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勒内·格鲁塞
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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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帝国试读：
序言
对于很多人来说，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等名字并不陌生。西方史学家、中国史学家或是波斯史学家对他们的记载很多，早已让他们声名远播。这些声名赫赫的蛮人突然闯进了历史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令古罗马、古印度、古中国猝不及防。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这些古文明世界就变成了一堆废墟。阿拉提等人的出现和消失都如此让人费解，因而现代历史学家们更愿意认同古代史学家们的观点——这几个人是给古代文明带来极大破坏的“上帝之鞭”。
但是，环境造就人，每个人都不能免俗，成吉思汗等一代豪杰也不例外。当我们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之后，也就不难发现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动机了。草原上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他们矮小敦实而灵活的身体，也给了他们攻无不克的本领。高原上凛冽的寒风，不仅雕刻出了他们极易辨认的面貌——满布皱纹的眼角、高高突出的颧骨、卷曲稀疏的头发，也练就了他们强健过人的体魄。他们过着特有的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随季节迁徙。游牧经济的危机决定了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一种表现为畏畏缩缩地借鉴和嗜血突袭交替出现的关系。
上述几位杰出的亚洲游牧民领袖，冲开了历史的束缚，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大感意外，但这未尝不是源于我们自身的无知。相比这三位因实现了征服世界的惊人壮举而为我们所知的成功者，历史上又有多少个“阿提拉式”和“成吉思汗式”的人物失败了呢？他们失败在没能建立一个占领亚洲四分之一领土，疆域从西伯利亚到黄河、从阿尔泰山到波斯的帝国。当然，这项成就的重要意义，也是不容否认的。在长达10个世纪的历史中，以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三位杰出统领为代表的这支伟大的蛮族队伍，将他们的活动范围从中国边境扩张到了欧洲边境。
关于“野蛮人”这一称呼，我们应该做出一个严谨的表述。古典世界中提到的各种“野蛮人”，实际上都源于他们的邻居。比如，对于罗马人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凯尔特人是野蛮人；对于高卢人来说，日耳曼人是野蛮人；对于日耳曼人来说，斯拉夫人是野蛮人；等等。同样，在古代中国，南方地区长期被黄河流域的中原人看作蛮夷之地。但是，受地理条件因素的影响，生活在上述地区的居民们慢慢接受了农耕生活的方式，摆脱了落后，逐渐融入了农耕社会，因此到了中世纪后半期，几乎整个欧洲及伊朗、印度、中国的物质文明发展都进入了相同的阶段。
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地带并没有经历这一变化过程，这个地带就是东起中国东北边境、西达布达佩斯之间的一片广阔的大草原，这片大草原沿着欧亚大陆的中部向北方伸展，西伯利亚的森林从它的北部边缘穿过。受地理条件的限制，草原上的耕地少之又少，因此大部分的草原人都只能像几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人类一样，过着以蓄养牲畜为主的游牧生活。事实上，其中有一些部落（即生活在森林里的那些部落）还停留在马格德林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时期的狩猎者阶段。因此，生活在草原和森林地带的人们仍然处于野蛮状态。这倒不是说他们就比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们低能，而是说，在这些地区，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当地人长期保留着那种早已被其他地区的人们抛弃了的生活方式。
当亚洲其他地区已经进入了先进的农业社会时，这些残存下来的游牧民族却在历史这幕大剧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邻的各族之间产生了一种时代的落差，生活在公元12世纪的亚洲各个农耕族群，却有一群还停留在公元前2世纪的邻居。一支又一支游牧民族南下，带来突变与危险。蒙古的游牧民族只要南下就会到北京，吉尔吉斯草原过来的游牧民族则前往伊斯法罕。相比古代中国、波斯和欧洲的定居民族，匈奴人、土库曼人和蒙古人的确没开化，他们被定居民族亮出的武器吓倒，被玻璃珠和头衔吸引，恭敬地与耕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旱灾降临，当这些可怜的突厥-蒙古牧民跨过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水沟，冒着重重危险穿过荒芜的草原，终于来到耕地边缘，来到北其里（河北）或河中地区的门户，注视着定居文明的奇迹，看到了成熟的庄稼、丰衣足食的村庄和繁华的城镇，不难想象他们心中的惊诧。然而，匈奴人却无法理解这种奇迹，或者说他们无法理解这种奇迹背后的秘密—维持这种繁荣所忍受长时间的辛苦劳动。如果受到蛊惑，他们就会像他们崇拜的狼一样，在天寒地冻时潜入农庄，隔着篱笆栅栏窥探他们的猎物，心中涌起闯进篱笆、进行掳掠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冲动。
在农耕群体附近，生活着一群过着畜牧和狩猎生活的游牧民族，两相对比，一边是高速发展的农耕社会，一切欣欣向荣；另一边是可看到、可接触到的仍处于游牧阶段的各民族，不时忍受着草原干旱时期常有的触目惊心的饥荒。两大群体之间的差异不仅突出体现在经济的巨大差别上，还表现在一种更加残酷的社会差别上—人类地理学上的问题演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对待对方的态度，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在一座现代城市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感觉。在中国北方优质的适于耕种的黄土地旁边，在波斯的田园附近，在基辅肥沃的黑土地周围，围绕着一条贫瘠的游牧地带，牧地上的气候条件通常都非常恶劣，十年闹一次旱灾，干旱来临时，水源枯竭，牧草枯萎，牲畜大量死亡，接着就是牧民的死亡。
处境如此之艰难，为了生存，游牧民族自然形成了一种定期向农耕地区推进的规律。而这些游牧民本身，不管是突厥人，还是蒙古人，在长期严酷的现实环境的训练之下，都具备了头脑冷静、注重实际的能力，都做好了时刻服从命令的准备。当定居族群，尤其是那些处于衰落之中的定居族群，遭受游牧民的猛烈攻击而被迫屈服时，这些入侵者攻占了定居民族的城市。他们最初会采取为时不算太长的大屠杀，屠杀结束之后，他们毫不费力地取代了被打败的统治者的地位，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历史悠久而尊贵的王位，比如中原的皇帝、波斯的国王、印度的皇帝和鲁姆的苏丹，接着使自己适应这种变化。在北京，他变成了半个汉人；在伊斯法罕和剌夷，他变成了半个波斯人。
