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敬琏,陈志武,唐昊,沈宝祥,蔡霞,俞可平,刘世锦,秦晖
出版社：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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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至中局——把住政府之手试读：
把住政府之手
陈志武 耶鲁大学教授
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今天的财政危机和国债危机，使人们终于意识到，那些因为新闻周期而匆忙推出的经济刺激政策并没有解决金融危机，反而使造成金融危机的结构性问题更严重，延长了发达国家的经济调整期，并使必须经历的阵痛更深。对于中国来说，一旦经济硬着陆，跌幅会更高。
政策周期过多受制于新闻周期
即时新闻频道、互联网的出现，政策绩效的评估频率被大大加快，如果政策达不到立竿见影效果，对新政策的呼唤必然立即出现。可是，经济有它自身的周期，市场有自己的调整方式和时间，行业企业从决策到正式开工投产需要时间，这些决策周期、建设周期、生产周期不会因为即时新闻周期的压缩而改变。
由于经济自身的反应周期远比新闻周期长，而影响政府决策更多的是专家评论、社会舆论，后者又跟新闻周期同步，到最后，制约政府决策周期的不是市场周期、经济周期，而是新闻周期。
政策周期超越经济周期之后，不仅政府之手必然很忙，而且由于绑架了市场，经济、社会更加大起大落，造成更多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危机的危害程度可能被放大、持续时间被延长。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在世界各国，电视上互联网上到处是专家、官员、企业领袖在给政府决策层出谋划策，一方面夸大政府不救市的可能后果，让观众、读者甚为恐惧，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大规模干预市场、刺激经济。尤其是，那些夜不眠电视频道不断请来各类专家对昨天甚至几个小时前才出台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就进行绩效评估。
在中国，2008年10月就快下猛药“四万亿”，2009年续以10万亿元天量贷款、2010年近8万亿元贷款；在美国，2009年1月奥巴马上台，2月就签署82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但没过多少天，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呼吁政府推出新一轮刺激政策，美联储也的确从2008年暑期开始降息救市，后来利息没法再低了，就推出两次量化宽松政策。
恶果自然已经显现。中国房地产市场就是鲜活例子之一。2008年之前，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着重点在于限制供给（尽管许多政策的本意不是如此），使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不断恶化，房价越调控越高。2008年的头9个多月，房产调控开始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下手。但受9月金融危机不断深化的影响，政策又出现180度的急转方向。2009年和2010年两次天量贷款，房地产泡沫被政府政策吹成新纪录。到2010年年初，房地产已经火爆到系统风险的地步，政策又急掉方向，限贷限购同时出台，房地产重新进入冰冻期。回顾过去近八年，房地产行业要么冰冻、要么火热，致使资源配置低效，更把人、社会、环境、自然给折腾得晕头转向！究其原因，政府之手闲不住是主因，但过于活跃的专家们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财政危机和国债危机也是鲜活例子之一。之所以到今天这步，就是因为在2008年年初、2009年各国政府大兴由政府借钱刺激经济，目的是为了减少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但是，市场需要时间，按照自己的规律从过去的行为中吸取教训、调整以往非理性的经济决策。可是，那些专家们没有那么多耐心，每天在各国的即时新闻里不断给政府施压，要求政府快速且大刀阔斧地救市。结果，各国发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刺激经济，虽然制造了2009年—2010年表面的复苏，但把那时的金融危机转变成了今天的财政危机、国债危机。
政府之手太忙的后果
从表面看，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一般性的怀疑似乎有道理，用行政之手代替表面似乎无序、无形的市场竞争能避免很多的市场错误和所谓的“市场失灵”。但实际情况呢？
不妨对中国和美国作一个比较，就是看一国的三大产业对GDP以及就业的贡献率之间的关系。在美国，1980年时，其农业占GDP的比例约3%、占总就业的4%，工业占GDP的比例约33%、占总就业的31%，而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约64%、占总就业的66%；到2005年时，三大产业的GDP贡献率跟就业贡献率还是维持基本的1:1关系：农业占GDP的比例约1%、占总就业的1.2%，工业占GDP的比例约22%、占总就业的21%，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约77%、占总就业的78%。美国各产业就业贡献率跟GDP贡献率基本相等，说明跨越行业、地区、城乡的劳动力流动以及包括资本在内的其他要素流动是非常自由的，没有受到户口等制度或政策限制。
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各行业间的扭曲和差距不仅很大，而且在过去30年被恶化。1980年，中国农业占GDP的比例约30%、占总就业的69%，农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0.4；工业占GDP的比例约48%、占总就业的18%，工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2.7，而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约22%、占总就业的13%，服务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0.6。可见，在改革开放初期，各行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大得惊人，根源就在于那些基于身份、出生等制度性、政策性歧视，使得行业间、城乡间、地区间的要素流动几乎不可能。
