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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村上春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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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听风吟试读：

人生旅途中的风吟（译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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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十分不可思议，三十岁之前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写小说。还是大学生时结的婚，那以来一直劳作，整日忙于生计，几乎没有写字。借钱经营一家小店，用以维持生活。也没什么野心，说起高兴事，无非每天听听音乐、空闲时候看看书罢了。我、妻、加一只猫，一起心平气和地度日。

一天，我动了写小说的念头。何以动这样的念头已经不清楚了，总之想写点什么。于是去文具店买来自来水笔和原稿纸（当时连自来水笔也没有）。深夜工作完后，一个人坐在厨房餐桌旁写小说（类似小说的东西）。也就是说，独自以不熟练的手势一点一点做我自己的“房间”。那时我没有写伟大小说的打算（没以为写得出），也没有写让人感动的东西的愿望。我只是想在那里建造一个能使自己心怀释然的住起来舒服的房间——为了救助自己。同时想道，但愿也能成为使别人心怀释然的住起来舒服的场所。这样，我写了《且听风吟》这部不长的小说，并成了小说家。

进一步具体说来，《风》虽然发表是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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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这个奖其实也有偶然性。《风》从四月写到夏日，期间他在准备参加征文活动。因为不知如何应征，就去住处附近一家书店翻阅文学刊物，正好看到《群像》要求征文的长度在二百页稿纸（每页四百字）左右，而他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写短篇，于是根据《群像》的要求，以二百页左右把握长度。“就《且听风吟》这部小说来说，我自己也有很多东西不明白。总之这里边写的大部分都是极为下意识地冒出来的。几乎没有算计怎么写，不曾有总体构思什么，反正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一路写了下来。这么说或许过于夸张，感觉上就像‘自动记录’似的。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是——结果如何另当别论——很有福气的作品。”尽管如此，他还是返工了一次，二百页全部写完后撕掉扔了，又从头写了二百页。重写时只用了原来的故事梗概，其他无论比喻还是什么，再不采取现实主义手法，只管随心所欲或者说开玩笑似的写下去。写着写着，他觉得“全身的筋肉开始舒展自如”，有了得心应手之感。每天夜里在厨房餐桌边喝啤酒边写，顶多写一个小时，但“很开心”。第二次写完，直接寄给了《群像》编辑部，结果获奖了。“老实说，我没以为会通过。我只是因为想写才写的，写出来的东西放在手上也没用，心想寄出去再说吧。所以复印都没有复印。”

获奖当然让村上高兴和庆幸。而且五名评审委员是以全票通过的，给的评语也饶有兴味，下面引用两段看一下。评委之一、著名作家吉行淳之介这样写道：

爽净轻快的感觉下有一双内向的眼，而主人公又很快将这样的眼转向外界，显得那般漫不经心（nonchalant）。能把这点不令人生厌地传达出来，可谓出手不凡。不过，我觉得那不仅仅是技艺，也有作者强调的品性融入其间，对此我予以好评。叫“鼠”的那个少年，归根结蒂想必是主人公（作者）的分身，却大体写得像是另一个人，从中亦可见其手腕。每一行都没多费笔墨，但每一行都有微妙的意趣。此人生死攸关的分界，在于重心是否转移到“技走”上面。

另一位评委、文学评论家丸谷才一指出《风》的风格深受库特·冯尼格特（Kurt Vonnegut）和理查德·布罗提根（Richard Brantigan）等当代美国作家的影响，认为小说是学习美国作家的成功范例，而因其才华，在借鉴的同时也保持了个人特色。丸谷才一接着称赞道：

这方面的处理方式有一种或许应该称之为日本式抒情那样的情调。当然，说是作者个性的表现也未尝不可。如果发挥得好，这种以日本式抒情涂布的美国风味小说不久很可能成为这位作家的独创。

总之才华甚是了得。尤其出色的是小说的流势竟全无滞重拖沓之处。二十九岁的青年写出这样的作品，说明当今日本的文学趣味开始出现大的变化。这位新人的登场固然是一个事件，但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恐怕是来自其背后（我估计）存在的文学趣味的变革。

应该说，这两位评委是很有先见之明的，村上日后的发展程度不同地为其提供了佐证。总之，《风》的获奖使村上的人生风帆彻底改变了航向。“假如落选，那以后恐怕就不会写了。倒是说不清楚，但不先获个奖就难以写下去这一面我想是有的。”小说获奖着实让村上周围的人吃了一惊，与其说是刮目相看，莫如说难以置信，因为大家都认为那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小说，甚至有人当面说他获奖是阴差阳错，也有人劝他适可而止别再写下去，好好开酒吧算了。村上当然没听，幸亏没听。哪个国家都不缺少开酒吧的生意人，缺少的是能够提供新颖文学文本的作家。不管怎么说，作家、文学家永远是一个民族的骄傲，是一个民族心灵花园的导游及其自证性（identity）的代言人。

