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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本杰明·沃特豪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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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业简史试读：

美国人喜欢说自己的国家天生具有内在的企业家精神，也习惯性地认为这个国家之所以伟大并享有世界霸权，是与其独特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密不可分的。美国有贯穿北美大陆的铁路，有蒸汽机、汽车和智能手机等划时代的科技奇迹，这些都值得人们致敬。但在讲述自己国家的历史时，美国人倾向于关注一些抽象的话题，比如意识形态、文化认同以及政治。太多时候，美国人把商业放在了美国的成功故事的边缘，就好像商人、手工业者、工人和银行家存在于另一个平行时空当中，和美国的历史主流完全隔离一样。

本书将给出完全相反的观点。传统的研究美国历史的方法忽略了美国发展历程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未能成功整合商业发展的历史，而商业史恰恰能够帮助解释美国为何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美国前总统柯立芝在1925年就说过，“美国人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做生意”，他想借此指出美国人格外以“生产、购买、销售、投资，并让全世界繁荣”为导向。本书认同柯立芝的名言，并对此进行了扩展：美国历史当中的主要事务就是做生意。这个国家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史。

有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一些不幸的片段来了解商业与包罗万象的美国发展历程之间的联系，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提供了这样的灾难瞬间。伴随着美国楼市的不景气，大银行开始倒闭，之后全球性的经济灾难使得全世界面临落入新一轮大萧条的威胁，对此人们要求获得相应解释。学者们随即蜂拥而至，开始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题目上推进研究，诸如历史债务问题、管制问题、银行和货币政策等。大部头的学术著作，比如由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共同撰写的《这次不一样：八百年金融危机史》以及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都在大危机期间和发生后不久拥有了众多的拥趸。报纸专栏上的文章、研究生讨论班上的论文和推荐的阅读书单，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其他各色人等的键盘下源源不断地出现。这些人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搭上金融危机的便车，也企图解释危机的成因。

直到发生了如此具有世界性和历史性的灾难，人们才去关注历史给予现代商业世界的重要经验教训，这令人羞愧。当今大学生毕业之后所进入的社会与他们父辈和祖父辈时期的有着本质的不同。表现最好的人最有可能找到类似于咨询顾问或者银行家之类的工作，这些行当属于对全球有主宰力量的金融服务体系；很少的一部分人会进入制造业工作；其他人可能会在更为广泛的行业中找到相对而言并不那么有利可图的工作，从零售、医疗到商务、IT（信息技术），不过基本上没人会参加工会。重要的是，只有在竞争中排在最高层次的年轻人才能挣得比40年前多得多。最后，这些年轻人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对政府在商业和经济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有高度分歧，包括如何（以及在何处、是否）“保证就业”，向谁征税以及征多少税，以及什么样的问题应留给私人部门来解决。通过把商业史中的重要事件和美国的发展史相联系，我们可以对某些现今最为紧迫的公开性争议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目前关于全球贸易、本土工业以及就业的许多争论，都可以回溯其源头。18世纪90年代签署的美国宪法墨迹未干，一场激烈的争论就在自由贸易和本国工业保护两个派系之间展开：年轻的政府需要扮演什么角色？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需要通过关税、补贴以及中央集权化的银行系统来支持工业发展吗？或者说，权力应该下放到地方级别——给那些小生产者和自耕农，以保留一个自由社会吗？这类基础性的争论在这个国家成立的初期主导了整个政坛，并且随着经营实践持续了超过200年。

其他类似的商业史问题在今天也能引起共鸣。19世纪末，诸如约翰·D.洛克菲勒创立的标准石油公司等垄断机构，激起了公众对垄断特权的强烈反制以及对市场势力的关注。关于这类大型公司和挑战这些公司的反托拉斯者的经历，对今天有关大型金融机构的争论有重要借鉴意义，毕竟那些机构是“大而不能倒”的。

当然，商业史能做的不仅仅是为现在的话题提供背景知识。它通过强调类似于“企业”和“责任有限公司”之类的重要概念的本质、特征甚至是定义的历史演化，也给我们评价当下时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最早的商业组织规模很小，并且受到地方控制，但是19世纪晚期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法人化的科层制企业。20世纪中叶，那些大型的、综合性的、带有官僚主义的公司主导了整个美国经济。支持者会向公司制的组织结构致敬，把公司当作带来效率和生产力的传播者，但是批评者仅仅关注社会认同度问题，并且担心公司的膨胀会扼杀创新。无论一个人对于“大公司”是怎么想的，新的千年开始之后这种模式已经不普遍了。现在的公司，即便是最大的、最有财力的，在结构上也极为精简，并且更加倾向于把生意在全美乃至全世界外包出去。为了了解现代的商业环境是如何成形的，从全球性的金融巨头到地方性的小商店，我们必须把这种发展放在历史的视角下进行研究。历史会帮助解释公司如何塑造国际贸易、竞争以及全世界人们的消费结构，并同时怎样反过来被它们所塑造。

从有关贸易的争论到关于劳动政策的议题，从个人权利的观念到对增长和技术创新的关注，商业史深深地和美国政治组织以及国家价值缠绕在一起。探索这些联系将表明商业是多么需要历史，同时历史也是多么需要商业。

本书讲述了美国商业的主要发展历史，并且论证商业发展史对于美国历史上关键事件的重要意义，从奴隶制、移民到外交事务和现代的政治斗争。自然，我没有能力论及每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每一个成功的企业，或者每一项具有开创性的政策。然而我想要尝试去做的是，强调最重要的历史发展主线，尤其是商业实践的变化、不同产业和部门的演化，以及商业和国家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

尽管商业历史学家在传统上只关注企业以及运行这些企业的男人和女人（通常是男人，直到最近才有点变化），但本书试图用更广泛的方法进行研究。用商业去讲述美国的历史，允许我们把那些上百万无名的，但是通过出卖劳动力（某些时候是有选择性的，但大多数时候没有）或者决定消费哪些产品（某些时候是了解情况的，大多数时候不了解）的塑造历史的人包括进来。这部历史包括了那些自认为是与压迫性的剥削体系做斗争的人，也包括了那些保卫自由市场不被外部干预的人。从企业高管、银行家到农民和水手，从工会领袖到政治家再到奴隶，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演化史。第一章征服、殖民地以及资本主义

我们并不知道第一个踏上美洲的欧洲人是谁，现在大家也很清楚，没有一个欧洲人有能力曾经“发现”一块有着数百万居民的巨型陆地。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从15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的君主们纷纷开始宣称对西半球“新世界”的土地享有权益。在几十年之内，这些统治者派遣了上千名士兵、矿工、农民以及负责其他事务的人员，从那里给欧洲带回了珍贵的金属、毛皮、原木、奴隶以及其他。

