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敬忠,吴惠芳,贺聪志,潘璐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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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留守人口(全3卷)试读：
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其中大量的农村已婚男性劳动力外出到城市务工，农村留守妇女现象随之开始出现。学术界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和影响的研究，后来关注农民工在城市的各种权利、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发展的影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问题。仅在最近两年，留守妇女问题才引起一些关注，这比留守妇女现象出现的时间滞后了近20年。
我们对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始于2004～2005年开展的“关注留守儿童”的研究。在该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留守儿童属于单亲监护类型，即父亲外出务工、母亲留守在家照顾儿童的情况。在探讨留守儿童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也注意到他们的母亲——留守妇女所承受的繁重的劳动负担和沉重的心理负担，这引起了我们对留守妇女的关注。从那时开始，我们一直关注媒体和学术界关于留守妇女的讨论和研究。自2006年11月，我们组成“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课题组，并开始对农村留守妇女展开全面的研究。
本研究在当前中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最为集中的5个省份，即安徽、河南、湖南、江西和四川，各选择了1个县，每个县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1个行政村，共计10个行政村作为研究社区。实地调研采用了问卷、个案深度访谈、半结构访谈、小组访谈法，完成了每个调查地点的社区概况、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的问卷与案例、留守妇女不同相关群体的小组访谈以及县、村干部访谈等，获得了丰富的一手数据和资料。另外，研究还设计了对在北京市的务工人员的调查，以考察外出务工丈夫视角的留守妇女问题。
本书所呈现的是本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研究介绍，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过程以及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的现状以及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影响，从人口学特征、其他基本特征、家庭经济、农业生产、家庭关系与社会网络、心理感受、闲暇娱乐与自我发展几个方面全面展示了留守妇女的生活；第三部分是留守妇女的应对策略与社会支持，分别从留守妇女自身能动地应对面临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以及外部对留守妇女的支持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四部分是留守妇女的多元性分析，从年龄、丈夫务工情况、分家及居住状况三个维度论述了留守妇女群体内部的异质性；第五部分从不同角色的视角对留守妇女问题进行了审视，包括外出务工丈夫、留守老人及其他角色；第六部分是专题讨论，对实地研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与留守妇女相关的议题进行了思考和分析。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课题组成员历时一年半的集体研究成果。在前期研究设计阶段，课题组成员连续两个月讨论和修改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等设计方案。实地调查中我们始终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与农民朋友的同吃同住使我们能够更好地观察、体验和感悟留守妇女的生活现实。在承担着巨大的调查研究任务的同时，课题组成员经历了农村生活的考验与磨炼。试调查期间，课题组有的成员不适应当地饮食而闹起了胃病，有的被蚊虫叮咬得满身是包、瘙痒难耐；正式调查期间，调查地区都处于炎热的农忙季节，留守妇女白天都在田间忙碌，课题组成员或中午顶着暴晒的烈日或起早贪黑到家中找人，很多时候则是蹲在田间地头或与她们共同劳动中完成调研。实地调研结束后，课题组立即开始了问卷整理核对、录入、数据输出、讨论研究发现、数据分析、报告撰写及讨论与修改工作。在此过程中，课题组成员有争论、有冲突，但最终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和分析更加清晰、更加深入，并达成了共识。正是课题组所有成员夜以继日的辛劳，才使得我们的研究成果得以及时出版，在此对课题组所有成员的工作表示感谢！
我们希望本书可以全面、深入地展示留守妇女的生活世界，并借此引起社会各界对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和关心。本研究在揭示农村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影响的同时，也对相关的社会政策与可能的干预行动提出了建议。希望本书可以为从事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农村发展与妇女研究的机构和个人提供第一手资料和学术参考，为农村妇女工作者尤其是各级妇联组织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妇女工作实践者提供一定的借鉴，为政府和社会提供制定应对留守妇女问题政策的依据。本研究肯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将继续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由叶敬忠教授主持，参加人员包括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教授、副教授以及博士、硕士研究生，他们是吴惠芳、王伊欢、张克云、杨照、饶静、黄颖、刘娟、辛允星、刘鹏、张亚鹃、潘璐、贺聪志、李春艳、那鲲鹏、安苗、赵勇、赵康、王奕、范旸、孟祥丹、陈世栋、田坤、呼占平、梁振华、刘剑鹏、李伟军。
本研究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6-0118）、中国农业大学“985工程”中国农村政策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以及德国EED基金会的支持，在此表示感谢！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在调查过程中大力支持和配合我们的省、县、乡、村各级的干部，尤其是不分白天黑夜、雨天晴天，带领我们走乡串户访问农民的村干部们，也深深感谢尽己所能为我们提供饮食住宿条件的所有农户！