那么，这部小说作为文学文本的新颖之处表现在哪里呢？显而易见，主要表现在它的文体或者说语言风格：简洁明快，爽净直白，节奏短促，切换快捷。如《风》第一节所说的，“没有任何添枝加叶之处”，简直像“一览表”。小说当然是用日语写的，却又不像日语，不像传统的日本文学作品，或者说日语味儿很淡，这点同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等人比较一下就清楚了。村上认为日本小说过于利用“日语性”，以致“自我表现这一行为同日语的特质结合得太深了，没了界线”，而这对他来说实在过于沉重（heavy）。也正因如此，他原来几乎没有当小说家的念头，没以为可以用日语写出小说。“说老实话，写这个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写才好。起始用现实主义大致写了一遍，同一故事梗概同一模式，但文体是用既成文体或者说普通小说文体写的。写完一读，实在太差了，觉得该是哪里出了毛病……所以索性推倒重来，开始按自己的喜好写。先用英语写一点点，再翻译过来。结果觉得很顺手，那以后就一直用这种文体。”换言之，《风》的文体一开始乃不得已而为之，尝到甜头后才开始刻意经营——“别人怎么看待我是不大清楚，但如今想来，我觉得自己是将贴裹在语言周身的各种赘物冲洗干净……洗去汗斑冲掉污垢，使其一丝不挂，然后再排列好、抛出去”。他又说将语言洗净后加以组合是他的一个出发点，“我想我是有能力从这里出发组合得更好的，尽管那是非常不完全的、原初性的东西”。日本文学评论界虽然对村上作品议论纷纭，褒贬不一，但对于其文体的看法大体一致，认为有创新性，近乎透明，了无阻翳，可谓开一代新风，甚至认为其文体的新颖意味着他对世界理解的新颖，并非语言的新颖（关井光男）。《风》还有一个新颖之处或者特点，那就是距离感。可以认为，这部小说一共四十节，最重要的是开篇第一节，这一节点出了村上小说的主要特色，点出了其基本走向和几乎所有的可能性。村上自己也谈到这一点，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风》尽管作为小说还很稚嫩，回头读起来让自己觉得脸上发热，但其中毕竟大体提示了他想采用的风格（style）、方向和结构（structure）等等。“所谓处女作在原理上大概便是这么一种东西，有时自己都为之吃惊……另外，关于这部小说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自己想说的几乎全部写在第一节那几页里面了。”而其中写的最多的就是“距离”。村上借虚拟的美国作家哈特费尔德之口这样说道：“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随后又提起一次：“我们要力图认识的对象和实际认识的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量其深度。”由此可见，村上创作之初就对距离或尺度异常执着，后来发展成了其文学世界一以贯之的整体特色之一。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在他的专著《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Haruki Murakami and Music of Words，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也把这点看在眼里：“村上春树了不起的成就在于对一个平凡的头脑观照世界的神秘和距离有所感悟。”也正因为村上如此看重距离、尺度而并不看重感性，所以当别人特别关注其作品的感性，认为他是感性至上主义的时候，他感到非常不快。

那么，距离感具体表现在哪里呢？主要表现在对语言和对人两个方面。首先看他同语言之间的距离。一般认为，以往的日本小说，语言和作家基本捆在一起，作家即语言，语言即作家。语言在作家这个大抽屉里挤得满满的，无论拿出哪一个都带有作家的体温、汗味和喘息，看得读者透不过气翻不过身。但村上不是这样，一如大约最早研究村上的日本文学评论家川本三郎所指出的，村上即使对他使用的语言也采取一种不介入姿态，在自己同语言之间设置开阔地间，保持适当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村上不是将语言视为自身的血肉或心声，而是当成与己无关的独立存在。说得极端些，不是用语言表现自己，而是用语言表现语言。而他像隔岸观火一样看着由语言自身叠积成的小说这一建筑物，甚至对语言同自己的距离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不过，按村上自己的说法，至少在《风》这部处女作中他并非刻意这样做的。之所以出现距离感，“说到底那是因为尽管我身上有想写什么的欲望，却又没什么东西可写的缘故。这也不想写，那也不想写，如此一来二去，题材就一个也没剩下——虽说不是剥洋葱皮——总之不知道写什么合适，于是心想那么就随意排列语言好了，看它们到底能表现什么。”结果竟成就了他文体的一大特色。话又说回来，随意为之的文字往往发自内在的天性，而天性无疑最为恒久和稳定，所以这种距离感成为村上始终一贯的文体特色也并不奇怪。

