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晓青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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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侧面：《民族文学研究》三十年论文选萃试读：
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周扬同志谈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周扬1983年4月6日下午，中共中央宣传部顾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名誉理事长周扬，会见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和《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听取了王平凡、马学良等有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工作、《民族文学研究》的组创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的筹备等方面的情况汇报。在会见时，周扬同志就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事业和创办《民族文学研究》刊物等工作，发表了重要的意见。
周扬同志说，他完全赞同要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过去还没有全国性的刊物，现在我们要创办，这很好，他很支持。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中有很多具有开创的性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也属于这种具有开创性的事业。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我们在许多研究领域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也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也有很大发展。但是，还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并且与我们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和人民当前的需要相比也不相称。因此现在要做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这就需要有开创的精神和热情。有许多工作，在开始的时候，常常不能很快地引起社会上普遍的关心，只有较少的人去搞，困难也就比较多一些。但是，这些在开创时只有少数人去搞的工作，可以是有普遍影响的，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比如，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就是一项与我国几十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有关的事业。但在目前可能还没有很多人从事这项事业。所以，重要的是要有开创精神和热情。有些很重要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人不多，但是由于他们有热情，就搞起来了。如果没有人坚持去办，这项事业就可能推迟下去，甚至推迟很多年。现在一些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同志热情很高，这应当鼓励。
周扬同志在谈话中反复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他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事业，各有关方面都应该重视。不但社会科学院要抓，而且首先要依靠国家民委的支持和指导。我国一共有55个少数民族，生活在很广大的地区里，有很悠久的历史。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有上千年的历史，比美国诞生以来的历史还要长几倍。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但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在等待开发，还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在等待开发。各个少数民族的精神财富，不仅属于本民族，并且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的情况是还有些顾不上去抓。“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工作受到破坏，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研究事业也遭受很大的损失。有一些民间老艺人被整死了。他们本来是很宝贵的财富。现在要抓紧补救。
周扬同志说，历史发展证明，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民族的共同性会越来越多。在交通不发达的社会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常常受到很大局限。现在，情况不同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会越来越广泛。这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1]学。”现代文学，确实是世界性的文学，在世界性的文学中，包括各个民族的文学。在国内各民族的关系上，我们党历来强调，不要搞大汉族主义，也不要搞地方民族主义。在对待国内各个民族的文学遗产和文化交流方面，我们也要坚持这个原则。我们反对搞地方民族主义。但是，并不能由此就不去研究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和历史。我们还是要很好地去考察和研究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有些少数民族人口不多，但是有很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很悠久的历史。不能因为人口少，就不予承认。应该承认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应该承认事实。现在，国外有些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很感兴趣。比如，日本在敦煌文学的研究方面，就很起劲。他们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也搞出了一些成果。我们自然应该比他们更重视对自己文化的研究，取得更多的成果。
