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连晚报周刊部
出版社：大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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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大连老地儿(品读大连·第一季)试读：
我爱大连
大连出版社将要编辑出版“品读大连”系列丛书，我非常赞成。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和曾经参与过这个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领导人之一，我对大连总是有一种偏爱，总是觉得这个城市所蕴涵的文化值得我们去认真挖掘。这套丛书动员十几位作者，分十几个专题对大连的文化现象进行挖掘和梳理，我认为这项工作十分有价值。
大连是一座充满活力、现代感非常强、文化不断创新的城市，也是一座有着特殊历史和个性的城市。因此，如何在新的时期找出大连的文化定位，挖掘大连的文化内涵，突出大连的城市性格，使城市的根和魂能不断通过文化来体现，并最终提炼出大连的城市精神，既是城市的管理者、建设者所要关注的，也是所有文化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千城一面”的特色危机，很多城市面貌趋同，城市个性模糊。实际上，城市发展不仅仅是GDP的单纯增长，文化内涵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文化竞争力将决定城市未来的竞争力。
因此，我觉得此次大连市委宣传部和大连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品读大连”系列丛书，可谓正当其时。从多层面多角度挖掘、整理、总结、诠释大连的风物人情、文化脉络、人文价值，并以图书的形式把这些宝贵的非物质财富积累、沉淀下来，无论是对于大连这座年轻却饱经沧桑的城市来说，还是对于600万大连市民乃至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说，都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情。当然，在宣传城市、促进交流、满足各界人士阅读需求、提升市民文化素养、锻造城市品牌力等方面，也都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个大连人，我对这套丛书充满期待。
与中国其他城市相比，大连建市时间较短，很多人以此认为她没有文化，甚至使用了“文化沙漠”这样的词汇来定义她，很多大连人往往也是一提到“文化底蕴”就没了自信。实际上，大连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她缺的不是文化，而是发现的眼睛、挖掘的意识、提炼的行动。这正是我们应该做并且正在做的。
最后，我想借用一句大连的流行语来表达我的心情：
我爱大连，从未离开。
这句话揭示了每一个热爱故乡的大连人内心深藏的情感。作为其中的一员，我愿怀着赤诚之心为她作出自己绵薄的贡献。今日
胜利桥
（嵇汝广/摄）胜利桥从这里开始阅读城市
胜利桥始建于1900年，初建时为俄式木制便桥，是大连第一座栈桥。1905年日本占领大连后，由日本建筑师前田松韵按文艺复兴风格重建，民间称其为“日本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改称胜利桥，此名沿用至今。
居民构成
此桥诞生后，大连市区大规模的行政区建设即告开始，由此，大连地区最早的市民居住区也略见雏形。沙俄殖民统治时期，胜利桥所在街区是政府官员和中东铁路员工的住宅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里则住着“满铁”技术人员；大连解放后，这片街区的房屋归铁路所有，住户主要是铁路职工。一座桥与一座城市
位于团结街、胜利街、烟台街之间的一片三角形街区，不仅是胜利桥北历史街区中唯一成片保存下来的老街区，也是大连建市后的第一片住宅区。
胜利桥的桥本身就与众不同，浑圆的桥栏、精美的石雕，散发着浓郁的异域气息。“胜利桥北是大连城市建设的起点，它和这座城市的历史一样长。”在政府机关工作的马先生对大连城市的历史颇有研究。“胜利桥既是一座桥的名字，又不止是一座桥的名字。阅读这个城市，首先就要从这座桥上穿过去。”作家素素在《流光碎影》一书里这样写道。
1898年，沙俄强租旅大。1902年5月29日，尼古拉二世颁布敕令，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同时将城市命名为“达里尼”（俄文意为“远方的”），并任命“达里尼”港及城市规划建设总工程师萨哈罗夫任“达里尼”市长。
萨哈罗夫是俄国著名的建港专家，曾任俄东省铁路公司建筑技师。1898年冬，萨哈罗夫正在海参崴负责海港建设，沙皇把他调回圣彼得堡，授权让他来编制“达里尼”港口的筑港计划。1899年春，萨哈罗夫来到青泥洼。不久，沙俄政府就通过了他和德国人盖尔贝茨制定的达里尼市（今大连市）港口和城市设计方案。按照萨哈罗夫的设计，“达里尼”港以俄国黑海的敖萨德港为蓝本，城市建设以当时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城市——法国巴黎为蓝本。达里尼市的街区由行政市街、欧罗巴市街、中国市街3部分组成：
一、行政市街，在露西亚桥（今胜利桥）以北露西亚街（今民乐街道）。
二、俄国人居住区欧罗巴市街。欧罗巴市街又划为商业区、居民区、绅士高级住宅区。商业区在尼古拉广场（今中山广场）至今友好广场之间，今人民路、中山路以北。居民区在商业区以南，今朝阳街、永胜街一带。绅士高级住宅区在居民区以东的幽静山坡地带。
