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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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雄师：解放军举行华北现代化军事演习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中央决策
●邓小平一锤定音：“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4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
●邓小平掐掉烟头扬了一下手掌：“就按第一方案搞一次，节约一点儿。总参具体抓。”
●秦基伟说：“钱不够，我们体谅国家困难。我再说一遍，我们不仅不发演习财，还要把北京军区的家底子拿出来，砸锅卖铁，也要搞好演习。”
调整战略准备军演
1981年9月，在华北某地举行的实兵合成演习，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演习，是中央军委提出的新时期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细化和深化。“积极防御”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历程。
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已经初见成效，国际联合反霸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发展，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苏联继续在我北方边境陈兵，并大规模入侵阿富汗，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和我国安全。
有鉴于此，邓小平在1980年就强调指出：“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这是80年代我们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进而强调“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要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阿富汗事件……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
为了贯彻落实邓小平的指示，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战略委员会，由军委总参谋部协助战略委员会来筹划军事新的战略方针。
在此之前，我军既定的战略方针被概括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8个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高级干部思想得以解放，对“诱敌深入”提出异议。
特别是军事科学院的粟裕，专门向军委提出了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议。
早在1970年3月7日，粟裕就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
1970年春，周恩来要粟裕“去西北、华北边疆走走，一方面学习地方工作，一方面了解边防情况。”
粟裕遂于4月5日到5月23日，在大西北地区进行了近50天的考察。
这次考察全部行程近万公里，先后调查了甘肃、青海、宁夏、内蒙、河北5个省所属地区共50多个单位70多个基层点，包括驻军部队、边防哨所、国防工事、国防工厂、大中型工矿企业、农村大队等。
粟裕是一代名将，毛泽东讲要先打弱敌，粟裕偏偏喜欢先打强敌，并且屡打屡胜，屡建奇功，着实让协助毛泽东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周恩来赞叹不已，更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第一大将”。
北方的春天，冰雪未消，肩负着周恩来的重托，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乘吉普车启程。
北京212吉普车底盘高，越野能力强，小沟小坎一跳而过，河床山坡也敢闯行。
无边的寒意像国境线一样漫长而单调，但能回到自己毕生投身并血肉相连的戎马生涯中，粟裕的心情很是振奋。
看地形是粟裕的职业嗜好，坐吉普车看地形更是他的职业习惯，这和坐轿车完全不同，坐轿车只能看风景而不能看地形。
粟裕登上一处守备阵地的制高点，捧着地图与实地对照，一边听有关人员讲解一边思索，还不时地提出一些问题。
粟裕当时虽无职无权，脾气又好，但他威名震赫，目光犀利，陪同的部队领导也肃然起敬。
从制高点下来，陪同人员总算松了口气。不料粟裕又提出要到对面的制高点去看。
这是要从进攻者的角度观察我守备阵地，仅此一点，就给指战员上了一课。
粟裕战场指挥历来如此，尽可能多角度地把地形看活。看活了，地形就是兵力，就是武器，就是协同。
当粟裕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听他把情况和看法说完，就陷入了沉思之中。