我们真诚感谢接受我们调查的留守妇女、非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外出务工人员、地方干部和村民！尤其要特别感谢与我们真诚面对的留守妇女！在访谈过程中，我们无数次面对留守妇女谈到其留守生活时无法抑制的眼泪，我们的交流是为了了解更多的信息，却因此触动了她们生活的痛处，为此我们感到深深的内疚。她们在巨大的劳动负担和心理压力下，为了家庭的生计独自忙碌且能积极应对多种困难与挑战，在此，我们也向她们表示深深的敬意！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独自在农村承担起家庭的各种责任，因而背负着劳动的艰辛、心理的沉重和生活的无奈，但她们能以积极的能动性采取各种策略和行动，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与问题，坚强地支撑着留守的家庭。本书正是希望以《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这一书名来描绘和概括留守妇女的这种生活特征和生活精神。叶敬忠2008年5月于北京
再版前言
自21世纪初，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团队持续关注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并坚持开展学术研究，积极参与社会讨论。自2005年出版国内第一部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专著《关注留守儿童》之后，目前已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中英文文章近百篇。在这些研究成果中，2008年出版的中国农村留守人口研究系列成果《别样童年：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阡陌独舞：中国农村留守妇女》《静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获得了较好的学术评价和社会反响，并先后获得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四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其中《阡陌独舞》还入选第五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
这次应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之邀，对这三部研究专著进行再版。我以为，再版既非简单的加印，也非对原有研究彻底的更新。前者最为容易，无须作者和编辑下任何功夫，开动机器便可完成，但是对原著作的明显缺陷不加任何订正则很难为情；后者最为繁难，但是，若将近年来的思想进展与研究视角全部融入其中，则实为新著，且无法保持特定时期的作品所呈现的时代风格与外貌。然而，在此二者之间取一折中，又岂是易事？思量再三，我们决定，基本保持原著作的特色，但是删除一些略显冗余的章节——主要涉及留守人口的多元性和不同角色视角分析部分，并对其余部分进行适当修订。这样，这三部专著仍可展现21世纪前十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人口留守的现实及学术研究思考，能够反映改革开放30年，在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与之相生相伴的农村留守人口社会问题。如此看来，再版此系列著作，确有其价值。
以上溢美之词，似有浮夸之意。在我看来，任何研究，若不能认清自己的局限，并不断反思、批判和否定自己，则绝无可能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这三部研究专著，其局限性是很明显的。这三部研究成果，是27位研究人员经过两年的准备、实地调研、资料整理与分析、成果撰写等紧张过程而完成的，是对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现实世界的直观呈现。从对农村留守人口“386199”的形象比喻以及“别样童年”“阡陌独舞”和“静寞夕阳”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该研究的主调还是对农村留守人口的悲情叙事，是对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对农村留守人口所产生影响的一种朴素描述。这一研究成果的确触动了社会，打动了受众，让留守人口群体赢得了同情和关注。作为亲历研究过程的一员，我也心情沉重，因为与城市物欲横流的生活相比，留守人口在农村的生活是如此艰辛和困苦。在我们展示研究成果时，很多受众无比感动，几至潸然泪下。第一次将农村三大留守群体全面展示给社会，或许是三部著作的时代贡献，但同时也是其主要局限。这是因为，过度聚焦于对留守人口的生活及其所受影响进行展示和分析，难以脱离表象层次，研究和解释的深度显得不够。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认识到，对农村留守人口问题的思考，需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需要如福柯所言，“后退几步，绕过那熟悉的事实，分析置身其中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从“是什么”（如此三部著作所呈现的，留守人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受到什么影响）推进到“为什么”（即为什么留守人口会承受那样的生活，为什么会受到那些影响）层次，这也是当前我们对这一主题进行探索与思考的重点。
对农村留守人口现象之“为什么”的探讨，我们尝试了反思发展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发展”为主旋律，并通过话语体制，将之变成政府的目标、国人的信仰和社会的共识。时至今日，“发展”已经变成真正的“硬道理”，所有人都为之敬仰、为之狂热、为之献身。只要一踏入今日之乡村，我们就会深刻感受到无处不在的乡村躁动和乡村人口创业赚钱的狂热。这样的“发展”已经演变成“发展主义”。根据许宝强的定义，发展主义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它坚信应该通过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手段实现快速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这种社会转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这意味着，需要改造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村和农业，为此，农民、农村和农业必将承受转型的阵痛和代价。而劳动力流动和农村留守人口现象，集中体现了农民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承受的社会代价。今日之乡村，那些以互惠为文化根基的乡村共同体、以农业为生活方式的农民、以退却方案为保障的乡村生产安排，在“发展主义”的洗礼中，越来越失去存在和合法性的空间。农村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被不断地市场化和商品化，农村人口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无论是农村的男性，还是女性，均逃脱不了这一巨大压力。“在农村没有出路”是农村年轻人对问题的最准确表述，是生活和社会高度商品化之后农民和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在农民多元的生计方式遭遇现代化和商品化时，留给他们的选择已经不多了，除了外出务工挣钱，以协助全球商品运转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因此，农民必须外出挣钱、养家糊口。但是，为了农村家庭的照料和生产需要，有人需要外出流动，有人则需要留守，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研究的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
