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决胜者：冷兵器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指文烽火编委会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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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决胜者：冷兵器时代试读：

序言

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集体感、合作精神、标准化、等级制，这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普通人具备这些特质之前，古代军人早已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拥有了这些特质。他们也因此成为当时社会里的精英，成为专业的武士阶层，成为当时战争的核心与依靠。“实际参加作战的是少数‘精英’，但他们的命运却决定着国家中每一个人的命运。”——《剑桥战争史》

古往今来，世界各地对战场勇士和沙场英雄的崇拜，始终是街谈巷议中热门的话题。早在中国的宋代，就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这样的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流传。由此可见，战场勇士和沙场英雄，无论何时，都是一个永不过时的主题。

但是，以往对于英雄与战争的描写，大多局限在英雄个人事迹的描写，偏重于人文历史，而缺乏理性与客观的分析。一场战争，绝不是一个所谓的锦囊妙计就可以左右的。它是装备、训练、战略、战术、后勤甚至经济的综合体现。

在这本书中，我们将依托实际战例，透过西方式的实证视角，以考古发掘、专家考证、兵器复原介绍的形式，还原一个个真实的战场勇士，再现他们与敌人浴血搏杀的过程。

在那一场场生死对决中，勇士们是如何占据优势的？他们所拥有的哪些特质带来了优势，又是如何将优势转化为胜利的？

古往今来，那些一线军人所流传下来的军事著作，不约而同地指出了导致双方军人对决的几个决定性要素：动员体制，纪律和奖惩制度，武器装备的优劣，军事训练和兵员素质，以及作战指挥。

我们所要讲述和再现的，便是古往今来君王、将军、军事理论家们所渴求获得和梦想掌握的，也是普通读者很难领略和感受到的，最系统、最详细的知识与故事。

强盛的根基

战争是蒙着一层阴影的科学，在这样的阴影之下，人们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赫尔曼·莫里斯·萨克森《幻影》

从原始部落时代起，战争就是人类最重要的活动之一。这是自然界的生存选择带来的本能。努力在食物链中占据顶端，已经深深刻在了人类的基因当中。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消失的民族、国度与文明不计其数。幸存者未必更聪明，更强健或更文明，也不一定有着更优越的科学、经济和文化。他们之所以还存在，仅仅是因为他们赢得了战争这个足以否决其他一切因素的生存游戏。

人类厌恶和恐惧战争，但却无法摆脱它，也无法对它抱以天真的幻想。它是我们得以传承至今的重要原因，至今仍然是人类解决矛盾的最终手段，并因此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大多数领域。

在我们文明的表面下，依然存在着某种“冷酷的原始性”，那就是依靠战斗作为决定性行动，决意在技能和勇气的考验中赢得胜利。第一章龙与狼的死斗从李陵直捣王庭解析汉匈战争背后的军政体系作者：原廓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事业（不管它涉及的方面多么广泛，即使一个民族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参加这个事业，它仍然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它与人类生活的其他各种活动是不一样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楔子　直捣王庭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东浚稽山山脚下（今蒙古国境内阿尔泰山脉中段）出现了一支孤零零的汉朝军队。

这支军队的指挥官名叫李陵，著名的飞将军李广是他的祖父。当时李陵的官职是骑都尉，也就是汉帝国禁卫军骑兵部队的指挥官。可以说，他是当时汉帝国最具人望的青年骑兵指挥官，可现在他的麾下，却只有五千步兵。

李陵带领着这支军队已经出塞三十天了，总行程一千余里。

自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的马邑之战起，汉帝国对匈奴的反击战已经进行了整整三十四年。期间，汉帝国军队对匈奴人已经发动过无数次各种各样的攻击作战。但像这样只派出五千步兵深入草原却是第一次。

本来，李陵一开始的作战任务是为贰师将军李广利的三万骑兵提供后勤辎重保障。但这位年轻的指挥官却决心不依托骑兵，以汉家儿男的传统作战方式来挑战匈奴帝国。李陵在汉武帝刘彻面前许下这样的宏愿：“我愿以少击众，率领五千步兵去直捣匈奴的单于王庭！”现在，李陵正在践行他的诺言，因为东浚稽山再往北，就是匈奴帝国单于王庭所在。

匈奴虽是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但自匈奴第一个单于——头曼单于时起，就有了自己的政治中心。其后，冒顿单于建立匈奴帝国，便有了单于王庭、茏城（亦作“龙城”）和蹛林(1)之设。《史记·匈奴列传》载，每到一年的开始，匈奴的各级首领们就会聚于单于王庭，召开会议。到了每年的五月，他们会大会茏城，祭祀祖先、天地和鬼神。到了秋天马肥膘厚之时，匈奴人又将大会蹛林，检阅人马牲畜。可见单于王庭、茏城和蹛林分别是匈奴的政治、礼仪和经济中心。◎匈奴（hun）王阿提拉。欧洲人一般所称的匈奴人，是指罗马帝国在公元4世纪时接触到的匈人（huns）。匈人是不是就是西迁的匈奴人，在学术界还有争论。但根据墓葬发掘和欧洲人的记述可以确认，匈人（huns）依然主要是蒙古人种。因此就算匈人不是匈奴人的直系后裔，显然也带有匈奴人的血脉。另外可以确认的是，匈人的军队和国家都是典型的牧人军队和国家，充满了与匈奴人相同的特征和习俗。《辽史·卷二·太祖纪下》记载，天贺三年（公元924年），“六月乙酉，（辽太祖）大举征吐浑、党项、鞑靼等部，诏皇太子监国，大元帅尧骨从行。秋七月辛亥，曷剌等击素昆那山东部族，破之。八月乙酉，至乌孤山，以鹅祭天；甲午，次古单于国，登阿里典压得斯山，以麃鹿祭。九月丙申朔，次古回鹘城，勒石纪功；庚子，拜日于蹛林。丙午，……略地西南。”

契丹人所说的“古单于国”就是匈奴帝国单于王庭的故址。根据考证，匈奴王庭位于现在蒙古国前杭爱省哈拉和林市以北，燕然山（今杭爱山）与安侯河交汇处附近。

直捣王庭，意味着李陵和他的五千步兵已经深入匈奴帝国的心脏地带。不过，他们的行动虽然极其勇敢，却并非有勇无谋，因为这是一次一箭双雕式的远征。李陵和五千名步兵的任务，就是在规定期限里，以冒进的偏师，吸引匈奴的注意力。其战略目标是，牵制匈奴军队，令其无法集中兵力，以辅助西线汉军主力的作战。

