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雨珊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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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性金融创世记试读：
开发性金融创世记吴雨珊 著中信出版集团·北京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发性金融创世记／吴雨珊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086-8766-7
Ⅰ．①开… Ⅱ．①吴… Ⅲ．①开发银行-银行史-中国 Ⅳ．① F83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9616号开发性金融创世记著 者：吴雨珊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承印者：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787mm×1092mm 1/16印 张：19.5字 数：200千字版 次：2018年4月第1版印 次：2018年4月第1次印刷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书 号：ISBN 978-7-5086-8766-7定 价：59.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印刷、装订问题，本公司负责调换。服务热线：400-600-8099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推荐语
开发性金融机构围绕基础设施投资平台的一些制度创新在消除相关瓶颈方面提供了很有前景的示范。无可否认，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发展有其独特的制度环境背景，并在中国金融体系中享有优越的地位，但其多年来不断完善的发展模式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复制或加以调整后采用。——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实践是项伟大的创新。相比其他方式，开发性金融能很好地撬动基础设施投资的价值。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很重要且很有意义的观点，比如作者对芜湖模式的理解。作者认为不应该把发展等同于苏联计划经济时期倡导的重工业发展，而是应把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相结合，这才是发展的关键。——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 帕特里克·博尔顿 Patrick Bolton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发展的资本都不充足，“用短期资金支撑长期项目投资和建设”的问题突出。国开行回归开发性金融的职能，是一项重要转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改变思维方式，开发性金融的理论和实践尤其值得深入思考，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北方新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 蔡鄂生
开发性金融业务要发挥好弥补市场失灵、激发市场活力的独特作用，实现预期收益并推动经济增长，仅靠金融自身还不够，还需要注重系统性、前瞻性的规划，注重项目的综合发展潜力和对项目效益的长期维护，发挥好政府的作用，注重能力的建设和培养。《开发性金融创世记》记述了开发性金融理论形成及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主要脉络，值得仔细品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 胡晓炼
经过20多年的实践探索，国开行突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壁垒，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开发性金融道路，成为中国奇迹背后的一支强大金融力量，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作者用生动的笔触、详实的案例、清晰的逻辑，全景式展现了开发性金融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富有启发，推荐读者一同品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 张涛
开发性金融理论和实践既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又创造性地实现二者互补。本书全面系统地回放了国家开发银行的精彩，值得所有关心政府和市场作用的政策、学术和市场人士的认真欣赏和仔细品味。——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海洲作者简介
吴雨珊，四川大学新闻学硕士，现任金融城首席执行官，新金融联盟秘书长。原《21世纪经济报道》高级记者、金融版主任，曾长期从事银行业的观察、研究与深度报道，公开发表相关文章及书籍逾百万字，2007年出版书籍《变革二十年——交通银行与中国银行业改革嬗变》。获评“2006年度中国金融新闻年度人物”。2012年创办高端金融教育咨询品牌金融城，2016年倡议发起新金融联盟，致力于金融知识传播与资源共享，推动金融科技在金融行业的实践与应用。内容简介
国家开发银行是一家定位独特、极具创新精神的银行。他脱胎于传统政策性银行，拥有国家信用，却以一种锐意进取的姿态推进市场化改革，不仅成就了全球第一大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美名，更开创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开发性金融模式：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架起桥梁，把财政力所不及、商业资金不愿介入的开发性领域培育成市场成熟、商业可持续的领域，进而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服务国家战略。
国开行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谋篇布局皆以国家利益为先，行事上又极其注重市场化方式，追求实效和创新，从而使其既忠于国家使命，又保证了商业可持续。这种气质与掌舵国开行15年的陈元先生密不可分，他的家国情怀，他的创新精神，已内化为国开行的一种思维方式，并形成了一套独特、前沿、完整的开发性金融理论。
