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格雷琴·鲁宾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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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哲学书试读：
前言
我总是在潜意识里试图突破自我。
以前，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不再把头发编起来，不再成天穿着跑步鞋，也不再每天吃一成不变的食物。我要重新记起好友的生日，学习图片处理软件，让女儿在吃早餐时远离电视机。我要阅读莎士比亚，花更多的时间微笑和感受快乐，成为一个更优雅的人。我想成为博物馆的常客。我希望自己不再恐惧驾驶。
4月的一个平常的早晨，我突然意识到：我正在浪费我的生命。雨水滴滴答答拍打着公交车的窗户。在雨滴的滑落中，我看到了岁月的流逝。“我到底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呢？”我问自己。“对，我想要快乐。”但我从未想过什么能使我快乐，也从未想过如何才能变得更快乐。
事实上，有很多事情可以令我快乐。我嫁给了杰米。这个高大的、黑头发的英俊男人是我生命中的至爱。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小女儿，7岁的伊丽莎和1岁的埃莉诺。我以前是一名律师，现在则从事写作。我住在纽约，而纽约是我最喜欢的城市。我和我的父母、姐妹，以及其他亲戚关系亲密。我不缺朋友。我身体健康。我有一头漂亮的头发，不需费心漂染。但是，我仍然经常冲我丈夫发火，对来修理有线电视的工人也有诸多抱怨。在工作中，即使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也会令我感到沮丧。我和老朋友们渐渐失去联系。我很容易发脾气，而且总是感到忧伤、不安、精神萎靡，并常常不自觉地产生内疚感。
透过模糊的公交车窗户，我看到有人横穿过街道——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人。她举步维艰，一边撑伞一边看手机，还推着一辆婴儿车，车上是她裹着黄雨衣的孩子。这一幕让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我，我就在那儿。我同样有一辆婴儿车、一部手机、一个闹钟，还有一幢公寓，住在一个社区中。现在，我正在搭乘城际公交车，而我一直乘坐同样的公交车横穿中央公园，来来回回。这就是我的生活——而我从未对此深思过。
我没有抑郁症，也没有遭遇中年危机，但我体验到了一种人到中年的不适感——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不满，甚至不信任，这些感觉是周期性的。“这是我吗？”当我拿起晨报或者坐下浏览电子邮件时我这么问自己。“这是我吗？”当我和朋友们不止一次地体验到这种感觉时，我们会开玩笑地说起这种“漂亮房子”之感，就是大卫·拜恩在《一生一次》（Once in a Lifetime）这首歌里唱的“漂亮房子”。是的，当我们这么质问自己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不是我的漂亮房子”。“我的生活就是这样了吗？”我不自觉地询问并回答自己，“是的，就是这样。”
尽管我偶尔丢三落四，但我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是多么幸运。我经常在半夜醒来，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凝视我的丈夫，他裹着毯子睡得很沉；还有我的孩子，被满床的毛绒玩具围住，安然地睡着。我拥有我能想到的一切，然而我无法感受到快乐。我总是纠结于别人很小的抱怨，纠结于已经过去的那些危机，我厌倦了和自己的本性做争斗，于是一次又一次，我忘记了去理解和感受我所拥有的看似完美的一切。然而，我并不想把这些不适的感受看作理所当然。作家柯莱特的话几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的生活是如此美妙！我只希望自己能早点儿意识到这件事。”我不想等到生命的终点，或在经历了什么大灾难后才回头看，然后想道：我曾经是多么快乐，要是我当时就能意识到这一点该多好。
我需要认真思考这件事。我怎样才能对平常的生活感到愉悦呢？我怎样才能给自己的妻子身份、母亲身份、作家身份和朋友身份设立一个更高的标准呢？我怎样才能摒弃每天的烦恼从而保持更加开阔的心胸和更加敏锐的洞察力呢？连顺路去杂货店买牙膏这件小事我都常常记不起来，我真的能把这些高远的目标融入我的日常生活吗？这似乎不太现实。
公交车几乎没有移动，而我却很难跟上我自己的想法。“我必须处理这些想法，”我告诉自己，“一旦我有空闲，我就要制订一个幸福计划。”但我从来没有闲下来过。当生活开始步入正轨，你就很难再想起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如果我想制订一个幸福计划，我就必须挤出时间去做这件事。我想象了一个简单的画面：花一个月住在一个景色如画、气候宜人的小岛上，每天，我到海滩上捡贝壳，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在高雅的羊皮纸上写作。哦，我得承认，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必须寻找一个方法使这个计划能在此时此地实施。我必须改变，我要换一个视角来看待熟悉的事物。
所有这些想法不停地在我的大脑里打转，当我坐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时，我想明白了两件事：我本可以更快乐；生活不会自己改变，除非我做点儿什么。在那一刻，我决定花一年的时间尝试让自己更加快乐。
我是周二早上做出的决定，到周三下午，我已经从图书馆借了许多书。我几乎找不到地方堆放这些书——我的办公室很小，就在公寓的顶层，其中堆满了我正在写的肯尼迪传记的素材和伊丽莎的老师发来的关于班级旅行、喉炎和一个食物募捐活动的通知。
我不可能立刻开始这个幸福计划。在此之前我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刚开始的几个星期，我读了大量的相关著作和报告，它们就如何开始一个关于幸福的实验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观点，我无法取舍，于是我给妹妹伊丽莎白打了一个电话。
