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叛逆：你闻所未闻的“日本特色”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烨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亚洲的叛逆：你闻所未闻的“日本特色”史试读：

反思的勇气

2015年的樱花盛开时节，我去了一趟奈良。

奈良是日本古都中的古都，先有奈良后有京都，且奈良当年的城市布局设计，完全照搬唐朝时的长安，因此，要寻觅中国的大唐文化，奈良是一个最鲜活的芳草地，当年称为“平安京”。

日本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去中国，是从奈良出发的。官船最大的也才20几米长，况且使用风帆动力，即使方向正确的话，横渡苍茫东海也需要半个多月。据悉，在去中国的途中，由于气候恶劣及供给不足，人员死亡率为35％，活着到达的不足七成，在他们回日本时，同样又有三成多死在半路上，因此真正能够顺利抵达中国并完成学业返回日本的人，可谓是凤毛麟角，且属天助幸运儿。

日本当年为何要拼命向中国学习？因为当时的日本与中国，就如当今的非洲与美国，相差了好几个世纪。冒死去过中国的僧人回来告诉天皇，隋唐是如何的繁荣与昌盛。那些诱人的描述，促使日本天皇从隋朝开始，就不断地派遣使者和留学生去中国朝圣与学习，并因此获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文化，在东洋岛国，克隆了一个“小唐”。

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人这种学习的精神，这种精神最后变成了大和民族的一种遗传基因。在明治时期，在二战之后，它向欧洲学习、向美国学习，凡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东西，不管属于朋友，还是属于敌人，它都努力而又谦虚地去学习、去模仿，并最终进行自我创造，形成了日本独特的融合文化与国家气质。如果说，日本是一个可怕的国家的话，那么最可怕的并不是它的侵略历史，而就是这种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

在奈良期间，我拜访了唐招提寺。这座古寺是中国大和尚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后，以几乎失明的眼睛，亲手绘制设计的建筑，那时是公元759年，唐乾元二年，距今已近1300年。80多岁的石田智圆是唐招提寺第87代长老，他抚摸着寺院主殿——金堂的大柱子问我：“你看看这一根柱子有什么不一样？”我抬头看，发现这根柱子是分三段拼接修补在一起的。石田长老告诉我，最上面的一段是鉴真大师当年建造这座金堂时留下的原物，后来柱子的下段被虫蛀了，锯掉一部分后补了一段，那已是500年前了，最下面的一段是最新的。抚摸着这根柱子，我知道了什么叫“传承”。在中国，恐怕已经找不到一栋完整的唐朝建筑了，但在奈良，我有幸看到了鉴真大师当年亲手建造的唐朝的原物。中国大地上许多失传的建筑与文化，过去千年后，我们依然可以在日本这一岛国中寻觅到，这一份感慨，可以说五味杂陈。

徐烨先生写了一本书，叫《亚洲的叛逆》，介绍日本向海外学习的历史，其中大量的篇幅，讲述了日本当年如何学习中国。正是因为日本人这种近乎偏执的学习精神，促使日本在国家发展道路上不断探索，最终促成了“明治维新”，率先在亚洲这片以中国的大一统模式下专制几千年的遥远东方实现了工业化，进而推行资本主义，从这一点来讲，日本的确是亚洲的“叛逆”。一位年轻的学者能够用平实的语言写出如此深刻的异国历史，很是用心，并充分彰显了他的才华。

中国目前也正处于第二次大改革和大开放的时代，日本向海外谦虚学习的那一种精神，与“取其精华”的淘汰式创新模式，很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我们需要强调中华文化如何传播到日本，并因此奠定了日本国粹文化的基础，但是，我们如今也需要从日本找回我们已经丢失的精神。从这一个层面上来说，《亚洲的叛逆》这本书带给我们不少思考的元素，并因此催生我们反思自己的勇气。日本新闻网总裁《中国经济新闻》编集长　徐静波新浪、凤凰网“十大博客”博主2015年5月于东京

写在开头的话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是亚洲最早完成近代化转型的国家（简单说，近代化就是实行资本主义），独树一帜，实际上，日本一直就是这个大洲的“另类”。从遥远的神话时代起，日本就有着自己的“特色”，与中国、朝鲜等其他黄种人国家迥然不同，特别在思维方式上，这直接造成了它后来走“独木桥”的历史命运。中国曾经对古代的日本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使得一些华夏文化的痕迹留在了日本，但是两国不同的地方实在太多。本书将介绍古代日本在历史发展中的“特色”，会讲到很多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的故事。希望各位读者在看完本书后能明白：日本之所以发生“明治维新”，靠的不是什么运气，而是它的那些“历史特色”。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亚洲国家，是一个不按我们的规矩来生存的“叛逆”。

当然，如果你非要坚持古代的日本和中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那就不必看本书了。不光在现实生活中，互联网上也充斥着这类纯粹的胡扯。很多中国人觉得明治维新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找了各种“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种“狗屎运”落不到其他亚洲国家的头上。作为一个历史学毕业的小小硕士，我对这种情况感到有些别扭，想写几篇文章说说看法，但又觉得自己水平有限，所以没有行动。有一天，我在新浪微博上和几个朋友说了这个想法，没料到他们竟然很支持，催着我赶紧动笔。于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写了三四篇文章，大约有2万字，详细论述了日本皇室和幕府的来历，还有古代日本与西方世界的相似之处。经过大家的转发，反响挺不错。不少读者对那些历史细节表示惊奇，因为从来没有人告诉过他们。很多人建议从头说起，把明治维新的“起源”讲清楚。当时还在兴头上的我答应了。从2013年7月开始，一连写了十章，在新浪微博上公开连载。不过，这真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虽然从高中时代起，我就对日本历史感兴趣，但还是需要参考不少学术著作和资料，而且要对稿子进行反复修改，尽量严谨又好懂。然而，面临毕业的我真有些扛不住如此繁重的工作了，甚至打算放弃。但微博上的一些读者算得上真正的读者，提出可以付费阅读后面的章节来支持我继续写下去。就这样，在他们的支持下，这本书终于完成了，共有二十九章和一个后记。从神话时代讲起，一直到1890年日本第一个议会的开幕。

这不是一部面面俱到的日本通史，而是围绕一个问题来讲故事，那就是：为什么日本可以顺利地完成近代化？当然，这也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也许很多“史学牛人”和“日本通”会对本书不屑一顾，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不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各位读者可以把这本书当作是一部历史随笔集，甚至是一部娱乐文学。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尽力写得通俗易懂又有事实根据，大概参考了20本关于日本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著作。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应该没有兴趣了解那些过于专业的论著，这里就不具体介绍参考书目了。不过，有一本学术著作比较有趣，我还是想提一下：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A Study in the Interaction of European and Asiatic Cultures。作者G.B.Sansom是西方史学圈的高人，这本书讲的是在中国的明清时代，西方文化是如何影响日本的，其中有不少让人吃惊的历史。很可惜，这本书目前还没有中文版，希望早日有达人去翻译。2015年5月第一章天神她孙子下凡了

