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光中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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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欣赏》精华读本：中国现当代散文戏剧名作欣赏试读：
引领风尚 传承精粹
张仁健1980年金秋十月，改革开放，大地重光。一份厚重的大型文学杂志，在其封面的居中，以遒劲的老宋方笔“名作欣赏”四字组成方正阳文大印赫然标示刊名，引人注目地拂浴着新时代的曙光，在娘子关内的三晋黄土高原上破土而出。
我，作为《名作欣赏》的创意动议者，后来，又由社办丛刊的责编转为正规期刊的主编、社长，对于承办的这个期刊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的轰动效应，而且一枝独秀，引领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艺鉴赏、艺术审美热潮的勃兴，确实有点始料未及。
如今回顾，实话实说：《名作欣赏》的呱呱坠地，似乎并未感受到十月怀胎的艰辛与一朝分娩的阵痛。
2010年，我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同窗、终身挚友彭庆生教授为拙著《舞文杂辑》挥毫作序，开笔伊始即纵情回顾30年前《名作欣赏》创刊时的旧事。他说：“我翻开了《名作欣赏》最初的三期，那作者队伍中，有一批闻名遐迩的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如萧军、施蛰存、李健吾、程千帆、王瑶、沈祖棻（遗作）、陈瘦竹、蒋和森、黄秋耘、吴奔星、吴小如、钱谷融、马茂元、刘逸生、周煦良、谢冕、陈逸飞、蔡若虹、柳鸣九、张英伦、吴熊和、丁景唐等。还有一些当时刚刚出道，后来成为名家的新秀，如袁良骏、张永鑫、吴功正、周溶泉、徐应佩、李如鸾、胡德培、金志仁、刘文忠、毛时安等。余亦何幸，得附骥尾。一份刚刚问世而又远在娘子关内的期刊，竟能聚集起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用一句时髦话说，可谓是豪华的‘黄金组合’。”正因为当时的老、中、青几代文化精英情有独钟的深切眷顾，《名作欣赏》有如天赋不凡的宁馨儿，赢得了世人的喜爱。《名作欣赏》创办三十余年，始终能结集一大批名家提供精湛之作，个中缘由何在？
1981年11月5日，《名作欣赏》诞生一周年后，刊物的三位编辑人员在山西省人民出版社两位领导的率领下来到北京新侨饭店，约请首都文艺界的六十多位领导同志（包括三位部级领导）、学界名流和中青年专家举行座谈，请与会者慧眼辨良莠，妙手洒雨露，促使这株新苗能以更茁壮的姿容、更旺盛的生命力成长于文苑刊林之中。与会者以满腔的真情挚意、高屋建瓴的审视卓见酬答了《名作欣赏》办刊人员的热切期望。从领导与专家的思辨性的睿智发言中，我们办刊人清晰地认识到这本刊物一经问世便以高格调的名作、高质量的析文、高雅的风貌引起轰动，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点：
其一，抓准先机，应时势所需，率先以文学名作这一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本来面目示于国人，率先恢复了文艺名作不可玷污、不可抹杀的瑰宝价值与历史地位。
其二，认准文艺的内在客观规律，顺应品评文艺作品的审美法则，率先摈弃“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批评的极左教条，旗帜鲜明地高标全人类早已认同的艺术欣赏、艺术审美的美学原理。
这就使在“文革”风暴中手捧“红宝书”、目染“样板戏”的一代知识青年耳目一新，惊喜不已地领略到人类数千年来凝聚美学理想，在并不完美的现实土壤上精心构筑起的真、善、美和谐交融的精神家园，从而如饥似渴地从这本刊物中吮吸着精神的乳液。
这就使一大批学养丰赡、早就长于此道而长期无用武之地的老专家与新秀们倍感振奋。他们不约而同地倾心支持这本刊物，将他们压在箱底或蕴于心田的精粹之作倾囊相授。于是，造就了《名作欣赏》面世以来，连续而不断档的名家新秀荟萃的“豪华黄金组合”的作者阵容。
天（时势提供的良机）、人（给力的作者、买账的读者）合一的巨大客观力量创造了《名作欣赏》一枝独秀，独领艺术审美鉴赏一代风骚的奇迹。《名作欣赏》亦属全国较早的社办期刊之一。创刊时隶属于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后隶属于北岳文艺出版社。书刊相兼的体制理应体现出书刊互补的优势。也就是说，在《名作欣赏》最为鼎盛的前十五年间其精华读本就应问世，把刊物多年积累下的精粹作品资源分类组合，结集出书。不无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办刊人员较少，仅可应付刊物的编校，无暇无力他顾，仅在1985年出版刊物的分类选本后，便畏难却步，鸣金收兵，未克坚定不移，持之以恒。迄至2001年初，我在山西省宣传工作会议上作创新案例的重点发言时，作了如下一段表态：“办刊二十多年来，《名作欣赏》已在海内树立了品牌形象，已经积累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文学鉴赏方面的弥足珍贵的资源。参照精品图书多次重版覆盖的出版发行模式，利用社办期刊书刊相兼相辅的有利条件，发挥刊物的品牌优势，我们现已初步规划，打算从今年开始，陆续推出一批分类结集的‘《名作欣赏》精粹丛书’。”之后不久，我这个已延聘三四年的主编，便完全退居林下了。于是《名作欣赏》变刊为书、书刊互补的美梦又延搁十余年之久。
谁曾想到2010年创刊30周年的庆典之后，才由当今山西出版集团领导鼎力支持，期刊社领导精心谋划，十多位办刊人员齐心打造，历时两年多精细繁冗的工作，此套精华读本方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夏出版面世。北京大学，在上世纪50年代接纳了我这个不才学子，成为我的母校，并于上世纪80年代，以包容兼爱的胸怀深情眷顾《名作欣赏》，助刊物健劲成长。而今，又机缘巧合地成为“《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最佳出版方。北京大学与《名作欣赏》数十年的深厚情缘，既在往昔助我办刊，又在今朝遂我出书宿愿，怎不令我感奋良深！
从三十余年刊物资源的厚重而不免芜杂的积淀中，取精提纯、适度镕裁、合理加工，转化为一套分类结集、有序合成、规模甚大的系列丛书，这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易事，而是一件相当繁复的系统工程。别的不说，单就编选体例而言，此套“《名作欣赏》精华读本”，首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划分。然后，又将中国古代文学部分，按中国文学史惯用的朝代分期法，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六个历史时期，并大体按名作的系年排序，最后，还得按大致21万字篇幅增删入选之作结为一册书稿发排。如此这般，以历史时期为经、以文学名作为纬，以大体均衡的篇幅为容纳之限。从实际出发，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则不循此体例而另起炉灶，不按文学史分期，只按文学的主要体裁分类，各自结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三册，两大部分共六册。如此，需将三十余年三百余期、近两万篇文章单篇提出，按出书体例重新分类编排，然后，按质、量等诸多均衡因素综合审察，经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而最后的编校工作，也是不容轻忽的细活，只有缜密的编辑加工与精审的校对，方能不将错讹由刊入书。
