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一江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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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视阈下中国电视新闻奖消息类作品研究试读：
导论
一、研究意义作为中国电视新闻最高奖的中国电视新闻奖，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全国性和权威性。全国性是指其作品的评选范围为全国，参加评选的可以是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电视台；权威性是指每届的评选都按照严格的程序层层选拔，由县到地级市再到省市（直辖市）区（自治区），最后到中央。评选的结果不仅得到业内的普遍认可，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获奖作品代表着中国电视界的最高水平。
研究电视新闻奖作品，从单个看，可以学习并借鉴其在采写编摄等方面的优点，从整体上看，可以把握中国电视新闻的总体水平和发展趋势；从横向看，可以了解不同地区电视新闻的特色和水平；从纵向看，可以看到中国电视新闻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对比之下，还可以了解中国电视在功能、性质、价值取向等方面与外媒的异同。有学者认为“新闻作品评析是连接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之间的一座桥梁”，这一见解颇为深刻，但不全面。新闻评析还是连接新闻发展历史的桥梁与纽带，并且可以极大地促进新闻批评学的体系化和学科化。具体到电视新闻获奖作品，同样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对这一特殊作品的研究，可以勾连电视新闻理论、电视新闻业务、电视新闻发展历史、电视新闻批评等，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可促使电视新闻作品评析体系化及学科化。一旦形成了科学的、系统化的评析框架与系统标准，不仅可以进一步丰富电视新闻理论，引导、影响电视新闻实践，还可以在电视新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此，电视新闻奖作品研究是一项集理论性、实践性和应用性于一体的工作。二、研究对象
中国电视新闻奖是中国政府电视新闻最高奖，是中国广播电视节目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88年正式开始评奖，当年2月原国家广播电视部决定：“广播电视节目奖由广播电视学会统一组织。”在此之前的“电视好新闻”评奖是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广播电视节目奖前后变化比较大，总体来讲包括八个类别：广播新闻奖、电视新闻奖、广播社教节目奖、电视社教节目奖、广播文艺奖、电视文艺星光奖、广播剧奖和电视剧飞天奖。本书只涉及电视新闻奖。不过电视新闻奖自身也包括很多子项，而且变化频繁，一般分消息类、评论类、系列（连续）报道类、专题类等。出现过的还有经济新闻类，后被取消；电视编排类，后改为“十佳栏目奖”，等等。在众多的新闻奖项中，本书选定“消息类”作为对象。
选取中国电视新闻奖的消息类获奖作品作为研究对象，原因在于电视消息在电视节目中举足轻重。它迅速、简要、客观地报道新近发生、发现的事实，以时效快、篇幅短、题材广、内容新在电视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各类电视节目的龙头和骨干，是电视台公信力、影响力的主要体现。另外，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后改为“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将每年的作品结集出版，并有影像资料，文本齐全，因此对研究非常有利。
一般认为，电视新闻是以现代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多元素的图像、声音为传播符号，对新近或正在发生、发现的事实所作的报道。电视新闻节目分为三大类：消息类新闻节目、专题类新闻节目和评论类新闻节目。如前所述，本书选取“消息类新闻节目”作为研究对象，不过，为了使研究更集中，还要对中国电视新闻奖消息类作品作进一步的筛选：
第一，时间上，选取1994至2005、2006年这样一个时间段。理由是：这是跨世纪的13年，对其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13年的时间长度比较合适，有利于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一个时期电视消息发展的状况。而起止选择1994年和2005、2006年，是因为这两个时间点评奖有了重大的变动：前者是划分了长消息和短消息，这是电视新闻奖发展过程中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变更；后者则取消了长、短消息之分，并且对中国电视新闻奖的评奖作了多方面的改动，包括：开始两年评选一次；消息的时间也突破了以前4分钟的最高限制，并将系列（连续）报道与消息类合在一起，获奖名额总共10个，继续大幅缩减。以长、短消息的划分始，以长、短消息的不分止，本书恰好将这13年的轮回作为一个阶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二，体裁上，研究限定在长、短消息范畴内。消息类型丰富，在中国电视新闻奖中就设有系列（连续）报道、节目编排等项目。前者是多条消息的组合，或横向分割，或纵向连续，具有深度报道的作用和影响；后者一般是对一档新闻节目的评析。这里为了论述的集中也不放在研究之列。
第三，从获奖等级来看，1994—1997年选取的是一等奖及以上作品，1998—2003年选取的是二等奖及以上作品，2004年及以后是所有获奖作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不同时间段里的评奖规则的不同，所以获奖的数量有较大的调整，总体上呈逐段下降的趋势。为了保持总体的可比性，故作出这样的限定。
最后本书所选定的文本总共158个。表1 研究文本一览表表2 历年消息类作品获奖数量、登记统计表
本书所选取的文本是以声画形式在电视机构中播出的消息，它同消息的意义几乎相同。在本书中如无特别说明，电视新闻与电视消息则视为同一概念。三、研究现状
本书涉及新闻专业主义、媒介批评、叙事学和新闻评析等研究面向。下面分别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个方面的研究状况。（1）新闻专业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针对大陆新闻业暴露出的低俗、有偿、虚假新闻和舆论监督缺失等问题，中国新闻界重新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1991年，中国记者协会制定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并于1994、1997及2009年进行了三次修订，强调“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为人民服务”是我国新闻工作的根本宗旨。2005年以后，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呈迅猛发展之势，相关论文激增。这种研究“热情”一直持续到2010年。但是就内容看仍局限于理论的介绍与探讨，在应用方面存在瑕疵。一是侧重个案化的研究，例如《南方周末》与《财经》杂志的对比研究；二是本土化研究只关注某一方面，例如田新玲、张晓多合作撰写的《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作了梳理，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对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以宣传为本位”、“以事实为本位”和“以信息为本位”三个阶段。不能否认，这些研究的成效，比如灾难新闻的相关论述及类似的研究对本书的研究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对于现实中存在的更多、更重大的问题，却没有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或解决方案，实际解决问题的功效并不显著。“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正是鉴于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的这种状况，本书力图更贴近中国的实际，用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剖析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尝试将学理性与应用结合起来。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愿望，由于学识粗浅，可能贻笑大方。不过，吴飞先生博采各家之长，并结合中国的新闻实践，提出“客观性原则、自由与责任的观念、服务公众的意识以及自律与他律的原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几个关键性内容”。这对本书的篇章结构很有启发，比如第一章就是探讨真实、客观问题，第五章则涉及服务公众及新闻道德。当然，所有这些都是以中国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为研究对象的。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核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在本书中，笔者除了运用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观点之外，还借鉴了新闻学、传播学的专业认识，所以在本书中，“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专业”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更多的是两者的结合，有时甚至更注重运用新闻的专业理念、专业技能作为评析作品的尺度和标准。（2）媒介批评。媒介批评是近来研究的热点，笔者所在的暨南大学新闻学院就主办了多届研讨会，在全国尤其是青年学者中有相当的影响，还出版了若干册《中外媒介批评》论文集。有关电视批评较新出版的专著有时统宇的《电视批评理论研究》、汪振城的《当代西方电视批评理论》等，这些专著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注重西方相关理论的介绍。这对于拓展国内相关研究的视野颇有帮助。时统宇的专著还有专章分析、批判国内不良电视现象，很有力度。这些专著对比较宏观的问题与现象的研究，可以作为作品评析的理论指导，但对更微观作品的评析则需要专门的研究。
从学术研究方面来讲，媒介批评在火热了一阵之后似乎有所沉寂。无论是微观层面的单个作品研究，还是宏观层面的媒介思潮、媒介现象研究，似乎都遇到了瓶颈，那么，中观的对获奖作品的整体研究可否成为一条突围之路呢？同时，新闻职业道德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从作品来看新闻工作者的道德水平、道德问题，比起泛泛而谈更具针对性，更有现实意义。（3）叙事学。将叙事学引入新闻学、传播学中，曾一度非常时髦，也出了不少成绩。比如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何纯的《新闻叙事学》等。相关的论文更是不可胜数，其中黎明洁的《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对本书的研究启发很大。在“叙事声音”和“会议新闻”这两节中，笔者就借鉴了黎明洁先生的观点。（4）新闻评析。对单个作品的评析一直很多，著名的有刘保全先生，他每年都有多篇评析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的论文。而陈龙、陈霖的《新闻作品评析概论》则力图“使新闻批评体系化，令作品评析学科化”。书中提到的新闻作品评析有四大基本原则：新闻本位原则、伦理原则、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原则以及人文关怀原则；新闻作品评析的特点主要有：聚集新闻价值、追溯新闻采访过程、探讨新闻写作得失、指向社会和文化批评等，对新闻评析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指导，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实践了他们所说的架起“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桥梁”。
就电视评析而言，每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协会）编著的《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新闻佳作赏析》，不仅提供了珍贵的研究资料，而且有不少高质量的评析，这是本书研究最主要的资料来源。李丹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评奖档案解密（1988—2005）》、张君昌的《中国广播电视创优报告》等，也是关于中国广播电视评奖的专门论著，书中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和真知灼见。但是由于站位的不同，这两本书都侧重于从评奖的角度来论述，而没有将作品作为研究的重点。
整体来看，学术界对中国电视新闻奖作品的研究还非常不足，突出表现在，整个研究还处在零散、个别研究的状态，还没有将中国电视新闻奖及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系统地研究。在CNKI（中国知网）上输入“关键词”如“中国电视新闻奖”和“1988—2010年”，得到0个结果；输入“主题”如“中国电视新闻奖”和“1988—2010年”，得到15个结果，其中有效的有10个，细分为：分析个别获奖作品（4篇），评奖年度总结（4篇），获奖编排（1篇），有关评奖消息（1篇）。对中国电视新闻奖的研究欠缺还表现在，研究者人数不多，并且研究成果有限，大多是一些个别的作品研究和资料的整理。这种状况与中国电视新闻奖在业界的巨大影响极不相称。中国电视新闻奖已经走过了26个年头，对其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科学的总结，无论对这个奖本身的发展，还是对电视新闻研究，无论对学界、业界，还是对管理者，都是极其必要甚至紧迫的。
需要补充的是，相关的研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论文，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涉及，在本书的“参考文献”部分将专门列出。当然这并不是说对论文及相关研究的成绩与不足的分析不重要。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1）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定性研究就是运用新闻学、传播学等的理论与原则，对作品进行评判，通过对照、分析、推导，得出结论。定量分析就是“愿意用相对精确的定量陈述，去取代……那种不够精确的陈述”，这就改变了新闻研究泛泛而谈和跟着感觉走的传统。书中有各种统计图表，既给人直观的感受，又有扎实的理论依据。本书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互取所长。（2）比较研究。比较研究包括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纵向比较就是从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探索其规律性。例如本书对灾难新闻的前后变化进行分析、比较，得出前后报道的差异，并进一步指出形成这种变化和差异的原因；横向比较则是将事物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横切面）进行对照，由此分析异同。比如在本书的“会议新闻”中就将“优秀报道”与“一般报道”进行对比，还有将事件性新闻与非事件性新闻进行对比等，得出双方的差异，找出问题的症结。通过对比可以更鲜明地摆出问题，找到差距，从而更有效地解决问题。（3）个案研究。个案研究是指选定一个案例或若干个小案例，采用多种方法，对案例的各方面进行分析研究，从而提示人们对其关涉的总体情况进行把握。个案研究有针对性强、直观、容易理解等优点，但是它“实质上是通过对某个（或几个）案例的研究来达到对某一类现象的认识，而不是达到对一个总体的认识”。为了避免这种方法的缺点，本书将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结合起来，由点到面，力图实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4）叙事学的方法。本书通过叙事模式分析，对会议新闻进行了研究；通过叙事声音的应用来分析新闻同期声和新闻消息源，确定新闻的客观性与倾向性。（5）内容分析的方法。本书通过13年来电视新闻报道内容的变化，来描绘报道侧重的演变，并分析演变的原因。五、本书框架
