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保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的保定改革创新调查实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五明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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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保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的保定改革创新调查实录试读：

文前彩插

作者简介

张五明 方塘智库区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曾供职于《21世纪经济报道》、凤凰网。重点从事城市发展战略、区域价值、产业转型升级、文旅投资运营、新型城镇化等领域研究。自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后，其发表的多篇战略性文章被各大主流媒体转载，并广泛接受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第一财经日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环球时报》（海外版）等国内外大型媒体采访。多篇建议性文章被地方政府采纳，帮助城市更好地利用国家战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此外，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著有散文集《三口人》《幼稚园肄业》。

丛书总序 城市中国变革未来

一

我们好像一直有着对“历史性时刻”或“历史性转折”迷恋的情结。2011年底，中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所显示的中国城市化率超过50%（51.23%），而此前的2010年，全球平均城市化率第一次超过50%。这让很多人对我们这个国家马上又多了一些浪漫的想象：对中国历史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刻，至少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第一次实现了聚居于城市的人口超过了散居于农村的人口。

这种想象的重要心理依据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城市和城市化的理解都是与这些因素相伴的——城市是象征了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社会“先进”“发达”“美好”的符号，也被理解为人类聚居的高级形态、生活空间的未来归宿。

直到目前，在针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的辩论中，乐观一方所依据的最重要的背景之一就是，中国经济还有10年甚至20年的城市化红利阶段，城市化作为中国经济的巨大推动力依然有效。

然而，中国已经并正在经历一个发展主义被过度表达的城市化阶段，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的城市化，一方面为单一的强势的行政权力所主导，同时，这种行政权力主导的目的又被单一的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目标所占据。

所以，在这样的城市化理念主导下，我们不断在大量迅速崛起的中国城市中看到如牡丹花般繁盛华丽的景观：这里迅速生长出全世界最多的摩天大楼，无论是形状还是高度，都让骄傲的西方人惊叹；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中，修建了越来越宽、越来越高大的公路和立交桥；与此同时，我们也收获了全球最快的经济增长。

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也完全可以将这样的模式快速地推广到更广大的地区。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开始为一种被总体描述为“城市病”的问题所困扰：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水污染、垃圾围城，等等。

这好像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从全球的统计来看，与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同时发生的是，全球75%的温室气体排放发生在城市，而且，城市也消耗了全球75%的能源。作为一个后发的、赶超型的经济体，中国通过一条带有可预期的瑕疵的发展道路快速实现崛起，然后与全球其他国家的城市一起寻找纾解既有困境的道路，这是一个后发经济体发展权的体现之一。我们在国际上围绕环境责任的辩论中，也确实是这样表达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频繁出现于公众视野中的事件——城市居民出于对居住环境的担忧，走上街头抗议——说明，居民和资本与行政权力之间已然产生断裂。

这让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思考，有些具有明确现实感的脆弱的繁荣，和带有鲜明未来感的频繁的失败，在它来时的路上就已经注定，人们为什么不提前防范加以避免呢？

今天正在发生的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的城市化经验表明，对城市经济繁荣的想象从来就不是满怀梦想而来的“外乡人”对城市想象的全部。在他们看来，理想的现代城市，应更接近于韦伯所指的作为“完全城市社区”的城市，“大致上它应该是工商业的、市场的，以市民为权利主体的、社区自治的。在城市中，市民（公民）的经济权、社会权、政治权将得到逐步实现”。用我们这几年的研究结论概括就是，城市化应该更本质地表现为人口迁徙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综合的社会变迁。

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对城市化的方向本身表示怀疑的时候，只是，我们已经迫切需要对城市化的理念、路径选择做出反思，也迫切需要对存量的城市困境进行反思，以求为城市能够真正地走向“真、善、美”的未来而做出切实可行的战略选择、政策选择和行动选择。

二

对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世界和中国而言，一个新的共同观察维度是：一个新的城市时代的来临。而且，直到目前，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潮不是在放缓，而是依然在加快，不仅在国内跨区域迁徙，短期和长期的跨国迁徙也变得频繁且规模巨大。

在城市已经成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国家镜像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通过城市和城镇化的视角来发现和讲述这个变革的世界和中国，这不但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洞察历史，也将是我们思考中国未来的重要依据和逻辑起点。

在我们看来，“城市中国”的逻辑应该超越单纯的经济逻辑，还应该包括政治逻辑、社会逻辑、文化逻辑等，这不仅事关中国城市的未来，也事关“城市中国”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推出“城市中国丛书”最重要的背景之一，我们希望用一套丛书以及延伸出来的一系列产品，来实现对城市视角下变革中国和世界的长期和系统的关注。

在我们的规划中，这套丛书具有明确的战略咨询价值，基于对时代变革的洞察，样本化、专业化呈现城市变迁、国家变迁和全球秩序变迁，为更多陷入战略迷失的城市发展决策提供参考；这套丛书同样具有营销平台的价值，通过深度发掘城市价值，并进行公共传播，为新的媒体环境下城市品牌深度营销提供一种可能；这套丛书还具有媒体公共表达的价值，以实现新的媒体环境下，对城市发展逻辑和未来基于对历史和社会的敬畏的公共守望。

作为新兴的社会智库，方塘智库秉承“东方智慧，全球价值”的理念，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智库平台，为国家和时代变革提供全球视野下的从思想观念到解决方案的建设性研究，并推动世界对变革中国的理性认知。

城市作为目前方塘智库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我们不仅希望将自己的研究工作长期开展下去，更希望将“城市中国丛书”长期做下去，也算是我们对“城市中国”时代的一个承诺吧。

