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学校体育运动会指导小组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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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知识类活动组织策划（上）试读：
前言
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其本义则是“以文教化”，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属于精神领域的范畴。所以，我们学习文化知识，就是为了不断提高个人的文化素质修养。
校园文化则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育人为主要导向，以精神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等为主要内容，以校园精神、文明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它主要包括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文化观念以及有所规范的学生特有的思维特征、行为特征和方式等，其中最能体现校园文化本质内容的是校园风气或校园精神。
校园文化是学校所具有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气氛，它包括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绿化美化这种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传统、校风、学风、人际关系、心理氛围以及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成员在共同活动交往中形成的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等。健康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校园文化是学校本身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由于学校是教育人、培养人的社区，因而校园文化一般取其精神文化之含义。即学校共同成员在学校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包括学校最高目标、价值观、校风、传统习惯、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在内的精神总和。
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是学生积极参与和悉心建设的结晶，也是实现素质教育、造就优秀人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因此，加强学校文化阵地的建设与组织活动策划是一项非常系统性的工程。学校文化阵地建设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窗口，学校文化组织的策划则是学校实施素质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两样都是学生成长成才的内在需要，更是推进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
为此，我们特地编辑了这套“学校文化阵地建设与组织活动策划”丛书，包括《学校文化建设与创新策划》、《学校图书室的建设与管理》、《学校文娱演出活动的策划》、《学校文化阵地的建设管理》、《学校知识类活动组织策划》、《学校科普活动的组织策划》、《学校收藏活动的组织策划》、《学校联欢庆祝活动的策划》、《学校行为文化的建设管理》、《学校环境与安全文化建设》共10册，包括学校各项文化的建设管理与学校各项文化活动的组织策划等内容，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实用性、实践性和指导性，不仅是广大学校进行文化建设与组织各项文化活动的最佳指导读物，也是各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第一章 图书的历史与知识
1.书的起源
图书是记录语言的，语言是用文字表达的。没有文字就不可能有书。文字是怎样起源的呢？在远古时候，文字还没有产生，人们只能依靠语言来表达思想，传达消息。但是声音不能传得很远，也不能保存和记录下来。人们需要交流思想，需要积累和传播知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只有靠口传记忆了，可是，时间长了，事情多了，就会忘记，就会记错，那怎么办呢？我们的祖先为了补救这个缺陷，曾经创造了许多帮助记忆的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用实物来唤起记忆，这就流行了“结绳记事”、“刻木记事”和“堆石记事”等等各种方法。“结绳记事”，就是在绳子上打结，用结子的大小、多少和位置来表示不同的意义。现在，这种记事方法在汉族中已绝迹了，可是在我国兄弟民族中，如云南的僳僳族、哈尼族，台湾的高山族，都还有这种结绳记事的习惯。除了结绳，刻木记事也非常流行，就是在木头上刻上许多不同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事物。
这种结绳和刻木是帮助回忆记事的符号，是书的前身，但还不算文字，如果要说“文字”，就是以后发展起来的“图画文字”。我们的祖先把从事生产劳动，与周围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他们所居住的洞穴壁上。在我国周口店山顶洞以及法国、西班牙的深山古洞中，都发现和留存着旧石器时代人所绘的画，这些画画得很逼真，使人一见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就慢慢地只用几根线条来组成一个大概形似的轮廓，把原来复杂细致精确的图画，简化为一定形式的图案符号，使人们看到这个符号，就能知道代表的是什么事物，这么一来，这些简化的原始文字符号就和语言有了意象关系。以后就逐渐地用它来代替语言表达思想，进而交流经验、传播知识，这样，便出现了原始的图画文字。
这种图画文字，起初是很不统一的。有繁有简，后来就有人进行整理、统一、简化，也使书写方便了。当时，整理创造文字的人很多，这里要说的就是传说的仓颉造字。我国古代曾有这样的记载，说仓颉长有四只眼睛，非常聪明，生下来就会字。他上观日月星辰，下看山川鸟兽，仓颉就根据它们的形象，创造出文字来。但是话又说回来，历史上是否真有仓颉这个人呢，这就很难说了，这都是根据传说和古书的记载流传下来的。不过，说它长有四只眼睛，文字是他一人创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文字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社会生活共同创造的，仓颉只不过对文字进行搜集和整理罢了。
