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谈武圣孙武与《孙子兵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任继愈

出版社：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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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谈武圣孙武与《孙子兵法》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继愈谈武圣孙武与《孙子兵法》／任继愈著．—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8.3

ISBN 978-7-5183-2367-8

Ⅰ．①任…　Ⅱ．①任…　Ⅲ．①兵法－中国－春秋时代②孙武－人物研究－文集③孙膑－人物研究－文集④《孙子兵法》－研究　Ⅳ．①E892.25②K82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12529号任继愈谈武圣孙武与《孙子兵法》任继愈／著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楼　100011）网　　址：www.petropub.com编辑部：（010）64523783图书营销中心：（010）64523633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北京晨旭印刷厂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880×1230毫米　开本：1/32　印张：7字　　数：150千字定　　价：36.00元（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图书营销中心负责调换）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辑一　孙武及《孙子兵法》[1]武圣孙武

文化发展的过程，标志着人类社会思维逐步前进的过程，它要通过某些领域的代表人物表现出来。这些代表人物曾经站在该时代人类认识的最前列，体现了当时人类思想的高度，把人类认识推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奠定了他们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

文化遗产之所以宝贵，受重视，因为它是前人用极高代价换来的。哲学遗产是人类克服大量错误认识，走过许多弯路取得的；医学遗产是积累众多临床实践，用无数患者的痛苦和生死代价换来的；军事科学遗产是总结无数实战经验（小者为战役的得失，大者为国家的兴亡）得来的，也可以说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孙武是春秋时期的天才军事家，善于总结古今实战经验的理论家。他活动在春秋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解体，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化的时期。以周天子为共主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解体，各诸侯国争相扩充势力，天子的号令不起作用。国际出现了以力量决胜负的兼并战争，战争的规模逐渐扩大，并且越演越烈。战胜者乘机扩充领土，战败者身死国灭，如何应付日益频繁的兼并战争，已成为各诸侯国的贵族们共同关心、无可回避的问题。各诸侯国，即使不谋求兼并他国，至少也要有能力防止被他国兼并。

商周以来，统治者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时期，鬼神主宰吉凶的信仰有所减弱，相信占卜决定国运的逐渐减少，祭祀的地位相对衰弱，相信武力决定国运的逐渐增加，战争的作用越来越被看重，已形成时代思潮。孔子一生重视教育，提倡文治，墨子宣传兼爱，反对战争，但孔、墨两家对于军事科学都予以相当关注，孔、墨两家都曾培养出能文能武的人才。由于儒、墨两家各有自己的哲学体系，重点不在战争，所以儒家、墨家没有发展出用兵作战的理论，这一任务由孙武完成。

西周灭亡，王室的礼器文献丧失殆尽，文化中心已不在东迁以后的周王都城。韩宣子、吴季札访问鲁国，都赞叹“周礼尽在鲁矣”，实际上的文化中心转移到广大齐鲁地区。管子、晏子、孔子、孙武、墨子、公输般，都涌现于齐鲁。孙子的传统，如果往上推寻，可以追溯到管仲学派。管子把农业生产组织和军事战争组织相结合，合耕战为一体。《孙子兵法》产生于齐鲁文化先进环境，虽然以兵书的面貌呈现于学术界，但它受过儒、墨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得到齐文化的滋养（孙武故乡在今广饶，为古齐地），因而视野开阔，立论深宏，开一代宗师规模，远远超出就军事言军事的兵家著作的专业范围。《孙子兵法》规模宏远，不同于一般的兵书，其思想方法已进入哲学领域。1961年，我们编写大学用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时，为《孙子兵法》一书设有专章，集中讨论该书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孙子兵法》开始引入大学哲学的课堂。书中指出，《孙子兵法》中的朴素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丰富内容不局限于战争这一社会现象，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也具有一般哲学意义。它自觉地运用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战争，是在哲学世界观指导下进行的。它是辩证法的发展、深化，涵摄范围比老子狭窄，但精密和明确程度则有所提高。老子认为柔弱胜刚强是无条件的，《孙子兵法》进一步指出：在没有转化的条件之前，弱还是弱，不是强；在没有转化的条件之下，弱不能胜强。因此，在战争中，要避免“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地形》），否则就会招致失败。《孙子兵法》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此外，发挥主动性、争取主动的思想也有胜过老子消极被动的地方，如“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虚实》）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才会“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军争》），变不利条件为有利。他避免了老子辩证法哲学看不到主观能动作用的缺点，得到比较深刻的结论。《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地形》）这不但是用兵作战的战理，体现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反映论的精神，也体现了从矛盾双方的特点去认识事物的辩证法思想。还要指出，古人的认识论，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所达到的高度不能不受朴素的自发的辩证法可能达到的高度的局限。《孙子兵法》看到战争与政治、经济有密切关系，但没有分清战争与经济是什么关系，比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样深刻的认识，《孙子兵法》是无法企及的。儒、墨两家都指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原则区别，正义的战争应当支持，不正义的战争应当反对。《孙子兵法》看不出有这样的认识。由于剥削阶级的局限，孔子、墨子都有愚民政策，如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墨子的“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孙子兵法》也有愚兵政策，如“置之死地而后生”，对兵士采取迫胁手段。他看到战争不宜旷日持久，主张速决，这与当时侵略、兼并的形势关系，他不能理解战役的速决和战略的持久的辩证关系，他只看到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看不到人民群众对战争的作用。这一点，比孙武稍后的孟子、荀子都有更深刻的见解。如孟子、荀子都提出过，正义的战争，得到人民的支持，以落后的武器装备可以战胜有先进装备的军队等有价值的理论。

