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井一二三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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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是为了找到回家的路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旅行，是为了找到回家的路
作者：【日】新井一二三（Arai Hif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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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里，我写过从十五岁起，一个人旅行去国内、国外各地的经历。后来很多次，被人问：那学校毕业，出社会以后呢？结婚生孩子以后呢？现在是不是没有了以前那么多自由时间去旅行？
每次，我都要尽力说明：过旅人生涯，并不需要每年出国旅行的，所需要的，首先是对远处的憧憬，想发现另类生活的渴望，年轻时曾不怕孤独出过门的记忆。这样子，拥有了旅人精神以后，就能过一辈子的旅人生涯了。好比学会了一门外语以后，能过一辈子的双语生活一样。
果然也有人问我：你在日本住，平时有机会讲英语、汉语吗？我都要尽量说明：语言能力，或者其他任何知识，别人都无法偷走的。我脑子里，除了母语日语以外，一直有英语、汉语；即使每天的生活中见到的全是日本人，打开电脑，就能看到世界各国朋友的消息。
尤其脸书普及了以后，终于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用多种语言交流并发出消息了。以前我认为：世界的大小是由自己脑袋的大小决定的。如今看脸书，我颇有感觉：很像是自己的脑袋投射出来的影像；朋友们写着日文、中文、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也有人写着我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语言的短文。
那是个波斯尼亚出生的文学博士，在德国大学教书，来日本大学当访问学者的时候，我们彼此认识。因为她女儿插班进入了我儿子当时上的小学班级，班主任每天发的班报里写了什么内容，我一一翻成英文转告她。例如，夏天启用学校游泳池以前，同学们要抓浊水里的水虿，然后带回家各自饲养，记录变化。水虿是什么东西，我本来都不知道的，何况用英语说。幸亏小孩子告诉我说：水虿就是蜻蜓的幼虫。那该是baby dragonflies了，没错吧？关键在于，班主任提醒各位家长：为了抓水虿，同学们需要带雨靴来。波斯尼亚博士又糊涂了：游泳池里抓蜻蜓婴儿，我懂了，可怎么要穿雨靴呢？日本人游泳不穿凉鞋，要穿橡胶制长靴吗？于是我给她解释：没错，就是橡胶制长靴，因为日本学校的户外游泳池是早一年九月用完之后，好几个月都没做清洁的，就是在那浊水里，蜻蜓生下的蛋孵化成水虿，老师不忍心叫孩子们穿着运动鞋在浊水里活动，所以特地提出带雨靴来。啊啊，原来如此！波斯尼亚博士终于明白了。可惜，她也没有远从德国带孩子的雨靴来日本。
如今她回到德国，脸书上写着德语、英语，还有我无法确定的语言，该是波斯尼亚语言吧，好像以前叫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现在叫什么了？每次，看到那无法确定的语言时，我就回想起游泳池里孵化的水虿来，自我娱乐一番。那感觉很像旅行，我和她又似是在叫做“人生”的旅途上偶尔碰到的两个旅人。何况她说，德国住家的厨房墙上，一直贴着跟我们一家一起去东京西部御岳山时拍下的照片。
这本书里，我主要写了学校毕业、出社会、有工作、成家生育以后，如何继续做旅人。第一章《寻找世界的入口》里讨论，培养了旅人精神后，阅读、美食都会带来类似于旅行的满足感。一直关在饭店里，也会留下跟一趟旅行一样多的回忆。第二章《东京旅行故事》中的文章更要证明：日本国内，甚至东京市内的移动也都会成为印象蛮深刻的旅行经验。我也想通过第三章《旅行家的饭桌》给各位读者介绍，如何把旅行经验融入于日常生活，把每天的日子当旅行过下去。
年轻时候的旅行会像参观世界博览会，拿着“护照”要收集尽量多的入境印章；年纪大了以后，却能享受到重游旧地的滋味。或者如我在最后的第四章《独特的旅行一册：日本人的南蛮情结》里实践的，把几个曾游之地的记忆缝合起来，做成自己独特的旅游回忆。
总之，我特爱旅行，也很珍惜过去的旅行留下的记忆。因此，我劝年轻朋友们趁年轻多去旅行，也劝上了年纪的各位，趁身体健康多走几个地方。如果你现在的条件不允许出门旅行的话，我希望你能通过阅读或品尝美食等，尽量享受这一趟人生之旅。毕竟，我们都是走同一条路的旅伴呢。卷一 寻找世界的入口寻找世界的入口——二〇一二年三月上海复旦大学演讲稿只要认真寻找世界的入口，你一定找得到世界。因为世界本来就属于大家，世界也就属于你。但是为了进入世界，首先你得一个人离开家。0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寻找世界的入口》。我这么说，你也许觉得奇怪。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早已经生活在世界上了吗？怎么还需要找个入口呢？1
我在日本东京长大。对小时候的我来说，世界是很遥远的地方。世界是美国，世界是欧洲，都是在电视旅游节目里能看到，但是我身边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讲语义的话，世界是包括地球上所有国家和地区以及男女老少全人类的，当然也应该包括日本在内。可是，当年住在东京都新宿区的小巷里，我的活动范围特别小，跟大世界简直沾不上边似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你也是世界的一分子，恐怕我会以为他是个骗子。
从我家到学校，新宿区立淀桥第四小学，走路不到三分钟，而且巷子特别窄。窄到什么程度呢？两个行人擦肩而过都需要侧身。有一次我家对面的同学家房子失火，但是救火车开不进来，只好把消防水管放得很长很长，花了好几个钟头才灭了火。那是我小学二年级的冬天，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可是心中的不安至今记忆犹新。
那一带密密麻麻盖的木造房子，都是平房或者两层楼，包括我自己住的家。有些大机关，如当年的日本国铁或者日本银行，为职工家属盖的宿舍是四层楼的水泥公寓。那是附近最高的楼房，由我看来够气派。所以，我的世界不仅很小，而且很矮。
