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臣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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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孤独，都是刚好：张爱玲传试读：
自序｜她比烟花更寂寞
时光是一条长河。
人生是一场大戏。
民国，似梨园里久不散去的那一幕。你方唱罢我登场。人来人去，情始情终，绵长不绝。张爱玲，无疑是民国这场戏里最令人瞩目的大青衣。她举手投足之间，尽是红尘，满是寓意。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每一声唱腔，无不令人沉迷。
是为女子，她生性不羁，骨子里桀骜疏离，甚至有些冷漠孤行。整个人间，于她而言，便是一个舞台、一座剧场，她顾自演绎着自己的悲欢传奇。原本也都是与人无关的事，可偏偏她又一身诗意，还有一支酣畅淋漓的笔和一腔惊世不凡的才情，横撇竖捺之间，写尽世事繁华，道破岁月苍凉，令这世界无可回避地要注目她。
芸芸众生，皆有惆怅。不能选择生，甚至死亦不能。怎样过都是一生，但张爱玲倔强，哪怕生逢乱世，也要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只是，她走得并不容易，其中的得与失，风华与孤寂，喧嚣与静默，执着与彷徨，非三言两语可以言尽的。
她孤孑地来，又孤孑地去。她是真真正正的乱世奇女子。她一生一世，途经的每一座城市，遇到的每一个人，最终皆变成她生命史册中的一道景致，与一朵花、一棵树、一条清溪无异。她的人生哲学，从来就是“一个人”，一个人摸索，一个人漂泊，一个人热闹，一个人静寂，唯有写作与她朝暮不离。
她最好的时光，便是在暗夜里提笔，煮字疗饥。写作的人，写的既是经验，也是人生。张爱玲一辈子的明媚与潮湿，自然在不经意间渗入她的文学作品中。只是创作总是主观的，有时候甚至是一件很私人的事。因此，张爱玲在她的文学作品当中关于自己的人生琐细透露得毕竟有限。
胡兰成说张爱玲是“民国女子”，看似只是一个庸常的形容，但也实在没有比这四个字更能概括张爱玲人生的了。民国之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世道从不太平。在这样的一个乱世当中，张爱玲用一支笔给自己的人生找到了出口。
透过写作这扇窗口，她能够与岁月两两相望，促膝长谈。说上海滩的风情，说香港城的旖旎；说妯娌间的琐细，说男女间的梦呓。她与岁月是知己，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写作，令她看到了生命原本更为丰盛的面貌。只是，人生浮凉，她写尽了人间事、世间情，而她自己的故事，又有谁来替她细细去讲呢。
或许，张子静可以。
用张子静的话说，“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张子静是张爱玲的胞弟。张爱玲去世不久，张子静写了《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我所要讲的关于张爱玲的一切，也正是从这本书开始的。是它触动了我，于是有了动笔的念头，来写一写我这个外人心中的张爱玲。
我不奢望自己的一支拙笔能还原张爱玲的前世今生，只愿你读到的时候，能从这本书里感觉到我热爱她的一点心意。若有，我有幸在某个阳光温柔的下午遇见你，定会找一间僻静的咖啡馆，邀你一起，聊聊张爱玲。
从前，人与人相识，萍水相逢亦能肝胆相照。从前，人与人相知，鱼书雁帛，往返之间山水跋涉，仍是心意不减。从前，人与人相爱，是当真可以共黄昏、共偕老、共白头，也真的有“至死不渝”那么一回事。从前，哪怕人与人分离，也有“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的情怀。
从前，世上还有你——张爱玲。
时光无尽，聚散有时。
唯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从前，人与人相识，萍水相逢亦能肝胆相照。从前，人与人相知，鱼书雁帛，往返之间山水跋涉，仍是心意不减。|壹|岁月是时光无涯01 从前
时光如梭，她不为岁月垂袖。
人生如寄，她誓做扬眉女子。
胡兰成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有交涉，好像‘花来衫里，影落池中’。”其实，张爱玲的故事远比她的小说琐细、繁丽、复杂得多。
讲说张爱玲，不得不追溯至李鸿章的时年。从那时起，张爱玲的故事便已开始在历史尘埃中悄然酝酿。往事年深，仿佛是遥不可及的事。张爱玲的身世，向来为世人着迷。她出身于簪缨世家，即便她本身并不在意，可世人皆知，她祖上是荣耀大清的股肱重臣。
晚清一代名臣李鸿章正是张爱玲的曾外祖父。只是，李鸿章不知道，百年之后，除了自己的一生会被后世拿来臧否，他还总会因为从未谋面的张爱玲而被人提起。而李鸿章与张爱玲的缘分，始于张爱玲的曾祖父张印塘。
张印塘，字雨樵，河北丰润县（今唐山市丰润区）齐家佗人，生于1797年，1854年辞世。大清嘉庆己卯年（1819年）举人，道光乙未年（1835年）进士。张印塘自幼好学，博闻强记。他明经术，精史学，尤熟谙清朝掌故，历任浙江建德、海宁、桐庐知县，杭州府知府，安徽按察使等职。
张印塘是寒门士子，出身低微，雪窗萤火，数载寒窗，方才跻身朝堂丹墀，性情难免要桀骜几分。他虽为官清廉，不畏横暴，也多有惠政，颇得民心，但为人狷介，刚直不谐，在宦海之中定难周全，仕途自然不易顺遂。
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清廷的武装起义，后建立“太平天囯”。1853年攻下金陵（今南京），定都于此，号称“天京”。尔后，太平军势如破竹，北伐、西征，先后攻破清廷“江北大营”“江南大营”。
其间，张印塘于咸丰二年（1852年）被清廷调派至安徽，协助安徽巡抚蒋文庆专任巡查防堵事宜，抵御太平军。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太平军攻进安庆城杀蒋文庆。尔后，太平军即拔营东去，进军江宁。待张印塘等率军赶至安庆，大势已去。太平军西征连连告捷，直逼安庆。
彼时，张印塘虽竭力死守安庆城，却仍是难改局势，两失安庆。是以，张印塘遭到清廷革职查办。蒋文庆死后，新任安徽巡抚李嘉瑞依然是孤军无望，因此，定郡王爱新觉罗·载铨上奏，赞张印塘“明干有为”，要求清廷准许张印塘戴罪立功，再助安徽巡抚一臂之力。
咸丰三年（1853年），为防止西征军北上庐州，李嘉瑞令张印塘驻守安庆集贤关。过了几年，清廷又调派李鸿章率领淮军（晚清时期，在曾国藩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编练的一支军队，因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千人驻防裕溪河一带（主要集兵于运漕、东关两地）。如是，张印塘、李鸿章相识，协同作战，抵御太平军。
此为张、李两家结交之始。
虽然张印塘一生并无煊赫功绩，但是为官数载，与湘、淮系官僚建立了深厚的情谊，而与淮军统领李鸿章的相识，是张印塘无意之间为张爱玲的一生一世埋下的重要伏笔。世间因缘合和，所有的偶然皆是注定。