正是因为《孙子兵法》没有深层次地认识战争，不能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才有战国时期受聘用的职业兵家专门为人带兵打仗。当代人不但用《孙子兵法》的一些原则指导用兵，还有用来指导商业竞争和企业管理，指导体育比赛也经常收到奇效。

我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孙子兵法》，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事。这一领域有待于进一步开发的问题还很多，大有发展的余地。

中国古代尊奉的有文武圣人。文圣人孔子，已有定论。武圣人有两位，一是蜀汉名将关羽，一是民族英雄岳飞。“圣人”是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一个人的最高品格评价。关、岳两人，各领风骚千百年。中国历代名将中，其业绩、品格和关羽、岳飞不相上下的还有不少，关羽、岳飞也都有各自的不是之处。从古代军事科学领域推出杰出代表人物，以品格、理论造诣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而论，数千年来唯孙武一人而已。武圣人的称号，只有孙武当之无愧。[1] 据《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原载《孙子学刊》1992年第1期。[1]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

在中国古代春秋末期（约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孙武。相传孙武是《孙子兵法》的作者。他生长在齐国（今山东省）。他活动的时代，大致和孔子同时，年龄比孔子小。他在齐国时已经是一位有学识的军事学家，并开始著作兵书。后来他跑到南方的吴国（今江苏省南部地区）做了将军。《史记》上记载，他曾和吴国大将伍子胥一同攻打楚国，一连攻下了楚国的许多城池，最后把楚国的首都——郢（在今湖北省江陵境内）也攻下了，把楚昭王赶出了楚国。吴国和楚国比起来，吴是小国，楚是大国，但是在吴楚战争中，吴军转战数千里，攻城陷阵，势如破竹。吴国击败楚国这一重大事件，使得北方的大国像齐国和晋国（今山西省）也为之震惊，南方的越国（今浙江省）也被吴国的军威所慑服。史书记载中曾说，这是由于“伍子胥、孙武之谋”，吴国才能够“两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

孙武在中国，以及在世界军事史上，之所以有不朽的地位，并不在于他有战功，更重要的在于他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思想家。他的军事思想都保存在《孙子兵法》这部经典著作中。《孙子兵法》被后人尊为“兵经”，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成系统的军事学著作。这部不朽的著作曾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上发挥着影响。法国名将拿破仑带兵打仗就经常带一部《孙子兵法》在身边。从《孙子兵法》影响的广泛，也可以想见它的价值。这部书是根据古代的战争总结出来的战争基本原理。也有人认为这部书所谈到的战争规模很大，常说“带甲十万”，也谈到有关用骑兵作战的地方，因而断定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据近来历史家的研究，认为《孙子兵法》这部书可能导源于孙武，完成于战国时期的孙膑（孙膑是孙武的后代子孙）。中国古书（包括一切学派的著作）都不是由一个人亲手执笔写成的，是由各家学说的信奉者不断地补充、发展，经过若干年才写成定本的。《孙子兵法》中包括战国时期的情况，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先秦古书《老子》《墨子》《易经》和其他著作差不多都有这样的情况。《孙子兵法》的价值在哪里呢？现在可以分作以下几点来谈谈：

1．《孙子兵法》提出了颠扑不破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谋攻》）。这就是说，首先要摸清楚敌我双方的情况，不盲目打仗。《孙子兵法》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这条原理。在《地形》篇中说，作战时只知道我方的优势而不知道敌方的优势，打起仗来只有一半胜利的希望（“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只知道敌人的弱点而不知道我方的弱点，打起仗来也只有一半胜利的希望（“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道了敌人的弱点，又知道我方的优势，如果不知道地形对我方不利，打起仗来也只有一半胜利的希望（“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只有“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地形》）。

作战之前要先了解敌我双方的全面情况，这是任何时代都要遵守的战争原理，谁要违反了这一原理，必然遭到失败，这是历史上无数次战争的实践所证明了的。其实不仅作战要先了解情况，做其他工作又何尝不要先了解情况？所以毛泽东同志对《孙子兵法》中这条原理给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2．《孙子兵法》提出了在战术上以多量兵力集中打击敌人的少量兵力的原理。《孙子兵法》的《虚实》篇中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意思是说，我集中兵力为一，敌分散兵力为十，我仍可以用十个打它一个。这就是我多敌少。怎样造成这样以多胜少的局面呢？他又说：“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大意是说，我方要善于隐蔽自己的作战意图，敌人不知道我方从哪里进攻，必然处处防守。处处防守，就必然分散兵力。兵力一分散，我就可以以多打少。

在我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中，接受并大大地发展了这一宝贵的遗产，在革命战争中用它消灭了不少敌人。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3．《孙子兵法》提出了为战争的胜利准备条件，并争取主动的原则。《孙子兵法》中说，打胜仗的军队总是先准备好了一切胜利的条件然后求战；相反地，打败仗的军队总是不知道准备好胜利的条件，先打仗再求胜。它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孙子兵法》中经常提到“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正是由于准备充分，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要处处争取主动，要指挥敌人，不要被敌人指挥：“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能够做到这样，我方无论进攻或防守就都有把握。

4．《孙子兵法》虽然是一部杰出的军事学著作，可是它没有陷于单纯军事观点，没有主张战争万能论。它能够从比战争更广泛的范围来估量战争。它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