本书作者通过对几十位国开行高管和专家的深度访谈，全景式刻画了国开行成立25年来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记述了开发性金融理论从酝酿、发展、成熟到获得国内外高度认可的过程。星光熠熠的盛名背后，也曾有舆论的漩涡和转型的困惑，本书对国开行经历的挑战和争议亦有生动的展现。“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书系”专注于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着力金融政策研究，力图引领金融理念突破与创新，打造高端、权威、兼具学术品质与政策价值的智库书系品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书系”专注于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着力金融政策研究，力图引领金融理念突破与创新，打造高端、权威、兼具学术品质与政策价值的智库书系品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是一家非官方、非营利性的专业智库，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论坛由40位40岁上下的金融精锐组成，即“40 ×40俱乐部”。本智库的宗旨是：以前瞻视野和探索精神，致力于夯实中国金融学术基础，研究金融领域前沿课题，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自2009年以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书系”已出版40余本专著、文集。凭借深入、严谨、前沿的研究成果，该书系已经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非官方、非营利性金融专业智库平台，专注于经济金融领域的政策研究与交流。论坛正式成员由40位40岁上下的金融精锐组成，即“40×40俱乐部”。论坛致力于以前瞻视野和探索精神，夯实中国金融学术基础，研究金融领域前沿课题，推动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
在金融业内积累了良好口碑，并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自2009年以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书系”及旗下“新金融书系”已出版100余本专著、文集。凭借深入、严谨、前沿的研究成果，该书系已经在金融业内积累了良好口碑，并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目 录引子第一章 创立中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
第一节 改革棋子
第二节 投融资体制破题者
第三节 1994年：国开行元年
第四节 迟到的资本金第二章 打响风险阻击战第一枪
第一节 组建贷委会
第二节 借腿走路第三章 钱从哪里来
第一节 摸索筹资之道
第二节 登陆海外市场第四章 危机中重生：市场化转轨
第一节 亚洲金融危机来袭
第二节 陈元：家国情怀，金融帅才
第三节 办真正的银行第五章 走出不良资产的旋涡
第一节 不良率奇迹：从33%到1%
第二节 独树一帜的大风险观第六章 中国投资银行并入
第一节 银行业重组第一案
第二节 投行行长病倒了
第三节 转手光大第七章 中国第一家债券银行
第一节 逼出来的改革：市场化发债
第二节 债券市场领军者
第三节 试水资产证券化第八章 开发性金融理论成型
第一节 为缺失的市场信用“造血”
第二节 延安会议：开发性金融理论成型
第三节 规划先行：一百年不落后
第四节 何谓开发性业务第九章 芜湖模式：政府与市场的桥梁
第一节 银政合作发轫之始
第二节 城建版图扩张
第三节 城建融资模式变迁第十章 民生项目内有乾坤
第一节 棚户区改造：修复城市的伤疤
第二节 创新助学贷款：学生从“抢贷”变“慎贷”
第三节 大银行的微贷款
第四节 农村金融生力军第十一章 海外投棋布子
第一节 投棋布子：布局全球市场
第二节 多边共赢：区域金融合作
第三节 贷款换资源：石油种子计划
第四节 支持华为：一部惊艳的海外发展传奇
第五节 惊险一跃：投资巴克莱银行
第六节 投资非洲：中非发展基金第十二章 一段走偏的改革之路
第一节 国开行再定位
第二节 反对，反对，再反对
第三节 改革偏离预设轨道
第四节 摇晃的债信市场
第五节 汇金注资200亿美元第十三章 穿越改革的坚壁
第一节 国开行股份公司成立
第二节 引入战略投资者第十四章 构建综合金融蓝图
第一节 终获综合金融牌照
第二节 国开金融：围猎股权投资的大腕
第三节 国开证券：十年铸一剑第十五章 地方融资平台是非题
第一节 融资平台异军突起
第二节 融资平台功与过
第三节 自查规范进行时第十六章 开发性金融终获正名
第一节 胡怀邦履新
第二节 错综复杂的改革难题
第三节 改革“三步走”路线图
第四节 组建住宅金融事业部
第五节 精准扶贫再加力第十七章 定位开发性金融
第一节 定位开发性金融
第二节 “三步走”战略收官
第三节 “一带一路”开创国际业务新格局
第四节 开发性金融走向国际后记引子
2017年5月31日，一个宁静夏日的上午，北京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四合院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 Bolton）兴致勃勃地拜会了陈元，向他请教开发性金融理论的由来，“芜湖模式”怎么在20年前的中国土壤上生根发芽，国开行怎么支持华为等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攻城拔寨……这些故事博尔顿也许曾在某些报道或书籍中看过，但亲耳聆听故事的主角用他自己的视角和情感，在谈笑风生中讲述出来，感觉更加的生动与真切。
这位著名的经济金融学家4月份刚在欧洲顶级经济学杂志Economic Policy（《经济政策》）上发表了一篇研究开发性金融的论
(1)文。他的合作者是两位同样重量级的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拉巴·阿尔扎基（Rabah Arezki）、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这篇论文系统地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的开发性理论，更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论证了这套理论对世界金融理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当帕特里克·博尔顿有机会来到中国时，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开发性金融理论的缔造者和实践者——陈元。
博尔顿说，“开发性金融”不仅是一个名称，而且是一套完整的创新做法，既不同于传统的商业银行，也不同于依靠财政支持的政策性银行，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模式将政府和银行的力量相结合，能够创造价值、产生收益，进而推进经济发展。“芜湖模式”在中国一炮打响，在全球范围内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他认为，对开发性金融的认识还需要克服一个相对固化的意识形态障碍：主流的经济学认为开发性金融并不赚钱，是赔钱的。但实际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开发性金融填补了中长期投资的空白，它的盈利性是完全站得住脚的，而且开行的成功让世人瞠目结舌。“有‘芜湖模式’这样一个成功先例在前，我们还是应该学习开行的经验。”博尔顿说。
开发性金融理论在国内得到高层肯定，并在国际理论界获得高度认可，在多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段路走了足足20年。
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担负着开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历史使命，独撑起三峡工程这样的巨型项目。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有企业负重改革、传统金融体制积弊以及国开行自身的经营模式等问题，使得这家银行1998年的不良贷款率高达42.65%。这一年，陈元抱着创业的心态走进国家开发银行，提出了“在市场环境下、银行框架内”办银行的新思路。“对拖欠贷款的企业，我们绝对不能放贷，即使有六个副总理给我写纸条，我们也没放。”陈元谈起当年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
一方面要顶住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创新，用新模式、新方法去击穿一个个难题。比如，债券摊派销售难以为继，就尝试市场化发债；市场缺乏信用，就用融资撬动政府、企业等各方建立信用机制；传统贷款模式无法撬动某些战略性重大项目，就创设新的融资模式……正如陈元所讲，“开发性金融是一个创造市场的过程，面对大量的市场缺损和空白，它改变财政简单‘输血’的方式，通过建设市场和制度，培育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用‘造血’的方式从根本上消除瓶颈问题。”
