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世民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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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经试读：
名人推荐
这本书是对中国汉字的一种洗刷。我们的汉字经过几千年，已经蒙垢，落满油腻。人们对汉字司空见惯，早已忘其本义。赵世民追根究底，重新挖掘汉字的本源及源出，对人们理解汉字，对语言的建构，都很有帮助。——韩作荣（《人民文学》原主编）
把学术的资源转化成即兴的想象，很多人难做到，而赵世民就做得很好，每一个字里面，世民告诉我们的可能性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
我们是不是应该从赵世民的解字和教学方法中悟点东西，能够使我们的教育体制有所变革。——曹利群（古典音乐评论家）
一个好的作者，应该提供给别人一些好的发现。赵世民的书好就好在没有钻在古文字堆里，不做死学问，而是充满了悟、解，谈的是人生的体验，生命的感悟，文化的反思，哲学的思考等。——林莽（诗人）
这本书用的是一种兼有学术性和文学性的边缘文体。他的写法是诗性的，一方面有对材料的占有，对学理的梳理，另一方面通过充满活力的想象力，使古代传统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唐晓渡（作家出版社编审）
我看了这本书，能带动我很多想象。我觉得这本书最前面那部分，像小篆也好、金文也好，看过这些字都会意会很多东西，他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情境之中。——张懿翎（作家）
我读这本书是从字开始的，但我读到最后，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字，而是更多丰富的东西。把汉字作为一种导引，太棒了，很巧妙！他从这里引出了很多丰富的人生感悟。——谌强（《光明日报》原记者）
序（一）
陈嘉映本书由许多单篇连缀而成，每一单篇讲述一个汉字，分析起来大致都包括三个部分：这个汉字的来历，这个汉字包含的道理，作者生发的感想。既不是一些纯粹的学术文章，也不是单纯杂文。这样的文体颇新颖，读起来不费力，却能获得知识，启发思考，相信必有很多人爱读。
但作者命我作序，却让我为难。第一，龙骨金文，我毫无研究，不敢置一喙。第二，感想议论的文字，我读得很少。朋友聚会，指点古今品评人物，常有引人击节的妙语，但多是适情应境而生的。值得印出来给很多人看的感想议论其实不多。第三，我教过几天逻辑，对论理的文字难免苛刻，挑剔多于赞扬。作者却说不妨。作者世民是老朋友，于是斗胆挑出书中一段，试作批评。
在“自”字条下谈到“自然本性”，有这样一段话：“十几年前，老师第一次给我讲《庄子·逍遥游》时，批判小雀的鼠目寸光，歌颂鲲鹏的宏图大志。待我今天重读庄子，觉得庄子并没扬鲲抑雀，他不过是公平地叙述了两种都出自本因的生活方式。鲲鹏有它的大活法，小雀有它的小安乐。它们谁也没必要学谁。不知有几千里大的鲲鹏像小雀似的在树棵子间扑腾固然滑稽，那小鸟如怀有‘背负青天图南冥’的大志则更可笑。”
如作者说明，“自然”最早的意思不是自然界，而是如其本然。羊吃草，羊长毛，羊活上十年自然死亡，都是如其本然。羊吃肉，羊长翅膀，羊才活了一年却被狼吃了，这些该是不自然。可是细想，羊才活了一年就被狼吃了并没有什么不自然，因为狼吃羊，是狼的本性使然，不管那羊是一岁还是两岁。世上不只生着羊，而且还生着狼，羊的命运，不只是由羊的本性使然，而且由狼、由世上的所有事情一道决定。如此放大了看，天下竟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自然的了，“无物不然”。可是我们凡人，很难始终放眼全球，总想分出个自然不自然来。即使眼光放得很大，仍然想划个界限。比较分明的界限，就落在有没有人的干预上。凡是没有人工的，我们就称为“自然”。于是生出“自然”的第二层意思：自然界。自然界里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地震海啸，山崩海枯，这些事情颇不寻常，却没有什么不自然。
把界限划在自然界和人之间，主要的麻烦出在人这一边，因为无论哪种语言，都不肯把凡是人为的称作不自然的。在自然主义者看来，试管婴儿和克隆羊是不自然的，飞机和飞船是不自然的。但在更彻底的自然主义者眼里，果树嫁接和马车驴车也不自然。推到极端，种庄稼或直立行走也一样不够自然。这当然不是咬文嚼字，而是天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争论。夹着皮包在车流里堵上一两个钟头，每天八小时坐办公室，肯定不是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可是谁又敢说，比较起马桥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民，神仙府里的马鸣一定过得更为自然？从卢梭的自然主义到当今的环境主义，都有这个疑问需要澄清。
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需要的是透彻，而不是彻底。理论太彻底了，可能就不自然了。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我们凡人终究彻底不到底。主张返璞归真，总难一路手脚并用在地上爬走。在这关键的一点上，庄子恐怕比老子思得透彻。虽说无物不然，却仍然有小大之辨。我们不可只记得“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且要记得这一段的末尾，庄子的结论是“莫若以明”。单线的彻底不能通乎道枢，而是在恶无穷里打转，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通乎大道，不是单拣那些六合之外的事情，发那些大而无当的议论，而是返回于就事论事；不是笼统地无为绝迹，而是就事做事。这是妙处也是难处，“绝迹易，无行地难”。
于是，以为庄子并没有扬鲲贬雀，只不过是公平地叙述了两种都出自本因的生活方式，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无论怎样读《逍遥游》，也不会有这样的感受。这种结论不来自阅读，也不来自对生活实际的思考，只能从知性想当然演绎而来。赞赏一些活法，怀疑一些活法，反对一些活法，是我们本性里的本性，自然中的自然。各种活法不分轩轾这种说法，也许可以用来欺人，也许可以用来自欺，但不会是真情实理。
所以，从挑剔的眼光看，书中的论理，虽然颇多才情，启发思考，我总嫌不够缜密。不过，名为“解字”是有道理的，这个“解”字，原没有底。笔者有所悟，写出来向世民讨教。世民君有所悟，与读者分享，更是件快事，读者开卷自有体会。