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草原与城市之间永远处于和谐状态吗？绝对不是。人类地理学上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继续发挥着作用。即便那些已经汉化或波斯化的可汗们没有被本地的反抗力量（有的长期活动，有的突然袭击）推翻，也会有新的游牧部落，一群处于饥荒之中的游牧部落从草原深处走出来，出现在他们的边境上。那位冒险成功的可汗，可能与这些新的游牧部落沾亲带故，但在他们眼里，他不过是另一位突然获得成功的塔吉克人（波斯人）或拓跋人（中国人）而已，而他们也在重复着他曾走过的冒险之路，使他的处境不利。
为什么这种冒险大多数都能成功呢？从匈奴人进入洛阳，到满族人进入北京，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会在整整十三个世纪里反复发生呢？答案是，游牧民族虽然在物质文化上的发展较为缓慢，但他们在军事上一直有很大的优势，他们都是优秀的骑射手。这是一种技术兵种，由具有精湛的射箭技术和灵活到难以置信的骑兵组成。相比定居民族，这些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显然占据着巨大的优势—就像是近代欧洲因为有了火炮而具有了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事实上，无论是古代中国人，还是波斯人，都从未忽视过这些骑兵。从公元前3世纪起，中国人就采用了他们的骑马装；而从帕提亚时代起，波斯人就领教了骑兵撤退时所射出的雨一般的箭矢的威力。但是，在骑兵领域，无论是古代汉人、波斯人、罗斯人，还是波兰人或匈人，都没达到能与蒙古人相匹敌的高度。他们从孩提时代起就开始经受骑射训练，每天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骑马追逐鹿群，不但惯于耐心地追踪猎物（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而且慢慢掌握了各种捕捉猎物的技巧。这样的他们自然是很难被打垮的。这倒不是说他们经常正面迎敌，相反，他们通常在突袭敌人之后，就跑得没影儿了，然后又突然出现，在避免自己被抓住的同时，像追捕猎物一样追击敌人，袭扰敌人，消耗敌人的精力，直到将对手拖得筋疲力尽。这支灵活无比的骑兵制造出无处不在的假象，用以蒙蔽敌人，而成吉思汗的两员大将哲别和速不台更是将个人的智慧融入了这种优势之中。普兰·迦尔宾与卢布鲁克曾目睹这支骑兵行动，那种具有决定性的技术优势极大地震撼了他们。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消失了，因为它们分别产生于马其顿政体和罗马政体，作为有组织的国家部署的产物，它们也像所有的国家一样，经历了兴起、发展与消亡的过程。但草原上的那些骑射手们不同，他们是大地上自然的产物，由饥饿与欲望催生出来，其主体是经历了饥荒岁月煎熬而幸存下来的游牧民族，所以他们才能统治欧亚大陆达13个世纪之久。成吉思汗之所以能成功地征服世界，正是因为他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哪怕当年幼的他被遗弃在克鲁伦的草原上，无依无靠时，还能与弟弟拙赤合撒儿每天带足够的野味回家，而不被饿死。
骑射手们射出来的飞驰的箭矢，是一种不用与敌人面对面交锋的武器，在古代和中世纪，它极具战斗力，而且能摧毁敌人的士气，就像今天手枪中的子弹一样。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骑兵们的这种优势失去了作用呢？为什么16世纪以来的游牧民族，无法随意地支配定居民族了呢？原因就在于定居民族开始使用大炮来对付这些游牧民族。仿佛就在一夜间，长期以来的形势发生了大逆转，定居民族忽然获得了这种能够战胜游牧民族的优势，一种人为的绝对性优势。伊凡大帝用大炮轰走了金帐汗国的最后一批继承者；清朝的康熙皇帝用大炮使卡尔梅克人感到恐惧。轰隆隆的大炮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军事技术第一次，也永久地改变了阵营，文明世界变得比野蛮族群更加强大，游牧民族的传统优势似乎一下子变成了不真实的过去。1807年，不切实际的沙皇亚历山大居然召集卡尔梅克的射手们去攻打拿破仑，这无异于让马格德林时代（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猎人再现，这样落伍的做法，自然也就难逃失败的结局了。
仔细算来，这些射手们失去世界征服者的身份，至今也才过了三个世纪而已。
在新疆发现的于阗国文件，内容是关于中国12 生肖的
被认为月氏国王及其侍从的石雕
11 世纪喀喇汗王朝语言学家、哲学家、王族成员马合木德·喀什噶里所画的突厥部落分布图
2002 年发现的北齐时期徐显秀墓中的壁画
波斯的镀金银盘，刻画的是波斯萨珊王朝一位国王狩猎时的情景
犍陀罗时期的佛像
莫高窟第10 窟中的于阗国王李圣天及其王后的画像
旭烈兀汗与王后在一起
蒙古士兵和日本武士在船上对战的情形
12-13 世纪绘有塞尔柱苏丹登基场景的碗
1502 年，波斯萨非王朝的创立者伊斯玛仪一世率军进入大不里士城登基为汗
戎装带弓箭的康熙皇帝第一章早期草原史：斯基泰人与匈奴人1 青铜时代，辛梅里安人—草原之主的兴起与没落
据目前所知，连接亚洲和欧洲的最早通道就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在旧石器时代，这条欧亚之路将奥瑞纳文化①输送到了西伯利亚。在安加拉河上游伊尔库茨克附近的马利塔地区，曾经发现一尊属于奥瑞纳时期的维纳斯雕像，这个发现可以证明这一点。接着，奥瑞纳文化又从西伯利亚传入中国北方。在中国西北宁夏的水洞沟和陕西榆林地区西南部的萨拉乌苏河流域发现的遗址②有着与奥瑞纳文化相似的特征。马格德林文化③也循着同样的传播路径，在叶尼塞河上游的西伯利亚地区，在中国北方的多伦诺尔、满洲里和海拉尔地区以及河北的考古发现，似乎都能找到它的代表。在北京的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不仅发现了人的骨架和装饰品，还发现了骨针、穿孔的动物犬齿、骨质的坠子、钻了孔的贝壳、珠母碎片及赭石等。周口店博物馆中的北京人雕塑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种饰有“篦纹”的陶器也沿着这条连接欧亚的草原之路走向了亚洲。公元前3000年前后，这种“篦纹”陶器在俄罗斯中部地区发展起来，然后传到了西伯利亚部分地区，由此继续向中国扩展。在甘肃齐家坪遗址发现的中国原始陶器中，可以看到这种装饰风格的影响。公元前2000年初期，同样经由西伯利亚，一种起源于基辅附近特里波利耶和库库泰尼的饰有旋涡纹的彩陶，从乌克兰传入了中国。公元前1700年前后，这种陶器风格在河南仰韶村有了蓬勃的发展，后来又由甘肃半山文化继承和改进④。根据塔尔格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史前考古学教授）的推测，公元前1500年前后，在多瑙河地区伟大的青铜文化（奥尼耶迪兹文化）的影响下，西伯利亚西部地区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又过了300年，也就是公元前1200年前后，青铜文化才扩展到了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西伯利亚的青铜器制造技术逐渐传到了中国，中国人制作出了源于西伯利亚地区的青铜斧和长长的矛头。