下课回家以后上河合乐器的音乐教室、书法班、珠算班，都是在走路五分钟的范围内。有时候，替母亲去买东西，也都在家附近个人开的蔬菜店、面包店、鲜肉店、南北干货店。平时去的最远的地方，也不过是同一个学区里面的一些朋友家。路上要经过一条大马路叫大久保通，有个红绿灯，看右看左后走过马路，对当时的我来讲，是最大的冒险了。2
我懂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一辆车了。到了周末，父亲会开车带我们去东京郊外的河边、海边、山区等等。讲距离的话，大概每一趟都有上百公里吧。但是，我并不觉得我的世界因此而扩大了多少，因为我只是坐在父亲开的车子里，并没有离开父母提供的环境。我从小就相信：有自由的地方才称得上世界。电视节目里出现的外国人都显得好快乐，好自由自在。否则的话，我也不会幻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去闯世界。
有几次，我自己去过住在东京东部的姥姥家，是大约一个小时的旅程。单独一个人出门，坐电车看窗外的风景，那感觉很自由，讨人喜欢。我从小就喜欢火车多于汽车，因为火车上有别人，有社会。3
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九七〇年的暑假里，父亲开五百多公里路，带我们去大阪参观了世界博览会。那是在一九六四年的东京奥运会以后，全日本都好期待的国际性活动。许多人从东京坐刚开通不久的新干线去了大阪。我也好憧憬据说跟子弹一样快的新式列车。但是我家孩子多，那年老五弟弟正在母亲的肚子里。坐新干线去，会很麻烦，费用也会非常贵，所以我们还是被塞在父亲开的小车子里去了。
夏天的大阪特别热，只比夏天的台北好过一点点而已。那年，大弟弟四岁，妹妹还不到两岁，母亲挺着大肚子，一家六口子排队参观一个一个场馆实在不容易。可是，我们手里有一人一本所谓的“世博会护照”，进一个场馆就给你盖一个印章，和真正的护照上盖出入境图章一样。我恨不得拿那本护照，到各个国家的场馆去收集更多的印章。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从小跟我性格完全不同，乖乖的，就没有那种欲望。父母拿我没办法，叫我自己去逛会场。我会看看哪个场馆外边的人龙比较短，容易进去。反正，我感兴趣的主要是不同国家的印章，而不是里面的展览，所以去哪个场馆并不重要。4
就那样，我自己进入了一个东欧国家的场馆，好像是匈牙利的。里面有什么展览，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却至今忘不了，那场馆里卖着一种食品，是当地风味。我特想尝一尝，所以跟母亲要了钱，买来吃。上面有白色的酱，看起来像生日蛋糕上的鲜奶油，可是吃起来一点也不甜，反而是酸酸的。现在回想，应该是酸奶油（sour cream）吧，可当时的我就是吃不惯，非得偷偷地扔掉，因为生怕母亲知道了以后会骂我浪费钱。没有错，我是浪费了钱，但我是被它的异国情调所吸引，就是想尝一尝，结果吃不惯都心甘情愿，因为吃不惯的东西更加充满异国情调。
那天，我似乎生平第一次摸到了世界的门。那儿是没人排队的冷门场馆，卖的食品味道很奇怪。可是，一个人站在微暗而稍冷的屋子里，我暗自感到兴奋，好比发现了父母都不知道的秘密。
世界的入口在哪里？我大概是那个时候开始寻找的。5
上了初中以后，我看了许多日本人写的旅游文学。也许跟大阪世博会上的经验有关吧，对大家想去的美国、英国、法国等，我始终不大感兴趣。反之，相对少有人去的地方，如东欧、西班牙，还有南太平洋上的岛屿新喀里多尼亚等地方，会刺激我的旅游梦想。
不过，无论如何梦想，当时的我是没有条件去国外的。一九七〇年代的日本，出国旅游刚开始流行。但那是新婚夫妻去度蜜月，或者考取奖学金去留学，又或者农民卖土地忽然发了财等，在种种特殊的情况下才可行的大事业，而并不是小孩子说了父母就会答应的事情。所以，我初中时候的初步计划是：尽量在日本国内去单独旅行。我深信旅行会打开世界的门。6
从高中一年级开始，我每逢学校假期，都买当年日本国铁的周游票，并预订青年旅社的床位，去单独旅行一个星期。
第一次旅行的目的地是日本海边的金泽市和能登半岛。我从小在日本东南部的太平洋岸边长大，之前没看过西边夕阳下去的大海。日本海那边有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哎，那想象叫我多么兴奋。日本是岛国，除非过海，我们是出不了国门，到不了国外的。半岛是在岛国里面最接近世界的地方。我从此对半岛情有独钟。
高中毕业以前，我去了总共五六次的单独旅行。只有一次，和一个女同学一起去了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结果，我觉得没有单独旅行好玩，因为单独旅行才能够真正离开平时的生活、平时的自己，也能够尝到孤独的滋味。在没有人认识我的环境里，试图扮演跟平时有所不一样的自己，或者稍微调整一下原有的个性，我认为那才是旅行的乐趣。所以，去哪里并不重要。但有朋友在身边，哪好意思临时改变人格？人家会以为我不是骗子就是神经病了。
平时的生活是在父母给予我的环境里进行的，离开那环境意味着我会进入另一个世界。但是，世界的入口究竟在哪里？7
我生平第一次出国是大学二年级的夏天，到北京参加了四个星期的汉语进修班。那是早稻田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们通过旅行社，跟北京华侨补习学校联系而策划的节目。我算是经老师介绍，付钱参加了一个旅游团。
一九八二年的北京，跟当年的东京很不一样，和现在的北京也是完全两回事了。不过，对我来讲，关键在于中国是外国，也许通往世界。
在众多国家里面，怎么选择去了中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早一年春天上大学的时候，作为第二外语，我选修了汉语。那究竟为何选择了中文？是因为我觉得中国很亲近，也因为我觉得中国好遥远。大概“遥远”的感觉更加重要，毕竟我寻找的是世界的入口。
关于一九八二年夏天在北京的经历，我在《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那本书里有一个章节专门讲述，所以在这儿不赘述了。总而言之，那四个星期的经验，对我有了非常大，可以说是关键性的影响。所以，我劝所有年轻朋友，若有机会一定要去国外。
在许多忘不了的经验里面，最重要的大概是，有一天晚上，我去北京火车站看见了一班列车正往莫斯科出发。那个时候，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国是欧亚大陆上的国家。从北京出发，可以通过西伯利亚平原到莫斯科，在那儿换车，就能去柏林、巴黎、罗马、伦敦、阿姆斯特丹。那晚，目送着国际列车，我由衷受了感动。就是在那一刹那，我发现了世界的入口。8
