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小军,李小华,刘庆龄,吕飞
出版社：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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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隐性财务资本的财务价值决策研究试读：
前言
财务学的核心命题就是基于资本价值创造导向所进行的各种决策。因此，工业经济时代显性实体财务资本导向的财务决策就是进行营利性组织的资本筹融资决策，资本投资决策，资本运营决策，以及对资本创造的价值收益依据相关财务政策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财务分配决策。当然，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发生财务危机不得不进行兼并重组、破产清算时，可能还会进行企业并购财务决策。后工业经济时代，随着财务环境的变迁和相关管理理念（比如，战略管理、VBM管理、柔性管理、业务流程再造管理、人本行为金融管理、权变管理等）和管理实践方法（比如，作业成本管理技术、平衡计分卡技术、EVA和MVA、导航器管理技术、智力增值系数技术、监视器管理技术、审计测量估值技术、知识资本价值管理技术等）向财务学的导入融合，传统显性实体财务资本导向意义上的财务价值决策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战略管理与财务学在相互渗透融合过程中对传统财务学提出的挑战，互联网供需链环境下对CFO职责提出的挑战，企业组织形式从中小型向企业集团、跨国公司转换过程中财务管理主体由单一财务理财主体向复杂多样的利益相关者价值创造主体变迁导致企业职能化结构向流程化结构变化时，对传统财务学提出的挑战等。进入知识经济时代，随着隐性无形财务资源对企业财务价值创造巨大贡献度的日益突显，企业隐性无形财务资本，如智力资本、关系资本、客户资本、声誉资本、专用投资资本如何为企业创造出超额的价值收益；如何对智力资本、关系资本、客户资本、声誉资本、专用投资资本等企业隐性无形财务资本创造的超值收益进行科学估值；如何对智力资本、关系资本、客户资本、声誉资本、专用投资资本等企业隐性无形财务资本实施有效管理，以进一步提升这些隐性无形财务资本的价值创造能力和财务价值创造绩效等成为理论研究者和企业实务管理者必须直面并解决的重大课题。
理论上源自资本结构理论体系自身无法破解的“资本结构之谜”、财务实践中源自我国企业经济效益扭曲的“哈哈镜效应”、企业价值隐性流失的“漏斗效应”、我国央企负责人绩效考核时对WACC处置的“一刀切效应”等诸多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面临的巨大挑战也迫使我们不得不对传统显性实体资本导向的财务价值决策进行深深的反思。财务学基于资本价值创造导向进行各种财务决策的核心命题可能更多强调并关注显性实体资本价值创造，较少考虑甚至忽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隐性无形财务资本巨大的价值创造功能，可能是引发理论上存在“资本结构之谜”，实践中出现“哈哈镜效应”“漏斗效应”“一刀切效应”的深层次原因。因此，突显并强化对企业隐性无形财务资本巨大价值创造能力研究，基于隐性财务资本视角进行财务价值创造决策研究、财务价值估值决策研究、财务价值管理决策研究应该为破解“资本结构之谜”、消除“哈哈镜效应”“漏斗效应”“一刀切效应”提供一个相对可行的分析研究思路、分析研究路径和分析研究范式。
基于上述研究缘起，我们试图在分析隐性财务资本研究的理论依据及现实驱动力、隐性财务资本研究的概念范畴、隐性财务资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上搭建起隐性财务资本的研究框架；试图在对财务资本概念体系和财务价值决策基础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基于财务资本结构、财务价值决策的深入研究来规范财务价值决策的概念框架；试图在深入探究财务价值创造理论、财务价值估值理论、财务价值管理理论等财务学理论的前提下构筑起财务价值决策理论的研究范式。以隐性财务资本研究框架、财务价值决策概念框架和财务价值决策理论范式为支撑平台，通过对智力资本、关系资本、客户资本、声誉资本、专用投资资本等企业隐性财务资本进行财务价值创造决策分析、财务价值估值决策分析、财务价值管理决策分析来完成专著《基于隐性财务资本的财务价值决策研究》的研究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对隐性财务资本、如何基于隐性财务资本进行财务价值决策这两个研究命题，截至目前，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中可资借鉴的直接、现成的研究文献或资料基本上寥寥无几，这两个研究领域呈现空白的研究现状。因此，这两个研究命题存在巨大的挑战性和创新性，尚需要进一步在合乎逻辑的分析性扩张研究中拓展这两个研究领域。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中疏漏或错误难免，恳请专家学者、同行和读者指教并多提宝贵意见，以便对本专著进一步修改和完善。邓小军、李小华、刘庆龄、吕飞2015年12月29日著于四川大学商学院第一章隐性财务资本研究框架财务的本质就是在财务决策活动中通过对企业各种财务资本要素的整合优化决策以适应动态变迁的内外财务环境而为企业创造价值的过程。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的经典力作《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的推出及其经过后续研究者不断修正完善而形成的资本结构理论体系（即基于对MM第一、第二、第三定理的拓展而形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式、MM税收差异定理、破产成本定理、权衡定理、新优序融资定理、代理成本定理、财务契约定理、信号传递定理、公司治理定理、资本产业组织定理、资本风险管理定理等十多种虽然研究思路视域、具体内容表述不同，但各种理论模型之间相互传承修订的资本结构理论系统）首次较为系统全面地揭示了企业不同的财务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之间的逻辑命题，为企业财务价值的创造和分配决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现代财务价值决策学由定性描述向定量测度转变的里程碑。