关于我国图书的产生，还有一个近似于神话的传说，即“河图洛书”中国最早的古籍《尚书》中也有同样的说法。有人进一步解释说：伏羲统治夫下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和“书”画成八封，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河图》、《洛书》，是由一系列的神秘符号所组成的数字方阵。它们是经过周、秦、汉几代儒生方士们之手加工后的形态，其原始面貌已无法知晓了。有人认为它是古代游牧民族所画的立体的天象图（《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第六期）；还有人认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迹——龟甲发展而成的抽象符号，是中国第一部图书（《大学图书馆通讯》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并认为《河图》与《洛书》在中华文明史上曾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华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说就是“河洛文化”，而《河图》《洛书》）则是河洛文化的初基。它所建立的辩证思维的模式，对后世的思想、哲学、文学和科学都有重要的影响。孔子曾说过：“河不出图，洛不出书，吾已矣夫）”
传说和神话并不是历史，但它是历史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为此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示：在文字发明以前，就先有了图画和一些简单的符号作为传播信息的工具。我国文明的最早发生之地是在黄河、洛水一带的中原地区。
有了文字，就有了创造书籍的基本条件。当然并非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书籍。人们最初利用文字，不过是用来弥补生活劳动中语言的不足，促进思想感情的交流和信息的传递，借以唤起共同的行动。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各式各样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经验，阐述思想，并使之传播久远的时候，书籍便开始出现了。
我国书籍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很难作出校准确的结论。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夏朝的文字和文献实物，根据其它文献判断分析，很可能就是在夏这一历史时期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十六世纪，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献典籍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其论据有七条：（1）《史记》和《竹书纪年》都载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尽管两者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这说明两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献记录为依据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发现后，王国维据卜辞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证出《史记》中的《三代世表》是“信史”，因为夏代诸王与商先王刚好是同时代的人，都在距今四千年左右。（2）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多士》中有这样一段话：“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是武王灭商后，周公对殷商贵族的训话，大意是：你们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时，已有典籍，记载了这段史实。（3）殷墟甲骨文是较为系统成熟的文字、其数量、规模及完备程度说明它已经不是早期原始文字，一定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发展。特别是一九八三年又在西安西郊的一个原始社会遗址，发掘出一批更早的甲骨文，时间是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这批甲骨文字体细若蚊足，字形清晰，刚劲有力，结构严谨，更新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据考证，这批早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早一千二百年，比夏朝还要早五百年以上。（4）夏代，人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总结并掌握了一定的天文历法知识，以十二个月为一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还懂得了十九年置七个闰年。夏代的历法称“夏历”和“夏小正”，夏历以寅月为岁首。春秋时，孔子曾主张“行夏之时”（《论语·卫灵公》）。（5）在《竹书纪年》和《世本》等古书中，有“夏发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陨如雨”等记载，这也是世界上关于地震和陨石雨的最早文字记录，可作为夏代有文献记录的旁证。（6）《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该书写成之后。曾公布于咸阳城门，声称能增删一字者，赏予干金。可见这段史料的来源大（7）《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国语》亦是一部严肃的史书。上述诸条虽为旁证，但足以说明夏代有典籍并非无稽之说。
2.书的由来
甲骨的书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代后期，就出现了有关占卜吉凶的书。当时纸尚未发明，人们就地取材，以龟甲和兽骨为记录材料，把占卜的内容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这就是最早的图书——甲骨的书。
甲骨文的内容，即卜辞涉及很广，有天象，如日蚀、月蚀、晴、雨、风、雪等；有定期的预测，如卜旬、卜夕等；有预测即将发生的事件，如旅行外出、渔猎和战争，有生、死、病、梦等人事的休咎及对祖先、神灵的祭祀。前中央研究所在发掘中曾获一大龟甲，上边刻有：“丁酉雨，至于甲寅，旬又八日，九月。”这说明九月自丁酉至甲寅，连续下雨18天。又武丁时期的一条卜辞上记载：“翌戊午，焚擒？戊午卜，贞：我狩，擒？之日狩，允擒虎一、鹿四十、狐百六十四、麑五十九。”
