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恩平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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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迁移行为试读：
前言
近期，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好多企业因为客户减少或成本上升而导致的企业利润减少，纷纷裁员，有的则倒闭，特别是出口导向的企业。
在长三角经济圈及珠三角经济圈，外资生产型企业最多，这次受影响也最大。现在很多外资或内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准备迁移，有的迁移至越南等劳动力相对便宜的东南亚国家，有的则注重中国大陆市场而打算迁移至劳动力、土地等经营成本相对较低的内陆省份。
面对此次企业迁移潮，中国内陆省市应凭借自身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低的优势，加大招商力度，可以派遣人员前往苏南、上海、珠三角等长期驻扎，争取那些打算迁移的企业来本地注册公司。对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大有利益。
我们的招商思维应该应形势而变，除了走出去，吸引国外的企业来投资注册公司，还要在国内加强招商力度，吸引那些准备迁移到国外或内路省市的企业。内陆各省市可以结合自身的资源优势、主导产业方向等，鼓励那些与自身发展相符合的企业来投资，切不能因为招商而不管什么企业都招来，特别是污染严重的企业。
据初步调查，目前，浙江省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仅指企业迁出省外，不含全省范围内的企业迁移和个人在省外经商创业），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共有4207家企业在省外投资，其中投资设立生产型企业1675家，投资设立营销机构1964家。全省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亿元。
最近开展的企业迁移及投资环境调查结果表明，上海、江苏、江西等省市已经成为浙江省企业外迁的主要区域。
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因其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人才优势、产业优势、交通优势和信息优势，成为浙江省企业外迁的首选地区。在196家已跨省迁移的企业中，半数企业选择上海为迁入地。从迁移类型看，在总部迁移企业中迁到上海的最多，占88.9%；在研发基地迁移的企业中迁到上海也最多，占71.4%。可见，浙江省企业整体外迁到上海和去上海投资办厂，以及把生产基地迁入上海的比重要明显低于总部迁移和研发基地迁移这两种迁移类型。
江苏与浙江省同处长三角地区，经济基础和经济实力较强，区域优势比较明显，而一些生产要素如土地、电力供应成本低于浙江省，也是浙江省企业外迁的主要区域。调查显示，以江苏为迁入地企业占14.3%，迁入量在各省市中位居第二。迁移类型集中在投资办厂和生产制造基地迁移。
江西和浙江省山水相连，人文相近，交通便利。丰富的自然资源，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和相对宽松的环保准入，以及当地招商引资的各项政策优惠，吸引了不少浙企将生产基地迁至江西。江西已成为浙江省产业梯度转移的重要承接地，企业迁入量仅次于上海和江苏，位居第三，迁入企业数占12.8%。
浙江省企业外迁的其它区域，以迁入量多少排列，依次是广东、山东、福建和北京；调查结果还显示，浙江省企业迁入西部地区要明显多于迁移到东北省份。
本书的研究目的在于围绕企业迁移的区位选择这一主题，分析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浙商外迁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规模分布及其发展态势；分析沪、苏、赣、深圳企业迁移的态势；归纳闽东南地区投资环境、西部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再通过推理的方法，探讨当厂商生产制造基地外移时，如何重建其母国的供应关系；给出企业跨区扩张的条件和路径；提出中国内陆省市要抓住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迁移的引导机制。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资料，引用很多的管理理论、研究论文的思想和观点。在总结以往同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在企业迁移的区位选择、企业发展的地区差异、典型地区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等方面进行了有益地、深入地探讨和研究。现将近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著成此书，抛砖引玉，与大家共同探讨，希望能对我国的企业迁移理论、方法和实践有所贡献。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浙江大学宝贡敏教授、沈阳工业大学张青山教授、浙江万里学院闫国庆教授、鞠芳辉教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王核成教授、钱昇教授、王晓云教授、于剑教授、李道国教授和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另外，第10章实证研究部分得到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决策科学与创新管理”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的资金资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书中肯定有不足之处，还望专家和同行们斧正。著者2010年12月于杭州下沙高教园区第1章企业迁移概念与理论发展
本章概要：企业迁移是指企业以新建、并购、合作等方式，通过整体或者局部的空间位移在企业创办地之外实现迁移或者企业扩张的模式。可分为三种类型，即绝对迁移和相对迁移；生产型迁移、知识型迁移和管理型迁移；市场追逐型迁移、政策追逐型迁移和成本降低型迁移。企业迁移决策是一种综合性决策，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市场越开放，考虑的因素就越多，即使在同一地区，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不同类型的企业，成本函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除了成本因素，有针对性地培育优势资源，是地区吸引更多企业迁入的重点。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主要有区位因素（拉力）、企业内部因素（推力）、外部环境因素以及制度文化因素（阻力）等。现有企业迁移研究采用的三种理论方法各有利弊，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采取制度和行为的方法逐渐成为主流，企业迁移的研究方法需要动态化，企业过去行为的路径依赖以及企业和未来环境的发展变化要求用一个包含行为演化因素的动态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大量存在的企业迁移现象。1.1 什么是企业迁移——关于企业迁移概念的理解