开头要从一起“乱伦”事件说起。很久很久以前，一对不是人的兄妹相爱了，并和十几个天神住在一个叫“高天原”的天上世界里。这对神夫妻“变”出了四面环海的日本列岛和岛上的山川草木（神话的原文说，这一切是他们上床的结果。听起来很不科学）。之后，他们又开始生小天神（这就科学点了）。那时完全没有计划生育的观念，所以“高天原”的天神数量增加到了八百来万个，弄得现在日本的神灵多如牛毛。在这些小天神中，一个叫“天照大神”（太阳神）的妹子非常有手段，后来成了天界的老大。她的一个弟弟不服气，和老姐叫板，结果被贬下凡间。此时，日本列岛上已经有了很多人类（神话没交代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天照天神的老弟降落到出云这个地方（现在的岛根县境内），杀了一条八头八尾的蛇妖，并在蛇身上找到了一把宝剑（《名侦探柯南》第419～420集的片名就是《八岐大蛇的剑》）。之后，他建立了一个国家，统治的地盘和百姓越来越多。

没过多久，天照大神派自己的亲孙子带“神旨”下界来（比圣旨要厉害得多，上面写着“天壤无穷”四个大字，表示其子子孙孙要永远统治日本），把这个新国家接管了（神话里没说那个神仙弟弟的最后结局，也许很不美妙）。成为新国王的“天孙”后来娶了寿命不可能很长的“花木之神”来当老婆，所以他们俩的子孙会变老，也会死，退化为半人半神的半仙之身。在这些后代中，出现了一个猛人。他建立了一个叫“大和”的小国（奈良县境内），并被后来的日本人奉为“神武天皇”。这是日本皇室家谱上的第一个天皇。后来，大和国征服了全日本，天神她孙子的神明血统也一代代地传了下去。古代日本绘画中为人间带来光明的天照大神（中间的那位）。

以上是一个影响非常大的神话故事。公元5世纪（中国的南北朝时代）的大和国已经靠武力和收买手段征服了日本的大部分国土，此时，这个神话开始在各地到处流传。到8世纪初（大唐的时代），贵族们将该神话写进了日本的第一批史书，让它变成了“真理”。从此，这个岛国的远古神话就有了统一的固定版本。日本朝廷费了吃奶的劲，花了数百年的时间，终于让广大小民们相信：天皇的祖先是创造出日本的天神；他本人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或者叫嫡系子孙），是有神性的；日本的八百万神仙都是天皇的亲戚。21世纪的人当然可以说这是胡扯，但1950年之前的绝大多数日本人都相信这一说法（二战后，在美国人的帮助下，日本天皇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打破了这种“迷信”）。这种对天神和天皇的崇拜后来发展成了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也就是今天在日本和佛教并列的神道教（在《犬夜叉》里，女主角戈薇的家就是神道教的庙——神社。她爷爷就是跳大神的）。因此，日本天皇不但是大天神留在地上的后代，还是神道教的大神仙。这身份够牛气吧！在古代日本人的心目中，有资格统治这个国家的要么是天皇本人，要么就是天皇的“代理人”。这一点在今后的故事里非常关键。当然，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天皇没有变成人人必须服从的专制帝王；后来的幕府将军也不用冒险去推翻朝廷，而是做了更稳妥的天皇“代理人”。

日本朝廷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宣传”活动？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要“说法”。在古代世界，人类还没有发明近代的民主制度，国家政权主要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统治者凭借手里的枪多、兄弟多，谁不听话就灭了谁。后来，人类逐渐摆脱了原始的野蛮，变得文明起来，统治者意识到不能仅靠武力维持统治，还需要从精神上“安定民心”，这就需要为政权的出现去找一个好听的、能忽悠大部分人的“说法”，来证明这是合情合理的，正所谓“君权神授”。日本当然也不例外。

中国的帝王们没有日本天皇那样“高级”的家庭出身。在汉朝以前的古书中，我们的神话故事非常杂乱，其内容简直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加云山雾罩，比神话还像神话。关于远古历史的文字记载有多个版本，差别很大，连一条大家普遍认可的线索也没有。到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这位史官掌管着国家档案和各种绝密文件），黄帝之前的事情已经无法搞清楚了，所以中国人的正史就只好从黄帝写起了。“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抟土造人”都是汉朝以后才编出来的民间传说，古代中国的朝廷和广大小民们只把它们当作故事来听。盘古和女娲这两位大神的后代如何了，当然也说不清楚（现在有些“学者”继续编故事，说黄帝是盘古和女娲的后代）。司马迁没法讲清楚中国最初的来历，只能从最早统治中国的“帝王”说起。他说黄帝是“少典之子”，那少典是干吗的？还是说不清楚（是不是一个人都不敢肯定，也许是个国号，应该不是神）。光是为了这个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者就争论了上千年。按司马迁的说法，五帝（一般的说法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另外还有五六种版本）和夏商周三代的帝王都是黄帝的家族成员。

黄帝和天皇不一样，没宣称自己手里有“神旨”，而是靠杀人来“君临天下”的。他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打败了炎帝的部落，砍下了蚩尤的脑袋，最后当上了各路诸侯的最高领袖。谁要是不服，他就立刻攻打谁（司马迁的原话是：“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黄帝这样雄才大略的君王是不需要哪个天神来任命的。司马迁告诉我们：中国历史的开端就是货真价实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过了100多年，到尧舜的时代，中国的帝王们觉得自己毕竟已经是文明人了，于是也开始用鬼神来吓唬小民们，借以立威，还发明了“禅让”，给以前的强盗逻辑套上了第一个裤衩。尧主动将中华大地的第一把交椅让给了他的女婿舜（有人把这种裙带关系叫中国最早的“民主”。一些古书上说，实际情况是“被禅让”：尧不情愿让位，被舜给抓起来了），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天下的苍生。这就是古代中国人说的“禅让”。当时有四个地方的老大站出来反对这个事。有“仁君”美名的舜对此表现得相当客气，立刻出兵把他们收拾掉了，还给这些反贼扣上了“四凶”的帽子。司马迁说，干掉四凶后，“天下咸服”。当然不可能再有公开说不服的，因为舜随时可以让“四凶”变成“五凶”，大不了多杀一批人。