这条卜辞的意思是：第二天戊午，能否焚树林擒获野兽。戊午这一天占卜，史官，问道：“商王在，这地方去打猎，能否擒获野兽？于是这一天就去打猎，结果擒获1头虎、40头鹿、164头狐、59头小鹿。”这是一篇有关田猎活动的文献。
青铜器上的饰纹
青铜器上常有平雕的各种不同的花纹、浮雕、半浮雕的各种装饰，它具备特有的历史面貌和时代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工艺美术特征。
青铜器的艺术装饰大多采用动物的形象，自然界中的动物，其中有许多与人类的生产、生活关系极为密切。如：鱼、蛙、龟、蚕、羊、牛、象、鸟等。
在各种动物纹样中，最具特色的是兽面纹，流行于商代及西周早期。这种动物饰纹的重要特点是：眼睛巨大，凝视，大嘴咧开，口中有獠牙或锯齿形牙，额上有一对立耳或大犄角，并有一对锋利爪子。这种形象以表现动物的头部特征为主。这类饰纹旧称饕餮纹。据古代神话传说，饕餮是神人缙云氏的一个“不才子”。它非常贪吃人类，吃到把人塞在口中，但无法咽下去，终于害了自己，变成了有头无躯的怪物。古代儒生说，周朝鼎中有这种饰纹，其目的是让人们知道因果报应的道理。宋代学者把这种表现动物头部的纹物称之为饕餮纹，一直沿用至今。
石头的书
在古代，石头也用来作书写材料，甚至将整篇作品或整部著作刻于石上。
由于刻石的兴起，出现了拓印枝术。石面上所刻的字，都是正面凹入，可先将一张薄纸用矾及白芨水浸泡，贴在刻石的表面；以软刷将纸刷匀，再轻轻捶打，将纸嵌入铭文的笔划之内，待纸干后，以细布包裹棉花做成的拓包，蘸以墨汁，将它在纸上均匀捶拓，将纸剥下来，便得到相同的复本。这一操作过程叫“拓”，用墨汁者称墨拓，用红颜料者谓朱拓，单张叫拓片，装连起来叫拓本。
从《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的记载中可以得知，唐代宫廷中还有专司拓印的“搨书手”。拓印技术源远流长，千余年来一直是一种文献复制技术。拓本成为一种图书类型，后期的主要作用已不再是传播知识，而是书法艺术借以流传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图书。书法爱好者可从拓本中掌握古代著名书法家的技法和艺术。
简牍的书
在纸发明以前，简牍是我国书籍的最主要形式，对后世书籍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日，有关图书的名词术语、书写格式及写作方法，依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
简牍是对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也作“板”）写的叫“版牍”。超过100字的长文，就写在简策上，不到100字的短文，便写在木版上。写在木版上的文字大多数是有关官方文书、户籍、告示、信札、遣册及图画。由于文字内容有异，其称谓有别，如军事的文书叫“檄”；用于告示者称之“榜”；将信写于木版，然后再加一版叫作“检”。在检上写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叫作“署”——这是信封的起源。然后将两版合好捆扎，在打结的地方涂上粘土，盖上阴文印章，在粘土上出现凸起的字，这就是“封”，使用的粘土叫“封泥”。由于写信的木版，通常只有一尺长，故信函又叫“尺牍”。笺是古代一种短小的简牍，是供读书者随时注释的，它系在相应的简以备参考之用。现在人们所说的笺注就是起源于此。从策、简、籍、簿、笺、札、检、椠等从竹、木字形上，都反映出简牍的制成材料。
用于简牍的书写工具有笔、墨、刀、削。简牍上的文字用笔墨书写，刀的主要用途是修改错误的文字，并非用于刻字。先秦简牍，多用古文、篆文，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通行隶书，字体变圆为方，于是公文、信函多用隶书。
简是古代书籍的基本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一页。
一枚简牍称为简，常写一行直书文字。字数较多的，写在数简上，编连在一起，称之“册”。长篇文字内容成为一个单位的，叫作“篇”。一“篇”可能含有数“册”。至于简牍“卷”的称谓，还存在分歧。劳干认为，居延广地南部“候兵物册”共77简，以麻绳编之，如竹帘状，可以舒卷，故“简编则为册，卷则为卷”。陈盘指出：孔安国《古文尚书》序中有云：“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陈以为此处既曰篇，又曰卷，据此可证明一篇或数篇可为一卷。
缣帛的书
竹简虽然廉价，制作方便，但这种笨重的书籍携带不便，而且每简容字有限，编简成册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则发生“错简”，再说简牍的编连所用的丝带、麻绳、皮带易被磨断，使阅读带来困难。缣帛是丝织物，轻软平滑，面幅宽阔，易于着墨，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寡来剪裁，而且可随意折叠或卷起，收藏容易，携带方便，可以弥补简牍的不足。因此，帛书与简书并存，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简帛文化。
缣帛图书的书写十分考究，《太平清领书》是白绢上写字，用红色画直格，以青绢包头（古时“包头”就是现在书画卷的“护首”），用红笔写标题目录。后来纸本书中的“朱丝栏”“乌丝栏”，就是借用了在缣帛上织成的红黑界栏。
帛书可外加装封，以作保护。1931年，朝鲜乐浪汉墓中曾发现公元二三世纪时的漆盒二件，此黑漆套为半圆状，纹以五彩，二侧端皆有小孔，应当是装置卷轴之箧。
1908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华，在敦煌发现两封公元1世纪的缣帛信件，保存良好。两封信发自一人，可能是驻山西北部成乐地方的官员致书敦煌边关的信，信内抱怨通信困难，信上没有注明日期。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各种颜色的丝织品，其中有绢、罗、纱、锦、绣、绮等，而最珍贵的是覆盖在棺上的一件彩色帛画。该画用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绘成，色彩绚烂，画面大致分上、中、下三部分，表示天上、人间、地下的景物，其内容及技术，较战国帛画更为复杂多姿，但无文字。由于缣帛作书写材料，价格昂贵，所以缣帛用于书写并不普遍，除此之外，帛书中还有地图、祭文等。
3.书的历史
无论古今中外，对于书，人们总给予最高的肯定与特别的关怀。手工精制的纸特别适合中国书画之用，分生宣和熟宣两种。
人类许多伟大的创造，大都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过程，并聚合无数人的心力，时刻成长、壮大，图书也不例外。以我们中国为例，它至少已有三千五百年以上的发展历史，其间人们所投入的智慧与劳力，更无与伦比。图书在迭次的创造改进，才有今天的面貌。大体来说，历史上，除了某些为特殊目的所制作的图书之外，书籍的发展，略有脉络可寻。
最早人们的交往，在彼此示意之时，可能只借手势或音量做为媒介。其后，从经验的累积，进而确定一些固定的音节，来代表某种特定的意义，于是人类跨出了有声无言的时代，迈入到有言无文的社会。