因此，从反思现代化发展道路和商品化进程切入，对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可以进入新的高度。在此方面，研究需要直面亨利·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四大问题，即在流动与留守过程中，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了什么？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国家发展主义的实践过程中，农村留守人口付出的巨大社会代价，也包括此代价在乡城、代际和性别之间的分配和转移。例如，很多留守农村的儿童和老人，一方面面临严重的照料赤字，另一方面，其照料人又进城为城市人口提供照料服务，从而换取现金收入，这就是普遍存在的照料的乡城转移。再如，农村社会长期存在的性别分工规范、父权制和从夫居的文化实践，以及家庭中心主义，使得在流动与留守的决策和安排中，女性还承受着除强制商品化之外的性别排斥，这进一步加重了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类似这样的一些研究进路，可以拓宽和加深我们对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和思考。
对农村留守人口现象之“为什么”的研究，还需要生命政治的视角。人口流动与留守的决策和安排，离不开国家在宏观层面对生命和生命体的管理，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如此。在城市化和工业化主导的中国发展过程中，国家通过人口管理政策，将农村的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地配置给城市。很多学者把农村劳动力往城市流动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但是，严海蓉等的研究指出，这些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大多是农村人口中受过较好教育的年轻人，是新型农业生产发展最需要的人。也就是说，每年外出务工的上亿农村劳动力并不是剩余劳动力，留守在家里的或许才可称得上剩余劳动力。对于那些进城的农民工来说，劳动是他们生存的唯一方式，一旦因恶劣的工作条件而患上慢性疾病，或因遭受伤残而丧失劳动能力，返回农村老家就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因此，农村这个“大水库”不停地放出新鲜的劳动力，同时吸收伤残病余人口。然而，在新自由主义崇尚资本和市场的万能作用思维下，政府对流动人口和留守人口既缺乏具体的社会保护政策，更缺乏制定特殊保护政策的意愿；塔妮娅·李（Tania Li）认为，这是一种“使其生、任其死”的策略。的确，在现代化席卷全球的过程中，劳动被严重削弱，无数身强体壮的劳动力在强大的资本面前，已经不再是马尔萨斯意义上的“剩余人口”，而沦为鲍曼意义上的“废弃的生命”。
除了上述研究与思考的转变之外，农村留守人口面对的现实在近几年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的开始阶段，外出者大多为家计所迫，赚钱是唯一目的，且大多为男性外出；如今，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村青年的成年礼和通过仪式，打工已经成为农村社区的主流文化，“城乡两栖”的打工生活已经成为农村青壮年的主流生活方式，大量女性外出务工，在很多村庄几乎找不到年轻人，尤其是离开学校的年轻未婚女性。凡留守乡村者，每家都有一个特殊的未外出原因，但是，无论谁留守乡村，也无论留守者与外出者有无家庭关系，他们都无法逃离与村庄整体劳动力外流的联系，或直接，或间接；也无法避免劳动力外出对他们的影响，或正面，或负面。因此，中国的乡村就是一个一个的留守社区。这些乡村剧变，既为研究者提供了经验研究的机会，也对社会现实的学术解释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农村留守人口本身之变动性，要求研究者持续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坚持去乡村变局中学习、思考和研究。
针对农村留守人口问题，我们常常被问及“怎么办”。我以为，对于社会问题，其根源是人的问题，确切地说，是社会中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的利益与权力关系问题。只要认识清楚社会问题的根源，尤其是其涉及的利益和权力关系，那么要应对或解决社会问题，无非是要重新配置资源、调整利益和权力关系。这是政府决策部门最为擅长的行动，且不同部门的行动差异会很大。因此，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分析社会问题的根源，而“献策”往往缺乏针对性，缺乏实施主体，也每每停留在美好愿望的层面。当然，这一认识取向或被曲解为对社会问题的“无解”。其实，对于社会问题，只要思想上解决了认识问题，应对或解决起来真有那么困难吗？相反，若没有解决认识问题，即使得到研究者的“献策”，又会采纳或实施吗？
留守人口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整体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目标、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因此，留守群体现象的彻底化解，从长远来看，有赖于一个城乡协同、权利平等、和谐交融，且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简单来说，这种发展模式要改变对农村和农民生存资源的挤压与攫取，还原和重建乡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活力。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停止以“现代化”和“效率”为名对农村土地、人力、资金、教育等各种资源进行汲取，杜绝以政策手段加剧农村社会的凋敝；同时，将财政投入和扶持政策真正向农村地区倾斜，以地方特色和农民意愿为前提促进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实现本土生活的安定富足。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式，制度干预需要跳出对市场和资本的依赖，更多侧重于对人的关怀。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农村发展现实是：农村社区越来越失去应有的生机与活力，特别是在城市偏向、物质增长和商品观念的主导下，农村的社会关系越来越物质化与商品化，这对于家庭和社区支持网的建立、社区信任与活力的重建都是巨大的挑战。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农民被迫征地上楼、教育进城、现代农业和资本下乡……目前的发展政策仍然在以“现代化”的模式加速对农村共同体的瓦解。在这样的村庄，很多村民感到的是空荡、落寞和凋敝，远不是农村留守人口能够守望相助、获得支持的宜居家园。
面对沉重的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在我们的发展政策、思维意识和日常生活中，也许应该思考的最根本问题是，农村居民真正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活？国家的发展又该还以他们一个怎样的乡村？我们能否在乡村之中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和农村生活留出更多的空间？叶敬忠2014年9月于北京
导言