这时，粟裕倒希望总理反驳自己，并摆出令人宽慰的分析来。
然而周恩来的表态一字一顿：“我同意你的观点。”
粟裕以一个老战士的耿耿忠心，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写出书面汇报交了上去，同时也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了出去。
当时好多同志提醒粟裕，该项边防建设是经毛泽东批准的。
粟裕说：
作为一个老兵，对国家安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看到问题不说，就是犯罪；不能因为主席批了就不如实反映情况，虽是主席批的，也要看报告情况时是怎样报告的。
粟裕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不过，毛泽东对这位小个子同乡的谏言颇为宽容。
后来，粟裕又陆续送上了他的关于加强歼击机部队建设、夺取未来战争局部制空权，以及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作战指导问题等一系列报告。
但这时，毛泽东正在运筹另一个问题。这时的毛泽东正以小球转动大球，通过“乒乓外交”打开了中美关系这道大门。事实上，这种国际关系格局的改变导致了某种均衡，使战争危险性对中国相对减弱了。
1979年1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粟裕走上军事学院的讲坛。
站在麦克风前，粟裕刚说了句“同志们”，便从高级系毕业班全体学员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掌声经久不息。
从这个讲坛发出的声音，中央军委听到了，全军都听到了，这是一次颇有见地的发言。
在这天，粟裕作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重要报告。
粟裕尽量缩小题目，但内容阐述却在作战方法之上，建构了在战争初期我军战略方针的清晰轮廓。
粟裕还顺便描绘了战争中、后期在纵深平原地带与敌重兵集团决战的情景，但他不提毛泽东作为战略方针核心的“诱敌深入”。
很明显，粟裕在发挥他个人对战略方针的构想：
敌人打进来是另一回事，我方绝不主动把敌人诱进来和放进来；在战争初期，就要用抗住敌人战略突袭的“三板斧”，形成初期的相持局面，以争取一定的时间。
在讲话结束之时，粟裕语重心长地加大了力度讲道：
毛泽东同志指导战争的基本原则仍然适合今天的客观情况，但是，也必须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有的原则，已经不适合今后战争实际的，应当敢于突破；至于限于历史条件，毛泽东同志没有提出的，没有讲过的，而在今后战争中又是必须解决和回答的问题，则要敢于创新，敢于发展。
我们这样做，不仅不是违背毛泽东军事思想，恰恰是真正坚持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的这个正确原则。
粟裕的惊人之语震动了军事学术界，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次讲课之后，各大军事单位的邀请排满了粟裕的日程，一传十，十传百，中央党校也找上门来，恳切要求粟裕为他们讲课。另外《解放军报》还将粟裕的报告作了选载。
粟裕在各大军事单位作的报告，激活了中国的军事学术研究气氛，更直接推进了军队领导人和首脑机构对战略方针的积极反思，也为一年后的“801会议”作了理论奠基。
总参领导在接到粟裕的报告后极为重视。杨得志、杨勇和张震都认为，战略方针确有调整的必要。张震更是倾向于去掉“诱敌深入”，只用“积极防御”。
为了进一步深化对军事战略方针的认识，也为即将召开的“801会议”提供更生动的现实依据，在军委、总部指导下，全军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
时任总参谋长的杨得志和时任副总参谋长的杨勇从敦煌开始，沿沙漠边缘、草地到承德，对我国北线地形进行了实地勘察。
他们一路听取了沿途各军的防御作战部署汇报，并对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作战指导思想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其核心思想，就是要实行“积极防御”，必要时主动出击入侵者。
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和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总参进一步加深了认识，逐步形成了以“积极防御”为作战思想的共识。
回到北京之后，他们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和请示，得到了充分肯定。
这些调查研究，最终促成了1981年的华北实兵军事演习，为提高我军的“合成”能力唱响了序曲。
军演大本营召开会议
1980年1月，在华北军事演习的大本营京西宾馆，出席全军高级战略问题研究班的高级将领们，掀起了军事理论的热议，对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更正。
会议决定保密代号为“801会议”。其主要议题就是我军在新时期的军事战略方针。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三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和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的主要领导同志，共100余人。