有了语言，人类往往借助于记忆力，把听到的话，牢牢记住，再对别人复述出来；或将心中的理想，个人的经验，借语言加以传播。这种目的及办法，与日后图书的功能相近，因此，可以称之为口传的活书。人类的记忆到底有限，有时更会走样，口传的活书，必然有许多缺陷。于是，聪明的人类起而发明了许多帮助记忆的方法，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便是结绳。以结绳的大小、松紧、多寡及涂上不同颜色等方式，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意义，我们可称之为绳书。
绳书能传到远方，也能长期保存，比起语言，自有某些长处。然而终因其式样变化有限，无法满足快速进步中人类社会的需要。于是，人类再着手改进，乃从模仿天性里，描绘外界形像加以简化，使之蜕变成为简单的图像，再用它来做为意象的符号。这种图画，已有文字的雏形，一般人称之为文字画。之后，经过再改良演进，渐渐成为定型的象形文字。又经过长时期的发展，终于成就了无数的字体，供人们应用。
文字的出现，既为人类文明开拓了崭新境界，也为书奠下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有了文字，首先需要寻找写刻的材料。最早书写材料都取自于自然界，如：石块、树皮、树叶、兽皮、兽骨及动物的甲壳等等，都是其例。但这些材料，各有缺陷，无法充分发挥文字的纪录功能。春秋战国时代，知识日渐普及，着书立说，大行其道，为应需要，简书和帛书乃相继产生。“简”是用竹或木制成狭长的条片，书写时，由上而下，一片一片接续下来，然后再依顺序由右而左的排列，并以绳索加以编连，这样一部著作，便能连贯而完整。帛书是丝织品写成的图书，由于帛性柔软又轻便，携带及阅读均感便利。只是简书笨重，帛书昂贵，都不利于知识的普及及图书的长期发展，因而人们又发明纸张来取代它们。
纸的出现，约在西汉时期，史书正式的纪录是公元一〇五年。由于纸张具有轻柔及低廉的长处，因而，很快的成为生产图书最主要的材料。纸出现以后，虽然解决了图书生产方面的许多问题，但是生产图书，犹停留在逐字逐本的抄写，既费时又费力，还是欠缺方便。人们遂从长期使用印章和捶拓碑碣文字的经验中，启发了雕版与印刷技术的结合使用，便捷快速的生产图书方法，终于发明。以古法示范造纸过程。
雕版印刷术约在初、盛唐时代出现，由于它是手工业时代生产图书的好方法，因此很快被推广利用，成为五代、两宋以後生产图书的主力。为了使印刷技术更便捷与美观，宋仁宗庆历年间又有人发明活字排版印刷。而元朝末年，更进步到彩色套印的印刷领域。从此之后，印刷技术不但成熟周全，印刷成品更是鲜丽动人。
图书除了文字、纸张、印刷之外，如何装潢？也是要件之一。自竹木简策之後，我国图书的装潢技巧，即不断的改良提升，其演进的方向，大都朝向简便实用、美观大方的原则。历代以来，图书装潢型制约有：卷轴、册叶、经摺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多种演进过程。近代的图书，虽然采机械操作装订成平装、精装等形式，但有些影印出版的古书，还常用线条来增加古意，颇能引发思古之幽情。在中国早期即有了护书用的铜制护套。
然而无论生产图书方法如何改变，其基本原理，却都脱离不了旧日的方式。今日制版、印刷、造纸等制作图书要件，可以说无一不是从国人旧有的发明中蜕变而来的。所以当我们缅怀人类文明的进步及图书发展的历史时，总难抑制住一股无名的兴奋与荣耀的心情。当然，如何自励自省，绍续先人光辉遗绪，或将更具有意义。
4.最早的书
我国最早的书是“简策”、“版犊”、“帛书”。用竹做的称“简策”。把竹筒破成一条条又窄又平的细分签，就可用笔在上面写字，当纸使用。一条竹签叫“简”，许多条竹签连结在一起叫“策”。“简策”最早出现在南朝中叶。
用木头做的书称“版牍”。把树锯成若干段，再将段锯成薄片就叫“版”，在“版”上写字后，就叫牍。把薄片编起来，就是“版牍”。“帛书”是写在丝织品帛上的书。
1993年10月，郭店楚简出土于沙洋县纪山镇郭店一号楚墓。这是一次轰动全世界的考古大发现。
郭店楚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原装书。共804枚，其中有字简726枚，简上字数13000余个。经古文字专家研究整理得知，郭店楚简全部为先秦时期的18篇典籍。其内容为儒家和道家两派著作。道家著作有《老子》（甲、乙、丙）三篇和《太一生水》，儒家著作有《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四篇）。众所周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使先秦大量的学术典籍付之一炬，但郭店楚简在此之前深埋地下，逃过了这一劫难，得以重见天日。
郭店楚简的出土解决了中国儒家思想发展史上遗留的重要学术问题，填补了孔孟之间一百多年的思想理论空白；向我们展示了先秦时期儒道两家和平共处的信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最古老的宇宙生成模式。
郭店楚简因其内容丰富，价值独特。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并向海内外公开发行后，引起了中外学者研究古书的热潮。德国著名汉学家瓦格纳教授称“世界上只有1947年埃及出土的大批基督教的佚书可与郭店楚简的出土相提并论”。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这样评价：郭店楚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目前，在我国许多高等院校还专门开设了郭店楚简的课程。中学的历史教科书中也将因郭店楚简的出土增添新的内容。
5.书籍制度的演变
概括而言，我国古代书籍制度主要分为三大类，即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叶）制度。这三种书籍制度大体上代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也有交叉。
简牍制度
简牍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制度，对后来书籍形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简册形制的书，其编连长度要视书籍内容的长短而定。但如果太长，抄写、阅读和收藏都不方便，因此就需要分成若干“篇”。每一篇往往是由若干支简编成的一册，然后合为一书，如《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等。
卷轴制度
卷轴制度书籍，包括帛书和纸卷书两种形式。
继简策和帛书之后出现的书籍形式是纸写本书籍。由于纸张的发明和推广应用，为人类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书写材料，这对于促进书籍数量的增加，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虽然在西汉中期就发明了纸张，但是普遍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仍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西汉的纸，质量还很粗糙，难以用作书写材料。蔡伦于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105年），造出了质量较好的纸，纸张才开始作为书写材料。但是由于人们的习惯势力，简牍和缣帛仍被看作是正统的书写材料，纸张仍未被广泛地使用。除了人们的习惯势力外，当时纸的产量有限、质量不高，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当时纸的价格毕竟比缣帛要便宜得多，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由于无力用缣帛书写，多采用纸张。
