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华日报编委会 编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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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之前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决策之前
作者：新华日报编委会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01-01
ISBN：9787214217226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序 立时代潮头 发思想先声◎李君如
看到面前“新华日报思想周刊文丛”五本精美的样书，我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意外之喜。这一年来，作为《思想周刊》期期必读的读者（偶尔也作为作者），我得以有情感、有机缘关注和见证这个周刊的成长。
2017年1月5日，江苏省委宣传部和新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思想周刊》正式创刊，这是江苏深化思想理论“四大平台”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新华日报扩大理论宣传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后，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思践悟、知行合一，推动十九大的决策部署在江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对办好《思想周刊》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份报纸办得好不好，不仅取决于新闻之新，更取决于有没有灵魂。报纸的灵魂，主要体现在理论和评论这“两论”上。有影响的报纸、大家喜欢看的报纸，都是能经常推出振聋发聩的理论评论力作的报纸。新华日报作为江苏省委机关报，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自觉主动开展理论宣传工作的创新探索，以创办《思想周刊》为平台，努力打造理论宣传高地。“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这是《思想周刊》发刊词提出的响亮口号，从中我们看到了省级党报主流媒体的责任担当。
一年来，《思想周刊》始终秉承这一发刊信念，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反映前沿思想学术动态；聚焦江苏样本，凝炼江苏经验，传递江苏声音，诠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江苏的生动探索，汇聚江苏改革发展的正能量。《思想周刊》邀请国内和本省的知名专家学者撰稿，广大干部群众也踊跃投稿，成为传播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阵地、领导干部交流实践经验的重要平台、推动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载体，得到中宣部和江苏省委的表扬和肯定，得到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欢迎与好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同志在调研新闻宣传时，表扬《思想周刊》办得好，建议“编成集子”。《思想周刊》在中宣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工作会议上介绍办刊经验，并作为中宣部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入选全国“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为什么《思想周刊》诞生仅一年就能成为品牌、赢得赞誉？据我观察，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坚持理论舆论同频共振。事实证明，只有不断促进理论和舆论深度融合，才能用舆论助推理论唱响党的好声音。在一年来的实践中，《思想周刊》这张思想纸不断传递中央精神和省委要求，阐释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传播专家学者真知灼见；不断反映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感悟、实践思考、治理经验；不断汇聚各级智库、专家学者的资政建言、最新课题、研究成果；不断针对前沿话题、社会热点、舆论焦点推出独特而新锐的观点、评论、分析，有力地引导了舆论。
其二，坚持既接天线又接地气。接准天线，理论宣传才能全面、精准，才能不跑题、不走偏。同时，理论宣传只有接地气，学会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表达，用百姓爱听易懂的语言来说话，才能更有感染力吸引力影响力。《思想周刊》既登名家大家的重头文章，发挥讲真经、悟真理、求真知的作用，也发了几百篇江苏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心得、执政感悟，源自实践，给人启发。
其三，坚持既重政策又重对策。《思想周刊》在党报智库化上做出了积极探索。一方面，依托江苏9家首批高端智库、15家重点培育智库的专家团队，做了大量的主题策划，积极为省委、省政府各项宏观政策建言献策，引起广泛关注。另一方面，还积极探索智库平台、专家资源为地方发展服务，深受地方党委政府欢迎。
其四，坚持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传播。当前，传媒生态和舆论格局正发生重大变革，探索新媒体呈现形式，已经成为理论宣传之必需。我们欣喜地看到，《思想周刊》携手理论之光网站、理论之光微信公众号、交汇点新闻客户端“新智库”栏目等新媒体平台，构建了全媒体理论宣传平台。
虽然身在北京，但《思想周刊》就如同我牵挂的一位老友。我为《思想周刊》一年来取得的成绩感到由衷高兴！在新华日报创刊八十周年之际，将《思想周刊》所发文章集结成册，汇编成这套文丛，我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我相信，《思想周刊》必将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不断创新，继续前进，把理论宣传的品牌做得更响，把思想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喜欢《思想周刊》以及这套文丛！2018年1月1日当代治理建构当代治理学◎张首映
早晨，小孩起床、穿衣、洗面、背书包，出家门、上学去，精神抖擞，开始学习治理。成人出家门、上班去，井井有条，开始职业治理。老人出家门、锻炼去，神清气爽，开始健身治理。一个家，有家庭治理。管理一个单位，在从事单位治理。经营一个社区，进行的是社区治理。领导一个地方，在进行地区治理。引领一个行业，得进行行业治理。统帅一个国家，必须治国理政。现在，全球治理这个概念，已被全球人叫响。大千世界，凡有人处，皆有治理。治理无所不在，无处未有。
自人类有意识始，就有治理意识；有思维始，就有治理思维；有思想始，就有治理思想；有行为始，就有治理行为；想办法始，就有治理办法。获得成功，有成功治理；遇到灾难，有灾难治理；遭遇危机，有危机治理。古往今来，关于治理的思想理论、历史掌故、现实经验、学术文献、文艺作品、新闻报道等，如汗牛充栋。即使关于治学的或学术治理的，也不胜枚举。科学和学科的基石在普遍性。治理如此普遍、如此广博、如此深厚，具备成为科学探索的对象条件和研究要素，当然能成为一门学科。
建构治理学，是对人类这一普遍存在的回应和反映，是对人类治理现象、本质特征、思维方式、发展规律、现状趋势等的科学研究，也为人类获得更好治理提供思想指引、智力支持和学术建议。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思想最深厚、治理经验最丰富、治理文献最渊博、治理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国家，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理念理论可成为普世价值。充分吸纳中国治理的精气神，对建构治理学如虎添翼。建构当代治理学，既要遵循人类治理学的普遍原理和基本规律，更要立足最近几十年的治理实践，提出符合时代精神、时代治理实际、时代治理趋势的观点和方法。二战以后，尤其苏联解体、2008年金融风波以来，世界治理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治理模式发生重大变革，各国治理形态出现巨大变更。建构当代治理学，需要彰显世界治理的这种新变化、新模态、新气象、新趋势。