李鸿章与张印塘在战中相识，自有深厚交情。用李鸿章的话说，“与印塘曾共患难”，是有在刀光剑影里同生共死的情分的。只是次年（1854年），张印塘忧愤成疾，仓促离世。得知张印塘病逝的消息后，李鸿章还特地为张印塘撰写了墓表，他说：“方江淮鼎沸，独君与鸿章率千百羸卒，崎岖于扰攘之际。君每自东关往来庐州，辄过予里舍，或分道转战，卒相遇矢石间，往往并马论兵，意气投合，相互激励劳苦。余谓古所传坚忍负重者，君殆其人。”
张印塘身后，遗有六子七女共十三人，如今可考尚有四人：第三子张佩纶，第五女张佩萦，第六子张佩绪，第七女张佩纫。其中，张佩绪育有一子，名曰张志谭。依照辈分来说，张志谭是张佩纶之子张志沂（张爱玲的父亲）的堂兄。直系亲属当中，可考的也唯有张志谭曾在张爱玲的生命中与之有过短暂的会面。
另外，张印塘旁系亲属之中，弟弟张印坦不得不提。清光绪年间所编修的《丰润县志》载有张印坦传：“张印坦字信斋，邑庠生，援列以知县发江苏，历署江苏无锡丹阳丹徒县……无锡滨太湖，京口滨大江，曾均创立救生船以拯救危弱，复以俸千金于无锡望湖门外修复圮桥，邑人名之曰清名，志惠也。”
张印坦之孙张人骏，虽与张爱玲在血缘关系方面不及张志谭亲近，但张人骏也与张爱玲的父家有所来往。晚清张家也算声名显赫，张佩纶、张人骏叔侄同朝为官。张佩纶是清流名宦，张人骏官至两江总督，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两江总督。
张人骏的孙女更是出现在了张爱玲的《对照记》中，她便是张爱玲在《对照记》里提到的“妞儿”“妞大侄侄”。她还与张爱玲拍过合照，被收录进《对照记》，成为全书五十五幅照片中的第四幅。
书中，“妞大侄侄”容貌清秀，戴圆框眼镜，齐刘海，一身素缎旗袄，身量纤纤，也是一个民国美人。只是，细细瞧她，便见她眼神当中尽是往事，嘴角一抹令人难以察觉的笑更是意味深长。仿佛，昔年自己跋山涉水的一颗心，还有那些沉默又沉默的哀与乐、悲与喜，皆被她托付在了照片里的此时此刻。
日影慢慢，永不苍老。
今生你们是亲人，却无人知道，来世你们是否还会相遇在某个落雨的街头、某个昏暗的巷口、某个斑驳的角楼？
是否还记得此生，你们这并肩齐座、相视一笑的片刻——好像世上永无忧愁，唯有春山如黛，垂柳画桥，枕上笙箫。02 薄暮
四十明朝过，
犹为世网萦。
蹉跎慕容色，
煊赫旧家声。
这是张爱玲的祖母李经璹孀居之时写的一首诗。寥寥数语，尽是沧桑。昔年荣耀，今时潦倒，再无人比李经璹更了解生命之无常的深意了。钟鸣鼎食的富贵已是云烟，门庭若市的荣华也一并颓败，眼下可见的，唯剩白云出岫的苍茫。
彼时，她的父亲还在。
李经璹的父亲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李鸿章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谥文忠。他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
无论在清廷抑或是番邦的眼中，李鸿章都是晚清最关键的股肱重臣之一。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内阁首相伊藤博文赞李鸿章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更说他是“再造玄黄之人”。
只是，时局、世道摆在那里，即使李鸿章有经世之才，也是枉然。随着列强压境，他的避战主张和后来代表清政府签订的《越南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令他饱受非议。但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梁启超在为李鸿章立传时，设身处地地说：“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
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
无论如何，李鸿章的人与事终将在漫漫尘埃中日渐消淡，匿迹于不可见的往事里。或许，李鸿章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一生荣辱从来都不在后世臧否之中。与其锱铢必较其功与过，倒不如聊一聊李鸿章不平凡的一生，或许会离他真正的性情更近些。
洋务运动时期，军机处洋务派占多数，军机大臣李鸿藻反对洋务运动，却苦于势单力薄，因此，他笼络了一批御史言官和翰林学士，组成“清流派”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们主要针对兴办洋务的大臣，议论臧否。以经世匡时为己任，敢于弹劾权贵，上自朝廷之阙，下及官方之邪，无不过问。
在“清流派”的言官当中，便有张佩纶。只是，做言官不易。人人皆要审时度势，揣测圣意，说得方寸得当又恰到好处自然平步青云，但一不留神，也不免遭来横祸。身为言官，必要深谙言语之艺术。但说与不说，都是一件铤而走险的事情。因此，言官一开口，必定内有乾坤，别有深意。
张佩纶，字幼樵，一字绳庵，又字篑斋，出生于1848年。虽然他也是仕宦子弟，但父亲张印塘离世之年，他不足八岁，尚是不谙世事的稚童，官场又是枝蔓纵横，对为官之道，他并没有耳濡目染的机会，也未见圆滑。
较之于旁人，张佩纶反倒有一颗赤子之心。因此，他针砭时弊，入身清流，也不过是为了入仕之时文臣治世的政治理想。只是野史当中，张佩纶的一颗赤子之心似乎也是他另辟蹊径又刻意经营的为官之道。没有父辈余荫之庇护，他唯有白手起家，心思、手段想必也都是有一些的。
同治九年（1870年），二十二岁的张佩纶便考中举人。次年，又考中辛未科二甲进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入翰林院，授正七品编修。光绪元年（1875年），张佩纶大考翰詹，名列二等第三，擢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至此，张佩纶有了独自上书之权。
当年，慈禧垂帘听政，擅长御人之术，对言官进谏的怂恿态度十分明朗，一来是要博个虚心纳谏、博采众议的好名声；二来也能以文官制衡武官，平衡朝中势力。彼时，张佩纶不过二十七岁，正是应该大展宏图之年，又有慈禧的默许，自然懂得把握时机。
居其位，要谋其事；谋其事，方能保其位。话是不错，但现实总要刻薄许多。九年言官生涯，张佩纶上书近一百二十七件，字字珠玑，其中弹劾与直谏的部分占据三分之一之多。张佩纶言辞锋利、敏锐，被他一纸奏疏拔去顶戴花翎之人不在少数，甚至连当时的户部尚书王文韶也未能幸免。只是，户部尚书不是人人都能得罪得起的，可张佩纶不怕。
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张佩纶果真如此不谙为官之道吗？想必也非这般。言官生涯，张佩纶大有一种孤注一掷的悲壮。父亲去世得早，也未能给张佩纶的仕途铺垫一条捷径，说起来，张佩纶与寒门士子其实并无二致。
也正是张佩纶这股拧劲儿，令他深得慈禧和李鸿藻的赏识。当时，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黄体芳被称为“翰林四谏”。只不过，一片赞誉声中同样隐藏着危机。世道尚且朝夕两异，又何况是叵测的人心呢。任谁也不可能将人心一一揣度透彻，没有人知道张佩纶的身边，哪个人是笑里藏刀。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言官不少，能像张佩纶一样单凭一支笔在官场上一路刀光剑影、征战杀伐，一并挣下身家与名声的实在寥寥无几。除了张佩纶，也就只有张之洞等少数几人。除此之外，张佩纶有一套非比寻常的人生哲学。