我花了20分钟讲述了我这个关于启动一个幸福计划的方案，我妹妹说：“你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古怪。但是，”她紧接着补充道，“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每个人都是古怪的，因此每个人的幸福计划都应该有所不同。每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也许的确如此，但我认为你并没有意识到听你谈论这件事有多滑稽。”“为什么滑稽？”“因为你准备用一个系统化的方式探求幸福。”
我没懂她的话：“你的意思是，我想把诸如‘思考死亡’和‘拥抱当下’这样的目标付诸实践，这种想法很可笑？”“是的，”她回答，“我甚至不知道‘行动计划’是什么。”“那是商学院的专业术语。”“好吧，管它呢。我想说的是，你的幸福计划暴露出了许多关于你的事情，比你意识到的要多。”
她当然是对的。常言说，人们会教他们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我决定做自己的幸福计划的老师，尝试寻找克服我个人的缺点和局限的方法。
是时候对自己有更高的期待了。尽管在思考幸福时，我仍在和一种悖论感做斗争：我想要改变自己又想要接受自己。我不想过分关注自己，又觉得应该认真对待自己。我想要更好地利用时间，又想闲逛、游玩，放任自己去读一些奇奇怪怪的书。我想要思考自身从而忘记自身。我总是非常烦乱。我想要摒弃对未来的不安，又想保持自己对未来的追求动力。伊丽莎白的看法让我对自己最初的动机产生怀疑。我是在寻找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追求一个更加卓越的人生？抑或我的幸福计划只是一种欲望的扩张，和一个完美主义者苛求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没什么两样？
我的幸福计划是双重的。我想优化我的品格，但基于我的本性，这个过程大概少不了图表、预期结果、行动列表、新的术语和强迫症似的记笔记。……
许多伟大的人物都探索过幸福的问题，于是，研究之初，我便求助于柏拉图、波伊提乌、蒙田、伯特兰·罗素、亨利·大卫·梭罗和叔本华。世界上所有伟大的宗教都解释了什么是幸福的本质，从熟悉的宗教流派到那些神秘团体，我在这一庞大的系统中进行探索。积极心理学在过去几十年里非常盛行，我阅读了马丁·塞利格曼、丹尼尔·卡尼曼、丹尼尔·吉尔伯特、巴里·施瓦茨、埃德·迪耶内、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和索妮娅·柳博米尔斯基的著作。大众文化领域同样充斥着研究幸福的专家，所以我咨询了奥普拉·温弗瑞、朱丽叶·摩根斯坦恩、戴维·艾伦等众多文化名人。一些关于幸福的最有趣的洞见来自我最喜欢的一些小说家，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弗吉尼亚·伍尔芙、玛丽莲·罗宾逊。事实上，一些小说在幸福理论的建构方面做出了细致的工作，比如迈克尔·弗莱恩的《登陆太阳》（A Landing on the Sun）、安·帕切特的《美声唱法》（Bel Canto）和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Saturday）。
我从哲学和传记读到《今日心理学》期刊。放在我床边的一堆书中，有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眨眼之间》（Blink）、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伊丽莎白·冯·阿尼姆的《伊丽莎白和她的德国花园》（Elizabeth and HerGerman Garden）和“飞女士”组织创始人马勒·席丽的《下沉反射》（Sink Reflections）。和朋友们一起吃饭时，我还在一块好运饼干里看到一句格言：“用你自己的方式寻找幸福。”
这一切让我明白，在进一步实施幸福计划前，我需要回答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相信让自己变得更快乐是可能的？毕竟，设定点理论认为，一个人的基本幸福水平只会有暂时性的小幅波动。
对此，我的答案是：是的，我相信。
根据目前的研究，人们的幸福水平一半由遗传因素决定，10％～20％由外部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种族、婚姻状况、收入、健康水平、职业和宗教信仰）决定，剩下的则由人们的想法和行动来决定。换句话说，虽然一个人的幸福水平有天生的预设范围，但他可以通过行动使自己的幸福水平在这个范围内上下移动。这个发现证实了我的观察。显然，有的人天生比别人乐观或悲观，但同时，他们对于生活方式的选择也会影响其幸福感。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幸福”？
还在法学院的时候，我们曾经花了一个学期讨论“合同”的含义，而这一次，当我开始埋首于幸福的研究时，以往的训练产生了效用。在学术研究中，准确定义概念是有意义的。一篇积极心理学研究论文辨析了幸福的15种学术定义。但回到我的研究，花大量精力去探求“积极因素”“主观幸福感”“快乐情调”以及其他术语彼此之间的细微区别似乎是没有必要的，我并不想陷入我不感兴趣的话题。
我决定遵循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创立的神圣传统——他对“淫秽”的界定是“当我看见我便知道”。路易斯·阿姆斯特朗说，“如果你需要问什么是爵士乐的话，你永远不会真正懂得它。”豪斯曼也写过，“如同小狗不能定义老鼠一样”，他也无法定义诗歌，但他能“通过诗歌引起的意向识别它的所指”。
亚里士多德将幸福称为“至善”（summum bonum），即最高的善行。一些人会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权力、财富或减掉10磅体重，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东西可以使他们变得幸福，所以他们真正的目标还是幸福。布莱士·帕斯卡称：“所有人都在追求幸福，无人例外。无论他们采用的方法多么不同，其导向都是唯一的。”一项研究指出，不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当被问到最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或最想让他们的孩子获得什么——的时候，人们的回答都是幸福。即使人们不能就幸福的含义达成共识，人们也都会同意大多数人可以在他们定义的幸福里变得更幸福。幸福是一种感觉，“当我感受到我便知道”。这个定义对于我的研究目的来说已经足够了。