自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流动，农村独特的“留守人口群体”——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开始出现。在这三个留守人口群体中，留守妇女负担最重、对农村发展影响最大，但受到的关注却最少。目前已有的一些关于留守妇女的研究普遍认为，丈夫外出务工给留守妇女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但尚缺少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自2006年11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开展了“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以更深入地了解留守妇女的生活，从多维度和多视角来揭示留守妇女的现状、能动性、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留守妇女问题的建议。导言部分是对本研究主要内容和成果的摘要。一 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的现状与所受影响（一）留守妇女的人口学特征
在被调查留守妇女中，年龄分布于36～45岁的超过半数，年龄为26～35岁的比例为29.0%，婚龄分布集中于6～25年。留守妇女接受小学教育的最多，其次是初中，文盲占总数的23.0%。但是，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段留守妇女的文化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生育率方面，留守妇女生育2个孩子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生育1个孩子，不同地区留守妇女的生育率有所不同。哺乳期留守妇女是留守妇女中一个特殊的亚群体。大部分留守妇女养育着1个或2个留守儿童。
丈夫外出、妻子留守，是家庭的理性决策结果。丈夫外出务工的原因复杂多样，经济原因主要是为了家庭生计，包括解决家庭入不敷出的局面、修房建屋、子女教育或结婚、还债或还贷款等；社会原因包括农村传统性别分工观念、社区务工潮流及其他原因（如出去见世面）等。妇女留守的原因主要包括孩子学习辅导和生活照料需要、农业生产需要、照顾老人需要、自身能力限制无法外出等。
被调查留守妇女的丈夫与同乡结伴外出的比例最高，每年外出务工的时间以9～12个月为主，务工地点以外省（市）为主，务工行业主要有建筑业、加工制造业、商贸流通业和服务业等。近半数留守妇女的丈夫每年只回家一次。半数以上留守妇女的丈夫在外务工时间超过10年。
近1/3的留守妇女身体状况较差，常年劳累、缺乏营养造成的疾病和妇科疾病是她们的常见疾病。她们仍以农业生产为主，近半数留守妇女曾经外出务工。与公婆分家的留守妇女比例大大高于未分家的比例，结婚未满5年、有独生子女家庭的留守妇女大多未与公婆分家。分家与否是影响留守妇女与公婆共同居住的重要因素，总的看来，留守妇女与子女同住的情况最多。（二）留守妇女家庭的经济、生产与决策
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家庭的经济贡献较大，主要体现在提高家庭日常生活水平、解决子女教育费用问题、解决医疗费用问题、改善家庭居住环境等方面。留守妇女家庭的三项主要支出是孩子上学花费、日常生活开支、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投入。子女教育仍是留守妇女家庭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目的。留守妇女对丈夫务工收入的态度形成“不满意＋没办法＝满意”的模式。近九成留守妇女认为丈夫在外花销正常或比较节俭。尽管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掌管家庭财务的比例大大提髙，但她们仍是家庭财务的被动掌管者，她们对家庭财务管理概念更多的诠释是“看管”而非决策。电视机、手机和固定电话是留守妇女家庭生活耐用品拥有率最高的“三大件”。在丈夫务工期间，留守妇女家庭增加最多的生活耐用品是手机和固定电话。
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成为家庭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劳动力不足、没有掌握技术、生产资料购买困难等是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遇到的主要问题。留守妇女通过两种方式应对这些问题：一种是减少耕种土地的面积；另一种是调整农业生产的类别。家庭农业生产劳动分工由于丈夫外出务工而发生了较大的调整，由丈夫主要承担转变为留守妇女主要承担，这充分说明了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女性化趋势；对于家务劳动，留守妇女仍是主要承担者，但丈夫的辅助作用降低甚至完全没有。无论是生产劳动还是家庭劳动，留守妇女承担的比例都在85.0%以上，占了绝大多数，这充分说明了留守妇女沉重的劳动负担状况。劳动分工的变化还充分说明，因为丈夫外出务工，农村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劳动分工模式被打破。
丈夫外出务工增加了留守妇女代表家庭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使她们在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参与程度得到提高。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决策变得比丈夫更重要。丈夫虽然不在家，但在家庭重大事项的决策上仍然处于核心地位。从总体看，留守妇女的家庭决策地位得到了提高，这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留守妇女的负担和压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留守妇女在家庭管理中的地位，增强了她们的家庭管理和经营能力。（三）留守妇女的夫妻关系
丈夫在外务工期间，留守妇女和丈夫的主要情感交流工具是电话，大部分留守妇女与丈夫联系的频率集中在1周左右，大部分留守妇女与丈夫每次的通话时间在10分钟左右。但也有7.0%的留守妇女与丈夫每隔1个月以上才联系一次；两成以上的留守妇女与丈夫每次的通话时间不足3分钟，或不通电话。电话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夫妻分离的距离感，然而，这样的沟通和互动频率远远不能满足留守妇女和丈夫的情感需求。留守妇女在与丈夫通话时，谈论较多的是关于孩子的情况、相互的关怀与叮嘱以及家庭生产情况。
59.0%的留守妇女表示很了解丈夫的心事，17.3%的留守妇女认为自己不了解丈夫的心事。夫妻之间的相互了解程度是对应的，即在丈夫很了解妻子心事的夫妻中，妻子很了解丈夫的比例最高。54.3%的留守妇女表示会把自己的烦恼与心事主动告诉丈夫，由于顾忌到丈夫在外务工的心情和安全，留守妇女一般会有选择地向丈夫倾诉自己的苦恼与心事。另外，68.6%的留守妇女会主动询问丈夫的苦恼与心事，31.4%的留守妇女不会主动询问。
丈夫外出务工对夫妻关系的正面影响多于负面影响。大部分留守妇女认为她们的夫妻关系在丈夫务工后没有变化，而在夫妻关系有变化的样本中，夫妻关系变得更好的居多。在可能影响夫妻关系的因素中，留守妇女首选的三个影响因素分别是第三者插足、丈夫不管家、丈夫跟自己的思想观念不一致。在丈夫外出务工期间，8.3%的留守妇女和丈夫出现过感情危机，虽然这一比例并不高，但反映出两地分居对夫妻关系造成的潜在影响和威胁。留守妇女对丈夫的信任程度较高，相对于收入、出轨等方面，她们最担心的是丈夫的安全和身体健康。养家糊口是留守妇女对丈夫最大的期望，除此之外，注意安全、多关心家人、戒掉不良习惯等也是部分留守妇女对丈夫的期望。（四）留守妇女的家庭关系与社会网络
大部分留守妇女认为丈夫长期外出务工并没有导致子女普遍“更不听话”的现象。留守妇女在子女抚育方面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没有能力辅导子女学习、管不住子女、没有人帮忙照顾子女及没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子女。丈夫外出务工对子女的学习辅导和监督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留守妇女管教子女的方式主要是讲道理、训斥和体罚。“打骂”对儿童来说是一种身体虐待和语言虐待，会使儿童遭受很大的心理伤害，对儿童健康的人格塑造极为不利。