其次，距离感还表现在主人公（村上）和他人的关系方面。村上深知现代人每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或隐痛，很难诉诸语言。正如《风》第一节所说，“直言不讳是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任何尝试都可能是徒劳的，甚至伤害对方。最为明智的做法就是同对方保持距离，不要靠得太近，更不要动辄强加于人。在这个意义上，距离就是理解，就是温情，就是关心。这是村上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一贯的做法和姿态。《风》中，“我”把在杰氏酒吧喝得烂醉倒在卫生间地上的女孩开车送回她的宿舍后，陪着赤身裸体的女孩过了一夜，即使这时“我”仍执着于距离：“我最大限度地张开手指，从头部开始依序测其身长。手指挪腾了八次，最后量到脚后跟时还有一拇指宽的距离——大约一米五八。”实际上他也保持了距离，尽管同人事不省且脱得光光的女孩躺在一张床上，但我“什么也没做”。不仅如此，对女孩的内心世界“我”也无意介入，尽量拉开距离。例如后来女孩说她并未旅行，坦言为此说谎骗了“我”。而当女孩问我是否“想听真实的”的时候，我则把话岔开：“去年啊，解剖了一头牛。”女孩很快明白了：“什么也不说就是。”“我”便是通过这种佯作漠不关心的态度表示了他特有的关心。问题是，如果只能以这种保持距离的方式表达关心，那未尝不可以说是现代人、现代社会的一种悲剧，一种矛盾，而这恰恰是村上作品中常见的奇妙张力。

耐人寻味的是，村上对人的距离感或疏离感，甚至不排除自己本身——村上的小说几乎从不直接写自身的经历和体验，不写家庭。他说：“如果说《风》这部小说作为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有效成立的话，那么我想是由于把当时能写的和不能写的、应该写的和不应该写的本能地区分筛选的缘故。例如家庭问题和名字问题等一般小说里普遍出现的要素在这里都省略掉了。”这不限于《风》，村上其他作品也几乎同样不出现家庭。出现动物，如猫、狗、袋鼠、大象等等，但不出现家人，如父母和兄弟姐妹等等。妻即使出场也长久不了，不是明确离婚了就是暗中消失了或跟别的男人跑了再不回来。在《风》和后来的《一九七三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青春三部曲”中，村上宁肯写杰氏酒吧的中国调酒师杰对自己的呵护和关照。如《风》接近尾声时，要离开家回东京上学的“我”特意提着小旅行箱直接赶到杰氏酒吧：

杰招待了我几瓶啤酒，还把刚炸好的薯片装进塑料袋叫我带着。“谢谢。”“不用谢，一点心意……说起来，一转眼都长大了。刚见到你时，还是个高中生哩。”

我笑着点头，道声再见。“多保重！”杰说。

平静的淡淡的语气中自有一种不动声色的温情，可以说，杰身上甚至带有几分母爱色彩。

村上为什么把本来最容易写的家庭、家人列入“不能写”或“不该写”的事项而有意同其保持距离呢？村上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个人不把家庭看得那么重，而这来自他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反正我有相当坚定的意志，不愿意受‘家庭’这个团体——不单单家庭，而是所有团体、组织——的束缚。所以至今都一直没要孩子，因为光是老婆和我就不能称为家庭。这在结果上或许意味着拒绝日本式土壤。说得夸张些，这等于同土著性血脉一刀两断，至少不是仅仅不写什么那样轻描淡写的问题，这点可以断定。”至于为什么不直接写个人经历和体验，村上说他极端讨厌写这个。“例如男女的爱情纠葛就不是什么漂亮玩意儿，总的说来黏乎乎让人不好受。生活本身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单调的、不是滋味的……这些深深沁入骨髓，但我不想写。讨厌的人周围也有，讨厌的事情也堆积如山，这个那个啰啰嗦嗦……可有这种感受的不止我一个，不好意思大声把它说出来。不得不默默忍受自己处境的人毕竟也是有的。”应该说，这段话村上说得相当坦率。的确，不写个人体验和经历，不写家庭，不写人与人之间黏乎乎湿漉漉的感情冲突，尽可能与之保持距离——其结果，势必导致同“日本式土壤”保持距离，进而同日本这个社会保持距离甚至逃离。距离产生自由，自由是最可贵的。这或许也可以看作村上长时间旅居国外的一个原因。

距离感或疏离感，连同虚无感、孤独感、幽默感，构成了村上作品的基本情调。它无法捕捉，又无所不在，轻盈散淡，又叩击心扉，凉意微微，又温情脉脉，似乎轻声提醒在人生旅途中昼夜兼程疲于奔命的我们：且听风吟……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一日于窥海斋时青岛桃红柳绿芳草萋萋

［附白］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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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学时代偶然结识的一位作家对我说的话，但我对其含义的真正理解则是在很久很久以后——倒是至少能给我以某种安慰——的确，所谓十全十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

尽管如此，每当我提笔写东西的时候，还是经常陷入绝望的情绪之中。因为我所能够写的范围实在过于狭小，譬如，我或许可以就大象本身写一点什么，但对象的驯化却不知从何写起。

八年时间里，我总是怀有这样一种焦虑和苦闷——八年，八年之久。

当然，只要我始终保持事事留心的好学态度，即使衰老也算不得什么痛苦。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