我们还知道，1500—1750年，欧洲经济的权力中心从欧洲大陆的南端——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转移到了大西洋北部，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小岛上。这个在1707年后被称为大不列颠的国家，在近代早期是作为海权统治者、殖民帝国、全球贸易商，以及以工厂为基础的制造业领袖出现的。之后到了1776年，英国的一个主要部分从帝国脱离出去，在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全面的战争，最终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

在殖民时期，由英裔美国人和英国人建立的经济关系被证明是至关重要的。作为英国殖民地之一，在美国，殖民者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以贸易为导向的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而该体系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商业公司不断复杂化的成果基础上的。在独立之后，美国经济的前景变得十分不确定，对于这个新生的国家将追求怎样的经济模式的关键讨论随之展开：是努力打造一个以出口导向农业为主的经济体，还是努力成为一个建立在新兴制造业技术基础上的经济体？别忘了英国人在18世纪后半段可是新兴制造业技术的先驱者。当美国的政治家坐下来撰写1787年宪法，这些问题在相互竞争的派系就经济体的未来和殖民地经济的遗产展开争论时，造成了极大的分歧，从而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1500年的世界经济

为了更好地阐释美国实现政治独立时第一代美国人所面临的经济上的挑战，我们可以把目光放远到欧洲殖民时期的经济实践。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当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把它们的海军和人员派遣到非洲和美洲各地的时候，欧洲的经济生活愈发围绕着大西洋贸易转动了。

到了1500年，以陆路为基础的洲际间贸易已经在亚欧大陆上闪耀了几百年。横贯北非和中东的阿拉伯帝国以及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扩张，将中国、印度、北非和欧洲东部连接在一起。这一片广阔大陆的强势统治者确保了贸易路线的安全，同时也从农业人口中搜刮了巨额财富。纤维织品——东方的丝绸、较冷气候地区生产的羊毛，以及香料、木材和贵金属，都通过贸易实现了极远距离的旅行。

在更靠南的地方，来自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商与来自横贯撒哈拉的西非王国的交易者开展着非常活跃的陆路交易。在15世纪中叶，欧洲的航海者，尤其是来自葡萄牙的航海者，开始定期抵达西非海岸，以自己的纺织品换取象牙、白糖以及黄金之类的商品。到了15世纪末，奴隶贸易越发频繁。葡萄牙人以及后来的西班牙人和其他欧洲贸易者买来被俘的非洲人，起初让他们在加那利群岛上的糖料种植园工作，后来到了16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这些奴隶就开始被发配到加勒比地区和今美国全境。

在16世纪之前，生活在北美的人置身于这些贸易网络之外。美洲大陆的原住民缔造了一些伟大的帝国，比如位于今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以及大的城邦国家，比如距离现今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很近的卡霍基亚；也形成了一些规模较小的社会群体，这些小社会更具有流动性，由不怎么依赖农业生存的人口构成，距离美国南方的大西洋和北方的太平洋沿岸非常近。16世纪以前，北美内部以及南北美之间的贸易非常频繁，但是美洲大陆与世界的其他部分相隔离。正如历史专业学生都知道的，这种情况随着15世纪90年代欧洲人跨大西洋航行的冒险行为而改变，这给美洲原住民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在接下来的300年里，由疾病、战争以及欧洲征服者执行的种族灭绝行为构成的致命组合，造成了加勒比地区的原住民人口大幅度减少，显著性地影响了北美洲东部林地的原住民数量，把很多原住民从海岸线驱离。16世纪晚期，一些颇具企业家精神的英国商人把这片沿着大西洋分布的“被遗弃”的森林地带视为非常有前途的殖民据点。

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变化的最重要因素是欧洲海上商人的增加，这些商人新近获得的有关造船和航海的高超技术允许他们更频繁地抵达非洲、亚洲以及美洲的部分地区，从中获取暴利。这些新兴的贸易风险投资改变了全世界人口的分布和聚落形态。然而，正如对于商业和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一样，这个“地理大发现”时代（这是教科书对这个时代的赞美）也同样标志着欧洲经济具有非凡意义的重新组合与配置。

在传统上，历史学家往往提出，从之前的“中世纪”时期到后来的“近代”（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近代早期”）时期的转变，是基于1500年左右欧洲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生活方面的变化，而后者正是对不断增加的全球贸易的反应。至关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经济组织形式从封建模式转变为重商主义模式，后者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先驱。

正如历史中的任何事情一样，这个转变要比一个简单的论点复杂许多。很多人都会对前面所提到的术语展开争论，毕竟所谓的封建主义随着空间和时间的变化就会有不同的内涵。对于重商主义、近代以及值得探讨的资本主义的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归根结底，历史是一个长期的、持续性的进程，人类也从来不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种生活方式跳到另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划定一个清晰的从过去的“封建”到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分界点是违背事实的。可是如果我们以更宽的视角考察历史，把这些概念当作概述，而不是严格定义某个体系，这些划分实际上给刻画某些重要变化提供了有益的方法。

当历史学家使用“封建主义”这个术语的时候，他们在试图描述一个经济体系，其中人们之间的权利关系形成了社会的建构单位。在一个经典的封建模式当中（别与现实混淆），大部分的人以农民为职业，把他们的农产品上交给地区统治者（领主），用于交换军事保障。政治权力就根据这些人际关系的强度发生流动。私有产权和个人权利的概念并没有纳入这类社会管理方式的考虑因素当中，并且大多数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从他们出生开始就固定了。贸易是存在的，但是规模并不是很大，大多数的农业产出基本上被就地消费了。

即便是在典型的封建社会当中，也不是人人都过着这样自产自销的生活。在封建庄园之外，手工业者构成了小城市的人口，为农业系统生产工具、设备和衣物。典型的手工业者在家门外进行制造生产，并且依附于严格的劳动阶层：师傅将自己的技艺传授给学徒，这些学徒在日后有望进入师傅这个阶层。由经验丰富的手工业工匠构成的行会将管制有前途的学徒的数量，以确保行业保持低竞争度和价格的稳定。

另一个在中世纪城镇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团体是商人，他们用来自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交换外国产品。在诸如意大利之类的地方，贸易者积累了巨额财富并转变为银行家，通过保护他人现金安全并将之借出换取利息来生存。

