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故(第二集)(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徐俊 主编 严晓星 执行主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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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故(第二集)试读：

吴湖帆和周鍊霞的订交与相识

一

翻检吴湖帆早年交游的种种资料，笔者始终未见到周鍊霞的名字。

比如，1939年潘静淑逝世后，吴湖帆以亡妻名句“绿遍池塘草”为题，广邀友朋一百

二

看不到记录，会不会是吴湖帆故意避而不录呢？恐怕又并非如此。笔者翻阅过大量民国时期的上海小报，在40年代，周鍊霞艳名方炽，不知有多少小报记者成天追逐于“鍊师娘”的石榴裙边，对其轶事趣闻大肆报导。但在这些报导中，同样也见不到吴、周二人曾经交往的证据。那么，吴湖帆与周鍊霞到底订交于何时呢？

据笔者所知，周鍊霞最早出现在吴湖帆的著作里，是在1954年出版的《佞宋词痕》中。《佞宋词痕》除正编有部分词作写明与周鍊霞相关外，所附外篇《和小山词》也全部由周鍊霞抄录。在卷末，周氏还题有《念奴娇》一首：

高楼梅景背西风，掩映疏枝繁朵。篆缕萦回沉水细，正是词心初可。片玉仙音，小山雅韵，拍倩红牙和。举头新月，入时眉样刚妥。 其奈绿草池塘，黄昏庭院，寥落无萤火。唤起采毫留墨沈，替写闲愁些个。六叠清平，双声红豆，调入伊州破。湘帘低卷，燕巢梁上重作。

癸巳新秋，庐陵周茝校录，代和《清平乐》末六首，并题此解。

从词后跋语看，在癸巳年（1953）秋，吴、周二人已有非常密切的交往。周鍊霞不仅替吴湖帆抄录了《和小山词》，还代作了其中六首《清平乐》。《和小山词》中周鍊霞题词

此外，在吴湖帆梅景书屋的收藏中，已知四件藏品上录有周鍊霞的题跋。三件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一是宋版《梅花喜神谱》，周鍊霞题“癸巳元宵，抱真、鍊霞同观”；二是南宋佚名《樱桃黄鹂图》，周鍊霞题“癸巳新春同观，抱真、鍊霞”；三是元佚名《山水三段图卷》，周鍊霞题词一首，落款云“癸巳春分前二日，随声《鹧鸪天》，螺川鍊霞题”。另一件是今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宋拓《化度寺塔铭》，周鍊霞题“癸巳上元同观，抱真、鍊霞”。四件藏品上的题款时间也均在1953年（癸巳）。《梅花喜神谱》中周鍊霞观款《樱桃黄鹂图》中周鍊霞观款《山水三段图卷》中周鍊霞题词

再查近年拍卖会，吴、周合作的书画也不少见，但最早的三件同样都作于1953年。一是周鍊霞所绘《烛影摇红图》（北京保利2014年秋拍），上有吴湖帆所书《醉花阴》一首，周氏款云“癸巳五月，鍊霞”。二是吴湖帆、周鍊霞合画的《荷花鸳侣图》（上海朵云轩2014年春拍），吴氏款云“癸巳夏日，对玉山顾氏瑞莲写照，鍊霞补鸳鸯，吴湖帆并题”。三是周鍊霞所画《仕女图》（上海朵云轩2014年春拍），吴氏题《菩萨蛮》一阕，并跋曰“癸巳中秋，润色绿蕉并题，吴倩”。周鍊霞绘《烛影摇红图》　 吴湖帆、周鍊霞合绘《荷花鸳侣图》

在三四十年代完全不见彼此订交的记载，但到1953年却频繁出现了各种交往的证据。无论是《佞宋词痕》中涉及周鍊霞的内容，还是吴湖帆藏品上周鍊霞的题跋，或是吴、周二人合作的书画，三者都是从1953年开始的。时间上的一致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吴、周二人会不会就是在1953年之前不久才订交的？

我们不妨再看看陈巨来《记螺川事》的记载：

冒鹤亭屡屡以她诗词绝妙告于湖帆，力为介绍。二人在鹤老家一见生情……事为吴第二夫人顾抱真所知……

虽然《记螺川事》不可全信，但也并非全不可信。陈巨来对各种细节虽常常信口开河，但是对一些事情的背景也不敢完全虚构。笔者以为，对吴、周二人订交的背景，陈氏所云即不无参考价值。从陈巨来的叙述中可推知两点：第一，既然吴、周相交，“事为吴第二夫人顾抱真所知”，那二人订交应当发生在1942年吴湖帆续弦顾抱真之后，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30年代的《丑簃日记》和1940年的《绿遍池塘草》中遍寻不到周鍊霞的踪影；第二，吴、周相交，既然是冒鹤亭因周鍊霞“诗词绝妙”向吴湖帆“力为介绍”的结果，那订交必然发生在冒鹤亭对周鍊霞的诗词造诣有所了解并予以认可后。周鍊霞绘《仕女图》，吴湖帆题《菩萨蛮》一阕

查《冒鹤亭先生年谱》，冒鹤亭与吴湖帆倒相交甚早，在20年代末，冒、吴二人即共同列名为编纂《清词钞》的发起人。而周鍊霞第一次出现在冒氏年谱中，时间很晚，已是1951年4月的事：

先生七十九岁生日，同人设宴于苏渊雷钵水斋为先生祝寿，到者计卅二人，已知者有吴湖帆、陈季鸣、钱瘦铁、唐侠尘、江寒汀、周怀民、朱大可（名奇）、马公愚、吴青霞、周鍊霞，三子景璠陪侍。

苏渊雷的钵水斋在上海长乐路，因有花木山石之盛，故当时常举办各种文酒雅集。在冒鹤亭七十九岁的寿宴上，周鍊霞第一次出现。但在之后的一年里，年谱中都不见冒、周二人有进一步来往的记载。看来，周鍊霞参加冒鹤亭的生日宴，很可能只是一次偶然的文酒之会，在与会的数十人中，冒与周都是主人苏渊雷的朋友，但二人并未因这次聚会而彼此熟识。冒与周有较多来往，是周鍊霞在年谱中第二次出现后的事。（在1951年的雅集上，吴湖帆也曾与会，据后文可知，吴、周当时已然相识，但尚未订交。“订交”是指彼此结为朋友并有所来往，而“相识”只是互相认识而已。）

周鍊霞第二次出现是在1952年4月，冒鹤亭八十寿宴后不久：

先生赴苏渊雷家看海棠，时钱瘦铁、唐侠尘、黄蔼农、瞿兑之、周鍊霞、吴青霞合作《钵水斋看花图》，先生题一绝句，晚归。

同一月中，年谱又载：

周鍊霞招邀午餐，先生赴之。同席者有孔小瑜、钱瘦铁、唐侠尘、周怀民、吴青霞。“余嘱小瑜写作，图名曰《螺川诗屋雅集》，鍊霞七岁子昱中得与。”后先生作《题螺川诗屋雅集图》，“仿工部饮中八仙歌作也”。此后，钱瘦铁等人提议每周举行画会，主人轮流，先生偶与赴之数次，或集会于先生寓所数次……

冒鹤亭八十寿宴，年谱中未见周鍊霞参加的记载，这恐怕是因为冒、周当时还未订交。但不久，冒鹤亭到钵水斋看海棠，与周鍊霞重逢。之后，“周鍊霞招邀午餐”，众画家作陪，冒、周二人从此来往渐多，彼此熟稔。1952年6月，周鍊霞还为冒鹤亭八十寿辰补送了寿礼：