关于定义幸福，我得出了另一个重要的结论：幸福的反面是“不幸福”，而非“抑郁”。抑郁是一种严重的情况，需要及时、密切的关注，与幸福或者不幸福无关。寻找抑郁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远远超出了我这个幸福计划的范围。但是，即使我不抑郁，我也不打算将处理抑郁纳入我的行动框架中，我还有很多其他需要关注的地方。我不抑郁并不意味着我不能从让自己变得更快乐的行动中受益。
意识到我能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明白了幸福是什么之后，我就需要找出让自己更幸福的方法。
我能否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关于幸福的新秘密呢？答案或许是否定的。人们已经思考幸福这个问题上千年了，伟大的真理已经被最聪明的人发现了，所有重要的问题都已经被谈论过了——即使是这句话也被人说过了。阿弗烈·诺夫·怀海德就说过，“所有重要的问题都已经被谈论过了。”幸福法则和化学法则一样经久不变。
但是，即使我并非法则的制定者，我也需要自己去实践，就像减肥一样。我们都知道减肥的秘密：吃得更好、更少，加上更多的锻炼。但是，实践才是最大的挑战，我需要制订一个计划来将有关幸福的想法付诸实践。……
美国国父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自我实现”最忠实的拥护者之一。他在自传中描述了他是如何设计“美德图”（Virtues Chart）的，后者是其“达至道德完美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的关键部分。他定义了他想要培养的13种美德，这13种美德分别为有节制、沉默、秩序、决断、节俭、勤勉、真诚、公正、温和、整洁、冷静、纯洁、谦卑。他将这些美德排成一张表格，每天都会计算自己当天在这些美德上的表现得分。
当前的研究肯定并强调了这种表格法的有效性。将目标分解为明确的、可衡量的行动，附带结构化的表现评估和正面激励，通常能让人们更快地取得进步。另外，根据当前学界对大脑的研究，潜意识在形成判断、动机、外在于意识的感觉和有意识的控制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影响潜意识的一个因素是信息的“可及性”，或者说信息通达的容易程度。我们大脑中最近使用到的或过去常常被使用的信息更容易被唤起，因此也会更活跃。所以，通过经常提醒自己特定的目标和想法，我就能使储存在大脑中的这部分信息更活跃。
因此，受到当前科学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方法的启发，我设计了一张图表——一个日历。我可以在上面记录我的目标，并且为每个目标的完成情况打分：√代表“好”，×代表“差”。
设计出空白表格后，我花了很长时间来决定应该把哪些目标放入表格中。富兰克林的13种美德与我想要做出的改变并不匹配，比如说，我并不特别在意“整洁”。那么我该做些什么来变得更幸福呢？
首先，我必须确定需要改变的领域，然后我必须制订出具体、可测量的幸福提升目标。比如，很多人都认为友谊是幸福的关键，而我自己也想加强我和朋友间的友谊。最后，最关键的显然是如何达成我想要的改变。我想让目标更具体一些，所以，我必须知道我对自己的期待是什么。
当我重新思考这些问题时，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幸福计划将与众不同。富兰克林的首要美德包含“节制”（饮食不可过量）和“沉默”（少空谈、少用双关语、少说玩笑话）。其他人的计划也许会从去健身房、戒烟、改善性生活或学游泳、做公益开始，但我并不需要这些——我有自己独特的优先级，我列出了一些别人忽略的项目，同时省略了一些别人看重的项目。
比如，有个朋友曾问我：“你不想去看心理医生吗？”“不，”我很惊诧，“我为什么要去看心理医生？”“你当然该去看心理医生。这很关键。如果想要探查你这些行为背后的根本原因，你就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她答道。“难道你不想知道你为什么这样以及你为什么想要改变你的生活吗？”
我花了一段时间思考了这个问题，然后决定：不，我不去看心理医生。这是否说明我只是在做表面功夫？但我认识的很多人都觉得看心理医生没什么用，而且我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并且我想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我希望每个月关注一个不同的主题，而一年有12个月，所以我需要定下12个具体目标。根据我之前的研究成果，幸福最重要的元素之一就是社会联系，所以我将“婚姻”、“做父母”和“友谊”列为三个具体目标。我的幸福建基于我的价值观，于是我又在列表中写下“永恒”和“态度”。工作对于达成幸福也是至关重要的，休闲同样如此，所以我又增加了“职业”、“玩乐”和“爱好”。还有什么是我没想到的？“精力”似乎是能否成功实现整个计划的关键所在，而“金钱”也是一个我需要思考的命题。另外，为了进一步探究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新概念，我又在列表中加上“正念”这一项。12月将是总结所有目标的完成情况并最终提升幸福水平的一个月。就这样，我制定好了12个具体目标。
但是，我要先完成哪一个目标呢？对幸福来说，最重要的元素是什么？我还没有弄清楚这个问题，但我决定就先从“精力”着手做起——保持精力充沛能够让我更轻松地完成接下来的所有目标。……
1月1日，当我开始实施幸福计划时，计划表终于完工，上面有未来一年我要完成的诸多事项。第一个月，我将只完成1月的任务；到了2月，我会在原有的任务中加入新的；到了12月，我会为自己一年的表现打分。
在我开始制订我的行动计划之前，我需要先明确一些首要的原则。这项工作比我预期的更加费时费力，经过多次增删，我最终确定了自己的“十二信条”。
十二信条：
1．做自己。
2．少计较。
3．按照我想要的感觉去行动。
4．立即行动。
5．公平有礼。
6．享受过程。
7．花该花的钱。
8．发现问题。
9．放轻松。
10．做该做的事。
11．不斤斤计较。
12．爱是一切。
我预感到，“十二信条”将会在我完成计划遇到困难时帮助我。
我还列出了一张更“傻”的清单：我的“成长的秘密”，其中包含了我在成年后遇到的挫折教会我的道理。这张清单仍在持续更新。比如，我不知道为什么花了好多年才接受非处方药可以缓解头痛这件事，但事实证明这很有效，于是我便把它加到了清单中。
成长的秘密：
1．别人不会像你自己一样关注你的错误。
2．寻求帮助没什么大不了。
3．做大部分决定之前都并不需要过度研究。
4．做好事，收获好心情。
5．友善待人很重要。
6．带件外套。
7．每天做一点儿，最终会有大收获。