除了导论，本书包括五章：第一章是对所选电视新闻作品真实性、客观性的分析，在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后，指出原因所在，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本章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比较系统、全面地指出了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中存在的不真实、不客观的现象与问题。这对各方面都是一个警醒：精品并不完美，各方（采制者、评选者）尚需小心。
第二章对获奖作品的“题材”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分析。从内容上看，以时政、经济新闻为主向多元化发展；从事件性与非事件性新闻来看，两者在获奖方面平分秋色；从价值取向上看，正面报道高居榜首。这三个方面都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给出了精确的统计。本章如果说有什么新的发现的话，那就是用精确的事实证明了以前的一些泛泛之谈，例如，中国电视新闻奖获奖题材与政府中心工作存在着对应关系。
第三章在“类型”之下，对大陆有特殊意义的非事件性新闻、会议新闻、灾难新闻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创新之处：第一，发现在中国电视新闻奖中，对非事件新闻“时效性”的把握，经历了一个从不认识到认识、从不重视到重视、从早期的大多没有新闻由头到后来杜绝了“无由头”的新闻这样一个演变过程，这昭示着中国电视新闻的进步和电视新闻奖的专业化；第二，采用叙事学和对比的方法，对获奖会议新闻与常规会议新闻作了对比，得出了结论：“结构的差异，场景的有无”决定了电视会议报道质量的高低。这对现实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这仅仅是专业方面的认识，而会议新闻报道受到的制约主要不在这方面；第三，通过数据证明，“大灾大英雄，小灾小英雄”的灾难报道模式在中国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至少在新闻奖评选中仍是这样，只不过增加了一些人文的元素。之所以如此，理由也很简单：政府奖是有明显倾向的。
第四章的主要观点是，电视新闻记者的技能是多方面的，隐性采访、新闻背景、新闻结尾、新闻策划是其中有特点而又重要的部分，对其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有助于对采、写、编、摄、策划等电视核心业务有个整体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获奖作品隐性采访的细致研究、新闻背景的电视化等，都是比较新的研究，目前这方面似乎还没有系统的研究。
第五章通过获奖作品分析了作者的道德与素质，在道德方面着重谈了三个方面：为人民服务、尊重同行和人文关怀。在素质方面谈了两点：形象敏感与心理素质。这里从电视新闻“署名”这个不起眼的视角，分析了其中所包含的职业道德问题。这一分析角度新颖，对问题的反映也比较深刻。
第一章 真实、客观——专业性审视的第一步
真实对于新闻来讲其地位如何强调都不过分，人们常用“生命”来比喻其重要性：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作品的生命，也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媒体的生命。真实是指新闻作品与新闻事实相符合的程度，可以有多种面向：宏观真实与微观真实，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等。客观则是新闻界中影响大、争议也很大的概念，“一般来讲，客观主义理论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指客观性原则，指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二是指客观性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一个基本方法”。作为经历了一百多年实践的新闻工作原则，西方新闻界对客观性已形成了基本的共识，主张事实与价值分离，遵循真实（准确）、公正（平衡、中立）等报道原则，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特定的写作惯例。
而关于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相互关系，中外学者的论述也很多，“如果说真实性是新闻传播的第一准则，那么客观性就是新闻传播的第二准则”。“真实性是相对于新闻失实而言的，而新闻客观性是相对于主观性而言的。真实性概念指的是新闻与事实之间的一致性、相符性问题。凡是新闻与社会存在的事实相一致、相符合，新闻报道就是真实的，就具有真实性，反之则是失实报道或虚假报道。客观性概念是指记者在报道过程中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凡是以客观的态度来报道事实，并且以客观的方法来叙述事实，新闻报道就是客观的，就具有客观性，反之则是主观的，存在主观倾向。”美国学者赫尔顿说：“①真实是我们的最终目标。②客观报道是另一个目标，它是一个有经验的职业记者的标志。客观报道是新闻工作的一项标准，我们都要努力达到这个标准。”“真实”、“客观”是新闻专业主义强调的核心观念，可以说没有真实就没有新闻，没有客观就没有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外在标志。在下面的章节里，我们将通过对获奖作品真实性、客观性的考察，主体声音的分析（客观与否），“用事实说话”方式的思辨等，来整体把握电视新闻获奖作品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问题。
第一节 获奖作品不真实、不客观的情状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报道必须真实，这是常识，也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客观报道则是新闻工作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和报道要求。遗憾的是，不真实、不客观的新闻仍然广泛存在，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中国电视最高奖中就存在这样的作品，而且不是个别。粗略统计，从1996年到2003年，在获得消息类一等奖的作品中，几乎年年都有真实性、客观性方面的问题，问题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本节首先根据魏斯特斯托的新闻客观性概念模式图，从“实在性”和“公正性”两方面分析获奖作品中存在的一些“老问题”，如合理想象、片面、跟风、感情色彩浓重等，并列举电视在真实、客观问题上的特殊表现。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产生失实、主观的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在整个阐述过程中，侧重于客观真实报道技巧、方法的分析，但是这些方法、技巧都是建立在客观、真实这一根本的新闻观念之上的。一、不真实、不客观的表现
瑞典学者魏斯特斯托提出了一个新闻客观性概念模式图，其核心含义是客观性包括实在性和公正性两个方面。如下图：新闻客观性概念模式图
在魏斯特斯托的框架中，“实在性”是指报道符合事实，强调报道内容与报道对象的符合、一致；而“公正性”则指平衡、中立的报道立场，强调报道主体尽力避免主观涉入事实。这两个概念实际上对应了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下面就从“实在性”和“公正性”这两方面来具体分析一下获奖作品的情况。
1. 获奖作品的“实在性”分析
所谓“实在性”实际上就是真实性，强调报道内容与报道事实相符合。“不同专业有不同的专业哲学，即最高的信念。理想的法律专业的信念是‘公正’，医学专业的信念是‘救死扶伤’，新闻专业呢？新闻专业主义者说——新闻专业的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truth）。”但是在人类历史上，真理的标准一直在变化着，对谎言和真实的判别也是困难的。因此与“实在性”相对，合理想象、与基本事实不符等“真实性”问题，在新闻作品中也时时出现，即使是获奖作品也不能避免。
首先谈谈合理想象。“合理想象”是从已知的事实去推测，记者没有采访到可能发生的“事实”，却将其作为事实来报道。这本是文学写作中的方法，一些人没有分清新闻与文学的区别，将之引用到新闻中来。虽然新闻界对“合理想象”早有定论：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先有事实后有报道，没有事实绝不可想象。但是由于“合理想象”的新闻失实现象比较隐蔽，不那么显露，因此比较顽固，不易纠正，至今仍像幽灵一样驱之不散，成为影响新闻真实性的顽症、痼疾。
1996年的中国电视奖消息类一等奖作品《江总书记重访永常村》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总书记就要离开永常村了，乡亲们依依不舍地出来相送。他们难以忘记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他们也在思索如何把山村建设得更美好，来报答党中央和江泽民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女教师遭洪水遇险 子弟兵奋力相救》是1998年度的一等奖作品，其结尾：“由于惊吓和激动，已经三天粒米未尽的女教师周运兰，说不出一句话来，但这三天的经历，一定会成为她以后经常向学生讲述的动人故事。”根据新闻真实性的要求，新闻中涉及的人物的思想认识和心理活动等，必须是当事人所述的。而上述两件作品中，无论是村民还是女教师心理活动的描写，显然都是记者的合理想象，这影响了新闻的真实性。
合理想象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新闻失实的主要构成部分。就文艺作品来说，合理想象是允许的，而新闻贵在真实。合理想象违反了“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极容易导致失实。有人认为“合理想象”可以使新闻写得丰满感人。这如果不是有意替错误理由辩解，便是幼稚。新闻的特性告诉我们，最生动最雄辩最感人的莫过于事实，在无比深刻的客观事实面前，一切想象、虚拟都是无力的、苍白的、孱弱的。有时候心理活动对表现人物非常重要，甚至不可或缺。但是新闻绝不能越过推测与合理想象这一“堤坝”。怎么办？正确的做法只有一个：在采访上下功夫，让当事人自己说出来。英国与阿根廷发生马岛之战，英国报纸描写了首相撒切尔夫人在向议会宣布对阿宣战那一刻的心理活动：她想见到在政治上和生活中都坚定支持自己的丈夫丹尼斯。这一细节对号称“铁女人”的撒切尔夫人来讲是很有人情味的神来之笔。报纸是这样报道的：她扫视全场，事后她回忆那一刻的情况时说：“忽然，一个念头攫住了我，我想见到丹尼斯。这个念头是那么强烈，以至于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这就是标准的新闻报道样式，其真实性无懈可击。
随着叙事学的引入，人们开始运用其视角理论剖析新闻作品中的合理想象，认为合理想象是由于记者视角出现问题：记者并非无所不知，新闻也并非什么都可以写。记者观察事物应有三种视角，除了全知全能的视角外，还有人物限知视角、纯客观视角。认识新闻事实需要有多种视角，全知全能不是唯一，从而防止合理想象。以前“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人们根本不可能还会想到借助除全知全能视角以外的叙述视角来突出新闻的真实感，破除全知全能叙述造成的虚假感觉”。叙事学进一步指出：“视角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视角的变化实质上是叙事者对事实阐释方式的变化。叙述视角发生从全知全能到人物有限制视角到全客观视角的变化，相应地，叙述者对事实的阐释方式也会发生从独白阐释到多元阐释到无阐释的演变。打破传统单一的全知全能视角，也就意味着新闻对事件由独白阐释、终极结论向多元解读、开放结论的默许，是语言‘暴政’、意见‘专断’的终结。”
在“实在性”方面存在明显硬伤的作品出现在中国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中，令人疑惑、惊讶，也叫人倍感遗憾，下面举几个具体的例子。
第一，采访不深入，与事实有出入。2001年的一等奖作品《内江警方围捕蒙面持枪歹徒》，记者虽然赶到现场，拍下了宝贵的画面，但是有些基本情况没有搞清楚，结果出现差错。其中有一段如下：警方在现场已获悉，歹徒身上还带有大量雷管和炸药，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千钧一发之际，在警方暗示下，被劫人质趁歹徒恐惧时，用脚猛力蹬开车门，翻身从车中滚下。人质脱险，罪犯难逃。正义的枪声响起，特警、武警飞速冲到车前，将企图引爆炸药的歹徒当场擒获。
这里有多个疑问令人费解：既是“千钧一发”，怎么人质蹬开车门、翻身滚下这一系列动作之后，后果还没有出现呢？而且警察冲到车前了，也没有发生什么，这早已不是什么“千钧一发”了。然后“正义的枪声响起”，却没有任何效果，是没打中呢还是怎么回事？还有歹徒“企图引爆炸药”，记者是怎么知道的，消息来源呢？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那么久了一直没有引爆？面对这些不能自圆其说的叙述，人们不禁要问：当时真实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由此可见身在现场的记者当时并没有进行深入采访，而这种“粗心”的背后，恐怕还包含着能力、意识和职业道德等多方面的问题。梅尔文·门彻在新闻学经典著作《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对新闻的采写过程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客观的新闻是对看得见的东西及人们的言行进行的报道”。这话对于电视记者来讲是具有警醒作用的。
第二，认识有误区，导向错误。以1999年的获奖作品《机场抢险》为例，从这则消息可以看出记者的两个意识，一是人定胜天，通篇都是对人们战胜灾难的英勇无畏精神的赞扬，这种精神需要提倡，但不能演变为不顾客观规律的盲动。所谓“天”是自然规律，只有遵循才可利用而不是盲目对抗。二是注重财物，即飞机，而对人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关怀，不够人性化，特别是结尾一句话“中午两点台风中心离境，所有飞机安然无恙”。那么与台风抗争了5个小时的人呢，他们有没有损伤？新闻应倡导对人的尊重，而不是仅仅对物的重视；提倡以人为本的理性，而不是人定胜天的气概，毕竟生命只有一次，面对自然，人类的力量还是很渺小的。作为在社会舆论的营造中起重要作用的记者应该是先进意识、先进观念的倡导者，而不是向反方向走。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记者自身的观念要跟上时代。如果记者本身的观念、意识落后，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反映出来，试想那样的消极影响该有多么可怕。
第三，推导错误，结论不成立。2002年的获奖作品《韩国：“韩流”出处有“汉潮”》，是现象类新闻，此类新闻靠主题的深刻性取胜，而主题的深刻与否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具有时代性、前瞻性及与群众的关联度。以这个标准来考察，这则消息的主题具有明显的时代气息，当然也包含一定的前瞻性和关联度，应该说主题是重大且新颖的。主题的深刻还来自论述的严密与有力，作品在这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具体表现在事实的运用上，一是从现象到本质，二是点面结合。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由事到人，如该新闻记者还采访了文化苑老师。所有这些都力图说明：确实有“汉潮”。虽然这些事实、论述不是一点也没有说明主题，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些论述还不能得出有“汉潮”的结论。因为所有这些点和面上的事实都是孤立的，既没有纵向的，也没有横向的对比。只有与过去学汉语的人数相比，只有与现在学其他语言如日语、英语等的人数相比，才能得出学习汉语是不是形成了热潮。节目中所有的事实只能说明韩国人学汉语的现状，却不能得出出现“汉潮”的结论。
存在同样问题的还有1995年广东电视台的获奖作品《广东：农民成了现代农业投资的主体》。其中一段：“高投入高产出的现代农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投资办农业。去年，全省农民投资100多亿元，办起了现代农业项目3 000多个，广大农民由此走向农业致富的道路。”即便是农民投入了100多亿元，也只能说明现状，由于没有纵横的比较，没有与整个农业投入作比较，没有与现代农业投资的总数作比较，故不能得出“农民成了现代农业投资的主体”这一结论。“缺少纵向或横向对比信息，新闻事实的含义是不明确的，这个时候的事实信息只能表明事实是怎样的，不能说明事实意味着什么。”
1995年度的一等奖《生猪私屠滥宰贻害无穷》有这么两段：一边是个体户“千把刀杀猪”的热闹场面，另一边却是国有肉联厂“门庭冷落车马稀”，哈尔滨肉联厂原来每天可以屠杀生猪5 000头，如今每天只能杀三四十头猪，200多名工人被迫下岗。据统计，截至1994年底，全国商业系统拥有机械自动化的畜禽屠宰加工企业近1 700个，而现在屠宰设备利用率仅为15％，国家投入巨资兴建的现代化屠宰场大部分被闲置，有的设备已经报废。
国有现代化屠宰场设备闲置是事实，私屠滥宰猖獗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不能简单地就将其认定为唯一的原因。经营机制、效率、管理等都可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简单归因，一因一果”从事实看难以成立，从思维看则是不科学的、有害的。
