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帮文化研究论文选(2001-2011)(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冯盈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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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帮文化研究论文选(2001-2011)试读：

摘要：红帮的历史功绩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4个方面：在中国历史大转型时期，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服装流派；以其为主力军，揭开了中国服装发展史崭新的一页——中国现代服装史；重视服装文化和科技探索，是中国服装科学研究的开拓者；自筹经费，兴办服装职业教育，是中国服装职业教育的先驱者。

关键词：历史功绩；流派；中国现代服装史；服装科研；服装职业教育

一、在中国社会历史大转型时期，与民主革命家一起，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富革命意义的一次服装改革，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服装流派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大小小的服装改革，其中，以赵武灵王、魏孝文帝和盛唐时期的三次改革最有声势，影响最大，但所有的这些改革，无不是在传统的范围内反传统，是在不根本触动服饰上的封建主义等差观念的原则下进行的某些改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各有其进步意义和历史功绩的。而红帮开创的近现代服装，是在中国社会出现一次重要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在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历史条件下孕育和展开的；以往的几次大的服饰改革，无不是由帝王发动的，大都是朝廷强制推行的，清代统治者“剃发易服”令中的不按朝廷旨义改制者“杀无赦”并不是特例，整个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基本原则无不如此。然而，红帮改革从开始阶段起，就开拓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改革之路，它是下层民众中的裁缝与民主革命者共同策划的，以后改革的全部历程无不如此，从裁缝师傅到革命领袖，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一起谋构、一起推广、一起完善的，其代表作中山装、西装、改良旗袍，穿着者都是没有阶级、等级限制的，从大总统到平头百姓，都可以按自己的条件、意愿自由选择。这是与封建制度下的阶级等差完全背道而驰的，其革命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之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很快推广开来，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从这里得到了体现和高扬。正因为此，这项改革才随着革命的深入而越来越广泛越深刻，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100多年来，其生命力越来越鲜活、盛旺，已经形成自己的品牌、风格和流派，谱写了自己体系完备的历史，其影响不但遍及全国，并且与相关行业、企业形成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关系，互相促进。这些企业和红帮的企业一起，在国内得到发展之后，便向国外辐射。正因为他们所开辟的是这样一条开放型的发展道路，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形成一个长葆青春活力的流派。改革开放以后，在红帮故乡宁波市兴起“雅戈尔”、“杉杉”、“罗蒙”、“一休”、“培罗成”等许多著名服装企业和服装院校，都以新一代“红帮传人”自勉、自许、自律，都在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继承、弘扬红帮精神。

二、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揭开了中国服装的崭新一页——中国近现代服装史历史上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取得较大成果的服装改革，大多包含纵横两方面的借鉴因素，而不是单向的线型的。杂取众长已成为服装改革取胜的必经之路。这一规律，在红帮的改革中得到了空前有力的论证。

应该说，中国服装现代化的春风，是从西方吹进来的。其方法大体上有两种：一是照搬，购置西方进口的服装，或向西方裁缝定做西装。这是开始阶段在外国的留学生、外交人士和商人，以及国内的极少数富有者采取的方法。二是借鉴，由中国裁缝参照西服的款式、剪裁方法和缝制技艺，按照中国人的体形、性格、生活环境，加以改造，使之中国化，有的完全“化”为中国民族服装。

西装，在西方也是革命的产物。它是在法国大革命后形成的，后经定型、规范化，遂成为西方现代服装的主导品种，进而作为国际通用服装向全世界传播。在中国社会历史大转型时期传入中国，是有其必然性的。

明中叶以后，在老大腐朽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西方文化通过多种渠道，渐渐传入中国。至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六月康熙帝在一份关于对外通商的奏折中批曰：“海洋贸易实有益于生民。”奠定了开放海禁原则，逐步实施对外通商。“西风”渐起之后，西服作为一种西方文化的载体进入中国，使中国人在惊喜中看出了这种服装的长处，中国的传统服装与之比列，相形见绌，留学青年、新潮人物、有识之士和革命者首先穿起西服来，中国裁缝中的先觉者，首先学做西服；红帮第一代人在日本做出了第一套西服。接着，在革命者的适时的支持、鼓励之后，王睿谟在上海以中国人自己织的面料，为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做出第一套地道的中国式的西服。其后，革命领袖们也穿着西服，并从理论上、舆论上为西服的流行扫除障碍。陈毅元帅曾说：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都穿西装，政府并没有规定无产阶级不能穿西装。陈毅不但有言论，而且有实践，他曾请红帮高手余元芳为他制作西装。陈毅本来就是风度翩翩的人物，穿着西服的示范作用是显而易见的，1956年，余元芳、楼景康等大批红帮裁缝名师应邀迁移北京，西服的洋为中用走上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历史已经证明并正在进一步证明，引进西服，使西服中国化，是红帮开拓的洋为中用的一条中国服装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中山装，是化洋为中的显例。它是受到日式西服的启发而创制的。红帮把它引进中国之后，使之彻底中国化了，是红帮再创作的成果，达到了洋为中用的极高境界。中山装几经改革，已不再是洋服了，而是中国的“国服”了。所以陈毅元帅说：中山装是中国人的骄傲。中山装的创制、完善和普及，是中国服装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展革命恬动之初，光绪二十一年（1895），即已提出“尽易旧装”的原则，至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在筹划民主革命各项大事的同时，已开始谋构服装的改革。在日本横滨期间，最初接待和支持他的革命活动的人物中，就有中国旅日裁缝。他当时日常穿着的是西服和日本学生装。

日本的学生装，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改革西服而成的一种新式服装。孙中山吸纳了它的改革精神和款式、风格的长处，与当时在横滨的著名红帮裁缝张有松之子及其他从事西服业的中国裁缝一起，设计、试制了中山装。就是说，中山装是在民主革命中酝酿诞生的，是作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伟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设计、试制的。也就是说，它一开始就是具有政治色彩和革命意蕴的。所以，孙中山试穿这种服装之后，很快得到革命同志的认同和推崇。在辛亥革命中，中山装成了革命者的一种独特象征，穿中山装成为拥护革命、与封建主义决裂的一种标识。革命者和倾向革命的人，大都爱穿中山装。辛亥革命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29年曾将其定为“礼服”。国民革命军的军服和后来的红军、新四军、八路军的军服，无不受到中山装的影响。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红帮裁缝，都积极参与了这些军服的设计、缝制工作，有些红帮服装厂还成了军服厂。据新修《南京市志》介绍：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军用被服厂，南京的红帮服装店都积极投入军服和中山装的生产。许多西服店的招牌甚至改作“军西服店”。抗日战争期间，红帮裁缝王惠英还担任了新四军被服厂厂长。新中国成立后，中山装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大普及，人民装、青年装、军便服等等，大多是以中山装为母本设计、制作的。