二十岁刚过，我就一直尽可能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因此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创，遭人欺骗，给人误解，同时也经历了许多莫可言喻的体验。各种各样的人赶来向我倾诉，然后浑如过桥一般带着声响从我身上走过，再也不曾返回。这种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缄口不语，绝对不语。如此迎来了我“二十年代”的最后一年。

而现在，我准备一吐为快。

诚然，难题一个也未得到解决，并且在我倾吐完之后事态怕也依然如故。说到底，写文章并非自我诊治的手段，充其量不过是自我疗养的一种小小的尝试。

问题是，直言不讳是件极为困难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讳，直率的言语越是遁入黑暗的深处。

我无意自我辩解。至少这里表述的是现在我所能表述的一切。别无任何补充。但我还是这样想：如若进展顺利，或许在几年或十几年之后可以发现解脱了的自己。到那时，大象将会重返平原，而我将用更为美妙的语言表述这个世界。∗∗∗

文章的写法，我大多——或者应该说几乎全部——是从哈特费尔德那里学得的。不幸的是，哈特费尔德本人在所有的意义上却是个无可救药的作家。这点一读他的作品即可了然。行文诘屈聱牙，情节颠三倒四，立意浮浅稚拙。然而他是少数几个能以文章为武器进行战斗的非凡作家之一。纵使同海明威、菲茨杰拉德等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我想其战斗姿态恐怕也毫不逊色。遗憾的是，这个哈特费尔德直到最后也未能认清敌手的面目，这也正是他的所谓无可救药之处。

他将这种无可救药的战斗锲而不舍地进行了八年零两个月，然后死了。一九三八年六月一个晴朗的周日早晨，他右臂抱着希特勒画像，左手拿伞，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天台上纵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样，死时也没引起怎样的反响。

我偶然搞到的第一本哈特费尔德已经绝版的书，还是在初中三年级——胯间生着奇痒难忍的皮肤病的那年暑假。送给我这本书的叔父，三年后身患肠癌，死的时候被切割得体无完肤，身体的入口和出口插着塑料管，痛苦不堪。最后见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红，萎缩成一团，活像狡黠的猴。∗∗∗

我共有三个叔父，一个死于上海郊区——战败第三天踩响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来的第三个叔父成了魔术师，在全国各个有温泉的地方巡回表演。∗∗∗

关于好的文章，哈特费尔德这样写道：“从事写文章这一作业，首先要确认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悦有何不好》，一九三六年）

于是我一手拿尺，开始惶惶不安地张望周围的世界。那大概是肯尼迪总统惨死的那年，距今已有十五年之久。这十五年里我的确扔掉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像发动机出了故障的飞机为减轻重量而甩掉货物、甩掉座椅，最后连可怜的男乘务员也甩掉一样。十五年里我舍弃了一切，身上几乎一无所有。

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我无从断定。心情变得痛快这点倒是确确实实。然而每当我想到临终时身上将剩何物，我便感到格外恐惧。一旦付诸一炬，想必连一截残骨也断难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说：“心情抑郁的人只能做抑郁的梦，要是更加抑郁，连梦都不做的。”

祖母辞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睑轻轻合拢。与此同时，她七十九年来所怀有的梦，便如落在柏油路上的夏日阵雨一样悄然逝去，了无遗痕。∗∗∗

我再说一次文章，最后一次。

对我来说，写文章是极其痛楚的事情。有时一整月都写不出一行，有时又挥笔连写三天三夜，到头来却又全都写得驴唇不对马嘴。

尽管这样，写文章同时又是一种乐趣。因为较之生之艰难，在这上面寻求意味的确太轻而易举了。

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大概还不到二十岁，当时竟惊愕得一星期都说不出话来。我觉得只要耍点小聪明，整个世界都将被自己玩于股掌之上，所有的价值观将全然为之一变，时光可以倒流……

等我意识到这是一种错觉，不幸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在记事簿的正中画一条直线，左侧记载所得，右侧则写所失——失却的、毁掉的、早已抛弃的、付诸牺牲的、辜负的……但我没有坚持写到最后。

我们要力图认识的对象和实际认识的对象之间，总是横陈着一道深渊，无论用怎样长的尺都无法完全测量其深度。我这里所能够书写出来的，不过是一览表而已。既非小说、文学，又不是艺术，只是正中画有一条直线的一本记事簿。若说教训，倒也许多少有一点。

如果你志在追求艺术追求文学，那么去读一读希腊人写的东西好了。因为要诞生真正的艺术，奴隶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而古希腊人便是这样：奴隶们耕种、烧饭、划船，而市民们则在地中海的阳光下陶醉于吟诗作赋，埋头于数学解析。所谓艺术便是这么一种玩意儿。

