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水香、陈庆元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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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与中医学试读：
总主编简介
陈可冀（1930—），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医大师，教授，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受聘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1978—2009）。现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及终身研究员，国家卫生计生委科技创新战略顾问，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顾问委员会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专家顾问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荣誉委员，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专家委员会资深委员，国家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衰老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为中国文化书院导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在心血管病医疗研究、老年医学及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系列贡献，先后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立夫中医药学术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奖项。
《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总序
中医学与天文学、算学和农学，是中国先人独自创造的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四大核心学科（卢嘉锡，路甬祥《中国古代科学史纲·序》），但作为一门与生命、健康相关的自然学科，又有极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字原指笔画或色彩交杂（《说文解字注·文部》），后指事物之间的错综关系，所谓“物相杂，故曰文”（《周易·系辞上》）。《周易·贲（bì）卦》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论，此处的人文与天文相对，指诗书礼乐等技艺及修养。圣人通过观察天象能了解四季时序的变化，通过礼仪规范教育以感化民众的手段治理天下。可见“文化”在古汉语中曾是“人文化成”一语的缩写。作为名词，“文化”二字连用最早见于西汉经学家刘向（约前77—前6）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此时的“文化”，有“文治加教化”之意。现代所谓的“文化”，内容较宽泛，指人类从原始进化到文明所取得的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的成就，当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丛书所指的中华文化既包括传统概念，也涵盖现代意蕴。
中医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它既源于历代的医疗实践，也和数千年中华文化血脉相连。古人有“上医医国”（《国语·晋语》）和“不为宰相，则为良医”（《宋史·崔与之传》）之说。在浩如烟海的文史典籍中，包含了大量的中医药文明成果；在卷帙浩繁的中医药文献中，蕴藏了丰厚的中华文化精髓。如《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周易·既济·象》中的“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等，在中医药学中则体现了生命观——积极主动、防范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自然观——天人相应、顺势而为。《孟子·公孙丑上》中的“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善养吾浩然之气”，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正气观——立命修身、调养正气。《礼记·中庸》中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中医药学中体现为治学观——博学审问、慎思笃行。“胸次岂无医国策，囊中幸有活人方”（陆游《小疾偶书》）及“万金不换囊中术，上医元自能医国”（辛弃疾《菩萨蛮·赠张医道服为别，且令馈河豚》）的著名诗句，表达了儒医相通的人生观——精忠报国、利济众生。另如贾谊《新书·胎教》之论孕期卫生，《礼记·月令》及《汉书·王莽传》关于尸解之阐述，《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男女同姓（指同族婚配），其生不蕃”之谈优生，《逸周书·王会解》及《汉书·平帝纪》关于医疗设施之草创，《诗经》及《山海经》关于本草药石之认识，均可印证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医学问之种种关联。当然，中医学吸取了传统文化中的基因但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扬弃和发挥，前者如对割股疗亲的批析，后者如医家五行生克理论中的补（肾）火生（脾）土的应用。类似的生动实例还可列举出很多。
1992年，陈可冀教授主编了国内外首套《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对从儒学、道学、佛学、甲骨文、周易、文物考古、兵学、古典文学、民俗学、饮食医养和象数等文化视角来诠释和探讨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之奥秘，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汤一介先生等的赞赏，成为在这一方面研究的系列著作。时隔20余年，回首再看这套丛书，感觉仍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们萌生了将本套丛书修订后再版的愿望。几经周折，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此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此次修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已出版的11个分册在内容上加以增订或改写，由于部分原作者已过世、老迈和生病等诸种原因无法承担修订工作，因此增邀了部分作者；二是将原丛书扩充至15个分册，增加了敦煌文化、古典艺术、典籍文化、武术等4个方面的论述，基本囊括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希望通过从不同角度探隐溯源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之间的联系，力争在整理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让大家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与中医药学的内在关系，较全面地认识中华文化对中医药学发展的重大影响。