盘点中国大大小小2000多家银行，恐怕没有第二家像国开行这样，唯国家利益马首是瞻，视执行国家战略为己任。成立20年来，国开行所行之事，无不围绕国家战略展开：鼎力支持南水北调等国家级大工程、倾情投入西部大开发、拯救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扶助民族品牌走向海外市场……读国开行的这段历史，犹如翻阅中国20年的经济发展史。
国开行以忠于国家使命又极具探索性、创新性的大行形象立于国际金融界。她的可贵在于，拥有国家信用，却没有躺在国家信用上安枕无忧、不思进取，反而一锄一镬不懈耕耘，突破创新；她始终坚守国家使命，为服务国家战略而竭尽所能，又努力做到将商业可持续性作为机构发展的立身之本。而今，国开行已登顶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超过1.2万亿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规模总和，同时又把不良贷款率控制在1%以下，创造了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奇迹。
陈元先生成为公认的为中国金融界做出了重大、突出贡献的开发性金融理论家与实践家。这位银行家之所以赢得尊敬，乃因他内心深处始终怀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有着高屋建瓴的全局观，所思所虑、所作所为皆为服务国家战略。同时，他又具有一种创业创新、一往无前的精神，一种将商业运作与使命感高度融合的智慧。这种精神和智慧，也正是开发性金融理论的精髓所在。(1) Arezki. Rabah, Bolton. Patrick, Peters. Sanjay et al. From global savings glut to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J］．Economic Policy，2017（4）:221-261．第一章创立中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提要 1994年4月14日，在北京裕龙饭店临时租借的办公室里，没有庆典，没有鞭炮，也没有首长题词，我国最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诞生了。它起步于金融秩序混乱、国家财政困难的特殊时期，一开始就为中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破题而生，既脱胎于旧体制，又是旧体制的挑战者，其命运注定将与云翳诡谲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浪潮同起同落。第一节 改革棋子
或许只是历史中的一粒尘埃，但1993年确是极富戏剧冲突、值得回味的一年。
这一年，宏观经济呈现出异常沸腾的图景：经济过热的势头凶猛，投资与消费急剧膨胀，全年物价上涨13%。股市大起大落，集资债券遍地开花，大量资金体外循环，银行正常贷款不能保证，一些基层银行甚至支付都有困难。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并进，全国批建了多达1.5万平方千米的开发区，固定资产投资突破7000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31%左右。而原本就资金紧张的铁路、公路、电信等领域的资金“瓶颈”更加严重。
1993年前后，也是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期，当年国家财政收入仅为4349亿元，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12.6%。加之严重的通货膨胀，保吃饭、保运转的压力都很大。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在1993年7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指出，对于经济失衡、偏热的局面，金融秩序混乱、纪律松弛要承担一定责任：“违章拆借是导致固定资(1)产投资规模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当时，金融体系的各类角色尚如襁褓中的婴儿，既无独立性，职能分工也极不成熟。人民银行还经营一部分政策性贷款，无法独立履行中央银行职能。而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银行既统揽全国政策性业务，还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传导渠道。所有问题都指向一个症结——传统的投融资模式已经行不通了，金融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投融资体制运行的核心部门是位于北京月坛南街的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这个部门被视为中国权力最大的部委之一，在民间素有“小国务院”之称。不过此时，国家计委的人无法高枕无忧，物价高攀、白条子横飞的现实让他们倍感压力。时任计委副主任姚振炎是其中思维活跃、锐意改革的一分子，他一直为如何改革投融资体制而苦苦思索。作为改革方案的设计者之一，他极为推崇的一个举措就是将政策性融资与商业性融资分离，建立中央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组建政策性银行。
现在，我们无从知晓组建国家开发银行（简称国开行）的提议最早来自于谁，但在当时看来，它是开启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的不二选择，是这一历史命题的破题之策。因为它能完成当时最需要担负起来的历史使命：让国有银行卸下政策性贷款任务，回归商业性金融的本位；让人民银行从资金供应的角色中解脱出来，割断政策性贷款与基础货币的直接联系，让人民银行能专心调控基础货币，也使失控的固定资产投资得以控制。
1993年3月15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政策性银行的概念：“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环节。要成立政策性银行，从事专项贷款业务，并适当增加一些商业银行。”
以此为依托，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很快组织了一个政策性银行筹建文件起草小组，并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迅速地完成了筹备、审批、通告等工作，直至1994年4月14日正式开业。第二节 投融资体制破题者
1993年3月，初春的北京还有几分冷冽，但月坛南街道旁的树已有少许新芽萌出，向人们送来春的气息。在这条街西头的国家计委大楼里，正孕育着中国最大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
3月初的一个下午，原国家原材料投资公司的陈铁林被总经理告知：“铁林，计委让你去帮帮忙。”那些年，投资公司的干部隔三岔五去计委帮忙干活是很正常的事情，陈铁林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没过几天，国家计委副主任姚振炎把他请到了办公室，一番话让他始料不及：“我们要筹备一家政策性银行，负责中长期投资，需要起草一个文件，我再找几个人，组成一个文件起草小组……银行的管理可以参考世界银行的模式。”
几天后，文件起草小组的另外三位成员相继到位。一位是陈铁林向姚振炎举荐的国家计委计划方法处处长张勇，是一位投资政策的专家，还有来自中国建设银行的赵林和缪礼生。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他们就在国家计委办公楼的三层找到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从零开始，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起草工作。
