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自编集：药味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作人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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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自编集：药味集试读：

关于《药味集》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九日周作人日记云：“编选旧文廿一篇，拟付刊。”十月三十一日云：“安藤来，以文稿廿一篇付之，拟令名为《药味集》。”一九四二年三月二日云：“校阅《药味集》稿。”一九四二年三月该书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其中《日本之再认识》（作者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此文“乃是将‘管窥’之二的关于日本衣食住与之四的后半接合”，“题云‘再认识’，即言前此的认识都是错的”），一九四一年曾由国际文化振兴会出版单行本。除序外，《药味集》收文二十二篇，计一九三七年四篇，一九三八年二篇，一九三九年三篇，一九四○年十二篇，一九四一年一篇。一九三九年四月，作者在《玄同纪念》中说：“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此前一年多里，除若干短篇笔记（后收入《书房一角》与《药堂语录》）外，文章写得极少。《玄同纪念》又说：“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开始了短暂的一段写作较多时间（除收集于此处者之外，还有《药堂杂文》中的十数篇，但是二者风格迥异，一是此前之延续，一是此后之萌芽；这是一个典型的过渡时期），至一九四一年又绝少有作品问世。《药味集》实为《秉烛谈》之后文章的一个精选本，即《序》所谓“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陆续写有六十余篇，兹因书局之需，择取其三分之一”。篇目之选取，似更多从文章本身考虑，故以艺术论，周氏散文中期之后半段几种集子中，以《药味集》最为整齐。晚年在给鲍耀明的信中也说：“昨奉书问拙作几种是否已有，其中似忘说及《药味集》，此书市上极难得，而内容‘敝帚自珍’，以为其中颇有可看之小文，如尊处未有即当奉上也。”（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风雨后谈序》有云：“文字意趣似甚闲适。”《药味集》有四篇写作与《秉烛后谈》同时，此后诸文风格亦大致相近，故《序》中说：“此处所选亦本是以近于闲适之文为多也。”然而一云“似甚”，一云“近于”，似乎提示我们不宜简单地以“闲适”二字打发了事。《序》又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觉苦闷，鄙人甚感其言。”《风雨后谈序》也说：“闲适原来是忧郁的东西。”这里系指其中欲说还休的情感成分，而欲说还休恰恰增加了文章的“苦味”。也就是说，“苦味”首先是情感意义上的，同时也与表现方式有关，应该被纳入散文美学的范畴。情感受到抑制，不能畅快表达，然而终于又有所流露，这造成文章的一种内在张力，可以产生相反相成的效果，较之畅快表达可能更具感染力。“苦味”来自内容的“苦闷”或“忧郁”，也来自“闲适”与“苦闷”或“忧郁”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作者从前在《自己的文章》（收《瓜豆集》）中把闲适分为两种，一是“小闲适”，即“流连光景”，“欣然有会”，此类文章此前此后的确写过一些；一是“大闲适”：“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扰扰，只以婉而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是大幽默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苦闷”或“忧郁”的“闲适”。这本是周氏中期散文的主要风格，而现在此种味道就更重了。作者曾致信梁实秋说：“看看这‘非常时’的四周空气，深感到无话可说，因为这（我的话或文章）是如此的不合宜的。”约略可见此时他的心境。集中一九三九年以后所作，多有麦秀之思，黍离之感，写人如《玄同纪念》，叙事如《上坟船》，记名物如《炒栗子》，均是“读之颇感苦闷”者也。几篇读书之作，无论是以人为题的《

关于朱舜水

此次据新民印书馆一九四二年三月初版本整理出版。原书精装，前有“著者照影”一帧，序二页，目次三页，正文二百五十四页。“序”原作“药味集序”。序

鄙人学写为文章，四十余年于兹矣。所写的文字，有应试之作，可不具论，有论文批评，有随笔，皆是写意之作，有部分的可取近来觉得较有兴味者，乃是近于前人所作的笔记而已。其内容则种种不同，没有一定的界限。孔子曰，吾少也贱，多能鄙事。鄙人岂敢高攀古人，不过少也贱则相同，因之未能求得一家之学，多务杂览，遂成为学艺界中打杂的人，亦不得已也。若言思想，确信是儒家的正宗。昔孔子诲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鄙人向来服膺此训，以是于汉以后最佩服疾虚妄之王充，其次则明李贽，清俞正燮，于二千年中得三人焉。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鄙人窃愿致力于此，凡有所记述，必须为自己所深知确信者，才敢着笔，此立言诚慎的态度，自信亦为儒家所必有者也。因此如说此文章思想皆是国粹，或云现代化的中国固有精神，殆无不可。我很怕说话有点近于夸大，便不足取，但是这里实在是很谦虚的说的，只因不愿虚伪的谦逊，故或不免过于率直耳。自丁丑至庚辰此四年中，陆续写有六十余篇，兹因书局之需，择取其三分之一，得二十一篇，公之于世，题名曰药味集。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废名昔日文中曾约略说及，近见日本友人议论拙文，谓有时读之颇感苦闷，鄙人甚感其言。今以药味为题，不自讳言其苦，若云有利于病，盖未必然，此处所选亦本是以近于闲适之文为多也。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四日，作者自序于知堂。关于朱舜水