京西宾馆始建于1959年，苏式建筑风格，座落在北京西长安街，与中华世纪坛、中央电视台、军事博物馆隔路相望。
京西宾馆作为我国的党政军会议中心，在管理与保卫工作上与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同一级别，有着特别严格的保卫措施。特别是像召开“801会议”这样的重大事情，其保卫措施更是严格。
虽然事先对这些全军中高级军官打过招呼，但是当与会者从贴着个人姓名标签的房间步入会议室时，会议的议题还是令与会人员感到紧张和陌生。
会议的第一阶段，是学习、领会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分析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研究我军如何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为了加深理解，会议开始时，还邀请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黄华作了关于建立反对霸权主义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另外，由总部有关领导、总参等有关部门分别介绍了相关情况。
在会上，大家进行热烈地讨论。
当时，既定的中央军委军事战略方针是毛泽东亲自确立的，也就是“诱敌深入”。这一军事战略方针熏陶了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的全体学员，参加这次“801会议”的这些要员自然也不在其外。
为了好记，曾将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概括为“二十一字方针”。这种规范的提法，连刚入伍的新兵也能记熟，那就是：
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打人民战争，打歼灭战。
这一军事战略方针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其核心是“诱敌深入”，防御重点在“三北”，即华北、东北和西北。
当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基本考虑是：
未来战争初期，敌我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敌进攻我防御，敌主动我被动，如果排开一条线，分兵把口，处处设防，战线拉得过长，敌人到处可以突破，突破了就会处处告急。
只有大胆地、主动地、彻底地诱敌深入，把敌人放进来打，才有理有利，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使敌人拉长战线，兵力分散，后方空虚，背上包袱，便于我们审时度势，有把握地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和地点歼灭敌人。
为要诱敌深入，有计划有准备地把敌人放进来打，又不使敌人长驱直入，必须选择一些要点，依托预设阵地，坚决守住。在长期的反复争夺中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挫其锐气，为以后的歼灭战创造条件。
当时的设想，是在敌人最可能进攻的方向上按三线部署：
第一线边防部队主要起警戒和通风报信作用，敌人进来后则留在敌后打游击；
第二线组织守备部队坚守；
第三线用一定数量的野战部队坚守，非到万不得已，不能放弃。
按照“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当时中国曾动员大量人力物力，进行了防御工程的建设，形成了“全民皆兵”的空前热潮。
积22年武装斗争之经验和在10余年和平时期巩固国防实践所形成的这一军事战略方针，已然具有系统理论化和高度经典化的特点。
军事战略方针乃战略全局之重大决策，而军人更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所以，中国军人习惯于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而且从建国以来，人们对毛泽东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来是学习、领会和贯彻。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讨论甚至质疑还从来没有，也可以说，好多人连想都没有想过。
虽然统帅部认为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应该重新审视和加以修改是必要的，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原则及“诱敌深入”的军事战略方针，则是经过战争实践检验的，普遍认为是完美无缺和无可非议的。“801会议”的指导思想恰恰是在军事科学领域、特别是战略问题上解放思想，全面地科学地分析原军事战略方针的缺陷，并给予新的发展和完善。
具体说，“诱敌深入”这一提法将被调整。
无疑，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其实，京西宾馆的震动，比预料的大得多，单从严格的保密措施就能看得出来。“801会议”规定：
