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雪莉·特克尔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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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交谈试读：
各方赞誉
智能手机仿佛是新式的糖和脂肪，它们的力量如此强大，如果我们不加以限制，它们将会毁掉我们。雪莉·特克尔向我们介绍了一种拯救生活的原则——把面对面的交谈放在首位。这一启发式的原则真的十分管用，你的生活，包括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都会因此变得更好。特克尔在本书中用优美的文字列举了大量论据，证明我们为什么应该让视线离开手机。——凯文·凯利，《连线》杂志创始主编，《失控》《科技想要什么》《必然》作者“缺席的在场”或“在场的缺席”，是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生活状态。我们可以随心所欲、随时切换“在场”或“不在场”的开关，凭借这个开关，我们似乎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控制社交、在各种虚拟空间穿行的自由，但是，这真的是一种新“自由”吗？对“在场”的交谈的逃避，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在《群体性孤独》一书之后，雪莉·特克尔再次发出了数字时代“重拾交谈”的呼唤。她告诉我们，没有交谈，我们的同理心、创造力和满足感都会减弱，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不会那么紧密。当我们在享受数字化社交的便利却又因此产生了更深的焦虑与孤独时，这样的呼唤来得正是时候。——彭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我们都变成了社交媒体上的动物，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社交媒体并不能实现真正的社交。我们在理想化自我的过程中丢失了真实的自我，在时刻与他人连接的状态下不复享有心无旁骛的独处，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我们被技术消音了——我们不再交谈，而交谈是自我反思和同理心的源泉。现在迫切需要重拾这样的认识：雄辩是廉价的，而交谈却是无价之宝。——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凯文·凯利说，特克尔就是我们技术领域的“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正是通过交谈深入人心，深入自我的。特克尔这本书希望人们通过交谈，找回自我。机器是没有自我的，不要因为沉迷于机器，让人反而变成了机器。——姜奇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信息化与网络经济室主任，《互联网周刊》主编
我们这个时代的谈话和沟通，已经被手机重新定义了——“既想一起消磨时光，又神往别处”。在这样的语境中，如何重新构建起人类谈话的意义和价值感？雪莉·特克尔的研究可以给我们特别多的启发，带我们发现人与机器共生中的更多可能性。——王煜全，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Frost & Sullivan中国区首席顾问，前哨栏目主讲人
我们都觉得整天看手机可能不太好，但是我们不知道有“多”不好。读了特克尔这本书，我感到手机和社交网站正在让人类面临认知能力全面退化的危险。没有外部刺激的独处，面对面的交流，和对“无聊”的应对能力，将是这个时代的高手修炼的三项内功——如果你能不看手机，你应该以此为荣。——万维钢，《精英日课》主讲人，《万万没想到》《智识分子》作者
从1984年的第一部著作《第二自我》，到1995年的《虚拟化身》，再到2012年社交媒体热中以反潮流的姿态出现《群体性孤独》，雪莉·特克尔总能敏锐地看到在互联网三十年发展历程中数字文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影响，并用柔软的笔触刺痛同样存在于你内心的忧虑。在本书中，她以其最擅长的临床诊断式的研究方法，提出了破解数字时代“寂静的春天”的解决方案——“重拾交谈”，提醒着人们：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是人类一切基本情感传递的根本性依赖。——周逵，学者，《群体性孤独》译者，《非虚构》作者
雪莉·特克尔在这本精彩绝伦、见解深刻的书中，解释了交谈的力量、交谈目前的脆弱性、失去交谈的后果，以及如何保护交谈，并让其重新焕发光彩。——霍华德·加德纳，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和教育学教授，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
特克尔绝非反对科技。经过多年来对人与计算机的关系的检视，她向人们展示了一场新的沟通革命正在降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质量。——雅各布·韦斯伯格，《石板》杂志主编
1910年，E. M. 福斯特曾写下了“唯有连接！”的警句。雪莉·特克尔在这本充满智慧、分析透彻的书中，切合时宜地将其改写为：“唯有交谈！”——尼古拉斯·卡尔，著名科技作家，《浅薄》《玻璃笼子》作者
当成年人为面对面交流互动创造出空间，树立了榜样时，孩子们便能更好地成长，学生们便能更好地学习，员工们也能更好地工作。对此，《重拾交谈》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乔纳森·弗兰岑，著名小说家，《纠正》《自由》作者
这本书既是一纸有说服力的控诉书，谴责了科技对文化的潜在影响，又是一剂简单及时的解药，真是十分难得。作为一篇令人激动的辩解文，本书阐述了语言最重要的力量——打动我们，扩展我们的思维，加深我们彼此的关系。——玛丽安娜·沃尔夫，美国塔夫茨大学儿童发展心理学教授
重拾交谈，意味着重拾我们的人性。特克尔告诉我们，要想更好地去爱，更好地去学习，我们必须保护这重要的一环。我们是能做到的！这是多么重要的一次关于交谈的交谈。——任碧莲，美国华裔作家
从《重拾交谈》这本书的每一页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雪莉·特克尔在研究人与电子产品方面无出其右的能力，以及她对那些努力寻找自我的人的深切同情。这本书引人入胜，极具启发性，且十分及时。我们可以通过谈论这本书开始回忆彼此间的交谈。——罗莎贝斯·莫斯·坎特，哈佛商学院教授
勇敢、富有同情心的雪莉·特克尔告诉我们，社交媒体的真实承诺，将会让我们重新认识“共同探寻人生意义”这一失传的艺术。——道格拉斯·洛西科夫，传媒理论学者，《当下的冲击》作者
当今，我们的交流和联络方式不断改变，而且并不总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这样一个时代，雪莉·特克尔向我们提出了我们所需要的警告和理由，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究竟在发生些什么。——阿兹·安萨里，喜剧演员，作家，制片人