关于如何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周扬同志说，首先要抓好研究队伍的建设。这样重要的事业，人少了是不行的。所以要抓紧培养人才。希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要特别重视这个问题。要注意培养少数民族研究人才。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少数民族同志多一些才好。在人员的民族成分方面，也要有更广泛的代表性才好。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内，有的民族可能只有一个人，但是，他是代表了整个一个民族的，因此，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培养专业干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可以招研究生，也可以办研究班，还可以选送一些人出国学习。在少数民族文学中，民间文学的比重很大。20世纪50年代，我们曾选送人到国外进修民间文学，现在他们都已成为骨干。可是人数少了些。今后，可以多选送一些。
周扬同志说，我们有些人，可能是本民族的第一代文学研究人才。我们不但要搞好自己的科研项目，而且要做好培养第二代、第三代的工作。
在谈到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的研究情况时，周扬同志说，藏族有很悠久的历史。在唐代，吐蕃是很强盛的民族。藏族的文化需要我们去做认真的研究。
在会见中，大家还谈到了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问题。周扬同志说，这方面的工作很重要。搞好翻译工作，就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少数民族文学。
关于《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办问题，周扬同志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民族文学》，主要是发表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现在我们要办一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面的刊物发表研究成果。这两个刊物要多通气，互相支持。他希望我们要用开创精神办好这个刊物，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力量团结在一起，推动这个事业的不断发展。
周扬同志最后说：“总之，我很赞成你们的事业。由于年老体弱，我不能为你们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为你们呼吁，起到呐喊的作用。但主要的工作还是要靠你们，靠你们的热情和开创精神。”
当在座的同志们邀请周扬同志参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时，他说：“我很希望能参加你们的会议，但最近身体情况确实不好，所以就不能参加了。希望你们把年会开好，预祝这届年会圆满成功。”
编者按：此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创立两周年，《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创办之际，周扬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工作的谈话整理稿。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255页。
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文学的思想
梁一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个对应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认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并不存在超越时空、凌驾于各民族之上的所谓“全人类文学”。就一般意义上讲，民族文学是世界文学形成前几千年来各民族创造的精神成果，是民族生活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千姿百态的艺术花朵（在我国，“民族文学”特指少数民族的文学。经典著作中没有这层含义）。研究民族文学产生和发展的特殊规律，探讨它在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中形成的民族风格，以及各种民族文学间相互吸收、共同发展的经验，这不但有利于民族文学自身的繁荣，而且对把握文学的一般规律，也非常有益。一 民族文学的构成
马克思赞赏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布封的名言：“风格却就是本[1]人。”文艺的民族风格也是本民族自身形象的感性显现，即民族精神面貌、心理状态的自然表露。大致来说，民族文学是由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构成的：反映民族生活和本民族思想感情的内容要素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民族形式。民族生活本身就具有不同于别国别民族的特殊性，因而作为生活反映的文学作品，也必然在内容上带有一定的民族性。同时文学作品中的民族生活特殊性还要经过民族作家头脑的加工，经过民族心理素质的“过滤、增强和放大”，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焕发出民族光彩，表现着民族精神。这样，民族生活的客观因素和民族作家的主观因素两相契合熔铸，便形成了民族文学思想内容上的特色。
构成民族文学内容的客观因素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民族题材、祖国题材。恩格斯对拉萨尔宣扬唯心史观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唯独对它的民族题材表示赞赏。“从题材上看，从处理上看都是德国民族的戏剧”，这一点曾使恩格斯的情绪非常“激动”，以至需要读过三四遍才能冷静地作出判断。列宁流寓瑞士期间很少看戏，但是听到上演列夫·托尔斯泰的《活尸》时，却欣然前往，一直“紧张地、激动地注视演出”。祖国题材对客居异乡的列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个戏特别使他震动。后来他又去看了一遍”。19世纪中叶，丹麦在贸易、工业、政治等方面“都处于绝对依赖德国的地位”，它的文学也脱离了民族生活，“从德国获得全部文学资料”。恩格斯认为这样的文学不配称作民族文学，它“实际上是德国文学拙劣的翻版”。可是与此相反，丹麦的民间文学却充满着民间的活力，全都取材于人民的斗争生活，而且“无拘无束，泼辣欢乐”。特别是古丹麦的《英雄诗歌集》就像从“一堆糟粕中间”发掘出来的一种“绝妙的东西”，使恩格斯倍加喜爱。他曾经把这本诗集中的一首《提德曼老爷》亲自译成德文寄赠朋友，指出“这首富有朝气的古代农民歌曲”对德国也“非常适合”，因为两国的阶级状况颇多类似之处。
