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泳何,怀宏等
出版社：中南博集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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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而不惊：舆论监督倒推改革试读：
微博：看客如何实现落地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围观，在汉语的语汇里，本来是个贬义词。究竟发生了一种怎样的过程，使得这个词在当下被赋予如此向上的力量？
围观：曾经令人生厌的看客
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鲁迅，一直极为担忧旁观者——鲁迅称之为“看客”。人人都熟知鲁迅因为看到中国人围观枪毙犯人的场景而决定弃医从文的故事：“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一段名言已被引用了无数次。对鲁迅而言，冷漠，而不是偏见，是中国最麻烦的事情。死刑现场的围观人群不但几乎和加害者一样令人厌恶，而且似乎更该坚拒。一次偶然的“看客”事件，使得鲁迅决心以毕生精力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
而哈维尔讲过在20世纪70年代的布拉格接待西方“看客”的故事：他们如此热切地想要表示对一个真正的“异议分子”的支持。虽然这种友好姿态让哈维尔心存感激，但他也说到，当西方人问“我们能为你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备受挫折。对哈维尔来说，这样问意味着只有异议者而不是提问者的命运受到威胁。哈维尔写道：“难道对我的逮捕不是对来访者的一种攻击吗？……难道对布拉格的一个人的毁灭不是对所有人的毁灭？”
哈维尔的这一发问，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德国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批评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兴起的过程中毫无作为的那段话：“当纳粹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当他们追杀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当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站出来说话——我不是工会成员；当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要追杀我，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其实，尼莫拉牧师所要表达的核心意思就是，人类是一个人类共同体，他人的不幸也就是你的不幸。可以说，“围观”一词所蕴含的局外人姿态，曾经有着诸多的贬义色彩。在很长一个时期，它是看客文化、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代名词。
旁观者效应：集体冷漠
看客也可以称之为“旁观者”，指的是某个事件的观察者，距离此事件足够近，如果他（她）选择介入，就能够以某种方式介入。
说到旁观者，不能不令人想起一个社会心理学术语“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这一心理学现象指的是，在紧急情况下，个体在有人在场时，出手帮助身处困境者的可能性降低，援助的几率与旁观者人数成反比。换句话说，旁观者数量越多，他们当中任何一人进行援助的可能性越低。
1964年3月13日，28岁的凯蒂·吉诺维斯下班回家，快到公寓门口时，被一个男人攻击并杀死。从凌晨3：20到3：50，受害人多次呼救，但公寓附近听到她呼喊的数十人中没有一位报警。这起谋杀是心理学入门书中有关旁观者效应最常引用的例子。它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当年3月27日，《纽约时报》上刊出了一篇标题大意为“38位谋杀目击者无人报警”的报道，称在长达半个小时的受害者被残害的时间里，38位令人尊敬、遵纪守法的纽约市民，竟然没有一人打电话向警察报警。其中一位目击者在事后向记者解释其行为时说：“我不想搅入这件事中。”（后来的一些调查表明，《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有诸多失实的地方，比如目击者并没有那么多，而且没有一个人从头到尾目睹了整个过程。）《纽约时报》的阿贝·罗森塔尔（后来他做到这家报纸的总编辑）后来出版了《38位见证人——吉诺维斯案》一书，试图解释这种怪象的成因：“为什么当吉诺维斯小姐遭到袭击时，38位邻居没有拿起电话报警？没人说得清楚。这些目击者本人也说不明白。可以设想，他们的冷漠完全是大都市众生相中的一种。这几乎是一种生存所需的心理：如果一个人周围生活着数百万人，这必定带给他生存上的压力，而防止这些人的侵犯的唯一办法就是尽量漠视周围的人群。生活在纽约和其他大城市中，人们对邻居及其困难的漠视是他们条件反射似的思维所致。”
这种解释看上去很有道理，但人类思维与行为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两位社会心理学家比伯·拉塔内和约翰·达利试图探究更深层的原因，通过一系列经典的心理实验，他们发现了“旁观者效应”的存在。在一个实验中，拉塔内和达利让一个学生独自待在一个房间里，然后假装癫痫病发作。当隔壁房间里只有一个人时，听到声音后，他有85％的可能性会冲进这位学生的房间提供帮助。但是，当实验对象觉得还有其他4人也听到了声音时，他们去帮助这名学生的可能性只有31％。在另一个实验中，如果有人独自看到黑烟从门下冒出，他有75％的可能性要去报警，但如果他与一群人在一起时，去报警的可能性就只有38％。