对于这个改变了我们面对彼此和自我的，深受社交媒体影响的新世界，没人比雪莉·特克尔思考得更久，更深刻。这一博学、富有同理心、实用且充满激情的声音，理应被认真对待。——丽贝卡·纽伯格·戈尔茨坦，《柏拉图在谷歌总部》作者
特克尔巧妙地探索并解释了这种“远离交谈”的正反面，同时鼓励家长、老师和雇主们去支持和捍卫交谈，更有意义地去使用技术，成为榜样。——美国《成功》杂志《重拾交谈》提醒读者，当移动设备“战胜”了面对面的交谈，这将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时刻。然而，现在去克服这种坏习惯还为时未晚。——《西雅图时报》
特克尔这本充满智慧的佳作带来了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东西，特别是在这样一个信息成为快消品的时代。——《波士顿环球报》
从数百次采访中，特克尔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无拘无束的数字连接损害了真真切切的交谈，不论是在朋友和恋人之间，还是在教室和工作场所，甚至是在公共领域。人们有意义的交谈越来越少，而且渐渐失去了交谈所需的能力——我们失去了深度注意、仔细思考、读懂情绪和感同身受的能力。——《美国学者》
这是一本循循善诱、亲密无间的书，探索人类关系的微小细节。特克尔用我们自己的经历让我们无地自容——当手机在手时，我们不再关注孩子、朋友、同事，甚至是我们自己。——《华盛顿邮报》
本书为交谈有理正名，不论在家中的饭桌旁还是在办公室里，“谈话疗法”都是解决社会与情感顽疾的良方。——《出版人周刊》
这是一次适时且及时的号召，敦促我们珍惜真实、直白、不加修饰的沟通带来的亲密。——《柯克斯书评》
献给丽贝卡、凯莉和埃米莉，
感谢你们和我在餐桌旁的交谈。
我们说得已经够多了，但却没有交谈。——塞缪尔·约翰逊，《漫步者》（1752）第一篇以交谈之名
数字时代为什么更需要对话？第1章同理心日记
数字时代“寂静的春天”
12岁的孩子在操场上玩时，就像8岁大一样……他们似乎无法设身处地去为其他孩子着想。[1]——霍尔布鲁克中学教务长谈论学生中的“同理心差距”
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交谈的书呢？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说话。我们会发短信，发帖子，在网上聊天。身处满是屏幕的世界，我们甚至觉得更加轻松自在。和家人、朋友、同事或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对着自己的手机，却不会相互交谈。我们都承认，自己宁愿发条信息或发封邮件，也不愿意见一面或是打个电话。
这种新的媒介化生活已使我们陷入了一种困境。面对面交流其实是我们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面对面交谈是一种相互间的完整呈现，我们可以学会倾听，培养同理心，还可以体验被倾听和被理解的快乐。另外，交谈还能促进我们的自我反思，也就是进行自我对话，这是儿童早期发展的基石，而且会贯穿一生。
但如今我们却想方设法地避免交谈。即使我们时刻保持联系，也还是躲着对方。因为在屏幕上，我们总是呈现出自己想要展现给他人的一面。当然，任何地方的任何会面都会有这种表演的成分，但是在网上，在我们闲暇时，我们更容易创作、编辑、修改提高。
我们总说“无聊时”会看手机，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时刻与网络相连，不间断地获取信息和娱乐内容。我们总是心不在焉，上课、做礼拜或是开商务会议时，我们会注意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觉得没意思时就会翻翻手机找点儿好玩儿的。词典里现在有了个新词，叫作“低头族”（phubbing），就是指那些在手机上打字的同时还能保持眼神交流的人。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一直都在这么做，其实没那么难。
我们开始把自己看作同一类人，并且忠于这一群体。在安静的时刻或是觉得无法抵抗上网的诱惑时，我们会查看手机上的消息。即使是小孩子都宁可发发短信，也不愿和朋友们见面聊天——或者说，他们宁愿玩手机，也不愿花时间遐想。遐想正是他们与思绪独处的时刻。
这一切都导致我们远离交谈，至少是远离那些开放式的即兴谈话。在这种交谈中，我们彼此交流想法，呈现最真实的自己，不隐藏自己的弱点。不过，正是在这种交谈中，我们增强了同理心，增进了亲密感，社会行为也因此更具有力量。正是通过这样的交谈，教育和商业的创造性合作才得以繁荣。
但是，这样的交谈需要时间和空间，而我们总说自己太忙。在餐桌旁、客厅里，在商务会议上，或者走在街上时，注意力不集中的我们会发现一种新的“寂静的春天”。这个词是蕾切尔·卡逊发明的，那时我们随处可以见到科技变化对环境的危害。现在，我们又意识到了一种新的情况。这次，科技对同理心造成了冲击。我们发现，即使一部静音手机都会阻碍我们的交谈。只要看到手机，我们就会有所疏离，交谈时也没那么投入。
尽管此刻的我们面临严峻的形势，我写这本书时还是满怀乐观之情。一旦意识到问题，我们就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行为。当我们开始思考时，交谈就在那里，随时等着我们去重拾。数字社会中，人与人日渐疏离，解决之道就是谈话疗法。“他们彼此认识，但交情不深。”
2013年12月，霍尔布鲁克中学的教务长联系到我，请我给学校的老师们做一次咨询。这所中学位于纽约州北部，学校的老师发现学生之间的友谊受到了干扰。那位教务长在邀请我时是这样说的：“学生们交友的方式似乎与以前大不一样。他们彼此认识，但交情不深。”
中学里这种点头之交的情况激起了我的兴趣。我听说在其他学校年龄更大的学生中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于是，我决定和霍尔布鲁克中学的老师一起参加他们的一次研讨会。我随身带了个新笔记本，一个小时后在封面上写下了“同理心日记”。
之所以写下这几个字，是因为霍尔布鲁克中学的老师们心里想的就是这个问题。受过多年的教育，学生在同理心方面本不应该表现出这样的状态。教务长阿瓦·里德说，她很少干预学生的社交活动，但最近她不得不出手了。在学校组织的一项社会活动中，一个七年级的学生试图把一个同班同学排斥在外。里德把这个怠慢同学的七年级学生叫到她的办公室，问她为什么发生了这种事。那个女孩没有太多要说的。（那个七年级学生）回答时仿佛机器人一般，她说：“我对此没什么感觉。”她看不出那位受到排挤的同学受到了伤害。
这些孩子并不残忍，但他们的情感发育得并不健全。12岁的孩子在操场上玩时，就像8岁大一样，他们排挤他人的做法是8岁大的孩子才会用的招数。他们似乎无法设身处地去为其他孩子着想。他们会对其他同学说：“你不可以和我们一起玩。”
他们在学校本应该学会如何看待彼此，如何倾听彼此，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霍尔布鲁克中学的老师很喜欢应用各种教育技术，不过在这次研讨会期间，他们遵循的是预警原则：“在发现伤害的迹象，而非伤害的证据时，就要展开行动。”老师们认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伤害的迹象，让孩子们在课堂上直接交谈是很困难的。让孩子们来直接面对教员也很困难。其中一位老师发现：“（学生们）坐在食堂，眼睛看着手机。他们说话时，分享的也是在手机上看到的信息。”这是新式交谈吗？如果是，这可没有起到以往交谈的效果。正如这些老师发现的，原始的谈话方式能够教会我们同理心。这些学生对彼此的了解似乎很浅。
