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华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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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居所试读：
1曾经的家园，灵魂的家园
走向古村，我常常愕然：不知是风景把它的建筑自然化了，还是那些建筑把自然人格化了。
最初对古村的兴趣，源自好奇。
——我总想追问它对自然的那种充满敬畏的尊崇。村庄向自然索取一块领地，作为人类安居的寓所，其建筑的本意便表达出对自然的适当隔断。它用宅院，用山墙，用屋顶，用沟壕，与风雨雷电对抗，与蛇虫猛兽对抗，与一切可知或不可知的危害对抗。然而，人对自然唇齿相依的情感，决定了村庄集聚于大地，就和自然须臾不可脱离了。它用门、用窗迎迓着自然，用天井和院落呼吸着自然。村庄成为古村的历史，仿佛就是建筑和自然不断协调、相互授受契合、逐渐融为一体的过程。一些燕雀成了梁上檐下的熟客，一些藤蔓攀过了人家的墙头，一些草木更是纵情恣肆，在瓦沟里扎根，在砖缝间落户。即便雨水吧，一旦由天井泻入屋堂，就溶解成为人们“四水归堂”的祈愿，成为大自然的赐福。
是时间把古村造化为山水田园间不可或缺的景物，成为山水之精神，田园之魂魄。在辽阔的苍穹之下，它通过屋宇的水平铺开构成建筑群落，形成优美的天际线，仿佛舒展身体紧贴着大地，用全部的肌肤和血肉吸纳着天光地气。假如它成群结队地匍匐在田畈上，密密匝匝，如同成百上千只永远沉醉于孵化期的大鸟；而在逼仄的山坳之中，它依偎着团团绿荫，聚族而居，则似进入梦乡也在反刍生活的牛。
是的，在我眼里，它始终是有生命的。我指的并非由弥漫其间的炊烟、声音、气味和色彩，所传达的生命信息，而是说它的建筑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存在，就是依存于自然的一种生命。它会在溪水中洗濯自己的倒影，借晨岚擦拭自己的羞笑；它会一直钻进山的深处、路的尽头，然后藏在某棵古樟的暗面，宁静生活的背面，警惕地打量着远道而来的不速之客。作为古村，它的恒久得益于自然的庇护，自然所拥有的一切都可以阻隔外界对它的入侵；而它的粉墙黛瓦或青砖灰瓦掩映在季节变幻的色彩中，构成了耐人寻味的动静关系，流动的岁月仿佛因此滞重而稳定，安详而深沉。走向古村，我常常愕然：不知是风景把它的建筑自然化了，还是那些建筑把自然人格化了。
——我总是惊羡它兼收并蓄各种艺术的风雅。我相信，仅仅依靠自然的庇护，是无法解释它延续数百乃至上千年历史的全部缘由的，它历尽沧桑，可以颓败，却不凋亡，一定有着坚硬或柔软的内在生命动力。丰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艺术珍藏，就是它内在生命绵延不绝、摇曳多姿的精神支撑之一。所以，通常一座古村就是一座民间艺术博物馆，一座民俗博物馆。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多少精神寄寓的村庄能够战胜自然的觊觎、岁月的风蚀、它自己对传统的怀疑、否定和颠覆，一直保存、看护着自己的历史风貌；反之，如果说，古村世世代代保留着先人的遗产，是出于共同的质朴的文化自觉，那也是不可思议的。
那么，为什么直到今天它仍能以琳琅满目的艺术珍藏令人流连其中呢？我更愿意到每栋老房子、每块砖石、每根梁柱中去探究其奥秘——我赞叹那种由建筑艺术的面、体形、体量、群体等等要素构成的形式美，赞叹记录着设计、技术和工艺水平，尤其充满艺术想象力的各个细部，比如繁复眩目的天花藻井、富丽堂皇的门楼门罩、精雕细刻的雀替斜撑，以及轻灵如翼的飞檐翘角等等；令我久久回味的，正是遍布其间的各种艺术，那些以木、石、砖为材料的雕刻，那些描绘在瓦檐下、门楣上的美术，那些题写在匾额、楹柱上的书法。通过那些图案和文字，探询民俗的生成、风尚的演变、生活的历史，要比考证建筑材料、设计风格直观得多。正是那些有时显得极其铺张、极尽风雅的作品，让我看到了强大的生机勃勃的民间理想，以祭祀的姿势，以炫耀的神采，以教化的口吻，作出贯通古今的表达。或者，只是平易的讲述、悦己的陈设吧，但是，浸润在其中的思想、观念、情感和情绪，也能以其润物无声的感染力唤醒一代代人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常常在恍然若梦的情境中油然而生。
为古村增辉的民间艺术，所表现的民间理想的主题之一，便是陈述人与自然依存且膜拜的关系。那些日月山水、花鸟虫鱼、祥禽瑞兽，原本就和人们骨子里亲近自然的感情息息相通，更何况这些形象早已注入了人的祈愿和心志，成为种种象征。即便是表现戏文故事与生活行状的那类人文图景，无论威武雄壮的、风流儒雅的，还是亲切平易的，一旦突凸地展现在与自然相呼应的古村建筑上，不也成了人对自然的一种宣告、一种对话吗？
那是一种持之以恒、滔滔不绝的对话。和平之中，不无敬畏；禁忌之余，充满感恩。
——我总会惊奇于不断发现古村的消息。这样的消息总让人恍然，好像古村不是活态的，而是从岁月深处发掘出来的废墟。谁都知道，它们的存在是无可置喙的事实，只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已，我想之所以声称“发现”，也许是针对那些茫然于毫无个性、甚至也没有多少美感的建筑丛中的眼睛而言的。在这里，当然大可不必同一个动词较真。其实，我感激关于“发现”的消息，正是这些消息引领着我，去探究古村被时间和空间闭锁的秘密。
走进一座古村，我们应能领略到它始终鲜活的真相。生活在村巷里、河岸下潺潺流淌，从瓦缝里、枝叶间袅袅飘升，许多肃穆的墙上还留着动荡的记忆，许多重修的祠堂又点燃更多的香火。每个季节，只要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屋顶上、架子上、坪地上，以及溪边的码埠上，总是晾晒着各种粮食的种子、各种用来腌制的菜蔬和各种农具用具。在如此自然、凡俗的氛围中，我对晾晒于灿烂文化下的平和以至于黯然的表情，也就不敢大惊小怪了。但是，我不能不暗暗吃惊：呈现在眼前的粗粝的生活形态，竟有精致而丰富的民间艺术藏于其中；而对村庄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的人们，却是幸运的遗产继承者。当他们宽厚大度地任由客人在自己家中进进出出的时候，如果一定要从他们的眼神里找到区别于其他人群的特质的话，那么，最常见的内容竟也是茫然了，茫然于突然被惊扰的平静，茫然于回答探究的尴尬，茫然于高贵门第蜕变为寻常人家的一切和谐与不谐之处。我特别留意人们的表情，即使屋门洞开主人不在，我也要通过墙上的照片去端详一座古村的活态。我以为，人们的现实表情一定和建筑的表情、历史的表情，有着某种关联、某种约定，可惜我无从破解。倒是那些茫然的眼睛（包括为开发旅游资源而激动得茫然无措的眼睛），让我忽然觉得，与其说古村被岁月尘封着，不如说它是被它夜不闭户的主人们锁在茫然的眼睛里了。有意思的是，如今这种对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不自觉，居然以其漫不经心而保全了古村；偏偏，有许多刻意的保护，反倒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保护性破坏”。