然而，肇始现代财务学理论研究标杆的资本结构理论体系对财务价值决策实践的指导价值相当有限。研究成果表明，资本结构理论体系与企业财务价值决策实践之间呈现弱相关关系，以至于对资本结构—价值创造逻辑命题的研究和对IPO、股利分配的研究一样成为现代财务学至今未能完全解决的谜题。这一谜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作为资本结构理论体系基础的MM第一、第二、第三定理对收益相对确定的表内财务资本与企业价值最大化关系的更多研究而忽视隐性表外财务资本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基于企业内生价值创造视角，无疑是导致“资本结构之谜”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基于隐性财务资本视域来探索性分析财务资本与企业内生价值创造之间的逻辑关系可能是揭开“资本结构之谜”，解决资本结构理论体系与企业财务价值决策实践之间弱相关关系的可行性思路和途径，也是财务价值决策科学性、绩效性的实践选择。第一节研究隐性财务资本的理论依据及现实驱动力一、解开“资本结构之谜”：隐性财务资本研究的理论依据
Stewart C. Myers在其名著《资本结构之谜》（The Capital Structure Puzzle）提出了“资本结构之谜”的基本观点：“The capital structure puzzle is tougher than the dividend one.…By contrast we know very little about capital structure. we do not know how firms chose the debt, equity or hybrid securities they issue.”②“We have only recently discovered that cap-ital structure changes convey information to investors. There has been little if any research testing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leverage and investors' returns is as pure MM theory predicts.In general, we have inadequate understanding of corporate financing behavior, and of how that behavior affects security returns.”Myers认为导致西方现代财务学三大谜题的“资本结构之谜”在于MM理论无法理性预期财务杠杆和财务资本投资者预期回报之间到底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且对这种不确定的关系缺少实证检验。事实上，资本结构的基本内涵就是财务报表中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财务杠杆比。对不同的公司而言，由于现实中其自身拥有或控制的财务资源要素的多寡不会完全相同，不同公司的融资策略，比如对融资渠道、方式的决策选择也不会完全相同，因此，不同公司融资截然不同的财务杠杆比都是其特有的。这样，基于不同融资策略的不同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会呈现出多样性。可见，不同公司融资策略的多样性导致了资本结构的多样性，从而形成“资本结构之谜”。事实上，正如Myers在《资本结构之谜》中抛开“管理者假设”和Miller在1977年提出的“中性突变理论假设”而考虑财务困境成本、不确定的代理成本一样，解开“资本结构之谜”的可行思路在于对资本结构中不确定财务资本，即隐性财务资本与企业价值创造之间关系的研究。而这首先应从资本结构理论的演变中理清“资本结构之谜”的产生和形成。（一）资本结构理论的演进、嬗变与“资本结构之谜”
沈艺峰（1999）认为资本结构理论经历了从传统资本结构理论到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再到新资本结构理论的演进、嬗变。以1997年为时间标志，将资本结构理论整体上分为新、旧资本结构理论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又以1952年为分水岭，将资本结构理论具体化为1952年之前的传统资本结构理论发展阶段、1952—1997年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发展阶段和1997年之后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发展阶段。传统资本结构理论主要包括净收益理论、营业净收益理论、折衷理论等；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主要包括MM理论、破产成本理论、税差学派理论等；新资本结构理论主要包括优序触资理论、代理成本理论、财务契约理论、信号模型理论、企业产业组织理论和企业治理结构理论等。
在后续研究中，沈艺峰、沈洪涛（2004）又将新资本结构理论进一步拓展为新优序融资理论（新优序融资理论的产生和权衡理论及其实证检验）；以Leland. H ＆ Pyle. D. H Model, Ross, S. A. Model, Harris. R. S ＆ Litzenherger, R. H Model为代表的资本结构信号模型；以Grinblatt. M ＆ Hwang, C. Y Model, Allen, F ＆ Faulhaber. G Model，Welch, I Model为代表的新股发行信号模型；以Bhattacharya, S Model, Kumar. P Model, Miller, M. H ＆ Lipton, M Model, John. K ＆ Williams, J. B Model为代表的股利信号模型；以Stulz. R. M Model, Harris. R. S ＆ Litzenherger, R. H Model，伊斯雷尔模型为代表的企业控制权资本结构理论等。