8．肥皂和水能消除大部分污渍。
9．重启电脑通常能解决很多故障。
10．如果你找不到某样东西，就清理一下房间。
11．你能选择做什么，但不能选择喜欢什么。
12．幸福并不总是让你感到快乐。
13．你每天做的事情比你偶尔做的事情重要得多。
14．你不必对所有事情都在行。
15．如果你没经历过失败，这说明你没有足够努力。
16．非处方药非常有效。
17．不要事事追求完美。
18．让别人高兴的事并不一定会让你也高兴，反之亦然。
19．新婚夫妇更希望你根据他们的需求购买新婚礼物。
20．唠叨或送孩子上培训班是无法改变他们的天性的。
21．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
写下“十二信条”和“成长的秘密”让我很开心，但我的幸福计划的核心仍然是12个月的目标列表，它体现了我想要在自己生活中做出的改变。但当我重新审视这份列表时，我为其规模之小而吃惊。比如1月，“早点儿睡”和“完成一件苦差事”听上去既不激动人心，也不五彩斑斓，当然也没什么野心。
其他人的那些激进的幸福计划使我兴奋，比如亨利·大卫·梭罗隐居瓦尔登湖，畅销书作家伊丽莎白·吉尔伯特的意大利、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之旅。这些计划意味着崭新的开始、完全的承诺、探索未知。他们的计划对我很有启发，而且我从他们彻底摒弃日常烦扰的行动中体验到了一种感同身受的兴奋。
但我的计划不在此列——我天生不爱冒险，而且我也不打算寻求极致的改变。我有家庭，要承担家庭责任。因此，从实际出发，我不可能离家一个星期，更别说一年。
更重要的是，我不想否定我的生活。我想要在原有的生活里做出改变，在原有的生活里找到更多的幸福。我知道我不可能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或一个不寻常的环境里找到幸福；幸福就在此时、此地。就像那部令人难忘的歌剧《青鸟》（The Blue Bird），剧中两个孩子花了一年的时间在世界上寻找幸福的青鸟，结果，当他们找了一圈最终回到家里时，青鸟正在那儿等着他们。……
许多人对我的幸福计划表示反对。首先是我丈夫。“我真的不理解，”杰米躺在地板上做他每日的腰部和膝盖练习时说道，“你已经非常快乐了，不是吗？如果你真的不快乐，那这个计划可能很有意义，但你不是。”他停顿了一下，问：“你没有不快乐，对吧？”“我的确快乐，”我肯定了他。“事实上，”我补充道（并且很高兴有机会展现我新学的知识），“许多人都很快乐。在2006年的一个调查中，84％的美国人认为自己‘很快乐’或‘非常快乐’。在另一个在45个国家中开展的调查显示，对于快乐的程度，平均来说，人们在评分为1到10的量表中给自己打了7分，或者在1到100的量表中给自己打了75分。我做了《快乐的真实性测量问卷》，在1到5的得分区间里，我的得分是3.92。”“那么，如果你真的很快乐，为什么你还需要一个幸福计划呢？”“我确实快乐，但我可以更快乐。我的生活如此美好，我想更好地去感受它，我要更好地享受生活。”解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总在抱怨，总是很烦躁，虽然并没有那么多事情可让我烦躁。我应该对生活多一些感激之心。我想，如果我感觉更快乐，我就会做得更好。”“你真的觉得这会有用？”他指着我打印出来的1月计划表问道。“试一试就知道。”
他哼了一声说：“我想也是。”
很快我就在一个鸡尾酒会上遭遇到了更多的质疑。一个老熟人公开嘲笑我的幸福计划，于是寻常的礼节性谈话逐渐演变成博士论文答辩时那种面对质疑而进行的自我辩护。“你的计划是打算看看自己能否变得更快乐——在你现在甚至都不会感觉情绪低落的前提下？”他问道。“确实如此。”我边回答边摆弄着一杯酒、一块餐巾和一张印着一只小猪的精致毯子，想让自己尽量显得聪明一些。“我无意冒犯，但这份计划的重点是什么？我不觉得测试一个普通人能变得多快乐是件有趣的事。”
我不确定该如何回答。难道我要告诉他我的“成长的秘密”里有一条就是“不要用‘无意冒犯’作为开场白”？“无论如何，”他坚持说，“你不是一个‘普通人’——你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个全职作家，住在上东区，你丈夫拥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如果这样你还不够满意，那中西部地区的人怎么办？”“我就是从中西部地区来的。”我很小声地说。
他没理会，接着说：“我只是不觉得你会从中得到什么能让别人也觉得有用的洞见。”
我回答说：“我相信人们确实能从别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想你会发现你的经验并不会对多少人有用。”“我会尽力的。”我答道，然后我就去找别人聊了。
杰米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但他并没有说中我最担心的问题：“花这么多精力在提升自己的幸福上，这是否太以自我为中心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最后，我从古代哲学家和当代科学家身上找到了支持，他们认为通过工作让自己更快乐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是人类存在的全部寄托和终点。”伊壁鸠鲁写道：“我们必须全身心投入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事情。原因是，如果幸福已经存在，我们便有了一切；如果没有幸福，那么我们所有的行动便只是为了得到它。”当代研究表明，更快乐的是那些更信奉利他主义的人，他们更富有成效，更乐于助人，更可爱，更有创造性，更随和，更关心他人，更友善也更健康。快乐的人能成为更好的朋友、同事和公民。我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我知道，当我快乐时，我很容易表现出色。快乐的我更有耐心、更宽容、更有活力，我会感到更轻松，也会变得更慷慨。专注于幸福不仅让我更快乐，也会给我周围的人带来幸福。
此外，我想立即开始这个幸福计划是因为我想要提早做好准备，尽管我并没有立即意识到这一点。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但命运变幻无常，某个带来不幸消息的电话可能明晚就会响起。我早有预感这个特别的电话迟早会打来，而我的幸福计划的目标之一就是为逆境做准备——培养自律的习惯和成熟的心智，以便我在坏事情发生时能够做出更好的反应。我会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就开始锻炼，停止唠叨，整理好照片，我不想让某个突如其来的危机彻底打乱我的生活。Chapter 01第1章| 让自己活力满满
·早点儿睡
·多锻炼