现在看来，这套“《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选编体例是立足于刊物三十余年的实际，经过反复论证，从多种预案中审慎选定的一种较为切实可行，不拘泥于一格，完善大于缺失的方案。尽管编选方与出版方通力合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身心劳作，但是，办刊三十多年、出刊三百余期的名家名篇荟萃的名刊，编选为300万字容量的十二分册的精华本，纵使编选者慧眼如炬，也难免眼睁睁地面对“挂少漏多”的遗珠之憾。特别是，岁月无情，时不待人，原先钟情此刊、为刊物源源赐作的不少文坛耆宿、艺苑名流，有的业已作古，有的也已届挂笔的耄耋之年，他们在满载岁月沧桑的《名作欣赏》上留存的大作，当是足资传世或收藏的珍贵笔墨，首选入集，理所当然。深切寄望此套读本日后倘有修订重版之可能，不妨适度扩容，将更多候选的佳作，尽快送上时代列车，迅速传承于世。
也许，这并非是我得陇望蜀、一厢情愿的妄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先进文化全面深入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已经到来。时代的曙光再次昭示当今《名作欣赏》的办刊同仁们解放思想，抓住机遇，与时俱进，乘势而上，继续在办好刊物、提升品牌、引领风尚的同时，将刊物源源产出的精品佳作持续转化为图书产品，让刊、书互促互补，互利双赢，难道不是既可望又可即的吗？（张仁健，《名作欣赏》创刊人之一，退休前长期担任《名作欣赏》杂志社社长、主编）《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出版说明
一、《名作欣赏》自1980年创刊以来，至2012年已逾三十余年。1980年至2002年为双月刊，2003年至2004年为月刊，2005年改为半月刊，2006年至今为旬刊。创刊以来，承蒙各位作者厚爱，源源不断地赐稿，既满足了广大读者阅读期望，《名作欣赏》也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期刊。在此，杂志全体工作人员向全体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向广大读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二、至2012年，《名作欣赏》已创刊三百余期。三十多年来，《名作欣赏》曾经发表过许多著名学者、文化界名人的优秀的欣赏文章。这些文章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大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了广大读者的阅读水平，丰富了广大读者的阅读范围，构建了广大读者的欣赏体系，扩大了广大读者的阅读视野，甚至推动了欣赏学的建立。三十多年过去，许多当年的老作者已经远去，许多当年的壮年作者正在老去，许多当年的年轻作者已经学有所成，知名于学术界、文化界，还有许多当年更年轻的莘莘学子则成为当代学术界、文化界的新秀。创刊30周年之际，《名作欣赏》编辑部从所发表过的文章中编选有生命力、影响力的优秀欣赏文章，结集出版，取名为“《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奉献给广大读者，也以此怀念逝去的老朋友，并祝福仍在辛勤耕耘于文化田野上的朋友。
三、考虑到现代社会的阅读需求，也依据《名作欣赏》发表文章的内容类型，“《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分为十二种，分别为：《先秦文学名作欣赏》、《两汉文学名作欣赏》、《魏晋南北朝文学名作欣赏》、《隋唐五代文学名作欣赏》、《宋元文学名作欣赏》、《明清文学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小说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散文戏剧名作欣赏》、《中国现当代诗歌名作欣赏》、《外国小说名作欣赏》、《外国散文戏剧名作欣赏》、《外国诗歌名作欣赏》。参考了中国文学史的脉络体系，也参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教学中以文学体裁划分文学作品的方法，这样既可方便读者阅读，也使图书脉络线索明晰。
四、“《名作欣赏》精华读本”所选收文章，主要标准是：被欣赏文章为公认的名篇；欣赏文章的作者为学术界、文化界知名人士；欣赏文章为言之成理的新观点、在某一学术领域上的新贡献或在文学欣赏理论上的新创建；文章发表之后得到广泛好评的。所谓：名篇，名人，名文。这样更有利于读者阅读、参考和吸收。当然，这些标准并不需要绝对符合，只是选文时的重要参考。
五、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选收文章时还更多地选入了欣赏与被欣赏结合紧密的文章，对于纯理论性的研究文章，则忍痛割爱，选得较少。也尽量多选篇幅较短的好文章。希望在字数有限的容量中，能够涉及更多的名作，涵括更多的作者，展示更多的文章风貌，以便提供给读者更多的信息。
六、每种图书目录的编排，中国古代文学部分，基本上按照文学现象发生发展历史时期的先后排序；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中，则大致按文章发表先后排序，如有同一作家或同一作品的欣赏文章，则将这些欣赏文章排在一起，以便阅读。如《先秦文学名作欣赏》的排序，依次为有关《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历史著作的欣赏文章。
七、本册为《中国现当代散文戏剧名作欣赏》，选收欣赏文章34篇。这些欣赏文章所涉及的现当代散文或为有较大影响，或为有较多争论，或为有某种突破。欣赏文章作者也考虑到身处的时代性，以增加欣赏角度的多元性。“《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编委会品读名作 余香在口赵学文
2010年秋天，《名作欣赏》度过了它的30周年生日。