朱舜水是我们的大同乡，他与王阳明都是绍兴府属余姚县人，在民国成立前后特别受国人的崇敬，杭州清泰门内立祠，遗书重刊，大概都是民国一二年间的事。我虽然想搜集乡贤著作，但是愿大而力薄，所收只能以同在府城的山阴会稽为限，此外如萧山之毛西河王南陔，余姚之黄太冲邵念鲁，目的是在于买书，不尽由于乡曲之见了。《舜水遗书》也以同样原因买有一部，可是不曾怎么细看，因为第一这是铅字印本，虽说是吾乡马一浮所编校，错字却非常的多，读下去很不愉快，第二朱君的节义固极可钦，其学问则非我所能懂，盖所宗无论是王伯安是朱仲晦，反正道学总是不甚可解的。近来偶阅新井白石的《东雅》，见其中常引舜水说，以关于果蓏树竹，禽鸟鳞介各门为多，有些注明出于《朱氏谈绮》，我这才知道他对于名物大有知识，异于一般的儒者，于是重复找书来读，十年耽误虽是可惜，唯炳烛之明，总胜于终身面墙，则亦正复可喜耳。《舜水朱氏谈绮》四册，早见于名古屋一旧书店目录中，十年前亡友马隅卿君常常谈及，这是什么样的书呢，却终未决心去买来一看。近日寄信去居然买到了，宝永五年刻本，即西历一七○八年，纸墨如新，不似二百三十年前物。书凡三卷，据舜水门人安积觉序文云，卷中二册本是舜水为水户侯所著之《学宫图说》，卷上系懋斋野传问简牍笺素之式，深衣幅巾之制，旁及丧祭之略，记其所闻，卷下则今井弘济概举所闻事物名称，分类罗列，汉和并记，间有说明，《东雅》所引大抵出此，文集中有答问三卷，亦被征引数条。安积氏《澹泊斋文集》中有与村篁溪泉竹轩书，以为舜水自有其大学问大文章，此书琐屑殊不足观，以重违水户侯遗教，故为编刊，所撰序文亦是此意，而以委曲出之，如末尾所云：“昔鱼朝恩观郝廷玉之布阵，叹其训练有法，廷玉恻然曰，此临淮王遗法也，自临淮殁无后校旗事，此安足赏哉。览者有味乎斯言，庶为得矣。”此是正统的看法，亦自有道理，但是离开了政事与理学，要知道一个人的情性，从有些微小的事情上去看，反能明了真相，也正是常有的事。原公道著《先哲丛谈》卷二记朱舜水事十三条，其十一云：“舜水归化历年所，能倭语，然及其病革也，遂复乡语，则侍人不能了解。”又同卷中记陈元赟有一条云：“元赟能娴此邦语，故常不用唐语。元政诗有人无世事交常淡，客惯方言谈每谐，又君能言和语，乡音舌尚在，久狎十知九，旁人犹未解句。”此二则所记，皆关于言语小事，但读了却有所得，有如小像脸上点的一个黑子，胜过空洞的长篇碑传。文集中的疏揭论议正经文字，又《阳九述略》，《安南供役纪事》等，固足以见其学问气节，但是集里的书牍九卷，答问三卷，《谈绮》三种，其琐屑细微处乃更可见作者之为人，是很有意思的资料。《谈绮》卷上关于信函笺疏的式样，神主棺木的制法，都详细图解，卷中说孔庙的构造，大有《营造法式》的派头，令人不得不佩服。安积氏著《朱文恭遗事》中云：“藏书甚少，其自崎港带来者不过两簏，而多阙失，好看《陆宣公奏议》，《资治通鉴》，及来武江，方购得京师所镌《通鉴纲目》，至作文字，出入经史，上下古今，娓娓数千言，皆其腹中所蓄也。”在别一方面，他的常识亦甚丰富，卷下辨别名物，通彻雅俗，多非耳食者所能知。答小宅生顺书之一有云：“来问急性子，仆寡陋无所知，于药材草木鸟兽更无所知，然闻急性子乃凤仙花子，不辨是非，触手即肆暴躁，未知是否。”此岂无所知者所能写，至答小宅问中历说沉速诸香，尤为不易，无怪今关天彭文中疑舜水留滞安南系在经商，故熟悉香料也。答野节书中云：“敝邑青鱼有二种，乃池沼所畜，非江海物也。其一螺蛳青，浑身赤黑色，鳞大味佳，大者长四五尺。其一寻常青鱼，背黑而腹稍白，味次之，畜之二年可得三四尺，未见其大者，以其食小鱼，故不使长久。”案范啸风著《越谚》卷中水族部下云：“鲭鱼又名螺蛳青，专食螺蛳，其身浑圆，其色青，其胆大凉。”此螺蛳青正是越中俗语，不意范氏之前已见于舜水文集，很有意思。《谈绮》卷下天时部首列“零糖”，下注和语，盖是冰柱。《越谚》云，“呼若零荡，”此俗名通行于吴越，若见诸著录，恐亦当以此为最早矣。记圣庙建筑那么细致严密，说名物时又多引用俗语，看似抵忤，其实乃出于诚笃切实，二者反可互证也。《遗事》中云：“文恭自持严毅，接人和愉，与客谈论，间及俚谚嘲笑之事。”“不能饮酒，而喜客饮，时或对棋，棋不甚高。”此所写皆有意味，有颊上添毫之妙。《遗事》中记舜水所述只好州苏作判通一诗，又一则云：“有媒人极言女子之姣，娶之而丑，夫家大怒，欲殴媒人，其人骂曰，花对花，柳对柳，破粪箕对玍苕帚。玍音芝，俗字，犹言敝苕帚也。”案于此可想见舜水之风趣，欲使异邦学子领取此谐味固亦甚难，则其寂寞之情亦可想也。玍字音芝训敝，今无可考，《易余龠录》卷十引顾黄公《白茅堂文集》书徐文长遗事云：“文长之椎杀继室也，雪天有童跼灶下，妇怜之，假以亵服，文长大詈，妇亦詈，时操欋取冰，怒掷妇，误中妇死。县尉入验，恶声色问欋字作何书，文长笑曰，若不知书生未出头地耳，盖俗书欋作玍也。尉怒，报云用玍杀，文长遂下狱。”注云，欋音瞿，《释名》云，四齿杷也。案今越中不知有铁器名瞿者，四齿杷农夫掘地多用之，则名曰铁勺，别有一种似锄而尖，更短更坚厚，石工所用，通称山支，或可写作芝音之玍字，唯平常人家不备此器，取冰不必需此，灶屋中亦无冰可取也。二百余年间言语或不无变迁，可惜查不着这玍字的现身了，但在朱顾二公遗文中得见此俗语奇字，亦很有意思的事耳。

谈舜水的著作，不可不说到那篇《阳九述略》。这是辛丑六月写给门人安东守约的文章，说明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于士夫之作孽，人民之困苦叛离，自具深识，又谓清兵陷北京，布散流言，倡为均田均役之说，百姓多为所惑，亦是异闻，与记虏害诸条皆可备考，文繁今不能多引。上文提及安东守约，这也非说几句不可。舜水居东久，知人甚多，书牍九卷中与东邦人士者居其八卷，可以知之，及门亦不少，唯自谓只安东一人可称知己，其交谊之深密盖虽安积亦不及也。书牍第一卷中有与孙男毓仁书，详记其事，今录于下：“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住长崎，十九富商连名具呈恳留，累次俱不准，我故无意于此，乃安东省庵苦苦恳留，转展央人，故留驻在此，是特为我一人开此厉禁也。既留之后，乃分半俸供给我，省庵薄俸二百石，实米八十石，去其半仅四十石矣。每年两次到崎省我，一次费银五十两，二次共一百两，苜蓿先生之俸尽于此矣。又土仪时物络绎差人送来，其自奉敝衣粝饭菜羹而已，或时丰腆则鱼鰯数枚耳。家止一唐锅，经时无物烹调，尘封铁锈。其宗亲朋友咸共非笑之谏沮之，省庵恬然不顾，唯日夜读书乐道已尔。我今来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前后皆不受，过于矫激，我甚不乐，然不能改也。此等人中原亦自少有，汝不知名义，亦当铭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奈此间法度严，不能出境奉候，无可如何，若能作书恳恳相谢甚好，又恐决不能也。”文集铅字本多误，今据《先哲丛谈》卷三所载录入。此书盖作于延宝六年，其时毓仁至长崎，于今二百六十二年，遂觉古人之高谊清风不可复见矣。