建构中国当代治理学，是建构当代治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人建构当代治理学，更是以建构中国当代治理学为首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成为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难度最大、成就最大、成果最丰的国家治理，推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国防和外交等各大领域出现惊人变化，形成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创造、中国方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呈现出许多新发展阶段的特征，中国治理基本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越来越接近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向迈进。建构中国当代治理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理论化学理化，把伟大事业、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梦想系统化体系化，把中国人民创造世界奇迹的丰功伟绩概念化规律化，把中国对世界的贡献通识化国际化，功在当代，泽润后人，利于全球。
当代治理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学科。中国史学是世界公认的治理史学，其综合性交叉性一样被世界公认。当代治理学包括哲学、史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却又有别于它们。其治理理念和观念、治理精神和思维、治理功能和要素、治理战略和战术、治理规划和方略、治理体制和机制、治理目的和手段、治理绩效和途径、他治自治与统治分治、善治良治、乱治恶治、治理表层和深层、治理得失成败、治理能力和境界、治理环境和条件、治理价值和评价等等，都可以形成系统，别开生面。建构当代治理学，可为当代众多学科提供新平台新视角。诸如当代治理哲学、治理史学、治理经济学、治理政治学、治理管理学、治理社会学、国际治理学、比较治理学，均可从中得到裨益，受到启迪，拓展新境域、打造新面貌。迄今为止，与治理学相关的学科，名著众多，而真正以治理学冠名的名作，尚未见著。或有可能，建构当代治理学，能够成为对世界有特别贡献的新学科。
世界进入调整期，中国进入复兴期，都需要新颖实用的治理理论学术。中国人外国人，都是需要治理和被治理的人，也都需要当代治理学供给思想学术营养。这就是当今治理思想越来越丰富磅礴的基础和市场。这样的思想理论，也肯定能走远的。建构治理学、当代治理学、中国当代治理学，如果成功了，会成为一种软实力，对人类建设美好未来将发挥持久效力。
愿当今仁人志士、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研究治理学、当代治理学、中国当代治理学，使之成为一门中国显学、世界显学。（《新华日报》2017年8月9日第13版）数字技术及创新与公共服务变革◎马名杰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中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十九大报告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这也是我们改革努力的方向。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三种：一是竞争性领域中的替代关系，这里市场应该发挥决定性作用；二是合作关系，比如在城市管理领域政府和市场是可以进行合作的；三是补充关系，例如国防、法律以及市场监管，只能是由政府来做。影响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政府执政的理念、政治经济制度、法律等，同时要注意两者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发展中变化的。
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三种关系实际上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可以归为两大类。在补充和合作关系下，政府和市场边界都不变，但是双方的效率都得到提高，是可以实现的。在相互替代关系下，政府边界无论扩张还是缩小都可能导致整体效率的上升或下降，这取决于提供的产品属性。近年来正在悄然发生一些重大变化，这就是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及创新在向生产生活领域快速渗透的同时，也正在迅速地向公共服务领域延伸，数字技术及创新正成为改变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动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变化。
通过对数字技术对公共服务产生影响的观察，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第一，数字技术和创新可以带来公共服务的数字化信息化，提高政府内部的效率，使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第二，可以促进政府和民间资本的合作，在公共服务中建立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第三是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政府正在从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向合作提供者转变，从直接提供者向服务的合作伙伴或监管者转变，而且这个趋势似乎正在加速。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技术可以提高政府内部效率，但同时也可能促使政府去扩张它的边界。第二，创新之所以能够改变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服务的可盈利性是关键。并非所有的公共服务都可盈利，只有能够在其中找到一种商业模式的时候，这样的公共服务才是可商业化、可市场化的，共享单车就是典型。此外，数据产权归属问题也是当前公共服务领域发生重大变化和市场化的关键。第三，利益冲突决定了市场化的制度成本。并不是所有的技术和创新都能够改变政府的边界，只有那些影响交易成本的技术创新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第四，导致政府的职能和边界收缩和扩张有很多原因，需要具体分析。第五，市场化有好处也存在挑战。市场化的好处一方面是使得公共服务的经济效益和效率能够得到提高，因为企业更有动力去降低成本，承担风险，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在于潜在的社会效益，它能够有利于先进技术的扩散和应用，有利于鼓励创新、促进竞争，而且还能够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甚至有助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市场化的挑战在于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更多涉及公众的利益和公平问题，在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存在寻租、垄断、服务质量下降和信息安全等风险，这些都在呼唤政府新型的有效监管。第六，应当理性看待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变化。公共服务应该由更低成本、更高质量、更高效率的主体和方式来提供，而在经济领域，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收缩边界，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