到了夏商周三代，“禅让”的说服力也不够了，于是就产生“革命”和“天命”的理论。从此，当一个“真命天子”获得了足够的实力后，就可以向大家宣布：自己受到老天爷的指使（中国的“上天”到底是不是神，是什么样的神，这些问题恐怕没人能说清楚，反正它不像日本的天照大神那么实在），要去打天下、当帝王，这是光荣伟大的神圣使命。然后，他就底气十足地代表天下人去“革命”了，要么搞禅让（曹丕和赵匡胤就是经典案例），要么去造反（例子实在太多）。“革命”这个词汇的最初意思就是“革”除原来的最高老大来顺应天“命”。不光改朝换代，在皇室内部的相互残杀中也能看到这面旗帜。如果“革命”成功了，原来在台上的帝王和朝廷就必须全部完蛋，推倒重来，经常杀得血流成河。但怎么来证明自己得到了“天命”呢？这个事不太好办，因为老天爷不会说话。于是，周公就发明了“德”的说法来证明。他是这么说的：周朝在治国方面做得比商朝要好，这是有“德”的表现；老天爷喜欢有“德”的统治者，所以周肯定得到了“天命”；谁要反对周朝，立马给坏果子吃。这种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来压阵的“革命理论”勉强说服了当时中华大地上的诸侯们（没人在乎小民们是怎么想的，当时还没有投票选举），取得了他们的拥护。但这只是在嘴上服软，等周朝的枪杆子变少了（西周灭亡后），诸侯们就开始“革命”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大混战）。就这样，中国的各路英雄们一代代地坚持着优良的“革命传统”，不断在有没有“德”的争论中玩弄着“天命”（经常唱“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高调），前仆后继大开杀戒。祥瑞、谶语和劝进表这类代表“天命所归”的把戏也层出不穷，被拿来装点门面。

这套剧本被不厌其烦地演到了20世纪，而中国也随之经历了一次次的改朝换代和无数场血雨腥风，其夺权斗争的残酷程度应该能稳居世界前列，尤其是各种造反，那真是杀人如麻。

古代日本的朝廷选择把天皇包装成天神，使权力争斗变得不那么残酷，使政治舞台上的各路人马逐渐学会了玩妥协，小民们也少掉了无数的脑袋（往下看这个故事，你就能明白这一点）。（中国的“天命”则是野心家的发明，一个“真命天子”用完，就等着下一个继续用。打碎旧的，完全换新的。这种推倒重来的传统以无数人的死亡和屈辱为代价，换来了“真命天子”和开国元凶们的荣华富贵。在阴谋和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国老百姓随后要和那些胜利者共同迎来一个“太平盛世”，而子孙们则要时刻准备着迎接下一个同样尸横遍野的乱世。你要问：为什么中日两国在远古时代就有那么大的差别？这个问题可就复杂了。学者们为此写过一堆著作，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全用上了。也许真是“天佑日本”吧。不过，好事有时也会变坏。到19世纪末，一群“聪明”的日本军人把中国的君主专制理论和“天皇就是天神”的古老传统混在了一起，制造出一种叫“皇国”的思想怪物，并用这玩意儿把日本人民忽悠成了神经病。这是后话了。讲完了神的事，下面就要开始说人间的日本了。第二章宅女巫

公元238年的中国正处在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大乱世中。这一年的秋天，魏国中央最高军事顾问司马懿带领大军攻克了襄平城（现在辽宁省的辽阳市，此时诸葛亮去世已有4年），干掉了称霸辽东地区（辽宁省的东部、南部和吉林省的东南部以及朝鲜北部）40多年的公孙家族。之后，魏国朝廷重新任命了辽东地区各级地方政府的长官。一个叫刘夏的人被派到带方郡当太守（在今朝鲜首都平壤的南面）。第二年的夏天（此事发生在公元239年，而《三国志》记载的时间不准确），上任不到一年的刘太守接待了一群身材矮小的外宾。这些人声称：他们是“倭人”（日本人的祖先），来自东方大海之中的岛上，作为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使者，要求朝见中国的皇帝，还要献上礼物。带方郡政府对这件事当然不敢轻视，立刻派部队护送使团进京。这些东洋客人在路上走了半年多，快过年时才到达洛阳。使团团长难升米向当时的魏国皇帝曹芳（曹操的重孙子）献了10个奴隶（4男6女）和几匹东洋布（看来女王陛下很抠门）。天朝皇帝反而很大方，赏了一大堆好东西，另外还封王赐爵。魏国朝廷封卑弥呼女王为“亲魏倭王”（这是一种“亲善”手段，还专门刻了一枚金印），封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大致是师长级的官衔）。公元240年，魏国使者渡海到达了邪马台国，向卑弥呼女王递交了中国皇帝的诏书和御赐金印。这是中国的外交使团第一次来到日本。他们对沿途看到的情况做了不少记录。后来，魏国官员又多次前往日本（至少还有两次）。他们留下的“关于倭人的考察报告”虽然已经找不到了，但其中的部分内容被抄进史书，保存了下来。这几次公款出国还是很有意义的，起码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这么认为。

在魏国使团到达之前，中国人对日本谈不上什么了解，只知道：在东海的几个岛上住着一群“倭人”（为什么把远古的日本人叫“倭”？学者们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西汉时，那里有100多个倭人的部落小国，到东汉时剩下30多个；这些小国之间互相攻打，其中一些还曾经到中国来朝贡（汉朝政府没有派使者回访）。至于更详细的情况，就没人知道了，而直到6世纪时（隋朝统一中国之前），日本人才开始用汉字来拼写日语，留下了本国的第一批文字资料。因此，魏国人的考察报告就显得很金贵了。它告诉我们：3世纪的邪马台国是当时日本列岛上最强大的国家（首都的具体位置还没有搞清楚），下面至少控制着28个倭人部落，并长期和狗奴国争夺日本的第一把交椅。报告中的一些细节很有趣，比如，男人都有文身（好像蛮前卫的）；人们普遍长寿（如今，日本人的平均生命也非常高），还非常喜欢喝酒（和现在的情况一样）；见到身份高的大人物必须跪拜（日本社会一直很讲究等级）；女人很规矩，对男人搞外遇比较宽容（奇怪，这些使者为啥要注意这种事）。报告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个国家的女王卑弥呼——史书里的第一个日本宅女。