不准会客，控制外出。
其实，即使让会客、让外出，与会者也没有心思旁顾其他，早把心思用在这场从未有过的讨论、研究和学习之中了。
在会议室里、在宿舍里，激烈争论的各方引经据典，纵论战史，直争得不可开交。
上下级的概念模糊了，兄弟单位的面子不顾了，只要说得对，只要主义真。有的讨论组分成两个阵线，有的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条阵线。
一位将军后来开心地笑着回忆说：“那个争呀，就差武斗了。”
因讨论而误了开饭的事屡见不鲜，到了饭桌上也时不时冒出一番争论。所有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诱敌深入”上。
事实上，统一认识，最高层容易，而中高层就不那么简单了。
最高层的老帅老总们久经沙场，长期掌握全局，每次大的战局转换都伴随战略方针的改变和调整，他们因而培养了独立研究战略方针的水平和能力。毛泽东在世时，元帅们便就战略方针问题直言不讳。所以，与其说这次对军事战略方针的重新统一认识，倒不如说是一拍即合，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了。
但是，当最高层的认识成果提交给“801会议”上的中高级军官作进一步地讨论时，他们中的部分人不仅思想上准备不足，在实践和理论准备方面与最高层的差距也显露出来。
尽管“诱敌深入”让这些高级将领们难以舍弃，但在学习讨论中大家认识到，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化，未来战争的对象在变，武器装备和战争方式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况且，我们自己也在变：我们的疆域已不是过去武装割据的根据地，而是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摊子不再是坛坛罐罐，而是具有相当基础和实力的庞大经济体系；我们的政治经济依托的不再是偏远农村，而是以初步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工业为重心的大、中城市；我们军队作战的武器装备补充不再是靠从敌人于中缴获，而是凭借强大后方的有力供应。
战争一旦爆发，敌人使用强大兵力实施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突击，进攻的战略目标绝不会是边远荒凉之地。
我之战略要点，即敌之战略目标。诱也好，不诱也好，敌人总要设法楔入我们腹地，打击或夺占我们的政治经济中心，而我们的政治经济中心恰恰比较靠前。
敌重兵集团付出惨重代价，在战争初期就被诱进来，其后果不堪设想。
敌企图速战速决，放进来必然助长敌之气焰，敌迅速占领我战略要地，不利于我维系民族信心和士气。
轻易让敌方占领大城市，将极大地削弱和瘫痪我国战争资源和潜力，甚至使其为敌所用，使我陷入更大被动。我军退居平原腹地作战，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将更加明显，增大了战局迅速恶化的危险等等。
战争初期，则必须防止此种局面出现。
因此，主要的作战方式不是运动战，不是大踏步地前进和后退，不是战略上的诱敌深入，而是以阵地战为主，以坚守防御为主，不放过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和歼灭战。
坚守防御，主要是依托纵深配置的既设阵地，坚决抗击敌人战争初期的突击，以空间争取时间，完成战争初期的作战任务。
战争初期任务很多，总之是制止敌人长驱直入，争取到足够时间，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即全民动员，扩充部队，军队初期扩编，人口疏散，工厂搬迁，掩护我军主力战略展开。
作战中，不排除战役和战术的诱敌深入，而作为战略方针，则必须放弃诱敌深入。
在军事科学院，他们系统研究了毛泽东关于“诱敌深入”的原则，从立场、观点、方法上，比较了毛泽东几十年的数次论述，提交与会者参考。
经过学习，将军们不仅在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而且他们还注意到，毛泽东讲“诱敌深入”，在红军时期多一些，越往后就越少。同时，战役上占多数，战略上并不多，战略上的“诱敌深入”也多是在红军时期讲的。
在热烈讨论，认真学习的基础上，高级将领们转入第二阶段，即由各军兵种、总参有关部门讲课，一共讲了15课。
这对与会同志了解各军兵种的建设情况，树立合成军队的思想，研究解决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问题，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会议的第三阶段是总结提高。
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与会同志，并作了重要指示。
中央军委的军事战略方针的新表述，正有待在实践检验中深化与细化，一场大演习势在必行。
邓小平提出积极防御
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的座车准时到达京西宾馆。
按预定议程，邓小平将向参加“801会议”的全体人员发表重要讲话。
高级将领们一个个正襟危坐，表情肃然。
对这位贯穿于整个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从红军到解放军整个战争史、能在中国名将刘伯承、粟裕之上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建国后赫赫名列第一代领导核心之中的小个子，高级将领们的敬意各个有别，而畏惧之心则属共同。