孙子指出最好不要用战争而取得胜利：“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因此孙子虽然没有认识到战争和政治的关系，但是已初步接触这一问题的实质。《孙子兵法》说最好的策略是粉碎敌人向我发动战争的企图（“上兵伐谋”）；其次的策略是利用国家之间的矛盾，孤立敌人，使他不敢发动战争（“其次伐交”）；第三的策略才是用兵作战（“其次伐兵”）；最下的策略是攻城（“其下攻城”）。《孙子兵法》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些不好的东西。

毫无疑问，现代战争与古代战争是迥乎不同了，孙子的许多原理是大大过时了，其治兵的方法更是过时了。但是，这位伟大的古代军事家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极其宝贵的，是有很大研究价值的，我们必须批判地加以接受。[1] 原载《八一杂志》，1956年第108期。[1]《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法因素一　《孙子兵法》在哲学史中的地位

相传《孙子兵法》是春秋时代齐人孙武的著作。据近人研究，这部书可能导源于公元前5世纪末的孙武而完成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孙膑。春秋战国时代各种学派的著作都不是由一个人执笔写成的，而[2]是由各家学说的信奉者不断地补充、发展，经过若干年才写成书的。《孙子兵法》一向被认为是极有价值的兵书，被人尊为“兵经”，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兵书。书中所讲到的只是依据古代战争的条件总结出来的战争基本原理，而并不是专门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来观察整个世界。它不像老子那样提出一般的思维规律和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但《孙子兵法》所讲的不是关于战争的制度、措施，它提出了如何认识战争发展的规律并如何运用这些规律来控制战争发展的方向。它讲的是战略思想和原则，所以也具有哲学的意义。

战争这一门科学的特点规定了它不同于古代一般自然科学，当时的自然科学仅仅停留在对自然界的观察、记录、分析、计算这些方面（如生物学、农业科学、天文学等）。战争这一科学又不同于古代一般的社会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政治思想理论都由于受剥削阶级的局限，因而不能正确反映客观事实，更不能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孙子兵法》所讲的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社会现象——战争的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假定《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孙武，那么，孙武的伟大成就主要并不在于他是一个成功的军事家，而在于他是一个军事思想家。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继续，当然也是阶级矛盾斗争的表现（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并且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着），战争是社会现象之一。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战争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3]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它就有被认识的可能。战争中使人不能忽略双方矛盾斗争的实质和作用。战争的胜败，小则决定个人的生死，大则关系国家的存亡，因此，它迫使人们不得不虚心地认识矛盾斗争的实际发展。矛盾对立的现象和矛盾对立的法则必然突出地通过战争而显现出来。并且，战争是敌对双方力量的对比，除了双方的物质条件以外，双方人为的主观能动性也起着极大的决定作用。在具体战争中，胜败之机，决于顷刻，事实上不允许用主观想象办事，也不允许从客观长期细心研究，何况双方情况随时都在变化。世界上一切现象都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变化着，都不能离开这一总的规律。而战争所表现的矛盾斗争的发展变化就更为鲜明。《孙子兵法》中固然没有把辩证法作为一般的哲学方法提出来，却运用了辩证法的一些基本原则来认识战争，并运用这些原则来驾驭战争，把战争引向胜利。所以《孙子兵法》中反复申述这些原则不能违反。实践证明，古今用兵者凡是违反了《孙子兵法》中的这些原则的，往往要在战争中遭到失败。

古代的辩证法只是科学辩证法的萌芽，都带有比较原始的形态。比如中国的老子以及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都是根据当时不很完备的科学知识，基本上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貌来认识世界的。古代的辩证法只是大体上概括了事物发展的总原则，都带有自发性，而不是在严格的科学知识基础上产生的。《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法也是建立在古代一定的科学基础上，带有原始的自发性的特点。

对《孙子兵法》正如对老子及赫拉克利特一样，我们不能有过高的要求。因为辩证法不是某一个天才人物偶然发现的，乃是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合乎规律产生的。《孙子兵法》虽然只是在军事范围内，卓越地提出了矛盾对立、转化等基本原则，但这些原则又是与唯物主义的观点相结合的。所有这些成就都值得我们今天十分珍视。

日丹诺夫在“关于西方哲学史的发言”中曾说过：“既然有马克思辩证法的存在，在哲学史中应当包括辩证法产生的历史，表明辩证法产生的条件是什么。”研究中国哲学史也不能例外，首先要推翻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所维护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正统”。我们要发扬中国哲学史中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优良传统，要发掘那些长期被埋没了的宝藏。因此，我们不能把眼光仅仅停留在孔、墨、老、庄的旧范围以内。《孙子兵法》就是被旧哲学史家所摒斥的极有价值的思想学说之一。《孙子兵法》毕竟是通过古代战争理论来体现辩证法原则的著作。作者不懂得军事学，不能结合军事实际深入研究，只能作为一般的哲学思想方法加以简单阐述，当然所理解的一定不会深刻，甚至难免错误，希望能得到指正。二　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孙子兵法》中提出取得胜利要有五个条件：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计》）

五个条件中首先是人民与统治者的看法一致（道），其次谈到时间（天）、地点（地）、指挥官（将）及军队组织（法）等条件。同时，《孙子兵法》中指出要解决敌我双方对立的矛盾（战胜即是矛盾的解决），必须避免主观和片面的错误认识，而是要从比较全面的观点来认识矛盾的双方面。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