未来的前景取决于制度和市场、改革与创新的良性互动。在体制机制障碍尚存的情况下，强大的市场和创新力量会驱动经济社会变革，但市场和创新驱动力的充分释放又需要政府改革的推进，为它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要把握好自下而上的市场和创新推动型变革，使之与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改革有机结合，这样有利于加速政府职能转变和改革的深入。政府应该做的是：第一，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比如促进政府数据开放；第二，积极采用数字技术，提高政府效能；第三，积极开展公共服务领域P P P，促进角色和职能转变，同时放松经济性监管，加强社会性监管，特别是加强对数据产权、个人隐私权、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未来的趋势存在两个不确定性：一是公共服务能不能真正市场化，能不能变成商业服务；二是政府能否沿着既定的改革方向去利用数字技术及其创新，以防技术误用和滥用。（《新华日报》2017年11月29日第17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最新发展◎宋林飞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我国现代化“新三步走”重大发展战略，展现了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远景与蓝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最新发展。
我国现代化进程是否要等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才启动？不是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邓小平指出，“小康”是“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也就是说，小康不是现代化之外的一个阶段，而是现代化的一个起始阶段，小康是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实现初步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不是简单模仿、跟随西方现代化，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特色。邓小平指出，“小康”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我们可以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也就是说，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有制度方面的不同，中国现代化的根本性质是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体现了我们党与中国人民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阐明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与任务，“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反映了任务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即已经由“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带来的新挑战；强调“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明确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领域与路径；强调“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指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的难点与重点；强调“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责任担当，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以及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实现小康目标以后怎么办？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第一次对实现小康目标后的发展战略作了设想。他提出，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后，还要“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
小康目标实现以后，第二个目标就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攻坚阶段。当年，考虑小康以后第三步应该怎么走时，邓小平指出：“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他清晰地列出了一张困难清单，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与困难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显然，这些发展中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比过去要困难得多，但必须迎难而上，通过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积极有效地加以应对和解决。
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东部沿海有条件的地区，应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同时推进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告诉我们，区域率先是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创新是世界现代化不断推进与深化的内源动力，引领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的地区也成为现代化的先行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总是首先在一定的区域取得进展和突破，继而影响或带动周边地区的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为完成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七大指出，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党的十八大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迈开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步伐，是我们党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般规律与基本特征基础上作出的科学判断，是小康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苏南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成功样本。国务院批准实施的《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规划》提出，到2030年苏南地区要达到主要发达国家水平。主要发达国家水平高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比基本现代化更高水平的现代化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于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了六个方面令国人无比憧憬的描述：“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过去我们中国处于“跟随型发展”阶段，今天我们中国是“跟随与引领并存型发展”阶段，明天我们中国将进入“引领型发展”阶段。
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保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为此，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因为有党的正确领导，中国走上了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正在日新月异地改变着城乡面貌。我们党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动员力、凝聚力？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来自共同的利益，即建设和分享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的理想，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任务艰巨而复杂，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成功。这个历史的经验与根本原则，绝不能动摇。（《新华日报》2017年11月8日第14版）人的现代化是城市治理与服务的关键◎张鸿雁