至于半夜三点在悄无声息的厨房寻找电冰箱里的食品的人，只能写出这等模样的文章。

而那就是我。2

故事从一九七〇年八月八日开始，结束于十八天后，即同年的八月二十六日。3

“什么有钱人，统统是王八蛋！”

鼠双手扶着吧台，满心不快似的对我吼道。

或许鼠吼的对象是我身后的咖啡豆研磨机也未可知。因为我同他并肩而坐，毫无必要对我特意吼叫。但不管怎样，吼完之后，鼠总是现出一副满足的神情，津津有味地呷着啤酒。

当然，任何人也不会计较鼠的粗声大气。店小人多，险些坐到门外去，人人都同样大吼大叫，光景简直同即将沉没的客轮无异。“寄生虫！”说着，鼠不胜厌恶似的摇了摇头，“那些家伙一无所能，看见财大气粗满脸神气的家伙，我简直想吐！”

我把嘴唇贴在薄薄的酒杯边上，默默点头。鼠也就此打住，不再言语，烤火似的翻动着搁在桌面上的纤细的手指，反复审视良久。我无可奈何地仰望天花板。这是他的老毛病：不把十根指头依序逐一清点完毕，便不可能再开口。

整个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一般喝光了足以灌满二十五米长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丢下的花生壳足以按五厘米的厚度铺满杰氏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则简直熬不过这个无聊的夏天。

杰氏酒吧的柜台上方，挂着一幅被烟熏得变了色的版画。实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便不厌其烦地盯着那幅画，一盯就是几个钟头。那(1)俨然用来进行罗夏测验的图案，活像两只同我对坐的绿毛猴在相互传递两个漏完了气的网球。

我对调酒师杰这么一说，他注视了好一会儿，不无勉强地应道：那么说倒也是的。“可象征什么呢？”我问。“左边的猴子是你，右边的是我。我扔啤酒瓶，你扔钱过来。”

我心悦诚服，埋头喝啤酒。“简直想吐！”鼠终于清点完手指，重复道。

鼠说有钱人的坏话，并非今天心血来潮，实际上他对有钱人也是深恶痛绝。其实鼠的家也相当有钱——每当我指出这点，鼠必定说不是他的责任。有时（一般都是喝过量的时候）我补上一句“不，是你的责任”，可话一出口又每每感到后悔。因为鼠说的毕竟也有道理。“你猜我为什么厌恶有钱人？”这天夜里鼠仍不收口。话说到这个地步还是头一次。

我摇摇脑袋，表示我不知道。“说白啦，因为有钱人什么也不想。要是没有手电筒和尺子，连自己的屁股都搔不成。”“说白啦”是鼠的口头禅。“真那样？”“当然。那些家伙关键的事情什么也不想，不过装出想的样子罢了……你说是为什么？”“这——”“没有必要嘛！当然啰，要当上有钱人是要多少动动脑筋，但只要还是有钱人，就什么也不需要想，就像人造卫星不需要汽油，只消绕着一个地方团团转就行。可我不是那样，你也不同。要活着，就必须想个不停，从明天的天气想到浴盆塞子的尺寸。对吧？”“啊。”“就是这样。”

鼠畅所欲言之后，从衣袋里掏出纸巾，出声地擤了把鼻涕，一副无聊的样子。我真摸不准鼠的话里有多少正经成分。“不过，到头来都是一死。”我试探着说道。“那自然。人人早晚得死。可是死之前有五十年要活。这个那个地边想边活，说白啦，要比什么也不想地活五千年还辛苦得多。是吧？”

诚如所言。

(1)　瑞士精神病医生罗夏发明的一种性格测验方法。用左右对称的墨迹图版让受测验者回答所看到的为何物，据以判断其性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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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鼠初次相见，是三年前的春天。那年我们刚进大学，两人都醉到了相当得了的程度。清晨四点多，我们一起坐进鼠那辆涂着黑漆的菲亚特600型小汽车，至于由于什么碰到一起的，我实在记不得了。大概有一位我俩共同的朋友吧。

总之我们喝得烂醉，时速仪的指针指在八十公里上。我们锐不可当地冲破公园的围墙，压倒盆栽杜鹃，气势汹汹地朝着石柱一头撞去。而我们居然丝毫无损，实在只能说是万幸。

我震醒过来。我踢开撞毁的车门，跳到外面一看，只见菲亚特的引擎盖一直飞到十米开外的猴栏跟前，车头前端凹得同石柱一般形状，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的猴们怒不可遏。

鼠双手扶着方向盘，身体弯成两折，但并未受伤，只是把一小时前吃的比萨饼吐到了仪表板上。我爬上车顶，从天窗窥视驾驶席：“不要紧？”“嗯。有点过量，竟然吐了。”“能出来？”“拉我一把。”