关于陶筠厂

陶筠厂有各书抄读，《筠厂文选》中录其小引二十篇，寒斋藏有《帝京景物略》及《钟伯敬集》两种抄读，近日又从乡间得到三种，即《越绝书》，《吴越春秋》，《陶靖节诗文集》，各有引一首。《文选》中《吴越春秋钞》引云：“古今传侠士美人，莫《吴越》若矣，犹恨赵氏叙西施郑旦不详也。《吴越》各传五，记多怪诞，文遂陆离，合于盲腐史者什之三四，合于《越绝》者什之五六，度彼参此，略短取长，是在读者心识之耳。《汉魏别解》首《吴越》，次《越绝》，选不数传，传不数篇，河上之浆偏以荆邦之贼两载，薛烛之剑不与要离之矛并收，岂真不欲如羽陵蠹鱼食尽仙人字哉，吾知爱之所割者多矣。”抄本则云：“侠士佳人，两两相映，红粉宝剑，沁人心脾，莫《吴越》事若矣，然犹恨赵氏叙西施郑旦欠详也。浣纱石，响屧廊，颦里之眉，沉湖之貌，何竟不一为点缀，将恐英雄气短，儿女深情，不欲以脂粉污笔墨耶。《吴越》各传五，卷三，记多怪诞，文遂陆离，合于盲腐史者什之三四，合于《越绝》者什之五六，度彼参此，略短取长，是在学者心省之耳。至若《越无余外传》所载，嬉砥山而吞薏苡，孕剖胁而产高密，以暨大禹之记天柱，号宛委，金简青玉，白银琢文，赤绣男子，苍水使者，倚歌覆釜，拊哭缚人，狐尾痝痝，禽呼咽喋，若斯之类，颇新耳目，要非鸿文巨篇，不过与《吴太伯传》同为因流溯源之作，作者精神究不聚此。呜呼，古人穷愤著书，后之览者不能无所感也，尤不能无所舍，余所为读《越绝》一书，每恨女娲不尽补离恨天，兼读《吴越春秋》，又叹相思地不为费长房缩尽也。槜李叶来甫欲以孙武利刃加西子之颈，岂不有感而言之乎。其与西湖黄仲霖作《汉魏别解》，首《吴越》，次《越绝》，尤啧啧不容吻，乃选不数传，传不数篇，河上之浆偏以荆邦之贼两载，薛烛之剑不与要离之矛并收，岂真不欲如羽陵蠹鱼食尽仙人字哉，吾知其爱之所割者多矣。鉴湖陶及申题于蒙池山之绛桃馆。”其语颇繁缛，盖是少时任兴语，抄本两两相映以下十二字，及离恨天相思地二语，傍均有红勒帛，又呜呼至费长房缩尽有钩乙，似有所改订，而《文选》本则又大加删削也。《越绝书钞》小引《文选》中无之，其文云：“《越绝》表里《吴越春秋》，叙事瑰琐宛折似不及，而简练峭劲则大过之，又常取径旁侧，《吴内传》，《春申君》，多不关吴越。如所云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舜用其仇而王天下，桓公召其贼而霸诸侯，夏启善牺于益，汤献牛荆之伯，文王以务争，武王以礼信，周公以盛德，借齐东口角，掉儒生笔尖，纲提目解，语颇新警，又常以发明《春秋》为志，又常以韵语骈语俊语险语取胜，大抵书古而名实未考，赝子贡，倩子胥，且诬挞墓以妻楚王母，嫁却吴寻盟以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袭事骋词，有识共明，不必为昔贤置喙也。先儒谓战国人所为，汉人从而附益，又谓经传错出，内外各陈，盖聚众腋以成裘，非构于一人之手。刘会孟谓楚吴越皆大国也，采风者不及焉，故有《骚》以补楚之缺，有《越绝》以补吴越之缺，此亦纪事之女娲也。张白马谓文辨而奇，博而机，藏知周信，重仇明勇，与《国策》谲权倾捭者异。李大泌谓缜密似班掾，奇宕似子长，富艳似《左》《国》，或峻或衍，或英或坯，笔无定姿，局有余劲，即无贺拔，尚存宇文，岂秦汉以后学者所能闯其藩哉。之数说者，余惟唯唯而已。虽然，篇中隐语，大旨略存，俨然以圣经自例矣，后之君子又何从而端倪之乎。抄与《吴越春秋》相参，大抵择其文采尤胜者。吴王占梦大同小异，字句恨有诖漏，因删此而录彼。端木说吴事已载《家语》，故两逸之。独子胥亡楚殉吴，左氏只以数语了之，《越绝》加详，而《吴越》则稍滥焉，互存其文。或以立体，或以见才，读之可以悟作法矣。甲寅腊月庚寅朔灯下陶及申题。”甲寅为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筠厂年三十九岁，二书盖同时所抄，此小引中亦有改窜处，口角笔尖均以朱墨改作之口之笔。陶集抄在《文选》中亦未见，这书特别有意思，因为名曰抄而实乃全部，小引亦多精义，文曰：“靖节诗非惟不能学，亦不可学。昭明选不多，而选者自佳，东坡讥之太过。《晋书》《宋书》《南史》俱为靖节立传，序靖节诗文者无虑数十家，总无出昭明右者，即白璧微瑕一语亦缘爱人以德，何可轻诋也。集本多舛谬，诸校刻都自称善，独恨其不多缺疑，则真所谓小儿强解事者耳。原载《群辅录》而不载《搜神后记》，今仍之。庚申桂月，及申谨识。”其时为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筠厂五十七岁，年渐长见识亦进，此文比以前所作更简短得要领，所说之数点看似平常，却切实公平，抵得人家好两篇大论文。不佞读陶诗见古今人评语不少，只喜欢两人的话，即是苏东坡陆放翁的题跋。东坡云：“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放翁云：“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庆元二年岁在乙卯九月二十九日，山阴陆游务观书于三山龟堂，时年七十有一。”东坡他们的谈陶诗此外尽有好的，不过大都是关于一章一句有所发明，若是可以当作总论看的殊属不多，上面所举的三篇，据我看来要算是顶好的了。我看了陶君的话，再去读诸人所作传序，觉得说得很不错，确是昭明太子的写得最有意思，但白璧微瑕一节，反复再三，仍未能领会，盖鄙意以为卒无风谏何足摇其笔端二语大缺情趣，不必为之曲讳，文中为昭明疏解，这倒是陶君之爱人以德，我们所不敢轻诋也。《筠厂文选》中有《春秋》四传，《周礼》，《小戴礼》，《战国策》，《家语》，《乾坤凿度》，《法言》，欧阳文，东坡诗，《文献通考》等抄读小引，原抄不得见，甚为可惜。但我觉得最可惜的还是《徐文长集钞》，其小引云：“予极恶前人道过语。又曰，书一，诗二，文三，画四。此文长自评也。于我明得一徐渭。又曰，无之而不奇。此袁中郎评文长也。夫文长直前无古人矣，中郎虽刻意詈人，而终不能不藉口文长。诗文累累，其自刻也有《文长集》，有《阙篇》，未刻者有《樱桃馆集》。会稽有商刻，山阴则有张刻，武陵则有程刻。《阙篇》笔多奇纤，与初集醇雅正平者大不相类，二集本亡阙者共十之二三，又无次序可稽，《樱桃馆》最晚作，家太史称益奇妙，惜乎邈不可见矣。商合三集而去取不当，字句差讹，尤为可惜。程云中郎帐中本，谬也，大约仍商而又加减焉，更可惜也。张刻《逸稿》，补商程之逸，而亦惜其不能全其逸也。文长尝谓《杜工部集》删半便是一库周鼎商彝，余于文长诗文亦云。抄竟而读之，余亦未尝不自惜其抄矣。是真有明一人也哉。”谈文长颇得中，想必抄得也得中，不佞虽有二三文长集却苦无暇细读，安得有此好选本给我做一个桥上天灯哉。