我好奇地走马观花。尽管每次都是行色匆匆，却也感慨良多。幼时，我曾去过北方的两座城市，至今还记得那车马辚辚、风情别具的宽阔大街，那槐香满墙、低矮温馨的四合小院，而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再去时，它们就已经大步迈向了天下大同。至于如今，不提便罢。即使乡村的建筑，也千篇一律的潦草。人们寻找、探访古村的热情，就反映出了对现时生存空间的普遍的厌倦心态。前往古村，就是前往我们曾经的家园，前往我们曾经的生活，我们永远依恋的自然，世代仰慕的历史文化。
是的，我对古村的认识是矛盾的。一方面，我认为它是活态的，不只是在宗谱里、在包括建筑在内的民间艺术里延续，势必也在血脉中因袭；另一方面，我又把它指认为“曾经的家园”。这是因为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它的确有不少东西作古了，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尤其致命的是，有更多的东西被风化，在萎缩，在变异，深入其中并屏声敛息，就能感受到它萎缩的过程。面对那些雕梁画栋的老房子，在赞叹创作者的技艺时，我们难道不会为当时其从容的心境、优雅的气质，自叹弗如且忐忑不安？望着气宇轩昂的门楼，在品味匾额、楹联上的文字时，我们难道不会油然生出莫名的感伤？我知道，消亡也好，萎缩也好，未必能够轻率地归咎于某个年代、某种时势，也许这些状态恰恰就是由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事物的消亡和萎缩，一如它们的生成和发展。
我看见了一座古村令人震撼的生成。
在我任由思想反复进入的这个村庄里，随处可见不顾结构逻辑的非理性的组合。青石板和鹅卵石铺的路面干干净净，却表现出反叛与对抗的性格，或者刻意不与正门对称，或者一头宽一头窄，或者有房屋蛮横地斜插出来，把路挤瘪了压断了。房屋也放纵得可以。没有一栋完全规整的房屋，正如没有一条两边平行、始终宽窄如一的路。每栋房屋的四面墙，总会有一堵墙或一个角，莫名其妙地凹进凸出，改变平面或直角，以此破坏它的和谐，它的秩序。墙面的垂直线也多有不规矩的，无端地造出倾斜的部分，令人感到行将坍塌的强烈不安。不规则的门框，不对称的窗户。所有这些，分明存心要破坏中国建筑常取的中轴对称的严谨构图方式。
听说，此地的民居不肯整齐划一，是因为人们心怀对命理运势的恐惧，精研易经八卦，希冀从中寻找变通之法，寻找富贵长久的秘诀。村中农户家比比皆是的描金画、鎏金的木雕、木刻，记录着此地人当年逐利四方财源广进的繁华岁月，也记录着人们纸醉金迷的留连和祈祝。建筑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与文化整体的同构对应关系，是某一文化环境中群体心态的映射。因此，不难判断，这个村庄沉溺于穷极奢侈、祈望富贵长久的心态，便是在风水学说中找到了精神寄寓，从而表现为“歪门斜道”。村中建筑及家具上随处可见鎏金镂雕的八卦图案，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穿行在其间，感受着建筑艺术在这里经营的非常独特的精神氛围，我相信它的一石一木注定会有更为复杂的情绪意境，尽管它们沉默着；尽管，由于建筑艺术的表现性和所传达情感的抽象性，它所创造的情绪意境是朦胧的，深沉的。
这里曾生活着追求并炫耀荣华富贵的一群，它的建筑为什么在夸富逞奢的同时，表现得如此忧心忡忡、惶惑不安？为何紧张？为谁迷狂？被歪曲的房屋，是否象征着心态的畸形，暗示着某种岌岌可危的不测？房屋上那打破常规、别出心裁的局部改变，是否可看作一种挣扎和抗争？若是，它的整体难以彻底颠覆建筑的根本法则，如同大面积的无助的茫然，又使它渺小的抗争显得多么荒诞可笑。被荒诞感挟持的村巷，是否预兆着前路的凶险难卜？至于一头大一头小的路，很轻易就被人命名为“棺材路”，不知这原本就寓意着命运的逼仄，还是世事的无常？即使促狭或较为宽阔的门前，它所提供的空间为什么也那样不讲规矩方圆，用变化多端的几何图形大肆渲染紧张感？
面对这一切，如果仅仅感觉好奇，就显得迟钝甚至麻木了。它几乎把一个时代的社会心态，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他们的感受、情绪和内心深处的深刻矛盾，光怪陆离地裸裎在“歪门斜道”的建筑中。它的表情多么风流倜傥，又是多么俗媚轻狂，多么雍容富态，又是多么痛苦难言；它的语言是声色犬马、撒豆戏妓的调笑，是夜夜笙歌、醉生梦死的呓语，更是人生苦短、浮华如梦的真言。
那么浓重的哀伤，那么深刻的自省，弥漫在富贵荣华的记忆中，乃至将其浸泡、冲刷得斑斑驳驳，如此看来，祈望富贵长久的心态恐怕就不足以解释此地建筑个性的生成了。
当我得知此地人与欧阳修同宗时，欧阳氏族众多光耀千古的名字纷纷在心中涌出。我情不自禁地攀上古村的后山，去眺望远远近近的姓欧阳的村落，去统摄曾渗透于广阔民间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心理和以诗书传家的社会风尚，以及由此造就的璀璨的庐陵文化，去俯瞰这个也曾儒雅一时的古村的内部潜在。山上据说有数万之众的樟树林未能遮蔽我的视线。遥想当年，庐陵乃至整个江西的广域文化环境呈现在眼前，这时，我似乎体悟到了这个古村其时所承载的巨大的精神压力，似乎觉察到了即便在热烈追求俗世享受时，仍让它一直耿耿于怀的是什么。
它是不是困扰于来自重文轻商传统的深刻鄙视，以及自卑？在儒雅之风的重重包围下，它的靡丽之习是不是一种痛苦绝望的放纵？它的“歪门斜道”是不是面对文章世家的族谱所作的检讨，检讨时的自嘲？
