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译丛038 第三帝国三部曲：第三帝国的到来(下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理查德·J.埃文斯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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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译丛038 第三帝国三部曲：第三帝国的到来(下册)试读：

图片列表

感谢图片的版权所有者，见括号中所列。

1.汉堡的俾斯麦纪念塔（版权 ©乌尔施泰因报团图片库，柏林 ［Ullstein Bilderdienst, Berlin］）。

2.寄自“法兰克福唯一一家不许犹太人入住的饭店”的反犹明信片。

3.德军于1914年在比利时境内推进（版权 © 帝国战争博物馆［Imperial War Museum］, Q 53446）。

4.1918年8月在亚眠战役中被协约国俘获的德国战俘（版权 © 帝国战争博物馆，Q 9271）。

5.因履行1919年《凡尔赛和约》而废弃的德国战斗机的骨架（版权 © 西蒙·泰勒［Simon Taylor］）。

6.1919年1月“斯巴达克同盟暴动”期间柏林街头的一场战斗（版权 © 赫尔顿档案馆格蒂图片社［Hulton Getty］）。

7.1919年5月镇压慕尼黑苏维埃期间，自由军团与他们将要处决的“赤卫队员”（版权 © 玛丽·埃文斯图片图书馆［Mary Evans Picture Library］）。

8.德国漫画醒目地列出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期间据说法国殖民军所犯罪行的数量（版权 ©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慕尼黑［Bavarian State Library, Munich］）。

9.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么多千元面额的马克只值一美元！”（版权 © 贝特曼/科比斯图片社［Bettmann/Corbis］）。

10.德国一份讽刺杂志的封面描绘出《凡尔赛和约》加诸德国的经济困境（版权 ©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慕尼黑）。

11.奥托·迪克斯，《大都会》，1927—1928年（图片来自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Bridgeman Art Library］，版权 © DACS,2003）。

12.1923年11月啤酒馆暴动时的纳粹冲锋队员（版权 © 赫尔顿档案馆格蒂图片社）。

13.1929年希特勒与友人在慕尼黑的啤酒馆休闲（版权 ©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慕尼黑）。

14.1926年，在纳粹党早期于魏玛举行的集会上，希特勒领导的一次街头游行（版权 © 南德出版社，慕尼黑［Süddeutscher Verlag, Munich］）。

15.1930年一次露天集会上的冲锋队员（版权 © 赫尔顿档案馆格蒂图片社）。

16.1932年选战期间汉堡一个共产党员聚居的贫民区（版权 © 西蒙·泰勒）。

17.换上白衬衫的褐衫军在游行，可见布吕宁1930年12月颁布的制服禁令徒劳无功（版权 © 玛丽·埃文斯图片图书馆）。

18.1930年一张和平主义海报提醒人们：投票给右翼政党，无异于投票支持发动战争。

19.暴力的视觉形象：(a) 纳粹党1928年的竞选海报（版权 ©西蒙·泰勒）；(b) 共产党1932年的竞选海报（版权 © 克里斯特尔·格斯滕伯格/科比斯图片社［Christel Gerstenberg/Corbis］）；(c) 社会民主党1930年的海报（版权 © 西蒙·泰勒）；(d) 人民党1932年的海报（版权 © 西蒙·泰勒）。

20.1930年9月的竞选海报（版权 © 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图片档案馆［Bildarchiv Preussischer Kulturbesitz］）。

21.1931年1月的社会民主党海报提醒人们警惕纳粹的暴力活动（版权 © 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图片档案馆）。

22.1933年3月选战期间，纳粹党用扩音喇叭高喊“希特勒万岁！”（版权 © 赫尔顿档案馆格蒂图片社）。

23.1933年1月被任命为总理后不久，希特勒接见商界领袖（版权 © AKG，伦敦）。

24.1933年春被冲锋队逮捕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在等待着他们的命运（版权 ©乌尔施泰因报团图片库，柏林）。

25.到达奥拉宁堡集中营的社会民主党人在登记（版权 ©AKG，伦敦）。

26.纳粹党1933年5月14日的宣传漫画，把集中营树立为正面形象。

27.漫画：“德国的雕塑家”塑造出一个崭新的、即将主宰世界的德国巨人（版权 © 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慕尼黑）。

28.纳粹党的讽刺刊物《荨麻》把德国顶尖作家和知识分子的逃离描绘成德意志民族的胜利。

29.纳粹学生于1933年5月10日在柏林大学外焚烧犹太人和左翼人士的著作（版权 © AKG，伦敦）。

30.1933年4月1日抵制行动期间，冲锋队员在一家犹太商店的橱窗上贴标签（版权 © 赫尔顿档案馆–德国档案/科比斯图片社［Hulton-Deutsch Collection/Corbis］）。

31.一张1933年的纳粹明信片，画面上连成一排的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到俾斯麦再到希特勒。

出版方已尽最大努力搜集图片版权持有者信息，但并非所有信息都能查到。如有疏漏，请与出版方联系，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更正。

地图与图表目录

9.1932年的失业率

10.共产党在1930年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11.纳粹党在1930年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12.1932年总统选举，第一轮

13.1932年总统选举，第二轮

14.纳粹党在1932年7月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15.纳粹党在1932年11月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16.地区选举得票率，1931—1933年

17.纳粹党在1933年3月国会选举中的得票率

18.1933年的德国大学

图表1 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的成绩，1924—1933年

第四章 通往权力之路

第一节 大萧条

因为失业的时间越长，他们就变得越懒，越来越自卑，因为总是看到别人衣着体面的样子。他们感到气恼，因为他们也想那样，于是走上犯罪道路……他们还想活下去！老年人往往完全失去了求生的欲

[2]望。1932年12月，有人看到孩子们在玩“失业登记”的游戏。一位调查员请其中几人写下简短的自述，孩子们写的主要内容也是失业。“我爸爸已经失业三年多了，”有位14岁的女生写道，“我们全家以前一直相信爸爸总有一天能再找到工作，可是现在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儿都[3]不抱什么希望了。”

