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皮波人物国际名人研究中心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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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课本里的名人传记丛书：孟子试读：
少年受教
孟母教子有方
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名轲，字子舆，是战国时期邹国人，即今天的山东省邹县东南。他是当时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孟子私淑孔门学说，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被后人尊称为“亚圣”。他著有语录体散文集《孟子》一书。
他提倡仁政，曾提出“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前后历时十多年间，游历于齐、宋、滕、魏、鲁等诸国，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当时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就是太过迂腐，没有实际用途，所以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最后他退居讲学，致力于教育树人的工作。历经几千年，孟子的思想仍被后人学习传承，本书就给大家讲讲孟子的故事。那首先就从他的家世讲起吧。孟子画像孟子故居（山东邹县）
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他的先祖谱系是庆父（仲孙）—孟穆伯—文伯—孟献子—孟庄子—孺子秩—孟僖子—孟懿子—孟武伯—孟敬子—激公宜。激公宜就是孟子的父亲，名激，字公宜。母亲邹氏。
据记载孟子幼年丧父，家庭贫困，虽然3岁丧父没有确凿的数据可考，但从他自幼接受母亲的教诲看来，应该是真实的，因为“孟母三迁”这个家喻户晓的教育故事讲的就是孟子的母亲为了孩子的未来而选择优良的居住环境。孟母三迁祠碑
孟子家境贫困，一家人住在偏僻的郊外。在他家不远地方，就是一大片墓地。这里经常有人抬来棺材埋葬，到处是锣鼓吹打声、哭啼声。每逢扫墓季节，前来祭奠的人更多，显得极为热闹。
小孩子好奇心很强，喜欢模仿。住在这里，孟子经常看到一些送丧队伍，提着祭品、前来烧纸祭奠的扫墓人，后来他便和其他小孩子一块儿玩起丧礼、祭奠的游戏来了。
孟子的母亲出自名门，聪明贤淑、知书达理，眼看着孩子学习这些事情，她心里着急，虽然目前他们家道中落，但是只要孩子们能力图上进，未来的日子总是好的。但是孩子最容易受环境感染，住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除了那些前来丧葬和扫墓的人以外，他们根本就接触不到其他人，孩子们即使想学，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啊。
有了这样的想法，孟子的母亲就去城里找了一个住处，那里来往的人很多，各种店铺也很多，街景很热闹。
刚搬去不长时间，孟子的母亲发现还是有问题。因为城里面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还有那些唯利是图的商贾和小贩，他们论斤计两的做生意。沿街吆喝的叫卖声，最能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和兴趣。孟子每天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也开始跟着模仿起来。
孟子的母亲看到这些，感觉长此下去，对孩子的教育一定不利，于是又到处打听，准备再度搬家。最后，她终于找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就在一所学校的附近，于是她赶快和孩子一起搬了进去。
在学校附近，孩子们进进出出看到的尽是一些循规蹈矩的读书人。古代的读书人，尤其注意礼节，他们一般绝无越轨行为，在社会上深受人们尊敬。
在这里定居后，孟子果然跟着学习礼仪，行为上也模仿这些读书人循规蹈矩。看到这些，母亲心中感到很欣慰。
孟子的母亲很贤惠，在她嫁过来的时候，孟氏家族已经没落，她不辞辛苦织布维持家用，对子女的教育也付出了全部精力。她生活上艰苦朴素，但是对儿子的教导从不忽视，她还很注重教育方法，知道身教重于言教。
有一次，孟子看见附近有户人家在宰猪，便跑回来问母亲，说：“妈妈，那家人为什么杀猪？”
母亲正在忙着做家事，便漫不经心地回答：“杀了给你吃呀！”
听到有肉吃，孟子的小脸上立刻绽开了笑容。因为家里生活贫困，很少能吃到肉，他已经很久没吃过肉了。
这时候，孟子母亲警觉到，孩子因受骗而显得很高兴，这是自己的错。做母亲的都说谎话骗孩子，又怎么教育孩子诚实不说谎话呢？即使家里再穷，也不能让这件事给孩子的教育造成不好影响，不管怎样也得想办法去买一点儿肉回来煮给他吃。
后来，孟母拿了些钱，去宰猪的人家买了些肉回来。孟子看见后拍手欢迎，母亲这才算心安了。
孟子父亲早逝，一家人的生计和教导孩子的责任，都由孟母一人承担。她靠织布维生，尽量省吃俭用，把剩余下来的钱留给孟子上学用。
一天放学后，孟子从学塾回到家，母亲问起他最近的学习情况。
孟子漫不经心地回答：“马马虎虎，跟往常差不多。”
母亲听后，脸色骤变，随后便拿出一把剪刀把机杼上的布剪断了，然后泪流不止。
孟子被吓坏了，他低声问母亲为何要把机杼上的布剪断。
孟母流出眼泪，望着孩子，说：“儿啊！你知道我为何这般辛苦？”“为了我们的生活。”孟子诚惶诚恐地回答。“还有呢？”
孟子想了一会儿，说：“为了让孩儿读书。”
孟母便乘机教训他，说：“你知道我们这么苦，还要让你去读书，那你为什么不求精进取？如果你读书读到一半就中途以废，这跟剪断机杼上的布有什么两样？我的辛苦，岂不是也白费了吗？”
孟子看到母亲因自己不专心精进而伤心落泪，还痛心地剪断了机杼上的布，小小的心灵感到无比的羞惭和后悔。
他趴在母亲膝上哭了，并发誓一定要努力用功，再也不敢怠惰、疏懒了。
正是有了孟母这样的教育，才成就了日后的孟子，孟母的教育方法现在仍被人们广泛流传并学习。
“私淑孔门”之说
孟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也更加广博，继续待在故乡，不利于他的学业发展，所以他决定外出游学，访求名师，增长见识和学问。
在当时，游学风气很盛。孔子时代，全国各地的人都前来受教，往南到江、淮，往西到晋、陕。孔子去世后不到一百年，中国历史由春秋时代转变为战国时代，周室更加衰微，各国都竞相改革图强，纷纷寻求富国强兵之策，于是养士之风兴盛而起。