也许，走在“歪门斜道”的迷宫里，我的感觉也不自持地顺势歪斜了。的确，我对建筑知之甚少，尤其对其如何受儒道佛各种宗教文化的影响，更是心虚得很。想来，各种文化对它的渗入，同样可以发生在别的村庄，并且可以复制得毫无二致或表现得大同小异。但是，各处选择、接纳的心态，肯定因社会背景、生活环境、生存状态等等差异而不同，它们都会成为各自所植根土壤的文化内涵的真切反映，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鲜明性格。因此，我们在欣赏每座古村时，都会得到不同况味，被不同的情感所感染，而它们所表现的朦胧的情感，肯定都能在已经逝去的历史生活中找到确凿的依据。
不过，当我把这个村庄的建筑当作艺术作品来欣赏时，史实好像变得并不重要了。建筑所营构的，岂止仅仅是一种情绪氛围！那动荡不安的村巷，不就是跌宕起伏的情节线索么？那神秘变幻的房屋，不就是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和复杂微妙的心理写照么？它的叙述富有哲理富有力量，那是用砖木码出来的文字，尽管墙根处布满苔藓。翻开它，犹如打开一部充满命运感、沧桑感的长篇小说，令人眩目的生活图景扑面而来，耐人寻味的精神历程依稀可见。当我为之震撼时，想来，那一定是历史深处的某种浓烈的精神情绪已经贯通了漫长的岁月，抵达我的心灵之中，思想之中。
正是那次造访之后，我对古村的建筑艺术有了全新的理解，而且，那次经历鼓励了我理解古村的由眼入心、反心及物的审美主动。其后，我反复寻味自己到过的每个古村，感受着它们各自所营造的情绪氛围，渐渐明晰，在如今的建筑乃至生活中，那些已消亡和正在萎缩的是什么了。
——是鲜明的性格，是表达的欲望，是浸润于平凡生活中的文化精神。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起房龙在《人类的艺术》中说的一段话。他说：中世纪的人，能够通过教堂、绘画，或是唱歌，来表达共同的感觉，“他们能够不加掩饰地来表现他们的感受，一点也不弄虚作假；而弄虚作假，成为现代生活的通病。”
是吗？
现在，我面对的是采风搜罗来的几座古村印制的折页。它们居然拉到了厂家的赞助，很单薄的古村介绍，已经弥漫着浓郁的现代商业气息。有些地方还成立了由村民、乡村组织与企业入股加盟的古村旅游开发公司。这种积极性无疑是可贵的，它本身就体现了珍视民间文化遗产的立场，客观上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我隐隐地担心：那种突然被唤醒的保护意识，好像和古村通过建筑及艺术传于后人的荣耀感，并无多少血脉渊源，那么，它究竟能维系多久？那种带着广告目的、迎合猎奇心理的对历史文化的挖掘和演义，是否会遮蔽了我们对古村历史全面深入的体察？那种为了招徕游客、抽空了民俗内容的民间艺术表演形式，是否会成为上了岸的鱼，从此失去鲜活的存在？那种势不可挡的各自为战的开发利用，一旦被功利企图完全左右，是否会破坏古村在平静中业已形成的“生态平衡”？
当然，我们不能企望让古村一直闭锁在历史的深处、茫然的眼神深处。正因为如此，在这样的情势下，我们理当加以抢救和保护。作为文化人，我们所能做的，大约就是建造一座古村博物馆了。
——以文字为砖石、以图片为木料。
我以为这座博物馆可以“江西古村博物馆”命名。用“江西古村”的整体概念，囊括所有的折页、所有的影集，所有的自说自话和自行其是。化五彩斑斓于一炉，融纷繁多样为一体，当可与其它地方的民居建筑媲美，它的丰富性正是它的风格所在。这样，无论对于保护，还是对于开发，都是有益的。
其实，江西古村的概念，也是不容置疑的客观实在，它是和江西的地域文化特征一脉相承的。北人南迁和吴头楚尾的历史情境，孕育了兼容并蓄的江西文化，而江西文化海纳百川的多元特质，又决定了江西民间建筑的包容性。赣南的客家围屋相对于婺源民居，可谓风格迥异，它甚至比在历史变迁中融合了北方诸民族的中原文化，更多地体现了晋唐中原汉族文化的原貌；而婺源民居本是徽派民居的代表。虽然它们各自可归于不同的民间建筑风格体系，但同时它们又是绚丽多姿的江西古村中奇俏的一枝。江西古村不只是单纯缘自地理的概念，贯穿并维系各种建筑风格古村的，更在于它们与江西自然环境所达成的默契，以及足以将它们熔于一炉的江西山水间充溢着的人文精神。所以，江西古村尽管有着丰富的地方个性，以至我们很难从中择出一二指认为代表，但是，我们在对其进行艺术审美时，却可以比较轻易地道出它们一些共性的内在。
比如，它们的建筑充满了含蓄内敛与炫耀自恃的性格矛盾。含蓄内敛的性格，也许是自足自满的生活观念和儒家理学长期教化的精神积淀，是由地域的集体深层心理决定的。表现在建筑中，就是那仪态端庄的面，节制有度的体形、体量，就是与群体贴胸抵背、与环境天人合一的亲密关系，就是被高墙、窄巷和山水林木闭锁的恬静和深邃。当然，南方民居的建筑特点，是与南方的天气、地理等自然因素密切相关的。但是，它与人们性格和心理的吻合，决不会是一个意外。俯瞰大地，如果依然把村落喻作一群群大鸟，把成片成片的屋瓦喻作羽衣，那么，我们眼前尽是错落有致地拥挤着、匍匐着的灰，尽是一样的翅膀，同一种谦恭的姿势，尽管多有超拔于此中的企图，却也是旁顾左右的。被山墙夹峙的村巷、仰面朝天的天井，开在高处的透窗、堵在门口的照壁，更是委婉地言说着它们的性格特征。但是，斑驳沧桑的宅院里固有的丰富内在，又如春光泄露，无可遮掩地涌了出来，以至令那庄重深沉的青砖灰瓦、气宇轩昂的马头墙，都流露出隐忍不住、踌躇满志的精气神。它们内敛又张扬的性格矛盾，主要表现在建筑的入口处，它们对门面一致的重视和强调，使得大门的富丽堂皇与建筑整体的简朴沉静形成强烈的反差。
考究的门面正是宗族或门第的脸面。无论门楼、门罩，还是门廊，都集中了多种精美的雕饰和墨彩，或标榜功名，或宣扬志趣，或寓意吉祥。面对如此炫耀的门面，我常常感到，一定是炫耀的思想在指导着古村的一切生活和艺术。仅由某户人家的门面，我们也可窥见昔时人文鼎盛之一斑，它的用心着意，仿佛充满了告慰先祖的虔敬、昭示族人的得意。想来，在那攻读入仕蔚然成风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也承载着巨大的精神之累，以至得志者如沐春风般炫耀他们的得志，发愤者不甘人后地炫耀他们的发愤。古村无不刻骨铭心地记着各自与历史文化名人的渊源，当村人为我拭去残碑上的泥巴，以辨认那如雷贯耳的名字时，我恍然大悟：那些名字就是古村的精神门面。一座村庄的历史，可以连通一个甚至一批光耀千古的人物，这本身就赋予了江西古村无与伦比的文化纪念意义。遥想千百年，不知是包括建筑在内的精神文化环境孕育了一代代先贤，还是他们的思想、才情影响了各自故里的建筑艺术？