·经常清理，保持整洁
·完成一件苦差事
·充满热情，乐观积极
和44％的美国人一样，我也会制订新年计划，但这计划通常在不久之后就作废了。想想看，有多少次我决定加强锻炼，吃得更健康，及时处理电子邮箱里的邮件？尽管如此，今年我还是把这些内容纳入了幸福计划之中，这意味着我能坚持得更久一点儿。新年伊始，作为幸福计划的开端，我决定首先着眼于打起精神这项任务。我希望精力充沛的状态能让我在以后几个月更轻松地完成幸福计划的所有目标。
研究表明，快乐的心情能让你更有活力，更容易专注于眼前的事物，而快乐也由此生发，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而且，当你充满活力的时候，你的自尊感就会提升。相反，疲劳会使一切都变得费力。当你疲惫时，平时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比如为节庆日做装饰，会让你觉得费力，而更加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比如学习一个新的软件程序的使用方法，则会让你直接崩溃。
当我感到充满活力的时候，我发现做那些能使我高兴的事变得容易多了。我会给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写电子邮件，并附上儿科医生的检查报告。伊丽莎在我们快出门去学校的时候把牛奶洒在地毯上，我也不会责骂她。我有足够的耐心去查明为什么我的电脑屏幕被锁住，我也会抽时间把盘子放进洗碗机里。
我决定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提升内在的能量。
在物质方面，我需要保证自己拥有足够的睡眠和充分的锻炼。我已经知道睡眠和锻炼对健康至关重要，而幸福这个看起来更为复杂、高级、似乎触摸不到的目标也会受到这两个因素的直接影响。当了解到这点时，我非常惊讶。在精神方面，我需要收拾我的公寓和办公室，它们现在非常杂乱和拥挤。我希望外部的整洁能带来内心的平静。另外，我还需要清理精神上的顽固污渍，我想要完成我在行动列表里列出的行动计划然后正式划掉它们。我还加上了最后一项融合了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内容的任务。研究表明，如果你表现得很有活力，那么你就会变得有活力。我曾对此心存疑虑，但现在看起来这似乎值得一试。早点儿睡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晚宴，在座的每个人都分享了他们最棒的午睡体验。大家都对别人的好睡眠表示嫉妒。
许多人都无法保证每天7～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项研究揭示，密集的工作节点和低质量睡眠是破坏人们一天好心情的两大要素。另一项研究指出，每天多睡一个小时比年薪增加6万美元更能提升一个人的幸福感。无论如何，当前成年人在工作日的平均睡眠只有每晚6.9个小时，周末也只能达到每晚7.9个小时，相比1900年少了20个百分点。虽然人们会相应地做出调整适应，但睡眠不足会损害记忆力，削弱免疫系统，减缓新陈代谢。一些研究还发现，睡眠不足会导致体重增加。
为了达成充足的睡眠这个看起来确实不怎么激动人心的目标，我要做的就是关灯。我经常熬夜看书，查阅电子邮件，看电视，支付账单，总之就是不想上床睡觉。
尽管下定了决心，但在刚开始实施幸福计划的头几天，当我给伊丽莎掖好被子，快要在她铺着紫色床单的小床上睡过去，而杰米提议一起看网飞最新推出的电视节目的时候，我还是动摇了一下。我喜欢电影；我想跟杰米待在一起；晚上9点半就上床貌似确实太早；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一旦开始看电影，我就会精神起来。但是，我当时确实感到很疲倦。
为什么上床睡觉通常比继续熬夜更让人感到疲倦呢？我猜是惯性使然。而且睡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取下隐形眼镜、刷牙、洗脸。但我已经确定了目标，所以我径直走向了床。我睡了8个小时——深度睡眠，而第二天早醒了一个小时，5：30。所以，我不仅得到了充足的睡眠，还可以在家人熟睡时处理大量工作。
我是一个“百事通”，所以当妹妹打电话来抱怨失眠时，我很开心能和她交流我最新的发现。（虽然伊丽莎白比我小5岁，但通常都是我向她求救而不是反过来。）“我根本睡不着，”她说，“而且我根本没碰过含咖啡因的东西，我还能做什么？”“你可以做很多事，”我接过话，准备一股脑儿地说出我在研究中发现的技巧，“临近睡觉的时间就不要再做任何费脑子的工作了。把卧室的温度调低一些。做一些伸展运动。以及，灯光会扰乱我们的生物钟，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如果你睡前要去洗手间，一定要把灯光调暗。熄灯后一定要保证外面没有光渗进卧室来，就像酒店的房间一样。”“你真的觉得这会有用？”她这么问。“所有研究都表明这些方法确实有用。”
我试过所有的方法，结果发现最后一条——“保证卧室没有光渗入”竟很难做到，这真令我吃惊。“你在做什么？”一天晚上，杰米看到我在重新摆放卧室里的各种设备时疑惑地发问。“我在试试看能不能把这些小摆件透出来的光都堵住。”我说。“我读到一种说法，即使是数字闹钟透出来的微弱的光也可能会打乱你的睡眠周期，而咱们的卧室就像一个疯狂科学家的实验室。我们的手机、电脑、电视机顶盒，所有东西都在闪着明亮的绿光。”“哦。”这就是他的回答。但他还是帮我挪动了一些床头柜上的东西以挡住闹钟发出来的光。
这些改变似乎确实让我更容易入睡了。但我经常因为别的原因睡不着：我会在半夜醒来——通常是在3：18醒来，很奇怪——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对于这种情况，我发明了一系列新的解决方法：深深吸一口气，憋住，直到坚持不了的时候再呼出。当我的脑子里塞满待办事项时，我就把它们写下来。因为有证据表明，四肢供血不足会让人没办法入睡，所以当我的脚感到冷的时候，我就穿上羊毛袜（这种袜子虽然有点儿过时，但是确实有用）。
两个最有用的入睡方法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第一，做好睡觉前的准备工作。有时候我熬夜到很晚，只是因为我实在累得不想取下隐形眼镜。而换上普通眼镜对我来说就跟罩上鹦鹉的笼子一样有强大的催眠功效。第二，如果我半夜醒过来，我就会告诉我自己：“再过两分钟我就必须起床了。”我假想闹钟刚刚响过，而再过两分钟我就必须起床完成一早的工作任务。想起那些累人的待办工作，我通常就会再次睡过去。
当然，有时候我也会放弃尝试各种方法，起来吃一片安眠药。
