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小兵
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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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创伤医学试读：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创伤医学/付小兵等主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ISBN 978-7-117-17465-7
Ⅰ. ①中… Ⅱ. ①付… Ⅲ. ①创伤-诊疗 Ⅳ. ①R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1560号人卫智网 www.ipmph.com 医学教育、学术、考试、健康，购书智慧智能综合服务平台人卫官网 www.pmph.com 人卫官方资讯发布平台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中华创伤医学
主 编：付小兵 王正国 李建贤
出版发行：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南里19号
邮 编：100021
E - mail：ipmph@pmph.com
制作单位：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排 版：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制作时间：2019年3月
版 本 号：V1.0
格 式：mobi
标准书号：ISBN 978-7-117-17465-7
策划编辑：贾晓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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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王 魏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王 飞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王正国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王吉昌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王伟岸 武警总医院
王庆贤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王兴蕾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王尚煜 林口长庚纪念医院
王 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王 魏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方国恩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
石应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石 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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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涛坪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付小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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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映晖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宁尚龙 天津市天津医院
宁 宁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皮红英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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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哲侃 台北荣民总医院，阳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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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邹铁军 陕西省人民医院
汪德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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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骁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张 旭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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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连阳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张英泽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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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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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允震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陈石池 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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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陈 星 武警总医院
陈驾君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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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麟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
苗 军 天津市天津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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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宜平 高雄荣民总医院