是为丛书总序。2016年3月5日

序言 以未来引领现在

人们常常用钟灵毓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来赞美一个地方，河北保定就是这样一方让人依恋的热土。2.2万多平方公里有山有水的土地，1100多万淳朴勤劳的人民，曾经辉煌，也有过落寞。现在的保定正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前所未有的机遇，建设协同发展创新共同体，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插上腾飞的翅膀。

保定自然环境优美，人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保定与北京相伴而生，元朝大都设在北京，始造城设保定路，把保定作为它的南大门，取“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明朝建保定府，清设直隶总督署。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但时至“文革”初期，原为河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保定，经历了“省会搬迁”的一波三折之后，逐渐与京、津、石拉开了差距。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保定被纳入“中部核心功能区”，列为“区域性中心城市”，明确提出“推动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一个全新的保定正在迈着昂扬的脚步向我们走来。明代出版的《保定府志》上说：“天地之气，其会也有时；山川之灵，其发也有机。”可以说，当前的保定，天时地利人和，正处于加快发展的重要黄金时点。

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阵地最前沿”的保定，始终瞄准创新驱动、高端引领，秉承“来到保定，一切搞定”的理念，积极对接京津，谋求共赢合作，承接产业转移，激活创新基因，推动协同发展，成效开始显现。特别是随着津保客专的开通运营，京津保“1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拉近了保定与京津的时空距离；保定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和更名顺利完成，市区面积由原312平方公里增至2531平方公里，一个真正的“大保定”跃然眼前；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产生集聚效应、辐射效应、裂变效应、蝴蝶效应，“保定协同创新模式”成为协同发展的典范；深（圳）保（定）共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创基地，打造京津冀产城融合示范区，保定桥头堡地位更加凸显；冀欧国际班列顺利开通，廊涿、固保城际铁路项目即将开工，太行山高速项目征迁全面启动，保（定）—五（台山）—忻（州）铁路加力推进，保定正成为京津冀重要交通枢纽；河北省首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保定“涞涞易”举办，“京西百渡休闲度假区”大美初现，一个崭新、开放、生态的新保定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中。

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保定的崛起，从根本上讲要靠创新驱动，关键是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之一，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肩负着建设世界级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心、引领我国参与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竞争的重大历史使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更好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科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未来的发展要靠创新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能再走粗放式发展的老路。创新驱动已经成为赢得先机、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决定性因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牢牢把握住保定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咬定创新不放松，以建设全国首个“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市”为契机，不仅承载科技创新的“试验田”，而且担当科技创新的“推进器”，通过采取完善政策、搭建平台、强化激励、营造环境等多项举措，持续不断发力推动。试看今天的保定，创新春风润古城，改革之花遍地开，协同发展之“水”，正淌过科技创新之“渠”，流入人民共享成果之“田”。“集众思以建真言，汇众智以谋良策。”建设智库，借助“外脑”，是提升决策水平的科学之举。方塘智库自2015年与我市开展战略合作以来，一年多时间他们几乎走遍保定的所有市县和重点企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成果颇丰。作为具备新理念、新视角、新媒体的民间智库，方塘智库队伍年轻，活力十足，思维敏锐，分析深刻，见解客观，传播广泛。方塘智库编纂的《重新发现保定》一书，多角度、深维度发现保定、审视保定，是在广泛调研并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较为深入地剖析了保定的协同发展、产业转型、扶贫开发、县域经济、项目建设、文旅资源等方面的利与益、谋与策，对助推保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的创新发展，具有很好的镜鉴作用。我觉得保定的建设者、关注者可以静下心来认真读一读，定能引发思考、受到启迪、大有裨益。

经纬时空下的千年保定，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瞄准未来，抓住现在，重新审视保定，努力建设保定，以未来引领现在，以现在成就未来！保定市人民政府市长2016年9月

自序

（一）

与保定结缘是在2015年8月。

一年前的那时，津保铁路尚未通车，《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前夕，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我的关注点和研究重心也都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上。尽管是河北人，实际上我当时对保定知之甚少。有一次在查阅与保定相关的经济数据资料时，我发现保定与天津产业链条互补，地缘相近，隐约觉得北京不是保定发展的唯一方向，还应加强与天津的合作和对接，并借天津自贸区之势让更多企业瞄向海外，开启城市新一轮的对外开放。

经过更深入的纸面上的研究后，文章在方塘智库发表，除获得《第一财经日报》《每日经济新闻》《财经》等媒体关注外，也得到保定市政府的重视，不久之后受邀赴保定调研，也由此开始了这一年对这座备受关注的畿辅之城的持续走访和研究。

当真正通过自己的足迹踏访一个城市的土地，以自己的眼睛审视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时，获得的资料与信息远非网络上的公开资料所能比的。此时我也意识到，这不仅是一次对一个城市的观察，更是一次可以更深刻了解变革时期中国的难得机会，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机会。

所以，在这一年里超过90天的实地走访中，我以学生之心，走近政府官员、当地学者、企业家、个体工商户、企业员工，乃至田间地头的农民朋友，走访了保定十余个市区县，十余个政府部门，近百家企业，以及数十个涉及能源、制造业、商贸物流、旅游等不同领域的项目。幸运的是，所到之处，所见之人，都最大限度上满足了我对于这座城市的好奇之心，解答了我的疑问。

对于走访和调研，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希望以自己有限的学识和能力为这座正在蓬勃成长的城市提供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可落地的建议，比如产业的定位和长期发展战略，以及具有带动性的大项目的设计，这对于很多正在着手重塑、升级产业的区县尤为重要；二是希望更深入挖掘这座城市在区域、产业、投资、文化上的价值，并将其推介给外界，为这座城市与更多外部要素连接，乃至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

除此之外，我在调研和写作中还带着一颗很重的“私心”：希望借这次深入研究的宝贵机会，通过获取的第一手鲜活资料，验证、修正此前长期以来对于区域、城市、乡村、产业的一些思考和判断，这也是对我个人而言最让人兴奋的事情。所幸，保定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的愿望。