陶筠厂名及申，字式南，据《越风》卷九云会稽明经，生于明崇祯九年丙子（一六三六），盖石篑后人也。所著书有《笔猎》《四书博征》《字学类正》等，今所见仅《筠厂文选》一卷，存文九十五篇，收在越中文献辑存书中。宣统年中《绍兴公报》每日附刊越人遗著，此亦其一，金伯桢君（民国后改称刘大白）主其事，不知系根据何本，尝思一问究竟，而荏苒不果，大白又遽归道山，至今念及犹以为恨也。二十六年五月七日。

关于杨大瓢

我想搜集一点乡贤著作，二十余年来多少有所得，可是说到杨大瓢，却颇使我为难，他的著书不知怎的这么不容易入手。最初得到江氏文学山房活字本《铁函斋书跋》四卷，系民国初翻印杨氏筠石山房重编本者，只可备检阅而已。继得抄本《大瓢偶笔》八卷，似是道光时所写，卷首有印朱文曰会稽章氏藏书，末有朱笔题记云：“光绪乙巳九月重游广陵，适老友凌子与家书籍散出，旧抄本于奕正《天下金石志》及此册遂为余有。小阳九日粗读一过，校改十余字，读毕漫记之。老硕。”此抄本字拙劣多谬误，读之不快，唯未经改编，又系章硕卿旧物，差为可取。未几乃求得杨氏所刻《偶笔》及《书跋》共十册，道光丁未年刊，距今尚不及百年，但似已不易得，总之书贾大有奇货之意矣。嗣知有《晞髮堂文集》四卷，亦系杨慰农所编而未刊之本，在书肆寄售，问之云是东莞伦氏之物，今南行未返，因不能得，稍觉可惜。但诗集却于无意中得了一部，《力耕堂诗稿》三卷，康熙中叶刊本，每卷首有朱文印曰摩西，又一印左旋读之曰黄人过目。盖是黄摩西氏故物，亦正可珍重也。大瓢著作我所有止此，虽慰情胜无，但若欲写文章，则材料岂够用哉。

沈确士《国朝诗别裁集》刊于乾隆二十四年，卷二十录大瓢诗五首，注云：“杨宾，字可师，浙江山阴人。考安城为友人累戍宁古塔，可师赴阙讼冤，得旨之柳条边迎亲归，作《柳边记略》，塞外人称杨夫子。书法不染宋元习气，诗体专主沉着，身后散如云烟矣，惟于其门人处得塞外诗一册，故所录皆辛苦愁惨之音。”以后见陶凫村《全浙诗话》卷四十六引《国朝诗录》，阮元《两浙轩录》卷八引沈德潜语，商宝意《越风》卷八记大瓢事均即根据沈氏语，此外则惟《轩录》更引《苏州府志》流寓传耳。叶调生《鸥陂渔话》卷三有杨大瓢之父遣戍事一则，据所得《大瓢杂文残稿》中《祁奕喜李汝兼合传》，乃知所谓为友人累之详情，原传有云：“慈溪魏耕为兵部侍郎张煌言结客浙东西，班孙留之寓山，或经年不去，先府君亦时时过寓山与耕语。当是时浙东名士竞以气节相尚，萧山李甲归安钱缵曾与班孙皆耕之所主也。有江阴无赖孔元章者遇耕西湖，自言从煌言所来，有所需，耕许之，既而觉其妄，批其颊，而耕所交元章多知之，于是伪为耕书抵缵曾，缵曾又殴之。元章遂之镇浙将军告变，捕缵曾等。……缵曾遗其妻书，以幼子属府君及甲，书为逻者所得。狱成，耕缵曾皆死，甲同府君班孙徙宁古塔。”《杂文残稿》后为大兴傅氏所得，拟编刻为杨氏遗书五种而未果，今又不知尚在天壤间否，但得叶氏引用，不独安城遣戍颠末大明，且全谢山《鲒埼亭集》文中谓李杨以葬魏雪窦事遣戍，其误亦可订正，则亦不无小补矣。又《吹网录》卷四有柳边纪略一则，甚致称美，傅节子《华延年室题跋》卷下有题柳边纪略二则，铁函斋书跋二则，大瓢杂文残稿一则，皆可参考。《柳边记略》跋一云原书五卷，卷五为省亲诗，盖即所谓塞外诗一册也，唯傅氏据张石洲旧抄本校雠，谓《换车行》暨《至宁古塔》二首已选入《别裁集》，而字句颇有异同，疑出选者润色，不得据校，又跋二据《苏州府志》流寓传叙其省亲及请归葬事，云《别裁集》称其赴阙讼冤，得旨之柳条边迎亲归，殊为失考。大瓢之诗与行事为世人所知，盖实由于沈确士之绍介，唯传讹亦从此出，传文既少见，《纪略》《书跋》刊入《昭代丛书》壬集，《偶笔》《书跋》合刻，都是道光年间事，若叶调生著书则至同治季年始出板也。《别裁集》谓大瓢诗身后散如云烟，惟于其门人处得塞外诗一册，此固是当时实情，塞外诗盖即《柳边纪略》末卷之省亲诗，后来谈大瓢诗者大抵亦只以此为依据，如《越风》选五首，《两浙轩录》选三首皆是。《力耕堂诗稿》似均未曾见，杨刊本《大瓢偶笔》卷头有《杨大瓢传》，不著撰人姓名，云所著有塞外诗三卷，三卷或指此稿，唯称塞外诗，则内容各别，又可知其不然矣。诗稿前有乙丑唐大陶，丁卯朱谨，丁巳张永铨各序，后有费密跋，看里边的诗大概作于康熙戊午至甲子之初，刊集至早在丁卯，大瓢其时年三十八岁，两年后为己巳，始出关省亲，故作塞外诗当在己巳庚午，此年代可考而知者也。卷一有七律题曰“姜定庵京兆归接宁古塔家谕”，末云：“可怜巢覆徒完卵，空负恩纶筑露台。”注云：“新例认工皆许还乡，寒家力薄，两吁未准。”考其时当是康熙十八年己未。卷二《书怀》一首，庚申年作，诗云：“宁古孤城沈阳北，沙黄草白乾坤黑，父母投荒二十年，万里迢迢归未得。近来当宁亟筹边，诏书屡促输金钱，明许赎罪还乡井，共道白金须二千。眼见松陵吴季子，朝入度支暮归里，又闻燕山吕朝荫，脱却赭衣称柱史。可怜漂泊覆巢儿，空囊赤手将安之，富者掉头不肯顾，贫者叹息空踟蹰。”末二联从略，案由此可知在康熙二十年顷流人本可议赎，惟苦无资不能办，及庚午辛未，如大瓢传所记，邵嗣尧再疏请许赎，已在十年后，其时大瓢或已有资可筹，而邵疏为议者所阻，安城亦旋卒戍所矣。辛酉吴汉槎赎归，《诗稿》卷二中有诗二首，一题曰“吴汉槎先生自宁古塔归述两大人起居书感”，诗云：“吴王宫北日欲斜，车马纷纷人喧哗，争道京师明相国，万里赎还吴汉槎。汉槎先生姓氏熟，老父穷荒如骨肉，今朝有力独能归，匍匐问讯吞声哭。先生拭泪唤我名，执手为我数生平，汝父初居土城外，论心夜夜入三更，有酒呼我醉，有茶呼我烹，家人妇子日相见，米盐琐琐同经营。杏山吕氏教其子，汝父移家从此始，一在城东一在西，白草黄沙二三里。患难知交能几人，一日不见泪沾巾，自此卜筑土城内，三年比屋情更真。汝母毵毵头尽白，汝父须髯尚如戟，常吟诗句慰亲朋，每拆家书动魂魄，昨送江边无一言，相对相看双眼赤。我闻此语心骨摧，奔走廿年终何益。白日惨惨江水寒，风烟冥冥云汉碧，侯门谁复脱骖人，屈辱终身我不惜。”此诗述安城状况，深切处可与《至宁古塔》二首相比，在别一方面又是吴汉槎入关之好资料。此后第三首诗亦关于汉槎者，题曰“送吴汉槎先生入都”，诗系七律，不具录。案前诗云吴王宫北，是汉槎曾归吴，大瓢乃往问讯，后又入都，故后诗首联云，故国才看万回里，征帆又带夕阳开。《吹网录》卷四宁古塔纪略一则中有云：“旧传汉槎归后即殁，或云在京，或云在途溺水，其说不一。今观《纪略》只云文人薄命，溘焉捐馆，未著何年何地，而张〔尚瑗〕序则已明言归后疾卒，又大瓢书中记汉槎还病且死，犹思食宁古塔所居篱下蘑菇，则非在途溺水可信。”今又证以大瓢赠诗，可知溺水说确是无稽，大抵或以在京病殁为较近似乎。