三、中国市街在今劳动公园和动物园以西，即西岗区东部。
市区道路以尼古拉广场为中心呈放射状，有10条大街。广场直径213米，四周设置机关、银行、教堂、旅馆等公共建筑。城市道路建设规划采用了欧洲常用的放射形，与中国古代棋盘式的道路形态截然不同。“他们从大连周边招募民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开始了。行政市街向南延伸的时候，要跨过一条深沟，那条深沟将要建铁路线。为了跨越铁路把行政市街和欧罗巴市街连接起来，他们就在深沟上面架起了一座宽55米的俄式木桥，叫露西亚桥。桥的两端设计成半圆形广场，分别辐射两边道路，这就是胜利桥的前身。”马先生说。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5月，日军占领达里尼。第二年2月起达里尼改称“大连”。
1908年，日本人拆除露西亚桥，重建成22米宽的米兰式钢筋混凝土五跨拱桥。桥基、桥柱、桥栏、桥头一律改用花岗岩砌筑，并在上面精心雕刻出文艺复兴式花纹。新桥于次年3月完工，人称“日本桥”。直到现在，桥上石质的花纹仍像当初一样清晰生动。此桥建成后，还曾通有当时大连最先进的交通工具——有轨电车，日本投降前，将铁轨拆除。
光辉巷是一条不规则的街巷，弯弯曲曲，跨越了团结街和烟台街。俄国人离开大连前留下161座老房子，现仅存留38座，多数也集中在这里，具有非常浓重的欧式建筑风格。光辉巷老建筑
光辉巷13号，现在是大连大学附属医院胜利桥北门诊部。这座老建筑有着传奇的故事。1914年，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陈其美来到大连发展革命力量，就曾经在这里养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日本桥”改叫“胜利桥”，此名沿用至今。
过改造和增建，至今仍发挥着交通纽带的作用。
于西岗区胜利桥北、俄罗斯风情街西侧，由烟台街、光辉巷与海平街围合而成的胜利桥北街区28栋单体小楼，充满异域风情，在暮色里，变得瑰丽、迷离。
2011年，在光辉巷11号居住了30多年的韩正堂搬到了锦绣小区。“去年10月，光辉巷开始搬迁改造，如今老邻居们都搬走了。”整个光辉巷围起了砖墙，上面又加了高大的纱网，透过纱网，望得见装饰精美的古旧老墙、屋顶精细的造型和枝繁叶茂的百年老树……“可以说光辉巷这片俄罗斯民居，是这座城市的第一片住宅区。它起初是沙俄高级行政职员和东清铁路员工的住所，日俄战争之后，成了日本人居住区。大连解放以后归铁路部门所有，成为铁路职工的家属住宅。小楼多为二层或局部三层的砖混木质结构，每栋楼门头都非常考究，花纹雕刻精美，屋檐局部细节设计各异。”据《大连市志·科学技术志》记载，当初建设胜利桥北街区，除俄国工程师外，还从德国聘请了两名建筑师。因此，烟台街的28栋建筑有尖顶的也有平顶的，有俄罗斯风格的也有德式民居风格的，虽然都是欧式建筑，但绝没有重复。
当年每栋楼前围着15～20平方米的小花坛，住户们在门前栽种鲜花，盛放之季，花香满院。“院子里原来就栽了不少梧桐树、槐树、椿树。那时的烟台街铺着青石板路，到了雨季，雨水沿房檐滴落，打在青石板上，赶上大雨，雨水会在青石板上打出烟雾，雨后的青石板光可鉴人。”韩正堂回忆说。
老住户们说，大连解放之初，这里很多房子空无一人，但人们都不敢住进去。最初的住户都是被请来看门的，不收房租，一栋房子只住一户，或者楼上楼下各一户。“只要是铁路职工，进去随便挑，看好了就可以搬进去，渐渐地住进来的人多了，每栋小楼里都住进了几户人家。人心慢慢安稳下来，搬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一栋房子住4户比较常见，也有更多的。”1936年出生的刘麟奇1953年起就住在光辉巷11号的俄式建筑里，那时楼上住着在造船厂工作的一家苏联人，1956年苏联人离开后刘家才从楼下搬到楼上，这栋楼最多的时候住了5户。“那时候，铁路部门对这片住宅3年一小修，6年一中修，10年一大修，保护得非常好。原来楼顶覆盖的都是绿色的铜瓦和铁板瓦，‘文革’后渐渐换成了石灰瓦、石棉瓦，现在仅剩一两户仍保留着原来的绿瓦。那时候民风淳朴，谁家人出去了，就招呼邻居帮着望望门；吃过晚饭，大家就聚在院子里打扑克。”光辉巷老建筑“‘文革’中，许多小楼外的围墙都拆掉了。后来孩子们长大了，房子不够住，有人就开始在院子里盖小房，一开始需要申请，得到铁路段的同意方可动工，因而很多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盖的小房都有这种小产权。再后来，连申请都不用了。改革开放后，家家都开始捡砖头盖小房，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路越来越窄，有的地方背个麻袋都过不去，光辉巷变得脏乱差起来，许多老住户渐渐搬走了。”据韩正堂介绍，有一户人家竟然盖了20间小房。
越来越多的老住户搬出了光辉巷，房子被出租给了包括很多拾荒者在内的外来务工人员。毕竟住了30多年，对这里有感情，隔三差五，韩正堂老人就会坐公交车回来，静静地站在围栏外，向光辉巷里望望。巷里，许多腐朽的木窗已被拆卸下来了，小楼里不时传出施工的声音。“修缮后，这28栋老建筑将建成五星级庭院式酒店。”韩老说。
北海公园原来叫兆麟公园，平时这里总是坐着三五成群的老人，一问，好多都是铁路或者渔轮厂的退休职工，这些“桥北”人喜欢说“桥北”的过去。过去的北海公园差不多有现在两个这么大，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公园里还有动物，西北角上围着铁栅栏，里面还有个石洞，住着几头熊，铁栅栏外是一座高大的鸟笼。后来，动物们搬走了，据说都迁到了当时的动物园。“现在市场仓库的位置，原来是篮球场和排球场，年轻人常聚在那里打球。公园里原来有三眼井，分布在东南角、中央花坛和西北角三个位置，现在只剩一眼，在西北角上，城建部门在上面加了盖，里面埋了水泵，用来浇灌公园里的树木和花草。”家住附近的孙老先生说。