受该风气的影响，从好的方面说，言论开放、自由，百家齐鸣，很多专家学者等人才辈出；坏的一面，给许多投机谄谀之徒造就了机会，好多人凭着口才和诡诈求得一席之地，便兴起了一股寡廉鲜耻的歪风。
孟子就处在这个大变革时代，更需要外出游学，看看故乡以外的广阔天地。孟子一直接受并崇仰的是孔门学说，他怀着一股年轻人的热情，奔向了儒家发祥地——鲁国国都。那里有浓厚的文化传统遗迹，有他理想中的圣人形象——孔子。
有关孟子师承的问题，历史上有好几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孟子直接受业于子思，就是孔子的孙子，名伋，字子思。但是根据历史考查，子思于公元前402年去世，早于孟子出生30多年。所以孟子是不可能师从于子思的。
还有很多相关分析，都证明孟子并未亲身受业于子思。《孟子》一书中，引述子思的地方不少，但称谓上，没有看出曾经亲身受业的迹象，孟子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第二种说法是孟子师从子上，即子思的儿子，名白。《孟子外书》上说：有人问孟子学问从哪里学来的，他回答说，鲁国有圣人叫孔子，曾子师从孔子，子思师从曾子。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儿子是子上，他的所学，来自于圣人之传。
经考证，《孟子外书》中的这段话，根本没有实际考证。
第三种说法是说孟子是子思的门人，因为孟子一向崇尚孔子的学问。当时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在墓园守丧三年（其中子贡守了六年），然后便各奔东西，有的走仕途做了官，有的继续授徒讲学。
孟子说：“予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从这句话来看，孟子与其往来论道的人，以子思的门人居多，所以不一定师从某一个人。所以这种说法还是较为合理可信的。
孔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在墓地上搭盖了茅舍，在那里守丧，同时，他们利用这段时间，把孔子生前的言行加以整理，并一一记录了下来。当时还有很多仰慕孔子的人，为了与这些学养高超的孔门弟子亲近，也纷纷搬到了附近居住。不久后，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村落，名为“孔里”。
孔子生前的住所，原样不动，还把孔子的遗物陈列了出来，后来又改为庙，供人瞻仰。曾子利用这个环境，招收了许多年轻人，从事传道讲学的工作，这里就成了儒学的圣地。孔子有位弟子名叫有若，他因长相酷似孔子，使得孔子一些怀念故去老师的弟子们想要把有若当做老师一般地侍奉。但是这种做法受到了曾子的大力反对，他说，没人能比得上孔子。
对孔子学说的传承来讲，众弟子中，曾子与子夏、子游这批人不同，他重视孔子学说中人类自觉精神的忠恕诚信之德，而子夏、子游则注重于形式的礼仪及实际政务。后来，主张“性恶说”的荀子，可能就是受子夏和子游学说的影响。
曾子的学问从子思那里学来的，孟子曾受教于曾子，也就是说，孟子受教于子思的门人。
孟子聪颖、年轻，满怀求知热忱，到了鲁国国都，便专心致志地跟随子思的几位门人悉心求学。孟子从小受母亲的家庭教育，来到鲁国也不敢怠慢，他日夜勤奋学习，研习儒术之道。没多久，他就深通五经，尤其擅长《书经》和《诗经》。
当时的读书人，大多都谨守古人遗教，除了研习古代的礼仪、音乐外，就是研读诗（《诗经》）书（《书经》）等古典作品。这让年轻、聪明好学的孟子渐感有些沉闷而厌倦了。
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即使当时社会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一味地泥古、没有创造性的学习方式，让孟子有种被束缚的窒息感。当时出现了很多学派，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多姿多彩，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异端邪说”。
最早的就是孔子的门人子夏和子游等在学说传承上有了与曾子一派相对立的倾向，战国末期竟分裂成了子思派、孟氏派、子张派、颜氏派、漆雕氏派等不同的派别。
随后还出现了以商鞅为首的“法家”；以庄周为首的“道家”；孙子、吴起等人为主，提倡攻取战胜之术的“兵家”；以许行为首，主张君民并耕而食的“农家”。
执著于礼仪
乱世造英雄
历史上，当春秋霸主——在中原活跃的晋王室被宰臣们夺取，并分割为魏、赵、韩三国时，就被列为战国时代。所谓的“三家分晋”是在公元前403年。到了公元前386年，位于山东的大国——齐，被宰臣田氏篡夺。在田氏篡齐后的14年，孟子诞生，当时正处于一个大变动时代。
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竞相称雄，国与国之间时常发生战争，国内的政情也很不稳定。孔子周游列国时，就曾在匡城遇险，但总体上还是好的，他能够率领弟子们到各国去传道讲学。可见变迁虽有，但不是很激烈。
到了“战国”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等方面，都引起了极大的变革。当时的情况是，周王室更加衰微，诸侯间以强并弱，以大吞小，全无道义可言。由于战乱频繁，各国都在全力谋求富国强兵之策，小国需要自卫，以免灭亡；大国则试图扩张，企图称霸，甚至统一全国。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各国纷纷竞争功利。一方面重赋税，压榨民财；一方面广求人才，各国国君都卑辞厚币招贤纳士，寻求富强之道。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如燕筑“黄金台”，齐置“稷下馆”。
当时的景象，《孟子》一书中就有记载，大致说了以下几个方面，也表达了孟子的观点和看法：
一、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为争土地发起战争，杀人夺城。魏国在东边被齐国打败，太子死了；西边被秦国占领了大片土地；南边为楚国打败。魏王对此耿耿于怀，希望能为死亡的人报仇。
二、诸侯对百姓横征暴敛，夺取民众，使他们无法耕耘生活，就是为了充盈国家的仓库。
三、诸侯们自己有肥肉吃，马也养得很肥，浪费到喂狗和猪吃人的食物。但是在郊外，如果有人射杀了麋鹿却要按杀人罪处置。
四、士风卑下。古代人仁义忠信，乐于行善，得到的是天赐的爵位。现在的人修养就是为了得到人授的爵位，得到了人授的爵位，就抛弃了天赐的爵位。而今，相比之下仁义之士很少，现在所谓的好臣子就是以前人们所说的民贼。
五、世道混乱。世风渐下，人们的暴行很多，有臣子谋杀君主的，也有儿子谋杀父亲的。