毛付根、林贻武（1999）认为资本结构理论所要探讨的核心命题在于企业融资工具的组合与资本成本及其企业总财务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企业融资工具组合导致企业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杠杆比发生变化时（也就是资本结构变动时），企业资本成本首先会怎样变化进而如何影响到企业总财务价值的变化。一般认为，资本结构理论由传统的资本结构理论（包括Net Income Theory, NIT; Net Operation Income Theory, NOIT; The Tra-ditional Theory, TTT）、MM资本结构理论（包括资本结构无关论、只涉及所得税的MM理论、米勒均衡模型）、融合财务危机成本、代理成本的资本结构理论和基于信息不对等的财务信号理论几部分构成。
夏天（2014）对资本结构理论已有研究成果梳理后认为，作为西方现代财务学主要构成理论的资本结构理论的演进发展可以划分为古典资本结构理论发展阶段、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发展阶段、新资本结构理论发展阶段、后资本结构理论发展阶段四个不同的时期。在古典资本结构理论发展阶段形成了NIT理论、NOIT理论和TCT理论三种不同的理论；在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发展阶段形成了MM资本资产定价理论、MM税收差异模型、破产成本模型、静态权衡理论四种不同的理论；在新资本结构理论发展阶段形成了新优序融资模式、代理成本模型、财务契约理论、信号传递模式四种不同理论；在后资本结构理论发展阶段形成了公司治理和控制权理论、资本产业组织和生命周期理论、风险资本市场管理理论四种不同理论。资本结构理论的未来研究呈现出整合研究趋势：考虑企业外生财务环境变量，整合不同制度背景下的政治文化等主观因素来研究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创造，以期能够形成基于资本结构的企业内生价值创造的研究导向。
刘丹青（2005）认为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发展经历了早期资本结构理论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两个不同的阶段。早期资本结构理论由David Durand在总结1952年之前西方各种资本结构理论流派的不同观点后提出的由净收益理论、净营业收入理论和传统理论构成的资本结构理论体系；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以MM理论的提出为标志，将财务破产成本、代理成本和收益不确定的风险债务等因素导入MM理论而对其修正完善，就形成了静态均衡理论；同时，企业筹资的啄序理论、不对称信息理论也从不同视域对MM理论进行了修正。基于理论借鉴思路，西方资本结构理论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逻辑严谨的研究范式等无疑具有启示性，但立足于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与价值创造绩效分析，西方资本结构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解释能力比较弱。
郭颖（2004）将资本结构界定为企业特有的长期融资方式的组合，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对象就是在资本结构影响价值创造的前提下来锚定最佳资本结构的存在性和确定性，以实现最佳资本结构对应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价值决策的命题。郭颖认为资本结构理论应以MM理论的提出为里程碑，静态平衡理论、债权激励理论、信息传递示意理论、财务控制权理论对MM理论的修正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体系，而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市场价对其内生价值的背离使得基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企业价值最大化财务目标定位失去了实践意义。同样，不考虑流动负债影响的狭义资本结构使得基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的企业资本结构丧失了资本结构的长期稳定性。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股权融资偏好使得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对指导我国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财务融资实践的失效……所有这些，成为MM理论试图揭开“资本结构之谜”而导致自身又陷入“资本结构理论之林”的恶性循环的直接因素。
罗韵轩、王永海（2007）认为西方主流资本结构理论是在MM理论基础上经过不断的修正完善而形成的企业核心融资理论体系。这一修正完善经历了四次质的飞跃：第一次飞跃以静态权衡理论的形成为标志；第二次飞跃以代理成本为导向的资本结构理论形成为标志（具体包括基于外部股权融资代理成本理论和基于债务融资代理成本理论）；第三次飞跃以信息不对等资本结构理论形成为标志（具体包括啄序融资理论和信号传导理论）；第四次飞跃以信息不对等资本结构理论形成西方主流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前沿性理论：动态权衡理论、择时与动态优化理论为标志。