（二）

经过一年的调研和写作，有了这本书。

从成书的背景讲，我所观察的对象——保定，正在迎来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并与“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共同构成新政经周期下中国三大区域性战略，这些战略未来将深刻影响中国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成效，也将重塑中国的区域格局。其所覆盖的城市对于战略的执行和利用效果，也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城市的未来。

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趋大的背景下，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但凡能够切身感受到此种压力的，都在主动求变，借此闯过大浪淘沙的下行周期，进而找到新的动力。对于企业来说，是关注新的产品、新的市场和新的渠道。对于城市而言，是将目光聚焦在对既有产业的改造、新业态的培育、新要素的连接，以及新的治理方式的探索上。而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对产业的渗透逐渐增强，求新虽然道阻且长，却已有了成长的土壤。

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激荡的时代背景，我们看到，保定这座曾经闪耀于中国明清政经舞台，又历经多舛之命途的城市，正在展现出蓬勃的生机和巨大的价值潜力：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壮美的山河不仅打造出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而且为新业态、新投资领域的开辟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坚实的产业基础和一大批务实求新的企业家不仅让保定具备强大的抗风险能力，而且为城市在更大范围内连接外部要素实现升级带来了可能；此外，传承下来的诸多特色产业让县域避免了中国县域普遍面临的空心化之忧，同时大交通网络和互联网，为这些区域成为细分领域的国际性“微中心”城市描绘了一张极具想象空间的图景。

从外部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及创新驱动战略一方面为保定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让这座长期默默无闻的城市得到了更多外界的关注。另一方面，保定在近两年中，通过对包括京津在内的全球范围高端要素的积极对接和吸纳，对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的努力改善，对新经济、新业态的刻意培育，以及通过使用政策和经济手段将这些外部红利作用到对企业、对人的生产和生活空间的优化上，展现出对国家战略极强的敏感性和执行、利用能力。由此，对保定的重新发现与再思考的价值便不在保定一隅，其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未来以及中国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

（三）

那么，这些观察和思考，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

实际上，在本书写作之前，我曾试图通过综合统筹收集到的案例和素材，将其嵌入一个整体逻辑中的方法，来完成透过一座城市实现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城市变革的宏大叙事，但仔细琢磨之后，很快放弃了这个想法。

取而代之的，是以一种略显碎片化、个体化的方式，通过对具有样本价值的案例的剥茧抽丝，分析其机会与利好、优势与瓶颈、收益与风险，阐释案例中经济行为的决策逻辑，进而发现其背后所折射出的经济规律，以及经济变革中所呈现的新的可能，从而希望为转型中的城市和企业的决策者提供镜鉴。

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方式呢？

举个例子。在我参加的许多经济研讨会、论坛和沙龙中，时常可以听到台上的嘉宾说中国的企业家要勇于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解决企业发展的困境。这些人中既有官员和学者，也有企业的决策者。这时我常想，尽管台上这样讲，但创新过程中的个中滋味，也只有这些企业家自知吧。

对于一个面临市场压力的企业而言，通过在技术、生产、流通中某一个或某几个环节的突破和改革来建立新的市场竞争优势，固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但创新的背后，往往是在人才结构、资金链、政策等诸多方面存在限制创新的天花板，以及因为不对称的市场信息、不稳定的行业趋势、失调的投资结构导致的极大的创新风险。

我曾遇到一个传统行业的大型民营企业老板，面对愈加微薄的企业利润，他曾想通过生产技术改造、电子商务、互联网品牌营销来扭转困局，但尝试后反而让企业陷入了生死困境，于是不得不放弃，转而采取更严苛的压缩成本的方式来维持利润率。最后他讲：“我们不是没有创新意识，只是承担不起创新成本和风险，维持不变或许能够熬到行业转暖的那一天，而很多企业创着创着就把自己创死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创新困境。

企业如此，城市亦然。比如，外界在凶猛批判中国城市通过土地财政和招商引资的恶性竞争进行粗放的城镇化时，不得不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在许多资源匮乏、财政薄弱、产业空心化的城市中，贱卖土地可能是唯一能与外界要素连接的方式了。

上述例子实际上体现的是中国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复杂性。城市、企业遇到的困境，有些是共性问题，有些则是区域、行业的个性问题，有些是经济层面的，还有很多来自体制和社会的深层问题。在我看来，至少目前很难有一个方法论可以成为中国转型过程中的“通路”，只有基于对中国经济复杂性更深刻的洞察，才有可能降低转型之路的试错成本。所以，样本化的调查和分析可能是一种比较笨的办法，但也可能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最直观、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四）

研究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智库从业者，调研中必然要面对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咨询。

就我的经历而言，时常遇到的尴尬情况是，建议很难落地：受政策、制度、资金、周期、人力等诸多因素所限，一个宏大的系统解决方案往往因为一开始逻辑预设的误判就沦为废纸。但更痛苦的是，随着信息和材料收集逐渐完整，最后智库从业者会和咨询方一起陷入迷茫。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提供智力产品的工作者都曾有过的经历吧。

这样的经历使我越发意识到，在从研究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有更宏大的视野，避免在单一逻辑中陷入误区；另一方面要更深入认识问题的复杂性，调查问题的限制性因素，避免信息缺失导致的纸上谈兵。

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了“县域经济将迎来发展的春天”“乡村价值的变迁将重塑中国城镇化进程”“协同创新不是招商引资的狂欢”等宏观命题，但也同时注重研究，在中国特殊的改革环境中，如何基于不同区域的情况和特点，将时代和国家战略赋予的红利转变为区域和产业发展的实实在在的动力。这也是方塘智库一直所倡导的价值理念：既要在云端，又要在人间。从云端思考战略，在人间提出策略。