只是，命运无常。时而静默，时而喧嚣；时而锦绣，时而荒凉；时而你能御前仗马、蹀躞得志，时而你又被千夫所指、骑虎难下。“今非昔比”这样的语词，最是伤感，甚或悲壮。
攀过最陡峭的悬崖，蹚过最湍急的河流，见过最奇诡的景致，待倦鸟归巢之日，别人以为你已是千帆过尽、通透练达，你却忍不住午夜梦回，悲伤惆怅。此生，能遇见一人，你腾达之时看顾你，潦倒之日护佑你，你身处黑暗，他也能令你见到光亮，最是不易。
好在，张佩纶遇见了李鸿章。03 大梦
张爱玲说：“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湮没了那点了解。”
在她看来，较之于正儿八经的史学评论，野史趣闻或是历史小说要有意思得多。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当中，最受欢迎的一部是《孽海花》，它影射时事，是一部乱世奇书，也是与张爱玲关联最为密切的一部。鲁迅先生曾赞誉此书道：“结构工巧，文采斐然。”
学者孙楷第在《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中评论说：“斯编演清季事，以洪钧与妾傅彩云事为主，而京朝杂事，朝野见闻，皆牵缀贯穿而出之。以事多目击耳闻，虽夸张不免，而叙事亲切，不同臆造，文笔亦秀洁流利，在晚近小说中最为出色。”李鸿章和张佩纶也成了这部小说当中的要角。
张爱玲便曾赏阅《孽海花》，以此窥探家族往事，试图与不曾谋面的祖父、祖母、曾外祖父会面于泛黄的书卷之中。《孽海花》作者曾朴与李家有姻亲关系，两家来往密切，书中影射李鸿章与张佩纶的桥段，虽未必十分真切，但想来也有几分可靠。
张佩纶生活清贫，即便二十七岁身居要津，仍旧是两袖清风。原本日子也只是过给自己的，与旁人并无什么干系。一饭一蔬，也是风情，但耐不住旁人个个皆是锦衣玉食，张佩纶见着，心中难免不甘。
在《孽海花》中，曾朴笔下的庄仑樵，原型便是张佩纶。庄仑樵初为言官，粗茶淡饭，甚是寒酸。他心有不平，道：“我看如今那些京里的尚侍、外省的督抚，有多大能耐呢？不过头儿尖些、手儿长些、心儿黑些，便一个个高车大马，鼎烹肉食起来！我哪一点不如人？就穷到如此……越想越恨。”
想到“浙、闽总督纳贿卖缺一事”“贵州巡抚侵占饷项一事”，还有“最赫赫有名的直隶总督李公许多骄奢罔上的款项”，庄仑樵胸中顿生邪火，愤懑不已。命运这种事，往往就是不经意间的一刹那，就此两异。冲动是有，但想必也有过一番思虑，于是庄仑樵一道折子，参了他们一本。
依照曾朴的说法，庄仑樵决定入身清流，变成锋利激进一派的言官之时，大有一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凛然之气。庄仑樵上奏弹劾朝中要员时，心想，如此既能“出出恶气，又显得我不畏强御的胆力；便算因此革了官，那直声震天下，就不怕没人送饭来吃了，强如现在庸庸碌碌的干瘪死”。
命运待他算宽宏。几道折子下来，庄仑樵声名鹊起。“谁知仑樵自那日上折，得了个采，自然愈加高兴。横竖没事，今日参督抚，明日参藩臬，这回劾六部，那回劾九卿，笔下又来得，说的话锋利无比，动人听闻……上头竟说一句听一句起来，半年间那一个笔头上，不知被他拔掉了多少红顶儿。满朝人人侧目，个个惊心，他到处屁也不敢放一个。”
唯独李鸿章，张佩纶从不臧否。同样，李鸿章对清流党人素来不屑，他说，“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借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但唯独对张佩纶另眼相看。
想必，在此之前二人之间已有往来，确切始于何时，业已很难考证。在《李鸿章全集》中，李鸿章致张佩纶的第一封信，写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十三日。这一年，正是张佩纶初入翰林院授七品编修之时。当时，张佩纶尚无单独上书之权。
或许，这是李鸿章对张佩纶青眼有加的原因之一。只是，单凭这一点，并不足以令李鸿章数度为之后落难的张佩纶解困，这当中想必有李鸿章与张佩纶之父张印塘的情分在。若是论及李鸿章后来又将女儿下嫁给张佩纶，一切外在因素显得都不足够，必是张佩纶本人令李鸿章赞赏。
光绪五年（1879年），夏，张佩纶的母亲去世。彼时，张佩纶三十一岁，风头正劲。但中国是孝义之邦，早有祖制在先，无论官居何位，罹逢双亲亡故，必得去职丁忧。丁忧期间，张佩纶的生活重又陷入窘境。祸不单行，张佩纶的原配夫人朱芷芗同年也病故，这对张佩纶而言，是雪上加霜。
此时，李鸿章出面，写信给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推荐张佩纶到北洋政府担任幕僚。就连张佩纶为庶母迁葬，也是在李鸿章资助之下完成的。丁忧结束，张佩纶官复原职。光绪八年（1882年），张佩纶出任左副都御史。只是，久不在朝中，诸多人事皆已不似从前。
光绪九年（1883年）十二月，山西之战爆发，清军告败，中法战争正式开始。次年，北宁之战，法军再次胜利。国威大损，慈禧震怒，免去了恭亲王奕䜣的军机首辅大臣之职，擢醇亲王奕04 兰因
初读《倾城之恋》的时候，尚是少年。当初，只觉小说结局尚好，有一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温柔。至于别的，并不大懂。后来再读，已是若干年后的事情。想着，白流苏乃算命好，不至于半生潦倒，还有依靠。再然后，便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读，读完竟什么也记不住了，只记得范柳原说的这一句：“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今次，念着这句话，仿佛这句话应当是张佩纶讲与李经璹的。或许定情那日，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原与你是不般配的，草草半生已过，一颗心日益寥落。遇到你，惊觉人生还有盼头，哪怕影影绰绰。如今，我又已如此脆弱，连爱你都爱得如此潮湿、怯懦。可是，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张佩纶流放之时，最是贫穷寂寥。长日无事，唯有与青山白云做伴，枕书而眠，写成了二十四卷《管子学》、十卷《庄子古义》以及《涧于日记》等。其实，人生原本并不需要很多，广厦千间，夜宿三尺；良田万顷，日食三餐。或许，彼时彼刻，张佩纶略有所悟，一颗心倒也有平静的时候。
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佩纶的第二任夫人边粹玉在京病逝。当时，张佩纶尚未戍满，闻之哀伤，却又无事能做，连最后一面也不曾相见。此生已完，来生何在？谁知道呢。如今家中，除了亡故的发妻朱芷芗为他生下的两个儿子张志沧和张志潜，只剩他一身瘦骨，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了。