劳动负担和精神负担都很沉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留守妇女与子女的沟通。留守妇女担心子女成长中的问题主要有学习问题、身体健康与安全问题、道德与人际交往问题。留守妇女家庭对子女的期望是“多读书”，而不是“早挣钱”。虽然留守妇女普遍重视子女的学习问题，但她们与学校老师的联系频率并不高。
留守妇女与公公婆婆之间的关系大部分融洽或一般，有时会有矛盾。他们之间在经济方面，既相互独立但又保持着密切的来往。未分家和与公公婆婆同住的留守妇女与公公婆婆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高于分家和不与公公婆婆同住的留守妇女，前者在劳动上获得的帮扶多于后者，前者心理上的不良情绪也少于后者。公公婆婆的帮扶对于减轻留守妇女的劳动负担和减缓留守妇女的心理压力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总体上看，丈夫外出务工对于留守妇女与公公婆婆以及其他婆家人之间关系的融洽程度影响较小，但留守妇女大多认为丈夫外出务工后，其与公公婆婆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
丈夫外出务工期间，留守妇女与公公婆婆以及婆家人产生矛盾时，主要是通过自己来处理（双方协商解决或者自然化解），对社会网络的使用较少；在遇到与社区成员的纠纷时，血缘和姻缘网络对于维护留守妇女的权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村干部在血缘和姻缘网络薄弱的留守妇女解决与他人的纠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遇到困难时，血缘和姻缘网络是留守妇女寻求支持和帮助的首选，地缘网络居其次，其他正式网络往往是留守妇女求助的最后选择，村干部并没有在留守妇女遇到困难时起到作用；在情感交流方面，地缘和业缘网络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血缘和姻缘网络次之。（五）留守妇女的心理感受
留守妇女感受到的生活压力大于非留守妇女，其中36～45岁的留守妇女感受到的生活压力最大，家庭经济、家庭责任和农业生产方面的压力最大。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哭泣的情况明显增加，留守妇女在感到独自一人很难承担农业生产的重担、因为要兼顾农业生产、照顾孩子以及家务而感到力不从心、遇到家庭经济困境或紧急情况自己无法解决、担心在外务工的丈夫、自己在家里受到委屈或欺负等情况下，会用眼泪表达内心之苦。然而，留守妇女并不愿意让丈夫知道自己的痛苦，更不愿意丈夫为此担心。
留守妇女的安全感较低，盗窃、恶劣天气、老人生病、孩子哭闹（怕孩子生病）等紧急事件都足以使她们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因此，丈夫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遭遇的不安全情况有了明显的增加。子女的陪伴、公婆的陪伴、良好的邻里关系和社区环境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留守妇女的安全感。丈夫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妇女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在遇到纠纷时，留守妇女更容易成为被人欺负的对象。被同社区男性骚扰对留守妇女的安全感和婚姻构成威胁。留守妇女在生活中的不良情绪较多，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她们的孤单感。同时，由于留守妇女和丈夫分居两地，婚姻所承担的性需求满足功能基本无法实现，因而对婚姻关系也构成了一定的潜在威胁。烦躁情绪在留守妇女生活中出现的频率也较高，少数留守妇女甚至出现极端不良情绪。留守妇女信仰宗教的情况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安全感低、遇到无法解释的意外情况、患病、被宗教教义吸引以及家庭因素是留守妇女信仰宗教的主要原因；而宗教信仰一方面在留守妇女宣泄不良情绪和慰藉心灵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则为她们构建了一个寻求支持和帮助的平台。
半数以上的留守妇女想和丈夫一起外出务工，但只有约1/3的留守妇女已经打算和丈夫共同外出务工，大部分人因为经济原因仍希望丈夫继续在外务工而自己留守在家照顾家庭。可以预见，农村留守妇女的留守状态在一定时期内将会持续下去。（六）留守妇女的闲暇娱乐与自我发展
丈夫外出务工使得留守妇女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生产和家务劳动，从而导致其闲暇时间减少。留守妇女的闲暇娱乐活动以看电视、串门聊天或走亲戚为主，其次为赶集、打麻将和打牌。电视是留守妇女了解各种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串门对留守妇女还有一层新的意义，即它是留守妇女解决不良情绪的主要方法之一。农村文艺设施和活动的匮乏造成了农村妇女文艺活动的缺乏。
留守妇女关心的信息面广泛，最关心的是子女教育信息；受丈夫在外务工的影响，她们更关心农民工权益保障信息。留守妇女参加技术培训的愿望强烈，对种植业技术、养殖业技术和卫生保健知识培训的需求相对较高。此外，她们对务工技术培训也有一定程度的需求，反映出她们对于外出务工或从事非农职业的需求。然而，大部分留守妇女没有参加过任何培训。半数以上的留守妇女有参加组织或协会的愿望，她们对生产服务型组织的需求比较强烈，其次是文艺协会或组织。二 留守妇女的应对策略与社会支持（一）留守妇女的应对策略
留守妇女主要应用成本收益分析和户内风险均衡机制来决定家庭生产结构和农事活动。留守妇女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等劳动负担大都自己一个人承担，公公婆婆和亲戚偶尔会帮忙。留守妇女自己能做的事情尽量自己做，无法自己做的就找人帮工或换工，找不到人帮忙就雇工解决。无论帮工、换工还是雇工，留守妇女一般找女性劳动力帮忙。遇到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困难时，留守妇女通过咨询本村的农业生产能手、向种子化肥农药等销售部门获取农业生产的技术和信息、参加“公司+农户”组织、聊天交流农业生产的经验、自己看书和相关媒体等途径进行学习。
在家庭财务管理方面，丈夫不在家时遇到大笔的花销，留守妇女需要和丈夫电话商量。留守妇女以“把钱花在最重要的地方，能省则省”作为自己的理财策略，采取各种方式以节省家庭开支。当家庭缺钱时，留守妇女会通过借钱、让丈夫寄钱回来、到信用社贷款、赊账等方式应对。
留守妇女信任和体谅丈夫以维系夫妻感情。留守妇女家庭通过电话或手机来保证与丈夫的及时交流，在通话时，“好事多说，不好的事少说”是留守妇女避免丈夫操心的策略。夫妻感情好且丈夫收入较高的留守妇女会和孩子一起到丈夫务工地生活一段时间。留守妇女常会以玩笑的形式叮嘱和告诫丈夫不要在外面感情出轨。面对丈夫的感情出轨，留守妇女采取“以实际行动感动丈夫”“好言相劝”“以孩子为重”“顾及脸面”等策略首先原谅丈夫，然后争取丈夫回心转意；对于不顾及夫妻感情和子女养育的丈夫，有的留守妇女也选择了默默地忍受和牺牲。
留守妇女通过言传身教鼓励子女用功读书，她们通常以其亲身经历和体验为例来说明读书的好处。此外，丈夫会通过电话教育孩子，有些留守妇女也会通过各种方式与老师联系以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和日常表现。部分留守妇女教育子女的方式简单粗暴，常采取训斥、体罚等方式，但仍存在管不住孩子的问题。
面对窘境，留守妇女会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尊重。她们通常依靠自己或亲人来进行抗争。此外，留守妇女还会与亲戚临时住在一起，或加固居住环境来保证家庭成员和家庭财产的安全。当矛盾、骚扰等不断升级时，留守妇女会通过村委会甚至公安部门等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留守妇女缺乏保健意识，更缺乏家庭与社会的支持，尤其是年龄大的留守妇女，小病拖成慢性病、大病，最后发展到很难医治。有些留守妇女甚至只能通过信神或信教来缓解病痛感，她们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