长期失业造成的影响因人而异。对于找工作，年轻人可能比中年人乐观。失业时间越长，人就越沮丧。人们在1932年夏接受采访时所显示的态度，远比18个月前的民意调查结果更加悲观。打算结婚的人推迟了婚期，已婚夫妻推迟了生育计划。小伙子们漫无目标地在街上闲逛、无精打采地待在家里，靠打牌、逛公园或者一圈又一圈没[4]完没了地乘坐柏林的环线地铁打发时间。在这种形势下，做事总比不做事强，无所事事往往使人意志消沉。许多失业的成年男子，甚至少男少女，都在设法谋生，他们沿街叫卖、在街头卖艺、做清洁工、在街头摆摊或者从事收入微薄的诸多传统零工中的任何一种。一群群儿童出没在柏林时髦的夜总会，“照看”富人的汽车，这是收取保护费的一种原始形式，成年人也用另一种不那么无害的方式收保护费。非正式的远足俱乐部和工人阶级青年团体很容易变成所谓的“野人帮”，这些青年团伙在废弃的大楼里碰头，搜寻食物，以偷窃为生，与敌对团伙打架，经常与警察冲突。犯罪率并没有像通胀期间那样飙升，但在1929—1932年的柏林，因盗窃而被逮捕的人数增加了24%。不分男女的卖淫现象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这既是魏玛共和国性宽容氛围的结果，也是其经济崩溃的产物，卖淫的公开程度让正派人士感到震惊。在社会底层，沿街叫卖和街头摆摊变成了乞讨。[5]德国社会似乎陷入了苦难与犯罪的泥沼。在这种困境中，人们开始抓住政治的稻草：任何东西，无论多么极端，似乎都强于他们当时所置身的毫无希望的乱局。

这种局面是如何形成的？经济改革于1923年遏制住了大通胀，随之而来的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到1930年代初，经济形势极度恶化。德国经济在通胀之后得以复苏，主要依靠的是来自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巨额投资。德国的高利率吸引了资本的流入；但关键是，再投资主要采用短期贷款的形式。德国企业在促进生产的合理化和机械化的过程中，逐渐严重依赖这种资金，克虏伯和联合钢铁公司等企业都借贷了巨额资金。美国企业直接在德国投资，福特汽车在柏林和科隆（Cologne）设有工厂，通用汽车于1929年买下欧宝汽车（Opel）在法兰克福附近吕塞尔斯海姆市（Rüsselsheim）的工厂。德国各银行用外国贷款为它们自己在德国企业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6]这是德国工业和银行业的内在不稳定因素，并在1920年代末引发了灾难。

1928年，面对迫在眉睫的经济衰退，主要工业国都开始对货币采取限制措施，美国逐渐减少在海外放贷。这些是保存黄金储备的必要措施，在金本位时代，黄金储备是金融稳定的基础，因为各国的货币价值都与金价挂钩，德国在货币稳定政策发挥作用以后也是如此。随着各国纷纷拉起货币的吊桥以防止资金外流，德国工业开始陷入困境。1928—1929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几乎没有增长，那年冬天结束时，失业人数已逼近250万。投资骤然放缓，有可能是因为各公司在工资和福利上的支出过多，但更可能仅仅是因为资金短缺。德国政府发现，很难靠发行债券筹到资金，因为投资者深知通胀对战争期间发行的债券产生过什么影响。国际市场几乎无人相信德国政府有能力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事实很快证明，人们的不信任感是完全有道理的。[7]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美国陷入商业危机的确切信号骤然引发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恐慌性抛售。在有些人看来已被过高估值的股价开始暴跌。进入下一周，在10月29日的“黑色星期二”，恐慌性抛售再度发生，情形比上次糟糕得多，1640万股被卖出，这个[8]纪录在此后的40年里一直未被打破。交易者手忙脚乱、争先恐后地赶在股价跌得更低之前抛售股票，于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大厅里乱作一团。股灾突如其来的这几天，其实仅仅是随后三年里旷日持久、似乎不可阻挡的衰退的最明显表现。《纽约时报》指数从1929年9月452的高点，跌至1932年7月的58点。10月29日，美国大型企业的市值蒸发掉100亿美元，是美国当时全部流通货币量的两倍，接近美国用于一战的资金量。公司纷纷倒闭，美国的进口需求骤跌。随着投资的消失，银行业陷入危机。美国银行眼见亏损日渐增加，开始收回短期贷款，[9]而这些短期贷款正是德国企业界过去5年里的主要融资来源。

美国银行从德国撤资，恰在德国最困难的时刻，确切地说是恰逢已呈颓势的德国经济需要强劲的刺激来帮助复苏之时。由于失去了资金，德国银行和企业试图提取更多的短期贷款用于恢复平衡。这种情况发生得越快，经济形势就显得越不稳定，也就有越多的国外和国内[10]资产持有者开始向德国境外转移资金。由于无法为生产融资，企业开始大幅减产。已处于停滞状态的工业生产遂以惊人的速度一路下滑。到1932年，德国的工业产值比1929年水平下降了40%，其衰退的严重程度在欧洲各经济体中只有奥地利和波兰可与之匹敌。欧陆其他国家的降幅均不超过25%，英国为11%。由于资金撤出和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开始陷入困境。1929—1930年，许多小银行倒闭，随后奥地利最大的两家银行宣告破产；1931年7月，德国各大银行也开始[11]面临压力。倒闭的企业成倍增加。德国与奥地利试图订立关税同盟以建立一个更大的内部市场，但在国际干涉下落空，因为人人都明白它背后的政治动机——朝着建立《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两国政治同盟迈出一步。由于只能依靠国内资源，德国经济陷入大萧条，失业率几乎呈指数增长。各大城市有数百万人失业，可用于购买食品的钱越来越少，急剧加深了已经非常严重的农业危机，由于银行收回贷款，许许多多靠贷款经营的农场主无法逃脱终止回赎权和破产的命运。农场和庄园的破产导致农业工人失去工作，失业潮蔓延到了城镇[12]和乡村。