这些城镇居民——制造业从业者、商店老板、银行家以及贸易商——构成了封建社会中十分重要的少数群体。他们被称为“市民”，这个词汇出自拉丁语“坚固的住所”。市民构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和没有土地的农民以及占有土地的封建领主都有所不同。当在欧洲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模式转向资本主义时，这些市民成为中产阶层的核心，也就是在占有财富方面处于中间阶层的那批人。

欧洲在15世纪和16世纪走出了中世纪。通过地中海到西非再到美洲的贸易，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统治者变得更加富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用向地方领主付费的方式强化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一种被历史学家称为重商主义的经济哲学逐渐兴起，这反映了一种认为经济活动应当作为财富和国家力量支撑的信念。特别是西欧的那些君主找到了扩展、促进以及保护贸易的新方法，并随之收获经济利润和政治权力。这种在对外贸易上的果断的反封建态度，把欧洲权力的目光引领到在新世界出现的商业机遇上。关于征服这门生意

关于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戴格勒说过一句著名的话：“资本主义随第一艘到达美国的船而来。”他的观点实际上指欧洲人对新大陆的征服引发了历史性的深刻经济变革，一个我们现在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新的标志性经济体系随之产生。不过真实的情况当然要比这个观点复杂许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体系，随着时代的变化，资本主义呈现出了许多种形式，即便在今天它也以非常多元的形式存在。尽管资本主义本身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戴格勒仍然坚持认为：经济组织和商业机遇上的重大变化是伴随着从1500年左右开始的欧洲对美洲的殖民而来的。

欧洲人对新大陆的探索和开发直至最终在那里定居的过程，本质上是有财政保障的冒险，源于为王国创造财富的重商主义精神。对新大陆的殖民引起的后果和它的起因同样重要：伴随着一切强加在原住民身上的杀戮、暴行和苦难，建立殖民据点的行为对欧洲和殖民地的经济运作方式有着长期的影响。从位于新西班牙（今墨西哥南部和巴拿马以北的中美洲地区）的金银矿，到位于今加拿大的法国人的毛皮捕获场，再到大规模的糖料、槐蓝属经济作物、烟草，最后是棉花种植园，欧洲殖民者利用美洲创造新财富、新的商业模式，并对产权、利润和企业有了全新的认识。

对于美国历史专业学生来说，下面的说法属于老生常谈了：为了寻找稀有资源，由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赞助的船队于15世纪90年代开始经常性地航行至加勒比和南美。总的来说，他们如愿以偿了。整个16世纪，伊比利亚士兵和商人交易和盗取不计其数的贵金属，诱拐了当地的原住民作为奴隶并将其贩卖到欧洲，并建立了永久性的定居点以推进对殖民地的剥削（这通常在对当地土著进行种族灭绝性的战争之后发生）。

这些最开始的征服是按照传统的经济模式进行的：通过累积有价值的物品来创造财富。与此同时，这些重商主义者对新大陆的开发也同时带来了经济上的严重衰退。大量运回西班牙的白银在货币市场泛滥，引发了持续一个世纪的通货膨胀并最终摧毁了西班牙经济。尽管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还保持着大地主的身份，却再也不能恢复到16世纪早期那样的经济地位了。

到了16世纪中叶，第二拨欧洲航行者到达新大陆，这些来自法国和英格兰的商人，有着和他们伊比利亚商业伙伴类似的动机和策略。鉴于强大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宣称了对南部土地的所有权，早期的法国和英格兰探索者开始向北方前进。基于当时法国占据优势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地位，法国王室开始资助位于今魁北克省沿圣劳伦斯河的皮毛贸易前哨站。

英格兰比当时几个欧洲大陆上的主要王国都要穷，直到16世纪晚期都对建立大西洋贸易航线没有什么兴趣，不过16世纪晚期欧洲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中心已不再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了。在16世纪七八十年代，伊丽莎白女王授权开展最开始在爱尔兰以及在大西洋另一端的新斯科舍的帝国行动，并同意为之付钱，这将激励探险家为王室探索、攫取土地所有权以及搜寻更多的贵金属。尽管对财富，即贵金属的探索最终令人失望，这些冒险行为却建立了永久性的殖民据点。在接下来的几百年当中，数十万英格兰人移民到了新大陆。大多数早期移民生活在大西洋沿岸的原印第安城镇当中，这些城镇是在黑死病流行时期被放弃的，16世纪晚期暴发的黑死病迫使本地幸存者从沿海移居到内陆。

英格兰人对北美的殖民从一开始就是由经济需求驱动的。尽管美国人经常回忆起这个过程背后的宗教精神——比如强调马萨诸塞州清教徒的故事，商业机遇和经济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宗教同样重要。正像为伊丽莎白女王航行的探险家一样，作为规模更大的跨大西洋商业冒险的一部分，英格兰殖民者确实在17世纪创造了更有持续性的群体。事实上，最开始取得成功的两个英国殖民地——后来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的弗吉尼亚（1607年）和马萨诸塞海湾（1620年）——本身就是个私有公司。更为特别的是，它们是被特许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建立的，这是现代法人实体的早期形态，而法人实体对于欧洲殖民扩张高潮时期的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又日渐高涨。

股份公司是现在公众持股公司的前身，在王权的官方保证下把私人来源的资本聚集在一起，给冒险行动提供资金，这对于个人而言太贵或者风险太高了。借鉴几个世纪前兴起于意大利的合法契约体系，16世纪英格兰君主开始引领在颁布公司特许状上的实践，这是为了授予在某特定区域对某一组特定产品进行贸易的排他性权力。除了创造有益的垄断权力之外，这些章程也创造了法人实体，其所有权分散于几个投资者之间。这些人购买股份或者股票，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公司，也就是说公司是被联合所有的。所以才会被称为“联合股份公司”。

在王室提供的法律和军事上的保护下，英格兰商人取得了巨大优势。巨量的资本汇集到一起形成了莫斯科公司（于1555年授权建立，用于对俄国开展贸易）和东印度公司（1600年建立）。在英国模式的基础上，荷兰王国于1602年授权建立了荷属东印度公司。

1606年，英格兰的股份投资者把目标从贸易扩展到了殖民。同年，英王詹姆斯一世颁布了关于弗吉尼亚公司的章程以建立在大西洋海岸上的定居点，这个定居点在大西洋海岸接近切萨皮克海湾的地方。大概30年以前，英格兰人把这个地方重命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以纪念伊丽莎白女王［童贞（virgin）女王］。