红墙尖顶,抑或绿瓦圆穹，徜徉于优雅别致的俄罗斯风情一条街，穿行于古旧斑驳的光辉巷，恍如走进一座欧洲老城。在游客的目光里，在文化人的笔墨里，在老大连人的讲述里，充满了历史厚重与艺术气息的胜利桥，时而令人惊叹，时而让人心疼，似乎永远有着讲不完的故事。
1999年，市政府投资1.7亿，对胜利桥北的洋房小楼进行了修缮和重建，“除了‘达里尼市政厅’旧址（原大连自然博物馆）和‘满铁总裁官邸’旧址（现大连船舶学校），基本上都是拆掉后重建的。”74岁的韩正堂老人说，重建的小楼基本是按照原样复原的，有些砖石、大门和尖顶用的还都是原来的部件，但花岗岩的基座大多换成了新石料。在韩正堂老人看来，修缮后的俄罗斯风情街赶不上原来漂亮。
78岁的安老先生是渔轮厂的退休职工，在烟台街居住了30多年，家的对面就是原大连自然博物馆。安老说，在那次规模最大的修缮和重建中，并未包括这座老楼，如今它成了这条街上最残破的建筑，玻璃大多破碎了，后来相关单位用三合板钉住了所有窗户，楼身上的涂料早已斑驳脱落。“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修过一次，原来的绿瓦都是紫铜的，拆下来后，换成了白铁的。”现在的楼顶严重锈蚀、残破，好多地方竟长出小树。2006年年初，大连的一家单位拆毁了它的一角。笔者透过西侧的铁门，看见院内杂草丛生，老树婆娑。在附近居住的刘先生说，春天的时候，他曾翻过围墙去取掉落的风筝，看到室内的楼梯多处塌陷了。
但老楼石基间的水泥勾缝仍明晰可辨，看上去敦厚、坚固。“它曾经是这条街上最雄伟、气派的建筑。”建筑物采用红砖绿瓦，在凸窗、楼梯间、老虎窗及入口处，有细巧精致的装饰。室内装饰材料有些来自欧洲。
这是一座带有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老楼，也是这里最早的建筑，1900年开始建造，1902年5月30日正式使用，是沙俄殖民统治时期“达里尼市政厅”旧址。老楼的造型庄重大方，U字形的对称风格，细节处的装饰雕刻也不乏巴洛克式的花哨。
到1904年时，“达里尼”已经初建成一个现代化国际城市，眼看着萨哈罗夫的梦想就要实现，日俄战争突然爆发。战前的俄国人根本就没把日本人放在眼里，即使在日军偷袭旅顺口之前几小时，俄国太平洋舰队参谋长维特格夫特还在说“战争打不起来”，甚至当天，旅顺的俄国海军还在狂欢。
日本人闪电般的突袭，让俄国人立即神经紧张起来，还在梦想中的萨哈罗夫立即在行政官吏中组织了义勇队，配备枪支进行操练，准备保卫这个由他亲自打造的城市。金州南山战役后，俄军前沿阵地失守，消息传到“达里尼”后已是人心惶惶。5月26日深夜，萨哈罗夫突然接到俄军旅顺要塞司令部的急电，命他于5月27日天亮之前，务必将“达里尼”市的俄国居民撤到旅顺。接到命令后，萨哈罗夫极不情愿地指示将“达里尼”港内的重要设备炸毁，并准备随时烧毁市政厅。
5月28日，日军占领“达里尼”港。俄国人自知“达里尼”守不住了，就开始放火烧毁市政街区。虽历经大火，“达里尼市政厅”还是保留了下来。
1906年，“达里尼市政厅”经过简单修复，成为日本殖民统治机构“关东州民政署”的办公地。“关东州民政署”是一个过渡行政机构，从1905年6月25日开始，结束于1906年9月1日。第二年，这里移交给“满铁”，成为“满铁”的总社。
1925年3月，这里被日本人翻修为“满蒙物资参考馆”，1926年改名为“满蒙资源馆”，1931年年末又更名为“满洲资源馆”。日本侵略者本着“展示各方面资源情况”的原则，使其以丰富的海洋生物、地质与矿物、古人类与生物、现代动物与植物标本和实物资料，成为当时“满洲”资源的缩影和研究地区资源的重要基地，也曾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旅游观光的重点。1945年大连解放，这里被划归中长铁路大连分局，并更名为“东北资源馆”。1950年，这座老楼被大连市人民政府正式接管。1955年，在庆祝抗战胜利10周年纪念日这天，这里被正式定名为“大连自然博物馆”，并邀请当时担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馆名。大连自然博物馆珍藏着许多世界珍贵标本，如目前亚洲最大的黑露脊鲸外形标本，还有我国目前唯一的长须鲸外形标本等。“20世纪50年代，门前立着一块两三米高的煤块……我们都曾到这里看过鲸鱼的标本。直到90年代中期，大连的学生几乎都由学校组织到这里参观过。”1998年，自然博物馆迁到黑石礁新址，此楼便闲置下来。
庭院建筑，建筑设计大胆采用了自由式、不对称的设计手法，建筑的立面参差不齐，墙面的高度与坡度变化不一，并做成了欧式建筑里常见的那种陡尖顶。由于用清水红砖砌筑，用白色条饰和隅石装饰，再加以山尖、边框、花台、阳台和各种门窗作点缀，构成了它极具诱惑力的外形，看上去更像是童话里的小房子。
1898年沙俄强租旅大后，迅速以大连港为起点进行市区规划，城市的开发权交给了中东铁路公司。中东铁路是“中国东清铁路”的简称，北起哈尔滨、南至旅顺，中东铁路公司不仅掌控筑路权，甚至拥有独立武装，东清轮船会社便是其属下的公司。
为了便于运输，中东铁路公司从大连站向东铺设了一条通往海港的专线通道。1902年，由德国人设计的东清轮船会社开始矗立在桥头。日俄战争结束后，这栋小楼成了日本东海轮船株式会社等机构的办公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也曾被辟为展览馆，时常从旅顺运来些文物展出，我常去看，有古代的兵器，还展出过木乃伊。后来展出停止了，房屋闲置了好多年，渐渐地，老百姓中传说那栋楼里闹鬼，无论白天黑夜，走进去总能听到‘咔哒咔哒’的声响。有人说，那栋楼的地下室设有水牢，日本统治时期，处死过许多抗日志士……‘文革’时期‘破四旧，立四新’，一伙年轻人不信邪，住进楼里，从里面捉出很多大老鼠。原来，日本人撤走后，在地下室留下了大量粮油，老鼠肥吃肥喝，尾巴粘上了油，又粘了灰垢，结成了疙瘩。‘咔哒咔哒’声就是它们在楼梯上乱窜时，尾巴敲打铜质的楼梯箍条发出来的。”韩正堂老人说。谣言破解之后，那里作为市总工会的家属住宅，住进了居民。胜利桥