为了装饰镶嵌在马具和装备上的铜片、银片和金片，古代牧民创造出了独特的动物艺术。对于游牧民来说，这种艺术略显奢侈。这种动物艺术日益发展，形成了特有的风格，成为草原古代史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库班的迈科普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金、银、合金质地的花瓶，以及金、银打造的动物，比如公牛、狮子等，是这种草原艺术的典型代表。此外，那些出土的动物形象还带有显著的亚述—巴比伦艺术风格。塔尔格伦估计，这些文物的年代与米诺斯文明中期是同一时期，时间是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00年。著名的克勒姆斯青铜斧上也有亚述—巴比伦风格的影子，由此可见，亚述—巴比伦风格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6世纪前后。
根据塔尔格伦的观点，自公元前1200年起，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上来了一群新的居民，印欧人种的一支、被看作是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种的辛梅里安人逐渐迁居到了那里。他们可能是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方向迁移过来的，也有可能本身就是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原住民。塔尔格伦认为，第聂伯河流域和库班（迈科普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这一时期的文物中，至少有一部分是辛梅里安人创造的。在多瑙河下游和第聂伯河下游之间发现的那些文物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博罗季诺的宝藏，包括斯特科夫的青铜镰刀、尼古拉耶夫的青铜铸器、阿布拉莫夫卡的青铜镰刀等，还有在库班发现的斯特拉米沙斯托夫卡雅的公牛像，以及在捷列克河畔发现的皮亚蒂戈尔斯克的棺椁等。甘扎—卡拉巴克赫发现的青铜纽扣装饰有几何纹动物图案，在俄罗斯南部地区出现的辛梅里安人的艺术，都与甘扎—卡拉巴克赫地区的外高加索文化有联系（外高加索文化始于公元前1400年至1250年前后，结束于公元前800年前后）。辛梅里安人的艺术风格还对公元前1200年前后青铜艺术达到了繁荣的塔里锡文化造成了影响。⑤哈尔施塔特文化最精致的代表
辛梅里安人的艺术，或者说辛梅里安人的青铜艺术，是从伏尔加河传播到乌拉尔山地区和突厥斯坦的。根据波克罗夫斯克（1914年—1931年的旧称，今称“恩格斯城”）古墓的年代，可以推知这一点，而它的年代在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200年。在下诺夫哥罗德附近的色玛，发现了以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800年间的带孔的青铜战斧为代表的珍贵文物，我们因此有机会了解到处于发展较低阶段的铜器和青铜器艺术特征。一种与辛梅里安人创造的艺术风格接近的安德罗诺沃文化⑥，从哈萨克地区传到了米努辛斯克。公元前1000年前后，安德罗诺沃文化被卡拉苏克文化继承，这是西伯利亚青铜时代的初期阶段。带孔的青铜斧（中国安阳地区出土的商朝青铜斧可能受到了这种风格的影响）、青铜匕首、色玛式样的矛和几何纹饰等，都反映了西伯利亚早期青铜器的特征。而高加索的动物艺术似乎并没有传到西伯利亚地区。在北方，叶尼塞河流域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直到相当晚才出现青铜器，而且还与石器同时并存，不过其中一些石刻的鹿和马非常有名。树下的斯基泰人和马匹
大约在公元前1150年至公元前950年，辛梅里安文化的发展在黑海北岸继续着。同一时期，诺沃格里格鲁夫斯克的珍贵文物（带插孔的青铜斧）以及布格河畔的尼古拉耶夫（今乌克兰南部的一个州）的青铜铸器（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100年）出现了。在捷列克草原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科班的纯青铜文化与草原上先进的勒尔瓦（Lelvar）文化居然有相似的地方。格鲁吉亚的勒尔瓦发现了铁器，这里出土的青铜器年代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900年，风格非常奇特，上面装饰的人与动物的形象居然是几何形状的，表现了打猎和耕种的场景。此外，对公元前1200年至公元前700年的赫瓦伦斯克墓群的考察证实，有一种带有地域特征的青铜文化在位于萨马拉和萨拉托夫之间的波克罗夫斯克发展起来。塔尔格伦断定，这是斯基泰人的文化。斯基泰人是继辛梅里安人之后主宰黑海以北的草原的统治者，也是第一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北伊朗人。
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750年，是辛梅里安文化发展的末期。同一时期，也产生了以著名的金王冠为代表的加利西亚地区的米海洛夫卡文物。由那顶王冠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辛梅里安文化与高加索文化和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文化⑦在某些地方是相似的。此外，这一时期的文物还有：基辅南部波德戈尔扎出土的带有高加索文化影响的文物；敖德萨东部科布勒沃出土的带孔的青铜斧；俄罗斯南部发现的大量带有两个刃口的矛（年代约为公元前900年—公元前700年）等。辛梅里安青铜文化流传到了罗马尼亚，并扩展到了匈牙利。在摩尔达维亚，辛梅里安青铜文化表现为波德—希拉斯特安和穆列什文化。而在瓦拉几亚，瓦尔托普文化也是辛梅里安青铜文化的一种表现。
根据塔尔格伦的观点，当东南部地区进入了铁器时代，出现了高加索文化和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文化时，辛梅里安人和色雷斯人仍然停留在青铜时代。发源于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的赫瓦伦斯克文化群，尽管它曾在公元前900年前后创造过索斯诺瓦雅·马扎青铜器，然而在铁器时代，它同样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正当欧洲进入铁器时代早期时，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进入了青铜时代第二阶段，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这一阶段的青铜器以带有两个刃口的青铜斧为代表，几何图案仍然是青铜器的主要装饰风格，珍稀动物的形象则偶尔出现在刀、剑的把手上。
别忘了，当俄罗斯草原上的辛梅里安人的青铜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末期时，也接受着高加索文化和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文化两种铁器文化的冲击。所以，后来的考古学家们才能在辛梅里安文化晚期的出土文物中发现哈尔施塔特式的铁刀，而反映了斯基泰人早期文化的文物中也有同样的发现。
①奥瑞纳文化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石器工艺与艺术文化的代表，其中，石器有端刮器、吻状刮削器和各种雕刻器等。它是艺术史上第一个完美的阶段，艺术风格由最初的粗劣逐渐转变到完美、成熟，作品有简单的动物小石像、用骨片和象牙雕刻的动物以及造型一致的孕妇小塑像（维纳斯塑像，可能代表丰产之神）等。