世界的入口，当然并不限于北京火车站的国际列车站台。我估计，其实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世界入口的。例如，我丈夫说，他在中国台北的万华找到了世界的入口。万华只是一个繁华区，使那儿成为世界入口的，不外是他自己在那儿的某些具体经验。我当时没有跟他在一起，所以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可是，我还是能想象：一个人，一个年轻人，生平第一次真正离开自己从小熟悉的环境，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经验之前想都没有想象过的事情。那时候在他面前，一个完全新的世界打开门，或者你至少看得到世界入口的把手了。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民族，我们从小就听说过。然而，不是在书本上、不是在电视上、不是在银幕上，而是在现实中，自己亲身体会到的时候，你大概才会看到世界的入口了。9
从前的人，因为交通工具没有今天发达，一般没有条件去国外旅行。但是，有不少人还是通过旅行进入了世界。
比方说，日本十七世纪的江户时代，有一个俳人，即俳句诗人，叫做松尾芭蕉。他是历史上最有名的俳人，甚至有俳圣（俳句圣人）的别名，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芭蕉四十五岁的时候，带着一名徒弟，往日本本州岛北部，也就是在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一日的大地震中严重受灾的东北地区徒步出发，然后花上七八个月时间，总共走了两千四百公里路。那趟旅行的记录以《奥之细道》（有中译叫《奥州小道》）的书名出版，成为松尾芭蕉的代表作，也是日本纪行文学的代表作。
芭蕉这个人挺有趣的。他本名叫松尾宗房，做了俳人以后，改名为松尾桃青。他三十六岁的时候，到江户即今天的东京，在一个叫深川的河边小村子盖小屋，独自住了下来。有一天，一个徒弟送给了他一株芭蕉。谁料到，那株芭蕉就在他院子里繁茂起来了。芭蕉这种植物，一般是在热带、亚热带地区繁殖的。他徒弟带来的一株，估计是有人从琉球，也就是今天的冲绳带过来的。总之，由日本人，尤其是十七世纪的江户人看来，它充满着异国情调。他生性爱旅行，对异国事物的憧憬特别强烈，所以，在自己的院子里有热带植物繁茂起来，感到非常高兴，从此自称为松尾芭蕉了。
松尾芭蕉写的《奥之细道》收录于日本中学的古文课本，对书中的文章和俳句，许多日本人都相当熟悉。序文是这样开始的：月日是百代过客，流年又是旅人。这一句话表达的思想，其实不是他的独创，而是取自中国唐代诗人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李白写：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逆旅是旅馆的意思。所以，李白是说：世界是万物的旅馆，时间则是永远的旅人。
江户时代的日本文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造诣相当深。他们是把唐诗、宋词当世界古典鉴赏的。松尾芭蕉的不少俳句也引用了李白、杜甫等的作品。除了序文开头以外，《奥之细道》中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俳句作品：夏草萋萋，武士长眠留梦迹。那也是根据杜甫《春望》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写的。
芭蕉一辈子做了好几次旅行，虽然都是在日本国内，但是他的思想却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跟唐朝时期的李白、杜甫相应。显而易见，文学作品会成为世界的入口。也不仅是文学作品，应该可以说，任何形式的艺术以及宗教等，都会提供世界的入口。10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强调旅行的意义，旅行的有效性。李白之所以把世界比作旅馆，把时间比作旅人，跟他自己的旅行经验一定有关系。芭蕉之所以把岁月比成旅客，也是他自己控制不住漂泊之欲望，正要启程的时候。
十八世纪英国的贵族，让孩子读书完毕以后，最后送到欧洲大陆的意大利、法国等地方去旅游几个月到几年，叫做Grand Tour或壮游，算是教育性的成年礼。可见，旅行对个人成长的意义，早就是世界公认的。11
我们为什么要寻找世界的入口？或者说，通过那个入口，我们究竟要到达什么地方？
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十七世纪的松尾芭蕉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东京都江东区深川，二十世纪又出了一个重要文人。他叫川田顺造，是位著名的文化人类学者。他把结构主义大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翻译成日文，自己又花了很长时间在非洲做了田野调查，从巴黎第五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
我最近看了他两本散文集《从江户（东京的下町）出发——去往被经历过的记忆之旅》和《母亲的声音、河流的味道——围绕着一个幼年和未生之前的记忆之断想》颇有感触，因为这位大知识分子说，他选择文化人类学这门专业，并且去法国、非洲做多年的研究，最初的动机就是想要远离自己的背景。
十七世纪松尾芭蕉曾居住的深川，位于同德川幕府所在的江户城，也就是与今天日本天皇住的皇宫隔了一条河的地方。当地居民是各行业的匠人、工人、商人或者渔民，换句话说是堂堂正正的良民、老百姓、庶民，但都不是垄断统治阶层的武士。
江户时代的日本是封建社会，有士农工商的身份制度。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以后，则把原来的武士阶层封为贵族。到了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由美国代表盟军占领日本，才取消了身份制度。深川居民是追溯到十七世纪的老江户，是他们把江户城的庶民文化继承过来的。但是，住在河西台地上江户城里的武士、贵族、官员等，对于河东低地的居民一直保持看不起的态度。
这条河现在叫做“隅田川”，江户时期则叫“大川”。河西的台地叫做“山手”，河东的低地则称为“下町”。海拔的高低跟居民的地位呈着正比例。一九二三年东京大地震的遇难者，一九四五年东京大空袭的受害者，都主要是下町的居民。因为那里海拔低，不但容易受水灾，由于木造小房子密集，一旦发生火警也容易延烧起来。12