起草小组首先大量收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材料，以及国内关于投资的各项政策，分头草拟，再一起讨论。数易其稿后，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草案，提交给姚振炎。之后，国家计委将草案转发给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人民银行、交通部、冶金部、农业部等十几个部门征求意见。
方案在多个部门引起了争论。新的政策性银行是重新成立还是在建行的基础上改造产生？或是将六个中央投资公司纳入改造？原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哪些预算内资金应改拨到新银行？新银行应归国务院直属，还是遵从其他国有专业银行的惯例？诸如此类，各部门意见很不统一。
就建行而言，他们希望走市场化的道路，宁愿把原属政策性业务的预算内资金划转出去，也不愿被并入政策性银行。1993年，建行已步入快速发展期。1993年末资产总额第一次突破了万亿元大关。
而能源、交通、原材料、机电轻纺、农业、林业六个国家专业投资公司，由于政资未分开，管理项目与经营资金界限不清，导致投资效率不高，时有违规放贷。国家计委有心清理其经营和管理机制，如果将其并入新银行，似乎顺理成章。因此，解散六大投资公司并入新银行成为最终之选。
9月下旬，在国务院的批示下，国家开发银行筹备组正式成立。原审计署审计长吕培俭担任组长，姚振炎、屠由瑞担任副组长。国家开发银行之所以能成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单位，倒不只是因为筹备组高干云集，更大程度缘于新银行被赋予了与国家计委共同担当投资职能的使命。有人形容，国家开发银行是顶戴“红帽”衔玉而诞。
作为一家全新的政策性银行，资本金及日常资金的筹措乃立行之本，更决定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因而，筹备组将此视为筹建中最重要的一环，苦思积虑。他们综合了六大投资公司的资产规模，结合资本充足率等经营和监管指标，并考虑未来几年的发展需要，综合测算后发现，国家开发银行需要800亿～1000亿元的资本金。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相当于1993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左右。出资方——财政部很是为难，说资本金不能这么多，而且要分五年逐步到位。几经协商，资本金规模最终定为500亿元，从国家财政逐年划拨的经营性建设基金和经营基金回收资金（含原“拨改贷”）中安排，分四年逐步到位。
资金乃立行之本，为了帮助新银行筹措资金，筹备组费尽心机。他们为新银行设计了多达八种资金筹措渠道，把他们所能想到的、但凡有可能的筹措方式悉数纳入草案。在今天看来，这些方式也是具有超前眼光的。传统的方式包括现有的国家预算内经营性建设基金、财政贴息资金、转贷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原六大投资公司转来的资金，创新方式则包括发行金融债、建设债、到国外发债等。
金融债，即由国家开发银行提出年度金融债券发行规模，经人民银行和国家计委审定后，由人民银行向各金融机构派发。建设债，则是面向社会公众发行的财政担保建设债券。陈铁林回忆，金融债原本是作为资金筹措的一条“后路”设计的，最终却成了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国开行也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债券银行，这是筹备组当年没有想到的。
这厢筹备组紧锣密鼓地进行可行性设计，那厢国开行的筹建得到了国务院的政策支持。
关于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最先见之于世的文件是1993年6月发布的中央6号文。6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明确表态：“投资体制改革要与金融体制改革相结合。从改革投资体制入手，尽快建立政策性银行，逐步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组建国家长期开发信用银行、出口信贷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投融资和贷款任务。”
1994年3月17日，筹备组拟订的文件终成正果，这就是《国务院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银行的通告》，即国开行人耳熟能详的22号文。其中一句话奠定了国开行的立行基础：“根据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了更有效地集中资金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缓解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增强国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国务院决定组建国家开发银行”。第三节 1994年：国开行元年
犹如黎明的微光中冉冉升起的一颗启明星，1994年4月14日，在北京八里庄裕龙饭店临时租借的办公室里，没有庆典，没有鞭炮，也没有首长题词，我国最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开门办公了。
这一天，国家开发银行向国内外各界发布了通告，宣告开业。《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布消息，“国务院决定组建国家开发银行”。自此，为改革而生的国家开发银行登上中国经济舞台。
细心的人发现，4月14日是“试一试”的谐音。姚振炎坦陈：“这个日子很好记，就是4月14日，‘试一试’，因为是一个革新的创举，带有探索开拓的意思。”
根据国务院22号文为国开行勾勒的制度框架，国开行是一家直属国务院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并被赋予其他国有银行所不具备的特殊职能：“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筹集和引导社会资金用于重点建设，办理政策性重点建设贷款和贴息业务，投资项目不留资金缺口，(2)从资金上对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及结构进行控制和调节。”这段看似平淡无奇的文字，成为国开行的办行宗旨，亦是此后多年国开行人心中坚守的信念。
机构新张，百端待举。国开行首先合并了原来的六大专业投资公司，清理其债权债务，然后将国有专业银行的部分政策性业务划转过来。其中从建设银行划转的业务最多，也为以后双方在人事和业务上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埋下了伏笔。同时，还组建了一家政策性投资公司，国家开发投资公司，58亿元注册资本金由国开行核拨，受国开行监管。
这样，国开行便成建制地接收原六大专业投资公司的所有人员，加上国家计委和建设银行派遣来的部分干部，一共855名，并内设19个职能部门和3个直属单位。
国开行的组织结构设置和称谓带有半官方半商业的色彩。没有明确是行政机关，但却被赋予了行政规格：直属国务院领导，正部级单位。不是政府行政序列，但执行国家宏观调控任务。虽然是“银行”，但只设总部，没有分支机构。其下设机构不像其他国有银行那样以“部”来命名，而代之以“厅”“局”，如办公厅、政策法规局等等，带有行政机关色彩。
国开行第一任领导集体规格颇高，由国务院任命的行长、副行长及监事会成员共计12位，均为副部级以上干部，都来自极具话语权的重要部门——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人民银行等。
第一任行长姚振炎，此前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党组书记、副行长屠由瑞，此前任铁道部副部长；副行长周道炯，同时兼任建设银行监事会主席，此前任建设银行行长；副行长刘明康，此前任福建省副省长、曾任中国银行福建分行行长。