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佩纶戍满归来，承蒙李鸿章不弃，做了他的幕僚。外面的世界于他，早已只剩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折磨。连他马尾一战败后而逃的情状都已纷传出数个版本，一个比一个令他难堪，仿佛真有种“世人皆欲杀”的悲凉。
是年，4月。张佩纶抵达天津，在李鸿章都署内协办文书。也是这时候，张佩纶遇见了李鸿章的次女李经璹。李经璹，小字菊耦，遇见张佩纶时，年方二十二。在晚清时候，这个年纪虽算不得是妙龄，但仍是美好时光。不久，张、李二人妥订姻缘。
张佩纶与李经璹相识、相知、相爱之琐细，实是难以探寻。倒是《孽海花》中说起这段往事之时，颇有几分千秋佳话的意思。说到李鸿章的这位千金小姐，曾朴赞她：“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这句话，讲得实在有些了不得。
第一句说她“貌比威施”，讲的是南威与西施两大美人。西施自不用说，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首，南威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第一美人。《战国策·魏策二》载：“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可见，南威之美，美得令晋文公只觉万里江山不敌佳人一笑。
第二句说她“才同班左”，讲的是班昭与左芬两大才女。班昭，博学高才，其兄班固撰《汉书》未竟而卒，班昭奉旨续写。且不说《汉书》，单单《东征赋》和《女诫》两篇作品足以令她名垂青史。左芬，据说面容丑陋，可即便如此，以好色出名的晋武帝却仍为其才情所折服，将她纳入后宫。可见左芬之才，不容小觑。
第三句说她“贤如鲍孟”，讲的是桓少君与孟光。桓少君是西汉大夫鲍宣之妻，字少君。少君出身富户，出嫁之时，因夫家清贫，褪去华服，粗衣侍奉，贤德之名广为流传。孟光与丈夫梁鸿“举案齐眉”的故事更是千古佳话。
第四句说她“巧夺灵芸”，讲的是薛灵芸。薛灵芸是魏文帝曹丕的后妃，妙于针工，一捻针线，如有神助，深夜无灯，也能缝制，素有“针神”之美誉。薛灵芸之巧，历史上大约也很难找出第二人与之媲美。曾朴如此不吝美言，实在难得。
张爱玲的《对照记》中有李经璹的照片。她是美人无疑，曾朴所言略许夸张，但若说李经璹如花似玉，也定是不差的。《对照记》中李经璹的肖像出现过三次，即便是已为人母之时，仍是一派优雅、端庄，打眼看去便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教养、气质，是不容易伪装的。
张佩纶属意李经璹，容易想见。只是，李经璹待张佩纶，是否也如他待自己一般，果真心有恋慕呢？张爱玲在《对照记》中写道，她的姑姑，也就是张佩纶、李经璹之女张茂渊，说到父母结合一事，对张爱玲讲：“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张佩纶当时已是不惑之年，年长李经璹十八岁，又有两个儿子尚年幼，仕途更是没有什么指望，又是罪臣，也谈不上有什么钱财。无论哪一样，与李经璹都不大般配。
面对张佩纶，若只有李鸿章自己欣赏，他未必会将女儿下嫁给他。李鸿章一生叱咤风云，不可能连儿女的婚事都如此潦草、不能周全。再怎么说，女儿夫家的好坏对李鸿章而言，也是一种脸面。因此，李经璹对待张佩纶的态度未必如张茂渊想象的那般不情不愿。
张佩纶亲笔撰有《涧于日记》，当中关于婚后生活有零碎记述——“午后与内人论诗很久……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煮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菊耦蓄荷叶上露珠一瓮，以洞庭湖雨前沦之，叶香茗色汤法露英四美具矣。兰骈馆小坐，遂至夕照衔山时，管书未及校注也。”
读《涧于日记》，只觉张、李夫妻二人的闺中生活颇有李清照与赵明诚当年的赌书泼茶之趣。曾朴在《孽海花》中说，张佩纶与李经璹婚后是“诗酒唱随，百般恩爱”。较之张茂渊所言，又有张佩纶亲笔日记佐证，小说里的几笔描述反倒更为可信。
连张爱玲也说：“爷爷奶奶写了本食谱……还合著了一本武侠小说，自费付印，书名我记不清楚是否叫《紫绡记》。”如此，若说李经璹不愿嫁作张妻，实在难以令人相信。
李经璹，二十二岁仍待字闺中。好家世、好教养、好容貌，想必对她心心念念的男子不在少数。只是，浮世飘零，风晨雨夕，她却愿等。
等一个人，爱她苦涩、爱她乖戾、爱她迷津；
等一个人，免她孤寂、免她流离、免她无依；
等一个人，予她淡静、予她从容、予她安心。05 惘然
一叶扁舟一粟身，
风帆到处易迷津。
能从急流滩头转，
便是清凉畛里人。
这是张佩纶写在《涧于日记》里的一首诗，他说是梦中所得。诗意旷达，仿佛有一种看穿世事的禅意在，也可以看出那时候他日渐走出命运之黑暗，迎向来日影影绰绰的曙光。张佩纶上有岳父李鸿章庇护，下有张志沧、张志潜两个儿子相随，又有夫人李经璹相伴，也算美好。
长子张志沧、次子张志潜皆是发妻朱芷芗所生，续弦之妻边粹玉未有子嗣，两任妻子相继离世之后，李鸿章又不吝女儿李经璹填房。彼时，张佩纶许对人生重燃希望，想着将来或许自己仍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一日。
人生犹如迷城，并非每一个人都能走得心无旁骛、坦荡如砥。大多数时候，你兜兜转转，重又走至迷惘、走至惆怅。回首再看，往事沉沉，如烟散去之时仍有万千重量压在心上，把灵魂碾压得支离破碎。而你，仍立在原地，不知何去何从。
月明夕照，皆是伤疤。
张佩纶到底是沦落之人，纵有李鸿章父女爱顾，也难保阖府上下皆是一路性情之人。李鸿章膝下福薄，长子李经方是李鸿章从六弟李昭庆家过继来的，李经方对张佩纶便很是看不上眼。纵是张佩纶半生激扬，可事到如今，也已是虎落平阳。
其实，千夫所指的日子对于张佩纶来讲已习以为常，多一个李经方，倒也不算什么。只是毕竟寄人篱下，张佩纶心中难免酸楚，因而与周遭的人相处，常常显得不合时宜，甚至有些孤僻。就连李鸿章七十大寿，李府门庭若市，宾客衮衮，连光绪和慈禧也送来匾额，张佩纶却独与夫人在闺中清净。
在李鸿章门下，身不由己，必有需要他说话的时候。虽然，张佩纶与李鸿章政见不合，但李鸿章十分尊重张佩纶，针对时事，仍会与他商讨一二。甲午战争期间，李经方一度想要挂帅出征，但张佩纶深知此时的李经方恰如当年的自己，对兵事只是纸上谈兵，这一路必然凶险，因此，他向李鸿章提出反对意见，且十分坚决。
李经方出征一事最终作罢。虽也未必果真是张佩纶的意见左右了李鸿章的决定，但李经方与张佩纶之间经此一事，必定芥蒂不浅。后来，李经方买通御史端良上奏，参了张佩纶一本。不久，光绪下旨，说张佩纶戍满归来，在李鸿章署中“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属实，不安本分；着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秋，张佩纶携妻、儿离开。次年三月，在李鸿章的暗助之下，张佩纶未回原籍，举家迁居至南京，遥离津门。去往南京之前，李鸿章给予厚资，张佩纶得以在南京买下后来的“张家大院”。
寄身江南，离群索居的生活虽寥落，却别有一种闲情雅意。南京是个钟灵毓秀的地方，能在此处与妻偕隐，有一个避离喧嚣、幽然静好的晚年，也是相当美好的。