炫耀和张扬，无疑也是为了教化。于是，我感觉江西古村的儒雅是从骨子里沁出来，而不似我在别处看过的古村，那种富极一时而后装潢门面的附庸风雅。在江西，即便那些是因交通之利、工商之盛而发达的古村镇，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比如，流坑董氏经历了五百年耕读、五百年农商的历史，至清代科举衰落，靠着发达起来的竹木贸易成为富商大贾，从以往的由学而仕演变成由商冒仕。尽管如此，它的建筑除考虑风水外还依据周礼的规定，方正划一、俨若棋盘的整体布局里，存储着蔚为壮观的文化气息；它的各式大门，多有雍容华贵的铺张，张扬的却是与前五百年息息相通的精神气韵，至于铁笔银钩的匾额楹联，更是温文尔雅，其中不乏喜形于色的夸耀和语重心长的规训。也许，正是因为有着这么丰富的精神负载，在许多古村里，峻拔的高墙，繁复的门楼，常常在让我品味其庄重典雅的风格时，也领略到几分凝沉而压抑。
江西古村建筑着力营造的儒雅风流的文化氛围，的确是为我们考察和感受历史而留存的精神纪念物。即便今天我们走在野草没膝或粪土泥泞的村巷里，仍能感受到崇文重教传统的濡染。深深吸一口为炊烟而蓝的气味，却依稀有书香扑鼻。吉安渼陂一处书斋庭院的照壁上，有一副对联曰：“万里风云三尺剑，一庭花草半床书。”寥寥数字，把普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和境界表达得淋漓尽致。人们对诗书仕宦的追求、对功名文章的标榜，不仅仅描绘为书画、张挂为匾额，不仅仅建造为书院文馆、彰表为牌坊楼阁，试图把以文载道的教训注入人们心里，甚至入木三分地镌刻或润物无声地融化在寻常人家的砖木之中，成为建筑的血肉，成为岁月的记忆。即便世事变幻、辉煌不再，兰桂齐芳的向往仍宣泄在建筑里，仿佛要浸润千秋万代。只可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么铭心刻骨的光荣和骄傲，终是流云散去。到得如今，若不是为旅游开发，村人可能还会在混沌的看护中听凭古村顾自颓败了去。不管怎样，此时，它勾起了我们对俊采星驰的浩翰时空的无穷想象。
我所记下的疏浅的感受，是远远不能概括江西古村的特点的。但是，这样一些认识让我相信，一种建筑风格的落成，便是人们的理想、观念、情感以及性格，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一次精神遇合。
兴国三僚村被称作客家堪舆文化的圣地，在一篇介绍文章里，我读到了这样的历史叙事：
世上每一位堪舆先生
都知道祖师“救贫仙人”
他生活在兵燹乱世
挟着皇宫窃出的禁书
找遍全国觅一方净土
……
走遍中国的千山万水
看到这天生的八卦
他们徘徊不忍离去
这是一个奇怪的地形
上天生它八卦的形状
活脱脱是风水罗盘……
这些文字描述的只是建筑为自然环境所接纳时落地生根的情形，但其中透露的人与自然、与环境精神契合的奇妙景象，却是耐人寻味的。恍如游魂发现了心灵的寓所，恍如身体回到了精神的家园。
如今，当我们“发现”古村、走进古村、去体验古村时，何尝不也是期待着一次次神奇动人的精神遇合呢？
我们曾经的家园，正是精神的家园。村巷的深度，恰如心灵的深度；砖木的结构，仿佛情感的结构。当我的文字走出它的祠堂，不知会不会在它迷宫般的格局里，迷失了方向。不过，即便如此也不要紧，迷失于其中，正好可以从容驻足，或者叫方家给领出来。
2古村与诗意栖息
我更愿意把杨救贫们视作纵横天下、放歌山水的行吟诗人。只不过，他们的诗不是七律而是八卦、不是文字而是砖木罢了。
被称作“救贫仙人”的杨筠松，祖籍山东窦州府，十七岁登科及第，官拜金紫光禄大夫之职，掌管琼林御库。因为黄巢起义军破城，他携御库秘籍出逃于京城长安。随大批南迁的客家人，一路跋山涉水，寻龙捉脉，辗转来到赣南。兴国县三僚村曾氏族谱记载了杨筠松与曾氏开基祖结为师徒、云游天下的经过。这位“救贫仙人”念及徒弟曾文辿终非终老林泉之辈，便亲自为其卜宅。
在他眼里，“僚溪虽僻，而山水尤佳，乘兴可登眠弓峻岭，健步盘遨独石巉岩，赏南林之晚翠，观东谷之朝云，览西山之晚照，听北浦之渔歌，临汾水龙潭而寄遐思，卧盘龙珠石以悟玄奥，耕南亩以滋食，吸龙泉而烹茶”。尽管，三僚村独特的地形构造很像堪舆用的罗盘，而且以上提及的三僚八景也是按东南西北有规律地排列的，颇为符合八卦的方位，然而，我原本就无意在这里探究风水学说，凭着记载在族谱里的这段洋溢着诗情画意的文字，我更愿意把杨救贫们视作纵横天下、放歌山水的行吟诗人。只不过，他们的诗不是七律而是八卦、不是文字而是砖木罢了。人们不仅要在他们的诗篇里寻求精神的慰藉，更重要的是，还要在诗里生活起居。
三僚及江西众多古村建舍择地所取的地理环境，让我相信，尽管风水学说渗透了迷信思想，但是，既然它破土于重视建舍的深厚的传统习俗，那么，势必也包含了对建筑环境的重视和关心，体现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客观需要。同时，这也是人类基于生存需要而产生的避凶趋吉心理的必然反映，涉及到地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美学等等。恕我冒昧，当我的思想情不自禁地栖息在救贫仙人描述的那么优美的景致里时，我甚至怀疑，当初三僚地方首先撞开这位堪舆先生心扉的，恐怕正是它的多情山水，而不是什么“天生的八卦”。所谓“活脱脱风水罗盘”很难说不是后人的牵附。无可否认，风水学说对民间古建筑的影响是深刻的，我置疑的仅仅是指人与自然遇合的瞬间，能够支配人的选择的究竟是什么。
——难道不是拥南亩的踏实无忧、烹龙泉的便利惬意？难道不是赏晚翠的优美闲适、听渔歌的安然恬静？难道不是关乎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自然条件，不是维系性情学养、气质精神的生态环境？
对于饱读诗书、登科入仕的杨筠松们来说，他们卜居的诗意选择当在情理之中。在千年古县婺源，许多村庄的落成和得名，就和官宦雅士沉醉于锦山绣水有关。相传，北宋末年，徽州桐城主簿余某途经婺源，行至沱川，觉景致非凡，随手在溪边倒插罗汉松一枝，不久插枝竟长出绿叶，余某大喜过望直呼“养人宝地”。因该地盛产毛竹，故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诗，取村名为篁村并定居之。又传，南宋时，胡氏先人来婺源择址定居，见一红豆杉酷似巨笔，树旁一石犹如砚石，迎面峰峦仿佛笔架，三景呼应，呈“文房”之状，遂举家迁居于此，并定名为方思山。方者，房也，占居也，《诗·召南·鹊巢》有句云：“维鹊有巢，维鸠方之。”此地名的意思是，占定此地该思考其景其状，攻读求进。如此等等，纷纭传说，不胜枚举。
令我惊奇的是，这种诗意的选择也可以发生在平民百姓身上，不过，他们宁愿把自己的卜居行为隐藏在神示的背后。
我在古村眉飞色舞的述说里，屡屡听到那种关于村庄开基的神秘故事。赣县有个客家古村叫白鹭村，坐落于该县北隅，与兴国、万安接壤。它依山傍水，沿着鹭溪呈月牙形分布，村南是龙岗，村北是玉屏山，烟峦翠阜，绵延如弓，拱卫着长约一公里的村庄。村后的后龙山平缓无峰，状似“乌纱帽”，而五条山脊逶迤而下，如五虎下山，古代堪舆家称其为“五龙山形”。鹭溪水由东缓缓入村折转成一个大大的“人”字，出水口后九曲十八环流入赣江，水口旁的两座山岭分别形似“狮蹲”和“象跃”，它们把守水口，留住了来龙。在风水先生眼里，白鹭无疑就是人气、财气、官气“三旺之地”了。