这些推导错误、结论不成立的获奖作品犯了一个通病：“在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事实升华或抽象为概括事实时失真了，也就是说，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不相符合。”
有硬伤为什么还能够层层上报，躲过众多专家的法眼，最终获得最高奖呢？这或许与硬伤的隐蔽性有关，或许因作品的角度新颖而麻痹了评委，或许还与评委的认识、标准有关，或许还与评奖方式有关。但不管怎么样，代表国家最高水平的电视新闻奖出现硬伤，对于该奖的权威性是个不小的打击。
有学者认为，新闻的真实性可分为浅与深两个层面，“浅层面重在要求新闻报道的具体事实必须真实准确。深层面重在要求新闻报道的整体概括与分析要符合客观实际”。前者包括五个方面的要求：①确有其事；②构成新闻的基本要素必须准确无误，其中原因的归纳在复杂事件中容易出错；③新闻引用的各种资料必须准确无误；④所反映的环境、过程、细节、人物语言、动作必须真实；⑤新闻中涉及人物的思想认识和心理活动，必须是当事人所述的。后者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①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要辩证统一；②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要有机结合；③新闻报道要多层次真实。由此观之，中国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的失实，从浅层面来讲主要表现在原因归纳，过程、细节、人物语言以及新闻中涉及的人物思想和心理活动等的失真上，而在深层面上则三个方面都出现过问题。
无论是合理想象还是基本事实有出入，无论是老问题还是新现象，无论是浅层面的还是深层面的失实，这些报道的致命之处都在于不能与报道的客体相符合，在真实性方面出现了差错，这直接损害了报道的可信度，戕害了中国电视新闻奖的科学性与公信力。这样的错误无论大小，一旦出现在这些获奖作品中，都是不可原谅的。
2. 获奖作品的“公正性”分析
前已明确“公正性”是指平衡、中立的报道立场，强调报道主体应尽力避免主观涉入事实，尤其是对有争议的事件。鉴于这里的重点是对文本的研究，因此客观报道及其手法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公正性”与客观性相对应。与之相反的情形则是主观、片面，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在获奖作品中都有出现。1980年美国学者博耶在他的论文《编辑怎样看客观性》中总结出客观报道的六项要素：平衡与公正地呈现一个议题中各方面的看法；正确与真实的报道；呈现所有主要的相关要点；将事实与意见分开但是将意见视为相关（relevant）；将记者本身态度、意见或涉入的影响减至最低；避免偏颇、怨恨以及迂回的言论。自1981年提出至今，这六项要素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同。下面我们就以此为标准来具体分析获奖作品存在的问题。
第一，以偏概全，以点带面。比如，在1995年的获奖作品《广东：农民成了现代农业投资的主体》一文中有这样一句：“200多亩果林和现代化的鸡场、猪场构成了最佳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最佳的经济效益。”在报道农业养殖企业时使用了“最佳”、“最好”等文字，显得夸张而不够理性客观，而且记者只采访了这一家的情况就说是最好、最佳的，这种以偏概全的做法无疑会降低新闻的真实性。1997年的获奖作品《香港各界群众热情欢迎解放军进驻香港》，记者在现场报道时说道：“各位观众，你们现在看到的是香港各界群众冒雨欢迎解放军进驻香港的热烈场面。”但看完全片却只有新界的欢迎场面，九龙和香港岛的情况则不见踪影，以新界一“点”来代香港一“面”，显然不妥。这种选择性的背后是记者客观意识不足，没有真正的客观，也没有真正的平衡，只有真正的选择。新闻都是人采写出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好恶，因此记者在采写新闻的过程中一定会多少将自己的思想好恶留在新闻稿中。报社或电视台等新闻机构有自身的利益，而中国新闻媒体负有党的喉舌的责任，就更加会在处理记者稿件时根据其利益和职责进行改动。但平衡和客观仍然是记者和媒体应当遵守的原则与规律，一来这是记者尽可能提供优秀新闻的职责要求，二来这是让受众接受新闻信息，实现新闻价值的要求。
第二，感情用事，言辞激烈，用语绝对。2000年获一等奖的作品《美国反华提案在联合国人权会议再遭挫败》是一则内容和形式都不客观，从而没有全面、真实地反映事情原貌的新闻。首先从形式上看，有许多感情色彩浓重的形容词、副词，如“完全是”、“信口雌黄”、“绝路一条”等。还有不少结论性的话，如“在人权问题上搞特殊化和双重标准的正是美国自己。搞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企图支配他国人民命运的做法只能是绝路一条”。其次从内容上看，只引用了一方的观点。短短的消息引用乔大使的话就有三处之多，其他人的观点则根本不提。这样看似旗帜鲜明、义正词严，但与动态消息传播的功能不完全相符，给人以压迫感，传播效果并不一定最好。“传播者采用‘一面提示’的方法，仅向受众提供传播者赞同的一个方面的材料和观点，这种方法往往强加于人，使受众产生心理抵抗，对媒介的可信度产生怀疑，从而削弱和抵消传播者所预期的效果。”客观是对新闻报道最基本的业务要求，客观还体现着公正：摒除个人和小集团利益的影响，全面冷静地报道事实，特别是涉及矛盾双方或多方的事情时，不能偏袒、庇护一方，排斥、压制另一方。其实表达立场和倾向的方法很多：中国在人权问题方面的改进；加入、放大一些背景，如前几次表决的情况，尤其是票数的变化，美国人权状况中的问题，引用代表的发言等，总之应该用事实说话。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持媒体应有的客观性，又能有力地表明观点，观众也容易接受。
第三，跟风、绝对化。一般来讲在某种社会思潮兴起的时候，新闻界炮制的假新闻就明显增多，中外概莫能外。这里仅举两例。1996年的一等奖作品《张家港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中有这么一段话：“‘九五’开局第一年，张家港国民生产总值在去年增长47％的基础上，1至9月份又达到154亿元，进出口总额近8亿美元，累计建成三资企业1 300家，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37万亩良田喜获丰收，工业又涌现出像沙钢、牡丹汽车等一批后劲很足的企业集团，这辉煌的成就显示了精神文明的巨大推动力。”张家港取得的成就不假，但是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什么？不能简单地归因，更不能仅仅归结为“狠抓精神文明建设”。1994年，国家推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五中全会对缩小东西差距，消除贫困，又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条新闻所处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其命运：时效性不强但极富时宜性，媒体的自觉和官方的强烈期待完全吻合，因而大获青睐。“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把握舆论导向最重要的是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党和政府在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而且把正面报道做得好看。”这就是“把某一时期的政治运动作为居高临下控制五花八门人物及丰富多彩生活的恒定法宝，人人事事殊途同归”。
1999年的获奖作品《个人消费信贷红红火火》，也是在当时政府强力拉动内需，提倡消费的大背景下播出的。通篇都是消费信贷的好处。样样都好，让人不敢相信，难道没一点缺点吗？既如此为什么推出10年了，信贷规模还是那么小，还只是在个别地区推广？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保障很不完善，群众在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压力都极大的情况下，有多少人能够或者敢于“拿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呢？该篇报道一点没有提及消费信贷所要注意的事项、需要承担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后果。态度绝对，倾向明显，缺乏平衡性和全面性，一旦过度消费的局面形成，媒体又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任何事情都有正反、利弊、好坏的因素，而且事情又是发展变化的，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客观地报道，而只图一时的效果，一旦事实有变化，媒体将十分被动，甚至丧失公信力。综观曾经刮过的“风”、掀起的“热”，比如“高消费风”、“股票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媒体在其中的推波助澜，不仅造成新闻整体上的不真实，影响媒体的形象和公信力，同时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也有冲击和影响。最后，这条新闻的结尾用了这样一句话“消费信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其中“彻底”一词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过分绝对，与常识不符；二是记者自己站出来说话，没有坚守“第三者”的立场和身份。
第四，一厢情愿，泛政治化。看完2002年的获奖作品《两岸同胞首次海上相会欢度中秋之夜》，有一种感觉：双方对比鲜明，大陆方面过于注重其政治色彩，有着浓重的政府色彩及组织痕迹，比如，穿着一致的人们齐声喊“金门厦门门对门，中秋团圆圆又圆”。而台湾则看重相聚的温馨，台湾民众是自发组织的，他们更期望的是加深对彼此的了解：“我相信只有不断地交流，文化艺术活动的交流，才能促进大家更多更多的了解。”这样的对比和反差，让人生出许多说不出的感觉。
还有一个疑问：该片主题鲜明，即祖国的统一，隔海相望的同胞早日团圆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期盼。这样的论断能成立吗？就这次海上相会而言，即使来的台湾同胞都主张统一，也不能得出全体台湾民众的主张亦是如此，因为他们不是民众选出来的代表。多次民调显示台湾民众分为三大部分，主张“台独”和主张统一的都是少部分，前者年轻人多点，后者老人多点，大部分的人主张维持现状。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说统一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期盼”，似难成立。当然，和平、加强交流与往来是台湾大多数民众的期盼。两岸关系复杂，最危险的是出现误判，为避免这种情形出现，包括新闻界在内的各方面都需要如实反映情况，同时也应该让新闻界有这种如实反映的氛围，这样新闻界才能担负起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
最后一个建议：我们的电视工作者意识形态太浓了。大陆观众对此也许还可以接受，但台湾观众能接受吗，这样如此鲜明的主题效果会好吗？它符合新闻的规律吗，尤其是在“外宣”领域？我们的电视工作者以及所有的新闻工作者，在涉及台湾的报道时都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只有在相互都能接受的语境中，才能更好地沟通，更好地理解，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实际上两岸文化相通，风俗一致，血脉相连，这些纽带都是根深蒂固的，任何人都割裂不了，历史已经强有力地证明了这点：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没有做到，国民党几十年的党化教育也没有做到。而在文化交流方面，电视界则正好把本已根深蒂固的纽带作了进一步强化。
上面举出的“不公正”现象，比如片面、绝对化、主观色彩浓厚等，其实这些并不难发现，也容易克服，但是屡屡出现，这让人想起了客观性是个“迷思”的说法，而“知易行难”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令新闻工作者困惑的问题。
3. 电视特点的失实
电视是视听艺术，电视画面包括声音，电视画面由视觉元素和听觉元素共同构成。电视新闻的编辑、记者，就像交响乐队的指挥，要从内容出发，熟悉、把握好视听诸元素的职能，对它们进行妥善、合理的调度和安排。而问题可能出现在视、听单一方面，也可能在视、听两方面同时出现。
先谈声音。声音语言是指诉诸听觉形象，能被观众的耳朵所感知和接收的符号系统，简单地说是不看屏幕就能接收的信息。它包括旁白解说、人物同期声和现场同期声及音乐音响。长期以来电视界为对声音语言进行正确的认识和运用，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配音为单一的“新华语态”——庄重高亢、居高临下、字正腔圆，即使有真实性、真实感，也打了折扣；二是对人物同期声、现场同期声、现场报道等电视特有的语言并不重视，在使用中也出现干预过多的情况，影响真实性。这些问题也反映在获奖作品中。
第一，配音。配音的作用在于补充画面不足，增加信息量；揭示画面内涵，深化主题；协调视听元素，顺利转场。在新闻作品中，配音失实主要表现在“新华语态”上，这种语态的出现与“新华体”紧密相关。“新华体”是我国新闻媒体在特殊年代中打磨出来的一种通用的新闻写作体式。很长时间以来，它象征权威，象征可信度，安全、简单、好用。可以说，“新华语态”是中国电视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形态与特点之前，宣传报道借助“新华体”文稿进行播报的语态，这是一种上传下达，传播者高高在上的支配性语态。“很长时间以来，‘拽大词’、‘高八度’、‘排比句’串缀起来的新闻稿，成为事件‘重大’的一个典型标志”，“几十年来，电视业追求权威、大气，而人们同样习惯地认为‘权威’和‘大气’来源于播音员‘庄严’的语气和新闻稿宏大、抽象的用词”，就像新华体“字正腔圆”、“居高临下”。
在获奖作品中这种语态仍有残余，例如，2002年的一等奖作品《有困难找政府》中有：“滚滚洪水留疮痍，深深关爱暖人心。两天来，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带着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深切关怀进帐篷、入农户……”还有1999年的一等奖作品《“一定要让灾民吃上饭”》：“总理来看我们啦！7月24号上午十时许，在堤垸溃决的第二天，共和国总理就来到了民主垸灾民中间。”这两段配音都表现出对领导人的仰视，矫情做作而不自然。一位优秀的播音员“能赋予纸上那些单调乏味的符号以生命，授之以明暗、讽刺、欢乐和厌恶，所有这些只需借助其音调抑扬顿挫的微小变化”。但是新闻播音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冷静的原则。
第二，人物同期声。这是指在拍摄新闻时同步录下的人物讲话。其作用是多方面的：增加新闻的真实性、权威性；展示人物个性；增强现场感；结构过去时空等。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多，最为明显的是采访对象的选择片面，导致新闻不客观。1998年的一等奖作品《一次成功的迫降》用了两个乘客的同期声：“机组表现非常出色，应该给他们庆功，非常感谢！”、“我们觉得应该给机组人员庆功，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保证了所有人的安全。”人们看后不禁发出疑问：由于航空公司方面的原因，乘客们差点把命给搭上了，精神遭受了伤痛，行程受到了影响，难道没有一点怨言，几百人都这样异口同声？这样的境界显得过于崇高而叫人不敢全信。
对人物话语的过分干预也存在问题。1999年度的一等奖作品《遭遇县里说情人》，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片子，但是对当地镇长的采访只用了一句“这是有责任的”，后面只见嘴动而听不到声音。这种明显掐断对方讲话、不让对方解释的行为明显不妥当，有话语霸权之嫌，这对采访对象是不公平、不公道的，记者客观公正的形象也受到影响。人物同期声使用的最根本的原则是忠实于原意，在此前提下才可以对语句稍作调整，绝不能功利地断章取义，为我所用。
第三，现场同期声，又叫“环境效果声”，是伴随画面一起记录下来的发自新闻现场的各种声音。它可以有效地保持空间的真实感，丰富画面的信息含量。没有现场同期声是我们的电视新闻的通病，看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领导人接见外宾的片子就知道了。近年来在获奖作品中，这方面最令人扼腕叹息的是2003年的二等奖作品《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作品完整地拍摄下被洪水围困在沙洲上的少年得救的过程，尤其是沙洲由大变小，在救起少年的瞬间被洪水吞没，这一系列镜头扣人心弦，但遗憾的是，整个片子没有一点现场声音，导致信息量、冲击力大打折扣。可以这样说，没有现场声音就不能反映、表现事物的全貌。
第四，音乐音响。一般使用在软性新闻、简讯或扫描式的段落及片头、片花、片尾、宣传片、新闻提要上，起到标识、节奏、渲染和烘托的作用。在消息中添加音乐，到目前为止只发现一例——《有困难找政府》（2002年）。该片结尾，温家宝深情地亲吻失去父母的孤儿，与特技画面（慢速）相对应的是一段抒情的音乐。评委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在短消息中，似乎不宜使用音乐来衬托气氛，它与全片的整体格调不太吻合，理应删去。”在短消息中不用音乐是对的，但是原因不是它与全片格调不和，即使相吻合也不能用。因为音乐不是新闻现场固有的，是记者、编辑的主观感受，所以加不加音乐是遵不遵守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重大问题。