西晋时（公元3世纪），左思写《三都试》十年始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洛阳纸贵”的故事，它说明在公元3世纪，纸已普遍被用作书写材料，和崔援时代不同的是，不仅贫寒者用纸，即使“豪贵之家”也竞相用纸，说明纸已不被看作一种低级的书写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3年），桓玄据有建康（今南京），他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是统治者下令推广以纸代简的最早记载，对于纸的推广应用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到南北朝时，纸书已风行全国，简帛已被纸质写本所代替。
从蔡伦造出优质纸开始，纸抄本书籍就开始出现了，《后汉书·蔡伦传》中就说过“自是莫不从用焉”，但当时使用面是很小的。随着纸张产量的增加，质量的不断提高，用纸作为书写材料，才逐渐的扩大应用，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纸抄本书籍，才完全代替了简读和缣帛。
本世纪以来，在我国西部地区不断有古代纸抄本书籍的发现，这些实物进一步证明了自纸张发明后到印刷术发明前，纸张用于书写材料的发展历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结论：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纸已开始作为书写材料。随着纸的质量和产量的不断提高，纸作为书写材料越来越普遍。但由于人们的习惯势力，到东汉末年，简帛仍占着统治地位。西晋以后，纸质抄本才逐渐占了统治地位。公元4世纪，纸质抄本已完全代替了简帛。南北朝以后至唐代中期，是纸质抄本书籍的全盛时期。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纸抄本书籍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导致了印刷术的发明。
初期的纸写书的形式，完全是模仿帛书的。纸被大量应用后，从抄写到制卷，逐渐改进、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卷轴制度。所以，这个时期在书史上又称为卷轴时代。（1）抄写格式和卷轴的制作。
①古代的纸张有一定规格。晋代的纸高二十三至二十四厘米，长二十六至二十七厘米；唐代的纸高二十五至二十六厘米或二十六至二十七厘米，长四十至四十三厘米或四十四至五十一厘米；五代时期的纸，大小规模不等。敦煌书卷实物和宋代苏易简《纸谱》所记，大致与上述相符合。
②抄写时，第一张纸起首空二行，先写书名，另起一行写正文。每抄完一书，在末尾另起一行再写书名、字数、抄写人姓名、抄写时间、抄写目的、用纸数字，甚至连校书人、审阅人、制卷人姓名也一一附记。敦煌保存的经卷，提供了上述的实证。内容长的书，一张纸容纳不下，再用第二张继续抄写。纸的一面写满后，反过来在背面继续写。据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的统计，在近五百卷的卷子中，有一百八十多卷是两面书写的。如：一百一十九行的《春秋后语释文》的纸背面另抄写一百八十二行的历书；一百零五行的一卷《切韵》的纸背后继续接抄《切韵》。
③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接成一张长纸。长纸可先写后接，也可先接后写。用张纸和卷的长度视内容多少而定，短卷有两三张纸，长卷有十几张纸、几十张不等。写完书的长纸，从左向右卷成一纸卷。
④为保护纸卷不折皱和损毁，在最后一纸上粘接一根木条，称作轴，可以手执轴，向前舒卷。轴的长度超过纸的宽度，纸卷好后，两头露出轴头。一般用竹木作轴，考究者用各种贵重质料做露在外边的轴头，如象牙、琉璃、玳瑁、紫檀等。
⑤为保护书的内容不受污损，在第一张纸前加粘一空白纸，考究者可用绢、绫等丝织品，称作褾、包头或玉池。
⑥加褾之后，再系上带，将卷子捆扎起来。
⑦为便于书卷的保存，每五卷或十卷用帙包裹起来，或盛之以囊。帙也称书衣，一般用布、帛来做，考究者用更高级的质料做帙。
⑧卷轴的存放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把轴的一端向外，取阅时抽出，归还时插入。为区别书的内容和取阅方便，在轴的一端系上书签，标明书名和卷次。考究者用象牙等珍贵质料做书签。（2）纸张的修染加工。
古代写书用纸，多经过染色。这样做可能有求美观的一面，但主要还是为使纸不受虫蛀，防止腐朽。早在汉代，宫中就有被称作“赫踬”的纸，孟康注说它为“染了红色的薄小纸”。三世纪后，普遍用黄纸染纸。晋荀勖整理的汲冢竹书就用黄纸抄清。东晋桓玄下令用黄纸代简。据记载，古代染纸用的是一种叫黄蘖的植物，用黄蘖法浸染纸叫“入潢”或“潢染”。二世纪末叶，刘熙在《释名》中就已把“潢”解释为“染纸”。黄蘖汁色黄，有防虫蛀的特效。以此汁染过的纸略呈黄色。五世纪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中有“入潢”一节，专门叙述了以黄蘖染纸的方法：将黄蘖浸入水中，得新鲜汁液，再将泡过的黄蘖捣碎煮开，倒入布袋，挤出汁液。经过三次捣煮，将捣煮的汁液与新鲜的汁液混合在一起，成黄色液体，用以染纸，可以防虫蛀。敦煌石室保存的唐代经卷，多数是经过潢染后而呈黄色的。这种经过入潢处理的纸卷，保存了一千多年以后，尽管有破损，但纸张完好，无虫蛀现象。宋代的书籍用纸经过入潢处理的减少，但某些卷轴形式的藏经，其用纸仍采用上术方法浸染。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直接在制纸原料中增加防腐剂、防虫剂了。如宋代以后就出现过在造纸原料中添加红汞来制作防蠹纸的做法。
纸书长卷的制作，需经粘接。古人在粘接书卷的方法上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据文献记载，粘接纸是“用古楮树汁、飞面、白芨末三物调合如糊，以之粘接纸接缝”，可“永不脱解”。白芨是一种植物药材，块茎含粘液质和淀粉等，可做糊剂，用它调和的粘糊料，不但能使纸接缝牢固，大概也可以对纸起到保护作用，使之不易腐朽。
册页（叶）制度
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之时，书籍形制渐由卷轴向册叶过渡。唐代后期出现了经折装、旋风装，不过有的书籍也还用卷轴。所以早期的雕版印刷书籍，不像后世那样单独成页，而是用比后代书版长而窄的长条形木版来刻字印刷，再把印好的印张粘连起来，卷成卷子或折叠成经折装、旋风装。