鼠关掉发动机，把仪表板上的香烟塞进衣袋，这才慢吞吞地抓住我的手，爬上车顶。我们在菲亚特的顶棚并肩坐下，仰望开始泛白的天空，不声不响地抽了几支烟。不知为何，我竟想起理查德·伯顿主演的坦克电影。至于鼠在想什么，我自然无从知晓。“喂，咱们可真算好运！”五分钟后鼠开口道，“瞧嘛，浑身完好无损，能信？”

我点点头：“不过，车算报废了。”“别在意。车买得回来，运气可是千金难买。”

我有些意外，看着鼠的脸：“你是阔佬不成？”“算是吧！”“那太好了！”

鼠没有应声，不大满足似的摇了摇头。“总之我们交了好运。”“是啊。”

鼠用网球鞋跟碾灭烟头，然后用手指把烟蒂朝猴栏那边弹去。“我说，咱俩合伙如何？保准无往不胜！”“先干什么？”“喝啤酒去！”

我们从附近的自动售货机里买了六听罐装啤酒，走到海边，歪倒在沙滩上一喝而光，随即眼望大海。天气好得无可挑剔。“管我叫鼠好了。”他说。“干吗叫这么个名字？”“记不得了，很久以前的事。起初给人这么叫，心里是不痛快，现在无所谓。什么都可以习惯嘛。”

我俩将空啤酒罐一古脑儿扔到海里，背靠防波堤，把粗呢上衣蒙在脸上，睡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睁眼醒来，觉得一股异样的生命力充满全身，甚是不可思议。“能跑一百公里！”我对鼠说。“我也能！”

然而当务之急是：将公园维修费分三年连本带利交到市政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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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惊人地不看书。除了体育报纸和直邮广告，我还没有发现他看过其他铅字。我有时为了消磨时间看书，他便像苍蝇盯视苍蝇拍似的盯着书问：“干嘛看什么书啊？”“干嘛喝什么啤酒啊？”

我吃一口醋腌竹荚鱼，吃一口蔬菜色拉，看都没看鼠一眼地反问。鼠沉思了五分钟之久，开口道：“啤酒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全部化为小便排泄出去。一出局一垒双杀，什么也没剩下。”

说罢，鼠看着我，我兀自吃喝不休。“干嘛老看书？”

我把最后剩下的竹荚鱼连同啤酒一起一口送进肚里，收拾一下碟盘，拿起旁边刚读个开头的《情感教育》，啪啦啪啦翻了几页：“因为福楼拜早已经死掉了。”“活着的作家的书就不看？”“活着的作家一钱不值。”“何以见得？”“对于死去的人，我觉得一般都可原谅。”我一边回答，一边看着吧台里手提式电视机的重播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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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又思忖多时。“我问你，活生生的人怎么了？一般都不可原谅？”“怎么说呢，我还真没认真想过。不过，一旦被逼得走投无路，或许是那样的。或许是不可原谅。”

杰走过来，把两瓶新啤酒放在我们面前。“不原谅又怎么着？”“抱枕头睡大觉。”

鼠困惑地摇摇头。“奇谈怪论，我可是理解不了。”鼠说。

我把啤酒倒进鼠的杯子。鼠再次缩起身子陷入沉思。“我读最后一本书是在去年夏天。”鼠说，“书名忘了作者忘了，为什么读也忘了，反正是个女人写的小说。主人公是有名的女时装设计师，三十来岁，一门心思以为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什么病？”“忘了，癌什么的。此外还能有不治之症？……这么着，她来到海滨避暑，从来到去一直手淫个不停。在浴室，在树林，在床上，在海里，简直不分场所。”“海里？”“是啊。……你能信？何苦连这个都写进小说，该写的题材难道不多的是？”“怕也是吧。”“我可不欣赏。那种小说，简直倒胃口。”

我点点头。“要是我，可就来个截然不同。”“比如说？”

鼠用指尖来回拨弄着啤酒杯，思索起来。“你看这样如何：我乘坐的船在太平洋正中沉没了，于是我抓住救生圈，一个人看着星星在夜海漂游。静静的、美丽的夜。正漂之间，发现对面也有一个年轻女子抓着救生圈漂来。”“女的可漂亮？”“那是的。”

我呷了口啤酒，摇头道：“像有点滑稽。”“老实听着好了。接着，我们两人就挨在一起，边漂边聊。聊来时的途径，聊以后的去处，还有爱好啦，睡过的女孩数量啦，电视节目啦，昨天做的梦啦，等等等等。并且一块儿喝啤酒。”“慢着，哪里能有啤酒？”

鼠略一沉吟：“漂浮着的，从轮船食堂里漂来的罐装啤酒，和油炸沙丁鱼罐头一起。这回可以了吧？”“嗯。”“喝着喝着，不一会儿，天亮了。女的问我往下怎么办，说她往估计有海岛的方向游。我说估计没有岛屿，还不如就在这儿喝啤酒，飞机肯定来搭救的。可是女的一个人游走了。”鼠停了一下，喝口啤酒。“女的连续游了两天两夜，终于爬上一个孤岛；我么，醉了两天后给飞机救出。这么着，好多年后两人竟在山脚下一家小酒吧里不期而遇。”“又一块儿喝啤酒了？”“不觉得感伤？”“或许。”我说。6