由于红帮裁缝具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技术水平，他们经常承担国家交付的制装任务。1954年、1955年，当周恩来总理穿着红帮人精心缝制的中山装出现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讲坛上的时候，这种风格独特的服装形象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人们为之倾倒。1956年，上海一大批著名红帮服装店和红帮高手迁往首都北京，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缝制高质量的中山装，这种服装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外事活动的主导服装，于是中山装进一步引起了国际服装界的关注。当北京红都服装公司的高级技师田阿桐（红帮传人）根据毛主席的身材、脸型、气质，设计出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山装后，毛主席在正式场合都穿着这种创新中山装，于是中山装进一步引起全世界的赞赏，人们将其称作“毛式服装”。后来，著名的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皮尔·卡丹等也都沿用了这一名牌服装名称。

在这个过程中，中山装已在红帮人的不断改革、创新中成为最能代表中国现代服装的经典。纵观中山装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它是由革命家和红帮人为创制主体，以革命气概和科学精神相结合，以我国社会改革、人民生活的新需要和新的审美趋向为依据，博纳中外，不断创新，从而使这种服装成为向传统的旧式服装挑战、中国服装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重大成果。经过多元发展、大胆普及，不但成为我国现代男装最具魅力、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服装，而且在国际服装中独树一帜，西方人亦以其为样板，设计男装新款，甚至在新款女装设计中，也有以中山装为基本造型的。

改良旗袍则是红帮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一个典范之作。发展到20世纪后期，它已走向世界，进入中西合璧的世界女装艺术宫殿，成为魅力无穷的女装宝典。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的红帮人都参与了这个女装精品的创作。它是红帮和其他裁缝集体智慧、胆识和科学精神的结晶。

旗袍，本是满族女子穿的一种长袍，为了遮挡胡天的狂风飞沙暴雪，这种袍子长而宽大，是直筒式的，又称“大衫”。它无法显示女性的性感特征，缺乏女性服装的形象美。从清末起，旗袍悄然变化，辛亥革命以后，更出现了一个持续创新的历程。在具有先进服装文化素养的上海、天津、哈尔滨、大连、青岛、汉口、厦门、香港等地红帮裁缝和其他有现代意识的裁缝与服装企业，以及许多民间心灵手巧的中青年女性的共同参与下，推陈出新、古为今用，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的“深衣”、唐代的“水田衣”以及朝鲜女子的长裙、蒙古女子的长袍等民族服装的传统特色，同时。大胆吸取西方女装的先进观念、现代人文精神和设计、造型艺术，不断改进旗袍的款式、造型和剪裁、制作方法，把中西女装的长处有机地融入旗袍之中，花样不断翻新，呈现出“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引语）的态势。大体而言，从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将改良后的旗袍定为中国女性礼服以后，几乎每隔10年左右。就有一次大的改革。改革开放后，红帮传人再次显示出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范。在红帮故乡。新时代的红帮传人已经把发展女装作为建设服装名城的重要举措，旗袍的改革也将有新的法门，进入新的境界。

如果说中山装是“西‘服’东渐”的结晶，旗袍则是“东‘服’西渐”的代表作。这两种中华民族的现代服装已成为中外服饰文化双向交流、互相融合的经典之作。正是它们促使互动式的中外服装文化交流驶进了快车道。

三、开创了中国现代服装的科学研究，使中国服装事业不断

获得新的科学、技术、文化支撑没有先进的理论作基础和科学的思想作指导，是不能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富有生命力的艺术流派的。驴拉磨式的实干只能产生一些狭隘的片段的具体经验，而不能将经验提炼、升格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理论。红帮经过几十年的实践，20世纪30年代顾天云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写出了第一部红帮服装专著，这标志着红帮已进入成熟阶段、进入了新境界。

继顾天云之后，天津的王庆和十分重视服装科技研究，他的《服装裁剪基本方法》经过多次修订，发行数十万册。上海戴永甫的服装研究则已进入学术理论层次，他的代表作《服装裁剪新法——D式裁剪》是其50年研究心血的结晶。此书修订出版后，几个月内就重印了4次。发行30万册。1984年2月21日，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一本值得注意的书》，给此书以很高的评价，称其“提供了国际上从未有过的服装结构的准确的函数关系，是目前唯一有理论依据的科学裁剪方法”。此书曾获得“全国最佳服装图书奖”。上海的包昌法在服装科研领域中取得相当丰硕的成果，已出版的著作有《服装学导论》等30余种，其学术论文《论服装的时代共性与民族化个性的结合》、《中西服装比较》、《对提高我国服装工业生产水平之我见》、《试论服装产品的设计定位》、《论服装式样构成的文化内涵》等都曾获得全国和上海市的科研成果奖。陆成法、王宏卿、邬金宝、唐中华、陈星法、陈明栋、谢兆甫、江继明等等都有自己的专著、论文和技术发明专利。北京的石成玉、西宁的陈星法、哈尔滨的陈宗瑜都曾出任所在省、市服装研究所所长之职；江继明则在宁波创办了“红帮研究所”；北京的苗瑞增、上海的戴永甫、包昌法等都曾进入北京、上海服装研究所专门从事研究工作。包昌法还应邀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轻工卷、《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的编纂工作。凡此种种，无不表明，红帮已不再是一个只会实干、只求实功实利的民间自发的初级流派，而是一个有学术理论支持、科学指导思想，名师辈出、名店林立、著名产品不断涌现，在全国服装行业中独领风骚、引导中国服装艺术新潮、主潮的主导性流派。1956年，“波伟”、“雷蒙”等20多家著名的服装店从上海迁往北京，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红帮发展的必由之路、必然趋势，他们代表了中国服装界的最高水平，所以他们才有能力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设计、缝制中山装、西服，才能为外国来华的国家元首和名人设计、缝制服装，并得到高度评价和褒奖，周恩来总理才谆谆嘱咐、热忱鼓励他们：“千万不要把海派的特点搞丢喽，也要把首都的服装业带动起来，搞上去嘛！”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获得了国家级多项奖励和荣誉称号。