早在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确定我军新的战略方针的必要性。
邓小平当时客观地分析了国际上战争与和平两种力量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战争的因素在增长，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世界大战再有5年或更多时间还是打不起来。他说：
世界大战短时间打不起来，中国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的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应该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健步走上讲台。
邓小平开宗明义：
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
在这阔大的会议厅里，顷刻间回荡着邓小平的有力发问。
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大讨论，在军界高层已经持续了半年。连同早前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有一年多了。时间不算长，但对于看准机遇，渴望尽快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共和国，对于时年76岁的邓小平，步伐还应当再快一些。
邓小平一锤定音：
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4个字。
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
在新的高度和广度上，邓小平阐述战略思维：
积极防御也包括我们出去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嘛！所以我们的战略问题不能太死，我们军队的好处就是活。
基于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战争年代我军长期坚持诱敌深入方针，而今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但是我们自己的整体情况发生了变化。
关于凭借劣势装备能否有效地实施“积极防御”方针，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
一旦有事，还是我们的老话，立足于自己。立足于自己就要有信心。人家是优势装备，我们是劣势装备，新式一点的好一点的装备，不可能搞得那么快，也没有那么多钱来搞。
所以，要是打仗还只能立足于我们现有的武器装备，立足于比现有武器装备好一点这个基础上。武器装备，比现在稍好一点是可能的，好得太多一下办不到，没有钱。对这一点，大家心中要有数。买先进的作战飞机，你能买几架？买几架就买穷了。我们有劣势装备对付现代化装备的传统，要相信有这个本领。
邓小平进一步论述：
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战争肯定是持久的，一定要搞持久战，中国有这个条件。中国的特点是不信邪，这次边境作战就表示了我们不信邪，老虎屁股可以摸一下。
当时世界上一片怕声，怕得要命，但我们表示不怕。我们中国有几个特点，一个不信邪，一个我们有持久战的传统。
从1927年算起，从井冈山算起嘛，当然不只是井冈山了，到解放战争结束是22年，加抗美援朝战争是25年。就拿抗日战争本身说也是8年，如果抗日战争加解放战争是11年多。所以我们有持久战的传统。还有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传统。
过去我们什么时候是以相等的装备战胜敌人？都是很劣势很劣势的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
现代化装备不是没有缺点的，两只脚当然跑不过摩托车，跑不过坦克，但是两只脚方便得很，只要有点小米就行了，坦克、飞机也要“粮食”，一旦卡断了，就不行了。
淮海战役时，黄维兵团是机械化装备，坦克也不少哇，最后断了补给，坦克当作工事，周围一圈都是坦克，根本不顶用。这个很多同志都是知道的。
所以我们有劣势装备战胜强大装备的传统。这一点要强调。我们总是要立足以弱胜强，以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以待久战消耗敌人。所以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
……
10月16日，叶剑英也作了重要讲话。
叶剑英说：
将来打起仗来，敌军可能从天上、地上、海上一齐来，前后方的区别就很小了。这将是一场空前的立体战、合同战、总体战，就是打常规战也与过去不一样了。
就地面作战来讲，主要是对付敌军集群坦克的连续突击，还要对付它的空降。就我们自己来说，许多方面与过去不同了，同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不一样了。特种兵多了，重装备多了。敌我双方的这些变化，必然给未来战争带来新的问题，新的特点。
……
经过讨论、比较和鉴别，中央军委积极防御的新战略方针得到解放军全体将领的一致拥护。下一步，就要将之付诸实施了。