鼠的小说有两大优点。一是没有性描写，二是一个人也没死。本来人是要死的，也要同女的睡觉，十有八九。∗∗∗“莫非是我错了？”女的问。

鼠喝了口啤酒，缓缓摇头道：“说白啦，大家都错了。”“为什么那样认为？”“噢——”鼠只此一声，用舌头舔了舔上唇，并未作答。“我拼命往岛上游，胳膊都差点儿累断了，难受得真以为活不成了。所以我好几次这样寻思：说不定是我错你对。我如此拼死拼活地挣扎，而你却干脆一动不动地只是在海上漂浮。这是为什么呢？”

女的说到这里，淡然一笑，转而不无忧伤地揉了一会眼眶。鼠忸忸怩怩在衣袋里胡乱摸来摸去。三年没吸烟了，馋得不行。“你是想我死了才对？”“有点儿。”“真的有点儿？”“……忘了。”

两人沉默片刻。鼠觉得总该谈点什么才好。“喂，人生下来就是不公平的。”“谁的话？”“约翰·F·肯尼迪。”

7

小的时候，我是个十分沉默寡言的少年。父母很担心，把我领到一个相识的精神科医生家里。

医生的家位于看得见大海的高坡地段。刚在阳光朗朗的客厅沙发上坐下，一位举止不俗的中年妇女便端来冰镇橘汁和两个甜甜圈。我小心地——以免砂糖粒落在膝部——吃了半个甜甜圈，喝光了橘汁。“再喝点儿？”医生问。

我摇摇头。房间里只剩我们两人面面相觑。莫扎特的肖像画从正面墙壁上如同胆怯的猫瞪着我，似乎在怨恨我什么。“很早以前，有个地方有一只非常逗人喜爱的山羊。”

精彩的开头。于是我闭目想象那只逗人喜爱的山羊。“山羊脖子上总是挂着一只沉甸甸的金表，呼哧呼哧地到处走个不停。而那只金表却重得出奇，而且坏了不能走。这时兔子朋友赶来说道：‘喂小羊，干嘛总是挂着那只动都不动一下的表啊？又重，又没用，不是吗？’‘重是重，’山羊说，‘不过早已习惯了，重也好，坏了也好。’”

说到这里，医生喝了口自己的橘汁，笑眯眯地看着我。我默默地等待下文。“一天山羊过生日，兔子送来一个扎着礼品带的漂亮盒子，里面是一只光闪闪的又轻巧走时又准的新表。山羊高兴得什么似的，挂在脖子上到处走给大家看。”

话头突然就此打住。“你是山羊，我是兔子，表是你的心。”

我感到被人愚弄了，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每个周日下午，我都乘电车再换公共汽车去一次这位医生家，一边吃咖啡面包卷、苹果酥、薄烙饼和沾蜜糖的羊角包，一边接受治疗。大约花了一年时间，我也因此落得个再找牙医的下场。“文明就是传达。”他说，“假如不能表达什么，就等于并不存在，懂吗？就是零。比方说你肚子饿了，只消说一句‘肚子饿了’就解决问题。我就会给你曲奇，你吃下去就是（我抓了一块曲奇）。可要是你什么都不说，那就没有曲奇（医生故意使坏似的把曲奇藏在桌子底下），就是零，明白？你是不愿意开口，但肚子空空。这样，你势必想不用语言而表达出来，也就是借助肢体动作。试试看！”

于是我捂着肚子，做出痛苦的神情。医生笑了，说那是消化不良。

消化不良……

接下去是自由讨论。“就猫说点什么，什么都行。”

我佯装思索，转圈摇晃着脑袋。“想到什么说什么。”“猫是四脚动物。”“象也是嘛！”“猫小得多。”“还有呢？”“猫被人养在家里，高兴时捕老鼠。”“吃什么？”“鱼。”“香肠呢？”“也吃。”

便是如此一唱一和。

医生讲得不错，文明就是传达。需要表达、传达之事一旦失去，文明即寿终正寝：咔嚓……OFF。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十四岁那年春天我突然犹如河堤决口说了起来。说什么倒已全不记得，总之我就像要把十四年的空白全部填满似的一连说了三个月。到七月中旬说完时，发起四十度高烧，三天没有上学。烧退之后，我终于成了既不口讷又不饶舌的普通平常的少年。8

大概因为喉咙干渴，睁开眼睛时还不到早晨六点。在别人家里醒来，我总有一种感觉，就好像给人把别的灵魂硬是塞进别的躯体里似的。我勉强从狭窄的床上爬起身，走到门旁的简易洗涤槽，像马一样一口气喝了好几杯水，又折身上床。