企业迁移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一定规模。所谓企业迁移，是指企业以新建、并购、合作等方式，通过整体或者局部的空间位移在企业创办地之外实现迁移或者企业扩张的模式。从迁移所涉及的规模和部门来分，企业迁移可分为整体迁移、总部迁移、职能部门迁移（如：研发机构、销售部门、生产基地等）、建立子公司等；从企业迁移的目的和原因来分，企业迁移可分为市场拓展型迁移、资源利用型迁移、环境吸引型迁移、资本运作型迁移等。
有的企业通过区域迁移来解决其发展速度与当地资源约束之间的矛盾；有的企业通过区域迁移来改善企业所处的软环境；有的企业通过区域迁移享受迁入地政府提供的优惠政策以此来降低企业的商务成本，等等。这些都是通过企业所在区域的改变来谋求更好的发展空间[1]。
企业迁移现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企业在发展成长过程中对环境的自然选择，是国内经济秩序向着更合乎市场经济规则方向调整的必然结果，企业迁移的根本内在动因是通过企业所在区域的改变来谋求更大的利益和发展空间。因此，对于浙江民营企业而言，迁移[2]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和完善浙江和外地的经济分工关系。
刘怀德（2001）将企业迁移按照三种分类方式进行分类。包括：（1）绝对迁移和相对迁移。绝对迁移和相对迁移是一个存量和增量的概念。所谓绝对迁移，是企业将现有的生产经营机构、能力、研究开发力量等从一个地区移到另外的一个地区，而相对迁移，则是对增量的地区布局的调整，如新增生产能力、研究开发组织等布局，从而改变了企业的资源在不同地区的配置。（2）生产型迁移、知识型迁移和管理型迁移。企业将其资源和活动部分地迁移，这是按照迁移的内容分类的。也就是说，企业将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构成按照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进行调整，生产型迁移是对生产能力的迁移，而知识型迁移是对企业的核心知识部门，尤其是研究开发机构的主导力量的迁移，而管理型迁移是对企业的管理部门的迁移。（3）市场追逐型迁移、政策追逐型迁移和成本降低型迁移。市场追逐型迁移和成本降低型迁移是根据企业迁移的目标加以划分的。所谓市场追逐型迁移，是企业为了适应目标市场的变化而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机构做出调整，具体而言，又可以包括：①更加便利和快捷地了解消费者需求；②通过与有着市场声誉的地区的结合，追求地区的范围经济，实现企业形象的提升。而成本降低型迁移，则是从生产经营成本的角度进行区域调整，包括：采购成本、运输成本、保管成本、税收成本、资金成本、员工成本、土地和房屋使用成本等等。而政策追逐型迁移与市场追逐型和成本降低型迁移有很多相关之处，如政府管制政策给企业留下的生存空间大小、法制健全程度、税负的大小和收费规范程度等，它从市场和成本两方面影响企业。例如，在美国微软公司面对反垄断困境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向微软招手，表示微软可将总部搬到该省，以避免在美国被迫分拆的厄运，政府还开出优厚条件，包括提供贷款兴建新总部。因此，由于政策因素导致的企业迁移可以进一步划分为诱致性迁移和强制性迁移，前者是因为更有吸引力的政策支持，从而吸引企业迁移，追求来自政府收益的增加，而强制性迁移则是由于所在地区的政策环境压力，使企业不[3]得不迁移，以降低来自政府的“剥夺”。1.2 企业要不要迁移——几种理论观点的回顾（1）新古典区位理论
新古典区位理论试图基于经济考虑构建一种寻找企业最优区位的一般的标准化的解释模型，其前提是决策者是理性经济人（homoeconomics），并能获取完备的信息，而经济决策者的个人特征并没有体现在上述模型中。在新古典区位理论中，“利润空间”的概念十分重要（Hayter，1999）。它定义了企业能够获取利润的空间，“利润空间”可能由特定区域的客观特征（如交通基础设施）决定，也可能受集群经济的影响，如专业化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地方生产网络，消费市场规模等，超越空间边界，生产成本将变得高昂或收益将不足以维持企业的生存。新古典区位理论认为，在均衡情况下，处于“利润空间”中的最优区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企业迁移也就变得没有必要。然而，企业和环境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一方面，企业内部因素可能导致扩张的需要或生产过程的变化；另一方面，外部因素（如要素价格的变化，外部效应等）可能导致企业收益边界的变化，进而引起利润空间的改变。因此，有理性的企业会选择使其利润最大化的最优区位，而当企业不再位于“利润空间”中，它就促使企业从当前区位迁移到新的区位，后者可能是有利润回报的区位（Pellenbargetal1，2002）。此时，企业迁移决策主要由那些推力因素，即促使企业离开现有区位的因素所驱动。在多数情况下，企业现有的区位仍处于“利润空间”之内，只是决策者发现其他区位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水平，企业迁移决策主要由那些拉力因素，即吸引企业到其他区位的力量所驱动（VanDijk＆Pellenbarg，2000）。除了推力和拉力因素外，企业迁移决策还取决于一些促使企业留在现有区位的阻力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涉及到企业迁移所造成的固定和可变成本（如厂房、基础设施等）的损失、劳动就业关系的维持、地方政府的压力等。然而，基于新古典区位理论的企业迁移决策只有在决策者具备完全理性和充分信息的假设下才具有说服力。由于上述假设，企业迁移成本，包括房地产选择和获取成本，现有设施的拆除、转移和重置成本，新设施的建设成本，新雇佣劳动力的招聘和培训成本等并没有考虑在内（McCann，2001）。而且，企业内部发展因素（如企业扩张）作为导致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也没有考虑在内。此外，利润空间通常是非常广阔的，而且变化不是很显著，因此，区位因素并不是企业迁移的决定性因素。新古典区位理论中理性经济人和完全信息的假设在19世纪60年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区位的地理特征自然会造成信息的空间不对称，并且经济人在很多情况下会做出非完全理性的行为。事实上，由于受到信息不充分或信息收集成本过高等因素的影响，企业迁移并不一定会选择最优区位，而往往处于“准最优区位（suboptimallocation）”之中。总之，新古典区位理论主要关注企业迁移最优区位的选择以及外在区位因素对企业迁移决策的影响，而[4]对影响企业迁移行为的内在因素缺乏深入的研究。（2）决策者行为理论