唐国正、刘力（2007）认为起始于MM理论的现代资本结构理论经历了两个富有成果的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期前的30年研究阶段和20世纪90年代后的15年研究阶段，形成了创新MM理论的静态权衡理论、代理成本理论、不对等信息理论、财务控制权市场理论、产品/要素市场理论等代表性理论。
从上述学者对资本结构理论的分析探讨中不难发现，时至今日，对西方资本结构理论的嬗变发展仍然存在争议。从企业财务价值决策实践分析产生这种争议的直接原因，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体系对价值决策实践的指导作用相当有限，这是导致“资本结构之谜”时至今日仍然无法破解的深层次因素。换言之，如果西方资本结构理论体系的某一种理论或者某一类理论范式与财务价值决策实践呈现正相关，在可以证伪的可容忍误差范围内对企业财务价值创造决策实践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或者能够较好地指导企业财务价值决策实践，那么这一理论或者这一类理论范式就具有指导实践的相对普适性，就能够揭示资本结构和企业财务价值决策实践的相对规律性，二者之间存在资本结构理论及其推论和被解释现象（价值决策实践）的一致性。这样资本结构理论体系就得到价值决策实践的证伪，不被证伪的资本结构理论相对而言就是科学理论，就不存在所谓的“资本结构之谜”。
资本结构理论源自企业财务融资决策实践的客观需求，财务融资决策实践的困境客观上需要资本结构理论的指导，但流派纷呈的资本结构理论体系并没有实现企业能否通过资本结构的调整来增加公司价值这一资本结构理论体系的核心命题，因此，“资本结构之谜”的恶性循环在所难免。（二）隐性财务资本与“资本结构之谜”
事实上，解开“资本结构之谜”的破冰之举就是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的资本结构无关论。因此，以“资本结构之谜”的形成为分类标志，西方理论的发展演进以MM理论的提出可分为两个阶段：MM理论之前的理论和MM理论之后的理论。
MM理论之前的理论始自David Durand的经典论文《企业债务和股东权益成本：趋势和计量问题》。在这篇论文中，David Durand总结现有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文献后提出了NIT理论、NOIT理论和TCT理论三种不同理论。这一时期的资本结构理论是学者们对资本结构问题的某些方面从直观角度推断出的零散的思想、观点，内容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因此并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缺乏理论逻辑模型和实证统计分析依据支持的MM理论之前的理论决定了其对企业财务价值决策实践微乎其微的指导意义。这是形成“资本结构之谜”的理论前提。尽管为推翻“公司的价值随着外源性负责融资的增加而增加”这一基本观点而提出MM理论体系的雏形——资本结构无关理论试图破解“资本结构之谜”，但由于对财务破产成本、财务拮据成本、财务代理成本等收益不确定成本的测度问题，始终没有形成财务流派公认的标准，以至于Stewart C. Myers无奈地认为，资本结构理论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多视角研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对资本结构问题知之甚少”。也正因为如此，他将在美国财务学会年会发表的新年致词命名为“资本结构之谜”，试图以此来表达对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现状的困惑并警醒破解该命题的紧迫感。这就是“资本结构之谜”命题的由来。在其名著《资本结构之谜》中，Stewart C. Myers开宗明义地表明这篇文章之所以选取这样的论文题目是为了让学者们反思布莱克·费雪著名的学术论文《股利之谜》，以形成首尾呼应之势。布莱克·费雪在《股利之谜》结尾就企业究竟应怎样制定股利政策以进行股利政策决策，布莱克·费雪的答案是“我们不知道”。Stewart C. Myers在《资本结构之谜》的开头对企业究竟应该怎样选择资本结构以进行财务价值决策时，其答案与布莱克·费雪的答案如出一辙。
MM理论之后的理论体系起始于1958年Modigliani和Miller提出的资本结构无关论。对资本结构无关论的多视角修正与完善使得资本结构无关论在发生三次质的飞跃的同时形成三个资本结构理论范式：资本结构理论外部研究范式、资本结构理论内部研究范式、资本结构理论内外部结合研究范式。
1．资本结构理论外部研究范式
其理论体系包括资本结构相关论、米勒回归理论及其静态权衡理论。这一模式从逐步放松MM资本结构无关论高度抽象的、与现实经济生活高度背离的系列假设条件开始，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范式，将税盾收益和破产成本两个全新变量导入资本结构无关论形成研究税盾收益与资本结构和财务价值之间相互关系的资本结构税盾范式；研究财务困境成本与资本结构和财务价值之间相互关系的资本结构财务困境范式，这两大研究范式最后殊途同归于静态权衡理论。外部研究范式基于企业外部财务环境中的税法、破产法等因素来探讨债务资本的预期收益和债务资本成本的平衡命题。当债务资本预期收益和债务资本成本相等时，企业由于外源性负债融资引发的企业价值增加与引发的财务困境成本等各种风险成本费用也会相等，这时的平衡点对应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当然，由于不同企业存在不同的资本结构，外部研究范式认为基于不同企业不同目标资本结构的目标负债率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由此导致不同企业外源性融资组合方式的差异性。因此，实物资本在全部财务资本中占比较大、税盾收益现金流较多的企业目标负债率会较高从而更多倾向于债权融资。相较而言，无形资本在全部财务资本中占比较大、税盾收益现金流较小的企业目标负债率会较低从而更多倾向于股权融资。由于研究视域仅仅局限于税盾收益和破产成本等企业外部财务环境因素，加之实证证据和财务价值决策实践都表明同一行业的盈利企业目标资本负债率比亏损企业都要小，这与资本结构理论外部研究范式得出的结论自相矛盾。由于存在上述两个自身无法修复和解决的缺陷，资本结构理论外部研究范式逐渐被资本结构理论内部研究范式所取代。