周鍊霞以寿诗扇面来呈先生，“写作均佳，今日之黄皆令也。若遇吴梅村，当有四律诗赠之”。

冒鹤亭所谓“写作均佳”（年谱中的引文系采自冒鹤亭日记手稿），是说周鍊霞“写字”与“作诗”都很好。而周鍊霞所作“寿诗”，其实是一阕《虞美人》词，收在《女画家周鍊霞》里：

碧桃花下蟾光满。人与诗同健。一杯相照祝千秋。犹是当年水绘旧风流。  纷纷彩笔传南北。都作添筹客。笑扶鸠杖傲神仙。细数几回沧海化桑田。

首句“蟾光”即月光，冒鹤亭生日在旧历三月十五，正值满月之际。“水绘旧风流”指冒鹤亭先人冒辟疆曾栖隐于如皋水绘园的旧事。“彩笔传南北”则说冒氏八十寿辰时收到京粤两地众多友人赠诗赠画之事。“添筹”典出《东坡志林》，据说海外神仙每见沧海变成桑田，就往屋中置一筹码，后来筹码放满了十间屋，这是祝寿的典故。结句“细数几回沧海化桑田”用《神仙传》中麻姑的典故，既指老诗人冒鹤亭阅尽了政权更迭与世事变化，又与前述“添筹”之典暗相照应。一首小令，用事遣词皆工切允当，难怪冒鹤亭读后赞不绝口，作出“今日之黄皆令”的评价。黄皆令是明清之际的女诗人，与名士大夫多有酬唱，曾作《和梅村鸳湖四章》，在当时广为传颂。黄皆令生值板荡之际，一生坎坷，曾以鬻书画自给，以之比周鍊霞，亦恰合身份。

因此，从年谱看，冒鹤亭对周鍊霞的诗词才华有所了解并予以认可，应当是在1952年6月读到周鍊霞所赠寿诗后的事，而冒以周“诗词绝妙”向吴湖帆“力为介绍”，也当发生在1952年6月之后。按前文所述，1953年元宵节，周鍊霞已在《梅花喜神谱》与《化度寺塔铭》上题写了观款。那么，吴、周订交应当是发生在1952年6月至1953年元宵节之间。

在2014年保利秋拍中，恰巧出现了一幅由吴湖帆赠送给周鍊霞的没骨荷花，据说来自周家后人的委托。画上吴氏自题小词一阕，款云：“用晏小山《破阵子》韵写为螺川同志一粲，倩庵，壬辰七月。”壬辰七月即1952年8、9月间，这幅赠画说明两人在当时已然订交，且从落款“螺川同志”的称呼看，赠画应当是发生在两人订交之初。“同志”作为那个年代最为普遍的人际称呼，恰恰反映出二人的关系在当时还比较生疏。在同场拍卖会中，另一幅吴湖帆书集宋人词句的对联，亦为螺川诗屋旧物，落款已云：“鍊霞如弟正集宋词。癸巳新春，吴倩。”而上海图书馆所藏潘静淑影抄的《雪岩吟草》，同样是吴湖帆赠周鍊霞之物，卷尾吴湖帆题：“癸巳三月，赠紫宜如弟诗余赏读，倩庵手志。”从壬辰（1952）到癸巳（1953），不过半年多的时间，“螺川同志”就已变作“鍊霞如弟”和“紫宜如弟”了。这种称呼上的变化，不正是两人关系在交往中日趋亲密的表现吗？同时也可看出，“同志”云云，一定是吴湖帆在两人订交之初才会使用的一种泛泛的称呼。吴湖帆赠送给周鍊霞的没骨荷花（局部），画上吴氏自题小词一阕，款云：“用晏小山《破阵子》韵写为螺川同志一粲，倩庵，壬辰七月。”

至此，我们已不难将吴、周二人订交的大致过程梳理如下：1952年6月，周鍊霞补送寿诗，冒鹤亭读后向吴湖帆“力为介绍”，不久，吴、周订交。8、9月间，吴湖帆赠周鍊霞荷花一帧以作纪念，交往数月后，吴又赠联、赠书等，对周的称呼也已从“同志”改为“如弟”。从1953年开始，周在吴的藏品上撰写题跋，与吴合作书画，还为吴抄录了《和小山词》。二人来往之频繁，关系之亲密，此时已不难想见。前述各项证据，互参并观，皆若合符节，说吴、周二人订交于1952年夏秋之际，可以定谳矣。

在吴、周订交一年多后，冒鹤亭又应周鍊霞之请，在女画家所藏《花卉六段锦》上撰写了一段跋语。《花卉六段锦》是明人陈淳所绘的六帧花卉，花卉旁有时人评语及题诗。此画最有意思之处，是在册尾已有冒鹤亭1903年为他人所写跋语，五十年后，画归周鍊霞，冒鹤亭重睹此物，复作题记云：

五十年前为人题此卷项，紫宜都讲出以见示……画凡六幅，每幅皆有紫岫评语，谛宷之，知紫岫名席倩。紫宜方与吾友吴湖帆为文字交，紫岫、紫宜既同其字，湖帆又与席倩同名，何妨请湖帆补作六幅，紫宜自评之，使后之观者诧为联珠合璧，亦一段奇缘异事也。癸巳大寒，八十一叟冒广生识。

癸巳大寒，即1954年1月20日。原来，画上写评语的紫岫名席倩。而周鍊霞字紫宜，吴湖帆名倩，二人名字中恰巧各有一字与之相同。因此，冒鹤亭作题跋时，联想到吴、周二人，便说“紫宜方与吾友吴湖帆为文字交”。一个“方”字，正说明在1954年初，即冒鹤亭写题跋时，吴、周二人订交还不算太久；而“文字交”云云，则可知吴、周二人在交往中是以文字切磋为主。或许有读者不解，吴、周二人皆以画家名世，为何却以文字订交？

翻开1954年影印本《佞宋词痕》，冒鹤亭的序言落款却为“庚寅八月”，庚寅即1950年。出版四年前就请人先写好序言，说明吴湖帆出版词集的打算由来已久。但当时，或许吴氏自知词作尚不成熟，不光自己一直在修改删订，也常常请他人润色指正。据《冒鹤亭先生年谱》，1952年2月冒鹤亭就为吴氏改定《莺啼序》词，同年3月又为吴氏改定《大酺》词。当时沪上词坛，老宿凋零殆尽，而冒鹤亭年开八帙，精力也有限。恰在此时，冒鹤亭发现周鍊霞“诗词绝妙”，便向吴湖帆“力为介绍”，促使二人订为“文字交”。订交后，吴、周二人联吟、唱和，既以切磋词艺为乐，又共同为《佞宋词痕》的出版做准备。1953年秋，周鍊霞不光为吴湖帆抄录了全部《和小山词》，还代作了其中六首《清平乐》。1954年初，《佞宋词痕》出版，吴湖帆将与周鍊霞相关的大量词作，进行了隐晦的处理，统一编入词集的第五卷里。1954年清明，周鍊霞游杭州，赋寄吴湖帆《采桑子》十首。十首小词，写得情致缠绵，且每首开篇都以“填词侣”相呼。这里的“填词侣”，不正是“文字交”的另一种说法吗？其实，吴湖帆不光结交了一位“填词侣”，这位“填词侣”更成为了他当时创作的灵感来源。

而在周鍊霞游杭前不久，吴湖帆读到了冒鹤亭为《花卉六段锦》所写的跋语。不过，他并未按冒氏的建议补画花卉，却为“填词侣”题写了两首《鹧鸪天》：

清秘灵鹣席上珍。重游水绘着缤纷。采毫颊缀三分色，湘梦奁开六幅裙。 脂潋滟，粉氤氲。诗中画里唤真真。倩扶花伴姑仙紫，五百年前疑是君。

六叠清平绝妙辞。春风秋色种相思。三生慧业眉先扫，双影临池花底期。 开万紫，斗红宜。珠联小字倩芳菲。新妆旧曲回重数，十二阑干合凭伊。

鹤翁为紫宜题及贱名，紫宜索画六花，因倚《鹧鸪天》二阕题后，吴倩，甲午上元夜。

在冒鹤亭提议、周鍊霞又“索画”后，擅场丹青的吴湖帆为何不去作六幅花卉，却来填两首小词呢？或许对吴湖帆来说，补绘六花虽说驾轻就熟，却实在无法表达心中缠绵的情意。而词这种体裁最宜言情，且彼时吴、周二人又以文字订交，对词的创作正充满热情。填两首小词，吐露心声，或许才是对“填词侣”最好的回报。二