其次，谈谈画面。画面语言是指诉诸视觉形象，能被观众的眼睛所感知和接收的符号系统。所有能在电视屏幕上呈现的信息，都可称为“画面语言”，包括画面、字幕、图片图表、flash等。在电视画面上犯主观或失实的错误，具体表现在对现场的干预、张冠李戴等。下列举两个例子。
1997年的《李洪儒互联网上开花店》，虽讲的是事实，但给人不真实的感觉。主人公动作僵硬，说话像背稿，摆拍痕迹太明显，把真实的事情拍得像演戏一样，真是难为了当事人和记者。在《西藏辉煌四十年》（2005—2006年度，西藏电视台）中，记者对几个藏民的采访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除了事实真实，还需要表现真实，两者结合才能取得好的传播效果。这个问题的核心还是要摆脱“宣传”的思维和意识，电视记者要下功夫采集生活的原生态，用事实本身来说明问题。
1999年的一等奖作品《提着灯笼奔小康》中藁头村村民李萍说：“就是在地里混呗，锄了一遍再锄一遍，锄了一遍再锄一遍。家里没事就在地里混呗。”这句话很生动，并且打出了说话人的姓名、身份，这跟以往只简单地标出农民、市民等身份而没有姓名相比是个进步，起码是对人的一种尊重，但是讲话从头到尾竟没有一个声画合一的镜头，没有李萍本人的正面图像，令其真实性打了折扣。
谈了电视新闻的声音和画面，最后说说真实性与真实感。客观真实性是新闻的灵魂和生命，这自不用多说，真实感是指新闻在内容真实的基础上让人一看就信服，以实现良好的传播效果。真实性必须确保，但仅有真实性还不够，还必须让观众看后产生真实的感觉，而不是将信将疑。然而，在我们的不少报道中，说的明明是真事，却偏偏让人怀疑，为什么？因为在节目中观众听到的是大段大段的旁白解说，而不是当事人讲述的第一手材料或来自现场的声音；看到的是记者、主持人或其他人在转述，而不是新闻事件现场的实况。为了避免这种尴尬，最佳的办法就是让画面说话（有环境效果声）、让他人说话。这里还要注意的是，“让他人说话”中“他人”的选择至关重要，选得不好也会让观众产生疑问，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可能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问题上，“他人”们说的话如果高度一致，如出一辙，就会令人生疑。曾获得美国报纸主编协会杰出写作奖的N．R．克莱因费尔德说过：“要尊重事实，而不是从事实中提取蒸馏水一样纯净的东西”，并告诫记者在选择事实材料时要尽量忠实地描绘亲眼所见的事物和场景。有无带有声音的现场画面，不仅关乎可看性的问题，更关乎新闻真实性的问题。真实就来源于表现出事件的全貌，而这正是声画结合、拥有多种表现符号的电视的优势，它比其他媒体更能完整地记录下历史事件的流程，因而也承担了真实记录历史的重大责任。
上面依据瑞典学者魏斯特斯托的结构图，从事实性与公正性两方面对获奖作品进行了剖析，再结合电视媒体的特点，分析了其独有的问题与表现。虽然侧重于报道技巧，有的还显得琐碎，但对这两方面的分析却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首先，通过细致的分析，人们可以发现，所有这些问题主要是“业务性”问题，即报道者并无制造失实报道的动机，只是由于思想方法片面、采访作风不扎实、知识储备不足、粗枝大叶等造成的。因此，业务水平的提升是关系到新闻产品质量，关系到新闻工作者前途，关系到新闻媒体声誉的大事，需要建立常备机制，作为战略措施来认真推行。其次，人们需要从更深的层面来认识事实性和公正性，“事实性可表明客观性植根于人的理性精神或求真意识，公正性则说明客观性植根于人的精神交往需要和人的社会性道德意识。就前一点列论，客观性不仅仅在于获得事实，更在于通过事实的描述达到‘去蔽’，从而使人超越对事物的肤浅认识。借用李普曼的话来说，就是要让新闻报道像一只不断移动的手电筒，‘使我们能够看到一片黑暗中的部分情景’。就后一点而言，客观性不是指某种不偏不倚的状态或写作方式，而是指对主体间平等交往需要的满足，对记者自身的个性、习惯、欲望等的超越。这样，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就成了贯穿新闻报道活动中心内在超越的依据，就如同迈克尔·舒登声所论，客观性可‘视为信仰体系中确定无疑的那种知解’，它‘指明人们在道德上作出决定时应当采取何种思考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的客观性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问题，而是可以通过记者当下的超越而达到的”。二、消除失实、主观新闻的建议与对策
失实、主观新闻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来讲主要在于：第一，对新闻的认识存在误差，不能区分其与宣传的差别；第二，媒体缺乏独立性。要避免新闻失实，也需要从多方面下手，系统地整治。
1. 明确真实性、客观性的具体要求
首要的是明确新闻真实性、客观性在新闻报道中的重要地位，树立对事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受众负责的意识，并且清晰地了解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具体要求：
从真实性方面来讲：第一，构成新闻的基本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必须准确无误，确定确有其人，也确有其事，时间地点也须毫无差错。这是对新闻报道最起码的要求，也是新闻真实最基本的条件。第二，新闻中引用的材料，包括引语、数据、事例等必须准确可靠，即使是每个细节也须完全与客观实际相符，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更不应该弄虚作假，生编硬造。第三，新闻中使用的背景材料必须完全真实，而且要做到全面、客观、实事求是。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选取背景材料，任意取其所需，弃其不欲，更不能有意掩盖真相，不讲实情。第四，对新闻事实的解释和概括要合乎客观事实自身的逻辑，要力求从事实的整体和联系上深刻反映事物的内在规律，要防止简单、片面的认识事物的方法。在清晰地了解具体内容的基础上，不断地以此为标准，反复对照、核实自己的报道，在这个过程中将外在的标准逐步内化为自己的认识，并成为自觉的行动。
要避免新闻失实还需要养成深入实际、扎实采访的工作作风及冷静、公正、客观的工作态度，还需要有效的纠错机制：一旦出错立即更正，并向受众真诚致歉。
从客观性方面来讲，其要求是：全面、准确、中立且平衡地报道有争议的问题，让公众了解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作出独立的判断。这就是说，新闻媒介是观点的报道者，而不是鼓吹者。新闻客观性意味着，新闻工作者必须避免偏见，避免歪曲，尽可能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如实进行报道。客观报道的基本特征有三点：注重事实、事实与观点分开、避免记者的主观倾向。而具体的操作规则是：第一，准确。报道者必须尽最大努力保证所叙述的一切事实都是准确无误的，尤其是细节的准确，这是保证整个报道准确的基础。同时要交代信息来源，这对准确来讲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如果消息来源提供的事实并不真实，其责任应由提供者承担，除非记者有知其不真实而故意造假的不良意图。二是如不指明消息来源，受众会以为由于记者知道这些说法是真实的，因而支持这种说法。”第二，清楚。记者要有用简单的方式进行清晰表达的能力，要有将行业术语翻译为通俗易懂的语言的能力，并且要养成精确使用的职业素养。第三，简洁。记者应用最简洁的语言和叙述方法来报道新闻，抓住要点，避免重复是其核心。第四，平衡。“平衡要求记者在撰写报道时给不同意见的各方平等的权利。”“平衡意味着公正，记者在报道中应尽量照顾到来自各方的观点，避免任意站在争论的一方，这样才能保持新闻媒介的客观立场。”
结合前面所分析的作品，它们在真实性、客观性方面的问题，都是违反了上述的基本原则和操作规范而导致的，因此树立起对事实的尊重，掌握新闻报道真实性、客观性的具体要求，将相关的规范贯穿到新闻采写的整个过程，才能不犯或者少犯错误。
2. 培养良好的思维
第一是变单向思维为多向思维。单向思维，又称“线形思维”。多向思维，又称“辐射性思维”，它是从事物的某一中心或定点出发，向四面八方展开联想，提出多种设想和方案，思维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开放式状态。比如，在确定选题或报道方式时，单向思维往往习惯于自上而下地灌输，习惯于从工作及领导者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问题。而多向思维则用多重视角去观察和分析问题，既从上到下，又从下到上；既由外向里，又由里向外；既横向比较，又纵向延伸。
第二是变顺向思维为逆向思维。顺向思维是一种习惯性思维。逆向思维则恰恰相反，是“倒个过儿”看问题，常能收到“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的效果。
第三是变平面思维为立体思维。平面思维是局限于事实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就事论事”般的横断面式思维；立体思维则是把事实放在三维空间里进行观察和思考，既着眼于其与其他事物的横向联系，又着眼于其承前继后的深度观照。这是一种立体地、辩证地认识事物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
科学的思维方法是关键，这要求新闻工作者使用唯物论的反映论。唯物论的本质就是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先有事实后有报道，新闻报道以事实为基础。唯物论的反映论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观察、分析、反映和报道事物。辩证地描述事实就是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看到事物的正反、好坏、对错两个方面，复杂的事物还要多方面地看待。要防止绝对化，防止简单的二元对立，如非白即黑，非对即错，非正即反。历史地描述事实就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现实中的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动态地观察、分析、考察演变过程，分析变化原因，确定其准确的现实定位，要防止孤立、静止地看待事物，描述事实。“中国传媒基于有限的事实，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作出洞察、识别、理解和整体判断。与之相应，中国传媒往往用普遍的、被视为真理（政治正确）的东西统摄事实，由理性推及感性。但这种由观念‘推及’的新闻作品缺乏的是持久性、普适性，随着观念的变革、社会的变迁、历史的发展，一些一度被认为真理的作品或被改革的潮流所否定，或被人们淡忘，从而失去了新闻作品应有的历史价值。”
3. 认识新闻及新闻媒体的性质功能
从传统意义上讲，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要上传下达和下情上传，即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及时传达给群众，又要将群众的呼声与愿望传达到政府，成为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纽带。从现代意义上讲，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应该全面、及时地向受众提供他们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种新闻和信息，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以便他们更有效地参政、议政。但是现在不少电视新闻不是从受众出发，而是从政策出发，从官方出发，体现的思维也是绝对化的，说好就全好，说不好就全差。比如1999年的二等奖作品《机场抢险》就是完全从工作角度出发，而放弃了媒体监督社会的职责，没有追问：为什么没有在台风之前将飞机安置好？习惯性地“把坏事变成好事”，灾难中的英雄需要歌颂，但更重要的是提防天灾中的“人祸”，揭露其中的问题。媒体不应该仅仅是歌颂者。
从获奖作品整体来看，歌颂、正面的多，而揭露、监督的少或无，甚至有的反话正说的都能获奖，最明显的就是灾难性报道。此类报道长期的思路是：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只有救灾者，没有灾民；大灾大英雄，小灾小英雄。这样的获奖作品比比皆是，从1998年的《女教师遭洪水遇险 子弟兵奋力相救》、1999年的《机场抢险》到2002年的《有困难找政府》，特别是2003年的《子夜大转移——小汤山医院收治首批非典患者》，在“非典”中，媒体前期集体失语，而后期又集体失态，表现令人很不满意。虽然这些作品本身没有作假，但是如果我们的政府奖总是奖励这样的作品，总是以正面宣传为主，而不顾事实，这种评奖怎么能够激发真正的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自身的权威性、公信力又如何保证？如果我们的新闻媒体不能及时、准确地把真实的情况报道给受众，而是隐瞒实情，报喜不报忧，我们媒体的公信力如何维护？媒体对社会的预警功能就在这样的报道和评奖中给湮灭掉了。
4. 注意评委的遴选与要求，优化评奖机制
如果说前面几条是从新闻业整体上来讲的话，那么评委的遴选、评奖机制的优化，则对消除中国电视新闻奖作品中的失实、不客观新闻有着直接的影响。从评委来源看，经过几年的摸索和规范，现在各级电视新闻奖的评委来自三个方面：电视台领导、电视台的业务骨干（实际上大多也是各台业务方面的领导）和院校的专家，比例大致是1:2:2。由此可见，评委都是从事新闻采编、研究和管理的精英。从中国电视新闻奖产生的过程来看，作品都经历了至少四级评审，并且都是最优秀的作品。以县级电视台为例，如果要获奖必须经历的过程是：县级—地市级—省级—中央级。疑问出现了：经行家层层把关后，最优秀的电视新闻作品为什么还在最基本的真实性方面屡屡出现问题？当然，新闻真实性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前面已有论述，从评委和评奖机制来看，至少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评委的选拔要科学。首先，评委要站在全国的高度，从整个电视新闻事业的大局来评选，而不是从各自的部门、单位或者人情出发来评选，获奖作品也不是某个台、某个部门的，而是整个电视新闻界的成果。因此每个评委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要对作品负责、对评委会负责、对受众负责、对历史负责，这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负责。评委的选拔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有强烈的责任心。同时，选拔机制则需要切实地实行抽选，避免在程序公正的表面下进行实质的操控——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在现有的评奖机制中，自己给自己评奖，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形还相当普遍，这在机制上就无法保证评奖的公平、公正和公信。目前最急迫、最关键的是隔断利益链接，让第三方来进行评选。
第二，评奖的机制要完善。规范公平和公正的机制是保障，现在从程序上看这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现在需要进一步努力，保证过程和结果的公平和公正。这就需要打破评奖中的一些潜规则，比如平衡原则，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发展的程度不一样，新闻事业发展也不平衡。这是现实的客观存在，评奖也要面对这个现实”，鉴于这样的特殊国情，要“注意适当平衡的问题”。全国要平衡，各个单位、地区也要平衡。除了空间的平衡还要考虑时间，去年你获奖了，今年该他了。还有不同媒体，电视、广播、报纸也要平衡……如此平衡下去，结果可想而知。平衡牺牲的是电视新闻奖的质量，评价作品的标准不全是专业而是关系。这样的作品怎能代表整个电视新闻的发展水平，这样的评奖又怎能起到导向、示范和激励作用呢？在建立科学机制的过程中，推广机制，全民参与机制的建设尤为重要，要广为宣传获奖的作品，这既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媒介素养，又可以让全社会监督评奖结果，并且抵制现在评奖圈子内自娱自乐的不良现象。
在新的传媒形势下，在自媒体时代，这种局面亟待改变，否则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帖子：“电脑和电视的区别：一开电脑，就觉得社会黑暗，官员腐败，恶势力横行，民不聊生，仿佛马上就要革命了；一开电视，就觉得社会和谐，人民幸福，载歌载舞，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一百年都不会出事。电脑是生活照，电视是婚纱照。”这虽是戏说，却有合理之处，也引人思考。
前已述及，广电新闻奖作为政府奖，评奖主体、评奖目的与新闻从业者的诉求、职责有差异，因此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出发看政府奖，标准不尽相同，结果也定有差异，或许这正是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的根本原因，毕竟包括新闻在内的任何事情都必须按规律办事，也只有按规律才能办好事。
新闻的进步有赖于政治的民主、社会的进步。
附录一：电视新闻奖一等奖作品真实性问题列表