邪马台国的国王本来全是男人，这种状况持续了差不多80年。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国家打了好多年的内战，最后，贵族们拥立卑弥呼为新国王。她是一个大女巫，会法术，把百姓们都给忽悠住了。登基后，卑弥呼住进了一座大房子，基本不出门，也不轻易见人。她没有老公，靠身边的一千个丫鬟伺候，门外还有士兵把守。经常能见到女王的男人只有两位：一个是帮她处理国家大事的弟弟（女王下的命令应该是由这个王弟来告诉大臣们），另一个就是给女王送饭的神秘男子（我总觉得“送饭”只是忽悠大家的障眼法，这里面恐怕有别的事，女王也是人嘛）。卑弥呼的王法相当厉害，对犯罪的人经常抄家灭门。公元247年，这位“宅女巫”突然去世了（死因不明）。她的葬礼非常隆重，光陪葬的就有100多人。之后，邪马台国爆发了内战。在死了上千人后，贵族们又拥立卑弥呼家族中的一个13岁女孩壹与当新女王。公元266年，晋朝政府接待了最后一批邪马台国的使者（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在前一年接受了魏国皇帝的“禅让”，建立了晋朝，后来又统一了中国）。此后的100多年里，倭人和中国政府的外交联系中断了。可能他们又大打出手了，而且非常激烈，根本顾不上派使者。邪马台国和壹与女王后来怎么样了呢？谁都不知道，就连日本的史学家也搞不清楚。因为除了中国的史书外，没有其他资料提到过这个女王统治的国家。《犬夜叉》中的桔梗。日本动漫中有不少神道教的女巫（或者叫巫女）。她们是卑弥呼女王的同行，其中在中国名气最大的应该就是图中这位有着悲剧命运的神秘女子。

作为远古日本列岛上的大国，邪马台的最高统治者居然是一个跳大神的女巫师。宅在深宫里的她不肯随便见人，而让弟弟负责处理宫外的事情。实际上，日本文化中一直有这样的传统：最高领袖尊贵无比，但最好不要站在前台来指挥一切。

日本历史中让中国人不好理解的事其实非常多，根本原因是两国在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上有巨大差别。还有一点也很有趣，邪马台女王不光是最高统治者，还是日本神灵在人间的代表。对这种特殊的身份，大家不觉得眼熟吗？在如今能看到的日本神话中，天皇的祖先就是女神——天照大神，而且她也有一个能干的弟弟（参见第一章）。君王是古老宗教信仰的象征（日本神道教的一把手就是天皇），这也是日本文化的古老传统。这些刻在脑袋里的观念将对日本历史产生非常奇妙的影响。

从公元420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南北朝的大乱世（直到公元589年，隋朝才暂时结束了这种局面）。100多年后，又有一个倭人国家开始向中国派出使者（他们没有提自己的国号）。公元425年，使团到达南京，拜见了南朝的中国皇帝。当时统治中国北方的是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来自蒙古草原）。看来，日本人从那时起就很讲究“正统性”了（当时流行的看法是，由晋朝演变来的南朝是中国的“正统”）。这个使团的团长叫曹达。他可能是史书上提到的第一位“汉奸”，一个为躲避战乱而移民日本的汉人（另一种说法认为他其实是一个日本人，只不过取了个中国名字）。在那个视人命为草芥的混账时代，不少汉人为了保命而逃往朝鲜和日本。他们中的很多人有一技之长（那时的中国是亚洲第一发达国家），连种地的技术都比当时的日本人强很多，更别说其他方面了。日本人对这批“汉奸”很重视，给了房子、土地和工作机会，还把文化水平高的那些汉人提拔到政府里做官，对朝鲜半岛来的“朝奸”也是如此。古代日本的经济和文化事业从此开始飞速发展。不知道曹达先生踏入南京皇宫时的心情是怎样的，但他真的没必要感到惭愧，一个保护不了臣民的朝廷没资格要求老百姓的绝对忠诚。那时，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看法。

公元430年，这个倭人国家的最高领导通过使者，向南朝递了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用现代汉语来翻译，这一连串头衔大致就是：中国皇帝派出的钦差，“日本和朝鲜半岛南部”军区总司令，东方战区的最高军事统帅，全体日本人的国王。之后，他又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请中国的皇帝陛下按这张名片上的职务来委任我”。这是公开来跑官。中国皇帝不太高兴，觉得这家伙的胃口太大。经过几十年的讨价还价，到公元478年，南京的朝廷几乎全部接受了那些请求，只是把“日本和朝鲜半岛南部”改为“日本和朝鲜半岛东南部”。

经过历史学家们的反复研究，这个跑官的家伙就是大和国的天皇（当时的日本人叫他“大王”），也就是天照大神她孙子的后代（参见第一章）。那时的大和国已经控制了日本中、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并向东部扩张。天皇想找一个厉害的靠山，“挟洋自重”，抬高身价。因为中国是当时东亚的第一强国，所以才到南京来跑官。他所讨要的那些职务是手下“汉奸”们费了很大心思才考虑出来的。只要中国的皇帝一加封，天皇在名义上就成了全体倭人的君主和朝鲜南部的大帅，而大和国从此就可以借中国这张老虎皮来树立威信，降服日本列岛上那些还没有服软的倭人小国，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朝鲜半岛上争地盘。公元391年，大和国的军队渡海偷袭了朝鲜南部，开始了对这个邻居的侵略。不过，直到1500多年后，日本才彻底征服了朝鲜。

大和国的最高老大叫作“大王”（天皇的原名，意思是“诸王中最大的王”）。和邪马台国一样，“大王”不但是最高统治者，还是最高宗教领袖，代表着神。大和国的贵族和小民对远古的各种神灵都非常崇拜，经常搞宗教活动，而所有关于神灵的宗教仪式都要由“大王”来主持。“大王”的直系家族就是皇室，只有这个家族的男人才能继承大和国的王位（但后来也出过女天皇）。皇室对自己高贵的血统看得特别重，他们找老公或老婆的讲究有一大堆，多得可以写一本指南类的专著。由明媒正娶的女人生出来，并写入皇室家谱的子孙才能算是正宗的皇室成员（这一点对后来的故事很重要）。“大王”和皇室的下面是“诸王”，也就是许多个“小王”，大贵族的身份。他们不是皇室成员（但很多人和皇家有亲戚关系），其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山顶洞人的时代。按神道教的说法，这些大爷的祖先也是天神，但地位比天照大神要低（天照大神是天界的最高领袖）。所以“诸王”没资格和皇室争夺“第一”的位置。不过，在选择谁来当“大王”的问题上，皇室必须征求这些大贵族的意见。“诸王”的下面是中小贵族和广大群众。大和国的中央政府叫“朝廷”。朝政由“大王”和地位最高的几个大贵族共同协商处理，不能由一个人说了算。这几个大贵族有分工，各自独当一面，负责财政、农业和军事等具体事务。政府的所有官职都由贵族担任，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传给子孙。在那个时代的日本，官N代是正常现象。

大和国的土地被分为两种：一部分归朝廷所有（注意，这些土地不是“大王”的私人财产），土地的收入被用来维持政府的运转；还有一部分是私人土地，“大王”、皇室成员和各级贵族都有私人领地（当时的小民们基本上没有属于自己的地）。