新修订的《中华文化与中医学丛书》共分为《儒家文化与中医学》《道家文化与中医学》《佛学与中医学》《甲骨文化与中医学》《周易文化与中医学》《文物考古与中医学》《民俗文化与中医学》《饮食文化与中医学》《古典文学与中医学》《象数与中医学》《兵学与中医学》《敦煌文化与中医学》《古典艺术与中医学》《典籍文化与中医学》《武术与中医学》等15个分册。本套丛书既独立成册，又相互包容，在各自表达中医药与中华文化的一个方向或主题的基础上，通过中华文化这条主线，将各分册中的主题思想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如《易经》虽独具体系，但与儒学、道学和象数的关系也很密切。又如甲骨文、敦煌文化虽独立成书，但也与文物、典籍等有较大的关联性。
当年，为使本丛书臻于完善，特请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著名宗教学家赵朴初教授、著名中国文化学家汤一介教授及著名中医学家董建华、裘沛然、耿鉴庭、邓铁涛和俞长荣教授俯任顾问，赵朴初先生还特为本丛书题写了书名。此次修订和增补过程中，也较广泛征求了多位名家意见，以期不断提升书稿的编写质量。
大国之兴，文化先行，国家强则中医药学盛。我们衷心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续编和再版，能够起到推陈致新和继往开来的作用，对开创中华文化与中医学研究的新局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是以为序。陈可冀 李良松 林 殷2017年3月6日于北京第一章绪论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古代社会，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百花园中，古典文学和中医学这两朵奇葩尤为艳丽，引人注目。
古典文学是传统文化中所占比重最大、流传最广、影响深远的一部分。两千多年的古代文学史上，产生过一大批伟大的作家和诗人，涌现出了无数优秀的作品。《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这一座座丰碑，展示了中华民族杰出的文学创作才能；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曹雪芹，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作为中国人，有谁不会吟诵几首古典诗词，有谁不能说出一串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故事？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另一项伟大的创造。在古代的自然科学技术中，中医学一枝独秀，成就最高。中医不仅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同时拥有比较完善的诊疗技术和丰富的方药，为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维护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这些名医，也是妇孺皆知，深受人们尊崇的历史人物。
古典文学和中医学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相互影响，两者的实践主体文学家与医学家也相互渗透，由此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本书的编写目的，就是想探讨一下这些现象及其产生的背景和原因。第一节涉及中医药的古典文学作品
涉及中医药的古典文学作品，是指那些创作内容或形式涉及中医药知识的古典文学作品，我们简称之为“涉医文学”。它既包括以中医药为题材或内容中包含中医药知识的作品，还包括用中医药名词术语为语汇创作的药名诗文等。
古典文学涉医的起源很早，我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就已有不少篇章涉及中医药。此后涉医文学创作不断发展，历久不衰，不仅一般作家从事涉医文学的创作，历史上许多著名文学家如杜甫、白居易、柳宗元、苏轼、陆游、蒲松龄、曹雪芹等，也都曾将他们的笔触伸向这一领域。诗词、散文、笔记、小说、戏曲，几乎古典文学的各类体裁都有一批涉及中医药的作品；反过来，中医学的各类知识包括医理、临床疾病诊疗、方药，乃至针灸、养生、医史人物事件等，也都在古典文学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如果根据性质来划分，古代的涉医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专以中医药为题材的作品。它们把中医药知识或与医药有关的人物事件作为创作的对象，或是记述疾病医疗的情况，或是表现方药养生的功效，或是描写医林人物的生平事迹。从体裁上看，这类作品以诗赋、散文、笔记和传记居多。
第二类是在描写中涉及一些中医药内容的作品。中医药知识作为情节或细节进入这类作品，构成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这类作品主要是一些叙事性的戏曲、小说。
第三类是借助中医药作为比兴形象、抒情对象或说理工具的抒情诗、说理散文和寓言故事等。这类作品中的医药内容，是文学家思想情感的载体、取喻设论的对象。
第四类是以中医药专业名词术语为语汇创作的药名诗文、穴名诗等。这类作品数量不多，但在涉医文学中独具特色。在前三类作品中，中医药都是文学表现的内容，唯有这类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涉及中医药，它典型地反映出中医学对古典文学的渗透和影响。
涉医文学是古典文学与中医学交融的产物。它不仅是我国的一份宝贵文学遗产，也是一份珍贵的医学遗产。历史上许多优秀的涉医作品，既有医学认识价值，又能给人以艺术上的美感受，让人们在欣赏之余，同时获得医药学知识。当然，不同的作品，它们的医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也各不相同。有的文笔生动优美，艺术性较高，但所包含的医药知识不多；有的则侧重于医药描写，艺术性稍差一些。如果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上述四类作品的价值是大不一样的。
以中医药为题材创作的作品，作者的立意或是为中医药知识写照传真，或是为弘扬医药之道，虚构的成分和夸张的色彩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相对来说少一些，因此这类作品中所写的医药一般较有科学性，从中可以挖掘整理出许多有价值的医药资料，值得中医学界重视。尤其是历代笔记、医家传记中，更蕴藏十分丰富的医药资料。
故事情节或细节涉及中医药的戏曲和小说，其中的医药内容与作品中的其他内容一样，也是虚构的。但文学的虚构并非子虚乌有的编造，而是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因此戏曲、小说中的医家形象，虽不是真人真事，却可以从生活中找到原型依据；戏曲、小说中的医方医案描写，也多来源于人们的医学实践，符合医理。这些内容对于人们认识中医学的面貌及其精神实质，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第一类作品。例如《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描绘的医家，就很有典型的意义。从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清晰而深刻地认识到医生在封建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弥补阅读医家传记的不足。