周继红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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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静晨 武警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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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丹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赵 喆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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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贵 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姜亚卓 陕西省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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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笃银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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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保周 陕西省人民医院
姚咏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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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国庆 林口长庚纪念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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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明明 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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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玮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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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博 陕西省人民医院
徐榆堡 林口长庚纪念医院
凌 鸣 陕西省人民医院
衷鸿宾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高 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郭 伟 陕西省人民医院
郭良基 高雄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唐 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唐佩福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唐金树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姬新才 陕西省人民医院
黄洪超 天津市天津医院
黄炳文 秀传纪念医院
黄跃生 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烧伤所，创伤、烧伤与复合伤国家重点实验室
黄睦舜 台北荣民总医院
龚 伟 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康世晴 长庚纪念医院林口总医院
康 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梁华平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屠重棋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董向辉 陕西省人民医院
蒋建新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韩吟宜 台大医院
韩希望 陕西省人民医院
韩忠朝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韩春茂 浙江大学第二医院
韩 岳 天津市天津医院
景在平 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程永毅 陕西省人民医院
程 飚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傅晓辉 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赖西南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简立建 阳明大学附设医院
蔡景龙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八大处整形外科医院
蔡翊新 亚东纪念医院
廖健宏 林口长庚纪念医院
廖御佐 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
黎君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薛续潮 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
戴双双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野战外科研究所
魏 力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魏小龙 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前 言
创伤是一个既包含交通伤、工矿事故伤害、烧伤、战伤等在内的由多种外部原因造成机体解剖结构和功能障碍，也包含多种因主观或人为因素如自残造成伤害在内的总称，无论在发达国家或是在发展中国家，创伤均是社会的一大公害。创伤造成的人员生命丧失和财产损失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同时也是影响社会进步与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进一步加强对创伤的预防、治疗和创伤后受伤机体的康复等，不仅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也是国际上研究的重点、热点和难点。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到2020年，创伤所造成的人身伤害在疾病谱的排序中将上升到第三位，同时其造成的社会经济负担也将上升至第三位。以道路交通事故伤为例，统计资料表明，目前全球每年仅因道路交通伤就夺去近 130 万人的生命，并导致5000万人受伤，是5～44岁人口的三大死因之一，是15～29岁年龄组人群的首要死亡原因。目前道路交通伤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占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之间，总计5000多亿美元。为此，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58/289号决议和A/RES/64/255号决议，要求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联合行动，以稳定并随后降低预计可能高发的全球道路交通死亡率。为此，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已经关注到了加强创伤防控体系建设、创新治疗技术和产品的应用，以及加强对创伤患者后续的康复治疗等，对于整个创伤防治的重要作用和创伤医学体系建设的特殊意义。特别是近年来，有关“创伤是可以防控的”以及“损伤控制技术”等许多新的救治理念和技术的应用，已经显示出对创伤救治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人们还认识到创伤的防控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还涉及管理、制度法规、伦理等多个部门或领域。因此，如何建立一个综合性和相对完整的创伤防控体系，建立一个大的预防创伤的观念，是创伤医学工作者面临的新课题和严峻挑战。