在那个时代，日本的老百姓只能为贵族老爷们拼命干活。朝廷按“老乡关系”将他们划分为很多个叫作“部”的集团。部里的小民就是“部民”。一个部的头头往往是部民们的家族长辈，或者是那些和部民们有亲戚关系的小贵族。这些部也要分“公家的”和“私人的”。有些部只为朝廷干活，而有些只伺候皇室和贵族。它们一般按职业来起名字，例如，田部的百姓都是种地的，锻冶部的都是打铁的，锦织部的当然要负责织布造锦。另外，很多归私人所有的部要按主子家的姓来称呼。例如，苏我部的（非常厉害的大贵族）小民们只能为苏我家族干活。大家可以看到，和土地的情况一样，政府、皇室和贵族们都有属于自己的老百姓。小民的职业和身份是不变的，而且还要传给后代，老子是打铁的，儿子也只能去打铁。你是苏我家族的部民，那么你的儿孙也必须如此。日本文化把身份和等级看得很重，但也要求每个人必须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包括贵族）。这是他们的传统，所以日本人在工作中喜欢道歉。没把自己的活干得很出色，还不道歉，那就等着大家鄙视你吧。政治家和大老板也是如此做人做事。

大和国和先前的邪马台国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让学者们伤透了脑筋。一个比较流行的看法是：大和是邪马台演变而来的；那位宅女巫就是天皇的祖先，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天照大神。但无论真相如何，大和国完成了日本最早的统一。在这个国里，土生土长的“跳大神”宗教使天皇有了非常高的地位（后来变成了神道教），而这和枪杆子的关系反倒不大。贵族们虽然也是其他天神的子孙，但祖宗还是没有天皇的那么牛气，只好称臣了。不过，既然大家都是神的后代，那么国家大事还是要一起商量的。而且贵族们手里毕竟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和众多的百姓，天皇或别的什么人即使想搞独裁，也很难做到。这一切为以后的故事做好了铺垫——把天皇摆在神位上而由重臣们掌握实权的幕府制度最终将会出现。中国的皇帝虽然号称拥有神的旨意（天命），但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他们只是“枪杆子最多的人”罢了，的确很可怕（不听话会被杀头），但没那么神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中国人的心里话。讲经的佛和拿刀的强盗都让人畏惧，但还是有区别的。

做说一不二的独裁者，这是人类最可怕的欲望。天皇和他的皇室亲戚并不满足于现状，想了很多办法来削弱贵族们的权力，想实现真正的“乾纲独断”。一场大内斗即将开始。非常幸运的是，天皇失败了，当然，这是对现在的日本人而言。第三章太子的“宪法”

因为没有文字，所以大和国的早期历史只能靠“嘴里的回忆”留下来，由日本人的祖先们一代代地向下口述，因此难免变形走样，最后就成了前面讲的那些神话故事。后来，日本的贵族们从移民过来的朝鲜人和“汉奸”那里学会了用汉字来拼写日语，才开始大量写书。此时，一个“圣人”出现了。他所做的事情并不多，但却大大影响了以后千余年的日本历史，以至于到今天仍然是研究日本的重要标本人物。

上一章已经提到，大和国的天皇和皇室并不满足于现状，一心想独揽大权。他们一面利用各种机会打击地方上有势力的贵族（最好用的方法是找碴儿：抓住他们犯的错，安个罪名法办），一面在朝廷的大贵族之间挑拨离间、煽风点火。但这么做的效果不是特别好，贵族们的整体实力还是比皇室强得多。一个原因是在大和国开国初期，归天皇和皇室私人所有的土地和部民本来就不多；二来，作为中央政府的朝廷虽然掌握了大量土地和部民，但那些东西只在名义上是公家的，而在现实中却被分管朝政的几个大贵族所控制。朝廷从地方贵族那里没收来的大部分土地和部民，最后都成了几家大贵族的东西。结果是，地头蛇们的实力弱了，但没有被消灭，中央几大豪门的胳膊反而比以前更粗了。此时的天皇还不知道秦始皇发明的那套独裁制度，而且自己毕竟是神的后代，作为一个还要脸面的贵族也不可能像汉武帝那样使用大批杀人不眨眼的酷吏。因此，第一次“君主专制”的努力失败了，不过，朝廷对地方的控制（中央集权）还是加强了。贵族们也分成了两个帮派：苏我家族为首的一派和物部家族一派。

为了争权夺利，这两派人明争暗斗、相互拆台。为此，夹在中间的天皇受了不少窝囊气，还要经常给他们做调解、搞平衡。最终，佛教的传入让两大派别动了刀子。大约在公元538年（中国的隋朝还没建立），朝鲜人把佛像和佛经带到了日本。皇室的儿女亲家、管理朝廷财政的苏我家族对这个外来宗教非常感兴趣，觉得可以把它立为国教。但另一个大贵族物部家族则认为佛教是邪教，不如古老的源自日本本土的神道教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最后，两家彻底闹翻，拉着手下的贵族们打了起来。结果是物部家失败了，而苏我家成了朝廷里最有实力的豪门。得到朝廷支持的佛教开始在日本快速流行起来。天皇对此很不高兴。他的祖宗是神道教的天神，如果把外来的佛教立为国教的话，那么他和皇室的威信不就低了吗！当时的崇峻天皇（第三十二代天皇，苏我家领袖苏我马子的外孙）对苏我家族发了不少牢骚。作为天皇的姥爷，一向心狠手黑的苏我马子表现得挺厚道，没说什么难听的话。过了没多久，天皇被一个朝鲜移民干掉了。苏我马子对这一恶性事件表示出万分悲痛和强烈愤慨，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就把凶手正法了，然后马上拥立自己的女儿当新天皇——推古女皇（日本第一个女天皇，第三十代天皇的老婆。另一个说法是苏我马子的侄女）。有人说：很明显，这是苏我马子下的黑手。按多数日本历史学家的看法，这个杀人事件也许不是苏我马子直接策划的，但绝对和苏我家的人有关。这一年是公元592年。此时，一个叫杨坚的皇帝刚刚（一年前）结束了中国持续数百年的乱世，建立起大隋朝。

凭着女人的直觉，没什么政治经验的推古女皇预感到日本皇室已经处在危险之中，苏我家可能有了完全废除皇室的想法。为了保卫婆家（女儿一般都向着外人），她马上立自己的侄子做了皇太子（第三十一代天皇的儿子，同时是苏我马子的外孙），还加了一个“摄政王”的头衔（代表君主全权处理朝政。清朝的多尔衮也干过这个职务）。这开创了一种先例：天皇授权别人代表自己管理国家大事。这位摄政王爷就是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圣德太子（“圣德”这样超级牛气的评价是后人给的，不是他自己加封的）。推古女皇向老爹保证太子和苏我家绝对是一条心，并暗示不要逼人太甚。其他大贵族对苏我家族的流氓手段非常不满，又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批牺牲品（如果连最高贵的皇室都被彻底干掉，那他们怎么可能安全），所以纷纷表示支持圣德太子和苏我家共同掌权。苏我马子怕惹了众怒（他没能力消灭整个贵族阶层），只好答应了。天皇是天神的后代，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也是最高宗教领袖，这种神圣无比的地位对皇室起了很大的保护作用。因此，日本历史上虽然发生过几次杀死天皇的事件（还有一些天皇死得不明不白），但权臣对天皇的严厉处罚一般也不过是废掉后流放或者软禁，而皇室始终是日本的第一家族。