到1932年，德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工人登记为失业，西里西亚或鲁尔等重工业区的失业率甚至更高。失业率之高前所未有，甚至高于实施货币稳定政策时的裁员阶段。1928—1932年，在德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柏林，失业人口从13.3万增至60万人；在贸易及海港城市汉堡，从3.2万增至13.5万人；在莱茵—鲁尔区的工业城市多特蒙德（Dortmund），从1.2万增至6.5万人。工业界受到的打击显然最为严重；但白领工人也纷纷失业，到1932年，有50多万白领失去工作。[13]失业率增速骇人，大萧条开始之后仅一年时间，到1930—1931年之间的冬季，失业人数已超过500万；一年之后增至600万。据报道，1932年初，失业者以及靠他们抚养的人总共将近1300万，约占[14]德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真实数据也许更高，因为失去工作的女[15]性通常不去做失业登记。

这些惊人的数据仅道出了部分实情。首先，数百万工人虽然保住了工作，但薪酬被降低，因为雇主缩短工时，开始实行短时工作制，以适应产品需求量的锐减。于是许多训练有素的工人或学徒工不得不承接低薪的、无需专门技能的工作，因为他们所胜任的那些工作已经消失。这些人还算幸运，因为真正令人痛苦和绝望的是危机的旷日持久。它始于1929年10月，当时的失业率已经相当高，在随后的三年里，危机毫无减轻的迹象。然而，几年前实行的福利制度计划救助的人数远低于失业人口——最多只能救助80万人，但1932年的失业人口已达600万——而且所提供的救济最多只持续了几个月，而不是整整三年或者更长时间。民众收入的骤降，导致政府税收锐减，使得经济形势愈加恶化。许多地方政府也陷入困境，因为它们使用了美国贷款为本地的福利项目和其他项目融资，这些贷款此时也被要求退回。但在失业福利制度下，长期失业者的保险期满之后，为他们提供资助的重担首先以“危机救济”的形式转给中央政府，一段时间之后，又以“失业救济”的形式移交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不愿意采取不得人心的举措填补所需的资金缺口；雇主认为自己的企业处于困境，无法提高保险分担额；工会和工人不愿意看到福利被削减。问题似乎是无解的。承受痛苦的是那些失业者，他们的救济金被一再削减，或者完[16]全被终止。二

随着大萧条的加剧，在德国城镇的街头、广场和公园，可以看见成群的成年男子、结伙的少年懒洋洋地出没其间，一副不好惹的样子，让那些不习惯这种景象的资产阶级绅士淑女感到害怕，觉得暴力和犯罪随时会发生。更可怕的是，德国共产党企图——通常能够成功——鼓动这些失业者去实现该党的政治目的。这是典型的失业者政党。共产党鼓动家们招募“野人帮”中的不良青年；在工人阶级聚居区组织住户拒缴房租，那些人反正也不大付得起房租；宣布柏林的威丁（Wedding）等无产者聚居区属于“红区”，以此震慑胆敢涉足那些地界的非共产党员，如果知道来者与褐衫军有牵连，有时还会殴打或者用枪威胁对方；把某些酒馆食肆标记为自己的据点；把自己的信仰灌输给在工人阶级学校就读的孩子们，并且使家长联合会政治化，这引起了中产阶级教师甚至左翼教师的不安。在共产党看来，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阶级斗争也随之从工作场所转移到了大街小巷。保卫无产阶级的堡垒，必要时采用暴力手段，已成为共产党准军[17]事组织“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当务之急。

共产党人让中产阶级感到恐惧，不仅因为他们在政治上利用街头失业者对社会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还因为他们的人数在1930年代初期迅速上升。全国的党员从1929年的11.7万猛增至1932年的36万，他们在选举中显示出的投票实力一次比一次强。到1932年，在德国西北沿海地区，包括汉堡及其邻近的普鲁士港口阿尔托纳（Altona），有工作的党员不到10%。1932年10月入党的人里，大约四分之三没[18]有工作。共产党组建“失业者委员会”，几乎每天都组织游行、示威、“反饥饿游行”等街头活动，这些活动往往在与警方的长时间冲突中结束。共产党领导人越来越觉得这场经济危机将会终结资本主义[19]制度，因此不放过任何为政治增温的机会。这些发展动态推波助澜，导致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裂痕在共和国的最后几年里日益加深。两党业已结下的深仇宿怨源于1918—1919年的一系列事件：受社会民主党人、政府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驱策的自由军团成员杀害了数位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每当共产党举办纪念他们的活动，都会公开追忆他们的遇害情况。此时，宿仇之上又增加了失业这个制造分裂的因素，失业的共产党员痛骂保住了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成员，而社会民主党越来越担心那些有暴力和骚乱倾向的人将蜂拥到共产党旗下。社会民主党工会领袖和雇主的做法又进一步加深了仇恨：前者习惯于甄别出共产党员，以便雇主裁员；后者往往首先解雇未婚的年轻工人，其次才解雇年纪大的已婚者，在很多时候这也意味着共产党员会失去工作。劳工运动最初是由社会民主党发起的，普通共产党员对这一事实感到心情矛盾，因此与党的“老大哥”形成了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共产党一直渴望双方为共同的事业携手合作，但必须按照共产党[20]的主张行事。

共产党的极端思想根深蒂固。尤其是激进的青年工人，他们感到被社会民主党出卖了——在老一辈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的激励下，他们曾期盼一场彻底的革命，但革命在快要实现时功亏一篑，他们的希望破灭了。共产党是紧密团结的俄国式秘密组织，它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在那些最坚定的党员中间形成了一种团结和不断进取的精神。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坚定的共产党积极分子的生活，里夏德·克雷布斯（Richard Krebs）后来在回忆录中做了生动的描述。他是一名水手，1904年生于不来梅的一个社会民主党海员家庭。1918—1919年革命期间，正值青春期的克雷布斯在家乡目睹了自由军团进行镇压时的暴行。他在汉堡的食品骚乱中参与斗殴，并结交了一些码头上的共产党员。与警察的冲突使克雷布斯更加仇恨他们以及他们的老板——在汉堡市主政的社会民主党。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描述，坚定的共产党员参加街头示威活动时，腰带上别着一段段的铅管，兜里装着石头，随时准备砸向警察；骑警发起冲锋时，红色阵线战士同盟的青年积极分子们把刀子插进马腿，使马匹受惊奔逃。这种冲突与暴力的环境，让克雷布斯这类彪悍青年感到如鱼得水，他于1923年5月加入共产党，[21]白天在码头向水手们发传单，晚上去听基础政治课。