第三类作品，即那些借助中医药作为比兴形象、抒情对象或说理工具的抒情诗、说理散文和寓言故事，则情况比较复杂，其医药内容的科学性和价值很难一概而论。一般说来，以中医药作为比兴形象和抒情对象的抒情诗，其医学价值比较小，有些则几乎没有什么医学价值；而以中医药为说理工具的说理散文、寓言故事，作者的用意虽在说明事理，但文中对医药的描写往往比较多，有的还相当真实详尽，对人们求医问药、诊疾治病有一定的认识启发作用。
至于药名诗文和穴名诗，虽然也涉及中医药，但只是将它作为创作的表现形式，因此这类作品几乎没有医学价值。
中国古典文学从诞生伊始，就与中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涉医文学作品数量之多难以胜计。考察一下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古典文学反映中医药，经历了一个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作品的医药内容和表现手法，也由早期比较单一，逐渐变得丰富多彩。《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首。在这部早期的诗集中，就已经有不少篇章涉及中医药特别是药用植物。有人做过统计，《诗经》全书提到的各类病名有十五种，涉及的药用植物多达二百多种。在《诗经》里，医药主要是作为比兴的形象进入诗歌的。例如下面这首《唐风·椒聊》，就用了药用植物“椒”来作比：
椒聊之实，蕃衍盈升。
彼其之子，硕大无朋。
椒聊且，远条且。
椒聊之实，蕃衍盈匊。
彼其之子，硕大且笃。
椒聊且，远条且。
诗中写到的“椒”即花椒，又称山椒，中医以其果皮入药，有温中止痛、燥湿杀虫之功。由于花椒结籽很多（所谓“聊”，即草木结籽或果实成串的意思），诗人在这首诗中用它来比喻妇人多子；又因为花椒有芳香之气，诗中又用它来比喻妇人之美。
以药用植物起兴，在《诗经》中更为常见，下面是诗歌《王风·中谷有蓷》中的第一节：
中谷有蓷，暵其干矣。
有女仳离，嘅其叹矣。
嘅其叹矣，遇人之艰难矣！
这是一首弃妇诗，全诗共三节，写一位妇女无故被丈夫抛弃，满腔悲愤而无处申诉。诗歌每一节开头两句都用中药“蓷”（即“益母草”）来起兴：弃妇看到山谷中生长的益母草，无奈地被水浸湿又晒干，晒干了又泡湿，由此联想到自己流离失所（“仳离”）的悲惨遭遇，引发了无尽的伤心和慨叹。
类似这样以药用植物比兴的例子，在《诗经》里比比皆是。《诗经》的大部分诗篇是民歌，它们的创作者也就是劳动者。这些民间诗人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写诗时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以药用植物来作比起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许还是中草药的采集和应用者，同为民歌的《周南·芣苢》描绘采药劳动的生动场景，显然系采药者所创作，可以证明早期的民歌作者中确有中草药的采集者，他们写诗时以药用植物作比起兴，更是十分自然的。
继《诗经》之后产生的《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另一部著名的诗集。与以北方民歌为主体的《诗经》不同，《楚辞》生发于南方的楚国。楚国地处南方沅湘流域，那里不仅山青水碧、景物秀丽，同时还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流传着许多动人的古史传说和神话故事。由秀美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悠久而带有蛮野风味的文化共同催发出来的《楚辞》，其艺术形象明丽生动，想象丰富奇幻，语言瑰丽多彩，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楚辞》中的大部分作品为伟大诗人屈原所作，其代表作是被后人誉为“逸响千古”的长篇抒情诗《离骚》。与《诗经》一样，《楚辞》也大量采用了药用植物入诗比兴。但是《楚辞》运用比兴，有它自己的特点。王逸《离骚序》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馋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段话说明《楚辞》比兴的形象比《诗经》更丰富，同时也说明《楚辞》中的禽鸟草木不再只是简单的比喻，还带有象征的作用，例如《离骚》的这一段描写：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
诗人用兰花蕙草的高洁与芬芳，来象征自己高尚纯洁的品格。与此相反，他把无耻小人比拟为萧艾之类的臭草恶木：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
除了作为象征物外，《楚辞》还常以药用植物来塑造人物形象，如《山鬼》这首诗是这样来描绘“山鬼”形象的：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这个“山鬼”披着薜荔、石兰做的衣裳，佩着女萝、杜衡结的腰带，坐的车上点缀着辛夷花，飘扬着结挂桂花的旗帜……形象是何等的美艳！这类形象，在《楚辞》中随处可见。由此可以看出，《楚辞》以药用植物入诗，已不仅是简单的比兴，而是用它们来构成审美的意象，增强诗歌的艺术魅力。上面所引的几段诗句中写到的兰、蕙、辛夷、揭车、杜衡、芷、萧、艾、薜荔、桂、石兰等，都是药用植物。
以《诗经》《楚辞》为代表的先秦文学，很少有专门以医药为题材的作品，这一时期文学涉及医药，还处在初步阶段。不过这两部诗集中有关药物和疾病的记载，仍可供人们参考。孔子说过，读《诗经》可以帮助人们“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的“草木”有不少也是药物，识草木即有益于识药物。旧时的中药店门口有这样一副对联：细考虫鱼笺《尔雅》，广收草木续《离骚》。可见人们也早已认识到《离骚》包含有丰富的药物学资料。
汉代统治文坛的文学样式是汉赋，也称古赋或大赋，梁代钟嵘《诗品·序》说：“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汉赋兴盛一时，竟取代了诗歌。
汉赋的兴盛是汉代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刘邦统一天下，建立了汉王朝。汉初的统治者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巩固封建国家制度。经过不断的开拓和建设，汉的疆域逐渐扩大，经济文化有了很大发展。在这种封建大一统和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背景下，汉赋应运而生。汉赋的内容多是描写封建王朝的都邑宫廷园林建筑景观和帝王的骄奢生活，讴歌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的赫赫声威和事功，题材壮阔，气势宏大；创作方法上，多用夸饰的手法，骈偶对称的句式，极力铺排各类事物，形成了铺张扬厉、辞藻繁丽的艺术特征。