从颁布的公司特许状的内容可知，詹姆斯一世还特别钦点了一批投资者，授予了他们“在北美通常被称为弗吉尼亚的部分建立定居点、种植园并最终建立属于我们人民的殖民据点的许可”。这些投资者可以选择在特定的纬度之间的“任何位于北美或弗吉尼亚大西洋沿岸，他们认为合适并且方便的地方”作为殖民据点。至关重要的是，这位国王继续规定，“没有国会殖民委员会发放的凭证或者批准……不能接受或者批准我们的其余国民在获得凭证的投资者之后或在他们的基础上在北美建立种植园或定居”。

公司特许状当中的华丽辞藻，给予弗吉尼亚公司投资者贸易和开发的排他性权利以及明确的有王权保证的军事支持。詹姆斯一世打算让弗吉尼亚公司的殖民地送回诸如原木、毛皮等产品，同时，投资者也希望得到来自大西洋中部林地的贵金属。詹姆斯一世同样希望殖民地能够种植一些糖料和柑橘，它们在英国日渐受到欢迎，但是需要通过进口才能满足这些需求。（最后的结果是这些作物并不能在弗吉尼亚生长，事实上种植它们仅仅让弗吉尼亚公司早期的情况更加糟糕。）除此之外，英王也希望英格兰定居者能够找出传说中的“西北航道”——一条横贯北美通往太平洋的水路，如果找到了英格兰就可以宣称对这条“水路”具有主权。（然而这样的水路是不存在的。）最后，詹姆斯一世也有地缘政治方面的动机：他相信在北美建立永久性的农业社区可以为他对抗法国和西班牙的扩张提供缓冲，并对强化他的领土宣告有帮助。

1607年，弗吉尼亚公司的雇员在被称为詹姆斯敦的据点建立了营地，并开始耕种土地、修建堡垒、寻找金矿以及和印第安人贸易。不过这个殖民项目之后严重亏损。公司的工人并没有找到什么贵金属，耕种外国作物也失败了（或者说实际上维持足够生活的食物都没法培育出来），而且殖民地和波瓦坦联盟进行了一系列战争，詹姆斯敦据点就建在这个联盟的地盘上。在1607—1624年弗吉尼亚的英格兰移民中的大约80%，或者说将近5 000人，到了1625年的时候都已经死了。因为亏损又吸引不到新的投资者，就在英格兰宣布詹姆斯敦为皇家殖民地的时候，弗吉尼亚公司于1624年宣告破产。

以私营产业的方式去运营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尝试失败了，但是殖民股份公司的模式延续了下来。英国的私人投资者在王室的支持下，到诸如纽芬兰（为获取渔业资源）和百慕大（为了烟草种植）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永久的英国定居点。1617年，一小拨被称为分离派的宗教反对派，为了躲避来自英格兰教会的迫害，购买了一项特殊许可，这是被称为来自弗吉尼亚公司（那时候还没破产）的开发许可，持有它可以在詹姆斯敦附近建立定居点。三年之后，购买了弗吉尼亚公司许可的分离派教徒，和其他直接购买殖民活动权利的人，合计约100人，碰巧在一个距詹姆斯敦北部很远的前马萨索伊特印第安人城镇登陆，这个城镇被他们重命名为普利茅斯。1629年，来自另一个针对英格兰教会的宗教反对派清教的教徒得到了建立马萨诸塞湾公司的皇家特许状，该公司于第二年建立了位于普利茅斯北部的殖民地。

马萨诸塞湾是最后一个建立在股份公司模式上的北美殖民地。之后英格兰在大西洋海岸和加勒比建立了很多殖民据点，但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模式——直接把土地审批给个人业主（虽然和已经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同样宣称有土地所有权相矛盾），同时接受来自王室的直接行政管制。17世纪80年代，马萨诸塞殖民者之间的明争暗斗导致王室将公司特许状作废，并且解散了无法赢利的公司，做法和处理弗吉尼亚公司如出一辙。

将股份公司作为殖民工具给英属北美的发展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和他们的股份公司前辈一样，管理早期英格兰殖民地的商人有开采自然资源、扩大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为了把利润带回英格兰而出口剩余产品等明确的授权。随着这些殖民地日益自立，并且从18世纪开始认为自己是“美国”，它们保留了对商业、利润以及独立经济活动的关注，这正是它们成立时的特征。

1748年，年届四旬的费城印刷商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一封给他一位年轻朋友的信中，传授了殖民地充满商业导向意味的处世态度。“记住，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金钱所具有的本质是服务生产的，”他写道，“简而言之，通往财富的道路，假如你渴望财富的话……主要取决于两个词，那就是产业和节俭。”革命前夜的英属北美殖民地

18世纪中期，由英国宣称的所有位于北美的殖民定居点在经济上十分活跃。（1706年和1707年，英格兰与苏格兰国会通过颁布联合法案将两个国家统一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中之后，我们开始用“英国”代替“英格兰”。）随着殖民地社区和城市的发展前景越来越广阔，一种积极的消费者文化开始在白人殖民地当中出现。“能够把母国的流行时尚迅速引入当地，这太令人惊讶了，”一个去马里兰的英国访客写道，“我几乎更倾向于相信一项新的流行事物，跟许多生活在（位于伦敦的）大都市区的富人相比，能够更早地被优雅且富裕的美国人接受。”

大多数殖民地的美国人生活在沿海地区，通过种植和出口农业原料产品维持生计。像宾夕法尼亚这样的位于大西洋中部沿岸的殖民地种植小麦，而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炎热湿润的气候可以支持水稻和靛蓝染料的耕种。在新英格兰，那里的岩石类土壤和寒冷的冬天使得大规模的商品化农业难以发展，殖民者用精细的渔业来补充贫瘠的农业。烟草是殖民时期最能获利的作物，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切萨皮克区域盛行种植。因为既便宜又好种，直到美国革命时期，烟草仍然在殖民地的出口经济里保持着中流砥柱的地位，那个时候烟草出口的数量已经接近其他全部食用谷物的总和。

当农业耗费了大多数人的精力时，北方的港口城市，尤其是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同时也发展出了根植于大西洋贸易的蒸蒸日上的商人阶层。殖民地的商人扮演着批发商的角色，为贸易航行提供资金，但是他们自己本身并不亲自进行这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旅行。当然，他们管理着资金，拥有贸易船只，并且在货物上进行投资，包括小麦、烟草、原木、靛蓝染料、鲸油、人口以及其他能够横跨大西洋的产品。他们的运作模式是通过搜集营利性航行的回报来弥补海盗抢劫和沉船事故造成的损失。

随着财富不断累积，很多商人开始在相关的领域中部署分支，建设造船厂同时自己也卖船，或者建立零售商店以销售从英国进口的东西，比如书籍、设备和衣物。更有甚者在贸易上取得成功后开始进军金融业，充当起了殖民地的本土银行家。