吴湖帆与周鍊霞在1952年订交之前，是否相识？有论者以为，既然吴、周同为1932年成立的中国画会的会员，那二人应当在30年代初就已相识。但是，这种说法纯属猜测，毫无证据支持。其实关于吴、周二人相识的经历，并非无迹可循，我们不妨先从一首小令谈起。《佞宋词痕》卷五中有《南乡子·题画二首》，其一云：

笔阵雁排空。白雪芦花绛雪枫。眼底流霞忺共酌，生风。斗茗才华倒印红。 喝火忆相逢。鹧语犀心一点通。双管灯前脂粉饰，谁同。待看当头月正中。

笔者曾推断，《佞宋词痕》卷五中的作品都与周鍊霞有关，那这首小词与周鍊霞又关系何在呢？试检《冒鹤亭先生年谱》，发现1953年6月有云：

先生为文怀沙作《青霞画李易安像》及《湖帆画枫叶荻花鍊霞补雁》两首。

文怀沙是冒鹤亭的弟子，与吴湖帆亦有来往。年谱中，文怀沙请冒鹤亭为两幅画作题诗，其中一幅“湖帆画枫叶荻花鍊霞补雁”，与《南乡子》中的“笔阵雁排空。白雪芦花绛雪枫”正相吻合，描绘的都是枫叶、芦荻和秋雁。看来，吴湖帆与周鍊霞的确曾合画过一幅“枫芦秋雁图”。而从《南乡子》“双管灯前脂粉饰”推断，词中所写也是二人双管齐下的情景，“待看当头月正中”更是说二人曾合画到夜深之际。那么，《南乡子》会不会就是题咏吴、周合画的“枫芦秋雁图”呢？

若画中之雁真为周氏所补，那词中先咏秋雁，次写枫芦，以示对周的尊重，倒合情理。而“眼底流霞忺共酌”，点出“霞”字，也不无暗示此词与周鍊霞有关的意思。所谓“流霞”，既可能指天边的晚霞，也可能是形容如流霞般的美酒。或许，吴湖帆一边与周鍊霞“共酌”美酒，一边看她笔下“生风”，添补秋雁。

上片末句“斗茗才华倒印红”，则是吴湖帆对合画之人的称赞，用了两个典故。一是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典故。赵明诚与李清照常常在饭后斗茶，猜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猜对者可以先饮。因此，“斗茗才华”即指女词人的才华。二是赵孟頫、管道昇夫妇的典故。元人吾竹房有印镌“好嬉子”三字，即当时俗语“好玩”的意思。一次，吾氏将“好嬉子”印颠倒着钤在管道昇的画作上，别人以为盖错了，赵孟頫看后却说：“没有错，他是说妇人会作画，倒好嬉子（倒也好玩）。”后来，“倒印红”就成为形容女画家的典故。

与吴湖帆关系密切，又符合女词人和女画家双重身份的，只有两人：一是潘静淑，二是周鍊霞。翻检《佞宋词痕》，可知正编五卷都是按特定内容严格划分的，其中与潘静淑有关的词作已全部收入卷一，且多为哀感悼亡之作，如为题画词，也一定会写出画名，并尽量注明本事，吴湖帆实唯恐他人不知其伉俪情深。而这首《南乡子》却收入卷五，且情调欢娱，又隐去了画名。除周鍊霞外，岂能有他人？这里，吴湖帆既夸赞周鍊霞有女词人兼女画家的才华，同时又不无以赵明诚和赵孟頫自许并暗表君子好逑的意思。我们知道，赵明诚是金石收藏家，赵孟頫是书画家，均极贴合吴氏的身份。而周鍊霞与吴湖帆相较，诗词虽过之，书画却不逮，恰如李清照之于赵明诚、管道昇之于赵孟頫。因此，这两个典故可谓使用得十分巧妙。

至此不难看出，《南乡子》虽云题画，其实只是从画中的枫芦秋雁起笔，转笔即称赞合画者周鍊霞的才华，最后再回忆二人合画到深夜的情景。通观全词，唯“喝火忆相逢。鹧语犀心一点通”尚不易解。“喝火”、“鹧语”云云，倒不难猜出是《喝火令》和《鹧鸪天》这两个词牌的简称，但它们与吴、周二人有何关系？《喝火令》是怎样“忆相逢”？《鹧鸪天》又如何“一点通”？

2016年初，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吴氏手稿《佞宋词痕第二册》时，发现吴湖帆《喝火令·和鍊霞》之后所附周氏的两首小词恰是《喝火令》与《鹧鸪天》：

喝火令

酒倩红罗荐，诗催碧玉敲。小楼深夜雨潇潇。采笔生来花并，相对洒冰绡。 芳草春仍遍，池塘梦易消。只从粉本识丰标。不见莲踪，不见窄裙腰。不见惊鸿照影，依旧绿波遥。《佞宋词痕第二册》之《喝火令》（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鹧鸪天

百感人间绮语生。鹧鸪啼破一声声。笔画旖旎淋漓处，鬓影参差飘渺情。 真与幻，醉还醒。行云流水本无凭。天涯芳草迷沉绿，只为通犀一点灵。

据词前小序“题绿遍池塘草图画册”，可知两词原是周鍊霞为吴湖帆悼念亡妻的纪念册《绿遍池塘草》所题，大约写于吴、周二人订交之初。其中，《喝火令》已收入《女画家周鍊霞》，而《鹧鸪天》却为集外佚作。不难发现，《鹧鸪天》结句“只为通犀一点灵”，不正是《南乡子》中的“鹧语犀心一点通”吗？如果《喝火令》也能与“忆相逢”有关，那就可以确认，稿本中的两首小词就是《南乡子》所说的“喝火”与“鹧语”了。

按《喝火令》之大意倒不难解，是说吴氏夫妇当年妙笔成双，相对作画，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如今春草依旧，好梦易消，后人却只能凭悼念画册想见潘静淑昔日的丰采，而无缘一睹斯人的容貌。整首词中，唯“酒倩红罗荐，诗催碧玉敲”看不出与潘静淑有什么关系。这两句词到底是何含义？会不会与“忆相逢”有关？

笔者在通读《佞宋词痕》影印本后，发现吴词中也有不少篇什提到了“红罗荐酒”，而这些篇什恰恰又都编入与周鍊霞有关的第五卷中。如再细细揣摩，我们发现凡提及“红罗荐酒”者，无不与“相逢”有关。这里举卷五中的三首为例：

柳梢青

怕识干戈。箫吹碧玉，酒荐红罗。知己平生，相逢有几，愁外消磨。 年光流水如波。凭危阑、纹犀奈何。风雨无情，燕莺能惜，花底春多。

少年游

红罗酒倩意丝丝。依旧好风姿。多少缠绵，几经怜惜，人语怕归迟。 修蛾点绛情何限，纤手捻花枝。讳道相思，暗期密约，只有两心知。（重逢）

洞仙歌

携手联吟惯。把池水隐隐，春风吹浅。想青笺嫩约，紫箫深院。缃桃掩映宜人面。荐酒罢、盈盈留一眄。红罗绾。道不恨相逢，何处重经晚。 缱绻。暗期草草，絮语匆匆，会少情长，况似染骨相思，换得碎心如剪。双栖好梦梁间燕。纵惹爱、沾身花雨遍。尤眷恋。自翩翩、极目潇湘又无限。并步散。待了却从头愿。便飞来飞去，翠楼帘卷寻常见。