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

从全面看问题，必须考虑矛盾双方的具体情况以及其他条件，如国际的关系、地理的条件、交通条件等。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

不能行军；不用向导者，不能得地利。（《军争》）

仅仅知道矛盾的一方面，而不知道矛盾的另一方面，就没有必胜的把握。因为战争只能服从矛盾对立的规律，而不能用主观片面的臆测来认识：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

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

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

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地知天，胜乃可全。（《地形》）

又说：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

可解也。（《九变》）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

篇）

就战争来说，固然要知彼知己，才能够百战不殆，作为一般的思想方法来说，也还是“科学的真理”。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及《论持久战》中，对于《孙子兵法》中这条原则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由于能从矛盾的双方考虑问题，并且从矛盾双方有关的各方面考虑问题，才能够掌握矛盾发展的方向。所以《孙子兵法》能比较全面地评价战争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它能从比战争更高的观点来认识战争，而不陷于纯军事观点。它不迷信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中略）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

者也。（《谋攻》）

因此，《孙子兵法》中说，最好的策略是粉碎敌人向我发动战争的企图（上兵伐谋）；其次的策略是利用国际矛盾，孤立敌人，使敌人不敢发动战争（其次伐交）；再次的策略才是用兵作战（其次伐兵）；最下策才是攻城（下政攻城）。所以说：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

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

法也。（《谋攻》）三　强与弱的互相转变

毛泽东同志的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一卓越的战略指导原则，不仅是游击战的原则，也是一般战争的指导原则。这正是辩证法中从量到质的互相转变的根本原则的具体运用。正是用量的变化以达到质的变化的手段。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不但在游击战争中以多击少是我们的战役和战斗的方针，“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4]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孙子兵法》一再提出如何利用双方兵力数量对比的关系以控制战争发展的方向。并提出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如何利用量的对比关系创造对于自己有利的战争形势。《孙子兵法》中提出利用数量的优势，争取主动，以达到以众击寡获得胜利的原则：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

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共（按：共即对付）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能则战之，

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

可见由量的变化在矛盾对立的双方必然引起质的变化，《孙子兵法》对此是有相当认识的。常能保持“以众击寡”，自然也容易“每战必胜”。四　为战争形势的转化创造条件

战争也像其他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一样，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处在不断地变化的状态中。而这种不断地变化也有其规律，就是向着它的相反的方面转化。自然界固然是：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

实》）

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战争也不能例外：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

矛盾对立转化的法则是自然界的一般法则，也是社会现象的法则。但一切转化都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之下进行着。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于“知道”这个转化的道理，更主要的是《孙子兵法》中提出了为矛盾对立的转化创造条件。只就战争范围来说，就是为战争的胜利创造条件。《孙子兵法》在战略思想中的伟大贡献并不在于指出战争的胜败有一定的规律，而在于它进一步指出如何根据这一矛盾对立的规律来创造条件，把战争引向胜利，把矛盾对立的旧形势改造得对于自己有利。

因此，《孙子兵法》不把战争的胜败（即矛盾对立的转化）看作战争直接行动的结果，相反地，它把战争的胜败看成矛盾双方的许多条件的对比的结果。矛盾的转化，乃是由主观及客观条件所决定，所以《孙子兵法》并不强调战争行动，而强调促成战争胜利的条件：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

胜在敢。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形》）

又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

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

为胜利、为解决矛盾对立的形势创造条件，必须根据矛盾对立的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的作用，有利条件不是等待来的，而是主动争取得来的：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中略）。攻而必取者，攻其所

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虚实》）五　根据具体条件发挥原则性与灵活性

普遍原则必须与具体情况相结合。以上所讲的这些辩证法的基本观念，在《孙子兵法》中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如何通过实际行动来认识这些原则，如何利用这些原则，也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孙子兵法》中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就是：根据具体情况，掌握中心环节。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

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

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

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势》）

奇正的变化固然“不可胜穷”，但却有一定的原则：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

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

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

但是原则不等于死的公式，必须看具体情形，在纷乱复杂的矛盾现象中及时掌握住中心环节，而不应把一切矛盾现象平列同等看待。所以在战争中，必要时：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

有所不受（《九变》）。六　结语

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爱好和平的，并且有爱好和平、保卫自由的光荣传统。今天，争取世界持久和平已经成为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要求。但是，爱和平并不就是反对一切的战争。我们反对一切阻碍历史进步的掠夺性的非正义的战争，而不反对保卫和平的正义的战争。《孙子兵法》，在中国历史上曾对于促成全国的统一，在抵抗外族或驱逐外族侵略时都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本文目的，乃在于从《孙子兵法》中发现它的辩证法的因素，并不涉及战争的本质。《矛盾论》曾指出：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不论人们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客观世界（自然和社会）总是按照对立统一的法则发展着的。作为思维的方法来看，必须是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运用对立统一的法则的思想方法，才是辩证法。《孙子兵法》也如同其他一些古代的自发的辩证法和唯物论一样，它认识的深度是不够的，因为它的科学基础不够。由以上所列举的证据和说明，不难看出《孙子兵法》的价值并不限于战争的原则这一方面，因为在不同的程度上，它确实反映了一些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些原则是萌芽状态的，是素朴的。