附录二：2003年10月，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航天员杨利伟出舱的画面经过现场直播传到全世界。夏林说，画面上杨利伟尽管脸色稍显苍白，但身体状况还是良好的。其实这时的杨利伟已经被处理过：他是满脸鲜血地打开舱门的，后来脸上的血迹被擦干了，重拍了出舱画面。杨利伟本人近日出书，公开介绍了他脸部受伤的原因：“着陆时巨大的冲击力，因为麦克风有不规则的棱角，让我嘴角受伤，要是在颈上，后果不敢想象。”2003年10月16日6时23分，“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在内蒙古主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舱完好无损。杨利伟自主出舱。2003年10月，前空军飞行员杨利伟以21小时23分钟，成功完成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从此，被誉为“火箭故乡”的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够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第二节 从作品主体声音来看获奖作品的客观性
上一节重点揭示了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存在的真实性、客观性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对策，而这一节将用叙事学的原理，着重阐述新闻的客观性问题。如果前一节强调问题及其表现形式的话，这一节则力图勾勒出在客观性方面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演变的大致轨迹，以便人们进一步了解其发展与变化。
叙述主体又称为“叙述者”，是指叙事作品“陈述行为的主体”。而在新闻中“叙述主体是记者在文本中的形象，叙述主体在文本中存在的主要方式即叙述主体声音。一般来讲，叙述主体声音可以通过言语形式或非言语形式表现出来”。“言语形式表示叙述主体声音又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记者不给自己找任何‘代言人’，叙述主体意识由记者自己直接陈述来标识，叫作记者叙述声音或作者叙述声音。二是叙述主体声音通过言语的方式被分散在不同的人物身上，把说教的任务移交给笔下的某些人物，这叫作人物叙述声音。”
人物叙述声音可以由人物直接说出来，即在电视新闻中呈现的就是人物同期声，也可以转述，以解说的形式体现。
记者叙述者A与人物叙述者B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形：有A无B；A、B共存；有B无A。下面分别介绍这三种情形在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的情况。
第一，有A无B。此时记者是集体意识的代表，是党、阶级及主义的化身，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表。记者真理在握，而且排除叙述中可能出现的其他声音。这可用“我们”来称呼。
第二，A、B共存。这又可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表面上叙述主体声音分化，实质上记者叙述声音与人物叙述声音高度统一。“一方面记者的声音寄寓在所有人的声音之中，另一方面这种声音喜欢驻足于事物较能符合作者观念的一面。”另一种情况是叙述主体声音真正分化，记者叙述声音与人物叙述声音相隔离并平等。“作者叙述者就变成了多元对话中的声音，此时，记者叙述者声音依然存在，但只是私人化的‘我’，他承认意见的多元，‘我’公开但不霸道。”
第三，有B无A。这是叙述声音分化得更彻底的形式，“叙述主体声音完全分化到人物身上，作者只作为一个见证人在场，即作者叙述者缺失”。
主体声音实际上体现着作者对新闻客观性原则是否遵循以及遵循结果的好坏，上述三种情形中，作品的客观性呈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演变趋势。
1995—2003年度中国电视新闻奖消息类一等奖作品，总数为62条。其中第一种情形的有0条；第二种情形中“表面分化，实质统一”的有39条，“主体声音真正分化”的有7条；第三种情形的有16条。由此初步判断，记者叙述声音与人物叙述声音混杂是中国电视新闻中的主流，当然，其中“表面分化，实质统一”与“主体声音真正分化”还是有必要仔细辨析的，而“见证人”式的记者也占相当的比例。这些作品从获奖单位看分布很广，其中，中央台22条，省级台29条，地市台11条。中央台和省级台每年都有获奖作品，起伏变化不大，而地市台变化则比较大，1997年获一等奖的作品高达6件，而1995、1998、1999、2000和2003年都是0件。一、叙述声音之“表面分化，实质统一”
上面已经介绍“表面分化，实质统一”的有39条，位居第一。
1. 三个样本的剖析
首先以1995年的一等奖作品《“扶贫状元”华西村》（江苏电视台）、2000年的一等奖作品《中国经济峰回路转再入佳境》（中央电视台）及2002年的一等奖获奖作品《两岸同胞首次海上相会欢度中秋之夜》（厦门电视台）为例来具体说明“表面分化，实质统一”的情况。这三个作品分别选自早、中、晚三个时间段，由中央台、省台和地市台播出，较有代表性，可以比较准确地体现那个阶段中国电视在叙述主体声音方面的整体状态。《“扶贫状元”华西村》中叙述主体声音被分散到三个人身上，见下表：①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编：《1995年度中国广播奖获奖新闻作品选评》，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9页。
三人身份相近，利益相关，更重要的是与记者在扶贫问题上的态度和观点完全一致。从说话的内容可以看出，三人根据自己的身份，围绕一个主题，相互配合，分工细致。而其他人包括被华西村帮助过的人，自始至终没有发声。人物的选择与报道的主旨之间密切的关联由此可见，而叙述者的主观性也显露无遗。需要补充的是这条新闻所处的时代背景：1994年，国家推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对缩小东西差距，消除贫困，又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条时效性不强的“新闻”因其强烈的时宜性而大受青睐。“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把握舆论导向最重要的是要积极主动地配合党和政府在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而且把正面报道做得好看。”这就是媒体的自觉和官方的强烈期待。“把某一时期的政治运动作为居高临下控制五花八门人物及丰富多彩生活的恒定法宝，人人事事殊途同归。”
2000年中央电视台的《中国经济峰回路转再入佳境》，人物叙事者是国家管理经济的高官：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对外经济贸易部部长石广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盛华仁、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其权威性似乎毋庸置疑，但是通篇既没有相反的意见，也没有普通百姓的声音；相关的大量数据也都是由政府自己给的，没有任何其他佐证。新闻成了印证政策正确、政府英明的工具。但是新闻应该是平衡的，应该采访各种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在报道中应该有不同的声音。这种不同的声音现在回头看更加必要和重要，当我们提倡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才发现过去那种牺牲环境、过度消耗，甚至是掠夺式的增长方式，后果是多么可怕。如果更早点发现是不是更好些呢？新闻工作者应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新闻媒体应该发挥社会预警的作用，最起码也应该朝这方面努力。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们今天真实地报道新闻就是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新闻工作者千万要避免错误地报道新闻，否则对社会有害，对国家有害，自己的作品也很快会被历史所淘汰。
2002年的一等奖作品《两岸同胞首次海上相会欢度中秋之夜》是厦门电视台的作品，先看一下两个同期声，厦门市副市长詹沧洲：“我代表厦门130万人民向金门的乡亲致以节日的问候，此时此刻我们更加盼望两岸的早日统一。”台湾金门县县长李柱峰：“这是我们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就是我们同样的心情，同样的背景，同样的期待，我们也有同样的目标。让我们能天天联系，天天成长壮大。”看得出两人说话的内容差异明显，而且语态更不相同，前者语调高亢，是人们熟悉的领导报告腔，后者语气和缓，音量不大，跟平时说话、交流没有区别。双方鲜明的对比还表现在，大陆方面过于注重活动的政治色彩，而台湾则更看重相聚的温馨。大陆方面有着浓重的政府色彩、组织痕迹，比如，穿着一致的人们齐声喊：“金门厦门门对门，中秋团圆圆又圆。”相对的，台湾民众则是自发组织的，他们更期望的是加深对彼此的了解：“我相信只有不断地交流，文化艺术活动的交流，才能促进大家更多更多的了解。”（一个参加活动的台湾居民的话）这样的对比和反差，让人生出许多说不出的感觉。更让人不解的是，记者竟然对人物叙事声音中如此明显的不同，不仅充耳不闻，还按照自己的套路，确立了“两岸人民盼望早日统一”这样的主题，强扭角度的痕迹过于明显。“如果各个人物叙述者都众口一词地述说着作者叙述者的语言，那么这样的叙述就是在叠加一种固定的观念，在制造一种无可颠覆的权威，加上公开摊牌的作者叙述者的评论，此时作者叙述者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无人能实际越过它的权限。”此时公开而霸道的记者叙述者实际上就是集体意识的代言人，这跟第一种情形（有A无B）没有本质区别。此时作品的客观性荡然无存。
2. 不明身份的叙事者和公开“说话”的记者“表面分化，实质统一”，集体叙述者的本质还体现在有许多不明身份叙事者的存在。这种没有提到名字，没有人物特征介绍，用某类代称来指称的人物只是“一个清楚的主题的标志”。“人物”实际上是记者的傀儡。这种情形在1995年的获奖作品中表现明显，请看下表：
幸亏这种模糊的指称在后面的获奖作品中几乎绝迹，人物终于从“傀儡”回归为“人”。
前面已经阐明了此时记者的“身份”，作为集体意识的代言人，记者把分散的人物集合在一种意识之下，“新闻成了同一种声音的政治大合唱，记者则是这场政治大合唱的现场指挥”。记者虽然没有站出来说话，但是“说话者”的傀儡身份已经决定了此时新闻客观性的荡然无存。有时记者甚至还不满足于此，还要公开站出来，或抒发情感，或议论评点：国务院早在1987年生猪放开经营之初就提出了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收税，分散经营”的16字方针，也就是说放开的只能是生猪经营的“万杆秤”，而不能是生猪屠宰这“一把刀”。（1995年一等奖作品《生猪私屠滥宰贻害无穷》）塑造拼搏、争先的精神，是张家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几年来，张家港把建文明城市、创文明单位、做文明人等一系列活动融合在经济工作中，充分激发干部职工敬业奉献、艰苦创业的热情，也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张家港拼来了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1996年一等奖作品《张家港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应该说推销产品是企业自己的事，然而，每当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父母官”们总是那么义不容辞地站在第一线。叶荣宝副省长这位特殊的“推销员”，她推销的不仅仅是浙江产品，更多的是我们政府的决心。（1996年一等奖作品《特殊的“推销员”》）在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的过程中，上海服务行业能够做到的，我们相信首都北京也一定能做到。（1996年一等奖作品《同是114》）王义夫虽然把永远的遗憾留在了亚特兰大，但他的精神却激励着每一个中国运动员。（1996年一等奖作品《王义夫带病参赛夺得银牌》）邯钢如果新上一条特厚钢板生产线，需要投资50个亿，而兼并舞钢只需十几个亿就实现了规模扩大、产品结构优化、资本运营快速高效的目的。舞钢则利用国家鼓励兼并的优惠政策，减债增资、盘活存量有效资产。邯钢兼并舞钢后，邯钢先进的企业管理和舞钢一流的设备优势实现了互补，形成了强大竞争实力。（1997年一等奖作品《邯钢跨地区兼并部属企业舞钢》）下午5点30分21秒，这一刻，广东人口冲破了七千万大关。七千万，绝对不是一个令人轻松的数字，这一刻，也绝对不是令人兴奋的时刻！长此以往，广东人口的快车再不刹车的话，经济增长的快车是不可能真正快起来的。（1997年一等奖作品《广东人口今日突破七千万敲响警钟》）党的十五大提出：要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几年来，海尔集团正是以振兴民族工业为己任，通过“四跨”的经营方式，使企业从一个年产不足百台冰箱的集体所有制小厂，迅速崛起为驰名中外的大型企业集团的。（1997年一等奖作品《“四跨”使海尔提前超百亿》）消费信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过去是将今天的钱留在明天用，现在则是用明天的钱实现今天的愿望。（1999年一等奖作品《个人消费信贷红红火火》）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六届会议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举行唱名表决，通过了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一项决议，决定对美国提出的所谓“中国人权状况”议案不予审议和表决。美国在人权会议上利用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再次遭到失败。（2000年一等奖作品《美国反华提案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再遭挫败》）请记住2001年11月10日这一天，由于中国入世，世界为中国、为世界贸易组织、为全球贸易体制而喝彩。（2001年一等奖作品《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加入WTO》）刚刚过去的7月13日成为每个北京人今生难以忘怀的日子。7月13日之夜无人入睡，整个北京城都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中，这巨大的欢乐汇成了沸腾的海洋，散播到每一个角落，散播到每一个北京人的心里。（2001年一等奖作品《“7·13”——申奥成功日 万众欢腾时》）
从1995年一直延续到2001年，年年如此，有时甚至一年多条！或许是中国媒体宣传角色的传统，记者常常以权威自居，忍不住要“挺身而出”，代表政府“指点江山”，为黎民百姓“指点迷津”。好在这种记者直接站出来的情形在2001年后就不见了踪影，这也是电视新闻界进步的一种体现吧。二、叙述声音之“主体声音真正分化”
这种情形在一等奖中只有7件，仅占11.29％，中国的电视记者似乎不太擅长与他人分享话语权。四川崇州广播电视台的《变味的义务劳动》是其中做得比较好的。作品中发出声音的有被请来“尽义务”的临时工，也有相关单位的责任人及记者。临时工：“我不是，我是来做活的，你问他。”“我们是哪个……我想一下……是那个……国税局的。”“不是的，我是他们请的临时工。”“我们是给建行打扫的。”责任人：“我就是去跟他说一声，整干净。”“一会儿把我整到电视上去曝一下光，安逸吗？形象本身就不光辉了。那个人就相当于我们请的临时工，一次给20元钱，每个月尽一回她的义务。”记者：“像这样自己悠闲自在，却要出钱请人帮助尽‘义务’的做法，是不是使义务劳动变味了呢？”
在这里，人物和记者都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来说明情况，阐述观点，记者叙述声音使用了平等、商量的口吻，并没有居高临下，使得叙述声音真正分化了。
2001年一等奖作品《南丹“7·17”事故初露端倪》是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情况下采制的，报道中一字一句、每一画面都重如千斤，记者客观、冷静、平等地对待各方，既有受害者家属、矿主、矿工，也有当地政府官员、自治区领导、记者自身。记者不因自己是其中的一方而霸占话语权，剥夺他人的权利。由于方法得当，加上一字一句、每个画面都经得起检验，掩盖者虽然势力强大，用尽各种手段，事故最终还是被揭露了出来。三、叙述声音之作者叙述消失
作者叙述消失是最理想化的情形，从新闻的角度来讲也是最专业的，因为它充分体现了记者第三者的身份以及客观中立与公正的媒体形象。不过这也是最难做到的，尤其是对中国大陆的记者来说。因此在获奖作品中，这样的样本不是很多。
1. 作为见证人的记者
此种情形中，叙述主体声音完全分化到人物身上，作者只作为一个见证人在场，而作者叙述者缺失。这方面黑龙江电视台表现得非常出色，连续有作品获得一等奖，计有：1995年的《检查团来了！走了！》、《肖老汉不上访了》；1998年的《农机下乡了》；1999年的《遭遇县里说情人》；2000年的《林蛙不归路》；2003年的《人工林里来了野生鹿》。其中《肖老汉不上访了》的记者既采访了“告状”的肖老汉，也采访了“被告”村支书，让他们各自诉说自己的观点，然后再请仲裁的县委书记、相关部门发表意见，最后又回过头来征询当事人的看法。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的定位准确而清晰——公正、客观的第三者身份。作出判断和结论的不是当事的哪一方，更不是记者，而是权威部门或权威人士，他们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合情合理，令人信服。记者不错位、不越位，既帮助解决了问题，又树立了自己和媒体的良好形象。“所谓客观的中介者在此指的是对新闻事实作非个人化的表达，以不偏不倚的旁观者身份出现的记者形象。按职业理念来说，非个人化是规范的做法，因此，中介者身份也可以说是新闻职业者的身份。”