大瓢的诗做得如何，因为自己不懂诗故不说，但是一件事觉得有点特别的，便是诗里的黍离麦秀之感。最显明的是卷一的《西湖杂咏六首》，今录其四五于下：“世事成今日，乾坤岂旧时。有山皆白骨，何处听黄鹂。塔院调新马，游船载健儿。可怜湖上月，夜夜照燕支。”“宝石春风到，燕支少妇来。翠环垂耳戴，蟒幅称身裁。钗脚镂新竹，靴尖碎落梅。南屏山色暝，千骑柳营开。”此诗大概作于康熙己未，与张宗子写《西湖梦寻》序之辛亥相距不过八年，西湖的情形与诗人的感触当然亦无甚殊异，如宗子所云，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百不存一，大瓢云歌舞人何在，莺花地已非，正是一样。唯大瓢不知怎的多拉上燕支，这与宗子不很相同了。《杂咏》里既加刻画，卷二又有《题满妆美人图次友人韵六首》，其二云：“燕支山下贵家儿，十五盈盈未嫁时，拾得春宫深夜看，销魂未许侍儿知。”又其四云：“玉腕还思当枕眠，欹斜抱膝倩谁怜，猩猩毡上跏趺惯，端坐翻嫌欠自然。”本来的图不知画的怎么样，诗则确是题的不大敬，日前偶看《菉猗室京俗词》，忽然得到很好的对照。这本是陈师曾所画的《北京风俗图》，共有三十四幅，每幅由姚茫父题词，据跋说是民国乙丑丙寅间所作，石印两册，第一幅即旗下仕女，随一小吧儿狗，茫父题《瑞鹧鸪》一阕云：“犹堪背影认前朝，山下焉支色暗销，弄狗何曾知地厌，生儿不复号天骄。连镶半臂红衣狭，一字平头翠髻高，最是歌台争学步，程郎华贵尚郎娇。”又画左题二诗七绝款曰青羊，五绝无款，游戏固大佳，但不可少蕴藉之趣，兹故未录。相隔二百四十年，画家诗人都以此为题材，正是偶然之至的事情，觉得亦值得一提，将来如能搜到更多的资料，想再来一番考索，现在暂且不多说了。二十九年六月十日。附记

今年夏承杨氏后人见示《杨子日记》，系大瓢手稿，记康熙丁亥一年间事，甚可珍重，因借抄得一本，日后如有机缘，甚愿为之刊行，亦绝好传记资料也。三十年十月廿八日记。

关于范爱农

偶然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个旧的纸护书来，检点里边零碎纸片的年月，最迟的是民国六年三月的快信收据，都是我离绍兴以前的东西，算来已经过了二十一年的岁月了。从前有一张太平天国的收条，记得亦是收藏在这里的，后来送了北京大学的研究所国学门，不知今尚存否。现在我所存的还有不少资料，如祖父少时所作艳诗手稿，父亲替人代作祭文草稿，在我都觉可珍重的，实在也是先人唯一的手迹了，除了书籍上尚有一二题字以外。但是这于别人有甚么关系呢，可以不必絮说。护书中又有鲁迅的《哀范君三章》手稿，我的抄本附自作诗一首，又范爱农来信一封。（为行文便利起见，将诗写在前头，其实当然是信先来的。又鲁迅这里本该称豫才，却也因行文便利计而改称了。）这几页废纸对于大家或者不无一点兴趣，假如读过鲁迅的《朝华夕拾》的人不曾忘记，末了有一篇叫作“范爱农”的文章。

鲁迅的文章里说在北京听到爱农溺死的消息以后，“一点法子都没有。只做了四首诗，后曾在一种日报上发表，现在将要忘记了，只记得一首里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中间忘掉两句，末了是旧朋云散尽，余亦等轻尘。”日本改造社译本此处有注云：“此云中间忘掉两句，今《集外集》中有《哭范爱农》一首。其中间有两句乃云，幽谷无穷夜，新宫自在春。”原稿却又不同，今将全文抄录于下，以便比较。哀范君三章其一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遽尔失畸躬。其二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尽登场。故里彤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洌水，能否洗愁肠。其三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题目下原署真名姓，涂改为黄棘二字，稿后附书四行，其文云：“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未能释然。昨忽成诗三章，随手写之，而忽将鸡虫做入，真是奇绝妙绝，辟历一声……今录上，希大鉴定家鉴定，如不恶乃可登诸《民兴》也。天下虽未必仰望已久，然我亦岂能已于言乎。二十三日，树又言。”这是信的附片，正张已没有了，不能知道是那一月，但是在我那抄本上却有点线索可寻。抄本只有诗三章，无附言，因为我这是抄了去送给报馆的，末了却附了我自己的一首诗。哀爱农先生