庆幸的是，在保定的调研与写作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践行价值理念的机会：如前文所述，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使我们有机会借由一座城市来审视这个国家战略的价值与未来。另外，作为一个经历了坎坷发展之路的古城，其正在经历的很多困难也恰恰是中国经济转型之复杂的鲜明隐喻。

当然，一年的观察和思考很难讲清一座城市，更难阐明变革中国的逻辑。求解之路恰似驱车穿行茫茫草原：看似羊肠小路无数，却需要自求通途。成书仓促，其中难免诸多谬误，恳请读者师友辛苦指正。

这是方塘智库“城市中国丛书”的第三本，谨以此抛砖引玉，望为中国经济研究尽微末之力。

第一章 协同创新之路

创新，是个让人着迷的字眼。但现实是，无论对于中国的企业还是城市乃至区域，其路维艰。于企业而言，发展总会受制于成本、人才、利润率、市场、环境诸多要素。外界往往看到那些以创新实现涅槃的企业散发的光晕，却没看到有多少企业死在革新的路上。于城市来说，要在产业基础、市场主体结构、人力结构、财政、国家和区域政策环境等诸多天花板下找到一条基于创新的发展之路也并非易事。而要实现区域内的协同创新，要面临的变量就更多了。保定的样本价值在于，在最大限度降低创新成本和创新风险的基础上，建立起基于城市实际情况和现实需求的城市创新体系。

第一节 协同创新在保定

千年保定，协同之机，兴城以变，其命创新。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以来，作为“中部核心功能区”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保定，在国家战略的光环下，因为战略地位的凸显，吸引了外界比以往更高的关注，其正在发生的改变以及未来的走向也关系着这个当今中国重要的区域性国家战略的落地效果。

保定，这个拥有数千年历史的畿辅古城，显然到了重新上路的时候了。

在保定市未来的城市整体发展战略中，包含了三个层面：协同发展、创新驱动和环境支撑。

在方塘智库看来，协同发展代表外在机遇，创新驱动意味着内在动力，环境支撑则体现了选择城市发展模式的价值理念。这三个“主体战略”，共同构成了在结构调整进入深水区、国家战略带来的机遇期下，一个沉淀着历史传统，又不断孕育着新经济萌芽的城市，在规划未来发展路径上的拼图，同时，这也是我们借由保定观察中国经济的现实和机遇的一个视角。

在经历了对保定持续一年的走访和调研后，我们重新回到保定市政府，与市长马誉峰就城市发展路径进行了一次对话。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协同”“创新”“绿色”也是他提及频率最高的三个词，显然，在主政者的视角中，这三个词将深刻影响着保定的未来。

在马誉峰看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给保定带来的机遇是历史性的，保定将以创新驱动为战略，通过建立城市创新体系，率先打造京津保协同创新体系，并以城市空间格局调整为契机，以绿色发展的理念为保定创造更具竞争力的未来。

以下为对话摘录。

历史性的战略机遇

方塘智库：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区域性国家战略之一，将对保定整体城市发展战略产生什么影响？

马誉峰：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保定带来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顶层设计上确立保定为中部核心功能区内唯一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打造京津保地区一小时交通圈”“建设京津保地区生态过渡带”等目标愿景。

基于此，保定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实现京津保率先联动作为贯穿和引领全市各项工作的主线，突出开放、高端、创新、统筹、效率五个关键词，着力构建“两地三区”[1]的发展格局。

此外，围绕做强京、保、石发展轴战略定位，全力抓好服务、承接、支撑三件大事，推进生态、交通、产业、环境、创新、开放、民生等七个协同，加快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支撑点、京津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外资进入京津乃至北方市场的桥头堡。

建立城市创新体系

方塘智库：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结构调整日益迫切的背景下，创新驱动成为统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国家战略。同时，创新驱动也是保定的城市发展战略之一。你对创新的理解是什么，创新对保定又意味着什么？

马誉峰：纵观经济发展史，世界经济是在波动中前进的，这种规律性波动就是经济周期。从前几次周期看，每一次波动都与主导产业的变迁相关联，每一次革命性的技术突破都形成了新兴产业，从而重新确立了全球经济格局。

而周期性经济波动和产业演进的根本原因，就是创新所推动的科技进步。对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来说，首先要对创新要素进行充分培育和释放，主动升级优化主导产业格局，进而获得先发优势，推动城市发展出现革命性进步。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保定肩负率先联动发展的重任，要想实现城市的跨越发展和革命性进步，必须牢牢把握住创新驱动这个关键。只有把创新视为城市的灵魂，才能真正担当起京津保率先联动发展的“保定使命”。

创新驱动，第一，是意识的创新。我们运用超常举措，全面激发各级干部最佳的思想状态、精神状态、能力状态、效能状态、纪律状态，进一步形成解放思想促改革、破解瓶颈解难题、干事创业燃激情的良好局面。叫响“来到保定，一切搞定”，落实“马上就办，办就办好”，让“要想搞定，就来保定”成为外界对保定的共识。

第二，是体制的创新。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效能。着力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出台深化“法治保定”建设的实施意见，完善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监管清单制度，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推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为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实现京津保地区率先联动发展蓄足马力。

第三，是环境的创新。在战略上我们注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的重要战略思想，以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为统揽，扎实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和《中国制造2025》，坚持把创新作为推动和引领全市发展的第一动力，着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实施突破。先后出台了《关于支持企业创新的八条措施》《保定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开展全民创业行动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

第四，是平台的创新。白洋淀科技城、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长城汽车新技术中心、中国电谷产业园、中国电科院涞水产业园、涿州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高碑店国家建筑节能技术国际创新园、安国中药都等一批高端创新平台应运而生。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施新兴产业“双创”三年行动计划和中小微企业扶持发展工程，进一步增强创新发展内生动力。