民族题材包括社会和自然两个方面。反映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描摹本民族固有的风土人情，都是社会题材的重要内容，十分有利于增强文学的民族特色。恩格斯指出，爱尔兰民间弹唱诗人们的作品被看成民族的“最宝贵的遗产”，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民间诗人敢于在英国暴政下歌唱本民族的历史，热情颂扬“他们同时代的为独立而战的爱尔兰首领们的功勋”。这些“充满着深沉的忧郁”的民歌真实地表达了民族情绪，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因而弹唱诗人们被英国人视为“民族的、反英格兰的传统的主要代表者”而横遭迫害。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中的《马赛曲》是马克思、恩格斯终生难忘的革命歌曲，它唱出了德意志帝国铁蹄蹂躏下法兰西民族的心声，并且冲破了国界，永远激励着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列宁流亡法国期间，特别喜爱他的法国女帮工所唱的一支爱国歌曲：“你们抢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但我们不管你们，我们仍是法国人；你们尽可以使我们的土地日耳曼化，但是我们的心——你们永远得不到！”流亡中的列宁思念祖国，渴望着俄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他时时唱起这支歌，并不断重复着最后两句。“在这些艰苦的岁月中，伊里奇幻想得也最厉害，他老[2]是幻想，……胜利地唱那支阿尔萨斯歌”。可见，真实地反映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对于文学民族性的形成至关重要，它是民族文学传统中最普遍最动人的题材和主题。
描摹民族风习、世态人情也容易给文学染上鲜明的民族色彩。风习是民族心理素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具备实在的物质条件和明显的活动方式；同时，它还被看成识别民族的重要标志。民族风习又是历史形成的，它的演变相当缓慢。从古代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中就可以发现民俗和民族性格的雏形。这类形象化的“史料”颇有价值，因为从它们的“地方性的意义”中可以反映“整个部落所固有的”性格特点[3]。恩格斯一贯重视从国家和民族习俗中研究其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变革的历史，原因是这种传统的“淀积物”上明显地刻写着这个民族物质和精神发展的双重烙印；同时最容易唤起人们对民族的亲切感，激发乡关之思。恩格斯旅居伦敦时收到了一份生辰贺仪——几幅“首都生活的德国风俗画”。这些画既不“古板拘泥和矫揉造作”，又不“装腔作势”，“一切都是真正生活的流露”。远离祖国的恩格斯为[4]此特别高兴，认为这是一份“贵重的礼物”。当然，民族风习中也可能包含野蛮落后的东西，作家不能为了获得民族性而去猎奇矜异，不加区别地给以肯定和赞扬。斯大林指出，苏联某些民族中曾经盛行“指腹订亲”，“娶寡嫂为妻”，每逢节日就自己鞭打自己或以剑自刺等
[5]陋习。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作家不应当以此自傲，更不能把它当成民族风俗画向世界炫耀。
民族特有的自然风貌，也是构成民族题材的客观因素。作为民族四要素之一的“共同地域”，既是民族生存的客观环境和物质条件，又对培养民族性格、陶冶性情气质产生直接的影响。对许多民族来说，独特的自然风物甚至成为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如古代神庙对希腊，斗兽场对古罗马，莱茵河对德意志，金字塔对埃及，万里长城对中国等。马克思赞美莱蒙托夫对自然的描写是无人能超过的，也无人能与之比拟的。他通过阅读这些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来掌握俄文，其目的是要借此“了解产生这些作品的社会条件和了解他从来没有到过的一个国家的社会情况和生活态度”，同时，也渴望从中得到“美学上的满足”[6]，包括领略欣赏这个从未涉足过的俄国大自然的雄奇画面。一般地说，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都有某种特殊性，自然美是养成民族审美意识的客观条件。独特的审美对象和民族审美意识的和谐统一，表现于民族文学的风景画中，就是它那奇异的韵味和音响。恩格斯认为，欧洲各国自然条件的差异对民族心理和情趣影响很深，这都有力地表现于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之中。例如，希腊地理环境优越，“它的天空过分蔚蓝，它的太阳过分灿烂，它的海洋过分壮阔”。古希腊人的泛神主义信仰又给风景染上了神异色彩，把它装在“和谐这个框子里”。这些都非常鲜明地表现在希腊神话和史诗当中。莱茵河流域山川明媚，原野广阔，这种旑旎的景色在笃信上帝的德国人心目中仿佛是一幅“具体化了的基督教”画卷，幻想中的天国就在眼前。与此相反，北德意志草原到处是荒漠衰草，枯树傲然挺立，“这里表现出来的是犹太人的世界观”。只有亲身领略过这里草原之夜神秘可怖的人，才能“真正了解格林兄弟的《童话》”。另外，和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大自然则是另一番景象。这里阳光朦胧，丘陵起伏，铁路在锦绣田野中穿行，全国“简直像一座公园”。这种富于“美妙的诗意”的风景画会使人蓦然想起莎士比亚的喜剧场面，把人引向了已[7]经逝去的“快乐英国的黄金时代”。
民族文学的内容诸因素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民族性格，或称民族心理素质。在文学作品中，它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性格不是神秘的抽象符号，也不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所谓“生理物质和精神物质的总和”。在唯物历史观看来，它是民[8]族“生活条件的反映”，即民族特有的经济形态和社会历史决定了民族性格的面貌。另一方面，文学中的民族性格又渗透着作家本人的民族气质，它是“民族的眼睛”静观默察的结果，是作家“从周围环[9]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正因如此，无论是实际生活中还是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性格都是具体可感的，呈现出不容混淆的浮雕性。所谓“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只是说它含蓄蕴藉、微妙复杂，具有无限的丰富性和生动性，难以用简单的语汇和单调的色彩充分表达它的全部内涵；而不是说它根本无法分析和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准确地概括欧洲各民族的主要性格特征，同时又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给以鲜明生动的表述。如说德国是“哲学的民族”，长于深沉的理论思辨；法国人比美国人更加“机智”“有血有肉，能言善[10]辩”，并且富于“优雅风度”。屠格涅夫所刻画的“斯拉夫性格中[11]隐藏的容易激动的一面”，则是“俄罗斯民族灵魂”的突出特点。各国无产阶级也都带着各自的民族性：德国是提出学说并创立体系的“理论家”，英国是精于计算的“经济学家”，法国则是纵横捭阖的[12]“政治家”，等等。列宁认为英国人“不爱抽象理论而以自己的实际主义自豪”，斯大林称赞美国人具有“求实精神”，而俄国人擅长发[13]挥“革命胆略”。