六、民生疾苦。老百姓的日子上不能养父母，下不够照顾妻儿。遇到太平年代，就终生受苦；遇到战乱年代，可能会死掉。老百姓脸上都有饥饿的颜色。
孟子当时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混乱、动荡。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春秋到战国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转为了封建制，过去一些世袭的大地主从春秋末期就逐渐解体。接着商品经济发达，生产力大增，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再完全隶属于地主的统治。人们想要突破世袭统治桎梏的热情逐渐汇成了一股强烈的力量。
田氏篡齐前，实行了“以大斗出货而以小斗收”的做法，就是为了赢取人心、培植势力。孟子所说的“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就是当时有万辆车的国家，能够杀了君主的，一定有千辆车，这种以下克上的现象。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民是主要生产力，也是兵役的来源。但是，后来因为战乱频繁，赋税繁重，人们被逼得离乡背井，好多都成了游民，集中在都市，所以到了战国时期，上千万户以上居民的大都市已随处可见。
为此，各国君王都大伤脑筋，他们想尽办法去安定这些人的生活，来确保国富民强。因为之前单凭血缘关系就能安然统治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需要靠实力来生存，所以兴起了重金招贤的养士之风。这样一来，一些农民、市民出身的年轻人都纷纷起来钻研学问，希望能求得一技之长而被重用，从此能声名远扬、光宗耀祖，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些人没有固定职业，就是将自己所学到处兜售，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空前盛况。
孟子很敬仰孔子，也很赞成他的主张，他不求高官厚禄，一心想使儒学振兴，而打击当时社会不良的现象，行王道。他很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说会被人们遗忘，曾感慨地说过，从尧、舜到汤，过了五百多年，大禹和皋陶亲眼看见尧、舜的做法，自然知道其中的道理，但商汤对尧舜就是通过传闻知道的。商汤到周文王，又过了五百多年，伊尹和莱朱亲眼看到商汤如何治国，当然明白其中道理，但是到了周文王就只能从传闻知道。周文王到孔子，又隔了五百多年，太公望和散宜生亲眼见了周文王，知道文王的治国道理，但是孔子就只能听闻了。孔子到现在，一百多年又过去了，我们离圣人的时代很远，但是离圣人的故居很近，现在已经没有亲自听过圣人讲道的人了，恐怕以后连听到传闻的人都没有了。
孟子想要实现孔子的理想，不想人们遗忘孔子的学说，他要一身承担起孔子未完成的道统使命，在漫长的游学旅程中，继续热切地、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要把孔子的学说有所传承和发扬。
孟子热切地盼望能够继承孔子的理想，能够扰乱反治，解救民生苦难，但是没有机会。这段时期，他的全副精力便用在了教育工作上，像公孙丑、公都子、万章、陈臻、屋庐子、充虞等都是他的杰出弟子。
孟子的学说
总结一下，孟子学说的重点大致是“道性善”、“论仁义”、“讲王道”、“重修养”等。孔子所在的时代很少有人提到人性问题，子贡说过：“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孔子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是任何人都要具备所谓“良心”的那种善性。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为，人们天生的性情和气质本来都差不多，只是因为习俗不同的缘故而产生了差异，而且越来越远。但是通过后天陶冶，也能使其发生变化。对这一点，孔子持乐观态度，他人性本善的观点是肯定的。
孟子的性善论，可以说是秉承了孔子的思想而引导出来的。因为他曾受教于曾子派，他很推崇曾子及曾子的门人子思。关于人性的问题，当时还有“性无善无恶说”以及“性可善可恶说”以及“人有性善与性不善说”，前者以告子（姓告，名不害）为主，后者以公都子为主。另外，比孟子晚五六十年的荀子，提出过“性恶说”。亚圣庙
战国时代的告子，他兼学儒、墨，曾经与孟子辩论过性的善恶问题。
告子说，人的本性就如同柔软的杞柳一样。世上的仁义，就如同用弯曲的树木做成的杯盂一样。以人的本性去行仁义，和把杞柳做成杯盂是一样的道理。
对告子的偏执观念，孟子不以为然，他纠正说：“你能顺着杞柳的本性来做杯盂吗？还是要先砍削杞柳后再做成杯盂呢？如果要把杞柳砍削后才能做成杯盂，那不是要把人的本性斩削了才能行仁义吗？带领着天下的人，去伤害仁道义理的，就是你这种言论。”
告子又说，人的本性就如同起旋涡的流水一样，引它向东，就往东流；引它向西，就往西流。人性就如同水性不分东西一样，是不分善与不善的。
孟子又反驳说：“水性固然是不分东西，但是它分上下呀！人性向善，就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人的本性，都是善的。现在就拿水来说，如果拍击它，使它跳起来的话，可以高过人的额头；如果阻塞它，使它逆流的话，能让它流到山上去。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这分明是通过外力才让它变成这样的。人，可以让他做出不善的事情来，但是这种情形，就如同水受到拍击、阻塞的道理啊。”
还有一次，告子对孟子说，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就叫做“性”。
孟子反问他：“凡是与生俱来的本质就叫做性，就像凡是白色的东西都叫做白一样吗？”
告子回答：“是的。”
孟子说：“那白色羽毛的白，就如同白雪的白；白雪的白，就如同白玉的白一样，是不是？”
告子说：“是的。”
孟子说：“按你的说法，那狗的性，就如同牛的性；牛的性，就如同人的性吗？”
孟子这番话，是告诉他，物各有性，但性各有异。羽性轻，雪性弱，玉性坚。人性本善，与犬牛是不同的。
告子又说，人都喜欢吃好东西，喜欢美艳的女人，这也是人的本性。仁爱之心，是发自内部的，不是从外面来的。事物的义理，是从外面来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
孟子反问他：“为什么要说仁爱之心发自内部，而事物的义理则来自外部呢？”
告子辩说：“一个比我年长的人，我应该尊他为长辈，而不是因为我内心先有的尊他为长辈的这种意念。这就如同某种东西，因为它是白色，我才称它为白的道理，我是按照它的表面而说的，所以说义理是从外面来的。”