写于1997年。（陈嘉映，《存在与时间》译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二）
邹静之世民与我儿时同长在一个机关大院中的东西分院。我们前后上的是同一个小学；受同一个音乐老师和自然老师的教育；在同一块操场上奔跑，摔跟头；对某位老师有相似的仇隙，对另一位有不约而同的好感。我们是擦着同一块黑板长大的，北京话叫“发小”。
我痴长几岁。
原来印象中的赵世民很高（现在依旧很高），光脚打篮球，英勇无比。再见面时篮球不打了，在中央音乐学院教书。写乐评，解字是他近两年做得最多的活计。
看到他的《汉字悟语》是在1995年的杂志上（《人民文学》1995年第5期），觉得非常新鲜。就汉字来说与别种文字截然不同之处很多。先不说平仄、四声等与“声”有关诸处，就从“形”来看，也是个个独立；“义”就更复杂些。从造字始至今，每个字大概可写本厚厚的档案。若再加上个人对某字不同的理解、纠偏、校正、联想、故事，一个字被附加上去的东西实在可以很多了。这也是几年来解字、解词类文体风行的原因吧。
世民解字扬其所长，除了先由古至今从“形、音、义”三方面做一概说外，很能从现实生活中抓些例子大发感想。上至哲学，下至民俗，一网打来当细拣则细拣，当忽略则忽略，读来觉开阔、亲切。本书主题是解字，汉字当然是中心，但更多地抓的还是个“解”字。在赵世民的书中，“解、悟”除觉悟、心得之外，还有“说开去”的那种含义，尽量多说，说得丰富些。所以此“悟语”与彼“物语”不只声似，也有相同的用法。由“悟”字，我也想到了一本书，算是学过本书后的活学活用吧。道家有本书叫《悟真篇》。我曾翻过，原以为是发扬老庄，讲哲学道理的书，看后知大谬，书是以诗词百篇讲说道家炼丹法术的。当时想“觉悟”的“悟”，如改成“物理化学”的“物”似更准确些。此“悟”与彼“物”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没考究过，有待赵世民做一比较。但读过他的文章后还是能感觉到他的“悟”中是有“物”的。这与那些传统的解字文体迥然不同，以“物”而谈“悟”自然要生动得多。
我还是愿意把这本书看成是本有着学术姿态，但更多是谈“物”言“悟”的随笔类的文理作品。我之所以没有说它是文学作品，因为它在讲着一些学术的问题，我又没有说它是学术作品，是因为它的文学性。模糊的理论很盛行了，这样一种文体的运用，许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清晰。
待书出来后，我想一定非常好看，有那种各式各样的甲骨、金文、小篆的描摹，再加上对一些字最原始的解说和最现实的个人化的理解，都使得这部书具有启发性。再没有比能启发人的书更有价值了。文章大概没有做得更细致更简洁些，有待时日来完善吧。
作于1997年。（邹静之，诗人，剧作家，《大唐玄奘》等电影、《康熙微服私访记》等电视剧编剧。）
序（三）
西 川文化落实在纸上，从形式上说，不外乎正文与注释两端：两者相互阐发，相互推动，相互演绎。正文被注释，注释晋升为正文，继而被再次注释。这甚至不仅仅是文字中的工作：社会历史的种种变更，也依循着相似的模式。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在于，正文固定不变——历史论述、诸子百家，乃是民族、国家的精神基础。经秦始皇焚书坑儒，用以对抗遗忘、保存知识的注释，成为中国历代文人的首要工作，不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工作方式都一样，因此，回到正文，也就成为中国特有的文化方向。但由于注释并不等于正文，注释也不可能真正完全回到正文，蕴含在注释行为中的革命乃至颠覆，便一次次把历史带向新的阶段。王莽新政、韩柳古文运动、康有为托古改制，其求变之心昭然可见，只是这求变之心多少要受到正文的限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本世纪（20世纪）初西学东播。然而大的动荡上演过之后，不敢说中国文化完全不会回到注释正文的套路上来。
正文的正文，当然是文字，是思维的细胞，因此文字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传统上被称为训诂，是为小学。这似乎是一门阐发余地不大的学问。事实确也如此，它的震动幅度较之其他知识领域明显小得多。做此学问的人，必须下扎扎实实的功夫，一是一，二是二，说有所本，释有所依，不得丝毫旁迁他骛。这虽是“修身”的好门道，却离心灵远了些，最终修得“无心”的学问。这样的学问做来做去，全在皮毛上打转。由于积数千年之久的中华文明已养出坚硬的语言外壳，要想在这张老牛皮上割开一个口子，撕开一片天地，殊非易事。从好的方面看，这保证了汉语思维的稳定性，保证了我们文化价值的独立性。从坏的方面看，它使我们思维的创造力趋向于饱和，因而冒险精神一天比一天黯淡。如此说来，赵世民先生对他的这本书颇为自负，就可以理解了。他把个人经验、心灵感悟，乃至哲学思考等等引入他的文字学，在中国文化最不易周转、动作的地方周转，动作起来，其意义不言自明。
例如，在解释“必”这个字时，赵世民说他运用了小时候玩弹弓的经验。在开列了许慎、段玉裁、王国维、于省吾、郭沫若、叶玉森等人对此字的解释之后，他引出自己的猜测：
我觉得古字“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分开竹或木等，配上弦，以它的弹力，射出弋；弋沿着一定方向直奔臬（目的）。这几乎就是“必然”“一定”的形象演示了。……先人造“必”字，不一定要表示戈柄（郭沫若）、勺子（王国维）、升（叶玉森）、祀神之室（于省吾）什么的，而是直接表示朝一个方向运动的“一定”之义。（括号内文字为本文作者所加）
赵世民对童年经验的征用颇有点儿像当年顾颉刚在重新辨析上古神话时使用的方法（《古史辨》第一编序）。这种方法为钱穆所坚决反对。他认为近人在创建新的古史观时表现了极端的怀疑论，“应稍加修正”（《国史大纲》第一编第一章）。我不敢妄断世民的结论一定正确，但他的解释令我耳目一新，仿佛使我跨越了时间的阻碍，重返思维的源头。
在解释了“必”的字形与字义之后，世民把笔锋转向一个哲学问题：必然性。他再一次从个人经验出发，以“必”字的“一定”之意，努力理解他自身的生命处境，并从这一处境推论出一年有12个月、一天有12个时辰的内在逻辑：
人在一天中有生命处于最低状态的一个时辰，人在一年中也有一个月是生命低潮。这个周期再扩大就是12年，刚恰12年是一个轮回。那么人出生这一年定是生命力最弱的一年……
世民这样解释必然性，似乎溢出了必然性。每年有四季，每季有三个月，这是常识，但《礼记》中似乎混进了“五行”“五德终始”的思想，偏偏在春夏与秋冬之间多加上一个季夏，这当如何解释？类似的情况在西方亦曾发生。