国开行的监事会也是国有银行中阵容最为强大的。监事长由吕培俭担任，此前任审计署审计长。监事会成员包括：国家计委副主任郭树言、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杨昌基、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人民银行副行长殷介炎、审计署副审计长郑力、对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
从这些干部的配备中不难看出，国开行的业务将涉及诸多重要领域和关键部门。国务院22号文给国开行设定的主要业务有五项，其中，管理和运用国家核拨的预算内经营性建设基金和贴息资金，相当部分来自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向国内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以及办理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的转贷，则需要人民银行、财政部的鼎力相助。所有业务中最为核心的是，向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大中型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等政策性项目及其配套工程发放政策性贷款，即后来广为流传的“两基一支”，这部分业务与国家计委、经贸委的关系就更为密切了。
项目实施需要国开行与几个政府部门的协商合作。比如，在项目建议书阶段，国家计委、经贸委需送国开行进行项目贷款条件评审和财务评估；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国家计委、经贸委在审批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时，要有国开行对项目的选择意见和相应的资金配置初步方案。
根据这种制度设计，国开行在项目选择和评审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并非简单的由政府部门指定、国开行执行。但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部分权力并没有完全得以落实，从而影响到国开行在信贷决策和管理方面的自主性，也为不良贷款的集聚埋下了风险隐患。
任何时代都不乏理想主义者，无论他是平民，还是高官。来自各大部委、省政府和商业银行的这批高级干部，多是受到这份事业的感召，放弃了原有岗位的舒适和安稳，带着创业的激情，会集到北京西郊昆玉河畔的裕龙饭店，开始了白手起家的创业。
首任行长姚振炎1932年生于江苏常熟，20岁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是那个时代稀有的电力高级工程师。姚振炎精通业务，曾担任水利电力部副总工程师、副部长，后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94年，姚振炎62岁，距离退休颐养天年仅三年，原本可以在国家计委副主任的位置上安然退休。但他体格强健，精力充沛，骨子里依然涌动着一股想干事、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激情。
姚振炎虽然是电力专家，但他对于银行的运行规律却有着较深的领悟。他认为，国开行虽然是政策性银行，但财务独立和获取收益非常重要。“尽管开发银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不以盈利为目标，但作为银行必须具有在财务上维持生存的能力，在业务中要能够获利，这是它存在的必要条件。只有财务上独立并能获利，才能为业务的发展提供财源”。
时年62岁的党组书记、副行长屠由瑞则是铁路专家，毕业于北京铁道学院（今北京交通大学）车务系。来国开行前，先后任铁道部总工程师、副部长。
姚振炎甫一上任，就纲举目张，为银行列出十项工作重点。包括对国家计委和经贸委划转的项目进行衔接，研究当年新开工项目和预备项目，摸清在建项目的资金缺口，为下一步资金配置做好准备等。同时，他先见地把金融债券视为国开行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强调尽快发行金融债券，确保重点建设资金按时到位，力争第二季度到位40%。当年4月，第一批200亿元就落实到位了。第四节 迟到的资本金
若遵循国务院22号文的规定，财政部应分四年从国家财政逐年划拨经营性建设基金和经营基金回收资金给国开行作为注册资本金，共计500亿元。但实际上，那些年国家财政的底子本身就比较薄。比如，刚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1994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5181.75亿元，当年国家财政支出为5819.76亿元。捉襟见肘的财政部难以按时履约。截至1998年底，原计划财政部分四年拨付的500亿元资本金，实际只拨付了406亿元。余下的缺口，则由国开行每年上缴的税收返还来填补。
资本金迟迟不到位，意味着原定的建设资金不能如期拨付给国开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开行的发展速度。而国开行秉承保本微利的经营原则，加上成立初期接受了大量不良资产，每年上缴的税收十分有限。因此，直至2003年，即国开行成立近10年后，500亿元资本金才落实到位。而此时，国开行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12810亿元，资本充足率已低于国际上其他开发性银行，又形成了新的资本缺口。
如果说资本金的先天不足是短缺经济时代带来的特有产物，那么，国开行独特的资本金运用方式则带有更强烈的时代烙印。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国家财政资金有限、无法如期注入500亿元资本金的情况下，财政部只好从现有资金存量中挖掘潜力，采取了一种独特的变通方式，这就是俗称的“一女两嫁”——向国开行拨付项目的建设资金，同时作为其资本金。
第二个变通是借鉴世界银行的运行机制，将贷款分为软贷款和硬贷款两大部分。硬贷款即一般商业银行采用的贷款方式，将资金直接贷给项目，到期收回本息。软贷款即仿照中国银行在大亚湾核电站项目中，以贷款作为资本金的模式，将国开行的注册资本金以长期优惠的方式，按项目需要贷给国家控股公司和中央企业集团，由他们对项目进行参股、控股。软贷款不同于股权投资，国开行与国家控股公司、中央企业集团及项目单位之间仅是信贷关系，不干预企业的产权处置和经营活动。
软贷款的期限较长，一般为20～25年，还设有5～7年的宽限期，最长不超过10年；贷款利率一般比其他商业银行同期利率低10%。期限长、利率低、能作为项目资本金，每一项皆极具竞争力，三项优势叠加的效果自然是一般商业银行的贷款无法比拟的。这对资金短缺而又想扩大投资的地方政府而言无疑极具诱惑力，地方国企的融资顺序立刻变为了先软贷款、后硬贷款，若不济再申请商业银行的贷款。
如此一来，原本用于解决国企资本金不足而设立的软贷款，成为国开行在信贷市场上的独门秘籍，使这家资本金不足、基础羸弱的新兴银行站稳了脚跟，并支撑他们在市场上有了惊艳的表现。此后多年，“软硬兼施”（即软贷款+硬贷款）一直是国开行争取优质项目、维护客户的制胜武器。(1)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0131/11/44402471_726639490.shtml.(2) 《国务院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银行的通告》（国发〔1994〕22号），下文中“国务院22号文”或《通告》均指此文件。第二章打响风险阻击战第一枪提要 新组建的国家开发银行，上手就是周期长、风险高、效益低的“两基一支”项目。此类项目开展难度较大，但也得迎难而上。把控中长期项目没有现成律条，国开行索性引入国际经验，设计了国内银行业第一个贷款委员会，并迅速调整委托代理机制，改变了贷后管理鞭长莫及、道德风险丛生的困境。第一节 组建贷委会