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皓皓范夫子，生此寂寞时。傲骨遭俗忌，屡见蝼蚁欺。坎终一世，毕生清水湄。会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峨峨使君辈，长生亦若为。

这诗不足道，特别是敢做五古，实在觉得差得很，不过那是以前的事，也没法子追悔，而且到底和范君有点相干，所以录了下来。但是还有重要的一点，较有用处的乃是题目下有小注壬子八月四个字，由此可以推知上边的二十三日当是七月，爱农的死也即在这七月里吧。据《朝华夕拾》里说，范君尸体在菱荡中找到，也证明是在秋天，虽然实在是蹲踞而并非如书上所说的直立着。我仿佛记得他们是看月去的，同去的大半是民兴报馆中人，族叔仲翔君确是去的，惜已久归道山，现在留在北方的只有宋紫佩君一人，想他还记得清楚，得便当一问之也。所谓在一种日报上登过，即是这《民兴报》，又四首乃三首之误，大抵作者写此文时在广州，只凭记忆，故有参差，旧日记中当有记录可据，但或者诗语不具录亦未可知，那么这一张底稿也就很有留存的价值了。

爱农的信是三月二十七号从杭州千胜桥沈寓所寄，有杭省全盛源记信局的印记，上批“局资例”，杭绍间信资照例是十二文，因为那时是民国元年，民间信局还是存在。原信系小八行书两张，其文如下。“豫才先生大鉴：晤经子渊暨接陈子英函，知大驾已自南京回。听说南京一切措施与杭绍鲁卫，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逐波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弟于旧历正月二十一日动身来杭，自知不善趋承，断无谋生机会，未能抛得西湖去，故来此小作勾留耳。现因承蒙傅励臣函邀担任师校监学事，虽未允他，拟阳月杪返绍一看，为偷生计，如可共事或暂任数月。罗扬伯居然做第一科课长，足见实至名归，学养优美。朱幼溪亦得列入学务科员，何莫非志趣过人，后来居上，羡煞羡煞。令弟想已来杭，弟拟明日前往一访。相见不远，诸容面陈，专此敬请著安。弟范斯年叩，廿七号。《越铎》事变化至此，恨恨，前言调和，光景绝望矣。又及。”

这一封信里有几点是很可注意的。绝望的口气，是其一。挖苦的批评，是其二。信里与故事里人物也有接触之处，如傅励臣即孔教会会长之傅力臣，朱幼溪即接收学校之科员，《越铎》即骂都督的日报，不过所指变化却并不是报馆案，乃是说内部分裂，《民兴》即因此而产生。鲁迅诗云，桃偶尽登场，又云，白眼看鸡虫，此盖为范爱农悲剧之本根，他是实实被挤得穷极而死也。鲁迅诗后附言中于此略有所说及，但本系游戏的廋辞，释明不易，故且从略，即如天下仰望已久一语，便是一种典故，原出于某科员之口头，想镜水稽山间曾亲闻此语者尚不乏其人欤。信中又提及不佞，则因尔时承浙江教育司令为视学，唯因家事未即赴任，所以范君杭州见访时亦未得相见也。《朝华夕拾》里说爱农戴着毡帽，这是绍兴农夫常用的帽子，用毡制成球状，折作两层如碗，卷边向上，即可戴矣。王府井大街的帽店中今亦有售者，两边不卷，状如黑羊皮冠，价须一圆余，非农夫所戴得起，但其质地与颜色则同，染色不良，戴新帽少顷前额即现乌青，两者亦无所异也。改造社译本乃旁注毡字曰皮罗独，案查大槻文彦著《言海》，此字系西班牙语威路达之音读，汉语天鹅绒，审如所云则爱农与绍兴农夫所戴者当是天鹅绒帽，此事颇有问题，爱农或尚无不可，农夫如闰土之流实万万无此雅趣耳。改造社译本中关于陈子英有注云，“姓陈名浚，徐锡麟之弟子，当时留学东京。”此亦不甚精确。子英与伯荪只是在东湖密谋革命时的同谋者，同赴日本，及伯荪在安庆发难，子英已回乡，因此乃再逃往东京，其时当在争电报之后。又关于王金发有注云，“真姓名为汤寿潜。”则尤大误。王金发本在嵊县为绿林豪客，受光复会之招加入革命，亦徐案中人物，辛亥绍兴光复后来主军政，自称都督，改名王逸，但越人则唯知有王金发而已。二次革命失败后，朱瑞为浙江将军承袁世凯旨诱金发至省城杀之，人民虽喜得除一害，然对于朱瑞之用诈杀降亦弗善也。汤寿潜为何许人，大抵在杭沪的人总当知道一点，奈何与王金发相溷。改造社译本注多有误，如平地木见于《花镜》，即日本所谓薮柑子，注以为出于内蒙古某围场，又如揍字虽是北方方言，却已见于《七侠五义》等书，普通也只是打的意思耳，而注以为系猥亵语，岂误为草字音乎。因讲范爱农而牵连到译本的注，今又牵连到别篇上去，未免有缠夹之嫌，遂即住笔。廿七年二月十三日。

玄同纪念

玄同于一月十七日去世，于今百日矣。此百日中，不晓得有过多少次，摊纸执笔，想要写一篇小文给他作纪念，但是每次总是沉吟一回，又复中止。我觉得这无从下笔。第一，因为我认识玄同很久，从光绪戊申在民报社相见以来，至今已是三十二年，这其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挑选一点来讲，极是困难。—要写只好写长编，想到就写，将来再整理，但这是长期的工作，现在我还没有这余裕。第二，因为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东山谈苑》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这件事我向来是很佩服，在现今无论关于公私的事有所声说，都不免于俗，虽是讲玄同也总要说到我自己，不是我所愿意的事。所以有好几回拿起笔来，结果还是放下。但是，现在又决心来写，只以玄同最后的十几天为限，不多讲别的事，至于说话人本来是我，好歹没有法子，那也只好不管了。

廿八年一月三日，玄同的大世兄秉雄来访，带来玄同的一封信，其文曰：“知翁：元日之晚，召诒坌息来告，谓兄忽遇狙，但幸无恙，骇异之至，竟夕不宁。昨至丘道，悉铿诒炳扬诸公均已次第奉访，兄仍从容坐谈，稍慰。晚，铁公来详谈，更为明了。唯无公情形，迄未知悉，但祝其日趋平复也。事出意外，且闻前日奔波甚剧，想日来必大感疲乏，愿多休息，且本平日宁静乐天之胸襟加意排解摄卫！弟自己是一个浮躁不安的人，乃以此语奉劝，岂不自量而可笑，然实由衷之言，非劝慰泛语也。旬日以来，雪冻路滑，弟懔履冰之戒，只好家居，惮于出门，丘道亦只去过两三次，且迂道黄城根，因怕走柏油路也。故尚须迟日拜访，但时向奉访者探询尊况。顷雄将走访，故草此纸。闇白。廿八，一，三。”