然而，尽管赵世民在具体的行文中或有疏漏，其文章中随处闪现的光泽较之那种面面俱到的论述文字更值得我们重视。我们不仅可以从他那里分享一份创造的灵感，也能够从他的工作方法中获得启发。就我个人而言，其工作方法中使我感兴趣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他把对于汉字的考古工作重新定位在“物”上，使汉字回到“物”，回到最初的图像。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是他对于“打”字的解释。在现代汉语中，“打”字的用途可谓五花八门：打击、打仗、打篮球、打红旗、打针、打一谜语、打水、打胎、打毛衣、打哈欠、打光棍、打主意、打起精神……我们很难从“击”这个基本意思引申出所有打的用法。在解释“打”这个字时，世民的办法是演示一遍打击钉子的动作，并从这个动作中分析出“举”“发”“击”“入”四个要素，而且又进一步转引出振动、除去、结交、碰撞等内容。其分析的深入程度令我们无法不为之动容。世民使汉字回到“物”，客观上走上了放弃寻求抽象的“真理”，转而寻求具体的“真相”的道路。“真理”与“真相”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词，但在我们这里，长期以来已被割裂为两个概念，使我们在真理面前，时常处于精神的虚妄状态。此外，使汉字回到“物”，也可以被视作对于西方语音中心论的回击。自从有了索绪尔“能指与所指相脱离”的理论，以语音为中心的语言似乎成了唯一科学的语言，似乎只有这种语言才能提供哲学命题、文学方法以及创造的可能性，这导致目下我们深受西方哲学——文学——语言学影响的人文研究始终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现在，我们或可以从“物”的立场，即汉语的立场做一瞭望，当能有所发现。
二、赵世民通过他的工作在个人与古代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或可说开辟出一条小径。通常我们是把古代文化与今天文化之间的关系，视作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今天的文化，作为一个集体概念，固然脱胎于作为集体概念的古代文化，但我们不应该忽略个人对于某一文化的活生生的感受，其实就是这一文化被钩沉出的面貌。有了个人，古代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当代意识形态，就不再是一个雷打不动的东西。文化研究的目的，或注释的目的，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正文的把持，但并非是要回到古代；我们从古人那里借来智慧的火把，为的是举在我们自己手上。既然我们已触及“个人”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也就触及了“我”。本世纪（20世纪）世界性的思想潮流，一直是在消解“我”的存在：“我”，不再是一个可以自信地做出判断的有机体；“我”，成了种种“反我”因素的集合。而在本书中，世民回到了他那个有机的“我”，当然也回到了每一个有机的“我”上。所以，“古人为我写”，在世民身上表现出来。我忽然想到，本书中对汉字的“悟语”，恰恰是“心中的我”（悟）与“语言的我”（语）。
三、在面对文字这一特殊学问时，赵世民动用了他全部的知识手段。他自称对多种学科抱有浓厚的兴趣：除了文字学，尚有音乐、哲学、文学、教育、性学等等。我知道有人反对这种治学方法，吴宓就认为一个人最好在某一有限的领域兢兢业业，以期有所成就，否则就是“胡闹”（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但吴宓看来是倾向于一种硬的学问，即作为学问的学问，而不是软的学问，即作为人的学问，尽管他关心“文学与人生”。赵世民本人则希望把各门学问汇通为一种学问，他视“通”为一种高度、一种风采。在解释“通”这个字时，他借用沈湘的美声理论表达了他对于“通”的热望：
美声就是整身唱，狭义是指在全身放松的基础上，都为歌唱服务，身上的任何部位，都应是共鸣箱。……广义指灵（理性）、心（感情）、身（嗓子）的统一。即深刻的理性溶入丰富的感情透过灵巧的嗓子流出生命的律动。
他并且说道：
人所做事，五行八业，都是求通，但不是人人所能达。有个成语“融会贯通”，说的是得有“会多”才能“通一”。
我宁可把世民修学的方式看作文学家的修学方式，而不是学问家的修学方式。看来他本人也不会反对我的这种看法。本书就是一个好例子：他从单字出发，写成的是一篇篇抒写“性灵”的散文。
在赵世民初试此道时我曾予以怂恿。现在他已经把最初的灵动发展成一种颇具规模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赏。但我不能假装自己是一个文字学家，或自诩了解文字学，我也不知道他的工作方法是否完全适用于这门学问的研究。但从一个更普遍的意义上说，赵世民的工作无疑具有其独立价值，因为这涉及我们应如何从看似铁板一块的古代文化中汲取活力的问题。而要汲取活力，发现我们自己的创造力，我想不能离开两条：一曰有心；二曰热爱。这两条世民是具备的。我甚至认为世民应该把重新解读汉字的工作推向重新注释中国古代文化的正典，让我们读到新的《诗经》《楚辞》，让我们认识不同的老庄孔孟。若果如此，场面就大了。
作于1997年。（西川，本名刘军，诗人。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四）
文 远在当今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日新月异的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却几乎蜕变成一片无人问津的沙漠。当年轻一代全身心陶醉于商贸、电脑、汽车、股票，并为此津津乐道时，积淀千年的文化土壤正从我们脚下迅速地流失。也许，我们每个人还能背得出几篇唐诗宋词，但它们肯定来自童年的回忆。也许，我们仅有的几格书架上还摆放着一本《古代汉语词典》，但那多半是应付中考高考的遗物。也许，我们还会讲老庄、谈孔孟，卖弄一下浅薄的文史知识，可又有谁会否认这些小典故不是来自蔡志忠的漫画呢？呵呵，我们彼此笑笑。因为大家是坐在麦当劳里看《射雕》、论《英雄》的一代。除了随性的娱乐，很多人不再关心什么历史与文化。
前几天，我从赵世民那里将这本书稿借来阅读，一篇篇逻辑严密、文笔生动、充满智慧的文字立刻吸引了我。原来古老的汉字竟然承载着如此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哲学内涵，这是我在以往的学习中从未想到的。赵世民把汉字比作中国文化的基因，从中透露出汉字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与此同时，“基因”一词也向我们表明，汉字不是僵死的文字符号，它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始终焕发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自古以来，专门从事汉字研究的学者已有很多。明清时期，文人阶层崇尚“小学”，其研究核心就是考察古代汉字的字形渊源和初始含义。强大的政治压力使得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于是只好在这方寸之间寻找研究学问的乐趣。有人说，“小学”的兴起标志着中国文化研究的衰退。这种说法固然极端，但它确实反映着一个事实，我们研究文化的范围真的是越变越小了。20世纪，随着现代教育和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和研究模式被彻底打破。人们曾将一切旧有的东西视为腐朽和反动，再也无心翻看尘封已久的典籍册。渐渐地，时代的车轮已经把我们赶向文化危机的边沿。如果稍有不慎，我们引以为豪的精神家园就会变成一片不毛之地。