②水洞沟文化遗址在宁夏宁武市临河镇水洞沟村，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当代中国考古专家发现，出土的石制品大多接近于欧洲的莫斯特和奥瑞纳文化的特征，石器代表有尖状器、圆头刮削器等。萨拉乌苏文化遗址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萨拉乌苏大峡谷，于1922年第一次被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发现，1928年桑志华与考古学家德日进等人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提出，在萨拉乌苏遗址发现的石器，它们的形状和制作技术等反映出的文化特征，与莫斯特和奥瑞纳文化非常相似。
③马格德林文化是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代表性石器有几何形石器（形状比较小巧，装上骨柄或鹿角柄使用），以及雕刻器、刮削器和石刀等。而骨角器则有矛、鱼叉、骨针和饰品等。
④20世纪50年代及以后的考古发现，已经比较有力地推翻了格鲁塞主张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编者注
⑤据弗朗兹·汉卡在《高加索—洛雷斯坦》（见1934年《欧亚大陆北部古迹》第9期）中记载，甘扎—卡拉巴克赫、勒尔瓦尔和塔里锡文化等外高加索文化群，存在于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处于同一时代的西亚文化是这些文化的起源，这一点可以从斧子的造型、饰牌和陶器上看出。
⑥安德罗诺沃文化是西伯利亚及中亚地区青铜时代的文化，最早发现于俄罗斯阿钦斯克附近安德罗诺沃村的古墓，并以此命名。典型的安德罗诺沃文化艺术风格的特征是，陶器上一般通体装饰有繁复的几何纹。当代中国考古专家对新疆伊犁地区的汤巴勒萨伊墓地和库克苏河西2号墓群进行发掘后发现，它们的墓葬形制和安葬习俗等，与安德罗诺沃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⑦哈尔施塔特文化是西欧与中欧的早期铁器文化，因今天奥地利的哈尔施塔特村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南斯拉夫、奥地利、波兰西部、法国等地，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是德国符腾堡州位于多瑙河上游地区的霍伊讷贝格遗址。这一时期比较常见的是带有铃状把柄的铁剑和带有向上弯曲弧形把柄的铁剑，以及各种斧、刀、箭镞、矛头等铁器。2 斯基泰人
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700年，原本由辛梅里安人控制的南俄罗斯草原，被来自突厥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抢走了，希腊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为此提供了证据，而亚述王国编年史也补充了这一点。这些被希腊人称为“斯基泰人”的塞西亚人，就是亚述人所说的“阿息库兹人”，而波斯人和印度人则称他们为“萨卡人”。或许，从名称上可以推断出，斯基泰人属于伊朗人种。他们是依然保持着游牧生活的北伊朗人，活动在“最初的伊朗国家”境内，也就是俄属突厥斯坦①草原上，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亚述—巴比伦的物质文明的影响，而他们的那些兄弟，在更南边的伊朗高原上过着定居生活的米底人和波斯人，则受到了这种文明的强烈影响。斯基泰人与同种的萨尔马提亚人一样，对马兹达克教②完全陌生，也不知道不久之后使米底—波斯人的信仰发生了改变的琐罗亚斯德教改革③。
斯基泰战士
在库尔奥巴和沃罗涅什发现的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仍然保留着这些斯基泰人的形象，栩栩如生。他们留着胡子，戴着与波斯波利斯浅浮雕上他们的兄弟塞种人一样的尖帽，护住耳朵，以抵御草原刺骨的冷风，穿着束腰的上衣和宽大的裤子，这种宽松的服装是塞种人以及他们的表亲米底人和波斯人的普遍着装。在切尔托姆里克古墓出土的银质双耳瓶上，草原骏马重现，马是斯基泰人不可或缺的同伴，而弓则是他们喜欢使用的武器。除了可能被人们叫作“移动的城市”之外，这些马背上的射手们根本“没有城市”。换句话说，随着他们一起跟着季节的脚步迁徙的篷车就是他们的城市，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游牧的习惯，直到一千九百年以后，在公元13世纪，也就是普兰诺·卡尔平尼和卢布鲁克④所处的时代，同类车队也曾跟随着成吉思汗所率领的蒙古人穿越同一片俄罗斯草原。这些大篷车承载着斯基泰人的女人，以及包括金子做的装饰品、马具和装备上的饰牌等在内的财物，当然还有地毯。为了装饰这些用具，斯基泰艺术应运而生，并且装饰需要还决定了斯基泰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总的发展方向。从公元前7世纪直至公元前3世纪，俄罗斯草原上的霸主始终都是斯基泰人。
现代语言学家们认为，斯基泰人应该归为伊朗人种，是印欧语系大家庭里的一支，属于印度—伊朗种或雅利安人种。就像刚才提到的那样，不管怎么看，他们的生活方式都与有着突厥—蒙古血统的匈奴部落的生活方式极其相似，大约在同一时期，这些匈奴部落活跃在草原另一端的中国边境上。事实上，无论是在黑海和里海以北还是在蒙古，草原游牧生活的条件都是非常相似的，尽管蒙古草原上的情况显然要恶劣一些。因此，当我们读到希腊史学家们描述的斯基泰人，看到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的斯基泰人时，撇开斯基泰人的体型和语言不提，单看他们的文化和普通生活，就会不由得回想起中国编年史作家和艺术家们所描绘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这两个种族之间的习俗存在着大量已知的共同点，原因可能是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方式，因而生活迫使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趋于一致（比如，斯基泰人和匈奴骑射手们都是穿裤子和靴子的，而地中海地区各民族的人或者早期的中国人都穿长袍；还有这些骑手们都使用马镫）；也有可能是地缘的缘故，他们各自的领地实际上是相接的，因而使处于同一文化阶段的斯基泰人和匈奴人形成了相同的习惯。殉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殉葬的习俗在斯基泰人和突厥—蒙古人中延续了很长时间，直至很晚；而这种习俗在西亚和中国消失的时间则非常早，甚至自乌尔王陵和安阳古墓（殷墟）以后就再也没看到了。射击的斯基泰人