李陵部队同时执行着战略侦查任务。他们既要观察匈奴的军势，又要将匈奴王庭附近的山川地形绘制成地图，为将来的战略打击做准备。因此，李陵带领着这支军队走走停停，用了三十天的时间，将沿途一千余里的山川地形绘制成了地图。

现在约定的期限已经到了。相关地图也已经被使者送回了汉帝国的首都长安，呈献给了汉武帝。于是，李陵命令部下开始班师回朝，向朔方郡高阙关（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石兰计的狼山山口）西北的受降城前进，以期休整部队。可远方莫名扬起的沙尘和大地突如其来的震动，却带来了不祥的预示。

李陵所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前出吸引匈奴军队注意力的时候，西线战局已经发生了巨变。

西线的三万汉军骑兵主力，在李广利的率领下，出酒泉，沿祁连山北麓向西北方向进军。汉军先在天山附近击败了匈奴的右贤王，斩杀俘虏了一万多敌人。得胜的西线汉军却遭遇了匈奴且鞮侯单于与左右贤王主力的合围。汉军被围数日，苦战不得脱困，粮草消耗殆尽。多亏勇将赵充国率领数百精锐，陷阵猛攻，突破了匈奴的包围圈，李广利又率军跟进，才突出重围，可是西路汉军已经损失了十之六七。◎单于庭

现在匈奴且鞮侯单于正率领着得胜的三万本部骑兵，从几千里外的天山返回王庭。五千名成长于汉地的农家子弟，即将直面三万名来自大漠草原，自称“天之骄子”的游牧骑手的挑战。

这是匈奴赌上尊严和国运的一战，也是汉军彰显军威和豪气的一战。匈奴帝国先后投入且鞮侯单于部和左右贤王部的八万骑兵。战况之激烈，匈奴单于都为之胆寒夺气，以至于向来吝惜笔墨的中国史书，第一次非常详细地记述了李陵与匈奴大军十多天激战的详情。这也是中国军事史上，对外作战最早和最为详细的战例战术记载。一　牧人的战争

李陵这次深入匈奴帝国腹心的军事行动，被司马迁评价为“横挑强胡”，也就是勇敢凶悍地挑战强大的匈奴人。这次战斗也是汉匈两大帝国长达三个世纪的激烈碰撞与殊死对决的缩影。

这是一场深浸在血泊当中的碰撞与对决。

汉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右贤王侵扰上郡，杀掠人民。

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十四万骑大举入朝那、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杀北地都尉，虏人民畜产甚众。此后匈奴日骄，每岁入边，杀掠甚多，云中辽东最甚，每郡达万人。

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杀掠甚众。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冬，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二万骑攻入汉，杀辽西太守，掠二千余人。又入渔阳、雁门，杀掠三千余人。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入上谷、渔阳，杀掠千余人。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入代郡，掠千余人；秋，又入雁门，杀掠千余人。

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复入代郡、定襄、上郡，杀掠数千人。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入代郡掠千余人。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入代郡、雁门，杀掠数百人。

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入右北平、定襄，杀掠千余人。

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匈奴大入定襄、云中，杀掠数千人。

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入五原，杀掠数千人。

……

……

东汉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冬，复寇上谷、中山，杀略抄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

诸如此类的残酷杀掠，记满了中国的史书。

同样地，汉民族的反击也充满了血腥的味道。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卫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匈奴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匈奴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春，卫青将六将军，出塞六百里，击匈奴右贤王。汉兵夜至，围右贤王。右贤王惊，夜逃，独与其爱妾一人壮骑数百驰，溃围北去。汉轻骑校尉郭成等逐数百里，不及。得右贤裨王十馀人，众男女一万五千馀人，畜数千百万。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卫青为大将军。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春，大将军卫青出定襄，斩首数千级而还。月馀，悉复出定襄击匈奴，斩首虏一万馀人。

同年，霍去病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斩首虏二千二十八级，及相国、当户，斩单于大父行、籍若侯产，生捕季父罗姑比。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将万骑出陇西，有功。过焉支山千有馀里，杀匈奴折兰王，斩卢胡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首虏八千馀级，收休屠祭天金人。

夏，霍去病复将数万骑，深入匈奴两千多里。攻祁连山，得匈奴酋涂王，以众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五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将各五万骑，直穿沙漠攻击匈奴。卫青与单于主力对决，击败伊稚斜单于，斩捕匈奴首虏一万九千级。霍去病出代郡二千馀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大胜，汉兵得胡首虏凡七万馀级。

本初三年（公元前71年），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公主）、名王、犁汙都尉、千长、骑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

……

永元元年（公元89年）汉车骑将军窦宪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斩名王以下一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汉匈战争图》，选自“南阳汉代画像砖”。

在这些数字和记录背后，是无数名汉匈战士的尸骸和鲜血。在这厚厚尸骸和浓浓鲜血的深处，其实更是农人与牧人自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18世纪里宿命对决的缩影。

英国人约翰·基根在他的《战争史》中作了如此描述：“自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开始。在此后两千多年里，自欧亚大草原涌出的牧人，开创了一个针对农人的可怕循环。牧人所带来的袭击、劫掠、杀戮和有时征服，反复折磨着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的文明外缘。”

斯基泰人，也译为西徐亚人、锡西厄人或塞西亚人，中国的史料中将他们称作塞种人。斯基泰人是从希腊古典时代起就生活在欧洲东北部东欧大草原至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他们是所有牧人的先驱，据信，骑术与奶酪等皆出于其发明。◎中国北方游牧区域示意图

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曾大举入侵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斯基泰骑兵恣意驰骋于现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到伊朗的米底一带，威胁整个西亚将近七十年。

公元前6世纪，在西亚称雄三十多年的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与斯基泰人的马萨盖特部落交锋。这个由托米丽斯女王统治的部落击败了波斯人，砍下了居鲁士大帝的头颅。居鲁士的继任者，“王中之王、诸国之王”大流士一世，也是因为在对斯基泰人的战争中受挫，才向西打上了希腊人的主意。

甚至亚历山大大帝也在斯基泰人的手下吃过苦头。古希腊人阿里安在他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一书中，记述了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进军中亚时遇到的斯基泰人的顽强抵抗。

在雅克萨提斯河岸，有些分散到各处去收集粮草的马其顿部队被斯基泰人杀了。于是亚历山大带着部队去攻打他们。初期的攻击很快被斯基泰人齐发的箭矢打退，马其顿人受伤很多。甚至亚历山大本人的小腿也被一支箭射穿，腿骨部分被射得粉碎。