霍尔布鲁克中学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一直研究孩子在科技文化中的成长情况。我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有几家学校尝试在教室中为学生配备个人电脑，或是建立专用的电脑实验室。现在，学生们都带着自己或学校发的笔记本电脑或平板电脑上学，我的研究依然在进行。
一开始，我发现学生会利用数字世界变换自己的身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孩子们把简单的编程作为一种表达媒介。一个13岁的少年通过编程设计了一个图像世界，他说：“用计算机编程，就是把你大脑的一小部分放进电脑里，你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后来，个人电脑成为网络游戏的门户，孩子们开始通过化身为虚拟人物尝试新的身份。随着新游戏和新电脑的不断涌现，细节也不断改变，但本质却依然如初：虚拟世界是一个自我探索的空间。
此外，还有一点未发生改变，围绕在孩子和机器旁边的大人一直颇为焦虑。从一开始，老师和家长就担心电脑的吸引力过于强大。他们忧心地看着沉浸在游戏中的孩子。这些孩子忘记了身边的人，宁愿长时间待在虚拟世界中。
对于这样一个避难所，一名16岁的少年说：“如果说现实生活中的事情都是无法预知的，那么在电脑上凡事都可以预测。”然而，编程世界可以充满刺激，但它也为一种被称作“无摩擦”的经历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这里，不需要使用牛顿定律，虚拟世界中的物品想滑动就可以滑动，只要编好了程序，你也一样能做到。在虚拟世界，你会碰到极具挑衅性的对手，比如恶棍、巫师和他们的符咒。你心里明白最后绝对可以找到打败他们的方法，抑或是你战败而亡，随后又死而复生。即便你在虚拟世界中觉得有了掌控力，但当回到现实中时，仍然会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人的行为是无法预知的，他们似乎还是很难对付。
在很早之前，我就发现电脑会给人一种陪伴关系不需要友谊的错觉。后来，随着编程技术的提高，它会让人误以为友谊中不需要亲密感。面对面交谈时，人们会彼此询问，但电脑从不这样做。和人们相处时，如果你注意观察，知道如何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事情就会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真正的人需要对方回应他们的感受，并非敷衍了事的随意一个回应就能打发。
在虚拟世界待得越久，孩子们就越想沉浸其中。相反，与人共处能教会孩子们如何经营感情，起点就是与人交谈的能力。这又让我想到了霍尔布鲁克中学老师的担忧。这里的中学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发短信上，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面对面的交流。这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培育同理心的机会，失去了学习眼神交流、倾听和关心他人的机会。交谈会带给我们亲密、共享和深交的经历。重拾交谈相当于重新找回我们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
移动技术及其带来的所有新奇之物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根深蒂固，但现在到了思考这种技术会如何阻碍我们珍视的其他东西的时候了。而在认识到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采取行动呢？我们可以重新设计技术，改变应用它的方式。交谈的坚定支持者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作为社会学家、教师和临床心理学家，我一直在学习交谈的艺术。这些职业把我塑造成了一名坚定支持交谈的人，从苏格拉底式的课堂，到饮水机旁的闲聊，我的工作教会我如何去欣赏交谈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我的导师、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把这些职业称为“说话的行业”。他是对的。这些职业都以交谈为基础，并对其抱有很高的期望。交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利用交谈，了解家庭、职场和公共生活中的关系网。如果进展顺利，社会科学家的采访会变成一场人们之间开放自如的交流。这种交流一般发生在建立信任之后。当研究者合上笔记本，当被采访之人几分钟前还只是“研究中”的“研究对象”，而现在却认识到采访对他们颇有价值时，研究者的问题便成了他们的问题，于是交谈开始了。
在课堂上，交谈承载的不仅仅是某一话题的细节，老师会帮助学生学会如何问问题，如何不满足于简单的回答。除此之外，通过与优秀教师的谈话，学生会明白学习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答案上，还要明白答案的内涵。交谈会帮助学生搭建叙事结构，比如对于枪支管制和美国内战，他们会以一种对自身有意义的方式学会并记住知识。如果不以这种叙事的方式，我们也可以学会新的知识，但却不知道这有什么用处，也不知道如何弄清楚它的意义。在心理治疗过程中，交谈会探索人际关系的意义，正是这种关系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生机。在治疗中，我们会关注停顿、犹豫、联想——这些通过沉默所释放出的信号。治疗中的交谈并不会给人“意见”，而是帮助人们发现深藏的东西，帮助他们找到内心的方向。
这些传统交谈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达到最佳效果，人们不仅会开口说话，还会用心聆听；不仅会和他人交流，还会进行自我交谈。他们允许自己表现出软弱的一面，他们全面展现自己，对事情的走向表现出开放的态度。
其实，并不一定要从事“说话的行业”，才能明白交谈的意义。我问过很多人——各个年龄段、各种经济情况的人都有，让他们谈谈自己最重要的一次交谈，不管对象是孩子、朋友、配偶，还是伙伴、情人、同事，这个问题大家都愿意回答。他们中有的人说是自己坠入爱河的那次交谈，有的人说是意识到父母也有脆弱的一面，需要子女关爱的那次交谈，有的人说是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的那次交谈，还有的人说是与导师的一次谈话，其间导师提出了一个新奇的想法，而自己因此选定了未来的职业。
听过了以上这些交谈后，每当我听到相爱之人说他们宁愿通过手机短信“聊天”，每当我听到家人说他们会以邮件的形式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以免造成面对面的紧张气氛，每当我听到公司的副总裁把商务会议描述成“用来清空邮箱的停工时间”时，我听到的是人们对分神、舒适和效率的渴望。不过，我也知道这些举动不可能达到真正的交谈所能达到的效果。“三把椅子”的良性循环