在座谈会上，前几任主编都说，30年来，《名作欣赏》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文章，构建起了文学欣赏的理论框架，许多文章都因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有着长久的生命力，如果能编辑出版《名作欣赏》名人名篇的精选本，从杂志到书，既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收藏要求，又能对《名作欣赏》有个回顾总结。作为现任主编，我很赞成他们的看法，于是，从当年年底开始着手组织力量进行“《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策划和编辑工作。
我出生在60年代，曾是《名作欣赏》多年的忠实读者。从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的品读，再到众多学界名家的赏析品位，《名作欣赏》如一泓清泉沁入我们的心田，照亮了我们的读书行程，所受教益自然是融汇于血液里，渗透在学养中。1986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任教语文，《名作欣赏》又成为我语文讲坛上撷英咀芳的丰富源泉。许多年后，我担任了《名作欣赏》的主编，面对这样一份曾经滋养过自己的刊物，我的这种惶恐几近僧人见到佛祖吧。
办刊几年来，作为刊物主编，我常常被读者对《名作欣赏》的厚爱所感动。2010年《名作欣赏》举办30周年社庆，当我们寻找拥有30年全套《名作欣赏》杂志的读者的启事刊出后，一时间电话、来函充盈编辑部。30年，对于个人来说可谓岁月漫漫，然而数百读者孜孜订阅，精心呵护，细心收藏，这份执着令我们办刊人心生温暖，倍感骄傲。社庆时，我们邀请了西安的杨德盛先生参加，杨先生至今仍一字不落地阅读每期《名作欣赏》，对历年来的好文章、好作者，如数家珍，令人感佩。在《名作欣赏》编刊，与学界同仁交流，许多人都说自己是读着《名作欣赏》成长起来的，特别是中老年学者，几乎无人不知《名作欣赏》。2012年，杂志社组织了一次“‘80后’作家小说派对”活动，黑龙江儿童文学作家黑鹤推却了很多事，千里迢迢赶往太原，只为了却一桩心愿，见见《名作欣赏》的编辑。她的母亲是《名作欣赏》的一位忠实读者，她在母亲的教导下长大，《名作欣赏》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与结实的黑鹤举起原浆汾酒一饮而尽，那种在《名作欣赏》工作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编辑“《名作欣赏》精华读本”的过程，对于我们，也是重新认识过去，从过去印迹的追寻中重识《名作欣赏》独特价值的过程。虽然今天已然是出版过剩、阅读过剩的时代，书店里各种读物应有尽有，轻击键盘便可任意找到各种经典作品，但惟有作品品读的独有见解是随时的、个别的。30年的《名作欣赏》留给我们许多名字熠熠生辉的学界大家以名作推介和普及为己任的学人精神，更留下了他们舍弃八股学术文风的隽永的品读文字和言常人所未言的精辟见解。这些独特的品质，对《名作欣赏》的老读者来说，仍余香在口；对《名作欣赏》的新读者来说，无疑是欣赏古今中外经典文学作品的入门之径。“《名作欣赏》精华读本”即将与读者见面了，令我们不能不遗憾的是，这个选本远远不能容纳《名作欣赏》曾经刊出的众多好文章。那些伟大的古今中外作家和闻名遐迩的当代作家、学者，因其思想艺术的贡献而会被我们铭记。我们也感谢把半生精力倾注在《名作欣赏》杂志的首任主编张仁健先生。第二任主编解正德先生、第三任主编原琳先生继往开来，成绩为人称道。胡晓青先生老骥伏枥，在丛书编辑过程中超负荷工作，个中滋味是不亲历其事者难以想象的。我的挚友北京大学出版社周雁翎博士对该选题的热情和他身上的北大人一丝不苟的严谨精神令我敬佩。出版精品图书需要的是慢功夫，在历时两年之后，编辑人、出版人付出了很多努力，该丛书终于付梓，辛苦地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后的释然，对所有参与到这项工作中的人来说都是极好的宽慰。
谨为序。（赵学文，《名作欣赏》杂志社现任社长、总编）鲁迅和瞿秋白从《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序言》说开去◎袁良骏作者介绍
袁良骏，笔名袁万里、胡陵生。山东鱼台人。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鲁迅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有著作《鲁迅研究史》、《丁玲研究五十年》、《现代散文劲旅——鲁迅杂文研究》、《白先勇论》、《白先勇小说艺术论》、《香港小说史》等出版。推荐词
一提起这两个光辉的名字，人们立刻会想起鲁迅写给瞿秋白的那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鲁迅和瞿秋白的战斗友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佳话之一。一提起这两个光辉的名字，人们立刻会想起鲁迅写给瞿秋白的那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也立刻会想起瞿秋白在艰难条件下、在白色恐怖中带病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以及那篇高度评价了鲁迅杂文、正确分析了鲁迅思想发展的《序言》。鲁迅和瞿秋白结识、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从1932年春末夏(1)初他们第一次见面到1934年元月份瞿秋白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他们直接的往来至多不过两年。算上结识前和分别后的通信联系，总共(2)也不过三年多的时间。然而，战斗的岁月和共同的理想却凝成了这两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牢不可破的深厚情谊。瞿秋白在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上有这样的话：“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句话很可以作为他们的深厚情谊的写照。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不幸遇难后，鲁迅在万分悲愤之中，抱病为亡友、为先烈编集遗文，一部《海上述林》从编辑、排校到分送好友，成了鲁迅在世最后一年中的一件大事，直到他病逝前几天，还在为这件无法放下的工作辛勤劳瘁。鲁迅说过：“纸墨更寿于金石。”他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来悼念亡友、传播遗文的。