相较于具有更多样的商业机会的北方，南方缺少主要港口，气候也有利于诸如烟草、水稻以及靛蓝染料等经济作物的生长，在整个殖民时期都保持着几乎单一农业的经济结构。（查尔斯顿和南卡罗来纳是值得注意的例外，它们以业务繁忙的商人和由自由劳动力以及奴隶共同支持的工匠阶层为荣。）大型种植园在出口经济作物方面趋于专业化，所需要的大部分食物和其他物资依赖于当地小一些的农场。小规模的殖民地农场主和他们的种植园邻居相比没有那么多的剩余产品，但是他们会把剩余产品运到市场上，利用他们的一切利润去扩展自己拥有的土地。这些小的农场主帮助开创了商业史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经典主题：以小成大。

除了土地之外，奴隶也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中财富的象征。随着早期的定居点变得更加稳定，奴隶种族化的实践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扩展，此外对大批量生产的作物的市场需求，从烟草开始，在欧洲爆炸式增长。18世纪早期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奴隶人口数量已经可以多到足够自我维持，所以即便是国际奴隶贸易减少了，被奴役的人口数量仍旧实现了增长。到了18世纪70年代，接近70万人，或者说殖民地中非印第安人的总人口的15%都处于被奴役的状态。尽管在整个大英帝国时期奴隶制一直是合法的，但奴隶在宾夕法尼亚北部逐渐变得稀少。在美国建国时期全部被奴役人口中的将近95%都生活在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卡罗来纳以及佐治亚。这些南方殖民地人口的1/3是被奴役的，大约1/3的南方家庭拥有奴隶。

英属北美殖民地包括的地方远远不止1776年7月宣布独立的那13块殖民地，而经济状况在决定某块殖民地是否选择脱离英国这一问题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魁北克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者不同，生活在新罕布什尔和佐治亚的白人殖民者享受着更加多元化的经济以及更好的安全环境。至18世纪70年代，只有大概10万名印第安人生活在宣布独立的13块殖民地当中，而与此同时欧洲白人超过200万人，非洲人及其后裔有5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奴隶。在英国，预计自己的经济实力可以保证自己在脱离英国现有军队保护后而继续运行的地方，推动国家独立的力量也是最为强劲的。

另一方面，在英国边缘的欧洲人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母国。在今加拿大，也就是英国在1763年七年战争之后从法国夺取的地方，在大量原住民和分布广泛的欧洲毛皮贸易商以及渔民之间不断发生的冲突，意味着殖民者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英国的军事支持。在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社会，原住民几乎被全部灭绝了，并且数量很少的英国殖民者占有了大规模的由非洲奴隶耕种的糖料种植园，在1780年奴隶的数量远远超过白人奴隶主的数量，比例达到了10∶1的程度。土地所有者要依靠野蛮暴力、强制制裁以及英国法律的支持（维系正常生产），而英国的军事力量也进一步巩固了这些土地所有者和王室之间的联系。撰写宪法：商业在一个年轻国家所处的地位

1787年夏，来自原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55名代表首次聚集在费城，重新审视13州《邦联条例》的治理结构，该宪法从10年之前这些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以来就一直管理着这些地方。这些代表经过商议，以新的版本替换旧有的宪法。当我在学生当中开展对制宪会议背后原因的看法的调查时，他们普遍表达了清晰的认识：13州邦联宪法以国家政府的权力为代价赋予了州政府太多的权力；关于无收入老兵而引起的内部冲突，比如谢司起义，在当时十分普遍；弱小的中央议会不能在全国征税以偿还欠外国的战争债务。这一切都让国家变得弱小，在受到威胁的时候脆弱不堪。

这个说法大体上是准确的，但是这种关于制宪会议的标准表述经常遗漏了对推动制宪会议的基础经济问题的大量讨论。关于权力的分立以及主权在人民、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如何分配的问题，不仅仅是哲学上的抽象概念，它们更反映了不同商业利益之间相互竞争的现实议题，这些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法对美国商业的发展有着切实影响。

在100多年以前，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出版了《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强调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创造了一个特定的服务于他们即时金融利益的政府结构。比尔德声称，为战争贷款的富有商人和银行家，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迫使各个州政府还钱给他们的情况下才有希望收回自己的贷款。后来的历史学家没少给这个论点泼冷水，他们表示很多被称作反联邦主义者的制宪会议反对者，同样有岌岌可危的金融利益。开国元勋展现出的对共和主义和自治政府意识形态上的关注，至少和他们经济上的收益同样重要。很显然事情的真相要比比尔德提出的复杂得多。

虽然比尔德把美国开国元勋描绘成完全的利益驱动者和自利者做得有些过头，但这样的论调也并非毫无根据。对于开国元勋来说，促进健康的国家商业景气的确是一个重大话题。“被所有开明政治家感知并认可的商业上的繁荣，即将成为最有作用的也最具有生产性的国家财富的来源”，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一篇为制宪会议辩护的文章中如此鼓吹道。

美国宪法于1787年起草并于第二年得到批准，确认了商业在美国早期政治中的中心地位。宪法最开始的三章说明了联邦政府三个分支的角色和责任：按照顺序分别是国会、总统以及最高法院。在其第一章的第八款——这是整部宪法中最长的一节——给出了下面的关于国会权力的列表。节选如下：第一章 第八款 国会所具有的权力：设置并收取国税的权力；借款的权力；对同外国的、各州之间的以及和印第安部落开展的商业

活动进行管制；铸币的权力；制定伪造货币的罚则；设立邮局并开辟驿路；为了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发展，保障作者和发明家在

限定的期限内对他们令人尊敬的作品和发现享有专利权；明确界定并处罚公海上的海盗罪和重罪以及违反国际法

的行为。

第十款列出了州政府不能做的事情：任何州都不能通过任何损害契约义务的法律。

通过列表上枚举的权力，开国元勋们明确了联邦政府有责任为私人企业创造一个稳定的、能够创造利润的环境。设置某些权力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借款和收税的权力意味着借款给公共财政的人，尤其是有钱的商人和南方的种植园园主，可以有信心地认为他们借的钱能够收回。除此之外，铸币和惩罚伪造货币行为的权力允许联邦政府稳定国家的经济——在纽约的人能够使用可以验证真伪的且值得信赖的货币和在南卡罗来纳的人做生意。除此之外，经常被引用的“商业条款”保障了联邦政府应当去监督和管制各州之间的或者涉及其他国家的商业交易。这个条款使得从新罕布什尔到佐治亚的大陆成为一大片自由贸易区，商品和人员可以在那里免受关税和其他屏障的干扰而自由流动。