从大敞四开的窗口，可以隐约望见海面：粼粼细波明晃晃地折射着刚刚腾起的太阳光。凝目细看，只见脏兮兮的货轮无精打采地浮在水上。看样子将是个大热天。四周的住户仍在酣然大睡，所能听到的，唯有时而响起的电车轨道的碾轧声，和广播体操的微弱旋律。

我赤身裸体地倚着床背，点燃支烟，打量睡在旁边的女郎。从南窗直接射入的太阳光线，一下子洒满了她的全身。她把毛巾被一直蹬到脚底，睡得很香很死。形状姣好的乳房随着不时变得粗重的呼吸而上下摇颤。身体原本晒得恰到好处，但由于时间的流逝，颜色已开始有点黯淡。而呈泳装形状的、未被晒过的部分则白得异乎寻常，看上去竟像已趋腐烂一般。

吸罢烟，我努力回想她的名字，想了十分钟也没想起，甚至连自己是否晓得她的名字都无从记起。我只好作罢，打了个哈欠，重新打量她的身体。年龄离二十还差几岁，总的说来有点偏瘦。我最大限度地张开手指，从头部开始依序测其身长。手指挪腾了八次，最后量到脚后跟时还剩有一拇指宽的距离——大约一米五八。

右乳房的下边有块浅痣，十元硬币大小，如洒上的酱油。小腹处茸茸的耻毛，犹如洪水过后的小河水草一样生得整整齐齐，倒也赏心悦目。此外，她的左手只有四根手指。9

差不多三个小时过后，她才睁眼醒来。醒来后到多少可以理出事物的头绪，又花了五分钟。这时间里，我兀自抱拢双臂，目不转睛地看着水平线上飘浮的厚墩墩的云絮，看它们变换姿影，向东流转。

过了一会，当我回转头时，她已把毛巾被拉到脖梗，裹住身体，一边抑制胃底残存的威士忌味儿，一边木然地仰视着我。“谁……你是？”“不记得了？”

她只摇了一下头。

我给香烟点上火，抽出一支劝她，女孩没有搭理。“解释一下！”“从哪里开始？”“从头啊！”

我弄不清哪里算是头，而且也不晓得怎么说才能使她理解。或许出师顺利，也可能中途败北。我盘算了十秒钟，开口道：“热固然热，但一天过得还算开心。我在游泳池整整游了一个下午，回家稍稍睡了个午觉，然后吃了晚饭，那时八点刚过。接着开车外出散步。我把车停在海边公路上，边听收音机边望大海。这是常事。“三十分钟过后，突然很想同人见面。看海看久了想见人，见人见多了想看海，真是怪事。这么着，我决定到杰氏酒吧去。一来想喝啤酒，二来那地方一般都能见到朋友。不料那些家伙不在。于是我自斟自饮，一个小时喝了三瓶啤酒。”

说到这里，我止住话，把烟灰磕在烟灰缸里。“对了，你可读过《热铁皮房顶上的猫》？”

她不予回答，眼望天花板，活像被捞上岸的人鱼似的把毛巾被裹得严严实实。

我只管继续说下去：“就是说，每当我一个人喝酒，就想起那段故事，满以为脑袋里马上会咔嚓一声变得豁然开朗。当然实际上没这个可能，从来就没有声音响过。于是一会儿我就等得心烦意乱，往那小子家里打电话，打算拉他出来一块儿喝。结果接电话是个女的……我觉得纳闷儿，那小子本来不是这副德性的。即使往房间里领进五十个女人，哪怕再醉得昏天黑地，自己的电话也肯定自己接。明白？“我装作打错电话，道歉放下。放下后心里有点怏怏不快，也不知是为什么，又喝了瓶啤酒，但心情还是没有畅快。当然，我觉得自己这样是有些发傻，可就是没奈何。喝罢啤酒，我喊来杰，付了账，准备回家听体育新闻，听完棒球比赛结果就睡觉。杰叫我洗把脸，他相信哪怕喝一箱啤酒，只要洗过脸就能开车。没办法，我就去卫生间洗脸。说实话，我并没有洗脸的打算，做做样子罢了。因为卫生间大多排不出水，积一洼水，懒得进去。出奇的是昨晚居然没有积水，你替积水倒在地板上。”

她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往下呢？”“我把你扶起，搀出卫生间，挨个问满屋子的顾客认不认得你，但谁都不认得。随后，我和杰两人给你处理了伤口。”“伤口？”“摔倒时脑袋给什么棱角磕了一下。好在伤势不重。”

她点点头，从毛巾被里抽出手，用指尖轻轻按了按伤口。“我就和杰商量如何是好。结果是由我用车送你回家。把你的手袋往下一倒，出来的有钱包、钥匙和寄给你的一张明信片。我用你钱包里的款付了账，依照明信片上的地址把你拉来这里，开门扶你上床躺下。情况就是这样。发票在钱包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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