过去30余年的改革是否带来改善呢？农业占GDP的比例约11%、占总就业的40%，农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0.25；工业占GDP的比例约47%、占总就业的27%，工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1.7，而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约42%、占总就业的33%，服务业GDP与就业贡献率之比为 1.3。从表面看，似乎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生产率都往1:1靠拢，农业出现更为严重的偏离。
实际上，如果把GDP贡献率除以就业贡献率的比值看成是劳动就业生产率的话，在1980年时，中国工业的劳动就业生产率是农业的6.1倍，而到2008年，这一差距为7.4倍，比1980年时工农、城乡差距加大了。
可见，只要户籍制度歧视还在，只要土地没有私有并可以自由抵押流转，只要教育机会歧视、福利权利不平等还在，只要民间金融被歧视压抑，那么，各产业的就业生产率差距就会继续存在。只有在政府管制极少甚至没有、要素能充分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三大产业间的生产率才可以趋同。任何行政管制都妨碍或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都构成对自然秩序的扭曲。
因此，在时下追求平衡发展、减少收入差距、争取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时期，政府之手越是能闲住，这些目标就越有可能实现。在即时新闻媒体日益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占领生活的每分每秒的新时代里，我们尤其要谨防政府之手忙得失控。而要达到这些效果，体制改革、权力制衡改革是前提。
中国现阶段经济权力结构分析
——对高铁发展方式的深度思考
唐昊 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很多西方学者会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归结为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创造经济奇迹的是一些经济部门，而对市场进行高度干预是另外一些部门。两者之间没有因果联系。
现今的中国经济权力结构中存在着六大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民营经济、外资企业、消费者。前三者可以代表国家对经济进行非市场化的干预；后三者则属于市场经济成分。
过去30多年的经济数据明白地显示，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大多来自市场经济成分——如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个体经济、消费者贡献等，而非国家干预层面——如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参与设计经济制度、参与经济决策的机会却少之又少，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完全倒挂。掌握更多经济权力的却恰恰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这些非市场经济成分。
经济增长的主体与经济权力的主体错位存在，构成了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这也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总根源。
中央政府财政收益大增但经济权力流失
不过，由“国家干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国有垄断企业，这三驾马车驱动的“中国模式”，其内部的经济权力发展趋势并不平衡。其中两驾马车——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经济权力增长过快，对中央经济权力和市场经济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所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权力分布并不像纯粹的市场经济那样，掌握在企业、市场和消费者手中；甚至也不像纯粹的计划经济那样，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两类经济主体（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集团）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导者。这种非计划经济、也非纯粹的市场经济，理论上还存在着中央政府的调控、非国有企业的竞争、消费者的监督等，但在实践上，掌握了经济权力的国有垄断企业和地方政府往往会拒绝接受其他经济权力主体的制约而自行其是。
目前看来，“有钱弱经济权力”的中央政府所使用的调控手段多利用金融、价格、投资等杠杆来进行，如出台各种指导性政策直接干预微观经济等。但中央政府不断干预微观经济，宏观调控几乎变为微观调控，表明的是其全面调控能力的缺乏，可见其经济能力在下降而不是上升。
在调控的过程中还逐渐形成了一个不良的习惯，即每当经济出了问题，“受伤”的总是市场、民营企业和消费者。控制房价、治理通货膨胀，走的都是这个路数。中央政府频繁干预市场的结果是，导致地方政府有更多机会剥夺个体经济自由、阻断市场传递信息，使得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被削弱。
另一方面，对于同属于三驾马车的国有垄断企业等一些破坏市场公平的负外部性因素，中央政府却缺乏主动调控的意愿或者调控无效。例如，高速铁路是明确的国家工程，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却是铁道部这个介于垄断企业和政府机构之间的经济寡头。即使是在原铁道部长“落马”之后，相关部门对铁路系统的监察仍无法深入。
地方政府日益短视和急功近利
现在，随着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确立，计划经济已经在很多领域瓦解了；随着垄断企业挤压了私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市场经济规律的调控作用也无从发挥。目前地方政府和垄断企业不遗余力地追求经济增长，造成整体的经济成长慢不下来，正是一个经济体已经部分失控的表现。