自从这次受伤之后，原本喜欢冲锋在一线的亚历山大大帝却鲜有带队冲锋之举了。由此可见这次受伤对亚历山大的影响之深。

亚历山大麾下的军队也曾吃过斯基泰人的苦头。

马其顿人的军官急于要把敌人全部赶跑，就匆忙追上去，贸然地对斯基泰人发动了全面攻击。在靠近斯基泰沙漠的一片平地上，斯基泰人把部队摆好了阵势。斯基泰人的战术并不是消极地等待敌人来攻，也不只是准备在敌人发动攻击后发动反击。

斯基泰骑兵一见马其顿部队来了，就催动战马，围着马其顿步兵方阵兜圈子，不停地向他们猛射箭雨。当马其顿人的骑兵向他们冲击时，斯基泰人很轻易地躲开了。因为斯基泰人的战马精力充沛，所以跑得很快。但是马其顿人的战马则因长途跋涉，又缺少草料，早已疲惫不堪。因此，不论马其顿人想守住阵地还是要撤退，斯基泰人都连续不断地向他们猛冲猛射。慢慢地，因为大批士兵已中箭负伤，有些已经倒地不起。于是马其顿的军官们就把部队集合成方阵，向附近的一条河撤退。河边有一个山谷，山谷里树木很多，这样马其顿人就不太容易被斯基泰人射到，马其顿步兵也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时，马其顿人的骑兵指挥官在斯基泰人的压力之下，未经请示就擅自下令骑兵先行渡河，企图躲避斯基泰人的箭雨。结果，马其顿步兵也在未得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跟在骑兵后边渡河撤退。

撤退变成了溃退，很多马其顿人在慌乱中，从悬崖般的河岸上，纷纷跳到河里。骑在马上的斯基泰人看到马其顿部队犯了错误，就快马加鞭，从四面八方冲入河中。有的斯基泰人去追击那些已经过了河并正在继续撤退的马其顿人。有的斯基泰人就横列河中，把那些正要过河的马其顿人拖到水里。在两翼的斯基泰人从岸上向马其顿人拼命射箭，追杀那些刚进入河中的人。最后，马其顿部队走投无路，只能集中到河心一个小岛上躲避。斯基泰人蜂拥而至，把马其顿人全部射死。有几个马其顿人被活捉，立刻也都被砍死。

斯基泰人对马其顿人的这次胜利，就像约翰·基根描述的那样：“牧人们以五倍于步行的速度驰骋于战场。他们将远程奔袭、战场快速迂回、高效投射技术，以及人与马的协调互动等这些惊心动魄的概念带给战争。”

牧人的战争没有任何仪式和典礼的意味。他们追求的是迅速、彻底和没有英雄色彩的胜利。避免英雄式展示差不多是牧人共同的规则。比如，成吉思汗本人只在崛起前期受过一次箭伤，此后战斗中却从不身先士卒甘冒风险。

十字军战士也曾懊恼地发现，游牧民族战术中一项令人迷惑的特征就是，其统帅在典型的新月形阵列中的位置无法辨认。因为牧人的首领通常很不显眼地远离战场中央，而不像亚历山大或狮心王理查那样，奋战在战场中央。

像斯基泰人这样的游牧民族之所以能施展这种非接触式的战术，依靠的是两样东西——战马和弓箭。根据考古研究，历史学家们发现，斯基泰人骑的一般是肩高1.4米左右、头颈肩膀都很粗大的战马；他们用的是一种很小的反曲复合弓，长度仅有75—100厘米，箭头是青铜的，呈三棱型。一些墓葬中，这些箭头甚至嵌入死者的颅骨和脊骨深达2—3厘米。可见斯基泰人弓箭的凶狠。

此外，斯基泰人一般还装备一把剑和几支标枪。斯基泰人的王公贵族一般穿戴西亚或希腊风格的铠甲、头盔，而大部分斯基泰人是不穿铠甲的，除非他曾经有过缴获。不过一些斯基泰人会携带蒙有兽皮的木质盾牌。总体而言，斯基泰骑兵是轻骑兵，人和马都缺乏防护。◎斯基泰弓箭手

斯基泰人的一些战场风格还影响到了后来的牧人们。每一位年轻的斯基泰男子要被认为是成年人，就必须在战场上杀死一个敌人，并且饮用他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任何一个斯基泰战士若是想要晋升，就必须杀死一名敌人，并砍下敌人的头颅带到君王面前，君王会论头颅数量行赏。◎斯基泰人的墓葬

因为头颅不好保存，斯基泰人又发展出割头皮的习俗。他们会将受害者的整块头皮割下来，经过处理后吊在缰绳等显眼的位置。头皮被割下后的头颅有更加实用的用途。斯基泰人会将敌人的头颅从眉骨、耳朵上方一线锯开，将颅腔制作成喝酒用的碗。甚至富有的斯基泰人会在“头颅碗”的内壁镀上黄金。这种野蛮的习俗后来也在匈奴人中出现。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匈奴老上单于在杀死月氏国的国王后，将国王的头做成了“头颅碗”。◎一个年轻的斯基泰战士杀死了他◎一个斯基泰战士割下了敌人（一个的第一个敌人（一个马其顿方阵色雷斯人）的头皮。可以看到，这个兵）。他的国王正在赏赐他饮用这斯基泰战士穿着缴获的希腊风格胫个敌人的血。一个斯基泰贵族站在甲。而他战友的马缰和腰带上已经有一边。了很多张头皮了。二　大漠上的苍狼

某种意义上来说，比斯基泰人晚兴起的匈奴人，是前者的学生。

战争在匈奴人的生活中是最重要的事情，匈奴帝国的军事体制渗透至其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匈奴单于既是匈奴帝国最高的政治统治者，又是最高的军事首领。单于主持下建立的政权系统，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军事组织。单于属下的匈奴贵族官吏没有严格的文臣武将之分，多集军政于一身。◎匈奴武士

匈奴设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及左右骨都侯等二十四个中央高级官员，其中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的地位最高。这些官员同时也是领主，他们各有封地，虽然名称不一，但共同特点是每个领主都是骑兵统帅，也就是万骑长。“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

匈奴最基层的单位是帐，一帐是一个五口之家，相当于汉帝国的一户。每帐要提供一名以上的骑兵。匈奴的什长领十帐之兵，是最小的作战单位；什长以上为百长，领兵约百人，百长以上为千长，统兵千人。千长由那二十四个万骑长统率，或由匈奴单于直辖。匈奴各部中还设有裨小王、相、都尉、当户、且渠等官职。他们权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也都由其所率领的骑兵多寡决定。

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骑兵，对农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称雄的年代，马镫和马鞍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匈奴骑兵都是骑在光背战马上，或者最多垫一块皮垫。因此骑手就不得不依靠双腿夹紧战马，以使自己保持在马背上。这种技术被称为骣骑，是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掌握的骑术。◎匈奴骑兵