圣德太子是一个非常识时务的聪明人，他知道目前的情况是敌强我弱，一定要和苏我家搞好关系。他千方百计地表示善意，想让姥爷苏我马子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对苏我家族有好处。但这位极有头脑的太子并不是一个软弱怕事的人，为了保住祖宗留下的皇位，积攒将来和苏我家算总账的本钱，圣德太子开始了大改革。

第一步，他让朝廷大力宣传佛教，要求皇室成员带头修建佛寺。过了20多年，日本遍地都是佛教的寺庙。圣德太子自己也成了佛教徒，这当然是为了讨好苏我家。不过，对处于下风的皇室来说，佛教那种讲究慈悲和宽容的教义也有很多好处，可以减少朝廷里的刀光剑影。但问题是，佛教和古老的日本神道教完全不一样，也不承认天皇的神圣地位，如果佛教真成了日本的国教，那皇室的宗教地位可就难保了。

第二步，圣德太子宣布：日本是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无论儒教（此时，儒家思想已经传入日本）、佛教还是神道教，都可以在日本传播；一个人要信仰什么宗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样既保全了天皇为首的神道教，又不会直接得罪苏我家，称得上两全其美。从此，日本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基本撒手不管，让儒、佛、神三家去和平竞争（偶尔也会动武。明治维新后，政府反而开始用权力破坏宗教信仰自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被美国人打败）。在这个重视传统的国家里，佛教很快就被日本化了，连教义也变得很“日本”。喜欢看日剧和动漫的朋友应该知道：日本和尚可以喝酒，能娶妻生子，还做买卖，甚至放高利贷（在其他国家，有的和尚也干这些事，但必须偷偷摸摸地做）。神道教的香火没有断，天皇的宗教领袖地位也保住了。同时，日本人接受了儒家讲的“忠”（注意，这种“忠”是孟子所说的有“前提条件”的忠诚，而不是对上级的绝对服从。日本人变“愚忠”是18世纪以后的事，这是后话了）。皇室和贵族们能更好地和平共处了（有条件的忠诚对大家都好）。儒家的“孝”在日本的影响其实不大，这一点后来被证明是好事。

第三步，政府开足马力宣传天皇的神圣和伟大。专家们开始编写皇室和大贵族们的家谱，把这些大爷的非凡来历写进史书。第一章中所说的那些神话故事变成了纸上的“绝对真理”。在广大日本人民的心目中，大和国最高宗教领袖——天皇真正变成了天界最高领袖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

第四步，圣德太子继续加强朝廷的权力。他把所有的官位从上到下定为十二个等级，打破以前“儿子继承老子”的旧规矩，根据才干和政绩来任命官职。比如，你老爹是三品官，但如果朝廷在考核后认为你只够做五品，那么你只能委屈一下了，等自己以后有了政绩，再考虑三品的问题。有人会问：苏我家和其他贵族能答应这种改革吗？圣德太子当然也知道他们会闹事，所以这个新制度只在中小贵族中实行，而大贵族的儿女们就要特殊照顾了（要考虑国情，不能照搬外国的东西）。广大日本小民还和以前一样，没希望当官。朝廷掌握了更多的人事大权，比以前更有威信了。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改革很可能参考了中国皇帝的做法。但皇帝比天皇可厉害多了，此时，隋朝的杨家皇帝已经把所有朝廷命官的任免权都抓到了手里（汉朝到南北朝的地方高官可以直接任命低级官吏），又发明了科举制来提拔小民。虽然中国的爵位还可以世袭（有爵位，就有工资和一些特权），但朝廷的官职不能直接传给儿子（在古代中国想做“官二代”，还是有不少办法的，但比较费事，要走很多程序）。作为那个时代的日本“中国通”（他的一些好朋友还来过中国），圣德太子当然会觉得中国的制度太伟大了，做梦都想让天皇像中国皇帝那样独揽大权。但他做不到，因为苏我家和贵族们的实力太强了，“中国经验”在此时的日本无法彻底实行。

公元604年（14年后，李家在中国建立了唐朝），圣德太子颁布了“宪法”。当然不是现代国家的宪法，而是由皇室制定的“道德规范”。这部“宪法”有十七条内容，其中最重要的是：

●　以和为贵，不要激烈争斗（“宪法”的第一条）；

●　大家要无条件服从天皇的命令；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义务，必须先干好自己的事；

●　信用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凡事都要守信；

●　大家都是有脑子的凡人，出现争论很正常，对不同的意见不应该随便发火；

●　凡事不可独断专行，必须集体商量。

喜欢看日剧和日漫的人觉得眼熟吧，这不就是多数日本人认同的原则嘛！在中国，类似这种“道德要求”的官样文章多如牛毛，但圣德太子的“宪法”可不是纸上空谈。他和其他皇室成员带头按“宪法”办事，做表率，当榜样。朝廷也加班加点地搞宣传、树典型。后来的那些日本天皇也把“宪法”当作自己的行为原则（个别人除外）。到11世纪，除了“大家要无条件服从天皇的命令”以外，“宪法”中的其他内容已经变成了日本社会的道德标准。要是不如此做人，大家就会认为你非常缺德（包括广大小民）。在思维方式和道德要求上，这部“宪法”的确成了日本的“根本大法”，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日本大人物都受到了它的约束。印有圣德太子画像的日元钞票。这100多年来，至少7种日元纸币上有他的头像。