改革开放以后，红帮新一代传人在新的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在新的历史使命的策励下，把红帮理念全面系统地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李如成、郑永刚、盛静生等著名企业家在产品设计、经营方式、发展策略、品牌创新、名牌构建、人才延聘与任用、服饰文化策划等方面，都不断有新的构想、新的实践和新的成果。

四、自筹经费，兴办服装职业教育，开我国服装职业教育之先河

科举制度的陈腐和清王朝的积贫积弱，西方人在中国开办的新式学校，使有识之士认识到，改革教育、开启民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是强国富民的重要道路。19世纪末，“教育救国论”和废科举、兴学校的呼声风起云涌，成为共识。宁波商帮是“教育救国论”的最积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他们将工商业方面获得的资金的一部分投入了教育事业。叶澄衷、虞含章、虞洽卿、秦润卿、王伯元、俞佐延、方椒柏、金润痒等宁波籍工商界人士，都是早期中国民办学校的主要资助人，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实业学校、补习学校，都得到过他们的资助。

作为宁波商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帮在实践中，既和整个商帮步调一致，又有自己的特色。新式学校开创之日，正是红帮形成之时。叶澄衷于1899年在上海创立的澄衷学堂，是上海创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民办学校之一。1913年宁波旅沪同乡会在上海创办小学，到1920年创办了4所。就在这期间，红帮名师、“模范商人”王才运、中华皮鞋店创办人余华龙和上海市西服同业公会理事长王廉芳等创办了“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夜校”，这是一所为南京路各商店失学商人创设的补习学校，附属于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建校资金均由商会会员主动捐赠。校址在静安寺路福源里商会会所内，以高小与中学的文化程度为限，开设的主要学科有国文、英文、数学。这应是红帮人参与创办的第一所学校。从开始办学起，就立足于自筹资金、民有民办，直接为工商界服务的。

此后，红帮便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既有服装培训班，也有职工夜校。在这些学校的基础上，于1947年5月，在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倡导下，由荣昌祥呢绒西服号的王宏卿、“汇丰号”的王继陶、“宏泰号”的顾天云等30余位红帮名流发起，筹建“上海市私立西服业工艺职业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西服职业技校。这所职业技校“以提倡职业教育，培养西服工艺为主旨”，培养目标包括德、智、体、能各方面，已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培养目标相吻合，但又有其独有的特色：强调“充实职业智能”、“增长职业道德”、“启发创业精神”、“研进西服艺术”、“培植技术人才”。学制为3年，基础理论课程和实习课程各占一半。顾天云被聘为校长，他直接参加授课。

红帮的科研活动始终是和教学活动紧密结合的，顾天云、王庆和、陈宗瑜、戴永甫、陈明栋、包昌法、陈星法、江继明等等都曾在自己所在的省、市参与过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科技发明传授给下一代传人。戴永甫先后举办过数十期讲习班，传授他的D式裁剪新法，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达数万人。谢兆甫坚持办“裁剪缝纫讲习所”达40年之久，学员遍布全国10多个省、市；他的学生毛洪鑫、董祝琴忠实继承老师的事业，在宁波创办洪艺服装学校已经15年，已培养服装专业技术人才5000余人。至改革开放以后，红帮的这一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在全国和红帮故乡都得到大规模、高层次的发扬、创新。第2章红帮精神论略

摘要：红帮，是由宁波奉化江两岸裁缝发展而成的一个服装流派，它对中国近现代服装影响最为深广久远，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和理念——红帮精神。本文从“与时俱进，持续开拓”、“四海为家，放眼世界”、“勤奋敬业，诚信重诺”等方面作了论证。

关键词：服装流派；近现代服装；风格；红帮精神红帮，是19世纪中叶以来由宁波奉化江两岸裁缝发展而成的一个服装流派，它对中国近现代服装影响最为深广久远，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和理念——红帮精神。其要义如下。

一、与时俱进，持续开拓

以红帮发展的历程全面考察，应该说，红帮是相当充分地具备了与时俱进的实践理念和风格的。100多年来，在中国社会历史空前大转型的这一特定时代中，红帮是始终置身于服装变革的历史大潮之中，不断开拓、不断创新的。

19世纪末，康有为等变法维新派曾上书清廷，要求“易装”，但遭到了光绪皇帝的拒绝：“国家制服，等秩分明，习用已久，从未轻易更张……不得轻听浮言，致滋误会。”“圣鉴”的结果自不“待言”，这些改良主义都无疾而亡。“得时者昌，失时者亡”（《列子·说符》），“世易时宜，变法宜矣”（《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孕育时，红帮初创者却摒弃封建传统之累，开创时代潮流之新，学习并创造了中国服装的新世纪。红帮的超前性、开创性于此已见端倪。自此开始，他们步步紧随中国革命的前进步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见到西装之后，他们认定：中国传统的长袍大袖、危冠博带是落后于时代的，西服是一种适合时代需求的应予引进的服装，所以他们敢为天下先，积极学做西服，但在学做西服的过程中，他们没有生搬硬套，而是借鉴西服之优长和先进的裁剪技法，为我所用，从东方人的实际出发，把中国人的“量体裁衣”的优良文化传统和中国缝纫工夫的长处运用到西服缝制中来，从而创造出中国的西服流派——“海派”。在西服领域中独领风骚。同时，更在借鉴日本新制服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完成了中山装的创制、推广的历史使命，从而使中山装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新式服装，不但中国人视之为“国服”，外国人也确认其为中国人创立的典型的中国现代服装。中山装设计完成后的不断改革，同样体现了红帮的开创精神。作为孙中山倡导并参与设计的中山装也是不断出新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总体款式到纽扣配制，都在变化之中，从而使之更富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新中国成立后，中山装更派生、演绎出青年装、人民装、军便服等一系列新式服装，充分显示出中山装旺盛的生命力和再生力。中国女性的典型服装——旗袍的改革历程，同样体现了红帮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精神。从清末到20世纪末百年之间，旗袍已经在红帮与20世纪后叶的新一代传人手中，产生了多种新款式，款款新颖，款款精美，令全世界女性为之倾倒，充分体现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创新原则。至当代，旗袍更走上了中西合璧的高层次创新境界，体现了中西服装双向交流的时代精神。西方的服装大师在旗袍所体现的东方美的激励下，获得了新的创作灵感，创造了新的经典女装。回顾一下历史，人们都会惊叹：清代满族女性的旗袍已经脱胎换骨面目全新了，但是，它依然被人们称作“旗袍”，而不是别的什么服装。这充分体现了中装为本、西装为用的创新原则。“倾国宣通体，谁来独赏眉”作为引导中国近现代服装新潮流的“行业名牌”，红帮在服装经营中，也是不断开拓创新的，其中包括经营范围、经营品种、经营方式的创新，红帮鼻祖张尚义的第二三代已经走上了这条开拓之路。其他较有规模的红帮商店无不如此，整体推进，思路开阔，除西服外，普遍兼营呢绒零售、批发和新款中式服装，而且发展迅速。西服款式也是不断丰富的，除西服外也缝制各种礼服、大衣、衬衣，兼营领带、领带夹子、面料、黑炭衬、纽扣、人体衣架、羊毛衫、帽子、鞋子、袜子等等，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大体具备。