补充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的睡眠之后，我开始发现我的生活有了真正的不同。早上和孩子们在一起时，我感觉自己更有活力，心情也更好了。中午，我也不会急切地渴望睡午觉，这种急切感以往让我很痛苦，而且从来也得不到满足。早上起床不再好似一种折磨；比起被闹钟的嗡嗡声强制吵醒，自然醒实在美妙得多。
但是，尽管有诸多的好处，我仍然得强迫自己才能让自己在稍有困意的时候就上床。毕竟睡前这几个小时非常珍贵——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杰米回家了，女儿们都睡了，而我也有了一些空闲时间。许多个晚上，我只能依靠计划表里的每日提醒才能抵抗熬到深夜的诱惑。多锻炼
证明锻炼是有益的证据多到难以想象。比如，锻炼的人更健康、思维更清晰、睡眠更好、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的时间更晚。常规锻炼能够提升体能。虽然一些人觉得锻炼很累，但事实上锻炼能提升你的体能，特别是对于为数众多的需要久坐办公的人。一项最近的研究表明，25％的美国人根本不做任何锻炼。而仅仅需要每天锻炼20分钟，每周3天坚持6个星期，这些常常感到疲惫的人就能变得精力充沛起来。
即便知道锻炼的益处，让自己从一个每天窝在沙发里的人变成一个热爱健身的人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多年以前，我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经常锻炼的人，但是这个转变完成得相当艰难。毕竟，我对于快乐的理解就是躺在床上读书，最好还能吃一点儿零食。
高中的时候，我想要重新装修我的卧室，换掉原来的印花壁纸，因为我觉得这种壁纸不能体现一个准大学生的成熟。为此，我给父母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来阐述我的论点。父亲读了我的信，然后说：“好吧，我们同意重新装修你的房间。但是，作为回报，你必须坚持去做一件事情，并且每周做4次，每次20分钟。”“我要做什么？”我疑惑地问。“你必须先决定是否同意这个交易。而且反正只是20分钟，能难到哪儿去？”“好吧，我接受了。”我做出决定。“那么我要做什么呢？”
他回答说：“跑步。”
我父亲长期坚持跑步，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应该跑多远或者跑多快，他甚至没有检查过我是不是跑了20分钟。他只是让我穿上跑鞋，出门以后把门带上。和我父亲做的交易让我承诺把跑步当作一项常规任务。而在我开始跑步的不久以后，我意识到我并不讨厌锻炼，我只是不喜欢参加各种体育项目。
当然，我父亲的教育方式也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外在动机让人们为了赢得外在的奖励或者避免外在的惩罚而去做一些事情；内在动机则让人们为了获得自己的满足感而去做一些事情。研究表明，如果你因为别人做了一些事情而奖励他们，他们可能就不会再出于兴趣去做这件事了。能够获得物质奖励让这件事变成了“工作”。比如，专家经常警告父母不要因为孩子读了书而给他们奖励。因为奖励这件事就像是教给孩子，他们读书是为了奖品而不是出于兴趣。通过给予我一个外部动机激励我去锻炼，我父亲的做法有很大的风险会削弱我自发锻炼的意愿，但在我身上，他提供的外部动机释放了我的内部动机。
自那以后，我一直按时锻炼。我从来不把自己逼得太紧，但是我每周都会去做几次户外运动。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考虑自己是不是应该开始力量训练了。举重可以增加肌肉量，加固骨骼，改善形体。不得不承认，改善形体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力量训练能让人保持更多的肌肉量，在年纪大了以后也更不容易发福。过去几年里，我曾经尝试过几次举重练习，但是都没能坚持下来。现在，作为我的“多锻炼”这项计划的一部分，我是时候再次尝试力量训练了。
我发现佛教里的一句话在此刻显得特别有道理——“当学生准备好的时候，老师就会出现。”就在我制订“多锻炼”这个行动计划的几天之后，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喝咖啡。她提到她参加了一个非常好的力量训练课程，就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健身房。“和一个教练一起锻炼，我不喜欢这个主意，”我反对说，“我会产生非常强的自我意识。而且这种健身课非常贵，我想要自己锻炼。”“试一下，”我朋友敦促我说，“我保证你会喜欢的。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方式。整个练习只需要20分钟。而且……”她戏剧性地停顿了一下，“你不会出汗，你锻炼完了以后都不用洗澡。”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卖点。我不喜欢淋浴。“但是，”我略带怀疑地问，“如果不出汗的话，你怎么能在20分钟里得到很好的锻炼呢？”“你举重的重量会被设定为刚刚超出你力量极限的那个重量，而且你只需要做一组，不需要重复。相信我，这真的有效果。”
丹尼尔·吉尔伯特在其《哈佛幸福课》（Stumbling on Happiness）中说过，判断一项特定的行动在未来会不会让你开心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询问现在正在采取这项行动的人，问他们是不是开心，然后假定你会获得同样的结果。根据他的理论，我朋友对于这种健身方式的狂热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指示。这个指示告诉我我有很大可能会对其产生同样的热情。而且，我提醒自己我的一个成长的秘密就是“做大部分决定之前都并不需要多加研究”。
于是，我预约了第二天的课，打算去试试。这次尝试让我彻底沉迷于这种锻炼方式了。我的教练非常棒，而且这家健身房的氛围比大多数健身房都要好：没有音乐，没有镜子，没有人群，不需要排队。在我出门的时候，我用我的信用卡预付了24节课程的费用。之后的一个月，我又说服了杰米和我婆婆朱迪来这个健身房锻炼。
在健身房锻炼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贵。“对于20分钟的练习来说，花的钱看起来有点儿多了。”我对杰米说。“难道你愿意花同样的钱换更长的锻炼时间吗？”他问。“我们一般都会花更多的钱来缩短花在一件事上的时间。”说得好。
除了力量训练之外，我还开始散步。研究表明，散步可以激发人体的放松反应，从而缓解压力。即便只是10分钟的散步也能提供即时的能量提升和心情改善。事实上，锻炼是让人从沮丧中振作起来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作为保持健康的最低运动量，人们应该把散步的目标定为每天10000步。关于防止发胖的报道使用的也是这个数字。