该如何解释这种效应？拉塔内和达利认为，首先，其他人的在场造成了责任的扩散。因为还有其他观者，个体不会感受到强大的压力去采取行动，因为采取行动的责任由所有在场的人分担了。其次，人们想以一种正确的、能得到社会承认的方式表现自己。当其他观者没有反应时，个体会将此作为一个信号，认为自己也没必要做出反应，或者认为自己的反应会不妥当。研究者发现，当某个情境具有比较大的模糊性时，观者介入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减少。
旁观者效应的存在，表明集体冷漠可能成为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当他人迫切需要帮助之时，社会上却存在着一种不作为或者低回应的集体倾向，好像事情根本不曾发生或者慢慢就会过去一样。这种现象侵蚀着人们的行动欲望，消解着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人们积极地把自己同其他人的麻烦隔绝开来，变成旁观者，束手无策地坐在那里目睹权利的受损。
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
然而，互联网时代赋予围观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意义，这是围观在互联网时代的进化结果。这种进化，我称之为一个“围观即参与，分享即表态”的过程：新闻跟帖、博客转帖、推特（Twitter）转推、短信转发，乃至SNS上的文章、照片与视频分享，形式有别，功能各异，但网民每一次简单地按下按钮，都等于一次理性的民主投票。一个两个人一次两次的按键并不起眼，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舆论的力量却可以经由“网聚”而产生。
正是这种“网聚”的力量造就了“围观政治”。与心理学实验的个案取向不同，在中国的很多情境中，冷漠不仅是个人选择，而是与社会的结构条件有关。无动于衷很可能是支配性的价值与政策的产物，而不是个人的麻木无情所致。在这个意义上，“围观政治”是目前中国独有的政治景观，如《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2日社论《网络围观中有升级公众参与的机会》所说：“空有雪亮的眼睛，而没有畅快的言说，乃至决议的行动，只能令参与变成静默的大多数。”
缘此，网络围观虽然来自隐约萌动的公共参与精神，但它也仅能称为一种最低限度的公共参与，因为它距离共识之上的决策与行动还非常遥远。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低估网络围观的意义，因为它迥然不同于传统的围观，而是如熊平所说：第一，它与单纯的看客心理不同，表达一种“我在”的立场；第二，它与事不关己不同，表达一种“我知”的诉求；第三，它与暴力革命不同，表达一种非暴力不合作方式，“我能”的博弈。
而且，网络围观的深层意义不仅意味着以上的这些表达，还意味着让人们彼此看见的巨大可能性。刘文瑾说：“在现代社会，人的‘原罪’往往不是无知，而是‘视’而‘不见’。”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看见”的渴望常常引起某些人的恐慌，原因在于，“看见”里面包含了一种不可小视的力量，它是见证的力量，记忆的力量，彼此相顾的力量——在汉语中，“让我们彼此看见”可以表达为“让我们彼此相顾”。
微博的中国意义
表达自己和关注他人，这是个人的两种基本需求，也是微博风行世界并将改变中国的根本原因所在。推特是所有微博的鼻祖，它的发明者如此深刻地洞察了人的这两种需求，并把它们如此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微博在中国有什么意义？它是公民新闻的聚集地，有了微博，任何地方的新闻都变成全国的新闻。它是公共话语的策源地，有了微博，中国破天荒地形成跨越地域和阶层的全国性的公共领域。它也是公民行动的产生地，有了微博，公民得以团结起来。不论在何处，你都能看见中国人走到一起彼此分享，共同工作，或是发起某种公共行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我们的交流工具支持群体对话与群体行动。纵观一年多来的发展，我们可以说，一种可观的微博政治在中国业已形成。
微博政治挑战了一种简单化然而却广泛流行的假设，即认为公民行动者通过运用社会性媒体可以迅速地形成大规模动员和社会变革。事实上，这些信息分享工具和渠道带来的将是更加微妙的社会进步。渐进政治的主张者哈维尔经常用的概念有“反政治的政治”“无权者的权力”“公民的首创精神”等，其实，这说的也就是如何从身边的治理做起。任何人可以从任何地方开始，我把这叫作社会变革的“微动力”。
微动力为什么重要？在过去，少数几个动力十足的人和几乎没有动力的大众一起行动，通常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些激情四射的人不明白为什么大众没有更多的关心，大众则不明白这些痴迷者为什么不能闭嘴。而今天，有高度积极性的行动者应致力于降低行动的门槛，让那些只介意一点的人能参与一点，而所有的努力汇总起来则将十分有力。一封明信片、一个电话、一条黄丝带、一束鲜花，也能汇成强大的呐喊。
最终，艾未未先生的一句话是对的：融化冰川没有别的方法，只有靠中国人的整体热量。（原载《时代周报》第106期）
网络舆论倒逼中国改革
祝华新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当下社会转型期，利益群体分化，利益博弈规则却不够透明和公正。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成为民众利益表达唯一比较顺畅的通道。从湖北巴东邓玉娇案，到武钢徐武案，从工信部强制安装上网过滤软件，到铁道部7·23动车事故的善后处置，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形成了强大压力，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事件的走向。网民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压力集团”。