留守妇女应对自身不良情绪的策略有多种，在处理邻里关系、婆媳关系和夫妻关系时多会体谅与忍让；心情不好的时候，通过看电视、给丈夫打电话、串门、打牌、聊天、哭泣等来平复她们的心情；有些地区的留守妇女通过信仰宗教来缓解不良情绪。（二）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
目前针对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多属于非正式的社会支持，集中在家庭和邻里、亲戚、朋友之间。以社区、政府和社会名义专门针对留守妇女的正式社会支持几乎没有。
留守妇女通过家庭网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安全保障、感情交流和应对紧急事件时的支持。其中，丈夫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经济收入、情感上的安慰、决策时的协商、农忙时的帮助、辅助性社会网络来源和心理上的安全感等方面。子女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减轻留守妇女的劳动负担、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以及对母亲的理解和回报等方面。除了家庭网之外，社区层面对留守妇女的支持，包括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中的邻里互助、与社区成员的情感与信息交流以及纠纷的解决等。
在留守妇女生活的社区，可以成立留守妇女互助小组；留守妇女之间可以自发组织文化文艺协会，社区可为其提供活动的场所；帮助留守儿童，减少留守妇女的后顾之忧；在社区层面开展各种培训；有条件的社区组织治安联防队。
中央政府和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可以发挥不同的作用。中央政府应该主要负责资金支持和政策法律支持，而地方政府应在实践层面上开展多种活动来帮助留守妇女。具体建议包括：建立留守妇女权益维护网络；建立留守妇女健康保障体系；促进留守妇女自身的发展；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改善留守妇女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扶持地方工业和企业的发展；优化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环境和权益保障。
在社会服务方面，主要应该加强农村金融、邮政储蓄服务和农村医疗服务的建设，为留守妇女及其家庭提供支持。另外，农民工用工单位和各类妇女非政府组织也可以为留守妇女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三 留守妇女群体的多元性（一）不同年龄段留守妇女的差异
年龄越大的留守妇女务农的比例越高，对丈夫务工收入的满意程度也较高；年龄越小的留守妇女只做家务的比例越高。在45岁以下的留守妇女中，年龄越大的人在农业生产中越多地遇到生产资料购买困难和劳动力不足问题，获得公婆或父母的帮忙越少，但获得丈夫、子女和邻居帮忙的越多；而46岁及以上留守妇女获得子女帮助较少，获得邻居帮忙的比例较低。
留守妇女年龄越小，使用手机的情况越多，与丈夫的联系频率也较高，且通话时间较长，更多地和丈夫相互倾诉苦恼和心事。中青年留守妇女在和丈夫联系时，子女情况是主题，年纪较大的留守妇女和丈夫相互间的关怀和叮嘱增加。年轻的留守妇女更多地主动把心事告诉丈夫且询问丈夫的苦恼和心事，更多担心丈夫感情出轨，她们认为丈夫外出务工对夫妻关系的负面影响较大。年轻留守妇女在子女抚育方面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没人帮忙照顾子女，而年长一些的留守妇女在辅导子女学习上困难较多。
31～45岁这一年龄段的留守妇女生活压力感受最为明显，其经常或有时哭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留守妇女。在不良情绪方面，25岁及以下和46岁及以上的留守妇女存在各种不良情绪（孤单、害怕、情绪低落、烦躁、焦虑、压抑）的比例均低于其他年龄段。年轻留守妇女的闲暇娱乐方式更加多样化，对协会或组织的需求和关注度较高。25岁以下的留守妇女参加培训的经历最多，对农民工权益保障信息的关注较多，但她们对农业技术信息、农产品销售信息和农村农业政策信息的关心程度较低。（二）丈夫不同务工情况留守妇女的差异
在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务工的外出丈夫收入水平较高。丈夫收入较高的留守妇女更倾向于不从事或减少农业生产。随着丈夫务工收入的增加，留守妇女对丈夫收入的满意度呈上升趋势。丈夫收入较低的家庭生产支出占较高比例，丈夫收入较高的家庭消费支出占较高比例。丈夫务工距离越远或回家频率越低，留守妇女在家庭财务管理中的决策比例越高。丈夫收入较高的留守妇女更多地减少了耕种面积，或更多地在农忙时雇人帮忙；丈夫能在农忙季节回家帮忙的留守妇女减少耕种面积的比例相对较低。尽管外出丈夫的经济收入水平及其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均大于留守妇女，但夫妻共同进行家庭决策仍是家庭决策的主流。
丈夫收入水平与夫妻之间的联系频率和每次通话时间的长短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外出丈夫收入越高，给留守妇女带礼物的情况越多，留守妇女对夫妻关系的正面评价越突出，而且留守妇女非常担心或有些担心丈夫感情出轨的比例越低。外出丈夫从事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的留守妇女更多担心丈夫的安全情况。丈夫回家频率越高的留守妇女哭泣的频率越低。随着丈夫务工收入的增加，留守妇女感到有较大生活压力的比例逐渐下降，留守妇女闲暇时间打牌和打麻将的情况增多。丈夫收入越高的留守妇女越希望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三）不同分家及居住状况留守妇女的差异
未分家的留守妇女更多地获得公婆的帮助，有的家庭甚至是公婆承担起主要的农业生产劳动。与丈夫外出务工前相比，已经与公婆分家的留守妇女劳动负担增加幅度更大，且她们获得公婆帮助和支持的比例较低，因此她们更多地感受到劳动力不足、农业技术和销售方面的困难。已经分家的留守妇女应对农业生产困难时的解决方法更加多元。
与公婆一起居住的留守妇女，谈论老人情况的比例最高；而留守妇女自己单独居住的，谈论家庭生产情况、在通话时与丈夫相互关怀和叮嘱的情况最多。未分家、与公婆同住的留守妇女更倾向于和丈夫一同外出务工。未分家、与公婆同住的留守妇女，无论是与老人关系还是与婆家其他人的关系融洽程度都较好。与公婆分家的留守妇女更多地获得娘家人的支持与帮助。
公公婆婆的相伴可以帮助留守妇女缓解丈夫外出以及沉重的劳动负担所带来的心理压力。与公公婆婆同住，对于缓解留守妇女孤单、害怕、情绪低落、烦躁、焦虑和压抑等不良情绪非常重要。四 不同角色视角的留守妇女（一）外出务工丈夫视角的留守妇女
多数外出丈夫认为妻子对自己的务工收入持满意或一般化的态度。大部分外出务工的丈夫认为妻子在家也很辛苦，甚至比自己更辛苦。现代通信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在外务工丈夫和留守妻子之间的沟通。大多数外出务工丈夫和妻子有烦恼或心事时会相互倾诉，但有些外出丈夫担心增加妻子心理负担而不告诉妻子自己的苦恼与心事。大多数外出务工丈夫认为自己和妻子的关系在自己外出务工后没有发生变化，或变得更好了，少数人意识到长期分离对夫妻感情造成的消极影响。外出务工丈夫最担心留守妻子的身体健康问题、农业生产和照顾子女问题以及妻子孤单寂寞问题，36～45岁的外出务工丈夫对妻子的担心最多。外出务工丈夫普遍不担心留守在家的妻子感情或行为出轨，但更担心外部因素对妻子的安全造成影响。只身在外务工的已婚男性对于婚外情或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比较谨慎，部分人持矛盾态度，有些务工者已经开始逐渐接受在务工地通过婚外性行为解决性压抑问题这一方式。