寺儿沟
“老码头”扛起大连港寺儿沟在大连本地人嘴里变成了“刺儿沟”。大连地方史学者韩悦行说，1880年，清军在旅顺招工人修军港，造就了一批熟练工人，他们就住在旅顺水师营附近的寺沟。后来，沙俄租借大连，修港建市，雇佣了许多中国劳工，其中一批熟练工人就是来自旅顺寺沟的工人。他们住在大连港东边，别人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就说是寺沟人，人们现在说的“寺儿沟”是“寺沟”的口语化音。
居民构成
20世纪初，寺儿沟是华工居住区，有名的贫民窟。解放后，大连染料厂、大连油脂化工厂和大连港寺儿沟作业区曾经是这里的主要企业，居民中有许多人就是这些企业的职工。近年来，随着这一区域的城市化改造，居民身份日趋复杂。红房子
红房子、狼窝、穷汉岭，这些早年的寺儿沟地标早已不存在，只有夹在高楼里的那座大连史上最早的电影院——东明电影院孑然独立，似乎还在奋力挽留逝去的历史，但那里也是旧瓶新酒，已经成为出租房。
站在寺儿沟一带最高处寺儿沟有轨电车站，四下一望，寺儿沟的历史遗迹太难寻觅了，就连曾经的有轨电车终点站也向远处顺延。
虽然历史遗迹难觅，但是寺儿沟却不乏历史故事。从9岁起就住在红房子里的孙元香老人说，大连解放前，炮台山上有几门日本高射炮，1944年冬，他亲眼看见它们向着万米高空的美军轰炸机射击。第二年，日军排着队向苏军投降。大连染料厂老职工王振华说，寺儿沟一带最大的企业就是大染，它的前身就是日本的大和染料，大染污染挺厉害……
老寺儿沟快被人忘记了，但是有一些人不应该被忘记，他们曾经的名字是福昌洋行里的华工苦力，但是在城市历史的坐标轴上他们的名字是最早的城市建设者。
那个叫相生由太郎的日本人，一手建造红房子，压榨华工为他带来滚滚财源。没想到华工忍辱负重，积聚力量，成为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大连老码头精神的开创者。日本在狂掠中国东北大豆的同时，没想到却间接促进了大连油坊业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大连在中国享有“油都”之称。
如今，寺儿沟一带还住着海港工人，父辈、子辈和孙辈。
最早的城市建设者的后代们和父辈一样为以港立市的大连尽力，书写辉煌：大庆油田第一车原油经他们的手上船；新中国第一船出口原油经他们的手走向世界；海上原油也是经他们的手走向国际市场。《大连掌故》一书的作者韩悦行说，没有寺儿沟，就没有大连。
老一辈人都知道在寺儿沟一带相生由太郎曾有个街道名为相生町。1945年以前，大连的200多条街，其名字日味十足，它们或以日本“名将”命名，如东乡町、乃木町；或以“名舰”命名，如吉野町、三笠町；或以花草命名，如水仙町、白菊町，而以市民的名字作为街名的只有相生町这一例。
其实这里所说的相生，远不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他全名是相生由太郎，他在寺儿沟一带创办了福昌华工公司，独揽大连港装卸业务，经营多种项目，他还担任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连商工会议所所长。据称，当时的日本天皇对这位在海外“打拼”的“能干”的子民也是印象极佳，时常表彰他。
这位“能干”的天皇子民都干了些什么呢？他在寺儿沟修建碧山庄，俗称红房子，让万余华工蜗居于此；他强迫华工在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具和安全设施的恶劣条件下从事超强度的劳动，每年装卸1000多万吨的货物；他疯狂敛财，华工一年下来没挣着钱，反而要倒贴……
20世纪80年代，在寺儿沟的居民区中发现一通碧山庄万灵塔石碑，质地为花岗岩，碑身两侧有时任泰东日报社社长、汉学家金子平吉撰写的万灵塔记铭，共551字，铭文全是对立碑人相生由太郎的赞颂。金子平吉早年曾经同情和支持过中国的辛亥革命，与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党人为友，但是在日本殖民政策的浸淫下，也成为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的刀笔掮客。
靠压榨华工而大发横财的相生由太郎，晚年生活非常不顺，竟然瘫痪在床。风烛残年的相生由太郎在1926年把碧山庄和一万多名华工全部转让给了“满铁”，福昌公司从此易手。四年之后，相生由太郎死在大连，活了63岁。红房子入口
在保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反映寺儿沟福昌公司华工的照片中，有一张照片令人印象深刻，照片上一个中国劳工肩上扛了整整8块豆饼，每一块豆饼重达50斤。大连地方史学者韩悦行说，这是福昌公司规定每个中国劳工一次搬运量的最低标准，人们把这种劳工叫“扛大扛儿”。
大豆和豆饼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连港最常见的运输货物，韩悦行说：“日本国内为了发展农业，把豆饼用作肥料，也用豆饼喂牲口，可是日本国内根本不种大豆，所以就到中国东北掠夺。”
在大量大豆被运到日本本土的同时，日本人在寺儿沟一带开设油坊，把大豆加工成豆饼再运到日本。韩悦行说，为了刺激更多的人兴办油坊，加工大豆，他们还提出了优惠政策，比如三年不用纳税，先款后货等等，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地人来连从事油坊业，一时间寺儿沟地区遍布油坊。从1914年到1930年，油坊业成为大连规模最大的行业，也让大连有了“油坊之都”的称号。