生活在纽约，我感觉我每天都要走上几公里。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从公寓附近的运动用品商店花20美元买了一个计步器。在随身携带计步器一个星期以后，我发现有时我很容易就能达到每天10000步的标准，比如在我送伊丽莎去学校或者自己走到健身房的那些天，而在我不怎么出门的时候，我连每天3000步都达不到。
对我每天的行为习惯有一个更好的认识，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同样，带着计步器本身也促使我走得更多。我的最糟糕的特质之一就是对表扬的渴望。我总是希望得到小红花，得到别人的认可。我高中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从同学聚会回来，当时已经很晚了，但我不知怎么突然想给我妈妈一个惊喜，于是我花了一晚上的时间把厨房打扫得一干二净。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妈妈在转天早上看到这一切时表现出来的惊喜。她说：“一定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小精灵才会在晚上偷偷来到这里然后做了这一切！”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想要这样的表扬，想要那朵小红花。
不过，我的这个可以说是不太好的特质在激励我自己去锻炼的时刻却表现出了一个益处。由于计步器上的数字就相当于对我额外的努力给予的奖励，我变得更加愿意运动了。一天早上，我本来打算坐地铁去看牙医，但是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突然想道：走到牙医诊所花的时间也不多，而且我还能积累步数！另外，我觉得我还从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中受益了。在霍桑效应中，被研究者仅仅因为他们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就会改善他们的行为。而在我的例子中，我就是这次自我实验中的小白鼠。
散步还有一个另外的好处，就是帮助我思考。尼采曾写道：“所有真正伟大的思想都是在散步的时候产生的。”他的观察得到了科学的证实。锻炼会激发大脑分泌特定的化学物质，帮助人们思考得更加清晰。事实上，在外面走一走就能让人理清思绪、提升能量。缺乏日光是人们感到疲惫的另一个原因。而短短5分钟的日光照射就能够提升人体的血清素和多巴胺水平，这些大脑中的化学物质能够改善人们的情绪。很多时候，我虽然不想中断工作，但还是会离开书桌休息一下。当我在小区里散步的时候，我会获得很多有用的见解——一些在我勤勤恳恳工作的时候不曾出现的灵感。经常清理，保持整洁
家里的凌乱常常会耗尽我的能量。通常我一走进公寓门，就觉得我需要把衣服扔进洗衣篮，然后立即开始整理玩具。不过在对抗杂物方面，我不是孤军奋战。人们开始发现他们的物品真的没有得到好好管理的一个证据就是，美国的储物柜的数量在过去十年内增长了一倍。研究发现，通过清除杂物，一个家庭平均能够减少40％的家务活。
用幸福计划的第一个月来处理杂物，听起来有点儿可笑，就好像是我在说我人生中最优先的事情是重新整理抽屉里的袜子一样。但是，我渴望秩序和宁静，希望家里的大衣整齐地挂在柜子里，厕所里永远有备用的卷纸。
我也常被一些精神上的琐事拖累，这些琐事令人萎靡不振。我有许多该做的事情还没做，这让我很内疚，很心烦，我需要把这些杂乱的思绪从脑子里清除出去。
我决定先处理看得见的杂事，而且我惊讶地发现，研究幸福的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从来没有关注过“杂乱”这件事。在研究有哪些因素使人们幸福时，他们从来没有提到这一点；至于激发幸福感的策略，他们更不会想到杂乱。哲学家也忽略了这个因素，尽管塞缪尔·约翰逊写过：“金钱最好的花法莫过于用于获得内心的满足。”
相反，大众文化充满了对清除杂乱的讨论。不论研究幸福的科学家得出了怎样的研究结果，普通人都相信整洁有序可以激发他们的幸福感。他们会购买《返璞归真》杂志、浏览“反杂乱”博客、使用“加州衣柜”，偶尔还会研究一下风水，他们会“为了获得内心的满足而花钱”。显然，他们相信物质环境会影响精神幸福。
我在公寓里来回踱步，估算自己面前这项清除杂乱的任务有多艰巨。一旦我开始认真审视，我惊讶地发现已经有那么多杂物在不知不觉中堆积了起来。我的家原本明亮又可爱，但一大堆杂物掩盖了它本来的面貌。
比如，主卧室就让我灰心丧气。柔和的绿色墙壁与床罩、窗帘上的玫瑰和叶子图案让房间呈现出一种平和的感觉，整个房间充满吸引力，但是一堆堆的废纸杂乱地堆在咖啡桌和墙角的地板上。放眼整个房间，空间被大量凌乱堆放的图书占据，看不到一点儿空余。CD、DVD、家居服、充电器、硬币、领撑、名片、说明书像五彩纸屑一样散落着。应该被移开的东西、放不下的东西，还有那些没法辨别出来的东西，它们都需要被合理处置：或丢掉，或送人。
当我为眼前清除杂物的任务做计划时，我应用了我的第十信条“做该做的事”。这是我从母亲给我的建议中提炼出来的。事实上，我快被这巨大的工作量搞崩溃了，而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我总是会寻求捷径来使生活变得容易一些。
此外，我最近搬家了，而在搬家前，我一想到所有那些需要做的事情就感到恐慌——我们应该找哪家搬家公司？我们去哪里买打包的纸箱？我们的家具如何塞入新公寓的那个小电梯里？这些事让我筋疲力尽。而我的母亲冷静、平和地提醒我，我只需要去做该做的事。“这真的没那么难，”当我给母亲打电话寻求帮助时，她再次用肯定的语气告诉我，“列一个清单，每天做一点儿，不要急。”和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写感谢信，生孩子，清洗地毯，写完温斯顿·丘吉尔传记后检查没完没了的脚注一样，我知道，只要我一件件完成该做的事就可以了。
我家的杂物有好几种：首先是“怀旧型杂物”，这部分杂物都是早期的旧物。我知道，我并不需要保留一大箱过去为教授“电视里的商业与管制”研讨课而准备的资料。
其次是我认为有用而保留下来的杂物。这部分杂物因为可能有用而被我保留下来，即便我从来没有用到过它们。我为什么要保留23个玻璃花瓶呢？
还有一种“折扣型杂物”，这类杂物是我因为商场打折而买下的不必要的东西。我也制造过类似的“赠品型杂物”，比如小礼品、别人给的旧东西，或者我们从没用过的赠品。最近，我婆婆提到她打算丢掉一盏台灯，问我们是否需要。“当然，”我不假思索地说，“这盏台灯很棒。”几天后，我好好考虑了一下：台灯的形状和颜色都和我们的公寓风格不搭，而且我们真的没地方放。