一九三四年出生，毕业于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川田教授，曾经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家庭背景有劣等感、自卑感，所以离乡背井去欧洲、非洲各待了七年。在热带大草原上，跟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学会他们的语言，吃喝跟他们一样的东西，然后才能够研究他们的神话。那无疑是一段很困难的过程，但久而久之，还是适应过来了。文化人类学者说，他真正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适应了之后，非洲式生活变成了日常生活，当初那么充满异国情调的种种细节，都逐渐失去新鲜感，不久就要进入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境地了。
这个时候，他想起来了自己曾嫌弃的东京下町深川的庶民文化，个中独有的味道和质感。于是回到久违的故乡去，开始访问老邻居、父母的老朋友等。那样子，他发现了自己儿时那么熟悉、但青年时期故意丢掉的江户市井文化，包括传统音乐、民间信仰、众多节日等等，都跟着过去几十年来日本人生活方式的现代化、都市化、西方化而几乎消失了。
今天的东京居民，大多是自己或父母一代才从乡下搬来东京住的。相比之下，川田顺造是第八代的老江户，再说在巴黎受过文化人类学的训练，也有在非洲做田野调查的经验。所以，当写起东京深川的历史和文化时，他的双眼似乎望远镜和显微镜兼备，既有理论的框架又有感情的基础，令人佩服不已。
不过，由我看来，最难得的是，曾经对故乡感到自卑的文化人类学者，在异乡过了许多年以后，不仅克服了当初的劣等感，而且重新发掘了对故乡深厚根本的爱。人去旅行，为的不外是回来。旅行的最终目的地始终是最初的出发点，即故乡。否则的话，那不叫做旅行了，该称为自我放逐。我估计川田顺造在非洲的大草原上发现了世界的入口，从那里进去，他踏上了回到自己家乡之路。13
讲回我自己吧。二十岁的夏天，生平第一次出国，在北京火车站国际列车月台发现了世界入口以后，我决定正式去中国留学，在北京和广州共读了两年书。更重要的是那两年里我也不停地走了大江南北：从北京往东北，到内蒙古、甘肃，沿着丝绸之路去新疆，然后从青海越过海拔五千米的高山到西藏拉萨，从云南经过四川下长江，去了湖南、湖北，从浙江又沿海往福建、广东南下，一直到海南岛三亚的天涯海角鹿回头。中国给了我很多很多次旅行的机会。
我的中文就是在大陆各地的旅途上，通过跟来自各地的中国旅客日复一日的交谈中学到的。两年的留学完毕后回来日本，但是漂泊惯了还想漂，于是接着又去加拿大、中国香港，前后过了十二年的海外生活。中间也去了美国、英国、法国、瑞士、葡萄牙、荷兰、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古巴、越南、新加坡等等地方旅行。
就是在那漫长的旅途上，我逐渐跟那个不知天高地厚但恨不得闯世界的小女孩告别，踏上了成人之路。过十多年回到日本的时候，亲朋好友都还记得我，但是我已不记得从前的自己了。14
小时候住在东京，路是窄的，房子是矮的。现在住在东京，路是宽的，房子是高的。东京变了，我也变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些事情，我都是在一个人旅行的路途上学到的。
只要认真寻找世界的入口，你一定找得到世界。因为世界本来就属于大家，世界也就属于你。但是为了进入世界，首先你得一个人离开家。出了一个门以后，才能入另一个门。这是肯定的。不用怕。人去旅行，为的是回来。我认为，只有旅人才能真正找回故乡，并用双手紧紧拥抱它。独立，从一个人走路开始的确，我们都一个人生来，一个人死去，孤独是既定条件，不必特地去寻找。既然今生相遇了，好好珍惜今世之缘吧。
二〇一二年三月，我去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演讲，题目是《寻找世界的入口》。北大的听众里，有位斯文的中年先生，当我讲完之后，举手发言道：本人小时候没有条件去旅行，但是天天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去上课，日复一日上学回家的路途上，想了很多事情，包括自己将来的志愿和理想；久而久之，果然也磨练出独立的人格来了，也就是说，“独立，从一个人走路开始”。我很受感动，因为本人也一向认为，旅行的真谛不在于去哪里、看什么，而在于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路，用自己的两只眼看世界，活出跟别人不一样、独一无二的人生来。旅游团VS.单独旅行
很多人参加旅游团，跟着导游走，往往也只通过游览车的玻璃窗户看见名胜古迹，结果每个地方留下的印象很模糊不清楚。比方说，我父母有一次去了意大利十天，乃坐游览车从北到南纵贯靴子形半岛的。回来后，我问母亲：去了哪里？看了什么？她若无其事地回答说：不就是一个又一个寺院吗？
父母晚年很喜欢去海外旅行，把同一个旅游团的团友们称为“旅友”，回国后经常举行“旅友会”。有的是他们在加勒比海坐周游观光船认识的“旅友”们，有的是他们在阿拉斯加看极光时交的“旅友”们，定期重聚谈到的其实不是对旅游景点的回忆，而是在他们的旅游团里发生的小事件，例如带女朋友坐上豪华船的日本黑社会分子，因为对她动了手，被船员抓起来关在船上的牢里了。那件事，他们每次都谈得津津有味。显然对父母来说，多交“旅友”才是旅行最大的乐趣。关于“旅行”的观念，我们两代之间有很大的分歧。穿越孤独
对我来说，旅行是非常个人化的活动。尤其从十几到二十几岁的时候，一个人到处旅行尝到的种种滋味，虽说酸甜苦辣均有，但是百分之百都回味无穷、最后全成了人生田地的高营养肥料。经常有人问我：你一个人旅行不寂寞吗？当时我都回答说：我倒特别喜欢那单单一个人走世界的感觉呢。
然后，过了三十岁关头，在又一次的个人旅行上，我忽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那年我三十二岁，即日本人俗称“女厄年”的虚岁三十三，地点则是越南河内。在一家小饭馆里，单独吃着便餐，我忽而觉得：再也没有力气去一个人面对大世界了。
那个饭馆是大名鼎鼎的英文旅游指南书Lonely Planet介绍的，备有英文菜单，主要为外国游客服务。果然在每个小桌边都坐着跟我样子相似的外籍单人游客，而且都吃着饭翻看Lonely Planet: Vietnam。那一刹那，好比在我眼前，戏法突如其来亮了底：我们的路程、我们的伙食、我们对整个国家的印象，岂不全是那本叫Lonely Planet的英文书设计好的吗？这样子，跟我父母参加的旅游团有什么不同？
我之前把自己当作一个资深的独立旅人。然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参加了一个看不见的旅游团叫“孤独的行星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发现了表面上很孤独的“行星们”，其实一直给那本小书当导游兼保姆的时候，真正的孤独感才袭击了我。也许世上有很多事情，说穿了就像“魔法”：自己以为目击了奇迹，实际上是人家戏法变得好，或者自己闭着一只眼不愿意看到真相罢了。