Pen和Pellenbarg（1999）指出应从行为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决策过程和决策者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决策者行为理论对诸如生产成本、收益、价格和利润等客观经济标准不是十分关注，而是关注于创业者的决策过程。决策者行为理论认为区位选择是战略或长期投资决策的一部分，它是复杂的、不确定的、主观的。其主要的理论基础在于强调内部和外部的决策者的作用以及与企业迁移相关的决策过程（Hayter，1997）。该理论把企业看成是具有有限信息和有限理性的机构，决策过程通常受不完全信息、主观解释以及其他与新古典区位理论中“理性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情形的影响。因此，企业迁移对区位的选择并不总是最优的。决策者行为理论更强调内部因素和个人特征的重要性，如Simon（2000）指出一个决策者由于个人能力，并不能收集和掌握所有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并认为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者是“满意人”（Satisficer Person），通常会选择次优区位，而最优区位决策只是理论抽象而已。决策者行为理论的核心在于企业如何感知、编码、评估那些影响感知和选择过程的信息和因素。（3）制度理论或演化理论
新古典区位理论和行为理论遭到了众多的批评，因为它们都把企业的决策行为置于静态的环境之中。经济活动是受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的影响而“嵌入”在社会制度或网络之中的（Granovetter，1999，2008），而不仅仅是企业行为。制度理论分析的重点在于特定环境下企业之间的联系而非单独企业的行为，强调正式和非正式网络对企业行为的影响。企业之间的联系不仅包括货物与商品的前向和后向的联系，而且包括与创业者、顾客、公共机构等之间的非正式网络。企业迁移是在动态环境下的决策，不仅要考虑企业的行为，而且还要考虑植入这些行为之中的社会和文化内涵。企业迁移行为是企业投资战略的结果，也是企业与供应商，政府部门，工会以及其他机构就价格、工资、税收、补贴、基础设施等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要素谈判协商的结果（Pellenbargetal1，2002）。该理论认为“外部”或“制度”要素（空间调整，如扩张、兼并、收购、接管、信任、互惠、合作和惯例）在企业的结构与功能、市场的运作以及政府干预形式等经济的各个层面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Martin，2000）。企业迁移的演化理论应用达尔文的生物学概念，如变异、选择和路径依赖来分析空间经济发展（Nelsonand Winter，1998）。这种演化概念在经济地理中也分别被称作创新、竞争和惯例。克鲁格曼（1991）认为在经济格局的形成中，偶然性、路径依赖、历史和特殊事件起决定作用。一旦早期的区位优势形成以后，通过前向和后向关联，可产生累积效应，这种非理性的经济分布在规模报酬递增作用下，具有“锁定”（lockingin）效应。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对于企业迁移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企业先前的区位对企业迁移决策以及迁移路径具有强烈的影响，企业的初始区位将限制可能的迁移选择，新的区位通常位于初始区位的附近。路径依赖或惯例使创业者不愿进入他们缺乏经验的新的经济活动领域，如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Brons and pellenbarg，2003）或者改变区位。他们倾向于通过过去在特定环境中建立起来的知识，惯例和能力来展开竞争，并且这种能力很难被别人模仿（Boschma and Frenken，2004）。因此，创业者更容易依赖在特定市场领域获取的知识和经验，而忽视其他收益较高但同时也潜藏着风险的发展路径，这很容易导致“锁定”和次优行为的发生。此外，演化理论中，经济变化与对变化的抵制或惯性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并不能选择新古典理论中所谓的最优区位，受历史行为的影响，如沉没成本、信息偏差和感知等，限制了它们的最优选择（锁定效应）。总之，新古典区位理论中企业被看作成一个“黑匣子”，以理性的方式应对环境的变化；行为区位理论中企业是涉及冲突，不确定性，不断学习和适应的决策主体；而制度和演化理论中，企业被认为与环境不断相互作用。从新古典区位到行为区位，制度和演化理论的转变也意味着从新古典区位理论中典型的“硬”要素向行为区位、制度和演化理论的“软”要素的转变。促进核心至边缘迁移的政策措施属于新古典区位理论中的成本节约要素。相反，行为区位理论强调软要素（如企业的个性考虑）的重要性，如在决定是否迁移时，非完全信息使较远的区域变得未知，更容易迁移到较近的区域。此外，制度和演化理论强调企业行为受不确定环境中提供决策依据的惯例和制度的影响，非物质要素如信任和社会资本在经济活动中作用显著。上述理论是相互重叠的，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排斥（Brons [5]and pellenbarg，2003）。
通过以上分析，企业迁移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决定因素可归纳如下，如表1.1所示。表1.1 企业迁移理论流派及其决定因素资料来源：根据白玫（2005）研究成果整理。1.3 企业为什么要迁移——企业迁移的动因分析
企业迁移决策，是一种综合性决策，必须考虑多种因素。市场越开放，考虑的因素就越多，即使在同一地区，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或者不同类型的企业，成本函数存在一定的差异。除了成本因素，有针对性地培育优势资源，是地区吸引更多企业迁入的努力重点。（刘怀德艾斌，2005）
1.成本最小化
成本最小化是许多企业迁移的主要考虑因素，这里的成本采用商务成本的概念。商务成本由要素成本、交易成本和其它成本三者构成。要素成本主要是生产要素的投入成本，包含土地价格、水电价格和人力要素价格等；交易成本主要包含要素配置的市场化程度、企业承担的税费、政府运作的效率等；其它成本是指除前面两个方面之外的成本，包含企业融入当地的难易程度（文化兼容程度）、社会治安状况和员工的可迁移性等。一般来讲，政策追逐型迁移和成本降低型迁移主要追求商务成本的最小化。（1）要素成本最小化。浙江企业迁往江苏主要原因就是追求要素成本的最小化，上海、昆山的要素成本（以土地为例）显著的低于浙江和珠三角地区（见表1.2）。表1.2 要素平均成本资料来源：①《工人日报》2004-08-29；②温州市统计局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交易成本最小化。部分台商企业将在珠三角的工厂迁往长三角的苏州，税收优势就是一个重点考虑的因素。国家规定外资企业可享受基本税率15%及“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但长三角地区几乎所有城市都已经突破了国家的底线。例如：
苏州新区：经营在10年以上，从开始获利年度起，两年内免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减免期满后，先进技术再延长三年，按10%征收，企业出口产品值达到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按10%的税率征收。
苏州工业园：经营期超过10年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自获利年度起，通过“先征后返”方式。可享受“两免三减半”；先进技术企业可享受“两免六减半”；产品出口企业可享受“两免全减半”的优惠。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产品出口型企业，按规定减免所得税期满后，所得税率按10%征收，先进技术企业实行“两免六减半”的政策，期满后按10%征收。
宁波：所得税税率为15%，实行“五免五减半”。台商企业就在这些政策中选择最优者作为企业的迁入地。这也造成了各地招商的无序竞争现象。