驾驭没有马镫的战马驰骋、射箭，是现在的特技演员都很难做到的事情。就算借助马镫，普通人要想掌握骑马射箭技术也需要长期的练习。可是骣骑骑射对匈奴战士来说，却仿佛是一项天生就具备的战斗技能。可以说，匈奴人的生活就是军训。就如恩格斯所说：“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87页）在草原分散游牧的经济生活下，保护自己的畜产免受损害，侵夺他人的财物补充己用，成为了匈奴人一种天然的生存方式。因此，每个成年男子既是生产者，更是战士。

骑马、放牧和射猎是每个游牧民的基本生活技能。匈奴人从小就先练习骑羊，射猎小鸟和野兽，长大开始学骑马，射猎更大的野兽。从小的狩猎生活和训练培养了匈奴人优良的骑射技术、长途奔跑能力和野外生存能力。畜牧生活能培养一个人的管理统筹能力和团队配合意识，这也为匈奴人日后的实战生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以服从指挥、协同配合为第一要务的军事生活。另外，每年的一三九月，匈奴的各个部落还要举行大会，进行集中训练和比试。大会还会组织集体围猎，作为军事演习。

因此，普通匈奴人非常习惯平时为牧民，放牧打猎，战时为士兵，冲锋陷阵的生活。匈奴单于不需要付出什么，就拥有源源不断的成熟战士。又由于匈奴的行政组织军政合一，单于及以下各级官吏平时既负责一切行政事务，又组织军队的训练，因此官兵关系密切，无将不知兵，无兵不知将，在战斗中尽可发挥最大的战斗能力。凭借此优势，匈奴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具有极低的战争成本和高效的军事动员体制。

匈奴妇女虽然一般不参与战争，但也能走马射箭。她们常在军中负责后勤和生产。当匈奴大军远征时，妇女们常驱赶牛马随行，“因水草为仓禀”，源源不断地供给后勤补给。这样，便避免了作战中运粮转输之劳，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可以说，整个匈奴帝国就是一个大兵营，战争成本极低，瞬间就能完成从平时到战时的转换。

此外，匈奴在继承斯基泰人军事风俗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改进和创新。比如将“饮用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这一习俗，改成了“斩首虏赐一卮酒”、“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匈奴战士只要参与战斗杀死了敌人，也就获得了参与分配战利品的权利，被劫掠到的人还将成为他的奴隶。而且，匈奴还有“战而扶舆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和“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的习俗，谁能将战死同伴的尸体运回去，就能得到战死者的全部家财和人口，丁壮战死后，其孤儿寡母不会流离失所。以上习俗也就免去了骑兵征战的后顾之忧。◎匈奴（hun）进攻图（公元925年绘制，荷兰莱顿大学馆藏）

因此，匈奴战士的作战意志和决心完全以利益为基础。当有利可图的时候，匈奴人就如同饿狼见到病弱猎物一样，群起而攻之，穷追不舍，直至啃掉猎物身上最后一块肉。可当无利可图，或遭遇强烈抵抗的时候，他们就会立即四散奔逃，丝毫不觉得耻辱。绝不挑战强者，只欺凌弱者，只有敌人无法还击的时候才会倾注全力——这就是匈奴的战争哲学。没有底线、没有荣誉感，一切都是为了利益。

约翰·基根在《战争史》中如此描述：

一个骑马民族的所有身体合格的成年男性就是军队。一切从大草原出发，打开征服之路、侵入文明地区的骑马民族都是打‘真正的战争’。（他们）缺乏对使用武力的限制，除非彻底胜利，否则不会甘心终战罢兵。他们的战争没有克劳塞维茨式的政治目的，也没有文化上的转换效应，更不是为了追求物质发展或社会进步。他们的目的是赢得财富去维持一种不变的生活方式，保持他们的祖先从马上射出第一支箭以来始终不变的天性。他们是为战争而战争的武士，对劫掠、风险和胜利有着动物般的满足与兴奋。◎匈奴（hun）的冲锋（仿欧洲中世纪木刻油画）

罗马人如此描述他们所面对的游牧对手：

在战斗中，匈奴骑兵（huns）排列成楔形，像是要发动集团冲锋似地推进。突然，他们会分散成小部队发动猛攻，虽然看似杂乱无章，但其实异常凶猛，准确狠辣。而且，他们的攻击速度极快，对手往往猝不及防。当箭射光之后，他们会非常勇猛地投入近身肉搏。

凭借着全民皆兵，军政合一，以及独特的劫掠文化，匈奴人发动战争的成本很小，所得的收益却很大。于是，匈奴人自然成为了大漠上的苍狼。他们建立的匈奴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的游牧帝国。整个帝国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起辽东平原朝鲜边界，西至阿尔泰山，深入中亚的咸海、黑海一带，向北远至贝加尔湖、叶尼塞河流域，向南延伸至河套以南的广大地区。他们征服了如此广袤的土地和如此众多的民族，以至于匈奴帝国被西域诸国称之为“百蛮大国”。

根据学者林干在《匈奴史》中的推算，匈奴单于大约统治着将近两百万的匈奴人。而学者马长寿在《北狄与匈奴》一书中写道：“匈奴所掠汉人奴隶至少有十多万；西域胡、丁零和西羌奴隶人口之在匈奴者，估计约二十五万；其余乌桓、鲜卑、楼烦、白羊等奴隶在匈奴者亦不下二十万，共计全国奴隶人口构五十五万余。此外，匈奴帝国在草原的内部和边缘还拥有很多被征服和奴役的部落。如东方的乌桓、鲜卑，北方的丁零、鬲昆，还有西方的西域诸多小国和部落。”

依托着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匈奴单于可以随时动员起单于本部和二十四个万骑的三十多万骑兵！因此，骄傲的匈奴人以“天之骄子”自称。可大漠草原的物产无法真正供养起这个强悍的帝国。前苏联学者阿纳托尔·M·卡扎诺夫在他的《游牧民与外部世界》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为人类社会学家们所认同的观点：游牧是一个不能全然自足的经济模式，需要辅助性行业进行补充。

当时牧人所能选择的行业有两个：贸易和劫掠。英国学者约翰·基根对此有过论述。其观点可以简单总结为：“大草原上根本产不出足够的、文明世界所需要的东西。正常商业动机下的贸易根本无法长期维持，最后只能演变成依靠军事手段发起的劫掠。有如十九世纪英国人发现自己处于中英贸易的入超地位，也就是存在贸易逆差之后，就将鸦片硬塞给中国人。当中国政府禁烟之后，英国人就不惜发动‘鸦片战争’。英国人的行为与牧人的劫掠行为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牧人做不到英国人那样精致和周密。因此，对外劫掠，成为游牧帝国的谋生之道。劫掠在牧人当中就变成一件光荣的事情。在牧人与牧人之间相互掠夺的同时，牧人又进行着针对农人的单向掠夺。”