有鉴于此，出版一部既反映创伤救治成熟的治疗技术和经验，又体现现代创伤医学从管理、预防、治疗到康复最新进展的学术专著，对于该领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在中国大陆创伤医学专家付小兵院士、王正国院士和中国台湾地区外伤医学专家李建贤教授的动议下，并得到了大陆和台湾地区创伤领域同行的大力支持，我们组织全国创伤医学及其相关领域的著名专家共同编写了这一本《中华创伤医学》。这部专著的特点是：既继承以往创伤医学在基础研究和临床治疗取得的重要成果，又反映该领域近年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方向；既体现大陆创伤医学专家的救治特点，也反映台湾地区同道在该领域的独到经验；既包含创伤医学本身的内容，又涉及和创伤预防与救治密切相关的教育和预防等领域。总之，希望这部专著的出版，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给广大读者展示一个有关中国创伤医学从基础研究到临床治疗，从预防到康复，从管理到教育等多个领域的全貌。
衷心感谢我国创伤医学界的同仁对这本专著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撰稿，特别是台湾地区该领域著名专家为这本书出版奉献的宝贵经验。衷心感谢人民卫生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对本书从选题到文字的修改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和把关。由于本书涉及面比较广、领域比较多、内容比较复杂，因此无论在写作风格和术语的表达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别，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付小兵 王正国 李建贤2013年3月18日主编简介
付小兵，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创伤和组织修复与再生医学专家。现任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院长、基础医学所所长，全军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重点实验室主任，创伤外科研究员，南开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等国内10所大学客座教授。担任国际创伤愈合联盟（WWHU）执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和咨询委员、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委、国家新药评委、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主任委员、全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全军战创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国际创伤修复与再生杂志》（Wound Rep Reg）、《国际创伤杂志》（IWJ）、《国际下肢损伤杂志》（ILEWJ）、《中国科学》（C辑）以及《中华创伤杂志》（中文、英文）编委、副主编等学术职务。
长期从事创伤和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研究工作，主要领域涉及创伤弹道学、生长因子生物学、干细胞生物学以及皮肤和内脏损伤后的组织修复与再生等。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国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团队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30余项。主编《再生医学——原理与实践》、《现代创伤修复学》等专著10部，在Lancet和其他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300余篇。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获政府特殊津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首届全国百名优秀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求是”杰出青年奖、工程院“光华青年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总后十大杰出青年、科技金星等称号和奖励。2008年获“国际创伤修复研究终身成就奖（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荣立一等功。培养博士后、博士等研究生40余人。
王正国，1935年12月生于福建漳州，中国工程院院士，博士生导师，现任国际交通医学学会候任主席，亚洲创伤学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三军医大学野战外科研究所研究员。
王正国院士是我国冲击伤、创伤弹道学、交通医学研究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国家重点学科——野战外科学学术带头人，我国973计划第一位创伤项目首席科学家。致力于战创伤研究五十余年，取得了一批国际领先的重大科研成果，为我国战创伤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以第一作者发表论文260余篇，已先后编著、主编专著36部，参编10余部。获首批军内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1996），香港何梁何利基金医学科学技术奖（1997），美国Michael DeBakey国际军医奖（1998，是该奖设立以来至今获此殊荣的唯一亚洲人），陈嘉庚医学科学奖（2000），国际交通医学重大成就奖（2000），光华工程科技奖（2002），“十五”全军后勤重大科技成果奖（2005）；重庆市科技突出贡献奖（2007），吴阶平医学奖（2009）。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01），重庆直辖十年建设功臣（2007）。当选《科学中国人》2009年度人物。中央军委荣记一等功一次。
李建贤教授，外科医学专家，早年赴美进修，专攻内分泌外科学，对于外科病理生理学尤有深入的研究。获美国外科学院颁发院士（Fellow American College of Surgeons，FACS）。现任台湾阳明大学外科学教授，台北荣民总医院特约教授医师及医事顾问，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临床研究中心计划咨询委员，“卫生署”科技政策医卫领域专科咨委，“卫生署”专科医师训练及继续教育咨委，台湾交通大学生技学院合聘教授及数家生技公司顾问、独立董事，远距医疗信息公司顾问，也是国际内分泌外科医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ndocrine Surgeons）备任理事长（2013.8～2015.8）。