因此，作者主张在中国哲学史中应当给《孙子兵法》以一定的地位。这些不成熟的意见，是否妥当，还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1] 原载《光明日报》1954年4月21日。[2] 根据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两书俱在。可以断定《孙子兵法》为孙武的书。[3]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58页。[4]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54页。[1]认识论的起点——《孙子兵法》序

泰山瑰巍，东海苍茫，海岳钟秀，厥育圣哲。鲁有文圣孔丘，齐有武圣孙武，滕有科圣墨翟。三圣炳耀，相映呈辉。孔墨之言，广被天下；孙子兵法，历久弥新。近世以来，举凡企业筹谋，都市建设，博弈竞技，国际折冲，每借鉴于《孙子兵法》，其影响已超出战争范围。此书言简意深，体大思精，撮其旨要，要归“知己知彼”四字。世之决策者，三复斯言，其庶几乎。[1] 曾收入《皓首学术随笔》。《孙子兵法》和战国时期的农业及朴素[1]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新兴地主阶级的政策是奖励耕战，打破奴隶制的世官世禄，开拓领土，发展农业生产。《孙子兵法》是春秋到战国中期长期作战经验的总结。农业辩证法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长期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它们都是适应新兴地主阶级要求的产物。一　《孙子兵法》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孙子兵法》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兵书。相传是春秋末期与孔子大致同时的孙武所作，吴王阖闾曾读过他的兵法十三篇。另外还有一个孙膑是战国齐威王时的人，大致与孟子同时，也著有兵法。《孙子兵法》所讲的战争规模比较大，还讲到用骑兵作战，很像战国的战争情况。先秦诸子的著作往往都不出于一人之手，而是一家一派学说的汇编。我们认为现存的《孙子兵法》源于孙武，完成于孙膑，是从春秋到战国中期长期作战经验的总结。

春秋到战国中期，随着兼并战争不断扩大，各国之间战争时出动的兵力，从数万到数十万之多，战争规模日益扩大。适应这种新情况，作战的战略战术的要求日益提高，战争经验的总结也日益丰富。有了大规模的野战、进攻、防御、奇袭、伏击、侦察的战术。军事辩证法正是当时长期战争的产物。

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扩大领土，必然要总结战争经验，寻找战争的规律，当时也具备了总结经验的条件。《孙子兵法》中，申明赏罚，“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计》）。“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地形》），体现出新兴地主阶级奖励耕战的精神。对于战争与政治、经济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体现新兴地主阶级对于战争的作用的认识比过去更深刻。《孙子兵法》揭示出战争中一些重要的规律，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孙子兵法》对于战争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表现在它从政治、军事、天时、地利等客观的具体情况去考虑战争的胜负，而不是靠天命迷信，或从主观的臆测出发。如它提出必须根据敌我双方的兵力来决定进攻退却的战略部署：“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谋攻》）。这就是说有十倍优势的兵力就包围敌人，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就进攻，多于敌人一倍就要分散敌人，双方兵力相等就要想法战胜它，要是敌众我寡，那就要退却，避免硬拼。

战争的胜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对比外，还决定于主观指挥的正确与否。指挥正确的关键在于了解敌情，决定对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2]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孙子兵法》中反复申述战争忌带主观性、片面性，不仅要了解矛盾着的敌我双方，还要了解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只有各种条件都了解清楚，胜利才有完全的把握。《孙子兵法》根据长期作战的经验，能够从某些现象去观察敌人的真实意图，如：敌人距我很近而又镇静的，表明他有险可守；敌人半进半退的，表明在引诱我军。《孙子兵法》说，敌人派来的使者说话很谦卑，而敌人又在加紧备战的，是要准备发动进攻；没有任何条件就来求和的，表明敌人有阴谋。