第五，是技术与产业的创新。全面深化与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中关村科技园、清华大学等单位的战略合作，与中国科协探索形成“853”高端引智模式，同69个全国学会合作建立56个学会服务站，成立了23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把产业创新联盟、全国学会服务站直接建在企业中，把科技创新资源聚焦到产业链上。与41位院士合作建立18家院士工作站，233家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185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4637家，众创空间达56家，上市企业达68家。我市被中国科协确定为全国地级市中首个创新驱动发展示范市。

打造协同创新共同体

方塘智库：在此前的交流中，您反复提及协同创新，对于保定而言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马誉峰：京津冀地区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的区域之一，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肩负着建设世界级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中心、引领我国参与新一轮产业革命和科技竞争的重大历史使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应对发展环境变化、把握发展自主权、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更好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未来的发展要靠创新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能再走粗放式发展的老路。这就要求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转变。创新驱动已经成为赢得先机、赢得主动、赢得未来的决定性因素。

但值得注意的是，京津冀三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矛盾和突出问题。在传统的行政区划体制下，创新要素分布不平衡，区域内创新资源共享不足，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融合不充分，区域创新合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为此，《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强化协同创新支撑、完善区域创新体系、整合区域创新资源三个方面的推进举措。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从根本上讲要靠创新驱动，关键是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对于保定来说，突破发展瓶颈、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是创新驱动，以协同创新为抓手，打造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

一是开展京津保重点产业协同创新试点示范，打造一批优势产业创新集群。根据产业链布局创新链，围绕创新链配置资金链，以创新集群带动产业集群，提高产业价值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以三地优势互补产业为依托，提升传统产业的创新水平，培育新兴技术产业，加强现有产业的空间调整和对接，促进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二是围绕重点产业，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倡导产业龙头企业牵头，聚合产业内资源要素，与科研院所共建区域研发和产业创新平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目前，全市已成立23家产业技术创新联盟。

三是建立一批协同创新示范园区，实现地区创新资源、政策和利益共享。以园区为载体，探索跨地区共建、共管、共享的园区合作机制，有效整合资源，创新运营管理模式，开展各具特色的创新园区试点。如，整合已有园区，进行跨地区合作共管的试点；试行政府合作委托公司开发新园区；建立数字特区和人才特区等。发挥各类示范园区促进协同创新的作用，整合资源供给，提高利用效率。

四是加强区域创新网络建设，开展京津保区域协同创新服务体系的试点示范。坚持创新机制、整合资源、盘活存量、开放共享的原则，加强区域内产学研资源共享机制，建设三地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和协同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区域科技信息平台，建立互联互通的技术交易市场，发展各种类型的技术转移机构，促进科技成果在京津保区域转移转化。在开放区域内已有大型科学仪器设备的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三地合作共建一批重点实验室、产业技术研究中心、试验平台和检验检测中心。充分借力京津科技服务业的优势，创新服务模式，建立跨地区的创新服务协作平台，提高科技服务的社会化、专业化水平，提高协同发展的效率和质量。

拉开“大保定”的城市格局

方塘智库：2015年，保定完成了区划调整，这对未来保定的城市格局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马誉峰：2015年4月份，国务院批准我市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市区面积由312平方公里扩大到2531平方公里，市区人口由原来的119.4万人增加到280.6万人。这对保定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打造环京津增长极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优化了生产力布局，切实解决了困扰保定的“小马拉大车”问题，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意义重大。

区划调整拉大了城市框架，对于承接京津产业转移铺开了战场、扩容了空间。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完善总体规划，加快推进了东湖片区、西湖文体新城、高铁片区、大王店工业园区、长城科技城等新区建设，推动中心城区东拓、西扩、南联、北延。

此外，围绕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中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环首都卫星城和高品位的“微中心”，强力推进市区和县城建设两个“三年攻坚行动”，全面加强“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城市管理”。

下一步，我们要连续走好整体规划、产业聚集、区划调整三手棋，全力做大做强主城区。坚持城市框架能拉多大就拉多大，基础设施能建多快就建多快，全面加强城市交通网络建设，打通主城区与新三区之间、市区与各县（市）之间、我市与京津之间的交通干线，真正形成一个产业布局合理、人居环境优良、生态环境良好的“大保定”城市格局。

以环境整治促产业升级

方塘智库：环境支撑是保定三个主体战略之一，而且保定也面临着严峻的环境治理压力，怎样以此为契机，推动保定城市与环境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马誉峰：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保定注重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践行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理念，瞄准京津保生态过渡带建设，在2015年完成造林73万亩、森林覆盖率净增1.65个百分点基础上，2016年再完成造林70万亩，让“绿满太行”大见成效。

近两年，持续聚焦生态环境制约问题，保定开展了集中供热、锅炉替代改造、燃煤管控等十大攻坚行动，2015年市区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天数127天（其中一级天数17天），比2014年增加43天（其中一级天数增加16天）；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75天，比2014年减少29天；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10.34，比2014年降低了12.2%；超额完成了省下达的PM2.5年平均浓度下降10%的任务。

目前，我们正加快建设供热面积1200万平方米的西北郊热电联产项目，推进东北郊热电联产和大唐九期扩建项目，市区三环以内所有城中村2016年8月前实现气化，所有县（市）城区年内实现100%集中供热，确保空气质量实现根本好转。

在乡村层级生态环境建设中，按照“四美五改”要求，植入特色小镇概念，集中打造604个省级重点村，把太行山片区49个村全部打造成精品村，高铁沿线144个重点村打造成景观带，每个县（市、区）打造一个美丽乡村片区；对白洋淀水域进行长效综合治理，淀区水质水量得到明显改善。以承办全省首届旅游业发展大会为契机，围绕“新景区、新业态、新未来”，加速培育特色旅游业，年内安排旅游重点项目18个，总投资527.25亿元，力求展示最精彩的京西百渡休闲度假区、最精彩的美丽保定。