于是，在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700年，斯基泰人（准确地说，应该是部分斯基泰—塞种人，因为大多数的塞种人仍然留在天山附近的费尔干纳一带以及喀什噶里亚）从图尔盖地区和乌拉尔河进入了俄罗斯南部地区，并把辛梅里安人赶出了那里。一些辛梅里安人似乎不得不逃到匈牙利避难，当时匈牙利的居民可能主要是与色雷斯人有亲缘关系的一些民族。人们认为，在舍拉吉附近发现的米赫埃尼文物，赫维什附近的富库鲁文物和加利西亚的米海洛夫卡文物，正是这些逃难的辛梅里安人埋下的“财宝”。其他的辛梅里安人逃到了小亚细亚，他们可能像斯特拉博所说的那样是由色雷斯逃过去的，也有可能是像希罗多德所说的从科尔基斯（即今天的格鲁吉亚）逃过去的。公元前720年前后，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徘徊；大约在公元前650年时，他们又迁到了卡帕多西亚和西里西亚；最后在公元630年前后到达彭蒂斯。公元前720年至公元前700年，一些斯基泰人动身追赶逃亡的辛梅里安人，但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这些斯基泰人走错了道，他们从杰尔宾特关口穿过高加索，紧接着遭遇了亚述帝国。大约在公元前678年，斯基泰国王伊西卡帕率军进攻亚述帝国，但失败了。
另一位斯基泰小国王巴塔图亚非常精明，主动与亚述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因为辛梅里安人是斯基泰人与亚述人共同的敌人，辛梅里安人当时正盘踞在西里西亚和卡帕多西亚地区，对亚述国的边境造成了威胁。大约在公元前638年，一支斯基泰人的军队按照亚述人的行动方针，进入了彭蒂斯，打败了最后一批辛梅里安人。10年之后，大约在公元前628年，米底人侵犯亚述，在亚述人的请求下，巴塔图亚的儿子，即希罗多德所说的马代斯亲自率军侵略和征服了米底。然而过了没多久，米底人奋起反抗，米底国王奇阿克萨杀掉了斯基泰人的众位首领，剩下的斯基泰人越过高加索返回了俄罗斯南部。这些虽然只是斯基泰人武力入侵事件中的片段，却是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在近70年的时间里，西亚地区一直遭受着斯基泰人的侵略威胁，这些印欧人种的野蛮人让东半球感到恐惧。从卡帕多西亚到米底，从高加索到叙利亚，斯基泰人的骑兵四处劫掠。这次民族大动荡甚至在以色列的先知中都造成了反响，它是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对南方古文明地区的侵略史上第一次入侵的标志，在后来将近二十个世纪中，这种侵略行为反复发生。
亚述人、巴比伦人和米底人的时代相继成为过去，波斯人取而代之，成为西亚的主人，他们致力于保护过着定居生活的波斯人的安全，防止波斯遭到新的外敌入侵。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公元前529年前后，居鲁士领导的最后一次战争，正是要对付马萨革泰人，这些马萨革泰人也就是希瓦以东的斯基泰人。约公元前514年至公元前512年，大流士发起了第一次远征，目的是反抗欧洲的斯基泰人。大流士从色雷斯和今天的比萨拉比亚进入了草原，然而斯基泰人却采用了游牧民惯用的计策，没有正面跟大流士硬碰硬地交战，而是在他率大军到来之前撤退了，想要诱使他深入到更远的荒野中。大流士非常明智，及时撤退了。希罗多德认为这次“征服俄罗斯的战争”是专制君主的愚蠢导致的。然而，事实上，这位阿赫门尼德王朝的君王的计划是通过这种方式使外族波斯化的政策自然实现，或者说是为了建立起泛波斯联盟。他的这项事业并没有成功，斯基泰人没有受到波斯人的影响，他们在俄罗斯南部的草原上又平静地生活了300年。不过，大流士远征的结果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使西亚避免遭受游牧部落的侵扰。斯基泰银币
与塔尔格伦的看法一样，我们也通过斯基泰的艺术看到了斯基泰人在俄罗斯的扩张情况。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550年前后，斯基泰的文化中心仍然在东南方的库班地区和塔曼半岛。在马尔托罗查和麦勒古罗夫两地零星分布着文物，这些考古发现证实，那时候的斯基泰人必定已经统治着第聂伯河下游和布格河下游之间的乌克兰南部地区。根据第聂伯河下游的切尔托姆雷克、亚历山大里亚、索罗克哈、德勒夫等地王陵中所发现的文物，以及塔尔格伦的记载，斯基泰文化直到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450年间才在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大量涌现，并于公元前350年至公元前250年间发展到了至高水平。斯基泰人在西方的扩张，最北到达了沿森林草原的北部边缘一带的沃罗涅什地区，靠近基辅南部。斯基泰人沿着伏尔加河而上向东北方扩张，最终到达萨拉托夫，在那里发现了重要的信息。那里的斯基泰人或任何具有斯基泰人特征的波斯人，都被塔尔格伦看作是萨尔马提亚人。
生活在俄罗斯南部的斯基泰人，可能不外乎辛梅里安的一群贵族（即一支色雷斯—弗里吉亚种人）。邦弗尼斯特指出，在希罗多德的书中记载的与斯基泰人的起源有关的资料表明，斯基泰这个名称是纯粹的波斯人的叫法，而另一些同样与这些斯基泰人有关的资料却认定他们起源于希腊，他们的命名仍然是色雷斯—弗里吉亚式的。考古发现的文物古迹证实了斯基泰语言的遗存。“辛梅里安青铜时代的哈尔施塔特文化”，塔尔格伦说，“作为一种农耕文化，就在斯基泰主义和希腊主义逐渐确立时，仍然在乌克兰存续着。”
最后，在斯基泰人所属地带的北部地区，有一群与可能是底层辛梅里安人生活在一起的野蛮人，他们并不是斯基泰人。希罗多德把他们称作安德罗法吉人、米兰克尼勒斯人、伊塞顿人，他们可能具有芬兰—乌戈尔血统。塔尔格伦认为，生活在切尔尼戈夫北部地区的应该是安德罗法吉人，而米兰克尼勒斯人则住在沃罗涅什的北方。这两个民族都加入了斯基泰人的行动中，反抗大流士的入侵。邦弗尼斯特在乌拉尔地区、叶卡捷琳堡附近寻找着伊塞顿人的遗迹。塔尔格伦认为所谓的摩尔达维亚文化应该归属于斯基泰人的邻居，也就是具有芬兰—乌戈尔血统的安德罗法吉人和米兰克尼勒斯人。通过对杰斯纳河和奥卡河地区进行考古发掘，人们已经发现了摩尔达维亚文化的遗迹，这些作品装饰着相当粗拙的几何纹图案，完全没有斯基泰艺术风格中的动物形象。
①俄属突厥斯坦包括当今中亚大部分地区，苏联解体后，原俄属突厥斯坦的五个主要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分别成为独立的共和国。
②马兹达克教产生于公元5世纪晚期的波斯，是从拜火教（祆教）中分裂出来一个教派，倡导“人生而平等”、友爱、公产等。公元488年，萨珊王朝统治时期，内忧外患的波斯国内政局动荡，爆发了“马兹达克运动”。公元529年，被拜火教列为异端分子的马兹达克教创始人马兹达克遭谋杀。
③琐罗亚斯德是拜火教的创始人，这里的改革指的是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灭亡米底王国后，拜火教在波斯传播，改变了波斯人的信仰。
④普兰诺·卡尔平尼是意大利人，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受到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的派遣，于公元1245年—1246年出使蒙古，到达蒙古上都和林。卢布鲁克受到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派遣，于公元1253年前往蒙古，见到了蒙古大汗蒙哥，回国后完成出使报告《东方行记》。3 斯基泰艺术
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人大规模侵入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带来的结果已经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之外。斯基泰人与亚述人是同盟的关系，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对于所有研究草原艺术的人来说，斯基泰人与亚述社会最初的这种接触有着关键性的意义。第一个原因是，斯基泰人从青铜时代过渡到了铁器时代，而时间或许正是公元前7世纪穿越西亚的徘徊期。斯基泰艺术-金豹