贷款量巨大，还款周期长，经济效益低，经营风险高……过去，一提及“两基一支”类的政策性项目，就给人这种印象。商业银行也将其视为负担。而国开行就是专门捡这类“硬骨头”来“啃”的。如何提高贷款决策水平和风险管理水平，就成为这家银行成立之初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距正式组建不到半个月，国开行便参考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经验，设计了国内银行业第一个贷款委员会（简称贷委会），作为贷款项目的审议机构。1994年4月9日，尚未正式成立的贷款委员会，迎来了对它的第一次考验——根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的批示，国开行要对国务院秘书局转来的两批基本建设项目“提出意见”。此次交给国开行审议的项目共九个：武昌—广州铁路电气化改造、芜湖长江大桥、青岛前湾港区二期工程……其中七个都是政策性项目。
贷委会将审查的结果向行长姚振炎汇报后，就起草成报告送到了朱镕基的面前。报告的结论恐怕让朱镕基颇感惊讶：九个项目中，只有六个获得了“建议批准”，三个项目吃了闭门羹，拒贷的理由是“资金基本不落实，建议退请有关部门重新研究”。
政策性项目居然被银行打回了，这在盛行奉命贷款的传统银行管理体制之下，还真是一桩新鲜事。后来成为第一届贷委会主任的周道炯说：“我们贷委会要有权威性，不怕得罪人。要不然的话，成立就没有意义了。”
不过，好在朱镕基高度赞誉了这件“新鲜事”。此后，贷款委员会正式成立。第一届贷委会由分管副行长周道炯担任主任委员，成员包括副行长屠由瑞、刘明康，总工程师汤丙午，总经济师邝业梅，总稽核师徐荣初，秘书长陈铁林，以及原六家专业投资公司的总经理等人。
此后，凡是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和限额以上技术改造项目，以及国务院交办的重大建设项目，在各信贷局提出评审报告的基础上，都要交贷款委员会审议通过方能立项。评审采用集体民主决策，避免“一言堂”和个别领导的“拍脑袋”决策，在20世纪90年代初亦算是中国银行业的一项先见之策。
1995年6月，贷委会成立一周年之际，国开行又成立了专家委员会（简称专委会）作为参谋咨询机构。专委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来自原能源、交通等六大中央投资公司，在重大工程项目的科学调查与论证中，与贷委会相辅相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贷款委员会成立之初，主要围绕项目的投资总额与配置是否准确合理，资金来源是否可靠，还款是否有保障等方面开展检查。总体上更重视项目的社会、经济发展意义而非盈利，主要侧重于审查项目总投资有无超过国家计划指标，还没有形成真正的风险控制。“风险防范不足，专业性不强，公关嫌疑大”，现任评审总监樊海滨提及曾经的“审贷合一”体制时反思道。因为“审贷合一”的内部设置和职能划分，容易造成职责混乱不清，且缺乏外部监督制约，从而影响评审的公平性。
随着国开行信贷业务的扩大，更多问题渐渐暴露出来：机构职能重叠，常常发生好几个信贷局同时对接一个代理行的情况，严重影响效率；评审体制不得力，影响了贷委会通过审议来驾驭和控制风险。
审贷分离改革就在这种情况下启动了。1996年底到1997年初，国开行对内部机构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调整：原来的八个信贷局被一并撤销，改为按贷款行业分类设立能源水利、交通环保、农林原材料、机电轻纺四个专业评审局，按地理区域设置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信贷管理局。从此，评审与贷后管理在制度上被分离开来，项目评审实现了专业化，由评审局向贷委会直接提交项目评审报告。
在总行设置专业评审部门，成了国开行机构设置上的一大特色。以专业评审局为源头成长起来的专业化评审队伍，渐渐在国内外传开了声名。不过，这仅是国开行在贷款评审机制变革上的发轫之始。第二节 借腿走路
如今分支机构遍及全国乃至全球的国家开发银行，诞生之初，却只是一家“有总部而无分支”的特殊金融机构。没有分支机构，国开行就如同一个人缺少一条腿，走不快，更走不远。国开行不可能坐守北京不及全国。那么，如何对北京以外的贷款项目进行资金的拨付、回收和管理？
国务院22号文对此已有预案，其中规定：资金拨付业务优先委托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办理。国开行用于政策性业务的预算内资金主要从建行剥离而来，由其委托代理尚可获得代理费用，亦算一种适度补偿，顺理成章。1994年4月22日，成立不足一个月，国开行便与建行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书，由后者代理资金拨付、会计核算、贷款监督与回收等业务。
受高额代理费的吸引，其他各大银行尾随而至，纷纷争取成为国开行项目贷款的代理行，工行、农行、中行和交行等相继与国开行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自此，国开行建起了遍布全国的代理经办行网络，借力商业银行的委托代理体系正式形成。
委托代理体系帮助国开行将资金送达全国各地，但时隔不久，这种关系的典型弊病——道德风险便暴露出来。关键在于，代理行不必因资金的在途耽误、损失和贷后管理不当、本息回收不力而承担责任。
负责为国开行划拨资金、回收贷款、管理项目的代理行，往往是商业银行的分行、县级支行，山高皇帝远，国开行很难对其工作效率进行有效的监督。后果就是一些代理行划拨资金的速度很慢，回收贷款的积极性不高，项目管理很不精细。更有甚者，如果国开行和代理行共同发放贷款给一个项目，代理行回收贷款时就有可能“顺手”先还到自家账上。
国开行原副行长李吉平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当时一笔资金利用人民银行和代理行的电子汇划系统，由上至下划转到位，“最长的时候足足走了316天”！层层有截留，层层被占用，最后国开行不得不写报告给朱镕基总理，问题才得以解决。
国开行原总经济师姬巧玲，也曾为贷款回收问题与代理行反复交涉催促，甚至一度“气到和对方拍桌子”。她对委托代理制的弊端体会颇深：“你不直接给项目钱，不直接盯着钱用到什么地方，也不直接回收贷款本息，全靠代理行去做，你不就是个盲人吗？风险根本没法控制，因为你不知道风险在什么地方。”
当时，委托代理业务的明细会计核算也被委托给了代理经办行，国开行只负责汇总核算。但国开行慢慢发现，这些代理行交给他们的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会计数据不准确，结计利息有误差，信息反馈不及时，无贷款明细账……这对于一家银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就好比打仗的将军连手下有几个兵、几支枪都不清楚。
1996年11月，国开行财会局起草了一份《关于直接贷款和委托贷款利弊分析的报告》，用数据直观地揭露出了委托贷款形式的弊端：首先是贷后的管理、核算、回收不力，与总额仅占7%、利息实收率却高达88.5%的直接贷款相比，委托贷款的利息实收率仅为62%，足足低了26.5个百分点；其次是资金在途损失严重，贷款金额在回拨和回收过程中的损失就能消化掉利率的0.43个百分点，而且全部由国开行承担。
委托代理制终究不是长久之计。随着项目不断增加，代理成本也不断增加，但是钱花出去了，事情却没有办好，行长姚振炎越来越着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国开行都必须设立自己的分支机构。
1995年7月，国务院第73次总理办公会决定，国开行“可考虑试办一家分行”。当时，国开行最大的项目贷款是三峡工程，因此，第一家分行就选择了距离三峡工程最近的省会城市武汉。1996年4月，国开行终于成立了武汉分行和成都、西安、深圳3家代表处，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分支机构，采用“直贷+委代两条腿走路”的策略来应对种种不利情况。第三章钱从哪里来提要 财政靠不上，再贷款不可取，怎样才能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国开行从零起步，开辟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发债的筹资路径，让国际投资者第一次对中国的政策性银行有了认识。第一节 摸索筹资之道“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是商业银行安身立命的基本业务，但为支持“两基一支”而生的国家开发银行，既没有营业网点，也不吸收存款。三峡工程、岭澳核电等国家重点项目“嗷嗷待哺”，融资方式亟待探索。