改革开放后的宁波新一代红帮传人，在新时代精神的召唤下，进一步发扬红帮的开拓精神，更全方位地开拓着中国服装的改革大道。从加工到联营，到创品牌、品牌提升，创名牌，创服装名城：从单一的服装经营，到多元的企业发展，杉衫集团的“以服装为主体，以科技、金融为两翼”，雅戈尔集团“做服装，做房地产，做进出口，做金融，同时投入公共事业”，产品经营、品牌经营、资产经营、资源经营，新意迭出，好戏连台，新时代的红帮精神扑面而来，“春在千家万户中”，各个企业都意气风发，各有自己的发展思路，各有自己的特有风格。

二、四海为家，放眼世界

社会学家一般均将移民分为两类：谋生型和发展型。红帮却是介于这两者中间的历史创造物，他们开创了自己独特的事业之路。起步时，他们和“走西口”、“闯关东”的人们一样，是在人多地少难以谋生的窘迫环境的驱遣下外出谋生的，是属于逼上梁山类型的，但是，他们不是只握着两只空拳出门的，他们多有一技之长，是带着剪刀出门的。所以他们出发时目的地明确，都是走向城市的，而进入城市之后，他们凭借自己的勤俭、技艺、重承诺、守信用的固有品格，很快就能找到立足之地，站稳脚跟：而站稳之后，他们绝不歇进，温饱之后，他们奋力图谋发展，从夫妻小店到前商店后作坊，再向公司挺前。城市化是其第一步，有了第一步便有第二步：国际化。这既和一般移民不同，也和本帮裁缝不同。从红帮鼻祖张尚义，到后起之秀顾天云、陆成法、王庭森、余元芳等，再到新时期的红帮新一代传人李如诚、郑永刚、盛军海等等，无不如此。他们出身于宁波农村，但他们不约而同，都走了城市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他们不是那种遭到人生挫折之后遁入佛门，寻求苟活的逃禅式的人物，城市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拓展了他们心胸，他们在取得发展可能之后，都能摆脱小农经济的烙印，不守小摊子，很快丢掉小家子气，其代表人物都目光如炬，能够放眼世界，哪里有发展前途，他们就成群结队、前赴后继地奔向那里，主动接受异质文化，融入新的社会生活。“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关山尽家园”，视险为夷，瞻程非邈，在创业期中，他们不论东西南北，敢认他乡作故乡。外国人多、风气开放的横滨、东京、海参崴、香港、上海、哈尔滨、青岛、北京、天津、汉口、厦口等国内外城市，都成为他们早期发展服装业的重镇。其后，他们又曾到朝鲜、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法国等国家发展服装业。初步展示了红帮人的大家风范、“做大生意”的企业家气度。有了这种精神风范，他们便不以一时一地的成就为满足，而是见异而思迁，得陇而望蜀。

当然，这种“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贾谊《过秦论上》），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开始，他们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继而扩大为乡缘。随着事业的发展，眼界的扩大，他们便走向“五湖四海”的境界了。比如，张尚义家族的第五代人除张姓外，还有陆成法、周中往、王庭森、楼景康：第六代人，范围就更大了，有陈姓、李姓、江姓、傅姓，在北上、西进、南下中，自然就没有乡土观念可言了，陈星法在西宁先后培养了几百个红帮继承人。

到20世纪后期，新一代红帮传人则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进行国际交流、国际合作了，已经以全世界为工厂、为市场了，他们勇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适时地把打造服装名城、打造世界名牌、在国际经济大循环的T型舞台上独特一帜作为战略目标了。浙江巨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事针织品生产，开始便是“外向型”企业，战略原则就是“立足浙江，打响全国，飞向全世界”。其主要产品T恤、文化衫、针织运动服，远销欧洲、美洲、日本、澳洲、中东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在捷克、匈牙利和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或创立分公司，或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世界五大服装品牌美国耐克、海耐斯，法国的圣罗兰、华伦天奴、华沙池等都成为“巨鹰”的生产合作伙伴。1998年，“巨鹰”已成为我国重要针织品出口和创汇大户，他们正振翅飞向世界更多国家。当然，这种大将风范不是一开始就具有的，而是由自在走向自为、由蒙昧走向自觉的，是红帮人在100多年的实践、探索中积累起来，提炼而成的。但是，其发展轨迹、发展历程是鲜明的，他们的第一代第二代人就是把目光投向未来、投向世界的，在他们学做西服的时候，中国穿西服者是极少数，但是他们能见微知著，看出了这种服装的优点和发展前途；在开始试制中山装的时候，他们确信这种服装比起传统旧式服装来，有无可比拟的多方面的优越性，因而必有广阔的推广前景，所以他们敢于试，敢于做，敢于推广。在开创中国近现代服装之初，或许都是不自觉的，但在百年探索中，他们走向自觉了。顾天云编撰《西服裁剪指南》便是实例。他编撰此书，绝不是小裁缝对宁波裁缝手艺的狭隘归结，也不是以中国第一部服装专著为西服技艺的传授为旨归的。而是有思想、有远谋的，书中既有历史的回顾、反思，也有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的思考和求索；既有对红帮技艺的研究、提炼，也有他在国外学习、考察的体会、总结，以及他对中西服装对比研究的成果，是熔铸中外、推陈出新的一部专著。19世纪末，他在上海裕昌祥西服店做学徒时，已经意识到，“华夷互市之秋”，国人绝不能只埋头苦干了，“处于商战剧烈之世界”，必须纵观世界风云变幻，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所以当时他就认定：“不谙夷文者，犹盲于目。”于是这个青年学徒自觉挤排时间，去夜校苦学外语，既学英语，又学日语，并结识了许多外国人，从而广泛接触西服技艺，在对比研究中，他找到了差距。21岁（1903）便风采凛然，单身就道，赴国外学习、考察，他自道：“予在国外二十年，目察外人之业此者，莫不悉心研究。”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清醒了，经过比较研究，他认识到传统的“峨冠博带，巨袖长袍，已不适于现代之潮流，日趋于淘汰之列”，而“西服既便于操作，又足壮观瞻”，因之，他断定：“西服有蒸蒸日上之势。”回国后，在10年西服经营实践中，他又发现国内同行中的种种弊端，诸如“墨守旧法，不肯传授（经验）于人，又少匠心独运、精益求精之人，将此我业蒙有退无进之危险，予甚忧之”。“位卑未敢忘忧国”，于是他发愤著书，并将此作为教科书，在职业技校中无保留无报酬地向同行、青年传授。