关于鲁迅和瞿秋白的战斗情谊，新中国成立以来，杨之华同志在《忆秋白》（《红旗飘飘》第八辑）、许广平同志在《鲁迅回忆录》、冯雪峰同志在《回忆鲁迅》中都曾专章忆述过。另外一些与鲁迅、瞿秋白有过交往的革命前辈以及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中共党史研究工作者也都发表过不少著述和文章。文化大革命前，人们从不怀疑鲁迅和瞿秋白战斗友谊的真实性，人们只是在崇仰与怀念的意义上谈起这段往事。但是，文化大革命中，瞿秋白同志一夜之间便由烈士变成了“叛徒”，瞿秋白与鲁迅的战斗友谊也顷刻变成了禁忌和污点。在一片鞭尸掘墓、鬼哭狼嚎的“讨瞿”声中，所谓《鲁迅批判瞿秋白》的材料也被某些人费尽心机、无中生有地制造出来了。这种对历史的公然歪曲、篡改和嘲弄让人愤怒和寒心！为此，在1978年10月于黄山召开的鲁迅研究会议上，我曾对这种历史的颠倒进行过“弹劾”。随后，在《鲁迅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文艺报》1978年第5期）一文中，我再次强调了鲁迅和瞿秋白的战斗友谊。但是，由于篇幅所限，文章未能引述更多的材料和展开充分的论证。不料想个别同志竟仍对明摆的历史事实妄生疑窦，说什么瞿秋白同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未必正确，鲁迅对此文也未曾“首肯”，言下之意似乎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被人为地夸大了。当然，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瞿秋白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和他写的《序言》都要进一步接受历史的检验。这个选本和这篇序言的科学评价都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许歪曲的。为此，重述一些本来人所共知的情况似乎也成了必要。
鲁迅如何看待《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首先要看这篇《序言》是怎样写成的。不妨先看看杨之华同志的回忆：
秋白同志写《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初，地点是在上海北四川路底日照里十二号的亭子间里。
这个小小的亭子间是鲁迅先生亲身替我们租来的。……
鲁迅几乎每天到日照里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
秋白认为有必要为鲁迅辨明是非，给鲁迅一个正确的评价。……有责任号召大家向鲁迅学习。……（《〈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语文学习》1958年第1期）
这便是瞿秋白同志写作《序言》的背景和动机。至于具体的写作情况以及鲁迅先生对文章的反映，杨之华同志也作了生动的忆述：
秋白着手这项编选工作的时候，为了避开敌人的追逐和邻居的怀疑，白天就装病，躺在床上仔细地阅读鲁迅的作品，到夜深人静，才起来伏在一张小方桌上一口气地赶着写。他一连写了几个晚上。鲁迅有一次来我们家看到这篇序言，非常高兴，带着感激的心情对秋白说：“你写作的环境比我坏得多。”（同上）
在《忆秋白》一文中，也有着与此基本相同但却更为细致的描述：
他一连三天，白天装生病，在床上看完鲁迅杂感，第四天晚上开始执笔写，一连几个晚上写成了。鲁迅看了很满意，从他沉默的眼光和轻松的微笑里，露出了他在检讨自己思想发展的过程，诚意接受秋白对他的批评和鼓励，忘记了香烟头烧着了他的手指。
关于上述情况，许广平同志和冯雪峰同志也都有类似的忆述。许广平同志说：
在动笔之前，秋白同志曾不断向鲁迅探讨研究，分析鲁迅的代表时代的前后变化，广泛披览他的作品，当面询问经过。秋白同志是怎样严肃地对待这个论断！写出之后，鲁迅读了，心折不已。“只是说得太好了，应该坏的地方也多提起些。”（《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日子》，《语文学习》1959年第六期。）
冯雪峰同志也说：
对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论文，鲁迅先生是尤其看重的，而且在他心里也确实发生了对战友的非常深刻的感激，因为秋白同志对于杂文给以正确的看法，对鲁迅先生的杂文的战斗作用和社会价值给以应有的历史性的估计，这样的看法和评价在中国那时还是第一次……
又说：
鲁迅先生对秋白同志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文章，最有所感受的，据我理解，还是批评和分析到他前期思想上的缺点的地方。……他说：“分析的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他说话时候的态度是愉快而严肃的，而且我觉得还流露着深刻的感激的情意。（《回忆鲁迅·关于他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
文化大革命前，即使在冯雪峰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之后，大家并未对包括冯雪峰同志在内的上述回忆发生过任何怀疑。因为问题很清楚：所有这些回忆是那样的逼真和吻合，而这些同志和鲁迅、瞿秋白的关系又是那样的亲密！上述回忆告诉我们：对于瞿秋白同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鲁迅先生不仅是“首肯”的，而且充满着战友的感激！
但是，有人却对这些忆述置若罔闻。他们说：“鲁迅对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序言》的看法，是有鲁迅自己的文字留存的，见鲁迅1933年3月20日、4月5日、4月13日、4月20日、4月26日致李小峰信以及1936年5月15日致曹靖华信。在鲁迅亲自写下的文字中，我们看到许多对瞿秋白肯定和怀念的记载，却查不到对瞿秋白那个论点加以‘首肯’的任何表示。”（《文艺报》，1979年第4期第44页）
读了这段文字颇让人大惑不解。我们不妨向这位从“鲁迅亲自写下的文字中，……看到许多对瞿秋白肯定和怀念的记载”的同志请教一声：这些“肯定和怀念”当中包括不包括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在内？如果不包括，那么，反对这篇《序言》的“表示”又在何处？如果包括，那么，又怎能排除《序言》关于鲁迅思想发展的那个基本论点——“从进化论跃进到阶级论”呢？一边说“看到许多对瞿秋白肯定和怀念的记载”，一边又说“查不到对瞿秋白那个论点加以‘首肯’的任何表示”，莫非鲁迅是在否定瞿秋白那篇《序言》的基本论点的同时写下了他对瞿秋白的“许多”的“肯定和怀念”吗？实际上，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鲁迅对瞿秋白的“肯定和怀念”不仅包括《序言》（当然也包括它的那个基本论断）在内，而且《序言》（以及它的那个基本论断）还是十分突出的组成部分。人们只要去细细一读那些“留存”下来的“鲁迅自己的文字”，问题就会看得十分明显。就说鲁迅写给李小峰的那几封信吧。个别同志虽似持之有据地点出了这几封信，可这几封信凡是涉及瞿、鲁关系之处，无一例外的都是专谈《序言》的。李小峰是北新书局的老板。而北新书局又几乎操有鲁迅著作出版的专利权。鲁迅先生为了使瞿秋白同志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包括那篇《序言》）得以及时出版，而又不致影响北新书局的出版业务，特地先期与李小峰联系，提出了让北新出版这个《选集》的建议。鲁迅说：
有一本书我倒希望北新印，就是：我们有几个人在选我的随笔，从《坟》起到《二心》止，有长序，字数还不一定。因为此书如由别的书店出版，倒是于北新有碍的。（1933年3月20日致李小峰信，《鲁迅书信集》第362页）