民族性格在本民族各个阶级、阶层的人们身上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它具有全民族的同一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其中，劳动群众和推动历史前进的优秀人物是民族性格的典型代表。恩格斯指出，大陆上总是习惯于根据“有教养的英国人”来判断英国的民族性格，实际上他们是一批“日暮途穷”的民族败类，“世界上最受鄙视的奴隶”。只有英国工人、贱民、穷人才“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代表着[14]英国民族的光明“前途”。苏联诗人别德内依把没落腐朽的统治阶级劣根性——“懒惰”和渴望“坐在热炕上”看成整个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并加以诅咒和嘲讽。斯大林愤慨地批判道：这是对苏联人民和无产阶级的“诽谤”和“侮辱”！俄罗斯民族的特点是“清醒的头脑、刚毅的性格和耐心”“民族自豪感”“豪放的感情力量”。真正的民族代表者绝不是胖得发愁的剥削阶级，而是勤劳勇敢的劳动群众[15]和“民族的精英”拉季谢夫、十二月党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民族性格不是超越时空、天然生成的。它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产物，又打着特定社会时代的烙印。马克思把希腊神话和史诗所描绘的古代希腊民族形象地比喻为“正常的儿童”，指出它的性格是由产生它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未成熟的社会条件”造成的，因此才能保持住淳朴的天性和儿童的天真。希腊民族对待自然和社会的观点充满着奇异的神话的幻想，这种民族性格不但区别于“排斥一切神话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的现代民族，就是同其他古代民族相比，它也是“发展得最美好的”，绝不同于那些“粗野的儿童”或“早熟的儿童”。马克思所说的这后两种儿童，显然也是比喻两类民族性格。有人推测，根据马克思喜欢借用海涅的诗句、想象和比喻的习惯，所谓“早熟的儿童”即指古代犹太民族。因为海涅曾称犹太人崇尚苦行、强而有力、不易折服的民族性格是“成年人”，而朝气蓬勃、富于幻想的“希腊精神”则是“年轻人”的特点。由此逆推到古代，这两个民族恰恰是处在“早熟[16]的儿童”和“正常的儿童”这个历史阶段。至于“粗野的儿童”，即未开化的“蛮族”，从古至今都容易找到恰当的例证。很明显，马克思赞赏的是古希腊这类“正常的儿童”，他认为，希腊神话史诗能够继续给人以艺术享受而保持“永久的魅力”，就因为它们形象地反[17]映了那种和谐完美却又“永不复返”的民族性格。
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通过分析德国18世纪的社会历史状况，也对民族性格的形成条件及其丰富内涵作了精彩的论述。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反动理论家格律恩大肆叫嚣歌德不是“民族诗人”，而是一个超阶级、超民族的抽象的“人”，企图用资产阶级人性论掩盖抹杀歌德身上活生生的民族性，从而挖掉伟大诗人赖以产生的民族根柢和社会基础。恩格斯指出，歌德生活在德国政治经济衰颓的历史时代，在他身上体现着深广的社会生活内容。他“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18]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歌德身上的鄙俗气不是他个人的，而是几个世纪中形成的德国小市民的典型性格。这种“普遍的德国典型”已经“给德国的所有其他社会阶级或多或少地打上它[19]的烙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被历史扭曲了的民族性格。格律恩把歌德身上的这种德国小市民的鄙俗气极力美化为“完美的人性”“人类社会理想”；而对歌德的叛逆性和批判精神却讳莫如深、避而不谈。这样，歌德就被肢解、被阉割，只有代表了小市民的消极因素的歌德才是所谓“真正的人”，而“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的伟大民族诗人反而成为“变态的德国人”，在格律恩那里也就是一种“提炼出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坩锅中的[20]Caputmortuum（骸髅、残渣、废物）”。一切历史唯心主义者都是这样脱离开社会物质条件来谈论民族、民族性格，把它们抽象化、神秘化的；而机械唯物论和形而上学者则不顾各个国家、民族的具体情况，运用一个“现成的公式”去“剪裁各种历史事实”，包括把两个民族截然不同的文学现象进行简单的类比，一起纳入同一个框架之中。德国机会主义分子、“青年派”首领保尔·恩斯特研究易卜生戏剧就采用了这种反历史主义方法。他不顾挪威的国情和民情，把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在挪威小市民身上，根本否认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反市侩主义斗争精神，反而说这些剧本反映了挪威小市民的绝望心情，因为在他看来，挪威妇女同德国妇女一样“堕落”。恩格斯通过对德国和挪威两个民族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的对比分析，深刻地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两种民族文学中小市民典型的“天渊之别”。德国小市民由于社会政治腐败、经济停滞以及三十年战争的破坏而养成了“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种畸形性格，而易卜生戏剧中的小资产者却因来自“自由农民”和处于特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而具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的[21]和独立的精神”，尽管这些“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