我们因技术变得沉默无声，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谈话能力因此退化”。这种常常在我们的下一代面前表现出的沉默，已经引发了同理心危机，削弱了我们在家里、在公司以及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针对这一问题，我已说过，最简单的解决之道就是谈话疗法。本书阐释的就是我为什么赞同交谈。
首先，我要请出一个人，很多人都误以为，他之所以隐居是为了逃避交谈。1845年，亨利·戴维·梭罗为了学习如何更“审慎”地生活，远离人群中那无休无止的唠叨，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的一间小木屋生活。不过，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所选的家具却表明，这绝对不是一次简单的“静修”。他说，小屋里有“三把椅子，独处时用一把，交友时用两把，社交时用三把”。
这三把椅子仿佛良性循环链上的三个点，将谈话与同理心以及自省能力连接了起来。独处是我们发现自我的时刻，我们会做好与他人交谈的准备，聊聊自己的真实感受。当我们建立了安全感，就能够倾听他人的诉求，真正听到他们不得不说的心事。在与他人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会更善于进行内心的对话。
当然，这种良性循环是个理想模式。不过，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的话，还是会起到作用的。独处增强了自我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就会增强我们的同理心。之后，与他人的交谈为自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正如独处时，我们会为与他人交谈做好准备一样，与人交谈时，我们能够学会如何让独处更有效率。
技术破坏了这种良性循环。
这种破坏从独处开始，也就是梭罗的第一把椅子。最近的研究显示，人们如果独处，即使只有几分钟，他们都会受不了。有一项实验要求实验对象安静地坐着，没有手机可用，也没有书可以看，就是安安静静地坐15分钟。实验开始时，研究人员询问实验对象，如果觉得无聊，他们是否会考虑接受电击。他们表示坚决不会。无论如何，让自己受到电击绝对是不可能的。不过，刚刚过了6分钟，就有不少人愿意接受电击。
这一结果令人震惊，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并不奇怪。如今，当人们独自等红灯或是在超市排队结账时，我们会发现他们看上去几近恐慌，会不自觉地伸手去拿手机。我们已经习惯了时刻与他人联系起来，孤独似乎是技术应该解决的问题。
上文提到的良性循环也因此土崩瓦解：因为害怕独处，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与此同时，我们丧失了关注他人的能力。如果找不到自我，我们就会失去施予的信心。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个循环：我们过于关注彼此，丧失的则是我们了解自己的能力。
我们正远离交谈，同时也在远离自省、同理心和良师益友，也就是梭罗那三把椅子所代表的美德。不过，这种远离并非不可避免。当良性循环被打破时，交谈可发挥修补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好的一面。尽管被技术的力量拉扯，但人的适应性也很强。比如，在一次禁止携带各种电子产品的夏令营中，仅仅5天的时间，孩子们的同理心就得到了提高。测量标准是：他们看完照片或视频中人物的面部表情，能否正确判断他们的情绪。为了研究，我自己也参加过一次禁止携带电子产品的夏令营，见证了上文所说的那种适应性。
有一天晚上，一群14岁的男孩在一间小屋中闲聊，聊的是最近一次为期三天的野外徒步旅行。我们可以想象，在不算太久之前，这种徒步旅行最令人兴奋的就是“那种艰苦的体验”，或是欣赏未遭破坏的大自然。如今，这种旅行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离开手机的日子。有一个男孩称：“那段时间你什么都做不了，只能静静思考，和朋友聊天。”还有一个男孩利用小屋里的这次闲谈，思考他对安静的新体会。“人们难道不知道有的时候你可以透过车窗，静静地看着时间流逝？这难道不是很美好吗？”线上与线下的十字路口
有些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写一本关于交谈的书？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说话。”有的人会说：“为什么要提这些负面的东西？你肯定知道网上那些新式的精彩谈话吧？”我确实知道。如果没有脸谱网，我此前就无法与布鲁克林216小学六年级的同学们重聚。女儿23岁时虽然在遥远的西海岸工作，但是短信拉近了她和家的距离。这是她2014年秋天发来的短信：“嗨！我真的很喜欢《生命不息》这本书！”“我上哪儿能买到犹太白面包卷？”“我和室友打扮成了《冰雪奇缘》里的艾莎和安娜，正准备参加晚会呢。”突然之间，毫无预兆地，我手中的手机上提到了一本书、一种食物，或是万圣节的服装，让我想起了我和女儿之间的亲密，也让我的生活中充满了女儿的身影。这是令人愉快的，需要我们珍惜。如果这些让我们想起与亲密关系有关的事情，最终却把我们带上了远离亲密关系的路途，问题可就来了。
人们之间的关系大多由线上和线下的互动构成。我们可以发短信示爱，政治辩论和社会活动也可以在网上发起。为什么不看看这些正面的效应，为什么不庆祝我们拥有了这些新的交流方式？
因为这是我们在解释技术带来的进步时所举的例子。我们喜欢听这些正面的消息，因为它们不会阻止我们追求新事物——新的给人安慰的东西，新的令人分心的东西，新的商业形式。我们愿意听这些例子，因为如果它们是唯一重要的事，我们就不用在乎一直存在的其他情感了——我们比以前更孤独了，孩子的同理心与实际年龄相差得更远，而全家人吃饭聊天时要想不被打断也几乎不可能了。
我们发现自己为了多登录几次邮箱，放弃了凝视孩子的眼睛或是花时间和他们交谈的机会。如果10年后我们的孩子因此付出了代价，他们害怕孤独而又对彼此间的依恋关系担心，我们那时就会集中精力吗？将这种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与在脸谱网上建立的友谊或是在推特上与他人的精彩互动进行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双手合十祈祷利大于弊的游戏。我们要获得益处，同时要做出必要的改变，这样我们才不会付出代价，因为任何技术进步都不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交谈的“价值主张”
我记得人们第一次接触联网的个人计算机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当人们要打游戏、写东西、做电子表格，或是发电子邮件时，才会“来到”电脑旁。电脑提高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同时带来了很多新的乐趣。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表明，发短信可能会代替交谈。
仅仅几年后，孩子们就玩起了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聊天工具。如今，那些孩子已经长大，成为教师、商人、医生，并已为人父母。