这里的“有一本书”，就是瞿秋白同志正在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但是，由于瞿秋白同志的身份无法公开，而且还要严防泄露编选者的秘密，鲁迅故意把编选者说成为“我们有几个人”。我们知道，李小峰虽然是鲁迅很熟的朋友，但他只是一个出版商。他虽然热心出版事业，但他并未与共产党人有任何联系。即使他满心赞助共产党人的活动与事业，出于安全考虑，鲁迅也没有必要把瞿秋白编选的底儿交给他。既然鲁迅把编选者说成“我们有几个人”，暗示全系自己人，那么，很自然，他也就完全不必要对这个选本及其序言发表什么“首肯”或反对的意见了。如果说，这封看似平常的信中饱含着对瞿秋白的“肯定和怀念”，那么，这个“肯定和怀念”不恰恰是通过对瞿秋白同志编选工作及其“长序”的关切、支持和肯定表现出来的吗？！如果抽去了对这个编选工作及“长序”的关切、支持和肯定，那么：对瞿秋白的“肯定和怀念”还到哪里去寻找？
鲁迅对瞿秋白同志《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序言》的关切、支持和肯定还无一例外地充分表现在写给李小峰的另外几封信中。在同年4月5日的信中，鲁迅说自己想先送编者“一注钱”，由自己“将来此书之版税中扣除”，4月13日的信中，鲁迅说“编者似颇用心”，而且“此书一出”，他的那些杂文的“单行本必当受若干影响”；4月20日的信中，鲁迅建议将“十七万余字（连序一万五千在内）”的《杂感选集》改为横行排印，以节省篇幅，“便于翻阅”；4月26日的信中，鲁迅更是正面肯定了《序文》：“序文……内中有稍激烈处，但当无妨于出版”。在此信中，鲁迅为了消除李小峰可能产生的顾虑，以保证《选集》和《序言》的尽快出版，有意点名“有颇激烈处”但又打了保票：“当无妨于出版”凡此种种，都在表现鲁迅为了《选集》的出版所做的周密的考虑以及呕心沥血的努力。
其实，鲁迅对《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序言》的关切、支持和肯定不只表现在书信中，在《鲁迅日记》中也有虽属简约但却同样重要的记载：“下午得小峰信并本月版税泉（即钱——袁按）二百。付何凝（即瞿秋白）《杂感集》编辑费百。”（1933年4月21日）“校《杂感选集》起手。”（1933年5月7日）“夜校《杂感选集》讫。”（1933年6月16日）“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疑冰（即秋白）。”（1933年7月10日）
鲁迅不仅对《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序言》的出版十分关心，而且亲自校对，完全像对待自己的其他著述一样。
如果看看鲁迅对自己思想发展道路的认识和分析，更可以发现和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先于《序言》一年的《三闲集·序言》中，鲁迅这样写道：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一言以蔽之，不就是：“从进化论跃进到阶级论”吗？
在晚于瞿秋白同志的《序言》一年的《答国际文学社问》一文中，鲁迅又这样写道：
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且介亭杂文》）
一言以蔽之，不同样是“从进化论跃进到阶级论”，而且坚信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要实现吗？总之，鲁迅的这些论述和瞿秋白《序言》的那个基本论点都是一致的。既然如此，难道不可以说鲁迅对瞿秋白《序言》的基本论点表示“首肯”吗？
总之，有案可稽的大量事实表明：鲁迅先生对于瞿秋白同志在《鲁迅杂感集》、《序言》中所提出的那个著名论断是“首肯”的。“首肯”的原因，是这个论断符合鲁迅的思想发展的实际。正因为如此，鲁迅才把瞿秋白视为人生难得的知己，也正因为如此，鲁迅与瞿秋白的战斗友谊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革命史上的一段千古流芳的佳话。【注释】(1) 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第118页。(2) 通信联系开始于1931年下半年。（选自《名作欣赏》1980年第1期：鲁迅和瞿秋白——从《鲁迅杂感选集》及其《序言》说开去）尽在不言中鲁迅先生书简注释及其他◎萧军作者介绍
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1907生，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人，笔名有三郎、田军、萧军等。1934年10月创作了著名的《八月的乡村》。他与萧红是“东北作家群”的著名代表。抗战爆发后去延安参加抗日，50年代到北京，专门从事写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长期遭到关押，1979年平反后重返文坛。推荐词
这篇短文以书信和注释的方法，记录了作者与鲁迅先生的一段交往——作者夫妻买早点，发现包油条的纸竟然是鲁迅先生的手稿，于是索要回来，并寄给鲁迅先生。没料到鲁迅先生却说：“我的原稿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据许广平先生说，鲁迅先生似乎不愿意存些什么“手迹”之类给人们。这是和一些到处“题字”企图不朽的“大人”、“先生”们有所不同。作者从这样微小的事情中反映出鲁迅先生的高尚人品，真是“尽在不言中”。
第二十六信——1935年4月13日——上海发鲁迅书信原文：
刘军兄：
七日信早到，我们常想来看你们，孩子的脚也好了，但结果总是我打发了许多琐事之后，就没有力气，一天一天的拖，到后来，又不过是写信。《二心集》中的那一篇，是针对那时的弊病而发的，但这些老病，现在并没有好，而且我有时还觉得加重了。现在是连说这些话的意思，我也没有了，真是倒退得可以。
我的原稿的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金人译的左士陈阔的小短篇，打听了几处，似乎不大欢迎，那么，我前一信说的可以出一本书，怕是不成的了。望通知他。这回我想把那一篇Novikov-priboi的短篇寄到《译文》去。《搭客》及《樱花》上，都有署名的。《裕客》不知如何，《樱花》已送检查，且经通过，不便改了，以后的投稿再用新名罢。听说《樱花》后面，也许附几句对于李的答复。
一个作者，“自卑”固然不好，“自负”也不好的，易停滞。我想，顶好是不要自馁，总是干；但也不可自满。仍旧总是用功。要不然，输出多而输入少，后来要空虚的。《八月》上我主张删去的，是说明而非描写的地方，作者的说明，以少为是，尤其是狗的心思之类。怎么能知道呢。
前信说张君要和您谈谈，我想是很好的，他是研究文学批评的人，我和他很熟识。
此复，即请
俪安豫上四月十二夜
鲁迅《日记》载：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三日“上午复萧军信”。
注释：