民族性格或民族心理素质还表现在审美理想、欣赏趣味的一致性上。如前所述，心理性格的复杂微妙往往使语言显得贫乏无力，尽管它在实际生活中是易于辨认，可以感触的。这个困难的任务只有作为人类“心史”的文化（包括文学艺术）才能胜任。斯大林指出，民族四要素之一的心理素质主要表现为“文化共同性”。这就是说，只有通过民族文化，民族性格这种“在旁观者看来是一种不可捉摸的东西”才能显现它的全部具体性、丰富性以及同其他民族的差异性。审美意识是民族心理状态在艺术上的集中反映，民族作家不能不受到全民族审美理想和欣赏习惯的制约而“卓然独立”于民族传统之外，否则他就会像离开土壤、阳光的植物，很快枯萎下去。世界读者通过莎士比亚戏剧认识了英国，深切地领略到大不列颠的风情和民族气质。尽管这些戏剧在题材上大大超越了英国国界，从12世纪的丹麦宫廷（《汉姆莱脱》）到16世纪的意大利城市（《威尼斯商人》）；从皮肤黝黑的摩尔人（《奥赛罗》）到风度翩翩的希腊贵族（《雅典的泰门》）。但是这些剧作并未因此而丧失掉英国民族风格，“因为不管他剧本中的情节发生在什么地方——在意大利、法兰西还是那伐尔，——其实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他所描写的怪僻的平民、自作聪明的教书先生、可爱然而古怪的妇女们的故乡，Merry England（快乐的英国）；总之，你会看到这些情节只有在英国的天空下才能发生”[22]。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描写什么，而在于怎样描写。莎士比亚总是用“民族的眼睛”来观察生活，给采自异域他乡的素材注入英国的民族精神，抹上不列颠特有的色彩，甚至“把他所写的罗马人变成了英[23]国人。他这样做是对的，否则英国人就不会懂”。但是这种艺术上的“扭曲”和“变形”并不是随心所欲、毫无限制的，目的还是为了适应本民族的审美意识。马克思认为，英国公众对戏剧的欣赏习惯就迥异于德国人和挪威人，他们很“不习惯”那种“没有解决冲突”的易卜生式的戏剧结局；而真正能“迎合英国人的趣味”的，往往是那些“刺激性的味道很浓”的作品。“英国悲剧的特点之一就是崇高和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它使法国人的感情受到莫大的伤害，以至伏尔泰竟把莎士比亚称为喝醉了的野[24]人。”在这里，马克思意在指出英法两种文学的风格特点，以及两个民族审美理想的差异。他喜欢莎士比亚戏剧的宏伟壮丽，以及“福斯泰夫式”的广阔的社会画面；而对法国文学中的虚假浪漫主义和矫揉造作的宫廷气息，则一再表示反感。实践表明，一个作家要想获得鲜明的民族风格，让他的作品在人民中间生根，就必须尊重本民族的欣赏习惯，适应读者的口味。列宁精辟地指出：“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群众所了解和爱好。”[25]整个民族的习尚、情趣和审美理想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保守性。当然，它也不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社会的变革，哲学文化思潮的冲击，外国、外民族思想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政治风云的变幻，都可能左右一代文风，使民族的鉴赏力转移、提高或增添新的内容。
民族形式是民族文学的两大构成要素之一。作为内容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最惹人注目，往往被看作民族文学的标志。马克思有一句[26]箴言：“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了。”他强调内容的主导地位，形式离开内容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因此他历来反对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倾向，辛辣地嘲笑他最“讨厌”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勃里昂的恶劣文风：“虚伪的深刻，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五光十色的变幻，文学的雕琢，戏剧式的表现，崇高的形式。总之，是一大堆谎话，在形式和内容上是从来没有过的。”[27]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马克思轻视民族形式。他赞美古代希腊艺术的完整、和谐，激赏莎士比亚戏剧和歌德诗歌的语言韵律，钦慕巴尔扎克《人间喜剧》“脍炙人口”的精彩剖析、令人拍案惊奇的“绝妙的[28]讽刺”和宏伟缜密的艺术结构。对于普鲁士反动书报检查制度扼[29]杀艺术风格的专横，则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在评论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时，他又和恩格斯不约而同地肯定了剧本情节结构的“巧妙”、某些场次具有“戏剧性”效果，个别人物个性比较鲜明，同时批评角色道白冗长，“公堂对质”似的说教过多，根本不适于舞台演出。
民族语言是民族形式的第一要素，它对民族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重视民族语言的作用，评价作品总是把语言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所共知，马克思通晓多种民族语言，50岁以后还自学并掌握了俄文，饶有兴趣地阅读了普希金、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了解俄国的社会状况。他能够顺畅地精读希腊、法国、西班牙、拉丁等各种原文文学作品，对英文的造诣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使地道的英国人也惊叹不已。恩格斯也是一位成就非凡的天才语言大师，他依据自己丰富的语言实践经验，运用形象贴切的比喻，对欧洲各国语言的特质和色彩作了生动的描绘：“荷马的洪亮的语言好像是大海翻腾的波涛”，“罗马语言是威武的凯撒向军队的讲话”，“年轻的意大利语言温柔而又优雅”，“西班牙语言！你听着，好像大风高傲地从绿叶茂盛的树巅掠过”，“法兰西语言宛如一条小河，湍湍地流去，不停地冲洗着顽强的石头。英国古老的语言，强壮的武士的遗迹。……但是德国语言，就像喧哗的波浪，拍打在气候美[30]好的珊瑚岛岸上”。文学民族风格的浓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语言，如它的表情达意的方式，它的特有的色彩和音响等。各个民族都把使用民族语言视为维护民族权利的重要方面，由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使用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和以活的口语讲唱的民间文学，历来在本民族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列宁和斯大林一向把民族平等和语言平等相提并论，在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中强调民族语言是民族差别的重要标志，少数民族“有权要求无条件地保护自己语言的权[31]利”。列宁坚决反对肆意破坏俄罗斯语言，滥用外国字。他指出，这种恶劣的文风在公开的报纸上泛滥，影响极坏，“简直把我气疯了”！特别是“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滥用外国字以充时髦就更加“不能原谅”。保护祖国语言纯洁性的人们，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对那些“把俄文糟蹋了的最没出息的人物的最没出息的东西”进[32]行“宣战”！二 继承发扬民族文学传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态度对待人类精神文化产品。因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存在形式绝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处于多方面的联系和永无休止的运动之中。