交易成本最小化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政府的工作效率。浙江一些企业虽然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但是由于本地上规模的企业实在太多，它们很难享受特别的政策待遇。但倘若他们到外地投资，由于直接受益的是当地财政收入，因而当地政府十分重视，它们往往被奉为上宾，无论在费用减免还是在土地征用速度等方面都享受特别待遇，且当地领导经常听取企业意见，征询发展要求，故政府工作效率很高，交易成本也比浙江低。
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商务成本具有优势的地区（昆山、上海）一般是政策追逐型迁移和成本降低型迁移的目的地，迁移实例也证明了这个结论。
2.资源充裕化
与企业迁移有关的资源主要指社会资源，包括品牌、资金、消费者市场、信息、技术以及人才等。一般来看，企业迁移看中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迁入地的地区资源优势（全国性的品牌资源、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广阔的市场、良好的社会基础设施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等），企业正是利用迁入地的这种资源优势来实施自身的经营发展战[6]略。（1）品牌资源。在中小企业还无力创造自己企业品牌的情况下，使用产地品牌推销产品成了一个广泛采用经营策略。多数浙江中小企业迁往上海看中的就是上海全国性的品牌资源，在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产品在全国普遍受到抵制的情况下，温州企业在上海注册，产品在全国市场上使用的是上海品牌，利用上海产地品牌资源使企业渡过困境，并且不断的发展壮大。（2）资本的流动性以及融资的便利程度。研究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流动性要强，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本流动性要弱，资本流动性与融资便利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较，东部地区的资本流动性强，融资途径更为广泛、便利。首先，东中西部地区存贷款资金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的存款和贷款总额要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1991年至2002年，东部地区的存款总额占全国存款总额的60.93%，中部地区为21.64%，西部地区为17.43%；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贷款总额占全国贷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3.74%、27.45%、18.81%。其次，民间资本在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活跃得多，并且通过资本市场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具有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海、深圳），大量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流向股份公司和证券交易所所在地，当地企业可以更为便利地利用这种信息优势进行融资。依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历年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1991年至2002年，东、中、西部地区在证券市场融资的比重分别占全国的71.62%、16.41%、11.97%。第三，国外直接投资（FDI）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吸引的外资非常有限。依据历年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1991年至2002年，东、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87.44%、9.05%、3.51%。综合来看，东部地区的资本总额占了全国的绝大部分份额，并且流动性较强，因而，企业如果选择落脚东部地区，融资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就更为便利。（3）市场效应。东部地区本来就人口众多，并且购买力强，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有效市场。内陆地区的企业经过在原诞生地多年的经营，本地市场接近饱和，如果要扩大企业规模，就必然放眼东部广阔的市场。在企业的扩展过程中，有很多企业选择了接近市场设厂的策略。这种策略不仅可以利用迁入地的优惠税收等政策，还能更快地适应目标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企业的经营政策。企业迁移使外地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时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利用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强大的辐射作用拓展全国市场。市场追逐型迁移的动因主要就是市场效应。（4）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在信息时代，信息对企业至关重要，掌握了丰富信息的企业往往占尽先机。特别是在我国进入WTO后，企业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市场，参与的也是全球化的竞争，信息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沿海地区的中心城市外资企业众多，信息发达，并且与海外市场联系紧密。对于想要拓展海外市场、成为国际性的企业来讲，将企业总部迁往这些中心城市就能更方便地获取信息，随时掌握海外市场动态。企业迁移的实例也表明：大型企业集团一般选择了将公司总部迁往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国际性的大都市。管理型迁移（即总部迁移）动因就是要充分利用信息优势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迅速做出反应。（5）技术、人才的丰富程度。北京、长三角地区高校众多，科研院所林立，是全国人才的高密度集聚地，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具有突出的技术、人才优势。一些企业将核心知识部门，尤其是研究开发机构迁往这些地区，就是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地区丰富的技术、人才资源，使自己的技术站在全国的前沿。一般来讲，技术和人才资源是知识型迁移的主要原因。
3.企业集群化