城市发展与治理的核心是人，城市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城市人的整体素质提高是城市发展和治理的关键所在。在城市治理方面，我们十分需要顶层设计，也需物化城市空间的富丽堂皇，还需对城市人的日常行为进行引导和教育，但更需建构和培育马克思所讲的市民社会的公共道德、职业伦理和有“利他主义”的“社会样板阶层”。“让遵守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成为日常行为”。社会是否有序，主要是看社会有没有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首先要把天职、责任、义务和奉献认识清楚，只有在承担并完成了责任和义务之后，才能谈获取和收获，这是现代人价值观的一个基本特征和文化特质。把职业道德和日常工作、生活行为联系起来，属于一个人正常的生活方式范畴。不需要宏大叙事和过于高远的理论，而在于脚踏实地在职业化的工作中承担义务和责任，然后获取相应的成果。医生救死扶伤是天职！教师教好课是天职！职员完成自己的工作是天职！如果每个城市人都懂得一种职业的“天职价值”，这个城市就必然会变得更加有序而进入自组织性的内在治理过程。把职业伦理作为城市治理的关键，是最本质、最普遍、最有效且最具认同性的城市治理模式。“让不断学习和追求卓越成为一种习惯”。有理想、有情操只是一个好市民的最低标准。要成为优秀的人，关键在于不断学习和追求卓越，而不是庸庸碌碌。芒福德说：城市是“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能够“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就是因为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一个有理想、有道德，并不断学习和追求卓越的市民群体会创造更好的城市。现代社会要求和规范每位市民不断学习，让追求卓越不只是少数人的一种行为结果，而成为多数人的一种习惯，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逻辑。“让尊重和被尊重成为一种义务”。尊重他人是受人尊重的高尚行为之一，这种高尚，需要从城市理念和市民精神层面转化为“常人生活”的品位素养，这也是城市治理的切入点和路径之一。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被尊重的城市生活中，人们互相礼让，互相尊重，其日常生活就会有秩序，城市生活就会有品位，城市的幸福指数就会大大提高。这种“尊重和被尊重”是以“敬畏之心爱人”为自我生存价值取向，在这种文化“容器”中，城市荣誉和城市正义会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在城市建设的实践中，就会敬畏自然、敬畏他人，进而创造出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城市空间。抑或可以说，尊重和被尊重作为一种义务，是城市精神的一种境界，应该成为城市市民的集体行动逻辑。“让‘集体良知’和‘利他行为’成为城市的文化自觉”。城市文化自觉是一种文化熔炉式的嬗变，内部会生成优秀文化传统的选择机制，在此基础上必然会产生市民社会“善”的共性文化取向。从某种角度讲，有“集体良知”的城市应该没有恒定的“弱势群体”，而是所谓的“临时性群体”，不是固化的阶层。通过社会制度和集体努力，创造公平和正义，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社会整体和市民一起改变底层社会群体的阶层地位。“集体良知”是一个现代人生活的道德底线，城市治理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要对城市贫困进行“社会精准治理”。通过“集体良知”和“利他行为”，建构从“社区如家”到“城市如家”的集体人文关怀，来建设城市社会发展的文化共同体，重新呼唤“邻里社区关系”、城市社区的人文情愫，使陌生的城市社会重现传统邻里的文化守望关系。“让高雅文化和时尚礼仪成为城市公民身份的象征”。我们不仅要将城市当成艺术品来打造，更要将城市中的每一个个体打造成为城市艺术的符号，成为高雅文化和时尚礼仪的创新者。让城市社会脱去俗气，穿上高雅；让城市社会远离粗俗，走近文明礼貌。让传统的优秀文明行为和习俗走向民间、走向大街小巷。我们经常听到“我是上海人”“我是北京人”，并引以为荣。江苏也需要一种新的文化价值取向：“我是南京人”“我是苏州人”“我是南通人”……并以此为荣。城市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告诉我们：“最卑微的居民可以将自己同城市的集体人格联系起来，同城市的权力和光彩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建设“城市如家”这一理想家园的本质原因。
城市发展与治理，其实质是培育创新机制和创新土壤，创造城市发展的新动力。一个城市一旦形成良好的市民社会关系，一定意义上就等于建构了科学与新文明创新的土壤。高素质的、具有现代文明素养的城市人和群体就是创新和创造的土壤，就是城市发展的原动力。有了高素质的城市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行为、新的科学技术和新的思维方式就可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创新就有可能成为城市的一种自身内化机能。（《新华日报》2017年9月30日第17版）让每个人都能在城市有尊严地生活◎叶南客
一个持续健康发展的城市，核心标志是每个人都能在城市有尊严地生活。在城市建设和治理过程中，要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最需要、最渴求的方面出发，减少“城市病”，让城市居民能够怡然生活。这就要求政府从治理和服务的视角出发，更加重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突出问题导向、服务导向和制度导向，不断提升城市发展与治理水平。
突出问题导向。城市治理要着眼长远，更要解决当前，以城市生态、交通和内涝等突出问题为导向，解决市民最关心的城市问题。一是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是城市面向未来发展的主体竞争力，要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积极探索集约节约的生产生活方式，真正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二是城市交通问题。交通拥堵、汽车尾气排放严重等问题，既对城市环境造成影响，又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在城市交通治理方面，应有综合思路、系统规划。在明晰城市定位和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交通规划布局。同时，为保障城市弱势群体出行权利，顺应绿色出行的城市交通发展方向，坚持“便民交通”思想，突出地铁与大公交建设。三是城市内涝问题。每逢暴雨季节，江苏多个城市都会开启“夏天看海”模式，人民群众对此抱怨颇多。除了城市管网基础设施建设，江苏还需要快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内涝问题。
突出服务导向。在城市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不仅是治理，更是服务。因此，城市发展不仅需要治理环境、交通、内涝等突出问题，还需服务于居民需求。一是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城市治理体系。搭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居民等各社会力量协同合作的桥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力量，提高各方参与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努力构建共管、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模式。二是全面深化城市治理与服务改革。建立负面清单、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努力打造服务型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行政审批办事指南的便利化。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三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化。城市治理中应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具备条件的常住人口领取户籍证落户城市，获取享受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同时，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努力实行布局优化、普惠可及，对于一些适合市场化运作的非基本公共服务，要结合政府职能转变，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多元化社会力量参与。