汉赋涉及的生活面不广，中医药在汉赋中反映不多。不过在一些描写都邑园林景观的作品中，作者往往极力铺排其中的各类草木虫鱼、动植矿物。这些事物，多半也都是药物，它们成为赋作中不可缺少的铺排板块。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张衡的《西京赋》和《南都赋》，都有大段此类的描写。例如《子虚赋》描写楚国云梦泽的壮丽景观时就写道：“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芎菖蒲，茳蓠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庵闾轩于……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楂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猿蠼蝚，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犴，兕象野犀，穷奇獌狿。”作者在这段文字中铺叙的许多动植物，大多就是药物。晋代左思作《三都赋》，亦属汉赋体式，其中描述各类动植矿物更为丰富。如《蜀都赋》有一段写：“百药灌丛，寒卉冬馥。异类众夥，于何不育？其中则有青珠黄环、碧砮芒硝。或丰绿荑，或蕃丹椒。麋芜布濩于中阿，风连莚蔓于兰皋。红葩紫饰，柯叶渐苞，敷蕊葳蕤，落英飘摇。神农是尝，卢跗是料。芳追气邪，味蠲疠痟。”直接描绘了蜀都药物的丰盛。
汉赋中最引人注目的涉医作品是枚乘的《七发》。这篇问答体的散赋，假托楚太子有病，一位吴客前去探问。吴客指出楚太子病是由于生活奢靡放逸所致，非药石所能治疗，必须改变志趣和生活方式，于是他向太子陈述了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和“要言妙道”七事，终于使太子幡然醒悟，“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文章客观上揭露了封建贵族奢侈腐朽的生活，从医学角度看，文中关于不健康的精神和生活方式是致病之因的观点，反映了古人对病因的一种科学认识；吴客用心理疏导来治疗楚太子的病，也是中医学较早的一则有关心理治疗的记载。
汉代涉医文学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司马迁《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篇医家传记，详尽地记载了扁鹊和淳于意两位名医的生平事迹和医学成就。这篇文章不仅是研究医学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医家传记创作也有深远的影响。中医医案的叙事性写作方式，显然也受到了这篇文章中的“诊籍”的启发。
到了魏晋南北朝，涉医文学出现了较大发展。先秦两汉文学反映医药，基本上处于初步的无意识的阶段，而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况有了改变，文学家们开始自觉地将中医药纳入文学创作的视野，涉医文学的内容和体裁都有了较大的扩展。
魏晋以来，由于社会动荡，政治环境险恶，文人士大夫纷纷逃避现实，到老庄的虚无思想中去寻找精神的寄托和安慰。以老庄思想为主体糅合儒家经义的玄学因此兴盛一时。这种情况到了南渡后更明显，“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宋书·谢灵运传论》）。当时的文人热衷于虚无玄远的清谈，精神上力求超脱世俗，可是另一方面又极力追求侈糜的人生享受，与此相伴随的是养生服食、求寿求仙之风盛行。服食的药物主要是五石散（又名寒食散），由钟乳石、紫石英、白石英、硫黄和赤石脂等五种矿物药所成。服食者认为它可以治百病，保精气，颐性养寿，甚至以此为风雅之举。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如阮籍、嵇康、陶渊明等都参与服食。名士出身的医家葛洪、皇甫谧等，同样醉心于此道。嵇含甚至专门写过一篇《寒食散赋》，用文学语言来宣扬它的功效：“伟斯药之入神，建殊功于今世；起孩孺于重困，还精爽于既继。”说得神乎其神。到了后来，有些草木药物也逐渐成为服食的对象。服食必然要通晓一些药理药性，有时还得亲手采制药物，“登岳采玉芝，涉涧将六草”（郭璞《游仙诗》）。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最早的一批采药诗，如晋代庾阐的《采药诗》、刘宋鲍照的《遇铜山掘黄精》、梁代江淹的《采石上菖蒲》和吴均的《采药大布山》等。这类诗歌写的是采药，但透出的却是放浪形骸，求寿求仙的气息。与服食养生之风相伴而生的还有一批养生诗歌，如晋代郭璞的《游仙诗》、嵇康的《秋胡行》、应璩的《三叟》、嵇绍的《赠石季伦》等，都从不同侧面宣扬了养生之道。
咏物赋赞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的文人争相以各类事物为吟咏对象，借以寄寓人生的感慨，或抒发柔靡的情思，其中尤以吟咏草木者居多。本来魏晋人服食以五石散等矿物药为主，他们相信金石性坚，能够久存，服后人的性命也可以像金石一样坚固。但他们同时又认为草木翠绿葱茏，有蓬勃的生命力，十分符合心目中所崇尚的生道和自然。因此尽管他们少服草木药，却仍极力推崇和赞颂它们。延及南朝，草木药物的养生功用更多地被认识和开发，于是吟咏草木药物的作品更是大兴。这类作品如晋代傅咸的《款冬花赋并序》、孙楚的《茱萸赋》，刘宋王微的《茯苓赞》《禹余粮赞》《黄连赞》和梁代江淹的《草木颂十五首》等。至于一般吟咏草木的赋赞，更是难以胜计。这些作品文笔华美妍丽，主要在借物抒情，标示文人的风雅清逸，但对药物的形态、特性和功用等，也多少做了一些描述，如王微《黄连赞》说：“黄连味苦，左右相因。断凉涤暑，阐命轻身。”江淹《草木颂十五首》写藿香：“桂以过烈，麝以太芬。摧沮天寿，夭折人文。讵及藿香，微馥微薰。摄灵百仞，养气青雰。”点明了黄连和藿香的气味及功用。
在形式主义诗风和药物学发展的共同催发下，南朝时期开始出现了以中药名、腧穴名作为语汇创作的药名诗和穴名诗。这说明了中医学不仅影响到古典文学创作的内容，也开始影响到它的表现形式了。
涉医文学在唐宋进入了全盛期。唐宋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中医学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当时文人学医的风气很盛，许多文学家还积极参与医学实践，像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陆游等著名诗人，都兼擅医药。文学家学医知医，重视医学，自然促进了涉医文学的发展。唐宋两代文学作品以诗词数量最多、成就最高，涉医文学也以诗词为主。这一时期的涉医诗词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题材和内容继续扩大，出现了大量的咏药诗和描写疾病医疗的诗词。唐宋的咏药诗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咏药赋赞不同，大多直接描写药物的产地、性味、功用等，医学认识价值较高；有关疾病医疗方面的诗词，或是描绘疾病衰老的症状和体验，或是表现医药的神奇和医生医术的高超，用诗歌的语言形象地反映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和诊疗技术。二是把医药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使涉医诗词的主题和社会意义更加深刻。在“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语）的现实主义精神指引下，一些涉医诗词开始把目光投向与医药有关的社会生活现象，例如描写处于社会底层的游医和药工的生活，反映战争中伤残者的痛苦和不幸等，表现了诗人对医药劳动者和疾病伤残者的关心和同情。
唐宋涉医文学的另一个重要成就表现在散文方面。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柔靡浮艳、追求形式主义的文风，大力提倡“文以载道”的思想，主张写文章在思想上回归到古代的儒家，文体上学习质朴明畅的先秦散体文。以他们为代表的唐宋散文家对这些文学主张身体力行，将散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在“文以载道”思想影响下，唐宋涉医散文出现了一个重要内容，即借助医药知识来阐述社会人生的事理。利用医药作为隐喻说理的工具，这种创作手法可以追溯到先秦诸子散文，例如《庄子·逍遥游》就有一则“不龟手之药”的医药寓言。不过唐宋文学家的涉医说理散文和寓言故事，则内容更加丰富，主题也更深刻、更具现实意义，其中包含的医学道理也很有参考价值。