任何一种民族文学都不可能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生存下去。民族文学间的“共生”现象遍及全世界，愈是成就卓著的文学，就愈是摆脱了“纯”而发生“混血”的结果。但是，借鉴吸收外来艺术经验必须严格地从本民族的需要出发，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化为民族文艺的血肉，最终为本民族人民所接受。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文艺发展的基本观点。[33]“古往今来每个民族都在某些方面优于其他民族。”一个民族、一种民族文学能够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必定有它存在的理由。以大国沙文主义的眼光来观察弱小民族的文艺，它们几乎都是原始、野蛮、幼稚、粗陋的东西，可是如果排除民族的偏见，就能看到，正是在这里显示出了民族文艺的独特性。而且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辉煌灿烂的文艺繁荣，都经历过它的萌芽期，即“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而这种童年期的文艺自有它不可代替的艺术价值。因此，每个民族都对它的历史传统、文化成果充满着自尊心和自豪感，如同儿子眷恋着母亲那样。马克思漂泊伦敦期间，时刻关怀着祖国的命运。有时，“突然迸发”的爱国热情使他不能自抑，竟在酒肆集会上即席颂扬“德国文化的伟大，德国音乐如何比英国的优[34]越”，使与会者对这位世界革命导师的举动“非常吃惊”。恩格斯当面“斥责”一名德国青年诗人“怠惰”，提醒他必须“认真地研究各个民族的古典诗人，以便从头开始培养鉴赏力”，特别是要熟练地掌握德语。如果舍本逐末，不愿“暂时放弃蹩脚诗的创作”，那就有“完全堕落为一个极平庸的美文学作家的危险”。列宁对祖国文化充满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在他的讲演、谈话、书信、著作中，不断地旁征博引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许多不知名的作家们的言论和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怀着骄傲和敬意称赞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天才：“怎样的一块大石头呵，噢？怎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呵！老兄，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呢。[35]……欧洲有谁能够同他并列的呢？没有。”他抱怨旅居国外的高尔基是否正在忘掉祖国，并得意地嘲笑几名德国旅客居然不知道为外国人所熟悉的德国著名艺术家。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遗产价值的认识，首先是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材料”纳入了人类精神发展的轨道，指出那些“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将对后代保持某种思想认识的意义，并对整个民族的审美心理产生深远的影响。列宁指出：“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为什么只是因为它‘旧’，就要抛弃真正的美，拒绝承认它，不把它当作进一步[36]发展的出发点呢？”马克思认为，希腊神话和史诗不仅是后代文艺赖以生长的“土壤”，从中获取灵感的“武库”，而且只有它们而不是任何外民族的文艺才能成为希腊艺术传统的“前提”和取之不尽的“素材”。“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就是说，民族遗产对本民族人民和民族新文艺具有绝对不能替代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马克思指出，古代希腊民族是处在一种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他们“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与众不同，因而他们的整个艺术观包括神话式的幻想也具有独特性。“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可以代替希腊神话对本民族艺术所产生的作用。这种植根于希腊自然和社会的文艺传统一旦形成，它就要循着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完全离开民族传统去凭空创造是没有结果的，依靠移植“舶来品”来取代民族文艺也没有成功的先例。“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37]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列宁曾经严厉地批判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拒绝一切民族遗产，宣传用“实验室方法”凭空制造“纯粹”无产阶级文化的谬论。他在《真理报》上著文痛加驳斥，在所谓“创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的引文下打上粗黑的横线，旁批“哈哈”二字，[38]对“无产阶级文化派”专横的无知给予无情的嘲笑。
但是，马克思主义对待遗产的态度是给历史以应有的地位，而不是因循守旧，甚至颂古非今。继承遗产的目的首先是要从中“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面对现实以“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保存国粹，躲到蜗牛壳中去“勉强模仿旧的斗争”。马克思认为，一方面，法国古典主义戏剧虽然对古希腊戏剧（和它的说明者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往往是不正确的，从而造成了刻板、典雅、形式主义的弊病。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法国人又是“按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39]人的”，这种“为我所用”地对待遗产的态度也有其积极的意义，他们的代表作的确在法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另外，社会在前进，民族走向了广阔的世界。这样，民族文学就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以后，他狡辩说自己受过古代文艺的哺育，剧本是严格按照古希腊艺术原则进行创作的。恩格斯在信中对他指出：“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当代作家必须面对现实生活，极大地丰富艺术表现力，多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很明显，恩格斯并不认为仅仅模仿古典艺术的一点皮毛，就算掌握了文艺创作的真谛。因为像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这类古典名著所采用的人物描写技巧和故事情节布局，尽管达到了古代艺术的极致，但它们毕竟是简单社会形态下人们的艺术观和鉴赏能力的反映。