在鲁迅先生杂文集中，我是更喜爱《二心集》中的一些文字。这里所指的“那一篇”，我记得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意见》。这文章对于我们当前文艺运动中的文艺工作者，有些地方我以为也还是有用处。我把这篇文章附刊在后面。“原稿”的问题，是我们初住在拉都路北段（在对过马路不远的地方就是“敦和里”，“文学社”和“译文社”当时所在的地方）时期，所见到的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我们在敦和里大门口北侧一处卖油条的小铺子买油条吃。拿回家来而竟发觉那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先生所译“班台莱夫”童话《铁》的手书原稿纸二页，这使我和萧红全大吃一惊。接着我马上又到卖油条铺子去问是否还有这类包装纸，他们回答说“没有了”，这使我们当时很懊丧，也很悲伤！我们把这油条包纸马上给鲁迅先生寄去，并写信请他把这《镶》的原稿催讨回来……我们在信中表示得很“愤懑”，就是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以至“文学界”，他们对于一位像鲁迅先生这样“独一无二”的作家“手迹”，居然让它去包油条，应该是一种多么可悲的现象！凡属不懂得尊敬自己国家于人民有好处的杰出人物，以至于他们的事业、劳绩……的国民，这国家也将是可悲的！
虽然在鲁迅先生自己似乎一种自嘲地说：“我的原稿境遇，‘许’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后来我到他家里去，确是看到过这“擦桌子”的现象。不独如此，我到厕所中，居然也发现了他把自己写过字的原稿纸裁成了方块块，而预备做别种用途。……据许广平先生说，除非她急忙保存起来，一眼不到，他就是如此做的。他似乎不愿意存些什么“手迹”之类给人们，这是和一些到处“题字”企图不朽的“大人”、“先生”们有所不同。
不“自卑”、不“自负”、不“自满”、不“自馁”……“总是干”、“总是用功”……这就是他给我们——至少是我自己——的教训，我将终生遵循它们它们……
我记得在《八月的乡村》中我曾有一个地方，——孙家兄弟离家时——竟兴致勃勃地把“狗的心理”也描写了一番，于是鲁迅先生在原稿上“眉批”着：“狗的心理你怎么会知道？”于是我羞惭地把它们抹去了。他在小说中主张多“描写”，少“说明”以至不主张讲些半通不通的“道理”。“张君”是“胡风”，那时我们还没见过面。1984年7月30日
其他：
前面所提的《二心集》中那篇文章，在《文化报》上转载过了。1980年3月20日——海北楼（选自《名作欣赏》1980年第2期：尽在不言中——鲁迅先生书简注释及其他）半生辛苦 万种情怀读《〈呐喊〉自序》◎李国涛作者介绍
李国涛，江苏徐州人。1948年毕业于徐州中学。1950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学教师、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学术通讯》编辑、《汾水》编辑部副主任、《山西文学》杂志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研究员。著有长篇小说《世界正年轻》、《依旧多情》，评论集《〈野草〉艺术谈》、《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文坛边鼓集》，论文《且说山药蛋派》、《小说文体的自觉》等。推荐词《呐喊》出版时，鲁迅还没有散文创作，他的散文文体中的那种凝重、深沉、长河百转、苍峰千仞的气象还没有显示出来，《〈呐喊〉自序》是具备了这种特色的，它直抒作者个人感情的那种非凡的力量，是此前的作品中所没有的。在这个《自序》里，鲁迅的半生辛苦、万种情怀，均集于文中。因此我们不妨说，《〈呐喊〉自序》是鲁迅叙事抒情散文的开端。《呐喊》是鲁迅的第一个小说集，也是他在创作方面的第一个集子。《呐喊》出版于1923年，《自序》写于1922年底。在1922年底，《坟》里的白话文才写了两篇，即《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热风》基本上已写完。鲁迅的这些长论短评，以它们的深刻尖锐为五四时期的文化革命、文学革命作出不朽的贡献，也奠定了鲁迅杂文的文体格调。但是，鲁迅还没有开始他的抒情性、叙事性的散文写作，这类散文文体中的那种凝重、深沉、长河百转、苍峰千仞的气象还没有显示出来，《〈呐喊〉自序》是具备了这种特色的，它直抒作者个人感情的那种非凡的力量，是此前的作品中所没有的。鲁迅的半生辛苦、万种情怀，均集于《自序》中。因此我们不妨说，《〈呐喊〉自序》是鲁迅叙事抒情散文的开端，它在文体上也是这类散文的代表和典范。后来的研究者只注意这篇自序里所提供的资料性内容，而忽略了它在鲁迅散文风格发展上的意义及它本身的美学价值，这是很可惜的。
我读这篇文章时，有如下几点感受。
一、这是鲁迅作为一位作家，自己写自己。因此，“人到中年”以后所积聚的感情以极其浓缩的形式出现，在冷峻的笔锋下藏着无比的热情。文中叙及半生的经历，辛酸、梦想、狂热、冷静，突现在读者眼前。半生的经历很多，感情上的变化也大，不但大，而且难言，又不愿直言。这种文章可是难做。这篇文章既是一个小说集的序，当然不能离开小说集里的作品；于是，按“序”的惯例，由集里的小说说起。由《呐喊》的“来由”，说到生活的经历，这就是序文的前段。按我们现在的术语说，这是“生活基础”。后段写的是“创作动机”，也即为什么写成“呐喊文学”的原因。最后，结到《呐喊》出版时的心情。
如果按当前的术语，列出“生活墓础”和“写作动机”来写，那恐怕只有资料价值了。但这是出自大手笔的文学作品，是序文，是诗。它用诗一样的节奏和语言，用小说一样的典型细节，用鲁迅杂文惯有的尖锐洒脱，跳跃地、时而象征时而写实地，叙述三十多年的经历；穷困的童年、苦斗的青年、寂寞的中年和奋起的当前。请想一下出入于“一样高的柜台”和“一倍高的柜台”之间，这不就写尽了童年的生活吗？鲁迅当时十五岁左右。“年纪可是忘却了”，实际上不是忘却，是把“机会”留给那两种柜台。“走异路”和慈母的眼泪，电影上的“示众”镜头，《新生》的命运，然后，大毒蛇一样的“寂寞”，反复几次地描绘这种“寂寞”；这些内容都使读者永难忘怀。“钞古碑”，是“寂寞”的延续和形象化，夏夜院中，槐蚕“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加深了“寂寞”之感。“寂寞”成为一种有实感的事物出现在序文里了。然后，是人们都熟悉的那场同“金心异”的谈话。最后，是“呐喊”，是《呐喊》。
诗一样的叙事结合诗一样的抒情，由鲁迅自己勾出一个鲁迅的形象，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完整的一次。
二、微妙的感情剖析和精辟的世事论断。《〈呐喊〉自序》往往从生活经历上升到哲理的思考和艺术的象征，所以文章不长而韵味长、含蕴多，所以留给后来者的也绵远，迄无尽期。