可惜的是，最先发现白鹭，好像不关风水先生什么事。据记载，白鹭村的开基人是唐代著名宰相钟绍京的第十六代孙钟舆，某一天他放鸭由兴国来到此地，见天色已晚，便露宿鹭溪河边，是夜，梦见有白鹭栖息于此，受其点化，毅然从兴国竹坝村迁居此地开基，村庄也由此得名。
至于宰相之后如何做了鸭司令，见过古村冷不防搜出来的御笔诏书，听过朴实的村人彰显于口碑中的荣耀，也就不奇怪了。值得玩味的，还是他的那个梦。
——是不是白鹭的山川地势让他一见钟情？是不是白鹭的钟灵毓秀让他魂牵梦萦？他梦中的那只白鹭，该是久久盘旋于他心中的灵物吧？翩翩旋舞的白鹭，又怎么肯辜负了这好山好水、这密林修竹？
白鹭村日后的发达，恰恰证明了其钟氏开基祖的卓识远见。钟舆定居白鹭后，不仅利用当地充足的水草资源养鸭，同时还辟地种植，稳定自给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没有干扰的封闭环境，使得族人如鱼得水，迅速繁衍兴旺，到了明代中期就已具备了圩市村庄的人口基础。得鹭溪河的水运之利，许多人从事木竹生意和相关行业，大量输出的木竹为白鹭引来了滚滚财源。生活富裕后，白鹭钟氏开始兴办教育，以求功名，有了金钱和权势，又纷纷大兴土木。
贵溪耳口曾家村的曾氏先祖也做了一个类似的美梦。该村曾氏发脉于济南府嘉祥县的西元寨，战国时南迁湖南湘乡，再迁移至江西吉安，后由吉安分支到此落地生根。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后裔，与曾国藩同宗一脉。耳口曾家第三代所建的曾在公祠门上有一副石雕楹联称，“沂水长萦霜露感，春风遍拂藻萍香”，大致透露出背井离乡、辗转迁徙的苍凉落寞。该村原名务义港，是李姓和邓姓的村庄。相传清雍正年间，吉安曾云仕三兄弟之父曾先公逃荒流落至此，在李姓和邓姓家中打长工，曾云仕兄弟则帮其放牛。有一次，曾云仕在邓家屋后的献花形山上放牛时睡着了，做了一个梦，梦说他睡的地方是一块风水宝地，死后葬于此处，其子孙后代必定兴旺发达。曾云仕死后，其子孙果然圆了他的好梦，曾姓祖坟青烟缭绕，子孙后代人丁兴旺，结果是此长彼消，原来的李姓、邓姓却日渐衰没。
与耳口相邻的龙虎山仙水岩有一绝妙景观，原先当地百姓称之为“仙女献花”，如今被导游们叫作“大地之母”，我不知道是更文雅了呢，还是更暧昧了。早些年，人们有根有据、指名道姓地传说，有位女干部面对那绝景，一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斥之为“污辱妇女”，拔出驳壳就是一枪，从此，泉线断流，茂草枯萎，鲜花失色。给曾云仕以神示的献花形山，也是那样可以叫人掏枪的地方。它形似一位妇人，两腿分开端坐，呈献花的媚状。曾云仕的墓就落成于这位妇人的肚脐眼上，也就是说，此处便是当年放牛娃的眠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暗合了人类的生殖崇拜，想必他面对那坦坦荡荡昂然怒放的花朵，是少不了一番心猿意马、想入非非的，也许那个梦就是主客观遇合的巫山云雨，是云雨之后的大彻大悟。
他悟到了什么呢？当然还是这里的环境。村中现存的一副楹联精辟地道出了此地的好处：“一萦流水漾文章，四壁青山罗保障。”它的横批是“含宏光大”。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曾氏祖先，决定在这偏僻的深山之中定居，安全稳定无疑是首选条件。以青山为障，安全无虞；有竹木成林，衣食无忧。曾家村依山而建，如同一个严密而亲和的整体山庄，伫立在村里村外的棕榈树，仿佛翘望着蜿蜒流去的一河叶影，一河花容，一河富足生活的记忆，一河世外桃源的梦想。
泸溪河是曾家村于封闭的环境中“含宏光大”的必由之路，是财源的来路，抱负的去路。那个“漾”字在当地方言中是吉庆热闹的，比如每年中秋前后邻近城镇的集日叫“漾会”，形容人多拥挤叫“人漾”，人名中也多有叫“样财”、“样生”的，取的肯定是“漾”的意义，只是图省事顺手写成了那般模样吧？如此看来，那个放牛娃的梦就不是南柯一梦了，冥冥之中他得山水之真谛，可见山水之精神气脉早已灌注于他内心深处了。
鸭司令、放牛娃毕竟不同于那位堪舆先生。他们大约只能用梦来表达对自然的依恋之情了。
而婺源游山村的美丽传说，恰好非常生动地诠释了人在与自然对话时的能动性。这块风水宝地的被发现，得益于该村开基祖的慧眼，他漫游到此对这里的山水一见钟情，便用自己的名字把山岭命名为浚源山，把村庄叫做浚源村。鸟瞰这山里水乡、梦里山乡，有一条清澈的小溪呈太极图阴阳形穿村而过。这一回，神是姗姗来迟了。传说某一天有大鸟飞临浚源山上，此鸟硕大无朋，绿羽长尾，红冠高耸，声如洪钟。随之而来的是一位老者，称：“此鸟莫非凤凰耶，凤凰不落无名之地，此大吉大利之兆也。”村人恍然大悟，改山名为凤游山，改村名为游山村。
没想到，神明有时也会做事后诸葛。
鹭溪也好，泸溪也罢，今天看来它们只是缠绕在两岸青山间的一线细流。我造访它们的时候，正值江南几十年未遇的大旱年份，那种感受就更加强烈了。其时，即便在深山里，也听不到峰回谷应的鸣瀑，潺潺湲湲的流泉。浅浅的河床令人吃惊地全裸着，脱了水的礁石暴露无遗，骄阳下的卵石被晒得黢黑，最惹眼的是那白而又亮的沙滩，如肥胖的老妪横陈着身体，肌肤的皱褶层层叠叠，慵懒的卧姿松松垮垮。
凭着一脉脉日渐瘦弱的河水，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它们曾经的丰腴，曾经的壮阔了。小河终于老去，显现的河床是它们嶙峋的骨骼。还有岁月的骨骼和断发。我在吉安富水几乎干涸的河床上就拾得了能够印证历史的残片。萎缩的河水把藏了许多年的青花瓷片交了出来，陈列在沙滩上，听说常有外地的客人在此寻寻觅觅，视若珍宝般收入囊中。瓷片已被河水冲刷磨蚀得没了棱角，但素雅的青花出污泥而不染，依然清新俏丽如沐新雨。那些青花该是一个个俏立于船头的撑篙女子吧？要不，是船老大手里斟满冬酒的粗瓷大碗？或者，是在归途上被狂风恶浪颠覆了的一船船好梦？
河床上俯拾皆是的瓷片证明，今天我们眼里的小河，曾是许多村庄连接世界的通衢大道，承载过穿梭忙碌的船只，飘摇着繁华记忆的帆影。古村的建筑讲究依山傍水。山是它的屏障，它的后院，山让它高枕无忧安然入梦；河则是它的门户，它的前途，河让它顾盼远方内心骚动。大江大河孕育了城市都会，而能够令我们留连忘返的古村差不多都是小河小溪孕育的。没有沟通外界的河流，村庄的发达是不可思议的，同样，人文兴起也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择水而居，水才是古村真正的命脉，也是古村建筑艺术的命脉。因此，缘水得名的古村镇比比皆是，地名中分明体现了人们对水的依恋，对水的感恩。