孟子反驳道：“那白马的白和人的皮肤的白，也一样是白的，但是对年龄大的老马，和尊敬年老的人是不是一样呢？那他年长合于义理呢，还是尊重他年长合于义理呢？”
告子仍强辩：“我爱自己的同胞弟弟，但是对秦人的弟弟，我就不会那么爱他了，这完全是以我内心的喜爱为主。所以说，仁爱之心，由内发出。至于尊敬楚国人的长辈，也尊敬我们自己的长辈，这就是因为对方年长的原因。所以说，事物的义理来自于外面。”
孟子驳斥道：“比如说，喜欢吃秦国的烤肉和喜欢吃自己的烤肉是一样的。那吃东西的喜好与尊敬长辈的情形相同，难道说，爱吃烤肉这件事，也会有个外在的主意吗？”
我们再来看看孟子与公都子的谈话。
公都子问孟子：“告子说：‘人性无所谓善，也无所谓不善。’也有人说：‘人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不善。所以，文王、武王兴起，人民就喜欢行善；幽王、厉王兴起，人民就喜欢作恶。’还有人说：‘人的本性，有些生来就是善的，还有一些生来就是不善的。’所以像尧一样好的君王，却有很坏的臣下；像瞽瞍那样坏的父亲，却有舜那样好的儿子；还有纣王那样坏的侄子，也是君上，却有像微子启这样好的庶兄和王子比干那样好的叔父。“现在老师说人性本善，那前面这几种说法该如何解释？”
于是，孟子便把他所创的四端说向公都子阐释：“只要顺着人的本性发动的心情，就会行善，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性本善的道理。至于做出坏事，并非是本来材质不好的原因。例如人人都有怜悯伤痛的心，人人都有羞耻厌恶之心，人人都有恭谨尊敬之心，辨别是非的心也是人人都有。“怜悯伤痛的心，就是仁；羞耻厌恶的心，便是义；恭谨尊敬的心，就是礼；辨别是非的心，就是智。仁、义、礼、智，并非是外面镕炼了我们，这是我们本来就具备的，只不过我们没有去思考它罢了。所以只要用心去研求，就能得到它；放弃了不去研求，自然会失掉它。到头来，得到它与失掉它所产生好或坏的结果，从一倍到五倍，甚至无法衡量、计算，这都因为没有充分发挥他本来材质的缘故啊。“《诗经》上说：‘天生下众多人民，既有事物的形体，就有事物的法则，这原是人民秉执的常性，人都喜欢美好的德行。’孔子称赞说：‘作这诗的人，他很明白本性的道理啊！’由此我们可以判断，有事物就有法则。 任何人只要秉执这常性，自然就会喜欢美好的德行。”
孟子强调人性本善，故有所不忍、有所不为。存养它，那善性作用于自己；扩充它，则能成就大善。孟子也曾这样向齐宣王进言，他说：“任何一个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古时候的帝王，就是因为有不忍害人的心，所以才会施行不忍害人的政事。有不忍害人的心，施行不忍害人的政事，那平治天下也就易如反掌了。“为什么说人都有不忍害人的心呢？例如现在你看到有个不懂事的小孩在井边玩耍，就快要掉到井里去了，不管心肠怎么硬，也会感到担心，而怜悯之心油然而生。这种心情是人的天性，并非是为了讨好、结交那个孩子的父母，也不是想要博得乡里朋友们的称赞，更不是害怕会落个残忍的恶名才这样的。可见，没有怜悯之心，没有羞耻憎恶的心，没有辞谢退让的心，没有分辨是非的心，就算不上是人。怜悯伤痛的心，是仁道的发端；羞耻憎恶的心，是义理的发端；辞谢退让的心，是礼法的发端；分辨是非的心，是智慧的发端。“一个人心中有这四个善端，就像身体上有四肢手足一样，这是与生俱来的。如果有着四个善端，却说自己不能行善，那就是甘心自弃，谋害自己的本性了。如果他的国君不能行善，眼看着国君掉入罪恶的深渊，那他就是谋害国君的人了。“如果知道自己心里有这四个善端，还尽力向外扩展，那就像燃烧的火焰、涌出的泉水，会越来越旺盛。所以，如果能扩展这四个善端，让它日益增大，就能够保有天下；如果不扩展、充实的话，恐怕连自己的父母都侍奉不了。”
公都子对这一点，还有些疑惑，于是，他说：“同样是人，有的是上等人，有的算是下等人，这是什么道理啊？”
孟子说：“依照心志礼义去做事的，就是上等人。依照耳目感官去做事的，就是下等人。”
公都子又问：“同样是人，有的就依照心志去做事，而有的人却依照感官去做事，这又是为什么呢？”
孟子说：“耳、目等器官只能用来听和看，不能思想，所以常会被外在事物所蒙蔽。耳、目本身也就是一件事物，它与外界的声色相接触，就会受引诱而妄听妄看。而心是管思考的，能思想就会懂得道理；不能思想，就得不到那些道理。“耳、目和心都是天赐给我们的，要先立定内心的主张，那耳目就不能夺去心的主意，这就会成为上等人啊。”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但对于社会上的那么多坏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人无法理解，对此，孟子的解释是以树木来比喻。他说：“齐国东南有座牛山，那里的树木本来茂盛又美观，但是那里位于大国郊边，人们经常拿斧锯、柴刀去砍伐，这样一来，还能期望它继续保持旺盛美观吗？还有大山上的小草，它们日夜在生长，受到雨露的滋润，并没有停止萌生枝芽，但是牛羊又把它吃了，所以才变得光秃秃的。人们看到这光秃秃的山，就以为从来没有生长过林木，难道这是山的本性吗？“在人们身上，难道真的没有仁义之心吗？人之所以失掉原来的良心，就如同斧锯、柴刀砍伐树木一样。天天砍伤它，还能让它保持美德吗？“一个人，日夜所生息的，在天亮前，性气还很清明，他的喜好与厌恶之心本与一般人差不多，但是经过白天的所作所为，那点清明的性气就被扰乱消失了。经过这样一再反复地扰乱消失，那夜间生长的清明性气就保存不住了。夜间生长的清明性气不能保存，那就和禽兽相差不远了！人们看到他与禽兽差不多，就以为他本质是坏的，难道这是人的本性吗？“所以，只要适当培养，天下没有不生长的事物；如果没有适当培养，那任何事物都会消失的。孔子说：‘把握住就能存在，舍弃掉就会消亡。进出没有确定的时候，就不知道他的方向。’这就是指心性而说的吧。”
孟子的滔滔雄辩，简直无懈可击。他相信“恶”存在于人身之外，是因后天环境或被物欲蒙蔽所致，善性才会变得昏暗，但这绝不是人的本性。
孟子还提出比喻，说：“年岁丰收，生活有所依靠，子弟们大多很懒惰；凶荒年月，为了生存，子弟大多很残暴，常常做坏事。这不是因为他们天生的性情有所不同，而是因为他的心受到环境的迷害，才会这样的。现在就拿大麦来打比方，撒下种子，用泥土覆盖，种植的土地和种植的时间是一样的，便一起茂盛地生长起来了。等到一定时候，都成熟了，纵然收获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其中有土地的肥瘠、雨露滋润的厚薄、人们耕作时勤惰不一的缘故。“凡是同一类东西，都很相似，为什么说到人性时就怀疑它不一样呢？圣人和我们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说：‘虽然不确定脚的大小便去做草鞋，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做成一个像是盛土的畚箕。’因为草鞋的式样，大体上都差不多；人们的脚，形状大致都一样。另外人的嘴巴对滋味的爱好，耳朵对声音的喜好，眼睛对美色的喜好都是一样的，那唯独人心就不一样了吗？人心相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自然的天理和事事合宜的正义。不过，圣人先知先觉，能够先得到我们心中相同的理、义罢了。所以我们心里喜欢天理和正义，和我们的嘴巴喜欢吃肉是一样的道理。”