日本的古代历史不像中国，很少有毫无人性的血腥内战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古代中国的政客们喜欢“有你没我”加“斩草除根”，经常用刀枪来处理重大问题。日本没有经历过“推倒重来”式的血洗，长期保持着一种平和、宽松和积极进取的状态（这当然是相对中国而言），为明治维新的到来做了很多重要的准备工作。“圣德幽灵”始终笼罩在这个岛国的上空，到现在仍未散去。不过，当时的圣德太子并不想建立一个道德模范式的国家，而是打算将所有的大权集中到天皇和皇室手里。他的“宪法”强调以和为贵和守信，要求多搞协商和妥协，就是为了稳住苏我家和贵族们，让处于下风的日本皇室渡过眼前的危机，他的最终目标是，“大家要无条件服从天皇的命令”。为此，圣德太子和日本皇室做了不懈的努力，但最终失败了。如果他们成功了，那就不会有近代日本的崛起了。可具讽刺意味的是，当19世纪的日本实现近代化之后，一群手拿武器的社会精英却费尽心机去实现圣德太子当初的梦想，把日本拖进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深沟。更加吊诡的是，这种发疯的行为又为日本的现代化扫清了障碍（战败后，日本又进行了一次大改革）。历史真是波谲云诡。一些中国学者说，“圣德宪法”的思想来源是中国的儒、法、道三家哲学和佛教。也许他们说对了，但我觉得很奇怪：在中国，为什么那些好东西基本上都是嘴上说说而已，从来没有真正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很多“国学”家讲的“优秀传统”只是古书上的，古代的多数中国人到底在想什么、干什么，认真看看史书的原文就明白了）。

和先辈一样，圣德太子也向中国派遣使者来拉关系、找靠山。公元607年，他派小野妹子（他的汉语名字叫苏因高）出使隋朝。这位“妹子”是男人，说得一口流利的古代汉语。他向大隋皇帝递交了推古女皇的信（应该是圣德太子写的）。这封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敬问无恙”，大意是“东边的天子向西边的天子问声好”。隋炀帝杨广看了后相当不爽，心想：以前向中国称臣，现在倒想和大隋平起平坐了，天下哪有两个天子的道理？皇帝虽然心里很不高兴，但看在妹子远道而来的份儿上，也没太过计较，派大臣裴世清回访大和。公元609年，小野妹子第二次来到长安。这次，信的口气又变了，开头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天皇”这个外交用词就这么出现了。但中国皇帝还是不买账，仍然将日本看作小跟班，不肯搞平等。后来，日本人觉得“天皇”听起来更牛气，就把最高统治者“大王”改称为“天皇”，将国号“大和”改为“日本”（太阳升起的地方）。“遣隋使”还带来了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这些人长期待在中国，学习了中原的文化和制度。他们告诉圣德太子：要想使皇室说一不二，就必须效仿中国，建立真正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彻底制服贵族们。于是，圣德太子向贵族和小民们宣布：为了日本的富强（独揽大权的想法不好公开说），我们要向中国努力学习。这为后来的日本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绝不以学别人的长处为耻；如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即使是历史悠久的传统，也必须彻底改造。然而，公元622年，壮志未酬的圣德太子去世了。4年后，苏我马子也病死了。皇室和贵族和平共处的时代从此结束，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开始了。第四章向皇帝取经的天皇

圣德太子和苏我马子相继蹬腿，撒手西去。苏我家推举苏我虾夷为家族的新掌门（苏我马子的儿子），掌握了朝廷的大权。但大家很快就发现这小子比他老爹还霸道。公元628年，推古女皇去世，而太子的位置一直空缺。苏我虾夷的叔叔苏我摩理势和一批贵族主张拥立圣德太子的儿子为新天皇。苏我虾夷却认为如此安排会妨碍自己专权，希望叔叔放弃这个想法。没想到，苏我摩理势等人很坚持，不肯让步。苏我虾夷宣布：为了国家的未来，只好大义灭亲。他派兵干掉叔叔，然后拥立了舒明天皇（这是一个很容易控制的软蛋）。当然，在此之前，苏我虾夷再次“征求”了朝廷大臣们的意见，表示自己虽然刚杀了一位叔叔，但也不能搞“一言堂”。大家很感动，纷纷表态：苏我大人太圣明，也太客气了。从此之后，苏我虾夷把天皇和其他大贵族踢到了一边，在朝堂上说一不二。他和宝贝儿子苏我入鹿找各种借口去强占皇室和贵族们的土地，在家里举行接见外国使者的国宴，使用天皇的仪仗和宫殿，并以天皇的名义命令皇族成员和大小贵族出人出钱来修建他们自己的豪华陵墓。在那个时代的贵族圈里，这些都是特别过分的行为（专业术语叫“僭越”）。孔子所在的春秋时代就有很多这样以下犯上的事，老夫子被气得大骂：“是可忍，孰不可忍。”圣德太子的儿媳妇也发了一个相似的牢骚：苏我家太欺负人，完全没规矩，不讲道理，凭什么让大家出力修他家的坟。这番话当然传了出去（独裁者喜欢使用特务，到处刺探消息）。有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公元643年，在苏我入鹿的逼迫下，圣德太子的儿子带着全家人集体自杀。作为一代“圣人”的圣德太子绝后了。孔子则幸运得多。春秋战国时代的掌权者对下面的牢骚相当宽容，所以才产生了百家争鸣。但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后，中国人向当权者发牢骚的成本就越来越高，最后也涨到了“抄家灭门”的水平。日本的政治文明程度倒是越来越高，像苏我父子这样的疯子越来越少了。“被自杀”事件在日本贵族圈中引起了大地震。大家真的害怕了，但没有被吓倒。原来的局面是：皇室和苏我家族共同掌握朝廷大权，同时让其他贵族参政议政；朝廷要保护大小贵族的土地和各自掌握的部民，而贵族们则要效忠朝廷。圣德太子的“宪法”就是要维护这种“和”的局面。这对大家都有好处。苏我马子是聪明人，他知道苏我家只是“最强”，无法彻底消灭所有的贵族势力，所以就同意了这种双赢的安排。但后来的苏我虾夷父子没搞清楚形势，把“宪法”当作废纸，不但独揽大权，还惦记着大家的钱。这可怎么办？大多数日本贵族很快达成了共识：为了保卫财产，只能和疯子们拼了。他们推举皇室成员“中大兄皇子”为带头大哥，暗中策划起反击行动。

公元645年6月，皇极女皇（舒明天皇死后，由苏我家族拥立的女天皇）在皇宫会见朝鲜来的使者，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作为朝廷重臣的苏我入鹿当然要参加（他老爸苏我虾夷已经退居二线）。正当气氛热烈之时，中大兄皇子和几个贵族突然亮出刀子，当场就把苏我入鹿捅回老家去了。随后，大批士兵出现在皇宫里，控制了局面。中大兄皇子对皇极女皇说：苏我家族想造反篡位，请陛下立即降旨讨伐叛贼。圣旨很快就下来了（不发不行啊），让杀人犯们变成了平叛功臣。中大兄皇子和他的铁杆亲信中臣镰足立刻按计划调动朝廷军队和贵族们的私人武装，准备向苏我家发动总攻。苏我虾夷见贵族们纷纷倒向中大兄一边，明白大势已去，在家里放火自焚了（有不少日本名人都选择这种死法）。掌权半个多世纪的苏我家族终于被赶下台了，但这个家族没有被斩尽杀绝，家里的大部分人保住了小命（日本政治的血腥味从来都不是很重）。几天后，皇极女皇“被退位”。新即位的孝德天皇（皇极女皇的弟弟）马上任命中大兄皇子为皇太子兼摄政王（和当年圣德太子的职位一样）。