阅读这部书稿，我始终在思考着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赵世民如此执着地研究汉字？思来想去，答案似乎很简单，那就是他对中囯传统文化的持久兴趣和爱好。二十多年来，赵世民始终把解析汉字作为自己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与许多学者所做研究不同的是，赵世民解字既不是为了考据字形、字义的发展过程，也不是为了挖掘汉字产生的前因后果，他希望探讨的是包容于汉字之内，却又彰显于文字之外的人生哲学和文化精神。在赵世民眼中，小小的汉字已经变成了孕育文化思想的生命体，它的传承与发展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本书收录的赵世民研究的汉字，单从标题来看，每个汉字都表达着一个新颖而明确的立意。赵世民的行文颇具特点，文章的开头总让你感到是顺手拈来，自由展开。其实他早就把由汉字引发的问题融会其中，而我们只有读到文末才能对开头的铺垫恍然大悟。解析文字是全文写作的关键环节，赵世民用简洁的笔法将汉字变迁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尽管他曾为考证某个单字耗费了大量精力，但行文之中却丝毫没有刻意的夸大和卖弄。因为解字的过程固然重要，可它并不是作者研究的核心内容。赵世民要从汉字中挖掘出最为鲜活的哲学思想和文化内涵，单纯的文字解析又怎能满足这样宏大的研究理想？于是，作者充分调动自身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验与汉字的语义相互融通，最终提炼出一种超乎字外的文化解释。也许有人会指责书中的某些联想缺乏确凿的证据，然而归属于人生哲学和精神范畴的重大问题又有哪个能够以实证的方式加以阐释。赵世民喜欢通感，这不但与他自身具有的艺术气质相关，更表现出他对学术自由、文化创新的肯定和崇尚。
这部作品为我们从人生哲学的高度认识和理解中国的古代文字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读本。但愿有心阅读的人不会把它仅仅当作一本消闲小品。如果大家在翻阅之后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我们的生活是何等切近，那么赵世民写作这部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关注历史、拯救文化应该成为21世纪每个中国人刻不容缓的责任。只有将传统文化流失的局面彻底扭转，我们才不至于失去自己的根。赵世民曾经提到自己的一个理想，就是在有生之年编写一本汉语词典。我被这个理想深深感动，并且由衷地盼望它早日得以实现。（文远，本名刘小龙，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自 序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赵世民
一、2002年10月，我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大型文化专题节目《历史长河·文字篇》里，提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以后，这一期节目重播了十多次，但我没来得及展开论述。
说“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因”既是象征，又是象事。
二、“基因”是自然科学里生命科学的概念，人文学科里的汉字学借用“基因”以象征非生命的文化符号，提醒人们重视这样一个文化事实：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粒子和自变因素，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到今天，汉字，这个基因起了基石般的作用。
现在世界上的前沿科学之一是研究人类的基因图谱，但这仅是从生物学的角度。当我们将人类的基因图谱全部排列出来，却说不清人类文化基因的谱系，那离“认识你自己”还差着一半。
我认为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应该探讨人类文化的基因。作为地球上的哺乳动物，人类是唯一用抽象符号系统（语言文字）交流的动物。我坚信，人类的文化系统对人的心理结构甚至生理基础有着深刻的影响。
今天早晨，我在玉渊潭公园遛弯儿，迎面一老太太距我一米处绊了一下，几乎同时，我伸脚出手，出手为了抓住她，伸脚防她万一摔倒有个缓冲。我这一协调的行动根本没走脑子，就是生理反应，条件反射，像手被火燎缩回去的本能。可这助人的行为是反本能的。这纯是文化陶冶的结果。当然汉字这个中国文化基因并不直接作用于我的生理反应，它要经过许多中间环节长时间沉积最后物化成生理“本能”。
反过来，人类的生物性也作用着人的文化选择。为什么英国人的祖先选择了“声字”，而我们中国人的祖先选择了“象字”？这里有没有人种基因差异的结果？为什么肯尼亚的歌舞与印度歌舞、朝鲜歌舞有那么大的差别？除了自然环境的差异，还与三个种群人基因排列顺序不同有关。
我们今天对某个种群人基因的破译，那里也物化着他们的文化传统。同理，我们只有搞清中国文化的基因——汉字，也才能彻底知道中国人的生命基因。“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不是一个准确定义。确切地该这样说：“汉字是中国文化基因的载体。”同样，民间歌舞也是文化基因的载体。
就像生物的基因（脱氧核糖核酸）借宿细胞体，汉字就是细胞，里面寄宿着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国文化的基因要早于汉字，因为是先有了中国人，然后才有了汉字。
三、基因的链条可以认为是无限的。中国文化基因（当然是承载于最早的中国人生命里）之前是什么基因呢？它不可能是凭空出世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人类文化史分为两截，文字产生前是一截，文字产生后是一截，简称字前史和字后史。那么“字”是字后史的起点，所以将“字”称作基因。字后史的文化发展就受“字”这个基因的调控。同理，汉字就调控着中国文化的遗传和变异。
基因工程可以将不同的脱氧核糖核酸在宿体进行酶切连接，构成重组的脱氧核糖核酸分子，然后再转入受体细胞。这样，生命就会呈现出新的姿态。