笔记涉及的医药内容最广泛、最丰富。它以纪实的方式记录了大量的方药、医案和医林人物的事迹、医药趣闻轶事等，在所有涉医文学中堪称医学价值最高的一类。古代笔记创作起源于唐代，兴盛于宋代。唐宋笔记已大量涉及医药，如宋代洪迈的《夷坚志》、苏轼的《东坡志林》、沈括的《梦溪笔谈》等著作，都是记录医药资料十分丰富的笔记作品。
元明清三代，古典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戏曲和小说，涉医文学的发展也主要体现在戏曲和小说创作中。
古代戏曲分杂剧和南戏两类。它们都起源于宋代，但杂剧的真正成熟期在元代。南戏原是流行于南方的民间戏曲，元代后期受到来自北方的杂剧的影响和刺激，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学形式，称为传奇。到了明代，南戏的创作达到高峰，与杂剧一起成为中国古代戏曲的两朵奇葩。
古代戏曲反映中医学的内容总的来说不多，最值得重视的涉医戏曲作品要数元代著名剧作家关汉卿创作的杂剧《窦娥冤》和明代无名氏的传奇《王瑞兰闺怨拜月亭》（又名《幽闺记》）。这两部作品各塑造了一个反面医生的形象。前者写的是一个企图谋财害命的恶医卢医生，后者则写了一个姓翁的庸医。关汉卿笔下的医生，是中国戏剧史上的第一个医生形象。至于其他一些戏曲作品中的医药内容，则多半只作为剧情的细节，比如剧中人物的疾病医疗情况等。
小说涉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小说萌芽的魏晋时期，例如晋代葛洪编著的《神仙传》一书，描写东汉董奉“为人治病不取钱”，遍植杏林，以杏易粮赈济百姓的故事，就可以看作是一篇生动的涉医短篇小说。不过早期的小说写到医药时，常与神怪道仙相涉，内容荒诞夸张。到了明清时期，中医药内容才在小说中得到了丰富而真实的反映。这一时期，以著名的四大古典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小说相继问世。这些作品描写的生活面广，故事情节曲折复杂，人物形象众多，因而包含了更丰富的医药内容。以被人们称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为例，有人做过粗略统计，发现这部作品中涉及医药卫生的描写有近三百处，字数多达五万余字。其中写到各类医疗人员有十四人，疾病一百一十多种，方剂四十五首，药物一百二十多种，较完整的病案十四例。如此丰富的医药内容是历代文学作品中未曾有过的。其他一些明清小说如《金瓶梅》《醒世姻缘传》和《镜花缘》等，也都有大量的医药内容。明清小说中的医药内容，主要是作为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以故事情节或细节的形式出现的。将完整的病案写入文学作品，是明清小说的一大特色，它使医药知识与人物故事完美地结合起来，集中体现了中医理法方药的神韵。这一创举标志着古典文学与中医学的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二节中医学与古典文学的相互影响
中医学和古典文学都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精华。虽然前者属于自然科学，后者属于人文科学，体系不同，社会作用各异，各自遵循着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但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统一背景下，两者之间长期相互影响。这种影响无论是对中医学还是对古典文学，都提供了一些有利各自发展的因素。
中医学对古典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古典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找到中医学渗透的痕迹。
中医学影响古典文学的最重要表现，是它为古典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开拓了古典文学题材的领域。在古代，中医学是一门比较发达的学问，又是一门很实用的技术，社会影响很大。它不仅在人们防病治病、养生保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中华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还广泛地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心理、行为和习俗。人们即使不生病，不求医问药，平时的衣食住行也免不了要同中医药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以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饮食为例，由于药食同源，许多食物同时也有药用功效，因此人们在品尝食物的美味时，往往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到它们的药用价值，区分它们的寒热温凉之性；有时则刻意在饮食中再添加适当的药物，用以滋体强身或祛邪治病。一个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中国人，大都懂得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性味合适的食物，以免以热益热、以寒增寒。
中医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高度融合，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文学来源于生活，又反映生活，每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描写的对象。中医药既然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然会进入文学家的视野，在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医学的内容很丰富，医家的医学活动、疾病卫生的状况、医方药物的奇功神效、养生保健的方法，都是中医学为古典文学提供的常见素材。在这些创作素材中，有些带有明显的民族和时代特征。例如古典文学中有大量的咏药诗赋，以中药为吟咏的对象。在这类作品中，诗人们用生动优美的笔触，描绘各种药物的形态、色泽、性味、功用，礼赞它们为人类健康长寿所做的贡献，有时还把它们作为美好事物的象征或思想感情的寄托。而在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中，就很少见到类似的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也少有这类作品，这是由于体裁及其他方面的原因而不是题材的限制），这与中药的特殊性有密切关系。中药绝大多数为天然药物，来自大自然。这些药物特别是其中的植物类药物，有的生性奇特，有的形态可人，有的色泽艳丽，有的气味芬香，除了有祛病强身之功外，多数还有观赏的价值，可以作为人们审美的对象，因此古诗中常有“花药”之称，例如唐代孟浩然《同张顺府碧溪赠答》的“曲岛寻花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创造了品类繁多的药物，既丰富了中药宝库，也充实了诗人的吟咏物象。又如中医有一套较为完善而富有民族特色的养生观和养生术，创造了独特的养生文化，在古典文学中，也有大量的诗歌散文表现养生，形成一类独特的养生诗文作品，这也是外国文学和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罕见的。总之，中医学的产生和发展，大大丰富了古典文学的表现内容。