2. 突出时间关系的作品
在黑龙江电视台的上述作品中，有一个共同之处是，都以时间来结构全片：《检查团来了！走了！》叙述了卫生检查团检查前、检查中、检查后的各地不同的情况。《肖老汉不上访了》整个过程清晰：“从肖老汉提出又要上访开始，进而对矛盾的双方展开了调查。随着矛盾的展开，调查又扩大到县委领导，因此促成了调查组的成立，待调查组拿出结论性意见进行政策纠偏后，记者又对孟克里村乡领导的态度作了报道，最后以肖老汉满意于问题的解决而结束。”《农机下乡了》从领导讲话到下乡方式、下乡路线等，都不厌其详，并按照前后顺序一一叙述在案。然而记者绝不是在记流水账，而是紧扣主题，为主题服务：下乡支农是假，搞形式主义是真。仔细品味就可以发现，该片有明、暗两条线，明线是“农机下乡”的过程，暗线则是对搞形式主义的揭露。明线是“皮”，暗线是“里”；明线是表面，暗线是实质；明线叙述得越具体、越详尽，暗线表现得就越深刻、越有力。两条线索交织，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遭遇县里说情人》也有两条线索：一条是记者调查打白条的事，另一条是说情，即一条明线，一条暗线。两者在时间顺序中线性展开，交织但清晰。说情者越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掩饰，越反衬出他们对农民的冷漠及农民的无奈，对比中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林蛙不归路》用较大篇幅介绍了林蛙被捕杀的过程，即偷猎者在林蛙返回冬眠路途中设置的三道关。这三道关一关比一关严密，一关比一关残酷，对于小小的林蛙来讲，它们就是鬼门关、不归路。过程越详尽，越能彰显偷猎者的残忍，也越能体现作者对林蛙的同情。“如果作者希望通过文本与读者建立更平等、紧密的关系，他就会突出时间关系，淡化甚至淹没因果关系，编年体成为首选。”当然，从上述作品也可以看出，编年体也不排除意识形态，“但不管怎么说，它成功地将宣传模式中那‘开口见喉咙’的‘观点’隐藏起来，实现了叙述模式的转变”（指由宣传模式转变为新闻模式——引者注）。四、几点结论
叙述声音与传播学中的信源相似，所谓信源又叫“消息来源”，是指一则新闻中所涉及的事实和观点材料的出处，它表明事实、观点和背景材料从何而来，由谁提供。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记者的任务是：厘清消息来源的性质，提供有根据的证据，分析事件中相关背景和关键人物的可能动机。这样公众就有比较明确的证据，以判断新闻报道是否客观呈现事实，是否根据事实进行公正评价，并对公众所关心的事件进行适当的叙述。”因此，信源的多元化是媒体客观性强、公信力高的标志。
新闻学采访中也有一个“三角定位原理”，它将几何学中的三角定位借用到采访中来，指除了当事人之外，一条新闻的核心事实必须有两个其他独立信息源的相互印证才能采信。对于信源所说之话是否可信，在新闻采访专业中，也有检测的方法——“真话检测法”，具体步骤是：首先，事前充分地准备，让采访对象知道你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糊弄的人。其次，在采访中追问消息来源——这是谁告诉你的？你是怎么得知这些的？最后事后查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证报道的真实可信、客观公正。
因此，叙述声音与新闻专业、客观公正密切相关，其发展演变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演变，是客观性是否得到贯彻的直观体现。通过上述的具体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表面上叙述主体声音分化，实质上记者叙述声音与人物叙述声音高度统一的情况，在作品中占据绝对多数，这说明电视记者对“宣传者”身份的依恋。在媒体“喉舌”性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将会延续。在多媒体、自媒体时代，这种状况对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值得关注。此时，媒体宣传的功能突出，媒体与受众不是平等的关系，新闻专业降格为为官方服务的技巧，媒体成为御用的工具而不是独立的为公众服务的信息渠道，其公信力、客观性无法得到保障。但是信息的传播需要编码和译码两个相对独立的环节，要使传播有效必须以两者结合为旨归，脱离事实、无视受众必然会导致编码与译码的矛盾与脱节，传播也就不可能成功。
第二，虽然中国电视记者似乎不擅长与他人分享话语权，但是进步依然清晰可见，比如模糊指称的渐渐消失，“挺身而出”直接抒发议论的情形日渐减少，与此相对应的是作品的主观性日渐淡化，客观性则日趋增强。
第三，叙述声音分化彻底，记者只是见证人，电视记者已能娴熟地掌握这种形式。“记者希望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能替代记者曾拥有的集体意识代言人的权威地位和记者的个人道德的神话地位，重新唤起人们对新闻真实性的膜拜。”而此时新闻界奉为圭臬的客观性原则以及作为“战略性礼仪”的客观报道手法都彰显出来，新闻工作者的这种努力、电视新闻界的这一发展方向，还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鼓励的。
第四，中国电视新闻界与整个新闻界一样处在转型之中，对这种转型的成就不能估计过高，对转型过程的漫长也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附录：叙述主体声音统计表（1995—2003年消息类一等奖）
第三节 “用事实说话”辨析
所谓“用事实说话”可以有两种表述：一是通过客观地叙述事实及其背景来体现观点，发表意见；二是记者把思想观点藏在精心选择的某些事实里，让受众通过事实再领悟其中的道理。无论怎样表述，都离不开“事实”和“说话”两个要素，“事实”是客观存在，“说话”是主观意图，即观点，用事实说话的核心与关键在于如何将“事实”与“说话”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对于“用事实说话”中西方都有相似的论述。美国传播学者奥土·勒平提出的劝服性设计的第三种就是“让事实本身来说话”。甘惜芬教授于1980年在《关于新闻工作客观规律的问题》一文中提出：“让事实说话”是新闻工作的一大规律。“让事实说话”将客观存在“事实”与主观意图“说话”有机地结合起来，代表着中西方新闻报道的共同追求。本节将紧密结合作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介绍“用事实说话”的方式；二是对“用事实说话”作一些简单的梳理，包括其在中国的演变、中西方差异等。一、获奖作品“用事实说话”的几种方式
如果从报道手法上看，电视新闻用事实说话的方式有多种，包括用典型事实说话、用过程说话、用他人说话、用细节说话、用对比说话、用背景说话、用画面说话等，这些在获奖的作品中都有体现。
1. 用过程说话
这符合电视线性媒体的特性，在使用时要注意过程完整，线索清晰，详略得当，特别讲究开头和结尾。在获奖的电视作品中有《女教师遭洪水遇险 子弟兵奋力相救》、《林蛙不归路》、《农机下乡了》、《遭遇县里说情人》、《南京冠生园：年年出炉新月饼 周而复始陈馅料》等。下面以《女教师遭洪水遇险 子弟兵奋力相救》为例来说明。该片按照事件“发生—发展—高潮—结束”的顺序来叙述：27日冲锋舟多次抢救，失败；直升机出动，失败；28日连续三次抢救，三次失败。观众经历了多次“牵挂—期待—失望”的心理变化过程，一次比一次紧张、揪心。最后改用漂流营救，“突击队员们沿着抛出、固定的绳索，慢慢向前靠近，连续绕过了五栋楼房”，这一过程的叙述，让观众屏住呼吸，探着脑袋，期待着最后的结果。“经过5个多小时的努力，终于将女教师安全救出。”观众终于释然，久久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在对抢救过程的回忆中，人们感受到抢救者百折不回的意志，对群众挚深的情感。而整个片子也体现了对人、对生命的深深关爱，充满了人文精神及人文关怀。整个作品脉络清晰，详略得当，节奏紧凑、流畅，再加上悬念迭起，扣人心弦，把“人民军队爱人民”的主题演绎得淋漓尽致。
2. 用细节说话
细节可以是一个镜头、一句话、一段解说、一行字幕等，人们往往对细节有着长久的记忆，并能深刻地反映思想、主题，产生隽永的效果。中国电视新闻奖中不乏这样的作品：
在《提着灯笼奔小康》（1999年）中，富裕农民自豪的话语：“我们家就是我们厂，我们这儿不说你们家我们家的，都说你们厂我们厂。”村支书豪迈而幽默的语言：“1999年有几件大事，50年大庆，澳门回归，通过咱们看呢，今年的灯笼更红火，估计今年还得增加3 000万。靠质量，上品牌，提着灯笼奔小康，红红火火闯九州。”
在《有困难找政府》（2002年）中，温家宝“把孩子带好，就委托你了，有什么困难就找政府，不行就找我”的深情话语，伸手抱过小孩，亲吻孤儿额头的画面；《“7·13”——申奥成功日 万众欢腾时》、《县里遭遇说情人》更是精彩细节不断，其中后篇报道的“快走，快走，是追咱们的”那句同期声给观众留下的紧张；“吃顿饭这不算什么腐败……”那段话给人的刺痛，都深深印入观众的记忆中，久久不能释怀。该片中有五处同期声，都用得非常精妙，“它们非常有序地排列在全片中，仿佛是乐曲分节符号，将这则短新闻自然地分解成了六个小节”。
3. 用对比说话
对比把具有明显差异、矛盾和对立的双方安排在一起，有利于充分显示事物的矛盾，突出被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运用这一方法能够加强传播的效果和感染力，因此是新闻报道常用的方式，业界常说“比较出新闻”。非事件性新闻所报道的是社会和自然界的经验、现象，往往是一种渐变的过程，这就更需要使静态的“动”起来，使隐性的“显现”出来，而对比就是生动、显现的基本方法。
对比的种类很多，从内容上看有正与反、美与丑、好与坏等，从方式上看有明与暗、纵与横等。2000年的《林蛙不归路》就是综合运用多种对比方式的作品。偷猎者的费尽心机与林蛙的弱小、悲惨；捕杀者的冷酷无情与林蛙的无奈、无辜；森林卫士被捕杀与森林病虫害的蔓延都形成对比。捕猎者越是处心积虑，就越反衬出林蛙的悲惨与无奈，就越体现出后果的严重。通过明比、暗比、明暗交错对比，记者对林蛙的深切同情、对偷猎者的愤慨、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忧虑，以及由此体现出的记者的人文精神、社会责任感，都在观众的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印迹。
相对于其他媒体，电视在对比中可用的符号更多，包括听觉元素的解说、人物同期声和视觉元素的画面、字幕等，因此手法也更加多样。这对电视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新闻意识，还要有电视意识、电视思维。只有同时具备新闻意识和电视意识，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合格、专业的电视新闻工作者。
第一，解说。这与报纸的对比相似，比如1997年的一等奖作品《“四跨”使海尔提前超百亿》中有一段解说：“‘我们不再是你们的老师，我们现在是兄弟！’这是德国利勃海尔出口公司总经理米歇尔利斯先生今年11月在对海尔集团进行友好访问时发出的由衷感慨。德国人用50年才走完的路，青岛海尔集团仅用了13年时间。昨天的学生今天成了老师的竞争对手。”这里有由徒弟到对手身份变化的对比，有50年和13年时间的对比，都令人信服海尔取得的成效之大、发展之快。
第二，人物同期声。通过人物有个性的话语来反映事实，这种对比的方式富有电视的特点。在《提着灯笼奔小康》（1999年一等奖作品）中，过去的“闲”与现在的“忙”形成对比：
村民李萍：“就是在地里混呗，锄了一遍再锄一遍，锄了一遍再锄一遍。家里没事就在地里混呗。”（过去——闲）
村民马素平：“天天都是这样做。天黑也不歇。黑天11点、12点睡是早的。早上5点钟就起来了。”（现在——忙）
这些充满农村气息、农民个性的朴实话语，增添了真实性和形象性，使节目活泼、生动起来。
第三，画面。这是最能体现电视特性的手段，需要一种电视的思维，立体地处理多种符号，达到“显现”的目的。2003年的一等奖作品《人工林里来了野生鹿》将现在的画面与历史资料叠加，形成纵向的对比：现在“雄鹿在警觉地巡视，母鹿在悠闲地觅食”，“还有这只扬起大尾巴飞跑的大兴安岭灰狐；几只狍子见到来人更是惊慌地扬起一片雪花一头钻进了密林深处”；过去“山区也变成了一片片连小树都看不到的荒坡地”，“17 000多条水蚀沟将拜泉大地切割得支离破碎。别说獐狍野鹿，连只野兔野鸡都很难觅踪迹”。画面间的对比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拜泉前后变化之大给人们以震撼，拜泉人民的意志、决心、恒心和努力也打动着观众。
当然，解说、同期声、画面、字幕等都是综合使用、不可分离的，上述例子都是如此。实际上这种立体交叉、灵活搭配正是电视的优势，也是电视新闻工作者专业素质的体现。人们常说电视新闻的编辑、记者，就像交响乐队的指挥，要从内容出发，熟悉、把握好视听诸元素的职能，对它们进行妥善、合理地调度、安排。
在新闻中对比的位置灵活多变，标题、导语、主体、背景和结尾都可以运用对比。
第一，标题。标题是新闻的“眼睛”，为了使“眼睛”更亮、更传神，以便更好地表达和突出主题，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对比就是常用的手段。2003年的一等奖作品《人工林里来了野生鹿》就是典范。标题仅仅九个字，但“人工林”与“野生鹿”的对比工整、准确、有趣、吸引人，再加上动词“来了”，标题顿时生动起来，仿佛有了灵气。这样的标题怎么会抓不住观众的好奇心呢？2002年的一等奖作品《“改革”改出52个镇领导》标题醒目，言简意赅，吸引眼球：一个镇就有52个镇领导（不是普通干部），而且是“改革”改出来的，极大的反差、强烈的对比吸引人们去看看这“改革”的真面目。
第二，导语。2002年的一等奖作品《“改革”改出52个镇领导》对比手法贯穿始终。节目一开始仝书记“小政府大服务”的讲话，就与济济一堂的几十名干部形成的庞大却队伍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今天”的全镇五大班子联席会议，还使整条消息有了新闻根据。对比强烈，极具讽刺意味，又让人感觉耳目一新，开头便不同凡响。
第三，主体。《同是114》、《人工林里来了野生鹿》通篇都是对比。前者是上海和北京114台服务质量好坏的对比，后者是拜泉县现在与过去生态环境优劣的对比。
第四，结尾。1997年的一等奖作品《“四跨”使海尔提前超百亿》就是以对比结尾的，这是一段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的同期声：“13年的时间，从零干到了现在的100亿，对我们自己来说应该是很快了，但与世界上的国际化企业相比，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我们要进入世界500强，我们想——争取10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这里面通过五个数字，纵横两种对比，反映出海尔人的理性、决心和进取。这既是对未来的展望，也是对取得巨大成就的注脚。
数字对比：数字是很重要的事实材料，新闻报道离不开数字，“以量化方式写作的新闻，可以简洁而直观地显示事物变化的程度或范围”。这在以渐变、时空不确定为特征的非事件性新闻中，运用尤为广泛，对解决其“天生的问题”有较强的针对性。但是数字又是乏味的，堆砌数字更会削弱传播的效果，如何处理是新闻报道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运用的好坏也是衡量、体现专业水平的重要方面。总的来讲，在数字的选取上标准是典型、新鲜、有意义、有针对性；在数字的运用上，强调在对比及背景中，使之生动起来，赋予数字以生命。电视则要利用包括特技在内的各种手段，使数字突出、显现，增强其可视性，从而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
先看两个对比的例子。1995年的一等奖作品《生猪私屠滥宰贻害无穷》：“一边是个体户‘千把刀杀猪’的热闹场面，另一边却是国有肉联厂‘门庭冷落车马稀’，哈尔滨肉联厂原来每天可以屠杀生猪5 000头，如今每天只能杀三四十头猪，200多名工人被迫下岗。据统计，截至1994年底，全国商业系统拥有机械自动化的畜禽屠宰加工企业近1 700个，而现在屠宰设备利用率仅为15％，国家投入巨资兴建的现代化屠宰场大部分被闲置，有的设备已经报废。”这里先是点与点的对比，再是点与面的对比，从而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2002年的一等奖作品《“改革”改出52个镇领导》：不只是镇领导，一般工作人员的数量也大大膨胀了。合并前一个乡镇吃财政饭的有300多人，三个镇共计1 000人左右。合并后，竟然达到了1 500人，比原来多了500人。在人口不足9万的马岭岗镇，吃财政饭的都要赶上两个村庄的人口了。同期声：菏泽市牡丹区马岭岗镇镇长 谷洪民“8个？12个副镇长？13个副镇长。12个副书记。副镇长、副书记、人大主任、政协主席，总共52个。”镇长连自己的副手有多少个都不知道，让人在发笑的同时心生愤懑。
为了行文的方便，我们将对比与数字分开来讲，在实际作品中，很多情况下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共同发挥着作用。节目的中间穿插了马岭岗镇的不富裕与吃皇粮者众多的对比，其中的几个数字令人震惊：“在人口不足9万的马岭岗镇，吃财政饭的都要赶上两个村庄的人口了。”“不到一年，镇财政就出现了2 833万元的赤字，全镇人均负债320多元。”这一对比中使用的背景材料，大大增加了新闻的厚度和可信度。结尾也是一个对比，本来就已经负债累累了，还要盖300万元的办公大楼。这不仅让人对越来越大的财政“窟窿”感到担忧，更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深层原因忧虑。《林蛙不归路》的结尾也是一组数字对比：“目前，伊春林区林蛙密度已由过去的每平方公里1万只下降到不足1 000只。”这一对比非常有力地表达了观点：破坏生态平衡就是破坏人类自身的家园，发人深省。
4. 用背景说话
背景可以增加新闻的厚度、广度和深度，使之有了分量、含量，而就事论事则不可能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背景知识的运用能反映一个记者的功力和水平，背景的电视化则是电视记者需要掌握的一个重要专业技能，这点在后文将详加介绍。