张家大院，原本是康熙一等靖逆侯张勇的府邸，有三幢楼，共三十六间房。张佩纶还特地将其中一处悉心修葺，并冠名“绣花楼”，专供爱妻李经璹居住。两年之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在这座大院里，李经璹诞下张家的三公子——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字廷重）。五年之后，李经璹又为张佩纶诞下一女——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
那时候，张佩纶大约是有过很快乐的时光的。只是，快乐从来都是稍纵即逝的。你尚温存，命运便一棒敲下，令你措手不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佩纶的长子张志沧英年早逝；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一月七日，李鸿章病逝于京师。
李鸿章的去世对张佩纶来说是致命一击。双亲不在的日子里，这世上，唯有李鸿章待他最好。可如今，连他也去了。这对年过五旬的张佩纶来讲，是突如其来又无可回避的、剧烈又沉重的哀痛。
这一年的晚秋，每个寒蛩细吟的夜晚，对张佩纶而言，都是一种折磨。宦海浮沉数十年，浮生如梦。秋梦觉来心自警，往事般般应。茶花摇曳，灯枯酒尽，仿佛诸般琐细都是过去的投影，映照着无尽的伤心。子期魂散，伯牙琴断，自此以后，这世上再无知音。
后来，张之洞来看他。
当年，与张佩纶并称清流“二张”的张之洞是声震四方的封疆大吏，可张佩纶呢，早已仕途潦倒，声名狼藉。这样的两个人面对面，各自心中必有乾坤。他们皆是彼此青春激扬的见证人，但谁能料到，今时今日，故人相见，竟是这般百感交集。岁月如歌，令人唏嘘不已。
人生匆急，如白驹过隙，能够相伴的人越来越少，而剩下那为数不多的人也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昔年，彼此之间嫌隙多少，或是共甘共苦、肝胆相照，时光似流尘，一日一日过去，纷繁回忆，抵不过人生刹那的苍老。
一盏茶，一壶酒，一剪月光。人苍老，岁迟暮。他们围炉而坐，会谈些什么呢？伤重的曾经，还是日暮的现下，抑或只是问君一句：“别来无恙？”与张之洞别后，张佩纶一病不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大年初七，张佩纶病逝于南京，终年五十五岁。人生匆急，如白驹过隙，能够相伴的人越来越少，而剩下那为数不多的人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贰|岁月是临水照花06 微茫
择一城终老，
遇一人白首。
这大概是每个女子的夙愿。只是遗憾，李经璹尚未白头，张佩纶已不在。张佩纶撒手人寰之后，张家大院便只剩四人相依为命。除了李经璹、张志沂和张茂渊母子三人，还有张佩纶的发妻所生的次子——张志潜。日子仍算锦衣玉食，但诸人心中难免孤凉。
当时，张志潜已经二十四岁，只比李经璹小十三岁。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晚年曾回忆说：“祖父去世之后，表面上是三祖母当家，具体事务则由二伯父料理。”因此，那时候，张志潜已然成了张家大院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之主。
孀居的日子令人疲惫，仿佛一日更比一日漫长，一夜更比一夜凄凉，一年更比一年无望。李经璹出身于豪门，自幼不懂谋生，全凭父亲当年给的嫁妆度日，但资财有限，终有坐吃山空的一日。她心知世道早已更迭，连科举都已被废除，除了汲自父亲的经验，已然没有旁的方式来栽培子女了。
尤其是对张志沂，李经璹不可谓不用心，连后来的老仆都回忆说：“三爷背不出书，打呕！罚跪。”可旧时私塾教育出来的少年，在当时已然很是不合时宜。张志沂虽然练就了一身背书的本事，腹有诗书，可在民国，那一点有限的学问实在是没有太大的用处。
死是世间最容易的事，生却是最不容易的。李经璹为一双儿女殚精竭虑，终是毁了原本强健的身子，患上了肺病。不过几年，李经璹便颠沛至生命尽头。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张家从南京搬到了青岛。1912年，又举家从青岛搬至上海。抵达上海不久，李经璹便因肺病不治去世，终年四十六岁。那时候，张志沂十六岁，张茂渊只有十一岁。
张爱玲在《对照记》里说：“可以想象我祖母孀居后坐吃山空的恐惧。就没想到不等到坐吃山空。命运就是这样防不胜防，她的防御又这样微弱可怜。”
当时，张志潜已经娶妻。李经璹离世之后，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在家中，张志沂和张茂渊兄妹二人只能跟随兄嫂度日。但到底是亲疏有别，自母亲去世，张志沂便常想着与长兄分家。只不过，分家哪里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情呢。
三年之后，张志沂和黄素琼结婚。彼时，一个是张御史的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两人同岁，门当户对，看上去是再妥帖不过的一双人。实际上呢，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从一开始，受父母之命嫁入张家，黄素琼便是不情不愿。
黄素琼，同样是名门之后。她的祖父黄翼升戎马一生，官至长江水师提督。虽门楣煊赫，但黄翼升膝下荒凉，四十七岁才得独子黄宗炎。怪趣的是，黄宗炎与父一样，三十岁时仍无所出。家中原配夫人贤德，为此还亲自替丈夫纳妾。好运的是，妾室如期怀孕，可黄宗炎命薄，未及见上儿女一面，便猝然离世。
后来，黄宗炎的妾室不负所望，诞下一对龙凤胎，长女便是黄素琼（张爱玲的母亲），次子黄定柱。只是，产下双生子后，黄素琼的生母便一病不起，很快撒手人寰。黄素琼、黄定柱姐弟都是由嫡母抚养长大的。黄定柱一支也是人才辈出，台湾媒体人张小燕便是黄定柱的外孙女。
旧时，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人皆有之，黄夫人也不例外。黄夫人十分看重家中唯一的男丁，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之后，黄定柱被送到了著名的震旦大学。黄素琼则一直留在家中，未能接触到高等教育，甚至还被裹了小脚，这成为日后黄素琼心中无法弥补的憾事。
张爱玲在《对照记》中说：“民初妇女大都是半大脚，裹过又放了的。我母亲比我姑姑大不了几岁，家中同样守旧，我姑姑就已经是天足了，她却是从小缠足。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思潮的蓬勃兴起，在这股潮流的影响下，黄素琼对封建思想掌控下的旧时生活深恶痛绝，一心向往进步。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带来的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为黄素琼所抵触。这种情绪，自始至终不曾远离，令黄素琼对张家的一切都保持着距离。在张家，唯有张爱玲的姑姑——思想进步的张茂渊是黄素琼的知音，两个进步女性相遇在一个枷锁重重的格局里，必定惺惺相惜。
