赎罪——南京·追悼献植访中团の记录》一书资料，作统计表如下：日本南京大屠杀被害者追悼献植访华团情况一览表
从上述的统计数字来分析，日本植树访华团除了第1次是在5月外，其他的都是选择在3月底4月初来南京植树与赎罪。他们前两次是坐“鉴真号”轮船从海上而来，主要是方便从日本携带树苗。后来每年都是从中国购买树苗，就改为乘坐飞机访华。访华团最多的一次人数为77人，最少的年份仅13人，但可贵之处在于从未间断过。他们访问中国的城市大大小小共有24座，其中除了南京之外，最多的城市就是上海，共有25次，此外18次去了北京，4次去了苏州。去上海多的原因主要是距离南京较近，来回日本较方便外，还多次去了上海淞沪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同样，他们每次去北京，也必去位于卢沟桥畔宛平城内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凭吊为中国抗战牺牲的烈士。
在接待日本植树访华团中，与我见面次数在20次以上的不少于20人，10次以上有30多人。其中，我认识了一些当年曾经参加侵华战争甚至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绿の赎罪”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非常恰当和直截了当的，也确实代表了他们的一种反省历史的态度。
西村昭次曾多次担任过植树访华团的副团长，因此我对他也特别熟悉，知道他曾经是一个侵华日军的老兵，也是一位有着黑脸庞的日本老人。他主张学习和了解历史，就是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他曾经对我说过：1927年我出生时，正值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日本人民的生活相当贫困。于是政府便把人民对他们的不满情绪转变为对中国、对朝鲜等国的仇恨，最终导致了侵略别国的战争。现在的日本社会和当时的情景很相似，特别强调“国威”、“民族情绪”，照这样发展下去，日本是否会发生类似当年侵略别国的错误，我们非常担心。2007年是我连续16次来南京植树活动。我感觉在这16年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但我们身边还有不少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还停留在过去。我真想把他们拉到中国来，让他们好好看一看中国的新变化，因为百闻不如一见。今后，只要我的身体好，能够走得动，我一定还要来中国、来南京。
在植树访华团里，同西村昭次一样曾经作为日本老兵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还有长谷川太郎。他于1943年参加侵华日军独立第九混成旅，深为这场罪恶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幸而忏悔，并长期以来为日中友好事业而出力。
长谷川自1989年参加第4次植树访华团开始，连续7次参加绿の赎罪活动，并多次写文章谴责日本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行径。他于1996年病故，临终前留下遗言，要把他的部分骨灰带到南京，培植日中友好之树。
1997年3月31日，参加第12次植树访华团团员大泽爱子，是长谷川的女儿。她在南京浦口珍珠泉公园内，手捧父亲的骨灰，缓缓地撒进一棵树坑里，并和其丈夫大泽明文一起共植了一棵品名为“南京红”的梅花树苗。
在植树现场，大泽爱子女士深情地说：“今天我在南京完成了父亲老人家的遗嘱，他可以安息了。”大泽明文也接过她的话说：“让我们铭记前辈的遗愿，正视过去那段历史，共同推进日中友好事业迈向21世纪。”
当年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原侵华日军某炮兵小队长丸山政十，曾经多次参加植树访华团活动。这位身体瘦得有点干瘪的日本老头，也担任过该植树访华团副团长。他于2000年3月随第15次植树访华团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绿の赎罪》时，我对他进行过单独采访。
丸山政十对我说：我于大正五年（1916）五月二十六日出生在日本静冈县志太郡石津（现烧津市）。昭和十二年（1937）一月十日应征入伍至第3师团29旅团静冈步兵34联队炮兵中队步兵二等兵，师团长为藤田进中将，联队长为田上八郎大佐。8月15日上午10时40分接到动员令，昭和八、九、十年兵统统要召集上战场。10天后的8月下旬，乘坐军用列车离开家乡静冈，8月16日从日本宇品港乘坐输送船踏上去中国的征途。渡过东海和扬子江，9月5日早晨从黄浦江河口靠近吴淞镇的地方，用上陆的舟艇登陆靠岸。第3师团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吴淞镇、杨家巷、刘家行、蕴藻浜、大场镇、苏州河，从9月13日至10月1日，期间多次被中国军队突击，第3师团合计战死1140名官兵。
上海战后，日本军开始了对中国首都南京的进击。丸山政十所在的静冈步兵34联队作为战斗系列第二线的预备兵杀向南京。沿途经过苏州的太仓、无锡、镇江的句容等地。
对南京城总攻击12月8日开始，于13日突入城内。静冈步兵34联队在距南京城南6公里的成村待命，目击南京城攻略战。他们于城陷后的14日和15日进入南京城内“扫荡”。丸山政十在南京城北下关附近亲眼看到大量被屠杀的中国人的尸体，这就是战后被称为南京大屠杀。
12月17日，丸山政十在南京城内的中山门列队，欢迎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举行的“南京入城式”。
12月20日至1938年5月，第3师团担任从南京以东的镇江、丹阳、金坛、常州、无锡等地京沪线（南京—上海铁路线）的守备任务，静冈步兵34联队被分配在无锡一带守卫。
1938年5月，到徐州参加作战。后来丸山政十参加日本宪兵并且担任曹长，在芜湖、宁国、上海南市等地，拷打和镇压过一些中国的抗日分子，战后因此被关押在上海战犯刑务所受审，后被免除刑事处分。
听完丸山政十的反省证词，他虽然没有参加南京攻城战斗，但参加了南京大屠杀，所谓的“扫荡”，其实就是大屠杀。后来他还参加了侵占徐州的战役，当过日本的宪兵，经历了全面侵华战争8年的全过程，对中国人民犯下过一定的罪行。他在晚年参加植树访华团，进行反省与谢罪，其实也是对他内心的一种救赎和补过。
对参加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原日军官兵，晚年在其内心深处的确是有愧和有障碍的。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他们临终前才说出真相，或者通过其子女来表达愧意的不在少数，日本老兵大泽雄吉和野田达雄就是其中的两个代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