中国文化也是这样，每个独体字就是不同的脱氧核糖核酸，经过重新组合，就成了一个新的字，这些字又以多种方式排列组合，记载着中国人的言语，形成不同的思想，中国文化就是这样进化的。“象事”是我对汉字造字法的一种概括。（参见本书《象：“象字”四法》）而“汉字是中国文化的基因”这一提法恰好概括了中国文化横向拓展和纵向延续的事实。所以又是象事。
如我上面所说，中国文化基因不可能仅存于汉字中，它还渗透在中国的民间歌舞、民间美术等众多流动或凝固的媒介中。但我可以有把握地说，“汉字是个纲，纲举目张”。只要破解了汉字这个基因，其他基因也就迎刃而解。换句话说，破解汉字是破解其他基因的前提。虽然那些民间歌舞、民间美术等都可能早于汉字产生。
四、这里主要指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汉字。实质上，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阅读中，我们对这些“熟字”很陌生，因为我们不识它的基因图谱，我们熟的只是现在的一个结果。
比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对于王勃这联诗我们都通晓：“只要四海之内还有一个知己朋友，虽然远隔天涯，也好似近在邻居。”
你如果知道其中一个字“存”的全部，再读此联诗，其意境就和原来不同。“存”现在发现最早的字形由“才”和“子”构成。“才”指草木初生，“子”指人的初生。人见幼小总生爱怜之心，所以“存”本义是“牵挂、想念、思恋、恤问”等。
再看这联诗，“存知己”，“有”知己和“思念”知己，诗的意境有天壤之别。正因为相互思念，双方可洞穿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距离，心神相通“若比邻”（详见本书《存：我存故我在》）。
再比如，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孔子《论语》里的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很一般，不就是时常复习所学的功课吗？南怀瑾就说过：“讲良心话，当年老师、家长逼我们读书时，那情形真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苦乎’。孔子如果照这样讲，我才佩服他是圣人，因为他太通达人情世故了。”
别看南怀瑾是大文化学者，还是没有吃透“习”这个字。“习”现在发现最早的字形由鸟的“羽”和“日”构成，表示鸟类学飞，日日不间断。引申来就是实践。“时常照所学所信的道去行动，是非常快乐的。”
我信“音乐能拯救人的灵魂”这句格言，并一生实践音乐，我当然快乐。
我信佛教，我普度众生，我快乐。
这讲的是知行合一。“复习功课”的语境怎能和“知行合一”的深刻相提并论呢？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命题。（详见本书《习：知行合一习孔学》）
再比如，《庄子》里有个最知名的寓言叫《庖丁解牛》：“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从这一段精彩的描述中，我们挑一个“奏”字重识。一般的人解释“奏”是“进刀”，或“运刀”。大部分汉语词书在“奏”的语义中总要列上“推进、进、运刀”的语义，且举的例子都是《庄子·养生主》上面那一段。“奏”现今发现的最早字形，描绘的是祭祀活动，双手奉献，载歌载舞。它引申出“一是演奏乐器，二是聚众跳舞”，但绝不等于后代的奏乐之奏加上跳舞之跳，它的意义是集合众人演奏乐器和聚众合舞，目的是为了祈求神灵福佑或降雨“以获得丰收”。“奏”能沟通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祖先。
知道了“奏”的本义，再重读庄子的寓言，那“奏刀”表现了庖丁用刀解牛就像奏乐，像祭祀活动。注意，文中用的两个象声词“砉”“向”也不是一般的肉离骨的声响，而是像音乐那样动听，要不然后面怎么紧跟着“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经首”是中国古乐名称，“桑林”也是古代（商朝）乐舞名称。奏乐似的解牛是审美的，是有欣赏者的（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可见，对于“奏”字在这段寓言中的理解不同，就划分出一个追求精神自由愉悦的艺术家和一个挥刀宰牛的屠夫。
五、从上面例证可以看出，重识汉字，能使经典重读出“新”意。其实是原有的旧意，只是因为我们对汉字识得不全面，不深刻。而要全面深刻地识别汉字，离不开分析汉字最早的字形。像今天的“习”字还保留了“羽”的半边，“存”字和古“存”字差别就不小，“奏”我们就根本看不出是双手奉献，人戴头饰尾饰跳舞了。
所以，要想弄清汉字——中国文化的基因，就应该从了解汉字最古老的字形开始。就像生物基因工程，首先要调查这一种族的所有谱系，然后才谈得上基因重新整合。
对于汉字而言，最早的字形不仅记录了当时中国人的言语，就这图形本身，它也是字前史中国文化的结晶。因为汉字是“象字”，其造字法是“象形”“象声”“象事”“象征”。每个字形都与当时的自然、社会、思维有一定的对应关系。（详见本书《象：“象字”四法》）所以，分析汉字最早的字形，又是了解字前史中国人对自然、社会、思维认识的桥梁。
汉字浓缩着字前史中国人的科学精华。
比如“时”字，最早的字形是“日”和“之”，后来又加上了“寸”，“日”代表太阳，“之”是“脚步”的象形，“寸”是刻度，合起来那就是“太阳行走的刻度”（详见本书《时：太阳行走的刻度》）。这简直就是时间的定义，古代这样，今天这还是准确的。地球上的人不仍以太阳为时间的参照吗？
比如“思”字，现在看是“田”和“心”，好像说“心田”是管思想的。有人由此断定中国人早先不知思维的器官是大脑。这是他没看“思”的最早字形。“思”的最早字形下面是“心”，上面是“囟”，“囟”是象形字，像头盖骨的汇合处，不信你去医院找一个人头骨标本，你看头顶的纹路和“囟”非常相似。那么，“思”不是指“心田”，而是指头和心的相通。我们祖先的这一认识非常前卫。今天的科学证实，“心”这个器官不仅是人的动力源，它也多少能调控人的情感。我们先人，用“思”这字形，既表思维，又称情感。（参见本书《思：囟与心的相通》）
六、汉字还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积淀，它既是字前史哲学思想的终结，又是字后史哲学思想的起点。
比如“自然”是中国哲学里重要的范畴。而“自然”的哲学思想完全是从“自”引发出来的。“自”的现代字形好像和眼睛有关系。我问过学生，“自”像什么，学生说像眼睛上的一撇眉毛。“自”的甲骨文是鼻子的象形，鼻子是呼吸的外在器官，我们先人认为气是生命之本。而气息一旦受阻，人的生命就会有危险。就是今天，人们试探某个人死没死，还沿袭古老的方式，手放他（她）鼻孔处，看有没有出气。所以，像呼吸一样正常的状态就是“自然”的本意。而“自然”所引发出的多么高深的哲学思想，都是在追求人的一种正常舒服的状态，这也是自己的生命状态，他人无法模仿替代。（参见本书《自：街上流行红头发》）