然而，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理解相当肤浅：

我有阶级意识，因为阶级意识是家传的。我为自己是一名工人而自豪，我鄙视资产阶级。我对正统的绅士淑女报以嘲讽态度。我有一种强烈的、一边倒的正义感，它使我疯狂地仇恨那些我认为导致民众受苦、压迫民众的人。警察是敌人。上帝是个谎言，是富人编造出来让穷人甘受奴役的，只有懦夫才会寄希望于祷告。雇主都是披着人皮的狼，个个不怀好意、贪婪成性、不义不仁。我认为单打独斗的人永远无法取胜，大家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战斗，让所有从事有益工作的人过上好日子。大家必须不遗余力地斗争——只要能推进事业，不[22]惜采取违法行动；绝不心慈手软，直至革命取得胜利。满怀着这种狂热的奉献精神，克雷布斯在1923年10月的汉堡革命中担任红色阵线战士同盟一支武装小分队的负责人，在那场流产的革命[23]中，共产党人突袭了一个警察局，筑起了街垒。起义失败后，他自然觉得有必要逃离现场，继续过他的海上生活，于是逃往荷兰，转赴比利时，与当地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因为会说英语，克雷布斯很快被一位苏联特工派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这类特工活跃于共产党的许多支部，但也许并不像克雷布斯后来所说的那么多。他受命去干掉一个被当地党组织认定的叛徒，结果事败被捕——他自称是故意失手的，被囚禁在圣康坦（St. Quentin）监狱。1930年代初获释之后，克雷布斯成了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国际组织，接受莫斯科的指令——海员分部的干事，由共产国际支付薪水，并开始担任党的交通员，把经费、传单等许多物品从一个国家[24]带到另一个国家，后来又在德国各地运送物品。

里夏德·克雷布斯的回忆录读起来就像一部惊险小说，书中描述的共产党是靠钢铁般的纪律和使命感凝聚在一起的，它的每一次行动Ⅰ都受命于来自“格别乌”（其前身是契卡）的特工，这些苏联秘密警察在幕后操纵着各国的共产党组织。德国很多中产阶级人士一想到共产国际在幕后操纵了许多国家的罢工、示威和起义，就感到不寒而栗，尽管这些活动几乎无一成功。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以及自卡尔Ⅱ·拉狄克（Karl Radek）以来苏联特工在德国共产党中所发挥的毋庸置疑的作用，无疑加重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忧虑。但克雷布斯把共产国际的运作描写得过于顺畅了，实际上，罢工、劳工骚乱乃至斗殴和暴乱，往往是由“红色阵线战士”一时情绪失控引起的，而未必是由莫斯科及其特工预先策划的。克雷布斯这样的党员并不多见。共产党的党员变更率仅在1932年就超过了50%，意味着数十万失业者曾经入党，至少当过一段时间的共产党员，但也意味着该党一度留不住人心，多数党员通常入党不到几个月就退出了。克雷布斯这类资深党员构成了立场坚定、严守纪律，但为数较少的积极分子核心，红色阵线战士[25]同盟成为一支越来越职业化的力量。在这种环境下，语言的力量非常大。自从共产国际领导人于1928年在莫斯科宣布共产国际进入“第三阶段”以来，共产党的言辞变得远比以往暴戾。此后，共产党的恶毒语言主要针对社会民主党。在它看来，每一届德国政府都是“法西斯”政权。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表达。社会民主党人是“社会法西斯分子”，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支持者，引导工人们放弃革命的使命感，而甘心接受魏玛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层中任何试图质疑这一路线的人都会被撤销党内职务，任何有助于推翻“法西斯”政府及其社会民主党支持者的事情[26]都受到欢迎。

当时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汉堡工会的干部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台尔曼生于1886年，在应征入伍参加一战、前往西线服役之前，曾做过各种短工，包括在鱼粉厂打工、为洗衣店开车，因此他的工人阶级资格是毋庸置疑的。台尔曼于1903年加入社会民主党，在战争年代受党内左翼的吸引，于1918年革命期间投身Ⅲ政治活动，成为“革命工人谈判代表”的一员，1919年成为独立社会民主党在汉堡的领导人，同年当选为市议会议员。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22年分裂时，他加入共产党，成为该党的全国中央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他依然是体力劳动者，从事拆卸废船等重体力工作。台尔曼肌肉发达、没受过教育，是个天生的革命者，吸收了革命工人的共产主义理想。他没什么文化，显然拙于运用复杂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也因此赢得了无产阶级听众的认同；他的演讲充满激情却缺乏条理，可是听众反倒觉得这显示了他的诚实与真挚。作为1920年代中晚期和1930年代初的共产党领导人和职业政客，台尔曼经常不得不系着领带，但这也使他形成了一套演讲的招牌动作：讲至酣处，他会扯下领带，在满堂热烈的掌声中又变回一名质朴的工人。他毫不掩饰对军事将领和企业老板的仇恨，以及对社会民主党的不信任。

在莫斯科，斯大林出于打压党内对手的策略需要而翻云覆雨，共产国际所制定的路线往往也随之变来变去，台尔曼像许多普通共产党员一样对此亦步亦趋。他对革命的信仰坚定不移，因此对苏联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革命政权也坚信不疑。德共的其他领导人也许比台尔曼更灵活、更无情、更聪明，例如柏林党委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以及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也许一直是德共的政策战略的决定者；然而，台尔曼凭借个人声望与口才，成为德共不可或缺的骨干，在1925年和1932年两度被共产党推举为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因此，到1930年代初，他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也是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最害怕的政客之一。台尔曼既不是傀儡，也算不上真正的领袖，但他个人始终兼具德共的毫不妥协与雄心[27]壮志，推动德共朝着建立“苏维埃德国”的目标前进。