1989年创立台北荣民总医院急诊部，并兼任部主任长达17年，积极发展外伤医疗及急诊医学研究与服务，是台湾地区医学界投入急诊医疗改革的先驱。坚持以有经验医护人员用最先进快速的仪器设备，服务于紧急严重病人的理念；并率先提出医师、设备迁就病患的服务模式。2001年领导台湾地区同道创立“台湾外伤医学会”；2002年创立阳明大学急重症医学研究所并兼任所长，是全球唯一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2001—2004年担任亚洲急诊医学会理事长，1993—1995年担任“太平洋急救加护医学会”理事长，对人才培育，提升研究及学术交流，做出贡献。
2003—2010年担任台北荣民总医院副院长，2005年担任阳明大学医学院院长，积极推动临床与基础结合研究，共发表SCI论文205篇，并多次获邀在国际医学会专题演讲，传达国人研究成果，也加速台湾地区外科医学界之国际化，因而获选为国际外科学院理事。第一篇 创伤医学概论第1章 创伤医学概述第一节 创伤概念
远在地质新生代第四纪（距今约6700万年）时就开始出现了最早的人类，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与自然灾害、野兽及不同人群搏斗以维持生存，由此会产生创伤。悠悠岁月，经过千百万年，人类与创伤伴行，直到今天。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医学的迅速发展，人类已有的许多疾病，如某些传染病，逐步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在有些地区甚至已经绝迹。但是，创伤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有所增多。以道路交通伤为例，这类创伤已被称为“现代文明疾病”和“现代文明的孪生兄弟”。人的一生中，大大小小，多多少少，总会发生过创伤。美国著名的外科专家Watt（1988）曾风趣地说：“如果死亡和交税是人生逃脱不了的两件事，那么第三件事就是创伤了”。他还说：“如果所有外科疾病都不复存在，创伤仍不会消失。”
什么是创伤？学者们对此认识还不很一致。例如，Dorland医学辞典（1974）解释“创伤（trauma）是一种外伤（wound）或损伤（injury），它是由物理因素所致的具有人体正常结构连续性破坏的损伤”；辞海（1979）解释“创伤是伴有体表组织破裂的一种损伤”；现代科学技术辞典（1980）解释“创伤是一种机械或物理因素引起的损伤，亦称外伤”；Haddon（1980）认为，“创伤是由于外界能量传入体内并超过机体耐受力而引起的伤害”。国外在公共卫生等非临床医学文献中常用“损伤”（injury）一词，而在临床和急救医学中则常用“创伤”（trauma）一词，在一些创伤专著中，常将两者混用。
笔者认为，创伤的含义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而言，创伤是指体受到外界某些物理性（如机械力、高热、电击等）、化学性（如强酸、强碱及糜烂性毒剂等）或生物性（如虫、蛇、狂犬的咬螫等）致伤因素作用后引起的组织结构的破坏。狭义而言，创伤是指机械力能量传给人体后所造成的机体结构完整性的破坏。
近年来的临床实践显示，严重创伤或创伤性强刺激后，常有一部分患者发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syndrome，PTSD），就 其 本身而言，它不属于传统创伤的范畴，而是伴随创伤出现的病症，在一些创伤专著里，有时也会介绍与创伤密切相关的PTSD。
长期以来，创伤仅仅被当作外科学的一个课题或病种，它的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创伤的诊断和救治。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不断细分，创伤医学已形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创伤学（traumatology）。创伤学既包括各部位创伤及其并发症的诊断、治疗和防护，也包括创伤的基础理论，如创伤感染学、创伤免疫学、创伤病理生理学、创伤病理解剖学、创伤分子生物学、创伤生物化学和创伤营养代谢学等。此外，创伤的救治组织和急救器材，创伤流行病学，创伤分类和严重度评分，创伤急救，创伤麻醉，创伤生物力学，创伤康复和创伤弹道学等，都是创伤学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认为，创伤学是临床与基础相结合，并与其他学科相交叉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还需指出，用当今大卫生的观点和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来看，创伤学与社会医学和工程学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要强调，创伤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预防的。以交通事故为例，如能积极改善交通管理，加强道路工程建设，提高人员交通安全意识，培养司机的敬业思想和提高技术水平，改进车辆结构，则车祸将大大减少，交通事故伤也会随之减少。又如工业创伤，如能改善劳动保护条件，增加安全设备，加强劳动管理。提高工人技术水平和安全意识，加强劳动纪律，严格按操作规程工作，创伤也必然会减少。这些都说明，创伤学与社会环境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二节 创伤医学发展简史
如前所述，创伤的出现和存在，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人类受伤后，从不自觉到逐渐自觉地运用诸如泥土、炭末等敷于伤口上，以免再次受伤，这些就形成了人类最原始的创伤治疗。一、国外创伤医学发展简史
创伤医学的发展与医学模式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以下按不同医学模式的时期分别加以叙述。（一）自然哲学模式（natural-philosophic model）时期
这是一段从史前期到16世纪末的漫长历史过程，人们从不自觉地对待周围事物到逐渐形成了某种理性认识，用自然现象的哲理，如体液论、气论等来解释疾病和创伤，使医学在一定程度上由技艺上升到理论。
据考古推断，早在公元前约6000年，就建立了古埃及王朝，约在公元前3500年达到其鼎盛时期，那时医生已作截肢、切石术（lithotomy，removal of cataract）取除异物，创面加辅料。这些应视为世界上第一批外科医生。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1600年间写成的史密斯文稿（The Edwin Smith Papyrus）中曾叙述了48例从头到脚的各部位创伤及其治疗，其中有些治疗原则至今仍有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年间是古印度的繁荣时期。那时有位杰出的医生名叫Sushruta，他介绍了自己和别人当时所用的外科器械已达100余种，而且，那时已能作撕裂耳垂修复术和鼻再造术。
约在公元前500年（相当于我国周朝），古希腊文明已有较大的发展，创伤外科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不少医学文献中，曾详细介绍了对骨折、脱臼等许多创伤处理的方法（包括徒手和手术复位）。就在这时期（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年），产生了现代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及其学派。希波克拉底出生于科斯（Cos）岛的医生世家，住在Cos岛并执教，本人博学多才，他强调疾病的整体观，“身体的个别部位疾患会引起其他部位疾病，腰部可引起头部疾病，头部可引起肌肉和腹部疾病……，而这些部位是相互关联的……，能把一切变化传播给所有部分”。“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不仅对医学技术和某些疾病的发病过程有详细的论述，而且强调了医生的道德修养。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中指出“……始终以病人安慰为念，远避不善之举，不论对男女、自由公民或奴隶均戒随心所欲的行为和诱惑……”，这已成为全世界医生共同遵守的行业格言。