当新一代的人听到“远离交谈”这个问题时，他们往往会问：“这真的是个问题吗？发短信或在网上聊天，就不算‘交谈’吗？此外，这种方式传达的信息也是‘准确无误’的，这有什么问题呢？”当我和他们谈起开放式交谈，有人让我详细说明这种交谈的“价值主张”。有人告诉我，交谈似乎是件“苦差事”，不仅要发出很多邀请，往往还存在着欺骗、瑕疵、失控和无聊。这有什么值得争取的吗？
其实，我们在爱情和工作当中碰到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交谈解决。研究显示，没有交谈，我们的同理心、创造力和满足感都会减弱，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也不会那么紧密。我们正在退化。但是，对于那些伴随着手机长大的一代人，他们习惯于用手机发短信，研究结果中的那种退化，他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面对面的交谈并不多。
当然，不管哪一代中，都有人明确了解交谈的价值，不用他人提醒。但是，即使是这些赞成交谈的人往往也会让我大吃一惊。他们中的很多人似乎都败下阵来，他们说未来已经超越了他们。一位2009年大学毕业的电影导演告诉我，在他毕业的那年，交谈就已经进了坟墓。有些家长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他们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吃饭时不要发短信，但在孩子们拿出手机时，他们却觉得无法反对。他们担心现在提出忠告为时已晚，还担心如果自己不接纳新事物，就会落后于时代。
我所描述的不仅仅是远离交谈，这种远离还代表着逃避自己作为良师益友的责任。技术仿佛会施魔法，让我们忘记了生活的本质。我们将新事物——任何已经过时的新事物——与进步混为一谈。不过，在我们迫切追求进步的同时，我们忘记了自己对新事物的责任，对子孙后代的责任。我们应该将自己知道的最珍贵的事情传递给下一代：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历史，和他们分享我们曾经的对与错。
我们不仅要让孩子们收起手机，我们自己也要以身作则，收起我们的手机。如果孩子们不学会倾听，不学会为自己勇敢发声，不学会如何在课堂或家庭聚餐时与他人交流，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施与受呢？这是建立友好关系所必需的元素，也是民主社会公民辩论的基础。要重拾交谈，首先要承认用心说话和倾听是一种技能，是可以学会的。交谈需要练习，而这种练习现在就可以开始，在家中、教室里或是公司中都可以开始。要前进，不要后退
本书至少面对两类读者。一类读者需要明白远离交谈是个问题，而非进步。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腾出时间交谈，就有了彼此接触的机会，亦有了自我省察的机会。
另一类读者就是那些觉得败下阵来的人，他们把自己当成旁观者，为人们“不可避免地”远离交谈而哀伤。对于这些人，我想说：这不是后退的时候。心里知道交谈有益的人，不管年龄如何，都应该挺身而出，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人。
我们可以讲给家人和朋友听，此外还有梭罗所说的第三把椅子，即公众之间的交流，这些交谈也需要指导。在这里，我想到了老师和学生：课堂是一个社交场所，学生们可以看到思想是如何诞生的。大学教师在课堂上往往羞于让学生把电子产品收起来。就在几年前，大多数教授和我说他们不想成为学生的“保姆”，这种“管束学生”的工作并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上课时开着笔记本电脑的学生会同时做许多件事。我们也知道这不仅会影响开着电脑的那个学生的成绩，还会影响他周围的学生。如今，大学老师不再那么“逆来顺受”了。很多老师在学期初就规定学生来上课不允许携带电子产品，或是特意留出一定的课堂时间，让学生们“放下手上的东西”，进行一场交谈。
我碰到过一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正在要求员工解决分歧，当面向同事道歉。一位30多岁的新任经理承认，他会回避面对面的交谈，但公司每周会举行一次全员例会，这是专门为“谈话”设定的，他深受启发。这位经理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但是他这样评价例会：“这是一个让我学习交谈的地方。”还有一家公司，经理在带领团队开会时，会让所有人把笔记本电脑和手机放在门口的篮子里。她已经厌烦了那种大家都在收发邮件的会议。
除了学校和职场，还有公共领域。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这样一句特别的话：“我们必须来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谈话。”不过，提出这一建议的评论员已经习惯了快速切入话题，展开党派争斗，并且当爆出下一条新闻时，便放弃这个话题——不管是战争、天气，还是种族主义。他们也习惯了在讨论新闻时，屏幕下方滚动着毫不相关的新闻。这种滚动式新闻开始于1981年的伊朗人质危机。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美国人都希望及时知道被扣留在伊朗的同胞的消息。后来，人质危机解除，分散我们注意力的滚动式新闻却保留了下来。更令人满意的公共交谈还需要我们努力。不过，重要的是，不要以为难事就不可能做到。如果我们全心全意地投入，就会知道该如何行动。问题会因例外而消失吗？
我总结的“远离交谈”这一问题并不能一直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但技术却能！），所以我们很容易推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间。人们还是在一起聊天——这看起来像是交谈一样，所以我们也许没有注意到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可以说，远离交谈就像是气候变化一样：我们每天待在家中觉得很安全，通常不会去考虑“30年后”会怎么样。不管是气候变化，还是远离交谈，我们都禁不住想，如果发现例外，那就意味着问题并不存在，或是问题自会化解。
全球的天气模式可能正以惊人的方式变化。不过，当你遇到阳光明媚的一天，一个你所经历的最美丽的晴天时，你很容易将问题抛诸脑后。同样，我们现在很少全心全意地关注彼此，但偶尔我们还是会这么做的。我们不记得现在这样做的频率有多低，不记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没有经历过未被打断的交谈——不管是在餐桌旁，还是和父母、朋友散步时。对他们而言，手机时刻都会带在身边。
我做讲座时经常面对家长，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说很难与自己的孩子交谈。偶尔会有人举起手说：“我儿子很喜欢交谈，他16岁了。”问题仿佛就此解决了。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没有评估数字媒体给人类带来的所有后果。我们只想记着它所带来的快乐，认为产生的问题都是无心的结果。为了对此进行评估，我采用了梭罗的三把椅子：独处时用一把，交友时用两把，社交时用三把。