20世纪70年代以后，对企业集群的关注日益加深，它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在竞争战略方面是创新，而微观经济方面主要研究交易费用。企业集群对企业迁移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一是创新环境因素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制造业已由柔性专业化生产方式取代了传统的福特制生产方式，进入了“后福特”时代。皮奥里和萨贝尔分析了以柔性化为基础的产业聚集的几个特点：柔性加专业化、限制进入、鼓励竞争、激励创新性竞争以及限制阻碍技术进步的过度竞争等。其中，对企业迁移有较大影响的是激励创新性竞争特点，这有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竞争性创新环境。创新环境首先是一种本地化的网络结构，它是由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组成的，它可以降低企业经常面临的静态或动态不确定性，并使得各种行为主体之间在功能和信息方面结成密切而稳定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各企业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相互作用和学习，并且加强了企业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他们自己行为的能力，同时也保证了创新的传播、交换和技术文化的不断更新，以及创新环境的更新。这种创新体系，常受到全球化大公司的控制，又受到相互依赖的中小型企业聚集的供应链的支持。这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众多台资高科技电子企业选择将企业迁往长三角地区。
二是交易费用因素的影响。藤田和克鲁格曼从产业间、产业内的联系以及交易费用角度分析后得出，产业内的密切联系加速了产业的集群，并且降低了交易费用。杨小凯在他的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理论中经过严谨的数学推理证明，如果分工水平高，则所有交易都在同一地点进行的市场要比分散在多个地点进行多个双边交易更有效率，并且生产者距离的缩短引起分工的进一步演化。所以，企业集群是报酬递增的加速器，企业完整生产链的集群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企业协作，形成了报酬递增和分工不断深化。这个微观经济因素对企业迁[7]移也有一定的影响。（黄冬梅杜伟锦，2006）1.4 企业如何迁移——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分析
国外的研究学者认为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区位因素（拉力）、企业内部因素（推力）、外部环境因素以及制度文化因素（阻力）等。国内学者刘怀德、艾斌从商务成本的最小化、资源的丰富程度以及产业集群三个方面阐明了企业迁移的主要动因。赵奉军指出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要素的改变、政府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宏观经济市场化程度等是影响企业迁移的重要因素。刘娟（2007）从生产要素市场和区域环境两方面分析企业区域迁移的动因。
1.要素投入对企业迁移的一般影响
在现代社会生产中，土地、原材料、能源、资本、劳动、知识、技术、管理，都是企业所需的重要的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在不同地区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尤其是土地、原材料、能源等具有不可流动性。一些企业在基本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自身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不满足于当地生产要素的制约，必然会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的差异，选择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而实现跨区域流动。例如，上海的各项要素禀赋整体上要优于江苏和浙江，特别在融资环境和人力资源供应方面优势明显。而江苏在土地供应、电力供应和原材料供应等要素市场及城市交通状况方面要优于浙江，拥有比浙江更便宜的要素成本和商务成本；浙江在产业配套、行业协会及中介服务方面比沪、苏更为完善。江西则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和相对宽松的环保准入吸引着外来企业。
2.区域环境对企业迁移的一般影响（1）产业环境对企业迁移的影响。随着社会化分工的发展，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脱离不开其他相关产业或部门的支持，因此，在经济活动区位中选择产业环境至关重要。构成产业环境的要素包括产业积聚、基础设施、生产服务以及其他自然与人文环境等。产业积聚对企业经济活动区位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产业积聚有利于节约企业空间交易成本。空间交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资讯成本、寻找成本以及和约的谈判成本与执行成本。地理位置上的相邻可以为企业节约时间和资源，从而大幅度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企业竞争优势。
②产业积聚有利于专门化分工与协作。在产业集群区，上下游企业间的转包合同（纵向分工）和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协作（横向合作），使该区域内各企业在生产和经营上紧密联系，从而降低了因为转换生产加工环节而必须付出的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我国家具制造产业集群集中在广东、福建，其他分散在中部的河北、辽宁、浙江。家具制造业需要相关的配套产业形成低成本的产业链。广东、福建有相当的纺织、木材加工、小五金制造业基础，以当地成熟的销售市场为依托，使得该地的家具产业都已形成上百亿元产值，上中下游产业链衔接，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集群形态。
③产业积聚内激烈的竞争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产业集群内部，聚集着几十家甚至上百家企业生产着相同或类似产品，集群内部的竞争非常激烈。迫使企业必须通过不断地技术创新来获取竞争优势。同时，一家企业的知识创新很容易外溢到区内的其他企业。同样，产业集群本身对人才具有强烈的吸纳能力，大量专业性人才慕名而至，成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最重要的创新资源，有利于企业开辟新市场、发展壮大。（2）市场环境对企业迁移的影响。处在欠发达地区运作大区域的市场，由于人才、信息、社会环境等原因所造成的视野、观念、营销战略的局限性已经开始影响企业的发展。不少企业将企业总部或营销机构搬迁至靠近消费市场的地区落户，可以使其全面快速掌握市场信息，进而对市场信息和企业内部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包括对产品定位分析、价格分析、产品改进及发展分析、市场规模与购买力等，以此确定企业战略，及时提供顾客满意的产品，才能保持企业持续发展。因此，市场信息已成为当代企业创新的基础。