黄素琼是个美人，从张爱玲的《对照记》里收录的照片就能看得出来。黄素琼自幼便是美人坯子，眉清目秀，樱桃小口，脑中又满是对新天新地的向往。嫁到张家，张志沂想必对她也很是爱重，否则日后闹离婚的时候，张志沂也不至于迟迟不愿意签字。
张爱玲的父母结婚之后，仍与兄嫂同住，尚未分家。张志沂尚且有分家的念头，又何况是初嫁的黄素琼呢。好在，几年之后黄素琼的生活有了盼头，那就是他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1920年9月30日，农历八月十九，张爱玲出生了。
当时，张家住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今静安区康定东路87弄）的一幢建于清末的欧式豪宅中，张爱玲便出生在这里。苏州河就在张家公馆的附近。
张爱玲可曾站在苏州河边看过什么？她是否在污浊的河水里看见过岁月的倒影？她孤身穿过的——温柔的童年、尖锐的少年、热烈的青年、漂泊的中年，还有苍凉的晚年。
她是否曾在苏州河边的某个黄昏里与未来遇见的那些人擦肩而过？
她不在的时候，又是否有人在找寻？07 鹤鸣
天津。
这座城市对于张爱玲来说，在记忆中远不似上海那般色调浓重。它犹如一个光晕，在记忆深处散发微芒。在天津，张爱玲度过了人生当中一段安稳的童年时光。那时候，她还不叫张爱玲。她叫，张煐。
1921年5月，张志沂托当时在天津已位居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的堂兄张志谭引荐，在津浦铁路局谋到一份差事，当英文秘书。此时，张志沂方才有了恰当的理由与长兄张志潜分家。年底，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出生。次年，一家四口正式搬至天津。张志沂的胞妹张茂渊也一并同行。
在天津，张志沂一家住在英租界32号路61号一座西式花园的洋房里。在这幢洋房里，张爱玲当真是有过一段纯真欢喜的时光的。彼时，张志沂分得的家产不少，日子过得仍很宽裕。张爱玲生活在成群的仆佣之间，俨然是旧时代裹了小脚却又春意盎然的千金小姐。
这是张爱玲的第一个家。
说到家，想必唯一令张爱玲怀念的就是天津的家了。那几年，张爱玲尚年幼，充斥于她每日生活的琐细皆是美食美裳、玩乐怪趣。连做梦，她说都会“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花园、女佣、书、零食、故事、弟弟，便是她全部的生活。
夏天，她会穿小红桃子纱短衫、红褂子，坐在院里，喝满满一碗六一散。唱儿歌，看谜语书，和额上有疤、被她唤作“疤丫丫”的女佣荡秋千，看瘦小清秀的男仆“毛物”在天井一角的青石砧上练习毛笔字，听他讲《三国演义》。
还有“毛物”家的家长里短，也令张爱玲备觉有趣。“毛物”有两个弟弟“二毛物”“三毛物”。多年以后，张爱玲依然记得，“疤丫丫”嫁给了“三毛物”，还被“二毛物”的妻子“毛娘”欺负。张爱玲说，对当时尚不通人情世故的自己来说，“只知道他们是可爱的一家”。
后来，“毛物”一家离开张家，自己做起了买卖。女佣们也常领着她和弟弟去照顾“毛物”家的生意，买几个彩花热水瓶，然后在店堂楼上吃茶吃糖果，生活十分丰足有趣。
母亲还在家的时候，每天早上女佣会把她抱到母亲的铜床上。她趴在方格子的青锦被上，跟着母亲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张爱玲说：“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我开始认字块，就是伏在床边，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自然，除了这些破碎的零落的美好时光，总还有一些——小小的自私、小小的嫉妒、小小的刻薄、小小的贪恋、小小的虚荣、小小的争斗、小小的无知、小小的肆无忌惮、小小的莫名其妙、小小的忘恩负义、小小的矫揉造作，充斥在她的生活里。
那时候，照顾她的女佣叫“何干”，照顾弟弟的女佣叫“张干”。张干伶俐要强，因为她带的是少爷，而何干带的是小姐，张干便总处处欺负何干。何干呢，又自觉心虚，凡事忍让，以至于张爱玲还与张干拌过嘴。其实，这些家长里短或是斤斤计较，日后反倒变成回忆当中的一点暖趣。
也是在与弟弟的相处过程中，张爱玲早早地便意识到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下定决心“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弟弟。后来张子静回忆长姐的时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里说：“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这不是男女性别的问题，而是她的天赋资质本来就比我优厚。”
弟弟张子静长得俊俏可人。这一点，令幼年的张爱玲爱恨交织。用她的话说：“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但张爱玲聪慧，她说：“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张爱玲这几句话的字里行间，尽是一种倔强又执拗的稚气。但这一点“稚气”，想必也是张爱玲回忆弟弟的时候努力想要保存下来的，因为对于张爱玲来说，这是快乐童年最有力的佐证。正是因为这一点“稚气”的表达，她才能更仔细地怀念她在天津的家，和那个家里“春日迟迟的空气”。
张爱玲年龄大些之后，父亲为她和弟弟请来先生，在家里读私塾。她常常为背不出书而苦恼，便哭。在张爱玲的印象里，童年时候，自己是爱哭的，仿佛“一年哭到头”。但哪怕是哭，对当时的她来讲，也有一种小鹤鸣啼的快意。
那时候的生活，是迟缓的、静谧的，甚至有一种与世隔绝的闲惬和慵懒。学者余斌说，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节奏，“有助于一种纤巧精致的趣味的养成——它允许并鼓励你将时间花在对身边物象、细节的鉴赏之上”，所以，张爱玲的作品当中充满了无穷尽的微细、琐碎和琳琅的颜色、物什，像油画，像诗歌。
譬如，张爱玲写“布”。
她说：“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买回家来，没交给裁缝之前我常常几次三番拿出来赏鉴：棕榈树的叶子半掩着缅甸的小庙，雨纷纷的，在红棕色的热带；初夏的池塘，水上结了一层绿膜，漂着浮萍和断梗的紫的白的丁香，仿佛应当填入《哀江南》的小令里；还有一件，题材是‘雨中花’，白底子上，阴戚的紫色的大花，水滴滴的。”
又说：“看到了而没买成的我也记得。有一种橄榄绿的暗色绸，上面掠过大的黑影，满蓄着风雷。还有一种丝质的日本料子，淡湖色，闪着木纹、水纹；每隔一段路，水上漂着两朵茶碗大的梅花，铁画银钩，像中世纪礼拜堂里的五彩玻璃窗画，红玻璃上嵌着沉重的铁质沿边。”
言语如此绮丽又不造作，实在令人爱赏不已。除此之外，张爱玲作品当中关于服饰、布料、食物、器具、物什的精致描述不胜枚举，只恨不能连篇累牍地全部赘引此处，与君共享。这不是任意一个写作者都能轻易具备的功底。
童年过去，岁月还长。
或许：
明日天寒地冻，
日短夜长，
路远马亡。
而你，并不知道。08 纸花
烟笼寒水月笼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