于是，这个被西域诸国称之为“百蛮大国”的可怕帝国成为了汉帝国的心腹大患。两个帝国的边境线与著名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这里是农牧两种生活的交界区，气候较为温润，土壤肥沃，水草丰润，既能农耕也可游牧。两个帝国，谁掌握了这条线，谁就拥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因此对于双方来说，双方的战争，是赌上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的生存之战。

虽然牧人和农人的第一次剧烈碰撞爆发于匈奴帝国和汉帝国之间，但匈奴人与中原人的交往与冲突其实早就已经开始。根据美国学者狄宇宙在《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一书中的考证，中原人与匈奴人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公元前457年。当时，中原晋国的大贵族赵襄子（战国七雄之赵国的创始人）派兵征服了一个名叫“代”的小国（位于今山西大同与河北蔚县一带）。史记也记载“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诸胡”（胡人就是中原人对于匈奴人先祖的统称）。也就是从那时起，匈奴人与中原人拉开了数百年恩恩怨怨的大幕。

狄宇宙还引用了拉铁摩尔（Lattimore，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的观点。“在中国文献中出现的北方民族的‘新名字’反映出非中原民族经济专门化方面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的产生是由于中原人之外的民族被扩张的中原人强行驱逐到大草原中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转变成了游牧的生活方式。因为一些考古证据显示，在一个长时期内，中国北疆发生了从半定居的农耕—畜牧生活向游牧生活的转变。

尽管在胡人和中原人之间还有一些特有的、难以调和的敌意与距离带来的不和谐关系，但是总体上当时胡人和中原人都是喜欢和平的。大约在从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330年的时期内，胡人还是一个驯顺的善邻，这和后来匈奴人所成为的那种危险族群迥然不同。”

但是随着“胡服骑射”的盛行和战国长城的修建，这种和平的关系发生了转变。“胡服骑射”是赵襄子的子孙赵武灵王进行的一场军事改革，目的是学习胡人服饰和胡人骑射武艺。

这是中原军队在战术上的一次重要革新。中原人在殷商时代就有乘骑之习，也有极其少量的骑兵。但这些骑兵主要是用于驿传及追捕逃奴，没有用于战争。春秋时中原骑兵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数量很少，通常和战车混合编制。到了春秋末期，赵襄子“使延陵王将车骑先之晋阳”（《战国策·赵一》）。将车、骑并提，说明骑兵已开始向独立兵种过渡。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实行重大的军事改革后，中原骑兵才迅速崛起。

在公元前4世纪末和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战国七雄中的燕、赵和秦国开始不约而同地在自己国家的北方边境修建长城。这些长城就是“战国长城”。它作为抵抗胡人侵扰的防御工事，目标是将胡人阻挡在山脉的凹处，好集中力量将其包围起来，进行战斗。如果把“胡服骑射”比喻成矛，那么“战国长城”就是盾。“矛”和“盾”的出现，说明此时的胡人已经从友善的邻居变成了危险的敌人。“匈奴”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史料中就与战争和征服有关。汉代刘向的《说苑》记载了燕昭王元年（公元前312年）的一条史料：“匈奴驱驰于楼烦。”这证明此时匈奴部族已经崛起，匈奴人征服楼烦部落（活跃于今山西省宁武一带）的事情甚至惊动了燕国的君王。

几十年后，进一步崛起和扩张的匈奴人就跟中原人有了直接的冲突。赵孝成王初年（公元前265年），赵国大将李牧在代郡和雁门，采取示弱于敌、诱敌深入的战术，大破入侵劫掠的十余万匈奴骑兵。此时的匈奴人虽然已经变得危险，但还不致命，因为他们还只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

到了公元前3世纪末的头曼单于时代，匈奴帝国已经初具规模，军事力量进一步增强，南下扩张已是必然之举。但是头曼单于时运不济，迎头就撞上了已经统一中原的强悍的秦帝国。秦帝国为了破除匈奴帝国的威胁，调集兵力，修缮长城，修筑驰道，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始皇帝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大将蒙恬率三十万秦军北击匈奴。第一阶段，秦军采取避实击虚的战略，东西并进、南北夹击，夺取了匈奴势力薄弱的河套以南地区，推进到北河（今乌加河，当时为黄河的主流道）。第二年（公元前214年），秦军又发动了第二阶段攻势。蒙恬率军渡河，击败了匈奴主力，夺取了整个阴山地区和贺兰山高地。

头曼单于迫于秦军的兵锋，只能撤退到阴山以北的漠南地区。公元前209年，冒顿杀死父亲头曼，成为匈奴帝国的新单于，匈奴帝国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秦帝国崩溃，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于中原。冒顿单于借此良机，向东击灭宿敌东胡人；南并楼烦、白羊王，全部夺回秦将蒙恬所占的河南地；向北征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部族；出兵西域消灭月氏，平定楼兰、乌孙、呼揭各族。经过一系列的战争，冒顿单于在历史上首次把大漠南北的草原地区完全统一起来了。等到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起汉帝国时，匈奴帝国已经是拥有近四十万骑兵，并且不断南下劫掠的“可怕巨狼”了。◎战国匈奴首领◎秦军击败匈奴三　白登之围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刘邦为了防备匈奴的进一步南下，准备设置一道缓冲地带。于是刘邦将太原郡和直至北部边界的31个县划给韩王信（与击败项羽的韩信重名，因为他被封为韩王，所以史称韩王信）作为封地，以期韩王信能抵御匈奴。可是当年秋天，匈奴来攻的时候，韩王信却和匈奴约定好共同攻打汉朝。韩王信献出了国都马邑，投降了匈奴，并率军攻打太原。

勃然大怒的刘邦，在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十月，亲率32万大军反击。战役的初期，汉军进展顺利，连续击败韩王信的叛军以及叛军与匈奴的联军，甚至还击败了冒顿单于的先头部队。此时已经是冬季，天降大雪。而当时棉衣这类重要御寒物资尚未开始推广，因此，汉军士卒自然缺乏足够的御寒服装。普通汉军战士多被冻伤，甚至有十之二三的士兵被冻掉了手指。汉军的行动越来越迟缓，各部队之间也出现了脱节。