河南金丝猴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启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总部搬到上海之后，为及时搜集、获取前沿信息提供了地域上的便利；为广泛吸收、招纳人才、不断充实公司发展的后劲增强了影响力和号召力；成为整个集团公司对外宣传的窗口；为在上海建立科研基地，更快、更多、更好地不断推出新品，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有利于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完善营销网络，提高销售额。”此外，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地区品牌资本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而无形资产恰恰是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地区里重要的战略资源。特别是在新经济的状态之下，无形资产占的比重非常高。如果一个地区的无形资产占的比重在整个地区的总量当中占很大的比例，说明这个地区的竞争能力是非常高的。通过地区品牌塑造企业形象，成为众多企业迁移的战略选择。中国的钻石首饰名牌金伯利把总部从河南搬迁到上海，美誉度是其考虑的主要原因。因为，钻石是时尚之物，来自一个开放、时尚的城市与来自一个相对封闭的城市相比，其品牌的美誉度及消费者的认[8]可度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很多珠宝商跑到香港注册公司。（3）交通环境对企业迁移的影响。便利的交通环境保证了产品、原料、人员及信息传送及运输的及时性，降低了物流成本和商务流通费用，有利于企业对省外市场的开拓以及与省外的经济、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相互交流，有利于加强集团同内地在各方面的联系，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早在1964年国家筹建二汽（东风汽车的前身）时，遵照毛泽东同志“三线建设”的指示，选择厂址过多考虑的是国防安全的需要。因此，工厂选址在武当山北麓的狭长地带，24个专业厂分布在20多条山沟里，号称“百里车城”。且厂区之间相隔2～5公里。十堰没有飞机场，去汽车城十堰，必须先飞武汉。从武汉到十堰，乘火车需要9个小时左右，乘汽车时间更长一些，出山进山至少要花费两天时间。由于十堰的区位环境和交通环境的制约，东风汽车的经营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一大批汽车研发人才外流，许多开发项目被搁置。因此，从企业发展的战略需求考虑，要想让企业立足更高，做大做强，东风下定决心走出了大山。东风总部坐镇武汉，利用武汉交通、信息、市场、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和工业基础厚实、配套产业发达、经济基础雄厚、社会协作条件好的特点，加快了东风参与国内汽车产业的联合与重组和国际合作的步伐，整体对外辐射能力大大增强。东风公司总经理苗圩认为，东风总部迁移武汉，有利于东风对全集团的宏观管理，有利于合理调整发展布局，有利于吸引优秀人才，有利于在加快发展过程中为地方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有利于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4）政府环境对企业迁移的影响。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当某地的投资环境制约了企业的发展时，一切行政命令都不能阻止企业的跨区域迁移。
企业的外迁会造成税收和资本流失，尤其是外迁投资企业超过一定数量限度时，甚至会造成当地产业的空洞化以及失业率的上升，对当地经济会带来一定影响。为了留住当地企业，吸引外来企业迁入，迫使不同地区政府之间展开竞争，不断努力为当地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吸引外来资本、技术和人才提供畅通的渠道，不断降低商务成本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以吸引更多的企业迁入。此外，政府不断提高为公众和企业服务的水平、加强政策法律环境建设以提高区域竞争力。例如，上海在政府信用体系建设、投资审批的规范化和效率、当地政府对优惠政策兑现力度以及司法部门处理经济纠纷的能力与效果方面走在了前面；浙江率先实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从制度上保证政府为企业服务的公正、公平和廉洁。因此，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务实高效的政府形象对于吸引外来企业至关重要。
在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企业必然将依据区域比较优势原则重新调整企业各环节的空间布局。中心城市和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都不能限制企业的迁移行为，而是要想方设法根据区域资源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区域的比较优势，使企业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进行发展环境的选择。调整区域发展方向，实现城市功能、产业结构的互补，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与合作共赢。经过长期持续的积累[9]和发展，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实现共同发展。1.5 企业迁移研究现状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为了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抢占市场的制高点，寻求更为有利的生产经营地点，不论是大的跨国公司，还是本土的小企业，都加快了企业迁移的步伐。[10]
1.国外企业迁移研究现状
国外有关企业迁移的研究开始于1950年代，当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英国的企业迁移现象，也有一些是关于荷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企业迁移现象的研究。国外关于企业迁移的研究多是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占了相当的比重，也有一些理论研究，企业迁移模型多是计量模型。
实证研究主要包括企业迁移的动因、企业迁移补贴的有效性等问题。例如，英国朴次茅斯大学经济系的斯考特（P.Scott）用数据分析法，搜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迁往英国的企业的历史数据，经分析得出结论：临时性关税是造成企业迁往英国的主要原因。
案例研究主要是对已发生的企业迁移个案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通过个案找出企业迁移的动因，迁移补贴在这一案例中的作用等。比利时的东盟研究中心的一个企业迁移研究团队是企业迁移案例研究的代表。他们主要研究比利时企业迁移到国外的案例，以及泰国企业迁移、菲律宾企业迁移的案例。从所查找到的资料看，曾进行过7个案例的研究。