国务院22号文的起草人之一陈铁林回忆，“当时我们全面列举了资金的来源渠道，但并没有真正思考怎么具体执行，这些都留待以后去实践。”文中提到了国开行资金来源的八种方式：资本金、财政贴息资金、向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向社会发行一定数量的财政担保债券、向境外筹集资金、国务院划转开发银行的专项建设基金和专项资金，以及向央行申请再贷款。
在国外，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之初，大多数资金都来源于政府的无偿拨款。然而，在中国中央财政是指望不上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赤字急剧增长，规模不断扩大，计划中财政部分4年向国开行拨款500亿元作为注册资本，也没有完全落实。
在当时看来，世界银行的债券融资模式最具可行性，既能建立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保证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又可以促进债券市场的发展，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工具，还能避免与商业银行直接形成存款竞争。人民银行也赞成通过发行政策性金融债券来筹资。
但那时，我国债券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低，银行间债券市场尚处于酝酿之中，就连财政部发行国债都挺困难。1993年，国债陷入发不出去的困境，财政部向国务院报告，进行全国总动员，各省书记、省长亲自落实国债认购，才勉强完成销售任务。国债的认购都成问题，国开行的金融债券更无力完成市场化发行。
国务院决定，暂时仿效国债的行政派购形式，由国开行提出年度金融债券的发行规模，由人民银行和国家计委根据国家确定的信贷计划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进行审定，并确定债券利率，然后下达认购指令，让四大银行和邮政储汇局按照存款增量的一定比例购买金融债券。
1994年4月，国开行以与人民银行、国家计委联合发文的形式，尝试发行了第一次金融债券。当年国开行贷款总规模为650亿元，发行的首笔债券额度为528亿元，其中：3年期448亿元，利率为12.5%；5年期80亿元，利率为14%。短短几日内，第一批认购款200亿元就被划入了国开行的账户。
从此以后，发行金融债券一直是国开行筹集资金最重要的渠道，一度占到了资金来源的90%以上。但是，行政派购毕竟不是长久之策。由于政策性金融债券与国债利率倒挂，投资人缺乏积极性，与央行讨价还价，债券资金延迟到账现象严重，直接影响了一些项目用款。
从1994年发行派购债到1998年开始市场化发行，到2000年全部市场化发行，国开行累计派购发行人民币金融债券4943亿元。2004年，全部计划派购债券兑付完毕，退出历史舞台。第二节 登陆海外市场
国开行成立后，先后承担起大亚湾核电站、广东岭澳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等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外汇转贷款工作，需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筹资。
作为一家具有特殊政策背景的金融机构，国开行分别被美国穆迪公司、日本风险和投资者服务公司（R&I）及标准普尔公司给予AAA、AA-和BBB的评级，获得了与国家主权相同的债信评级，为日后海外发债、筹集低成本资金奠定了基础。
1995年10月，国务院批准国开行以境外发债方式为岭澳核电站等项目筹集外汇，境外发债指标为3亿美元。这是国开行首次对外发债，目标不仅是募集价格合适的基金，更要树立新生的政策性银行在国际资本市场的良好形象，并借机在国际上宣传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
通过对扬基债、欧洲债、武士债、龙债券和全球债券市场的调查和综合分析，国开行第一步选择了日本武士债市场。曾任国开行资金局局长的于春玲对笔者解释：“发行日元债与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过程相关。改革开放初年，中日之间的交流最为密切。有很多中国人学日语，很多日本人也到中国进行投资。与欧美相比，地缘上更为接近的日本相对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债券。”
当时，日本对中国贸易顺差很大，拥有极高的外汇储备，正想方设法寻找外储运用渠道，因而非常欢迎国开行发债。1996年2月19日，国开行发行了10年期300亿日元债券，票面利息为4%。
美国扬基债市场是国开行迈出的第二步。这个市场容量大，且美元坚挺，美国国债收益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与日本投资者相比，美国投资者更关注发行体所在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时值“九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达到10%，而物价涨幅已回落到6%，较上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实现了“软着陆”。在通胀得到控制的同时，中国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国际收支继续看好，被视为A级信用的新兴国家。
但是，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对国开行仍然比较陌生。为此，时任国开行副行长刘明康带队，自1997年1月21日至28日，先后在西雅图、明尼阿波利斯、芝加哥、哈特福德、波士顿和纽约6个城市召开了6次投资者说明会和1次电话会议。
路演中，投资者最关心的是中国国企的现状和改革方向、外汇储备和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国开行的资产质量以及项目选择的自主权等问题。一些投资者怀疑，政策性银行是不是只做政策性贷款？是否只看重项目的社会效益，不关心项目的商业价值？刘明康行为路演主讲人，向投资者详细地说明了国开行与政府的关系，声明国开行非常注重信贷资产质量和风险管理，将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终于打消了投资者的顾虑。
1月29日，国开行在美国成功发行了3亿美元扬基债券，期限为10年，票面利率为7.375%，收益率为T+80BP（基点）。债券认购金额达到10亿美元，超额认购两倍多。其中，美国投资者认购比例约占发行总额的65%，欧洲和亚洲投资者的该项占比分别为15%、20%。
武士债和扬基债的顺利发行，使国开行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初露锋芒。一年之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资本市场急转直下，国开行暂时搁置了出境发债的计划。第四章危机中重生：市场化转轨提要 1998年4月，陈元从人民银行副行长之位调任国开行行长，并提出了“市场环境，银行框架”下办银行的新思路，开启了传统政策性金融到开发性金融的转轨之路，逐渐搭建起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开辟出政府部门投资和纯商业投资之外的“第三条道路”。第一节 亚洲金融危机来袭
1997年7月，一个悲喜交加的月份。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举国欢腾。但亢奋的情绪还未消散，7月2日，泰国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泰铢大幅贬值，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被点燃。泰铢汇率狂跌20%，挤垮56家银行，股票市场狂泻70%，并迅速席卷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
