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飚
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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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耻辱历史试读：
汪精卫
1.“和平工作”
大汉奸汪精卫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生于广东三水。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1905～1906年，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他文思敏捷，又富演讲天分，深得孙中山重用。1910年3月，为激励革命志士，汪精卫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狱中，他写下《慷慨篇》，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句一时传诵，深得热血青年共鸣。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精卫出狱。他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此后，他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后，汪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
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逃往香港。1931年，汪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9.18”事变后，再次与蒋合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此时，人们对战局的形势有3种看法：（1）、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2）、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3）、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这一系列的变化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
2.“低调俱乐部”
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主要行政机关迁至武汉。“西安事变”后，汪精卫从欧洲疗伤回国，再次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前沿，继续坚持媚日“反共”的立场，重新开始他名为“和平救国”实为通敌卖国的努力，日后汉奸政府的班底在此时基本形成。
周佛海在南京溪流湾8号的别墅有间地下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国民政府要员常来这里躲空袭，其中包括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
他们将人民的抗战呼声一概斥为“唱高调”，鼓吹“我们能打胜仗是意外的，而打败仗是必然的事”。他们认为应该停止与日军对抗，和日本人“互相抱头痛哭，彻底忏悔和觉悟”，实现中日“和平”与“合作”。
胡适给这个小集团取名“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里说，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低调俱乐部”的主张与汪精卫不谋而合。当时日本年钢产量近1000万吨，中国只不过十几万吨，汪精卫等人被敌人暂时强大的表面现象所吓倒，他们的“亡国论”实际上代表了一个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基础。
此时，汪精卫的“求和”愿望越来越强烈。1937年10月，李宗仁拜访汪精卫时，汪一再问李“你看这个仗能打下去吗？”说时摇头叹息，态度很是消极。
同时，汪精卫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给蒋写了十几封信，大谈处理对日关系的“和平”思路，妄图阻止抗战。
此时，周佛海与汪精卫不和已久，曾互相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张将他们推到了一起。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周佛海也成了汪精卫的心腹。
3.秘密媾和
1937年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1）内蒙成立自治政府；（2）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3）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4）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5）共同反共；（6）减低日货关税；（7）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
12月3日，汪精卫在汉口民众团体代表会议上演讲时，对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公开表示欢迎。他说：“如开始讲和，不可失此机会。”
12月5日，汪精卫接受《新闻报》记者采访时说：“若日本真愿意要求和平，提出了可接受条件，则中国亦可考虑从事停战。”
次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日方停战条件。会议通过了接受日本停战条件的决议，委派孔祥熙向蒋介石汇报，作最后决定。
但日本的侵略野心并未因为汪精卫的“诚意求和”有所收敛。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日军以为中国的抵抗已到穷途末路，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条件：（1）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2）承认满洲国；（3）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中国政府拒绝了日方的条件，并发表了强硬态度的声明。1938年1月18日，中国撤回驻日大使，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断绝，陶德曼的调停以失败告终。