他们对创伤的处理原则是：让伤口保持安静，尽量减少外界的任何刺激，然后通过仔细的对接而使断离的软组织或骨折断端愈合。据考古学发现，公元前2世纪的陶器上已刻有创伤（trauma）这一词汇。在古希腊后期，即所谓古代亚历山大文化，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当时有位著名的将军Ptolemy决定将全世界的文献都存放于亚历山大港的一个图书馆内。那时的医学几乎全来自希腊，随后，由希腊人将医学知识又传到罗马，当时罗马贵族全讲希腊语，医学文献均为希腊文。
古希腊文明之后是罗马帝国的繁荣时期，当时第一批医院是专门为军队而设立的，不对平民开放。在这以前，战伤伤员被安置在富人多余的房间内，以后在离开营房的地方架起留住伤员的帐篷，再以后才正式建立起医院，内有医疗器械、药品、敷料等装备。直至公元5世纪才开始设立平民医院。
随着大学的出现，医学教育逐渐脱离教会的控制，并招收医科女学生。当时在Salerno有位著名的外科医生兼主教Theodoric，他坚决反对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即认为伤口应当有脓液，二期愈合是自然过程。Theodoric认为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了。因为，这样恰好是妨碍自然愈合过程和延长病程。Theodoric还是一位麻醉医生，他曾将一海绵体浸泡在鸦片、龙葵（morel）、天仙子（hyoscyamus）、曼德拉草（mandrake）、常春藤（ivy）、毒芹（hemlock）、莴苣（lettuce）等汁液中，取出后在阳光下晒干。使用时将海绵再浸泡于温水中，再取出后将其置于患者鼻孔处，直至入睡，这时就可进行外科手术。
到了中世纪，即西罗马帝国覆灭（476年）至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覆灭（1453年）的一段时期（相当于我国南北朝、隋、唐、元、明初），医学上已有不少新的进展，如医生训练走向规范化，开业医生需进行执照考试，并兴建了许多医院等。当时有两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位是Henri de Mondeville，他通过简单的清洁措施，就避免了伤口化脓，并使伤口达到一期愈合；另一位是Guy de Chauliac，他来自农村，但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对臀部骨折采用吊兜绷带，而对小腿骨折采用了重力式滑车牵引。这些在骨折治疗上是很大的进步。在江湖庸医和巫术盛行的当时，这样做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许多医院的兴建和护理工作的发展是这一时期中的重大成就。基督教兴起后，人们增加了对伤员的同情心，不再把他们和健康人隔离开来，而是像今天这样由护理人员对伤病员作精心的护理，这样显然有利于对创伤的治疗。
接着是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期（1450—1600年，相当于我国的明朝），虽然神秘主义（mysticism）和迷信仍然在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基于观察和实验的科学已开始萌芽和发展。
中世纪时医生是分等级的，内科医生的地位远较外科医生为高，外科医生属于匠人，与理发师归为同一类。外科医生中又分两等，如做膀胱截石术的医生地位较高，作放血等小手术的则较低，穿的服装也不同，法律地位也有显著区别。没有学位不能进学院的课堂，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在文艺复兴时期仍然保持着，而在战时，如取出箭头或子弹、治疗创伤或骨折等都是地位低下的外科医生做的事。
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位杰出的法国外科医生巴雷（Ambroise Pare，1510—1590），他是现代外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并对创伤外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原为理发师，由于他勤奋好学，熟悉解剖知识，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不断创新，终于在1554年成为圣·科斯马斯（St.Cosmas）学院的成员，并使外科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在1536—1545年间，他曾多次参加军队战伤医疗工作。当时对火器伤伤口不易愈合的原因，一般认为是铅中毒或火药中毒，故用烙铁烧灼。他摒弃这种错误做法，采用了伤口包扎、切开和缝合等方法，使疗效大为提高；在截肢术中，他首先应用血管结扎术以防止出血；他还创造了许多手术方法，如“8”字缝合线修补唇裂，用缚线处理肠瘘，开展绞窄性疝切开术、气管切开术等；在整形外科方面还创用了许多器械（如冠状锯骨器）和假肢等，并著有“创伤治疗法”、“外科两卷”等。为了感谢他对创伤和战伤外科方面的杰出贡献，现在每两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外科会议中专门设有以他名字命名的国际战伤外科论坛（Ambroise Par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Surgery Forum）。
1591年，法国出版了第一部“火器伤救治规程”，提出了军队中组织救护队的意见。1597年的战争中，法军已有了机动和固定的两类战地医院。（二）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时期
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60年代。这是现代医学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也是创伤外科和战伤外科迅速发展的阶段。在这段时间内，形成了许多独立的医学基础学科，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并进而发展成为完整的基础、临床和预防医学体系。特别是20世纪后，由于基础学科（如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等）有许多突破性进展，工程技术也逐渐向医学渗透，使得医学在宏观和微观的不同层次上均有飞跃的发展，并出现了许多边缘性学科（borderline sciences）或前沿性学科（the frontiers of science），如细胞生物学、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力学等。此外，在这段时间内，还发生许多次局部和世界性的战争。所有这些均使创伤医学建立在更为科学和实践的基础上，并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17世纪在科学史上是辉煌的年代，并被称为“科学革命时代”（age of science revolution）。人们改变了对事物的认识，由询问为什么会出现某些情况转而为研究这些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在这一时期中，有许多伟大的医学家获得不少新的发现，从而为以后医学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英国医生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他根据实验研究，证实了动物体内的血液循环现象，并阐明了心脏在此过程中的作用，指出血液受心脏推动，沿动脉流向全身各部，再沿静脉返回心脏，环流不息。他还测定过心脏每搏输出量。1628年，发表了著名的“动物心脏和血液运动的解剖研究”（Exercitio Anatomica de Motu cordis 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首次提出了血液循环的理论，从而为理解创伤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生化学、组织学和其他临床学科相继建立起来。在创伤治疗中，曾采用静脉注射药物，并输注过未做交叉配血的动物血。