这里需要说明的只有几个名词。丘道即是孔德学校的代称，玄同在那里有两间房子，安放书籍兼住宿，近两年觉得身体不好，住在家里，但每日总还去那边，有时坐上小半日。闇是其晚年别号之一。去年冬天曾以一纸寄示，上钤好些印文，都是新刻的，有肄，觚叟，庵居士，逸谷老人，忆菰翁等。这大都是从疑古二字变化出来，如逸谷只取其同音，但有些也兼含意义，如觚本同一字，此处用为小学家的表征，菰乃是吴兴地名，此则有敬乡之意存焉。玄同又自号鲍山疒叟，据说鲍山亦在吴兴，与金盖山相近，先代坟墓皆在其地云。曾托张樾丞刻印，八月六日有信见告云：“日前以三孔子赠张老丞，蒙他见赐疒叟二字，书体似颇不恶，盖颇像百衲本廿四史第一种宋黄善夫本《史记》也。唯看上一字，似应云，像人高踞床阑干之颠，岂不异欤！老兄评之以为何如？”此信原本无标点，印文用六朝字体，疒字左下部分稍右移居画下之中，故云然，此盖即鲍山疒叟之省文也。

十日下午玄同来访，在苦雨斋西屋坐谈，未几又有客至，玄同遂避入邻室，旋从旁门走出自去。至十六收到来信，系十五日付邮者，其文曰：“起孟道兄：今日上午十一时得手示，即至丘道交与四老爷，而祖公即于十二时电四公，于是下午他们（四与安）和它们（《九通》）共计坐了四辆洋车将这书点交给祖公了。此事总算告一段落矣。日前拜访，未尽欲言，即挟《文选》而走。此《文选》疑是唐人所写，如不然，则此君橅唐可谓工夫甚深矣。……（案，此处略去五句三十五字。）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鄙意老兄近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儿童……’（不记得那天你说的底下两个字了，故以虚线号表之）也太狭（此字不妥），我以为‘似尚宜’用‘社会风俗’等类的字面（但此四字更不妥，而可以意会，盖即数年来大作那类性质的文章，—愈说愈说不明白了），先生其有意乎？……（案，此处略去七句六十九字。）旬日之内尚拟拜访面罄，但窗外风声呼呼，明日似又将雪矣，泥滑滑，行不得也哥哥，则或将延期矣。无公病状如何？有起色否？甚念！弟师黄再拜。廿八，一，十四，灯下。”

这封信的封面上写鲍缄，署名师黄则是小时候的名字，黄即是黄山谷。所云“九通”，是李守常先生的遗书，其后人窘迫求售，我与玄同给他们设法卖去，四祖诸公都是帮忙搬运过付的人。这件事说起来话长，又有许多感慨，总之在这时候告一段落，是很好的事。信中略去两节，觉得很是可惜，因为这里讲到我和他自己的关于生计的私事，虽然极有价值有意思，却亦就不能发表。只有关于《文选》，或者须稍有说明。这是一个长卷，系影印古写本的一卷《文选》，有友人以此见赠，十日玄同来时便又转送给他了。

我接到这信后即发了一封回信去，但是玄同就没有看到。十七日晚得钱太太电话，云玄同于下午六时得病，现在德国医院。九时顷我往医院去看，在门内廊下遇见稻孙少铿令扬炳华诸君，知道情形已是绝望，再看病人形势刻刻危迫，看护妇之仓皇与医师之紧张，又引起十年前若子死时的情景，乃于九点三刻左右出院径归，至次晨打电话问少铿，则玄同于十时半顷已长逝矣。我因行动不能自由，十九日大殓以及二十三日出殡时均不克参与，只于二十一日同内人到钱宅一致吊奠，并送去挽联一副，系我自己所写，其词曰：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这挽对上本撰有小注，临时却没有写上去。上联注云：“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君殁之前二日有信来，覆信中又复提及，唯寄到时君已不及见矣。”下联注云：“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共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挽联共作四副，此系最后之一，取其尚不离题，若太深切便病晦或偏，不能用也。

关于玄同的思想与性情有所论述，这不是容易的事，现在亦还没有心情来做这种难工作，我只简单的一说在听到凶信后所得的感想。我觉得这是一个大损失。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近几年和他商量孔德学校的事情，他总是最能得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诙谐的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难得的一种品格，平时不觉得，到了不在之后方才感觉可惜，却是来不及了，这是真的可惜。老朋友中间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这里我只是少讲私人的关系，深愧不能对于故人的品格学问有所表扬，但是我于此破了二年来不说话的戒，写下这一篇小文章，在我未始不是一个大的决意，姑以是为故友纪念可也。民国廿八年四月廿八日。

记蔡孑民先生的事

蔡孑民先生原籍绍兴山阴，住府城内笔飞坊，吾家则属会稽之东陶坊，东西相距颇远，但两家向有世谊，小时候曾见家中有蔡先生的朱卷，文甚难懂，详细已不能记得。光绪辛丑至丙午我在江南水师学堂，这其间大约是癸卯罢，蔡先生回绍兴去办劝学所，有同学前辈封君传命，叫我回乡帮忙，因为不想休学，正在踌蹰，这时候蔡先生也已辞职，盖其时劝学所（或者叫作学务公所亦未可知）的所长月薪三十元，在乡间是最肥缺，早已有人设法来抢了去了。以后十二年倏忽过去，民国五年冬天蔡先生由欧洲回国，到故乡来，大家欢迎他，在花巷布业会馆讲演，我也去听，那时我在第五中学教书兼管教育会事，蔡先生来会一次，我往笔飞坊拜访，都不曾会见。不久蔡先生往北京，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六年春天写信见招，我于四月抵京，蔡先生来绍兴会馆见访，这才是初次的见面。当初他叫我担任希腊罗马及欧洲文学史，古英文，但见面之后说只有美学需人，别的功课中途不能开设，此外教点预科国文吧，这些都非我所能胜任，本想回家，却又不好意思，当时国史馆刚由北京大学接收，改为国史编纂处，蔡先生就派我为编纂员之一，与沈兼士先生二人分管英日文的资料，这样我算进了北京大学了。

民国六年八月我改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仍暂兼了编纂员一年，自此以后至二十六年，我一直在北京大学任职。民六至民八，北京大学文理科都在景山东街，我们上课余暇常顺便至校长室，与蔡先生谈天，民八以后文科移在汉花园，虽然相距亦只一箭之遥，非是特别有事情就不多去了。还有一层，五四运动前后文化教育界的空气很是不稳，校外有《公言报》一派日日攻击，校内也有响应，黄季刚谩骂章氏旧同门曲学阿世，后来友人都戏称蔡先生为“世”，往校长室为阿世去云。我那时在国文学系与新青年社都是票友资格，也就站开一点，不常去谈闲天，可是我觉得对于蔡先生的了解也还相当的可靠。民六的夏天，北京闹过公民团，接着是督军团，张勋作他们的首领，率领辫子兵入京，我去访蔡先生，这时已是六月末，我问他行止如何，蔡先生答说，只要不复辟，我是不走的。查旧日记，这是六月廿六日事，阅四日而复辟事起。这虽似一件小事，但是我很记得清楚，至今不忘，觉得他这种态度甚可佩服。蔡先生貌很谦和，办学主张古今中外兼容并包，可是其精神却又强毅，认定他所要做的事非至最后不肯放手，其不可及处即在于此，此外尽多有美德，但在我看来最可佩服的总要算是这锲而不舍的态度了。