自从圣德太子开始定期派使者和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以来，天皇和他的家族成员们就决心以中国为老师，把秦始皇所创立的那套君主专制制度搬到日本来。可贵族们会同意吗？当然不愿意，但此时的日本社会已经充满了危机，亟须变革。从苏我马子死的那一年开始（公元626年），日本陷入了连续多年的全国性大灾荒，经济状况变得越来越糟，而以前的那套旧制度显然不管用了，阻止不了社会的崩溃。大老爷们的日子不好过，就向小民们伸手要更多的税收。为了活下去，很多连饭都吃不上的百姓只好逃离家乡，到处流窜，其中不少人还被“逼上梁山”。社会乱了，人心散了，队伍越来越难带了。再不进行社会改革，那大家就准备一起完蛋吧！日本的贵族们虽然很不喜欢中国皇帝的专权，但很崇拜唐朝那种效率比较高的法律和经济制度。当时，除了向中国学习外，他们也实在想不出其他摆脱危机的办法了。于是，皇室和贵族们达成了妥协，开始从中国取经，引进各种制度。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两帮人是各怀鬼胎，方法虽然一致，但各自目的可有很大的不同。

内部意见统一后，孝德天皇把首都迁到了难波（现在的大阪，日本重要的历史名城），宣布改年号为“大化”（大改革），任命中大兄皇太子为改革总指挥，按唐朝的样板来改造日本。公元646年的元旦，日本朝廷公布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其中的主要内容有四点：

一、废除皇室和贵族私人拥有土地和部民的旧制度（参见第二章提到的部民制度）。日本所有的土地和人口都归天皇领导下的朝廷所有，全部充公（国有化）。天皇将按身份高低的等级，赏赐给贵族们一定数量的土地，但贵族们对这些土地没有私人产权。

二、建立一个山寨版的中国式中央政府（日本朝廷的很多机构和官职直接照搬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分为国、郡、里三级。朝廷任命的国司和郡司成了地方上的父母官，而地方贵族必须听长官的话。所有官职都要由朝廷来考核任免。“官二代”在日本一度成了非法行为（注意是“一度”，后来又变了）。但中国的科举制度并没有进入日本，小民还是不能做官。

三、在全国范围内编制户口，调查所有土地的产量，实行“班田制”（唐朝“均田制”的日本版）。凡年龄满6岁的日本人都可以从朝廷那里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这些土地中的绝大部分不能买卖或转让出去，在死后还要交还国家。剩下的一小部分是私有地，可以自行处置。

四、实行唐朝的“租庸调”制度。简单说就是：得到朝廷所分配土地的日本人必须定期缴税和交皇粮，还要当兵打仗和为政府做苦力。没分到土地的渔民和猎人也要上交本地的特产，比如，鲍鱼和野味之类。

这就是日本的“大化改新”。傻子也能看出来，这是要革贵族们的命。他们原来拥有的私人领地、个人控制的部民和世袭的官职都要充公了，虽然天皇恩赐了一些土地，但天皇只要一句话就能收回这些没有产权的财产。而且今后，失去了大量人手的贵族只能雇农民来种自己的地，从前呼后拥的大老爷一下子变成了收租子的小地主。他们的私人军队也面临被解散的命运。那么小民们高兴吗？开始时，他们相当快乐（好日子并没有过太久，后来的改革变得很离谱），既摆脱了贵族的控制，又分到了土地，所以劳动积极性很高。日本经济开始恢复，而社会也逐渐安定了下来。通过改革，天皇的权力大大增强，越来越像中国的皇帝了。日本开始向君主专制国家转型。如果天皇取得彻底的胜利，那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明治维新。好在日本的贵族们没有灰心丧气，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他们开始了艰难而有效的反击，和皇室展开了一场决定日本未来的斗争。

贵族们原本的想法是：要安定但不要专制。他们希望用唐朝的经济和法律制度来整顿已经混乱的社会，继续过自己的幸福生活。结果，这个改革从一开始就变了味，成了消灭贵族的“革命”。日本贵族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改革（他们从来不死守什么“祖宗家法”），他们认为“班田制”和建立高效率的政府都是大好事，甚至对废除官职世袭也能接受（中小贵族其实很拥护这项改革，因为从此可以和大贵族搞竞争）。可现在，朝廷要把祖宗传下来的土地和人口就这么白白地充公，贵族们就不能答应了。这些都是私人财产，凭什么一句话就没收了？日本贵族对个人权利和财产看得很重，绝不会甘心让别人如此欺负，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这么不讲理（后来，日本的大部分小民也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们开始重新联合起来，要和皇室打擂台，想出了一些应对的办法：

一、用糖衣炮弹对付朝廷派到地方的国司和郡司，让他们做假账来隐瞒贵族私人控制的土地和人口。金银财宝和美女都是必备的优良武器（有时也动用美男子）。

二、想办法从朝廷那里挖墙脚，来补偿自己的损失。比如，一个村子有600小民可以得到“班田”，而朝廷也分下来600人份的地。可拿了好处的地方官却宣称上面只给了400人份的地，让那600人去分配。反正那个时代既没报纸，也没互联网，老百姓非常好糊弄。这样，地方官和贵族们就能私吞200人份的土地。

三、如果有地方官不识抬举，那就想尽一切办法把他赶走。组织闹事和进京告状是常用手段，甚至可以下黑手，比如放冷箭搞暗杀之类。贵族们是地头蛇，在自己的封地里要对几个外来户耍阴谋，那实在太容易了。

四、挑起皇室内部的争斗，让他们自己相互杀起来，顾不上对付贵族。

五、好好经营手中的土地（包括朝廷赐予的和隐瞒未充公的），尽可能地多赚钱，积攒力量。下决心和皇室死磕的贵族们开始善待租种自己土地的农民，很关心农业生产，收的地租也不高。

这场明争暗斗的具体过程非常复杂。总之，贵族们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护自己的财产。皇室为了对付贵族和建立专制，把唐朝的行政和司法体制都搬到了日本（当时叫律令制度），还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惩处了很多官员和贵族。但是，向朝廷直接缴税的田地始终没有超过全国总耕地的40％。贵族们的经济实力还是很强大。最后，改革的总指挥中大兄皇太子（后来即位的天智天皇）和他的继承者们都在私人土地问题上对贵族们做了相当大的让步。到公元701年，日本朝廷宣布：“大化改新”胜利完成。京都非常有名的景点——清水寺（局部）。大概在公元798年修好（唐明皇已经死去30多年），后来被几场大火烧得七零八落。现在能看到的大部分建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