没有忧国忧民之情，没有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之心，岂能有如此开拓性著作？他所说的“指南”，是直指当时和将来的“商战剧烈之世界”的，是为中国的服装改革早日屹立于世界服装之林的。所以当时就有人在这本书的封面上题了“革新之准”四个字，可谓点睛之笔。

顾天云的思想、实践、论述、正是红帮人心胸开阔，高瞻远瞩精神的典型表现。“万古东南多壮观，百年豪杰几登临”。在改革开放的时代雄风中，英才辈出，人人争握灵蛇之珠，名企涌现，家家掘荆山之玉。红帮的四海为家、经天纬地的精神，正在或将在新时代群雄们的竞争中进入辉煌的新境界。

三、勤奋敬业，诚信重诺

齐家治国，勤俭为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源节流，集腋成裘；前赴后继，永不歇进，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创业者的齐家治国之金篇和共有品格。诗人将其概括为：“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唐李商隐《咏史》）红帮人不但忠实全面地继承了这些可贵的民族品格，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将其扩而充之，大而化之，形成红帮群体的根本特征。

如前所述，早期红帮人多出身于贫苦农村，不得已而兼营裁缝手艺。裁缝，在整个封建时代均被视为鄙陋薄技，人们对裁缝的称呼往往冠之以“小”——“小裁缝”。但是，文明时代，从黎民百姓到王公贵族，谁能离开衣裳；同时，现实生活的窘迫又使红帮裁缝确认一条寻常的人生之道：“积财万千，不如一枝在身。”（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垂大名于万世，必先行于纤微之事”。（陆贾《新语，慎微》）他们“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步入城市后，他们恪守这一生活的真理，有的是从为人缝补修改旧衣开始的，有的是带着剪刀、尺子走街串巷寻求生意的，有的是在裁缝店当学徒起步的，有的是乘着小舢板到外国轮船上兜揽生意的：从饭中节约、衣上省俭，有点积蓄之后，也只能在马路上、小巷口，摆个小摊、开个小店：日积月累，开办了前店后作坊之后，依然处处开源节流，时时斟酌花销，为了事业的拓展，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开物成务，就事达理。他们的整个发展历程，确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所描述的那样：“卖浆者，小业也，而张氏万千：洒削（洒水磨刀剪），薄技也，而郅氏鼎食……此皆诚壹之所致也。”从100年前的张尚义等到20世纪80年代的李如诚、郑永刚等无不如此。

诚信重诺和勤俭敬业是孪生兄弟，同是中华民族创业者的共有品格。“布衣相许，尚有没身不负然诺之信”（《后汉书·申屠刚传》）、“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史记·季布染布列传》）、“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已融入中国人的心血骨髓。在特殊的境遇下开辟人生道路，开创新的事业，红帮人始终以诚信重诺作为立身之本、立业之途，他们以修补一件夹里收缩走样的西服，取得一个长期客户，以缝制一套衣服的“绝活”，赢得中外一批订户，往往以一笔生意，使自己声名鹊起，“绝活”博得远近客户盈门。越是生意兴隆之时，越是重质量、求精美，宁可拒绝10次，绝不食言一次，宁可赔本道歉，绝不让一件次劣商品出手。不管是在横滨港畔，还是在上海黄浦江畔，不管是在天津的小白楼、江厦里（后被人誉为“裁缝里”），还是长春的二马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他们无不是以守信用、重诚诺起家发迹的。

在与革命事业建立了关系之后，特别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封建制度被摧毁了，红帮人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了，随着生产力的解放，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服装业进入了艺术领域，裁缝已不再是一种被人小视的职业，而是一种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业，从中央主要领导人到人民群众，都十分重视这一类事业的发展，这些都激励着红帮人的敬业精神和诚信品格向更广更完善的高度发展。

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红帮人的勤奋敬业、诚信重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大方面。（一）十分重视行业品牌的打造和提升

把行业品牌视为行业的生命力之源，这是中国工商业文化的优良传统。各行各业，大都有自己的“老字号”之类的行业品牌代表。诸如教育系统中的“北大”、“清华”；医药系统中北京的“同仁堂”、杭州的“胡庆余堂”；商业系统中的“徽帮”、“晋帮”、“宁波帮”等等，它们都各在自己乃至相关行业中成为一种样板、一种标识、一种群体形象、团队精神，依托这些行业品牌，形成向心力、凝聚力、亲和力。红帮形成之日，就是他们打造行业品牌之时，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百年不懈，使“红帮”这个行业品牌不断充实、不断提升，终于成为行业知名品牌。

为了不断扩大行业品牌的实力、地位和作用，初具规模之后，他们便筹组“同乡会”、“同业公会”，如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成衣商业同业公会”、“上海新服式同业公会”、“上海西服业同业公会”、“上海特别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等等。通过这些行业组织，切磋技艺，通力合作，有序竞争，相互支援，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行业安全，同心协力，和各种侵犯行业利益、行业声誉的邪恶势力、反动势力、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展开斗争。1918年7月以及1925年“五卅惨案”中，红帮人都曾在王才运、余华龙等行业领袖人物的组织领导下，组织红帮商店罢市，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保护、发展民族工商业。1946年，在投机奸商打着红帮旗号欺骗客户、夺取市场、破坏红帮品牌和声誉时，红帮人便同仇敌忾，通过同业公会，采取严密而有力的斗争策略、步骤，取得了斗争的胜利。通过行业组织的这些斗争，行业品牌扩大了影响，提高了知名度和社会地位，从而使“红帮”成为行业名牌；行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也随之上升，产生了统筹安排、优化组合各种行业资源的能力，在一定范围内、层次上，把人才、资金、技术、信息加以磨合，形成行业竞争力和引导新潮流的能力。