折叠形制的书籍，阅读或查检虽比卷轴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后整册书就变成了一张张的散叶，容易弄乱。于是有人想到，既然卷轴和折叠形制的书籍本来就是由一张张的印张连接而成，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印张来装订，不再粘连呢？大约从五代时期开始，人们便开始采用散叶装订的形式了，首先是蝴蝶装，后来改用包背装，最后是线装。蝴蝶装出现以后的散叶装订书籍，彻底改变了沿续一千多年的卷子式样，是我国书籍制度上的又一次革命。其方法经不断的改进、革新，一直沿用到今天。（1）散叶上的名词术语书籍采用散页装订法后，刻字版片的式样也随之变化，不仅由原先的长条形变为长方形，还有一套相应的版式，出现一些专门术语。散叶装订的书都是单面印刷，一张纸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地方，上叫“天头”，下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由线条拼连而成“版框”，拼成版框的线条叫“边阑”、“阑线”，也省称为“边”、“阑”（“阑”又写作“栏”）。版框上方的边阑叫“上阑”，下方的叫“下阑”，在左右的叫“左右阑”。边阑有单、双之不同。只有一条线的称“单边”或“单阑”，一般用粗线条；在粗线条内侧加上一条细线，就构成“双边”，也叫“双阑”。
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框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一般没有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框内，用直线自右至左划分为行，称“界行”或“界格”。正中的一行叫“版心”或“中缝”，不刻正文，有时刻上书名、篇名、卷数、页码、本页字数、刻工姓名等等。
蝴蝶装以后的书籍，版心上往往有鱼尾形的花纹，鱼尾交叉之处，正当版面的中心，可作为书页对折的标准点。鱼尾是全黑的，称“黑鱼尾”；白色的称“白鱼尾”，白鱼尾上加各种花纹，是“花鱼尾”。版心上有时只刻一个鱼尾，叫“单鱼尾”，上下各刻一个鱼尾，称“双鱼尾”，在上的叫“上鱼尾”，在下的叫“下鱼尾”。还有的版心上不刻鱼尾，只有上下两道横线，甚至有连横线也不用的。
古籍采用包背装和线装时，一张散叶沿中缝对折，使两个半页的背面相合，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面，这时对折的中缝处在书籍开合的一边，因此也称“书口”。为了折叠整齐，有时书口在上鱼尾之上、下鱼尾之下各印一条黑直线，这是版心线。每页的版心合在一起，从书口上看是黑色的，叫作“黑口”。不印版心线的称“白口”。黑线宽粗的称“大黑口”或“粗黑口”，细窄的称“小黑口”或“细黑口”。在上的是“上黑口”，在下的是“下黑口”。鱼尾和黑口连起来看有点像大象的鼻子，所以又称“象鼻”。
蝴蝶装时期的书籍，有时在左阑外上方刻一个小小的长方格，内刻篇名或篇名省称，叫作“书耳”。因为蝴蝶装书籍每页是沿中缝将有文字的一面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装订时每页的版心在书背一侧，左右阑线在开合的书口一侧，左阑外有书耳，以便查阅。到了包背装和线装，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并且时常刻有书名、篇名，书耳也就很少用了。
有些书籍在目录后或卷末空白处刻有“牌记”，也叫“书牌”或“木记”。内容一般是说明刻书人、刻书的时间、地点、所据版本等等。牌记的外形多样，一般是一个长方框，坊刻本的牌记则往往搞得比较花哨，有的还加上几句广告式的宣传文字，以招徕顾客。上述刻本书籍版面的种种格式，统称“版式”。不同时代、不同刻书地区、不同的刻书者，其书籍版式往往各具特色。因此在古籍版本学中，了解和研究版式的异同，是鉴定古籍版本的一个重要方面。（2）蝴蝶装蝴蝶装始于唐末，盛行于北宋。前面提到，蝴蝶装的装订法，是每页从中缝将有文字的两个半页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然后把这样对折的一叠散叶用一张纸从前包到后面，井将各页折口处牢牢地粘连在这张纸上，以免脱落，这样就成了蝴蝶装的书。
蝴蝶装书籍继承了折叠形制书籍翻阅方便的优点，装订成册后又不易断裂、散乱，所以很快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制。其所以得名，是因为书册打开后左右对称，犹如蝴蝶展开双翅。“蝴蝶”，古人又常写作“胡蜨”，所以又作“胡蜨装”、“蝴蜨装”，省称“蝶装”或“蜨装”。蝴蝶装用以包裹书册前后、形成封面和封底的纸，叫“书衣”（今称“书皮”）。书衣往往内用软纸，外加一层硬纸，有时还用绫锦为表，很像现在的精装书。
书衣封面左边有时贴上张狭长的签条，叫“书签”，上写书名、册次，有时加上卷次。书册的上端叫“书头”或“书首”，下端叫“书根”，右边粘连的一边叫“书背”或“书脊”，左边翻阅的一边叫“书口”。
由于蝴蝶装的书衣都很坚硬结实，所以书上架的方法与今天的书籍相似，是立放在书架上。只不过今天的书籍插立时是书背向外，书头在上，书根向下压在板上，而蝴蝶装的书则是书背向上，书根向外，书口向下压在板上。
北京图书馆旧藏宋代蝴蝶装《册府元龟》和《欧阳文忠公集》，书根上写着书名和卷次，而且是由书背的一侧向书口一侧直行向下书写，书口处又有磨擦痕迹，都是书口向下立放的证明。蝴蝶装在宋代似乎还有不用粘贴而用线缝的。《墨庄漫录》卷四说：“王洙原叔内翰尝云：作书册，粘叶为上，岁久脱烂，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这里所说的“缝缋”，就是指用线缝住单页而成册，其具体方法已不得其详。大概正是因为张邦基所说的缝线断绝后次序容易混乱，当时人较少采用。（3）包背装蝴蝶装有一个缺点，就是由于每页有字的一面对折在内，空白的背面在外，打开书，往往尽碰上空白的背面。而且读完一页，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也很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叶的背面同背面对折在内，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与后来的线装书各页相同），再用一张书衣，把折叠好的一叠散叶从前到后包裹起来，就成了“包背装”，也叫“裹背装”。包背装的书籍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一页书版面之外的两个余边粘在书背上。这样，展读时就不会遇到空白，可以逐叶读去而不间断。包背装始于北宋末，经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中叶。
包背装书籍，书口正是书页的版心，上刻篇名、书名、卷次、页码后，作用如同蝴蝶装的书耳，查阅方便。但如果仍然采用蝴蝶装的插架办法，书口向下压在书架上，经常磨损后势必导致书页从中缝处断裂为两半。这样，不仅版心上的书名、篇名等不可辨识，翻阅和展读时又会像蝴蝶装那样屡遇空白。
因此，人们便改用平放上架的方法，把许多书平叠放置。既然是平放，书衣也就不必用硬质的材料了，这样就出现了软书衣。而书根上的书名、篇名之类，也就由上下直写改为横写，如同后来的线装书一样。包背装的书籍，要想把每页的两边牢牢粘在书背上，比起蝴蝶装更费事。而需要粘连的两个外边，版框外又总有较宽的余纸，因此有人便采用新方法，在余纸上打小孔，一般打二至三个孔，再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一册书订牢。这打孔穿订的一边叫“书脑”，外边再用整张书衣包裹起来，外表依然和起初的包背装一样。这种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就已经为后来的线装打开了通路。（4）线装起源于唐末，盛行于明代中叶，是在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背装在书背处容易破损，此时仅靠二、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脑的上下两角纸张容易卷起，影响外观和阅读。