为什么提及“红罗荐酒”者，都会与“相逢”有关？笔者以为，这里的“相逢”，就是初次相识的意思。周鍊霞《喝火令》之“酒倩红罗荐，诗催碧玉敲”，其实就是吴、周二人初次相识的场景。而吴湖帆《南乡子》之“喝火忆相逢”，正是说周鍊霞《喝火令》中有回忆吴、周相逢的词句。

第一首《柳梢青》之“箫吹碧玉，酒荐红罗”，不就是周鍊霞所说的“酒倩红罗荐，诗催碧玉敲”吗？之后“知己平生，相逢有几”，则是吴湖帆感叹在自己一生中遇不到几个像周鍊霞这样的知己。

第二首《少年游》亦见于手稿《佞宋词痕第二册》，手稿中词后有小注“重逢”二字。故知“红罗酒倩意丝丝”是吴湖帆初逢周鍊霞时的场景，而“依旧好风姿”则是后来重逢时的感受。

第三首《洞仙歌》“荐酒罢、盈盈留一眄。红罗绾”，是对当时场景细节的追忆。“道不恨相逢何处重经晚”，则是词人感慨与周鍊霞重逢太晚的意思。

至此，我们可以断定，“红罗荐酒”、“碧玉敲诗”都是吴、周初次相逢时的重要场景，因此，周鍊霞作《喝火令》时，才写此二句先回忆自己与吴湖帆相识的经历，之后才将笔锋一转，续写悼念潘静淑的内容。后来，吴湖帆在题咏与周鍊霞合画的“枫芦秋雁图”时，想到女画家还曾为自己填过《喝火令》与《鹧鸪天》，便以“喝火忆相逢。鹧语犀心一点通”两句来纪念二人之间的这段翰墨因缘。

至于“酒倩红罗荐”，据《洞仙歌》之“红罗绾”，可知能被绾起的“红罗”必定是红罗袖，用红袖代指女性，为诗词中所习见。而“诗催碧玉敲”，据《柳梢青》之“箫吹碧玉”，可知词中的“碧玉”即“碧玉箫”。两句词的含义，当是说吴、周初识于某次文酒之会上，席间周鍊霞曾向吴湖帆荐酒，其时还有吹箫赋诗等韵事。

笔者不惮辞费，解读吴湖帆的《南乡子》，考证周鍊霞的《喝火令》，都是为了引出吴、周二人初次相逢的经历。《佞宋词痕》外编《和小山词》中还有一首《少年游》，也极可能与吴、周初逢有关：

绿杨连苑，绯桃露井，袖印亚阑红。诗寻燕语，歌酬莺款，绰约美人风。 芳菲会上，丹青引里，几度忆曾逢。可念当初，无言一笑，临别太匆匆。

首句“绿杨连苑，绯桃露井”与《洞仙歌》之“紫箫深院。缃桃掩映宜人面”（暗嵌“紫宜”二字）何其相似？应该都是对吴、周二人相逢环境的真实描写，而非一般的泛泛之笔。第三句“袖印亚阑红”不由让人想起“荐酒”的红罗袖。而下片“丹青引里，几度忆曾逢”，若与《和小山词》中另一首《鹧鸪天》之“丹青引里早生逢”合看，可知两词背后必有相同的本事，一定都隐藏着词人与某女主人公相逢的一段故事。或许，“丹青引”即指吴、周初识时“箫吹碧玉”的曲子？可惜当时萍水匆匆，吴、周二人并未熟识，不过周鍊霞临别之际的“无言一笑”，还是给吴湖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

至于这样浪漫的相逢到底发生在何时呢？在上海图书馆所藏吴氏另一部手稿《佞宋词痕刻后稿甲午起》中，笔者发现了一首作者未刊佚作《抛球乐》，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点线索：

十载相逢晚景投。词心可可两绸缪。蓝田片玉千金暖，清梦春宵一刻稠。 重缀鸳鸯谱，爱宠声名画里修。

从手稿上的修改痕迹看，“词心可可两绸缪”原作“红罗荐酒意绸缪”。此处再次可证，吴词中凡提及“红罗荐酒”者，无不与“相逢”有关。然而这里更重要的信息，是首句“十载相逢晚景投”。“晚景投”者，晚年投契订交之意。按前文所考，在吴、周订交的1952年，周氏虽未满五旬，而吴氏已年近六十，故词中曰“晚景”。这一句自然是说吴湖帆与周鍊霞相识十载，才于晚年投契订交。

依前人干支纪年的习惯算法，从1952年往前倒推“十载”，吴、周相逢很可能是在1943年。又因《洞仙歌》有“缃桃掩映宜人面”，而桃花的花期一般是在阳历3、4月间，那吴湖帆与周鍊霞很可能相逢于1943年的春天。

极为巧合的是，笔者曾于1943年4月1日的《社会日报》上，读到主编陈灵犀的一则《猫双栖楼随记》：

星期六之夕，雄白先生宴海上劳斋，湖帆、笙伯、待秋、唐云、叔孺、若瓢、青山农、天健、瘦铁、清磬、楚生、公愚、野萍、午昌、雪泥、光弟、幼蕉、阿稳诸君子，暨鍊霞、左玉、青霞女士等，俱列席。翩翩群屐，谈笑风生，诸君都妙笔生花，清才绝世，其书其画，无不纸贵洛阳，名重鸡林，以主人盛情雅意，乃纷纷摛笔泼墨，写图以留纪念，顷刻成二十余帧，俱皆妙趋自然，活色生香。而湖帆先生辈，多已封笔，不复临池，亦以雄白先生之请，慨然走笔，虽着墨无多，而雅韵欲流，尤觉可珍也。来宾凡五席，肴出郇厨，风味绝胜，其地又整洁绝尘，陈设清幽，坐谈灯前，心神都怡，故至深宵两时，始尽兴而散……

文中的“星期六”是1943年3月27日，“雄白先生”即金雄白。彼时金氏正主办《海报》，故与沪上画家文人多有来往。而金雄白招邀的这次文酒之宴，时间上正好与从1952年往前推“十载”相吻合，而且恰是在“缃桃掩映”的季节里。笔者曾查阅过大量上海小报，在所见40年代周鍊霞参加的聚会中，这也是唯一一次有吴湖帆共同参加的记载，不能不说实在是太巧合了！

然而，我们仍不能因此就认定这是发生“酒倩红罗荐”的那次雅集。因为，陈灵犀的文章未提及任何与“红罗荐酒”或“碧玉吹箫”有关的信息，而且，吴词中所谓“十载”，也未必就是整整十载，不排除只是大概十载的可能。不过，吴、周二人相识于40年代初，还是可以断定的。只是十年之后，二人竟能彼此投契，成为人生知己，这恐怕又是他们当初自己都未曾料到的。 

〔附记〕

本文选自拙作《中年才识愁滋味——吴湖帆与周鍊霞》（未刊稿）之第二章《文字订交》与第三章《红罗荐酒》。在第一章《从〈佞宋词痕〉谈起》中，笔者曾推断1954年版《佞宋词痕》卷五中的作品全部与周鍊霞有关，这些作品是吴氏心血所在，他既想留存入稿，又怕因此会将他与周鍊霞的亲密关系暴露于世人面前，大干物议，因此才进行了各种隐晦的处理，再统一编入词集的第五卷里。后来，吴湖帆在《鹧鸪天·佞宋词痕刻成五卷书后》中说“陶潜晦隐非缘老”，即承认了“晦隐”的事实。他说不是因为自己老了，才要隐晦词中的男女之情，而是因为自己像陶渊明一样，所咏者为“闲情”，所以才不得不有所隐晦耳。陶渊明写有《闲情赋》，赋中的“闲情”专指某种不合礼教的男女之情，并非“闲情逸致”的意思。