总之孟子对人性的看法是人人都具有良心的善端，将其扩展、充实，就是善人。仁、义、礼、智等四善端，乃人性所固有的。但是对于社会上现存的坏人、坏事，孟子则认为是因为受环境及后天的物欲所蒙蔽。
孟子主张在政治上摒弃功利，讲求王道，而王道的反面是霸道。孟子前后两次去齐国，齐威王和齐宣王一见面就问起齐桓公和晋文公称霸的事。孟子很不以为然，反应也很冷漠，只冷淡地表示孔子之徒没有谈及此事，因此没有记载留传。孟子其实根本不愿讨论这种褊狭的称霸事迹。
孟子认为，以武力制伏人，不能让人心悦诚服，要施行仁政才能称王天下。他经常把文王、商汤的先例分析讲解给诸侯们听。
所谓的“王道政治”，简单说来，就是施行仁政、爱民为先。孟子也给各国诸侯提出了具体的施行方法，宗旨就是一切要为百姓着想，以百姓的意志为依据。齐国征伐燕国的时候，孟子认为以暴制暴的做法终会受到燕人的唾弃和反抗，结果不出所料。
孟子处在时局混乱的战国时代，大小诸侯并立。有的在竭力谋求自保；有的则一味想扩张领土，吞并弱小，满脑子都是功利思想，个个想称王称霸。孟子提出“仁者无敌”的王道理论，在他们看来，简直是迂腐而不切实际。事实上真理只有一个，齐宣王征燕失败就是最佳明证。
另外孟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敢于在统治者面前提出“民贵君轻”的民主思想，实在让人钦佩。当齐宣王问武王伐纣之事时，孟子毫不客气地告诉齐宣王，只听说武王杀了一个叫做纣的独夫，孟子认为这种残民以逞的暴君，根本就不配称为人君。武王是为民除害，他不是弒君，而是铲除暴虐无道的独夫。
另外孟子很重视修养，他提出的修养重点有四，养气、寡欲、求放心、知言。
一、养气。孟子曾告诉公孙丑说，他善于培养浩然之气。气的根本在于自己的内心，因为“气”是情感的作用，“心”是理智的主宰。如果不得于心而求之于气，那就会理智不明，情感妄动，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孟子提倡“持其志，无暴其气”。志，是气的主宰；气，充塞了全身，和身体都受志的指挥，志到达哪里，气就跟到哪里。那么如何让“气”充塞于人体？孟子认为，首先要培养勇气。如何培养勇气？则在集“义”。如果凡事都合乎义理，内养浩然之气，一方面可以慎思明辨，另一方面就可以见义勇为。历史上的圣贤豪杰、忠臣烈士们之所以能成就丰功伟业或舍生取义，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二、寡欲。孟子说：“不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不想那本心不愿去想的私欲，这就是做人的基本道理。”“要求仁义理智的道理，就能得到，放弃了，就会失去。因为这种求是我们本性所具有的。但是富贵利达，去求要有道理，得到它也要有命运。这种求对于得没有帮助，因为所求的是身外之物。”“养心的最好办法就是减少私欲。”
多欲者，心胸窄，寡欲则宽。多欲者，心境忙，寡欲则闲。多欲者心术不正，寡欲则平。欲望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但要有所节制。欲望过多往往会让人陷入不德不义，小则身败名裂，大则足以亡身。能够把心头打扫干净，不为尘染，不为物累，那是何等自在、何等潇洒啊！所以，孟子认为寡欲对人的修养很重要。
三、求放心。就是去邪欲、存良心。孟子教人遇事要反求自己的心。“仁道是人的本心，义理是人的大路。舍弃大路不走，丢失本心不去寻求，实在是可悲！有人丢失了鸡狗，都会去找寻；自己的心丢失了，反而不去寻找。其实，研究学问没有其他途径，只要把丢失的心找回来就行了。”
四、知言。能知言则不惑，能养气则不惧。孟子在齐国出任卿相之初，公孙丑曾与孟子对此有过一段相当精彩的对话。
公孙丑问孟子说：“什么叫做知言？”
孟子说：“听别人偏执一端的话，就知道他内心蒙蔽不明；听别人放荡无礼的言辞，就知道他的心已经陷溺不拔；听了别人混淆是非的话，就知道他已经叛离正道；听别人言辞支吾闪烁，就知道他心里委屈穷于应对。“以上四种言辞发自于内心，如果是一个从政的人，就会对他施行的政务有危害，继而危害到国家。哪怕圣人复活，他也会同意我的说法的。”
推行仁义说
孟子承接了孔子提倡的“仁”，但孔子是要把骨肉亲情的一种自然情感推及一般社会，让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来维持社会秩序。孟子重新树立仁义说，也是为了对抗当时盛行的杨、墨学派。
公元前5世纪末，即孔、孟中间时期，墨翟派最活跃。墨翟是鲁国人，曾在宋国出仕为官。他最早学习的是儒学，但是后来却成为了儒学的激烈批评者，并自成一家，弟子遍布天下。墨翟倡导兼爱、尚节用。他认为儒家所说的“仁”，是以家族爱为主，需要进行突破，成为平等无差的博爱，这也就是所谓的“兼爱”理论。墨翟认为儒家的礼乐及重视葬仪等做法是浮夸的虚饰。在《墨子·尚贤篇》里就有“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理想，这说明在春秋末期，一般庶民已经有了逐渐抬头的趋势。墨翟就是要推翻世袭的贵族制度，建立一个以个人才能为主的新秩序、新形象。
孟子对墨翟的思想不能苟同。家族本来就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不能破坏它，家族的紧密结合是维持社会安定的基本要素。但是，近亲和远亲一定是有差别的，给予理性立场的差别，就是请求“义”的德。
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还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
他认为“仁”是发自人内心的自然，但是“义”却是实践仁所必经的道路。在人际关系上，要根据现实情况来决定自己所要采取的态度，这种德就是义。他认为墨翟的理论不切实际。
还有与墨翟持相反论调的杨朱，他认为人要保持个人的主体性，不要因国家社会问题而迷失了自己。孟子认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偏激主张，对民心及国家社会都没有好处。
孟子不赞成前面两个极端，他提倡仁义道德，走中间路线，属于保守派，但是他求取进步的态度很积极。他的主张是反对急剧的改革而采取渐进主义。但是想要让他的仁义思想普行天下，仍需循着政治的途径，才能达到目的。因为这个理由，他便开始游说旅行。