同时，刘邦在连胜之后，中了冒顿单于的示弱诱敌之计，产生了轻敌冒进思想。当刘邦亲率先头部队进驻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南三十里的白登山时，主力20万汉军还停留在楼烦、马邑一线。冒顿单于抓住汉军的这一漏洞，调集整个匈奴帝国的30多万骑兵，将刘邦和汉军先头部队合围在白登山。汉军苦战七日不得突围，情况十分紧急。

后世人有声有色地演绎了刘邦脱困的过程。无计可施的刘邦向随行的谋士陈平求助，陈平建议派人贿赂冒顿单于的阏氏（皇后），让她劝说冒顿解围。汉高祖采用此计，派使者用重金贿赂求见阏氏，并送上一幅美女图。使者说：“汉朝有这样的美女，现在汉朝皇帝的状况非常困厄，打算把这位美女献给单于，以求脱困。”阏氏见图，担心单于得此美女，不再宠爱自己，便劝冒顿解围撤兵。她说：“汉、匈两主不应该互相逼迫得太厉害。就算你夺取汉地，可能也会水土不服，无法长住。汉帝被围了七天，军中没有什么慌乱，想必是有神灵在相助，不如放他一条生路。”冒顿听后决心动摇，于是将包围圈放开一角，汉高祖刘邦这才顺利逃脱。

其实后世所津津乐道的使者与匈奴阏氏的对话，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并没有提及。相反，司马迁强调“其计秘，世莫得闻”。那个对话的版本，出自东汉哲学家、经学家、琴家桓谭的《新论》一书。至于桓谭是如何能将一件发生在将近两百年前，连当时的人都不晓得细节的事情，描绘得如身临其境一般，就不得而知了。

更有意思的是关于白登之围的记述，《史记》中不同篇章各自有着不同角度的细节描写，堪称汉匈历史中的“罗生门”。◎白登之围战局图（刘邦）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史记·高祖本纪》）

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史记·陈丞相世家》）

汉令车骑击破匈奴。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闻冒顿居代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上乃使人厚遗阏氏。阏氏乃说冒顿曰：“今得汉地，犹不能居；且两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骑稍引去。时天大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到，胡骑遂解去。（《史记·韩（王）信列传》）

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顿佯败走，诱汉兵。汉兵逐击冒顿，冒顿匿其精兵，见其羸弱，於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

……

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而冒顿遂引兵而去。（《史记·匈奴传》）

但是如果我们综合各方面历史记述，从军事角度而不是从简单的宫斗角度来分析整个“白登之围”，那么，我们就能拨开历史的迷雾，发现被后世文人的演绎与想象所层层遮盖的历史真相。

刘邦因为轻敌冒进，与汉军主力脱节，导致整个指挥中枢和前锋被匈奴主力合围。汉军苦战七日不得突围，所带的粮食也要耗尽。在这窘迫之时，刘邦派使者贿赂匈奴阏氏，阏氏劝说冒顿单于，冒顿单于将包围圈放开一角，这些事情都确有其事。但是如果我们只按事情的表面现象去理解，就明显背离了军事常识和冒顿单于的为人性格。

冒顿在当太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头曼单于喜爱后妻所生的孩子，就想废了冒顿。于是头曼派冒顿到月氏国当人质，然后故意发兵攻击月氏国，以此借刀杀人。冒顿偷得了月氏人的千里马，才逃脱了月氏人的追杀。

头曼单于见冒顿如此勇壮，就让他当上了万骑长。当上万骑长的冒顿制造了一种名叫“鸣镝”的响箭，然后规定：“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出猎时，冒顿射出鸣镝，随从有不随鸣镝射往同一目标的，皆被斩杀。后来冒顿用鸣镝射自己的宝马，随从有不敢射者，也被立斩。再后来，冒顿又用鸣镝射自己的爱妻，随从仍有不敢射者，又被斩杀。最后，当冒顿用鸣镝射父亲头曼单于的宝马，冒顿的随从都没有一个人敢不射了。

这时，冒顿才显露了他的真实目的。他随父亲头曼单于出猎时，用鸣镝射头曼。随从条件反射般都随之放箭，于是头曼单于被射身亡。随后，冒顿又诛杀了后母及那个差点取代他的弟弟，杀光了不服从自己的大臣，自立为匈奴单于。

冒顿刚当上单于，东胡王趁其立足不稳，派使者来索要头曼单于的千里马。冒顿不顾群臣反对，将千里马送给了东胡王。东胡王又索要冒顿单于的阏氏。结果，冒顿不顾周围大臣的反对和气愤，把自己的妻子也送给了东胡王。东胡王认为冒顿软弱可欺，不再将其放在眼里，自然也放松了警惕。过了一段时间，东胡王又来索要匈奴与东胡之间的一块荒弃地。匈奴有大臣认为可以出让，结果冒顿却大怒，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人”。冒顿杀掉了主张让地的大臣，发兵突袭东胡。东胡猝不及防，东胡王被杀，其民众及畜产尽为匈奴所得。

可见，冒顿是一个性格隐忍果敢，下手毒辣凶狠的枭雄。别人珍视的宝马爱妻，他是说杀就杀，说送就送。只要碍到他了，别说随从大臣，就是后母、异母兄弟，甚至亲生父亲，他杀起来也毫不留情。这样一个枭雄，现在调动了全国的兵力与汉帝国进行战略决战，并且已经包围了对方的整个指挥中枢。他怎么可能因为在他看来可以随意杀掉、随意送人的女人的几句话，就中止这么庞大而关乎国运的军事行动？如果冒顿是这样一个视军国大事为儿戏、耳根子软的人，估计早就死在了月氏国，更别说成为“草原苍狼之王”，建立如此强悍的帝国了。

所以，冒顿主动将包围圈放开一个缺口，明显是一个反常举动。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当一个人有突然的反常举动，那么他一定有更深层次的需求。其实我们综合前面的史料，同时换个角度考虑，就能发现其中的端倪。匈奴面对被包围的刘邦，可谓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天时，是指当时天气寒冷，汉军非战斗伤亡增多，战斗力下降；地利，指匈奴军队已将汉军重重围困；人和，即匈奴在兵力上的绝对优势。被围的汉军无法突破匈奴人的包围，可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匈奴人同样也无法突破汉军的防御。这就等于，冒顿单于动员倾国之兵，将刘邦和汉军前军包了饺子，但这个饺子夹生了，吃不掉。同时，汉军后续主力也在源源不断地赶来。等到第七天的时候，被包围的汉军、包围的匈奴人、前来解围的汉军主力，三方形成了一个僵持状态。之前占尽优势的匈奴人反而要担心被汉军内外夹击了。