中医学影响古典文学，还表现在它充实了古典文学的表现手段和语言。“比兴”是古代诗歌的重要创作手法，在早期的《诗经》中就已大量采用，后人总结“《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对“比兴”人们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宋代朱熹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通俗地说，“比”就是比喻，用具体的物象来打比方；“兴”就是先写其他事物，由此及彼，从而引发出诗人所要抒写的对象。可以用来“比兴”的事物十分广泛，唐代皎然的《诗式》说：“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有同类，尽入比兴。”其中最常见的“比”物之一是草木，而它们大多也是药物。以《诗经》为例，其用作比兴的药用植物就多达上百种。后代诗歌承袭《诗经》，也常以药用植物来作为比兴的形象。诸如以兰茞椒桂象征君子贤人，用菟丝附女萝隐喻夫妻相依相伴，把青春年华比作娇艳的豆蔻等，几乎成了古典文学中固定的形象。中医有关人体生理和疾病医疗的知识，也被用来作为诗歌的比喻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自蜀江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诗写洪水带给人民的危害及治理方法时写道：“水流天地内，如身有血脉。滞则为疽疣，治之在针石。”把江河比成人体血脉，用“疽疣”比喻滞留不泄的洪水，以“针石”比喻疏导大水之策，十分形象。唐代另一位诗人聂夷中的《咏田家》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把农民为了度过饥荒，被迫牺牲长远利益比作剜肉补疮。古代的文学理论著作有时也用医药知识来作比，例如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谓：“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宋代吴沆《环溪诗话》说：“故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骼，有精神。无肌肤则不全，无血脉则不通，无骨骼则不健，无精神则不美。四者备，然后成诗。”他们两人都是运用中医有关人体结构的知识来描述诗文结构，从而使抽象的文学理论变得形象易懂。
中医学对古典文学创作语言的影响，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与医药有关的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演变为成语典故或一般词汇进入文学作品。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例如《左传·成公十年》记载秦医缓为晋景公诊病，在医缓未到晋国之前，晋景公做梦，梦见疾病变成了“二竖子”（两个童子）躲进他体内的膏肓之中。这个故事中的“二竖”后来成为疾病的代名词，并演变出“二竖为疟”的成语，比喻病魔作祟或恶人当道；“病入膏肓”也源于这个医学历史故事。晋代葛洪《神仙传》记载董奉为人治病，栽杏成林的故事，已为大家所熟知。该书还有这样一则医药传说：“苏仙公白母曰：某受命当仙，明年天下疫疾，井水一升，橘叶一枚，可疗一人。来年果有疫，求其母疗之，无不愈者。”后来这两则故事演变为“杏苑”“杏林”“橘井”“橘泉”等典故，常入诗文，如明代王世贞《题萱寿太医邢生母》诗云：“橘井汲后绿，杏林栽时红。此萱复何忧？年年领春风。”就用了这两个典故入诗。其他诸如讳疾忌医、吮痈舐痔、杯弓蛇影、采薪之忧、良药忠言等，都是与医药有关的典故成语，成为文学作品的常用语汇。
另一种情况是中医药的专业名词术语直接进入文学作品，成为创作语汇，这就是用药名、穴位名来创作诗词散文。
一般说来，自然科学知识为文学创作提供材料，这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像古代中医学这样不仅影响文学的内容，同时还渗透到其形式中，影响到它的创作手法和语言，则是很罕见的。这反映了古代中医学对古典文学的影响之深。
中医学影响古典文学的第三种表现，是影响文学家的思想和生活，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创作。中医学在古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广泛渗透到人们的思想、心理、行为之中。在“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和“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观念熏陶下，古代文人学医知医形成风气，有时甚至是一种时尚。文人的文化基础好，学医入门快，对中医的天人合一观、阴阳五行理论等玄奥的医理较易理解和接受。古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如唐代的王勃、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宋代的苏轼、陆游，元代的关汉卿，明代的宋濂，清代的蒲松龄、曹雪芹等人，同时也都精通医理，有的还亲身参加过医药实践。文学家兼通医药，一方面有利于自身的医疗保健养生，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知识面，丰富了生活体验，使文学创作的视野更开阔，上面提到的这些文学家都是古代文学成就很高的人，同时也是创作涉医文学作品最多的人。从事医药实践还可以激发文学创作灵感。晋代高僧帛道猷有“触兴为诗，陵峰采药”之说（他的一首诗歌篇名就叫《陵峰采药，触兴为诗》），正说明了医药活动对文学创作灵感的启示。文学家们在种植、采集和制作、应用药物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了药物的神奇功效和植物的蓬勃生机，领略到了大自然造化的奇妙，于是引起感兴，发为吟咏，这就是古代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种药、采药和咏药诗乃至其他一些景物诗的重要原因之一。据《益都县志》记载，蒲松龄曾于康熙九年（1670）应友人之邀前往江苏宝应县府任幕客，据说归家途中不幸身染毒疮，溃烂不已。回到家后，病情仍未见好转。一日他自检方书，从《肘后备急方》中查到一个方子：用槲皮煮水清洗患处，试用后果然见效。后来又自制膏药敷抹，终于将毒疮治愈了。蒲松龄的家乡有许多槲树。一个秋日，他出门散步，看到周围的槲树林枝桠低垂，落叶缤纷，不禁触景生情，随口吟道：“三秋槲叶半离披，低曲千枝与万枝。草木有情花自放，春秋无历鸟先知。”诗歌点染时序，描绘了大自然的美景与生机，也表露了诗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这是由用药治病而引发诗兴的例子。种药、采药、用药的实践能激发创作灵感，其他医药保健养生实践活动又何尝不是如此。
中医的理论和诊治疾病的原则、方法等，对文学家的思想及创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他们从中受到启迪，进而悟出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哲理，并用文学的形式把这些哲理表现出来。用医药之道作取喻设论对象的说理散文和寓言故事，就是这方面的成果。
古典文学对中医学同样有多方面的影响。