然而，那些小河小溪竟能为村庄带来舟楫之利，总叫我耿耿于怀，所以，我固执地认定是溪流老去了，变瘦了。
吉安有个曲濑乡，曲者，九曲十八湾，濑者，湍急水也，仅由这个地名就可以想象它的周遭环境。曲濑三面青山环簇，南面临江敞开，现有保存尚完好的三座古村，依次坐落在泸水、禾水的交汇处。卢家洲村建在两水冲击形成的绿洲上，卢氏先世宦居河南祥符县，五代时做官来到吉州，元初其后裔由吉安迁居曲濑开基；毗邻的腊塘村为兵家要地，初为军籍所居，全村曾姓，相传为孔子门生曾参余脉，于明嘉靖年间在此开基；还有一个迟来后到的胡家村，开基祖是从南京迁来的铁匠兄弟。曲濑这三个紧密相邻的古村，其落地生根的景象，真可谓是江西古村形成的缩影。也许，村人以名门之后相标榜，是无可查证的攀龙附凤，但宗族的发脉当是刻骨铭心的记忆。那么，来路不同、身份不同的人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曲濑呢？
胡家宗祠有一块用汉白玉雕刻的门额，题字为“玉水湾环”，其本意该是炫耀全村的水系，一条环村水渠串联起二十七口水塘，村子的四面各筑一座小桥，引活水入渠，渠水常年不涸，胡家村因此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中村；卢家洲村同样挖掘了围绕村庄的水系，除了安全防范和用水的功能外，我想，它也体现了自成一体、静中求变、幽深而又通畅的建村理念；得到大自然厚爱的腊塘村，干脆以绕村而过、腊月也水流不绝的腊溪而命名。它们对水的引以为豪，分明透露出对曲濑独特的地理环境的钟情。
我是在一个早春踏上曲濑的绿洲的。油菜花开得正旺，满畈响亮的金黄。肥沃的田野几乎把老祖宗在此开基的心事袒露无遗，水惠泽了子孙后代。当我将要进入曾是水运码头的卢家洲时，朋友指着一棵裸着枝桠的槐树告诉我，一旦它满树繁花，那么当年必定是发大水的年份。它是一棵消息树，一位预言家。与天地通灵的奇树，其实也披露了水害的信息。然而，人们自有趋利避害的招术。在两水交汇处，至今矗立着一座明代的镇河塔，因河水冲刷塔基下沉，塔身扭曲、倾斜，站在任何方位看，塔都是斜的，听说此塔最大倾斜度为23°，扭曲度为6°，这在所有斜塔中绝无仅有。
即便倾斜、扭曲，仍巍然屹立着的，肯定还有人们笃信地利的观念。曲濑的这三个村庄正是凭借泸水、禾水交汇后入赣江的舟楫之利，走湖广，下苏杭，或经营布匹、南货，或开盐号、钱庄，发家致富，衣锦还乡，而后，广修祠宇，营建家园。
笃信地利的观念，发生在杨筠松们身上，就是风水学说了。流坑的董氏历代都非常信崇杨筠松，尊其为杨仙，这是因为董氏在乌江北岸开基不久，杨筠松即游经此地，蒙董家“诚心可鉴”的盛情款待，他踏遍了流坑周边的山山水水，寻龙脉，找吉地，勘测宅基和墓穴。探测山形水势的结果是，南岸的河谷地平坦开阔，近处江水环绕，远处群山拥翠，是一块极好的阳宅之地，便建议董家从北岸搬到南岸定居。传说，杨筠松当年放罗盘镜的一块大石头，被奠于流坑的古墙下，数百年来无人敢动它。
在流坑人的心目中，宗族的根盛叶荣，与杨筠松步龙相地密切相关。流坑的东侧，乌江自南向北、再转西绕村北流去，村庄的西侧有一条长湖，江湖相通，合抱着村庄，这番地形水势被杨筠松认定，“活水出簰形，簰中人富贵”；有如石印般的两块巨石挡住乌江水流，使之折而西流的景象，被杨筠松诠释为“印浮水面，焕乎其文章”；乌江流至村庄西北角江面狭窄了，成为流坑的出水口，于是这片河谷地又被杨筠松喻作“鱼袋”，它的好处是“鱼袋若见兑，位卿相可期”。因此，他认为保固“鱼袋”地势，关系到将来流坑的兴旺，而把好水口尤为重要。
民间传说他曾手持“撼龙鞭”企图将别处的山脉移至水口，以固河防，却是未能如愿。想来救贫仙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见杨筠松赶山把水口不成，村人只好自己动手在那里栽树植竹，蓄成一片洲林，抵挡泛滥的江水，保住“鱼袋”地形。两宋时极其兴盛的董氏大家族，到了元代日渐衰落，并遭草寇的屠戮，以至族人流散，村野荒凉。流坑人很自然地把那段屈辱的历史和风水联系起来了，认定那劫难缘于洲林被水毁之故。入明以后，洲林得到培蓄维护，林木再茂，江水复归西流，流坑董氏重又振兴。尽管历经了盛衰兴废，人们对杨筠松赶山不成却没有丝毫怨怼，相反，对他更是顶礼膜拜，说是如此变故，恰恰被他言中。他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五百年中犹解败，辛戍水流大，若见水流庚，依旧好流坑。”他说此话时至水毁洲林，其间恰好相距五百年左右。
得此风水宝地的流坑董氏，自然不会忘记杨仙的功德。在董氏大宗祠里，专辟报功堂祀奉杨筠松等地仙。传说杨仙显阴灵神游流坑，喜不自禁地在报功堂题诗聊表欣慰之情，曰：“五百年前此地游，江山依旧水西流……子男后裔多聪俊，不负筠松旧话头。”荒诞之中，却见流坑人对自己祖居地山峦河湖的一往情深、洋洋得意。
有意思的是，如此尊崇杨仙的董氏，请官至兵部尚书的聂豹作《董氏重修祠堂记》，不承想，这位永丰老乡却对董氏之盛因相得吉地所致的说法嗤之以鼻，毫不客气地把杨仙奚落了一番：
今人谈荣禄科第文献足征为族望之盛者，必曰流坑董氏云，而莫评其盛之所始，乃往往归功于堪舆氏所为，卜四墓之吉所致。杨、曾物土遍天下，乃卜江南妇姑子父如董氏者岂少哉，而荣禄文献之盛，不一再见，岂堪舆之术独钟于流坑也耶？君子弗之韪也。
然而，被堪舆先生做足了文章的乌江，的确是流坑生活富裕、家族兴旺、人文昌盛的环境要素。它在“天马南驰，雪峰北耸，玉屏东列，金绛西峙”的盆地中间缠绵环绕，滋润了两岸的沃野良田，尤其是它贯通赣江的舟楫之利，不仅为流坑带来了繁华的贸易，也引来了灿烂的庐陵文化的辐照，使地处偏僻山区的流坑与当时的吉州“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以至“文风盛于江右”。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是乌江孕育了流坑“五百年耕读、五百年农商”的历史。也正是依靠乌江的水运，流坑一带丰富的竹木资源浩浩荡荡地流向广阔的市场，兴起于明代中期、繁盛于清代前期的竹木贸易和竹木运输业，成为流坑的经济支柱，对它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乌江流经此处由湍狭变宽缓的地利，被董氏家族充分利用以控扼乌江，独占了这一水系的竹木贸易，这真的应了杨仙的把守水口的“鱼袋”之说。乌江造就了众多腰缠万贯的商人，而流坑现存古民宅绝大多数建于商业繁荣的清康熙至道光年间，可见，正是发家致富的商人们在大启土宇、高堂华构。