但是后来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农业不景气，豆饼需求量减少，导致大连油坊业很快萎缩。“这就是殖民地工业的一个特点，日本需要什么，大连就生产什么，根本没有自主性。但是一些工人开始有了反抗意识，红房子里的一些工人就组织了地下放火团，把寺儿沟好几个日本人的油坊给点着了。”
大连最早的电影院“老寺儿沟的痕迹全没有了，现在就剩下一个东明电影院了。”77岁的大染退休工人王振华说。在他的带领下，笔者在几栋临街居民楼后发现了一座坐北朝南的橙红色小楼，王振华说这就是东明电影院原址，东明电影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改称东风电影院，也是大连最早的电影院。“小时候没钱看电影，我们这些小孩就跑到电影院的后门，顺着门缝往里面看，也能看到电影。”王振华说，“最高兴的是，有时里面演京剧，看门的老头儿要是高兴了，就在完场前二三十分钟把我们放进去，其实越到后面越精彩，因为好多武戏都在后面。”当年的码头工人寺儿沟的百年老建筑东风电影院
王振华看武戏看入了迷，回家跟着模仿，站在家里的桌子上，一个空翻跳到地上，结果把胳膊摔断了。他指着自己左眼窝下的一点疤痕说，这也是模仿武戏留下的。当年看完《飞刀华》电影后，他和小伙伴也玩起飞镖，有一天，一个小“侠客”朝他喊了一句“着镖”，王振华就觉得左眼下一阵疼痛……
王振华上过寺儿沟的日本公学堂，家境贫穷的他只上了半年学，但是挺受刺激。“日本学生在几个班里，中国学生在另外几个班里。我赶上一次春游，自己带的饭，日本同学拿的大多是大米饭团，可是我们家只有窝头，妈妈怕我嫌带的饭不好丢人，就把窝头的外面用白面薄薄地裹了一层，远看像馒头一样。春游到中午的时候，我拿着像馒头一样的窝头躲得老远去吃。”
王振华说：“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也没有想自己怎么生在这样的贫穷家庭里。可是现在的孩子都在‘拼家庭’，也有的叫‘拼爹’。”“以前，寺儿沟一带最大的企业就是大连染料厂，为大连创利不少。”王振华话锋一转，“大染也带来不少污染，市中心往东一过了二七广场就有味，一种是臭鸡蛋味，是大染排的硫化氢；一种是氯气味；还有一种烂苹果味，是生产农药时的光气排放产生的。人们开玩笑说寺儿沟五味俱全。有一年，周围老百姓来厂里找，说家里养的鸡死了一片，全是被熏死的，成了‘百鸡宴’了。厂里没说二话，赶紧赔鸡钱。”
除了五味俱全，还有五颜六色。东海头常见的黑水是大染厂排的硫化氢，黄水是苦尔酸，红水和蓝水是染料过滤水，黄和蓝一结合，又生成了绿水。“我们在东海头赶回的蚬子，一吃就有一股苦味，把蚬子赶回来，得先在水里泡两天，让它吐一吐。”
王振华说，身处污染源里的大染厂职工都有一项特殊福利：享受甲等保健。“就是保健餐，我们叫吃保健。每人每天发一个保健票，能吃上厂里食堂的红烧肉、大馒头之类的，不用带饭了。可是平时也不舍得吃，就把票攒起来，月底买一堆炸鱼或烧鸡拿回家，改善生活。”
几年前，大连染料厂搬离寺儿沟。“这个污染源终于被拔掉了。”居民们很高兴。
说起寺儿沟，说起红房子，似乎没有比孙元香老人更熟悉的了。1942年，年仅6岁的他随父母一起从山东来到大连，就住在红房子88号。“那时的红房子有100栋，也就是100号。”之后，他们家又从88号搬到81号、77号、99号，现在老人住的居民楼就是1998年在原来57号旧址上建起来的。“红房子从1966年开始全面拆迁，我们是最晚拆迁的一批住户。”
因为爸爸就是海港工人，所以，孙元香对福昌华工非常熟悉，“他们穿着黑衣服，后背上印了两个大黄字‘福昌’，非常扎眼，就怕人跑了。华工都是社会最低层的人，是大老粗。”
红房子是用红砖建成的二层楼，每一层都有一通好几十米长的通炕，五层砖上面搭上水泥板子，就算是炕了。孙元香说：“每天早晨5点钟，南大庙的和尚就来到正门钟楼上敲钟，一听到钟声，工人们就得起来上工，工人们说那是‘催命钟’。红房子里有一个背牌先生，他手里拿一个三合板做的记工牌，每天写上多少号出工了。工人从早6点一直干到晚6点，如果干不完就加4个小时，等到家已经晚上11点了。”
孙元香老人说的那口“催命钟”现在摆放在大连现代博物馆。当时敲钟的和尚平时都在南大庙里，“那庙里养着七只大白鹅，一看见我们小孩进去了，就扑棱着翅膀奔过来，张嘴咬人呢。”寺儿沟现存的老建筑一声就飞上天了。
孙元香在炮台山上手拆日军炮弹，挺危险，但从来没出过事。他还用一把日本军刀在山上劈木头，“那把日本刀是我从日本军营里捡的，日本军营就在原来大连传染病医院。”孙元香亲眼看见日军向苏军投降，“他们列着队，一个劲喊‘哈依’，把三八大盖全扔到苏军的大卡车上。”
后来，苏军进入大连，接管了大连港，孙元香的爸爸开始为海港上的苏军干活，一天挣6斤带壳高粱米。孙元香等一帮小孩也去大连港玩，经常能看到军舰上的苏军军官。
当年的码头工人工作场景
红房子正门口的钟楼还在1964年的电影《兵临城下》中出现过，孙元香就曾在电影拍摄现场看眼。“给国民党将军开吉普车的是我的好朋友王庆友，当时他是市委书记胡明的司机。”红房子的工人吃的是窝头，每人每顿饭发一张饭券，只能领一个窝头和一条咸菜。工人们每个月开一次饷，到手的也只有两三块，“饭券是算钱的，都在工资里扣了，家里人口多，就剩不下多少钱。”有一次，工头的妈妈把孙元香叫到她住的房子里，告诉他每天下午两三点钟从红房子做饭师傅那里拿8个窝头，给她送去。“我以为她是给人吃的呢，后来才知道，她是用窝头来喂一头小猪，真可气哩。”
工头的妈妈为人还行，看孙元香五冬六夏一直光着个脚，就给了他5元钱，说：“你买双鞋穿吧。”孙元香拿了这5元钱回家给娘了，“没舍得买呀，到1947年，我才穿上鞋。”
一声就飞上天了。”三八广场 二七广场
从“不敢侧目”到“家在那里”