正如微博网友“梦里惊闻”写道：“如果把政治比成动车，那中国政治就是D3115；如果把民意比成动车，那中国民意就是D301。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是这两趟动车的乘客。”
借助互联网，民意和民怨呼啸而来。在民怨和改革赛跑的形势下，我们尤须提防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否则，发生信息阻滞、信号紊乱和局部运转停顿，这是谁也不愿看见的局面。
互联网“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
目前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为36.2%，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远低于韩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均高于70%）；但中国网络舆论的影响及热烈度绝对是世界上最强的。
4.85亿网民中，只有一部分人发帖、回帖，上微博、发微博的多一些，也不过1.95亿，占网民数的40.2%，占全国总人口的14.2%。也就是说，经常在网上发声的，只有一二成的中国人。但他们通过新闻跟帖、个人博客、BBS特别是微博客，随时发布信息，表达意见。在诸多突发公共事件中，出现了“公民报道者”以及掌握极大话语权的民间“意见领袖”。互联网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进行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维护基本权益的发声平台。中国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
第一类是“公共知识分子”，包括传统的学者（如于建嵘教授）、作家（如韩寒）等。“公共知识分子”关注人权、自由、法治、政治体制改革等社会深层问题，在互联网话语谱系中形成了对传统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冲击，为社会治理秩序的变革揭示了一个新的方向。现阶段这些网络“意见领袖”扮演的角色，是严复那样的启蒙者，而不是康、梁那样的变法实施者或推动者，更不是孙文那样的颠覆者或革命家。网络舆论的某种对抗性，还不等于现实政治的对抗性，互联网对“维稳”的威胁是极其有限的，反过来，“骂娘”恰恰减少了“动手”，“上网”取代或推迟了“上街”。
第二类是新闻媒体的记者。在7·23动车事故前，个别作家型记者如李承鹏（博客累计访问数达2.9亿），社会活动家型记者邓飞（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粉丝合计64万），影响力已经不亚于他们所服务的传统媒体。在7·23动车事故中，传统媒体的官方微博和记者的个人微博以团队阵容脱颖而出，披露了大量事故及救援信息，并激烈批评铁道部的善后处置，成为传统媒体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源，与传统“公共知识分子”并驾齐驱而成为临时性的“意见领袖”。
如杭州《青年时报》官方微博（粉丝32.6万），从7月23日晚事发到7月25日零时，连续发帖116条；两大财经专业媒体财经网（粉丝92.8万）、财新网（粉丝50.8万）的官方微博，也十分活跃。
在日趋严峻的新闻管理中，记者在微博客、博客等“自媒体”发声，找到了第二发声通道。他们比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更接近事实真相，职业媒体人的身份使他们发出的信息可信度较高，因此在各地突发事件中往往成为令政府头疼的角色。
第三类是中高收入阶层，特别是中产阶级和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虽然不像于建嵘那样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经常主动设置议题，却是很多公共议题的热心参与者，以成功人士的身份诠释和强化现代价值观和情感。
7·23温州动车事故，成为一个契机，让中产阶级集体登上网络舆论舞台。其实，此前一天京珠高速的大客车车祸同样严重，41名遇难者多为草根民众，与以往的矿难、农民工职业病、小商贩与城管冲突一样，并未引起主流社会的震动；而动车乘客多为中产阶级，其中一列动车终点站是温州——市场经济的发源地和新中国唯一未被击溃的家族文化大本营。而铁道部为赶通车而匆匆结束救援，掩埋车头又涉嫌毁灭事故物证，更让中产阶级感到惊骇。2010年山西王家岭矿难的救援疑云，只是地方负责人在山野中的蛮干；此次动车事故已是众目睽睽之下，公权力向全社会的挑衅和蔑视。中产阶级精神上受到“二次伤害”，于是乎集体发出悲鸣。连平时极少涉及政治话题的演艺明星，这次也被卷入政治性议题。
据武汉大学传播学教授沈阳统计，在43位微博“粉丝”超过240万的演员明星中，有36位对动车事故表达了关注，关注率达83.7%。“微博女王”姚晨（粉丝1203.9万），为遇难司机辩护，向坚持追问事故责任的媒体致敬，分析政府的危机应对得失，探讨国家科技进步与国民精神温暖的辩证关系。她在动车舆情中的“议程设置”角色，已经相当于“公共知识分子”。连风花雪月型的女歌手伊能静（微博粉丝262.2万），也一反常态地对动车事故善后处置表达了愤怒。继郭德纲之后最有实力的“公民相声”演员王自健在微博宣布暂停演出一周，谈到朋友希望看到这周的段子，他说“我无法就最近的这些事情组织起有逻辑的有幽默感的语言，或者说，这时候除了脏话也说不出什么别的了……”