为了弘扬红帮这块金字招牌，红帮人代代都有新的贡献，为红帮精神、红帮风格增光添彩，显示出“你方唱罢我登场”。“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超越态势，代代人都敢于自创新法，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提高红帮品牌的内涵和外延。20世纪30年代，顾天云编撰了《西服裁剪指南》，40年代，戴永甫编写了《怎样学习裁剪》等等通俗读物，又制成了《D式服装裁剪蓝图》，经过40年的潜心研究，终于于20世纪80年代初完成了《D式裁剪》一书。两年后，《文汇报》发表评论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部值得注意的专著”，“提供了国际上从来未有过的服装结构的准确的函数关系，是目前唯一具有理论根据的科学裁剪方法”，先后荣获了多种全国性的图书奖，受到了日本、新加坡、挪威、美国等国服装界的关注。在理论上、学术上，这部书都超过了《西服裁剪指南》。它标志着红帮已进入服装学术研究领域，进入了自创法门的高新境界。天津的王庆和，上海的唐中华、邬金宝，北京的王庭淼，宁波的江继明，也先后进入了学术研究领域，在现代服装的诸多领域中探赜索隐，从款式设计到每个细节，都力求探骊得珠，编撰出版了多部专著，获得了多项发明专利，为红帮行业品牌升格，铺垫了更深厚广阔的基础。（二）十分重视服装品牌的打造和提升

服装品牌的打造，服装名牌的产生，是服装行业品牌、流派、风格的基石。在红帮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中，服装品牌一直是红帮人关注的焦点，他们“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盾”（刘禹锡语），“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苏轼语），他们开创的具有民族特色、风格独特的海派西服，敢于和罗宋派、欧美派、日本派、犹太派一争高下，在中国西服界独树一帜；他们开创的中山装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大标志和现代服装的母本，独领风骚，令世人瞩目，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展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典型服装：由他们不断改革、创新的旗袍，不但是中国女装的代表作，成为中国女性展现东方女性美、中国女性高雅气质和民族风范的主导性服装精品，其魅力已经惊动了许多发达国家的女性，不但女性趋之若鹜，而且给世界著名的服装大师们以创作灵感。而所有这些服装品牌，无不是千万红帮人孜孜矻矻，殚精竭虑的结晶。在开拓这些品牌工程中，他们不惜重金，聘请日本、朝鲜和国内的哈尔滨名师，前有“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东北第一剪刀”，后有“裁缝状元”、“西服博士”、“西服国手”。红帮还总结、提炼出自己的许多“衣经”，诸如制作工艺“十二秘诀”、提高整体素质“四功”、长春、“瑞记”的成功“三诀”，陈星法在青海总结概括的“三紧三松”律和“四部曲”、上海南京路红帮西服店创立的最高西服标准“七工师傅”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红帮人对创品牌、创名牌的艰辛历程，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新时期的新红帮传人，正是在承传、发扬这些“老字号”的品牌意识的基础上，迈向新的中国服装高地，展翅腾飞，把宁波打造成为服装大市，从而向创建服装名城——东方米兰的辉煌目标进军的。第3章红帮与中国服装现代化述评

摘要：红帮在中国服装现代化的进程中担任过十分重要的角色，为中国服装的革新和发展作出了诸多重要的贡献。新红帮人应纵向继承红帮的优良传统，横向汲取国际服装发展的先进理念和经营方式，在当代中国服装新的现代化进程中，继续肩负新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红帮；服装；现代化宁波红帮的历史是与中国服装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相随的。从一定程度上说，红帮代表着中国服装业现代化的主体。

一、中国服装的现代化进程

一般认为，中国服装现代化发端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些变化，出现了改革的要求，然后出现了服饰的变化。”对中国服装来讲，现代化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一方面，服饰变革是社会变革的标志性行动，康有为提出：“数千年一统儒缓之中国褒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至于万国竞争之世……诚非所宜也。”对当时的政治改革家而言，服装改革的方向就是改易西服。另一方面，服饰变革也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开明进步、追求时尚的国人，成为最早接受西式服装的人群，他们和来华的外国人一道，成为中国境内西式服装的主要定制者和穿着者。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就产生了西式服装的需求，中国服装现代化之路，也就此开始，而红帮的创业之路，于此开辟，红帮的历史使命，于此开端。

有论者认为，中国服装史在20世纪里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和较深层次的对外交流。按时间的顺序分别是：20世纪上半叶的第一次，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第二次和改革开放至今的第三次。这三次交流，实质上就是中国服装在现代化进程中三次向外学习、逐渐西化的标志性事件，而红帮便是这三次标志性服饰交流事件中最重要的实践者。它从服装设计制作者的角度，为中国服装的现代化进程找到了一个全新的叙述方式；反过来，也只有在中国服装现代化的进程中，才能更准确地评述红帮的真实价值。

二、红帮对于中国服装现代化的主要贡献

在中国近现代服装史上，举凡重大的服装变革事件，如西式服装的制作和研究、中山装的创制、旗袍的改良、服装同业公会的建立、服装职业教育的推行等都有红帮的杰出贡献。试述于下。（一）突破传统，率先从事西服研制，推动了我国服装制作技术的发展

张尚义因海难漂流至日本横滨，以修补衣物为生，趁补衣机会，分拆西服，制作样板，细加琢磨，苦为实验，终于熟练掌握西服制作技艺，取得生存之道。于是返乡携儿，在当地创立同义昌西服店，后又在东京、神户开设分店，吸引了大批红帮裁缝东渡日本，从事西服制作。

红帮裁缝一方面苦练剪工、针工、车工、烫功等基本功，练就了一套热水捞针、牛皮拔针的绝招；另一方面要求学徒具备量、算、画、英语会话等综合技能，培养技能、经营复合型人才。通过先进工艺的改革，吸收世界名牌之长，创制了薄肩、宽腰、挺拔、俊秀的海派西服，涌现了荣昌祥、培罗蒙、雷蒙等一批西服名牌和王兴昌、裕昌祥、宏泰、红都等等西服名店。（二）勇于创新，率先进行中山装的试制，推进了我国服装样式的自主创新