为了从扫兴的现实避开视线，我匆匆去饭馆附设的商店，购买了当地盗版影印的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作品，乃以越南为背景的反战小说《沉静的美国人》。后来，坐火车南下往西贡的路上，我一直埋头看那本书，虽然有几次注意到了：不远处坐的外国背包客也看着同一本书，而且都是影印后做了粗糙装订的盗版本。
旅途上看以当地为背景的书籍，会起两方面的作用。首先，书本会增加我们对当地历史、文化等的理解，使旅游经验深化，也更“个人化”，绝对可以说是正面的。例如，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看米兰·昆德拉的经典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东京早稻田看村上春树的爱情小说《挪威的森林》、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看当地出生的但丁写的史诗《神曲》等，绝对在读者脑海里把当地印象刻得更深、更难忘。只是，看书的人不能同时观察四周的环境，也不能向行人微笑点头，以此开始跟当地人搭话而通过自己独特的经验去理解一个外国城市。换句话说，书本也会成为我们跟周遭现实之间的障碍，因为看书等于用态度来告诉别人：请勿打扰。
后来，我去哪里都不能不带书本了。去新加坡就看毛姆的南洋系列短篇小说集，也不忘趁机去作家常光顾的莱佛士酒店“长吧”点一杯“新加坡司令”鸡尾酒；去中国台北则带白先勇小说集，也逛逛当时还未改名的新公园。那样子，感觉犹如穿越到故事里头去，看书看得很有味道。人文旅行的滋味
旅游通过书本、电影、音乐作品等认识土地是挺过瘾的活动。例如，去伦敦找找名侦探福尔摩斯住过的房子，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好玩。在纽约找找伍迪·艾伦电影《曼哈顿》的场景，对一个美国电影迷来说会成为一辈子难忘的金牌回忆。
对我一类的华夏文化迷来说，在上海寻找张爱玲曾住过的公寓、在台湾南方澳访问黄春明小说和王童电影《看海的日子》之场景、在香港浅水湾站在韩素音小说改编的好莱坞影片《生死恋》（日译是更浪漫的《慕情》）之背景中，或者去中环、尖沙咀寻找王家卫电影《重庆森林》里频频出现的户外手扶梯，王菲跳着舞卖三明治的兰桂坊“深夜快车”快餐店，以及迷宫般的重庆大厦里充斥的印度咖喱店，等等，都会是像跟梦中情人的一次约会一般令人难忘的经验。说实在，当年我旅居香港选择住皇后大道东的原因，就是要把罗大佑的同名歌曲当作那一段时间的主题曲。
世界上也有不少地方欠缺跟当地相关的文学、影视作品等。比方说，我去香港之前住的加拿大多伦多，拥有“北方好莱坞”的美名，因为不少美国片子其实都是在那儿拍摄的。可是，在完成后的影片里，多伦多每次都变成美国某地而几乎消失于现实和虚构之间，唯独其名字出现在结尾字幕上得到鸣谢。就是因为如此，对多伦多人来说，当地出生、世界有名的已故钢琴家古尔德留下的种种传说非常重要，虽然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他的怪癖，例如连酷夏上街都老戴着手套。当我最后离开那座“北方好莱坞”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把古尔德灌的巴赫作品《郭德堡变奏曲》之CD好好塞在皮箱里，作为在寂寞的北国消耗了六年半青春岁月的纪念。后来，无论我身在何方，只要放那张CD就想起在多伦多过的日子来。
曾经年轻时走世界，我总是瞪着一双眼睛，兴致勃勃地期待窥见另一个世界的机会。例如，我二十一岁的年底，一个人从东京去上海旅行，在南京路的华侨饭店咖啡厅交上了些当地朋友。其中之一带我去的他的家，乃二十世纪初盖的西式公寓，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当时呈现着大杂院状态，连厨房都是共用的，所以屋子里要烧水得用镍铬线如蛇一般盘绕的电炉子。我后来有机会看上海老电影，脑海里时常浮现那天在没暖气的房间里水壶冒出白色蒸汽的模样。也就是说，年轻无知时的经验，后来以老电影为酵素，结晶成了一幅画儿，在我的记忆里沉淀下来了。
当然，在人生地不熟加上时间有限的旅途上，匆匆交朋友的风险该说不低。好在“年轻不懂事”也会很奇妙地起婴儿免疫的作用。所以，健康的年轻人遇难的几率应该比已经开始衰老的中年人低很多。我在旅途上，要把自己的视线从现实转移到文艺作品上，似乎跟年纪渐大，免疫开始失效有关系。
前些时候，有个外国朋友背着背包来日本单独旅行半个月。不愧为中年文化人，朋友看过的书、电影都不少，结果去哪里都是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小说，或者是小津安二郎影片的背景。听他讲讲旅途上的所见所闻，很像电影里面发生的事情，很令日本书迷羡慕；至于他接触到当地人的机会，却基本上限于便利店收款处、吉野家柜台和民宿前台了。中年背包客充满书香，却有意无意地回避面对危险或不愉快的现实。当然，那可叫做成熟没错。
很久很久以前，我年纪还很小，未能去旅行的时候，特别爱看以旅游为主题的小说。尤其是五木宽之的《青年走向荒野》《再见，莫斯科阿飞》《索菲亚的秋天》等作品，让我多年都耽溺于浪漫的旅游幻想中。可以说，当年的我把旅行文学当作了旅行经验的替代物。然后，我高中一年级就开始国内旅行；上了大学后，终于申请到了护照。真正背起背包走入世界，却忙于对付眼前的现实，背包里装的只有日文《地球的步行法》或英文Lonely Planet等旅游指南书和袖珍辞典了。那是必然的，因为对年轻人来说，现实总比书本有趣，他人一定比故事可爱。要标榜个人主义的原因，其实不外是为了邂逅另一个人。
但是自从三十二岁的越南旅行起，我着迷于人文旅行的后巷子。小说、影片和旅游，在我脑海里连接成一条又一条美丽的项链，不亦乐乎！只是，婴儿免疫快要失效了，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的乐观也逐渐消失，连本来供应特丰富的体力都逐渐感到不足了。四星级饭店软软的床垫，年轻时候以为是腐败的，实在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竟会觉得颇为必要。
美食的概念，也随着年龄而变化。二十出头的时候，一屉小笼包、一碗担担面、一盘拉条子、一根羊肉串，就是我不怕远路要特地去寻找的美食。究竟什么时候，我开始懂葡萄酒的味道了？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会看意大利菜、法国菜的菜单了？什么时候发现古典音乐其实不臭反而特香了？总之，年纪大了，偶尔享受一下奢侈的味道也可以吧？反正，花的是自己赚来的钱。于是，去匈牙利布达佩斯，白天泡在土耳其式温泉浴池里发呆，傍晚在葡萄酒屋边喝当地特产托卡伊甜白酒，边吃匈牙利风味的萨拉米香肠，酒足饭饱后则去豪华剧场鉴赏管弦乐团现场伴奏的歌剧。在日本只有王侯贵族才担负得起的夜晚，在当年物价偏低的中欧，连我都享受得起。可说特陶醉人，只要我能忘记心中那一点点寂寞的话。味觉的记忆