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扩大原本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在与地方市场经济的良性互动中迅速激发出更大的经济活力。但在中国，地方政府由于拥有高于市场经济的绝对权力，就从市场秩序维护者蜕变为市场参与主体，并在强力统御和高度介入市场的过程中形成了自身庞大的利益。
在地方利益集团形成、但却缺乏统一调度的情况下，地方比中央机构往往更加短视和急功近利。地方官员的处境使他们更加坚决地追求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以寻租的方式寻求经济利益使腐败的产生在所难免；以经营土地的名义所牺牲的民众利益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而地方政府与地方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走向畸形。为了控制的方便，地方政府普遍通过扩大企业规模，而不是培养竞争性产业。同时，当地方政府对经济绩效的追求达到了需索无度的地步时，良好的地方市场环境也无从谈起。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私营经济在腐败的重压下发展不起来一样，中国的一些规范经营的地方民营企业同样无法正常发展，甚至连生存都有困难。要发展起来就必须和地方政府官员建立起千丝万缕的关系。结果是，地方政府权力越扩大，地方产业素质就越低下。
中央政府尽管了解经济的症结并试图作出努力，如控制房价、禁止暴力拆迁，但却受到地方政府在实践中的忽略。这样一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成了大多数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而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的地方政府，往往也是激起社会不满和群体性事件的主体。
国有垄断企业集官僚和“资本家”于一身
至2010年初，中央企业资产总额已达24.3万亿元，营业收入16.7万亿元，实现净利润8490亿元，上缴税金1.3万亿元。《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地区在2010年有43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其中大多数为国有垄断企业。
但国有垄断企业在经济数据“辉煌”的同时，其所引发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也开始浮出水面。国有垄断企业在经济领域的压倒性存在扭曲了中国的经济伦理和社会规则。铁路事故频发也只不过是一个最新的例子而已。
回顾铁路部门处理温州动车追尾事故的方式：不但在平时对线路少有风险评估；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轻率地宣布是雷击导致事故；即使在出了重大人命事故之后，也没有经过安全评估就迫不及待地清理现场、重新通车。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在利益驱动下，垄断企业对消费者利益和安全的无视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这当然会引发公众不满，从而成为新的政治不稳定的诱因。
与此同时，由国有垄断企业所主导的经济成长本身的质量也是值得质疑的。2001年—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计获得利润总额为4.9万亿元，但同期少缴纳的利息、地租、资源租以及获得财政补贴共计6.4万亿元。国有垄断企业以压制市场经济成分为获取垄断利益的手段，但是其效率低下造成亏损时又靠市场经济创造出来的成果来维系，这对市场经济成分是双重的剥夺。
民营经济：“合谋”还是“突围”？
1978年，中国的非国有部门在工业总产值方面所占的比例还只是22.4%。而据国家工商总局和全国工商联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全国登记注册的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已达4000多万户，目前在民营企业就业的人数已经达到约1.5亿人，吸纳了占全社会最大比重的就业人数。民营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以上。另有数据显示，我国65%的专利、75%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民营企业完成的。
但与民营经济极为重要的经济地位不相称的是，目前，中国进入世界500强的绝大多数却是国有企业。简言之，中国经济已经起飞，但只有很少的中国民营企业飞起。
可以说，在“国进民退”以及外国资本的竞争压力下，多数民营企业只能被迫从事低端制造业，但这种低技术制造业不但不赚钱、无法实现产业升级，还极其脆弱。一旦发生通胀或外部需求下降，即面临灭顶之灾。
除了不公平竞争带给民营企业的伤害之外，民营企业发展困境还和不合理的行政规章有关。例如，在近年来多次对民营企业家的调查中，“融资难”都成为企业家们所面临最大问题的首选。此外，中国目前的企业税负已经达到世界前三位，明显过重。至于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的设限、寻租、刁难，更使他们背上了额外的沉重负担。
在市场和行政的双重挤压下，在缺乏必要的经济自主权力的情况下，一些民营企业走上了邪路。较大的竞争压力、过少的发展出路、外部环境不利等因素导致民企向公权力所有者输送腐败的行为屡禁不绝，恶化了经济环境。某些唯利是图的民营企业自身也缺乏必要的经济责任。
对民营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解决的方向很清晰，就是把政府和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清楚，消除国有企业因与政府合作所带来的不公平竞争。但这种能够带来合理竞争的制度环境显然不是国有垄断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这三驾马车可以自觉做到的。
国际资本：追随“龙尾”的后果
在中国的经济权力格局中，相对于民企在政治上受到的歧视、重要产业不准其进入的情况，外企受到的限制相对少得多。其所遇到的障碍多在过去的20年中已经消除。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全球500强企业中已经有470多家在中国落户，至2010年7月底，中国已累计吸收外资1.05万亿美元，连续18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在经济先期发展起来的一些地区，地方政府总是优先选择与国际资本结合。政府各级官员热衷于会见外国投资者，这里面和国家政策导向有很大关系。当中国民间投资者遇到法律和金融体系方面的限制时，中国为了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已经消除了外国投资者所遇到的障碍，甚至给予其超国民待遇。而这些外国资本显然有着更雄厚的实力、更丰富的市场经验，现在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就如鱼得水地发展起来了。