1913年（一说1915年），孙中山拿着日本军校的士官校服、学生装和新式中服的初样，到红帮名店——上海“荣昌祥”西服店，要求以此装为基样，专门设计制作一款中式正装。即按中国传统把西式服装的领子改成直翻领，胸、腹前做两大两小4个明袋，代表“礼”、“仪”、“廉”、“耻”；2个小明袋盖做成倒“山”形笔架式，称为笔架盖，意指革命要用知识分子。袖管上3个纽扣，代表“三民主义”；原来7粒纽扣改成5粒，含指当时的五权宪法的意思。因为服装是孙中山先生设计的，人们就称这一款式为“中山装”，一直流行到现在。后来中山装就在“荣昌祥”首次批量生产。中山装的定型是红帮一项成功而深具影响的事业。

从20世纪20年代起，红帮就成为上海服装业的主角（如当年的上海西服商业同业公会的登记资料显示，上海西服店多时共有700多家，宁波人开设的就有420多家，占了总数的6成），主导了风靡一时的旗袍改良“运动”，这是红帮继创制中山装之后的又一贡献。闻名世界的旗袍，正是指30年代的旗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迥然不同于旧制，经红帮人的改良，这时的旗袍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而且很快从上海风靡于全国各地，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三）兼收并蓄，率先出版我国第一部西服技术专著，深化了西服制作

理论的探索顾天云先生是红帮杰出的代表人物。他曾飞渡重洋，先后考察了10多个欧美国家，遍收图册，列访名师，学习西服的新款式、新工艺和新的经营方式，历经20年回国，在上海开设宏泰西服号。1933年，顾天云先生编著了我国第一部西服技术专著——《西服裁剪指南》，这不仅是对红帮技艺的总结和提升，而且打破了当时服装界师徒相授、口耳相传的人才培养方式，为红帮采用学校制集体培养人才提供了最好的教科书。

此后，红帮继续潜心研究服装制作技法和理论，先后研制发明了衣料计算盘、服装可变板型、透明活页服装样卡等制作辅助工具，编著了《服装裁剪基本方法》、《服装裁剪技术革新》、《服装裁剪新法——D式裁剪》等教材和专著。其中，红帮理论家、上海服装研究所戴永甫先生的《服装裁剪新法——D式裁剪》自1985年出版后，共发行百万余册，获得全国最畅销书、全国最佳服装书奖。该书在当时被评价为“提供了国际上从未有过的服装结构的准确的函数关系，是目前唯一有理论根据的科学裁剪新方法”。（四）重视人才，率先举办服装专业学校，为中国服装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19世纪30年代起，红帮事业在全国，特别在上海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师徒相授的办法已经无法满足红帮对大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红帮依托上海西服业同业公会，陆续举办裁剪训练班和职工夜校。1936年前后，上海西服业同业公会“为谋求同业福利起见，拟办缝纫学校，以冀造就本业技术人才，以符合本会组织使命”，上海裁剪学院便应运而生。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人举办的最早的西服专门学校。1947年5月，由34位红帮著名的服装商号经理发起筹建举办了“私立西服业初级工艺职业学校”，继续恢复一度中断的服装人才教育。通过10余年的努力，一批批红帮人才崭露头角，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技术高手和经营管理能手，使红帮的事业得以代代相传。

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使红帮完全脱离了手工业者狭隘的文化视野，成为我国服装历史上当之无愧、独一无二的先进群体，也为我国服装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人才支持。（五）锐意改革，率先发展当代服装工业，大大推进中国服装业的改革发展

目前宁波拥有各类服装企业3000多家，其中年销售收入上千万元的企业有80多家，产品涉及西服、衬衫、女装、西裤、休闲装、职业装、童装、内衣、皮草等系列，年产服装近15亿件，占全国12％左右。2008年宁波全市纺织服装出口将达到60多亿美元，占全国纺织服装出口的15％左右。通过10年的努力，目前宁波服装业已拥有雅戈尔、杉杉、罗蒙、唐狮等四大中国驰名商标，太平鸟、洛兹、培罗成等15个中国名牌产品，形成了国内少见的服装名牌群星辉映的局面。

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现代宁波服装产业，是上一代红帮裁缝手把手教出来的，当时，有一两百名来自上海的红帮裁缝传人在宁波刚刚兴起的服装厂里担任师傅，他们不但带来了红帮裁缝的工艺，而且带来了红帮裁缝踏实细致、创新进取的精神。以作坊经济为主导的宁波红帮裁缝掀起了宁波乃至中国服装产业的第一次浪潮，宁波人以独特的手工艺加工水平，使宁波人生产制作的服装在全国迅速闻名，以至于红帮裁缝的美名一直传颂到现在。90年代，以杉杉、雅戈尔为代表的宁波服装企业，在全国倡导“创名牌”做广告的经营方式，以品牌为核心促进企业成长，并在太平鸟、罗蒙、洛兹、培罗成第二集团军的共同推动下，宁波服装产业掀起了第二次浪潮。宁波服装业向着建成集服饰生产基地、贸易中心和产业资源高地为一体的国际服装名城而奋进。

三、面向中国服装现代化的新进程——红帮的当代定位

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还远未完成，这也意味着中国服装的现代化尚在进行中，也许还要延续很长的时间——尽管我们并不愿意承认。（一）中国当代服装业的“西化”状态

事实是不容置疑的——权威的时尚信息由西方发布；权威的服装设计者在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中国人穿着西式服装；中国的服装由西方标准评判；中国服装品牌的价值远低于西方服装品牌；中国服装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与西方时尚同步……

当然，中国服装的西方化方式已经从简单的仿制、改制，逐渐走向国际化背景下的独立设计制作阶段，“实际上，全球化在推动了统一性增强的同时，也为更多的参与主体提供了发言的机会和展示自己特点的条件”。与前几个时期比较，当代中国服装的现代化进程，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服装的设计和制作相对独立，设计重于制作；服装的品牌体现价值，设计师与服装品牌密切相关；服装人才决定服装业的发展；中国元素逐渐被西方国家所熟知、运用；个别中国设计师开始具备与西方服装界对话的能力……

在这样的历史情景下，红帮的定位是什么？2003年，就有记者以《红帮在失落中流动》，对红帮的当代境况作了描写。事实上，是走入博物馆成为历史的化石，还是退出现实世界成为一种精神符号？是抱住老红帮的传统工艺不放，还是面向世界蜕化为新红帮人？确实值得我们深思。（二）红帮的振兴之路