除了枚举特定权力之外，宪法的这一部分也彰显了开国元勋们以商业为导向的价值观。通过保留界定并处罚公海上的海盗行为的权力，开国元勋们公开声明保护私有财产（这是海盗们最有可能掳走的）属于国家利益行为。通过设立邮局开辟驿路，国会将会为运输商品创造重要的基础设施并且为各州之间的交流提供便利。通过把专利保护原则奉为神圣——就是那句“对他们令人尊敬的作品和发现享有专利权”，宪法在最高程度上保护了知识产权。对于商人来说，这一条款承诺联邦政府将保护他们不受不诚实的竞争者的损害，并同时促进新思想和创新的产生。

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们禁止各州违反法定协议，从而将“契约”的至高无上属性奉上神坛。商业条款展现了联邦权威的一次公开实践——这在致力于分权的宪法中是值得关注的——无论是烟草零售还是捕鲸，抑或是奴隶贸易，政府依然是各种经济交易中的重要角色。

如今大多数关于美国宪法的讨论倾向于强调它对政治哲学的贡献，包括关于个人自由和政府权力限制的问题。然而，从经济的角度阅读这部宪法，其作者期望的充满活力且以企业为导向的法律体系就显露了出来。到了18世纪80年代，美国的商业实践同早先的殖民地时期相比变得更加多样化。当兴起于英国的工业化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之后，美国的商人很快就从那些起草并通过宪法的人所创造的经济秩序中收获了巨大的利益。第二章关于奴役的生意

1841年早春，一位叫作所罗门·诺萨普的农场主，他同时也是位小提琴家，从位于纽约萨拉托加的家旅行到了华盛顿特区。这样做是为了一项在他看来带有临时性意味的工作：每晚演奏音乐赚取3美元，加上白天的旅行演奏又能赚1美元。他到达首都的时候正好赶上总统威廉·哈里森葬礼的公众纪念活动，哈里森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任期内去世的总统。在诺萨普抵达后不久，他就被用药麻醉和绑架了，之后以65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奴隶贩子。尽管绑架和贩卖一个自由公民违反了法律，那个被诺萨普后来称为“人肉生意投机者”的奴隶贩子，对其新获得的“财产”进行严刑拷打，迫使诺萨普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保持沉默。在几周之内，诺萨普抵达了位于新奥尔良的奴隶营地，在那里未来的买家将会检查他的身体。奴隶营地的看守者，一个最开始的奴隶贩子/绑架者的商业合作伙伴，期望诺萨普能够被卖到1 500美元，但是成交价仅为900美元。（成交价格低也许是由于诺萨普在南下的行程中接触了天花病毒。即便是谈到900美元这样的价格，看守者也不得不对诺萨普的年龄撒谎，将32岁谎报为23岁。）12年后，当诺萨普重获自由并返回纽约时，他作为奴隶的市场价值也许接近2 000美元。

所罗门·诺萨普在1853年出版自传《为奴十二年》，他痛苦经历中令人怜悯的骇人惨状开始为人所知，尤其是在美国的北方地区。诺萨普的书和数不清的其他奴隶的遭遇一并有力地将公众感情聚集到一起反对野蛮奴隶制。与此同时，它也为冰冷的、精于算计的金融决策提供了生动的描绘，这衬托了诺萨普经历的地狱般的环境。传统奴隶制是一门复杂的生意，和美国的经济增长以及工业发展深深地纠缠在一起，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都是如此。作为扩张的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奴隶不仅仅是不领工资的工人，他们同样是资本价值的储藏库，可以同时作为按日计酬的受雇佣劳动力和可供贸易的商品。诸如绑架诺萨普的贩子是投机性投资者，他们大批量地以低价购买活人作为货物，然后再以溢价将之卖出。

奴隶制摧毁了数百万人的生活，并且给美国留下了无止境且丑陋的道德“遗产”。当然，它对从殖民地时期到1865年之间美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奴隶贸易的故事贯穿了整个欧洲人在空间上进行扩张的过程，也同样贯穿了非洲裔美国人进入北美内陆的过程。这种洲际的活动不仅仅巩固了国家的地缘政治权力，也同样为美国所产的商品创造了巨大的国内市场。随着美国南方以种植园为基础的奴隶制逐渐成为南北战争前时代的“大生意”，它也创造了一个新的阶级体系，在南北战争前定义了美国政治。而最为重要的是，由在南方被奴役的双手创造出来的财富是北方和国外工业化的引擎。奴隶制远远不是商业和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个边缘部分，它处于美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人肉贸易

有关现代奴隶制的生意在美国出现以前很早就开始了。它在时间上在非本土居民定居点出现之前好几十年。从15世纪早期开始，来自非洲西海岸各个王国和城邦的商人就与葡萄牙人建立了商业联系，用黄金和香料交换欧洲的金属和纺织品。最开始的时候，非洲和欧洲之间的商业就涉及人口的贩卖。最早的活人贸易都是在内部开展的，即葡萄牙商人会在非洲海岸上的某个点购买一批奴隶，然后再把他们卖给另一个需要把大量欧洲产品运输到内陆的非洲商人。然而在几十年之内，非洲奴隶中外流到欧洲和大西洋种植糖料的岛屿（尤其是佛得角和亚速尔）上的数量就超过了在非洲海岸上循环贸易流动的数量。1450—1520年，葡萄牙船只将15万名俘虏运出非洲。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随着早期征服新世界的探险活动使欧洲人得以设立永久定居点，对奴隶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欧洲的其他势力也开始涉足奴隶贸易，尤其是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

16世纪中叶早期，第一个生活在今美国的非洲奴隶到达了当时被西班牙宣称归其所有的领土，也就是今佐治亚和佛罗里达。1619年8月，一名荷兰船长停靠在新兴的位于詹姆斯敦的殖民点，然后卖出了大约20名从葡萄牙奴隶船上抢来的非洲人。弗吉尼亚的烟草农场主约翰·罗尔夫（以“波卡·洪塔斯的鳏夫”而闻名，波卡·洪塔斯是波瓦坦同盟酋长的年幼女儿）报告称殖民地的领袖购买这些作为货物的人是“为了生产食物”，并且他们支付了“他们认为最好的也是最容易给出的价格”。