因此在1930年代初，台尔曼这类人领导下的共产党，对于许多德国中产阶级来说似乎成了迫在眉睫、规模空前的威胁。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似乎随时可能发生。就连维克托·克伦佩勒这样清醒、聪明、保守的温和派也会在1931年7月自问：“政府要倒台了吗？随后上台[28]的会是希特勒还是共产党？”然而从很多方面看，共产党的实力都是一种错觉。德共在意识形态上对社会民主党的敌意，注定了它的不堪大任。基于极端主义立场，它谴责魏玛共和国的历任政府是“法西斯政权”，甚至包括由赫尔曼·米勒（Hermann Müller）领导的“大联合政府”。这种对共和国的仇视，导致德共完全无视纳粹主义对魏玛政治制度的威胁。它对资本主义即将彻底崩溃的乐观预测，在1932年的经济绝境中似乎有几分道理，但事后回过头来看却毫无根据。而且，一个主要由失业者组成的政党不可避免地缺乏资源，党员的贫困和易变也会削弱德共的实力。共产党员手头非常拮据，以至于共产党的酒吧食肆在大萧条期间不得不一家接一家地关门，或者转给纳粹党。1929—1933年，德国的人均啤酒消费量下降了43%，在这种形势下，资金较充足的褐衫军取而代之。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半游击战”发生于德国各大城市比较贫困的区域，褐衫军不断以暴力手段残酷打压共产党员，逐渐把他们打回贫民窟和廉租公寓区。在双方的冲突中，中产阶级普遍站在纳粹党人一边，毕竟他们既没有威胁要消灭资本主义，也没有宣称如果掌握政权就建立一个“苏维埃德国”。[29]三

虽然失业现象主要发生在工人阶级中间，但经济困难也瓦解了其他社会群体的信心。例如，早在大萧条开始之前，为了巩固1923年之后货币稳定政策的成果，政府开始削减开支，引发了政府部门的裁员潮。1923年10月1日至1924年3月31日，82.6万公务员中有13.5万被裁员，其中多数属于国有铁路系统、邮政、电报和国营印刷机构，同期被辞退的还有6.1万白领工人中的3万人、70.6万政府雇佣的体力[30]劳动者中的23.2万人。1929年之后又有一波减薪潮，1930年12月至1932年12月，公务员累计减薪19%至23%。各个层级都有许多公务员对工会代表没有能力制止裁员减薪而感到失望，他们对政府的敌意是显而易见的。有些人加入了纳粹党；另外许多人却反感纳粹党，因为它曾公开威胁说一旦掌权就清洗公务员。尽管如此，裁员减薪依然[31]导致公务员普遍对共和国感到忧虑和不抱希望。

其他许多中产阶级职业人士也觉得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魏玛共和国治下受到了威胁。由于银行和金融机构处境艰难，白领工人不是失去了工作，就是在担心自己有可能失业。由于购买力下降，旅行社、饭馆、零售商店、邮购公司等服务业雇主纷纷陷入困境。纳粹党此时已建立起精密的专业分支结构，见此情形，便开始拉拢专业人士和拥有资产的中产阶级。这令那些继续强调国家社会主义之“社会主义”一面的人深恶痛绝，比如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sser），他是纳粹党组织部长格雷戈尔的弟弟，这些人认为希特勒背叛了他们的理想。奥托·施特拉塞尔及其出版社支持罢工等左翼事业，这激怒了希特勒，他于1930年4月召集党内领导层开会，痛斥施特拉塞尔的观点。为了消解奥托·施特拉塞尔的影响力，他任命戈培尔为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主管。然而，令戈培尔恼火的是，希特勒一再推迟采取决定性行动，寄希望于奥托·施特拉塞尔的宣传机构还能在1930年6月的地区选举中起些作用。直到选举结束之后，加上施特拉塞尔出版了有损希特勒形象的、当年年初他与希特勒争吵的实录，希特勒才决心把奥托·施特拉塞尔及其支持者清除出党。施特拉塞尔采取主动，于1930年7月4日退党。这是一次严重的分裂。旁观者凝神观察纳粹党在党内左翼大批退出后能否继续生存下去。但戈培尔及其亲信在鲁尔区凭借社会主义口号恢复了纳粹党的活力，由此明显扭转了局势。异见者的出走显示，施特拉塞尔及其观点在党内支持者甚少，就连其兄格雷戈尔也与他断绝了关系。奥托·施特拉塞尔淡出主流政坛，先是留在德国，后来流亡国外，余生都在幻想建立小型宗派组织，向志趣相投[32]的小众宣传自己的观点。

摆脱了“社会主义”最后的残余之后，希特勒着手搭建更多桥梁用以争取右翼保守派。1931年秋，他与民族党结成所谓的“哈尔茨堡阵线”（Harzburg Front），于10月11日在巴特哈尔茨堡（Bad Harzburg）与胡根贝格发表联合宣言，宣称他们已经为共同统治普鲁士州以及整个德国做好了准备。这标志着双方自1929年首次联手反对杨格计划以来在合作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不过，纳粹党强调它将继续保持独立性，例如希特勒就拒绝检阅“钢盔”的分列式。同时，希特勒采取重要步骤，向企业家们解释纳粹党对他们不构成威胁。他于1932年1月在杜塞尔多夫的工业俱乐部（Industry Club）向大约650位企业家发表演说，为了打动听众，他痛斥马克思主义是德国的病源——他在这次演讲中一次都没有提到犹太人——他还强调自己坚信私有财产、努力工作和让有能力有事业心的人得到应有回报的重要性。然而他还说，解决当下的经济困境主要应该靠政治手段；能够为经济复兴打下基础的，是理想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这些将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员牺牲时间和金钱，甘冒[33]生命危险，日日夜夜与共产主义威胁做斗争。

在两个半小时的演说中，希特勒的话极其笼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经济政策，却暴露了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观：斗争是通往成功的道路。这无法给见多识广的听众留下深刻印象，资深企业家们感到颇为失望。纳粹党后来宣称希特勒最终赢得了大企业的支持，但并无确凿证据证明这种说法。会后，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党人都没有采取后续行动在这些工业巨头中间募集资金。实际上，此次演讲之后，部分纳粹媒体继续攻击托拉斯和垄断经营，而另一些纳粹党人则试图通过主张工人权利赢得劳工群体的选票。共产党的报纸以阴谋论的语言描述这次会议，说它表明纳粹党是大企业的走狗。纳粹党对此予以否认，特意印刷了演讲的节选，证明希特勒并没有依附于资本家。