有论者以为，“纵向继承和横向汲取是振兴民族服装的不二法门”。其实，这也是红帮振兴自身的不二法门。

第一，重新定义红帮的概念。不把红帮当做师徒相授的封闭的小群体，而要确立新红帮人的概念，把认同并弘扬红帮精神，掌握红帮技艺的精髓，献身服装事业的人才，都认知为新红帮人。

第二，培养、鼓励一部分高端服装人才，继续研究、掌握红帮高超的传统工艺，引入西方高级服装的经营方法，从事手工定制经营活动，像红帮前辈那样，创建百年名店。

度身定做西装是红帮的传统强项，像杭州的老和兴、恒龙两家，都是为客人量身定制，他们手上常年有来自英国的订单，一套西装要两三万元人民币。政府官员、企业家和许多演艺界明星都是他们的老主顾。在上海，香港人陈家宁开的西服店也经营着同样的业务，陈家宁的父亲就是早年到香港创业的红帮裁缝。直到今天，在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等地，仍有不少在新中国成立前进驻的老红帮西服店，生意兴隆。在日本，培罗蒙西服店做的西装价格昂贵，红帮裁缝戴祖贻的名字是这个店的金字招牌。2011年，80岁高龄的戴祖贻还为美国一位老客户做了13套西装，总价787万日元，折合美金7万多元。

第三，学习借鉴西方服装业先进经营理念，充分发挥红帮优秀的创业传统，在工业化生产环境中，开创新红帮的新事业。比如，把红帮精湛的传统技艺与当代先进的服装生产技术结合起来，在服装制作工艺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可以把培养新红帮个体的名师（设计和工艺）与打造当代服装名企业、服装名品牌结合起来，推出有国际影响力的名师。还可以把弘扬红帮精神与建设先进企业文化结合起来，为创建可持续发展的著名企业奠定文化基础，注入精神内核，使得中国的服装文化逐渐能够与国际先进的时尚文化进行对等的、双向的、完全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一个民族的服装的演化，总是既处在纵的历史传统的前后联系之中，同时又处于横的与他民族的服装的地区性交流之中。”百年之前，我们的红帮前辈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用坚忍不拔的精神、海纳百川的胸怀、敢为人先的气魄，为我们留下了福泽被今的红帮传统；作为后人，更应直面全球化的服装市场，既以虚心的态度学习西方，又以自信的姿态，弘扬传统，创新未来，才能在中国服装现代化的新进程中，继续担当大任，续写新红帮人的新历史。第4章孙中山服饰大变革的思想、理论与实践

摘要：服饰大变革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服装大变革的最重要成果是中山装的创制；中山装有六大中国服饰文化标识，从而鲜明地把中山装与欧美的西装、日本的明治新装（学生装等）区别开来，是典型的中国新装；服饰大变革的实践主体是多源的，宁波红帮是其主力军。

关键词：服饰大变革；中山装的六大标识；实践主体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族濒临危亡的历史关头奋起领导革命，建立了三大历史功勋，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世界史上又一伟业。其中有一项是既具有显性形式，又具丰厚内涵的重要事业——服饰大变革。这项重要功业是应该得到应有的历史评价的。本文试作一些考述。

一、思想的形成

孙中山是在30多年革命实践中产生、形成服饰变革思想的，孙中山又是在30多年革命实践中不断践履自己的服饰变革思想的。

孙中山（1866-1925），原名文，化名中山樵等，后以中山名世。

我们要从其少年时期开始考察。

1878年6月6日，少年孙中山穿一身农家土布衣裳，脑后拖着一条辫子，随母亲从澳门登上英轮去檀香山（其兄孙眉在檀经营农场、商业），看着轮船破浪前进，一种新的思想萌发了。后来，他在给英国汉学家翟斯理的信中这样写道：“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孙中山先后3次进出此岛，“负笈外洋十载”，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与同学“相谈衷曲”，决心“就傅西学”，“改良祖国”，“尽易旧装”。1890年，他在一篇文章中表示：要效仿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改革中国社会。1894年6月，他以为李鸿章“尚识时务”，于是向其上书，再次述及：“幼尝游学外洋……尤留心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主张“步武泰西，参行新法”。这表明，在这位青年心中，“西学是新学，中学是旧学”的观念已经萌发，服饰变革的思想亦由“西学”而萌生。

1895年11月，广州起义夭折后，孙中山与陈少白等流亡日本。后来，他在接受伦敦《滨海杂志》记者采访时谈到：“我从香港逃到横滨以后，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把我从小蓄留的辫子剪掉了……随后又到服装店买了一身新式的日本和服。”其后又有《自述》说：“广州之役失败后……乃断发改装。”“脱下长袍，改穿西装，抛弃清朝的打扮。”因为是有意识采取“重大步骤”，所以此后，他一再谈及改装之事。由此可见他对此举重视的程度，显然是他“尽易旧装”理想的一个实践。这个“重大步骤”不就是他的“西学”幼芽产生的一个果实吗？所谓“新式”和服，可能就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学习西方改革服制而产生的日本的新式服装，诸如学生装、铁路工人装、士官服之类。

此前，维新派人物康有为等已一再上书请求“断发易服”，1872年留美学生、10年后留日学生均已“剪辫易服”，1898年新加坡华侨已集体“剪辫易服”，檀香山华人也改穿西装革履了。“易服”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孙中山岂能不采取“重大步骤”？

为了筹措革命，孙中山先后去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共15次，留居时间共9年多，据他自己说，辛亥革命前已交结日本“崇尚维新”人士数十人；据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统计，有近300人。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在雷厉风行实行近、现代化的同时，迅速改发型、换新装、更佩饰，这些，对孙中山的影响和启迪是很大的。他多次明确地讲：“日本维新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中国革命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二步。”早期，他曾主张“以日为师”，包括日本人的“易装”行动。

1905年8月13日，东京留日中国学生召开大会欢迎他。可容500多人的会堂内外，挤了3000个留学生。他着一身纯白的西式服装，和济济一堂的身着明治新装（学生装）、西装的留日进步学生相互呼应。他慷慨陈词3小时：“顾诸君之来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日本之文明非固有者，前则取之中国，后则师于泰西，若中国以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突驾日本无可疑也。”

1896年2月，赴美，2个月后又从纽约赴英，开始他艰难而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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