序文一开始讲到的“寂寞”，在后面又多次提起。“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寂寞”，“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寂寞”要以麻醉来“驱除”；然而至今尚不能“忘怀”；于是同情《新青年》编者的“寂寞”，决定以自己的呐喊来破除他们的“寂寞”，并且不想再将自己的“寂寞”之感传染给当时的青年。请读一读，这里对这种感情的描写可谓入微。现在的研究者已经注意于鲁迅的“寂寞感”并且发挥下去，写成引人重视的论文。这“寂寞”之感，首先就是在这个自序里提出的，它已经成为诗意的哲理的象征。此外，柜台前的屈辱、母亲的眼泪、异国游子的悲愤、中年战士的苍凉心境，都刻画得好极了。“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这个论断由丰富的生活经历概括出来，表现出哲人的睿智。而革命者的喊声，引不起任何回应，连反对者都没有，这又是非亲身经历者不能明白的苦痛境遇。另外，叫醒“铁屋子”里的沉睡者，是应该的呢，还是不应该的，这也是中国五四时期革命知识分子所考虑过的问题。在这篇序文里有许多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论断，这都使这篇文章超越一般的叙事和抒情，而达到哲理的高度，成为诗与哲理的结合。
三、独特的文体风格。
在这篇序文里，鲁迅把一种历史的感觉和他个人的感情、心理变化，用一种极为深沉的调子表现出来。文句大都很长，在一种曲折的、难于倾诉的回转中表达出来。这些文句是那么雄厚有力，使你不便用“流畅”一类的词语去形容，去规范。这是只有鲁迅才有的风格，像吃水很深的船，一面快速地向前驶去，一面又给你稳定、庄严的感觉。在这里没有讽刺、幽默，也没有笑；是巨大的历史回声，从海的深处升起。
我不能不引出几句来说一说。请先读文章开头的一段，那第二句便是很长的句子。这是入题之笔，是牵动全文的。请看，“所谓回忆者，虽说……有时也不免……而我偏苦于……到现在便成了……”这里的转折、限定的词很多，不是为了求得表达的准确，而是为了找到感情所需要的调子。以下的文章都是以这种调子写的，它曲折，它婉转，它丰满，它苍凉。如果说古语里称赞好文章有所谓“无不达之意”，那么这种调子，这种风格，同全文的内容是如此谐和，不但无不达之意，也就无不传之情了。作为一个更鲜明的文句，我想举出文章的结尾部分：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微幸的事，但微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也还有谈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这里表达的是一种喜悦之情，当然也有不满，这不满也非虚语，在后来的《故事新编·序言》和《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言》中曾有进一步说明。但整个说来是高兴的，但这高兴又不只是一点高兴，是包含着许多复杂感情甚至“苦味”的高兴。文中用了这么多虚词，似乎都把文句弄得有点“模糊”了。是的，如果说“模糊”，这里的模糊构成了艺术上的丰满和深远；你要“明确”吗？请试着改写一下，只怕“明确”反造成了干瘪。艺术，确有它难以捉摸的地方，只有多读几遍，才能得其三昧。（选自《名作欣赏》1985年第2期：半生辛苦 万种情怀——读《〈呐喊〉自序》）生动传神 蕴藉含蓄《香市》赏析◎吴甸起作者介绍
吴甸起，196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吉林教育杂志社副总编辑，吉林省教育学院报刊社总编辑，《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编审。有理论专著《文学魅力的寻觅》、《读赏论评》、《新思维与新实践》、《文学审美欣赏方法指要》出版。推荐词“香市”像一扇赫然敞开的窗子，人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广阔而久远的农村社会生活的全貌。作者从早年亲切的生活回忆和对农村现实的细致观察出发，紧紧把握住窥一斑而见全豹的艺术表现角度，生动传神而又蕴藉含蓄地描写了“香市”今昔的历史变异。《香市》是茅盾写的一篇独具江浙农村生活气息的“乡土文学”。全篇通过“我”真切的见闻感受，描写了别有异趣的家乡“香市”。关于“香市”，作者在《陌生人》一文中说：“镇上有一座土地庙。如果父老的传说可信，则‘该’庙的‘大老爷’原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忠臣，三四百年来，享受此方人民的香火……乡下人迷信这位土地老爷特别关心蚕桑，所以每年清明节后‘嬉春祈蚕’的所谓‘香市’一定举行在这土地庙。”作者在《故乡杂记》中又云：“‘香市’就是阴历三月初一起，十五日止的土地庙的‘庙会’式的临时市场。乡下人都来烧香，析神赐福，——蚕好，趁便逛一下。”从这些详尽而生动的说明中不难看出，“香市”是带有封建宗教色彩和地方风情的古老乡村习俗，是反映农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农民质朴单纯精神生活的“乡场”活动。“香市”像一扇赫然敞开的窗子，人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广阔而久远的农村社会生活的全貌。作者从早年亲切的生活回忆和对农村现实的细致观察出发，紧紧把握住窥一斑而见全豹的艺术表现角度，生动传神而又蕴藉含蓄地描写了“香市”今昔的历史变异。
开篇处，作者在风暖日丽、春和景明的诗情画意的氛围中，以浓墨重彩、繁弦密管烘染描摹了“幼时所见”的“香市”景象。只见社庙前“临时茶棚，戏法场，弄缸弄，走绳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诸种杂艺，各占一方，相互兢技，会集成阵，“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大广场挤得满满的”。可见戏之多，人之众，势之盛。作者对诸家杂艺并没有精雕细琢，只是采取并列法将其一一点出，但却像走马灯一样把诸般艺技倏忽间尽呈于人们眼前，不经意中抖开一幅喧腾热闹的“香市百艺”图，给人以方位感、格局感和立体感。接着，作者艺术描写的镜头，由外景转为内景，庙里所见是色彩斑斓的糖果花纸，“各式各样”玩具，“泥的纸的金属的”，应有尽有，而其“烛山”、“灿如繁星”，檀香烟“熏得眼睛流泪”，“木拜垫上”则是“成排的磕头者”。笔笔皆是传神的白描，既反映了庙会的景物特点，又写出了儿童独具的心理感受，并由纸、糖、烛、烟及拜佛者和谐有机地濡染了“香市”神秘热烈的气氛，使读者仿佛看到农民“祈神赐福”的虔诚和孩子们“借佛游春”的欢乐。作者由外而内、由物而人，有步骤、有层次、有色彩地描绘了在“香市”的“所见”；“所见”是循着游赏者足迹的推移，采取分述法表现的。在详尽生动地铺排了“香市”盛况的“所见”文字后，作品又峰回路转、水到渠成地采取综述法，写下了一段虽则简省但却十分精彩的“香市所闻”：“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孩子们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声音，混合成一片骚音，三里路外也听得见。”古人云“蛙鸣十里”，那不过是诗句的艺术夸张，而此处的三里路外也听得见“香市”的喧闹之声，却是极为真切的实情。而选取“所闻”之声以总括“香市”庙堂内外的热烈繁闹的场景，其构思运墨确实是精妙的。