这一切的结果是，企业界并没有比以往更加乐于资助纳粹党。确实有一两个企业家表示了热情，例如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出资为赫尔曼·戈林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等纳粹头目的奢侈品位提供补贴。大体而言，此次演讲安抚了大企业，时机一到，它们很容易就会转而支持纳粹党。但1932年1月的演讲依然是在为将来铺路。当时纳粹党各项活动的资金，仍像从前一样主要来源于党员的自愿捐献、集会的入场费、党报和出版物的收入，以及小企业——而非大企业——的捐助。希特勒在向大企业的代表发表演说时明显地忘记提及[34]反犹主义，而反犹主义对小企业等群体的吸引力可能要大得多。不过，纳粹党此时在粗鄙的本来面目之外，又添了一副体面之相，逐渐在保守派和民族主义精英中间交到了一些朋友。随着德国在大萧条中越陷越深，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人士开始寄希望于生机勃勃的纳粹党能够引领国家走出困境。一切将取决于魏玛共和国脆弱的民主体制能否顶住压力，取决于德国政府能否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以阻止民主体制的全面崩溃。注释Ⅰ 格别乌（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1922—1923）的拉丁首字母缩写。Ⅱ 卡尔·拉狄克（1885—1939），一战前活跃于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十月革命之后在苏俄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18年底赴德参与德国共产党的筹建。1920年在苏俄担任共产国际书记，主要负责德国事务。Ⅲ 革命工人谈判代表（revolutionary shop stewards），一战期间由德国各行业的工人自由选举出的劳资谈判代表，他们反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政策，并在1918—1919年德国革命期间发挥了作用。

第二节 民主制度的危机

大萧条的第一个政治牺牲品，是由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米勒领导的大联合政府，它于1928年胜选后上台，是共和国最稳定、执政时间最长的内阁之一。大联合政府是一次罕见的尝试，它力图折中社会民主党与不包括民族党在内的“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利益。促成它们联合的主要是在民族党和极右翼的激烈反对下确保杨格计划获得通过这个共同目标。杨格计划于1929年底被批准后，这些政党之间的纽带基本上也就不复存在。1929年10月大萧条开始之后，关于如何解决急剧恶化的失业问题，大联合政府中的政党无法达成共识。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于1929年10月去世，失去了这位有影响力的温和派之后，人民党因为社会民主党拒绝削减[35]失业救济金而与之决裂，大联合政府被迫于1930年3月27日解散。

大联合政府的解散标志着魏玛民主制度开始走向终结，尽管当时极少有人意识到这点。此后的各届政府执政时再也没得到过国会多数的支持。其实，那些在兴登堡跟前说得上话的人把大联合政府的倒台看作通过行使总统专制权来建立独裁政权的一个契机。在这方面特别有影响力的是德国军方，其代表人物是威廉·格勒纳将军，他于1928年1月受命接替民主党政客奥托·格斯勒出任国防部长，这标志着军方已完全从政治控制中解放出来，而且权力得到了加强——军方首脑有权不经内阁而直接向总统汇报。尽管《凡尔赛和约》限制了德军的员额和装备，但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德国最强大、最守纪律、装备最充足的武装力量。当包括政党和立法机构在内的各种平民组织和文职机构纷纷解体时，军队依然团结一致。自卡普暴动失败以来，军队在1920年代的多数时候一直保持低调，将注意力集中于非法扩充装备和人员，然而在1930年代初的危机中，它看到了自己的机会。格勒纳的政治顾问库尔特·冯·施莱谢尔上校（后来晋升为将军）等人认为，应该把握时机，将国家从议会制联合政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而重整军备，重建德国的大国地位。德国越是陷入政治混乱和极端主义暴力局面，军队的地位就会变得越重要。格勒纳在1930年秋就已经这样告诉军官们了：“在德国的政治进程中，一砖一瓦也已无法挪[36]动，除非起决定性作用的军方发话。”

军方倾力影响政治进程，最初是为了防止军费被削减，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就在政府各机构的预算均遭大幅削减时，军费丝毫未受影响。但军方依然普遍漠视纳粹党。在普鲁士君主制时代接受了严格传统教育的资深军官们普遍排斥极端民族主义政客的民粹主义宣传。然而即使在这样的群体中，也有一些人公开支持纳粹党，比如路德维[37]希·贝克（Ludwig Beck）上校。而且，青年军官非常容易受纳粹宣传的影响。早在1929年，许多初级军官就已经与纳粹党人讨论问题、辩论“民族革命”的前途了。格勒纳和施莱谢尔领导下的军方高层极力打压这类趋势。他们展开反宣传活动，并下令逮捕领头参与讨论的三位军官，于1930年以谋划严重叛国行为的罪名对他们进行审判。审判激怒了其他青年军官，甚至包括那些无意与纳粹党合作的军官。其中一人写道：军队领导层屈从于“十一月党人”，被他们送上审判席的那些人只有一个动机，就是“对祖国无私的爱”。他接着写[38]道，百分之九十的军官都是这样认为的。

希特勒利用庭审的机会在证人席做了一场被广泛传播的演讲，传召他到庭作证的是其中一位被告的辩护人、纳粹党律师汉斯·弗兰克。希特勒宣称：纳粹党无意犯严重叛国罪，也无意从内部策反军队；纳粹党旨在通过合法手段上台执政，而且他已将那些主张发动革命的人开除出党，比如奥托·施特拉塞尔；纳粹党将在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并组建一个合法的政府。在旁听席的一片喝彩声中，他说，到那时，真正的叛国者，即1918年的“十一月罪人”，将被送上审判席接受惩罚；但是直到那时，纳粹党依然会遵守法律。法庭让希特勒对其证词的真实性起誓。据报道戈培尔说：“现在我们绝对合法了。”普茨·汉夫施丹格尔当时刚刚受命负责希特勒与外国媒体的关系，他设法使此次演讲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报道。希特勒在三篇文章中概述了纳粹党的目标和方法，汉夫施丹格尔把精心删改过的文本卖给了美国传媒大亨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每篇售价1000帝国马克。这笔钱使希特勒此后每次在首都逗留的时候，都能够把柏林市中心的凯瑟霍夫酒店（Kaiserhof Hotel）作为他的总部。在国内，希特勒的保证驱散了许多德国中产阶级人士对于纳粹党意图[39]的恐惧。