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孙子兵法》提出了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孙子兵法》认为战争会给封建统治者带来好处。“掠乡分众，廓地分利。”（《军争》）它认为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看到可能有不利的一面。“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这是说，看不到用兵的危害性，也就看不到用兵的利益。“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这是说考虑问题，总应考虑到利害两方面，注意到利的方面，就可以增强胜利的信心；注意到不利方面，才可以避免损失。《孙子兵法》虽是专门讲军事战略的书，但是它注意到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等的辩证关系。《孙子兵法》看到战争是取得政治胜利的手段，军事力量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如果能用政治、外交等手段达到胜利的目的，就不一定发动战争。这样既避免了战争的损失，又可以收到战争之利。因此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伐谋”就是打破敌人发动战争的计划；“伐交”是使用外交手段孤立敌人，使其不能发动战争；只有出于不得已才进行攻城。所以善用兵的不在于“屈人之兵”“拔人之城”“毁人之国”，而在于“兵不顿而利可全”（《谋攻》）。《孙子兵法》不但初步认识到战争与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它对于战争中的一些矛盾更有深刻的认识。它提出一系列矛盾对立的范畴，主客、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劳佚（逸）、治乱、虚实等，而且指出这些矛盾着的对立面不仅互为依存，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如“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势》）。这里一方面暴露了新兴地主阶级对待劳动人民的残酷本质，他们把人民当作工具使用，故意把士兵陷于绝境（置之死地），士兵为了自救，只好努力作战；另一方面《孙子兵法》也认为即使陷入险境，只要指挥得当，也可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战争的目的在于打败敌人，取得政治、经济的利益。要达到这一目的，除了敌我双方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还在于正确的指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虚实》），就是说胜利可以造成，敌人虽多，可以使它失去战斗力。通过主观的努力，尽量发挥自己的优点，克服自己的缺点，同时也要尽量利用敌人的弱点，甚至要使敌人的优点转化为弱点而加以利用。如“必死，可杀也；必生，可擒也；忿速，可侮也”（《九变》）。这是利用敌军统帅的弱点取得胜利。敌人的统帅“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九变》），是说把敌人的优点转化为弱点，从而取胜。《孙子兵法》还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军争》），毛泽东同[3]志说：“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敌我力量强弱、多少的对比，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转化的。关键在于使我方处于优势、主动的地位，使敌方处于劣势、被动的地位。“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就是把敌人的优势转为劣势。“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这是说，尽管敌众我寡，把我的兵力集中到一点，在这一点上我则由少变多，由弱变强；把敌人的兵力分散到十处，敌人则由多变少，由强变弱。这样就造成我众而敌寡的优势，在战斗中要避免“以少合众，以弱击强”（《地形》）。战争和其他事物一样，无时不在推移变化中，《孙子兵法》认为“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虚实》），又说：“能因敌变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这是说根据敌情的变化而取胜，就是用兵如神。《孙子兵法》还提出在战争中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意义，要争取主动，要调动敌人（“致人”）而不被敌所调动（“致于人”）。还讲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虚实》），就是使敌人把握不住我方的情况，无法对我方进行有效的进攻或防守。这样就能使敌人听从我方的调动（“能为敌之司命”）。《孙子兵法》认为争取主动，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才会“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军争》），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最后还得指出，在先秦诸子中《孙子兵法》和《老子》都有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但两家的辩证法却根本不同。第一，《孙子兵法》中的辩证法是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相结合的，是战斗的、进取的。《老子》的辩证法则完全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主张消极无为、保守倒退的。第二，《孙子兵法》的军事辩证法认为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如利用敌方的弱点和错误各种条件，可以使敌军由众变寡、由强变弱、由优势转为劣势，从而取得胜利。《老子》的辩证法则把对立面的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从而否定人的能动作用，终于走向取消矛盾斗争。第三，《孙子兵法》的辩证法与朴素的唯物主义相结合，《老子》的辩证法则同唯心主义相结合。其根本原因在于《孙子兵法》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是当时上升的阶级，是积极进取的；《老子》代表的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其哲学也是消极倒退的。《孙子兵法》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仍然是原始的、朴素的。它虽然看到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但还不可能认识战争同政治、经济究竟是什么关系。它只提出了战争的一般规律，而不可能从阶级观点分析战争的实质，没有区别进步的正义战争和反动的非正义战争。它虽然讲了许多关于战略、战术的规律，但它不能认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过分强调了将帅的决定作用，宣扬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这些都是它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孙子兵法》总结的许多关于战斗、攻城的具体经验今天早已过时了，但是《孙子兵法》中讲的某些辩证法思想在认识论上具有普遍的哲学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已，百战不殆’，[4]仍是科学的真理。”二　战国时期的农业辩证法

战国时期，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管子》中的《地员》，以及《尚书·禹贡》里关于土壤和各地的农产品的记载都是春秋战国以来农业生产总结的重要资料。《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等四篇相传为“后稷书”，是农家的著作。“后稷书”早已不存在，后稷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著作，但这几篇最有系统的农学著作绝不是躲在书斋里冥思苦想能写得出来的。《吕氏春秋》成书虽在战国末年，但这些经验却是春秋战国时代劳动人民长期农业生产斗争的成果。它包含着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战国时期，作为新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地主阶级，认识到发展生产的重要性，他们提出“上农”的理论，主张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末的“崇本抑末”的政策。《吕氏春秋》在《上农》篇中提出重农的理论和政策，与商鞅、吴起、韩非的重农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它提出两条基本理由，说明农业的重要性。

首先是经济原因。地主阶级靠农民生产粮食来养活。按当时的生产力，“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即是说头等劳动力的农民，养活九人，下等劳动力的农民要养活五人。这个标准只许超过，不能减少。这说明战国时期农业生产力比过去有较大的提高，在劳动人民身上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和剩余的产品可供剥削。

其次是政治原因。《上农》篇认为农民有一部分私有的生产工具，领到封建地主的小块土地，建立了小私有经济，就不便于迁移流动，长期固定在小块土地上，便于统治。如果不务农（“舍本”），从事其他活动（“事末”），像经商之类，没有那么多的农具和不动产业，这种人容易迁移流动。一旦国家有事（发生战争等），他们光想逃走，不想死守（“有远志，无居心”）。它还认为非农业人口多了，不好管理。

地主阶级号称“重农”，千方百计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关心的只是是否便于地主阶级在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统治。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积累了经验，给农业辩证法提供了素材。《吕氏春秋》等书总结并记录了这些经验，提出了一些增产措施，目的在于地主阶级增加剥削，而不是为了改善农民的生活。

地主阶级为了提高生产，增加剥削，必须强迫农民疾耕力作，《上农》篇说：“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说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是强制性的，农民耕种封建主的土地，没有人身的自由，一直到被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汗才算罢休。