有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商品贸易的一半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5%左右是由外资完成的。外资在中国出口中占比之高，大大超过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以及处于相似发展阶段的亚洲其他国家外资在其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依赖外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显然是不利的。外资壮大而内资弱小的中国经济有沦为国际资本附庸的风险。同时外资与民企的不公平竞争也进一步缩窄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
当然，中国市场也深刻地影响了外资企业的行为。淮橘为枳，原本在国外守法经营的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经济中也学会了腐败、造假和对消费者的不负责任。在2006年，一些在中国违反了美国商业法律的美国商人更是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受到议员的猛烈攻击。国会议员们认为这些企业在中国的不当行为极大冲击了美国本土企业的企业伦理，不能被原谅。在这些案例中，所谓“中国模式”中的缺陷部分已经开始外溢到世界经济体系。
重新分配经济权力
破解僵局的钥匙，在于消费者在争取经济权力方面要有所行动，即从单纯的消费者转变为积极的“公民”。在一些资深的市场经济国家，如英国、法国，先是由国家从寡头手中集中经济权力，再由公民对国家权力进行逐步的限制，是优化经济权力结构的通常路径。而在对经济权力进行制衡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公民群体的积极行动。因为在这些国家中，中产阶级作为更有力量的消费者，有更多的手段和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权利。
对于经济权力结构仍在变化中的中国来说，以往的经济权力争夺发生在政府和市场经济成分之间；现在则是地方政府和国有垄断企业从中央政府手中争夺权力；未来的经济权力结构有可能是结合了普通消费者的市场经济成分的卷土重来。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国家经济理性的回归、经济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以及普通的消费者能够把自己当作“公民”来看待。
当前中国改革最紧要的问题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剑荆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斯方吾 特约记者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在多个论坛上见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每一次，他都是人气最高的学者。往往是不待主持人介绍完毕，会场上便掌声骤起。吴先生演讲的风格率直平易，逻辑清晰，总是直指要害。在这几次会议上，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与吴先生有过几次深入交流。他阐述了对中国改革问题的最新思考，呼吁不仅要改革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改革的“顶顶层设计”，确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重启改革议程。——编者
近几年来，关于改革的共识出现弱化趋势甚至破裂的议论一直受到各方面的关注。相对于前期改革，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更加复杂，而且，多数与政府治理息息相关。目前的关键问题是政府改革严重滞后，政府主导的倾向进一步强化，行政权力与垄断利益相互结合，不仅阻碍了改革步伐的推进和改革利益的公平分享，而且，有的领域还出现了社会溃败的迹象。可以说，中国社会又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没有什么问题比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和未来改革的方向更加牵动人心。
我们正处在新的十字路口上
财新《中国改革》：与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情况不同，人们对改革的功过和改革的前途意见纷纭。有人说改革共识破裂了，甚至认为改革已死。但是，从最近两个月以来几个论坛上传递出来的观点来看，大多数人对改革是有共识的，虽然他们对前一时期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感到失望，大家对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还是满怀期待。为什么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吴敬琏：我认为，基本的原因是我们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20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中，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目前形成的经济体制是半市场、半统制的过渡体制。于是，从这种体制建立之日起，就引人注目地出现了“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的状况。