突出制度导向。城市发展不仅是硬件设施的改善，更重要的是软件水平的优化和提升，通过治理方式的创新，实现城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是注重城市公共安全，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理顺城市管理体制机制，以城市管理现代化为指向，坚持以人为本、源头治理、权责一致、协调创新的原则，理顺管理体制，提高执法水平，完善城市管理，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注重重心下移，在街道层面设立城市综合管理机制，推进网格化管理向基层延伸。加强城市安全监督与管理，保障城市公共安全。二是推进城市治理智能化，建设智慧城市。大力实施信息化领先发展和带动战略，推动信息化与城市发展深入融合，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基础数据库建设，扩大政府信息公开。推进信息化在城市建设和管理领域的深度应用，将科技手段嵌入城市管理，构建精细化的智慧城管。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信息共享和服务平台为重点的社会信用制度。三是推进城市治理法治化，建设法治城市。需要从立法、执法、监督等层面发力。在立法层面，针对城市治理与服务领域法律不足的困境，要用好城市治理立法权，加强立法，将城市治理纳入法治和制度的规范进程中，使治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执法和监督层面，要严格实施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严格执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城市治理顽症难题。坚持依法决策和监督，展现法治的公开、透明。（《新华日报》2017年9月30日第17版）提升政府的“外部性”服务◎章寿荣
当前，不论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是促进经济“脱虚向实”，其本质都是为了解决近年来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低下且呈现下降趋势的问题。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需要以提升政府的“外部性”服务为核心。全要素生产率之所以难以提升，很大程度上在于外部性的阻碍，而这正是需要政府积极有所为的领域。
通过适当财政赤字加快政府投资以补基础设施短板。目前，我国城市之间的基础设施普遍比较薄弱，江苏沿海、苏北地区的铁路网络亟待建设。另外，以“海绵城市”为目标的城市内部基础设施仍比较欠缺，投资空间很大。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国财政赤字率将提高到3%，我省应抓住这一机遇，对影响苏南、苏中、苏北区域间区位条件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超前投资，加快沿江、徐宿淮盐、连淮扬镇等高铁线路建设，大幅度提升我省铁路网规模和质量，不断缩小三大区域的区位条件差距。
以市场化手段引导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研发和技术创新投资是提升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方式。我省要进一步以市场化的原则完善各类支持企业创新的措施，优化政府对技术创新项目补贴的方式和效果。将政府资金定位于引导和分担风险的作用，突出企业创新的内生激励，根据地区财力差异和省级统筹，研究对各类创新项目的最优支持方式，重视对补贴项目的跟踪评估，注重对项目应用性的开拓。现在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补贴政策大多是直接补贴生产者，这不仅容易导致产能过剩，而且容易产生腐败。如果今后把对技术创新生产者的补贴激励改为对消费者的补贴，就能够引入消费者市场选择对低效率企业的淘汰，而对高效率企业提供市场支持。
建设研发的公共服务平台和实验室。微观企业的创新行为一般由市场决定，而区域研发公共平台和实验室则可以由政府发挥更大作用。在光电、生物医药、新材料等行业，公共创新平台需要巨大的投入，绝大多数企业独立建设既难以承担，又无法形成规模经济。政府建设好区域创新的公共服务平台，已经成为促进该产业集聚的重要原因。所以，在创新中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重要的一点就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政府要敢于拿出最重要的资源，结合区域产业基础和产业规划，支持、鼓励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之间合作，建设研发的公共服务平台。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与塑造工匠精神。从“中国制造”“江苏制造”向“中国创造”“江苏创造”转变意味着要把现阶段的“合格制造”变成“优质制造”“精品制造”，这就需要在先进制造业发展中融入工匠精神。江苏要积极抓住中央当前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机遇，发挥我省各层次教育力量的优势，通过优化职业教育体制，进一步将职业教育与产业结合，在教育中倡导工匠精神、在企业中实现“精致生产”，鼓励企业职工弘扬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工匠精神的良好氛围，以优质精良的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形成江苏职业教育与优良产品的双品牌。
建立完善统一、开放的现代市场体系。这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制度保障。总体来看，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要素市场的分割，技术、资本、信息、基础设施等要素的流动存在严重障碍。比如跨区域的兼并收购仍然不够通畅，即使在省内的不同省辖市，跨市企业并购可能都存在制度性的瓶颈。要破除导致要素跨区域流动障碍的制度壁垒，比如调整垄断性行业、公用事业、社会公共服务价格制定办法，建立跨区域产权交易平台，鼓励国外、省外的优质企业到我省参与兼并收购、参股经营，推动省内企业“走出去”等。（《新华日报》2017年6月8日第13版）治理“邻避”当拉长公众参与链◎孔繁斌
伴随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公众对环境品质要求的提高，我们正在进入邻避冲突井喷时期，城市治理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挑战。邻避冲突的出现，意味着我国城市治理开始进入复杂性阶段，而有效地治理邻避冲突，对落实“五个统筹发展”战略目标，推进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去年，全国范围包括江苏出现了多起因环境权益问题而引发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是基于“邻避情结”而形成的。“邻避情结”是指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社区公众对诸如垃圾掩埋场、发电厂、石化工厂等不受欢迎的公共设施采取的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期待政府提供这些公共设施以改善和提高生活品质，另一方面又拒绝这些公共设施选址毗邻自己的住所。虽然这些设施承担着重要的公共服务功能，但不可避免地会给附近居民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居民在“自利”动机支配下强烈反对将这些设施建造在自家附近，从而引发邻避冲突。“邻避情结”实际上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它是一种全面拒绝被认为有害于生存权与环境权的公共设施的态度；强调以环境价值作为是否兴建公共设施的标准；主要是一种情绪性反应，居民不一定需要有技术层面、经济层面或行政层次的理性知识。