邓小平确定演习方案
1981年3月10日上午，邓小平住处临街的院门准时敞开，挂着“辰5”字号车牌的两辆黑色高级轿车正好驶到，一先一后驶入院子。
车门打开后，当时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和副总参谋长张震从车上下来。
礼貌有素的工作人员迎住两位将军说：“首长在等。”说完便前行引路。
杨得志迅速瞥一眼院落，只见迎春花和桃花正含苞欲放，枝上凝着冬的冷峻和春的含蓄。
要是在别的地方，这位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老将军会当院高喊主人“我老杨来了。”但在邓小平处不行。别说大将、上将，即使十大元帅，能排在邓小平前面的，也仅止两三人。
谈话预定内容，是总参谋长杨得志向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汇报北京军区组织战役演习的方案与军委办公会议意见。
在这以前，张震副总长已于3月6日呈上请示信。邓小平这么快召见，看来拍板的时间已经到了。
想到拍板，杨得志不由忆起两年前武汉的事。
那时他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决定，杨得志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即刻飞赴前线，接手边境反击作战部署与指挥。
杨得志戎马生涯的前半生不去说了。这后半生，他的职务一步步南迁：继彭德怀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回国任济南军区司令员；1974年初，被毛泽东主席召到北京，唱过《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毛主席宣布八大司令员对调，杨得志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20多年，从冰天雪地的朝鲜，经黄河，经长江，一直迁任到亚热带山岳丛林的南国边睡，横贯了整个中国。在昆明军区完成作战任务之后，杨得志回京，从邓小平手里接过总长之职。
1980年底，杨得志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其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两年，军队也经历着艰难的工作重心转移。
新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决策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激扬军威，全面检验和提高军政素质，组织此次国外罕见、国内空前的、方面军规模的战役实兵大演习。
来到屋里，杨得志敬礼。
邓小平伸出手，杨得志握过，侧开身让给张震。接着，各自落座。
开门见山，话题直接进入演习事项。
杨得志很清楚，见邓小平其实很简单，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同你拉家常，约什么事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谈完就完。他征求你意见，你必须抓紧扼要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啰嗦一句，否则必碰钉子无疑。
杨得志说道：“我们简要地把演习的方案向您汇报一下。”
张震送上演习的方案图。
邓小平说：“这个图我看过了。”
这显然是说，整个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既如此，杨得志当即大幅度压缩汇报内容，只用几分钟时间，就预想的3个方案作简要说明，然后干脆利落地结束汇报：“到底怎么确定好，请邓主席指示。”
邓小平轻轻磕掉烟灰，调整了一下坐姿，思索的目光转向张震。
工作人员早为来客送上茶杯，又悄悄退下。在一傍，正有专人在记录。
张震上身微向前倾：“再就第一方案作些补充说明。”他表述得简洁清晰，因为杨得志均已说清，不必再补充了。
张震补充完毕，和杨得志静静望定军委主席，请他定夺。
邓小平一步到位：
由于演习，在政治上会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应，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在海上演习不同；海上演习可能引起人家猜想，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与海上演习就不一样了，苏军也搞嘛！苏军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政治上的反应。我们过去也搞过嘛！
杨得志、张震很专注地听着。
77岁高龄的邓小平说话缓慢，但很有力度，左手夹着烟，右手时而有个强调动作。思路惊人的敏锐，一句话一层意思，环环相扣。
谈完国外，邓小平把话题回到国内。
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有好处，我们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咱们好久没有搞了，只在旅大，辽东半岛叶帅主持搞了一次，我去看了，你们也去了吧？
杨得志不无遗憾地回答；“我们在战役系学习，都没有去。”