10月，国际炒家首次冲击香港市场，造成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率一度狂升至300%，恒生指数从危机前的1.8万点暴跌至6000点。这场危机让香港人财富蒸发了2.2万亿港元，负资产人数达到17万人。
虽然中国金融业由于尚未完全开放而幸免深度卷入危机，但中国经济也受到打击。1997年，我国外贸出口增幅从前一年的20%猛跌至0.5%，利用外资额跌至20年来最低点，而积弊深重的国有企业问题也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1.4万户国有企业中亏损企业达到了近6600户，一场“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的国企改革拉开了序幕。商业银行不得不提高呆坏账准备金从而支持国有企业的兼并、破产。
据统计，仅此一项就累计不良贷款1800亿元左右。截至1996年6月底，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8400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4.75%，有的银行实际上已资不抵债。全国城市信用社亏损面达20%，农村信用社亏损面达44.7%，不少农村信用合作基金会倒闭。
1997年被定为“防范金融风险年”。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后来回忆说：“从当时总体情况看，中国不会出现大面积支付危机。但是，如对上述风险不再加以控制，中国迟早将会出现系统性、较大面积的(1)支付危机”。
面对金融效率低下、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的局面，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势在必行。
1997年11月17日，中国金融界最高等级的全国性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各省（市）政府、人民银行、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负责人约30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提出，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大体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提高金融业经营管理水平，实现全国金融秩序明显好转，化解金融风险，增强防范和抗御金融风险的能力。
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接下来的一年，中国金融史上的诸多大事件陆续登场：
1998年6月，央行第一次因支付危机关闭了一家股份制银行——海南发展银行。
1998年8月，国有商业银行获得2700亿元注资以补充资本金，剥离近14000亿元不良资产，减轻了财务包袱。
1998年10月，当时国内第二大信托投资公司，曾作为政府融资窗口，在国内外颇具影响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被人民银行关闭。
1998年11月，央行撤销了31个省级分行，组建了9个区域分行，同时与所办的证券公司、融资中心和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
1998年11月18日，保监会成立。
1999年，华融、东方、长城、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组建，专责处理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国开行剥离出来的面值达13939亿元的不良资产。
1999年开始信托业第5次清理整顿。经过这次被称为“推倒重来”的清理整顿后，原有239家信托公司重新获得登记的仅50多家，近6000亿元不良资产被核销。第二节 陈元：家国情怀，金融帅才承继父亲的红色情怀
1998年4月2日，农历戊寅年的春天，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在伦敦举行了首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他器重的干将陈元，则受命来到了国家开发银行，成为这家亟待变革的政策性银行的掌舵者。
这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亲自把陈元送到了国家开发银行。53岁的陈元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之位上已有十年之久，当天他身着笔挺的深蓝色西服，步履沉稳。与国开行领导班子短暂的交流中，他神色肃然，数语寥寥，措辞缜密。十多年后，有人这样形容他：内敛、沉稳、低调，话不多说，言简意赅，如果要给他贴上个性化标签，那一定是“大格局、家国情怀、国际视野”。“陈行长思考问题第一个考虑的一定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其次才是开行的利益。他不仅深谋远虑，而且非常有前瞻性、创新性，这点我们这些后辈也自愧不如，感觉压力很大”。一位熟悉陈元的开行干部说。
1998年3月，陈元被任命为国家开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这一届领导班子阵容强大，原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杨晓堂任党委副书记，原证监会副主席王益任副行长（2008年5月因涉嫌受贿被“双规”），原国开行能源水利评审局局长李昌富任纪委书记。原行长姚振炎、副行长屠由瑞去职，原副行长刘明康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陈元突出的才学品性受益于家庭的好学、严谨之风，更直接承继了父亲心系天下、慎言敏行的精神衣钵。话到此处，便无法绕开陈元特殊的身世和家庭背景了。
陈元1945年生于中国革命圣地延安，是家中长子。父亲陈云是新中国的开国元老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和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被外界称作“共和国的红色掌柜”。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全面主持经济工作，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扭转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经济凋敝、物价飞涨、财经混乱的艰难局面。
陈云对子女的教育是传统而严厉的。在父亲的影响下，陈元从初中开始看《参考消息》，阅读《马克思传》，高中和大学自学哲学，通读了《资本论》，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这些青少年时期就形成的良好习惯，令他终身受益，他在后来数十年中都将读书视为一种习惯。
陈云从不代替子女做决定，所以，陈元和姐妹、弟弟成年后选择的职业大相径庭，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兴趣。这位父亲恪守纪律，从不在家讨论政事，但他胸怀天下、严谨求实、善于调查研究等作风对儿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少年陈元最大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工程师。1965年，陈元考入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但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风暴来临。陈元避开了残酷的派别斗争，毕业后被下放到湖南某工厂劳动锻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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