于是又有人作了改进：在打孔订好纸捻后，另外打孔用线穿订，这就是“线装”。线装书不像蝴蝶装、包背装那样用整张的书衣裹背，而是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软纸，分置书册前后，作为封面和封底，与书册一起装订。线装打孔穿线有一定规格，一般使用“四针眼法”，打四个孔。书背厚大的，也有用六针眼甚至更多针眼。无论用几针眼法，都是上下两段的间距最短，中间的几段间距长。
明到清代前期的四针眼装，中间三段的间距大体平均，到清中期，线装书最中间的一段间距缩短，至清末民国时只有上下两个长段的二分之一。线装书书脑一侧的上下两角容易磨损，有些贵重的书籍便用绫锦之类把书角包裹起来，叫“包角”。有时旧书修补或重装，在每页书里衬上一张白纸，叫“衬纸”。衬纸往往比原书纸长大，这样修补或重装的书籍，原书纸一般黄旧，衬底则洁白，黄白相间，人称“金镶玉”，又称“袍套装”或“惜古衬”。散叶装订的书籍，特别是线装书，封面内往往订有空白纸，多的有二至三张，作用如同“赘简”，起保护作用，这称为“护页”或“副页”，也称“看页”。护叶后是题署书名及著作人姓名等的扉页，过去称“内封面”。卷末封底内，也订有空白的护页，过去人所作的题跋，就常写在这页上。
由于线装书都是软书衣，为保护书籍，也为了便于上架收藏，明清以来的藏书家，还常为线装书制作书套，又称为“函”。套函一般用硬纸作衬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籍的四边包起，只留书头和书根，再用两个牙签插紧。有的则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裹在内，称为“四合套”。书套因为是用浆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虫蚀，日久又易散坏，所以有些人爱用“夹板”，就是用两块与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带子，把书册夹紧扎牢。现在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古籍，还常用套匣。这种套匣只包裹书册的封面、封底、书头、书根、书背，书口的一面空缺，书籍装套时用夹板或者不用，由空缺的一面装进去，套匣的书背上写书名、卷数、作者等等。线装书本来也是平放架上的，用书套之后，就可以像现代其它书籍一样立放架上，既整齐美观，又便于取用和放还。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的书籍制度由简牍到册页（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书籍制度，总是与那一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相适应的，书籍制度的发展历程，也同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一样，是沿着由低到高、由粗转精的道路在不断前进的，其间凝聚着我国历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由于书籍制度反映并决定着书籍的外部形态，因此可以说，无论哪种书籍形式，在历史上都曾对于记录和交流人类的思想、情感、保存和传播各种文化知识，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形成，也有过不可低估的贡献。
6.书的种类
教科书
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编写的教学用书。又称课本、教材。按使用对象可分为小学教科书、中学教科书和高等学校教科书三大类。大学教科书内容较为专深，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常受到各类图书馆的重视。
教科书一般不是原始研究成果，而是对某学科现有知识和成果进行综合归纳和系统阐述，较少作新的探索和提出一家之言。
教科书在材料的筛选、概念的解释、不同观点或学派的介绍，以及学科知识的综合归纳、分析论证和结论等方面，都应具有全面、系统、准确的特征。教科书一般都要经过教育部门审定，经过试用、修订，然后推广使用。
中小学教科书一般强调规范、标准和统一。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则允许有多种形式，除统编教材外，还可有自编教材。教科书在编排结构上层次分明，按知识体系循序渐进地安排内容，便于学生逐步、系统地接受和掌握知识。
高等学校的教科书一般还列举和推荐相应领域的重要文献，提供丰富的书目信息。
佛书
佛书指与佛教有关之典籍。又作佛典、内典、妙典。反之，佛教以外之典籍称外典、世典、外道书、外俗书。妙典系尊称，尤指一宗所依之经论。随着佛教史之展开与传播地域之扩展，佛书渐次扩大其内容。
通常指所有有关佛陀教说之经论典籍，广义之佛书则包括经、律、论三藏及其注疏、各宗之典籍、史传类、大藏经目录、词汇、行事、寺志及地志等，乃至于依据佛教所写之故事、小说、戏曲、随笔、歌谣等之佛教文学。故知佛书一语涵盖极广，然严格言之，应以大藏经圣典为中心，即以经、律、论三藏为主干之印度佛教圣典，及我国、日本所撰述而次第增广之一切经。
竹皮书
把除去竹心的薄竹皮用火烤过，再刻上文字即成，类似我国的竹简。目前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方，还可以买到一串串像百叶窗的竹皮书。
树叶书
在印度、缅甸等国的一些佛教寺庙里，至今保存着这种书。当地人把棕榈、椰子的树叶切齐晾干，两面抄上文字，装订成册，可以长期保存。
钢片书
在巴西的圣保罗广场上，陈列着一部钢片书，共一千余页，重量达三千公斤，全部由不锈钢片制成，上面记载着这座城市的历史。
书的保养（1）防老化。
书籍的老化变脆，并不在于顾放时间长短，而在于如何处理好书页所含的酸性物质。有人发现，欧洲在15世纪出版的一些书之所以至今保存完好，是因为那时的纸是棉和麻布头制成的，酸碱度为中性，并含有防止酸生成的碳酸钙。
现代社会中书籍的发行量极大，用棉麻造纸显然不可能，因此大都以木材为原料。纸中的植物纤维物受到酸性水解便失去强度和粘合力，而纸中的酸主要来自于给纸上浆的硫酸铝。当纸开始受潮时，硫酸铝开始产生硫酸盐和水合氢离子，最后形成酸性物质，把纸侵蚀掉。
污染空气中的氧化硫和氧化氰也会同水分或植物纤维本身反应生万酸性物。
因此，防止书籍老化变脆，主要是除去纸中的酸。现在最常采用的方法是把书放在碳酸氢镁或碳酸氢钙溶液中浸润，然后晾干。这样做，可以去除纸中的酸，并防止以后再发生酸反应。（2）防虫。
书籍上有时生长小虫子，严重危害了书的使用寿命。防止生虫的方法是：
①藏书的文章要清洁干燥，通风良好；书架、墙壁或地板上都不要有裂缝；
②藏书文章的温度应该经常保持在六到二十度，湿度应该经常保持在百分之五十到六十之间；