理论研究则是通过建立一个分析框架来分析企业迁移的动因。按照新古典区位理论的思路，美国印第安纳州埃文斯威大学的奈克斯迪恩（Nakosteen）和季默（Zimmer）提出了一个解释企业迁移的决定模型，通过监控企业的利润，来决定企业迁移的行为。安德森（SimonAnderson），帕尔玛（Palma）和宏（Gap-SeonHong）对企业空间均衡进行了研究，建立了两企业区位均衡模型：其一是价格与区位同一时间发生的博弈模型，其二是两步博弈模型，即先区位后价格的博弈模型。第二种情况下的均衡区位要更远一些，因为内部化削弱价格对聚集的影响作用。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国外广为开展的企业迁移服务。在美国，有许多咨询公司会为企业提供“迁移服务”，也向政府提供各地吸引企业的“报价”。如商业服务集团提供企业迁移与扩张服务。一些全球性的会计公司也会提供企业国际迁移的咨询服务，如安永（Ernst＆ Young）和德勤（Deloitte＆ Touche）。此类服务包括迁入地政府规章、税收、基础设施、劳动力、厂房设备和居住条件等。温汉国际是世界上最大的全球迁移管理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它为世界范围的企业提供顾客个性化的企业国际迁移和人力资源管理服务。由温汉国际和美国国家对外贸易会主持，随后国际人力资源研究所、社会人力资源管理全球论坛也参与的全球企业迁移调查，从1993年起至今，每年进行一次，并发布一个年度调查报告，该调查主要针对企业国际迁移中的人力资源问题。
国外的企业迁移研究中，我们还要关注荷兰的格罗宁根大学空间科学系的研究团队，其主要成员有佩伦伯格（Pellenbarg）、迪克（Dik）、威森（VanWissen）、肯伯（Kemper），他们发表了一系列企业迁移的研究文章。佩伦伯格早在1987年就以企业迁移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其博士学位论文，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致力于企业迁移这一理论分支的研究。佩伦伯格、威森和迪克还共同编写了《企业迁移：理论、历史和应用》一书，这是一本专门论述企业迁移的著作。
2.中国企业迁移研究现状
中国有关企业迁移的专门研究开始于本世纪初。研究主要为理论研究、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
理论研究方面。白玫是中国最早对企业迁移这一理论分支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其主要工作是梳理了企业迁移这一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分支，把国外的研究成果积极介绍到了中国；为企业迁移理论研究搭建了研究框架，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在多个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企业迁移的模式；在新古典理论分析框架下，建立了企业迁移动力模型；从企业、区域和城市多个视角，分析影响企业迁移的因素；归纳总结了企业迁移的一些基本规律；并对企业迁移补贴问题进行理论方面的探讨。白玫在企业迁移研究方面获得了中国博士后基金的资助。
魏后凯则从企业迁移与企业竞争力、区位竞争力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企业迁移是企业与迁入区和迁出区政府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也是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环境竞争过程。从空间扩张的角度看，企业经济活动的迁移最初是销售机构的迁移，然后是生产制造工厂的迁移，最后是研究与开发机构和公司总部的迁移。企业迁移对企业、迁入区和迁出区的竞争力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不利的。这样，从政府干预的角度看，就需要进行必要的引导和调节，以尽可能减少各种不利影响，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影响，从而实现“三赢”的结果。由魏后凯主持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迁移的决定因素与区位政策》正在进行之中。
刘怀德认为，企业迁移已变得很活跃，企业迁移除了对企业自身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外，还有很强的外部性，它可以改变地区经济发展的格局，可以提高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应准许企业迁移，努力减少迁移成本，并完善地区间竞争的治理结构。复旦大学身处“长三角”，对我国民营企业迁移现象观察比较直接、体会也非常深刻。他们认为企业发展所需要素变化、地方政府间竞争是民营企业迁移的根本原因。
实证研究方面。目前的研究主要以浙江省为主。钱文荣等以浙江省经济较为发达的海宁市为研究对象，以20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为基础，利用模型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认为影响农村企业适度集中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即不同区域内企业家对生活的满意度及企业的迁移成本。
从政府角度关注企业迁移是浙江省。浙江省统计局，在对近600家企业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浙江企业迁移，以及浙、沪、苏之间企业迁移的研究，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1）浙江企业迁移呈扩大态势，不论是外迁还是迁入都呈扩大之势。长三角内部的迁移水平高于跨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迁移。（2）外迁企业以劳动密集型居多，企业扩张是企业迁移的主要动力。浙江企业迁移到外省去投资办厂占迁移企业的比例高达83.7%，要比外省企业迁移到浙江投资办厂的比例49.3%高34.4个百分点。上海、江苏、江西等成为浙江企业外迁的主要区域，上海的中心优势对浙江企业吸引力较大（体现在总部吸引力），江苏、江西等生产要素优势也吸引不少浙江企业（体现在要素吸引力）。浙江外迁企业更关注土地资源、电力、原材料供应等，土地资源的认同率占55.6%，列首位；其次是电力供应，认同率为45.4%；第三是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42.9%；可以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列第四位，认同率为41.8%。（3）外省迁入浙江的企业最关注因素中，认同土地资源的占46%，列首位；提高企业形象，认同率为42.7%，列第二位；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认同率为40.7%，列第三位；政府服务意识，认同率为35.3%，列第四位；产业配套，市场规模大，认同率为33.3%，列第五位。以整体迁移方式迁入浙江的比例为15.3%，比迁往外省的比例高10.2个百分点。