小万柳堂纪事

民国以来，喜欢谈掌故的人，总爱谈小万柳堂主人廉泉（1868-1931）和吴芝瑛（1868-1934）夫妇的轶闻逸事，这自有道理。廉泉以江南名士，富收藏、广交游，拥有上海和杭州两座小万柳堂，都是极一时之盛的园林。吴芝瑛则冒险安葬秋瑾，负有侠义之名，并以诗文书法得享盛誉。这样的人物，是天然的掌故主人公。

于是掌故家的笔下，时常会出现廉泉、吴芝瑛夫妇的身影，而他们的事迹，多赖掌故以传。不过细究起来，现在读到的小万柳堂故事，几乎都和真相有些距离，云环雾绕，难言信史。这固然是掌故的局限，却难免终成读者的遗憾，因此有必要让小万柳堂走出旧掌故，显露真面容。

廉泉与吴芝瑛既擅诗文，又与人合股开办文明书局，印书方便，著作也多。文献足征，为重新认识小万柳堂打开方便之门。二人的著作，人们今天最熟悉的，恐怕还是吴芝瑛编著的《帆影楼纪事》，它所涉事件虽小，影响却大，并且贯穿起主人一生几个大关节。拨开小万柳堂迷雾，不妨从《帆影楼纪事》入手。

一、廉李公案真相

光绪三十年（1904）旧历十一月，廉泉受李鸿章的次子李经迈之聘，为李家编辑校印《李文忠公全书》。他辞去户部郎中一职，南下江宁，设立书局，主持《全书》的编校。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全书》刊刻完成，廉泉撤销书局，委托李光明庄刷印装订，自己则辞谢薪俸，义务负责监印、销售等后期工作。印刷所需款项由廉泉从李经迈开设的庆丰成洋货庄申领，再转付给李光明庄。

到宣统二年（1910）十月，《李文忠公全书》刷印装订完毕，李家尚欠李光明庄银洋三千一百八十余元。当时庆丰成已经停业，廉泉与李经迈商定，用安徽的购书欠款三千两，结清与李光明庄的欠账。不料安徽书款迟迟未结，辛亥革命爆发，这笔账无人理会，变成烂账，李光明庄的东主李仰超（名鸿志）只好向廉泉讨还，六七年里催询不下数十次，因廉泉与李经迈无从谋面，事情也无法解决。

民国六年（1917）中秋，李仰超又来上海索债，此时李经迈也住在上海，避不见人。廉泉行将东游日本，乃于9月27日致信李经迈说明情况，要求他即日派代表当面清算，以了首尾。李经迈收信后并未作答，忽于10月1日通过哈华托律师（Platt，Maceod & Wilson）发来一封西文的律师信，声明“不承认对李光明庄有欠款之事，完全拒绝再提此事，并不能再付分文”。这封信和李经迈的做法激怒了廉泉与吴芝瑛，遂引出《帆影楼纪事》的出版。《帆影楼纪事》由吴芝瑛具名，汇集了廉泉就李光明庄清欠一事与李经迈和哈华托律师的往来信件，也汇集了此前有关《李文忠公全书》刷印、结算的函件、账目，直言李经迈存心抵赖，并痛骂他“没良心”、“䩄然于立直动物之丛”。由于编校《全书》期间廉泉曾向李经迈借过一笔巨款，后来用家藏三王恽吴名画抵偿，两事有些关联，吴芝瑛又将此前编撰的《小万柳堂王恽画目》附在后面，一并影印出版，广为散发，争取舆论。

书编完后，廉泉于11月8日乘春日丸赴日。舟行海上，他作《题芝瑛帆影楼纪事》诗一首：“阅世方知厌老成，轮囷肝胆为谁倾。挑灯纪梦余孤愤，扶病抄书依晚晴。万本流传偿笑骂，一编生死见交情。匣中宝剑分明在，忍向夷门说不平。”看来心中舒了一口气。《帆影楼纪事》“万本流传”，少不了李家的一本。果然，李经迈读后自有会心，立即编书回击， “将哈华托复书及聘请律师作复时所用之刊书交涉事略暨拒绝廉君所请理由编为此录，并略书颠末于卷端，以质诸天下后世”，在旧历十月请人抄写，也是影印出版。为了让廉氏夫妇反躬自省，书名就题作“自反录”。编著《帆影楼纪事》时期的吴芝瑛

李经迈提出的拒绝付款理由，梳理起来，大致有以下数端：

一、廉泉是印书的经办人，并且是他提议用安徽书款来清偿李光明庄尾欠的，因此追讨安徽欠款并与李光明庄结算是廉泉的责任，不是李经迈的责任。东游日本时期的廉泉

二、廉泉未经李经迈同意，在庆丰成冒领银洋一万六千元、银三千两。印刷商的欠款是由廉泉侵吞公款、不愿退赔造成的，李家不追究已属宽仁，不会再为他垫款。

三、廉泉开办的文明书局翻印《李文忠公全书》牟利，导致正版销售不畅，给李家造成损失。《自反录》是用来“质诸天下后世”的，写印精工，中英文对照，发行量应该不小，但流传下来的似乎罕见。以前人们谈起“廉李公案”，都是说到《帆影楼纪事》为止，直到辛德勇先生收得一本《自反录》，将它与《帆影楼纪事》对读，在《藏书家》第八辑发表《迷离帆影楼》一文，此书才广为人知，那时已是2003年。李经迈提出的理由特别是后两项，都是性质严重的指控，足以动摇人们对廉泉的信任，如辛先生是廉泉和吴芝瑛的同情者，读了李经迈所言仍不免有所困惑。站在今天看，在这场舆论战中，《自反录》防守反击，可以说为李经迈挽回一局。《自反录》传到廉家，又被吴芝瑛寄给廉泉。此时的廉泉在日本神户置办了又一所小万柳堂，娶妾生子，已不想过问那些陈年旧账了。无奈李经迈的指控太过严重，影响远溢出事件之外，再加上事涉文明书局，书局股东纷纷来信要求解释，他不得不写下事关这一事件的第三本书——《自反录索隐》，对《自反录》逐条驳斥。这本书由日本女抄书人藤田绿子手书，用珂罗版印成巾箱小册，精雅可爱。此前，绿子已为廉泉抄写过《南湖东游草》。《自反录索隐》共八篇，从廉家的角度对《李文忠公全书》的编印过程及李光明庄尾欠由来进行说明。也许是因为该书出版于日本，更是少见，至今未见有人引用，但其内容对了解事件真相大有裨益，现撮述于下。

第一篇“李集之继述”。此篇说明吴汝纶去世之后，《李文忠公全书》编纂后继无人，经李经迈再三敦请，廉泉为继述吴汝纶未竟事业，同意接手，于光绪三十年冬挈家南下，在江宁设局编刊李集，从李家月支薪银二百两。

第二篇“全书之编录”。因为《自反录》中说廉泉等编校李集的工作“不过经理刊版校雠误字而已”，语颇不屑，廉泉特述他与孙揆均（1866-1941，字叔方，又名道毅，号寒厓）编录全集之辛劳。其中数事可资考据：一是《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八十卷、电稿四十卷，吴汝纶生前并未寓目，系孙揆均据档案编辑，为归功于吴氏，未署己名；二是当时刻工恶习，预领工钱后往往逃走，或相率罢工要求加价，难以应付；三是奏、电二稿的封面书名是由邓毓怡（字和甫）模仿吴汝纶笔意写成的，并非吴氏亲笔。日本女抄书人藤田绿子