本来冒顿单于也在等待韩王信叛军的支援，但韩王信的叛军却迟迟不到。背叛者从来都是得不到信任的，韩王信的叛军也是如此。冒顿甚至开始担心叛军和汉军重新联合起来。因此，冒顿单于的战役决心不可能不发生动摇。但冒顿打仗一贯喜欢用假象欺骗敌人，使敌人出现误判，从而打破僵局占据主动。比如他对付东胡人就各种委屈求全，然后突然一击必杀。冒顿对汉军同样也是如此。之前匈奴和汉军的前哨战中，面对汉军战车与骑兵的正面突击，匈奴总是处于下风。因此，冒顿故意进一步示弱于敌，面对着汉朝的使者，故意将精锐隐藏起来，只显露老弱病残，于是成功欺骗了久经战阵的汉高祖刘邦，最终促成了白登之围。

因此，冒顿单于听从阏氏的劝告，主动放开围困一角，极有可能是一个烟雾弹，背后有着更大的杀招。《孙子兵法》曾经说过“围师必阙”，强调包围敌人时，为防止敌军产生拼死作战的决心，要虚留缺口，以动摇敌军指挥官的意志，涣散敌军士兵的斗志。更重要的是，虚留缺口并非放任不管，而是要在敌人逃跑时，发动致命一击，使敌人在仓促逃跑过程中陷入覆灭。冒顿单于应该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大草原上残酷的生存竞争无时无刻不在教授着他这种战争哲学。

草原上的群居猛兽，如狮子和狼，常常会进行类似的围猎。比如狼群捕猎鹿的时候，会先分散于鹿群的四周，全部隐蔽，逐渐逼近鹿群。当靠近之后，一部分狼采取骚扰或追赶的方式，把目标赶往隐蔽好的头狼附近。当鹿奔跑到埋伏的头狼身边时，头狼便开始以偷袭的方式发动必杀一击。一来鹿已经开始慌乱，二来狼出其不意，故而比简单的追赶更加容易得手。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很早就学会了这种需要分工合作、密切配合的群体作战伏击作战方式。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有关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远征国外的历史著作《世界征服者史》一书中记载道：“凡从事战争者，必先训练使用武器，必须熟于围猎，如何迫近野兽，如何遵守秩序，如何依人数多寡，包围兽类。”

联系冒顿灭亡东胡之前给东胡的“甜头”，从军事角度分析，冒顿在白登之围中给刘邦的这个解围一角的“甜头”，更像是鱼饵。但当时僵持的战局逼迫着身经百战的刘邦只能硬生生吞下这个鱼饵。这时候，陈平出现了。历史上的陈平不是那个后世描写的谋士般的形象。当时他的官职是护军中尉，汉帝国军队里的高级军官。历史上记载的陈平奇计，也不是那个“宫斗奇计”，而是一个重要的战术建议。陈平建议，士兵手持强弩，以战斗队形，徐徐撤出围困。

草原上的哲学是，面对强壮的敌人要主动退让，以减少己方的损害。野狼捕猎时也是让开最强壮的猎物，只攻击病弱者。匈奴的哲学更是如此。面对着围而不乱、退而不溃，严阵以待的汉军阵列，匈奴人找不到发动致命一击的契机。此时，前来救援的汉军也赶到了。因此冒顿单于只能撤兵北返，汉匈两大帝国的第一次碰撞就这样落下了帷幕。虽然没有最终的结果，但双方也在这次碰撞中体会到了对方的实力。

在正面战场上，匈奴面对汉军的车骑突击处于下风。面对严阵以待的汉军，匈奴也无法突破其防御，讨到什么便宜。但匈奴却可以通过机动力上的绝对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决定什么时候打、在哪里打，或者通过袭扰、围困来拖垮汉军。细究之下，匈奴所有优势的核心点在于这个游牧帝国掌握着当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战争利器——战马。四　马背上的袭击者

其实直到上个世纪，战马依然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纳粹德国就拥有包括第一骑兵师、第八弗洛里安·盖尔骑兵师在内的多个骑兵师。

战马给骑兵部队带来的速度优势是毋庸置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阿拉伯诺曼马的法国骑兵的大部队（营团规模）一天能走40公里，小部队（连排规模）一天能走60公里左右。而当时的步兵部队行军的标准是一天24公里，急行军为一天40公里。

法军骑兵的行进方式主要有五种：常步、速步、跑步、快跑步和袭步。前四种的速度依次为：100米/分钟、220米/分钟、320米/分钟、420米/分钟，袭步则是以马的全速来跑。跑步、快跑步和袭步主要用于急行军和快速袭击，而且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骑兵长途行军时，一般只采用常步和速步，大概速度就是6千米/小时—13.2千米/小时。而制约近现代骑兵机动力的主要因素是后勤。因为战马和人一样，都得吃东西。马在自然条件下，可以一整天都吃草。但作战状态下不可能让战马一整天光吃草不打仗，必须让战马在短时间内摄取营养。而且进食时战马要停住，因为饲料是包含大麦、燕麦、高粱、大豆、小麦、干草、蒿和食盐的精饲料，这样的干料，战马边走边吃会呛到。

因此，近现代骑兵部队，每天行军一般5—6小时。战斗状态中，法军战马的大麦平均定量是4800克/马/日。如果战斗持续七天，就需要33.6千克大麦。这会大大加重战马的负荷，因此一人一马的近现代骑兵，持续行军作战一般不会超过一周。但这个限制对古典时代的游牧帝国军队来说却不是问题，因为游牧骑兵往往是一人多马。从某种角度上说，游牧帝国是由战马所承载的。

中国台湾地区的著名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曾多次到内蒙古及四川进行蒙古族、藏族游牧经济考察和历史田野研究。根据他的考察和研究，马在游牧民族的文化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比如在蒙古社会中马是最尊贵的牲畜。在所有被人类驯养的动物中，除了狗以外，马应是与人类关系最亲密的动物了。马对主人驯服、效忠，据动物行为研究者称，这与马群中的马儿们服从领头雄马之习性有关。马被广泛用于各种类型的游牧中，作为载物、交通以及牧者坐骑之用，马奶也可作为乳品食用。然而马被大量牧养主要还是在欧亚草原，这也是马最原始的栖息地，以及它们最早被人们驯养的地方。