孔子当年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惜长途跋涉，周游列国，历经了许多的艰危困苦，也受了不少的奚落嘲讽。但他从不气馁、沮丧，依然乐观地勇往直前，后因年纪老迈，才重回祖国，著书立说并教育子弟。
孟子时候的道路交通情况比起百余年前已大大改善，平时就有很多新兴的知识分子、学者专家们，以流浪人的姿态，络绎于途。他们都希望用自己所学及专长受到人们的赏识，而各国君王也以宾客之礼相待。
这些人，如果受到哪个国家的君主或权贵的赏识与重视，从此便生活无虞，甚至还能马上飞黄腾达，权倾一时。
如战国末期，齐国的孟尝君就养有3000食客，这些人中有专家、学者，甚至鸡鸣狗盗之徒也被他罗致帐下。孟尝君后来到了秦国，秦王本想重用他，没想到他被人陷害，秦昭王准备杀了他，以绝后患。他得到消息连夜逃走，到了函谷关时，天还没亮，按照规定，关口不能打开，而孟尝君也无法离开。孟尝君一行人正因担心追兵赶来，焦急万分之时，食客中的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有人模仿鸡啼，骗过了守关官员，以为天色已亮便打开了关口，孟尝君一行才侥幸得以脱险。
可见，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不愁没人赏识。
厚葬母亲
孟子从小没有父亲，家境清贫，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母亲的的教育对孟子日后的影响也很大。孟子对母亲也很孝顺，在他巡游列国时，为了便于侍奉，他一直与母亲在一起，以尽孝道。
孟子在齐国出仕为卿，收入还不错，生活上得到了改善。他希望年迈的老母能舒舒服服地颐养天年，但是事与愿违，公元前321年，即孟子出仕的第二年，他的母亲因年轻时生活困难，积劳成疾，现身体逐渐老迈，所以时常生病。孟子每天承欢膝下，不时买些补品给母亲进补，但孟子的孝心对老母衰弱的身体帮助不大。
孟子当时已是名满各国的大儒，桃李遍天下，齐君也对他极为礼遇，任他为三卿之一，他以仁义治天下的道理即将大行于世。母亲看到这些，内心很欣慰，但是究竟年事已高，卧倒在床后便一病不起。孟子请良医来为她诊治，但是体温始终未退，终日昏迷不醒。孟子日夜在病榻前照料，并到处访求名医，终没能挽救母亲的生命，孟母还是撒手人寰了。
遭此打击，孟子悲恸欲绝，经同僚和弟子们竭力劝慰，才勉强抑制住哀伤的心情为母亲料理丧事。因为以后再没有机会孝养母亲，孟子把殡葬之事办得非常隆重，而且极为风光。孟子亲自把母亲的灵柩运回鲁国，与父亲合葬，然后再回齐国。
但如此一来，引来了一些非议。当孟子在鲁国料理完母亲丧事，在返回齐国途中，在齐国的驿站歇息时，他的弟子充虞就曾提起过这个问题。
充虞说：“前段时间太夫人病逝时，承蒙您看得起，命我去监督木匠制造棺木，因时间仓促，我没敢多问老师。现在事情办完了，我想私下问一下，那棺木似乎太考究了一点。”
孟子说：“上古时代，内棺外椁的厚度都没有规定尺寸。到了中古周公制礼时，规定了内棺七寸厚，外椁的厚度要与它相配，天子到平民都一样，这不是为了美观，这样做是为了满足人子报答父母的孝心。“法制上如果不允许，那做子女的就不能称心、满足；财力上不允许的话，做子女的也不能称心、满足。如果合乎法规，财力足够，古时候的人都采用这种棺椁了，我为什么独独不能这样做呢？“况且，把棺木做得厚一点，也能避免泥土太靠近死者肌肤，这不是能安慰人子的孝心嘛！我曾经听说君子无论如何不能在父母身上节省钱，最好花在父母在世时，死了以后再花，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补偿罢了！”
孟子对父母竭尽孝心，但是没有逾越礼制、法度，尽管有人对他非议，孟子无愧于心。
辟墨翟、杨朱
在当时，墨翟和杨朱两学派与儒家学说尖锐对立。墨翟有禽滑厘、夷之等人起来追从，他们提倡崇俭、兼爱、尚贤、信鬼、非命、尚同；而杨朱则主张一切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与墨翟派的兼爱主张恰恰相反。另外，还有一批能言善道之士，如苏秦、张仪、淳于髡、公孙衍等人，他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到处游说，倡合纵连横之说，搞得举世纷纷，助长祸乱。
对这些异端邪说，孟子有无限的感慨。他说：“发现墨子兼爱学说不对的就会归服到杨朱的道理上去，觉悟到杨朱学说的不对，就会归服到儒家的道理上来。来归服，就收留他们。现在那些与杨朱、墨翟争论曲直的人，就像是追逐一只逃出猪圈的猪，已经把它追了回来还要把它关进猪圈，并把它的脚捆缚起来。”
孟子的意思是，即使是对待异端邪说的人，也要讲求恕道。
他还说：“杨朱抱着‘为我自己’主义，即使拔一根毛而对天下有利的事，他也不干。墨子主张‘兼爱他人’，即使秃了头顶，掉光了胫毛，只要对天下有利的事，他一定会做。子莫（鲁国的贤人）却执守杨、墨两家中间的道理，看来，折中好像是正道。但是，如果不权衡情势就折中，也与坚守一边的偏见相同了。“……周室东迁后，世运衰微，失去正道的照耀，邪僻的学说和暴虐的行为再度兴起。有臣子杀国君的，也有儿子杀父亲的。孔子深感忧惧，便写了一部《春秋》。现在没有圣王，诸侯任性胡为，群起称王。士人们都出来乱发议论，杨朱、墨翟的邪说充斥天下。天下人的言论，不归附杨派，就归于墨派。杨派提倡尊重自己，目无君长；墨派主张不分亲疏，泛爱世人，心目中没有父母。心中没有父母、君长，简直与禽兽一样了，不灭杨朱、墨翟的邪说，孔子的正道就得不到彰显。”
曾有个信仰墨子学说的人，名叫夷之，他请孟子的学生徐辟介绍，想求见孟子。
孟子说：“我本来愿意见他，不过今天我身体不舒服，等我病好了，我自去相见，请他不要来了。”
过了几天，夷之又托徐辟转达，要求见孟子。
孟子说：“今天可以见他了，如果不纠正他的错误思想，儒道就不能昌明，那就让我纠正纠正他。我听说夷之是信仰墨翟学说的人，墨子办丧事时，以菲薄节俭为原则。夷之想用这个原则转移天下的风俗，难道认为不薄葬就不高贵吗？但是夷之在葬他父母的时候，却很凿厚，不就是以他轻视的方式去侍奉自己的父母吗？”
徐辟把这番话转告夷之。夷之听后诡辩说：“按照儒家的说法，古代圣王爱护人民，就如同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书经》上有像‘保护婴儿’的话。这话怎么讲？我认为，这就是说爱护别人没有等级差别，但是实行起来，就要先从自己的父母开始了。”
徐辟又把这话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夷之当真以为一个人会像爱他哥哥的孩子那样爱邻居的孩子吗？他可曾知道，《书经》上的这句话，是别有用意的。一个婴儿在地上爬行，快要跌落井里去了，但那不是婴孩的过失，因为婴孩没有知识，需要父母保护。还有一些无知愚民，他们快要落入法网的情形不正也是这个道理吗？我们怎么能不预先像保护婴儿一样地扶持他们、教导他们呢？并且上天化生万物，自然把它们归根到一个本原上，父母就是人的唯一本原。但夷之却认为爱护世人，没有等级差别，把陌路人看做自己的父母，那他的心中是无父无母，于是有了两个本原，这就是他的错误。“现在来说说丧葬起源的意义。在上古时代，有个人，他的父母死后，他把父母的遗体抬到山涧里一扔了事。过了几天，他经过山涧时，看到有些野狐聚集在那里啃噬尸体，而苍蝇、蚂蚁等爬满尸体，都在争食尸体上的血肉。作为儿子，他看到这种情形后，头冒冷汗，不敢去看，他赶快跑回家去，拿了锄头、畚箕把尸身掩埋起来了。“他头冒冷汗是因为看到那个景象心生悔意啊！如果承认掩埋举动是应该的，那后世的孝子、仁人厚葬他们的父母，也是有道理的。”