第三篇“刊印成本及售价之收入”。从光绪三十年（1904）旧历十一月设局，到三十四年六月全集刊成，“编录清本、缮刻版片以及同人薪俸、局用火食”共用洋二万六千余元；嗣后刷印装订共付银洋一万五千元、规元一千零二十两，尚欠三千两。而廉泉经手卖书，实收书价二万四千两。其后的第四篇还提及一个有趣的“风闻”，李经迈“当日所领得之刻集公款六七万金”，照此统计，李经迈通过刻印《李文忠公全书》，获利在四万两以上。《自反录索隐》首页

第四篇“庆丰成借款与恽王之让渡”。《自反录》“冒领巨款”的指控，让廉泉最难忍受，为此他详细申辩：《自反录》曰“先后在庆丰成冒领银三千两、洋一万六千元，并未得李公之允许，事后方以‘周急’二字了之”云云，不知庆丰成借款是泉个人与该号银钱之往来，且曾为友人绍介存款于该号，凡存款与借款，有该号经理吕吉生先生完全负责，于公子之为东家者本不相干。泉之借款，由庆丰成支付者，只洋一万六千元，其银三千两，则在经售书价二万四千两内借用，并非庆丰成支款。两项各有结单，由吉生转交公子，当时并语吉生，愿照市认息，与经手印刷支款如风马牛之不相及。阅《帆影楼纪事》中所刊南湖经手刷印处收付清单及宁垣撤局时泉与公子书有“庆丰成周急”之语，公私界限，本自分明，安得以“冒领”二字加以恶名。借款本可从容筹偿，因庚戌之秋一病几死，又值庆丰成号收账停止营业，乃以恽王吴画精品三十种，不论价值，抵偿前欠。时公子在京师，电商许可，特属江趋丹先生到吾病榻点收画幅，旋由公子专使赍京，除结清借款洋一万六千元、银三千两外，尚欠庆丰成尾款三百余元，由吕吉生凭当日往来折算，泉如数补缴，此当日情事也。

第五篇“减印四百部之原因”。《自反录》说，廉泉冒领经费，化公为私，导致印刷经费不足，最终少印《全书》四百部。廉泉的说法是，《全书》刊成，初拟刷印二千部，由各省订购分发学堂，但除了北洋、山东和安徽共订购一千三百五十部外，各地并无响应，不得不减印四百部。

第六篇“文明翻版之被诬”。否认李经迈指控文明书局翻刻小版致使正版销售大受损失的说法，声明“文明书局是有限公司，非廉泉个人营业，倘有翻刻《李文忠公全书》之事，该局经理人自当负责。若被诬也，则对于文明书局名誉之损害，李经迈亦当负完全责任”。

第七篇“印刷尾款之结欠”。重述《帆影楼纪事》所记李家拖欠李光明庄书款的过程，补充廉泉与李经迈交涉的细节。

第八篇“结论”。谴责李经迈混淆是非、拖累书商。书的最后透露了一个信息：李经迈向李仰超提出有条件解决尾欠问题的方案。廉泉“差幸此事已有转圜地步，该商生机不致遽绝，爰就《自反录》所及者，加以引申，名曰‘索隐’，俾天下后世阅是录者与吾《帆影楼纪事》者，得据以判断焉”，就此结束了申辩。

读过上面三种书，可以发现，这桩公案的是非曲直还是清楚的。售卖《李文忠公全书》的书款均汇给李经迈，廉泉辞谢薪酬，义务负责监印和售书事宜，未从售书中获利，其间损失也应由李家承担。至于廉泉在庆丰成的借款早已还清，与印书也没有关系，《自反录》说他冒领巨款，未始不是在混淆是非。大概舆论战打起来，李经迈也意识到这一点，事件遂向积极方面发展。民国七年（1918）2月22日《申报》刊登了一个《南京李光明号启事》，道出这件事的结局：

启者：本号承印《李文忠公全书》书价尾欠，已与廉惠卿完全脱离关系，自行直接办理，呈请皖省发给欠价，并报告李府，业于阴历去岁腊月登报声明。嗣接皖督函开尚须行查等因，本号与李府情商，请其先行垫付皖省欠价。李府因刊书之事向未与本号直接，其后种种轇輵，人皆以本号为名，别生枝节，今垫付此款，为防弊起见，立合同摘录如下：

一、李光明号承认，以后任何举动、任何印刷品于《李文忠公全书》之事如《帆影楼》、《自反录》二书中所载者，悉由李光明号与之严重交涉，不听即行控告。二、皖省尚欠一百五十部之书价，李光明号承认清理，不得中止。三、此项合同必须登报声明，并聘请律师在会审公堂及沪宁两处官厅存案，仍由李光明号东仰超函知廉惠卿查照。

李光明号东仰超登布。

公案以李经迈垫付欠款了结。

有意思的是，李经迈与李仰超所立合同的第一条，要求以后不得再提此事，当然是要封廉家的口，但即使自家《自反录》中的内容也不得传播，就很有点乾隆禁毁《大义觉迷录》的意味了。这说明李家已看出舆论对己方不利，还是尽早停火为好。

不过，李家的部署还是晚了点。藤田绿子抄写《自反录索隐》，时在戊午年（1918）新春，此年旧历元旦为公历2月11日，李仰超发启事时，廉泉人在日本，书已经写完，说不定也已印好，这才给后人留下一份史料。如果当时廉泉受到二李合同的节制，也许会放弃声辩，那么这桩公案的真相，就只能迷离下去了。《帆影楼纪事》等书记录下的廉李公案，或说李光明庄公案，是廉泉、李光明庄和李经迈之间的债务纠纷，后来演化为通过出书相互攻讦的舆论战。对廉、李两家来说，此事在经济上都不算大事，也未进入法律程序，更多是一场名誉之争。有些文章说廉家为此赔累甚巨乃至破产，实为无稽之谈。

二、小万柳堂始末

廉泉与李经迈的合作，虽以不愉快告终，其间也发生过愉快的事情。《李文忠公全书》顺利刊印是其一，廉泉借助李家的财力，在上海和杭州建起两座小万柳堂，是其二。《自反录》指控廉泉冒领巨款虽然不实，廉泉向李家借贷则是事实。廉泉对借来的折合近二万元银洋的用途，但云“周急”，其实是修了房子，用李经迈的话说，“问之则以为买山之资，廉君夫妇方徙倚于其中，即今日著书标以为名之帆影楼也”。

光绪三十年冬廉泉出京的时候，十分困窘。他在《自反录索隐》中说：“浮沉郎署者十年，一旦携眷出京，谈何容易。逋负累累，将及万金。乃出书画碑版，由陶杏南先生绍介，售于同官户部之张笃孙，得数千金。芝瑛又悉售其珠饰，始得了债成行。”而他到上海不过一年，就以万两白银的大手笔，从怡和洋行买办潘澄波手中买下小万柳堂，显然与他可以容易地获得贷款有关。《自反录》说廉泉冒领之事发生在丙午即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小万柳堂的购置应该就在这一年。此堂本来只有一栋房屋，廉泉接手后加以扩建，筑东西二楼，东楼名为帆影楼，两楼之间的连接处为翦淞阁。工程到当年夏秋已经完成。廉泉《南湖集》卷三有《丙午中秋小万柳堂作》四首，其四云：“十年梦落沧洲迥，今日新堂有主人。”从此，上海多了一所著名建筑，吴芝瑛也被称为万柳夫人。

上海小万柳堂造好不久，杭州西湖之南湖附近的小万柳堂也开工了。工程开始时间不太清楚，但至晚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冬已在进行。