村人传说，与乌江共同怀抱着村庄的龙湖，当年开掘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连通乌江，使之成为藏竹木排的避风港。究竟若何，并不要紧。因为在乌江河沿上，至今还残存着三个石阶码头，它们当目睹了满江竹木顺水而去的壮观景象。
在抚河的上游盱江岸边，有一个古镇叫驿前。由这地名亦可想象当年交通往来的盛况。此地盛产的白莲、晒烟、泽泻远销南洋海外，因而百姓丰衣足食。以往的富庶生活留给今人的遗产就是令人眩目的古建筑群了。其中，一座结构奇特的船形古屋，临江而筑，酷似一艘乘风破浪的官船，有大小厅堂三十余间，前舱、后舱、船篷、甲板、凭栏，一应俱全，惟妙惟肖。传说此屋建于明永乐年间，为当时的云南布政使省亲别墅，尽管后来经不得此地的繁华，它也曾沦为放荡的青楼，但建筑永远是庄重的。楼顶重檐的石质门楼，古朴典雅，门额上书“清吸盱源”四字，既应景，又涵意。我想，古村落依傍流水的内在秘密莫过于此了，而那艘大船，该是古村镇亲近水的寄托，驾驭水的遐想吧？
尽管白鹭人言之凿凿地传说着老祖宗的那个好梦，但是，村子一旦发达起来，人们还是忍不住要归功于风水学说。于是，众多事后诸葛如飞临婺源游山村的那只凤凰纷至沓来，为他们的堪舆术寻找现成的依据，或者说，运用他们的理论来解析山形水势。本来，堪舆先生给这块风水宝地留下人人看得见的说法倒也罢了，偏偏他们还要惹是生非地断言，白鹭有“状元地”、“宰相穴”等风水极品——生龙口。经不住这般诱惑，明清两代村中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都世代相袭不遗余力地竞相谋求风水“生龙口”。家境殷实的，纷纷寻聘风水先生，有的甚至将其常年供养在家中，好生伺候着。有一家供养高薪聘请的名师达五年之久，那位先生却是心安理得地光吃饭不干活，东家也是急了，在送名师回家过年的时候，往轿子里放了几筒“筒子饼”，半路上名师撕开包装发现，所谓“筒子饼”原来是白花花的银圆，他这才为东家的厚待所动。原来神通广大的仙家，也是见钱眼开的肉身凡胎。在他们的怂恿下，白鹭人把本村范围堪选遍了，一不做二不休，不惜将触角延伸至几十里、几百里之外。村人中也有不少苦心钻研堪舆术的，其中还出息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师级人物。然而，在明清两代数百年间，“生龙口”始终不曾出现，如此虔诚如此辛苦的白鹭人终究是枉费了心机。好事的风水先生折煞人也。
在这里，我并没有拿风水学说开涮的意思，相反，访问古村的见闻，让我相信，堪舆文化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环境的作用。假如，没有堪舆先生对山川形势的诠释，很难设想不断繁衍兴旺的白鹭会有如此珍视山水生态的自觉；同样，流坑的那片洲林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的悉心维护，倍加钟爱。
对龙脉风水的讲究，决定了村庄的选址、定位、规划和布局。其实，风水学说能够大行其道，正说明它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和中国人“天人和一”、亲和自然的价值观、审美观自有相吻之处。
安福县的塘边村地处丘陵盆地，整个村庄由东西两部分组成，居中四顾，村庄是个圆形。西边是村庄的中心，也是一个圆形。村中，十多口大水塘连接成片，供饮水、洗涤、灌溉。我在读关于塘边的介绍文字时感到，今人似乎心存顾虑，有意回避了风水学说对塘边建筑布局的影响。比如，塘边村的圆形格局，被解释为与传统的农商文化有关，因为自古以来，商人相信“商家大门不朝南”的戒训，商属金，南方属火，火能克金，那是不吉利的，必须回避。在圆形布局的村庄里，不管是单幢民居还是群落民居，大门的朝向位置都便于选择变换，现存古民居的大门朝向正是多方位的。有的故意把大门开得偏斜，或用屏墙、照壁挡着，都是为了避开正南方向。大门朝南的民居往往坐落在群落的高墙之内，或有别的原因。
但是，在“宗支分东西而去，各卜胜地”的历史情境里，西汉长沙王的后裔开基于既不靠山、又不临河的塘边，很可能首先看中的正是它的“珠形”地貌，以及在远山的烘托下呈现出“乌云罩珠”之势。由村庄的建筑布局，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堪舆文化的深刻影响。在这里不同于白鹭、流坑的是，没有生龙活虎般的山形水势给人以精神慰藉，人们安身立命的希望全在于那珍宝般的“珠形”，于是，塘边刘氏精心着意地为自己营建了同样讲究来龙去脉的风水宝地。如今，尽管原来面貌已无法端详，塘边人的那番精心仍依稀可辨。在圆形的水塘里，曾有一道Ｓ形石砌小堤半浸碧波，横跨塘的南北，堤两边的水面酷似八卦图中的阴阳鱼；民居沿水塘四周而建，恰如阴阳鱼圆周的卦；在卦的略阙处，村人筑起船形的石堤、土堤，上植翠柏，以补卦的不足，防止风水泄气跑漏，扼守龙脉风水。如此等等。可见，塘边人为了扬长避短，巧妙地利用这独特的地形，安排山水，建家立舍，费尽了心思。
村中文明坊上有联赞曰：“文峰耸翠文人起，明镜呈辉明德馨。”它夸耀的正是塘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其中的“明镜”当是喻那天镜般的水塘。水塘，该是世世代代的塘边人心中一个不解的情结，不灭的梦境了。我漫步塘边时，恰好风平浪静，村落屋宇、翠樟古柏与天光云影倒映水中，有担水浇园的村妇，不经意间揉皱了那幅画图。却也无妨，因为另一口水塘里，镜像渐渐清晰起来。
与塘边人对水塘的经营相映成趣，吉安的钓源则刻意于依山造势，同样把村庄建成了八卦形局。它们都体现了“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或以水秀其姿，或以林掩其幽，或以其山状其势，形成了山水与建筑自然结合的独特风格。此地有一座东西走向、呈Ｓ形的长安岭，于是，钓源就在它的两个臂弯里建起了两个自然村，如太极图中的阴阳鱼一般。依村七口水塘，取“七星伴月”之意，村人分别在两处祠堂门前挖掘的池塘，无非是要给阴阳鱼配上了鱼眼。在钓源村，随处可见高耸的照壁，是为另一独特景观。其游离于建筑群而独立散在的形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塘边村古柏苍劲的小堤，两者的设计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建造它们的目的大约也是一致的，无非是要藏风聚气，力求风和圆满。