2．资本结构理论内部研究范式
其理论体系主要由代理成本理论、信号传递理论、优序融资理论等理论构成。内部研究范式从财务信号激励、缔结财务契约的动机等企业内部财务因素出发，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局部均衡分析方法试图来分析资本结构理论权衡时企业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财务利益博弈行为，通过财务契约制度设计来规范财务利益博弈中各个利益博弈方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博弈行为的不确定性，实现了资本结构理论外部研究范式静态权衡结构转化和制度设计，开辟了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新方向。因此是对外部研究范式的否定之否定。
3．资本结构理论内外部结合研究范式
其理论体系主要由财务控制权理论、产业组织理论、资本市场择时理论等理论构成。资本结构理论内部研究范式的核心是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财务契约观、利益相关者博弈利益不确定性的耦合，是信息不对称理论面临的挑战动摇了该研究范式赖以支撑的基点。Harris和Raviv（1990）认为“信息不对称研究方法导致资本结构理论内部研究范式的收益呈现出递减转折点”。本质上，资本结构理论内外部结合研究范式是对外部研究范式和内部研究范式折中妥协的产物：一方面，内外部结合研究范式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创造价值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对外部研究范式和内部研究范式的局限性进行挑战修正以期形成资本结构理论研究的全新框架，但无法摆脱、突破内部研究范式中信息不对称这一核心支撑点的约束；另一方面，否定扬弃资本结构理论各种研究范式已形成的研究成果，兼容并蓄各研究学派现有研究思路和观点以遏制一脉相承的资本结构理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离趋势也是该研究范式的核心主旨。为此，内外部结合研究范式无法割裂基于对资本结构无关论进行拓展而形成的外部研究范式已有研究成果。鉴于此，可行的办法就是对外部研究范式和内部研究范式理论体系的有机整合来形成内外部结合的研究范式。
通过上述对资本结构理论演进发展的梳理，可以得出资本结构理论、隐性财务资本与“资本结构之谜”之间如下的相互作用关系：
MM理论之前的各种资本结构理论对财务价值决策实践无关痛痒的指导意义是孕育“资本结构之谜”产生的天然理论土壤。
MM理论的提出试图解开“资本结构之谜”，开破解“资本结构之谜”研究之先河，但理论上企业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的逻辑结论使得MM资本结构无关理论根本承担不起这一历史重任。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资本结构理论外部研究范式尽管在静态权衡中提供了解开“资本结构之谜”的基本思路，但对财务困境成本或财务拮据成本等隐性财务资本与价值创造大小测度方法的不确定性使得“资本结构之谜”仍然是谜题。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框架的资本结构理论内部研究范式为解开“资本结构之谜”提供了信息传递，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对代理成本等隐性财务资本的财务价值决策仍然显得苍白无力。
基于行为博弈经济学研究框架的资本结构理论内外部研究范式试图通过融合外部研究范式和内部研究范式各自的优势来进一步透析并破解“资本结构之谜”，但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价值创造贡献巨大的新要素资本，诸如关系资本、客户资本、品牌资本等隐性财务资本价值创造度量方式的多样性和争议性决定了“资本结构之谜”目前的困境。
上述资本结构理论、隐性财务资本与“资本结构之谜”之间的关系可用图1－1描述。
综上分析可见，解开“资本结构之谜”必须基于隐性财务资本来进行财务价值决策。（三）破除“价值扭曲效应”：隐性财务资本研究的现实驱动力
1．企业经济效益扭曲的“哈哈镜效应”
宫希魁（1992a,1992b）是国内较早分析梳理隐性现象、探索隐性成本的学者之一。他在论文《论我国经济中的隐性现象》中区分了显性与隐性这两个异质性概念的基本含义，界定了我国经济生活中隐性现象的内涵，分析了社会经济生活中隐性现象多样性的表现形式，挖掘了隐性现象的产生原因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消除、治理隐性现象的基本途径。图1－1 资本结构理论、隐性财务资本与“资本结构之谜”之间的关系