这次事故中，演艺明星们的舆论影响力，整体超过传统的学者、作家群；而这些演艺明星们，并不属于有完整政治诉求和系统意识形态理念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作为中产阶级中最感性的人群，不平则鸣，对公权力的质疑和离心倾向，值得为政者警思。
第四类是草根民众及其后盾律师群体。网上有一种“罗宾汉情结”，只要涉及官民和贫富之间的冲突，网民往往不辨案情的是非曲直，一边倒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特别是新闻跟帖，以及近年来日趋口水化的BBS，成为草根之怒的宣泄口，“仇官”、“仇富”情绪的垃圾箱。互联网经常成为弱势群体展示伤痕和相互取暖的地方。
河北青年农民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真凶出现，聂母上诉6年无果，网民一直在为聂树斌呐喊。9月11日，几十名律师在石家庄举办座谈会，签署给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院重审聂案的呼吁书。律师们的呼声通过互联网广为传播。
互联网帮助少数普通老百姓成就“杨三姐告状”，解决了某些利益个案，扳倒了个别胡作非为的官吏，有利于缓和基层的官民对峙，减轻草根民众的痛苦。虽然网络舆论的作用力并不足以修复和变更制度，但仍不可低估互联网的“社会减压阀”作用。少数幸运的“杨三姐”，让更多的“窦娥”看到了希望，挽救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信心。正如网友“葱头不是干部”所言：“还在上访的人是相信政府的，还在上网的人是相信法律的。”
危机撬动“社会管理创新”
一次次网络舆论危机，实质是民意通道淤塞、政府应答机制缺失所致的瞬间决堤、垮坝效应。如果政府不能及时疏浚民意通道、理顺应答机制，一味地封堵民意，只会使民怨的海平面越涨越高。
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体制内有识之士，从高发的舆论危机和突发公共事件中警醒，开始上网、用网。
第一，准确研判互联网上的官民隔阂和对峙，以坦诚的姿态促进官民之间顺畅沟通和良性互动。
实际上，正如某党内高级干部所言：“网上很多人，拉一拉就是朋友，推一推就是敌人。”公权力如何对待网民，在很大程度上将压迫或扩大官民对话和合作的空间。
今年3月，在中东“茉莉花革命”的复杂局势中，南京出现了梧桐树风波。地铁建设施工方粗暴放倒了南京主城区不少古老的梧桐树，引起市民不满。黄健翔（粉丝779.2万）、孟非（粉丝447.9万）等南京籍知名网友，在微博上予以谴责。黄健翔建立的“南京的梧桐树”微群，密集发帖3万多条。而草根市民则发起给梧桐树系上“绿丝带”的活动。连海峡对岸的国民党立委邱毅（粉丝110.2万）也在新浪微博表示：将在国民党中常会提案，通过国共对话平台表示关切。南京市市政府对民众的诉求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和认同，迅速出台了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古树名木及行道大树保护的意见》，规定原则上工程让树，不得砍树；确须移植的，报市政府备案；实行“补绿”制度，移一补二，以此平息市民的不满。此后，尽管也出现了3月19日上千市民在南京图书馆前的集会，但抗议人群与现场警察并未发生大的冲突，梧桐树风波最终比较平和地落幕，避免了梧桐树与“茉莉花”的合流。
邱毅在微博发帖赞扬：“很欣慰南京市市政府能对法桐移植问题承诺建立一套‘民主决策程序’，若在以后攸关市民权益的公共政策都能循此模式，多方听取市民的意见，并接受市民监督与聘请专家进行客观评析，将成为大陆各城市的典范。”
第二，互联网激发了政府的神经机能，提高了决策速度，使政府变得耳聪目明，身手敏捷。
在突发事件应对中，上海市市委书记俞正声提出的“速报事实，慎报原因”法则，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概括的“黄金4小时”法则，公安部提出的“慎用警力，慎用警械武器，慎用强制措施”原则，云南省省委宣传部提出的慎用群众“不明真相”、“别有用心”提法，社会学家单光鼐提出的党政一把手到闹事群众中听取意见、不要把警察推在“前边”的建议，这些创新手法，都有利于澄清网络谣言，化解民众对峙情绪，以和谐而不是高压来缔造稳定。
前不久，四川会理县领导考察乡村公路的照片，被天涯网网友发现作了PS处理。网民批评政府弄虚作假，纷纷PS炫技，把会理地方官PS到中外名山大川和各种新闻现场。会理迅速注册了微博账户，向网友道歉，说明是县政府网站工作人员好心办了错事，并公布了全部照片。县领导还以自嘲的心态，和网友们一起欣赏那些PS照片，最后又向网友“讨饶”：感谢大家让我们“免费环游世界”，现在我们已经回到了工作岗位，也请大家把目光转向美丽的会理。这个“悬浮照”事件的政府危机处置，简直是一次漂亮的“反向营销”，真是小地方有大智慧！
目前，围绕突发事件的发生和网络舆论的反弹，政府主管部门和新闻网络管理部门还在“拉锯战”。一旦出了事，主管部门就怪新闻媒体和互联网管理不力，是互联网把地方搞乱了。特别是7·23动车事故以来，面对网上的众声喧哗、群情激愤，可能有人会从另一个方向总结教训，再次陷入对互联网的恐慌不安。其实，动车事故，首先是铁道部的救援不力和处置失当，伤害了民众的感情，然后才轮到检讨媒体和微博是否“失控”的问题。很多负面事件，首先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危机，然后才是舆论危机。打压媒体报道，封堵网络舆论，并不能使政府工作的缺陷消失，而只会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客，形成了对公权力的有效节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近日在协会官网上谈到，“文革”中读到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一段话时十分惊讶：“一个党，不允许有其他声音，这样下去表面上说现在代表着无产阶级，但是当革命的热情在这个官僚体制下被耗尽之后，腐败、堕落、僵化是不可避免的。”