斯基泰艺术在发展的初期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凯尔特—多瑙河流域的哈尔施塔特铁器技术的影响（哈尔施塔特文化存在于公元前1000或公元前900年至公元前500或公元前400年，斯基泰文化则处于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200年）。但是，在公元前7世纪的民族动乱中，高加索地区和米底国家，这里指的是洛雷斯坦①，他们率先与斯基泰人形成了非常密切的联系。弗朗茨·汉卡的看法与他维也纳的同事F．W.库里格的意见一样，他也认为大部分高加索的科班青铜器与古代米底西南部的洛雷斯坦的一些青铜器产生的时代一样，属于公元前7世纪。在汉卡看来，科本的青铜器，甚至包括部分洛雷斯坦的青铜器都是属于辛梅里安人的。这一时期的斯基泰艺术还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它显然与两种青铜文化之间存在着关系，与此同时，斯基泰和辛梅里安侵略者的铁骑也踏入了同一地区。
在库班的克勒姆斯发现的铁制和金铸的斧子（产生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6世纪）是确凿的证据，它们证实了亚述—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斯基泰艺术早期的作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斧子上的装饰图案表现了古代亚述—巴比伦（即洛雷斯坦）的题材，在一棵生命之树旁边，站着两只野山羊，它们有着大而弯的角，还有一些美丽的鹿。图案上描绘的动物采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显然是受到了亚述艺术中动物描绘风格的启发。不过，它所采用的装饰方式却是典型的斯基泰式的。撒丁岛上发现上的斯基泰时期的钱币
这是一个起点，从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个斯基泰动物艺术发展的兴起。亚述（或希腊）的艺术是自然主义的，而斯基泰的动物形象表现艺术则转向了以装饰为目的的艺术。在科斯特罗姆斯卡亚墓中出土的金鹿，鹿的角是程式化的螺旋形的，从它身上似乎可以看到斯基泰动物艺术的固定表现形式。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公元前6世纪，这种艺术也出现在了库班地区。
通过这种方式，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草原美学一直存在于俄罗斯南部的草原上，而且还有着明显的向东发展的趋势，我们将会看到它一直扩展到了蒙古和中国。应该注意的是，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发展趋势：一种是自然主义的倾向，毫无疑问，一方面亚述—阿赫门尼德王朝的艺术成为它的源泉；另一方面希腊艺术也周期性地为它提供了补充；而另一种是装饰艺术的倾向，就像前面已经说过的，它一改自然主义的倾向，转而以纯装饰性目的为发展方向。最终的结果是，常常被草原牧民们和猎手们所采用的现实主义的动物艺术风格不过是程式化的装饰艺术的一种掩饰罢了。
无论是西方的斯基泰—萨尔马提亚人，还是东方的匈奴人，他们都过着游牧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可以作为以上艺术发展趋势的解释。他们既没有固定的居所，也没有土地，根本不了解只需要现实主义的雕塑、浅浮雕和绘画。他们的奢侈品仅限于华丽的服装和个人的一些装饰品，以及进行过装饰的各种装备和马具之类的物品。无论是地毯，还是其他的装饰品，包括各种腰带上的挂钩和饰牌、马具上的金属饰牌、佩剑腰带的扣子、车厢板、各种工具上的把手等，都像在诺因乌拉（Noin Ula）墓葬②中所发现的那些物品一样，它们似乎都经过了程式化的处理，甚至可以说是经过了纹章学的处理。
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北方的游牧民，无论是与斯基泰人相似的伊朗人，还是与匈奴人相似的突厥—蒙古人，他们都是马背上的民族，过着草原生活，追捕着鹿群或野驴，看狼群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捕猎羚羊。由于受到了亚述—巴比伦的影响，以及这些北方牧民的生活方式和财富的特殊性质，他们遗留的物品上所表现的题材，采用了纹章式的描绘方式，程式化地描绘争斗的动物，也就并不奇怪了。安德森曾指出，这些动物的画像就像马格德林时期的壁画和骨雕一样，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神奇的作用。斯基泰人饮酒图
几乎所有的斯基泰艺术品中的装饰性动物形象，都是按照规则的几何图形风格制作出来的，但金匠们所制作的希腊—斯基泰式艺术品除外，这些要么为克里米亚的希腊殖民者工作，要么直接为草原上的各王工作的希腊艺术家们，他们所制作的艺术品只有主题是斯基泰式的。比如，在科斯特罗姆斯卡亚发现的文物，根据舍福尔德（Schefold）对它产生的时间进行的鉴定，它属于公元前5世纪；与它同属于一个时期的，在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所发现的文物；在克里米亚的库尔奥巴发现的产生于公元前450年至公元前350年的文物；来源于西伯利亚西部的彼得大帝所收藏的珍宝（它产生于萨尔马提亚人时期，公元1世纪）；以及在外贝加尔地区的乌兰乌德（历史上曾叫作“上乌金斯克”）出土的匈奴艺术的文物（它们可能产生于公元初年）。这里所列举的文物，都有这样的描绘特色，鹿角、马鬃甚至野猫的爪子都呈弯曲状和螺旋形，有时候，这种描绘方式能使动物的身高增加一倍。马的上唇像蜗牛的外壳一样，是卷曲的。西伯利亚西部的斯基泰—萨尔马提亚艺术风格所表现的动物形象，与生活在鄂尔多斯的匈奴人精心制作的艺术品一样，二者由同样的灵感激发而产生，动物形象的塑造也完全是程式化的。它们相互缠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各自有着异常丰富的分支。虽然在对鹿和马，或熊与虎的头部进行处理时仍然保留着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却很难从装饰图案中区分出这些动物。动物的角和尾巴形成了簇拥的叶子收尾，或组成了鸟的形状。动物装饰艺术产生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但现实主义从中消失了。
于是草原艺术与草原附近过着定居生活的民族的艺术直接形成了对比，斯基泰艺术与阿赫门尼德王朝时期的艺术相对，匈奴艺术与华夏艺术相对，它们在描绘狩猎和动物争斗的场景等方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无论是亚述或阿赫门尼德的动物形象刻画，还是汉朝的古典动物刻画风格，都具有快速敏捷和刻画简朴的特点，这是与草原艺术中的扭曲、旋卷和模糊的画法最大的不同。亚述和阿赫门尼德王朝时期的艺术作品，就像汉朝时期中国的艺术作品一样，展示了寻找着食物、随时准备伺机而动的走兽，它们在简单、虚构的背景中互相追逐或彼此挑衅。草原艺术家们，无论是斯基泰人还是匈奴人，都描绘出了动物之间混战的情形，图案上的动物常常像缠绕在一起的藤蔓一样扭打成一团，进行着生死搏斗。他们的艺术是一种戏剧性的艺术，具体表现形式有扭曲的肢体；被豹子、熊、凶猛的禽类或狮鹫（传说中狮身鹫首的怪兽）抓住的马或者鹿；完全卷成了圆形的牺牲者的躯体。图案上既看不到动物敏捷的动作，也看不到猎物的逃跑，取而代之的是胜利者耐心而从容地撕扯着那些仍在垂死挣扎的猎物的喉咙。如果不是风格华丽，就算表现得“慢条斯理”，从内在来看，它仍然具有可以达到悲剧高度的动力。精美的动物形象处于相互交织的形态，这种艺术风格往往使得杀戮中现实的一面被完全消除了。雕刻有草原动物的斯基泰风格的中国玉匾和石匾