蔡先生曾历任教育部，北京大学，大学院，研究院等事，其事业成就彰彰在人耳目间，毋庸细说，若撮举大纲，当可以中正一语该之，亦可称之曰唯理主义。其一，蔡先生主张思想自由，不可定于一尊，故在民元废止祭孔，其实他自己非是反对孔子者，若论其思想，倒是真正之儒家也。其二，主张学术平等，废止以外国语讲书，改用国语国文，同时又设立英法德俄日各文学系，俾得多了解各国文化。其三，主张男女平等，大学开放，使女生得入学。以上诸事，论者所见不同，本亦无妨，以我所见则悉合于事理，若在现今社会有所扞格，未克尽实行，此乃是别一问题，与是非盖无关者也。蔡先生的教育文化上的施为既多以思想主张为本，因此我以为他一生的价值亦着重在思想，至少当较所施为更重。蔡先生的思想有人戏称之为古今中外派，或以为近于折衷，实则无宁解释兼容并包，可知其并非是偏激一流，我故以为是真正儒家，其与前人不同者，只是收容近世的西欧学问，使儒家本有的常识更益增强，持此以判断事物，以合理为止，故即可目为唯理主义也。《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二册，成于民国八九年顷，距今已有二十年，但仍为最好的结集，如诸公肯细心一读，当信吾言不谬。在这以前有《中国伦理学史》一卷，还是民国前用蔡振名义所著，近年商务印书馆又收入“中国文化丛书”中，虽是三十余年前的小册子，至今却还没有比他更好的书，这最足以表现他的态度，我想正是他最重要的功绩。说到最近则是民国二十三年，在“安徽丛书”第三集《俞理初年谱》中有他的一篇跋文，也值得注意，其时蔡先生盖是六十八岁矣。起头便云：“余自十余岁时，得俞先生之《癸巳类稿》及《存稿》而深好之，历五十年而好之如故。”文中分认识人权与认识时代两项，列举俞氏思想公平通达处，而于主张男女平等尤为注重，此与《伦理学史》所说正是一致，可知非是偶然。我最爱重汉王仲任明李卓吾清俞理初这三位，尝称为中国思想界不灭之三灯，曾以语亡友玄同，颇表赞可，蔡先生在其书中盖亦有同意也。王仲任提示宗旨曰疾虚妄，李卓吾与俞理初亦是一路，其特色是有常识，唯理而复有情，其实即是儒家的精髓，惜一般多已枯竭，遂以偶有为奇怪耳。王君自昔不为正人君子所齿，李君乃至以笔舌之祸杀身，俞君幸而隐没不彰，至今始为人表而出之，若蔡先生自己因人多知其名者，遂不免有时被骂，世俗声影之谈盖亦是当然，唯不佞对于知不知略有自信，亦自当称心而言，原不期待听者之必以我为是也。

我与蔡先生平常不大通问，故手头别无什么遗迹可以借用，只有民国廿三年春间承其寄示和我茶字韵打油诗三首，其二是和自寿诗，均从略，一首题云“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别有风趣，今录于下方：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原注，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巳存稿》三，精其神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六幺轮掷思赢豆，（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数语蝉联号绩麻。（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末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语。）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蔡先生此时已年近古希，而记叙新年儿戏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惘，即在极小处前辈亦自不可及也。

报载蔡先生于三月五日以脑溢血卒于九龙，因写此小文以为纪念。廿九年三月六日。

元元唱和集

前回在一篇关于朱舜水的文章里，引用《先哲丛谈》，牵连的说到陈元赟。据芳贺矢一的《日本汉文学史》，今关天彭的《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小畑利三郎的淮王常清与陈元赟之诸研究，查出陈氏的生平约略如下。陈元赟，字义都，别号既白山人，又称菊秀轩，浙江杭州人，生于万历十五年。天启元年与沈茂人共随单翔凤至日本京都，持福建总兵公文，来议倭寇事，留三月余，不得要领而回，曾与林罗山唱和，见罗山集中。归国后应会试不第，崇祯十一年再至日本，遂留住不去，其后为尾张藩主毛利义直客，居于名古屋，与诗僧元政相识，作诗唱酬，著有《元元唱和集》，二人诗各一卷，宽文十一年（清康熙十年）卒，年八十五岁。元赟多才技，能拳术，知建筑及制陶，均传于日本，又名古屋有茶食曰板元赟，亦其所创制也。他在日本的影响，与朱舜水的不同，大抵不在学术方面，我觉得一块点心的流传，实在要比一卷书还有意味，不过这里也还只是且谈谈他的诗文耳。

元赟著有《老子通考》四册，只在图书馆看到，我所有的只是一部两册的《元元唱和集》。集内元政元赟诗各一卷，二人互为序，题宽文二年，次年刊行，即西历一六六三年。我这一部新从名古屋买来，旧敝多虫蛀，末叶有墨笔题记二行云，此书上下二册，以清酒一升，从僧贞中易得。贞中不知是何时人，盖亦是风雅和尚，配得读元政诗者，唯清酒时价一升值至十元，亦已大不廉矣。《先哲丛谈》卷二纪元赟能娴此邦语，故常不用唐语，引元政诗，今案原诗悉见《唱和集》中，其一人无世事交常淡，客惯方言谈每谐，原题云“谢元赟翁来访”，其二为《送元赟老人之尾阳诗》十首之三，全诗凡五韵，今录于下：“邂逅遇尾城，至今已四载。今年会洛阳，来往劳孤拐。清谈无点俗，相忘如痴。君能言和语，乡音舌尚在，久狎十知九，旁人犹未解。”元赟和诗，其一云公是道安能说法，我非曼倩好诙谐，尚有意趣，其二末四句云：“方言不须译，却有颖舌在。坐久笑相视，眉语神自解。”有如角牴，工力便不能相敌。盖元政受五山文学的流派，自有洒脱之趣，元赟则乙榜出身，犹多絷缚，二人虽同是景仰袁中郎者，其造就自不免有异也。《唱和集》中元政送元赟之尾阳十诗，有小序云系用袁石公别陶石篑韵，文中说明其缘起云：“余尝暇日与元赟老人共阅近代文士雷何思钟伯敬徐文长等集，特爱袁中郎之灵心巧发，不藉古人，自为诗为文焉。今兹九月之初，既夜正长而风遽冷，寂寂不睡，灯下拥被，独阅石公之集，读至别石篑诗，忽感近日老人将有尾阳之行矣，因效石公韵，缀狂斐十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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