三八广场初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占领时期，当时的三八广场叫朝日广场，二七广场叫千代田广场，是日本人按照其在国内街市名称为之冠名。大连光复后，两个广场分别更名为三八广场和二七广场，以纪念“三八妇女节”和“二七大罢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三八广场至人民路一带是日本军事机构最集中的地方，有旅顺要塞司令部、关东军大连宪兵队和若干个部队驻扎，给人感觉非常阴森。
居民构成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三八广场、二七广场一带有大片的日本民房，为日本平民居住区，居民职业大多为邮差、店员、小业主等。1946年，人民政府组织“城市平民大搬家”运动，不少居住在寺儿沟等地的中国老百姓搬进日本房，成为这里的居民。此后，附近企业如大连港、造船厂、大连染料厂等单位职工陆续迁入。20世纪90年代后，这里大规模动迁，兴建商品住宅，居民成分渐趋多元。
那里也是我的家
20世纪70年代就落户三八广场的梁姐告诉我：“三八广场向北,可以到海港看大船，向南，可以到明泽湖散步，中山广场、天津街近在咫尺。作为生活区的三八广场，地角优势和生活配套几乎无可替代。出嫁以后，我的心里总有一个情结，觉得‘家就应该在这里’。后来，明泽湖边建起一个高档小区，尽管房价不菲，但爱人理解我对这里的感情，力主在此买房，甚至不惜创当年全市商品房借贷之最。”
现在住在三八广场的钱大哥这样描述住在三八广场的美好生活：“这里的空气清新湿润，家里几天不擦也没有多少灰尘。商业发达，买啥都不用远走，讲档次的，家乐福就在跟前儿；讲实惠的，三八商店后身的自由市场保证不让你失望；想享受讨价还价乐趣的，可以到南山脚下植物园逛早市，那里常年人气十足，经常是商贩都撤了，逛早市的人还流连忘返。望海、傍湖、依山，是块风水宝地。”
他们的讲述，也勾起我的倾诉欲。三八广场，那里也曾是我的家。20世纪80年代伊始，我在三八广场居住近十年。印象中的三八广场，街巷畅通，规划整齐，一趟趟的日本房样式统一、朴素无华。其中二层楼的日本房几乎都是红砖建筑，斜屋顶，一幢两户，两户朱漆大门上的雨搭是一整块水磨石板，可兼做二楼房屋窗外晒台。邻居阿姨经常在晒台上晾干鱼或萝卜条。房后都有一方小院子，勤快的人家会在院子里种花花草草。我家的一位邻居就在那小院里种君子兰，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
那时的朝阳街两边，是东西向的平房，道西是住家，道东的房子门脸不大，却形成一条商业街，有理发馆、茶庄、邮局、饭馆。在一个丁字路口，几个老大妈倚着商铺外墙用帆布搭了个焖子铺，一角钱一碟焖子，冒着热气，飘着蒜香，拿细铁丝拧成的小叉子叉着吃，是孩子们吃不腻的美味。
我读书的小学在二七广场西南角，却叫“三八小学”。学校操场不大，上体育课时，我们就在校外的小巷里做操、跑步。学校南面几百米外，曾经是始建于20世纪初的大连油脂化工厂所在地，彼时，它已经是个规模很大的工厂，产生的刺鼻气味成为当地一大公害，熏得我们头疼。有时风向一变，大连糖果厂诱人的奶糖味儿又让我们垂涎不止。有的同学父母在五五路上的大连铅笔厂工作，他们用的“光腚铅笔”让同学们艳羡。
21世纪之初，三八广场大规模动迁改造，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和工作圈逐渐远离了三八广场。不久前，因为采写这组报道，我故地重访，惊讶地发现，三八广场高楼林立，车流如织，昔日的街巷、市场早已改天换地。
我努力找寻二十年前我住的地方，希望以一个成年人的眼睛目测，小时候从家到三八广场班车点等妈妈下班的路到底多远？全变了，一趟趟的日本房被一排排高楼大厦取代。也难怪，这一片原本就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中下层日本平民的居住区，建筑太普通，也太老旧，大连街上有些远比它著名的街景都消失了，它的“鸟枪换炮”也在情理之中。不过，让我不由地发出一声叹息的是，连同我住的老房子一同了无踪迹的，还有修竹街上我曾经就读的那所高中和位于有轨电车道边、曾寄给我第一份稿费的老建筑，更让人扼腕的是，它们一个被一排毫无美感的瓷砖贴面平房取代，一个成为圈在围挡中、荒草过膝的拆迁工地。
采写三八广场，我不止一次和受访者一起陷入回忆，互相纠正对方的记忆偏差，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拥有过同一个空间的记忆，久违的亲近和认同感在我们周围蕴染开来。从耄耋之年的秦芝娟老人，到古稀之年的范学平老人，再到今日住在三八广场的梁姐、钱大哥，从他们的叙述中一路穿越而来，我发现，原来，有近百年历史却一直默默无闻的三八广场是这样从“不敢侧目”之地变成我们的家。
搬进日本房
80多岁的秦芝娟老人如今住在湖畔小区的高层住宅里，已是颐养天年的岁数，儿女们都非常孝顺，老太太爱打扑克看纸牌，儿女们投其所好轮流来家陪她打扑克。经常，老人也会到楼下转转，拉着老邻居们唠会儿嗑。从再早的日本房到今天带电梯的高楼，老人在三八广场南面这个叫济南街的地方已经住了半个多世纪。现在，有人问她住在哪里，她会用仍有胶东乡音的大连话爽快地回答：“三八广锵（场）。”然而，在她童年乃至初为人妻的那段记忆中，“三八广场曾是一片禁地”。“那时这里住的都是日本人，中国人根本不能来。偶尔有中国老百姓到这里，多半是拉洋车的车夫或来收废品的。车夫把日本娘们儿送到门口就得赶快走，都不敢往门里看。我小的时候，有几次和小伙伴互相壮胆儿到这面捡煤茧儿，不等大人出来，日本小孩就出来追着打。那些日本小孩有的也就三四岁，我们就得赶紧跑。”在秦芝娟老人的描述中，20世纪初开始，三八广场连同毗连的二七广场一带有大片的日本房，是日本人居住区，不过，住的没有多少显贵人士，多半是平民。五五路三八广场以北一段对中国百姓来说，其意义等同于“雷池”——都是戒备森严的日本部队的军部，是马靴、洋刀、狼狗出没的虎狼之地。