这年旧历十月，吴芝瑛在《时报》连续发表诗文悼念秋瑾，流露出为秋瑾营葬之意。十一月，杭州大悲庵尼慧珠致信吴芝瑛，称庵旁有余地三亩，愿献为秋瑾葬地，并请吴芝瑛来杭时登报预示日期行程，以便接洽。吴芝瑛遂于十二月三日在《时报》上刊登广告说：“慧珠鉴：芝瑛筑小万柳堂于南湖之滨。初十前仍来湖上，寓丁家山刘庄（水竹居），请来庄相会。”结果慧珠届时并未前来，多方打听未找到此人，甚至连大悲庵也无人知晓，献地一事不了了之，但可见西湖小万柳堂那时已在建造中了。上海小万柳堂图，原刊于宣统元年（1909）第七十三期《图画日报》

旧历十二月，廉泉在西湖西泠桥畔为秋瑾营建墓地，二十二日秋瑾灵柩下葬。此时，廉家遇到第一次财务危机。转年的正月二十一日，吴芝瑛致信徐寄尘说：“妹因葬秋事，无识之亲友群相疑忌，恐有不测之祸。平日缓急相恃者，皆一变而为债主，至有挟洋势来迫债者，客腊几至不能卒岁。世情如此，可为一叹。今将上海住宅抵出，而西湖新筑，拟草草了事，为移家之计，不知能如愿否。”至二月十二花朝日，吴芝瑛来到西湖秋墓吊祭，作诗四首，其四云：“不幸传奇演碧血，居然埋骨有青山。南湖新筑悲秋阁，风雨英灵倘一还。”自注“余今在南湖之滨结茅数椽。中建一阁，名为悲秋，以为纪念”。此时工程殆将完竣。至八月，廉泉举家移居杭州小万柳堂，这也是廉泉自号南湖的开始。现在介绍西湖名胜的书，都说蒋庄即小万柳堂的第一期建筑始于1901年，并无根据。民国初年的西湖小万柳堂

如果对吴芝瑛了解不深，也许会以为她向徐寄尘自诉窘状，是对葬秋有所怨艾。实际上她说的全是实情。或因借贷建造花费浩大，沪、杭两堂建成后，廉家就一直债台高筑，可以说，“小万柳堂保卫战”贯穿了廉泉和吴芝瑛的后半生。

宣统元年（1909）春，西湖小万柳堂住进不过半年，廉家债务已恶化到新旧两堂都难以保有的地步。好友孙寒厓闻之，终夜不寐，写信慰问，廉泉则寄诗以宽解，至有“沧洲何处是，不敢问前津”之语。迁延至第二年九月，庆丰成洋货庄歇业，本不急着还的债务需要一次还清，廉泉最后用家藏三王恽吴名画抵偿，度过危机，这在《帆影楼纪事》和《自反录索隐》中已反复说明。

以画抵债虽然解了燃眉之急，但未能解决廉家的根本财政问题。进入民国后，廉家家境每况愈下，小万柳堂的售卖也进入实施阶段。

先是西湖小万柳堂被卖给江宁人蒋国榜（苏盦），经蒋氏添建改造后，更名兰陔别墅，世人称为蒋庄，至今尚存。这宗交易的过程未见明确记载，但根据当事人说法，大致可以勾勒还原。

1931年6月9日《申报》刊有散原老人的《兰陔寿母图记》，引述蒋国榜之言说：

辛亥武昌之变起也，金陵亦乱，举家苍黄奔沪渎，适弟国平夭逝，吾母忧伤殆不胜。国榜遂贸得杭之南湖廉氏宅，为改建而新其桥亭，题曰兰陔别墅，冀娱吾母，杀其悲。

今日所见谈及小万柳堂与蒋庄沿革的文章，多谓交易发生在宣统间，当是根据陈散原转述的这段话。但“辛亥武昌之变起”只是蒋母丧子忧伤的前因，这宗交易实则完成于民国六年（1917）。《南湖集》卷一有《得寒云天平山中书报以诗》，末句注云“寒云乞让南湖一曲”。诗作于丙辰即民国五年（1916）末，此时湖庄尚由廉氏支配。吴芝瑛于民国七年（1918）编辑的《剪淞留影集》，收有吕公望（字戴之）的两首诗，其一为《夕照亭雅集奉酬南湖居士》，诗云：“返棹扶桑述异闻，携尊相就坐斜曛……南湖权作西湖主，袖稿知无封禅文。”也说廉泉是湖庄的主人。这次雅集，廉泉有《吕戴之将军单骑过我越日复携尊酒饮我于夕照亭赋此陈谢并示童伯吹师长》诗，味其诗句“渡江漫撒英雄泪，拄笏同看处士云”，当作于吕公望被迫辞去浙江督军兼省长之后，其时已在民国六年（1917）年初。

在《剪淞留影集》中，吕诗之后就是蒋国榜的两首诗。其一题作《作呈南湖先生》，诗云：

宁忍去故国，偷生系扶桑……素心隔天末，感叹惊归装。贱子历忧患，志意谢翱翔。中诚仰高躅，饥渴夙未偿。芳讯获心许，良觌劳远望。先用拜嘉贶，抠衣待升堂。结邻谬自托，末学伤微光。庶以附令名，报答不成章。

廉泉是在从日本归国之际，同意出售西湖小万柳堂的，此时蒋国榜与廉泉还未相识。他的第二首诗《赋尘南湖道长》有长序，说：

南湖昨以湖居割爱，欣志一诗，便拟稍加补葺，为南湖留一纪念，专设一榻，藉答高谊。因念湖山，叠为管领，得闲便是主人，觉今日之云岚署券，反为多事，知不免为达人呵也。

这说的是交易达成、签署契约以后的事。《南湖集》卷二有《芝瑛书来述五弟颇恋恋于南湖一曲不知其已易主人也诗以答之》一首，当作于戊午（1918）正月，可知湖庄易主时在民国六年丁巳。

那么，为这宗交易，蒋国榜付出多少代价呢？1930年11月9日《申报》刊慧剑《西湖印象记（三）》说，“此宅先本属之无锡廉南湖，原名小万柳堂。廉后为宿逋所苦，蒋遂以三万金得之，稍加修葺，焕然一新”，若所言有据，可称价值不菲了。

在售卖西湖小万柳堂的同时，廉家也在为上海小万柳堂寻找买主。

1913年6月1日《申报》刊出樊增祥的一组诗，题作《南湖芝瑛贤伉俪将以小万柳堂乞人致书子培谓余能受者当以廉价相让心感之而力不赡也为诗谢之》，其一云：

十年种柳绿成围，叶叶枝枝绾别离。廉者不求贪不与，孟城来者后为谁？（有人愿出值四万金，君固靳弗予）

其三云：

三载吴淞江上居，瞻园鹤俸渐无余。姜家纵写云岚券，也是空言博士驴。

从诗句看，这说的是上海的小万柳堂。这次生意没能成功，但恰好为文坛增添韵事。这一年，海上诗人频聚小万柳堂，读画赏花，迭为唱和，是帆影楼筑成后迎来的最风光年头。

不过，在此前后的小万柳堂，也不是初建时的小万柳堂了，因其附属的南园由汪兰皋（文溥）帮助已被卖去。《南湖集》卷一《有马山中怀汪兰皋题所临书谱卷子》，“云岚署券关风谊，夜壑翻松起怒涛”，自注：“割去南园，还我小万柳堂，兰皋力也。”这个南园位于柳堂之南，吴芝瑛曾记之：

园在小万柳堂南，故曰南园。地可六亩，环以垂杨数百株，中为球场，面场编竹为屋，繁花匝之，时鸟弄音，若能与主人同乐者。当窗植芭蕉十数，尤于深秋听雨为宜。西南两面有溪流环抱，斗折蛇行，由吾菜畦而过，潮来可行小船，至柳荫而止。西南隅有亭，耸然而特立，登其上者见平畴弥望，悠然有高世之想。园成，主人因以自号。