案例研究方面。对Intel公司，对宇通公司、杉杉集团、希望集团、格林集团、中国铝业等案例的研究正在进行之中。从企业迁移文献的数量和内容来看，国内外都存在企业迁移的理论研究落后于企业迁移的实践，国内的差距更大。企业迁移研究还没有成为区域经济学的主[11]要分支，其研究空间相当大。【注释】[1]刘娟.企业区域迁移的动因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6）:61－62.[2]本书脚注部分如不特别说明，均表示相应内容的引用或资料来源。[3]刘怀德.经济发展中的企业迁移［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5）:114－116.[4]①杨文兵.企业迁移理论研究的主要流派及其述评［J］.经济问题探索，2007（2）:137－140.②白玫.企业迁移的三个流派及其发展［J］.经济学动态，2005（8）:83－87.③陈伟鸿王会龙.企业迁移的理论基础及其演变脉络［J］.经济评论，2007（3）:124－128.[5]白玫.企业迁移的三个流派及其发展［J］.经济学动态，2005（8）[6]黎逸科 黎碧茵.珠三角企业迁移浅析.热带地理，2009（5）.[7]①刘怀德 艾斌.企业迁移的动因研究［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5（12）；②黄冬梅杜伟锦.浙江民营企业迁移的理论动因［J］.经济论坛，2006（5）.[8]桑燕.总部迁移：河南企业的冲动与困惑.经济视点报，2007-3-7.[9]刘娟.企业区域迁移的动因研究［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07（6）.[10]范作冰.杜磊磊.国外企业迁移研究综述.新西部（下半月），2009（5）[11]王业强.国外企业迁移研究综述［J］.经济地理，2007（1）；王文的网上文章连接http://www.cass.net.cn/file/2007020887211.html第2章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和特点
本章概要：据初步调查，目前，浙江省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仅指企业迁出省外，不含全省范围内的企业迁移和个人在省外经商创业），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共有4207家企业在省外投资，其中投资设立生产型企业1675家，投资设立营销机构1964家。全省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亿元，上缴税收25.1亿元，分别占全省个私经济总产值的6.1%和税收总额的12.8%。民营企业规模稳步增长，主营行业集中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企业总部向大中城市转移，生产基地向开发区集中，重视专利产品和质量管理，但科技研发投入不足，民[1]营企业两成以上是国有、集体企业改制形成的。2.1 民营企业的发展状况
1.民营企业规模稳步增长，销售收入进一步提高
2005年底，民营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中位数为200万元，比2003年底的185万元增长了8.1%；开办企业时的实收资本总额中位数为98万元，资本增值1.04倍。以经营时间长度的中位数5年来计算，年均资本规模增长15.3%。
2005年底，所有者权益超过1000万元的企业占24.5%，比2003年底的21.7%增长了2.8个百分点。超过5000万元的企业占5.2%，比2003年底的5.6%下降了0.4个百分点，超过1个亿的企业占2.2%，比2003年底的2.6%下降了0.4个百分点。中型民营企业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但较大规模的民营企业数量有所降低。
2005年底，民营企业销售额的中位数为654万元，比2003年底的440万元增长了48.6%，销售收入大幅增长。销售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的占企业总数的42.7%，比2003年底的35.6%增长了7.1个百分点。销售额在5000万元以上的占17.7%，比2003年底的12.3%增长了5.4个百分点。销售额在1亿元以上的占10%，比2003年底的6%增长了4个百分点。
从行业分布来看，资产规模中位数在500万元以上的行业有房地产、建筑业、电力煤气水、农林牧渔和租赁业，100万～500万元之间的有采掘业、制造业、交通运输、科研技术、卫生、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100万元以下的行业有居民服务、文化体育和信息服务业。销售收入中位数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房地产、建筑业、农林牧渔、电力煤气水、采掘业、制造业和租赁业；销售额中位数在300万～1000万元之间的有卫生、交通运输、科研技术、住宿餐饮和批发零售；销售额中位数在300万元以下的是信息服务、文化体育和居民服务业。
2.企业纳税显著提高，利润有较大增长
2005年民营企业纳税额的中位数为25万元，提高了56个百分点。纳税额在100万以上的比例为26.9%，提高了6.5个百分点。在200万以上的占17.5%，提高了4.9个百分点。在500万以上的占7.9%，提高了2.9个百分点。在1000万以上的占4..0%，提高了1.5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利润额有较大幅度增长，2005年的中位数在21万元，比2003年提高了40%。但是由于利润额的增幅低于销售额的增幅，因此销售利润率略有下降，亏损企业所占比例进一步扩大为8.6%。这表明民营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两极分化的趋势。2005年民营企业的交费额虽上升了50%，但由于销售额同时上升了48.6%，因此企业负担加重不是十分明显。
从行业分布来看，纳税额最多的行业分别是房地产、建筑业和采掘业，这些行业也是交费最多的行业。纳税额最少的是居民服务业。利润最高的行业分别是电煤气水、建筑业和农林牧渔。行业中亏损最为严重的分别是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占据了亏损样本总数的59.1%。
2005年民营企业纯利润中用于投资的中位数为10万元。根据企业利润中位数20万元来推算，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将50%的纯利润用于再投资，这与单个样本计算利润投资支出率的中位数一致。这个数据有力地说明，民营企业用于投资的利润支出比例可靠度很高。
3.雇工趋于稳定
2005年民营企业全年雇佣人数中位数为45人，全年雇佣下岗工人的中位数为7人，农民工的中位数为15人，雇佣半年以上不足一年员工数为3人，雇佣半年以下员工数为1人。与前次调查比较，全年雇佣人数基本持平，临时雇佣人数略有降低。说明近几年民营企业户均雇工人数趋于稳定，变化不大。
4.主营行业集中于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且主营行业有多元化趋势
民营企业主营行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比例高达65.4%。由于填报时主营行业可以多选，因此我们发现房地产和科研技术在第二选择中比例比较高。有11.8%的企业选择了两个以上的主营行业，有3.7%的企业选择了两个主营行业，说明民营企业主营行业有多元化的趋势。随着市场准入的逐步放开，已经有少数企业开始从事电力煤气水、公共设施等基础建设行业。
5.企业总部向大中城市转移，生产基地向开发区集中
2005年民营企业总部在大城市的比例为17.3%，在中小城市的为35%，在乡镇的为27.2%，在农村的为10.2%，在开发区的占10.3%，与开业时企业总部所在地比较，几乎没有多大差异。但仔细观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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