隐性现象的存在源于人们对显性与隐性概念内涵的界定和理解。经济领域的隐性现象具有潜伏性，尽管人们的直觉有可能感觉到其存在性，但人们主观观察不到。更有挑战性的是，人们凭借现有的各种规范的经济评价指标无法进行较为精确的测度，其发生或者不发生、什么时间发生、以何种形式发生等都具有不确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借助各种方式通过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的合乎逻辑分析和预测仍然可以揭示出隐性现象的本质内容。这种合乎逻辑分析的前提首先是对显性与隐性的理解。显性，就是人们能够观察到的、可具体描述的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或者某类事物区别于另一类事物的外在特征。这时人们通常认为该事物或者该类事物处于显性状态，可见，显性就是事物处于显性状态。隐性是与显性相对应的概念，通常当人们对某一事物或者某类事物的外部特征或存在状态无法直接进行观察或借助现有的技术条件无法对其进行较为准确的测度而导致人们无法具体描述甚至不可知时，人们一般认为某一事物或者某类事物处于隐性状态。事物隐性状态进一步可区分为客观隐性和主观隐性。主观隐性是人们有意识的客观行为或者无意识的主观思维偏差导致处于显性状态的事物转化为处于隐性状态的事物，即显性事物的隐性化。就隐性现象多样性的表现形式看，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主要呈现出隐性失业、隐性收入、隐性成本、隐性谈判、隐性通胀五类隐性现象。隐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又名“亚失业”或者“伪装失业”。其经济学概念源自1930年剑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其基本含义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矛盾导致企业对劳动力有效需求不足而解雇劳动力，超过需求的劳动力在劣等职业岗位上就业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是负值，这种就业方式就是“伪装失业”。学者牛仁亮在199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以我国五天工作制周工时40小时计算，国有企业有效工时比例为48%～72%，则国有企业隐性失业人员区间为28%～52%。“哈哈镜效应”（哈哈镜扭曲人体形象的隐性效应）有助于分析不同时期我国现实经济中产生隐性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处于不同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其所设定或者预期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存在差异性。这样，当不同层次利益相关者的各种利益诉求（可能是正当的也可能是合法外衣下非正当的利益诉求）无法全部或部分实现时就会产生、并发不同层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各种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为避免各种经济矛盾上升为社会矛盾，协调兼顾并实现不同层次利益相关者局部经济利益目标成为解决其经济矛盾的应急政策措施。应急政策措施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导致对良性运行的经济规律的部分扭曲，其结果是部分掩盖了客观的经济事实从而导致对经济指标体系所传递经济信息的部分扭曲，形成现实生活中的隐性经济现象。隐性经济现象的存在不同程度上危害到我国政府经济政策的绩效和政府经济杠杆的宏观调控能力，使得政府经济核算指标体系提供的经济信息在不同程度上失真，所有这些都直接伤及我国政府的经济声誉而形成声誉危机。由于失业、通货膨胀、利益相关者契约等经济因素具有跨文化、跨制度的普遍价值，因而治理我国的隐性经济现象，首先必须更新对失业、通货膨胀等具有普遍意义的态度和理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无形的手”和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有行的手”耦合联动。
2．企业价值隐性流失的“漏斗效应”“漏斗效应”用来描述国有企业创造出的价值因为现行各种制度、机制或者人为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各种行为而导致的隐性流失现象。郑传海（2006）最早在论文《隐性成本：效益流失的漏斗》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述。他在分析我国建筑企业这一特殊行业隐性成本现状的基础上，将隐性成本界定为贯穿于建筑企业工程项目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由于事前不可控的人文环境因素对施工人员的情绪可能会产生不能够精确测度的直接或间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会进一步对具有不确定性的不同形态成本的控制产生影响，从而造成建筑企业创造的效益隐性流失的成本。这些隐性成本主要包括由于疏忽而未被发现的成本、不确定的施工环境可能引发的成本、建筑施工技术散发可能诱致的成本、员工的心理成本。由于隐性成本对建筑企业所创造价值的侵蚀具有隐蔽性、潜伏性和长期性，犹如漏斗中的水缓慢流失一样，所以隐性成本对企业所创造价值的隐性侵蚀可用“漏斗效应”来直观形象地描述。
此后，研究者基于不同视角对企业价值隐性流失的“漏斗效应”进行了多样性分析研究。
刘长义（2008）界定了隐性成本概念，分析了隐性成本的生成机理，探讨了隐性成本控制措施。隐性成本是经济组织总成本在未来变化了形态的将来成本和转移成本，这种成本处于财务监管之外是由不同组织形式经济主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经济行为引发的。其产生原因在于：①激励机制弱化和决策权威和信用缺失。企业内部的管理激励机制相对于市场交易激励机制具有柔性，企业决策层进行决策时，不同决策期的决策如果缺乏科学性，必然导致决策缺陷或决策失误，造成企业不同层级决策激励不足和指挥约束不力。②信息传递内外部失真。一方面，企业从外部获取的不同信息存在真伪，同时由于企业不同层级的利益相关者信息传递成本的存在，有用信息将丢失、掩盖；企业不同层级利益相关者基于自身利益提供、传递虚假信息、封锁信息都会导致隐性成本发生。③需求层次没有满足造成人才浪费与流失。需求层次没有满足造成员工对现有工作缺乏主观能动性、积极性降低、消极怠工倾向。这样员工或者人浮于事或者人员流失，人浮于事的人员的薪酬成本如工资、福利等成本费用虚耗，人员流失使得企业已经发生的薪酬成本成为和企业决策无关的沉没成本。