在产业规划发展上，保定作为首都经济圈的重要城市，深入践行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理念，立足“5+2+5”产业格局，聚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以“保定·中国电谷”为发展平台，发展以光伏发电、风力发电、输变电、储电、节电与电力自动化设备制造六大产业为支撑体系的新能源产业集群，形成了以“新能源与智能电网装备产业群为主导引擎、现代服务产业群为重要支撑、战略储备产业群为优势补充”的产业发展格局，保定已经成为河北省低碳发展的转型先锋、京津冀智能电网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高地。“一核两轴多元”[2]发展战略布局初步显现效果。

目前，全市新能源企业超过200家，成为我国唯一拥有完整新能源产业链的聚集区，被确定为“国家新能源产业基地”以及“全国首批低碳城市”。借助北京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和企业资源，中国国电、中国航天、中铁集团、中航工业等一大批企业纷纷落户保定，清华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一些知名的高校在保定建立了产学研基地，创新创业嫁接融合局面大好。

第二节 城市需要创新体系

一个雕刻古城的新变迁

正值夕阳无限好，断山侧卧白石渺。

来到保定市曲阳县调研已是傍晚，我站在县城某座大厦的楼顶，向外眺望，视野中是当地最为知名的“黄山”，山脚下，即将被用来做雕塑的石料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如同记录这座城市的一部史诗，蔚为壮观。《曲阳县志》云：“黄山自古出白石，可为碑志诸物，故环山诸村多石工。”

自东汉光武年间，这片保定府西南麓区域的人们便一直以雕刻为生，延续至今已近2000年。时至今日，在曲阳县连绵十公里的雕刻大道上，大大小小的石雕加工厂和小型作坊星罗棋布，待出售的石雕成品和还未完成的半成品置放在工厂的院落里，形成了独特的景观。

目前，在曲阳县60万人口中，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从事石雕产业，超过2000家石雕企业每年创造的总产值达百亿元，曲阳成为中国最大的汉白玉雕刻生产交易中心，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雕刻之乡。

不过，“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在此之前的很长时间里，这门古老的手艺曾为这里世世代代的人们提供了糊口的生业。但随着国外需求的锐减和行业竞争的加剧，石雕作为曲阳县的龙头支柱产业逐渐暴露出产业链条短、产品层级低的弊病。同时，厂家之间的恶性压价和产品质量粗糙使得行业混乱的局面逐渐稀释着曲阳石雕整体品牌的价值和竞争力。

在此背景下，2015年11月，曲阳县联手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等全国八个顶级美术院校成立中国曲阳雕塑产业创新联盟，这对于曲阳及其石雕行业而言，无疑是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曲阳希望以联盟作为纽带，借助八大美院在创意研发、人才培训、对外交流以及市场推广的资源，补齐、延伸曲阳雕刻的产业链条，提升产品的层级，重塑曲阳石雕在全球价值链条上的整体品牌。

为此，曲阳县还建设了一个供美院师生和艺术家工作、生活的集聚街区。八大美院在曲阳的工作室就布局在此。建筑形态主要为联排别墅，格局类似于“前店后厂”：前面日常办公、作品展示、会客交流，后面数百平方米的封闭空间作为作业车间。几间工作室已进入装修环节，负责人兴致勃勃地为我们讲述他们要实现的设计和装修效果。

成功引入美院后，曲阳县希望借此将曲阳打造成宋庄之外升级版的艺术家集聚区，并且规划在未来打造雕刻小镇作为振兴当地文旅产业的支点。

显然，这一次成功连接外部资源已经为曲阳打开了更具想象空间的大门，这座雕刻古城正处在变革的前夜：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将外部优质资源更高效地配置在产业链条中，进而通过产业重塑带动区域创新，实现区域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和增长方式的变革。

基于市场逻辑的产业创新联盟

事实上，中国曲阳雕塑产业创新联盟只是保定市目前成立的23个产业创新联盟之一。

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日渐增大的背景下，中国各城市招商引智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尤其是京津冀区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情况下，河北诸多城市也都在盯着北京可能溢出的资源和产业。

由是，对于这种有政府行为介入的产业联盟，很容易被外界误解为政府基于政绩动力下的“拉郎配”，稍乐观一些的，往往会将此单纯视为京冀间的技术扶贫。

方塘智库并不认同上述观点，调研期间通过与地方政府、高校和企业的座谈，我们了解到，产业联盟作为政、企、研之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流动的载体，其生存的基石实际上鲜明地体现出市场经济的逻辑。

以中国曲阳雕塑产业创新联盟为例，引入八大美院对于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的意义显而易见。长期以来，本地企业凭手艺接订单，在创意、设计环节严重缺失，导致产品同质化竞争严重。与艺术高校的深度合作，可以为有实力的企业打造核心产品、塑造品牌提供很大帮助。龙头企业的成长以及八大美院所带来的资源和示范效应又为区域产业壮大和城市品牌的打造提供了动力。

对于艺术高教机构来说，曲阳最大的价值有四点：数千名从事雕塑产业的企业家、十余万名成熟的产业工人、浓厚的艺术氛围以及响亮的区域品牌（“中国雕刻之乡”）。曲阳可以为高教机构提供的资源包括：教师和艺术家的创作基地、学生的实习基地，以及技术（创意）成果商业化的载体和渠道。也正因此，当保定市牵头将曲阳与艺术高校撮合在一起的时候，双方一拍即合。

当然，这只是合作几方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如何从物理反应转变为化学反应还需要通过对游戏规则的设计，以利益的纽带将几方连接为共同体。但很显然，需求导向已经为这种多主体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类似曲阳的案例带给我们最直接的启发在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跨区域的要素流动，尤其是发达区域向欠发达区域的要素流动，背后的推手早已不是要素价格与生产力简单的线性关系了。