18世纪初（相当于我国清康熙年间），生理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英国一位牧师兼发明家Stephen Hales创造了人工通气法，并首次将玻璃管插入马的动脉内测量血柱的高度，由此而测出血压。在这段时间内，先后发现了各种气体成分，如CO（Black，1757）、2H（Cevendish，1766）、O（Priestley ＆ Scheele，1771）、22N（Rutherford，1772）等。Lavoisier描述了肺内气体交换，并指出2这对于活组织内氧化作用是必需的，这些发现使得医生对伤员血压和呼吸变化规律有了正确的认识。
18世纪中，法国外科学家D. J. Desault提出了火器伤的清创术，主张将伤口切开扩大，清除伤道中的异物和坏死组织，充分引流，不作初期缝合，这与现代火器伤的治疗原则几乎完全相同。以后不久，他的学生D. J. Larry在拿破仑（Napolen Bonaparte，1769—1821）时代参加过多次战争，他特别注意伤员的卫生条件和伙食状况，注意了伤员救治的组织工作，在军队中建立担架队和救护队，采用所谓的“特快救护车”（flying ambulance）运送伤员，使卫生运输工作和后送性治疗得到了改进。
在英国，被认为是近代外科学和解剖学的奠基人之一的John Hunter（1728—1793）对创伤和战伤的研究有过重要贡献。他早年曾在其哥哥William Hunter（1718—1783）开设的解剖学校工作多年，以后多次参加战伤救治工作，最后任英军军医总监。其主要著作有“论血液、炎症和枪弹伤”（a treatise on the blood，inflammation and gunshot wound）。此外，他还收集了大量的动物标本，收藏在英国皇家科学院，以后成为著名的亨特博物馆（Hunter museum）的重要藏品。
同一时期，另一位有影响的军医John Pringle爵士，他在1742—1758年间任英军军医署长，是现代军事医学的奠基人和“红十字”思想的创始人。在1743年英法Dettingen战役中，他建议，作战时双方医院均应作为伤员的安全庇护所，敌人不得侵犯。这一主张被法方接受。虽然当时未能完全实现，但却为1864年签订的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奠定了思想基础。
19世纪后，由于社会中自由思想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使得人们逐渐摒弃教条主义、形而上学和庸医巫术。19世纪中叶有三本著作对创伤医学乃至整个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这些是：《麻醉导论》（1847）、《细胞病理学》（1858）和《消毒外科之发展》（1867）。
疼痛、感染和出血是创伤和战伤救治中的三大难题。美国医生C. W. Long 和W. T. G. Morton给手术患者施用了全麻，克服了术中的疼痛，因而可使外科医生集中精力解决感染和止血问题。
感染问题的较好解决应当归功于法国微生物学家巴士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和英国外科医生李斯特（Joseph Lister，1827—1912）。巴士德是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曾任里尔大学和巴黎师范大学教授及巴斯德研究所所长。他在研究酿酒生产中酒质变酸的问题时，发现发酵是微生物的作用。他采用加热灭菌（即巴氏消毒法）解决了酒的变质问题。他还用肉汤作灭菌试验，证明生物“自然发生”是不可能的，并主张生命只能来自生命的“生源论”。他的实验和学术观点，构成了外科消毒的理论基础。李斯特是外科消毒法的创始人，曾先后任格拉斯哥、爱丁堡和伦敦皇家学院外科教授。他根据巴斯德关于细菌学的理论，在手术室里、手术台上和整个手术过程中不断喷洒稀释的石炭酸溶液，使伤口化脓显著减少，手术死亡率大为降低，他的主要著作《论开放性骨折和脓肿等的新疗法》和《论外科临床中的防腐原则》对外科学和创伤外科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其消毒理论至今仍奉为经典和标准。
J. Esmarch于1876年发明了急救包和止血带，从而对创伤止血作出了重要贡献。
德国病理学家魏尔啸（Rudolf Virchow，1821—1902）创立了细胞病理学说（在这以前，Morgagni曾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于1858年出版了《细胞病理学》（Zellen pathologie）一书，提出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位，“细胞来自细胞，再生细胞”，“动物个体是单个细胞的机械总和”，认为“整个病理学就是细胞的病理学”。这些看法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在当时却有力地批驳了占统治地位的“体液学说”，推动了病理解剖学的发展。从这时起，在研究创伤时，经常要注意到细胞结构的变化。细胞病理学还构成了以后发展起来的创伤病理学的基础。
19世纪中在战伤救治方面，俄国军医H.И.ПиporoB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不仅注意对战伤的局部治疗，而且也重视伤员的全身反应。他还关注战伤救治中的组织工作，把伤员分类作为一种组织手段，强调早期只作一般处理和救命手术，不应浪费时间去作弹片摘除，这和现代“损害控制手术”damage control operation的理念是一致的，当时还应用了乙醚麻醉和石膏绷带固定。
在1853—1856年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中出现了专门的战伤护理。这以前，护理工作是由医生和没有受过护理训练的军事人员负责。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le）强调了护理的重要作用。由于她的多方努力，建立了专门的护理队伍，并沿袭至今。她已被公认为现代护理学的创始人和先驱者。
20世纪，先后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几次大的地区性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常出现阵地战，因而伤员的气性坏疽发生率很高。起初将伤口坏死组织切除后作初期缝合，但很快就发现，缝合的伤口都已化脓。据此，1917年在巴黎召开的协约国外科会议上决定，对战伤（指火器伤）要进行清创，作延期缝合，受伤到清创的时间在8小时以内者方可作初期缝合。
战争期间，已有野战机动救护车和汽车运送伤员，并开始使用血浆输注。
从阵地战出现以后，确立了医疗与后送相结合的战伤救治原则，并提出了至今沿用的“阶梯（echelon）治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总结出的战伤救治经验，已为现代野战外科学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继续遵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总结出的治疗原则外，某些方面又有所发展。例如，结肠火器伤时只作转位结肠造瘘而不作切除后吻合；冷冻的全血已可送至前方医疗单位，并能大量供应；美军向前线增派外科专科医疗队以加强前方专科医疗力量；空运伤员已较为普遍。
这段时间内，平时创伤外科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如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对道路交通事故创伤进行系统的研究；显微外科技术得到了发展；一些外科基本问题，如休克、感染、水电解质平衡、营养与代谢等，也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三）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o-medical model）时期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直到今天的一个短暂时期。在这段时间中，人们对疾病和创伤的认识已有所改变，即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面来研究人类的疾病与健康。
创伤医学在这一阶段中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从宏观上说，创伤医学与社会医学的关系日益密切。人们注意到工作与生活环境对创伤的发生有重要影响，创伤也好发于一定的人群中，即具有一定的流行病学规律，创伤的预防有赖于全社会的努力。