1938年初，蒋介石以加强军事为由，提出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取代以前的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
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
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这样，蒋介石借战争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汪精卫意识到国民政府已没有对日媾和的可能，于是决定“暗中努力”，以便在适当时机“接洽停战”。
在汪精卫、周佛海的推动下，蒋介石派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高宗武从武汉去香港，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由于此时日本诱降的对象已从蒋介石转为汪精卫，高宗武此行，实际是为汪精卫日后的叛变开辟了道路。
广州沦陷后，武汉的汪精卫等人更放肆地公开讨论“和平”。汪精卫鼓吹说，“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
当时，汪精卫以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议长的身份，大放屈膝求和之辞。
7月22日下午17点，汪精卫在武汉的寓所里，见到了匆匆而来的周佛海。周佛海是专为高宗武一事来与汪精卫商量对策的。
一个月前，正在香港的高宗武与周隆庠化装成日本人，他们先坐出租汽车到达日本总领事馆，然后换乘领事馆汽车，由领事馆派专人护送上一艘日本轮船，以此避开海关检查，顺利离开香港前往日本。
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高宗武，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陪他而去的周隆庠是亚洲司日苏科科长。周隆庠在解放后写文章详细回忆了当天的过程，使我们后来得以知道那段历史。
早在1938年2月份，经蒋介石批准，高宗武与周隆庠就到达香港，设立了一名为“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情报机构，对外则称“宗记洋行”。在此前，高宗武曾派日本科长董道宁到上海，暗中与日方人士联络。董道宁在日本人帮助下，秘密去了日本，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兼谋略课长影佐祯昭。
这一年4月2日，高宗武与董道宁一同返回武汉。第二天，高宗武即向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的周佛海报告他在香港的“接洽情况”；然后由周佛海报告给汪精卫。4月14日，高宗武负“秘密使命”再次飞往香港。5月30日，高宗武返回汉口，向蒋介石、汪精卫、周佛海等报告与日本交涉的情况。蒋介石仍命高宗武返香港，继续探听日本情况。
急于开展“和平运动”的汪精卫和周佛海，却希望利用高宗武再次去香港的机会，要他直接去东京，探听日本政府对实现中日“和平”的条件。因为不经过蒋介石，高宗武有些犹豫。周佛海当时告诉高宗武，等他乘上去日本的轮船后，他会向蒋介石报告，此事由他负责。
与以往几次的秘密出行相比，高宗武此次属擅自赴日，蒋介石并不知情。高宗武由日本返回香港后，由此因为害怕而迟迟不敢回汉口。周佛海很快听说高宗武已到香港，因见不到他，不知底细十分焦急。7月22日前3天，他在日记中写道：“闻宗武返港数日，迄无消息，布（雷）兄亦无所闻，为之焦虑。”
直到7月22日下午，周隆庠才拿着高宗武的报告到达汉口，周佛海看到报告后，立即找陶希圣到寓所，决定先将报告送至汪精卫，商谈对策。
这一年1月16日，日本曾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宣称：“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竟然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和平，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实际上透露了日方谋求“合作”的新政权的战略意图。
高宗武此次日本之行，先后会见了影佐祯昭、参谋次长多田骏、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及陆军省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他们之间达成了两项协议：第一，接受日本提出的“和平”条件——承认“满洲国”，日本在蒙疆有驻兵权，中国参加防共协定和日本优先开发华北资源等；第二，决定要汪精卫“出马”。这一点是高宗武先提出来的，高说，“汪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称道‘和平论’，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以外的人。但是，除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
周佛海之所以在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便急着见汪精卫，究其原因，是因高宗武的报告中写有“日本是在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周佛海担心这句话会引起蒋介石不快，所以先来征求汪精卫意见。汪精卫看过后却并没有像周佛海那样紧张，反而安慰周“没有关系”。
7月22日当天，高宗武的报告连同他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通过机要秘书陈布雷，送交至蒋介石手里。“委员长钧鉴：职于6月23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蒋介石并不知道汪精卫此前其实已看过这份报告，邀其与张群在三天之后共同商讨。
但是蒋介石看到高宗武的信，由于信中有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蒋见信后，“怒气满面”，表示今后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高的活动经费。但周佛海却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4.逃离重庆