再比如“道”，算是中国哲学最高的范畴了，除了老子庄子把他们的哲学归为“道”学，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孔子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慧能所创立的禅宗也都强调“道”，尽管三家对道的解释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能统一到一点上，那就是“道”这个字形。“道”由“首”“走”构成。“首”代表面向，有了面向，就得有行动，“走”代表行动。这恰好暗示了目的（面向）与过程（行动）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面之所向，行之所达”，就是道。
老子、孔子、慧能的面向不一，其行动也不同，他们的道当然各不相同。但“面之所向，行之所达”却能解释他们不同的道。（参见本书《道：面之所向，行之所达》）
再比如“仁”字，这也是中国哲学的范畴，“仁”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的学说的依据也来源于“仁”这个字形。
有人解“仁”是“二人”，社会就由两个人以上构成，因此，“仁”说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强调“爱人”是“仁”。
有人解“仁”的右边“二”代表天和地，讲待人要像天地般厚道。
这两种都能解得通。
可我在研究古文字时，发现古文“上”的一种写法就是“ ”，相对称地，“下”的一种写法就是“ ”了，综合考察，“仁”就是“上人”或“人上”了，它指的是人的品德应该追求高尚，或者指高尚人的品德。我们看，“仁”所阐发出的理论，不都是需要人踮着脚往上够的品德吗？而那些成“仁”的人，我们不都尊他们为“高尚的人”吗？（参见本书《比：中国哲学的起点》）
还有，几乎每个构成中国哲学范畴的“字”，其哲学展开，都源于这个字形。
比如“德”“天”“命”“善”“恶”“真”，等等。
七、还有不少汉字，凝聚着字前史先人哲学思辨成果。
比如“默”，表示的是不言语，无声，按说仅一个“黑”字就足以象征，为什么还要加个“犬”呢？谁都知道，狗最爱叫。用善叫的狗去趋近寂静、无言，更能体现出“默”的充实内容。
巧了，从思想上说，“沉默”是由能言善辩的智者提出来；从造字上说，“默”又是由“汪汪”狂叫的狗来象征。“默”是可以说，能说而不出声。一个天生的呆痴再不说话，我们也不会以“沉默”刻画他，如同我们不会说一段木头失明了一样。（参见本书《默：不叫的狗咬人狠》）
再比如，“裸”字由“衣”和“果”构成，“衣”的最早字形像衣服，“果”的最早字形描绘的就是一棵树挂满了果子。按说“果”字本身就能引申出裸露的语义，那为什么还要加个“衣”呢？
我们一般不说动物赤裸，因为动物从来就不穿衣服。那直接表现出人赤裸不是更准确吗？别忘了，人是穿衣服的动物，为了强调人的“裸”，就要表现出人去掉衣服的状况。所以“裸”要由“衣”和“果”构成，前者代表有衣服不穿或穿上衣服脱掉了，后者代表不穿衣服的结果，像果子一样裸露在树上。脱掉衣服才叫裸。
西方有个作家写了本书叫《裸猿》，他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思维方式，说人就是猿。他更多地从动物性的角度写人。但如果懂汉字的人一看书名，就知道这本书写的不是猿猴，而是人。不知是《裸猿》的作者深通汉字的精妙，还是译者深通汉字的精妙。
从“裸”字的创造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先人的思维已经找到了人和动物的外在界限。
再比如，“死”字，最早的字形一边描绘死人的残骨，一边是活人跪下悼念死人。其实死永远是活着的人的问题，人对死的认知不可能是自己的死，而是通过别人的死。“死”字不就表现出我们先人这种思维结果吗？关于“死”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人都一样。今天的我们，对死的感悟也是对近人的悼念所获。（参见本书《死：死是活人的问题》）
再比如，“幸”字，最早的字形像手梏，类似今天的金属手铐，古人是用上等木头做的，先人造的“幸”字恰好是对不幸的描述。人只有头按水里，才知空气的金贵，失去自由的人才认识自由的无价，从而更渴望自由。正是被囚禁的底蕴，赋予了“幸”字的幸存、侥幸、幸免、幸运、幸亏、幸福等解放的深意。（参见本书《幸：人生求幸在枷中》）
通过以上对“默”“裸”“死”“幸”等字分析，我们可以感到，今人和字前史的先人比，在对人的根本问题反思中，今人并没多少进步，或者说，先人的文化基因传到我们这，仍在显现着它的特质。
八、我常听一些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有的仅仅是一些感悟火花。因为中国哲学没有体系。
过去我也觉得此言极是。但当我深入研究汉字后，发现中国哲学的体系隐藏在汉字的体系中。如果你以西方的哲学概念生套我们中国的哲学，那中国哲学当然显得零散，不成体系。可你以汉字体系来装西方哲学，西方哲学同样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其实东西方哲学各成体系，都能满足自身的智性要求。
比如，我从最简单的“人”字说起。一般人都将“人”归为象形字，但我觉得“人”更是一个象征字，“人”通过描绘出一个站立的人（还是侧面），象征着人和动物最重要的区别：人能直立行走。
两个“人”字构成的字虽然简单，两个同向挨着的人是“比”和“从”，两个背向的人是“北”，一正一反的人是“化”。但这四个字“比”“从”“北”“化”却构成了中国哲学隐性体系中的一支。人的认识起点是“比”，而且还就是通过人和人的比较中类推一切，所以“比”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范畴。从人的发展来看，“比”了之后（或同时）就要“从”，学习模仿，这是人掌握生存技能的必经道路。然后就到了“北”的阶段，不服、逆反心理，你说东我偏朝西，极力彰显自己的个性。最后到了“化”的境界，也不绝对地“从”，也不极端地“北”，而是依据自己的生命要求转化各种能量，当然是朝着利于自己的方向。
可见，从“比”到“化”这一过程，就可以写一本厚厚的哲学书，完全由自足的体系网连。（参见本书《比：中国哲学的起点》）
类似“比”系列，你在汉字网络中找准一支字族，都能展现我们先人的哲学体系。
再比如“用”字，最早的字形像木桶，木桶能盛水等东西，当然有用途，以后这个木桶象形就有了一个抽象的“用”意，“甬”是依桶的样子铸的钟，因为中空，共鸣好，后又引申为“甬道”。“通”不过是在“甬”底下加了一个“辵”字，表示钟的声音能传得很远，由此象征“通达”之意。“甬”加了个“疒”字表示因伤病而产生的疼痛，恰好“痛”也是通的，由伤的部位通过神经传达到大脑。“捅”那就是持枪或棍做出“甬”的动作，“拥”，用手（对人等）环成“用”的样子，等等，这不也构筑出一个体系吗？且由形而下到形而上又回到形而下。（参见本书《用：大器厚养方多用》《通：松通空》《痛：痛则通，不通则不痛》）
还有以“寺”为族根的汉字系列“侍”“待”“持”“诗”等等，也可以这样分析。（参见本书《待：待风就是待己》）