如同方塘智库此前提出的观点，任何一个城市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再边缘的地区，都可以在全球价值链条中建立自己的坐标[3]，这种坐标的建立体现在区域价值的寻找上，即如何在全球视野下看待并整合自身的相对稀缺资源或相对竞争优势产业，只有发现并建立价值，才有可能与需求端匹配。

在价值发现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要做的就是补全、强化其竞争优势的链条价值。方式有两种：一是挖掘自身自主创新的能力；二是基于价值互换和需求导向，设计新的游戏规则，在更大范围配置本地和外部资源，形成新的要素组合方式，是谓协同创新。无论是自主创新还是协同创新，目的都是优化供给端的资源配置方式。

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新价值时代

具体到京津冀区域而言，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创新驱动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区域，尤其是在协同发展进入国家战略视野已近两年的时候，这一区域的创新发展路径和模式却依然处在探索之中。

可以明确的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的战略红利来自创新经济，更确切地说带来了更多协同创新的可能性：战略覆盖区域有了更大的价值被发现的可能性，顶层设计将为协同创新扫除更多体制机制障碍。在这个过程中，高端要素主体找到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中低端要素主体壮大升级，进而激活存量，释放增量。

此外，如上文所述，无论发达区域抑或欠发达地区都具备协同创新的可能性。尤其在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和互联网覆盖日益完善的背景下，市场逻辑驱动下的区域价值再发现以及更大范围的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的要素创新组合将释放更大的市场能量。

当然，理论如此，而实际上方塘智库在京津冀多个城市调研中发现，除了存留的体制机制障碍外，不同城市在实际操作中还面临一些难点。

其一，基于协同创新的系统性和复杂性，需要构建城市创新战略体系。创新经济本身是个复杂的系统，它的主体是多元化的，包括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府、中介服务机构等；功能板块是多元化的，包括制度、技术、管理、服务等；环境保障亦是多元化的，包括政策供给、基础设施、法律法规等。具体到协同创新，尤其是区域协同创新，无论是主体、功能板块，还是环境，往往都需要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来实现要素组合。

基于协同创新的复杂性，一个城市要想真正转变发展方式，解决动力问题，就要做好一个系统的战略变革的准备，而非仅仅拿出些钱、出台几个政策、招来几个高端产业的单点策略。

其二，基于对创新风险与创新效益的平衡和节奏把握，需要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城市建立有针对性的创新策略方案。以河北省为例，在去产能、治污染、调结构、稳增长的多重压力下，总体而言，河北的各个城市和许多支柱产业都有比较迫切的创新需求。

但是，创新既可能带来更大的收益，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这就需要针对不同城市、不同产业把握不同的节奏，制定不同的策略。

像钢铁、水泥、玻璃等重工产业，既是工业污染的大户，亦是过剩产能的重灾区，也是目前全球性低迷的行业，削减产能的短期迫切性与提升产业层级的中长周期性就会发生矛盾，选择壮士断腕般地削减产能后再言创新亦属务实之举。

比如我们调研保定市容城县的服装产业。容城的服装产业基础比较雄厚，但产业层级较低，包括许多龙头企业在内的大多数企业还处在订单经济的阶段，受整体行业影响较大。

尤其在国内劳动力成本日益攀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转移的大背景下，容城的服装产业不变则衰，但从订单经济向品牌经济的转变也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如果一味短期寻求剧变，则很可能变成自杀。而本土企业家受制于存量尚可为继的利润，在创新动力上难免需求不足，这就需要政府在制定引导性政策时选择合适的策略。

容城的选择是用增量来引导：基于企业在创意设计端的需求，引入北京服装学院，建立产业联盟和创意研发中心，鼓励企业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在增量利润的引导下和传统产业模式的挤压下，渐进式完成对产业的干预和塑造，增强区域产业整体竞争力。

产业如此，城市作为创新的载体空间亦如此。在京津冀区域中，每个城市都面临从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模式转换，但城市之间经济实力尤其是抗风险能力、资源禀赋、要素结构各不相同，区域战略定位、发展方向也迥异，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因时、因地做出适合自己的战略抉择。

保定的城市协同创新实践与逻辑

京津冀协同发展被作为国家战略提出，对于保定的影响之一在于其区域战略地位的提升：保定被列为中部核心功能区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并明确要打造京津保“一小时交通圈”。

战略价值的提升让长期以来不紧不慢的保定开始加快了步伐。尤其是作为河北省与京津协同创新的代表性城市，保定需要拿出基于创新驱动的城市变革的综合解决方案。

除了来自国家战略的推动，基于保定城市的发展诉求，比如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高效地释放城镇化红利、做大做强支柱特色产业、借力京津的优势资源、面向全球范围的再开放，保定自身也具有充足的协同创新动力。

以保定目前的情况，已具备在区域内协同创新比较好的基础，同时这些基础性的因素也是需要通过协同创新实现价值提升的地方。

比如，保定有比较好的区位，与北京、天津亲密的地缘关系将使得三地的要素流通更为便捷。但同时，长期以来三地的合作基础有限，就需要借京津冀协同创新真正将保定纳入经济圈。

还比如，保定有中国地级城市中最为优越的科教资源——17所高校，在校生26万，各类科技人员11万余人。优质的人力资源是协同创新的基石，但过去人才流向京、津的趋势也非常明显，这就需要通过城市产业间的协同创新将培育的人才真正转化为城市生产力。

此外，在河北省的11个地级城市中，保定的产业结构也是最具有创新潜力、最容易释放创新效应的。保定的产业结构总体偏轻，其支柱产业包括汽车制造、建材、服装、鞋、箱包等日消品以及新能源等。这些产业不属于重污染行业，转型压力弱于升级压力，并且对技术、创意、研发等上游链条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另外，这些行业也不同程度存在产业层级低、链条短、产能过剩的情况，需要通过协同创新提升其整体竞争力。