宋晓梧呼吁：“如果改革的热情耗尽了，很危险。”而微博上流传的苏联前总理雷日科夫描绘改革启动时1985年苏联官场特征：“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33年前，中国改革以“文革”为反面教材，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劫后余生的老一辈革命家，从国家民族也包括自身的沉浮中，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日益板结，利益格局固化并出现大规模“世袭”，改革推动乏力。在这个时刻，互联网为激活中国社会变革，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道义资源。
第三，互联网教会政府如何面对“意见领袖”，发展“网上统一战线”，习惯与社会“自组织”力量共处与合作。
网络“意见领袖”群体的崛起，让公权力平添了一个从旁监督、说三道四的群体。对此，一些官员出现心理失衡，可以理解，但必须改变。在新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格局下，政府得学会在互联网的杂音中执政，领导干部得学会在网民众目睽睽的“玻璃房”里工作。
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保障人民群众的“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意见领袖”有时能呼风唤雨，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地位或特权，而是他们代表了相当数量拥趸的心声。没有民众的意见，也无所谓“意见领袖”。因此，宽容和倾听“意见领袖”，也是尊重民意，体察民情。当下社会转型期，现实问题成堆，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在基层一些地方，社会矛盾有所激化，“意见领袖”致力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提请政府和全社会警醒。“意见领袖”的批评质疑声，恰恰说明广大民众对政府推行“良政”和“善治”抱有热切期待和坚决支持。
还有一点很关键，在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意见领袖”是政府和民众之间频发利益摩擦和冲突的“社会缓冲层”。政府无论是“维稳”，还是推动体制转型，“意见领袖”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
倾听和包容“意见领袖”，其实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和谐度，也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驾驭复杂局面的气度和自信。
另一方面，“意见领袖”放言立论不乏偏激，他们的勇气和责任感，在彼此的呼应中，有时会与刚愎自用、党同伐异联系在一起。一个健康的舆论生态，对不同意见善于包容也善于批评。求同存异，聚同化异，扶正抑偏。中共对于现实社会的“统一战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何把这一整套经验移植到互联网上，“把支持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毛泽东语），需要政治家的胸怀和高超艺术。
在包容和团结民间“意见领袖”的同时，党和政府需要鼓励体制内人士，包括体制内媒体的记者、编辑、评论员，在网络“自媒体”上大胆发声、大胆议政，从心态到语态向网民靠拢，体察民众的利益诉求，宣讲中共“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宗旨，解释政府公共治理的决策思路，维护为政者的政治伦理底线，在有效的官民互动中，积累人气和公信力，成为体制内“意见领袖”。
以目前活跃在微博客上的实名的最高层级官员蔡奇（“听众”534.9万）为例，这位浙江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对网友自称是“衙门里走出的同学”，中午不休息、晚上迟睡觉发微博，既是向“同学们”报告，也是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梳理。在动车事故发生后，以蔡奇为代表的浙江政务微博群，包括郑继伟副省长（“听众”57.0万），浙江省卫生厅官方微博（“听众”28.6万），温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听众”102.9万），及时通报浙江政府组织救援的信息，率先发出“生命伤不起，该谁来买单”的疑问。
当网上对铁道部的善后处置多有批评的时候，对事故发生地的浙江官场却多有好评，除了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救援努力，网上官民沟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看微博觉得社会矛盾激化到已无可救药，去菜场兜一圈又发现生活还得继续，改革还得再进行一百年”。
9月13日人民网发表“人民网评”，以罕见的诚实和勇气，描绘出当下中国社会的风云激荡，展现了“社会舆论和利益博弈的对抗性与共生性”。
互联网对中国政府的公共治理，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今年中央两次郑重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的议题。网络舆论是监测和研判“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最新鲜、最丰富的信息源，借助互联网改进公共治理，撬动民间社会，促进官民沟通，又是当前成本最小、风险最低的政治体制改革举措。