对社会生活空前丰富复杂、精神领域异彩纷呈的现代民族来说，古代艺术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当前迫切需要的是“更加莎士比亚化”，即以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丰满的人物性格、多样化的艺术表现手段、充分民族化的语言来反映急剧变化的大千世界。对德国戏剧来说，它的发展方向绝不是拜倒在希腊艺术面前，“回到古代去”，而是要实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这里所谓“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即指对民族历史（物质的和精神的）客观规律的把握，其中也包括对民族遗产的批判继承。三 民族文学之间相互吸收与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继承民族传统和借鉴外来经验是发展民族文学的两个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特别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兴起，空前加强并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民族文学互相借鉴、共同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马克思、恩格斯高瞻远瞩，科学地预见这种必然的历史趋势，并为世界范围的民族文化交流身体力行，作出了光辉的榜样。连西方的“马克思学”研究者们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不仅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革命论方面发动了一场空前深刻的革命，同古代的、中世纪的和资产阶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登上了当代世界思想的最高峰；而且就是在文学艺术领域，他的一系列卓越见解也是难以企及的。马克思曾经自豪地声称：“我是世[40]界的公民。”表现在文艺观点上，就是他完全抛弃了资产阶级的传统偏见，革除了“西方文化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倨傲，把目光投向了全世界，包括东方各民族的古代文明和非洲、大洋洲“土著”民族的民间文艺。他旁搜博求，把汲取各国人民的精神财富并加以消化当成自己神圣的天职。他博览群书，悉心钻研过数量惊人的文学名著，因而他一生中崇拜的文学泰斗愈来愈多，从古代的荷马、埃斯库罗斯、维吉尔、卢克莱修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直到近现代的歌德、巴尔扎克、狄更斯和海涅。马克思家里的“常课”是由一家之主当众朗诵《神曲》，整场整幕地背诵莎士比亚剧作，或者如数家珍般地引征《浮士德》的名句和靡非斯托的嘲讽以自娱。“说来可怕，用法文不能阅读的东西，却用西班牙文读完了，[41]……现在我拼命读《堂·吉诃德》”。马克思擅长在理论著述和书信往还中信手拈来地引用评论各国各民族的古典名著和民间文学，其中包括《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寓言（船夫嘲弄哲学家）、伊朗格言、爱沙尼亚情歌、古希腊自由之歌、法国诙谐民歌等，对这些民族的勇敢机智和美好情操表示了由衷的钦慕。列宁终生喜爱欧洲各国有反抗精神的文学作品。在流亡瑞士和法国期间，他不断写信向亲友索取诸如《浮士德》的德文本和俄译本、海涅的两卷本诗集，以及史诗《伊利亚特》等。他喜欢维克多·雨果洋溢着革命气息的诗歌《惩罚》，经[42]常深入法国工人聚居区去专注地倾听革命家的歌唱。在夺取政权前后的紧张岁月里，他还在阅读巴比塞的小说《火线》，多次邀请艺术家为他演奏贝多芬交响乐，并时时深情地唱起海涅的抒情歌曲和《浮士德》中华连亭的咏叹调：“血腥的战斗开始时，我宣誓，我将[43]奋勇当先。”显然，列宁是把各国进步文艺当作鼓舞斗志的号角、增长知识的宝库来对待的，非常动人地表现出一位共产主义者深邃的目光和宽广的胸怀。少数民族出身的斯大林热爱大俄罗斯文化，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这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时，既反对庸俗社会学的牵强附会，也反对形式主义的简单类比方法。他们总是在深入研究两个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紧紧把握住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从当前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高屋建瓴地指出这种联系的实质内容以及它对各民族文学发展的意义，科学地总结有益的经验并预示未来的图景。例如，文艺复兴是席卷欧洲的一场空前伟大的思想革命，从各民族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来看，这场革命的动因和结局包含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恩格斯联系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和资本主义萌芽期的现实要求，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古希腊罗马文化全面深刻地反映这个民族鼎盛期的精神风貌。“近代是以返回到希腊人而开始的”，欧洲各国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成熟引起了对新思想、新文化的渴求，希腊哲学所昭示的那种“明快的自由思想”正好适应了新社会创造者们的需要，立即成为他们文化思想的丰富“营养”。“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发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失了。”这种突然发现的民族精神像强劲的东风在欧洲大陆上鼓荡，使各国民族文学很快地苏醒过来，“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44]西班牙跟着很快达到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古希腊文化对欧洲中世纪民族文艺的启蒙作用如此，19世纪后期的挪威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给整个欧洲文学带来的冲击力，也具有大致相同的意义。以易卜生为代表的挪威文学反映一种积极进取的斗争精神和对世俗人生的批判态度，在欧洲面前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展示出新颖的艺术方法。这对四分五裂、民生凋敝的德国来说，无疑是一服清爽剂，使疲惫不堪的小市民精神为之一振，并在它的文学（还有其他欧洲文学）身上打下了明显的“印记”。以列夫·托尔斯泰为时代终结的俄罗斯文学给予欧洲各民族文学的影响，也首先是它对历史转折期社会人生的深刻观察和体验，对人民特别是农民思想情绪的忠实反映。托尔斯泰提出来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他的作品所反映的“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对全欧洲都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说出了它们想说但还没有说出来的话。这样，彼此之间声气相通，一拍即合，托尔斯泰由此赢得了崇高的世界声誉，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连同“勿抗恶”“道德的自我完成”等消极的“托尔斯泰主义”一起风靡全球，极大地促进了欧亚各国的文学交流。