方塘智库梳理自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后近两年保定谋划的重点项目和重要举措，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塑造以企业与科研机构为主体的技术、研发协同创新体系，试图解决要素的连接问题。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的建立。除前文提到的中国曲阳雕塑创新产业联盟、京津冀纺织服装产业协同创新高校联盟，保定市针对本市特色支柱产业、链条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已建立23个创新联盟。

这些联盟或由本地龙头企业牵头，或由国内核心高校、科研机构牵头，联盟成员一般包含本地及国内行业企业，具有行业尖端技术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一些中介服务组织，通过建立本行业联盟运作机制，直接为产品升级、技术成果转化、市场拓展服务。

除产业联盟外，保定还建立了4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以及160多个其他创新平台。

这些行业联盟、研发机构的核心功能一方面在于解决外部技术资源与本地产业的匹配问题，另一方面也往往以主体身份参与全国乃至国际尖端技术合作和转移，从而试图共同支撑起城市产业的技术和研发创新体系。

其二，搭建特色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平台，尝试解决要素的落地问题。2015年4月成立的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项目，这是中关村在京外建立的第一个创新中心，其成立后也备受京津冀三地关注。其核心价值在于借助中关村对产业强大的孵压能力、塑造能力和背后庞大的企业资源来完成对高端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引进和本土化培育。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图片摄影：侯虓

此外，包括中关村丰台园保定满城分园、涿州新兴产业示范区、高碑店建筑节能技术国际创新园、涞水产业园、白石山中美科技园、安国中药都在内，保定市规划了18个重点园区用以对接北京及外部科技创新资源的落地。

这些园区在规划上具有鲜明的行业属性，并且与落址区域的支柱产业吻合度很高，一方面带动了不同区域的产业支撑能力，另一方面鲜明的产业空间布局也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成本。

另外，在全国“双创”的大背景下，保定还成长起了许多创客空间，建立主体除了政府科技机构、高校外，还有许多技术密集型龙头企业。

方塘智库在调研中发现，这些孵化器往往很注意与北京孵化器的错位（同质化将使得入孵企业迟早流出）。比如，具有鲜明本地行业属性的技术性孵化器，通过直接与本地龙头企业对接，一方面帮助入孵企业成长，另一方面填补产业链条的空白。

其三，打造支撑产业创新和城市变革的承载空间，解决高端要素落地后的发展问题。最具标志性的项目就是白洋淀科技城。该项目已谋划多年，是河北省与科技部合作的共建项目，不单是河北省的重点项目，在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也被明确纳入规划。

在方塘智库看来，白洋淀科技城不仅是一个城市化开发项目，未来将成为支撑保定产业升级和城市变革的核心承载空间之一，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京津冀战略下的标志性项目之一，未来具有成为河北省乃至全国创新发展模式的样本区域的可能。

其四，营造协同创新的软环境，破除要素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包括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明确权力清单、放宽市场准入、提供重点面向小微企业的金融信贷服务的政策供给以及对企业研发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等。

从区域创新体系到城市协同创新生态

保定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背景下的城市协同创新体系的建设路径越发清晰：以区域特色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为主体，以面向市场的应用技术创新作为支撑，塑造创新要素的集聚平台，建设具有吸引力的、支撑创新要素和城市变革的承载空间，营造创新孵化的软环境。各个功能板块试图从衔接、落地、生长的各个环节切入创新要素本地化集聚过程，从而体系化地解决城市的发展驱动力的问题。

当然，目前保定的诸多尝试能否达成其预期目标，还需要经历时间和市场的检验。但值得肯定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将协同创新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系统进行体系化操作，二是在操作过程中对不同主体、产业和区域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

在这样一个逻辑下，根据目前的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我们对于保定城市未来的想象空间至少可以包括：成为京津冀区域应用技术的研发高地、应用技术的成果转化高地，进而构建起基于区域特色支柱产业的全球价值链条。

在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来临的背景下，协同创新无论对于一个企业、城市还是国家，都已是必然之路。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创新解决的是发展模式的问题，即如何塑造外部和内部的驱动机制。一个城市的协同创新系统就是通过复杂的跨区域、行业、部门的要素优化组合建立双重驱动力，其路径也一定是多元化的。

以保定为例，可以大概勾勒出以下几个关键词。

共同体：在区域创新体系理论中，创新的主体既包括企业、科研机构，也包含政府管理组织，企业创新以利润为导向，科研机构创新兼顾学术和市场，这时政府创新行为的导向就十分重要了。单就城市经济发展而言，政府需要整合跨区域和跨行业的企业和科研机构以建立起基于市场逻辑的共同价值导向，成为目标一致的创新共同体。比如，在保定的创新产业联盟中，北京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本地企业、政府部门就形成了具有共同价值导向的共同体。

接口：连接是协同创新的最重要行为之一，即建立起不同内部和外部要素的匹配方式。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创新主体的连接行为就像一条条光纤，城市要做的就是为每条光纤建立接口，从而让光路流通。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保定提供了更多的与外部资源连接的可能性，在连接的基础上，通过明确对接主体、承载平台和空间，从而为外部资源嵌入本地发展建立了接口。

生态：协同创新的一个系统风险就是兼容问题：主体和功能板块的复杂性使得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转。因此，需要主体间共同建立规则来营造整个创新系统的生态。这也是真正检验一个城市创新能力的试金石，政策环境、产业环境、金融环境、人力环境等多重因素将最终决定协同创新系统的最终效能。

创新驱动，国之大计。自20世纪初熊彼特初步建立起创新经济理论体系后，围绕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国家创新、区域创新等不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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