我高中、大学时的女同学里，一直未婚的超过一半，从未生育的更超过七成。那并不全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是我们成长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日本一九八五年施行了《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那正是我们大学毕业，要出社会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是“均等法世代”每人都出去工作的第一代日本女子。但一边工作一边成家谈何容易，尤其在不向外籍保姆开放国门的大男子主义国家日本？还有，我们当年确实也听说过世界人口已经太多了，不用给地球再增加负担为好。本人却是天生的牛脾气，日文所说的“天邪鬼”，别人不做的事情偏偏要去做。所以，我三十五岁结了婚，三十六岁和三十九岁生了孩子。
老大未满一岁那年，我家最常放的背景音乐是冲绳县的女性组合Nenes合唱的《IKAWU》。冲绳音阶跟日本的不同，当地乐器蛇皮三线的音色也不一样，总之听起来充满异国情调，特会唤起旅游想象的，何况“IKAWU”意味着“走了”。被Nenes吸引，我不禁抱上小娃娃，飞往冲绳本岛恩纳村的度假饭店去了。未料，三月的冲绳还相当冷，人工沙滩上几乎没有人影。坐游览车来的老年人团体，晚上抵达后吃饭、洗澡、睡觉，早上起来吃完早饭，马上坐游览车走了，真不知他们何来何去。唯独有一组跟我们相似的三口子，默默地在沙滩上散步。他们是夫妻和坐婴儿车的小朋友，果然也来自东京。记得那太太说：原来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后来，带着幼小的孩子们，我们还每年都去一两次旅游。但是，跟本来想要的频率比则少了很多，而且去的大多也是不远的地方。“旅愁”一词指的是羁旅者的忧愁，我当时熬的倒是不能尽情去旅游的忧愁。带着孩子，不能尽情做的事情不少，许多有创造性的活动都不容易了。我发现，跟育婴搭配最好的活动原来是家务。（……泄气……）好在我也逐渐发现，家务不一定没有创造性。尤其烹调，若把它当作通往美食的一条路，则会变得挺有意思的。如果做的是曾在旅途上尝过的外国风味，最后感到的满足感奇特得像旅行。
我有一本在多伦多唐人街龙城地下书店买的中文烹调书，也有一本从香港带回来的广东食谱。还有，从杂志剪下来的《张爱玲的厨房》专文。有一次，翻着那些食谱，我做了几道菜如棒棒鸡、木樨肉、贵妃鸡、青豆虾仁等，请日本朋友们吃，果然获得了未曾有的大喝采。毕竟在日本，并不是大家都会做道地好吃的中国菜。强就强在我会看中文食谱；多少年学中文下的工夫，果然完全值得，现在都赚回来了。
我也记起来，不是还有从加拿大带回来的厚厚一本英文西餐食谱吗？按照它的指示去烘烤一个半公斤的牛肉块，并且配上了道地英国式酸奶辣根酱，老公对我另眼相看，好像蛮看得起人家了。不亦乐乎！正好那时候，北京人吴雯在日本陆续出版京菜食谱，对我的帮助可大了。白菜水饺、肉包子、葱油饼、白云肉片、红烧肉、京酱肉丝、咕咾肉、番茄炒蛋、宫保鸡丁，等等，曾在北京留学的日子里常吃到，但是到了其他地方不容易尝到的家常便饭，这回在东京家中，自己能够重现了。
结婚前，我很少做菜，因而不知道各种食谱之间的水平差距其实很大。好在我对书本的辨别能力还不算差，买了几本食谱后便知道，在日本哪些烹调老师写的食谱可靠好用。北京菜的吴雯、英国菜的大原照子、俄国菜和中亚菜的荻野恭子、意大利菜的片冈护、日本菜的西健一郎和土井善晴，成了我之后私淑多年的老师队伍。
看着大原老师的食谱，我做了曾在加拿大朋友家中第一次吃而立马迷上的烤羊肉加薄荷酱，自动想起那天在座的朋友们谈到的很多事情来，包括女主人说：“我本来打算今晚做鲜鱼的，但是丈夫提醒了我，你敢给日本人做鱼吃吗？哈哈哈。”大原老师在书中介绍的俄罗斯式酸奶牛肉饭，则叫我想起：位于香港铜锣湾的皇后饭店，供应上海传来的白俄风味如基辅式鸡肉饼，而那家店里就有上海出生的王家卫导演在影片里用来当作道具的公用电话亭。看着荻野老师的书，我做了曾在新疆绿洲上尝到的清真风味的拉条子，并且第一次发觉那独特的香味其实是安息茴香。看着片冈老师的书，我就做了那年去佛罗伦萨度蜜月吃到的手工披萨。
我真高兴自己在前半生里去过不少地方，尝过很多风味菜。结果，即使躲在东京家中都能够一边耽溺于过去旅游的回忆，一边享受到一种又一种世界美食。也就是说，名副其实的回味无穷了！味觉的记忆非常有趣，只要是真正享受过了，几十年以后都能够再现。
转眼之间，孩子们也快速长大。他们跟我去北京吃了老字号清真馆子烤肉季的烤羊肉和东来顺的涮羊肉，也吃了全聚德的北京烤鸭和砂锅居的水晶肉；去台南吃了度小月的担仔面，去高雄旗津吃了当地特产的乌鱼子；去佛罗伦萨吃了野猪肉酱意大利面和在中央市场采购的甜辣两种蓝纹奶酪；去马六甲吃了当地风味鸡饭粒和沙嗲。只要做父母的妥协一点，肯让他们享受旅游饭店无限量提供的豪华自助早餐，以及在饭店游泳池尽情玩水一整个下午，对于其他活动，孩子们也会为老饕父母亲配合点了。
说实在，他们长大的速度比我当初预测得快。高中生与其跟父母去海外旅游，倒愿意一个人留守，趁机请几个同学来吃饭。即使吃方便面、速食咖喱饭，好像跟朋友在一起，就比跟父母一同去海外找美食有意思。连国中生都开始觉得参加学校球队的训练比去家族旅行重要、有意义。
显而易见，他们早不是整天拉扯妈妈的小孩子，已经走上自己人生的一条路了。正如俳圣松尾芭蕉说：岁月是百代过客，永不停止。的确，我们都一个人生来，一个人死去，孤独是既定条件，不必特地去寻找。既然今生相遇了，好好珍惜今世之缘吧。哎，我好像真走了很远的路了。无法放弃旅人生涯说实在，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国际机场的候机室。看着玻璃窗外停着的飞机，能感觉到快感荷尔蒙在脑内大量分泌出来。
在北京接受记者访问，对方的名片上写着：新京报。
我告诉她说：这三个字我特别眼熟呢，因为有一年春天来北京，看着你们报社的招牌，过了整整一个星期。
人家问道：这话怎么说呢？
我回答说：是这样子的。那次我们住你们报社对面的前门饭店；谁料想得到，刚抵达那天，当时三岁的女儿就开始发烧，虽然烧得不高，就是退不下来，小朋友心情不好，做妈妈的只好陪伴。结果整整一个星期，我都站在前门饭店客房的窗户边，看着马路对面的光明日报大楼上，挂的牌子：新京报。
记者说：我们报社后来迁址，现在已经不在那儿了。请问你写过那次的事儿吗？
我说：没有。我没想到去写。因为心里有点内疚，觉得也许自己太自私了。全世界最喜欢的地方
自从怀上老大，我的活动能力大大降低了。尤其带了小朋友，连坐半个钟头的电车去新宿买东西都不容易了，何况出国旅行？