徐辟又把这番话告诉给夷之，夷之听后，沉默了好一会儿，恍然大悟地说：“孟子已经明白地指点我了。”
驳许行
战国时期，各国都竞相笼络军事人才，一来可以自保，二来能够吞并他国。所以所谓的“兵法家”变成了时代宠儿。
孟子曾责备惠王，说他为争夺土地，不惜牺牲民命，强迫他们去打仗，并形容战争的惨况：“……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但是那些所谓的“兵家”，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只是一味地帮助他好战的君王去征讨。他们只懂作战，想法取胜，从不想为何而战。孟子对这些人深恶痛绝，说他们是罪该万死的民贼。“法家”则提倡重视法制，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发古。”他提倡以法制民，依法治国。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他说：“百人事智，一人事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老寡，则国贫……”法的运用，则分为三派：商鞅的重法、申不害的重术、慎到的重势。
韩非子师承荀子，他认为势、术、法都是帝王的工具，不能偏也不能废止，他集三派之大成而自成为一家。
孟子时代，韩非之道还不是很盛行，但是商鞅之法已大行天下。商鞅在秦国实行了他的理想，使秦国日益坐大，最终吞并了六国。但是秦国当时的法令听来让人汗颜，例如“弃灰于道者被刑”、“斩一首级爵一级，欲为官者五十石之官，斩二首级……”。
孟子对繁杂、严苛的法令深表不满，他力主“省刑罚”。孔子就曾主张“居敬行简，以临其民”。《吕氏春秋》中就有记述：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这是“重农、织社会”的由来。“农家”的政治理念是希望在上位者也与民并耕而食。政府设立的官职形态不便，但人人都需自食其力，谁都不能坐享其成。这种全民劳动提倡全国人民都没有特权阶级，人人都丰衣足食，个个明礼义、知廉耻，人与人之间没有争斗、诈伪等。这个理想是好的，但是实行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下面就引述一段孟子与陈相的对话来了解一下孟子对此主张的看法：
许行是楚国人，研究农家学说。他听说滕国要行仁政，便率领了一批徒弟来到滕国，请求滕文公允许他住在滕国做滕国的百姓，他们都穿着粗布衣服，靠编麻鞋织草席过日子。
另外有个叫陈相的楚国人，他是儒者陈良的学生，与自己的弟弟陈辛背着耕田的犁锄从宋国来到滕国。他向滕文公表示，听说滕文公将行仁政，那就是圣人了，他们愿意住在滕国做圣人的百姓。一次，陈相遇见许行，很顺服许行的理念，便抛弃了过去所学，跟着许行研究神农学说。
孟子当时也在滕国，陈相去见孟子，转述了许行的话：“滕文公能施行仁政，算得上是个贤德的国君。既然如此，却还没有听过圣人的大道理呢！真正的贤君，就是要与人民一起耕种生活，早晚要烧饭，也要治理国政。如今，滕国的仓廪里存满了米谷，府库里积满了财货，滕君却不亲自耕种，这简直是专供自己，残害人民，这能算得上是真正的贤明吗？”
孟子反问：“许行是不是也自己种了地才吃饭的？”
陈相说：“是的。”
孟子又问道：“许行是不是自己织了布才穿衣服呢？”
陈相说：“不，许先生只穿最粗劣的毛布衣服。”
孟子说：“许行戴帽子吗？”
陈相说：“戴的。”
孟子说：“他戴什么帽子？”
陈相说：“白色生丝织成的帽子。”
孟子说：“是他自己织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谷子换的。”
孟子说：“他为什么不自己织呢？”
陈相说：“因为没时间，怕影响耕作。”
孟子又问：“许行是不是用锅煮饭、用铁器耕田？”
陈相说：“是的。”
孟子说：“都是自己做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谷子换的。”
这时，孟子反驳道：“既然农夫可以用自己种的谷子去换取日常的器皿、用具，算不上是残害烧窖和打铁的人，那烧窖、打铁的人拿他们制作的工具去换谷物，就是残害农夫吗？再说了，许先生干吗不自己烧窖打铁去呢？所有的东西都自己生产，从自己家里取来用，不是更好，干吗要和那么多人去交换？许先生不嫌麻烦吗？”
陈相为他辩解：“那么多种类的工作，是不能一面耕田一面兼做的啊。”
孟子驳斥他说：“照这么说，唯独治理天下的大事，可以一面耕田一面兼做了吗？天下事，原本就是有区别的，有处理政务等在上的事，也有耕田制器等在下的事。另外每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必须要有各种人制作的物品才能备齐，如果非要自己做的才能使用，那天下人就得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跑了。所以，古人说，有人劳心，有人劳力。劳心者管理别人，劳力者受人管理。受人管理者供养别人，管理者被人供养，这本是天下通行的道理啊。“当初唐尧时候，天下没有平定，洪水溢出了河道，到处泛滥成灾，五谷不能成熟，但是草木生长得很茂盛，畜禽也繁殖得很兴旺，到处都有野兽作怪咬人。尧心里发愁，就举用舜去治理。舜派他的臣子伯益去放火驱兽，伯益就找到草木茂密的山泽，纵火焚烧，逼得禽兽逃走躲避。又派禹疏通了九河，挖深了济水和漯水，让它流入大海。同时还开浚了汝水和汉水的河床，排除了淮水和泗水的淤积，使它流到大江里去。这样一来，好多地方才能够种五谷，人民生活也安定下来了。“那个时候，禹在外面八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像他这样因私忘公的忙碌，就是想和人民一起耕作，也没办法呀。等水患平了以后，舜又派后稷教人民耕种的方法，种植五谷，五谷成熟后，人民的生活也安定下来了。“尧、舜想到做人得有一定道理，如果只知道吃饱穿暖，安逸嬉游，不懂礼教的话，与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尧舜为此忧愁，于是，派契做司徒官，教导大家做人的大道。要他们懂得父子感情，君臣有相敬礼仪，夫妻有内外分别，长幼要有大小次序，朋友要讲诚信。“尧还吩咐契说：‘如果明白了做人大道的就奖励他,不明白的就引导他,匡正他,帮助他们树立心志,扶持他们奉行礼教,让他们领悟做人的道理,并时时提醒他们,常常施恩惠于他们,免得懈怠。’