梭罗说过，当交谈的成本很高时，他会把宾客带到大自然中。这一场景让我想到了“第四把椅子”，这种交谈是梭罗无法想象的。我发现，我们建立了“另一种自然”，即人工自然，并试图与之交谈。我们设计了会说话的机器，在对着它们说话时，我们不禁会将人性赋予这些无生命的东西。
我们已经踏上了一场遗忘之旅，路上会途经几站。第一站，我们通过机器进行交谈，忘记了面对面交谈对于人际关系、创造力和同理心的重要性。第二站，我们又进了一步，不仅通过机器交谈，还与机器交谈。这是一个转折点。当我们考虑与机器谈论那些独属于人类的窘困时，我们就到了清算的时刻，这会结束我们的遗忘之旅，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再次确认人性之所在。重拾交谈的时刻到了
2011年，我的著作《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出版，这本书主要讲述了在时刻相连的生活中，我们对彼此的漠视。我知道，我所描述的症状大多数人都不想看到。我们为技术着了迷，这种文化氛围已经形成。像年轻的恋人一样，我们担心说太多的话会破坏浪漫的感觉。但现在才过了几年，氛围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做好了交谈的准备。当我们有了手机以后，我们发现自己离孩子、爱人和同事越来越远。我们要重新考虑“连接得越紧密，就越幸福”这一过于简单的信仰。
现在，我们可以估量一下沟通之道都逼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知道处于这样一个时刻相连的世界，我们的神经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我们意识到自己渴望那种“永远在线”的感觉，但这却成为我们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的绊脚石。所以，我们应该认清楚技术所带来的一切。
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社交媒体所禁止的那些东西。我在之前那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正在不断演变的问题，而这本书则是要呼吁大家行动起来。现在是修正航线的时候了。此刻，已经万事俱备。我们拥有彼此。
[1] 霍尔布鲁克并非这所中学的真实名称。本书中，我会隐去我所提到的人的真名，也会隐去我所拜访的学校和企业等机构的真名。只有在引用公开资料或公共论坛上发表的内容时，我才会使用所涉之人和机构的真实名称。第2章远离交谈
开启一场交谈为何更难
我觉得人类十分健谈，交流方式更简洁，对话的人其实会更多，所以这可能并非坏事，甚至是有益的。而有关人类健谈与否的争论会持续很长时间。——埃里克·施密特，谷歌公司前执行董事长
一条条简短的推文，仿佛小口啜饮一般；然而，所有这些网络交流加起来，难道算不上一场豪饮，算不上一次真正的交谈？——史蒂芬·科拜尔，喜剧演员
如今，我们既想一起消磨时光，又神往别处——通过网络与我们期望的其他地方连接起来，因为我们最看重的就是控制我们的注意力，即关注什么。我们的行为不断演变，以适应新的重点。和朋友出去吃饭时，你不能期望获得他们的全部注意力。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名大三学生卡梅伦表示，当他和朋友一起吃饭时，“有一点很讨厌，所有人都把手机放在身旁，他们总是不断地查看”。前一天晚上吃饭时，卡梅伦给邻座的朋友发了条短信（“兄弟，干什么呢？”），就是想引起他的注意。
卡梅伦的反感很常见，因为现实就是如此。当大学生一起吃饭时，他们既想有朋友陪，又想自由自在地玩手机。为了两者兼得，他们遵循了一种被称为“三人法则”的方法：当大家一起吃饭时，低头看手机之前必须确定至少有三个人没有在看手机。这样，交谈才能继续，只不过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人“处于抬头状态”。
我和卡梅伦以及他的7个朋友见了一面。其中一个叫埃莉诺的女孩把“三人法则”称为连续查看策略：
假设我们有7个人一起吃饭，每个人都带着手机。我们必须确保至少有两个人没有在玩手机或是低头查看什么，比如在谷歌搜索引擎上查电影的上映时间或是上脸谱网。也就是说，你必须遵守二人或三人法则。所以，我心里清楚，必须保证有两三个人没看手机，这样其他人才能发短信或是干别的。这是我的礼貌方式。我觉得交谈很好，但碎片化了。每个人都时而加入交谈，时而神游其外。是的，你必须说“等一等，什么……”之类的话，才能让别人补充一下你落下的情节。
三人法则的效果可能是你所期待的。正如埃莉诺所说，交谈已经碎片化了，每个人都尽力让话题总是不那么沉重。即使一部静音手机都会让我们疏离
看到别人拿着手机时，聊些轻松的话题是一种新的社交礼仪。埃莉诺的一个朋友解释说，如果饭桌上的聊天比较严肃，此时有人查看手机，他（看手机的人）这是想说“聊点儿轻松的”。埃莉诺还指出，即使不是在吃饭的时候，遵守三人法则也是一种礼貌。她说，“低头”看手机时，“不在餐桌旁，交谈也要保持轻松”。
当我最初制订研究计划，准备写这本书时，我的想法主要集中在新的短信和消息形式上。是什么使它们如此具有吸引力，如此独特？不过，研究伊始，我和新罕布什尔州的那些学生见面时，他们的答复把我引向了另外一个他们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卡梅伦说：“可以这样说，现在的交谈越来越少了——不是和你发短信的人，而是和你身边的人！”他说这句话时，包括我在内的8个人正在聊天，时不时会有人低头查看手机。有几个人试图不看手机，但很难做到。
卡梅伦根据自己的观察总结说：“我们发短信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发短信影响了我们在一起时的交谈。”
他的洞察力十分敏锐。手机对面对面交流的影响才是问题所在。研究显示，只需在桌子上放一部手机（即使是一部关闭的手机），都能改变人们谈话的内容。如果我们觉得交谈可能会被打断，就会谈一些轻松的话题，谈一些没有什么争议或不会引发不良后果的话题。交谈时，如果有手机在视野当中，便会妨碍我们建立同理心关联。两个人聊天的时候，如果旁边的桌子上有一部手机，他们都会觉得比没有手机更加疏远。即使一部静音手机都会让我们疏离。
所以，在得知过去20年中大学生的同理心水平下降了40%，并且这个变化主要集中在近10年之后，实在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趋势与新出现的数字通信有关。
如果我们觉得最终会彼此疏离，为什么还花这么多时间互发短信？从短期来看，网上交流让我们觉得自己在时间和表现上掌握了更多的主动权。如果我们发短信而不是面对面交谈，我们可以控制聊天的时间。发短信、邮件和帖子，可以展现我们想要展现的一面。我们可以编辑，可以润饰。
我将其称为“金发女孩效应”：如果我们可以保持一定的“数字距离”，不近也不远，刚刚好，那么我们就怎么也不会彼此生厌。
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丰富、复杂，要求也更高。当我们用技术将其清理干净时，我们就会远离交谈，剩下的仅是高效的连接了。我担心我们忘记了二者的不同，忘记了在数字产品中长大的孩子不知道其中存在着不同，不知道以前的生活不是这样的。研究显示，孩子听到的大人谈话越少，他们自己说得也越少。如果我们亲近手机，远离孩子，我们就会让他们产生一种他们意识不到的缺陷。这不仅仅是他们说话多少的问题，还会影响他们理解他人的能力。