5. 用画面说话
这是电视无可替代的特有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记者努力，天生就可以用好它。它需要电视记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深入现场，利用超人的新闻敏感及娴熟的技术，迅速捕捉到鲜活的画面——这绝非易事，因为现场千变万化，转瞬即逝，不可再生，还需要电视记者在后期编辑时放大、突出它。典型作品有《林蛙不归路》、《女教师遭洪水遇险 子弟兵奋力相救》、《一行人横穿马路被撞身亡》等。
6. 用他人说话
这是由消息体裁传播信息的本质决定的，同时也可以有效地保护媒体和记者，电视新闻就是要采访到有代表性的关键人物，前文叙述声音时已详细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二、对“用事实说话”的辨析“事实”与“说话”的关系不仅影响到新闻报道业务，也影响着新闻与政治的离与合。中西方新闻报道的社会功能不同，对于“用事实说话”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运用，因此稍作辨析有其必要。这主要从两方面来谈：一是用事实说话在中国的大致演变，二是其在中西方之间的差异。
1. 用事实说话的演变
从近代开始，中国就以政党报纸为主，许多报人首先是政治家，其次才是报人，他们的目的都是“以言救国”、“以言论易天下”。作为中国早期报业活动的代表性人物，梁启超对于报纸的功能理解主要是“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为中国新闻学留下了“耳目喉舌”的经典比喻。所谓“耳目”，强调的是报纸的“报事”（新闻）职能；所谓“喉舌”，强调的是报纸的“浸润”（宣传）职能，现代西方新闻理念的影响已经使梁启超对中国教化传统进行了现代性改造，但就梁氏新闻传播实践来说，无论是《清议报》还是《新民丛报》，都更接近于“浸润”而非“报事”，被梁氏充分发扬的显然是“喉舌”而不是“耳目”，政论成为报纸的主要内容。也正是从梁启超这里开始，中国新闻事业开始进入了政党政治时代，大多数报纸都走上了政党报纸的道路，“喉舌论”很快就被政党报纸奉为圭臬，直到今天新闻工作仍然被定位成“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
中国从近代报纸开始起，虽然陆陆续续有一些报人援引西方这一理念，但对新闻客观性的诠释都与西方相去甚远。目前我国通常所言的新闻的客观性，旨在强调新闻本身事实的客观性质，重在强调认识的客观性基础，而不是西方新闻客观性的原意——一种报道的专业规则、职业理念。
而从中国电视新闻奖获奖作品看，在作者“宣传者”身份、媒体“喉舌”性质未变的情形下，加之政府奖引导、规范、管理的功能，“用事实说话”中说话意味较浓，说话的方式不够专业，而且向专业转变的过程比较缓慢。和近现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相比较，似乎又进行着一轮循环。只不过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目前对“用事实说话”更为强调，过去那种直抒胸臆、指点江山的做法，在当下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而被淘汰，在消息类作品中，尤其是获奖的作品中，更是少之又少了；二是“用事实说话”的手法更加娴熟，这在上面已经作了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2. 中西方的差异
在大多数时候，想“说话”的不是记者、编辑本人，而是来自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社会力量。对事实的恪守带来了西方新闻报道的独立，“记者认为他们的工作需要一种超然的态度。他们成为当代争论的旁观者而不是参加者”。商业报纸出于销售的需要纷纷打出“不支持任何政党、不作任何政治派别的喉舌”的旗号，这种办报方针在美国被称为“独立新闻学”，它主张不党不私，不偏不倚，以专业主义为支撑的新闻业始终以独立于政府和其他任何政党之外并且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第四种权力”而存在。而中国新闻业务的“说话论”派生出了新闻报道功能的“喉舌论”。“同样是‘用事实说话’，究竟是更强调‘事实’，还是更注重‘说话’呢？是‘事实’的真相在前，还是‘说话’的目的在前？对这一概念的不同解读正是中西方新闻报道观念最根本的分歧。”在中国的新闻报道观念中，“说话”是本质理念，“事实”只是实现“说话”的手段。因此，“用事实说话”被称为“说话论”。关于“说话”，《新闻学词典》这样阐释：“其（指新闻手段）核心是报道事实，用事实说话，它所表达的，常常是一种无形的意见。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往往表现为对事实的客观报道，实际上，在对事实的选择和事实的报道中，常常渗透着新闻发布者的思想和观点，体现着一定的立场和政治倾向，它能够使受众在获知事实的信息的同时，不知不觉地接受报道者的观点和意见，因而具有特殊的潜移默化的力量。”有意味的是“说话论”是在“新闻手段”这一词条里进行阐释的。在中国的新闻报道观念中，“事实”、“客观”等都是手段性的东西，其作用只不过是要保证能够形成“无形的”意见，“寓意见于事实的客观巧妙的报道之中”。这种无形的意见表现出来的“说话”（即表达意见）和通过这种“说话”使受众“接受报道者的观点和意见”才是真正的目的。在这里，意见先于事实，事实被意见选择，为意见而呈现，事实与意见密不可分。
从上面的获奖作品中人们容易发现，记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依照“说话论”，也就是说事实是用来为观点服务的，并且更强调“说话”，说话的目的性很强。这点在非事件性新闻中尤其明显，比如，早期的《保护和发展国产名牌迫在眉睫》（1995年）、《张家港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1996年），中期的《中国经济峰回路转再入佳境》、《长沙袁隆平等十多位院士成为科技知本家》（2000年），以及最近的《落实科学发展观》（2005—2006年）。
第二章 获奖作品的题材分析——专业性审视的基础
报道题材的选择反映了传媒的关注点。现代社会中传媒在信息流通领域的垄断地位使传媒的关注点成为社会的普遍议题。这里人们很自然就联想到M．E．麦库姆斯（Maxwell E．McCombs）与唐纳德·肖（Donald L．Shaw）提出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理论：媒介报道什么，受众便注意什么；媒介越重视什么，受众就越关心什么。因此，“媒介是很强大的导向工具，它们帮助我们决定哪些事情是要思考的，甚至有时是我们需要做的，那是真正的权力”。“报纸在美国的力量是一种原生性的力量。它安排公众讨论的议程，而这种席卷一切的力量是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的。”
但是传媒的选择既是对其“舆论领袖”职责的履行，也受到了政治体制、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制约。这种制约还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差异。在中国大陆，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因此绝对没有那种“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议程设置，相反任何议程都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新闻界报道的重点与政府的政策、倡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这种控制还延续到政府奖、中国电视新闻奖的评奖中——当年的政府工作重点必是评奖的重要参考。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在政府的强力影响下（经济的影响现在也越来越显著，不过在新闻奖作品中体现还不明显），中国电视新闻奖的专业性是否受到影响？如果有，影响有多大？这种影响本身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章依托获奖作品，分别从作品的内容、性质和价值取向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力图回答中国电视新闻奖作品在题材选择与处理上的专业性问题。
总的来看，获奖作品的题材比较广泛，而且演变发展也比较显著。获奖作品的内容涉及时政、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其演变趋势是：以政治、经济时事为主，向文化生活多元化发展。获奖作品从性质上可分为事件性新闻和非事件性新闻，其演变趋势是：事件性新闻比重增大，非事件性新闻更加强调时效性与新闻性。从价值取向上看，获奖作品可分为正面报道、中性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获奖作品总的情况是：以正面宣传为主，舆论监督少。从整体上看，在题材方面新闻专业主义的色彩在逐渐增强，但是受宣传惯性思维的影响仍然明显。
第一节 从内容划分：时政、经济、社会、文化体育
如上所述，从内容上看，获奖作品演变的趋势是：以政治、经济时事为主，向文化生活多元化发展。本书先探讨以政治、经济时事为主的情况，再探讨多元化发展。一、政治、经济时事为主
中国大陆的新闻事业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新闻媒介是党的宣传工具，注重发挥“喉舌”功能。因此在新闻报道中，政治、经济方面的题材受到高度关注，有关政府工作会议、国家领导人活动、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报道一直占据重要位置和较大比例。“中国新闻奖的评选，在题材的布局上，不是漫无目的、碰到什么算什么的，相反，它是把握主题的，这个主题体现了党和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和重大事件，也可以说就是作历史走向的记录。”中国电视新闻奖的题材选择和评奖标准与中国新闻奖一致。与此相对应，政府奖的评选中这方面的题材也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1. 分析梳理：政府工作中心与获奖一一对应
1994—2005、2006年，所选定的158个获奖作品中，“主题体现了党和国家最主要的任务和重大事件”的有59个，占37.34％，几乎达到四成。一年中多少人与事都殊途同归地汇集到一个“中心”，这种强大的引导力谁人能挡？具体来讲：
1994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击掺杂使假行为，稳定物价，是当年急迫的政治任务，这方面的题材就有《打击棉花掺杂使假行为刻不容缓》、《当农资价格飙升的时候》。改革是时代的主旋律，反映农村改革的有《南浦南原两村党支部作用不同结果不同》，其他改革的有《一脚油门踩到底》。
1995年：一等奖作品中有4个是关于农业方面的：《广东：农民成了现代农业投资的主体》、《农机千里走中原》、《肖老汉不上访了》和《“扶贫状元”华西村》。前两个抓住了我国农业由传统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重大转变，这两个节目“就是作历史走向的记录”。“农民、农业、土地”一直是中国第一位的大事，且恰值新一轮土地承包，《肖老汉不上访了》就是以小见大，反映整体的重要现象。1994年国家推出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又在缩小东西部差距、基本消除贫困上提出了要求，《“扶贫状元”华西村》的“时宜性”由此可知。
1996年：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张家港注重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生产力发展》明显契合了当时的政治要求——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把精神文明建设摆到了重要的位置，并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该年度的《江总书记重访永常村》同1995年的《“扶贫状元”华西村》一样，反映的是政府高度关注的农业及扶贫问题，并且由于是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参与，而提高了重要性及显著性。
1997年：本年度最重大的新闻事件是香港回归，这方面的题材有两个获消息类一等奖：《香港各界群众热情欢迎解放军进驻香港》和《静海寺零点敲响警世钟》。另外，国有大中型企业重组是当年经济领域的重大改革，因此《邯钢跨地区兼并部属企业舞钢》、《“四跨”使海尔提前超百亿》入选一等奖。
1998年：这一年被称为“难事多”、“大事多”的一年，长江流域和松花江、嫩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美英空袭伊拉克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与此对应的《女教师遭洪水遇险 子弟兵奋力相救》、《巴格达遭空袭纪实》双双获得一等奖。因此有人称“’98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的获奖作品，大多数首先是‘沾’了题材的‘光’”。
1999年：这一年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是轰动性的重大事件，《朱颖父亲痛悼女儿女婿》获得一等奖。拉动内需，促进消费是政府当年经济领域的重大政策，《个人消费信贷红红火火》获得一等奖。《遭遇县里说情人》获得一等奖，成为当年消息类舆论监督节目的佼佼者。其背景是：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给《焦点访谈》题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正是这种来自决策层对电视舆论监督的肯定和呵护，构成了舆论监督在电视新闻中方兴未艾的大好局面的最有力的支柱。”
2000年：2000年是世纪交替的一年，电视新闻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就是全面反映“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美国反华提案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再遭挫败》、《中国经济峰回路转再入佳境》就是外交、经济上的重大事件和巨大成就。
2001年：申奥成功、加入WTO是当年党和国家最主要也是最重大的成就，《“7·13”——申奥成功日 万众欢腾时》、《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加入WTO》获得一等奖。
2002年：“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活动如火如荼地在新闻界开展，《有困难找政府》以其强烈的现场感、感人至深的内容，凸显了温家宝平民领导人的形象，“贴近”了时代的要求和官方的期待，无可争议地获得一等奖；在当年陈水扁一意孤行、大搞“台独”的背景下，《两岸同胞首次海上相会欢度中秋之夜》反映了中华民族反对分裂、实现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其时宜性之强、价值之大可以想见。申博成功成为继申奥成功之后中华民族崛起的又一标志性事件，故洋溢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的《申博喜获成功 申城欢乐无眠》获得一等奖，自在情理之中。
2003年：“神五”、抗击“非典”是当年的两个重大事件，《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发射升空》、《“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安全成功着陆》和《子夜大转移——小汤山医院收治首批非典患者》毫无疑义地获得一等奖。《河北辛集郭西烟花厂发生特大爆炸事故》以其强烈的时效性、现场感而获得一等奖。一条伤亡惨重的突发灾难新闻能够顺利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在抗击“非典”期间，党中央反复强调对疫情不得瞒报、谎报、漏报，一定要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2004年：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就任以来，突出强调务实、亲民，《小金飞向总理直言》就塑造了亲民、爱民的国家领导人形象，看到画面：温总理耐心听取、高度重视小金飞的意见，我们突然有种全新的感觉——小金飞似乎更像一个主人公！这一角度的开掘，为广播电视内容资源的开发提供了空间。《胸前红花别样红》获奖的背景是：2004年，国家率先在黑龙江、吉林施行免征农业税、发给农民种地补贴和良种补贴等政策。这相当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一次历史性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胸前红花别样红》反映的就是“一免两补”的政策实施后农村发生的深刻变化。
2005—2006年：科学发展观是2003年7月由国家主席胡锦涛代表全党提出来的。2005年中央电视台持续一年的《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围绕这一重大路线方针精心策划的重头报道；对国家领导人活动的报道、形象的塑造，是那几年电视新闻着力并取得很大进步的方面，《胡锦涛在延安与老区人民共度除夕 共迎新春》就是总结以往报道经验，利用电视优势，突出细节的优秀作品，它凸显了领导人亲民、爱民的形象。
2. 专业受损：一一对应的影响