我以为中国哲学的体系是隐性的，其实不少汉字承载了两种功能，一种功能就是字的表面语义，它多指向具体，一种功能就是哲学的范畴，经它们经纬线似的网连，将哲学的运思达到自足，而把这些运思的过程和结果全部外化成语言文字，那就是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九、汉字作为中国文化的基因，不仅构筑了隐性的中国哲学体系，也塑造着中国人的心理结构。表面上看，汉字不过是一个符号，指称着对应的事物，但就在这对应背后，还潜伏着中国人的情感、习惯甚至本能。
北京2003年四五月间，“SARS”流行，不少专家都从各自专业的角度探讨了“SARS”迅速扩散的原因，可就是没一个文字学家从字源的角度谈谈教训。
据钟南山院士讲，“SARS”汉语最早名叫“非典型肺炎”。我在2003年2月就听说了这个名词。但我根本就没当回事，反而觉得广东有点煞有介事，小题大做。
因为“肺炎”一词给我的感觉是一种可治并且痊愈很快的病，肺病第一重的是肺癌，其次是肺结核，肺炎不定得排多后呢。“典”这个字的最早形状是双手承奉重要的简册，“典”首先引申出历史上传下来的重要的文件，“典”再加上“型”构成“典型”这个词表示重要的模型或标准类型，具有代表性。“典型肺炎”这个词以前没听说过，一上来就是“非典型肺炎”，我根本没朝“非标准型肺炎”那儿想，马上反应的是“非严重的肺炎”。你想，就是严重肺炎（典型肺炎）很快就好了，那么非严重型肺炎还不就跟得了小感冒似的？
我估计有我这种想法的人在90%以上，包括医生。“典型”这种词在中国人生命里扎根太深，雷锋是助人为乐的典型，罗盛教是舍己救人的典型，刘文彩是地主恶霸的典型，大寨是中国农业的典型，大庆是中国工业的典型，鸠山是日本鬼子的典型，甫志高是叛徒的典型。这么密集的典型沉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一旦前面加一个“非”字，就把“典型”的严重性彻底消解了。
你看，“非典型肺炎”不过就是用它指称一种过去未发现的肺感染，按照“得月忘指”的说法，知道这病就行了，这名称无所谓。但使用汉字的中国却不可能这样，汉字的文化基因在人的心理结构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是用了“非典型肺炎”这个称谓，使人，特别是医生，看轻了这种新型肺部感染。
后来“非典”这个缩词又恐怖起来，这是病人的死亡和病毒的快速传染也传染了这个词，一时间“非典”就等于“死亡”“瘟疫”“世界末日”“大劫难”等恐怖的语词。“非典型肺炎”没引起人们的重视，这是汉字“先天”的遗传，“非典”后来引起人们的恐怖是事件“后天”的努力。
如果一开始将这个病命名为“肺瘟疫”就会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因为根据汉字“瘟疫”的惯性，这种病会死人，并传染厉害。
我倒觉得将“SARS”音译成“杀死”，也会让人重视起来。“肺杀死”和“非典型肺炎”哪个厉害？
看来以后对一种新的疾病的命名，不光是医学专家的事，汉字学家也该介入。
其实我们中国人特别会用汉字对应西方文字和事物。比如，“基因”这个词既是英文gene单词的音译，也是意译。当然，这样的机会不多。但聪明的中国人有时宁可音对得有些错位，也要让译词美一些。他们或许本能地知道汉字这个中国文化基因在中国人心理中起的作用。
比如西方一些国家名字的译法：England译英国，America译美国，France译法国，Deutschland译德国。中国近代学者将汉字中最好的字命名这些国家，“英美法德”，这多少也透露出近代学者对“英美法德”的羡慕和向往，这和当时夜郎自大的清朝皇帝以及皇族的心思可不一样。
表面上“英美法德”只是指称西方四个国家，但这用字的背后，表现出我们对这四个国家的正面评价，一般的中国人见到“英国”“美国”“法国”“德国”这四个国名，本能地就会将“英美法德”这四个字所深含的厚意和这四个国家联系起来。没办法，我们使用了几千年汉字，它的基因已经种进了我们生命里。
十、要想解清每一个汉字，就要给每一个汉字立传，那么寻找最早的字形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随着历史衍化，汉字为了书写方便，从现今的汉字当中有的已经找不到当年的形状。比如“朋友”的“朋”字，现在是两个“月”字构成，两个月跟“朋”有什么关系呢？没关系。在甲骨文中，它是两串贝的象形，这样就好理解“朋”的各种语义了。再比如“必”字，现在的字典多归“心”部，其实“必”和心也没关系，在《说文解字》里，“必”由“弋”和“八”构成，这也就好理解了“必”的“一定”语义的来由。（参见本书《必：射出的弋，泼出的水》）
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汉字研究来讲是一个里程碑：发现了甲骨文，它的意义可以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相媲美。虽说我们在发现的五千个左右甲骨文中破解的才两千左右，但这也足以证明汉字的一脉相承，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同时，也使今天汉字的现代语义有了根源。
我始终认为，汉字的语义不管衍生出多少种，总是和它最早的字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末21世纪初基因科学的突破，又为我们今天研究汉字指出了方向、提供了方法。
我总觉得冥冥中有谁操纵着，恰好让我们在2000年左右显现甲骨文破解基因。其实这个操纵者正是中国文化基因。就像不管春天生在哪儿的大雁，到了秋天，都要南飞（指北半球）。大雁的基因到了那个时候，就在大雁的生命里传达出南飞的指令。
当我解出汉字“必”“打”“家”“活”“风”等字时，总有人怀疑地问我：“怎见得你不是在臆想呢？”现在我可以肯定地回答：我和创造汉字的祖先共有一个基因，当我将这些字还原成动作、物象，我们的想象就与祖先重合了。或者说，汉字，这个中国文化的基因在我的生命里传达指令：先人就是这么想的。
是时候了，大雁要南飞，汉字要解密。中国文化基因的图谱正在排列。
十一、我的自序已经写完了，翻2003年6月30日《北京日报》，有一则新华社的消息：德国科学家证实，人脑先天存在“普遍语法知识”，在此基础上，人类大脑神经系统在学习各种不同语言时能作出相应积极反应。
德国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实验，让八名意大利学生和八名日本学生首先分别学习各自语言的六条语法规则，其中三条是真实存在的，而另三条则是自由编撰的。之后，科学家再给出一系列不同的语句，让这些学生鉴别是否符合刚刚学习的语法规则。
借助于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科学家对被试者在试验中的大脑活动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在被试者大脑处理真实语法规则时，其大脑的语言功能区（布罗卡区）非常活跃，而在处理虚构语法规则时，该区域活动不明显。
这条新闻证实了我以前的猜想：人类的文化基因可以借宿到人的生物基因中，或者说人类的生物基因同时也隐藏着人类文化基因。