古典文学作品是我国古代著述中所占比重最大的部分，虽然目前尚未确切地统计其数量，但据一般估计，文学作品至少占全部古籍的半数以上。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作品中蕴藏着丰富的医药知识和医学史料，包括医理、各科疾病诊法治则、医方、中药、针灸、养生、气功、医史人物事件和医林趣闻轶事等，几乎涉及中医学的各个领域，它们是研究中医学和医学史的一份宝贵资料。举中药为例，中华民族对中药的认识和应用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古籍中关于“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远古人类探索药物的努力。但是直到汉代，中医才有第一部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出现。在此之前，医书中有关中药的记载极为稀少。可是比《神农本草经》早几百年问世的《诗经》，却已经记载了相当多的药用植物。尽管这些药用植物在诗中只是作为比兴的形象，没有明确提到它们的医疗作用，其中也确有一部分当时可能只被看作是一般的植物，药用价值尚未被认识，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诗经》中提到的药用植物有一部分当时肯定已被认识和应用。《周南·芣苢》这首诗是古代劳动者采摘车前时所唱的歌曲，诗中写道：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桔之，
采采芣苢，薄言撷之。
诗歌描写的是采摘车前的劳动场景。车前是一味常用中药，全草、种子均可入药。这样大量地采摘车前，当然绝不是一种游戏，车前没有什么观赏或食用价值，因此可以肯定古人采摘它是用来入药的。尽管《诗经》对药物的记载比较简单，但它仍是是研究药物学和药学史的宝贵资料，可以弥补《神农本草经》问世以前关于中药记载的空缺。
自司马迁的《史记》为扁鹊和仓公（淳于意）两位医家作传，后世史书中大多列有医家传。但是二十五史中有传的医家不过百位，只占古代医家的极少部分，绝大多数医家史书没有记载。况且正史历来严格以封建思想观念来衡量评价人物，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因此书中有关医家的记载有些也不够真实准确。而在古代各种文集、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中，却保存着许多医家传记或与医家生平有关的轶闻。这些传记轶闻大多出自与医家交往密切的文学家之手，真实可信，史料价值很高，而且文笔生动，读来引人入胜。
以上所举，仅仅是中药和医史两方面的例子。古典文学中保存的医学资料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可以说，古典文学作品是一座十分丰富的医学资料宝库，加以深入发掘和整理，将可以发现许多对中医学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古代一些学识渊博、富有眼光的医家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时，“书考八百余家”，对其中有关药物的内容“靡不收掇”，这里头就包括参考征引了大量古典文学作品。他把文学作品中的有关资料融合到《本草纲目》中，既充实了这部书的内容，也使它平添了几分文采。明代医家江瓘编著《名医类案》时，曾披阅“诸子百家之文”，广为搜罗，集以成编，该书中的不少医案也录自于文学作品。
古典文学对中医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它扩大了中医药的社会影响，推动了中医药的普及和进步。文学作品具有认识和教育作用，又有欣赏价值，它以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生活，让人们在艺术欣赏的同时获得知识，接受教育和熏陶。在古代中国社会，文学是创作最繁荣、流传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艺术形式，古典文学中描写的医药知识，通过文学的形象和语言广泛传播开来，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这些知识。它的作用有时是一般文笔单调枯燥、论述玄奥难懂的医学书籍所不及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年终岁末喝屠苏酒是古人的习俗，除了有贺岁之意外，还与医疗保健有关。相传古代某地一座草庵中住着一位老汉，除夕之夜，他不辞辛苦挨家挨户给邻人们送来一包药，嘱咐人们将药投入井中，汲取井水和酒调服，来年可以免除疫病。草庵名叫“屠苏”，人们因此称这种药酒为屠苏酒（一说屠苏酒系华佗所创，见陈延之《小品方》）。这个习俗千百年流传了下来。王安石的《元日》诗，不过是反映了这个习俗。但是不可否认，他的这首著名诗篇，无疑提高了屠苏酒的知名度，进一步促进了这一有益健康的习俗的传播。时至今日，一般人了解这个古代卫生习俗，大都还是从读王安石的《元日》诗开始的。
古人对菊花的药用价值认识很早，《神农本草经》就已经收载了这味药。但菊花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和青睐，却是由于屈原和陶渊明这两位著名诗人的作品。屈原《离骚》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饮酒》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人提到菊花，就会想起这两位著名的诗人和他们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虽然屈原、陶渊明的诗歌中没有直接写到菊花的药用价值，但他们对菊花的偏爱和赞赏，无疑极大地影响了国人对菊花的看法和感情，由此促进人们去研究、开发和利用它。人们用它来制作佳肴，酿制美酒，以养身滋体；用它来泡茶、入药，以防治疾病；甚至还把它装入袋中佩在身上，填进枕中枕在头上，作为保健的用具。菊花的药用价值被如此充分地开发利用，显然是与屈原、陶渊明诗歌的影响分不开的。
古典文学影响中医学的第三个表现，是中医著述形式的文学化。古代中医学的著述除了一般的医学理论著作外，还有一些用文学形式写成的作品，如《药性赋》《汤头歌括》《经脉穴名歌》等，统称为中医药诗词歌赋。这类中医著述采用古代诗词曲赋的形式来写作，句式工整，合辙押韵，朗朗上口，便于诵读和记忆，提高了初学者的学习兴趣和效率，有力地促进了医药知识的普及。它们是医药内容与文学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除中医药诗词歌赋外，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中医著述在写作形式和方法上也受到古典文学的启示。古典文学理论著作中有一类叫“诗话”，中医也有“医话”类著作，后者从名称到写作方法显然都受到“诗话”的影响。中医的医案一般是叙事性的，有比较完整的情节描写，它源于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的“诊籍”，同时又受到后代笔记小说创作手法的影响。宋代医家许叔微作《本事方》一书，“取平生已试之方，并记其事实”，将方药与诊疗事例联系起来，不仅体例上与唐代孟起的《本事诗》相近，连书名也是模仿《本事诗》而来。
在一般的医学理论著作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文学创作手法影响的痕迹。比如在论述抽象的医理时，古代医书常大量采用比喻、比拟手法，使抽象的理论变得较为通俗形象，使一些本来难以言喻甚至有些神秘的诊治体验变成众人容易掌握操作的技术。这种例子在《黄帝内经》（简称《内经》）里就有很多，《素问·脉要精微论》描述四季脉象的诊断时这样说：“是故持脉有道，虚静为保。春日浮，如鱼游在波；夏日在肤，泛泛乎万物有余；秋日下肤，蛰虫将去；冬日在骨，蛰虫周密，君子居室。”把春天脉浮比作鱼儿浮泛在水波之上，夏天脉盛比成自然万物繁茂，秋天脉伏喻作虫子将要蛰伏，冬天脉沉喻作虫子冬眠地下、人们深居密室，将抽象的难以辨别把握的脉象描写得如此具体又形象。医书中大量采用文学化语言来写作，也与形象思维方式有关，这将在下面详细论述。