7月22日夜，刚刚看完高宗武报告、明确知道日本人“锁定”自己的汪精卫得到了另一个消息：当夜，日军攻占九江的第一线部队波田支队，趁夜色在湖口乘船，在海军掩护下逆流而上，在当天半夜到达离九江22公里的登陆地姑塘。与中国军队激烈交战之后，突破庐山北面数道阵地，九江城沦陷在即。
此时的汪精卫面对的是这样一种局面：一方面日军在武汉外围的战役中节节推进，距离武汉的脚步越来越近，本来就对中国人的抗战能力持怀疑的汪精卫内心一片灰暗。另一方面，日本方面又通过另一种渠道传递出某种“诱人”信息——10天以前，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建立一个新的中国政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刚刚与周佛海商量完的这份高宗武报告更是将这个意图直接点破。“主战有主战的道理，不过，主战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国家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如果能达此目的，与日本言和也不失为一种手段。一味主张焦土抗战的、唱高调的应该再坦诚一点，要说老实话。依我看来，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重要海港和交通路线大多丧失，财政又日益匮乏，在战祸中喘息着的四万万国民，沉沦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为尽早结束战争，我曾多次向蒋委员长进言，要打开谈判的大门。”当蒋介石邀其讨论高宗武报告时，此时的汪精卫仍极力主张由蒋介石出面与日本谋和。但位于权力中心的蒋介石最后作出了相反的决定，汪精卫终于明白：通过党内决议方式，是不能实现他的“和平”主张的。
回到香港后的高宗武因肺病复发，与日方接洽的任务由高的温州同乡、国民党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梅思平接任。日本方面的联系人是时任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的松本重治。从8月29日开始到9月初，梅思平与松本连续进行了5次会谈。1938年10月，战事上频传着坏消息，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利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的机会，多次暗示国民政府没有关闭调停之门，愿意与日议和。而这时日方也已经通过汪精卫的亲信梅思平再次向他转达了希望他出山的意见。
11月26日上午，梅思平由香港飞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在香港机场，为躲避检查，梅思平将协议抄录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带回面交汪精卫。汪精卫随即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等人商讨。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陈公博也从成都打来电报，劝告汪精卫说：”“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当时从重庆到国外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重庆赴香港，这很便捷，但以汪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所以选择此路有很大的风险。另一条是经昆明赴河内，这比较稳妥，但必须首先征得‘云南王’龙云的同意。“龙云属地方实力派，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出兵参加抗日，但当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到西南后，龙云深感云南有被吃掉的危险，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渐加深。”陈璧君两次到过云南，多次与龙云进行长时间谈话，当陈璧君说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很想换换环境”时，龙云也当即表态：“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摸清龙云的态度，汪一行人最终决定“借路”昆明。
因担心成群结伙走目标太大，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工作为名，去了昆明；陶希圣也以讲学为名尾随而去。原定汪精卫以去成都、昆明作抗战演讲为名，12月8日从重庆动身，在昆明与周佛海等会合，此前汪氏夫妇也将正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两个幼子带去昆明，然后转飞河内去香港。但12月6日，蒋介石突然到了重庆，这是武汉失守后蒋第一次入川。直到12月18日，蒋介石要到行营作特别演讲，汪精卫可以不参加，于是他决定在这一天出走。12月19日，汪精卫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的背叛道路。1940年，在日本人的扶植上，57岁的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汉奸政府。
中华民族是一个正气浩然的民族。人们对那些卖国求荣的人创造了一个专用名词叫汉奸。袁世凯、汪精卫这些民族的败类，成为千古罪人，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凡狡猾的汉奸，总要把自己来一番乔装打扮，总要为自己的的卖国纲领作一番粉饰，甚至以所谓学术争鸣的形式、以探求不同的救国道路的姿态出现。
汪精卫可以算作中国现代史上的头号大汉奸。他在1938年叛国投敌时给国人的电报中《艳电》（1938年12月29日）中，就作了一番表演，电报如下：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钧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卢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
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
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
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
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