张震也响应地点点头说：“是很遗憾的，叶帅组织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气势磅礴，非常成功，后来只是从电影上看的，与现场感觉是不能比的。”“还有一个，”邓小平竖起一根指头：
搞这么一个演习也是给军队打打气。要搞合成军，天上地下该有吧！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搞一次。军委常委同志不是都同意吗？
杨得志说：“对方案没有不同意，只是感觉规模大，花钱多。”
说这话的时候，杨得志还在思索。
邓小平讲的是演习问题，但着眼点显然是从政治战略上考虑，给部队打打气，有鼓励作用。无疑这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
毛泽东讲话喜欢旁征博引，从侧面点拨。邓小平是单刀直入，一针见血。但共同特点都是深入浅出，大话小说，看似不经意地即席发挥，深意却潜在里面。邓小平方才的话，表面虽也没离开方案，但实际上已超出方案和军事范畴，是在从政治上为演习规定指导思想。
果然，话锋又翻出一层：
部队阅兵式、分列式也好久没有搞了。不能说阅兵式、分列式是形式主义，对部队作风培养都有教育意义。现在有的部队懒懒散散不像个样，我想适当的时间要搞一次阅兵。
阅兵对军队在人民的观瞻中有好处。现在人民不知道军队在干什么，经过阅兵式、分列式，把军队摆一摆给大家看，给人民看，这样更加强了军民关系，对加强军队训练也有作用。
杨得志默记：阅兵，观瞻，军民关系。
张震说：“去年搞了一次阅兵，空降兵走的最好，大家反映很好。”
邓小平说：“那次演习听说搞得不错，那次演习规模不大。”
张震说：“那次演习是一个师，也用了空军。演习的钱花了67万元，动用储备物资210万元，主要是油、弹药要钱。”
邓小平说：“就是用油多一些，现在我们油还不多，打的炮弹也多一些。”
邓小平掐掉烟头扬了一下手掌：“就按第一方案搞一次，节约一点儿。总参具体抓。”
张震说：“杨总长是领导小组组长，具体的请秦基伟同志搞。”
邓小平说：“看看部队这次搞得怎么样，这样的规模我们过去没有搞过，关键问题看这次的组织能力怎么样。”
张震说：“北京军区集训干部已搞过4次图上作业，已经有一定基础。”
邓小平说：
演习时各军区首长、各军兵种首长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总参要抓。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儿，要把部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用炮弹可以，就是油多花了一些，现在主要是生产不出来。
最后，邓小平说：“好吧！就这样。”
张震3月6日的请示信已平展在案头，邓小平提笔批示：
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
邓小平
3月10日
总参传达邓小平指示
1981年3月12日，在总参机关第一会议室，张震传达邓小平的批示和关于演习问题的指示。
杨得志讲话，表明对邓小平批示的态度，并宣布演习代号。
国防部长耿飚、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和各军兵种负责同志到会。
秦基伟对邓小平的决策和演习任务的最终赋予毫不意外，但觉责任沉重。
其实，对这一刻，秦基伟已经等了还长时间。
1980年初秋，秦基伟赴中原参观兄弟军区演习。演习在野战条件下进行，参观者住农村民房，接待工作不很严密，秦基伟的原话是“蚊子满把抓。”尽管情绪上打了些折扣，但成功的演习仍鼓舞了秦基伟。
归途路过保定，秦基伟就问军区作战部副部长侯希铎：“我们就不能搞个大些的演习？！”那语气，那表情，真可谓深切地企盼了。
1980年底，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达演习指示：
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
1981年1月14旧，副总长张震、总长助理韩怀智及总参军训部有关人员到北京军区，了解大体设想，共同研究有关问题。
2月5日，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秦基伟登门拜年，交上一份厚礼：演习方案设想。
2月25日上午，在总参第一会议室，军委及总参领导听取了北京军区的正式汇报。
在3月10日上午见邓小平之前，杨得志曾经再一次打电话给秦基伟，就演习方案作最后推敲。
在3月12日的会议上，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种领导同志也都热烈发言，说邓主席给了军队最大信任，最大支持，军队要创造出最好成绩。
还没演习，气先打足了。
财政部拨款的数字也让杨得志如释重负，虽明显不够，但已来之不易，这是国防费之外的特批专款啊！如果不是邓小平决心大，哪里能弄不来这么一笔钱。
有位老将军说：“搞演习花钱多，我们可要准备挨骂哟。”
花钱挨骂倒也罢了，不花钱也照样挨数落，这口气老将军们怎么也难咽下去。
将军们指的是“渤2事故”。
就在头一年，石油战线发生了一起事故：“渤海2号”海上石油钻井平台在大风浪中倾覆，多人伤亡，损失严重。
虽然这件事与军队毫无组织上与责任上的关系，但总结的一条重要教训却攀上了军队，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见诸报端。
报称，教训之一，就是某些领导者仍用战争年代军队指挥打仗的那一套指导经济建设。一句话，蛮干。
说者无恶意，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没很在意这句话。但是，听者有心，这句话确确实实严重伤害了中国军人的职业自尊，伤害了武装力量的形象。