张爱玲说，她摇摇摆摆地立在一个清朝遗老的藤椅前朗吟杜牧这首《泊秦淮》的时候，那位清朝遗老听之哀之，不禁老泪纵横。那时候，她只有三岁。她是新时代的人，但她的父辈们大多是以凡胎肉身横跨两个时代。因此，有的一心眷恋往事，沉堕乱世烟火，自暴自弃，比如那位清朝遗老。
比如，她的父亲——张志沂。
张志沂是一个典型的遗少，记背古文、吟诗作赋的功底扎实。早年，或许他能借此科考，跻身仕途，荣耀门楣。今时今日，已然无望，在新的格局之下，甚至显得不合时宜。但张志沂腹中诗书是否真的像看上去那样“毫无用处”呢？也未必。
七岁的时候，张爱玲便写下了人生当中的第一篇小说。据张爱玲回忆，写的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只是，当时年幼，方块字又博大精深，写作上会有难处。遇到笔画复杂的字，她会跑去问家里能识文断字的厨子。如此年幼，张爱玲已表现出对写作的极大兴趣，这与整日绕室吟哦的张志沂必定有一定关系。
熏陶这件事，从来都是潜移默化、后知后觉的。耳濡目染之下，张爱玲对文字产生了一种莫可名状的好奇，甚至是迷恋。对于张爱玲的这一点趣味，家中也是张志沂最为关切。纵是如此，张志沂与张爱玲的父女关系并不良好。
张志沂是一个责任心十分有限的人，对张爱玲也是时热时冷、时近时疏。除了诗书文墨，张志沂的身上同时也生长着清朝遗少的诸多恶劣脾性和陋习。他闲来无事，便吸鸦片、逛窑子、赌博，纵情逍遥，自在享乐，一日更比一日堕落。
据说，当时张志沂在外已有姘头，又常常寻花问柳。这一切，对一心顾盼明日的黄素琼来讲是难以忍受的。初到天津不久，黄素琼便决定离开。恰好，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要去英国留学，黄素琼便以照应小姑的名义一同前往。想必，此事也是经由她与张茂渊共同商榷之后做出的决定。
自嫁入张家，在精神层面，张茂渊是唯一能与黄素琼产生共鸣的人。兄长的遗少陋习，张茂渊同样十分排斥和反感。对女性权利的追求，对进步生活的希冀，对自由人生的向往，令两个在乱世夹缝中生存的女性相遇、相知、相惜、相敬。一同出国，也为二人之间长久、深厚、稳定的友谊做了最好的奠基。
这是黄素琼第一次离家。
对张志沂而言，当时的黄素琼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纵是一个美妇人，但终究也已无甚新意。他对进步思想虽有满腔热情，但毕竟还不曾真正浸染、磨砺，表现出来的只有一种对旧式生活纯真的叛逆。
对黄素琼来说，纵然这桩婚事原本也是不合心意，但嫡母将她养大成人，能将她嫁给张御史的少爷，也算是一番良苦用心。尚未真正被进步思想洗礼的黄素琼还是在挣扎之下走进了张家，却不想，几回斟酌，已是小半生。
张志沂的一番恶劣行径，对黄素琼来讲，也正是一个离开他再好不过的理由和机会。只听新人笑，不闻旧人哭。张志沂从来不是一个目光长远的人。但黄素琼不会哭，她只想走，离这潮湿发霉之地越远越好。她誓要挣脱俗世藩篱，渡船远去，寻找自己波光潋滟的盛日。
初次离家出国留学的时候，黄素琼已经二十八岁。彼时，张爱玲和弟弟尚很年幼，他们甚至还不懂什么是“离别”。人生说短暂也漫长，遇到的每一个人终有一日都将成为往事，活于记忆，有时候，一别便是一生。
对当时的张爱玲来说，“母亲”二字尚未在心中活出血肉，就已淡却。
童年时期，母爱的缺失对张爱玲的一生产生了无法忽略的影响。人生当中的每一次际遇——相遇、相知、相爱、相离，都是无法复制、不能重来的，也因此，每个人都会长成独一无二的样子。母亲的离开、父亲的沉堕，逼迫着张爱玲日渐有了独立的人格。
张志沂在张爱玲的作品当中是一个几乎被妖魔化的形象，可黑暗之中仍有些微的光芒，因为靠近，因为熟识，因为了解。而黄素琼在张爱玲的作品当中则完全是一个迷离、遥远、朦胧，甚至是令她有些惶惧的模样，因为疏离，因为隔膜，因为陌生。
对父亲的反抗，张爱玲每每都表达得直截了当，甚至情绪高涨。可从另一方面来讲，是因为彼此之间无须含蓄和婉转。而对母亲，哪怕是有质疑，张爱玲也总是讲得幽深、晦涩、隐忍。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张爱玲来说，父亲终归还是比母亲要亲切一些。
她说：“我母亲和我姑姑一同出洋去，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用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
也是此时，黄素琼改名黄逸梵。
从此：
星垂平野，山河寂静。
你在这里，她在那头。09 清歌
日光如水，永不重返。
张爱玲从小就知道这个道理的。那年除夕，女佣怕她熬夜，劝她早早睡下。原也是不打紧的，说好了，女佣要叫她起床迎新年的。可女佣心疼她，不忍心，反倒是做错了。她说：“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儿了……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匆匆的，不只有漫漶的时光，还有喧嚣的人事。黄素琼离开之后，张志沂的姘头便堂而皇之地住进了张家。张爱玲唤她“姨奶奶”。这位姨太太，名叫“老八”，出身青楼，年岁不小，脾气却大。或许是身无子嗣的缘故，她连一个名分都得不到，纵然她身在张家，但张太太仍是只有一位，那便是黄素琼。
姨太太学问不多，心思不少。在她眼中，张家小少爷张子静简直就是黄素琼在张家地位的象征，这令她每每见到张子静都如鲠在喉。因此，她并不喜欢张子静。她又深知与张志沂的两个孩子相处得当对她在张家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张家拢共只有两个孩子，因此，她便将心思更多地花在了张爱玲的身上。
张爱玲对这位姨太太也是心有好奇。她是花花世界里的人，也算是见多识广，与张爱玲自幼接触到的所有女性都迥然不同。上至闺秀千金，下到丫鬟女佣，没有一个人像姨太太那般过得不拘一格、热闹喜乐。原来，日子也可以过得如此活色生香。
她说：“母亲去了以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姨太太对张爱玲也算是用了心的。平日，她每晚都会领着张爱玲去起士林大饭店看跳舞，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眼前的属于成人世界的欢愉仿佛雾霭迷津，令张爱玲昏昏欲睡。她尚不懂得浮世之欢，只静静坐在一边，吃面前的奶油蛋糕，在微红的黄昏里渐渐盹着。三四点钟，便照例伏在佣人的背上回家。那时候，疲惫、快乐大概她都是有的吧。
张爱玲记得姨太太还给她做过一件十分时髦的雪青色丝绒短袄长裙。她又是天生那样爱美的人。母亲还在家的时候，她就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见到姨太太送给自己的华美衣裳，她是真的高兴。
高兴得以至于姨太太借此玩一些笼络人心的小把戏时，张爱玲也好生配合。姨太太问：“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你母亲？”她便答：“喜欢你。”
童言无忌，却往往令人心惊。后来，张爱玲每每想到此事，“因为这次并没有说谎，想起来更觉耿耿于怀了”，仿佛是有些愧对母亲的意思吧。可，小小女童那一点天真的私心和讨好大人的表情，张爱玲回忆的时候，想必也觉颇为有趣吧。