1946年，人民政府组织了“城市平民大搬家”运动，号召普通中国老百姓搬到空出来的日本房里住。秦芝娟老人至今清楚地记得，到寺儿沟的娘家动员搬家的干部是位区长，叫樊彬（音），他告诉大伙儿，“搬到日本房吧，谁家搬去了房子就算谁家的，日本房不用挑水吃，住在那儿还不用交房租。”但是，被日本人欺负惯了的中国贫苦百姓还是胆突突的，生怕那些哭着逃走的日本人有一天会回来，因此犹豫不决。有的中国老百姓战战兢兢地搬进了日本房，却专挑犄角旮旯的房子住。秦芝娟娘家妈尽管最后决定搬到三八广场，但还是没敢直接搬进日本房；婆家爹妈却很有远见，在1946年敲锣打鼓的大搬家运动中搬进了有自来水、地板、厕所的日本房，这一住就是半辈子。秦芝娟就在日本房里从妈妈变成奶奶、太奶奶……
已是古稀之年的范学平老人曾经以《启蒙、成长从这里开始》为题目，撰文记录他在三八广场度过的孩童时代。
历经百年风雨的二七广场和三八广场，如今已经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家园。
日子在1945年夏天以后“翻了个个儿”。日本投降了，此后一年间，日本人大批撤走，三八广场、二七广场的日本房顷刻间腾空了。
1946年，人民政府组织了“城市平民大搬家”运动，号召普通中国老百姓搬到空出来的日本房里住。秦芝娟老人至今清楚地记得，到寺儿沟的娘家动员搬家的干部是位区长，叫樊彬（音），他告诉大伙儿，“搬到日本房吧，谁家搬去了房子就算谁家的，日本房不用挑水吃，住在那儿还不用交房租。”但是，被日本人欺负惯了的中国贫苦百姓还是胆突突的，生怕那些哭着逃走的日本人有一天会回来，因此犹豫不决。有的中国老百姓战战兢兢地搬进了日本房，却专挑犄角旮旯的房子住。秦芝娟娘家妈尽管最后决定搬到三八广场，但还是没敢直接搬进日本房；婆家爹妈却很有远见，在1946年敲锣打鼓的大搬家运动中搬进了有自来水、地板、厕所的日本房，这一住就是半辈子。秦芝娟就在日本房里从妈妈变成奶奶、太奶奶……
站在三八广场友谊医院门诊部正门前，范学平老人的目光掠过熙熙攘攘的人流、车流，思绪穿越时空回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小学校操场旗杆上冉冉升起的那一刻……
1947年，到了入学年龄的范学平被父亲送到大连第八完全小学读书，学校旧址在如今的友谊医院住院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所学校叫土佐町公学堂，接收的主要是日本学生。1946年，土佐町公学堂更名。
1949年，范学平目睹了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学校操场的旗杆上冉冉升起，他甚至记得，当时升旗的两名高年级同学中，那个女孩儿叫张慧贞，据说，为了学习升旗，两名升旗手甚至专门赴苏联学习过。
第八完全小学南面、临三八广场而建的建筑，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是日本工厂的单身宿舍，俗称“光棍寮”，大连解放后，那里成为“中苏友谊医院”院址。学校毗邻医院，1950年以后，第八完全小学校舍一度被征用，作为医院的一部分。学生们三五人一组分散到居民家中，由老师去每个分散点上课。之所以有这样的变故，是因为朝鲜战争打响了，大批的志愿军伤员回国接受救治。志愿军伤员在大连火车站被用担架抬上有轨电车，送抵三八广场的友谊医院救治。范学平亲眼看到许多伤员全身缠满绷带，根本看不见皮肉。老师曾带领同学们去病房慰问志愿军伤员。“和平生活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这是范学平最初受到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在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范学平始终抱着一颗感恩的心工作和生活，因为在童年的记忆中，他深刻地领悟到“幸福生活”的含义。
明泽湖畔，已经是三八广场居民最爱的消闲之处，春天赏樱花，夏天湖边垂钓，秋天观银杏，冬天则可以到结冰的湖面上滑冰玩。位于三八广场和二七广场之间的这个老建筑，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它是大连最早的消防基础设施。
二七望火楼
望平台。住在附近的老人称此楼为“二七望火楼”。
在林立的高楼间，这座始建于1933年的四层建筑的外表实在不起眼儿，很多人不相信，这座小楼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三八广场、二七广场一带最高的建筑。据说，大连街上类似的建筑还有五个，都建在住宅和人员密集区，并且建筑初衷至今未被改变，一直被作为消防队的所在地。
提到消防，三八广场坐地户、如今年已半百的张女士对20世纪60年代发生在这附近的一场大火记忆犹新。那是1964年开春时节，人们刚刚度过饥馑年代，当时许多学校校舍缺乏，学生们上下午轮流上课，前街后院不上课的孩子成帮结伙地在街上疯跑，谁也没想到一场灾难会降临到这些大人无暇看管的孩子头上。
张女士记得，出事那天，她正在学校护校，突然，街上响起一阵阵凄厉的消防警报声，“好像全市消防车都开到这边来了”。不久，老师神色匆匆地进来，派在校同学挨家找同学，清点人数。原来，南山公园（今大连植物园）的一座防空洞着火了。后来了解的情况大致是，一帮孩子到南山公园玩，有个孩子的一条狗跑进了防空洞，孩子们找狗心切，打着火把进了防空洞。洞里堆放着某塑料厂库存的很多眼镜。不知为什么，防空洞里失火了，火很快引燃眼镜，产生滚滚浓烟和大量有毒气体，有的孩子没出来，外面的孩子进去找……那场大火据说吞噬了十多个孩子的生命，还有不少孩子被烧伤。在火灾中罹难的孩子就有张女士当年的小伙伴。“能记得这事的那批孩子现在都得奔六十岁了。”