一些国家建立了先进的创伤急救组织和体系，配有救护车、直升飞机、急救技术人员和相应的装备；提出了各种创伤评分标准；建立了创伤救治中心；采用CT、MRI等先进设备作创伤诊断；使用心肺功能监护仪监测伤情变化；应用介入放射学、替代外科（replacement surgery）、微创外科（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组织工程（tissue engineering）、显微外科技术和人工脏器等作创伤治疗；对于70年代开始认识的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以及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adult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内源性感染等内脏并发症作了深入的理论研究；与火器伤有密切关系的创伤弹道学研究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再生医学在创伤修复中的作用受到充分关注，已有不少干细胞治疗颅脑创伤和皮肤等组织缺损的报道，应用组织工程方法制成人工皮、软骨等产品已问世。从外科技术方面说，已从切除（Resection）、修补（Repair）、替代（Replacement）进入第四个 R，即再生（Regeneration）。
从微观上说，微循环、自由基、激素受体、前列腺素类物质等在创伤时的变化和作用受到了重视；白介素（interleukin，IL）、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干扰素（interferon）等免疫活性因子在创伤后的变化及其意义，正进行深入的探讨；各种生长因子和骨形成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的基因表达和在创伤修复中的作用也在积极的研究之中，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分子创伤学（molecular traumatology）业已形成。二、我国创伤医学发展史
我国的创伤医学有着悠久的历史。19世纪以前，基本上是中医骨伤科的发展史；19世纪以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西方医学传入中国，逐渐形成西医的创伤外科。新中国成立后，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和其他创伤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并有专著出版，如方先之、尚天裕等编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一书于1966年出版，并先后被译成德文和日文，受到了国际创伤医学专家的重视。
在我国的夏代，相当于公元前21～公元前16世纪，属于原始公社制后期和石器时代的晚期，人们普遍以石斧、石片、砭石（用石头磨成细针）、骨针作为生产工具。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发明了用砭石、骨针进行伤口按压、放血、排脓，以此来减轻伤痛和促进伤口愈合，这就是治疗创伤的砭石疗法。
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1世纪是商代，此时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和青铜器时代，并有了甲骨文、金文、青铜铭等。甲骨文中就有骨折病名和描绘小腿、肘、手等部损伤的记载。
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代，有《周礼》问世。《周礼·天官》曾把医生分为疾医、疡医、食医和兽医四种。疡医相当于后世的外科医生，掌管疮疡、折伤、金疮的诊断与治疗。这是世界医学史上医学分科的最早记载。从《周礼》的“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的记载表明，当时已把敷药于疮及刮去脓血的方法作为治疗外科疾病的主要措施。《周礼》还介绍对创伤骨折进行内外用药和包扎固定治疗。
公元前8世纪东周（春秋）时代的《吕氏春秋》提出：“形不动则精不流”，是功能锻炼和体育疗法思想的萌芽。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五十二病方》记录用酒或用有消毒作用的药物煮水处理伤口，同时期的文献还描写了股骨骨折、小腿骨折和肱骨骨折，指出肱骨再次骨折不易愈合。公元1世纪东汉郑玄注本的《礼记》对创伤进行分类诊断，把骨折和一般软组织分为伤、创、折、断四大症。同时期成书的《治百病方》介绍了活血化瘀方药内外并治创伤。当时汉代还盛行功能体育疗法。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我国的外科鼻祖华佗及其弟子施行了骨科手术，并主张通过功能锻炼治疗骨关节损伤。华佗创用“麻沸散”并施行剖腹手术。他还总结前人经验，模仿虎、鹿、猿、熊、鸟的姿势创编“五禽戏”，指出这种体育疗法能使“气血流通，病不得生”，阐明练功能活气血，舒筋骨。至此，中医治疗骨折的基本理论和按摩（复位）、包扎固定、内外用药和功能锻炼四大疗法已初步形成。
公元4世纪，晋代的一位大医学家葛洪对创伤外科有很大贡献。他曾提出应用竹帘式夹板固定骨折。他还指出，开放创口可因“毒气”感染而发炎。他描述了股动脉、肱动脉外伤出血和颅脑损伤，强调这种损伤的危险性。他主张用有杀菌作用的药物如大青、葱白煮水或用盐水处理伤口。他描述的整复下颌关节脱位的方法至今还为临床所应用。南北朝时问世的《刘涓子鬼遗方》曾有金疮专论，并提出了早期治疗的思想。在公元5～6世纪（南北朝和隋初），当时朝廷太医署已有专职从事治疗骨折的医生，并作过切开复位术。
隋王朝统一中国后农业、手工业、商业、文化等都有很大发展，医学上也不例外。巢元方所编纂的《诸病源候论》便成于这一历史时期。此巨著共50卷，67门，1720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病因病状的著作。该书中有关创伤外科的记述颇多。例如，书中指出开放性骨折感染化脓可因中风、着水、异物存留、死骨和包扎不严等引起，提出与现代清创术原则相似的手术疗法。《诸病源候论·金疮肠断候》中还介绍了肠吻合术，其缝合方法与现代外科中的连续缝合或“8”字形缝合法基本一致。在肠手术后护理方面主张“作米粥饮之”，否则便有“肠痛决漏”的可能，这对保证手术后肠功能的恢复十分重要。对于腹部创伤合并大网膜脱出或并发嵌顿时，该书中提出先结扎网膜血管，然后作切除术，“若肠腹从疮出，……，当以生丝缕系，绝其血脉，当令一宿，乃可截之”。
公元7～9世纪的唐代，太医署内设按摩科负责治疗骨折，强调正确复位治疗骨折的重要性。公元7世纪末，孙思邈总结补骨髓、长肌肉、坚筋骨的药物，为内服药物治疗骨折奠定基础。孙氏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指出任何来自外界的不洁刺激，都有可能增加感染机会并导致痈疽的发生。该书还收载了“验透隔法”以诊断有无气胸。具体方法是：把纸片封贴在胸、背部疮口上，令患者随意呼吸，若纸片随呼吸而被“吹起”或“陷下”，则证明已“透膜”。书中还转录了《崔氏方》中的黑膏药方。黑膏药相当于当今的硬膏，是油质和铅在高温下完成的油酸铅反应产物，其作用较软膏缓和而持久，更能深透组织，是良好的创伤外用药。
公元841—846年，蘭道人对骨折的治疗进行了系统总结，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提出整复、局部外固定、练功和内外用药的骨折治疗四原则，治疗中还贯穿着动静结合和辨证论治的思想。
到了宋代（公元960—1368年），骨折治疗上又有发展，一是盛行改善局部血循环疗法，采用药物煮水淋洗或膏药贴附；二是认为骨的修复需要骨类物质，因而广泛选用动物骨内服治疗骨折。公元1189年，张杲作了骨折的切开复位手术，并发现切除大块死骨的胫骨还能再生骨骼。同时期，《夷坚志》记载当时一位医生用同种异体骨移植于颌骨缺损取得成功。公元1337年，危亦林介绍了悬吊法整复髋关节脱位和垂直悬吊法整复脊椎屈曲型骨折，并主张用类似现代腰围一样的夹板固定脊椎骨折于过伸位。在宋代，外科针灸法有较大的发展。灸法可促使局部气血流通旺盛，有益于痈疽的早期消散，因而在外科治疗中占有重要位置。此外，外科器械也更为齐全，如刀、竹刀、小勾、勾刀、灸板等。外科解剖学也有所发展，曾根据50具尸体绘制了“欧希范五脏图”以及后来绘制的“存真图”，是世界上最早的解剖学图谱之一。