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
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
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
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
汪精卫在这份电报中，花言巧语，把他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说成是为了“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把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日本的野蛮侵略说成是为了“善邻友好”、“经济提携”并以“共同防共”为诱饵拉笼尚未投降的其他国民党势力。
但是，侵略就是侵略，卖国就是卖国，汪精卫的这番徒劳表演，丝毫欺骗不了中国人民。细心分析他这份电报不难发现，现在，一些欲步汪精卫后尘的人试图为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寻找借口，又何尝不是以“发展和平友好关系”、“经济提携”、“接受现代文明”为招徕的呢？又何尝不是以“反共斗士”的面目出现以欺骗一些受蒙蔽的年轻人呢？他们的所作所为、“学术思想”以及欺骗手法与汪逆简直如出一辙！
但是，汉奸一旦投入到帝国主义的怀抱，就必然露出他的奴颜媚骨。对中国人民和极他弱小国家的人民凶残，甚至鼓吹赶尽杀绝，对帝国主义者摇尾乞怜，正是一切汉奸的特性。
当年汪精卫躲在越南河内，与日本军国主义约定：从河内乘船回国，准备去南京登上汉奸头目的宝座。他乘坐的小货轮在途中遇上大风浪，汪精卫向日本人呼救。日本人派了北光丸前来接应。汪精卫爬上北光丸，开始与日本主子“同舟共济”，写下一首与文天祥的正气之歌《过零丁洋》唱反调的歪诗：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半月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29日清晨，《南华日报》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刊登了汪精卫的所谓“艳电”。
汪精卫出逃河内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引起了全国民众的一片声讨。中共中央指出，国民党主战派与主和派开始分裂，汪精卫的骨头是最软的，在他身上充满了奴颜和媚骨，没有丝毫的民族气节，号召全国人民开展讨汪运动。在香港的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发表文章，谴责汪精卫认敌为友，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失。
1939年的元旦到了，山城重庆没有一点喜庆的气氛。这天上午，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会，蒋介石、林森、张继、吴稚晖等国民党中常委出席了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出国民党，撤销汪的所兼各职。
就在国民党开除汪精卫没多久，蒋介石派陈布雷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河内，找到汪、陈、王带去了蒋介石的口信：只要汪断绝与日本人的联系，一切都好说，可以暂时先到国外休息一段时间，将来复职没有问题。这些，遭到了汪精卫的拒绝。
令汪精卫没想到的是：日本近卫内阁宣布辞职，这使汪精卫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另外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也使汪十分沮丧。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5.追杀汉奸
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同时要求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尽管军统在暗杀方面轻车熟路，但对这次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没有把握。为此，戴笠亲偕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行动组组长。
戴笠带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昼夜坚守。而且在派陈恭澍前往河内的同时，还曾瞒着他秘密到河内安排。
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此人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汪精卫却有些孤独和失落。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这让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他后来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因为蒋对汪还抱有一丝希望，他会有一天“幡然悔悟”。为此，蒋介石派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汪精卫对蒋介石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断然拒绝了蒋介石希望他回去的请求。谷正鼎无功而返。
谷正鼎一走，汪精卫就对陈璧君、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指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三个人。”
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1月18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1月28日，突然有十几个身分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27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