邻避现象的出现有几个构成因素：健康与财产风险问题，环保回馈问题，生活品质风险问题，专家决策独裁问题，社会信任的差距问题。
从近年来全国和我省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案例来看，邻避冲突或效应表明了公民对邻避设施的嫌恶情绪，即对该项政策持不完全支持或否定态度，从而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提出了挑战。如果政策规划将这些公共设施选址确定在某些居民住所周边，而相应的沟通、协商和共识又未能达成，居民会通过一定的渠道、采取一定的方式进行抗争，从而使“邻避情结”的释放极容易转变为群体性事件。
邻避冲突涉及环境正义、环境经济、空间规划、冲突管理等多项公共管理议题，在处理邻避冲突的治理过程中形成了以下几条重要经验。
在价值管理上，需要理解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也就是我们进入到一个财富社会，财富社会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行为要摆脱经济短缺时代的思维，不能刚性要求公众顾全大局、牺牲自己的财富利益，而应该在环保补偿和回馈上寻找有效的政策工具。
在管理途径上，政府在提供易产生“邻避情结”的公共设施过程中，应拉长公众参与的链条，让公众深度参与所有的环节，这包括立项阶段的议程参与（知情权）、方案制定的规划参与（表达权）、项目执行的管理参与（监督权）、项目结果的评估参与（问责权）等，坚信深度参与或全过程参与的合作治理是避免“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根本措施。
在长效管理上，围绕“邻避情结”现象，迅速开展有关学习和研讨，一是提高政府相关公共管理者环保利益冲突管理的能力，尤其是将过去基于“管理”与“控制”核心能力调整为协商和合作的核心能力；二是在公众中倡导对待环境危害的科学态度，引导公众提高对环保科技知识的理解和认同；三是提高易引发公众“邻避情结”的公共设施立项的标准，从源头上化解问题。
近年来，江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屡屡碰到“邻避型”群体性突发事件，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预计此类问题仍将处于频发期。建设好安全江苏、绿色江苏、健康江苏，特别需要在邻避冲突有效治理的一般经验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治理思路与对策。
垃圾焚烧发电类项目，要拉长公众参与链，积极推进项目建设。不受欢迎的公共基础设施是邻避冲突的主要对象之一，典型的就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与建设。这类项目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公共事业，地方政府应根据城市发展规划的要求，坚定地推进此类项目的实施，但在实施过程中须拉长公众参与链，消除群众在心理、视觉、物质利益上存在的问题（例如，将这些项目的外观景观化，变拒绝接受为迎臂接纳），充分做好宣传动员科普工作，既放手让群众参与进来，又坚决遏制非理性的诉求和行为。
P X类石化工业项目，要做好群众工作，给予适当补偿保障。这类项目选址的邻避冲突致因，主要是政府、专家、厂商和群众在项目危害风险认知上缺乏共识。建设这类项目的工作要点是切实让群众在项目执行的管理参与（监督权）、项目结果的评估参与（问责权）问题上有“获得感”，政府对项目后续的监管要有承诺和专门的法律保障。相关经验表明，这类项目推进中，厂商的姿态很重要，确属需要给予环境权益补偿时，不能回避、缩水、隐瞒，厂商要增加社区关怀和提高社会责任感。
核循环隐形危害类项目，要做好规划工作，慎重接纳施行。核循环项目一直是核电生产链中难以有效处置的世界性难题，人类在享受核电好处的同时，也困惑于核电废料的安全处置。对这些项目长期危害的认知更是难有定论，远比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等更容易引起群众的恐慌。从理论上来说，核废料的处置是核电项目规划的内容之一，非核电规划区域必须慎重考虑这类项目的落地。（《新华日报》2017年1月5日第13版）重视江苏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张兰青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城市发展安全第一，要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各个环节、各个领域。“十三五”时期，江苏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后期，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凸显，如何加强江苏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成为突出而迫切的问题。
城市在规划建设、运行管理、生产生活方面会承受来自自然和人为的风险，会对城市公共秩序造成很大影响甚至损害。这既包括自然灾害、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社会治安等传统安全风险挑战，又包含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突发性群体性事件等非传统安全风险威胁，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叠加，严重危及城市安全运行。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是指根据风险评估情况采取的风险管理和监控措施。近年来，在中央关于加强风险治理、提高风险治理能力方针政策指导下，江苏各地在加强应急管理和风险治理组织保障、制定各类应急预案体系、建立报警救助系统和应急救助系统、组建应急救援队伍、构建风险治理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与严峻复杂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形势相比，还存在安全风险意识淡薄、社会参与程度低、部门协调联动不力、法律体系不完备、治理机制不完善、信息系统集成整合不够等问题与不足，制约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整体效能的提升。根据国内外城市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经验，江苏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战略框架可从下述几个方面考虑：
搭建风险治理组织架构，推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具有不确定性、损害性、扩散性等特征，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城市居民开展合作治理。在发挥政府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的同时，要进一步强化政府与社会共治理念，促进政府、社会公众、企事业单位、第三部门等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格局形成。要按照“政府主导、专业评估、公众参与”的要求，系统排查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状况，形成城市公共安全白皮书，增加城市公共安全透明度，提升城市居民安全感。
完善风险治理法规制度，依法保障治理有效开展。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关键在于制度的不断改进与完善。要加快城市风险治理立法工作，用完善的法规确保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工作依法有序开展。要实行城市规划风险评估制度，把城市安全作为论证城市发展规模、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要建立城市安全风险责任制度，用刚性的制度推进风险治理职能的履行。
健全安全风险预警机制，防止衍生不稳定事端。要健全城市安全风险预警机制，科学构建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定期组织系统性风险评估，制定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安全风险应急预案，提出科学可行的风险预防、规避和应对策略，有效切断风险传播链条，规避或降低风险演化为突发事件和事故灾害的可能性，真正做到关口前移、预防为主。