明朝（公元1368—1644年）是学术上的活跃时期，其基本特点是继承金元医家学术思想的大成，强调内外统一观念。汪机认为“然外科必本于内，知乎内以求乎外”，“治外逸内，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大外科学家陈实功对深部脓肿主张及时切除坏死组织与脓管；对不便切开引流之处，创用了“药筒拔脓法”；对颈部创伤所致之气管创伤采用缝合法；对不易包扎的胸部疮疡，创用了“多头带”固定法。
清朝（公元1644—1911年）曾出版了许多学术水平相当高的外科专著，如《外科大学》、《外科证治全生集》、《疡医大全》、《疡科心得集》等，著名的外科专家有祁昆、陈士铎、王洪绪、顾世澄等。这一时期的外科理论更加系统完整，如高锦庭在《疡科心得集》中进一步阐发汪机“外科必本于内”的思想，提出“外疡实从内出”及“外疡与内症，异病而同源”的观点，创伤外科的治疗方面亦日趋完善。1807年，日本学者二宫献彦可曾将他们学习中医正骨的经验绘制成51幅图谱，印成“中医接骨图说”，以介绍当时中医整复骨折损伤的手法，即当时中医应用旋转复位整复颈椎、腰椎损伤的方法。这说明国外对我国中医骨伤科的治疗技术是很重视的。民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仍大体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创伤外科在理论上和中西医结合上均有所发展。国家成立了学术水平很高的中医研究院，多次组织西医学习中医，大力开展中西医结合的医疗工作，1977年曾有11个国家的医师来华学习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这对世界医学也产生了影响。
我国西医创伤医学方面，新中国成立前虽有一批有名的医学院校和水平较高的大型医院，也有一些西方留学归来、临床实践经验丰富的高级外科医师，但创伤外科只是作为外科的一个病种来对待，基本上停留在一般的救治上，理论研究极少。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近二三十年，全国先后建立了一些创伤急救中心，并逐渐形成了地区性急救网点，有些大医院还建立了专门的创伤科，全军先后成立了十几个有特色的既有临床又有研究的创伤中心。目前我国在烧伤、显微外科、创伤弹道、冲击伤等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处于领先地位。近年来我国曾先后主持召开过多次国际会议，如国际烧伤会议、第六届国际创伤弹道学会议、第22届国际交通医学会议（2011年）、颅脑创伤会议（2011年）与第一届中欧组织修复会议（2011年），并出版了许多创伤专著，其中代表性的著作为湖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由11位院士参编，共600多万字的《创伤学——基础与临床》，有关创伤的基础理论方面，如创伤病理、创伤感染与免疫、创伤生化与营养代谢等，都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采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创伤的各种变化与损伤修复机制也正在进行，现已出版了世界上首部《分子创伤学》（2004年）专著以及《脓毒症防治学》（2008年）。已发表了一些生长因子对创伤愈合影响的报道。
国家科技部批准开展了三项有关创伤基础理论的研究计划，每次投入经费均在3000万元人民币（约500万美元）以上，对发展创伤医学和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由王正国、吴祖泽、付小兵三位院士组织的香山会议（2005年）对推动再生医学的理论研究及应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会后出版的付小兵、王正国、吴祖泽主编的《再生医学原理与实践》（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2008年）和《再生医学基础与临床》（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是目前国际上最完备的再生医学专著之一，它对创伤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盛志勇、付小兵院士领导的团队采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与正常汗腺细胞共培养方法在动物实验和临床应用上都证明了汗腺可以再生，虽然临床病例积累不是很多（已有23例），在临床应用方面还有不少科学和技术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但已是被国际公认为突破性和里程碑性进展，前景十分光明。
野战外科方面，通过几十年战争中取得的实际经验，使人民解放军在卫生勤务组织、战伤救治方面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和规范。20世纪50年代起我军就成立了野战外科研究所（起初称为实验外科系，原属军事医学科学院，后改属第三军医大学），进行有关的临床基础研究，现已为国家重点学科单位。并有《现代战伤外科学》等巨著（1998年）出版。
1985年，我国出版发行了第一部全国性的“创伤杂志”，1990年改为“中华创伤杂志”，直属中华医学会领导。1990年成立中华医学会创伤学分会，分会下设骨关节创伤、创伤基础医学、创伤弹道、煤矿创伤、多发伤与创伤评分、交通伤和创伤营养等学组。在分会的领导下，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创伤会议和各专题会议，促进了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
有关海峡两岸创伤医学学术交流，稍详细地作一介绍。众所周知，由于海峡两岸政治气氛缓和，学术交流也逐渐升温。1990年，时任台湾地区外伤学会主席的李建贤教授应邀参加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急诊医学会议，在晚宴上，他坐在王正国院士旁边，在相互交换名片后，他惊喜地告诉王“在离开台湾地区赴大陆开会前，荣民总院的骨科主任罗惠熙教授告诉我，有机会您要会见大陆的王正国教授（王当时任中华医学会创伤学会主任委员），没想到您就坐在旁边！”王以前接待过罗教授，彼此互有好感，这次李、王二人相见，尽管是初次见面，却有一见如故之感。李教授正式向王正国院士发出邀请，希望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请王教授和夫人朱佩芳教授一起来台讲学。经过一些周折，2011年10月8日终于正式成行，取道香港，再飞台北，住著名的圆山饭店，在台湾地区停留一周期间，两人分别作有关大陆创伤医学的演讲5次和2次。由此开启了两岸创伤医学的正式交流。
这以后，由中华医学会创伤学会组团两次赴台参加海峡两岸创伤学术交流会（第一次为2003年，由王正国院士领队，第二次为2011年，由付小兵院士领队）。访台期间，王正国院士还应陈瑞杰副院长邀请到台中中国医药科大学作大陆交通医学进展的讲演，在台北应陈石池教授邀请到台大医学院作创伤急救讲演。付小兵院士和陆树良教授应李建贤教授邀请在荣民总院分别作再生医学和社区医疗的讲演，反映均较好。
台湾地区方面也派出代表团参加在大陆召开的会议（第一次为2004年，由李建贤教授领队，在乌鲁木齐召开，第二次为2009年，由陈石池教授领队，在重庆召开）。每次去台湾地区参加会议的大陆专家约10余人，台湾地区方面近100人。大陆召开会议时，台湾地区到会专家也为10余人，大陆参会人员分别为200人和1000人，通过学术交流和相互学习，提高了创伤医学的水平，增进了友谊。
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根据社会的需要，创伤医学会愈来愈受到重视，发展也会更快。创伤医学工作者任重而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为避免和减少创伤及其所带来的痛苦，为人民的健康和社会和谐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王正国）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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