早在1992年市场经济建设大潮初起的时候，中宣部前部长陆定一曾经感慨：
我们党历史上不懂军事，就老老实实拜“军阀”为师。“军阀”教我们如何修战壕、建司令部。我们学习“军阀”，最终驾驭“军阀”，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我们党现在也不懂市场经济，就老老实实拜“财阀”为师吧。“财阀”教我们如何搞现代企业制度，如何搞资本运作。我们学习“财阀”，最终驾驭“财阀”，一定能取得市场经济建设的胜利。
如果陆定一活到今天，他会不会勉励我们拜“网阀”为师，学习“网阀”，驾驭“网阀”，夺回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客上的话语权，打响互联网上政府公信力的保卫战？
刚性稳定：中国社会形势的一个解释框架
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这次讲的题目是我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过一次演讲中的一个研究，这回我主要是想提供一个理论的框架，增加一点理论的分析。
学界对中国目前的社会形势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动荡说——中国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很多人认为2008年以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学说是稳定说，认为我们国家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并不会发生动荡，中国社会总体上来说是世界上最稳定、最活跃的政体，这一点恰恰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最近我们常会看到一些主流的学者，说中国是后发达国家的榜样。到底中国社会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今天就想对中国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做一个分析。
我的观点是，中国现在的确发生了一些社会冲突事件，但总体而言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制的有效性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这种稳定是一种刚性的稳定，具有十分巨大的社会风险。为防范中国发生较大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变革。
围绕这个观点我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到底发生了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认识中国目前的刚性稳定，第三个问题是怎么办。
我认为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虽然因利益冲突引发的维权活动和因社会心理失衡发生的社会泄愤事件，对社会秩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
一般讲到社会稳定的时候，都是针对群体性事件而言的。群体性事件一般认为它有非法性，可能会带来某些社会秩序的变化。去年一年来，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我们先对此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中国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有工人、农民的维权，有社会泄愤事件，也有骚乱。各群体维权的主要诉求，分析一下，会发现，在农民群体中，主要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农村维权抗争的焦点，经过大量的研究发现土地问题占到农村问题的60%以上；与农民维权的诉求不同，劳资冲突是工人维权的主要诉求；对于城市市民来说，业主维权是市民维权的主要议题。
这些维权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也就是说，目前中国维权的问题主要是利益问题，而不是权力问题。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张德江同志对于目前维权问题的判断。2007年5月张德江向国家领导汇报的时候说，广东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矛盾。这句话不好听，但是他讲对了，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活动主要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他们不是要执政党的权力，而是要你给他利益。
第二，是规则意识大于权利意识。这个观点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哈佛大学的裴宜理教授提出来的。她在2007年写了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说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判断中国会崩溃，为什么中国没有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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