不过对于游牧经济来说，马并不是一种很经济的动物。马的胃只有单胃室，对食物的消化利用不如牛、羊等有反刍胃的动物那样彻底，因此它们消耗草食不甚经济。它们的肉、乳产量与生殖率也不如牛羊。但在大多数游牧社会中，马的肉与乳并非牧养它们的主要目的。比如马与羊在欧亚草原游牧中有密切的共生关系。马在冬季能踢破冰层，得到冰下的牧草，而羊吃草比马接近草根，这样羊能啃食冰层下马吃过的草。另外，据研究，内蒙古地区一个徒步的牧人可照管150—200头羊，但一个骑马的牧人能控制约500头羊；两个骑马牧人合作，可放牧多达2000头羊的羊群。更不用说在没有汽车摩托电话的时代，马卓越的移动力让牧人能利用更广大的、更远的草场资源，可以帮助牧人沟通讯息，并让牧人快速远离危机。因此对于牧人来说，养马已超越“经济”考虑，而蕴含着更多的社会文化意涵与情感——它们被牧民视为忠诚的朋友与伴侣，以及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

王明珂先生曾问一位蒙古族朋友，为何许多蒙古牧人所养的马远超过其生计所需。对此那个牧民的回答十分有趣：“若没有几十上百匹马，出门时就不容易选到一匹宜于乘骑的马。”（一个丈夫或许能因此体会，为何他太太的衣橱中会有那么多的衣服。）又比如根据前苏联学者的统计，20世纪之前，在草原上游牧的哈萨克牧民，每一家有15—30匹马，最富有的拥有3000匹马。以此类推，牧人的军队最大的优势就是以一人多马为常态，能够突破近代骑兵部队受限于后勤的瓶颈。

又比如宋代时，辽军每正军一人，就要备马三匹，其中一匹为战马，以供临阵冲锋交战时骑乘，另二匹为备用马，供平时行军时骑乘。《辽史·兵卫志》中写道，“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侯近敌师，乘新羁马，蹄有馀力”。每一名正军还配有两名管后勤的家丁随军从征，此二人也各有一匹马为坐骑。因而，辽军每一战斗单位（一名正军、两名家丁），要自备五匹马。而这种军马资源上的优势，被蒙古帝国发挥到了极致。

根据《蒙古族古代战争史》的统计，“（蒙古骑兵）从扬子江北岸至保加尔边境，部队集结都是在2个月至3个月完成的。这样部队每天平均行军速度达到90公里至95公里。它攻占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5天时间，每天的平均速度达到85公里至90公里；攻占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10天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5公里到60公里；攻占匈亚利和波兰，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8公里到62公里。”

当然，这样高强度、不计成本的快速行军，是以战马的大量损耗为代价的。1252年9月，忽必烈与将领兀良合台等率军十万人，迂回数千里，远征大理。中国蒙元史研究著名学者方龄贵教授曾经考证，忽必烈在这次远征中，光战马就损失了将近四十万匹。

关于忽必烈大理行军艰险的情状，《元史》所载不多，惟《牧庵集·卷一七·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中有较具体的描写，节录如下：

公（贺仁杰）由是人备宿卫，经吐蕃曼沱，涉大泸水，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马相縻以颠死，万里而至大理。归由来涂，前行者雪三尺，后至及丈，峻阪踏冰为梯，卫士多徒行，有远至千里外者。比饮至略畔，最诸军亡失马几四十万匹。

不过这种巨大的损耗对于游牧帝国来说，根本不会伤筋动骨。比如辽国道宗年间，“以牧马蕃息，多至百万”；至天祚朝，尽管“累与金（女真）战，番汉战马损十六七”，但仍有马“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辽亡后，除被女真掠走的外，塞外尚有马数十万匹，被西迁的耶律大石所得。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帝国，匈奴帝国自然也是如此。如公元前127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公元前71年，“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公元89年，窦宪破北匈奴单于于私渠比鞮海，“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馀万头”；公元134年，“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获牛、羊十余万头”。以上仅一个地区的一次战役，俘获数量就已十余万甚至上百万。

又比如由汉朝投降匈奴的卫律被匈奴人封为丁灵王，他家牲畜之多，被形容为“马畜弥山”，以山量谷记。由此可见当时匈奴畜牧业的“土豪”程度。那么，普通匈奴人到底拥有多少牲畜呢？经过前苏联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匈奴每人平均拥有的牲畜数与1918年一户蒙古牧民所拥有的牲畜数几乎相同。而在20世纪初，一个五口的蒙古家庭需要14匹马、3匹骆驼、13头牛、90头羊才能生活。我们以前说过，在匈奴时代，这样的一个五口之家，被算作一帐，要提供至少一名骑兵。由此可见，普通的匈奴骑兵就能实现一人五马的“土豪”配置。汉军与匈奴战争中掳获匈奴牲畜记录时间地电或对象牲畜种类及数量公元前12年河南地；楼烦、白羊王羊（牛、羊）百余万公元前72年蒲离候水马、牛、羊万余公元前72年乌员、候山马、牛、羊二千余公元前72年候山马、牛、羊七千余公元前72年鸡秩山马、牛、羊百余公元前72年丹余吾水马、牛、羊七万余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马、公元前72年右谷蠡庭牛、驴、骡、橐驼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公元49年北匈奴马七千匹，牛、羊万头马、牛、羊、橐驼百余公元89年稽落山、私渠比鞮海万头

匈奴骑兵坐骑的主力是蒙古马。现在这种古老的草原马种依然驰骋于内蒙古草原上。蒙古马普遍肩高13掌，也就是1米3左右。蒙古马体质结实、粗糙，平均体重在300—350公斤，特征是头大额宽，鼻梁平直，耳小直立，颈短厚，背腰平直，臀部短斜，肩短而较立，腹部大，四肢粗壮直立，关节强韧，肌腱发达，蹄质坚实，鬃毛长密。

内蒙古牧业系统曾进行过统一测算，蒙古马的普遍驮载量在100公斤以上，最大拉车挽力可达300公斤。短距极速能达到40千米每小时，10千米只需要花不到15分钟，长距离奔跑8小时可走60千米；优良品种可每小时前进13—15千米，日行150千米。相比之下人的速度就差多了。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2000米是4分49秒99，10千米是26分17秒53。而且这些长跑记录，是在绝对轻负荷状态下达到的。善于步行行军的解放军，5千米武装负重越野，20分钟就已经是优秀成绩。◎蒙古马

由此可见，一人五马的匈奴骑兵在那个没有电报和汽车的时代，拥有着情报传输和机动力上的绝对优势。这使得匈奴骑兵能够快速绕过汉军防线，袭击毫无防护的和平居民，然后在大批汉军赶来前撤退。如果汉军追击，匈奴骑兵就会利用机动上的优势，不与汉军正面作战，或偷袭，或袭扰，或快速调集优势兵力合围汉军，甚至不断引诱汉军追击，然后将其引入大漠，使其迷路，靠饥饿和干渴来解决敌人。就像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草原帝国》里所写的一样：“（匈奴）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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