在一位村民家的厅堂里，藏有两幅金光闪闪的壁画，其中一幅题《访贤才于渭滨》，当是取材历史传说，而村人认定此作描绘了吉州欧阳氏族一世祖欧阳万路遇垂钓老叟卜居钓源的情景。也罢，反正情境相似，作者果然有心借喻也未可知。但是，凭着族谱记载或口碑相传追忆祖先功德的后人，恐怕是无法想象让开基祖怦然心动的所有山水情缘的。因为，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人们愿意记取的只有龙脉风水的爻像符号了。
所以，在这个曾有乡间“小南京”之美誉的村庄里，有着那般惊世骇俗的“歪门斜道”，有着那般泛滥于建筑上、家具上的八卦图案。
村人言之凿凿地说由槅扇上、床花上的八卦图案，可断定屋主人生育、嫁娶等状况。若然，当年村人如此细心地记载日常生活事象，当然也是为着炫耀了，然而，那几近偏执的沉醉，恰好说明在“歪门斜道”的阴影里，人们只能逃遁到俗世生活中去寻找慰藉了，那是最可靠、最可亲近的慰藉。
长安岭上数以万计的樟树，受益于人们对风水学说的虔诚笃信，长得高大茂密，蓊蓊郁郁，绵延如带，长达十余里。战火中，繁华的钓源曾被付之一炬，幸存的建筑尚不及原来的三分之一。而樟林依然挺拔于历史的烟云之中，悄悄地撒落紫黑的樟籽，祭奠远逝的岁月；悄悄地换上了新绿，荫护着覆盖在灰瓦之下的光荣和惭愧。
它应该是钓源的风水林了。在江西的乡野间，这样的风水林随处可见。虽为常见，深入其中却屡屡叫人惊奇，比如，瑶里古镇汪胡村的那片林子。一座并不高大的山，竟是一座树种丰富、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泉声瀑影、奇石峭岩藏于其中，那可能是世上最为精致的原始森林了。深秋在这里俯拾即是，它是各色的叶子，各色的果实。
这个有一条古驿道通往徽州的古镇，曾有二百多座古窑遍布在群山中，曾有许多架木制水轮飞旋在溪流边。自战国时期开始点火烧窑，长盛不衰，直至明初景德镇兴建官窑，随着窑厂纷纷迁往百里外的大江边，这里萧条冷清了。往昔的红红火火，变成了漫山遍野的历史碎片。令我惊奇的是，那么繁盛的一段历史，竟被繁茂的植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满山瓦砾上竟长出了无边秀色。
我浪漫地怀想着民间的浪漫。我想，当窑厂纷纷迁徙，也许有一些陶瓷艺术家没有走，领着他们的子子孙孙，以山为坯，以水为料，在蛮荒的高山上画着釉下彩，画在煅烧过的丘陵间，就是釉上彩了。否则，很难设想，被窑火熏黑、被瓦砾覆盖的古镇，会有这种血脉相承的自觉。
或者，他们养山养水，是为了保养永远激荡于内心的艺术感觉，为了保养崇尚山水师法自然的人生境界。
而在汪胡的原始森林里，我听到的却是“杀子禁伐”的血腥故事——明初的汪胡村长亲手杀死了上山伐木的儿子，以儆效尤。从此，那座山被当地人命名为“罪山”。
肃穆的山岭，仿佛是一棵树的纪念碑；
茂密的森林，仿佛是一个人的墓志铭。
3围屋，客家人的心灵图谱
圆圆的井口、井台和水沟，像耐人寻味的符号，张贴在家居的入口，昭示着族人的共同心愿，它极可能就是围屋建筑的意义所在。
江西的古村最乐于以樟树为邻。安福县就遍指团团簇簇的翠绿，自诩为“无樟不村”。其实，巡视整个江西，将此说放大，也毫不为过。无论深山、丘陵，还是盆地、平畴，樟树随处可见，或者茂密成林，或者三两结伴，也有特立独行的。在山冈，在溪边，在村口，那亭亭如盖的绿就是樟树了，那最浓郁的绿就是樟树了。
樟树也是最亲近人的树。它可以用它巨大的树冠，荫护一座村庄，像老母鸡温暖的羽翼；它可以用它壮硕的躯干，把一个宗族的繁衍刻录于年轮，像一位高寿的亲历者。当然，它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平易的亲切。日日站在村前的古井边，眺望季节的来路，哪怕自己已经老态龙钟；或者，一棵棵厮守着百年的诺言，枝叶相挽，根系相连，环绕村庄或落户村中，就为了让耕牛有个反刍生活的去处，让柴草有个遮风挡雨的去处。我在某处村边的古樟下，听当地朋友介绍说，他曾带来一个班的小学生，试验那巨大的树洞到底有多大，结果它把四五十个孩子全都藏起来了。虽然内心腐朽蚀空，它的枝叶风华依然。
造访古村前，我情不自禁地要对它说些动听的话，它是村庄的仪仗队，或者迎宾的美人儿，站在那儿没法不让人说好的。
尽管樟树是广布长江以南的常绿乔木，喜好丘陵、平原的酸性土壤，但是，它与江西古村的亲密关系，想来，不会仅仅出于大自然恩赐的渊源，一定有着精神上的勾连。它根系发达，根基茁壮，多像一部族谱所炫耀的家道；它枝繁叶茂，浓荫蔽日，多像一座祠堂所寄寓的祈愿；它四季常青，百年不老，几乎就是宗族观念、生命意识的核心要义了。
还有什么树，能够替代樟树，成为民间理想的精神对应物呢？
考察民间禁忌，我们还会发现，大部分禁忌的形成，要么与事物谐音的意义不祥有关，要么与事物的某些特性有关。比如庭植的诸多禁忌中，北方许多地方忌栽桑、桃，因与“丧”、“逃”谐音，忌栽柳、楝，因柳不结子而楝为苦果。凭此，我禁不住自己的主观臆想：在“家家生计只琴书，一郡清风似鲁儒”的古代江西，村庄对樟树的钟情，是不是也寄托着“文章铺路”、“文章立身”那蓬蓬勃勃的人生理想？
可惜的是，村庄没有给我这样的说法，在古代诗文的经典里也少有樟树的踪影，尽管历代江西文学大家璨若群星。树木的形象只有被文人赋予了某种品格，成为寄托着文人精神的象征物，才可以进入诗词歌赋中的，比如最常见的松柏、桃李、梅竹。既然如此，凡俗的樟树被诗文所冷落，也就不委屈了。
婺源县虹关村有棵古樟，“栽培远自南宋前”，树龄在八百岁以上，一时倒是惹得“休黟祁歙盛名传”，“几多词客增诗意”。民国间，一村民曾汇集古人咏樟诗词文章五十多题，编成《古樟吟集》刊行。一书专记一树，似乎少见。其中有诗赞曰：“村外又村千户荫，树间生树四时春。”这“村外又村”的比喻，真是樟树“下根磅礴达九洲，上枝摇荡凌云烟”的绝妙写照。
故尔，我们尽可以把它视为宗族繁茂的寓言。我在瑞金九堡镇上的两座钟氏祠堂里，看到了一个家族枝繁叶茂的壮观景象。只不过，那是一片片霜叶。排列整齐的灵牌，分成好几路纵队，高低错落地占据了祠堂上方的整个空间，而每块灵牌上，又是密密麻麻的名字。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家族所有先人集结在祠堂里，所以，我震惊——
叶落归根。根就是一座建筑？
一个名字，一片叶子。那笔画是它的骨骼，或者叶脉。
召唤他们叶落归根的，该是宗族的力量了。正如当初人们聚族而居一样。
聚族而居的需要决定了村庄的形成，同时，强有力地影响了村庄的建筑布局和风格。
赣粤闽的客家民居是中国四大民居建筑之一。客家围屋规模宏大，平面布局严谨，防御功能较强，所表现出的中国传统的礼制和伦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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