此园一去，柳堂不免减色。

由于多方筹措，上海小万柳堂又得保十年。到1929年，廉家的债务大山再次压来，此时廉泉已腾挪无术，小万柳堂在历经多次抵押、赎回后，最终卖掉。卖房过程当时有一篇翔实的报道，刊于1929年9月7日的《申报》：

小万柳堂让渡记陈元良

小万柳堂出售消息，报纸曾揭载告白，但其成交经过情形，社会人士，知者甚鲜。迩予探悉内容，特志崖略于后。

小万柳堂地处沪西曹家渡一百八十号，占地五亩余。远离市廛，幽静荒僻，而交通却又便利，无轨电车及公共汽车均可直达，恰合闹中取静之意。因进口长廊两边植有杨柳无数，绿荫四盖，故以为名。先本为潘澄波先生所有，在二十余年前，以万金出让于廉南湖先生，计道契三张，由爱尔德洋行注册。彼时只有洋房一所、茆亭一角而已。南湖先生风雅士也，名满江南，胸有丘壑，经营布置，花石池沼，亭台楼榭，宛然入画。其夫人吴芝瑛女士亦文学士，门上题眉即为其手笔，秀媚纤丽，人多悦之。伉俪唱和其中，一时传为佳话。

后因营业失败，乃由其娇婿粤人连炎川介绍，计银三万五千两、月息二百五十两，以三年为期，复押于潘君。奈廉先生境遇未佳，到期无力取赎，乡人悯其遇，同乡会为设维持会，储款农工银行，按月代为付息。又一年，终以命运多舛、宏猷莫展，无已，乃恳唐绍仪先生婉向潘君说合，潘君慨然允诺，愿照原数折减二千两，任廉君赎回。后由吴稚老及孙寒厓向杨杏佛先生接洽，以三万五千两出售于法租界亚尔倍路国立中央研究学院，已在上月交付纹银三万两。剩银五千两，俟两月后，再为交清。因南湖先生虽旅居旧都，而夫人及爱媳仍寄寓其中，且其媳黄雪兰女士，身怀六甲，不日分娩后，即须荣任江苏教育厅高级职员也。闻中央研究院主要课程为地质学，余如文学、美术及音乐诸科，亦皆完备，供人研究，其性质似与普通学校稍有差别。将来迁入，莘莘学子，吟佳句，弄管弦，穿林渡水而来，诚为沪西最优美之学府也。未知南湖先生，追想名园，低徊往事，能不感慨寄之欤？

此文虽称翔实，但也有不准确的地方，即小万柳堂的买主“国立中央研究学院”，多了一个“学”字。去掉这个字，其实正是中央研究院，如此才能由杨杏佛经手买入。其“主要课程为地质学”，则因中研院最初将此楼拨给地质研究所使用。后来地质所搬出，南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进驻，海上名宅一举化身学术重镇，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奇妙安排。

陈元良想知道南湖先生对小万柳堂易主有何感慨，他其实应该看看后来出版的廉泉《梦还集》。这卷诗的最后一首，是《送芝瑛南还即题棠阴话别图》，前有长序，略云：

丙午夏，余营小万柳堂于沪西曹家渡，与芝瑛徙倚其中者二十有三年。一曲淞波，行将易主，不无三宿之恋。今岁首夏，芝瑛送女砚华于归津门，语余欲保留别业，计无所出。阅两月，将挈砚华南还，先期来谒忠靖祠，小住兼旬。春姬适归宁神户，所遗七岁男牛与平湖、小湖侍，芝瑛爱之逾所生。一日于海棠树下摄影……芝瑛此行，病苦颠连，南北数千里，出入烽燧，端赖令茀与兄苓泉居士药裹关心、损金见贶，老友麦君佐之于其南也，为戒归艎、供盘飧之费。鲍叔知我，不能措一词，但有涕泪而已。摄影次日，芝瑛即就道，余送至正阳门外，握手旗亭，索然而返，篝灯书此，分贻我爱诸君，达悃曲焉。戊辰六月十四日。

戊辰即民国十七年（1928），此时小万柳堂尚未卖出，但已到无计可留的地步，廉泉所述老病困苦之状，令人怃然。其诗云：

兼旬小住泬寥天，亲故难禁聚散缘。萧寺闻钟偏在客，云岚署券不论钱。乡心枨触凭谁问，生计艰难仗汝贤。肝胆照人今有几，关山行矣倍潸然。

略解萧闲能忘世，清溪绕屋忒风流。于今姓氏畏人识，别后园林似旧不。赌墅到头还自悔，剪淞留影肯遗羞。写经楼上娟娟月，难写清闺万里愁。

所谓“赌墅到头还自悔”，当指廉家经济状况如此不堪，与廉泉此前参与上海多个交易所的投机生意并以亏空收场有关。小万柳堂一去，结束了廉泉和吴芝瑛的时代。此后廉泉借居北平翊教寺，于民国二十年（1931）11月15日辞世，吴芝瑛移居无锡廉氏祖宅，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3月1日辞世，二人棠阴一别，再未相见。

三、吴芝瑛书法的亲笔和代笔

廉吴夫妇徙倚小万柳堂、编著《帆影楼纪事》，正是吴芝瑛以善书得享盛名的时候。《帆影楼纪事》一直被看作是吴芝瑛“瘦金体”书法的代表作。不过，作为书法史上不可忽视的女书家，吴芝瑛的书法也一直笼罩着代笔疑云。

早在民国初年，吴芝瑛的字尚广受欢迎和好评的时候，代笔的说法已出现了。1917年5月出版的《留东外史》，就借“英雌”胡蕴玉（影射傅文郁）之口，说吴芝瑛的书法均为廉泉代笔。虽为小说家言，也反映了舆论所向。

再后来，指出吴芝瑛书法代笔的人就更多了。安迪先生《吴芝瑛的代笔》一文（刊于2015年9月13日《深圳商报》），就拈出顾颉刚和陈定山的说法，他们都是比吴芝瑛晚一代的人。安迪的文章说：《顾颉刚读书笔记》（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卷十三写道：“予少年时，桐城吴芝瑛书名藉甚，观其笔姿劲挺而纤细，亦确似出于女性。及壮，见无锡孙君书酷似吴，询诸人，乃知吴夫廉泉号南湖者馆于家，而为吴作字，吴遂得名而孙君晦，乃吴氏没，乃得解放出廉家，卖字自活而标出其真名也。”（263页）

顾颉刚没有说代笔者孙君叫什么名字。近读海豚出版社新出陈定山《春申续闻》（2015年7月版），其中说到吴芝瑛：“夫人书法深得欧褚精髓，书名满大，仆小时数侍几席，或谓夫人书出无锡孙寒厓代笔，余固不信也。其后廉氏与孙失欢，寒厓特作榜书、楹帐（帖）张之无锡梅园，乃与芝瑛夫人书笔无二，人遂认为孙固吴之捉刀人，而廉氏亦不辩。”（67页）

顾颉刚和陈定山的说法代表了民国以来人们对吴芝瑛书法代笔的普遍看法，启功先生也持此论。孙寒厓的女儿孙寒华（1910-2002，字小厓）为无锡市史志办公室等单位合编的《状元孙继皋》撰写《内阁中书孙揆均》一文，内云：

世传女书法家吴芝瑛为鉴湖女侠秋瑾立碑传记、为救国上两宫太后书、写经等文字多半出自孙揆均代笔。

可见，无论是舆论还是孙氏家人，都认为孙寒厓是吴芝瑛的代笔人。孙寒厓就是和廉泉一起编校《李文忠公全书》的孙揆均。

还有别的说法，如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858条说：“吴芝瑛所写之《楞严经》，乃汪兰皋代笔。”汪兰皋即武进汪文溥（1869-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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