采写三八广场的人文地理，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几乎无一例外地说到明泽湖，讲述者的表情很快陷入幸福的回忆和陶醉状态中：“小时候，每到春天，我们到明泽湖捉小蝌蚪，把玻璃罐头瓶瓶口系上绳子放在水里，一会儿，拽出来，瓶子里就游进许多小蝌蚪。把小蝌蚪拿回家养，不几天，就发现小蝌蚪没变成青蛙，都快变成外表土黄的癞蛤蟆了！哈哈！原来明泽湖里的蝌蚪大部分是癞蛤蟆的后代，哎呀，一点儿都不像语文书上《小蝌蚪找妈妈》那么浪漫。”三八广场附近的老街仍带着20世纪80年代的慢节奏。“我曾在明泽湖里划过船，湖里的船分两种，一种是普通的双桨小船，还有一种大鹅船，划的时候，不光用桨，还得用脚蹬踏板。冬天，明泽湖结冰了，人们就上去滑冰，大人孩子都有。为了安全，公园管理处经常设立警示标志，湖西侧有一块地方相对浅，曾被圈起来作为滑冰场。我和媳妇就是滑冰时认识的……”
从三八广场沿五五路南行，清爽街与南山街之间有一池碧水，风过处，碧水漾起粼粼波光。定睛细看，甚至可以发现水中有鱼儿自在地游弋。这就是“明泽湖”。
有人曾研究过19世纪末沙俄统治时期的大连地图，上面标注着，以友好街为界，以现在的劳动公园荷花池为地标的西青泥洼和以明泽湖为地标的东青泥洼。据史料记载，1909年前后，明泽湖还是个湿地发展起来的排洪贮水的缓冲池，名为“镜个池”；1936年，围池成园，这里有了一个公园“镜个池儿童游园”。大连解放前后，这个公园几近破败。1951年，大连港务局对其进行修缮改造，更名为“海港公园”。
1953年，该园被移交给政府管理，更名“民泽公园”。1972年，更名“儿童公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该园扩建，1981年6月1日再次开放。那时，儿童公园西部有一块专属青少年的活动区域，经常有孩子在刻有《红军不怕远征难》诗句的水泥“峭壁”上攀行，在铁丝网和水泥碉堡之间匍匐，在火炬雕塑前留影。
现在，这个占地6.1公顷的公园实行免费开放，3万多平方米的明泽湖碧水清澈，湖畔垂柳依依，一条木栈道和一条塑胶跑道绕湖延伸，是周围居民休闲晨练的首选之地。湖水调节空气湿度，粼粼波光动感十足。这片湖，给这一带居住环境平添生机、灵性。明泽湖民主广场
背靠繁华自宁静
1907年，在民主广场附近修建了二等火车站，日本人将其命名为“吾妻驿”。据老居民说，当时曾有一座桥叫“吾妻桥”，这也是民主广场的又一个名字。大连解放后，这里改名为民主广场。
居民构成
大连建市之初，这里是俄国人聚居的地方，大连老百姓鲜有居住于此的。大连港建成后，这里成为商业区，与港口相关的产业比较发达。直到大连解放后，大连港职工才搬到这里住。
吾妻桥与电车的交接
民主广场在大连的诸多广场中算是名声最不显赫的一个。在这个盛产广场的城市里，民主广场更像是一个经历过世事的智者，隐居于闹市，淡然地看着曾经的离乱承合，看着那十丈红尘落成了青苔的记忆。
如果追溯到19世纪大连建市之前，民主广场这块地方应该属于东青泥洼村的区域范围，现在能够看到的20世纪初的大连区域图上，这里曾经有一条河流经过。沙俄侵占大连后，萨哈罗夫对大连进行了规划，在他的城市规划图上，民主广场就已经存在了。
记者曾经与作家素素交流过民主广场，还记得素素说起民主广场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名字时无限感慨：“她，叫吾妻桥，多美的一个名字！”是的，在1906年日本人绘制的《大连市街图》上，民主广场位置上原来有河流经过，河上还有一座木桥，日本人把这座桥叫做“吾妻桥”。这条河的前后有好几座木桥，比如常盘桥、青泥洼桥等等，但都没有吾妻桥叫得有诗意。原来“吾妻桥”源于日本的故事，据说江户中期的时候，日本浅草没有桥，只有一个叫“竹町渡”的渡口。后来，浅草商民集资建造了一座桥。桥建好之后，商民们想把它命名为“宫户川桥”，幕府却将其命名为“大川桥”。大家不满幕府统治，相约不接受幕府的命名，把它称为“东桥”。日语里“东桥”的念音和“吾妻桥”的念音相同，最终定名为“吾妻桥”。浪漫而诗意的名字却与爱情无关。这张邮票，盖着吾妻桥的邮戳，简单地讲述着民主广场的一段历史。这张照片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人在大连民主广场拍摄的。
在今天的地图上，依然可以搜寻到大连东站，它就在民主广场的东北侧。1907年，日本人在民主广场附近修建了二等火车站，命名为“吾妻驿”，也就是今天的“大连东站”。 这是日本人占领大连以后，修建的第一批火车站之一，用以筹集侵华物资和掠夺中国资源。
笔者在网上搜到了一个集邮爱好者发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清楚地印着“大连吾妻桥”，日期是“10.10.26”。这张邮票清楚地向百年后的大连人展示了那段往事，那个美丽的名字是个真实的存在。据民间城市史爱好者考证，民主广场北面，如今已经很短的发达街上，就曾经是“吾妻驿税关”和“吾妻驿事务所”的所在地。
随着日本人在大连以主人之姿态大兴土木，民主广场上的吾妻桥消失了。1909年，这里建了一个椭圆形的广场，名为“敷岛广场”，这个名字源于日本海军军舰“敷岛丸”。直到1945年大连解放后，才去“敷岛”改“民主”。
大连抗日活动史上最有名的放火团，也曾经在吾妻驿留下过抗日壮举。据大连史志记载，1937年10月10日，放火团成员用自燃装置点燃了吾妻驿的日本陆军专用车站仓库，当时仓库里存放着大量军需物资。
这个老建筑现在是电车分公司的办公楼，它站在这里也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但凡临近港口的地方，旅馆业都很发达，在大连也不例外。1903年，大连市内第一家旅馆就诞生在这里，它是由山东人赵霖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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