在从敖德萨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的广阔范围之内，草原艺术所包含的各种要素和倾向有着不同的分布。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200年前后，斯基泰人的草原艺术在向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对喀山附近属于芬兰—乌戈尔人的安纳尼诺文化产生了影响。在喀山附近发现的墓葬里藏有品类丰富的文物，包括常见的青铜斧和青铜匕首，以及躯体呈卷曲状的动物装饰图案。虽然这些艺术品的制作存在着一些不足，而且比较简单，但它们都与斯基泰艺术有着密切联系。然而，塔尔格伦观察发现，安纳尼诺文化只是部分地使用了斯基泰动物艺术的风格，它主要的装饰图案仍然是几何图案。
米努辛斯克位于西伯利亚中心地区，在那里情况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里是阿尔泰山脉一带重要的金属加工中心，在青铜文化发展最为繁荣的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3世纪，这里仍然在生产一种饰有纯几何纹的带孔的手斧（比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有角的装饰品）。不过，就在同一时期，这一地区开始出现一些动物青铜器，与其他地区制作繁复而精巧的青铜器相比，这些动物青铜器有着质朴而简单的风格。因此，这正是勃罗夫卡试图寻找的草原艺术在地理及年代上的起源。
这个问题显然相当重要。古阿尔泰山区的工匠们锤打出来的第一批动物图案，是否就诞生于草原艺术的中心地带，即位于黑海和直隶湾（即今天的渤海湾）中心点的米努辛斯克？这些动物图案的艺术水平仍然比较低级，而且缺乏感染力，使它们变得丰富起来的影响因素，是否就是草原西南地区的斯基泰人对亚述—阿赫门尼德王朝的艺术所做出的贡献，以及华夏艺术对草原东南地区的匈奴艺术的借鉴？或者如罗斯托夫采夫所说，米努辛斯克的动物形象之所以贫乏，是因为斯基泰艺术在向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传播的过程中逐渐衰落，就像它在向帕姆森林地带传播的过程中，经过安纳尼诺时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如果事实的确是这样的，那么，米努辛斯克文化和安纳尼诺文化，不过是俄罗斯草原艺术的微弱反响罢了。
还需要注意的是，最初（即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在俄罗斯南部的草原上所发现的一些装饰实例，不过是一些风格拙朴的动物形象，比如在七兄弟墓，库班的克勒姆斯、乌尔斯基、科斯特罗姆斯卡亚，以及基辅附近的奇吉林和克里米亚的科什与库尔奥巴（那些作品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等地发现的青铜器。在公元前5世纪与公元前4世纪时期，这种风格明显变得更加繁复，比如在亚速海岸边的梅利托波尔附近的索罗克哈所发现的动物图案。在一件精美的、由希腊金匠制作的、表现斯基泰题材的艺术品的侧面，有一些身体扭曲的动物形象，它们有着独特的分支，并且做工精细。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亚速海附近的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这一地区制作的青铜器，上面所刻的花纹和枝形图案，制作初衷仅仅是图纹本身的装饰性，而不是出于其他的目的。
①洛雷斯坦大致相当于今天伊朗西部的洛雷斯坦省和伊拉姆省，在洛雷斯坦出土了许多青铜器制品，包括车饰、马具、武器等。
②诺因乌拉墓葬位于蒙古中央省色楞格河畔的诺因乌拉山区，属于匈奴人的墓葬。1924年，苏联考古专家科兹洛夫所带领的考察队发现了这一地区大量的墓葬群，此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墓葬群中先后发掘出具有草原特色的陶罐、银饰、织物以及中国汉代的漆器等文物。4 萨尔马提亚人及西西伯利亚
在乌拉尔山附近奥伦堡地区的普罗霍洛夫卡，收集到了重要的文物，即矛，它代表了一种区域性的文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这种矛是属于萨尔马提亚人的独特武器，根据罗斯托夫采夫的说法，普罗霍罗夫卡古墓群里的发现是萨尔马提亚人首次出现在欧洲的俄罗斯的标志。然而，当时已经在咸海北岸安定下来，与斯基泰人有着相同血统的萨尔马提亚人（他们与斯基泰人都属于北方游牧民族中的伊朗人种），可能于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渡过伏尔加河，侵入了俄罗斯草原，他们把斯基泰人赶回了克里米亚。公元前179年，波里比阿①第一次提到他们，他认为这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在阿富汗发现的斯基泰时期的女用王冠
萨尔马提亚人与斯基泰人之间有着种族上的联系，他们都是游牧民。尽管如此，继任的统治者与他们的前任仍然有着显著的不同。前面曾经提到过，斯基泰人是马背上的射手，他们戴着萨卡式的帽子，穿着宽松的外套；他们是对希腊文化稍微有点了解的野蛮人，他们发展了一种保留着自然主义风格的动物艺术，而这种自然主义的形式更具有可塑性。事实上，这些头戴锥形帽、身披铠甲的萨尔马提亚人是枪骑兵。他们的艺术形式仍以动物形象的刻画为基础，相比斯基泰艺术，他们对程式化和几何图形装饰有着更加独特的喜好，尤其喜欢金属胎珐琅工艺（将彩釉附着在金属表面）。简而言之，他们这种在希腊—罗马造型艺术的基础之上，采用程式化的花纹装饰的艺术风格，明显流露出了一种非常“东方”的痕迹。这是中世纪之前的艺术第一次在欧洲出现，这种艺术后来由萨尔马提亚人传递给了哥特人，再后来又从哥特人传给了民族大迁徙中的日耳曼各部落。公元前4 世纪，斯基泰时代，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狮咬马铜牌
在叶卡捷琳娜斯拉夫（即今天乌克兰中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附近的亚历山大堡，发掘出了大量文物，据此可以推断出斯基泰艺术逐渐向萨尔马提亚艺术的过渡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初。在库班的布洛瓦、莫吉拉、阿赫塔尼佐夫卡、阿纳帕、斯塔夫罗波尔、卡辛斯科耶和库尔德泽普斯等地出土的宝石首饰，则反映出萨尔马提亚艺术已经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在俄罗斯南部地区得以确立。在亚速海附近的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的地层中发现的属于萨尔马提亚时期的物品，以及在迈科普发现的著名的镶嵌着珐琅的银腰带上所设计的狮鹫撕啮马的图案，也反映了这一点。据说迈科普银带是公元前2世纪萨尔马提亚艺术的代表作。同样的风格仍然在一段时间里持续存在于萨尔马提亚的饰牌上，在顿河河口附近的塔甘罗格和费杜洛沃，以及库班河口附近的西维尔斯卡亚都发现了同样风格的艺术品（属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并且，在亚速海附近的新切尔卡斯克，库班的乌斯季-拉宾斯卡亚、祖博夫农场和阿尔马维尔，也发现了具有同样风格的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文物。