只是遗憾，姨太太的心思终未得逞。毕竟她是从小散漫惯了的女子，哪里能在张家本分度日。能善待张爱玲，大约已是她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了。在旁人面前，她远不是这样的好脾气。张爱玲还记得，姨太太教自己的一个侄儿读书的时候，肆意打他，打得“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睁不开”，甚至，她还会与张志沂动手。
此时，连家中的仆佣都看不下去她了。后来，张家有人出面，威逼姨太太离开。这件事，或许也与当时在天津照应张志沂一家的堂兄张志谭有关。张志沂在天津的种种行为对他来讲，都是有失脸面、有损家风的事情。但即便张志沂将姨太太扫地出门，终也还是未能消弭张志谭心中对他的芥蒂。
姨太太离开的时候，张爱玲并不伤感。与母亲告别的那一日，她尚且好平静，更何况是对自己而言本就了无挂碍的姨太太呢。她只是坐在楼上窗台上，目送所有。她记得，那日，张家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都是姨太太带走的银器家生。平日看尽姨太太脸色的仆人们都拍手称好。
美食华裳与莺歌燕舞，终究抵不过来去匆急的人事无常。姨太太一走，家中重又归于阒寂，仿佛有一种哀静如死的仓皇，令人无法呼吸。张志沂吸食鸦片，身体大不如前，精神涣散，双目无光，坐在一处，便如行尸走肉一般，整个人都散发出一种腐朽的霉味，几乎只剩一副空洞至极的躯壳。
姨太太离开之前，张志沂已经工作难保。当时，他举家来到天津，正是依靠堂兄张志谭的担保，方能够在津浦铁路局谋到英文秘书这个闲职。可张志沂数十年养尊处优下来，早已不是有真正谋生本事的人，游手好闲也就罢了，又活得十分不体面。张志沂声名狼藉，使得张志谭被“连坐”，官誉受损，被免了职。
失去了张志谭这个靠山，张志沂在天津很快便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只能仓促离职。姨太太一走，张志沂更是寂寥，仿佛失去了人生大半的乐趣。膝下又有一双儿女需要照料，这令他如何是好。直到此时，他终于想起身在异国的发妻黄素琼。
不久，张志沂便写信给黄素琼，央求她归家，又在信中信誓旦旦地承诺改掉旧日陋习，与她安生过日子。张志沂是有些学问的，或许也承袭了父亲张佩纶善于言辞的本事，一来二去，竟说动了黄素琼。黄素琼决定回国。是为女子，不到被婚姻逼入绝境的地步，终究还是心存幻念，有恻隐之心的。
天津无望，张志沂只能重回上海。好在发妻即将归来，对张志沂来讲，这几乎成为他当下最大的慰藉。或许，曾有刹那，张志沂以为自己果真可以与黄素琼重新来过，过一段安稳日子。那时候，张爱玲远不知道，未来的自己会在上海滩活出一种惊世之美。
1928年，张爱玲八岁，来到上海。10 笙箫
从天津到上海，苍茫海上，云雨风雷。对张爱玲来说，这是一段迷离、奇诡的旅途。海是那样壮阔，人是如此渺弱。父亲在，弟弟在，连母亲也将要归来。她坐在船舱里看海，视野迷幻。目极之处，便是苍凉。她不知，尽头处的上海滩会是怎样的生活。平顺如意，或者颠沛流离。
上海是何模样，她从未见过。只是“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一路上，昏昏欲睡，清醒的时刻她便总会翻出《西游记》来读。那时候，她也不明白，生活犹如西天取经，一路也是刀光剑影，需要斩妖除怪。
抵达上海，迎面扑来的是锦绣一派。她坐在马车上，穿着粉红底子印有蓝蝴蝶的洋纱衫袴，侉气又快乐，看身穿花旗袍的时髦女子，看缓慢有韵律的电车，看沿街自在吆喝的小商小贩。在上海，她住在武定路一条里弄里的一座很小的石库门房子里。上海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新奇有趣的，连房子里的红油板壁，她看着也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就像老唱机里李香兰唱的《十里洋场》，把苏杭比天堂，苏杭现在也平常。上海更在天堂上，洋场十里好风光。坐汽车住洋房，盖着绒毯睡铜床。呢绒衣料时新样，火油钻石闪光芒。跳舞场最疯狂，歌声婉转步匆忙。灯光暗暗魂儿荡，有情男女一双双。
看上去，一切都很美好。
除了父亲。彼时，张志沂因长久吸食鸦片，身体十分虚弱，甚至神志不清。他常常是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空洞无神。落雨天，檐下挂着牛筋绳索一般粗而白的雨水，他便凝望屋外，嘴里喃喃自语，听着不清不楚。这令张爱玲十分害怕。
黄素琼归来的时候，张茂渊也一起回国。之后，一家人搬到了宝隆花园（今上海延安中路740号10弄）的欧式洋房，张志沂承诺痛改前非，也被送进了医院戒毒。母亲回来那日，张爱玲很是高兴。她特地穿上一件自己以为最俏皮的小红袄迎接母亲，可惜，未能获得母亲赞赏，母亲只觉得衣服小。
是从那一刻开始，张爱玲在母亲面前便失去了大半的自信。仿佛，母亲的审美、品位、喜好是遥不可及的另一个维度的事情。留洋归来的黄素琼与昔日迥然不同。她变得优雅、大方、洋派、时髦，已不是往日简单的美妇人。
新的家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也“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她常常坐在地上，看着“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处电影里的恋爱表演”，看到开心处，便哈哈大笑，在家里的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母亲给家里带来新的陈设、物件、趣味，声音、色彩、光影，以及新文艺的氛围。在母亲的影响下，张爱玲开始学习绘画、英文、钢琴。甚至也变得更为敏感，连情绪起伏都更具戏剧性，动辄大悲大喜，仿佛不这般造作，就不能与母亲相衬一般。
与母亲、姑姑学习弹钢琴的时候，张爱玲最是欢喜。姑姑练琴的时候，“伸出很小的手，手腕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子，大红绒线里绞着细银丝”，令她觉得极是优雅。还有母亲的衣服，“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吹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
母亲还告诉她，没有洗过的手，绝对不能碰琴键。每日，母亲都会用一块鹦哥绿绒布亲自擦拭琴键上的灰尘，直至它们一个一个复又雪白。母亲告诉她：“既然是一生一世的事，第一要知道怎么爱惜你的琴。”虽然她并不似母亲那般热爱音乐，但心中仍十分敬重。
她说：“（我）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此外还充满了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连母亲读过的小说、去过的英国，也成为张爱玲的挚爱。彼时，家中的一切，她都认为仿若晨曦风露、阶柳庭花，“是美的顶巅”。
那时候，张爱玲也常去舅舅黄定柱家耍玩。黄定柱一家住在张家浜，那里本是上海滩开埠之初的一块沼泽地，后来填土盖房，有了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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