实际上，当年轻人说“发短信挺好的啊”时，他们错过了重要的东西。这种良好感觉只停留在某一时刻，有人需要他们的那一时刻。在数字产品的提醒下，这种时刻越来越多，人们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上网一天，会有很多这种“被人需要的时刻”。不过，随着这种数字化关联占据人们越来越多的时间，真正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少。我宁愿发短信，也不愿意交谈
在很多人眼里，表达观点成了絮叨，这从“我宁愿发短信，也不愿意交谈”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来。其实，人们的意思不仅仅是他们喜欢发短信，还说明他们不喜欢某种交谈。他们回避的是开放式交谈。在大多数场合，有时甚至在亲密的人之间，人们都宁愿发一条信息，也不愿意打个电话或是来场面对面的交流。
当我询问“交谈到底怎么了”的时候，答案近在咫尺。一个即将高中毕业的学生给出了清晰的回答：“交谈怎么了？我告诉你交谈究竟怎么了！交谈是实时发生的，你无法控制自己将要说的话。”
这种不愿意加入“实时”交流的现象并不限于年轻人。不管是哪一代人，都试图控制那看似源源不断的信息流，试图吸收后再采取行动，此外，还有那绵延不绝的相互交流。在网上处理这些事情似乎是解决问题的开端：至少我们可以在方便的时候给出答案，我们可以编辑答案，使之“恰到好处”。
因为担心自发性，渴望控制时间，所以交谈正日渐式微。大部分交谈已经濒临“灭绝”，包括那些你用心倾听对方，也期待对方聆听你心声的交谈；那些突然离题，之后又绕回来的交谈；那些意外发现某人或某事新奇之处的交谈。此外，还有其他遗失的东西：面对面交谈时，我们能够读懂对方的表情、声音和举止中的信息。在网上，一切都更为简单。虽然效率高了，也有机会编辑自己的信息，但我们却学会了问那种可以回复电子邮件来解答的问题。
我们的生活拥有更多被人需要的时刻，真实的人生体验却更少，最近的一项研究可以证实这一点。在这项研究中，一对对20岁左右的朋友按照4种不同的方式交流，即面对面交谈、视频聊天、语音聊天，以及网上即时通信。然后，通过询问他们的感觉、观察他们对待彼此的态度，来评估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研究结果十分清晰：面对面交谈建立的情感最深，而网上即时通信建立的情感最浅。学生试图使用表情符号，比如打出表示笑声的“哈哈哈”，信息全部使用大写字母表示事出紧急，以此来让网上的信息交流“活跃起来”。但是，这些方法都没有起到沟通者希望的效果。我们只有看到对方的面容，听到对方的声音，表现得才会最具人性。
这些似乎都是常识，的确如此，但我已经说过，有一种东西搅扰了我们的思绪，那就是迷人的技术。它让我们忘记了我们所知的生活真谛。
我们不知不觉地认为，时刻相连会让我们不再那么孤单。我们却因此面临风险，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我们无法独处，我们就会更加孤单；如果我们不教会孩子们如何独处，他们就只知道如何孤单地生活。
但是，如今太多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如果离开持续的网上信息，就会变得十分焦虑。在安静的时刻，他们会拿出手机，收发短信。他们无法忍受那种被我采访过的一些人调侃为“无聊”或“沉寂”的时刻。但是，往往在我们犹犹豫豫、吞吞吐吐或沉默时，我们才将真正的自己展现在了他人面前，也展现给了自己。“我的小神明”
我并不是说我们要远离电子产品，相反，我建议大家更仔细地观察，与之建立起一种更有默契的关系。
举个例子，我有一个同事，名叫莎伦，34岁，从2002年起她就说自己“发短信时很开心”。不过，当莎伦听一个朋友称智能手机为“我的小神明”时，她大吃一惊。这句评论让莎伦思索她与手机的关系。她有没有把手机当成自己的神明？可能有一点儿。
当莎伦与我聊天时，很明显，她的主要关注点是社交媒体如何塑造她的自我认知。她担心自己花了太多的时间“表现”出更好的一面——让自己的关注者看到自己更好的一面。她说，所有的互动当然都有表演的成分。但是，她觉得在网上她过度沉浸在表演当中，已然分不清何时在表演，何时没有。
我希望网上的自己看上去机智、聪明、合群，与所有的事情保持“适当”的距离。自我反思时，应该更多去思考我自己是谁，我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毫不隐瞒自己的缺点。我担心为了别人眼中的我，我正在放弃真正的自己。我并没有认真思索自己的内心、自己的想法。我已经在这种表演中迷失了方向。在推特和脸谱网上，我已经习惯了展现最好的自己，表现得坚不可摧，或是尽可能避免表现出脆弱的一面。
研究告诉我们，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弱点对幸福感、创造力，甚至效率都至关重要。这句话深深地吸引着我们，我们已经厌烦了那种无休止的表演文化。不过，正如莎伦所说，社交媒体上的生活鼓励我们“表现得坚不可摧，或是尽可能避免表现出脆弱的一面”。既渴望表现自己真实的一面，又面临在网上展现最好一面的压力，在二者的夹攻之下，经常使用社交媒体会导致压抑感和社会性焦虑就不足为奇了。
此外，受影响的还有我们的同理心。研究显示，频繁使用社交媒体的人很难读懂人们的表情，也包括他们自己的表情。不过，研究中也闪现出一丝曙光：我们是有极强适应性的。面对面交谈可以增强我们的自尊心，提高我们与他人相处的能力。所以，面对面的交谈是重要的工具。
对于那些和莎伦怀有同样疑虑的人，本书要说的是，你不一定要放弃自己的手机。不过，如果明白了手机对你产生的深远影响，你就能在使用手机上更加注意，你就能选择另一种与手机共存的生活方式。支持交谈
所以，我的论点并不是反对技术，而是支持交谈。当我们的心思在身边的人和手机里的世界之间游走时，当我们选择玩手机而不是和自己静静地待一会儿时，必要的交谈会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说服自己相信网上冲浪和空想一样，都会提供自我反省的空间，其实不然。
现在到了让技术复归原位，重拾交谈的时候了。在这场旅程之初，我们要深入理解交谈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好处，而技术又如何会成为绊脚石。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即使人们决心开启面对面的交谈，事情往往也不会像计划的那样发展。不管在哪一代人当中，都有人告诉我：“所有人都知道分手这件事不能发短信解决，这样做不对。分手应该是面对面解决的。”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有过或听说过这类事，要么自己发短信或邮件结束过一段感情，要么听说朋友这么做过。为什么呢？因为这样更加省事儿。
因为电子产品，我们变得脆弱，觉得身不由己，精力无法集中。其实，我们可以成为另外一种技术消费者，就像我们改变食品的消费方式一样。如今，我们更有辨识能力，更清楚诱人的食物并不一定有营养，所以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技术领域。
纽约的一个10岁的小孩子告诉我，他和父亲从来没有单独聊过天，从来没有过不被电话打断的聊天。他的父亲40岁，我问他是不是这么回事，他的父亲承认道：“的确如此。周日早晨，我会和儿子一起去买报纸，我总是带着手机。”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有要紧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发生过，但他们走着去街角的商店时，他会接到不同的电话。