创新智慧化风险治理模式，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全球化、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加剧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复杂性，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必须有强大的科技支撑。要依托智慧城市建设，借助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智能技术手段和方法，整合公安、卫生、人防、安监、应急办等相关职能部门的风险治理职能、信息及资源，建立统一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综合平台，加强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全面感知、整体掌控和精确响应，确保城市安全运行与健康发展。
优化城市综合保障体系，夯实城市公共安全基础。要做好城市公共安全规划，把城市的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居民环境纳入安全发展范畴，全面提高城市的安全防范和防灾抗灾能力。要加大城市运营和建设资金投入，加强对供水、供电、供热、能源、交通、照明、通信、网络等城市发展“生命线”的风险监测，解决基础设施安全风险问题。要大力推进应急产业发展，提升城市的应急物资保障能力。（《新华日报》2017年1月12日第13版）基层社会治理如何达致“现代形态”◎邹农俭
基层社会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基层社会有一个与现代化相匹配的状态。应当说，经过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我国基层社会已经具备了构建现代形态的体制、机制的条件。
政府与社会的职能分工在基层的实践。现代社会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共治的趋向越来越明显，我国政府的职能也正由原来全能型政府转向有限责任型政府，具有中国气象的“社会”正在培育、重塑之中。由于基层社会经济职能不是其主职，并且大量事务的属性是属于社会范畴的，所以，市场经济体制规定对基层社会的运作意义不大。无论是社区建设还是社会矛盾的调解，都可能是政府与社会的有效合作，而不是谁退场、谁缺位或者谁大谁小的问题。关键是厘清各自的职责，处理好两者的分工，分清责任主体，提高政府与社会的契合程度，这些将成为基层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
多元合作共治。即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有政府、有社会组织，即使个人参与也是合作共治的一部分。可以这么说，越在宏观层面，政府的作用越突出、重要，而越到基层，越到微观领域，政府之外的其他主体发挥的作用越明显，地位越突出。因为微观领域，事无巨细，千头万绪，说重要很重要，缺了还不行，但政府不可能管理到所有领域、每一项具体事务。在基层社会，充分调动多个社会主体的作用，展现社会的自组织性，提倡志愿者活动，强调个人的自觉、自律等可能更有必要、更加重要，政府之外的社会主体在基层社会发挥作用的空间更为宽广。
挖掘基层社会的能动性。何谓能动性？它是社会的一种自组织、自觉。就基层社会而言，个人的自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志愿者活动、利用社区资源为社区服务等案例随处可见。基层社会，可以说充斥着大量可以利用的资源，一个理性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能够充分调动所有积极力量、调动全社会能动性的社会。因此，构建好的基层治理结构，务必要将挖掘社会的能动性摆上重要位置。设想，如果所谓的现代化，就是吃得很好，住的像宫廷，穿得很气派，但缺乏自由，没有自主性、能动性、选择性，那这样的现代化多数人不会喜欢，也不符合现代化的理念。所以，在探寻现代形态的基层治理结构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务必要充分挖掘社会的能动性。
基层社会组织的培育。社会组织是“社会”领域的重要内容、多元共治中的重要一极，是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抓手，承接一系列社会事务的载体。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常常会看到，政府一边着力于购买服务，一边努力培育着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需求与提供需求的主体培育同时展开，甚至购买服务的事情已迫在眉睫，而执行主体还未成长起来，于是往往带着项目去培育承担主体，这样的事做起来总有点别扭。所以，在我国构建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过程中，必然面临社会组织的培育问题。我们应当在规范、法治的框架下培育基层社会组织，真正造就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应有作用的基层社会组织。
事权与财权的对等。从道理上讲，事权应当与财权一致，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是政府包办一切社会事务，政府对“社会”都是上级对下级，上级要求下级做什么，做得如何还得考核、问责，现在则是政府与“社会”在基层的合作，这就有个重大的转变，特别是对于政府而言，面临角色的转变、身份的转变、观念的转变、职能的转变。政府要将职能真正转变到管理与服务上来，该管理的就要严格管理，该服务的就要提供优质服务。正如，大量的具体事务要基层社会承担或者协助，就会产生事权与财权、责任与义务的对等问题。处理好这一关系的主导权在政府，政府要在转变职能的过程中，自觉担当起社会的引领者，自觉地、主动地建构起责任与权利的平等关系。（《新华日报》2017年8月2日第13版）推进江苏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张春龙
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既包括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目标的标准化要求，也包括通过对管理和服务流程的再造以达到标准、统一、规范的要求。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建设是从基层群众需要出发、倒逼政府机构改革创新的一个重要抓手和切入点。
目前，江苏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基本建立、国家层面部分标准化的确立以及部分地区、行业标准化的试点和实践为江苏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的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总体来看，江苏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还存在缺乏整体推进、面窄点少、标准碎片化、缺乏科学性等问题。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重点应该是制定系统完整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确定“十三五”基本公共服务规划和标准，创建全省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通过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打造政府软环境。
江苏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的推进，一方面要按照标准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循序渐进，另一方面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突出公益、专业导向”原则，构建与江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相适应的标准体系，以标准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向规范化、高水平发展，倒逼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服务流程再造。