法庭没有被希特勒打动，申斥他滥用证人的身份，并判处那几位[40]青年军官18个月徒刑，革除其中二人的军籍。法官的保守立场基本上注定了法庭站到军方一边，然而判决并未遏制住青年军官继续与纳粹党暗送秋波。施莱谢尔试图反驳纳粹党的观点、抑制青年军官的激进思想、在军队中恢复政治纪律，但他的努力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他公开对军官团承认自己认同纳粹纲领中的“民族部分”，尤其认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反叛国、反淫秽书刊等怒潮。在这方面，”他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无疑具有极其[41]鼓舞人心的功效。”认同纳粹党意味着与之合作，但军方高层过于傲慢自负，以至于他们依然认为可以任意驱策纳粹党，使之成为他们的军事和政治附庸，就像他们在1920年代初驱策其他准军事团体那样。时间将会证明这个策略真是大错特错。

兴登堡主要根据施莱谢尔等高级军官的建议来任命接替米勒的总理人选，军队新取得的显要政治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军方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成立一个基于代议制的民主政府，而是要安置一个“专家内阁”，旨在通过由兴登堡行使紧急状态下的专制权而绕开国会。当然，专制权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许多法案，尤其是预算案，仍须由国会批准。为了让新上任的政府看起来不像独裁政权，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延揽著名的国会政客进入新内阁，包括前总理、代表中央党的约瑟夫·维尔特（Josef Wirth），代表民主党（1930年7月更名为国家党）的赫尔曼·迪特里希（Hermann Dietrich），代表民族党的马丁·席勒（Martin Schiele），代表人民党的尤利乌斯·库尔提乌斯（Julius Curtius）和代表经济党这个小型政党的维克托·布雷特（Viktor Bredt）。但是不包括社会民主党，兴登堡及其幕僚不愿意把专制权委托给该党。缺了社会民主党，新政府不再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成，然而这似乎已不重要。

后来的事实证明，新政府总理的任命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从表面上看，总统提名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üning）为德国总理，是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布吕宁生于1885年，是国会中的中央党议员领袖，其所代表的政党曾经是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度的中坚力量。然而到他被任命时，中央党已在新党魁高级教士路德维希·卡斯的影响下转向较为专制的立场，关注的范围更加局限于保护天主教会的利益。而且，布吕宁本人充其量只是魏玛民主制度可以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他曾当过军官，对十一月革命感到震惊，终生是君主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布吕宁确实曾在回忆录中表示，当上总理后，他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君主制度。但他这样写，也许是在回顾往事时对自己的政治生涯所做的连贯性描述，其实与许多政客一样，主导着其政治生涯的[42]尽是些短期的当务之急。尽管布吕宁在内心坚信回归俾斯麦的体制将造福全体国民，但并没有制定恢复君主制的具体计划，更别提让[43]皇帝复位了。然而无论如何，他在本质上是专制的。布吕宁打算修改宪法，办法是削减国会的权力，由自己身兼德国总理和普鲁士部长会议主席两职，从而解除社会民主党对德国最大州的控制权。由于没有得到兴登堡的充分支持，布吕宁无法把这个设想付诸实施，但它仍在议事日程上，随时可供取得兴登堡支持的人使用。布吕宁还开始[44]限制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例如，他在1931年3月严令限制新闻自由，尤其限制媒体对其政策发表批评意见。到7月中旬，据自由派的《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估算，全国每个月被禁的报纸多达上百版。到1932年，共产党的《红旗报》（The Red Flag）不到三天就会被禁一次。早在纳粹上台之前，新闻自由就已受到了严重损害。[45]

所以，纳粹党当政期间对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不遗余力的破坏，其实在布吕宁执政时就已经开始了。有人认为，布吕宁在经济危机期间饱受诟病的经济政策，其设计初衷实际上部分是为了削弱工会和社[46]会民主党，它们是魏玛民主制度得以维持的两支主要力量。诚然，布吕宁不是独裁者，他的就任也并不标志着魏玛民主制度的终结。布吕宁在中央党内能够升到高位，必然精通政治算计和政治手腕、善于建立政治同盟。他是一位极有声望的金融和税务专家，在这些技术性相当强的领域里游刃有余，这两个领域在1930年显然需要掌舵人。但在1930年之后，布吕宁可操作的空间很快变得越来越小，主要是由于他灾难性的政治误判。就连其最坚定的维护者也从不认为他是个有魅力、鼓舞人心的领袖。布吕宁表情严肃、颇有城府、难以捉摸，总是不经充分磋商就做决断，加上缺乏口才，因此无法赢得选民的广泛支持，选民们越来越惊骇地看到，经济混乱和政治暴力正在把[47]国家拖入一场危机，其严重程度甚至远超1923年那次。二

布吕宁的主要任务是应对急剧恶化的经济状况，为此他选择了激进的紧缩措施。首先是削减政府开支，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迅速减少，而靠贷款来支付政府债务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其次，虽然1923年大通胀之后，德国的货币通过与黄金价格挂钩而一直保持稳定，但这绝不表示它稳定在了恰当水平。由于国际收支逆差导致储备金外流，货币被过高估值，而币值已达到的水平被认为是神圣不容更改的，因[48]此唯一的对策是在国内降低物价和工资、提高利率。最后，尽管1930年夏的杨格计划对赔款进行了重新安排，并实际上大幅降低了数额，但战争赔款依然是笼罩在德国经济领域的阴云。布吕宁希望通过减少需求来降低德国国内的物价，从而使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更有竞争力，此政策当然受到了出口制造商的欢迎，他们是布吕宁的铁[49]杆支持者。在全球市场需求已跌至前所未有的程度之时，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的政策。