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3月20日上午9时，陈恭澍正在研究行动方案，突然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上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澍很懊恼，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作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4人飞身上楼。汪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的侍卫们出境后无法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反锁了。根据陈恭澍的回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昏暗的灯光下，曾夫妇倒在血泊里，曾的前胸还汩汩往外冒着血泡，其状恐怖。何文杰吓得不知所措，要汪文惺赶快打电话报警。
十几分钟后，法国警察赶到。随后，救护车将曾仲鸣夫妇送到医院急救。
曾仲鸣送到医院后，伤势非常严重，但他神志尚清醒。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让人赶快拿来支票，一张张在上边签名。汪精卫从重庆随身携来的现金，都是以曾的名义存在银行，如果没有曾的签名，这些钱将很难从银行取出来。曾签完名后，便昏迷不醒，经医生全力抢救，仍回天乏术，死在手术台上。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右胸中了一枪，另两枪一枪在臂，一枪在腿，在医生的救护下，保住了性命。
当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了，但其余3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陈恭澍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此时，戴笠命令陈恭澍立即返回重庆。陈恭澍离开河内后，在河内的军统特务继续寻机刺汪。大特务余乐醒想了一个办法，将一种毒药放在一个小罐内，其中散发出来的气体可以致人于死地。他费了很大劲，将小罐放入汪宅的浴室里，但仍未能伤及已提高了警惕的汪精卫。另一个大特务曹师昂，曾和法籍妻子打扮成记者模样去汪宅探路，准备日后下手，但都未成功。
对于刺汪行动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面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
陈恭澍回到重庆后，戴笠始终不见他，即使两人进入防空洞中，也视而不见。两个月后，戴笠才召见陈，任命他为军统局代理第三处处长，到上海去主持工作，因为在上海，军统在与汪伪“76号”汉奸特务的较量中节节败退，希望他去力挽狂澜。戴笠还说，到上海后，要继续对汪实施制裁。
6.投敌叛国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汪的彻底决裂。汪精卫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以此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自己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经历这场劫难后的汪精卫，再也不计什么名利得失，最后毫不犹豫地投进了日本人的怀抱。河内的冬天非常温暖，红花绿草，到处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体弱多病的汪精卫从寒冷的重庆来到这里，呼吸着湿润新鲜的空气，感觉良好，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可他在这里没住上几天，坏消息就接踵而至。先是举国上下口诛笔伐，一致声讨他叛国投敌；接着传来日本国内因各种矛盾激化，首相近卫突然辞职的消息。加之继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对近卫策划的“汪日和平行动”不感兴趣，主张用战争解决问题。这样一来，汪精卫便在河内被冷落下来。
当初痛下决心，准备脱离蒋介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哪怕是背上“汉奸”罪名也在所不惜，而如今却成为扔在路边的一只破鞋，无人问津。汪精卫十分着急和痛苦，再也无意欣赏周围春天般的美丽景色，吃不好，睡不安。
从此，汪精卫永远失去了在中国政坛上东山再起的机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抗衡的资本。这，也正是蒋介石所企盼的。
1939年4月25日晚，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秘密逃离河内，经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
1939年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
汪精卫举行伪政府代主席就职仪式。《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的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11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对汪精卫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提出在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说：“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1939年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但日方的这个方针和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
阿部首相的新方针使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可能。汪精卫开始策划新政府的同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