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是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从事生产实践的结果，农业生产中的辩证法，就是对当时生产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吕氏春秋》的《任地》《辨土》《审时》三篇里提出了天时、土壤、水、肥、田间管理等许多耕作措施，并从它们辩证关系中揭示出耕作的方法。《吕氏春秋》《审时》篇说：“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是说种庄稼要靠天时、地利等自然条件，更重要的要靠人的主观努力，所以把人的努力摆在第一位。《吕氏春秋》《任地》篇注意到土地的力（硬）柔、息劳、肥瘠、燥湿等矛盾，这些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土地的利用就是通过劳动来改变土地的性质，使它适于耕作。“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这是说坚硬的土地要使它松软；松软的土地更使它坚硬；休耕过的土地要安排种植；连作过的土地要安排休耕；瘠薄的土地要增加肥力；施肥过多的，也要适当控制，以防植物疯长而减产；土地过湿容易变得板结硬实，对作物不利，要进行松土；但土地过松，使禾苗不能坚定，容易倒伏，因此，必须调剂墒情，不使过湿过燥。这些措施涉及土质的改良，轮作制度，施肥、保墒的原则。

除了掌握耕作的方法，还要掌握耕作的时机，因为季节不等人，自然变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说“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任地》）。因此在种植时不宜先时，即“时未至而逆之”（《任地》）；也不能错过了农时，即“时既往而慕之”（《任地》）。这样都不利农作物的生长，影响收成。《审时》篇提出种庄稼应当不迟不早，恰到好处，“得时”。“得时”的庄稼既有抗灾的能力，产量高，颗粒饱满，营养丰富，味道也可口（见《审时》）。

我国古代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和“天”（自然）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中就已较系统地形成了反映我国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季节、气候和农业生产活动关系的二十四节气的季节规律，根据这些气候季节规律来耕种收获。这些经验的总结（二十四节气），长期以来，对于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耕作不仅要按照气候、季节规律因地制宜，而且要根据土壤的结构和墒情采取相应措施。如先耕黏性较大的“垆土”，以免水分散失后变得坚硬，耕不动它，然后耕松散的“靹土”（《辨土》）。由于不同地块湿度不同，对于高处的田要保墒，低处的田要排水，所谓“上田被其处，下田尽其污”（《辨土》）。高地干燥，底墒不足不宜播种在垄上，要播种在沟里；低地土壤蓄水过多，不能种在沟里，要种在垄上。这叫“上田弃亩（垄），下田弃甽”（《任地》）。

要注意田间的管理，防止“三盗”。所谓“三盗”是地窃、苗窃、草窃。“地窃”指土地缺乏修整，使禾苗无法发育；“苗窃”指播种粗放，行垄不分，禾苗杂乱影响生长；“草窃”指不及时锄草，使草苗并生，妨害庄稼生长。要使作物生长得好，必须除此“三盗”，“故去此三盗者，而后粟可多也”（《辨土》）。对幼苗的管理，也提出了间苗、留苗的一些原则，要注意疏密合理，“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为族，乃多粟。”（《辨土》）这是说，苗在幼小时不能太密，应适当间苗，长大后经过分蘖，不宜再间苗，以免伤害苗的生长，影响收成。间苗要去掉弱苗，保留壮苗，这种去弱留强的原则，称作“长其兄而去其弟”（《辨土》）。《吕氏春秋》中的农业辩证法，总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农业实践经验，反映了战国时代农业生长的科学水平。它提出耕种要照顾到人力、地利、天时，强调了田间管理精耕细作的重要性，注意到气候、土壤、保墒、施肥、耕耘等一系列的辩证关系，并且从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察觉到这些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这不但具有指导古代农业生产的价值，也提供了一般的朴素辩证思想方法。[1] 本文系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简编》的第二章第六节。《中国哲学史简编》系多人合撰，主要由任继愈提出编写框架、思想脉络，大家充分讨论、分头撰写后，再由任继愈修改、定稿。为充分展现任继愈先生的学术观点与主张，此次编入本集。[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66页。[3]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49年版，第192—193页。[4]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470页。辑二　孙膑及《孙膑兵法》[1]《孙膑兵法》的哲学思想一

山东临沂出土竹简，在大批兵书中有《六韬》《尉缭子》《孙武[2]兵法》《孙膑兵法》。其中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是《孙膑兵法》的发现。这一重大发现，在文物、考古以及历史学界将引起广泛的重视。《孙武兵法》和《孙膑兵法》同时发现，顺利地解决了中外学术界长期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即《孙子兵法》完全是春秋孙武的兵书，未夹杂战国孙膑的著作。我们哲学史工作者也为此感到十分欣庆。二

孙膑比孙武晚了一百多年。孙武略相当于孔丘时代，孙膑则与孟子、商鞅同时。

春秋时奴隶制正在崩溃，封建制刚刚形成。孔丘的政治目标在为奴隶制打气，力图挽救其危亡，不使它一败涂地。战国时期，奴隶制已被六国各自建立的封建制所代替。奴隶制已成为残余势力，封建制已成定局，奴隶制的拥护者的政治目标是寻找机会进行复辟。

再从政治形势看，春秋时的大国，如五霸的政治势力虽已凌驾于周天子之上，各小诸侯国不得不听命于大的诸侯国，而大诸侯国尚不敢把周天子一脚踢开。战国时期，由于多年的兼并战争，各诸侯国分别被几个大国消灭掉，到了中期只剩下十几个国家，最后只剩下七国。这七国之中，秦、齐、楚势力最大，他们所争的，已不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样的霸权，他们所追求的是由他们亲手统一全中国，建成统一的封建王朝。

战国时期，各个大国都想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势力，统一全中国，但一下子谁也没有这个力量，谁也吃不掉谁。秦国的根据地虽然在陕西，却从未忘记向东方发展。秦、齐两国一度相约不称王而称“帝”，秦称“西帝”，齐称“东帝”。楚国把附近的小国一个一个消灭了，成为七国中领土最大的一个，也在想独霸中国。《孙膑兵法》也透露了当时统一全中国的新形势。它说：夫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