④处于企业不同层级的利益相关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利益导向机制而相互影响决策等隐性成本。企业不同层级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导向和企业目标导向不会完全一致，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目标函数不一致就会产生逆向选择等隐性成本。其可行性的控制策略包括：①激励约束机制控制。激励约束双因素机制就是对企业不同层级利益相关者的权力、责任、利益的科学划分和合理配置，是在决策科学的前提下，对权力、责任、利益既激励又约束的控制策略。②决策利益和信息失真控制。依据不相容职位相互分离原理，实施决策和利益不相关措施，通过消减信息传递中间环节理顺企业内外部信息传递机制和渠道，监控和减少信息失真引发的隐性成本。③隐性人力资源成本控制。通过不同渠道、不同形式员工培训创建员工相对满意的发展空间和薪酬激励等积极激励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隐性人力资源成本。④科学的隐性成本核算观控制。科学的隐性成本理念就是与企业价值创造不相关的隐性成本不应列入隐性成本核算和控制，这是合理归集隐性成本、科学分配隐性成本和杜绝重复计算隐性成本的基础。
林梅（2003）基于成本的可识别形态（即具有存在形态就可识别，反之就不可识别）把能够直接影响企业经营状况和管理水平但人们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在现行有形成本会计核算框架内无法核算的无形成本称为隐形成本。林梅将隐形成本归纳为隐性人力资源成本、隐性时间成本、隐性节约成本、隐性决策成本、隐性管理成本五种。其中：①隐性人力资源成本是由于人力薪酬与岗位要求性价比高低不一致、人力薪酬与人力素质性价比高低不一致、人力素质与岗位要求性价比高低不一致、人力素质区域差异和高素质人员流动而产生的。②隐性时间成本是企业不能“相机而择”时，由于“错机而择”而引发的机会成本，如材料采购时机不佳、产品创新时间黏滞致使竞争对手的竞争产品、替代产品对企业客户产生吸引力，使得企业失去客户和市场份额，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冲突使得项目工期延误等。③隐性节约成本是由于缩减或节约了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必需的最低资本而引发的“节约不当”成本，如节约固定资产、人力薪酬、营销费用等正常而必要的费用，节约为获取信息而进行决策的必要投入，节约产品研发必要投入形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环节资金供给不足使企业发生财务困境。④隐性决策成本是在投资项目决策中对投资方案的确定失去客观性、独立性造成上下游资金供应链断裂、设备闲置；投资项目立项、选址违背成本效益原则，项目运行后材料采购成本、人力资本、产品运输成本偏高；设备自制还是订购决策失误造成设备闲置、固定费用摊销的居高不下，设备使用效率居低不上等而引发的隐形成本。⑤隐性管理成本是由于组织结构设置冲突，不同层级管理者沟通冲突，不同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冲突，管理的制度、标准、流程设计缺乏精细化产生资源的不合理限制导致合法浪费、合法延误给企业带来的有形成本增加或收益损失。可见，为控制企业隐形成本而发生的显性成本和降低隐形成本的经济收益都是巨大的，因而，尽可能降低并消除与企业价值创造无关的“沉没隐形成本”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刘援（2011）认为隐性成本是一种隐藏于企业总成本之中、游离于财务审计监督之外的成本，具有隐蔽性、放大性、爆发性三方面特征。
徐翔（2011）将隐性成本区分为隐性机制成本、隐性制度成本、隐性机会成本、隐性摩擦成本四类。
杨柳（2003）认为隐性成本“是一种隐藏于企业总成本之中，游离于财务审计监督之外的成本”，是企业员工现在的各种有意或无意的隐蔽性行为造成的递延在将来时态的成本，具有成本数据测度的隐蔽潜在性、爆发放大性等特征。产生隐性成本的原因在于：①由于重视显性成本控制、忽视甚至不控制隐性成本，降低成本就只能是采用节约方式形成成本控制观念落后。②对企业管理层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约束造成管理层为追求经营绩效将现在成本递延到将来或进行权力寻租。③企业管理层主观决策随意性使得决策执行成本增加的同时加大了转嫁的隐性成本或机会成本。④企业管理层用人观念不能满足不同层次员工的激励需求，薪酬分配中因考核方式的人为因素随意性导致分配机制不合理，在增加企业整体显性成本的同时加大了转嫁的隐性成本。
张臻（2004）认为隐性成本是一种在成本控制实践中“一般比较难以发现”和在财务报表中没有披露的表外成本。显性成本控制通常采用成本归集和分配、摊销等传统方法，隐性成本应该基于现代管理理念，如剩余收益模型等进行系统控制。隐性成本可归纳梳理为隐性战略成本、隐性管理成本、隐性实务成本、隐性文化成本四类。张臻在分析了这四类隐性成本产生原因基础上，提出从提升航空公司决策绩效和建立完善激励约束机制，改革、完善航空公司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经营管理体制现状并优化总公司和分公司之间财务流程；以全面成本预算控制机制为导向，建立航空公司全过程成本预算、成本监控机制；航空公司应打造学习型组织，通过航空公司员工的学习效应来更新全员观念、提高全员素质等方面来控制航空公司等特殊行业的隐性成本，提高航空企业利润的对策思路。
林森（2013）认为从会计视角核算的企业成本，已经把由于企业管理不当产生的成本、出于特定决策目标而增加的成本等隐性成本显性化并反映在财务报表中。为此，企业成本应该由显性成本、显性化隐性成本、隐性成本等构成。基于此思路，隐性成本可以从产生过程、构成和产生原因、识别和管控三个方面来界定：就产生过程看，隐性成本产生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过程；就构成和产生原因看，隐性成本由无效成本、非增值成本、风险成本构成，无效成本由企业无效作业产生、非增值成本由企业非增值作业产生、风险成本由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产品竞争力面临的风险产生；就识别和管控分析看，隐性成本能够通过选择特定的方法，如工业经济分析法进行识别和计量，并通过采取诸如对企业制度、机制的进一步建设完善，对企业管理方式的动态调整，供应链业务流程重组等措施降低或消除隐性成本，达到增加企业价值的管控目标。