这些文物的装饰，取材于狮鹫与马之间、老虎与马之间、狮鹫与牦牛之间、鹰与老虎之间的争斗场景，等等，而且对所展示的形象采取了程式化的枝状方式进行处理，最具代表性的是迈科普银带上的饰牌，以及西西伯利亚的金银饰牌，它们是今天所收藏的彼得大帝的财宝中的一部分。所有这些西伯利亚的饰牌，经勃罗夫卡鉴定，都属于相当早的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默哈特认为它们始于公元前1世纪；而罗斯托夫采夫则认为它们始于公元1世纪，他的看法较为可信。
有一种观点更倾向于认为，西西伯利亚的金银饰牌同属于与萨尔马提亚人有着密切关系的各族，因为再往东，在西伯利亚中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奥格拉克提村发现了这一时期的人类头盖骨，根据苏联的这一新发现，这些头盖骨似乎并不属于突厥—蒙古人。另一方面，它们很有可能属于印欧种的人们，他们居住在能够接触到斯基泰人、萨尔马提亚人和塞种人的地区。
①波里比阿，古希腊历史学家，代表作《罗马帝国的崛起》（The Histories or The Rise of The Roman Empire），记述了公元前264年至公元前146年间的三次布匿战争（古罗马与古迦太基两个国家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罗马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将地中海囊括进了罗马帝国的版图。5 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
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初期开始，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地区的金属加工中心成为一种新的活动场所。塔尔格伦认为，矩形石墓也出现在这一时期，恰好与被称为“青铜时代第三期”，也就是默哈特所说的“全青铜时代”（公元前500年—公元前300年或200年前后）同属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图案的典型特征是出现了大量的动物纹路，最具代表性的是那些斜卧着、直立着、回头张望的各种鹿的图案以及身体蜷曲的其他动物的图纹，塔尔格伦认为，它们源自俄罗斯南部地区。
正是在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00年，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了第一批青铜匕首和小刀，还产生了一种“杯形的大锅”（这里指的可能是古代用于盛放食物的“豆”），后来它一方面从米努辛斯克向被匈奴统治的鄂尔多斯地区传播，另一方面又向着民族大融合时期的匈牙利传播。米努辛斯克和塔格尔斯科耶生产一种刀身薄而形状稍微弯曲的小刀，刀柄末端有一个精致的鹿头，这种小刀普遍存在于整个蒙古以及匈奴统治下的鄂尔多斯地区。突厥石人
大约在公元前330年至公元前200年，米努辛斯克进入铁器时代，生产出了一种尖斧，这种尖斧部分是铁，部分是青铜，还有巨大的公墓群。除此之外，在米努辛斯克地区还发掘出了一些青铜饰牌，默哈特将它们所产生的年代确定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青铜饰牌上刻画着迎战的公牛，或正在战斗的马；饰牌上动物的耳朵、四蹄、尾巴、肌肉，以及它们身上的毛看起来都像“镂空的三叶草”。这种技法显然与俄罗斯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西部的萨尔马提亚艺术存在着关联，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种技法经由米努辛斯克传播到了匈奴人统治的鄂尔多斯地区，并影响了当地的匈奴艺术。巴泽雷克文化
米努辛斯克位于萨彦岭北面。由此再往西南方向，在大阿尔泰山北麓，位于鄂毕河与卡通河河源附近的巴泽雷克①，格里亚兹诺夫代表团于1929年发现了公元前100年或年代稍早一点的墓葬，墓葬中的马尸“戴着驯鹿面具”（顺便说一下，这一点似乎可以证明那一地区的居民早已用马替代了驯鹿）。这些马的面具，以及一些皮制、木制、金制的马具上都装饰着以程式化的动物为主题的图案，比如野山羊和牡鹿（即雄鹿）在全速奔跑、长着翅膀的“狮鹫”正在撕咬一只野山羊、黑豹猛扑向鹿和野山羊、猛禽向地面的鹿发起攻击、两只公鸡相互打斗等。这些主题没有复杂的装饰，却都与斯基泰的动物艺术，甚至是希腊—斯基泰的动物艺术所反映的现实主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这种工整、严谨的风格起到了非常好的装饰效果。
在巴泽雷克，还发现了奇怪的有胡须的面具，这些面具显然来源于希腊—罗马人，而且受到了在辛梅里安人所统治的博斯普鲁斯境内的希腊艺术的影响。类似的希腊—罗马面具大约出现在同一时期（也就是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的米努辛斯克文化群中，包括特里丰诺瓦②、巴捷尼（位于今天俄罗斯卡拉苏克河畔的村庄）、别亚（位于今天哈卡斯共和国境内）、卡里和兹纳缅卡（位于今天乌克兰境内）等地，也有类似的发现。阿尔泰文化群除了巴泽雷克，还包括大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的希伯、卡拉科尔（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以及奥罗丁墓群，它们与萨尔马提亚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希伯墓群中发现的文物，表现了同样的动物艺术，风格稍稍背离现实主义，又较为克制。在希伯发现了一件中国漆器，这件漆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6年至公元前48年，这一发现有利于确定希伯文化中心所处的时代。
公元1世纪，卡坦达墓葬中发现的文物是阿尔泰文化的典型代表，其中木雕上绘有熊与鹿争斗的场景，而鹿的角则表现为鸟头的模样。还有一些青铜片和织物的残片，上面装饰着程式化的动物图案，图案表现了狮鹫与鹿打斗的场面，这让人联想到在蒙古诺因乌拉发现的同时期的匈奴图案。在诺因乌拉出土了一块希腊织物，可以确定的是它来自辛梅里安人统治时期的博斯普鲁斯王国。与此相同的是，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特斯古墓中发现的文物，证明了直到大入侵时期来自同一地区的希腊—罗马的影响，尤具代表性的是受到黑海地区文化影响的耳环。
公元1世纪和2世纪中叶，继续在米努辛斯克地区盛行的动物图案，反映了一种过渡时期的文化，特普鲁科夫把它称为塔锡蒂克文化，在位于图巴河和叶尼塞河交汇处的下游、距离米努辛斯克以北37英里奥格拉克提的村庄所发现的包括一些精美的动物壁画的文化遗存，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表。依据一块东汉时期的中国丝绸确定了这种文化的年代。
不久之后，在阿尔泰山和米努辛斯克找到的那些与斯基泰—萨尔马提亚人有关的文化中心似乎消失无踪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发生了改变。直至公元7世纪初，米努辛斯克地区仍然在制作着青铜饰品，确定年代的依据是唐朝初期的中国钱币。但显然，在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停顿期内，这一地区曾被突厥部落占领，他们是吉尔吉斯人的祖先，公元5世纪的中国史学家们也曾提到过他们。根据特普鲁科夫的观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