在英国殖民地出现于新世界的最初几年，由荷兰和葡萄牙公司控制的奴隶贸易市场主要集中在加勒比地区和美国南方，而英国本土的殖民者只购买了非洲奴隶当中的一小部分。据学者估计，截至1675年，只有4 000名非洲人到达了英属殖民地，而同时有超过20万人被卖到了位于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在农业生产上更加复杂（也更赚钱）的糖料殖民地。在英属殖民地，大多数最劳累且最具剥削性的工作，也就是那些在新大陆其他地区由被奴役人口承担的工作，反而由那些来自欧洲的受契约约束的雇工承担。这些工作者虽不完全自由，但只在固定期限内提供劳动，通常是为了换取他们进入殖民地的通行权。

17世纪末，这种安排发生了改变。经历了17世纪40年代打得天昏地暗的内战之后，英国的经济趋于稳定，其海军实力也开始扩展，这给全部英属殖民地创造了极大的发展机遇。通过打破荷兰人和葡萄牙人在大西洋奴隶贸易上的寡头垄断，英国商人降低了奴隶的售卖成本。与此同时，英国本土的繁荣也减少了契约雇工的供给数量，因为英国处于底层的阶级在国内找到了更有吸引力的谋生机会。随着北美劳动力需求的出现以及欧洲劳动者使用成本的上升，英国殖民者日渐转向使用非洲奴隶。奴隶进口数量出现了猛烈增长：在1675—1700年为11 000人，1700—1725年是39 000人，1725—1750年是107 000人，而1750—1775年是119 000人。到了19世纪初期，总计388 747人以奴隶身份登陆这片在1776年之后成为美国的土地。

这些统计数字掩盖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大概另有84 000人登上了去往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奴隶船离开非洲，但是在途中去世。第二，在18世纪最初的几十年内，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奴隶人口就实现了自我维持。尽管在美国的奴隶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他们依然能够生存足够长的时间以繁衍后代，之后他们的孩子中有足够多的能够成年，以增加本土出生的继承父辈身份地位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数量。（不同的是，在南美和加勒比的很多地方，奴隶主经常让奴隶工作至死，并持续从非洲进口奴隶以维持劳动力的数量。）18世纪80年代，美国的非洲裔人口达到了将近75万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新大陆出生的。

随着英属北美殖民地在17世纪和18世纪不断发展，人口贸易发展成了一桩大生意。当美国人今天开始审视奴隶制经济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考虑到奴隶为他们主人奉献的劳动价值。不过和发展中的奴隶生意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交易本身也会收获利润。购买、运输以及对奴隶的转卖等行为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机遇，并且对殖民地财富的增长做出了贡献。

在400年的时间里，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商人绑架和运输了大约107万非洲人到达新大陆（此外另有200万从非洲被卖出但是在旅途中就死了。）从1450年到19世纪早期，渡过大西洋的非洲人要比欧洲人多很多。大多数的贸易是通过国家注资的股份公司组织的，这些公司致力于从事“三角贸易”：非洲商人为美洲提供奴隶，美洲拥有土地的殖民者为欧洲送去了原材料，欧洲则生产最终产品。

随着殖民地诸如烟草、靛蓝染料、棉花，尤其是糖料等作物种植的扩展，在这些贸易冒险上投资的欧洲人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而他们的统治者则通过税收和进口关税获得财政收入。正如杰出的奴隶制度历史学家瓦尔特·约翰逊所说的：“人们会在三角形的底端被交易来交易去，而利润则一直处在顶端。”

18世纪晚期，在美国独立前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明显放缓。1807年，英国议会和美国国会都宣布对奴隶的国家贸易为非法。（美国1787年宪法中，为了促成奴隶主和反蓄奴者相互妥协，写有一项“在20年内不允许出现任何禁止奴隶贸易的行动”的条款。）到了1820年，其他欧洲主要国家也禁止了奴隶贸易。

然而，在南北战争之后所制定的第13条宪法修正案彻底废除了奴隶制前，美国内部的奴隶贸易仍旧是其经济中具有活力且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这个国家不断向西和向南扩展其领土的边界，奴隶也随之迁移。在南北战争前，大约有100万人被强制迁移，大多数是从弗吉尼亚和马里兰这些南方偏北的州到最南端，那里靛蓝染料、糖料和不断增长的棉花生产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对奴隶的需求，也创造了“人肉投机商”的利润不断增加的生意。不同种类的美国奴隶

到了殖民地时期的末段，关于美国奴隶的法律架构趋于严格，并且是按照人种来定义的。总的来说，非洲裔奴隶及其后代中被奴役的那些人被定义为永久性奴隶财产——他们始终是奴隶，除非他们死亡或者（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主人解放了他们，且这种奴隶地位会由母亲直接传给孩子，无论其生父是谁。受奴役的人一般而言不能合法地拥有财产、投票权，不能参与司法体系，也不能订立诸如婚姻一类的契约。当他们的主人决定出售他们时，他们无权索要任何合法补偿，这一不公平状况导致了难以计数的痛苦，摧毁了众多家庭中的好几代人。

到了19世纪，美国的奴隶制大多只限于南方，但是无论在哪个地区，奴隶工作的性质都正以各种形式发生着重大变化。很多美国人都会从《飘》这种好莱坞大片中的台词里建构对奴隶的印象：大规模的棉花和糖料种植园园主拥有上百名奴隶。然而，现实比这复杂得多。

大型种植园当然能行使和自己经济地位不匹配的经济权力，但是大多数南方白人并没有奴隶。据历史学家估计，到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南方150万白人居民中只有大约38 500人拥有奴隶。（非洲裔美国人和印第安人都不会有太多数量的奴隶，法律也经常禁止他们这样做。）这些奴隶主中大概有50%拥有1~5名奴隶，另有38%拥有6~20个奴隶。尽管剩下的那12%奴隶主（也就是那些有超过20名奴隶的人）拥有与其人口占比不相称的巨额财富，仅仅占所有白人居民中的3%。

大约一半的受奴役人口在中小型农场劳动，这类农场生产了多种农产品。无论这些农场雇用奴隶与否，都会种植谷物和蔬菜并饲养牲畜。这些中小农场的最大客户之中就有大型种植园园主，大种植园把大多数资源都用于生产棉花和糖料这样的经济作物，需要用本土产品去满足日常补给。除此之外，中小型农场也为查尔斯顿和新奥尔良这样位于港口的都市区提供补给。在中小农场中受奴役人口的日常工作包括多种任务，从照料土地到做木工再到手工业劳作。