如果“语法”能够先天存在于人脑中，那么“语言的造法”会不会也先天存在于人脑中？“语法”是语言的使用规则，“语言的造法”是语言的创造规则。按逻辑推理，创造在使用之先。如果以上都成立，那么“汉字造法”也应该先天存在于中国人脑中。
德国科学家的实验可以再做一次，还是那些人和设备，不过将“语法规则”改成“造字规则”，看看是什么结果。
不过我对德国科学家的研究方法还是有疑问的，因为实验对象是学生，他们已经受过一定时间本民族语言的熏陶和教育，他们的大脑当然会有对真实的敏感。如果是人刚生出来就做这个实验，那时候要得出同样的结论，证明“人脑先天存在普遍语法知识”则更周延。
不管怎么说，人类文化的传递一定有两条路，一条是显现的，通过书籍、图像、音乐、舞蹈、建筑等代代相传；一条是隐蔽的，通过基因代代相传。对于中国人，这个基因当然有汉字的密码了。bǐ○一比比：中国哲学的起点[1]字形① 甲骨文[2]字形② 金文[3]字形③ 古文[4]字形④ 小篆“比”应该是中国哲学第一个范畴。“比”是人认识世界的第一个前提。中国哲学里的所有概念都是在“比”中确定自己的内涵。
我和一个学生玩文字游戏。
我说：不管你说什么词，我都用含有一个固定字的词对上。
他说：是吗？那我就先说游戏。
我说：比赛。有的游戏就得见高低。
他说：古筝。我这是乐器。
我说：比竹。这也是古代乐器，庄子说：人籁是比竹。类似今天的笙。有比这个字吧？
他说：人头攒动。人多得挤在一块。
我说：鳞次栉比。形容房子排列密集。
他说：分裂。
我说：周比。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还有比吧？
他说：远亲。
我说：比邻。王勃有句名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海内我[5]思念我的哥们儿，哪怕他在天涯，也像是我邻居。
他说：结党营私。
我说：朋比为奸。
他说：乾卦。我这可是《易经》里的第一卦。
我说：比卦。我这是《易经》里的第八卦，有互相辅助、顺从的品性。
他说：独角犀。陆上珍稀动物。
我说：比目鱼。海里常见动物。
他说：象征。艺术的一种手法。
我说：比喻。文学的一种手法。
他说：统一。
我说：对比。
他说：真没意思，我说什么你都能拿比对。
我说：比较有趣，你再说下去我就没比了。
以上是我虚拟的，就是“比如”这样。我不过是想说“比”字的用途多，比如我字典似的排比“比”的三十七种语义，没人会看到这里。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我们说的所有的词，“比”都潜在对应着。我们说“美”对比着“丑”，“快”对比着“慢”，说“跑”对比着“走”而言，说“石头”对比着“沙土”。甭管什么词类，说出一个，总是在“比”着另一个或一群。“我”比着“你”“他”。“人”比着“物”。
汉字“比”古今字形变化不大，都是两个人挨着。只是古文“比”是两个“大”字并列，“大”的甲骨文也是人的象形，像人伸平手臂叉开腿站立。[6]
许慎说：“比，密也。”这是“比”的本义，两人挤一块，当然很亲密了。于是又引申出辅佐，相互配合的意思。上文举的“比卦”是这意思。《乐记》里“比音为乐”也是这个意思。
两个挨一块，还有比较、对比，比赛、攀比的象征义，我觉得“比”的这种语义更普遍深刻。
顺便说一下“仁”。
我过去以为是“人”和“二”构成了“仁”，象征人与人之间应该友善相处。许慎说：“仁，亲也。”徐铉注说：“仁者，兼爱，故从[7]二。”
等我现在研究“比”，觉得以前的认识有问题。“比”最早的字形就是并列两个“人”，比“二”“人”还要直观。所以“仁”里的“二”不是数字的“二”。
我又翻《说文解字》，发现“上”的最早字形写成“二”，比如[8]“帝”字就从“二”（上）。我猜想“仁”里的“二”也是“上”。这样“仁”就象征着“上等之人”或“人的高尚”品德。
再回来说“比”的普遍意义。
我认为“比”应该是中国哲学第一个范畴。“比”是人认识世界的第一个前提。中国哲学里的所有概念都是在“比”中确定自己的内涵。“美”对比着“丑”，“善”对比着“恶”，“真”对比着“假”。
那么认识的第一个前提为什么非是两个人？用一人一物不是比差更大吗？
其实用两个并列的人来象征“比”恰巧体现了人的认识的逻辑起点。
人类发展史上不可能最先诞生一个孤零零的人，因为早先人类的认识发生只能是猜想了。但我们可以从现在个体人诞生到认识发展的过程来寻找这个逻辑起点。
人刚生下来，不能区分自己与物，自己与他人的界限，这是一个混沌过程。什么时候才有了这种分界呢？那一定是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和他人不一样的时候，这时好像突然能分清了自己和物的界限。也就是说，人比人才是自我意识的起点。
别人我不敢说，回想我意识的起点，那是我小姨要把我从窗口扔下。我首先对我小姨有了印象，可我不是那天才被她抱的，她看（kān）我已经半年了，可在扔我之前，我就是不知道她的存在。还有，窗台、窗外的景色也早早就在我眼前晃过，可扔我以前我就根本不知道。甚至小姨扔我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由此可以推断，没有小姨这个“她”，就没有我这个“我”。在两个人的对比中，个体的人才可能产生自我意识。
离开人的群体环境，将一个刚出生的人扔在自然环境里，那他永远都不可能有自我意识。在印度辛格发现的“狼孩”，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狼孩”早先是人类的婴儿，被狼劫去，同化在狼的氛围里，像狼一样吃食和嚎叫，哪怕长到正常人有自我意识有言语能力的年龄，他仍然不知道自己是人，除了长个人样，从里到外，都渗透着狼性。
是我今天的附会，还是古人有先知先觉，两个人的“比”字形象地展示了人的认识通过对比来发展，而对比离不开人与人的关系。
再回想我自我意识的发展与成熟，与我长兄有直接关系。面对这另一个人，我会不断地有疑问：为什么他是兄我是弟？为什么他想的和我想的不一样？他为什么要打我？怎样才能阻止他打我？为什么他胆比我胆大？为什么他手比我手巧？我怎样才能超过他？……
就这样在和长兄的对比攀比中，我的自我意识逐渐成熟。
我将“比”列为中国哲学第一个范畴，除了它是人自我意识发展的前提外，“比”还是人生存的基本状态。
反省我的成长经历，“比”是我生活的动力。开始，我只想比我哥穿得好，吃得好。在幼儿园，我总想比别的小朋友拍皮球次数多，吃包子比别人快。演节目时，大人说我唱得声最大，我就能高兴一个礼拜。上小学我和别人比考试谁分高，我要比班里其他男生更早加入红小兵。
上中学时，我好篮球。练了一段时间，老师通过关系给我送到海淀体校，教练碍于面子先让我跟队练着。但我的水平比其他球员差太多了。三天之后，教练告诉我：明天不用来了，自己在家练吧！
我老师不甘心，带我考北京青年队，教练测完我之后说：要不他个再高两厘米，要不他再小两岁，我们就要。
我回去后心不甘，每晚自己摸黑苦练，运球传球投球。心里较着劲，想比过海淀体校，让北京青年队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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