古典文学对于疾病的防治也有作用，它可以称得上是中医治病的一个好帮手。《管子·内业》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如乐。”音乐可以调节人的情志，从而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对于这一点，人们比较熟悉。至于说诗歌等文学作品也有类似的作用，人们则可能会感到新鲜。相传东汉末年，袁绍起兵讨伐曹操，遣文士陈琳作了一篇讨曹檄文。檄文送到曹营中时，曹操正在犯头痛毛病，痛苦难当。不料读了陈琳的檄文后.曹操大笑一阵，头痛症居然好了。这事后代广为流传，成了读文治病的先例。陈琳这篇檄文充满愤激之词，曹操读了它头痛症好转，可谓事出有因。一般人患病时，肉体痛苦，情绪不安，是不宜读这种文字的，可是读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就不同了。宋人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三》载：“（魏）了翁冠苦羸疾，因过汴河上，遇道人……又谓公曰：曾读《左氏》否？《左氏》诸大战，反复熟读，有快意处，便是得药。公如其言诵之，旬日间气体顿壮。”读文学作品竟有这样的奇效，难怪大诗人陆游要劝病人不用求医问药，只读诗歌来治病，他在《山村径行因施药》诗中写道：“儿扶一老候溪边，来告头风久未痊。不用更求芎芷药，吾诗读罢自醒然。”另据《唐诗纪事》等古书记载，有人患了疟疾，“子美（杜甫字）曰：吾诗可以疗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人诵之，疟犹是也。杜曰：更诵吾诗云‘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其人诵之，果愈。”可见杜甫也相信读诗可以治病。
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吟诵诗词可以治病，是有科学道理的，并且已经为现代医学实践所证实。据报道，在俄罗斯等一些国家，医生已在临床上采用让病人吟诗的办法作为治疗某些疾病的辅助手段。据说在意大利的一些药店里，甚至还有一种专以诗歌治病的药盒出售。盒内有详细的说明书，指导病人患了什么病该用什么样的诗篇来治疗，诵读多少遍为一疗程等等，疗效颇佳。
吟诵诗歌可以治病，其机理何在呢？诗歌特别是古典诗词，句式工整，平仄相间，富有音乐的节奏和韵律。当人们吟诵诗歌时，随着诗中节奏的起伏，声调抑扬顿挫地变化，声息有规则地出入，这时心绪就会变得平和宁静、呼吸均匀和缓，身心得以放松。清人沈德潜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王夫之等撰，丁福保辑录《清诗话》）研究表明，在吟诗的过程中，人的大脑皮层兴奋和抑制趋于平衡；血液循环畅通，心跳有规则，新陈代谢也处于良好状态，这无疑有助于疾病的治疗和康复。苏轼《答李邦直》诗说：“诗词如醇酒，盎然熏四肢。”写的是吟诗时的感受就像饮用了醇厚的佳酿一样，浑身通泰舒畅。
吟诵诗歌时，人们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这时整个身心都沉醉在诗歌所描绘的景物和意境之中，陶然自得，精神内守，排除杂念，这样就可以使人摆脱病魔的纠缠，暂时忘却疾病带来的痛苦和烦恼，这与中医养生学上的静心养气道理是相通的。优美的诗篇，文笔雅致，清词丽句，犹如潺潺溪流，荡涤肺腑，洗去尘俗，净化人的心灵；又如幽谷兰蕙，暗香浮动，沁人心脾，使人怡性悦情，获得美的享受，从而达到减轻和消除病痛的效果。清代青城子《志异续编》载：“白岩朱公患气痛，每当疾发时，取杜诗朗诵数首即止，习以为常，服药无是神效。或曰朱公平日酷爱杜诗，取所爱读之，则心恬神适，疾不觉自忘，非真能止痛也。”这段话清楚地揭示了吟诗治病的机理。
吟诗治病的机理相当于中医学的精神心理疗法。中医学讲究“形神相应”，强调精神在人的健康中的重要性。《黄帝内经》很重视情志因素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在《素问·汤液醪醴论》中指出：“针石，道也。精神不进，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认为在实施针刺疗法时，必须得到病人精神与志意的配合才能起效。否则徒然刺之，病必不愈。华佗在《青囊秘录》中也提到了心理治疗的重要性：“夫形者神之舍也，而精气之宅也，舍坏则神荡，宅动则气散，神荡则昏，气散则疲，昏疲之身心，即疾病之媒介，是以善医者先医其心，后医其身，其次医其未病，若夫树木之枝皮，花草之根蘖，医人疾病，斯为下矣。”三国魏时的养生家嵇康就对精神之于躯体的影响有独到的见解，他说：“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元代著名医家朱震亨在《丹溪心法》一书中也指出：“因七情而起之病，宜以人事制之，非药石所能疗也。”
诗歌不仅形式和语言上给人以愉悦，它还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多彩的画面，能给人以多方面的熏陶和启迪。特别是那些富有哲理和情趣、格调高雅、风格清新的优秀诗篇，更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它们能够陶冶人的思想情操，激发热情，振奋精神，使人们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鼓起勇气与病魔做斗争。“或曰气痛原属气不舒畅所致。杜诗气象万千，半山老人所谓力能排天斡地、壮颜毅色者也。故读之令人气旺，气旺则不痛矣”（青城子《亦复如是》），这段话虽是从“气”的角度来立论，实际上说的就是杜甫诗歌沉雄的气势格调对病人的鼓舞激励作用。现代医学也证明，病人如果有健康积极的心理，就有利于激活体内的免疫机制，调动全身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来帮助缓解和治疗许多疾病。生活中我们也常见到这样的现象：一些身患重症乃至绝症的患者，靠着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制服了病魔。而阅读优秀的诗歌和其他优秀的文学作品，正可以帮助培养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近年来，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读书可以防止和延缓老年痴呆这一可怕疾病的发生。美国医学家指出，老年痴呆症的发病率与读书时间的长短有密切联系。一个人读书受教育的时间越长，迈入老年期后得痴呆症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则发生痴呆症的可能性就较大。他们对600多名已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的病人的读书情况做了分析后发现，患者中99%的人没上完中学；相反，受过高教育，读书多的患者只占全部患者的0.5%。这是因为老年痴呆属慢性大脑退行性病变。经常读书的人，大脑中可能产生了一种或几种尚未为人所知的物质，这些物质可以起到阻遏大脑退行性病变的作用；而读书较少的人，则大脑组织中的这些物质也较少，无法阻止病变的发生。我们每个人读书，除了专业书以外，接触最多的大概要数文学作品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阅读一些文学作品，确是防止大脑早衰、防止老年痴呆症发生的有效方法。“我吟杜诗清入骨，灌顶何必须醍醐。”（唐·崔珏《道林寺》诗）读古典诗歌等文学作品，就像醍醐灌顶，可使人大脑聪敏灵活，从而有益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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