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

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止），此王者之将也。

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差不多都表达了统一全中国的愿望。难道这仅仅是他们的主观梦想吗？我们不能这样看。主观愿望也需要有一定客观条件为根据。一百年前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这样想呢？在春秋时期，楚国国君打听一下周王朝的鼎的轻重大小，便被保守派斥为“大逆不道”，遭到申斥。战国时期，各大国称雄称霸，都要求统一全中国，在客观上已有了可能。就看谁的力量大、条件好，由谁去完成它了。

这个条件，就是建立的封建制度比较完善，消灭奴隶制残余比较彻底，堵住奴隶主阶级复辟的一切道路。历史发展表明，这方面秦国做得比较好，所以最后由秦国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使命，并不是偶然的。

实现统一，经济上要巩固，政治上要稳定，还要兵力强大。因为最后完成统一，总要通过战争，靠纵横捭阖的政客手腕是不行的。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指导思想是法家的理论。法家指出建设国家的基本路线是发展农业生产和壮大兵力。这就是从吴起、商鞅以来不断提倡的教民耕战的政策。在战国时期，只有通过武力才能消灭分散割据的局面，只有消灭了各国分散割据的局面，才更有利于生产发展，生产力才能进一步解放。也只有实现统一，消灭各国旧贵族，才可以更彻底地禁绝奴隶主复辟的可能。

孙膑是军事专家，没有多讲政治理论，不像商鞅、韩非为了集中全力打击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提出了整套的法家政治路线。孙膑的书只是战国中期关于战争的规律和战争经验的总结。这里的规律只是指用兵之道，不是指对战争的性质、战争的产生和消亡的认识，但在客观上，它是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服务的，是为统一全中国提供条件的。这种人正是孟轲为之咬牙切齿，主张要处以极刑的人（“善战者服上刑”）。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既然和他势不两立，就可以断定他是进步的，是反儒家路线的，是站在法家一边的。

关于孙膑这个人在当时的历史作用，还可以从《史记》中看出一个大致轮廓：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

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

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膑）、田忌之徒，

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司马迁对孟轲的不被重用，言辞间有些惋惜，但他毕竟对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斗争形势勾画出两条对立的路线。以孟轲为代表的儒家，遭到失败；站在儒家对立面的法家，如商鞅、吴起、孙膑、田忌，则推动了封建社会前进，使他们所在的国家收到富国强兵的实效。三

在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孙膑和其他法家一样，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解决问题。这种思想对于促进当时封建国家统一是必要的。他说：战胜而强，今故天下服矣。昔者神戎（农）战斧遂（疑为传[3]

说中的地名），黄帝战蜀禄（涿鹿），尧伐共工，舜伐□管（疑

为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商奄反，故周公浅（疑为伐字）

之。

孙膑列举古代历史及传说中的“圣王”，都是通过战争战胜了敌人，而统治天下的（“天下服”）。“圣人”尚且不能避免战争，一般的统治者就更不用说了。孙膑接着说：故曰：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而）我

欲积仁义，式礼乐，垂衣常（裳）以禁争夺，此尧舜非弗欲也；

不可得，故举兵绳之。

这是说光靠仁义、礼乐来治理天下，不用战争，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也办不到，只有用战争来解决问题。孙膑这里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儒家孔孟的“仁义忠恕”之道与“和为贵”的思想，但矛头所向，确是直接指向儒家的。儒家到了战国时期处处与法家唱对台戏。法家把耕战政策作为治国的根本路线，儒家则叫嚷讲打仗的要“服上刑”。因为当时的战争，从总的趋势看，是走向统一的战争，而儒家则主张分封割据，以利于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活动，所以反对打仗。儒家还提出开垦荒地、发展生产的也应受到重罚，因为“辟草莱，任土地”，势必破坏井田的疆界。疆界（阡陌）一废弃，复辟奴隶制的井田制就更没有指望了。

孙膑首先肯定战争不可避免，也不应避免。古代五帝三王没有不用兵的。但是对于从事战争，却主张慎重。《孙武兵法》主张对战争的行动要慎重，不能有丝毫大意，它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孙膑兵法》也有类似的见解，它说：夫兵者……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

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

这里讲的“战胜则所以存亡国而继绝世”，意思是说可以挽救国家的灭亡，与孔丘的复辟奴隶主的“兴灭国，继绝世”意义不同。战不胜，轻则削地，重则亡国，所以要慎重（“不可不察”）。以用兵为儿戏，掉以轻心而失败的，不是没有，如赵奢的儿子赵括，尽管他“善读父书”，结果却使赵国遭到覆军杀将的失败。无论孙武还是孙膑，他们都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深知用兵的利与害，所以主张慎重。《孙膑兵法》又说：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

而后动。

这是说用兵要持慎重的态度，不顾主客观的诸种条件进行战争的，反会遭到失败的耻辱。

孙膑说：“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齐二三世其忧矣。”齐国当时还是大国，而且在孙膑的指挥下，确也打过几个胜仗，但是孙膑看到齐国“穷兵”，连年作战带来隐忧。果然到了齐湣王时，表面上一度强盛，到后来却败于燕国，以致身死国破，齐国从此衰落。这与《孙武兵法》讲的，“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意思是一样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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