在专业指导下进行顶层设计并制定规划。要吸纳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成立省级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提供技术支持。要结合中央政策精神与江苏发展实际，总结地方和行业发展经验，制定专项标准化发展和工作规划。与标准体系相衔接，建立涵盖省、市、县三级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以省级地方标准解决全省共性问题，以市县级服务规范解决个性问题，以团体标准解决市场创新和特定问题，增强标准有效供给。
通过强力协调来统一规范并多层推进。为充分发挥标准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建议成立江苏省（基本）公共服务建设领导小组及专门的标准化推进机构，对有关标准化及其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沟通协调，适时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成果予以转化固化，制定出台各类标准，并加以推广实施，从而解决多龙治水的问题。从横向的不同行业及纵向的各级政府两个层面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制定和实践工作。
通过抓好试点和突出重点来推动工作。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化应落实到区县、街道社区以及相关的行业，才能使标准化得以更好的推广实施。通过在各行各业及市、县（市、区）、街道（乡镇）开展标准化试点，探索建立相关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和规范，发挥好以点带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涉及内容多，应围绕中心工作和重点领域，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循序渐进，明确阶段性标准化工作重点，加强调研、分析和验证等活动，科学制定或修订标准，提高标准水平和质量。
整合资源、联创共建、多方参与。标准化的推进工作必须要有统一的机构去协调和推进，其中打破部门分割是重要任务之一，要动员各部门共同参与。可以发挥质监部门在技术规划、技术指导、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关键作用，实现由行政首长参与协调、动员各政府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形成公共部门联动的标准化工作机制。同时应统筹协调，资源整合，重新梳理构建统一的考核验收标准，联手共建，减少重复交叉。
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绩效。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包括“互联网+”、大数据等，与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有效结合，提高服务绩效。通过全面覆盖、资源共享、功能齐全的网络信息平台建设，使居民了解服务项目、服务流程，更方便地享受并认可基本服务，提高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同时可以促进公共服务的公平公正、提高公共服务的效度和信度，减少因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完备而引发的服务失范。（《新华日报》2017年7月26日第13版）以人民为中心创新城市服务与治理◎张 锋“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这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我们创新城市服务与治理的奋斗目标。
创新城市服务与治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服务与治理，要以人为本，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近年来，江苏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进一步激发了江苏城市的社会活力，努力做到城市服务与治理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享有。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市民诉求，着重解决“城市逢雨必涝”“马路拉链”“交通拥堵”“黑臭河道”等群众反映强烈的城市病。大力开展以“整治9类环境薄弱区域”“规范3类容貌秩序”“提升城市长效管理水平”为主要内容的环境综合整治，不断改善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在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创新城市服务与治理，要把重心落到城市社区。创新城市服务与治理，当前的重要任务是以市民为中心，把创新城市服务与治理的重心落到城市社区。城市社区服务与治理得如何，关键要看生活在这个社区的市民群众是否有认同感、安全感，在社区里是否具有主体性。应积极推动城市重心下移，强化街道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中的重要作用，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能力。积极推进城市网格化管理，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提高城市管理效率。重视城市“基层细胞”，促进邻里居民、邻里社区、邻里单位等各城市建设单位之间的相互协调。努力打造智慧城市，以数字化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标准化，这是“互联网+”时代的大势所趋，也是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的必然选择。加强和完善政府引导统筹物质、信息和智力资源，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城市管理融合。
创新城市服务与治理，要强化城市综合服务。城市的基本功能是集聚要素、通达物流、发展产业、传播文化、改善人居，说到底都是为人的生产生活而服务。就生产角度而言，要为高端要素集聚提供支撑平台；就生活角度而言，要加快建设安全高效便利的生活服务和市政公用设施，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满足人们对现代生活的追求。应当深化城市服务的改革创新，强化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根据城镇人口增长趋势和空间分布，统筹布局完善教育、医疗、文化、健身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以标准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升城市宜居宜业水平。紧紧抓住城市基层生活密切相关的关键环节，推进城市组团紧凑开发，缩短居民居住地与工作、生活、就学的距离，减少城市内部不必要的人口移动。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让有条件在城市落户的农民能够享受市民待遇，享受城市公共服务，让愿意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够享受到制度化供给带来的公共服务。规划城市建设管理，应当回归到满足人的需求这个本原考虑问题，从城市居民的客观偏好出发，而不是从城市管理者的主观偏好出发。
创新城市服务与治理，要推进城市治理新实践。积极推进城市治理制度改革创新，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加快建设现代医疗卫生制度，完善计划生育制度应对人口老龄化，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加快实现从传统城市管理向现代城市管理转变。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体制机制，努力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推进城市治理精细化、治理主体多元化。努力改进城市治理方式，坚持问题导向，把专项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形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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