外出务工丈夫普遍认为留守妻子有生活压力，认为孤单和烦躁是留守妻子容易出现的不良情绪。外出务工丈夫认为自己外出后，妻子的变化主要是更加独立自主、意志更坚强、理财能力增强，自己外出务工给留守妻子带来的最大影响依次是劳动强度大、精神负担重和缺乏安全感。在他们眼中，与非留守妇女相比，留守妇女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负担重，压力大；二是能力强，性格坚强；三是孤单感强，夫妻情感平淡。外出务工丈夫认为，能够给留守妻子提供帮助的群体主要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成员，而不是村委会、政府、学校、老师，或者自己的务工单位。（二）留守老人视角的留守妇女
留守老人比较关注留守妇女的劳动负担以及子女教育，而对于留守妇女心理方面的问题并没有太多了解和关注。留守老人认为，儿子外出务工对留守儿媳妇最明显的影响是劳动负担加重，公婆、亲戚和邻里对留守妇女的劳动帮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儿媳妇的压力。对于留守妇女的夫妻关系，留守老人认为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他们同时也对外出子女的夫妻关系有所担心。沉重的劳动负担牵扯了儿媳妇抚育子女的时间和精力。儿子外出务工后，婆媳之间的关系可能因互帮互助、互相关心而变好，也可能因经济供养、相互间缺少劳动帮扶等问题出现矛盾。然而，大部分留守老人认为婆媳关系比较平淡。留守老人认为除了自己帮助儿媳妇之外，应提倡亲戚邻居和儿媳妇之间的互助。（三）其他角色视角的留守妇女
无论是男性村民、村妇女主任，还是县妇联部门，都认为丈夫外出务工对家庭最大的正面影响是家庭经济收入的增加，但他们对其他方面影响的看法不一。男性村民认为，丈夫外出务工加重了留守妇女的劳动和心理负担，对子女抚育的负面影响更大，能促进留守妇女的婆媳关系和邻里关系变好，给留守妇女的婚姻带来许多潜在危机。他们用“能干、孤单、让人同情和羡慕”来评价留守妇女。男性村民对于为留守妇女提供帮助存在忌惮心理，他们顾虑他人为此而产生误解和猜疑。
村妇女主任认为，丈夫外出、妇女留守的婚姻模式导致夫妻关系和谐但情感淡漠，对留守妇女生活的评价是“孤单一点，活累一点，钱多一点”。她们认为村委会有责任帮助留守妇女但没有相应的能力。县级妇联部门认为，丈夫外出务工使农村夫妻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两地分离导致夫妻感情淡漠，更容易发生感情出轨而导致婚姻关系破裂。县级妇联部门提倡妇联各级组织、司法机关等采取措施帮助留守妇女维权。五 专题讨论（一）全球化技术与留守妇女
在和丈夫通过打电话联系的过程中，留守妇女发展出各种经济方便的电话使用策略：节省话费策略；通过电话调节夫妻关系策略以及电话的变通使用技巧。电话在留守妇女和丈夫之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了解彼此情况以维系相互信任，讨论生活问题以共同决策，进行情感沟通以慰藉彼此心灵，沟通信息以保持同步。然而，相对于夫妻朝夕相处的生活来说，电话并不能完全代替夫妻之间面对面的交流。同时，不拥有电话的留守妇女与丈夫的联系交流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作为全球化技术之一，电话在留守妇女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二）礼物：在留守妇女和丈夫之间
在外务工的丈夫回乡时给妻子带礼物的比例比较低。留守妇女家庭大多处于生计这一基本层次的需求当中，礼物多以现金的形式交由妻子；农村家庭生活重心不仅是纵向的，而且是纵向向下的，所以丈夫给孩子带礼物的比例最高；夫妻关系不同于社区中的人情关系，他们表达情感和支持的方式有很多，而不仅限于礼物这一方式。此外，丈夫是否给妻子赠送礼物还受到丈夫的思想观念、夫妻感情基础、带礼物方便程度、妻子喜欢礼物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三）留守妇女与宗教信仰
留守妇女信仰宗教的原始动机具有一定程度的功利性。现实生活给留守妇女带来了许多无奈，她们缺乏安全感、稳定感，家庭收入没有保障，加上疾病等原因，她们在自己现有的社会资源条件下没有能力改变这种无奈又无助的生活状况，只有转而向神佛和上帝之类的神秘力量寻求安慰和寄托。宗教信仰为留守妇女带来了心理调节、物质支持、行为约束和娱乐消遣等帮助。然而，留守妇女的宗教信仰行为并不理性，在求助无门的时候，她们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试图用精神方法来解决现实的难题。这是一种被动和无奈的选择，尤其把治病救人这样的愿望寄托于宗教信仰中，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四）留守妇女与新农村建设
在生产发展方面，留守妇女成了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业生产女性化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但她们在生产中仍面临劳动力、技术、生产资料购买等方面的难题。在生活宽裕方面，留守妇女可以以经济作物种植、养殖业发展等方式开辟增收渠道，增加家庭收入，也可参与改善农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活条件。在乡风文明方面，留守妇女有着强烈的参加文艺活动和文艺组织的愿望，可以组织她们开展文艺活动，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同时，农村社会治安与留守妇女安全感也有很大的关系，新农村建设应为提高留守妇女的安全感发挥作用。在村容整洁方面，留守妇女一方面可以改善自己的家居环境，另一方面可以参与村庄环境的改造，创造良好的家居和村容环境。在管理民主方面，留守妇女目前的参与仍停留在形式上，并未对村庄发展决策产生影响，应该促进她们对村庄民主管理的参与。（五）哺乳期留守妇女
怀孕生子是哺乳期留守妇女留守的主要原因，她们大都曾经外出务工。哺乳期留守妇女与丈夫之间的相互了解程度没有留守妇女总体水平高，她们大多数和公婆住在一起。年轻的哺乳期留守妇女大多还未与公婆分家，公婆是家庭生产的主体。哺乳期留守妇女在生活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生育健康问题和照顾子女的问题。她们的留守状态并不稳定，大多数人倾向于子女长大一些后就和丈夫一起外出务工。哺乳期留守妇女现象的背后，折射出“重男轻女”思想给农村妇女带来的沉重精神和生理负担以及农村劳动力务工现象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六）跨地区婚姻中的留守妇女
跨地区婚姻中的留守妇女是农村留守妇女中的一个特别的群体，她们因为在务工地和丈夫相识恋爱，从“生她养她”的地方远嫁到一个陌生的社区；又被家庭生计所迫与丈夫长期分离、两地分居。在承受普通本地婚姻中的留守妇女所承担的劳动负担、心理压力之外，她们更沉重的负担在于社会文化差异大、社会网络断裂、婚姻满意度低等几个方面给她们带来的心理负担，而丈夫的缺位也使得她们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对于这些留守妇女来说，她们缺少的是对社区生活环境的熟悉和融合，因此如何促使她们尽快融入社区生活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而她们也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将外部的支持力量转化为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积极发展出自己的策略融入社区，这样才能摆脱自己的困境。（七）“破烂王”的留守妻子“破烂王”远离家乡，在城市从事废品回收工作，他们回家机会稀少，收入水平分化较大且不稳定，职业风险很大。他们留守在家乡的妻子，除了像其他留守妇女一样承担着家庭农业生产、照顾老人、抚育子女的重担外，还具有一些特殊之处——她们与丈夫相聚的机会更少因而心理孤独感更强，也更渴望与丈夫团圆；丈夫微薄且不稳定的收入让她们更强烈地感到生活的压力巨大；身体疲累容易患病但又受经济压力所迫不能彻底医治，因此身体状况也较差。然而，迫于家庭生计，她们既无法与丈夫共同外出务工，丈夫又不能回家与她们一起务农，因此她们对自己在无奈中选择的夫妻分离生活满意度很低。（八）留守妇女的互助与合作