首先削减的是政府开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高潮是1931年6月5日和10月6日颁布的紧急总统令，要求以各种方式削减失业救济，限定领取的期限，对越来越多例申请者展开经济状况调查。长期失业者于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从领取失业保险，变成领取政府资助的危机补助，然后转为领取地方政府的福利救济，最后什么救济都领不到。到1932年底，只有61.8万人可以领取失业保险，123万人领取危机补助，250万人领取福利救济，100多万人因失业救济期限已满（此时各种救济均设置了领取期限）而失去稳定[50]的收入。无论布吕宁的目标多么远大，民众的日益贫困依然使得经济形势每况愈下。民众连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必需品都买不起，当然谈不上花费足以刺激工业和服务业走向复苏的钱。此外，由于人们对通胀极度恐惧，因此即使不存在要求帝国马克保值的国际协议（比如杨格计划），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的捷径）也有可能在政治上造成极大的危害。布吕宁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货币贬值，因为他想让国际社[51]会看到，战争赔款正在德国造成真切的不幸与痛苦。

然而在1931年夏，形势变了。随着资本外逃达到新高，经济受到新一轮危机的冲击，导致严重依赖外国贷款的达姆施塔特国民银行（Darmstadt and National Bank，简称Danat Bank）于7月13日倒闭，[52]产生引发更大范围信贷崩溃的危险。用国外贷款帮助德国政府渡过难关的可能性显然已荡然无存：据估算，填补德国预算赤字所需的资金量，比美国的全部黄金储备还要多。金本位制的严格要求使国际金融合作无法有效开展。布吕宁及其幕僚别无选择，只能取消帝国马克的可兑换属性。政府原先一直不愿意走这一步，因为担心引起通货[53]膨胀。于是，帝国马克自此不再能够兑换外币。

因此金本位制对德国而言已毫无意义，这让政府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货币政策，扩大货币供应量，从而至少在理论上可以缓解政府的[54]经济困境，使政府能够着手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来刺激经济。然而不幸的是，布吕宁不肯走出这一步，因为他担心印出来的钱如果不与金价挂钩，将会导致通货膨胀。在德国通货膨胀所产生的所有长期影响中，这种担忧可能是最具灾难性的。不过，布吕宁在有其他可行方案可用的情况下仍然长期坚持通货紧缩政策，并非仅仅基于这个原因；关键的原因是，他还希望利用持续的高失业率来彻底瓦解魏玛福利制度，削弱劳工的影响力，使之无力反对他当时正在酝酿的计划[55]——朝着独裁、复辟的方向修改宪法。

银行业的危机把另一张布吕宁不愿意用的牌交到了他手中。鉴于1931年春季和夏初外国资本从德国经济体外逃，1931年6月20日的《胡佛延债宣言》（Hoover Moratorium）宣布暂停战争赔款的支付以及其他方式的国际资本流动。这解除了德国政府的另一个政治限制，使之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在此之前，政府采取的几乎每一个经济政策，比如增税或者用其他方式增加政府收入，都面临被极右翼指责为用于支付令人痛恨的战争赔款的风险。此时，这个风险被解除了。但对布吕宁来说，这还不够。他认为危机结束后，《延债宣言》可能被[56]撤销，战争赔款可能被要求继续支付。因此，尽管出路已摆在那里，而且已经有人公开主张由政府出资创造就业机会来刺激需求，但[57]布吕宁仍未采取任何措施。

布吕宁的通货紧缩立场无法撼动。1931年的形势使大萧条比原先更加严重，而且没有结束的迹象。布吕宁亲口告诉民众，他预计大萧条将持续到1935年。不光是失业者和赤贫者，这个前景也令许多[58]人深感震惊，简直不敢去想。不久，布吕宁就得了个“饥饿总理”的绰号，因为他在12月8日又颁布了一项紧急法令，要求将工资降到[59]1927年的水平，同时命令降低各种商品的价格。讽刺作家把他比作1920年代初的杀人狂弗里茨·哈尔曼。哈尔曼杀人之后碎尸的习惯曾被编成儿歌，时不时被拿来吓唬小孩儿，如今在德国仍然有人会唱：

待会儿请睁大眼睛

看布吕宁到你跟前

带着九号紧急法令[60]

看不把你打成肉饼。第九号紧急法令从未出现；然而，仅颁布了4个法令，布吕宁就已成[61]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最不受欢迎的总理。三

像许多传统的保守派一样，布吕宁想要抑制或削弱极右翼狂热的激进思想，并且时常表现出试图这样做的勇气。然而与他们一样，他也低估了它的实力和影响力。布吕宁恪守他所认定的普鲁士美德，即虔诚、客观、超越党派偏见以及无私为国，这主要源于1870年代俾斯麦抨击天主教徒不忠于国家之后，中央党所奉行的爱国传统。基于这种人生态度，布吕宁长久地不信任党派政治，本能地相信总统兴登堡等普鲁士政治偶像的政治可靠性，他的信任最终被证实完全是所托[62]非人。而且，这并非布吕宁唯一的致命失误。上任伊始，他就威胁说要动用宪法第25条赋予兴登堡的权力要求重新进行国会选举，以此逼迫主要对手社会民主党就范。当社会民主党与民族党和共产党联手拒绝批准一项苛刻的财政紧缩预算时，布吕宁毫不犹豫地将威胁付诸行动，宣布解散国会。纳粹党在地方和地区选举中曾赢得大量选票，而社会民主党却无视这个明显的事实，以为选民还会继续走老路，一心期待选举的结果是有足够的选民支持它的政纲。布吕宁及其左翼政治对手像许多德国人一样，对于纳粹党的极端论调以及在街头的恐吓手段依然重视不起来，仅仅将其视为纳粹党必然沦于政治边缘的证明。他们认为纳粹党不遵守约定俗成的政治规则，因此无望取得成功。[63]

选战呈白热化，人们异常兴奋。戈培尔和纳粹党组织全力以赴。在各大城市一场接一场举行的、听众多达2万人的演说中，希特勒怒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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