以上逐年的分析表明，“重大事件”与获奖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中国的大众传媒在获取信息和传播信息过程中的方式方法严格受控于政府，传媒对信息品质的专业追求必须让位于政治的需要，其内容生产的方式随权力政治即时的策略而定。有学者指出：“中国新闻价值观之重要性乃置身于国计民生、国富民强、国之安定等以国为主、以国为重的政治伦理判断之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记者之‘道义’。长期以来，‘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使传媒习惯于用同一的视角关注同一重大问题，对国之重要便是对家之重要，政治意义之重大便是新闻价值之重大。”作品的重要性与政治性呈现出这种天然的联系，“使评奖更多地关注作品的选材，而对记者的新闻敏感度、新闻洞察力等则未予以更多的考察。在某种意义上说，某个记者之所以获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或‘她’拥有报道这些国家大事的机会，而不是‘他’或‘她’具有独到的采访和写作的特长”。长此以往，对记者的积极性和创新能力是一个打击，也不利于各类新闻奖自身的健康发展。
以1995—2005、2006年获奖的一等奖作品为例，其中显性题材有44个，隐性题材有35个，因此显性题材所占比率为55.70％。1995年是个例外，这一年隐性题材大放异彩，夺得7个一等奖，占该年度获奖总数的63.64％。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对此非常欣喜，认为“我们电视记者的整体水平在提高，善于从生活当中去寻找真正的新闻”。但在1996—2003年，显性题材的比例都远远高于隐性题材，最高的在1996年达到了90％，直到2004年后显性题材的比例才陡然下降，并一直延续下去。表2-1 1995—2005、2006年一等奖作品显性、隐性题材对照表
再以中央电视台为例，1995—2005、2006年，因拥有采访权而获得一等奖以上的作品平均有14个，占11个年度所有一等奖以上作品的15.38％，具体如下：
1995年：《国际田联对中国田径运动员进行飞行药检》。
1996年：《我军在台湾海峡成功举行三军联合作战演习》（特等奖）、《王义夫带病参赛夺得银牌》、《江总书记重访永常村》。
1997年：《香港各界群众热情欢迎解放军进驻香港》。
1998年：《巴格达遭空袭纪实》。
1999年：《朱颖父亲痛悼女儿女婿》。
2000年：《美国反华提案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再遭挫败》、《中国特技飞行员驾机成功穿越太湖大桥桥洞》（与江苏台）、《中国经济峰回路转再入佳境》。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安全成功着陆》（而对于“神舟”五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升空的新闻，中央电视台以其精准的现场报道、一气呵成的现场长镜头和前后方的默契配合，毫无争议地获得一等奖）。
2004年：《中国第一个北极科考站——黄河站建成》、《刘翔夺冠 创造历史》。
2005—2006年：《胡锦涛在延安与老区人民共度除夕 共迎新春》、《刘翔12秒88打破尘封13年110米栏世界纪录》。
在竞争激烈的评奖中，将近两成的比例不可谓不高。中国电视新闻奖的组织方也注意到重大事件采访权与获奖之间的关联，于是1998年版的评奖方案就特别将“取材难易程度”作为评奖的一条标准，并具体说明了可能遇到的三方面困难：“一是自然障碍，如天灾人祸、道路艰难、战乱等因素，会增加采访报道的难度，有时还会有生命危险；二是人为障碍，如官僚主义、地方保护主义、人们对采访不配合或极力掩盖自己的渎职行为、提供虚假情况等；三是题材本身的难度，如驾驭题材所需的理论政策修养、自采内容与引用资料的比例等。”最后特别强调“采制难度大的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但从上面的统计看，这一标准的出台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实际上即使是相同的题材，采制水平不同，结果也不相同。“题材重大、选题重要，固然是新闻价值的重要因素，但同样的题材，同样的时间，记者如何报道，怎样表现，社会效果却大不相同。”但前提是大家拥有平等的采访权，在竞争中一较高下。有意思的是，2001年中国赢得奥运会主办权，中央电视台及北京电视台都有庆祝仪式的采访权，结果北京电视台的报道《“7·13”——申奥成功日 万众欢腾时》获得一等奖，而中央电视台自采的新闻没有获奖，其根据各地电视台提供素材编辑成的《获胜瞬间》获得二等奖。在领导人活动的题材中，很多都是地方台的作品获得一等奖，比如《“一定要让灾民吃上饭”》（1999年，湖南益阳电视台）、《有困难找政府》（2002年，湖南郴州电视台）、《小金飞向总理直言》（2004年，浙江电视台、乐清广播电视台、温州电视台）。
如果1998年版的评奖方案所形成的认识、理念和标准能够认真落实下去，或许1995年的例外就会多起来，那就不称其为例外了。果如是，那么中国电视新闻奖的科学性、公信力及引导力必会增强。欣慰的是2004年以后因拥有独家采访权而获得大奖的情形明显减少了，这或许是中国电视新闻奖的一种进步。二、社会、文化多元化发展
先看题材的统计，对所选定的158个作品，按照时政、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和其他五个部分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如下表：表2-2 各类题材数量统计表
1. 变化的趋势——多元化与接近性
由表2-2可以看出，时政、经济类题材占据绝对多数，共有93条，占58.86％。这符合国内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与定位，也符合政府奖对题材的要求，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一定是获奖的主要题材。同时，政治、经济类的题材，由开始的绝对优势到后来的逐步减少，说明题材的多元化已经出现。题材的多元化标志着新闻价值观的变化，这种变化突出表现在社会新闻的增多，以及文化体育、环保题材的出现。直到1996年社会新闻才有一等奖产生，随后一直比较稳定，2000、2001和2002三年达到7个，在所有题材中获奖数是最多的。这里面既有正面歌颂良好社会现象的，也有鞭挞批评丑恶事物的。社会新闻的增多不仅代表着新闻选材的扩宽，更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新闻观念的变化，庸俗的“喉舌”观逐渐让位于科学的符合新闻规律的价值观。
在统计中，“其他”主要包含人物报道和环保题材。环保题材共5个，仅占0.03％，但是给人们的印象很深，更引人深思。例如，黑龙江电视台的《林蛙不归路》和《人工林里来了野生鹿》从采访、拍摄、编辑、角度、选材、新闻价值判断等，都体现出高超的专业水准，还反映了记者强烈的人文精神、社会责任感和科学的认识，堪称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而内蒙古的两个获奖作品《阿尔巴斯绒山羊种群生存面临危机》和《亲历沙尘暴》则将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生态平衡比较脆弱的内蒙古地区的状况，用电视语言直观地反映出来，触动人心。
题材的选择意味着哪些事实成为新闻以及这些事实成为怎样的新闻，这种选择是由新闻价值观决定的。具有新闻价值，这是一篇报道能被称为新闻作品的前提条件，是新闻作品的特质之所在。新闻价值由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新鲜性、趣味性等多个要素构成。获奖作品在理解和把握新闻价值的层面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主要是通过对事实新闻价值的重视程度体现出来的，变化在于：对新闻价值的重视程度有增无减，对价值要素中的重要性和接近性的重视程度有所变异。就接近性来讲，社会新闻的增加表明了对此越来越重视，尤其是地方台，只有靠接近性，靠“微观事件，宏观观照”的方式，才能取胜。在这方面，黑龙江电视台可谓做到了极致，他们的多个片子都因此获得大奖，如《检查团来了！走了！》、《农机下乡了》、《林蛙不归路》、《遭遇县里说情人》、《人工林里来了野生鹿》等。
2. 体育新闻——从“爱国”到“体育”
体育报道在获奖作品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其报道思路的演变也引人深思。把体育报道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是中国大陆的传统，当年关于中国女排的报道《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至今仍被奉为经典。纵观获奖的作品也是沿着这样的思路，从1995年的《六年冠军梦，圆梦在津门》开始，到1996年的《王义夫带病参赛夺得银牌》、2001年的《“7·13”——申奥成功日 万众欢腾时》，直至刘翔的两次夺冠（2004年《刘翔夺冠 创造历史》、2005—2006年《刘翔12秒88打破尘封13年110米栏世界纪录》，报道都是对运动员拼搏精神的歌颂，为其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欢呼雀跃。奥运战略、举国体制、振奋民族精神等，对此人人都耳熟能详。的确，运动员在比赛中不仅代表着自己，展示着体育的风貌，也代表着其所在的国家；体育运动员的精神和骄人成绩，也确实起到了振奋士气、凝聚人心的作用。把爱国主义同竞技精神结合起来有其合理性，但是过分夸大，把体育新闻升格为政治话语，就不妥当了。而且目前体育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作用基本完成，“唯金牌论”已经成为有碍体育健康发展的落后观念，应该更加注重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而不仅仅限于拿金牌。一个国家的未来靠的不是几块金牌，而是国民的整体健康水平。“如果一块金牌可以超越我们的价值观的话，那我只能说我们的价值观比金牌低”，著名篮球运动员姚明如是说。
这里要提一下1995年的一等奖作品《国际田联对中国田径运动员进行飞行药检》。先摘抄作品中的几段文字：“据中国田协官员称，自东亚运动会以来，类似的‘飞行药检’起码有5次。”“今天上午刚刚抵达北京的尼尔斯先生和皮塔拉女士的这副装扮着实给人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正在备战世界杯竞走赛的高红苗、谷燕、卜令堂、陈绍果等四名竞走名将在两名代表的安排下平静地接受了药检。”“至于这两人是否赶赴西安或者云南呈贡检查还在那里集训的王军霞，尼尔斯先生只是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两个字：‘秘密’。”从这里可以看出，作品的选材、用词都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对检查抱有极大的不满。而当年的评委也抱有同样的心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蓬勃发展，体育事业也蒸蒸日上，国际竞技场上不时奏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世界昭示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体育大国。但由来已久的政治歧视和历史偏见使西方某些国家对中国运动员的优异成绩总是抱着怀疑心理，于是突然袭击式的尿样检查便丝毫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了。”并认为作品“以新闻的样式，向全世界证实了中国运动员的光明磊落，也间接地回答了某些人不怀好意的猜忌”。回头看，这是检查者的偏见，还是记者、评委们的狭隘和敏感？是不怀好意，还是确有问题？
看看当时的背景，也许就有明确的答案了。
20世纪的最后10年，是国际社会反兴奋剂斗争取得很大进展的10年，也是中国初步建立、不断完善反兴奋剂体系并取得显著成绩的10年，还是越来越隐蔽的服药手段与越来越高超的查禁措施之间“道与魔”斗争不断消长的10年。1994年广岛亚运会，中国获得23块游泳金牌，但最后的药检显示，包括熊国鸣在内的11名中国获奖运动员兴奋剂检查呈阳性。他们除被收回所得奖牌外，还被禁赛两年。这是中国选手首次在国际大型运动会上出现集体兴奋剂丑闻，给中国体育和中国的声誉带来沉重打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联手阻止中国选手参加此后举行的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在中国代表团入场时，美国解说员脱口而出：“看，一支靠兴奋剂出成绩的队伍向我们走来了。”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专门批示：宁可不要金牌，也不能吃兴奋剂。
在反兴奋剂的斗争中，最典型的事件就是马俊仁及其率领的辽宁省女子中长跑运动队事件。1992年马家军第一次夺得国际冠军时，很多西方媒体对此进行质疑，怀疑马家军用了兴奋剂，当时不少国人骂西方媒体，说歧视中国人等。在黄宏和侯耀文用名片打扑克的那个小品中，结尾时说：“马家军给13亿中国人民打了一针兴奋剂”，然后全场掌声雷动。2000年，在悉尼奥运会前，国家体育总局对中国的参赛运动员进行了“飞行血检”，并宣布所有血检超标者不得参加奥运会。受此影响最大的就是马俊仁的辽宁省女子中长跑队，在他们获得奥运会参赛权的7名队员中，有6名被证实使用了兴奋剂或者有违禁嫌疑。那10年中，中国田联对在国内兴奋剂检查结果为阳性的122名运动员，有作弊或陷害他人行为的4名运动员及有关人员和单位给予了处罚。当时国家田联的负责人曾说过：“去年（2001年）全国体校的少年比赛中我们进行抽查，阳性率高得令人可怕。在奥运集训队中有人在我的眼皮底下都敢吃药。”“现在最怕看到的是九运会上，中国田径又会像八运会、七运会时那样冒出一批惊天动地的好成绩，让国外的同行看了发笑。”
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体育人对兴奋剂的认识并不清晰，曾有过所谓服用兴奋剂的三个原则：有用、无害、查不出来。
在上述背景下，国际运动组织多次到中国飞行药检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给中国体育乃至中国形象造成极大负面影响的事件，中国媒体都没有报道过，更没有相关新闻作品获得国家奖。媒体的这种缺位的确值得深思：如果有媒体的监督会怎样？今后媒体还会继续缺位吗？
与《国际田联对中国田径运动员进行飞行药检》相对应的是2005—2006年的获奖作品《奥运冠军孙福明爆出假摔丑闻》，该条新闻对体育界金牌至上、罔顾“更高、更强、更快”的奥林匹克精神的做法给予了揭露与批判，从电视新闻作品的角度看，其专业性、责任性都令人称赞，这篇作品也被称为是“一条在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好新闻”。作者在申报资料中也说道：“在体育界中，有关假球、假摔、让金牌的传闻不绝于耳，但由于没有任何证据，对这种现象只停留在说上却拿不到桌面上。而此篇报道却真实记录了在十运会柔道决赛中出现的惊人一幕，也就是假摔竟公然地出现在赛场上，并被电视镜头完整记录。因而这篇作品也具有相当的分量，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使人们重新思索一直被认为是传言的体育黑幕，重新唤起人们对体育精神的追求。”“药检”与“假摔”在报道理念、报道手法等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两个作品显示了国内电视新闻界在体育报道中的思维变化和进步曲线。
但是令人深思的是，“假摔”的指使者、孙福明的教练当时并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不久后反而还升任国家举重队的总教练。2012年8月1日伦敦奥运会，在羽毛球A组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队头号女双组合于洋/王晓理以14:21和11:21不敌韩国组合郑景银/金荷娜。双方在场上失误频频，几近主动发球下网以及击球出界，这引起全场观众的强烈不满，场内嘘声四起，有球迷直斥这简直连业余水平都不如。为了拿下女双这块金牌，赛前已经对伦敦奥运会羽毛球赛制研究颇有心得的中国羽毛球队，又一次作出了有利于“夺取金牌”的决定。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于洋、王晓理希望取得小组第二，而韩国人和印尼人也都在利用赛制“力争小组第二”，于是大面积爆发的“力争第二”，让发明羽毛球的英国人“寂寞难耐”，终于出台了羽毛球史上最严厉的处罚——直接取消8名消极比赛运动员的比赛资格。“国家利益”PK“拼搏精神”，到底孰轻孰重？体育还是政治？再次引起全民的热烈讨论。这也再次表明，要根除体育报道中泛政治化、娱乐化、暴力化、金牌至上等不良观念，还需要长期的努力，而体育新闻报道更高的专业化水平也只有在全社会对体育的认识更科学、更符合规律的大前提下才能达到。当然，新闻报道也应该推动全社会对体育的科学认识。在中国电视新闻奖的评奖中也应该体现出更强的专业性：体育的归体育，政治的归政治，新闻的归新闻。也许永远也不可能那么一清二楚，但是树立这样的理念，明确这样的努力方向还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
以上从题材方面分别介绍了政治、经济新闻和社会、体育、环保新闻，总的来看，“以政治、经济时事为主，向文化生活多元化发展”是发展的趋势，这种演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新闻报道和新闻评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这种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彼此在不断的作用与反作用中相互影响、相互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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