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于1938年7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去年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要纲》的主要内容有：承认“满洲帝国”、给予蒙疆自治权对华北实行防共驻兵，允许日本军舰在长江沿岸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对兴亚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也感到不满。影佐帧昭说：“如果以此方案为基础与汪先生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政府的信义。即使汪先生接受了这个条件，和平运动也不会成功。”犬养健说：“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有附件等8件，好比一座大山压在汪先生身上，怎么能使他开展国内的和平运动呢？又怎么能使他得到中国民众的信任呢？”
汪精卫考虑再三，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汪给影佐回信说：“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以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拟东亚问题。”
7.枪伤复发
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3个文件为基础，表示很难接受上述3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的方针。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12月双方的谈判再开，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汪精卫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让步之一是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太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的治安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算恢复和平。
虽然日方的让步很有限，汪精卫最后还是接受了日方的条件成立中央政府。这是因为与以前国民党副总裁的身分相比，现在汪精卫的身价已跌为一个被政府通缉之人，不再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周佛海辩解道：“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南京市民们看到以前的国旗又飘扬在街头心里确有几分高兴，但看到国旗下的黄色三角巾心里又有几分酸楚。
1940年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此时日本的阿部信行内阁已经倒台，1940年1月16日成立了米内光政内阁。前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族院议长、以及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了还都仪式。仪式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里面挤满了文武官员和前来祝贺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礼服，武官身穿军装，但大家的脸上都没有表现出还都的兴奋。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
汪精卫的中央政权建立半年后，在以前密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谈判，签订了公开的《华日基本条约》。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此时汪精卫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一丝微笑，走下台阶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卫政府成立后首先进行的就是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加入他们的“曲线救国”行列。这个诱招行动虽然没有很大的成果，但也并非一事无成。到1943年8月，投奔汪精卫的重庆政府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余万，这些人都是不满蒋介石的政客和被蒋介石排挤的地方杂军。但1943年8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失利之后，就无人再来投奔汪精卫政府了。
其次汪精卫深感以前没有自己军队的苦恼，决心组建一只自己的军队。汪精卫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汪精卫亲自兼任团长，陈公博兼任教育长，周佛海兼教务长。训练团的对象是收编的投奔他们的地方杂军，训练以3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为止。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汪精卫还得不到军队的绝对效忠，1943年日本显出败色后，许多投奔汪精卫的军队又转投蒋介石。再加上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这一切都导致了这个计划收效甚微。
然而，汪精卫成立政府后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共产党新四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经过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江苏、浙江、安徽3省的清乡工作。
此后，汪精卫利用太平洋战争大大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地位，但如果日本战败，汪精卫的努力将一切付之东流。1943年以后，日本已露败迹，南京政府的官员也感到忧心忡忡，一旦日本败战，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周佛海等不少高官开始暗地里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为自己准备一条退路。