还有一些奴隶参与工业生产。我们通常不把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和制造业联系在一起，这是有充分理由的——绝大多数制造业都在北方。即便如此，在南方偏北的有事业心的白人也设法照搬新英格兰的工厂模式建设纺织厂，甚至是炼铁厂设施。尽管这种事情并不典型，不过南方的工业家还是会使用奴隶。事实上，到了19世纪中期，大概有20万名奴隶参与工业设施的工作。在南北战争爆发时，工业奴隶中有超过60%，都为一个人工作或者被他所有，此人是威廉·韦弗，一个土生土长的费城人。他于1814年到弗吉尼亚，在谢南多厄河谷用两座木炭高炉建了一个炼铁厂。

正像历史学家查尔斯·迪尤所叙述的，工业奴隶制的情况和农场中的奴隶制具有很大不同。暴力强制和严苛纪律经常导致低效率，因为殴打奴隶会让奴隶在生理上无法承担工厂的工作。更为重要的是，殴打引发的仇恨情绪会促使工业奴隶消极怠工，让奴隶主付出高昂代价，比如破坏某件昂贵的设备。为了强迫奴隶服从，韦弗设立了一套奖励系统，授予奴隶“过度工作点数”（记工分），奴隶可以利用这个为自己兑换商品。然而其他很多工业奴隶主，比如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戴维斯，就“把黑鬼当狗看”：为了维持权威，“你必须时不时地抽几鞭子，同时务必怜惜自己的同情心”。无论奴隶主们是如何运用身体暴力的，工业奴隶主同样发现威胁把奴隶转卖以及把一个家庭拆散都是非常有效的工具。

数量庞大的奴隶生活在查尔斯顿和巴尔的摩这样的城市地区。在那里，一些奴隶在工作坊工作，且经常和他们的主人一同工作；许多奴隶是被专业人员所有的——比如医生、银行家和律师，他们把奴隶当作投资性资产持有；一些奴隶就是做做家务，然而更经常的状况是受雇为私人公司或者为公共工程工作，比如挖掘运河和港口清淤。奴隶主按小时为他们奴隶的劳动收费，在很多情况下奴隶自己就把这些现金报酬带回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城市奴隶经常和自由工作者一起工作，无论自由工作者是黑人还是白人。

奴隶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为美国商业体系的方方面面做出了贡献。大多数奴隶在农业上辛苦工作的同时，另外一些充当工业的熟练或非熟练劳动力，在手工业制品生产上达到专业水准或者提供家政服务。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不但源于日常劳动，而且也来源于他们的市场价格。一般而言，在19世纪早期每个奴隶值200美元，而其中有一些比这个值钱得多。据所罗门·诺萨普叙述，有一次，有个白人男子愿意出价5 000美元买下一个漂亮女奴。南北战争前夕，历史学家估计美国南方的400万名奴隶的总现金价值为35亿美元（按1860年价格计算），这超过了整个美国国家经济产出的80%，大概等于现在的13.8万亿美元。你可以这种方式理解：奴隶作为资产的价值超过了当时这个国家制造业、贸易和铁路加在一起的全部生产力。奴隶制和棉花王国的兴起

1776年，就是在杰斐逊宣布“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的时候，400万名美国非印第安居民中的将近15%处于受奴役状态。尽管奴隶制在所有州都保留了合法性，将近95%的奴隶都生活在宾夕法尼亚以南，且最集中的地方是弗吉尼亚，然而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北方各州的立法机关就开始首先通过渐进式的解放法案，并最终完全废除了奴隶制。到了1804年，位于特拉华以北的所有州都在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这一陋习，而且在未来几十年内加入美国的新的中西部州和领地都同样废除了奴隶制。

与此同时，南方的奴隶人数却在19世纪前50年呈现爆炸式增长。从1790年的不到70万人，到1810年增长到119.1万人——此时距从外国进口奴隶被宣布非法已经有两年了。奴隶数量最终在南北战争前夕达到了400万。随着美国的领土边界不断向南、向西扩展，奴隶制也是如此。到了1860年，美国黑人奴隶就是马里兰到佛罗里达的社会经济生活的主流，密苏里和得克萨斯以西的地方也是如此。

为什么在美国北方消失的奴隶制反而在独立50年后在南方扩张了呢？答案就是动摇这个年轻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上的严重混乱，这最终引发了残酷的南北战争。

奴隶制在北方消失的原因是反奴隶制活动家有组织的推动，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个区域也缺乏大规模的商业化农业。北方的农场从来没有达到南方种植园的规模和专业化水平，也从来没有达到需要奴隶劳动力的地步。此外，工业制造业和城市生活的发展不利于使用奴隶劳动力。废奴主义者的信念根植于对人类自由的信念向往，它和明显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反对种族融合的警告，共同塑造了公众舆论以及各州立法者的选举格局。有证据表明，许多，也许不是大多数的北方白人不认为奴隶制是道德问题，但是他们保卫奴隶制也确实得不到什么可观的利益。

奴隶制在南方的历程更为复杂，也引发了更激烈的争论。18世纪中期以后，从非洲进口奴隶的比例不断下降，诸如烟草和糖料等经济作物未来的赢利能力遭到了质疑。没有人能确定说出可能会发生什么（尝试这么做的历史学家真是可怜啊），但是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杰出的南方白人都相信奴隶制马上就会自行消亡。奴隶主托马斯·杰斐逊在其公众生涯早期就承认，奴隶劳动力代表了一种无效率的且不明智的组织工作的方式。此外，他带有种族偏见地解雇了他认为低人一等的黑人，他认为白人和黑人永远都不能生活在一起，即便一方是另一方的主人。然而到了19世纪早期，杰斐逊改变了观点，他对一个记者说道：“我从很久以前就不再期望，我们身边的奴隶制会逐渐消失。”

到底是什么发生了改变呢？为什么一个看似要衰败的体系在1780—1800年短短几十年内就恢复了这么多？答案是棉花。棉花改变了一切。

在18世纪80年代，对原棉需求的上涨首先来源于英国，其位于曼彻斯特等地的纺织厂为增长中的全球化廉价衣物市场提供了供给。这些英国制造商在纺织工业上拥有技术垄断权，可以为最迎合它们需求的棉花农场主支付高价。最为重要的是，在试验种植了生长在全球各地的多种棉花之后，这些实业家开始偏爱一种特殊的棉花，在当时独立的美国的最南方的地区茂盛生长的那种。

在独立革命后紧接的几年，美国农场主在寻找更有销路的作物。脱离英国意味着烟草、水稻和靛蓝染料价格补贴的终结，这些作物产生的利润也会减少。棉花提供了新的且有前景的收入来源。

一次及时的技术创新进一步推进了南方生产的棉花赢利能力的增长。在179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28岁新英格兰人伊莱·惠特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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