③收藏的书籍要经常挪动一下，即使是不常用的书籍，④在书架上或书柜中，可以放些包好的卫生球。（3）除污。
书籍沾染污迹，不仅会缩短书的寿命，而且还会影响看书的效果。除污的方法是：
①除油迹。在油迹上放一张吸水纸，用熨斗轻轻地熨几遍，便可以把油分吸尽。也可以用几滴汽油和氧化镁的混合剂擦除。
②除墨水迹。在染有墨水迹的书页下边，先垫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污斑，然后在书页上边放一张吸水纸，并压上重物，等干后墨水迹就会消失。如果用高锰钾溶液时有褐斑，可以再用草酸或柠檬酸溶液除去。
③除霉斑。用棉花蘸上氨水，轻轻地在霉斑上擦拭，至除净为止。
④除手指印。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
⑤除苍蝇便迹。用棉花蘸上醋液或酒精，在苍蝇便迹上轻轻擦试，至除净污迹为止。
综合保养：用水轻轻涂在书封面上，有利于书保存（只限于纸质书皮）。
对于其他的一般污迹，只要用肥皂细心擦拭，再用湿布擦去肥皂，然后在书籍上衬上吸水纸吸干水分，就可以收到比较满意的效果。
7.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书
人类文明的精华主要是积累在图书馆里经过历史筛选的名著里。看名著会使人养成高级的文化心态和深邃、沉稳、虚怀若谷的胸怀。现将本人阅读过的对世界历史上有影响的十部书向读书爱好者们推荐。（1）《君王论》，尼可罗·马基雅维利著（意大利）。该书分26章，研究如何获得权利和保护权力，并以历史上的君王为例进行阐述。书里所阐述的君主统治和政治权术的理论，即“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了后世一切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的治国原理。（2）《天体运行论》，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著。该书建立了当代天文学的理论基础，开辟了人类天文学的新世纪。（3）《血液循环论》，英国医学家威廉·哈维著。哈维在该书的序中写道：“我信奉不是从书本，不是从哲学家的观点，而是从自然结构里学习和讲授解剖学。”哈维以这一科学方法论为指导，批驳了有关心脏、动脉、静脉和血液等流行的错误观点，论证了自己的血液大循环理论。（4）《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英国物理学家牛顿著。书中提出了牛顿的运动定律，从而开始了一个新的科学发现的时代。是第一次科学革命的集大成之作，被认为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科学著作，它在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和哲学等领域均产生了巨大影响。（5）《常识》，托马斯·潘恩著。在人们的君主制观念还根深蒂固时，该书号召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美国独立战争最起初并不是目标明确的一场战争，潘恩的《常识》首先喊出了美国独立的声音。（6）《国富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斯密著，该书比较全面地总结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主要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地吸收了包括重农主义在内的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系统地分析和描述，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该书也因此成为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之作。（7）《黑奴呼天录》，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著。该书大量描写黑奴在社会当中的生活情景，和那些人口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把黑人家族迫害的家破人亡。这是一部揭露奴隶制度的小说。（8）《物种起源》，查理斯·达尔文著（英）。该著作批判了创造论的错误，阐明了进化论的思想。达尔文的学说是人类对生物界认识的伟大成就，给形而上学、神造论和物种不变论以沉重打击，在推动现代生物学研究的进展方面起了巨大作用。（9）《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该书从商品分析出发，提出了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理论，采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论》发表一百多年来，世界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10）《海军战略论》，美国海军军官和历史学家阿弗雷德·马汉著。该书论证了强大海军对保卫国家主权的重要性。无论什么国家，若要想在世界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就一定要控制海权。“海权是统治世界的决定因素”在两次世界大战得到了证实。
第二章 读书的方法与作用
1.读书的重要性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说的是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规矩，无法画出准确的方和圆。同样，决有正确的读书方法和技巧，也不能提高读书的效率，甚至无法把书读好。读书是学习并获得间接知识的非常重要的途径，是把别人知识转变为自己知识的过程。因此，读书是获取智慧的重要来源。只有讲究科学的方法和熟练的技巧，才能提高读书的效率，获得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知识。
古今中外，许多杰出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其他学者专家在读书时，都是很讲究读书的方法和技巧的。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还就读书的方法和技巧写下了许多很有益的文章。事实证明，凡是读书有成效的人，都很重视读书的方法和技巧。
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有些书思想博大精深，需要精读，反复琢磨，细细体会。有些书思想非常浅薄，只要粗读浏览就可以了。有些书是精华与糟粕混杂在一起，就需要在阅读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些书中充满了错误的观点和不合逻辑的论证方法，那就要进行批判的阅读。有些书的内容低级下流，根本没有必要去阅读。有些人提倡“开卷有益”，认为什么书都可以看。其实，开卷有益必须以正确的读书方法为前提。只有讲究科学的读书方法，才能做到开卷有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