古时的圣人，为人民如此忧心，哪有空闲去亲自耕种？“尧忧虑的是，怕得不到像舜这样的人；舜忧虑的是，怕得不到像禹和皋陶这样的人；但是忧虑一百亩田地能不能种好的,是平常农夫。把财物分散于人，叫惠；用善言教导别人，叫忠；替天下人求得一个治理人才，才能称为仁。所以把天下让给别人容易，替天下求一个圣明的治理人才，才难呢！“孔子说：‘尧真是个伟大的君长,天道最崇高,也只有尧的德量能取法天道，与天道相齐。天道是最崇高的，他的德量是广远的，人民形容不出来，所以无从称道。虞舜才不愧是君长呢！品德崇高完美。尧舜治天下，难道一点也不用心思吗？他要从大处着想，怎么能把心思用在耕种一类的小事上？再说，我只听说过用文化去教化、改变蛮夷的风俗，却没听说反而会被蛮夷风俗同化了的。你的老师陈良出生在蛮荒的楚国，因为悦服周公、孔子的道理，来到北方研究学术。北方学者，没一个能超过他，他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人了。你们兄弟两人，以师礼侍奉他几十年，如今师长一死，就背弃他，违背他所教的道理。从前孔子死了已经三年，弟子们在墓旁守心丧的孝期满了，大家准备收拾行李回去，他们去向子贡揖别，大家还相对痛哭，泣不成声地分别离去。子贡送走他们，还不忍离开，便在墓旁另建了一间小屋，独自一个人住在那里又守了三年，然后才回家。过了些时候，子夏、子张和子游三个人，因有若的相貌和举止很像孔子，就想用侍奉孔子的礼节去侍奉他，当他们征求曾子意见时，曾子坚决反对。他说，这不行！老师的德行，是无人能比的。“现在，这个南方的蛮子许行生了一个伯劳鸟的恶舌，根本不懂古代圣王的道理。你却背弃自己的老师，跟他学习，这种行为恰恰与曾子相反。譬如鸟儿筑巢，只听见它们从黑暗的山谷飞出来，迁移到高大的树木上，却听不见它们从高大的树上飞回到黑暗的山谷里去。“《诗经·鲁颂篇》上说：‘没有文化的戎、狄，应该给予打击；没有礼义的荆国、舒国，应该给予惩戒。’这种没礼义的蛮夷，周公要积极惩处，你却赞成那种南蛮邪说，还想跟他学习，你的这种转变，实在让人遗憾！”
陈相仍辩解说：“如果能够按照许先生的办法去做，市场上的货物就没有了高低价格的差别，全国人民也不会有欺诈行为，即使一个小孩子去市场买东西，也没人会欺侮他。一切货物，只问量多少，不管质好坏，不论布匹绸缎，只要长短相当，价钱都是一样。不论粗细、蚕丝或丝线，只要轻重相同，价钱也一样。五谷也只论多少，不分价钱。鞋子也不分大小，一样的价钱。”
孟子说：“说到货物的精粗、好坏，本来就是货物原有的情形，所以彼此价值有的相差一倍到五倍，有的相差十倍或百倍，甚至千倍万倍。但是你却把它们用长短、轻重比齐划一起来，这不是扰乱天下嘛！你想想，大鞋小鞋、粗麻鞋和细麻鞋都是一样的价钱，谁还肯去做大鞋或细麻鞋呢？如果照许行的办法实行，那就是率领着天下人做欺诈行为，那还能治理国家吗？”
孟子的农业政策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鳌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孟子认为劳心与劳力者，理应有所区别，圣王治理天下，整日竭思殚虑，哪有时间去耕种？他又何必要亲自耕种呢？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的受别人供养，被治的要供养治人的人，这才是天下的正道。
治理天下的事情本来就很多，哪里是许行想象得那么单纯啊？而且社会上贤与不肖的各色人等都有，怎么能使他们个个都诚笃、敦厚呢？所谓的大鞋小鞋一样的价格，让天下人一起虚伪，这就是“农家”学说的偏颇。
孟子对许行那一套依托神农的异端邪说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名家”是由墨家产生的“别墨”派演变而来，战国时代，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惠施、公孙龙。到了汉朝，他们才被称为“名家”。《庄子·天下篇》里曾列举了几篇惠施的辩说。公孙龙则稍晚于惠施，他有“白马非马”、“坚白同异”、“狗非犬”、“卵有毛”等理论，其实，这些全是诡辩。通常一般人认为对的，他们认为是错；常识上认为错的，他们却认为是正确的。《汉书·艺文志》中载“小说”十五家，共计有1380篇。
清代博览多通的举人陈澧说：“齐东野人语，非君子之言。”
孟子说这些道听途说、街谈巷语的捏造故事都是无稽之谈，不足以信服。
一次，咸丘蒙（齐国人，孟子的弟子）问孟子：“古语说：‘德行高的人，国君不会把他作为臣子，父亲也不当他是儿子。当舜面向南做天子的时候，尧率领诸侯向北朝见，舜的父亲也面向北方朝见他。舜看到父亲，皱了皱眉头，显出一副不安的样子。’孔子批评说：‘这个时候，人伦颠倒，天下简直要乱了！’请问，这些话是真的吗？”
孟子告诉他：“不，这不是君子所说的话，而是齐国东边那些乡野人所说的。”至于“伊尹曾以割肉烹羹的手艺要求汤任用他”、“百里奚卖身于秦国养牲畜的人家，得到了五张羊皮，便替人家牧牛，来要求秦穆公任用他”、“孔子在卫国时曾住在痈疽的家里，在齐国时住在太监瘠环家里”等传说，孟子一概呵斥其妄为，他不容许小说家捏造故事、颠倒是非。
斥驺衍
《汉书·艺文志》中列有“阴阳家”二十一，有369篇文章。驺衍是齐国临淄人，与孟子生在同一时代。《史记》上记载说，驺衍眼看国君更加淫靡奢侈，没有道德，便写了十多万字的报告。当时，驺衍声名很大，他周游列国时受到的礼遇不同凡响。驺衍在自己的国家深受重视，当他到了梁国时，惠王亲自到郊外欢迎，执宾主之礼。去赵国时，平原君侧行撇席，以示尊敬。到燕国时，燕昭王亲自用扫帚给他扫衣服上的尘土，还修了一座石宫，并拜他为师。这与孔子当年周游列国时所受的冷落比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驺衍提倡五德终始之说。五德就是五行，这五种天然力量相克相生，循环不息。时代的变迁，历史的进展，就是因为这五德势力的消长，所以政教也要合天地而行。
孟子并不同意驺衍这套理论。孟子曾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坚信天道远而人事近，为什么要舍掉人事而图天道？孟子说过，以德行治理天下的王，不一定有多广阔的土地，汤以七十里（古代单位）、文王以百里的土地称王于天下。尊敬天下贤能、杰出的人，那他们都愿意侍奉朝廷。不征商人的税，那天下的商人都愿意做你的臣民，好好经营。不征收各种关税，那天下旅行的人都愿意走你的路。耕作者，帮助他并减少赋税，那天下的农民都愿意耕种你国家的土地。如果能做到这些，那邻国的人民，都会把你看做父母，哪有带着子弟攻打父母的？那么你就天下无敌了，天下无敌的人，自然会称王于天下。
孟子认为，人定胜天。治理国政，就是要靠“仁”、“德”，而不是五行相生相克的天命，更没有所谓的鬼神主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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