汪精卫与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在一起。而此时汪精卫的健康开始恶化。1935年11月1日，汪在参加完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合影时，被爱国志士孙凤呜刺杀，但三枪终未击中要害，但有一颗子弹留在背部未取出，造成的隐患，使汪精卫经常感到背部、胸部及两肋的剧烈疼痛。1943年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这次会议，并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工作谈完之后，汪精卫向东条英机提出一个请求，他想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医生去南京，为自己取出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
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的请求，派出了黑川利雄一行，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南京。
经过一番细致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至骨头，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还是不取为好。
汪精卫仍不放心，子弹留在体内，他总觉得是一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跑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坚持要医生取出子弹。日本驻南京陆军医院的后勤部队长、中将医师铃木小荣于1943年12月亲自操刀，替汪取出了那颗子弹。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一时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任何药物均不起作用。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已不能从床上坐起。1944年3月3日，汪精卫在陈璧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专机去日本就医。
汪精卫飞抵日本后，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的特别病房里。汪精卫的住房除了极少数高级医务人员知道外，其他人员毫不知情。3月4日，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织黑川利雄、斋藤真等8名教授对汪精卫进行会诊，再一次确诊为因子弹头在体内过久，诱发成为多发性骨髓肿，第4至第7胸椎骨的肿胀已由背部向前胸扩散，严重压迫脊髓神经。
8.异国丧生
3月4日晚上，由斋藤真教授主刀，进行手术。因美国飞机刚刚轰炸而引起的熊熊大火，使手术室的玻璃外窗映得一片殷红。手术前，当医生洗手消毒戴橡皮手套时，竟发现3副是破的，真正急坏了一大群在场的教授。斋藤真火冒三丈，厉声训斥道：“怎么连手套也没有了？啊！一群蠢驴！”但医院里实在找不出来，结果动员全市医院，总算找到几副，手术因此拖延了一个多小时。陆军方面的负责人中村大佐抱歉地说：“工业区都炸光了，物资实在缺乏，请教授们原谅吧！”
手术做了近两个小时，从汪的背部切开，深入前胸，切除了有病变的4块骨片和3根肋骨。等麻醉药性过去以后，汪自己用手摸摸大腿，已有知觉，双足也可以活动了，汪精卫十分高兴，在后来的4天中，都是如此。汪感到病愈有望，就在病床上对陈璧君和儿子汪孟晋说：“看来，我还命不该绝，可以再回南京。”
陈璧君听着日夜的轰炸声，仿佛第一次感到战争的可怕，忧心忡忡地对汪说：“兆铭，你的身体看来会一天天好起来，但战局实在太糟糕了！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你也听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你要想想办法才好哩！”“如果日本垮台，蒋介石是不会放过我们全家的。父亲应该召公博和佛海来，商量商量对策。”汪孟晋附和着母亲说。
于是，汪立即密电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二人次日就乘飞机赶到，在病榻旁说了些祝贺健康的话后，言归正传，汪精卫心情沉重地说：“日本朝不保夕，一旦战败，我们这群人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叫你们来，就是要想想办法。”“我早已通过戴笠，和蒋介石接上关系。蒋已经答应，胜利后，对我们作政治问题处理，人人无罪，更不会伤汪先生一根毫毛。”周佛海倒也坦率，得意洋洋地说着。“蒋介石和戴笠猪狗不如，他们的话怎可信得？只要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才不讲信义和情面呢！”陈璧君反感特深，尤其是戴笠，先后五次奉蒋的命令刺杀汪精卫，所以她对周佛海的话听也不要听。“佛海讲的也是对的。但这是束手就擒的方法，不是上策。我想我们在苏、鲁、皖一带，尚有兵力近30万人，像郝鹏举、孙良诚等，都是旧西北军冯玉祥的老部下。蒋冯二人至今不和，而1930年汪先生又和冯玉祥合作反过蒋。我们把这些部队改编整顿，由汪先生领导，拥护冯玉祥，我们就可以和蒋介石及毛泽东逐鹿中原，形成鼎足而立的局势了，岂不更好？”陈公博摊出了他的打算。“这不是又要打内战了吗？”周佛海不赞成这个方法。汪精卫想了好长一会，开口道：“公博所言，未尝不是一条出路，否则我们要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掌握实力是必要的，但这样做有把握吗？能有什么样的结局？”陈公博相当兴奋，他一直是搞军队政治工作的，胸有成竹地侃侃而论：“不能说绝对有把握，但至少可以另组政权，在国内这局棋中讨价还价。”谈了一会，周佛海说有事要走开一下。周走出病房后，陈公博就神秘地对汪说：“日本人知道自己要失败了。我这次来前，日军驻华总司令冈村宁次郑重找我密谈很久。冈村说：‘日本败在海空军，陆军元气未伤，如战争失败，我岂能甘心让中国落入共产党之手！蒋介石不可怕，可怕的是毛泽东。所以我决定将一百万日军，改穿你们的军装，全部三八式配备，交给你们，让汪先生仍控制局势。’如果真的实现，再加上30万旧西北军，这可不是个小的力量啊！”汪精卫听得入神。等陈讲完，就赞许地说：“意见不错，可以考虑。我们把首都搬到徐州或开封去。只是用日本军队的事，要慎重考虑，三思后行。但我们至少可以接受冈村的大量武器和军火。”等周佛海回来后，又谈了一会，未作决定，就此散了。
陈公博回到南京后，就着手准备起来。这些旧西北军合起来确有30万之众，占领着河南东部、山东南部和江苏大部，确是不可小看这股力量。周佛海知道后，立即密电详告蒋介石。于是，蒋命戴笠和周佛海对这批将领分别拉拢，各个击破，到头来让陈公博只落得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汪精卫吃了陈公博的空心汤团，自我陶醉了一场。不料半个月后，双腿又渐渐失去知觉了，已退的寒热又高起来了，有时昏迷，有时清醒。回南京的梦想看来要落空，就这样缠绵病榻，半死不活，竟成了个病骨支离的残躯，汪再也没有心情去想南京的事了。