我们真正需要迫切注意的可能是父母和孩子没有交谈，或共同经历一段安静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讲个有趣的故事，或是说说自己的苦恼。在一次禁止携带电子产品的露营中，一位顾问描述了工作人员的一种共同体验。如果你和一个捣蛋鬼（可能参与打架，或是在食堂欺负了比他小的孩子）在林中散步，可能一个小时你们都没话说，有时可能是两个小时。“然后，”那位顾问说，“然后，就会有人提出问题，再然后，两人就会交谈了。”三个愿望
移动设备保证实现我们的三个愿望，好像一个好心的精灵给我们赠送礼物一般。第一，我们的话语总会有人听到；第二，我们想把注意力放在哪儿就放在哪儿；第三，我们永远不会独自一人。这三个愿望顺便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我们永远都不会无聊。不过，在创造性的交谈中，在人们能够真正了解对方的交谈中，我们通常都要忍受一定的无聊。如今，人们常常告诉我安静是一种他们想要逃避的“沉寂”。沉默降临时，“我们最好拿起手机，手机上总有可以玩的东西”。不过，在手机发明之前，我们可能觉得这些安静的时间“很充实”，而不是很无聊。如今，我们还没有尝过充实的滋味就躲开了。
我说过，我起初的研究计划是调查人们“宁愿发短信，也不愿意交谈”的状态。技术让我们以各种新的方式连接起来，比如电子邮件、短信、微博，等等。我的想法是研究一下这些新的方式为何如此具有吸引力，如此与众不同。
但是，通过采访各个年龄段的人，另一个问题很快占据了中心位置。我们聚在一起时，彼此的谈话内容往往由手机上的内容决定。实际上，谈话的内容因为人们随身携带手机而改变。我们面对面交谈时，因为时刻相连的技术，因为时刻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看看我们手上和桌子上的电子产品），谈话的内容也随之改变。正如我所看到的，与那些交谈时没有手机在旁的人相比，拿着手机的人不那么容易展现脆弱的一面，同时觉得彼此更加疏离。
在我们与技术展开的这场伟大实验中，我们经常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去做；另一方面，我们又特别想查看手机。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我们因为技术而远离交谈，但我们又渴望自己所失去的。我们希望加以改正，希望有机会重获我们心中所牢记的东西。如果我们投入交谈，就会得到回报，包括自知之明、同理心和归属感。如果我们远离交谈，只是通过网络连接，我们将会面临意外的后果。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身旁的父母和保姆都在一心二用的情况。很多家长在早餐或晚餐时，边吃饭边发短信，父母或保姆把孩子带到游乐场和公园后就忽略了他们。在吃饭和游玩过程中的安静时刻，照顾孩子的人在建立人际关系方面并没有做好榜样，而这种技巧与交谈技巧是等同的。更重要的是，二者都与同理心有关：关心他人的情感，表现出想要理解他们的状态。同样，孩子们在学校和操场上也宁愿发短信，而不愿与他人交谈。年轻人因这种你来我往的交谈而不安，所以在情感关系中也迟疑不决；因为对这种情感关系的不安，他们对交谈也失去了把握。
目前，第一代伴随智能手机长大的孩子即将或刚刚大学毕业。他们有知识，有创造力，初入职场。不过，公司老板们却说，这些毕业生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恐惧症和焦虑感。他们不知道如何开始一场交谈，也不知道如何结束交谈。他们觉得眼神交流很困难。他们说，打电话交谈会让他们很焦虑。下面这个问题虽然难以回答，但值得一问：“我们是不是在孩子正好需要的时候无意中剥夺了他们所需的工具？我们是不是剥夺了他们在友谊、创造力、爱情和工作上所需的关键技能？”
一个即将高中毕业的学生告诉我，对于任何不能编辑和修改的交谈，他都害怕。不过，他知道交谈的价值。“以后我需要学习如何交谈，学习如何发现与他人的共同点。”但是现在，这只是一种向往。他说：“有一天，不久后的一天，但绝对不是现在，我愿意学习如何交谈。”他的口气很严肃。他知道自己不了解什么。驾驶舱里的飞行员
走过校园图书馆或是几乎任何一间办公室，我们都能看到同一个场景：人们在各自的地盘上，疯狂地敲打着键盘或是在小型的触摸屏上操作。波士顿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描述了办公室中的一个场景：年轻的初级律师们摆出自己的科技产品：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还有多部手机。随后，他们戴上耳机。“那种特大号的，像飞行员一样。他们把自己的办公桌变成了驾驶舱。”这些年轻的律师们待在自己的驾驶舱里，办公室变得异常安静，这种安静不需要有人来打破。
那位高级合伙人意识到，初级律师以提高工作效率为由退到了自己的“驾驶舱”里。但是，他说如果他们最后变得不愿与同事交流互动，结果将比他们“收发电子邮件”更糟糕。他担心，驾驶舱中的生活让这些初级律师与公司中正在进行的闲谈隔离开来。他想要保证这些新招来的律师可以融入团队。他相信，公司最终的成功取决于团队合作。
在有的行业中，电子化交流是唯一的选择。但是，在到处是“飞行员”的律师事务所，很多人都主动避免面对面交谈。年轻的新员工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们甚至不想打电话。那位高级合伙人说，这种逃避交谈的策略“正流行起来”，并且快速地蔓延至所有年龄层。实际上，最先告诉我不喜欢打扰同事的，是一位年长的律师，因为“他们都在忙着处理邮件”。随后，他纠正自己说：“其实，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现在不想和人交谈，用手机与同事沟通更容易一些。”他自己也成了一位“飞行员”。隔离的驾驶舱并不仅仅存在于年轻人之中。
此外，在家里也和在公司一样，我们用技术把自己与他人隔离开来。我见过一些人，他们说对家人也喜欢通过短信、邮件或消息“解决问题”，而不是面对面交谈。有人把这种做法称为“短信大战”。他们告诉我，用电子产品交谈可以“保持和平”，因为应用这种方式，便不会有无法控制的冲突。坏脾气永远不会被引爆。一位妈妈说，当家人不再害怕有人暴怒时，他们更有可能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
一位30多岁的女人列出了与伴侣在网上解决矛盾的好处。“我们可以用更冷静的方式说出我们的想法。我们可以吵架，同时不会说出将来会让自己后悔的话。”随后她又加了一条：用短信吵架就能有据可查。“如果我们用短信吵架，说过的话都会留下记录。”
在所有这些事例中，我们使用技术工具去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用精确的方法测量交往的性质和范围。我们回避面对面的交谈，却愿意与人保持联系，有时是和很多人保持联系，而这些人的情感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这又是金发女孩效应的一种表现。这是我们从“交谈”向“仅仅是连接在一起”的状态过渡的一部分。
在家里、学校和公司，我们都目睹了远离交谈的情况。但是，这些逃避交谈的时刻，也是机会来临的时刻。我们可以重拾交谈，就从餐桌旁开始吧。餐桌礼仪2.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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