一九八〇年代开始，日本社会上没有了用人、保姆等家庭劳动者。之前，乡下出来的年轻女子，出嫁之前在别人家当几年保姆，被称为“家事见习”，乃既不丢脸又不少见的事情。以关于日本审美学的长篇评论《阴翳礼赞》、改编成电影的小说《细雪》等闻名于世的文豪谷崎润一郎，就有一本著作叫做《台所太平记》，写的是他家曾雇用一个又一个年轻保姆的回忆。
然而，日本经济发达以后，年轻人不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了，政府又不允许外国工人进来代替。结果，一切家务包括照顾小孩子都得由主妇一个人担当了。问题在于如今的日本家庭主妇多半都另有工作。先生们虽然逐渐放弃大男子主义，但是若能承包二成家务就算了不起了。总之，一边工作一边经营家庭，够忙的呢，哪有闲工夫去想旅游计划？
我就是想。
我就是不能放弃旅人生涯。
做了母亲以后，我决定放弃一切可以放弃的事情了。酒吧，不去也罢了。书店，不逛也罢了。老朋友，不见也罢了。电视节目，不看也算了。衣服，不买也无碍。头发，不剪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偏偏对于旅行，我不肯死心。
说实在，全世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国际机场的候机室。看着玻璃窗外停着的飞机，能感觉到快感荷尔蒙在脑内大量分泌出来。我会不由得吸一大口气，全身一下子充满新鲜的空气，好比我的人要变成气球，往宽阔的天空起飞。北京一星期
所以，我带一岁的儿子去了冲绳，带两岁的他去了台北、台东和东马婆罗洲，带五岁的他和一岁的小妹妹去了礁溪、苏澳、南方澳。所以，那一次，带七岁的儿子和三岁的女儿去北京，也该无妨吧？
为了四口子旅行，我订了前门饭店的家庭套房。早几年，从香港坐刚开通不久的直通车卧铺来婚前旅行的时候，我们也住过这家饭店。因为当时附近还充满着老北京的味道，感觉犹如走进了林海音《城南旧事》的世界，而且饭店一楼有梨园剧场每晚演出京剧节目，另一个京剧据点湖广会馆也是走过去就能到。
这次在北京一个星期，我们至少可以看两次京剧吧？另外也能去西单三味书屋的二楼听传统音乐会吧？至于我怀念不已的北京风味，除了饭店楼下的餐厅以外，烤鸭的全聚德、涮羊肉的东来顺、什刹海边的烤肉季，该可以各去一次吧？然而，做妈妈的越热衷于计划日程，做孩子的越要发烧似的。显而易见，母亲需要旅行，但是孩子更需要母亲。
我们那段时间的旅行，在家庭休假的表面下，其实藏着出差目的。所以，为了哄哄小朋友，无论去哪里都先光顾玩具店，直到儿子拥有各国的海盗版游戏王卡片。到了北京，我们也打算去王府井、西单的玩具店呀，也打算去天坛东边的北京游乐园的。可是，多么紧密的安排都瞒不过敏感的小朋友。我每次把体温计插进女儿的腋下，抽出来的时候一定显示着：三十七点五。虽然不用找急诊，但是强制她出去绝不是个办法。
当年孩子们还小，去哪里老公都带着摄影机，要留下他们幼年的日子。但那次北京之行，留下的影像全是在计程车上拍的。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肖像、人民英雄纪念碑都在蒙上了灰尘的车窗那边。老公虽然带七岁的儿子出去走走，但是拉着小朋友的手要过北京宽阔的马路，他也无法拍摄。
那七天里，我们还是去了几个地方。每次我都背着十七公斤重的小女儿。在地铁一号线月台上拍的照片里，她从我背后偷偷地伸出脖子来，显然要观察周围的状况，未料被拍下了。
有一晚，好像是最后一晚吧，我们去了老公中意的和平门外三千里韩式烤肉店。那里的服务生非常热情，每一刻钟替我们换一次铁网。北京的烤肉店跟东京的同业相比，明显占优势的是冷面的味道。当爹娘俩津津有味地吃冷面之际，孩子们则要吃冰淇淋了。整个星期，三岁的女儿都发烧很少吃东西，但是冰淇淋居然是另一回事。我吃饭的时候，她都躺在我大腿上，紧紧地闭着眼睛，嘴巴更不用说了。然而，冰淇淋来了，不可思议得很，她连眼睛带嘴巴都张得很大很大。
屈指算起来，那该是二〇〇四年的春天。在和平门南边，琉璃厂再走过去的新华路两侧，当时开着好多家二胡店，有的还挂着“琴社”的招牌，蛮有味道。小巷里就是密密麻麻很多四合院，历史要追溯到清代去，可是没有厕所和洗澡间。外墙上已写着“拆”字，不久就要开始拆迁了。那一年，稍远处的前门大街也仍旧是破破烂烂的真货老街。我花了最多时间站着的前门饭店客房的窗户外，对面光明日报大楼外挂的牌子写着：新京报。卷二 东京旅行故事东京交通物语十九世纪的江户人和二十一世纪的东京人，虽然住在同一个地方，彼此的生活经验竟然这么不一样。
有一次翻着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的散文，看到了如下的记述：我小时候，东京的剧院都在浅草一带。既没有电车，又没有
人力车的年代，从市区西端的高田马场去浅草观音寺那里，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情。爱看戏的我姐姐她们，都是午夜起床开始做准
备的。路上会有危险，于是为安全起见，一定叫仆人陪同过去。
从早稻田夏目坂的居家，她们一行走下坡，经过柿木小路到卸货
码头，在那儿搭上早就订好的包船。我想象她们抱着多么充满期
待的心情，慢慢从炮兵厂（按：现东京巨蛋球场所在地）前边，
经过御茶之水，一直被摇到柳桥去。何况她们的旅程又不是到那
儿就结束的，人们曾不惜时间的年头更有理由被后人怀念。河船
到了大川（按：现隅田川）就溯流而上，经过吾妻桥，终于抵达
今户有名楼附近。姐姐她们在那儿登陆，走到戏院茶屋（按：戏
院附设的餐馆亦为观客提供了各种有关服务，子弟经常成了演
员），在伙计的带领下，去预订的位子入座。那一定是所谓高座，
乃其他观众能看到她们服装、面孔、发型的位子，好讲排场的戏
迷们常互相争夺的。幕间休息时候，演员助理会过来说：欢迎小
姐们到后台来。她们便跟着他去见田之助、讷升等喜爱的演员，
请他们在扇子上签名画画后回到位子。那就满足了小姐们的虚荣
心，面子是用金钱购买的。回去的路也坐同一只船，一直坐到卸
货码头。还是为安全起见，叫仆人点着灯笼出来引路。到了家已
经过了午夜吧。也就是说，花了从午夜到第二个午夜那么长时间，
才能看一场戏的。（笔者翻译）
夏目漱石是日本明治维新前一年出生的。他是父亲和后妻之间生的五男一女之老么，上面还有两个异母姐姐，文章里谈的姐姐该是异母的。这篇《玻璃门内》是他在世最后一年里写的作品，文中回想的应是他出生前后，日本近代化刚开始的年代。他父亲是在德川幕府治下的江户城里颇有地位的官吏，至今东京早稻田还有叫夏目坂的坡道，不是取自文豪儿子，而是取自大官父亲。如果是今天，从他们家去浅草看戏，坐地铁用不着半个钟头了，毕竟路程连十公里都不到。十九世纪的江户人和二十一世纪的东京人，虽然住在同一个地方，彼此的生活经验竟然这么不一样。曾是优雅美丽的水城“东京曾经是能跟威尼斯、苏州相比的水城。”这句话是建筑史家阵内秀信（一九四七— ）在一九八五年问世的《东京的空间人类学》里第一次说出来，让众多日本人大开眼界。阵内东京大学毕业以后，去了威尼斯留学三年，回国后以海归的眼光重新观察东京，结果发掘了不仅早被抛弃而且已被忘记的美丽水城。我用考古学发现般的“发掘”一词，因为人们特别会忘记一座城市往昔的样子，即使他们一直住在同一座城市里，正如一条胡同或一处里弄给拆了，新的商场或公寓竣工的时候，很多人已经记不起此地原来的面貌怎么样。