1944年6月6日，英美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成功，长驱直入，和苏联红军配合，直捣柏林。消息传来，震动日本。等传到汪精卫耳中时，他一气之下，昏了过去。等到醒来，眼泪汪汪地对陈璧君说：“现在日本已成为全世界唯一的共同敌人了，岂有不败之理！我们的命运可想而知了。不知公博逐鹿中原的计划能否实现？”“你病到如此地步，还管什么中原不中原，快不要多说话了。”陈璧君早已愁得不可开交，因为日本医生多次会诊，已经确定汪是骨癌绝症，无法治疗，生命不会拖过半年。但汪自己不知道。“我们上海，有一种叫镭的东西，听说可以治癌症，能不能拿来试试？”陈璧君抱一线希望，哭着对斋藤真教授说。“这是一种放射性元素，对癌症可能有效。就试试吧。”教授回答得软弱无力，毫无自信。
汪的儿子汪孟晋，在38℃的高温天气，飞到上海，强迫“镭锭医院”的专家拿出了镭，立即动身。在那种时代，谁敢反抗？医生冒着酷暑，带着仅有的一点点镭，和汪孟晋到了名古屋。到达当天立即进行了镭的放射性治疗。但10天下来，丝毫不见功效，汪精卫的发烧和疼痛反而更厉害了。汪发怒说：“不……不要再做了！”镭元素照射的失败，使陈璧君和日本教授们束手无策，陷入绝境。汪精卫已经形销骨立，奄奄一息，到了日夜鬼敲门的地步了。他虽不知生癌，但已自感在劫难逃。“公馆派”亲信林柏生来探视。见汪病骨支离，已失人形，不禁暗暗吃惊。汪清醒后，就对林呐呐地说：“你回南京后，快叫公博实行中原计划，周佛海已通蒋了，有些事不要告诉他。我的命不久了，你是管文化宣传的，多年来一直跟着我，现在我就向你作个交待吧。我的文章不必保存，但我的诗稿必须收藏好，等待时机出版，就叫《双照楼诗词》吧。柏生，你要跟着公博走。我一生反共，人人皆知，我实在不愿中国落入共产党的手中，但现在看来，可能很难避免了……你自己好自为之……”汪精卫气喘痰涌，已经说不下去了。
汪精卫这些话，可算是最后遗言了。直到病死，没有再说过什么。时序如流，很快入秋。拖到11月初，名古屋已是大雪纷扬，寒气袭人。日本人穷得连煤炭都没有，自然烧不出暖气来。汪精卫只得钻在厚厚的绒被中，过一天算一天。这时，美国人的“波浪式”、“地毯式”轰炸更加强烈了，名古屋一片火海，爆炸声声不绝。11月8日，医院旁中了重磅炸弹，震得门窗破裂，玻璃四飞。日本人不放心，只得把汪精卫迁移到地下防空洞去。汪正发着40度的高烧，防空洞内没有暖气，没有火炉，等于进了鬼域冰窟。一冻、一惊、一动、一吓，汪精卫精疲力竭，病势加剧，气喘吁吁，滴水不进，一直昏迷。延到11月11日下午4时20分，就双眼泛白，手足挺直，只活了61岁，就一命呜呼了！日本人自己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哪有心思再来顾汪精卫的死活，但表面文章是少不了的，近卫文、东条英机等赶到名古屋，劝慰陈璧君，决定将汪的尸体先草草成殓，火速运回南京。11月12日上午9时，汪精卫的临时棺木被放上专机。机内供奉着日本裕仁天皇特赐的菊花勋章和颈饰。日本还派了久已不见踪影的四架飞机护航，从名古屋起飞，汪精卫总算又“回”南京了。
飞机降落的地点是南京明故宫的日本军用机场。这一天的南京，戒备森严，高射炮对准天空，上百架日本飞机，也硬着头皮准备对付万一出现的空战。在机场上恭候灵柩的陈公博、周佛海、林柏生、褚民谊等，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下午5时30分，汪的专机和护航机在紫金山上空盘旋一周后，缓缓降落在机场上。汪伪仅有的一个军乐队奏起哀曲。陈公博等人慢慢迎上前去。机门开处，第一个下来的就是面挟重霜的陈璧君。大家向她慰问，她却一言不发，双目怒视，挥手叫人闪开。然后，临时棺材被抬下飞机，棺上放着日本天皇所赠的勋章。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林柏生等将棺材托上灵车。于是，四百多辆汽车，由光华门进城，往中山路、新街口、鼓楼兜了一圈，近一小时后才到达伪国民政府，棺材就放在大礼堂。伪政府成立了一个“哀典委员会”，由陈公博任委员长，周佛海等为副委员长，不惜工本，大办丧事。而且煞有介事地下了半旗，停宴会，缠黑纱，辍戏曲，罢歌舞。这一夜，颐和路汪公馆的大厅内，灯火通明，正在召开“哀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要人们心情沉重，面色肃穆。沉默了好久，陈璧君忽然河东狮吼：“怎么，都成了哑巴啦？一群没出息的东西！如何对得起汪先生在天之灵！”只有陈公博胆子大些，还敢开口：“夫人，汪先生有遗嘱吗？”没有！陈璧君顿了一下再说：“中原的事不老早讲过了嘛，这就是遗嘱！”陈璧君隐瞒了汪精卫写的《最后之心愿》，那是要20年后方可发表的。陈公博听后默然无声。周佛海则暗暗发笑，心想：“这群傻瓜还蒙在鼓里呢！”“我们打算替汪先生国葬。”陈公博讨好地说。陈璧君冒火了，霍然站起，厉声说道：“不要国葬！汪先生生前不同意国葬！他关照只要在紫金山的梅花岭中，择块风水宝地，搞个坚固的坟墓，长眠在中山先生边上就可以了。在墓前石碑旁，再立一块矮碑，刻上先生最喜欢的‘咏梅’诗。墓碑上只刻‘汪精卫之墓’，连‘先生’二字也不要。其他你们不必再多说。都听懂了吗？”陈璧君说得斩钉截铁，冷若冰霜，谁还再敢多嘴开腔呢。她拿出事先写好的汪的“咏梅”诗来，这是汪精卫以前的手稿，上面写着：“梅花有素心，雪白同一色。
照彻长夜中，遂会天下白。”
陈公博看后，没有说话，就将诗稿放进公文包内，会就算开完了。
9.最后的雌威
11月13日上午，汪的尸体移入上等楠木棺材，重新大殓。汪穿着藏青长袍和玄色马褂，戴着礼帽，两眼微微睁开，似乎还放不下这江南半壁江山。陈璧君再三用手按抚，怎奈尸体早已僵硬，再也闭不起来，这也算是汪精卫死不瞑目了。陈璧君在棺材旁边，拿出一方宣纸，用毛笔写了“魂兮归来”4个大字，塞在汪的马褂内，作为最后的凭吊。
在停灵期间，陈璧君和子女们就住在棺材旁的房间内。她要看看守灵人是否真正忠诚。她亲自拟定了一张名单，凡部长级的人，都要分批通宵守灵。“哀典委员会”只有一切听命，哪敢违拗。第一夜守灵的是陈公博、周佛海和褚民谊。时至半夜，严寒逼人，褚民谊不知不觉全身冰凉，打起盹来。褚还未睡着，就被刚好出来查夜的陈璧君看见了，立即大声骂道：“褚民谊，你要睡觉了，是不是？对得起你姐夫汪先生吗？给我站好！立在灵柩边，直到天亮！真是个不争气的东西！”褚民谊是陈璧君的妹夫，被骂得狗血喷头，只得一声不响，哆哆嗦嗦地站着。因为陈璧君亲拟的名单，一个也不敢怠慢，人人守灵24小时，那时南京正是隆冬，有的人只好带着毛毯披在身上。一天，半夜时分，陈璧君一觉醒来，到灵堂查看，只见伪文官长徐苏中正裹着厚厚的毛毯，坐在地上。她怒气不打一处来，立即就像炸弹爆炸似地大声吼叫：“徐苏中，你起来！回公馆抱着小老婆纳福去好了！守什么灵？汪先生对你如何？你守一夜灵都不肯吗？”
徐苏中哪敢违抗，立即颤巍巍地站了起来，直到天明。在一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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