不过，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任意的，随时随地可以发生的。“一国[45]文学对另一国文学的影响与两国社会关系的类似成正比例。”社会制度、经济生活、政治、哲学和文化类型的相近或相悖，对两种文学的吸引或排斥关系极大。不顾国情民情地生搬硬套，往往给民族文学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也败坏了群众的胃口。人为地撮合给民族文学带来的损害，在世界各地不乏其例。十月革命以后，在创造苏维埃民族新文艺与借鉴外国艺术经验的关系问题上，发生过尖锐的斗争。一度十分活跃的形式主义“革新派”公开宣布普希金、托尔斯泰、格林卡、列宾“已经成为过时的人物”，继承俄罗斯民族的现实主义传统被斥之为保守主义者和因循守旧者。他们鼓吹西方现代主义的矫揉造作是“艺术上的最高成就”，力主不加区别地引进这些东西以“更[46]新”民族文艺。马雅可夫斯基也一度成为苏联“未来派”的代表，发表了《一万万五千万》这样一些“离奇古怪”的诗歌。彼得堡、莫斯科街头和展览厅内纷纷出现象征主义和未来派的雕塑，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踏着四只大象”的所谓设计纪念像。列宁对此非常激愤，多次以个人名义或通过中央决议提出尖锐指责，警告人们要把适应新生活要求的改革同大吹大擂的、反常的、病态的冒牌货严格地区别开来，把合理的借鉴吸收同盲目的搬套以充时髦区别开来。他公开批评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诗歌“难读得很”，“很难理解”；“未来派”雕塑好像一些“怪物”。他说：“为什么只因为那是‘新’的，就要把新的东西当作供人信奉的神一样崇拜呢？那是荒谬的，绝对是荒谬的。此外，在这方面也有很多伪善，当然，还有对盛行于西方的艺术时尚的不自觉的尊敬。我们是优秀的革命家，但我们不得不指出，我们也是站在‘当代文化的顶点’上。我有指出我自己是个‘野蛮人’的勇气。我不能把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他各派的作品，当作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丝毫愉[47]快。”当一位女演员朗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我们的上帝，是奔跑，心，是我们的鼓”向列宁作出“进迫”的姿态时，列宁手足无措，“显得很尬尴”，直到另外的演员开始朗诵契诃夫的《凶犯》，他才“如释重负地透了口气”。列宁就是这样对“新艺术”“格格不入”。这当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兴趣和爱好，更是代表了俄罗斯民族的欣赏习惯。“对于人口以百万计的广大居民来说，艺术对其中几百人甚或[48]几千人的贡献也是不重要的。”当然，真正优秀的或艺术上可取的外来艺术，可能要在传播中经历一段与民族审美情趣互相适应的过程。因此，列宁并不一般地抵制和反对西方艺术。即使是对“未来派”作品，他也尽力保持审慎态度。卢那察尔斯基回忆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没有把自己个人的审美好恶作为领导思想”，强制别人接[49]受自己的艺术观点。但是，外来文化中反动腐朽的东西是同优秀的民族传统不能相容的。列宁认为，指责人民对“新艺术”的厌弃是所谓“愚昧”和“落后”，这不啻是对倡导者自己的嘲弄。
民族语言的互相渗透、彼此丰富也在随着民族文学的密切联系而逐步深化，这是世界范围内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同一语系、语族的民族语言之间，处于统一国家中的主体民族与各个少数民族语言之间，这个过程发展得更快。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著名英国作家卡莱尔就顺乎时代潮流，一反英国资产阶级“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的文风，大胆地使用富有生命力的古字古语，甚至“依照德语的方式”来改造英语，创造了一种新的英语表达法。他的作品由此而获得了“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对英国和德国文坛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尽管这种新风格有时不免“夸张而乏
[50]味”。具体作家如此，整个民族的语言结构也往往因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中世纪拉丁文曾经是欧洲的通用语言，虽然它的“官方色彩”和日趋僵化的性质严重阻碍了各国民族文学的健康成长，但是也应当承认，它对各国统一的文学语言的形成也产生了影响。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影响还在各国文学巨匠们的身上表现出来。虽然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会说四五种语言”，而拉丁文依然在文坛上保持着某种正宗的地位，成为各民族联系沟通的交际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从“自发地产生的语言提升为民族语言”可能由三种原因造成：一是“从准备好的材料中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如日耳曼语；二是“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所决定的各方言集中为统一的民族语言”；三是民族文化交流对语言的影响，如“现代发达的语言”之一英语，它就从来不是处在孤立封闭的状态中，而是“由于各民族的交配和混[51]合”逐步形成的。经典作家从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的角度所提出的这些论断具有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当然，民族文学、民族语言的相互吸收是一个自然融合的过程，绝非人为的强制所能实现的。列宁指出，“由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需要知道俄罗斯语言的人”，不用强迫就能掌握它，运用它。如果强迫学习，企图“用棍子把人赶上天堂”，这不仅不能使俄语传入其他民族，反而会由此而引起民族间“新的摩擦”和“隔膜”，阻碍了语言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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