后来，我给我婆婆写了邮件：“我们不需要那盏台灯，但还是很感谢您。”拒绝“赠品型杂物”对我来说确实不容易。
我在处理“情感型杂物”上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这类杂物是一些我明明知道不应该用却还在用的东西。我有件恐怖的绿色外套是十多年前买的二手货；还有穿了八年的内衣，破了洞而且边缘磨损得厉害。这类杂物快把我母亲逼疯了。“为什么你还想穿那些旧衣服呢？”她说。她总是穿着得体而精致，而我却喜欢穿没什么型的瑜伽练功服和破旧的白T恤，让我放弃这套日常穿着实在很难。“刺激型杂物”尤其令我头痛。我保留这些东西，只是为了强迫自己去用它们。比如，一把喷胶枪，我从未能熟练操作它；银餐具，婚礼后就再没碰过；我的浅褐色高跟鞋，鞋跟高得离谱。“刺激型杂物”的反面是“衍生型杂物”。我在抽屉里发现一大堆塑料照片盒子。我曾经用了它们很多年，虽然我现在更喜欢尺寸合适的照片框架，但我仍然留着这些东西。
在所有的杂物类型中，最令人讨厌的是“买家后悔型杂物”，即购买者不愿意承认自己买错了东西，宁愿坚持使用，直到这件物品被“用完”了。因为如此一来，当他们把这件东西放在壁橱里或书架上而永远不再碰它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感到那么内疚了。比如我的一个帆布包，两年前买的却只背过一次；还有我那些不实用的白裤子。
仔细思考了当前的形势后，我径直转向家居杂物的核心：衣橱。我不擅长叠衣服，所以我的衣橱总是乱糟糟的，一堆堆歪歪斜斜的衬衣和罩衫把架子都给堵住了。衣橱的挂杆上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必须努力穿过各种羊毛制品、棉制品才能拿出我想要的衣服。成堆的袜子和T恤挂在抽屉的边角，我必须使劲才能关上柜门。因此，我决定从衣橱开始清理。
一天，杰米带着孩子们去看望他的父母了，我想我终于可以集中精力清理了。于是他们一走，我便行动起来。
我曾经读到，这种情况下我应该再买一个挂杆支在壁橱里，或者买一些可以放到床下的储物箱或多层衣架。但实际上我只需要一个关键工具：垃圾袋。我在身旁放了两个垃圾袋，一个垃圾袋用来装要丢的东西，另一个垃圾袋则用来装要送人的东西。
首先，我丢掉了那些我不会再穿的衣服。再见，松垮的瑜伽裤。再见，几乎没上过身的灰色外套。然后，选择开始变得艰难。我喜欢那些棕色的裤子，但不知道应该配什么鞋；我喜欢那条裙子，但不知道哪种场合可以穿上它。我强迫自己花时间找到这些东西的用途。如果实在不行，我才会丢了它们。我注意到我在逃避：当我告诉自己“我以后会穿”时，这意味着事实上我并不会穿它们；“我穿过”则意味着5年内我不会再穿第二次；“我能穿”意味着我从没穿过，以后也不会穿。
我整理出满满四大包衣服，我没有感到筋疲力尽，相反，我感到十分振奋。我不用再面对我的错误了！不用再为了一件找不到的白T恤而沮丧了！
腾出一些空间后，我希望清理行动继续下去。我尝试了很多方法。为什么我坚持放着30个额外的衣架呢？我只留下几个衣架，其余的都丢掉了，这腾出了一些空间。我丢掉了一些购物袋，这些购物袋我留了好几年，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用处。我本来只打算整理挂着的衣物。但是，现在的我信心满满，于是我又整理了装袜子和T恤的抽屉——我先把抽屉里的东西都倒出来，然后再把我常穿的袜子和T恤放进去。
看着整洁的衣橱，我特别满足——空间好大呀！而且我再没有内疚的感觉了。第二天，我又想继续了，于是我决定整理杰米的衣橱。“今晚我们来做一件特别有趣的事！”当杰米正在电视上搜索体育新闻时，我开心地跟他说。“什么？”他立刻警觉起来，手里还拿着电视遥控器。“我们来整理你的衣橱和抽屉吧！”“好吧，行！”他表示赞同。他的反应并不让我吃惊，因为杰米一向喜欢井然有序。他关掉了电视。“但我们不要丢掉太多衣服，”他警告我，“很多衣服我经常穿。”“好啊，当然。”我甜甜地说。得等看了才知道，我心里这么想。
整理他的衣橱很有趣。杰米坐在床上，我则负责把衣服从衣橱里拿出来给他看，一次两件。他比我轻松多了，只需要动动拇指，向上或向下，示意我这件是留下还是扔掉。除了一次，他坚持说：“我之前从没见过这条裤子。”最终，他丢掉了一大包衣服。
接下来的几周，当我逐渐适应了半空的衣橱时，我发现了一个悖论：尽管我面前的衣服少了很多，但我似乎有了更多可穿的衣服，因为衣柜里的每件衣服都是我喜欢穿的。
而且，穿衣选择的减少也让我开心。尽管我们都喜欢多样化的选择，但事实上，选择太多会让人感到沮丧。大量的选择会让我们筋疲力尽而非更满足。研究表明，当有24种果酱摆在食品店里供顾客选择，或者面对多种养老金投资选项的时候，人们不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出理性选择，他们的选择会变得很随意，或者什么都不选直接走开。比起在5条各有优缺点的黑裤子里做选择，我更愿意在两条喜欢的黑裤子里选一条。此外，那5条黑裤子还会让我因为从不穿它们而感到内疚。
在积累了一定经验之后，我渴望能有更多清理杂物的机会。所以，当一个怀孕的朋友在准妈妈派对上拆开礼物时，我便询问大家在收纳礼物方面有什么好策略。“找一个专门的地方，”一个朋友建议，“你知道的，比如餐厅的桌上，厨房的柜子里，就是人们摆放杂物的地方。”“对，”我说，“我们集中堆放杂物的一个最主要的地方就是卧室的椅子——我们从来不坐，只是在上面堆放衣服和杂志。”“垃圾会吸引更多的垃圾。如果你把它们清理掉，那个地方就可能一直保持整洁。还有，”她接着说，“买来电器后，你可以把连接线、说明书等所有东西放在一个贴上标签的塑料密封袋里。千万不要把各种线混在一起，否则你就不知道哪根线属于哪个电器了；而且当你要把这个电器丢掉时，你还可以把这个袋子里的附属物件也丢掉。”“试试‘虚拟搬家’，”另一个朋友补充说，“我刚试过。在你的公寓里四处走走，然后问问自己，如果我要搬家，我是会打包这个东西还是丢掉它？”“我从不只出于情感的需要而保留任何东西，”有人说，“除非我还在用它。”
这些建议很有帮助，但最后那一条对我而言太严苛。我一直留着一件写着“正义永存”的T恤，即使这件T恤一直不合身。这是我在给桑德拉·戴·奥康纳法官做助手时，和她一起参加有氧运动班得到的一个纪念品。我也一直留着早产的伊丽莎在出院时穿的那件只有洋娃娃衣服大小的连体衣。（至少这些衣服不会占据太多的空间。我有一个朋友留着12副网球拍，是她大学时代参加学院网球队的纪念物。）
当我一个大学室友造访纽约时，我们边喝咖啡边分享各自在整理杂物上的成就。“生活中还有什么能够带来清理完成药箱那一刻所体验到的瞬间满足感呢？没有！”我说。“是没有，”她很支持这个说法，但她更进了一步，“你知道，我还留着一个空架子。”“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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