当然，失去记忆之前，世界早已开始变化了。哪个国家往近代化的路上迈进的时候，都得经过巨大的变化。以江户—东京为例，江户城本来建于江户湾即今天东京湾的海岸上。除了自然形成的隅田川、荒川、多摩川等河流以外，德川幕府也开凿了很多护城河、水沟、自来水道。正如漱石描写，直到明治维新前后，江户城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河船，四通八达的水流之重要性不亚于今天的电车、地铁路线。无论想去哪里，要往哪里送货，江户人都沿着水流走的。但是，水城式的生活方式，近代化以后却逐渐没落。日本学校的历史教科书里都写着：一八七二年（明治五年）在东京品川和横滨之间开通铁路，标记了文明开化时代的到来。一九三四年在隅田川边深川地区，也就是十七世纪的著名俳人松尾芭蕉曾居住的地方，出生长大的文化人类学家川田顺造，回想孩提时代写道：当年河面上仍有很多货船往来，犹如今天的卡车，把运过来的货物在码头卸货，然后继续往不知道哪里摇橹去了。他亲戚中有几个人是生在荒川上游，结婚时坐船过来的。不过，他记得的东京并不是优雅美丽的水城。他说：当年经常看到男女浮尸在水面上漂流，还有不少穷人家族生活在木造船上以运输发臭的粪尿为业。年轻时候的川田，为落后的故乡羞愧，恨不得摆脱自己的背景，大学毕业后去欧洲和非洲各待了七年，并从巴黎第五大学得到了民族学博士学位。他重新拥抱故乡是一九八〇年代初，乃母亲去世后怀念起童年来，用文化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方法对老邻居进行访问，惊讶地发现了半世纪前还充满活力的老江户庶民文化，如民间信仰、节日、民谣等，都几乎已经消失了。
那恰好是阵内秀信“发掘”了美丽水城历史的时候。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后一百多年的近代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十年的国家复兴，东京奥运会、大阪世博会都办完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都赢得了，终于能够叹口气歇下来的时候，不少日本人倒不约而同地发觉：作为现代化的代价，我们到底失去了多少贵重的东西，包括干净的水流、新鲜的空气、祖先传授下来的生活文化？川田跟阵内一样是在西方受过学术训练的知识分子，这不可能是巧合了。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果然很有道理。铁路繁荣，水路没落
明治维新以后的东京，在原先的水城上，不停地修建了很多国营、私营区域铁道。一八七二年全国第一段铁路开通后，过了半个世纪的一九二五年，之前在市内外各地分段完成的铁路轨道，终于连接起来成环形，山手线电车于是开通了。至今为东京客运心脏的山手线，大体修建于原先的江户城边境（包括夏目漱石在《玻璃门内》里提到的高田马场）上，总距离有三十四点五公里，车站总数为二十九，圆环内面积为六十三平方公里，跟北京二环内面积的六十二点五平方公里几乎相同。
后来，以山手线的车站为基点，向东南西北各方向又修建了好多条区域铁道，东京很多住宅区都是在那些铁路沿线发展起来的。比如说，日本最高级的住宅区田园调布，就在一九二七年以山手线涩谷站为起点往横滨开通的东横线上。一样著名的成城学园，也在同一年以新宿站为起点通往太平洋边小田原的小田急线上。除此以外，还有以池袋站为起点的西武池袋线、东武东上线，以目黑站为起点的目蒲线，以五反田为起点的池上线，以品川为起点的京滨急行线，以日暮里为起点的京成线等等。
在东京，铁路的繁荣和水路的没落是同时进行的。水路越来越受冷落，水质也越来越恶劣。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一九四五年，东京遭到了美军空袭超过一百次，市内大半都化为焦土。进行重建之前，需要处理大量瓦砾。当年的东京市政府，无可奈何地把它们扔进水路里去了。结果，曾经美丽的东京水路几乎全变成了垃圾场。久而久之，垃圾堆满的水路成了东京人的包袱。一九六四年的东京奥运会前夕，为了迎接外国客人，不仅在东京—大阪之间匆匆修通新干线，而且要在首都中心区建设日本头一条的都市高速公路。因为时间短促，不可能一一收购用地，于是当局决定填埋发臭的水路，上面建设高架公路的桥桁，以便一举两得。
日本私家车的普及是东京奥运会以后的事情。公路的开通促使人们买车，但是汽车的增加又马上导致公路老是堵塞，而且同时带来严重的空气污染。一九七〇年代，东京发生了对身体有害的光化学烟雾现象。为了解决汽车带来的重重问题，这回要在山手线圆环里修建多条地铁路线了。从上世纪初到六〇年代，东京曾有过有轨、无轨路面电车，在高峰期多达四十五条路线，每天有一百几十万人搭乘。可是，因为被批评会造成汽车通行的障碍，在一九七二年以前全被取消，只剩下有专用轨道的荒川线十二点二公里了。记住过去，展望未来
奥运会以前，东京的地铁一共只有三条，现在则有十三条了。结果在山手线内侧，无论从哪里出发，都十分钟内能走到一个地铁站或电车站。有些区域铁道电车也开进地铁线路来，结果两个系统加起来的总距离达五百二十点九公里。东京市区的每一平方公里土地上，平均有一点零一公里的铁路在营业。这使得东京在公共交通网完善的程度上，凌驾伦敦、巴黎、纽约等世界其他大城市。如今到东京市区上班、上课的人，八成以上都利用区域铁道；他们在市内移动也都用地铁、巴士等公共交通工具。结果工作日的白天，开在市区公路上的汽车，七成以上是工作车辆。为了上下班或私事开车的人才两成多而已。尽管如此，东京的公路堵塞问题也并没有解决，汽车驾驶的平均速度仍然是时速二十公里左右，也就是不比自行车快多少。
对多数东京人来说，汽车是周末休息的时候，为举家外出、买东西等目的才使用的东西了。考虑到汽车保养费、保险费、停车场租赁费，以及喝酒开车被抓了要付的昂贵罚款等费用，许多人觉得拥有汽车已不合算，需要的时候租车就是了。结果，全日本总共四十七个都道府县里，东京人的汽车持有率最低：一个家庭才零点四九辆而已。相比之下，福井县、富山县等公共交通不方便的县，每个家庭的汽车持有率超过一点七辆。
东京的地铁路线增加了以后，去很多地方确实比过去快多了。只是在地底下移动，好比关在一个黑箱里一样，始终看不到外景，不能知道自己到底身在何处。曾经江户时代的人，为了去十公里之远的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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