吴洁琼（2011）以建筑工程企业这一特殊行业项目施工的投资大、期效长、项目单件性和流动性并存等特点，通过对隐性成本概念的界定和基本特性的分析并将隐性成本导入建筑工程项目的总成本控制基础上，借助ABC方法通过计算建筑工程项目的作业成本，试图基于作业成本、田口方法、挣值法来构思、检验建筑工程项目隐性成本的估算函数，通过作业成本估算函数来较为精确度量、管控工程项目的隐性成本，实现建筑工程项目隐性成本显性化的预期目标。他认为工程项目隐性成本是一种资源滥用损失成本，产生原因是企业内部环境因素，诸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员工素质等，这种成本是项目总成本的组成部分，贯穿于建筑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表现出成本转嫁和成本迁延等特性。
周润臣（2012）认为隐性成本是由体制、机制、人员素质等因素引发的具有滞后性的未来额外成本，具有放大性、爆发性、依附性、延续性、整体性、动态性等特征。其中：①放大性是指对现在潜在的隐性成本信息获取不足、管控不及时导致经济主体现在的科学决策行为在未来由于隐性成本的影响导致决策失误的结果，给预期决策绩效带来重大损失。②爆发性是指隐性成本的发生是在现在觉察不到、现在难以管控的由量变到质变的不断累积过程中爆发式表现出来的。③依附性是指隐性成本必须依附显性成本这一载体，在消耗掉一定资源和资本的前提下才有可能部分体现出来。隐性成本和显性成本相互依存，显性成本是隐性成本的基础和载体，隐性成本也反作用于显性成本。④延续性是由企业管理体制、机制、员工因素诱发的隐性成本，是企业持续经营的时间函数，只要企业没有面临倒闭、清算等严重的经营风险而持续经营，隐性成本就会随着时间推进而不断积累并体现或转移在将来成本中。⑤整体性是指隐性成本隐蔽在整个企业组织的生产制造、运输销售等环节；隐性成本的形成、核算对象一般以企业组织整个生产过程为基础，从宏观成本形态上显出显著整体性。⑥动态性是指隐性成本与现在已经确定、将来变动可控制的显性成本相比较而言的显著区别，与企业性质、体制、机制、人员素质等柔性因素相关联。
施工企业隐性成本产生的原因源于企业内部环境和企业员工行为两个方面。①环境因素是由企业现行的各种内部制度和机制缺陷决定的。企业内部制度缺陷可能导致诸如管理权威失灵，管理层级偏多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资源配置不科学，信息失真等隐性成本；企业内部机制缺陷可能导致诸如激励约束不合理、人力资源管理不透明、监督考核反馈不完善等方面隐性成本。②企业员工行为分为不正确行为和不正当行为两种情况。不正确行为是指企业员工没有主观上的利益企图，是当事人在主观允当的前提下无意识地进行了诱发企业隐性成本的经济行为；不正当行为是指企业员工存在主观上的利益企图，是当事人为谋取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局部利益以牺牲企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为代价而诱发企业隐性成本发生的经济行为。内部制度缺陷、内部机制缺陷、员工行为缺陷的共同合力作用会导致两类不同的企业隐性成本管控问题，即机会成本的恶性循环诱发的隐性成本和管理混乱成本的恶性循环诱发的隐性成本。
建筑施工企业的隐性成本由体制成本、机制成本、员工行为成本、机会成本、质量成本、工期成本、安全成本、费用成本构成。这些隐性成本有些是源发性的，有些是由源发性隐性成本派生出来的。分析建筑施工企业不同属性的隐性成本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度量、管控隐性成本。从建筑施工企业隐性成本管控源头上分析体制成本、机制成本、员工行为成本等隐性成本源于施工企业的企业管理方面，定量不易测度、只能定性描述是隐性成本管控的“死角”。质量成本、工期成本、安全成本、费用成本源于项目实施，这部分成本可以在项目实施中、项目实施后通过诸如业务流程分析、成本比较等方法进行定量测度和管控。机会成本在企业进行项目决策选择时就已经存在，是企业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牺牲。
3．央企负责人绩效考核的WACC“一刀切效应”
WACC“一刀切效应”是指对我国央企负责人进行绩效考核时，现行考核制度、办法对WACC的处理实施“三不考虑原则”（不考虑央企所属性质和规模大小，不考虑央企不同行业的差异性和央企所在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不考虑债权资本成本率和股权资本成本率的大小），而机械地将WACC统一为平均资本成本率，并将其区分为基本资本成本率（5.5%）、下调资本成本率（4.1%）、上浮资本成本率（6.0%）三档。李阳阳（2013）以我国13个行业2000—2009年沪深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的统计结果表明：13个行业10年平均股权资本成本率为9.61%。进一步，就行业10年平均股权资本成本率而言，农、林、牧、渔业行业平均为8.54%；采掘业平均为13.33%；制造业平均为10.1%；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平均为8.85%；建筑业平均为9.28%；交通运输、仓储业平均为9.6%；信息技术业平均为8.52%；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平均为9.02%；金融、保险业平均为12.36%；房地产业平均为10.06%；社会服务业平均为7.81%；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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