互助与合作行为是留守妇女应对丈夫外出务工带来的生产生活困难而采取的对策；同时，社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对互助与合作形式有较大的影响。互助与合作的形式多样，主要的差异表现在合作的深入程度和频率；互助与合作的内容集中在农业生产、家务照料和经济援助三个方面；丈夫务工情况、家庭和亲属状况、留守妇女个人意识是影响互助与合作形式和内容的基本要素。留守妇女的互助与合作行为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留守妇女家庭农忙时劳动力不足带来的生产困难，减轻了留守妇女的心理压力和紧张情绪，增强了其抵御自然灾害和社会伤害的能力，推动了农村各方面信息的流通和农民的开放性意识，改善了亲属邻里关系。同时也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如明显的被动适应性色彩、不稳定的互助与合作形式、互助与合作中的相互不信任问题等。（九）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的“围城心理”
留守妇女与非留守妇女的“围城心理”直接表现为农村留守妇女和非留守妇女两个群体的相互羡慕现象，其背后透露着留守妇女的丈夫外出务工决策的必然矛盾和艰难取舍，充分说明了留守妇女生活中的矛盾现实。从这个现象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导致的各种社会心理矛盾是社会现实的自然反映，当前中国农村留守家庭的特殊处境并不是个体家庭的个别问题，而是特殊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十）农村三大留守群体相依为命
农村三大留守群体是相互依存的。留守儿童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主要精神慰藉来源；留守老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有所忽略，而留守妇女认为自己单独抚育子女没有给子女造成太大影响，但自己确实面临一些抚育方面的困难。留守妇女是留守家庭的顶梁柱；留守儿童对母亲的身体劳累和心理压力体会较多，而留守老人对留守妇女的精神和心理层面关注较少。留守老人的劳动负担很重，留守儿童对他们教育自己的方式以及与他们的沟通不满意。三大留守群体在劳动中相互帮助，生活中相互照顾，精神上相互慰藉，共同支撑着一个个留守家庭。然而，他们对家庭成员的外出务工持不同的态度，留守老人最支持子女外出务工，留守妇女对丈夫的外出务工虽然感到无奈但也持较为坚定的支持态度，留守儿童对父母外出务工的态度则呈现出矛盾的心理，更多的留守儿童希望父母与他们一起在家乡生活。第一部分研究介绍本研究从社会学和发展研究的视角出发，通过微观的社区研究展现丈夫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造成的各种影响。在系统梳理回顾以往国内外有关留守妇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期望以留守妇女及相关群体为研究对象，全面展示农村留守妇女多元的生活世界，揭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该群体造成的深层次影响和她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有机结合了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的方法，采用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个案调查、实地观察等社会学调研方法，以及参与式农村评估等发展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为资料收集手段，在5个省选取10个农村社区开展了深入调研。本部分详细介绍了研究方法、研究社区概况，并进行了文献综述。1研究设计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自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城乡二元体制的壁垒逐渐被打破，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进入城市的各行各业。他们通常被称作“农民工”或“民工”。这种现象不仅促进了城市繁荣和经济发展，也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而且大大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然而，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和体制还没有完全被打破，城市并没有给农民工提供可以实现“举家迁移”的条件；而农民工也因为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突破体制的限制实现整个家庭人口的转移，因此，在农民进城务工、实现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其家庭的部分成员却被留在农村，造就了农村独特的“留守人口群体”——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在这三个留守人口群体中，留守妇女可以说是负担最重、对农村发展影响最大，受到的关注却最少的群体。
留守妇女通常是指由于丈夫长期在外务工而留守家庭的农村妇女。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生产劳动和家庭抚养、赡养责任，同时扮演着多种社会角色。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0年统计，有2/3的已婚农民工没有与他们的配偶生活在一起。而据《中国经济周刊》2006年报道，中国1.3亿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已婚比例为81.7%。从已婚人数中减去举家迁移的人口大约3900万人，则已婚流动人口中只一方外出务工的人数达6721万人，再以70%男性计算，则留守妇女人数已达到4700万人（张俊才等，2006）。人尽管这可能是一个不准确的数字，但大量留守妇女在农村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2005年6月，《半月谈》发表文章，题为《农村留守妇女心头有“三座山”》，描述了留守妇女“劳动强度大”“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特点，可以说是对留守妇女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沉重的劳动负担和家庭负担使留守妇女的身体不堪重负，身体健康受到影响，其自身发展也受到影响。同时，由于丈夫在外出务工后接触了新的世界、拥有与留守在家的妻子完全不同的生活，因此夫妻二人在知识、信息、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区别逐渐显现；对于天各一方的夫妻来讲，婚姻因此无法实现其应有的部分功能，这也使得他们的婚姻面临很多潜在的问题。
留守妇女现象已经引起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妇联组织的关注。在有些地方，针对留守妇女的技术培训或创业项目已经开展，如重庆市璧山县妇联为了提高留守妇女素质，使其适应农业生产需要，联合科协等部门，通过街道、镇乡“巾帼素质学校”，村“女性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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