作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童年记忆中的“香市”之后，笔锋陡然一转，又记叙了“革命”以后所见到的“香市”：“庙前的乌龙潭一泓清水依然如昔，可是潭后那座戏台却坍塌了，屋椽子像瘦人的肋骨似的暴露在‘光风化日’之下。”昔日喧腾的场景消失了，神奇的色彩暗淡了，美妙的骚音沉寂了，“往常‘香市’的主角——农民，今天差不多看不见”了。“香市”今之凄清与昔之热烈构成了强烈鲜明的艺术对比，深刻而凄婉地表现了“香市”——古老风习发生的急剧的历史变异。如果说关于童年时“香市”的动人描述，虽则也映照出了小生产者封建余教的意识，但更多地还是熔铸了纯朴农民“父与子”两代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憧憬；那么，以反差性的对比和沉郁的笔墨所勾画的今日“香市”寂寞情景，则是通过“庙会”这个窗口展示了农村经济破落凋做的现实趋势，暗示了在农民中发生的悲剧性遭遇。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深谙艺术描写的辩证法，于通篇“今不如昔”的整体对比结构中，又巧妙地变演出“今胜于昔”的局部艺术对比：在“我”期冀“重温儿时的旧梦”而深感“山河犹在，世情皆非”之时，竟“出乎意料”地看到了技艺超绝的“现代马戏”。作品在此处一改前文的并列法、排比法的粗放点染，细腻而详尽地专写“马戏”一技。诸如武术班的名声、主角、节目，甚至戏团演员的神态语言，都一一写到了。这有着在“上海良友画报六十二期揭载的‘卧钉床’的大力士”名角的武术班，确非“从前‘香市’里的打拳头卖膏药的玩意”可比，而且他们表演的又何等认真、卖力，“把式不敢马虎”，然而，这反映现代文明技艺水平的表演，也只“售票价十六枚铜元”，“第一天也只得二百来看客”，“要是放在十多年前，怕不是挤得满场没个空隙儿么？”技艺高了，看客反倒少了，“今胜于昔”的“南洋武术班”遭际的冷场悲剧，就更加有力地衬托和深化了农民物质精神生活“今不如昔”的悲剧。
本文不足一千二百字。开篇便点题，旋即简洁明晰地交代了“香市”的地点、时间、人物、内容，接着便以对照性的二部结构，生动有情地记叙了“香市”的今昔变化，篇终又点题与开篇遥相呼应，全文结构语言给人一种单纯明净的美感。但单纯明净并不意味浅白直露，恰恰相反，它与含蓄蕴藉取得了辩证的统一。确切些说，文章对“香市”景物风习的描写是单纯明净的，而对最物风习变异所包孕的社会意义的揭示是含蓄蕴藉的。“我”的三位堂妹子为何“出世以来没有见过像样的热闹的香市”？先前那些在“木拜垫上”成排的祈神赐福的农民为什么不见踪影了？作品对造成“香市”悲剧性历史变异的原因，没有做正面的、直接的、翔实的交代，只是在勾勒今日“香市”面貌时，作为景物描写的构成部分，采用深有寓意的象征手法，叙说了“‘革命’以后”，“社庙的左屋被‘公安分局’借去做了衙门”，“社庙的左偏殿上又有什么‘蚕种改良所’的招牌”。此处用字虽少，但却语涉政治：“公安分局”者象征着反动的军阀势力，“蚕种改良所”者象征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小小的一座封建宗法式的庙宇，被涂上了一层强权化、殖民化的斑驳怪异的色彩，象征着、预示着素有“桃源”之称的江南“蚕丝之乡”必然走向衰败贫困的社会命运。我觉得，孤立地阅读“香市”一篇，因为它微言大义，尽在景物风习描写之中，对其创作宗旨是很难有更加深切感受的。茅盾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写了一批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这些作品情节人物尽管有所不同，但所选取的生活素材和表现角度都是农村经济的破产。因此，这些作品在时代因素和思想内容上存在着某种一致性、联系性、互补性。比如，短篇名作《春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可以看做《香市》景物风俗描写所蕴含的思想社会意义的一个绝妙的“详注”。《春蚕》写于1932年，《香市》发表于1933年。《春蚕》中有关于茧子“洋种”与“土种”之争，《香市》中有“蚕种改良所”云云，两篇的社会背景基本相同，而故事又都是发生在浙江农村的“清明过后”。倘把两篇作品作为“互文”来读，就不难理解在今日“香市”庙会上，为什么看不见农民的真正社会原因。像老通宝一家那样忍饥挨饿，东借西赊，拼死拼活，获得了蚕花丰收却遭致了破产欠债的悲惨结局。他们日日夜夜挣扎在死亡线上，哪里还有闲情逸致来“借佛游春”？即使“祈神赐福”滚得“蚕花二十四分”，岂不酿成更大的悲剧？因此，先看看《春蚕》中关于老通宝一家及“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为“收蚕”所经历的“大紧张，大决心，大奋斗”和大破产，然后再看《香市》，就可以更加具体、更加明晰、更加深刻地理解“香市”发生的历史变异及深邃的寓意。
此篇当属写景类散文。独具特点的民俗风习，构成了景物描写的地方色调。作者信笔写去，娓娓而述，不加雕饰。无论庙宇、烛山、香烟、杂技，乃至百草梨膏糖的小食及木拜垫上的磕头者，都给人以风物独异的新鲜感受。而笔笔景语又尽是情语，或喜或忧尽在图画之中。此篇文字固然有为村俗乡习——“香市”做记的美意，但作者更深远的旨趣乃在于表现“香市”的今昔剧变，用以勾画农村衰败贫困的趋向。所以，前半部的胜景喜情的描写虽有佳妙之处，而后半部的凄境忧意的记叙则尤为发人深思。“弦弦掩抑声声思”，这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句诗，把它拿来可以概括《香市》后半部艺术描写的特点。关于今日《香市》氛围场景的笔笔描述，无不深含着凄恻之情，尤以结尾处“往常‘香市’的主角——农民，今天差不多看不见”一句最为沉痛哀切，在这看似寻常平直的话语背后隐藏着农民多少辛酸和不幸？并且溶进了作者对农民命运多少深厚的关注和同情啊！没有直接的抒情，没有生发的议论，全篇集中笔墨描写景物风俗，并且紧紧扣在“香市”、“这一个”的历史变异上，而其意、其情、其境在“香市”历史变异的图景中尽出矣！这与那种即景生情或者情景交融的散文相比，岂不是自成一体，别具一格？“清明”过后，我们镇上照例有所谓“香市”，首尾大约半个月。
赶“香市”的群众，主要是农民。“香市”的地点，在社庙。从前农村还是“桃源”的时候，这“香市”就是农村的“狂欢节”。因为从“清明”到“谷雨”这二十天内，风暖日丽，正是“行乐”的时令，并且又是“蚕忙”的前夜，所以到“香市”来的农民一半是祈神赐福（蚕花二十四分），一半也是预酬蚕节的辛苦劳作。所谓“借佛游春”是也。
于是“香市”中主要的节目无非是“吃”和“玩”。临时的茶棚，戏法场，弄缸弄餐，走绳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将社庙前五六十亩地的大广场挤得满满的。庙里的主人公是百草梨膏糖，花纸，各式各样泥的纸的金属的玩具，灿如繁星的“烛山”，熏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庙里庙外，人声和锣鼓声，还有孩子们手里的小喇叭，哨子的声音，混合成一片骚音，三里路外也听得见。
我幼时所见的“香市”，就是这样热闹的。在这“香市”中，我不但赏鉴了所谓“国技”，我还认识了老虎，豹，猴子，穿山甲。所以“香市”也是儿童们的狂欢节。“革命”以后，据说为的要“破除迷信”，接连有两年不准举行“香市”。社庙的左屋被“公安分局”借去做了衙门，而庙前广场的一角也筑了篱笆。据说将造公园。社庙的左偏殿上又有什么“蚕种改良所”的招牌。
然而从去年起，这“迷信”的香市忽又准许举行了。于是我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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