从好的方面说，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框架的初步建立，解放了久为落后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促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具体表现为：（1）为过去在“全面专政”体制下被无情压制的私人创业开拓了空间。到20世纪末，中国已经涌现了3000多万家的民企，它们乃是中国出人意料发展的推动力量。（2）大量原来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这极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加快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度，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增长。（3）对外开放政策的成功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因净出口需求弥补了消费、内需不足的缺陷，从需求方面支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4）对外开放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在自主创新活动还没有培育起来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迅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过去200多年间积累起来的巨大技术水平差距，使高速增长得到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撑。
然而另一方面，目前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很不完善的，其主要表现是：国家部门仍然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方面：（1）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列宁所说的“制高点”，即“国民经济命脉”。国有企业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中继续处于垄断地位。（2）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3）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实施频繁干预。
这种过渡体制建立后，就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方向：或者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强自己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诸如市场监管和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的职能，使过渡性的体制逐渐成长为在规则基础上运转的现代市场经济（我把它称为“法治的市场经济”）；或者不断强化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扩大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蜕变为政府全面控制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畸形体制。这就是我为什么在世纪之交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两种前途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道路，一条是权贵私有化的道路，中国面临严峻的选择。
在改革大步推进的时候，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南巡讲话”前后放开了价格，“官倒”无所施其技。那时候，大家就很高兴。但是，当改革受到阻碍的时候，行政权力就会扩张，腐败就会蔓延，就会出现贫富分化。这种情况，引起了大家的不满。不幸的是，这两种前途的争斗愈演愈烈，正确的一方并不占有优势。而“左”是对“右”的惩罚。贪腐的盛行使力图恢复“全面专政”旧体制的极“左”力量，能够蛊惑对贪腐怀有正当义愤却不明就里的人们，追随他们去反对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
这样，就使我们站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不同的取向将决定政府领导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是起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作用。
当前中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权贵资本主义
财新《中国改革》：在国内，你是最早提出要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危险的经济学家。我们注意到，你早在1999年就提出过权贵资本主义对改革的危害，你曾说：“如此巨大的‘寻租’利益，也会培育起一个人多势众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力图在我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利用权力不但进行‘寻租’，而且进行‘设租’活动，以便造成新的寻租可能性。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坚定而正确的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弄得不好，由寻租到设租，会构成腐败泛滥的恶性循环。那么当这种权贵资本在一个国家居于统治地位时，大量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鲸吞，广大群众则陷于普遍的贫困之中。这种情况在某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我们决不能听任它在中国重演。”你的呼吁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响应。但是，也不得不说，这一警告对于改革的实际进程影响有限，权贵资本呈现出越来越膨胀的势头。在很多关键领域，利益格局固化了，权力部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故意设租，特殊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在所有的领域，改革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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