一时间，军界涌起轩然大波：
怎么可以拿军队形象为这件事垫背？！军队指挥打仗的那一套就那么简单随意、一文不值吗？！共和国的一切，就是靠这一套打出来的！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毛泽东本人就是指挥艺术高超的战略家、军事家，他的军事思想和他以三大战役为巅峰的战争指导实践，在军事科学和战争史上都是醒目的得意之笔。
在军人看来，“渤2事故”恰恰就是违背了军队指挥打仗的科学统筹与严格组织，以及对天时、地利的详尽掌握和相应对策。
严格地说，战争指导与经济建设指导是科学的两条战线，两者相通是一种艺术，可以说是一种高层次的契合。军队若是就此事麻木不仁和毫无反应，那将比受到伤害本身更可怕千百倍。
因此，华北大演习任务下达后，军人的强烈决心和高昂士气中，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带有雪耻、争气的“哀兵”色彩。
不能责怨将军们火气大。军队的地位，就是国家的地位。古人云，兵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百战奇略·忘战》说得更清楚：
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乱。黄帝制五兵，以备不虞。是以古者春搜、夏苗、秋饵、冬狩，皆以农隙以讲武事。
国防部长耿飚对此的态度简单明了：“挨骂也要顶住。”
接受任务的秦基伟说：
钱不够，我们体谅国家困难。我再说一遍，我们不仅不发演习财，还要把北京军区的家底子拿出来，砸锅卖铁，也要搞好演习。
由此，总部、有关军兵种、北京军区的首长和机关，立即进入异常紧张严肃的工作状态。军事首长、作战、机要和通信部门工作量的繁重更是超乎寻常。
北京军区以及空军所属许多部队相继开始高标准大强度的训练。各级会议、文电突然激增，保密制度相当地严格。
随即，各部队停止休假，探亲、外出人员也都奉召火速返营。
有些跨战区调动的部队还控制了私人通信。多数部队的指战员经允许发了一封信，口径如队列般整齐划一。亲属被告知：“部队将执行任务，不要再向营房发信”。至于是什么任务，在什么地点，只字未露。
实际上，许多基层指挥员也的确难以对演习任务全貌做出描绘。
军人亲属们的心里怦然而动：南疆？北疆？还是其他边境？
北京军区的部分野战军、地面炮兵师、高射炮兵师、坦克师、工程兵部队、防化、伪装、电子对抗、通信、气象等专业技术分队，以及海空军有关部队，以铁路输送和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分批出动。万余辆军用汽车，数百列军列汇成浩浩铁流，昼夜兼程隆隆开进，辽阔的华北大地发出轻微震颤。
继之，空军飞行部队相继出动，歼击航空兵、轰炸航空兵、强击航空兵、直升机部队，通通实施远距离大机群转场。
空中、地面交织成立体开进图，其场面，其气势蔚为壮观。条条路线均指向京城以北阴山之中长城脚下军事重镇——张家口。
日本和苏联最先作了公开报道。各国很有名气和不怎么有名气的情报部门都大睁着眼睛看中国。
香港《争鸣》杂志披露所谓“军事演习内情”：
这次军事演习，最大的特点是调动了全国空军。参加演习的各种军用飞机不止一两千架。这些军机原来是分属各个军区，分布在各个基地。演习时中央军委一声令下，这些有演习任务的飞机就在同一时间到达张家口上空，在预先指定的不同层面上飞行。直升机在低空，运输机、轰炸机在中层，战斗机在高空。演习中各自编成队形，重叠交叉地掠过“演兵场”的上空，还有大规模的跳伞。
二、演前准备
●1981年3月18日，北京军区召开演习准备工作会议。司令员秦基伟、政委袁升平主抓。
●经过反复观察比较，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最后定下4个视野开阔的演习场和参观点，以及整个演习框架。
●“802会议”研究的重点，是战争初期方面军防御战役的组织与实施。
召开军演准备会议
1981年3月18日，北京军区召开华北军事实兵演习准备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成立了集训 和演习领导小组，总参谋长杨得志任组长，副组长是秦基伟和张震。
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袁升平主抓。
领导小组下设集训办公室，北京军区主管训练的副司令员马卫华担任办公室主任。
集训办公室下设秘书组、教材编写组、接待保障组、电影组等，导演部由北京军区参谋长周衣冰负责。
邓小平在“801会议”上对军事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要搞合成军的作战训练。于是会后，总参谋部立即提出，要在几个主要方向上分别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并倾向于首先在华北方面组织防御作战演习，具体地点定在张北地区。
这次华北军事大演习规模之大，在解放军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可能也是绝后的，因为之后再没有举行过这样的有11万军人参加的大规模的陆空联合军事演习。这此演习，实际上是邓小平出任军委主席之后提出的第一个重大的措施。
为了搞好这次演习，秦基伟在会上讲话讲到搞好演习的有利条件时，他特别强调了“有邓主席的重要指示，有中央军委和总部的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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